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裁�书
（2016）最高法民申320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区（空港经济区）西三道***号金融中心*号楼。
法定代表人：赵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马莎莎，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侯春雷，北京哲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天津海泰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天津华苑产业区华天道*号海泰大厦*层*******室。
法定代表人：牟福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宋君，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卓堃，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农商行）因与被申请人天津海泰投资�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泰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津民终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滨海农商行申请再审称：（一）借款合同是否属于主合同之分合同，应以债权人与债务人的约定为准，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属《基本额度授信合同》的分合同，该约定即为合法有效，对担保人也发生效力。本案中，滨海农商行与天津福盛德莱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盛德莱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对合同编号的“变更”实际上是对《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内容笔误的更正，该更正系滨海农商行与福盛德莱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海泰公司发生效力。（二）滨海农商行与福盛德莱公司之间没有签订其他授信合同，依据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解释原则，《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属《基本额度授信合同》的分合同。1.从海泰公司的观点看，《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属《基本额度授信合同》符合其签订合同的目的。2.从滨海农商行的观点看，滨海农商行在《基本额度授信合同》尚有额度、其与福盛德莱公司也没有其他授信合同的情况下，不可能签订没有担保的不属于《基本额度授信合同》的借款合同。银行操作实务中几乎不可能签订纯粹的没有任何担保的信用授信合同。（三）对借款合同是否属担保范围的解释应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出发。本案中，滨海农商行与福盛德莱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将合同编号不相符合的情况进行了特别约定加以规范，双方的约定是明确、有效的。即使不考虑《补充协议》，由于借款合同中字面上指明的《基本额度授信合同》不存在，可以视为双方约定不明，根据法律规定的意旨，可以作有利于债权人的解释，涉案债权应理解为落入担保人的担保范围。（四）已经生效的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二中保民初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对本案所涉两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属于海泰公司向滨海农商行提供了最高额保证的《基本额度授信合同》项下的分合同已经作出认定。二审法院对生效判决已经认定的事实进行了确认，但在法律适用时又进行推翻，违反事实认定的规则，适用法律错误。（五）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滨海农商行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调取了海泰公司、福盛德莱公司的所有征信纪录，足以证明滨海农商行与福盛德莱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授信合同。HT0101010130017217号《基本额度授信合同》与HT0101010120014949号《基本额度授信合同》为同一合同。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请求再审本�。
海泰公司提交意见称：（一）借款合同是否属于某一主合同的分合同，应按借款合同的约定来判断，保证人是否承担保证责任及保证责任的范围也应按照担保合同为准。本案中，海泰公司只承诺对HT0101010120014949号的《基本额度授信合同》承担最高额保证责任，没有承诺过对HT0101010130017217号的《基本额度授信合同》承担保证责任。滨海农商行与福盛德莱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因没有经过海泰公司同意，加重了海泰公司的保证责任，故不应对海泰公司产生约束力。（二）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不属于HT0101010120014949号《基本额度授信合同》的分合同。对合同的解释应当首先进行文义解释，海泰公司与滨海农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对于保证范围的约定明确，没有任何歧义。滨海农商行关于其与福盛德莱公司没有其他授信合同的表述，没有其他证据支持，海泰公司不予认可。（三）司法实践中，在担保范围不明确的时候，应当首先保护担保人的权益，在担保关系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应当作出有利于担保人的解释。本案中，担保范围的约定十分明确，并不包括滨海农商行所主张的两份借款合同。（四）（2014）二中保民初字第24号案仅审理了滨海农商行与福盛德莱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并没有涉及HT0101010120014949号《基本额度授信合同》与HT0101010130017217号《基本额度授信合同》是否是同一合同的问题，且海泰公司不是该案的当事人。（五）滨海农商行提交的所谓新证据并非原件，没有加盖任何机构的公章，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该《企业信用报告》中的信息由相关报数机构和信息主体提供，对第三方没有约束力，报告中的信息亦体现不出滨海农商行和福盛德莱公司之间签订了几份授信合同，因此无法支持滨海农商行提出的主张。该证据在一、二审庭审结束前就已经形成，滨海农商行对其逾期提交证据也没有合理的理由，故不属于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新证据。（六）滨海农商行关于笔误导致《基本额度授信合同》的编号变更的说法与一、二审的理由不一致，逻辑不能自洽，应不予采信。滨海农商行和海泰公司有多笔担保业务，其他担保业务对应的授信合同，并没有出现系统升级导致合同编号有误的情况，故该理由不能成立。综上，请求驳回滨海农商行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申请再审案件，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对再审申请人的申请理由进行审查。
滨海农商行主张，案涉两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系HT0101010120014949号《基本额度授信合同》项下的分合同，海泰公司应对案涉借款承担保证责任，原判决对此不予认定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关于案涉借款合同和授信合同的关系问题。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案涉两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载明其所依据的授信合同签署时间为2013年9月27日，编号为HT010101013007217。而HT0101010120014949号《基本额度授信合同》的签署时间为2012年10月8日，授信期限为2012年9月29日至2013年9月28日。合同成立时间是区分不同合同的重要标志，根据借款合同的记载，可以合理推定案涉借款合同属于2013年9月27日授信合同项下的分合同。滨海农商行主张授信合同编号、签署时间的不一致乃银行系统升级所致，则其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是，滨海农商行未能合理说明系统升级中授信合同编号的变动模式以及为何导致授信合同的签署日期发生变化。海泰公司并非（2014）二中保民初字第24号案的当事人，本案争议的授信合同和借款合同的关系问题亦未在该案中作为争议焦点查明认定，故该案判决不足以证明本案所涉两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发生于HT0101010120014949号《基本额度授信合同》项下。在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因滨海农商行尚没有充分证据推翻《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记载，原判决对其主张不予采信，符合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并无不当。故本案不存在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
其次，关于本案法律适用是否确有错误的问题。海泰公司与滨海农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载明，该合同保证担保的主合同是滨海农商行与福盛德莱公司签订的编号为HT0101010120014949号的《基本额度授信合同》及其项下所有分合同。该约定表明海泰公司仅依约对特定授信合同项下发生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福盛德莱公司与滨海农商行签订的《补充协议》并非对《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笔�的更正，而是约定HT0101010130017217号《基本额度授信合同》即为HT0101010120014949号《基本额度授信合同》，该约定改变了授信合同的特定性，加重了海泰公司的担保责任，在未经海泰公司同意的情况下，该《补充协议》对海泰公司不发生效力。因此，滨海农商行该项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原判决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
滨海农商行还主张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滨海农商行向本院提交了两份新的证据，分别是海泰公司、福盛德莱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银行版）》，海泰公司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由于上述两份《企业信用报告》不能体现出福盛德莱公司与滨海农商行之间授信合同的签订及变更情况，故与本案争议事实没有关联性，不属于足以推翻原判决的新的证据。滨海农商行该项申请再审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滨海农商�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沈红雨
代理审判员 王 朔
代理审判员 朱 科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丁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