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晋07刑终188号
抗诉机关（原公诉机关）榆社县人民检察院。
原审被告人张星，男，1987年5月5日出生，汉族，山西省榆社县人，大专文化，无业，住榆社县。被告人张星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5年4月9日被榆社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15日被取保候审。2016年4月28日榆社县人民法院决定对被告人张星继续取保候审，又经榆社县人民法院决定于2016年7月12日被逮捕。2017年6月4日因一审所判刑期已到被取保候审。
榆社县人民法院审理榆社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星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2016年7月14日作出（2016）晋0721刑初9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公诉机关榆社县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原审被告人张星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6日作出（2016）晋07刑终217号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榆社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2日又作出（2016）晋0721刑初45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公诉机关榆社县人民检察院再次提出抗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晋中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白永兰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张星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榆社县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张星于2011年经他人相邀到安徽省合肥市以做项目为名，加入一名为“连锁经营”的传销组织，成为其同学榆社人宁某的直接下线。该传销组织采取五级三进制，五级分为实习业务员、组长、主任、经理、老总。以购买份额获得加入资格，以自己购买份额及所发展的直接或间接人员所购买份额累计决定其相应级别。购买第一份额需交纳3800元，其中含500元的礼品钱，实际没有礼品，从第二份起至第21份，每份为3300元，购买21份共需交纳69800元，如一次性购买21份，传销组织会返还购买人19000元，实际需交纳50800元。购买1-2份为实习业务员，购买3-9份为组长，购买10-64份为主任，购买65-599份为经理，购买600份以上为老总。一个传销人员最多可发展三名直接下线，传销人员加入传销组织后在上线的安排、指导下，采用欺骗方法以联系亲戚、朋友到传销组织所在地做生意、帮忙等为由，将他人诱骗至传销组织所在地，后传销组织派人带领被诱人员接受传销组织人员所谓的讲解，诱骗他人接受“连锁经营”，“自愿”加入传销组织，新加入人员再以相同的方法诱骗他人加入，以此发展下线人员，下线人员再发展下线人员。被诱骗人员经“洗脑”，决定自愿加入“连锁经营”传销组织后，便筹集资金，在传销人员的带领下将现金存入以自己名义办的银行卡内，后将银行卡、密码、身份证交给所谓的“申购总管”。发展下线人员后传销组织会返还一定金额的返利，直接发展一名交足21份金额的下线人员可获返利约6000元，同时给其直接上线人员返利约1000元，越往下返利越少。被告人张星发展的直接下线人员为榆社人张某4、马某及巨晓斌，三名下线人员分别投资21份，每名下线人员又发展了人数不等的直接、间接下线及再往下层次的下线人员。该传销组织由2012年下半年转移至河南省新乡市，后又转移至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西航花园小区内继续进行传销活动。2013年9月被告人张星据其本人及所发展下线人数投资份额累计上升为老总级别，被告人张星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数共计45人。资金累计：1935400元（因没有巨晓斌、马某、安某、杨某3四人的证言也没有缴款凭证等佐证，故不能确定金额）。被告人张星升为老总级别后在传销组织中起组织、领导作用。
原审法院据以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一）物证、书证
1、笔记本十本，证实：该组织的整个运作流程，具体记录生活经营管理二十条（1号2号笔记本及崔某1号笔记本），记录基础培训（3号笔记本），记录工作时间流程、名字、短号（4号笔记本及崔某2号笔记），记录传销与连锁经营的区别（5号笔记本），记录高起点框架、高起点版本（6号笔记本），记录姓名、短号（7号笔记本崔某3号笔记）。
2、归案情况说明，证实：2015年4月8日传销人员乔国强等人将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犯罪嫌疑人张星扭送至榆社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3、身份材料，证实：被告人张星的身份情况。
4、被告人张星银行交易记录，证实：张星2014年6月至2015年4月的银行收、支明细。
5、受害人（证人）银行查询明细，证实：赵某3、郝某1、田某、白某1、崔某的银行开卡、储蓄明细。
（二）证人证言
以下41份证人证言,证实被告人张星直接或间接组织他人参加传销组织的过程、每人投入的份额、按投入计算份额、以份额确定层级进行返利、“五级三晋制”的运作模式、上线对下线的逐级管理制度、发展上下线情况。
1、证人乔某1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是安某，安某直接上线是王某11，王某11系张星的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21份50800元；张星在传销组织中属“老总”级别、组织人数达四、五十人，获利后张星出来单干。7本笔记本是在传销组织瘫痪后搬家时收集到的。被告人张星系被其扭送至公安机关。
2、证人田某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是王某2，王某2直接上线是杨某3，杨某3系张星的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21份50800元；张星在传销组织中属“老总”级别，获利后出来单干。
3、证人张某1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是张某3，张某3直接上线是张某2，张某2系张星的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21份50800元；张星在传销组织中属“老总”级别，负责收钱，张星的直接下线张某4、间接下线王某11和张某5负责对该传销组织进行管理。
4、证人裴某1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是杨某1，杨某1直接上线是张某4，张某4系张星的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21份50800元。
5、证人王某1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是杨某1，杨某1直接上线张某4，张某4系张星的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21份50800元。
6、证人常某1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牛某，牛某直接上线是王某3，王某3系张星的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21份50800元；被告人张星负责收钱和对传销组织进行管理。
7、证人常某2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是常某1，常某1直接上线是牛某，牛某系张星的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21份50800元。
8、证人王某2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是杨某3，杨某3直接上线是巨晓斌，巨晓斌系张星的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21份50800元；张星在传销组织中属“老总”级别。
9、证人王某3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是王某2，王某2直接上线是杨某3，杨某3系张星的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21份50800元。
10、证人牛某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是王某3，王某3直接上线是王某2，王某2系张星的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21份50800元。
11、证人赵某1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马某，马某直接上线张星；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21份50800元。
12、证人郝某1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是赵某1，赵某1直接上线是马某，马某系张星的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21份50800元；张星在传销组织中属“老总”级别。
13、证人乔某2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是乔某1，乔某1直接上线是安某，安某系张星的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21份50800元；张星在传销组织中属“老总”级别。
14、证人郭某1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是薛某2，薛某2直接上线是裴某2，裴某2系张星的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21份50800元；张星在传销组织中属“老总”级别，负责传销组织参与人的学习、会议，对新加入人员发展下线出谋划策、对下线人员领导。
15、证人郭某2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是王某11，王某11直接上线是张某5，张某5系张星的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7份23600元；张星在传销组织中属“老总”级别，张星的间接下线王某11负责接待新人、下线不稳定时说服继续留在传销组织。
16、证人温某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是王某5，王某5直接上线是王小玲，王小玲系张星的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21份50800元；张星在传销组织中属“老总”级别。
17、证人薛某1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是薛维生，薛维生直接上线是薛某2，薛某2系张星的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11份36800元；张星在传销组织中属“老总”级别，张星负责团队发展下线、组织学习、会议、出谋划策。
18、证人王某4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是王某5，王某5直接上线是王小玲，王小玲系张星的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11份36800元；张星在传销组织中属“老总”级别，张星的三条直接下线张某4、马某、巨晓斌。
19、证人王某5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是王小玲，王小玲直接上线是王某11，王某11系张星的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21份50800元；张星在传销组织中属“老总”级别。
20、证人乔某3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是乔某2，乔某2直接上线是乔某1，乔某1系张星的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21份50800元；张星在传销组织中属“老总”级别。
21、证人薛某2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是王某6，王某6直接上线是张某5，张某5系张星的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21份50800元；张星在传销组织中属“老总”级别及对下线管理情况。
22、证人张某2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是赵某2，赵某2直接上线是田某，田某系张星的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21份50800元；张星在传销组织中属“老总”级别及对下线进行管理。
23、证人张某3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是张某2，张某2直接上线是赵某2，赵某2系张星的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21份50800元；张星在传销组织中属“老总”级别。
24、证人李某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是巨晓斌，巨晓斌系张星的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21份50800元；张星在传销组织中属“老总”级别。
25、证人鹿君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李某，李某直接上线巨晓斌，巨晓斌系张星的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21份50800元；张星在传销组织中属“老总”级别。
26、证人赵某2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是田某，田某直接上线是王某2，王某2系张星的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21份50800元；张星在传销组织中属“老总”级别。
27、证人王某6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是张某5，张某5直接上线是张某4，张某4系张星的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21份50800元；张星在传销组织中属“老总”级别。
28、证人王某7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是乔某1，乔某1直接上线是安某，安某系张星的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21份50800元；张星在传销组织中属“老总”级别。
29、证人王某8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是王某1王某12直接上线是乔某3，乔某3系张星的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11份36800元。
30、证人王某9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王某8，王某8直接上线王某1王某12系张星的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21份50800元。
31、证人王某10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是王某9，王某9直接上线是王某8，王某8系张星的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12份40100元。
32、证人任某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是郝某1，郝某1直接上线是赵某1，赵某1系张星的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21份50800元；张星在传销组织中属“老总”级别。
33、证人赵某3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是赵某1，赵某1直接上线是马某，马某系张星的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21份50800元。
34、证人乔某4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是赵某1，赵某1直接上线是马某，马某系张星的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3份10400元；张星在传销组织中属“老总”级别。
35、证人张某4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是被告人张星；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21份50800元；张星在传销组织中属“老总”级别。
36、证人张某5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是张某4，张某4系张星的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21份50800元；张星在传销组织中属“老总”级别，张星负责传达高某、尚志清、郝某2的指示。
37、证人王某11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是张某5，张某5直接上线是张某4，张某4系张星的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21份50800元；张星负责保管下线的钱和给下线抽钱。
38、证人裴某2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是杨某1，杨某1直接上线是张某4，张某4系张星的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21份50800元；张星在传销组织中属“老总”级别。
39、证人杨某1的证言，称：其直接上线是张某4，张某4系张星的直接下线；其投资传销组织份额为21份50800元；张星在传销组织中属“老总”级别，且传销组织在刚开始的七天去那都有人跟着。
40、证人白某1的证言，称：其是2013年6月份加入的传销组织，是王某6的下线。其资金传销组织份额为7份23700元。
41、证人崔某的证言，称：其是2013年5月加入的传销组织，张某5是其直接上线，其投资21份50800元。
（三）被告人供述
被告人张星的供述，称：2011年6月其在安徽省合肥市加入了一个叫“连锁经营”（也叫资本运作）的传销组织，2012年9月该传销组织转移到河南省新乡市，2012年11月又转移到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西航花园小区。该组织通过购买份额获得加入资格，加入后又通过发展下线进行份额累计而返现获利，并通过“五级三晋制”的管理模式运作。其发展张某4、马某、巨晓斌三人为其直接下线，后该三人又发展了张某5、王某11、杨某1、安某、赵某1、杨某3、李某、鹿君、田某、王某2、郭某2、乔某4、郝某1等人为其间接下线。2013年9月成为传销组织的“老总”，持有大概610份份额，组织人数有20多人，由此获利20余万元。
(四)辨认笔录
证实：经组织参与传销人员田某、杨某1、郝某1、张某2、乔某1、王某3、赵某3、常某1、乔某2、牛某辨认，辨认出张星是领导“连锁经营”传销组织的人，同时辨认出该传销组织的层级结构为五级三进制，五级分别为实习业务员、组长、主任、经理、老总。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星的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告人张星在到案后能如实供述其基本犯罪事实，可认定为坦白，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当庭表示悔罪，主动缴纳罚金，且被告人张星在发展下线人员过程中，主要采取了引诱的方式发展下线，情节较轻，故可酌情从轻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以被告人张星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原公诉机关榆社县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主要抗诉意见是：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采信错误。①张星参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期间，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57人，收取传销资金累计最少为2154200元。②原审法院认定王某9、王某1、王某8三人缴纳资金数额有误，从而认定45位传销人员缴纳资金累计1935400元错误。2、原审法院对张星量刑严重不当。①认定“坦白”错误。②认定“犯罪情节较轻”错误。③认定传销人数和收取资金数额错误导致对张星量刑畸轻。3、原审法院程序违法。原审法院对张星缴纳罚金的事实未组织质证，违反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晋中市人民检察院支持该抗诉意见。
原审被告人张星于本次二审当庭发表的主要意见是：其对抗诉书表述的其下线人数和缴纳金额有异议；其行为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及恶劣影响；其系初犯；其也是受害者；其认可一审法院对其的定罪和量刑。
经审理查明，原审被告人张星加入名为“连锁经营”的传销组织后，采取诱骗方式直接或间接发展46名以上人员参与传销活动，相关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2001100元以上，张星本人在该传销组织中达“老总”级别（其层级在三级以上），其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
本院对经原审法院庭审质证并由原审法院罗列于原审判决书中用以证明上述内容的相关证据，也予采信。但原审判决书引用证人王某8、王某9、王某10证言中所称的其向传销组织缴纳资金的具体数额有误，应纠正为：王某8称其向传销组织缴纳资金29600元，王某9称其向传销组织缴纳资金29600元，王某10称其向传销组织缴纳资金32600元。
此外，晋中市检察院还于本次二审当庭提供了榆社县人民法院出具的扣押清单和收据，以证明张星缴纳罚金3万元，经庭审质证，张星无异议，故对该两份证据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1）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星加入传销组织后,又引诱他人参加传销组织并缴纳传销资金，其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其层级在3级以上，张星在该传销组织中达“老总”级别，起到了一定的组织、领导作用，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2）关于抗诉机关榆社县人民检察院所提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采信错误的抗诉意见，首先，关于张星的直接或间接下线人数，侦查机关对证人乔某1等41人制作了询问笔录，证明该41人系张星的直接或间接下线；且虽然侦查机关没有取得巨晓斌、马某、安某、杨某3的证言，但原审被告人张星在侦查阶段认可该四人系其直接或间接下线，相关证人证言也可佐证张星的该项供述，故可以认定巨晓斌等4人系张星的直接或间接下线；此外，虽然侦查机关未取得证人杨某2（杨某3之父）的证言，但结合张星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及证人田某、王某2的证言，可以认定杨某2也系张星的间接下线；抗诉机关还认为王某12等12人系张星的间接下线，但因仅有其他参与传销人员称王某12等人系张星下线，而侦查机关并未取得王某12等12人的证言，原审被告人张星又当庭否认该12人系其下线，也无其他客观性证据印证有关传销人员的说法，故现认定王某12等12人系张星下线的证据不充足；综上分析，认定张星的直接和间接下线人数在46人以上。其次，关于张星的下线所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在案证据证明，原审法院认定的证人王某8、王某9、王某10三人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有误（多计算了35900元）；且张星在侦查阶段和本次二审当庭也均认可其直接下线巨晓斌、马某二人各缴纳传销资金50800元，故该二人此项数额也应计入张星所涉传销资金总额；另外，因无张星的明确供述和其下线安某、杨某3、杨某2三人的证言，也无法准确认定安某等3人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综上分析，认定张星的46名下线缴纳的传销资金总额在2001100元以上。（3）关于抗诉机关榆社县人民检察院所提原审法院对张星量刑严重不当的抗诉意见，经查，原审法院依据在案证据证明的张星在传销组织中的行为、地位、作用及其悔罪表现，对其所作量刑并无明显不当，故对抗诉机关此项抗诉意见不予采纳。（4）关于抗诉机关榆社县人民检察院所提原审法院程序违法的抗诉意见，经查，原审法院在未对张星缴纳罚金的证据进行庭审或庭外质证的情况下即认定该事实并作为判决依据，适用程序不当，对抗诉机关此项抗诉意见予以采纳。鉴于本次二审中检辩双方已对张星缴纳罚金的证据进行了举证、质证，故本院对张星缴纳罚金的事实予以认定。综上，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张星下线人数及其缴纳传销资金数额作出变更，但对原审法院作出的量刑结果不作变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榆社县人民法院（2016）晋0721刑初45号刑事判决中对原审被告人张星的量刑。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 波
审判员 尹小燕
审判员 张 晖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日
书记员 刘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