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02民再5号
抗诉机关：湖北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原审原告)：彭安录，男，1945年2月15日出生，汉族，武汉市大件运输公司退休员工，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
申诉人(原审原告)：彭李民，男，1978年4月10日出生，汉族，武汉武煤百江燃气有限公司职工，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
上列申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炳鑫，湖北利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申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民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江岸分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赵家条319号。
负责人：陈静敏，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宗建，男，武汉市民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总经理，住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特别授权代理）。
被申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民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高桥经济发展区台中大道特1号。
法定代表人：陈宗建，总经理。
被申诉人(原审被告)：杨得明，男，1957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兵，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彩娥，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申诉人彭安录、彭李民与被申诉人武汉市民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江岸分公司、武汉市民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杨得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1年12月16日作出（2011）岸民商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原审被告杨得明不服提出上诉，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19日作出（2012）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600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1）岸民商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3年6月17日作出（2013）鄂江岸民商重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原审原告彭安录、彭李民不服提出上诉。2013年10月22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755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彭安录、彭李民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4年9月1日，该院以（2014）鄂民申字第00282号民事裁定，驳回彭安录、彭李民的再审申请。申诉人彭安录、彭李民不服，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11月16日作出鄂检民(行)监[2015]42000000152号民事抗诉书，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日作出鄂民监三抗字第00011号民事裁定，指令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该院于2016年6月23日以(2016)鄂01民再102号民事裁定，撤销该院（2013）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755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13）鄂江岸民商重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再审。检察员江慧兰、李其蓉出庭支持抗诉，申诉人彭安录及其与申诉人彭李民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炳鑫，被申诉人武汉市民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江岸分公司（以下简称民通江岸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及武汉市民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宗建，被申诉人杨得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兵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六个月；经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0年11月9日，原审原告彭安录、彭李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车辆转让协议》；2.民通江岸分公司、民通公司、杨得明共同返还480,000元购车款及20,000元欠条；另外承担经济损失（以480,000元为本金从2009年10月17日开始至给付之日止，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进行计算）；3.民通江岸分公司、民通公司、杨得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彭安录与彭李民系父子关系，想购买吊车用于经营活动，经人介绍与民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宗建认识。陈宗建带彭安录查看了鄂Ａ×××××号吊车（以下简称涉讼车辆），彭安录较为满意。涉讼车辆登记的所有权人为民通江岸分公司，陈宗建称该车的实际所有人为杨得明，车辆买后就可赚钱，车还是挂靠在民通江岸分公司。彭安录、彭李民按照陈宗建的说法与杨得明见面，口头约定了车辆价格。彭安录、彭李民筹得款项后和杨得明于2009年10月15日在民通江岸分公司签订车辆转让协议，并于当天将480,000元给付杨得明，下欠20,000元出具了欠条。购得车辆后，彭安录、彭李民发现涉讼车辆机动车行驶证登记的使用性质为非营运，道路运输证不能合法经营大型吊车。经车辆管理部门查询，该车登记原始档案为外省转至武汉，民通江岸分公司购置此车辆的二手车发票价格为50,000元。彭安录、彭李民与杨得明签订车辆转让协议与车辆实际登记不一致，车辆到底是谁所有均不清楚，双方所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不合法。民通公司、民通江岸分公司、杨得明以欺骗手段，虚构车辆的实际所有人、车辆可进行合法经营、虚构车辆价格，导致彭安录、彭李民违背真实意愿购车。重审中，彭安录、彭李民以涉讼车辆没有出厂合格证、缺少购置发票，该车为拼装车辆存在严重瑕疵，交易中与民通公司、民通江岸分公司及杨得明认知地位悬殊，且车辆交易价格与实际价值相差甚远为由，认为与杨得明订立的《车辆转让协议》显失公平。
本院原审查明，彭安录与彭李民系父子关系。民通江岸分公司系民通公司开办的分公司。
涉讼车辆系重型专项作业车，出厂日期为1994年6月1日；1998年12月20日，该车在济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办理初次注册登记，所有权人为案外人杨洪新；2005年6月23日在齐齐哈尔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办理注册登记，所有权人变更为案外人李勇；2007年4月18日在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管所办理注册登记，所有权人变更为案外人鲁小权；2007年8月，杨得明从鲁小权处购得涉讼车辆后与民通公司签订《车辆挂靠经营合同书》，将该车辆挂靠于民通公司，并将该车所有权登记于民通江岸分公司名下，车牌号为鄂Ａ×××××，《机动车行驶证》记载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道路运输证》记载车辆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
2009年9月，彭安录获知涉讼车辆拟出售，经他人介绍遂与杨得明取得联系。协商后，彭李民与杨得明于2009年10月15日签订《车辆转让协议》，约定“甲方杨得明将车牌号为鄂Ａ×××××号货车转让给乙方彭李民。从即日起，一切交通事故及电子眼违章等事故由乙方负责。2009年10月16日之前的任何事故及电子眼由甲方负责”。双方还口头商定购车款为500,000元。2009年10月16日，彭安录、彭李民与民通公司签订《车辆挂靠经营合同书》，将涉讼车辆挂靠于民通公司。次日，彭安录、彭李民向杨得明支付480,000元购车款后，杨得明将涉讼车辆交付给彭安录、彭李民，彭安录、彭李民向杨得明出具借条：“今借杨得明20,000元”。2009年12月8日，彭安录领取了涉讼车辆2009年至2010年审验合格行驶证原件、检验合格证标志、强保标志及强保单复印件。2010年11月19日，彭安录领取了涉讼车辆《道路运输证》及彭李民《从业资格证》。
原审中，本院依原告彭安录、彭李民的申请，委托湖北安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华评估公司）对涉讼车辆的价格进行司法鉴定，该公司作出鄂安华评报字（2011）第013号《市场价格评估报告书》，结论为涉讼车辆在评估基准日2009年10月17日的评估值为289,333元。根据《市场价格评估报告书》所载内容并结合鉴定人员接受庭审质询时意见，安华评估公司的评估方法为：本次鉴定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即评估值＝重置全价×成新率；因涉讼车辆在市场上已没有销售，安华评估公司采用替换法确定一种性能最接近的车型，通过市场询价的方式确定重置全价为1,240,000元；根据《汽车报废标准》（国经贸经<1997>456号）及《关于调整汽车报废标准若干规定的通知》（国经贸资源<2000>1202号）的规定，涉讼车辆的最长使用年限为20年（240个月），而该车已实际使用184个月（1994年6月出厂—2009年10月评估基准日），以此确定成新率为23.33%；（240－184）÷240×1,240,000元＝289,333元。
本院原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或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重审中，彭安录、彭李民以显失公平为由，请求撤销《车辆转让协议》。我国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公安部《机动车注册登记工作规范》规定：车管所负责对本辖区内的车辆注册登记；新车注册登记应审核新车来历凭证即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验证盖章的机动车销售发票和国产机动车的《车辆整车出厂合格证》、车辆购置附加费缴纳凭证等；应检查机动车车型和技术参数等。涉讼车辆已于1998年12月20日经山东济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注册登记，目前彭安录、彭李民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车登记存在违法情形，且未通过其他途径撤销车辆登记的行政行为，故本院认为涉讼车辆在初次登记时符合法律规定的审核要件，彭安录、彭李民认为涉讼车辆没有出厂合格证、购置发票，为拼装车辆存在严重瑕疵的诉讼观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彭安录、彭李民作为具有驾驶车辆及操作吊车工作经验的自然人，其对拟购买的车辆的价值、用途、性能等应具备一定的常识性的认知能力，彭安录、彭李民没有证据证明同为自然人的杨得明比其具有更高水平的认知优势，以致杨得明利用该优势与其签订车辆买卖协议。民通公司、民通分公司虽为从事普通货运的企业，但车辆买卖行为发生在杨得明和彭安录、彭李民之间，彭安录、彭李民亦未能证明民通公司、民通分公司利用了其优势对双方的买卖行为产生影响，故彭安录、彭李民认为与民通公司、民通分公司、杨得明认知地位悬殊的诉讼观点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因本院对原审中作出的鄂安华评报字（2011）第013号《市场价格评估报告书》未予采信，重审中，双方当事人又均表示不申请对车辆价值进行重新评估，故彭安录、彭李民认为涉讼车辆的交易价格与实际价值相差甚远的诉讼观点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以支持。综上，彭安录、彭李民与杨得明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彭安录、彭李民没有证据证明上述协议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存在显失公平的法定情形，其要求撤销《车辆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同时其要求民通江岸分公司、民通公司、杨得明共同返还480,000元购车款及20,000元欠条，并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作出（2013）鄂江岸民商重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彭安录、彭李民的诉讼请求。
检察院抗诉意见，彭安录、彭李民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期间提交的鉴字[2015]2015015号鉴定报告，虽然为一方当事人委托，但是具备证据资格，理由有三：一是该鉴定报告的鉴定单位是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常委托司法评估的单位，具有鉴定资质；二是鉴定的对象具有特殊性，即是车辆原物，不同于书面材料或者其他材料的鉴定，鉴定材料具有不可复制性，鉴定结论具有客观性；三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原审庭审结束前已客观存在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在原审庭审结束后形成，无法据此另行起诉的证据”的规定，应当认定为“新的证据”。该新证据结合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法务部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杨得明向彭安录、彭李民出售的鄂Ａ×××××重型专项作业车并非车辆登记所记载的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出产的正规车辆，而是非法拼装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国务院第307号令)第十五条“禁止报废汽车整车、五大总成和拼装车进入市场交易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交易。禁止拼装车和报废汽车上路行驶”之规定，该车辆属于国家命(明)令禁止流通的物品，交易不符合法律规定。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之规定，应当认定杨得明与彭安录、彭李民之间的《车辆买卖协议》无效，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原审原告彭安录、彭李民在再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决车辆挂靠合同书无效；2.撤销彭李民与杨得明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3.民通江岸分公司、民通公司、杨得明共同返还480,000元购车款及20,000元欠条；另外承担经济损失（以480,000元为本金从2009年10月17日开始至给付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进行计算）；4.民通江岸分公司、民通公司、杨得明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鉴定费。事实、理由与原审一致。
原审被告民通江岸分公司、民通公司在再审中辩称，申诉人陈述的经过不诚信不诚实，成交之前，两个人陈宗建都不认识，只是杨得明是挂靠关系的车主。买卖双方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交易双方是自由的，民通公司没有收受钱款，480,000元是申诉人自己打给杨得明的。交易后，在民通公司挂靠。车子在1994年出厂，经过各地公安管理机构，上路是有效的，拼装跟本案扯不上来，二手车每次交易要通过车管所验证。请求驳回彭安录、彭李民的诉讼请求。
原审被告杨得明在再审中辩称，湖北通达旺机动车车辆鉴定评估公司(以下简称通达旺评估公司)是单方委托的鉴定机构，没有经过人民法院，也未与我方协商，鉴定机构确定程序违反法律规定。该鉴定机构不具备鉴定拼装车的鉴定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的规定，行政机关负责对车辆是否为“报废汽车”、“拼装车”进行认定，涉讼车辆从初次登记到2007年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管所办理注册登记，说明涉讼车辆不可能是非法拼装车。该鉴定机构机动车鉴定报告不能作为推翻原判的新证据，鉴定结论依据不充分，只有车辆存在报废的“五大总成”，才能认定为拼装车，评估报告并未对涉讼车辆的“五大总成”进行鉴定，仅以“该车多项登记信息不匹配”为由并不能认定其为非法拼装车。抗诉书认定机动车鉴定评估报告书作为新证据的法律依据自相矛盾并且不充分。抗诉书提出本案车辆转让协议无效，超出了彭安录、彭李民原一审诉讼请求；原生效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照事实维持原审判决。
再审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基本一致。
另查明，抗诉书载明，彭安录、彭李民在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期间提交鉴字[2015]2015015号鉴定报告。再审中，彭安录、彭李民提交的通达旺评估公司于2015年6月16日出具的鉴定报告载明，鉴定委托书系湖北利源律师事务所于2015年5月21日直接向鉴定机构出具，委托该机构对鄂Ａ×××××重型专项作业车辆是否为非法拼组装车辆进行鉴定评估。该鉴定报告载明鉴定事由：鄂Ａ×××××专项作业车是否为非法拼装车辆进行鉴定评估。鉴定依据：1.湖北利源律师事务所鉴定委托书；2.涉讼车辆鄂Ａ×××××重型专项作业车《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道路运输证》、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提供的“机动车注册登记证编号为370003418862机动车注册登记摘要栏信息所对应的车辆非我公司生产，在1994年本年度未生产”的证明(复印件)；3.鉴定人员现场查勘收集的车辆照片等有关鉴定标的情况方面资料。鉴定情况分析说明：“1.登记证书显示车辆型号为XZJ5380JQZ40,而底盘铭牌上的型号是XZJ5380JQZ，缺数字‘40’；2.登记证书显示车辆厂日期为1994年06月06日，该车标牌上的出厂年月为1995年02月，机动车行驶证上登记为1998年12月20日；3.登记证书显示制造厂商名称为‘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缺文字‘有限’；且铭牌上的字母、数字以及其制作工艺均不规范，有打磨、更改痕迹；4.登记证书显示发动机型号‘6113’，实物勘察该车为‘614010083’；5.登记证书中显示总质量为78000kg，行驶证显示总质量为38000kg；操作室中铭牌显示额定总起重量为QY50即起重50吨；在道路运输证上的吨位是12吨；四个数字互不相符。另外，在车辆挂靠经营合同书中车辆厂牌型号一栏填写的是海虹牌40T(吨)；6.登记证书中显示功率为152KW，该功率与2.4L本田牌小轿车相当，不适用于重型专项作业车且安全隐患严重；7.当事人彭安录提供的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法务部出具的该公司在1994年本年度未生产起重量为40吨、总质量78吨的汽车起重机的证明；8.因该车露天停放数年，设备老化且无燃油、缺电、部分零件锈蚀严重，无法启动，仅对车辆外观部分可观察部件进行拍摄取证；9.现场拓印发动机号92001825，该拓印号排列高低不一，数字排列不均，为非法打印发动机号；10.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提供的档案查询结果表合格证编号为000000000000000，该编号为空号，不存在，无法解释”。鉴定结论：根据上述10个疑点分析：鄂Ａ×××××重型专项作业车，该车多项登记信息不匹配，经实地勘察取证，该车确定为非法拼装车。鉴定日期：2015年05月21日至2015年06月16日。
质证时，民通公司及其江岸公司、杨得明对该鉴定报告提出异议，认为系单方委托，鉴定机构及人员无权对拼装车鉴定，鉴定无资质和法律依据。拼装车要认定，不需要鉴定，报废的标准是公安部、商务部等作的规定，没有规定通过鉴定，拼装车有拼装车的法律规定。即便是拼装车，车辆经过有权机关登记检验，欺诈不成立。为此，彭安录、彭李民对所购车辆是否是非法拼装车，申请提出请主管行政机关或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2017年3月15日彭安录提出对该车在2009年10月购买时是否为非法拼装车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经本院委托，武汉天隆佳和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2日向本院出具退案函，载明“对要求鉴定2009年时鉴定标状况，因时间间隔较长，不确定因素较多，与之本案鉴定标的相关信息与技术状况无法追溯和确定，本鉴定评估机构依据案件要求无法展开鉴定评估工作，为不影响案件正常审理，撤销本次评估”。彭安录、彭李民提交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客运停车场于2017年5月13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2009年10月17日彭安录将其所购买的鄂Ａ×××××号吊车存放在我停车场对面的停车场内，后因该停车场土地被征用，从2011年10月20日起，彭安录将其购买鄂Ａ×××××号吊车存放在我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汉阳客运中心停车场内，至今每月交停车费叁百元，从未间断”。同时，彭安录提交2011年10月20日及其以后的部分收据。主张吊车一直停放在停车场，并再次提出对现在存放在停车场的吊车是否为非法拼装车进行鉴定。杨得明认为现在已经七、八年了，车子情况弄不清楚，也不知道哪里弄坏了，车辆是他们控制，不同意鉴定。民通公司及其江岸分公司认为从2009年到现在八年，说不清楚。
因双方意见不一，故调解未成。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车辆转让协议、机动车登记证书，道路运输证，2007年8月24日的车辆挂靠经营合同书，2009年10月16日的车辆挂靠经营合同书，民通公司收取挂靠费出具的收据，机动车行驶证、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存折及明细、车辆注册登记信息、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法务部出具的证明、鉴字[2015]2015015号鉴定报告书，原车主鲁小权的情况说明、借条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的庭审笔录等证据记录在案，并经庭审质证后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我国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公安部于1997年5月20日颁布实施《机动车注册登记工作规范》规定：车管所负责对本辖区内的车辆注册登记；新车注册登记应审核新车来历凭证即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验证盖章的机动车销售发票和国产机动车的《车辆整车出厂合格证》、车辆购置附加费缴纳凭证等；应检查机动车车型和技术参数等。涉讼车辆已于1998年12月20日经山东省济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注册登记，原审原告彭安录、彭李民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车登记存在违法情形，且未通过其他途径撤销车辆登记的行政行为，故本院认为涉讼车辆在初次登记时符合法律规定的审核要件。车辆登记档案信息显示合格证编号为0的空号，并不能确认涉讼车辆没有出厂合格证，确认车辆权属的登记证书也不含该项内容。原审原告彭安录、彭李民认为涉讼车辆没有出厂合格证、购置发票，为拼装车辆存在严重瑕疵的诉讼观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拼装车，2001年6月1日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国务院第307号令)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拼装车，是指使用报废汽车发动机、方向机、变速器、前后桥、车架（以下统称‘五大总成’）以及其他零配件组装的机动车”，“本办法所称报废汽车(包括摩托车、农用运输车，下同)，是指达到国家报废标准，或者虽未达到国家报废标准，但发动机或者底盘严重损坏，经检验不符合国家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或者国家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车”。原审原告彭安录、彭李民在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期间自行委托作出的涉讼车辆为拼装车的鉴定报告，虽然罗列10项疑点，但多为涉讼车辆外观标识与登记的参数不一致，个别参数的功率与专项作业车的性能有差距即信息不匹配等，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对涉讼车辆五大总成及其他零配件即拼装车的内涵和外延等进行鉴定；数年露天存放，设备老化且无燃油，缺电无法启动，也成为非法拼装车的依据；该鉴定报告确认涉讼车辆为非法拼装车，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所得出鉴定意见不宜采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审查再审申请期间，再审申请人申请人民法院委托鉴定、勘验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因此，该鉴定报告，人民法院在再审申请阶段不宜采纳。其原因在于，再审申请的审查范围仅限于法定事由是否成立，且要求的释明度和证明度都不必等同于本案审理。该鉴定报告并非属于原审中未发现的新证据，原审原告彭安录、彭李民在原审中数次变更要求撤销买卖合同的理由，对涉讼车辆也申请过鉴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资格的鉴定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该鉴定报告由原审原告彭安录、彭李民的委托代理人直接委托鉴定机构，原审原告彭安录、彭李民提供的证据形成不符合法律规定。正因为该鉴定报告系单方面申请委托，在对方当事人提出质疑后，原审原告彭安录、彭李民主动向本院提出重新鉴定，申请对涉讼车辆在2009年购买时是否为非法拼装车进行鉴定，经本院委托，摇号确定鉴定机构，武汉天隆佳和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2日退案，理由为“因时间间隔较长，不确定因素较多，与之本案鉴定标的相关信息与技术状况无法追溯和确定，本鉴定评估机构依据案件要求无法展开鉴定评估工作”。原审原告彭安录、彭李民要求对涉讼车辆现在状况进行鉴定，不能真实反映2009年10月购车时的车辆状况。
至于涉讼车辆登记的生产单位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法务部出具的证明，系该公司法务部出具，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则该证明，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涉讼车辆于1998年12月20日初次注册登记，多次转让登记过户；原审被告杨得明购买时，经交通车辆管理部门办理登记过户，相关资料存有档案，安全性能等获得检验，允许上路行驶。因此，涉讼车辆为合法使用车辆。对于车辆行驶证和营运证上记载车辆用途，武汉市公路运输管理部门确认涉讼车辆具备营运资格。原审原告彭安录身为多年驾驶吊车的老司机，有长期从事起重运输作业工作的经历，购买涉讼车辆理应具备相应的经验，2009年10月购买后，实际履行转让协议，并以实际车主与民通公司重新签订车辆挂靠经营合同书。双方签订《车辆转让协议》系买卖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自2010年11月9日提起诉讼，原审原告彭安录、彭李民在各个诉讼阶段，变更不同理由要求撤销《车辆转让协议》，再审中以拼装车为由要求撤销买卖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同时其要求民通江岸分公司、民通公司、杨得明共同返还480,000元购车款及20,000元欠条，并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审原告彭安录、彭李民要求确认《车辆挂靠经营合同书》无效，与本案买卖合同纠纷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不宜一并处理。据此，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彭安录、彭李民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960元、鉴定费3,800元、邮寄费40元，共计12,800元由原告彭安录、彭李民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程建军
审判员 钱进梅
审判员 魏 璐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张 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