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余干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干民一初字第813号
原告袁义能，干部。
委托代理人彭定清，江西干越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告余干县康山乡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罗阳宾，该乡乡长。
委托代理人胡升生，余干县法律服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参与诉讼、调解、接受法律文书。
第三人袁利荣，农民。
第三人袁景阳，农民。
第三人袁运森，农民。
第三人袁艳明，农民。
第三人袁景双，农民。
第三人袁义泽，农民。
第三人袁师虎，农民。
第三人袁师龙，农民。
第三人袁运龙，农民。
第三人袁龙江，农民。
诉讼代表人：袁利荣、袁艳明。
委托代理人左求拔，江西方盈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原告袁义能诉被告余干县康山乡人民政府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6月16日立案受理。2015年8月3日，依被告申请，本院追加袁利荣等人为本案第三人并通知其参加诉讼。依法由审判员程军辉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义能及其委托代理人彭定清，被告余干县康山乡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胡升生，第三人的诉讼代表人袁利荣、袁艳明及委托代理人左求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袁义能诉称，康山泥洲湾垸子原系康山大堤内、康山乡管辖范围内的荒滩、荒洲，面积约430亩许。袁利荣、袁景阳等人于1993年将之开垦成稻田，并一直由其耕作。2015年3月，被告为了加强管理，保证村集体资产不受侵害，在未做好原开垦者工作的情况下，主持召开了泥洲湾垸子承包者招标大会，袁雄四通过公开投标，成为泥洲湾垸子的承包者，并于2015年3月22日和康山乡所辖的六个村委会签订了《合同书》。袁雄四在欲行使承包权时，遭到了原开垦者的抵制，并有产生械斗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被告找到原告，要求原告承接袁雄四的承包权，并承诺做好原开垦者的工作，确保原告能够顺利地行使对泥洲湾垸子的承包权。原告于2015年3月26日将承包费271，100元交给了被告，被告的人大主席左水亚向原告出具了收条。同时，2015年3月27日，原告和袁雄四签订了《协议书》，《协议书》约定袁雄四将泥洲湾垸子的承包权转让给原告，被告向袁雄四退还了其交纳了承包费。原告交纳了承包费后，意欲行使承包权，同样遭到了原开垦者的抵制，无法对农田实施管理。原告及时将这情况向被告报告，但是被告无法做通原开垦者的工作，农田至今由原开垦者管理，原开垦者已种植了早稻。原告交纳的承包费现由被告掌管，并未分配给其所辖的六个村委会。原告要求被告已经交纳的承包费，但至今未予以返还。被告对其所辖的村委会有一定的影响力，原告基于被告的要求才同意承包泥洲湾垸子，被告在原告尚未与袁雄四签订合同之前即将赔偿款等退给袁雄四等可以认定被告是其所辖村委会的代理人。现原告交纳的承包费而未取得承包权，被告应当返还承包费，并应承担原告遭受的经济损失。为此，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人民币271，100元；并按年利率8.4%向原告支付自2015年3月26日始至还款日的利息。并提供以下证据支持其主张：
被告人大主席左水亚的收条1份，证明是被告收取了原告交纳的承包费；
2、原告和袁雄四签订的协议书，袁雄四和六个村委会签订的合同书各1份，证明原告和袁雄四签订协议的时间是在向被告缴纳承包费之后。
被告余干县康山乡人民政府辩称，1、袁雄四承包泥洲湾垸子农田，是六个村委会主持的招标发包，原告转让袁雄四的承包田时候，康山乡没有承诺确保原告能取得泥子湾的承包权，只是承诺会协助原告取得承包权，袁雄四将承包田转让给原告，乡政府左水亚主席仅是为了协调纠纷而经手收取原告的承包费，并不是代表乡政府进行收取。原告与袁雄四达成转让协议，不排除乡政府做工作，但最终达成协议的是原告与袁雄四。原告缴纳的承包费，乡政府没有保管，之前袁雄四的承包费是缴纳至乡管村用的村级财务。原告承包泥洲湾的时候也向被告承诺过可以做通工作，故才承包。2、造成原告无法承包的真正原因是由于第三人的非法霸占，和被告没有关系。3、利息问题之前没有约定，对此有异议。总之，应该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请，原告的损失应由第三人承担。并提供以下证据支持其主张：
1、康山乡群众提供的康山乡和袁利荣等人1993年签订的合同书复印件1份，证明袁利荣等人与康山乡政府的承包合同于2012期满；
2、袁发山、袁发平的领条1份，证明袁雄四领取承包费；
3、袁雄四和六个村的合同书，原告和袁雄四的协议书各1份，证明承包合同双方的主体身份以及土地的权属是集体的。
第三人袁利荣等述称，1、被告在将泥洲湾农田发包前，没有就第三人的前期开发收入作相应的善后补偿处理，以至引发矛盾，这是造成原告损失从而起诉的根本原因；2、原告主张的是债权，被告不是原告的发包方，但是却收取了承包费，现原告主张返还，说明原被告之间存在特定的法律关系，本案第三人不是该法律关系的当事方，第三人与本案无关。并提供以下证据支持其主张：
政府给第三人发放粮补的惠农一卡通（2010年至2014年），证明对象是第三人为实际的承包人，第三人不是非法霸占。
庭审中，原、被告及第三人对被告人大主席左水亚的收条，原告和袁雄四签订的协议书，袁雄四和六个村委会签订的合同书，袁发山、袁发平的领条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袁利荣与乡政府1993年签订的合同书复印件质证意见为：因时间太久自己不能提供原件，上面的署名有点像袁利荣、袁景阳写的；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惠农一卡通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证明第三人耕种泥洲湾是合法的。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因双方当事人对收条，原告和袁雄四签订的协议书，袁雄四和六个村委会签订的合同书，袁发山、袁发平的领条，惠农一卡通等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以上证据可以作为本案案件事实认定的依据。袁利荣与乡政府1993年签订的合同书系复印件，无其他证据佐证，不作为本案案件事实认定的依据。
综合上述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案事实可确认如下：泥洲湾垸子原系康山乡管辖范围内的荒滩、荒洲，面积约430亩许。1993年，第三人袁利荣、袁景阳与被告签订合同将泥洲湾开垦成稻田，并一直耕作。其中原告也是泥洲湾农田耕作者之一。2015年3月，被告以承包期满为由，要求原开垦者袁利荣等人交出泥洲湾的农田，除原告缴纳21，000元取得其原来承包的面积外，其他开垦者以未取得开发补偿为由予以拒绝。但被告所辖的金山村等六个村委会以自己的名义将泥洲湾垸子承包经营进行招标，袁雄四以241，111元的价格竞价成功，成为泥洲湾垸子的承包者，并于2015年3月22日和康山乡所辖的金山村等六个村委会签订了《合同书》。袁雄四在欲行使承包权时，遭到了第三人等原开垦者的抵制。为避免矛盾激化，被告协调原告受让袁雄四的承包合同。2015年3月26日，原告将承包费271，100元交给了被告的人大主席左水亚，并由左水亚向原告出具了收条。当天，袁雄四通过袁发山、袁发平两人从左水亚处领走上述271，100元。2015年3月27日，被告的工作人员持袁雄四的原《合同书》及袁雄四已经签名的《协议书》给原告，原告在阅读《合同书》后在《协议书》签名。《协议书》主要内容为：袁雄四同意把2015年度的泥洲湾垸子承包经营权转让给袁义能，粮食补贴归袁义能所有。但在原告行使承包权，同样遭到了袁利荣等人的抵制，至今原告未对泥洲湾垸子的农田实施管理。该招标农田至今由第三人袁利荣等管理并种植了早稻。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缴纳的承包费并支付利息。
另查明，袁雄四将泥洲湾垸子的农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原告，被告已经告知金山村等村委会，其未提出异议。
本院认为，被告所辖的金山村等6个村委会以公开招标方式将泥洲湾垸子的农田承包经营权进行发包，袁雄四竞价成功并与金山村等村委会签订《合同书》，该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袁雄四和金山村等6个村。在袁雄四行使管理权受到第三人的抵制时，被告作为当地政府，为维护社会稳定等原因指派工作人员说服并促成原告概括受让袁雄四的权利和义务，是一种居间行为，其目的是促成原告、袁雄四及金山村等作为平等民事主体进行交易。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是泥洲湾垸子农田承包经营权的发包者，原、被告间不存在农业承包合同的法律关系。2015年3月27日，原告在阅读《合同书》后在《协议书》签名，其转让合同已经签订。至于原告先行支付承包费后签协议，未直接与袁雄四协商等细节均属于转让合同订立的过程，在原告最终签署合同确认后，不影响转让合同的效力。原告支付的271，100元是其受让泥洲湾垸子的农田承包经营权的对价，该款项应当支付给袁雄四。被告的工作人员虽经手该款项，但依据原告与袁雄四的协议现已支付给袁雄四，其行为系协助原告与袁雄四履行合同的行为。原告与袁雄四达成协议，被告已经尽到交易风险告知、协助履行及告知金山村等转让事宜等义务，其居间行为已经完成，被告因居间期间受托实行的法律行为，其法律后果归属于委托人，因被告居间达成协议的交易双方发生纠纷应当按其约定另行处理。现在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在居间过程中存在过错，或者负有其他法定或约定的义务，原告诉求被告返还承包费，本院不予支持。因泥洲湾垸子农田的承包经营权的发包者是否违约不属本案审理范围，且合同具有相对性，如发包者因第三人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其与第三人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另行解决，故被告要求本案原告的损失应当由第三人袁利荣等承担的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四百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袁义能对被告余干县康山乡人民政府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932元，减半收取5，466元，由原告袁义能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程军辉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洪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