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通中民终字第008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小刚。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海山。
上诉人梁小刚因与被上诉人江海山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门市人民法院（2014）门开民初字第006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梁小刚并无律师执业资格。2009年2月16日，梁小刚经南通市海门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设立个体经营的“海门市梁小刚法律咨询服务部”，登记的经营范围为：“法律咨询、代写各类文书（服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该服务部的设立未经有关司法行政机关批准，不过，梁小刚曾多年从事诉讼代理业务并收费。
2011年2月28日，江海山为了向南通亨大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大公司）索回在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龙苑华庭”建筑工程项目前期垫付的业务招待费用人民币591810.60元向梁小刚寻求法律帮助，江海山为此签署书面承诺书，内容为：“承诺人（即江海山）系诉南通亨大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归还垫付地处山东日照市岚山区龙苑华庭工程项目合计591810.60元前期业务费用民事诉讼案梁小刚，全权委托被承诺人（即梁小刚）代理本案，承诺人因暂时经济困难，待本案结案收取该款后，支付被承诺人本案4万元法律服务费。”此后，江海山为梁小刚代拟诉状，整理证据材料并代为提起诉讼，该案即为原审法院于2011年3月14日受理的江海山与亨大公司返还垫付款纠纷案，案号为（2011）门民初字第0595号。梁小刚作为江海山的代理人，三次出庭代理诉讼。2011年9月，江海山提出撤诉申请，法院裁定照准。此后，梁小刚认为江海山的撤诉行为未经其同意，属恶意阻止法律服务费支付条件成就，并且认定江海山在其作为权利人申请执行的（2011）门执字第1052号执行案件中已收取160万元执行款，资金困难已解决，已丧失拒付理由，遂于2012年3月12日起诉来院，要求江海山支付法律服务费4万元。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江海山向承办人出示其与亨大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来生达成的书面协议，内容为张来生于三年内分期向江海山支付垫支款约50余万元。但江海山拒绝将该协议提供给法院作为证据使用。2012年7月5日，梁小刚以需等待服务费支付条件成就为由向法院提出撤回起诉的申请，法院于当日裁定照准。2014年7月18日，梁小刚再次起诉来院，要求江海山支付4万元法律服务费用。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梁小刚承认，在为江海山代理诉讼过程中，并未发生实际费用。
原审认为，梁小刚、江海山之间存在着以诉讼代理和收费为内容的法律服务合同。江海山向梁小刚承诺可根据诉讼结果收取人民币4万元报酬，但梁小刚并无律师执业资格，与江海山并无近亲属关系，也不属于有关单位推荐的人，其实际参与了三次庭审，故只能作为依照第一次修正后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的“经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虽然允许其登记设立“海门市梁小刚法律咨询服务部”，但该服务部的营业执照并不能代替律师执业资质，故其代理行为仍应归入公民代理范畴。
关于公民代理是否可以收费的问题，1996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旧律师法）第14条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执业，不得为牟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代理或辩护业务。”2007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新律师法）第十三条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而经2012年8月31日第二次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
从以上的立法过程可以看出，立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显然不鼓励公民代理的职业化倾向，而收费的合法化显然是公民代理职业化的必然要求。司法行政机关已根据旧律师法颁布了一系列禁止公民提供有偿法律服务的规范，这些规范不能被直接援引用于判定公民有偿法律服务合同或条款的法律效力。而新律师法实际上对公民代理的限制更为严格。应当看到，诉讼代理业务具有市场化的特征，本质上也具有法律特许经营业务的性质。而律师从事诉讼代理业务的收费已被规范，此种情况下，从规范公民代理业务行为的角度出发，应当进行必要的限制，否则就会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但如何进行限制，目前可以参照的标准是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2010年9月16日曾对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公民代理合同中给付报酬约定的效力问题的请示》所作的答复：“未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的公民个人与他人签订的有偿法律服务合同，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但对于受托人为提供服务实际发生的差旅等合法费用，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给予支持”。本案中，梁小刚、江海山之间存在的诉讼代理合同，并非梁小刚提供有偿诉讼代理服务的首份合同，其本人有着从事该类服务的数年经历，职业化特征明显。梁小刚要求江海山支付的人民币4万元法律服务费，不符合对诉讼代理业务进行规范化管理的要求。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梁小刚承认在为江海山从事法院受理的（2011）门民初字第0595号民事案件诉讼代理服务过程中并未发生实际费用，其本人也未提出要求支付这方面费用的请求。据此，梁小刚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梁小刚要求江海山支付法律服务费人民币4万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0元，由梁小刚承担。
宣判后，上诉人梁小刚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上诉人具有工商机关核发的营业执照，因此有权收取被维权人法律服务劳务费。2、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不应该适用新《律师法》的有关规定。3、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一庭的《答复函》仅仅是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的审判工作意见，不能作为下级法院判决案件的“法律”依据。4、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合法有效，应予保护。5、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保护公民取得合法劳动的报酬。综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江海山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不是有资质的代理律师或者法律工作者，公民代理不应当收取费用。本人书写的承诺书明确待案件结案后才付4万元，上诉人代理的案件没有胜诉，本人也未拿到钱，上诉人无权向本人索要这4万元。原审判决正确无误，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为江海山是否应当向梁小刚支付4万元法律服务劳务费。
本院认为，上诉人梁小刚虽然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但是该营业执照并未赋予其从事有偿诉讼代理业务的资质。由于梁小刚没有从事律师职业的执业证，其诉讼代理的行为应当属于公民代理。法律虽未禁止公民代理行为，但在民事诉讼法中对公民代理行为进行了严格的规范，限制公民代理的职业化倾向。且司法行政机关颁布了相关规范明确禁止公民提供有偿的法律服务。原审法院充分考虑立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并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2010年9月16日对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公民代理合同中给付报酬约定的效力问题的请示》所作的答复：“未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的公民个人与他人签订的有偿法律服务合同，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但对于受托人为提供服务实际发生的差旅等合法费用，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给予支持”，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00元，由上诉人梁小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秦昌东
代理审判员 郭相领
代理审判员 高 雁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李新珠
附相关法律条文：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