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11民初3173号
原告：程涛，男，1965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北省麻城市，
委托代理人：林振金，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祝文科，男，1969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
原告程涛与被告祝文科人身自由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程涛及其委托代理人林振金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祝文科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期满未到庭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程涛诉称：2000年，原告认识兰州人王永顺。王永顺长期在迪拜工作或开公司做贸易生意。2011年，原告认识被告。被告在深圳开厂生产汽车电子产品。2014年3月份，原告介绍王永顺与被告两人相识。王永顺与被告两人开始做生意，被告的工厂是生产和供方，王永顺在迪拜的公司是购方，购销汽车DVD导航仪产品。两人生意往来的详细情况，原告不甚了解。由于王永顺在迪拜销售产品不景气，被告部分货款收不到。于是，被告赖到原告头上，指使五、六名凶神恶煞的大个子“黑恶人员”，于2016年11月14日午后13时左右，到广州市白云区尖彭路38号都成商务中心原告公司的办公室，两、三人在商务中心大厦门口望风，3名“黑恶人员”在原告公司的办公室以恐吓、打骂、威胁手段强迫原告为王永顺偿还货款，并动手推搡、拍打原告头部，声称要把原告转移其他地方（黑道暗语，即绑架异地非法拘禁，甚至杀害）、公司是不是不想开了，抢走原告手机要给通讯录所有的人打电话借钱，等等的威胁和恐吓。原告公司的员工全都被吓跑了，无法正常经营。原告被3名“黑恶人员”非法拘禁在办公室，不准原告使用手机，不准报警，每有电话、短信都要抢手机查看。14日当天，3名“黑恶人员”强迫原告把所有的银行卡、信用卡全部支取、透支爆卡，合计6万元左右；然后又叫来高利贷公司所谓“抵押贷款”9万元，实际转款7万多元，并开走了原告价值近20万元的奥迪小汽车。当晚，原告被3名“黑恶人员”拘禁在办公室没有自由，他们轮流看守原告，把守门口到了天亮。原告公司员工上班时也无法进入办公室工作。到了15日11时多，有一员工发来微信，问要否报警，原告乘“黑恶人员”不备删除该微信，并回复“报”。该员工通过其男友报警后，警察来到四楼的公司办公室，问谁报警？“黑恶人员”不许原告说话，并说没人报警，于是警察离场。警察回问代报警人，报警人再述说，受害人都全部被限制人身自由了。警察再度到场。警察一听“黑恶人员”述说是追讨货款的，警察说“经济纠纷，管不了，不要打架，到法院解决。”警察拍下现场相片和各人的身份证后，要离场。原告对警察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要跟随警察离场到派出所。于是上了警车，到了白云区鹤龙派出所，“黑恶人员”跟随而至。由于警察不管，“黑恶人员”更为嚣张。晚上，“黑恶人员”强迫原告从派出所出去，要原告再给7万元，原告到处筹借。晚上又在原告公司办公室被拘禁一夜。到了16日早上，又被勒索了7万元。但“黑恶人员”仍不罢休，继续勒索5万元。此时原告已被榨干，要命有一条，于是“黑恶人员”威胁强迫原告并完全按口述内容，单方写了所谓的《还款协议》，欠剩余“货款”45万元。这样原告才得以脱身暂离险境。原告想到杭州“铁笼沉湖杀人案”时就非常害怕、恐惧，原告考虑的是先保命要紧。两天两夜的精神和肉体折磨，恐吓、威胁、打骂，不许原告睡觉，精神已经崩溃，人格侮辱，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都遭受了极大的侵害，是严重的侵权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并第（一）、（三）项的规定：“人格尊严、人身自由权”遭受非法侵害而起诉的，法院应予受理。若原告确有欠被告货款、发生经济纠纷，被告完全应当拿出证据，依法向法院起诉。但被告使用非法手段，指使“黑恶人员”敲诈勒索、侮辱原告人格尊严、非法拘禁原告、限制原告人身自由。对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本次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给原告；2.本案诉讼费全部由被告负担。
被告祝文科辩称：无答辩。
经审理查明：原告主张被告指使数名“黑恶人员”于2016年11月14日至同年11月16日期间对原告采取恐吓、打骂、威胁手段强迫原告为案外人偿还货款，连续两天两夜的精神和肉体折磨，恐吓、威胁、打骂，不许原告睡觉，致使原告人格受到侮辱，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都遭受了极大的侵害，故以侵权法律关系提起本案之诉。对此，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
（1）日期为2016年11月16日的还款协议，内容为“本人程涛欠祝文科货款人民币陆拾伍万元（650000元），于2016年11月15日已还二十万（200000元），剩余肆拾伍万元（450000元）欠款，经双方协商，在2016年12月15日前还十五万（150000元），在2017年1月15日前再还十五万（150000元），2017年2月15日前全部还清所有欠款。”原告在该还款协议上欠款人一栏签名捺印。其中，原告提交的还款协议为拍摄的影印件。
（2）日期为2016年11月15日的报警回执，记载原告于2016年11月15日11时26分到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鹤龙派出所报警。
（3）视频光盘，内容包括7段视频：视频1显示日期和时间为星期一的18时许，画面内容显示3名男子跟随一男子走出办公室；视频2显示日期和时间为星期一的18时许，画面内容显示3名男子跟随一男子走出电梯；视频3显示日期和时间为星期二的12时许，画面内容显示身穿公安制服或保安制服的四名男子走进办公室；视频4显示日期和时间为星期二的12时许，画面内容显示身穿公安制服或保安制服的两名男子走出办公室及在走廊徘徊；视频5显示日期和时间为星期二的20时许，画面内容显示一名白衣男子走进办公室；视频6显示日期和时间为星期二的12时许，画面内容显示身穿公安制服或保安制服的两名男子连同数名男子走出电梯；视频7显示日期和时间为2016年11月15日星期二的0时许，画面内容显示三名男子先后走进商务中心、电梯和办公室的场景。其中，上述视频画面均无显示视频中男性有推搡、拍打、胁持等肢体冲突或肢体动作。
（4）原告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原告尾数为3514的银行账户于2016年的11月14日-11月17日期间有多笔业务往来：11月14日向刘巧妹的账户转账支付50000元、支付宝向刘巧妹的账户支付10000元、微信转账10000元、现金支取5000元和1600元；11月15日向刘巧妹的账户转账支付50000元、微信转账10000元；11月17货款支付28000元（白书芳账户）、微信转账3000元。原告尾数为5302的银行账户于2016年11月16日向尾数为2914的银行账户转账50000元。
（5）证人余某的证言，证人陈述：2016年11月15日，其到白云区公安局鹤龙派出所大堂看到有三个二十多到三十岁的高大的年轻男士（身上带有纹身），有两个人坐在原告的两边督促原告打电话借钱，另外一个人在旁边站着；其到了派出所大堂以后，站着的人问其过来干嘛、和原告的关系、是否过来送钱，其说是原告的老乡，是过来看看什么情况；其问他们原告欠款有无凭证，对方说是供货商让他们过来收钱的，如需要凭证去问供货商；原告看着双方谈话，在原告旁边的二人不让原告看，让原告快点打电话送钱，并一边说一边拍打原告的脑袋跟肩膀；期间，其与原告去了一次洗手间，有两人一直跟着；后其看在那也没有什么用，就送一同去派出所的朋友走了；其后打电话给原告，原告说已经回到了办公室；20：00左右，其过去了原告的办公室，过去后看到有个人在门旁边的沙发上玩手机，在原告的办公室里有个人坐在原告的旁边；经询问知道原告借到钱了，但由于密码忘了，卡被吞了，需要第二天到银行重办才可以，被告的人员称那么不小心，如果拿到了都可以了；其想跟原告一同去吃饭，被告的人员称不行，其就自己到楼下买了快餐给原告；22:00左右，其离开原告的办公室，其离开时被告的两个人员还是在看着原告，但没有打原告。
根据原告申请，本院就原告陈述的报警情况（即11月15日11时报警，报警后警察到场，在听说是追讨货款，警察以“经济纠纷，管不了，不要打架，到法院解决”的理由在拍下现场相片和在场人的身份证后离场；原告以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跟随警察离场到派出所）向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鹤龙派出所进行询问调查。鹤龙派出所就此答复：原告是通过110报警的，事后再到派出所开具报警回执，并无作笔录，也没有原告所称的“黑恶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及照片，卷宗材料除报警回执外并无其他材料；派出所大厅的监控视频保存期限为一个月，原告申请调取的2016年11月15日的录像视频因已超过一个月期限而删除，并无留底。
庭审中，原告并陈述具体实施侵权行为的人有三人，该三人是通过语言恐吓、动手、以损害名誉搞垮公司、威胁绑架原告、禁锢原告等方式实施侵权行为；对于实施侵权行为的三人的名字和身份情况不清楚，被告全程并无到场；对于被开走的车辆没有取回，原告事后也不敢去要，也没有车辆抵押合同等材料；事后了解，该三人拿到还款协议后又向被告索取报酬，被告也躲起来，原告也无法联系被告；由于还款协议上注明的收益人是被告，且从原告账户转走的款项是流到被告处，故原告认为被告是整个事件的实际实施者，至于具体实施人并不清楚。此外，原告并明确对于本案除上述证据外，没有其他证据可以提交。
以上事实，有还款协议、报警回执、视频光盘、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人证言、情况说明、询问笔录以及原告陈述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原告现以被告实施的侵权行为造成其人格尊严、人身自由权受到侵害为由要求被告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即原告以侵权之诉起诉被告。根据证据规则，原告应对被告实施的侵权行为、损害结果以及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根据原告提交的2016年11月15日的报警回执，本院向鹤龙派出所进行查询，该派出所回复报警情况为原告拨打110报警，事后再到派出所开具报警回执，案件材料中并无原告向派出所举报本案起诉状中所描述的被人进行人身恐吓、暴力威胁、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侵害原告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权的侵权行为的报警记录，案件材料中也没有原告在公安机关现场指认侵权人或加害人的报警记录。原告申请的证人出庭陈述在派出所见到原告及原告所描述的三名男子，并陈述看到该三名男子在派出所有拍打原告的脑袋和肩膀，催促原告还钱的行为，但证人并无陈述原告或证人本人有就此向公安机关举报存在侵害行为的发生。相反，证人陈述该三名男子找原告是为供货商向原告追索货款，证人在原告办公室的进出并无受到限制，也没有看到该三名男子有对原告实施殴打等暴力侵权行为。同时，根据原告所提交的监控视频，7个视频片段的画面均无显示有推搡、拍打、胁持等肢体冲突或肢体动作，视频内容并不能证实原告所主张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侵权行为的存在或发生。
对于指认被告作为本案的侵权人，原告主张具体实施侵权行为的该三名男子系由被告指派，但原告并不能举证该三名男子的身份情况以及与被告之间存在的身份关系，单凭还款协议所指向的收益人身份作为认定侵权人的依据欠缺事实证据予以支持。此外，原告所提交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所显示的收款人情况、款项金额、交易方式均无法与还款协议对应，不能证实与被告之间的关联性，而对于被强行开走的车辆亦无证据提交。因此，综合本案现有证据，相关证据均不能证实原告就被告指使他人对其实施侵权行为而侵害其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权的主张。原告现起诉要求判令被告承担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对原告所提诉请不予支持。被告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公告期满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程涛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0元，由程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韩明洁
人民陪审员 陈秀娥
人民陪审员 杨显元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黄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