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
（2018）京01民终54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邹爽，女，1972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金玲，女，1949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小联，北京市兆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邹爽因与被上诉人高金玲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7民初202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邹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高金玲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未对本案细节进行审查，包括资金流向、邹爽和高金玲对资金的投资情况知情等进行调查。邹爽与高金玲签署的《信托代持协议》不是借款协议，邹爽只是代持人，�应的收益归高金玲所有，相应的风险也应由其承担，当理财产品发生风险时，不应由邹爽承担。
高金玲辩称，不同意邹爽的上诉请求。邹爽违反《信托代持协议》的约定，未将理财资金用于约定的项目款，高金玲的合同目的没有实现。高金玲对邹爽本案购买的信托项目不知情也没有事后追认，对高金玲不发生法律效力。邹爽没有提供直接证据证明高金玲的款项用于投资，签署《信托代持协议》是邹爽向高金玲承诺有固定收益，该条款被认定为保底条款的责任在邹爽。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
高金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邹爽返还理财本金30万元整，返还支付2013年8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理财利息，按协议利息9％计算；2、诉讼费由邹爽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金玲与邹爽原系中国平安�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同事。
2012年3月27日，高金玲与邹爽签订《信托代持协议》，由邹爽代高金玲认购平安财富安富1号房地产基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并持有相应份额，在信托计划存续期内，邹爽应在信托分红、信托分配、信托清算分配后五个工作日内向指定账户划付高金玲应享有的信托分红或信托分配金额，信托计划的投资风险由高金玲自行承担。高金玲委托资金数额为40万元。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确认上述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完毕，无争议。
2013年7月30日，高金玲向邹爽转账30万元。2013年8月1日，高金玲与邹爽就上述30万元签订《信托代持协议》，约定高金玲将自有资金交付邹爽，邹爽代高金玲认购平安财富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并持有相应份额，在信托计划存续期内，邹爽应在信托分红、信托分配、信托清算分配后五个工作日内向指定账户划�高金玲应享有的信托分红或信托分配金额，信托计划的投资风险由高金玲自行承担。但在该协议机打内容之外，邹爽在落款处注明“一年期，收益率年9％”。对于9％的年收益率，高金玲表示其签订协议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固定收益，故邹爽向其承诺收益率为年9％，并明确写在协议中。
庭审中，邹爽称协议金额30万元被其实际用于投资华融银安有限合伙项目，该项目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提交其与华融银安投资基金（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银安公司）签订的合伙协议。对此，高金玲称其投资的30万元应当按照约定购买平安财富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邹爽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义务，亦未告知高金玲投资款去向，且华融银安有限合伙项目并非《信托代持协议》中约定的投资项目，与本案无关。
庭审中，高金玲提交2017年7月19日、7月28日、7月29日与邹爽的短信记录，证明向邹爽主张款项。邹爽认可短信记录的真实性。
一审法院认为，高金玲与邹爽2013年8月1日签订的《信托代持协议》，符合委托理财合同的法律特征，双方之间应属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前述协议中明确约定了高金玲的固定收益，该约定属于保底条款。保底条款违背民法的公平原则以及委托关系中责任承担的规则，亦违背了基本的经济规律和资本市场规则，应属无效约定。因保底条款系该合同的目的性条款和核心条款，故保底条款无效导致本案合同整体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前述协议被确认无效后，邹爽作为受托人应将委托投资资产的本金30万元返还委托人高金玲，因双方对前述协议的无效均存在过错，对于利息损失，结合高金玲诉讼请求主张的利息计算期间，该院酌定邹爽以3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率的标准，支付自2013年8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对高金玲主张的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1.邹爽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偿还高金玲本金30万元及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8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率标准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驳回高金玲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邹爽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材料：邹爽账号×××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邹�于2013年7月31日将88万元转到华融银安公司账户，该笔款项用于投资，并非邹爽个人使用。经本院庭审质证，高金玲对证据中加盖有银行印章的部分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他部分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查后认为，邹爽提交的上述证据的内容无法体现出其是否认购诉争《信托代持协议》约定的理财产品，故本院不予确认。
高金玲二审诉讼期间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诉讼期间，本院补充认定如下事实：邹爽二审诉讼期间称，签署《信托代持协议》前，邹爽与高金玲沟通过，买的不是平安财富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产品，高金玲和邹爽都知道，但是当时只有平安信托版本的代持协议，没有更改就直接签署了。高金玲与邹爽2013年8月1日签订的《信托代持协议》记载有以下内容：本协议基于邹爽与平安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平安财富集合资金信托合同》，信托合同项下的信托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00万元整。邹爽认可，平安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华融银安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信托代持协议》是否合法有效一节。根据该协议的内容，高金玲系将自有资金交给邹爽，由邹爽代为认购并持有相应信托产品，信托计划投资风险由高金玲承担，邹爽在信托分红、信托分配、信托清算分配后向高金玲指定的账户支付信托分红或信托分配金额，该协议中并未约定邹爽承担投资风险，亦未约定邹爽保证高金玲投资不受损失、邹爽保证向高金玲返还投资本金等内容，即《信托代持协议》中并未约定有委托人享有固定投资收益而由受托人承担投资风险的具有保底条款性质的内容，故一审判决认定诉争《信托代持协议》中约定有保底条款，该条款无效并导致《信托代持协议》无效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信托代持协议》系高金玲与邹爽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
关于邹爽是否应向高金玲返还款项一节。邹爽称，其已实际认购华融银安公司的信托项目，高金玲对此知悉并同意，其已完成委托事项，高金玲应自行承担损失，故不同意返还款项。对此本院认为，根据邹爽、高金玲2013年8月1日签订的《信托代持协议》约定，邹爽受高金玲委托，应认购平安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但邹爽实际投资华融银安公司的信托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的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邹爽应按照《信托代持协议》的约定完成受托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邹爽未按照《信托代持协议》认购约定的信托产品，未能完成委托事项，同时，其实际认购的华融银安公司的信托项目，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造成高金玲的损失，故高金玲有权要求邹爽予以赔偿。邹爽虽称就购买华融银安公司的信托项目，其与高金玲曾进行协商，高金玲对此知晓并同意，但就此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在《信托代持协议》中明确约定认购平安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信托项目的情况下，邹爽未提供证据证明高金玲同意认购其他项目或对已认购项目予以追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令邹爽向高金玲返还款项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邹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邹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甄洁莹
审 判 员 徐 硕
审 判 员 刘海云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韩悦蕊
书 记 员 杜明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