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86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万红，男，1973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丰都县。
委托代理人王斌，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骏坡起重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七古登208号B座三楼311室。
法定代表人马俊毅，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冀，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俊毅，男，1989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邓州市。
委托代理人刘小园，浙江润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万红因与被上诉人杭州骏坡起重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坡公司）、马俊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5民初54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杨万红因中电海康项目破拆工程施工需要联系骏坡公司提供起重机至现场从事起重吊运业务。2017年3月5日骏坡公司安排人员驾驶车牌号为浙Ａ×××××的起重机在案涉工程作业。后起重机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侧翻事故，造成起重机毁损及驾驶人员受伤的后果。事故发生后，骏坡公司法定代表人马俊毅与杨万红就起重机施救相关问题发生争议，马俊毅攀爬至起重机，较长时间内不愿离开，遂杨万红报警。五常派出所出警，于3月6日凌晨将马俊毅带离现场。3月6日下午，杨万红与马俊毅签订和解协议。协议约定：甲方（杨万红）一次性赔偿乙方（马俊毅）壹拾伍万元整，此笔费用包括汽吊操作员的医疗费、误工费、疗养费、把汽吊移出支撑费、清理出场地和维修汽吊等一切费用……3月8日，杨万红按照协议约定向马俊毅个人账户打款15万元。2017年6月，杨万红以和解协议系骏坡公司、马俊毅胁迫其签订为由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撤销杨万红与马俊毅在2017年3月6日签订的《调解协议》；2、骏坡公司、马俊毅共同返还骏坡公司15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骏坡公司、马俊毅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案涉和解协议是否系因马俊毅胁迫而致杨万红违背真实意愿签订，杨万红是否有权行使撤销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意见所作解释：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就本案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评判如下：1、马俊毅确实存在攀爬吊机的行为，但当时骏坡公司起重设备受损。马俊毅主张其因坚持要求保险公司来现场拍照估价，故爬到吊机上面不让工地方吊离吊机，该主张具有一定合理性，并不能直接推论其行为具有胁迫杨万红的意思。且马俊毅在事故现场也无要求杨万红签订和解协议取得赔偿的表示。2、和解协议于事故发生的次日下午签订，此时马俊毅在派出所，并无具体的胁迫行为，杨万红主张马俊毅的亲戚在现场继续阻碍施救，但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即使其他人仍有不当的行为，杨万红仍可采取相当的合法救济手段维护自身权益。3、事故造成骏坡公司的设备受损、人员受伤，产生了相应的损失，而在事故原因未明、责任未定的情况下，双方为减少损失扩大，而达成和解协议，具有一定的和解基础。4、杨万红于3月8日在自由的情况下向马俊毅汇款15万元，其主动履行和解协议的行为与其主张受胁迫相矛盾，从该行为也可推定出该和解协议系杨万红的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根据杨万红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认定马俊毅的行为构成胁迫，故对杨万红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杨万红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减半收取16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270元，由杨万红负担。
宣判后，杨万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对案件事实认定错误，理解法律有误。一、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不具有胁迫上诉人的行为与客观事实不符，与证据相悖，系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马俊毅因坚持要求保险公司现场拍照估价故爬到吊机上面不让工地方吊离吊机具有一定合理性，该事实的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案涉事故发生于2017年3月5日15点左右，马俊毅17点到达事故现场，在18点23分向太平洋保险公司报险，由杭州理赔人员受理。估价理赔是要在吊离吊机后才能进行的，而马俊毅爬上吊机阻止吊离直至被警方带离现场，一共持续十几个小时，明显阻碍施救定损。退一步讲，即使马俊毅认为因保险估价而暂时不能吊离吊机也完全可以采取合法手段协商处理，而不是采取爬上吊机阻止施救，扰乱公共秩序。马俊毅攀爬吊机阻止吊离的目的就是为了胁迫上诉人赔偿，没有任何合理性。（二）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马俊毅在事故现场没有要求上诉人签订和解协议取得赔偿的意思表示，上诉人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马俊毅的亲戚在现场继续阻碍施救，该事实的认定与证据相悖。事故发生后，工地人员全程参与处理，作为第三方人员，其陈述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作为事故处理的主要负责人，工地生产经理和安全员都出具证人证言并出庭作证，证明马俊毅及其亲戚在现场阻碍施救、胁迫上诉人赔偿。一审判决对此证据予以确认却又做出与证据相悖的事实认定，是自相矛盾。且上诉人也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一审法院向五常派出所调取案涉事故的全部调查笔录来证明马俊毅实施了胁迫行为。另外，从所谓和解协议的内容来看，协议第二条“汽吊全部移出支撑梁后付总费用的50％，待全部清理出场地后全部付清”，明显可看出案涉协议是附条件的协议，以被上诉人移出吊车为付款条件，反过来讲被上诉人是以收钱为移出吊车的条件，具有明显的胁迫意思。从实际情况来看，吊车直到3月7日下午才被吊离，如果按被上诉人所称上诉人想要吊离吊车，并且其亲戚没有在现场阻碍施救，上诉人完全可以在马俊毅被警方带离后采取吊离行动，而不是拖延两天直到签订协议后才吊离吊车。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被上诉人的亲戚在现场阻碍施救致使上诉人无法采取施救措施，这些行为都在证人证言中得到证明。二、一审判决认为和解协议签订时并无具体胁迫行为，上诉人在自由的情况下向被上诉人汇款，主动履行和解协议的行为与主张受胁迫相矛盾，从而推定和解协议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系理解法律有误。对于民法上的胁迫应从以下几点加以认定：1、胁迫人有胁迫的故意，且实施了相应的行为即胁迫行为。至于胁迫行为的内容，可以是肢体行为上的（如殴打、非法拘禁、持刀恐吓等等），也可以是语言上的（如当面或通过电话、QQ等方式语言恐吓对方）；2、需被胁迫人接收到了胁迫人的胁迫信息，若被胁迫人没有接收到胁迫人的胁迫信息，则其意思的形成和表示都不会受到胁迫的干扰；3、需因胁迫人的胁迫行为导致被胁迫人产生内心的恐惧和压迫感，并在意思的产生和表达上受到干扰，作出非其真实意思的表示；4、胁迫的内容包括给被胁迫人的生命健康（法人除外）、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失。至于胁迫人客观上是否有能力达到其所声称的结果，被胁迫人客观上是否有违法或者违反道德的“把柄”掌握在胁迫人手里在所不问，只要被胁迫人当时因胁迫人的胁迫行为而陷入了恐惧，意思表示受到了影响即可认定为胁迫的成立。结合本案，被上诉人采取的胁迫行为是通过阻碍吊车施救，以造成施工延误、工地安全质量受损导致上诉人财产损失、名誉损失。上诉人因被上诉人的上述胁迫行为产生内心的恐惧和压迫感，并在意思的产生和表达上受到干扰。协议签订、汇款是上诉人在胁迫下做出的非真实意思表示，是被上诉人胁迫行为导致的结果，并非被上诉人胁迫行为本身。协议签订、汇款过程中是否有强制行为并不影响对被上诉人胁迫行为的认定，一审判决以此推定和解协议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理解法律有误，混淆胁迫行为和真实意思表示的因果关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撤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7年3月6目签订的《调解协议》；2、判令两被上诉人共同返还上诉人150000元；3、由两被上诉人共同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马俊毅答辩称：一、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马俊毅具有胁迫上诉人的行为与客观事实不符、与证据相悖，是对一审判决的片面甚至是错误解读。（一）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予以确认却又做出与证据相悖的事实认定是自相矛盾的。但是纵观一审判决书，对于证人证言，一审判决仅指出“证人虽与上诉人有一定的利害关系，但对其陈述的客观事实的内容予以确认”，是对证人证言中陈述的客观事实的内容予以确认，而不是直接阐述为“对证人证言予以认定”，（二）上诉人认为案涉事故发生在2017年3月5日15点左右，被上诉人马俊毅17点左右到达事故现场，随后向太平洋保险公司报险，由杭州理赔人员受理，且认为估价理赔是在调离吊机后才能进行，是对案件事实的歪曲。事实上，被上诉人马俊毅爬上吊机的实际原因除了要对案涉机器进行估计理赔外，最关键的是应保险公司要求保留现场，并要求上诉人同意鉴定人员入场鉴定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以此明确责任划分。因如擅自移动机器则无法确认如此大的赔偿项目能否进行赔付，且被上诉人马俊毅要求安排鉴定人员鉴定事故发生原因，以便尽快进行现场清理，却被上诉人一口回绝。上诉人认为经过鉴定对项目口碑等有影响，除拒绝鉴定外还拒绝任何赔偿。从现场机器侧翻的图片以及从保险公司的反馈原因中均可得知案涉机器侧翻是因为上诉人所在的项目基地不实，地面发生塌陷造成，而不是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操作自身操作失误造成，上诉人理应赔偿被上诉人相应的损失。（三）上诉人与海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并未在被上诉人马俊毅爬上涉案机器时就签订和解协议，而是选择报警，随后马俊毅也被公安以违反社会治安带离现场进行调查并受到了相应的处罚，无法做出胁迫行为当然实际也未产生过胁迫的意图。且上诉人宣称被上诉人马俊毅授意亲戚继续阻碍，胁迫上诉人，然上诉人却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又如一审判决所述，既然被上诉人马俊毅爬上涉案机器，上诉人选择不妥协进行报警，那么如他人仍有不当行为的，上诉人依然可采取合法的救济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另外，在协议签订后，上诉人又于3月8日在自由状态下向被上诉人马俊毅汇款，上诉人完全可以不履约并申请法院撤销和解协议，其主动履约行为与上诉人主张相矛盾。二、本案的事实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马俊毅就案涉事故的赔偿达成自愿协定即和解协议，不存在任何胁迫的行为，内容也合情合理，赔偿的损失数额系被上诉人马俊毅退让后的合理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本案中被上诉人马俊毅既无胁迫的意图亦不存在胁迫的具体行为，其本身具有合法资质可操作涉案机器。案涉和解协议是双方自愿亲自签订，被上诉人马俊毅的违反治安的行为已经得到了相应的惩罚，但是不能因马俊毅违反治安的行为就否认双方就案涉机器侧翻事故造成的损失所达成的合法有效的和解协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上诉人提请上诉既无事实基础又无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骏坡公司答辩称：本案不存在胁迫的情况，未吊离机器，是为了保险公司定损理赔的需要。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杨万红因中电海康项目破拆工程施工需要联系骏坡公司提供起重机至现场从事起重吊运业务，本案双方纠纷的起因是骏坡公司的起重机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侧翻事故，造成起重机受损以及驾驶人员受伤。在事故发生原因存在争议的情况下，马俊毅称其攀爬至起重机是为了不让工地方吊离吊机以影响保险理赔，难谓不合理，马俊毅虽在起重机上较长时间内不愿离开，但不能以此当然推论马俊毅具有胁迫杨万红的意思表示，况且马俊毅之后已被公安机关带离现场。至于杨万红提出马俊毅的亲戚仍在现场继续阻碍施救以造成施工延误、工地安全质量受损，除证人证言外缺乏其他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本院难以采信。考虑到双方在事发次日下午签订和解协议时，马俊毅系在派出所内，若杨万红确实不愿意签订该协议，其完全有条件拒绝，但其仍然签订了和解协议，并在协议签订后主动履行，故应认定和解协议系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时，鉴于案涉事故原因未明、责任未定，双方签订和解协议，亦具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因此，杨万红以和解协议受胁迫所签订为由要求予以撤销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杨万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傅东红
审判员 石清荣
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朱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