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丽莲南商初字第296号
原告：蔡良福。
被告：丽水欧科人造板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梦璋。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楼斌。
原告蔡良福为与被告丽水欧科人造板有限责任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向本院起诉，本院于2014年10月9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韦剑锋独任审判，于2014年10月27日、11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蔡良福，被告丽水欧科人造板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代理人楼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蔡良福诉称：早在2003年7月之前，被告就已决定将公司的中纤板搬运、装车等叉车工作业务，由原告和蔡良银二人合伙承包。并要求原告出资购置6辆3吨叉车。原告根据被告的要求，于2003年7月之前将6辆3吨叉车购置到位。并配合公司顺利地通过了为期半年的中纤板生产线试产运行。原告承接的叉车工段运行效果良好，实践证明原告所配置的叉车数量和性能均已达到被告的生产要求。可是，在未签首份叉车承包合同之前，被告副总经理吴笃旺又向原告提出额外再增购二辆配有加长货叉套4吨以上大型叉车的要求。当时他虽然不愿对原告如实告知增购二辆叉车的真实用途，但口头上却有过承诺，表示到时定会合理支付相关费用给原告。
2003年12月26日，原、被告以协商方式签下首份叉车承包合同，叉车承包费用价格为5.30元／m2。由于被告故意在该合同中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生产“特殊规格产品”这一工作环节，故意不在合同中约定因生产“特殊规格产品”所产生的叉车成本和劳动费用。从被告方负责人吴副总在未签首份叉车承包合同前，就早已通知原告增购二辆配加长货叉套的大型叉车之举动，可以肯定被告生产“特殊规格产品”是早已确定的工作内容。由于这类“特殊规格产品”的面积超大超宽（比常规产品面积大一倍）。必须使用配加长货叉套4吨以上的叉车才能作业。而被告公司生产线在试产运行期间未曾生产该类产品。被告就故意隐瞒真相，不如实相告实情剥夺了原告的知情权，其目的就是为了设合同陷阱创造有利条件。原告不知情签了首份叉车承包合同。被告采取剥夺对方知情权、暗中设下合同陷阱的手段，与原告签订合同，原告显然不能防范。因此这份合同显失公平，应当判定为无效合同或者撤销。
合同签订后，时过数月被告就开始生产“特殊规格产品”。原告这才领悟先前增购二辆大型叉车的真正用途。于是于2004年5月13日向被告递交第一份申请报告，提出要求解决“特殊规格产品”等原因所产生的叉车成本和劳动费用问题。被告总以多种理由拖延未予解决。2004年末被告企业负责人吴笃旺副总经理，为了促成原告尽快增购第三辆大型叉车时，他再次口头承诺会给原告解除“特殊规格产品”的叉车费用问题。之后经双方协商，于2005年元月12日达成了“在原5.30元／m2承包价格的基础上再增加1.20元／m2的共识。原告深信不疑，故将3辆大型叉车都增购到位。想不到被告用口头承诺方式欺骗原告，三辆大型叉车到位后。被告就食言反悔，不予办理补充协议，不兑现先前许下的承诺。不仅如此，因“特殊规格产品”的品种、数量逐年增加。原告三辆大型叉车无法满足被告之生产需求，被告为了解决大型叉车数量不足的问题，竟置原告的利益损失于不顾，于2009年7月采取强行改变所有常规产品的外包装的方法。将原来常规产品外包装从2m3／每件改为2.2m3／每件。使常规产品每件重量增加，因超重直接淘汰原告5辆3吨叉车。迫使原告再次增购了三辆大型叉车，造成原告的叉车数量达到十二辆之多，比原定数量足足增加一倍，共投入的资金超过100万元。这不仅大大增加了原告的叉车运营成本和劳动开支，还造成了叉车设备上的严重浪费和损失。由于被告对“特殊规格产品”这项费用久拖不决。被告见原告的三辆大型叉车已增购到位，欺骗目的已达到。就干脆以合同上没有约定“特殊规格产品”这项叉车费用为由，拒绝支付这项费用给原告。利用首份设有合同陷阱的叉车承包合同，钻合同漏洞坑害原告。为此原告据理力争，多次与被告方领导发生激烈地争吵，双方的矛盾终于激化，产生纠纷。被告为此采取以下三种主要手段：一、拒不付给原告“特殊规格产品”所产生的叉车成本和劳动费用。二、不履行合同中“第六条条款”，即违约不付给原告燃油上升的差价补贴。第二年后，又用职权单方强行撤销该项燃油补贴条款。三、被告以“特殊规格产品”叉车成本和劳动费用作筹码，用胁迫、欺骗等不正当手段，于2007年3月，恶意进行招投标、在原告增购三辆叉车和各项叉车费用一路走高的情况下，用不正当手段强行将原告的叉车承包价格从5.30元／m2压低到3.78元／m2。原告之兄蔡良银因此被迫放弃了叉车承包，他的价值36万元的叉车设备至今还滞留在被告的成品仓库内。其损失至今被告都未予赔偿。被告以上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使原告的多项经济利益上遭受到被告的严重侵害。致原告九年的叉车承包全过程都处在恶性循环中，损失极其惨重。另外，在签首份叉车承包合同之前，原告经过测算投入8辆叉车，至今需要5年时间才有可能收回成本。故向被告提出一次性签订5年长期合同的要求。被告却坚持已定第七条“本协议暂定执行一年，如双方认为满意合同可以续签”的条款，不肯让步，不与原告签订长期合同。到来年续签合同时，被告强行取消了合同第六条条款。原告才恍然大悟，被告当初坚持合同要一年一签，就是要利用第七条条款做文章，钻合同漏洞。利用合同第七条款和手中的职权，随心所欲地强行更改和加入合同条款。把后面的合同更改得面目全非。“霸王条款”不断出现。造成原告的叉车工作环节和工作量不断增加，相应的叉车成本和劳动费用大幅增高，叉车承包价格反被大幅压低等极其不利的被动局面。被告利用合同一年一签的方式，更是为了逃避故意订立无效合同和履行无效合同的法律责任。让原告连续承包叉车工段，发生合同纠纷后，让原告前面的合同失去诉讼时效。给原告走法律程序维权设置障碍。种种事实充分说明被告在处心积虑、不择手段地设置合同陷阱，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给原告经济上造成重大损失。以上被告用胁迫、欺压等手段，使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订立的合同，这些合同显失公平，属无效合同。恳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其合同全部无效。
2005年元月12日，原告向被告写的那份申请报告，其稿件事先就通过吴副总经理的审阅和修改，上面还多处留有他亲笔修改的字迹，这份稿件充分证明了被告对原告的“特殊规格产品”的叉车费用作过口头承诺，这是不可抵赖的事实。更何况原告为此额外投入了60万元资金，购了6辆大型叉车，这是铁一样的事实，那份申请报告稿件约定的1.80元／m2的叉车费用价格，应当作为口头形式订立的合同，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被告耍无赖不履行约定毫无道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决。
从2003年12月26日到2012年11月15日企业关停止，双方共续签了7份合同，由于有合同陷阱，故被告便于对原告利用职权进行打击报复，百般生事，刁难原告。被告之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之权益，致原告在多项经济利益遭受惨重损失。经初算，原告的叉车承包各项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00万元以上，损失清单如下：
1、原告2003年12月26日的合同之外，为“特殊规格产品”这项工作内容共增购6辆大吨位叉车所涉的叉车成本和劳动费用：1.80元／m3×14500m3／月×108月=281.88万元。
2、燃油差价补贴：（按油价上涨一倍计算）3.10元／升×2500升／月耗油量×98月（涨价后）=75.95万元。
3、价格压低后差价损失：（5.30元-3.78元）=1.52元／m3×14500m3／月×69月=152.07万元。
以上三项损失，共计509.9万元人民币，均因被告的过错造成原告损失，被告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另外，原告因被告过错，造成的间接损失还有：
1、利息54万元
2、精神损失：26.4万元
3、误工开支等损失：7.2万元
4、十二辆叉车损失18万元（注：公司关停后2年中，平均每辆叉车损失1.5万元）。
对于105.6万元这部分的间接损失，也请法院和被告酌情考虑解决。
总而言之，在2003年12月26日-2012年11月15日的原、被告叉车承包合同续订履行中，由于被告采用欺骗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蓄意与原告订立有漏洞可钻的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谋取非法利益。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原告的经济利益，还在精神上给原告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因被告运用欺骗、胁迫等手段。违背原告真实意思，强行压低叉车承包价格，违约不履行合同第六条；强行取消第六条条款及随意变更合同内容，增加原告工作内容等违法违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四十二条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一、确认被告与原告从2003年12月26日起到2012年12月31日止共9年连续所签的8份《叉车承包合同》全部无效；二、被告赔偿给原告因履行无效合同所产生损失共计人民币509.9万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丽水欧科人造板有限责任公司辩称：一、双方于2003年12月26日至2012年底的叉车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双方是在平等自愿的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结合工作实际订立的合同，不存在原告主张的隐瞒、欺诈、强迫，合同中约定的内容是装运、捆扎、堆放从生产线下来的产品，并没有约定是某种产品或某几种特定的产品，因此，不存在我方隐瞒特殊产品的问题。运输的叉车是原告自备的，叉车备多备少均是原告自己的事情，与被告无关。相应历年的报酬标准，也是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的，不存在欺诈，我方是按原告实际运输的产品、出库量进行报酬计价的，双方对历年合同均无异议且已履行完毕。现原告对已履行完毕的合同要求确认无效，是无法律和事实依据的，是不诚实信用的表现。二、原告所述损失毫无事实依据。1、原告所购叉车是为履行合同所必需，是原告自己的行为，与我方无关。叉车是原告履行合同的工具，购多少叉车、什么品种，均是原告自定，与我方没有关系，我方也从无干涉，原告有无损失，均与我方无关。2、关于燃油差价的问题，在合同中有补贴燃油差价的约定，我方在与原告历次结算报酬中，均已将燃油差价支付给原告，原告对此当时并无异议，也就是说差价都已结算，并不存在再次结算燃油差价的问题。3、价格压价后差价损失的问题。原告提出此要求是没有道理的，2007年初，由于原告提出原承包价过低，要求提高单价标准，我方认为，原告承包每立方米3.5元本来就是高的，就决定于2007年3月15日公开招标（前合同已履行完毕），后该标为夏文明中标，我方与夏文明于2007年3月16日订立了叉车承包合同，合同确定标准单价是每立方米3.78元，2007年4月7日，原告与其兄蔡良银报告要求继续承包叉车租赁业务，并同意按每立方米3.78元计价，因此，我方与夏文明解除合同，于2007年4月10日与原告订立合同。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理应驳回。
为证明诉称事实，原告举证如下：1、2003年12月15日的叉车销售合同，该合同签订时间早于叉车承包合同，证明被告在签订叉车承包合同之前就要求原告为特殊规格产品增配4吨以上的大型专用叉车，特殊规格产品是被告早已决定的工作内容。2、2003年12月26日的叉车承包合同，证明被告隐瞒生产特殊规格产品的事实，不约定这项工作内容的叉车成本和劳动费用。3、两份申请报告和稿件，证明被告本身是知道2003年12月26日的合同上的特殊规格产品，没有如实相告，后来过了几个月，就开始生产特殊规格产品，这种产品比平时产品大一倍，需购买4吨以上的叉车，原告发现被告当初没有约定价格，后来发现被告买来的材料是为做特殊规格板，原告打了要求调整叉车承包价格的报告。稿件的第2页上，边上“因承包工资偏低”、“也偏低”，这是吴笃旺写的。后面“我决心会将工作做更好，让公司满意”这些都是吴笃旺写的，这就是双方达成的共识。4、2005年叉车承包合同一份，本来是1月1日签的，推迟到4月份，这是原告以拒签合同作抗争，是被告强迫原告所签，是违背真实意思的合同。5、称重单（过磅单），证明被告改变常规产品的外包装，重量达3.82吨，导致原告的3吨叉车全部报废。6、2009年12月31日的叉车承包合同、叉车承包补充协议，见合同2页5行，证明被告把常规产品的外包装从每件2立方米改为每件2.2立方米，所以，重量超重，3吨叉车被报废。补充协议，证明原告被迫向被告借款购买大型叉车的事实。7、《oak产品出入存日报》单，单子上有打勾的都是特殊规格产品，证明这些产品都是面积超大、超宽。8、两组叉车照片，证明原告的叉车数量已经达到12辆，投入的叉车比原定的数量足足增加了一倍。9、叉车费用结算单，证明被告违约不履行“第六条”条款，从未支付燃油上升差价补贴。10、历年叉车承包合同，证明被告利用职权强行取消、更改和加入合同条款，把后面续签的合同条款改得面目全非，不断出现“霸王条款”。以此增加叉车工作环节和工作量，大幅压低叉车承包价格。11、2007年4月10日叉车承包合同，证明被告采用欺骗、胁迫等不正当手段大幅度压低叉车承包价格，对原告进行打击报复。12、3月份的工资结算单，证明企业关停后还有库存，还在发存货，证明称重单的有效性、真实性。
被告质证认为：1、叉车销售合同是原告蔡良福以被告的名义个人去购买的，上面并没有被告的签章，这份叉车销售合同完全是原告的自主行为，与被告无涉。2、叉车承包合同，不能证明被告有欺诈、隐瞒的行为，关于原告从事的工作范围的约定也很清楚，不存在隐瞒、欺诈的事实。3、这两份报告和稿件完全是原告方的单方意思表示，被告没有对原告提供的两份报告作出任何承诺，并没有原告所称的同意加价、要求买车的事实，对其里面的内容，被告是不确认的。4、2005年的叉车承包合同是双方当时签订不假，是双方在自愿平等、公平互益的基础上签订的，并不存在原告所说的胁迫问题，合同第6条，并不是被告单方取消，是双方达成合意之后所签，所以，原告所说的胁迫是不存在的。5、称重单，不能证明被告方改包装的问题，也不能证明原告说的叉车报废和被告有关系。称重单的日期是2013年4月2日的，被告和原告签订合同最后日期是2012年12月31日，这份称重单与本案没有关系。6、2009年的叉车承包合同和补充协议的证明内容并非原告所主张的外包装改变，合同是双方平等自愿签订的，在诚实信用规则下签订的。也不能证明原告是在被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其证明内容是不对的。7、《oak产品入库日报》单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就是一个表格，是否真实存疑，其内容也不能反映出是欧科公司的产品，也看不出关联性，也反映不出双方的意思表示，所以，这份证据不符合三性。历年的合同中都没有谈到特殊规格产品的问题，只是要求原告按合同堆库、入库。8、叉车照片，被告知道原告和他的兄弟蔡良银合伙，由原告出面承包，增加车辆是原告根据工作量自行订购的，与被告公司没有关系。9、叉车费用结算单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不知从何而来。假如叉车费用清单属实，也达不到原告所主张的被告从未支付燃油差价和补贴的证明目的。10、历年叉车承包合同，有公章的予以认可。从合同中不能反映出原告所主张的证明内容，双方签订一系列合同，都是在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下签订的，不存在欺诈。11、2007年4月10日的叉车承包合同，对合同三性无异议，但合同中没有反映出原告所主张的内容，被告没有采取欺骗手段打击报复。12、工资单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是由原告自己书写的，被告没有签字盖章，所以，对工资单上所反映的内容，我们不予确认。从上面显示的时间看是2012年10月-11月的，和原告主张的时间也是对不上的。
为证明辩称事实，被告举证如下：1、被告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明被告的身份情况；2、质押登记证明，证明原告购买叉车完全是他的自主行为；3、2007年3月1日的通告、2007年4月7日蔡良福和蔡良银要求继续承包叉车业务的报告、欧科公司在2007年4月9日发给蔡良福、蔡良银的函、2007年3月16日被告与夏文明签订的叉车承包合同、2007年4月10日原告与蔡良银共同与被告签订的叉车承包合同，共同证明被告在2007年3、4月间进行叉车业务投标，中标者为夏文明，由于原告要求继续进行承包业务，被告就与夏文明解除了承包合同，由原告继续承包叉车的事实，当时夏文明中标的价格是3.78元，原告在报告中愿意以3.78元的价格承包。4、2012年、2011年12月叉车费用结算单、报销单、银行费用转账凭证，历年来的油价、差价都是在总的费用中一并支付给原告的，两个时间的支付油价补贴的事实，证明被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把所有的燃油差价都支付给了原告。5、原、被告双方签订的2011年2月28日、2011年4月13日补充协议、2012年1月1日、2012年2月9日叉车承包合同，待证从合作开始到终结，双方对合同的履行都没有异议，不存在原告所称的隐瞒特殊规格产品的内容，在最后一份合同也就是2012年元月1日的合同里面，工作内容并没有按品种进行区分工作量，证明原告所称的隐瞒特殊规格产品是不存在的。
原告质证认为：1、营业执照等没有异议。2、质押登记证明，原告当时是向单位里借了9万元，不过这是因为被告的改变包装，把原告的叉车废掉了，让原告增购叉车，原告资金不够才借款，不是被告的原因被告不可能借款给原告。3、通告属实，为什么要进行招投标，因为是特殊规格产品，因为费用问题，被告一定要通过这种方式强迫原告去招投标，通告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原告是被胁迫；要求继续承包叉车的报告，被告不处理原告的叉车，叉车已经投入进去了，没办法，被告的目的就是还是要压价，亏损还要原告亏；2007年4月9日的通知也是这样，与上面一样的意思，真没有办法了；夏文明签的合同，这些都是欺骗原告去招投标；2007年4月10日的叉车承包合同也是这样，叉车投入进去，没办法不做。4、叉车费用结算单，2012年10月份油价结算给原告，油价已经涨到7块5，被告是7块3部分给我报销80%，原先合同中上升10%就要被告承担的，被告都没有履行，等于是等原告把设备投进去，不履行合同。被告称都已经履行了合同，是不真实的，2011年1月开始，以前分文都没有给原告，10%都是空话，2011年以前没有履行合同。
经审理，根据原、被告庭审陈述和双方的举证、质证，本院认定：原、被告先后于2003年12月26日、2005年4月5日、2006年5月10日、2007年4月10日、2008年2月26日、2009年12月31日、2011年2月28日、2012年1月1日签订了六份叉车承包合同和两份补充协议，多年来，原告向被告承包了被告企业内从切割线下线的所有板的检板、打包、入库、出库、堆垛、转运、装车等工作。
根据本院同期审理的（2014）丽莲南商初字第295号原告蔡良银与被告丽水欧科人造板有限责任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另查明：2007年4月10日的叉车承包合同中，承包方当事人为蔡良福、蔡良银二人，蔡良银与本案被告于2013年5月23日签订调解书，就叉车承包合同等问题达成一致调解意见，并结清了双方的权利义务。
原告主张合同无效，所依据的事实是：被告采用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蓄意与原告订立有漏洞可钻的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谋取非法利益；运用欺骗、胁迫等手段，违背原告真实意思，强行压低叉车承包价格。原告的举证虽证明了合同未约定因“特殊规格产品”所产生的叉车成本和劳动费用、下调合同单价、未约定油耗补贴，并非原告真实意思，但未能证明这些事实的发生是由于被告的隐瞒、欺骗、胁迫而引起。未能证明被告采用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谋取非法利益；运用欺骗、胁迫等手段，强行压低叉车承包价格。在2007年被告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叉车工作承包人的过程中，当时被告生产“特殊规格产品”已经有数年，在夏文明通过招投标取得承包权后，在合同单价更低的情况下，原告主动向被告表示要求继续承包叉车业务。这一事实，使本院更难以采信原告上述事实主张。
原告还主张被告“违约不履行合同第六条”关于油耗补贴的内容，并据此要求被告赔偿燃油差价补贴损失75.95万元：3.10元／升×2500升／月耗油量×98月（涨价后，按油价上涨一倍计算）。本院审查认为，原告未能证明该事实成立，理由如下：1、2003年12月26日的合同第六条约定了“油耗3.10元／升核算，遇今后油价上升10%以上时由甲方给予补贴……本协议暂定执行一年，从2004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止”等内容。原告只证明了合同中关于油耗补贴的约定，没有证明在该合同履行期限内的实际油耗以及油价是否上升，无从判断被告是否违约。2、关于油耗补贴，2003年12月26日之后的合同或补充协议，只有2006年5月10日的合同第六条第四款里有约定“在油价上升至5元以上时，甲方可适当为乙方考虑油价上涨因素”，2011年2月28日的补充协议第二条和2012年1月1日的合同第三条第二款里有约定“柴油价格高于7.0元／l时，补贴价差部分的80%；柴油价格低于6.5元／l时，扣加价差的80%；柴油价格按加油站挂牌价，月柴油用量按2500l进行价差补贴计算”，其余合同和补充协议均未作约定。可见，从单价、期限看，算式中3.10元／升、98个月缺乏合同或其他事实依据，2500升／月的耗油量也缺乏实际耗油依据。
本院认为：在法律限度内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合同一方在合同订立、履行过程中的合法要求。原告多次、持续地要求“特殊规格产品”所产生的叉车成本和劳动费用、上调合同单价、给予油耗补贴，本就是在合同订立、履行过程中可以依法与合同相对方协商的内容。但民事行为需遵循平等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双方协商一致，原告的要求要取得被告的认可，才能成为约束双方的规则。同理，被告提出下调合同单价、部分合同和补充协议未约定油耗补贴，是原告在有从业经验、了解合同内容的情况下自主签订的，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全面适当地履行。
原告以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为由，主张由此产生的损失赔偿，但却未能举证证明引起无效的相应法定事由成立，故应承担因举证不能而带来的不利后果。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蔡良福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7490元，减半收取23745元，由原告蔡良福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韦剑锋
二〇一五年一月六日
书记员 颜冰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