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大民一终字第010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辽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8—87号。
法定代表人：刘建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莉梅，辽宁君广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镇人民政府湾浦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湾浦村。
负责人：高峰，村书记。
委托代理人：金戈，辽宁金健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辽宁省大连海洋渔业集团公司，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
法定代表人：刘建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马超，辽宁君广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镇人民政府湾浦村民委员会（简称湾浦村委会）与原审被告大连辽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辽渔建设公司），第三人辽宁省大连海洋渔业集团公司（简称辽渔集团公司）排除妨害纠纷一案，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5日作出（2015）甘民初字第00184号民事判决，原审被告辽渔建设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委托代理人王莉梅、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金戈，原审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马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湾浦村委会一审诉称：2008年7月，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办事处（原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镇人民政府）和第三人辽渔集团公司签订了《征海协议书》，将位于第三人原防波堤外侧与新建防波堤内侧678919平方米海域征用给第三人使用。上述海域使用权原本由原告享有。原告持有的《滩涂浅海管养执照》载明，原告使用海域范围为从夹沟与大马礁连线到第三人辽渔集团公司铁路门，《征海协议书》所涉及的新建防波堤内外两侧均包括在内，虽然新建防波堤内侧海域被征用给第三人，但新建防波堤外侧墙体及海域使用权仍归原告所有，此点毋庸置疑。2009年10月14日，第三人出具《海域使用说明》，证明其只有内侧海域使用权，外侧与其无关。然而，2010年10月20日，第三人下属的被告辽渔建设公司与贾政、苗伟、王建军签订《辽渔集团防波堤外侧养殖协议书》，将上述防波堤外侧墙体及连接海域用于与上述人员合作发展养殖业，并干扰原告村民使用防波堤外侧海域，侵权行为持续至今，公然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决被告辽渔建设公司停止侵害原告对防波堤外侧海域享有的使用权，停止在后建的防波堤外侧海域从事养殖作业和干扰原告村民使用防波堤外侧海域的行为。
被告辽渔建设公司一审辩称：一、原告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其诉讼主体不适格，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6条规定：“国家建立海域使用权登记制度，依法登记的海域使用权受法律保护。”本案原告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是案涉争议海域的合法使用权人，案涉《征海协议书》也并非原告与本案第三人所签，因此，原告关于对案涉争议海域享有合法使用权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二、被告从未在案涉防波堤外侧海域从事养殖作业，未干扰过任何单位和个人合法使用案涉争议海域，原告也未说明其在案涉争议海域享有何种合法权利在行使时受到了被告的妨害，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辽渔集团公司一审述称：同意被告的第一点意见。对于原告陈述的事实，第三人不清楚。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大连市甘井子区水产局于1985年12月3日颁发的第22号滩涂浅海管养执照载明，管养单位为大连湾乡大连湾扑捞场村，管养范围从夹沟与大马礁连线到大连海洋渔业公司铁路门。
另查，第三人（乙方）曾与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办事处（甲方）签订《征海协议书》：将现防波堤外侧与拟新建防波堤内侧678918平方米海域征用给第三人使用。2009年10月14日，第三人出具《海域使用说明》：2008年7月，我公司与大连湾街道办事处签订了征海协议书。施工结束后，我公司征用海域线外侧（防波堤外侧）水域的使用与我集团公司无关。
再查，2013年10月24日10时26分，原告村民姜元生到大连湾边防派出所报案称，其在捕捞大连湾黄海渔业海域承包养殖的海参时遭到别人的阻拦，后派出所组织警力展开调查。调查中曾对王建军进行询问，王称其是辽渔集团护坝人员，与辽渔建设公司存在看护合同，在坝边养殖海参，并向派出所出示其与被告在2010年7月20日签订的《辽渔集团防波堤外侧养殖协议书》。被告对于王建军身份及其陈述事实不予认可，并称其并不认识王建军，亦未签订过《辽渔集团防波堤外侧养殖协议书》。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国家对捕捞业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结合到本案，原告所持有的《滩涂浅海管养执照》虽未换领新证，但结合当地各村从事海域管养惯例、海域养殖补助费发放依据及其他历史原因，一审法院可以合理认定原告对于案涉新建防波堤外侧海域享有管养等权利。原告据此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其次，本案为侵权纠纷，原告应向实际侵权人主张权利，现其要求被告承担排除妨害等债权责任，应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告实施或指使他人实施过相应侵权行为。然而，其提供的公安卷宗中涉及的违法行为人为王建军，《辽渔集团防波堤外侧养殖协议书》为复印件，且被告不予认可，亦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王建军与被告存在关联或受被告指使，故原告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原告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镇人民政府湾浦村民委员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
辽渔建设公司上诉的理由及请求是：一、被上诉人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其诉讼主体不适格，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被上诉人起诉；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等法律颁布后，大连湾捕捞场村未按规定取得相关海域使用权证，其对于案涉争议海域已不享有合法使用权。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并据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三、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对案涉争议海域享有“管养等权利”系认定事实错误，缺乏法律依据，且势必会引发案涉争议海域新的权属之争以及该海域管理上的混乱。故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起诉；2、确认被上诉人对案涉争议海域不享有海域使用权及“管养等权利”，并据此驳回其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湾浦村委会二审答辩认为：关于主体不适格的问题，被上诉人持有的《滩涂浅海管养执照》载明的“大连湾乡大连湾扑捞场村”是本案被上诉人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镇人民政府湾浦村民委员会，这一点，实际上是常识，大连湾地区所有的人都知道大连湾扑捞场村就是现在的湾浦村委会，它以前的名字是大连湾扑捞场村，现在是湾浦村委会，因此《滩涂浅海管养执照》载明的就是本案的被上诉人，上诉人对该涉案海域有使用权。本案是侵权纠纷，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湾浦村有对涉案海域进行管养的权利，一审法院的判决也没有认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构成侵权，也无需排除侵害，至于涉案海域从夹马沟与大石礁连线到第三人的线路归谁管理，上诉人没有权利，也没有依据要求法庭认定，不是本案应当解决的问题。
原审第三人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
本院补充查明：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交了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镇人民政府湾浦村民委员会是由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镇人民政府大连湾捕捞场村民委员会更名而来。上诉人和第三人质证认为，这份证明只是一份证言，没有提供相应的捕捞场村在1996年后更名为湾捕村的原始文件，包括大连湾街道办事处的变更文件，以及上一级行政机构的有效批复文件，所以不能够证明本案的被上诉人湾浦村民委员会就是大连湾捕捞场村民委员会更名而来，这是一份无效的证明。退一步讲，即使这两个机构存在更名关系，根据我国九十年代颁布的渔业法和海域管理法，更名以后也应该及时到相应的海域管理部门办理海域使用权的更名登记。经过二十多年，被上诉人并没有进行过任何登记，也没有按照上述法律规定缴纳过海域使用费，也不能证明本案的被上诉人就是管养执照上的捕捞场村，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就是该管养执照上的权利人。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的规定，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必须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国家建立海域使用权登记制度，依法登记的海域使用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其对案涉争议海域享有使用权的依据是大连市甘井子区水产局于1985年12月3日颁发的《滩涂浅海管养执照》，该执照颁发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施行前，但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二条对涉及被上诉人使用的海域使用权取得作出明确规定，即应当经当地县级人民政府核准后方能取得海域使用权。现被上诉人持有《滩涂浅海管养执照》，主张对案涉争议海域享有使用权，显然没有法律依据，故不能依据被上诉人持有的《滩涂浅海管养执照》确认其享有案涉海域的使用权，不能证明其与本案诉争海域有直接利害关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5）甘民初字第18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镇人民政府湾浦村民委员会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被上诉人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镇人民政府湾浦村民委员会已预交），退返被上诉人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镇人民政府湾浦村民委员会；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上诉人大连辽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已预交），退返上诉人大连辽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杨学超
审 判 员 王 虹
代理审判员 王 媛
二〇一五年八月七日
书 记 员 陈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