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14民终1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文海，男，汉族，1963年1月5日出生，住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嘉富，四川维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永松，男，汉族，1968年4月24日出生，住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高，四川本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文海因与被上诉人陈永松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眉山市彭山区人民法院(2016)川1403民初17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7年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3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文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嘉富，被上诉人陈永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高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文海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原判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错误。杨文海被伤害的事实发生于2011年9月2日21时许，其立即报警，彭溪派出所第二天即派员在病房进行询问，过后，派出所一直在立案侦查中。治疗过程中，其认为医院存在过错，遂申请医疗事故鉴定，最终医疗事故不能成立。但上述行为不能作为放弃追诉侵害者的行为。上诉人同时在追彭溪派出所，派出所回答正在调查，由于当时天黑，不好找证人，故不能确定谁伤害了上诉人。在上诉人的不断追索下2014年6月，彭山县公安局叫上诉人做了伤情鉴定，确定为轻伤。之后上诉人又协助派出所找来证人作证，派出所遂于2015年8月20日将该案侦破，并于2015年10月14日将案件移交检察院起诉。原判认定彭溪派出所于2015年8月25日立案是错误的。2016年7月25日，该派出所为上诉人作出的说明也证明这一事实。依照《民通意见》第174条、171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从提出请求时起诉讼时效中断；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义务人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为由翻悔的。不予支持。上诉人被伤害后，派出所一直在侦查中，直至2015年8月25日侦破，上诉人的诉讼时效一直中断，诉讼时效应从2015年8月25日起算；陈永松在刑事案件中向上诉人履行了2万元赔偿款，其现在又自动反悔，人民法院对此应当不予支持。且原审审理也违反了先刑后民的原则。
陈永松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杨文海提起的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文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陈永松赔偿其残疾赔偿金104824元（26206元/年×20年×20%）、护理费10600元（106天×100元/天）、医疗费10857.2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60元（13天×20元/天）、再医费6000元、鉴定费1000元、营养费2120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共计156261.27元×70%-20000元（陈永松已支付）=89382.89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9月2日21时许，陈永松的儿子陈龙骑摩托车回位于彭山区彭溪镇蔡山街1号的家时，与停在家门口胡刚（租住在陈永松楼上）的奥拓车发生擦挂并摔倒在地，陈龙心生不满，便用脚踢奥拓车，胡刚的女友周敏闻声下楼与陈龙发生争吵，在争吵过程中，陈龙的母亲付学花也与周敏发生争吵并发生抓扯，在抓扯中，陈龙将周敏推倒在地；正在胡刚租房处聊天玩耍的杨文海、毛杰、杨波(三人均是胡刚朋友)见状也从楼上下来，与陈永松一家三人发生争吵并打斗；在相互打斗中，陈永松持木棍打了杨文海的头部和手部各一下，后杨文海朋友报警，并当即将杨文海送往彭山区人民医院进行住院治疗至同年9月15日出院（共住院13天），花去医疗费10857元。出院证明载明并经诊断为：1、左桡骨中上段骨折、桡神经损伤；2、左额顶部挫裂伤；3、胸部软组织挫伤。医嘱及建议：1、继续门诊康复治疗，复诊随访；2、叁个月时间内患肢禁负重，出院后第1、3、6月行CR复查至骨折愈合；3、加强营养，休息叁个月；4、未经复查及医生同意伤肢严禁负重；5、渐行合理功能锻炼，病情变化随时急诊就医。
因杨文海怀疑其伤残是医疗事故，遂于2012年8月31日申请眉山医学会鉴定，2012年10月24日该会作出眉山医鉴（2012）14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认为杨文海的伤残与医方医疗过失行为之间无因果关系，不属于医疗事故，杨文海向四川省医学会申请再次鉴定。四川省医学会于2013年6月5日再次鉴定为不属于医疗事故。
杨文海于2014年6月25日要求彭山县公安局彭溪派出所为其人体损伤程度进行法医学鉴定，彭公（刑）鉴（临）字【2014】004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意见书的结论：杨文海的左桡骨中上段骨折属于轻伤。
眉山市公安局彭山分局于2015年8月20日对陈永松伤害杨文海案立案侦查，并于同月25日将陈永松口头传唤至派出所调查。2015年11月20日彭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陈永松犯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2015年12月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彭山刑初字第197号刑事判决，认定陈永松因小事与他人发生纠纷，在相互打斗过程中，致杨文海轻伤，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之规定，构成故意伤害罪。但由于陈永松坦白了犯罪事实、又当庭自愿认罪并主动预存赔偿款2万元（该款杨文海已领取），加之被害人也有一定过错，可对其予以从轻处罚等，遂判处陈永松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杨文海于2016年1月13日起诉至一审法院后又撤回起诉，在诉讼中，杨文海对其伤残等级申请了重新鉴定，经委托，四川华西法医鉴定中心于2016年4月15日对杨文海的伤残等级作出法临2016-922《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的结论为：“杨文海左桡骨中上段骨折及桡神经损伤后遗左手指背伸不能等属九级伤残”。鉴定费1000元。
另查明，2011年9月2日事发当天便报了警，2011年9月3日派出所民警便前住杨文海住院的医院对其进行了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
庭审中，杨文海称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过情况，但并没有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一定的期限不行使权利，即丧失依诉讼程序保护其权利的可能性的民事法律制度。本案在诉讼过程中形成如下焦点：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庭审核实，杨文海是在2011年9月2日21时许，与陈永松发生打斗，并在打斗过程中受伤后送到眉山市彭山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于同年9月15日出院，出院后，杨文海怀疑自己的病属于医疗事故，并向眉山市医学会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该医学会于2012年10月24日作出眉山医鉴【2012】14号鉴定书鉴定结论为：“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后因杨文海不服该鉴定结论向四川省医学会申请再次鉴定，四川省医学会再次鉴定结论为：“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从以上查明的事实得出，杨文海应在2011年9月16日至2012年9月15日期间即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应向陈永松主张权利，或者应在此期间起诉陈永松；同理，杨文海应在收到四川省医学会于2013年6月5日作出医鉴【2013】021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时至2014年6月4日期间向陈永松主张权利，或者应在此期间起诉陈永松。同时，杨文海在庭审中未举证证实其在此期间有法定的中断或者中止情形，根据《证据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已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一）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的规定，本案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杨文海要求陈永松赔偿残疾赔偿金、护理费、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再医费、鉴定费、营养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89382.89元的诉讼请求，因起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陈永松于2015年12月2日在（2015）彭山刑初字第197号刑事案件中缴存2万元的行为并非是双方超过诉讼时效后达成的赔偿协议，也不能就此认定陈永松愿意赔偿双方于2011年9月2日发生打架后造成侵权责任的赔偿；又因杨文海也未举证证实本案存在诉讼时效有中断或者有中止的情形，且陈永松在诉讼过程中对杨文海主张权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进行了抗辩，故杨文海的诉求请求，因证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杨文海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933元，由杨文海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诉讼中，杨文海主张其在事发当日的报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已致诉讼时效中断。陈永松对此主张不予认可，认为当时该案是作为治安案件处理，杨文海即使报案也未明确向公安机关提出民事赔偿请求；杨文海在出院后也未向陈永松主张权利，而是向医疗机构主张医疗侵权责任。杨文海在诉讼中未提交报案登记表，其主张在接受询问时明确提出了该请求，其也认为报案登记表上未记载该内容。陈永松认为该争议事实应以报案登记表及询问笔录内容为准，公安询问中杨文海未提出民事赔偿请求。
其余事实，与原判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杨文海被陈永松伤害后，其提起的本案诉讼是否存在诉讼时效中断情形，至起诉时是否已经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杨文海于2011年9月2日被陈永松伤害，且伤情明显，其也知晓陈永松系侵权人，故其应于出院后一年内向陈永松主张人身损害赔偿；即使其主张的认识错误成立，其也应在省医学会作出再次鉴定后一年内提起诉讼，但其均未在此期限内提起诉讼，其2016年1月提起诉讼时已经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杨文海主张在时效期间存在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其向公安机关报案及义务人陈永松同意履行两种情形，因陈永松对此主张不予认可，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规定，因杨文海在事发报案时，并无证据证实其向公安机关提出了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请求，故本案不适用以上司法解释的规定，诉讼时效并未因此中断。诉讼时效的中断是指在诉讼时效期间进行中，因发生一定的法定事由，致使已经过的时效期间统归无效，待时效中断的事由消灭后，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故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而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应发生于诉讼时效期间，在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义务人同意履行并不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只不过其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陈永松在2015年刑事诉讼过程中自愿向杨文海赔偿2万元的行为，并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
综上，杨文海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29元，由杨文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卫平
审 判 员 王美福
代理审判员 唐 军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刘慧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