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93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惠琪，男，1949年8月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静，北京市京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正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天桥南大街1号5层502。
法定代表人金聆，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岳帅，男，1987年1月1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熊若雯，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惠琪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036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1月，杨惠琪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于2003年左右从原单位内退另行择业，并于2009年8月正式退休。2004年6月8日，我与北京正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光公司）签订《聘用合约》，约定正光公司聘用我为总经理，负责北京市市民广场项目的全部工作，聘期为2004年6月8日至2007年6月8日；年薪为税后人民币30万元，其中每月8日前发放酬金为税后现金2万元整，每年年终考核后发放年薪余额为税后人民币现金6万元，以上条款在正光公司股权和公司权益全部和部分改变后均具有法律效力。正光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李运丁在合约上签字。合约签订后，正光公司每月仅支付我1万元工资。合约到期后，双方并未终止合同，而是一直延续至正光公司的股东办理了股东变更手续之日（2011年10月17日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后的一个月左右）。在正光公司的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正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直是李运丁，李运丁对拖欠我工资一直是认可的。2013年7月，北京国泰恒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公司）负责人李运丁还书面确认过该款由国泰公司偿还。由于国泰公司一直无力向我付款，我后来仍然向正光公司主张权利。我还给正光公司发过催款函和律师函，但正光公司仍拒绝支付拖欠工资。故我请求法院判令正光公司支付2004年6月8日至2011年10月17日拖欠工资1326897.7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568164.76元。
正光公司辩称：杨惠琪诉讼请求中涵盖了两部分，一是劳动争议项下的工资，另一个是民事关系中的劳务报酬。杨惠琪提供的退休证显示其是2009年8月31日退休，自2009年8月31日至2011年10月17日这段时间不属于劳动争议工资报酬。2004年6月8日至2007年12月31日这段期间由于劳动合同法还没有施行，依照当时的劳动法是不承认和不保护双重劳动关系的，杨惠琪在该期间于华电（北京）热电有限公司任职。根据当时的法律背景，该期间也不属于劳动争议项下工资的范畴，故只有2008年1月1日至2009年8月31日期间发生的争议才属于劳动争议，但杨惠琪现时提起仲裁已经超过时效。我公司进行过股权变更，当时的股东情况是由北京市天桥投资开发公司投资1500万元货币，占出资比例的50%，由深圳盛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盛世公司）出资1500万元货币，占出资比例的50%。2011年10月10日，杨惠琪作为深圳盛世公司的代表与北京天桥盛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桥盛世公司）洽谈由天桥盛世公司收购深圳盛世公司在我公司的50%股权，深圳盛世公司需要披露我公司当时所有的包括但不限于人员、工资、财务等情况，深圳盛世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条款中承诺，截止到协议签订之日我公司与其工作人员不存在劳动纠纷，已经按照法律规定向工作人员支付了工资，如果有任何债权债务，由第三方国泰公司承担，当时深圳盛世公司的代表就是杨惠琪，其对这些条款是知情的。同年10月17日，深圳盛世公司、国泰公司、天桥盛世公司又签订补充协议，除明确表明我公司没有任何劳动纠纷外还约定国泰公司对我公司所有债权债务承担责任。目前我公司的股东已经变为天桥盛世公司、北京市天桥投资开发公司，我公司不会与杨惠琪有任何劳动争议。杨惠琪称自2004年6月8日起在我公司担任总经理，但工商档案资料并没有杨惠琪任经理的记录。聘用协议上杨惠琪的签名与起诉书上的签名差别很大，我公司无法认可真实性。综上，我公司不同意杨惠琪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杨惠琪自原工作单位内退后于2004年6月8日与正光公司签订《聘用合约》，该合约由杨惠琪与正光公司签字盖章确认，应视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约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根据合约中的约定，其在固定期限内受正光公司管理，为正光公司工作，负责市民广场项目，正光公司为其发放工资，应视为双方自此形成了劳动关系。合约期限到期后，双方并未续签合同，但根据正光公司的确认及杨惠琪代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说明，杨惠琪在此后仍代表正光公司参与工作，故应认为在其办理退休前与正光公司的劳动关系仍存续。2009年8月31日杨惠琪退休，至此其开始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其与正光公司的劳动关系亦应因此而终止，其继续为正光公司工作的行为应认定为劳务关系。就杨惠琪为正光公司工作期间的工资（劳务报酬）一节，正光公司应就两年内的工资支付情况进行举证，但杨惠琪主张的工资（劳务报酬）支付期限显然超过该范畴，因此就杨惠琪所主张期限内的工资支付情况应由杨惠琪本人承担举证责任。杨惠琪并未提供领取工资的凭证，其虽提供了催款函等证据，但多为自述，并未有正光公司对欠付工资（劳务报酬）的确认，而其提交的李运丁署名的《请示报告单》与《确认书》，根据正光公司提供的工商查询材料，李运丁此时并非正光公司董事长或经理，而杨惠琪自述其自正光公司离开后听从李运丁指派至其控制的国泰公司工作，该事实表明其与李运丁亦存在一定利害关系，因此现就李运丁签署的该两份文件无法认定为正光公司的意思表示，亦无法据此确认正光公司目前仍欠付杨惠琪工资未补足。且2011年杨惠琪作为代表参与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时，对协议中确认的正光公司与其工作人员不存在劳动纠纷，已经全部支付工资一节完全知悉并未提出异议，该事实亦与杨惠琪所述欠付工资情节不符。综上，目前杨惠琪要求正光公司支付2004年6月8日至2011年10月17日工资及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6月判决：驳回杨惠琪的全部诉讼请求。
判决后，杨惠琪不服，持原诉理由上诉至本院，请求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正光公司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2009年8月31日，杨惠琪从华电（北京）热电有限公司退休。2014年1月14日，杨惠琪以正光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当日以杨惠琪已达退休年龄，其请求不属于受案范围为由作出京西劳仲通字（2014）第17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决定不予受理。杨惠琪不服该决定，起诉至原审法院。
杨惠琪主张其2003年左右从华电（北京）热电有限公司内退后，于2004年6月8日起经正光公司董事长李运丁指派担任该公司总经理，一直工作至2013年，工作期间正光公司每月仅支付现金1万元，未按双方所签合约约定的年薪30万元足额给付工资；李运丁先后为其签署了《请示报告单》和《确认书》同意补发欠付工资，但并未实际给付。就上述主张，杨惠琪提供如下证据：1、2004年6月8日甲方为正光公司、乙方为杨惠琪的《聘用合约》，内容包括“甲方聘用乙方为正光公司总经理，负责北京市市民广场项目的全部工作，聘期自2004年6月8日起至2007年6月8日止；聘用期间乙方年薪为税后人民币30万元，其中每月8日前发放酬金为税后现金人民币贰万元整，每年年终考核后发放给乙方年薪余额为税后人民币6万元整；乙方实行弹性工作制，并独立行使经营权、人事权、行政权，但须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书面批准后实施；本合约以上条款，在正光公司股权和公司权益全部和部分改变后均具有法律效力”等。2、2006年至2009年期间呈报部门为“正光公司”的《请示报告单》、《合同审批单》若干，上面有“杨惠琪”及“李运丁”字样的签名。3、2008年3月正光公司与北京市创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落款处加盖有正光公司的公章，法定代表人处有杨惠琪的签名。4、2009年7月呈报部门为“正光公司”的《请示报告单》，载明请示事由为“申请补发部分年薪50万元”，董事长批示栏中注有“同意补发20万元。李运丁”字样。5、2011年1月20日《关于做好市民广场和南区公建现场及售楼安全处管理工作的通知》，落款为正光公司，右侧有杨惠琪的签名。6、加盖有正光公司公章的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及存根，载明“兹授权杨惠琪同志，为我方办理天桥危改南区公建项目拆迁结案事务代理人……签发日期：2011年8月5日……职务：总经理”。7、2013年7月22日落款为国泰公司的《确认书》，载明：按照杨惠琪与正光公司所签《聘用协议》，每年应付30万元年薪给杨惠琪，但实际每年仅付12万元，自2004年至2011年正光公司被收购前共差126万元年薪未支付杨惠琪，正光公司还应支付相当于拖欠工资的25%的经济补偿金，即31.5万元；上述款项同意全部由国泰公司承担，并承诺于2013年12月31日前全部付清等。另在该《确认书》上有手写内容：“杨总：1、承认还差你工资126万，就不计经济补偿金。2、因经营不善，只能补偿你每年10万元，共计100万。3、同意你的意见。4、请你按我意见办理确认。李运丁。”8、2013年10月至12月期间的催款函、询问函、律师函及关于律师函的答复。
正光公司对杨惠琪的上述主张及证据均不予认可，称其公司曾于2011年10月进行过股权变更，并不清楚变更前的人员聘用情况，且从工商档案资料来看，没有杨惠琪担任总经理的记录，故无法认可与杨惠琪存在劳动关系；李运丁确曾任其公司法定代表人，但2004年8月后法定代表人即由李运丁变更为他人，李运丁自此与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另，正光公司称股权变更当时披露的情况是其公司与工作人员不存在劳动纠纷，杨惠琪作为股权出让方洽谈代表对此是知情的。正光公司就其主张提交深圳盛世公司（甲方）、天桥盛世公司（乙方）、国泰公司（丙方）于2011年10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于2011年10月1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工商查询资料等。其中，《股权转让协议》载明：“本协议所涉之标的企业为正光公司（下称“目标公司”）是合法存续的……目标公司与其工作人员不存在劳动纠纷，目标公司已按照其与上述工作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的约定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其工作人员支付工资”，该协议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处有“杨惠琪”的签名。杨惠琪的委托代理人在原审审理中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在本院审理中，杨惠琪到庭称其并未作为代表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该签名系伪造的。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及《聘用合约》、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工商查询材料、退休证、不予受理通知书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杨惠琪提交的2004年6月8日所签《聘用合约》上有杨惠琪与正光公司的签字盖章，正光公司虽对此不予认可，但并未对其公司公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故该合约可视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根据合约约定，正光公司聘用杨惠琪负责北京市市民广场项目的全部工作，并向杨惠琪支付劳动报酬。杨惠琪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双方合约到期后杨惠琪仍在正光公司继续工作。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杨惠琪于2009年8月31日正式退休。故原审法院认定杨惠琪与正光公司于2004年6月8日至2009年8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及杨惠琪退休后至2011年10月17日期间存在劳务关系并无不当。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劳动报酬问题产生争议时，在工资支付记录二年保存期间内，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超出这一期间的以及退休后劳务关系存续期间，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杨惠琪虽就其主张的拖欠工资情况提供了有李运丁签批同意补发工资的《请示报告单》和《确认书》作为证据，但正光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李运丁亦并未参与本案诉讼，故无法核实李运丁签署内容的真实性及是否系代表正光公司所作职务行为。杨惠琪据此要求正光公司给付2004年6月8日至2011年10月17日期间的拖欠工资及劳务报酬，证据不足，本院难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判决驳回杨惠琪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元，均由杨惠琪负担（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洁
代理审判员 庞 妍
代理审判员 贾高俊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张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