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110民初2454号原告：沈全娥,女,1951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原告：郎建明,男,1976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原告：郎佳怡,女,2003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原告：郎建平,女,1972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徐向明、石宗斌，浙江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ＸＸ,男,1979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被告：阜阳市两河口汽车队,住所地：安徽省阜阳市阜太路。法定代表人：候磊。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吕梁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龙凤北大街吕建北侧。代表人:冯树宝，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王方林，江苏淮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沈全娥、郎建明、郎某1、郎建平（以下简称四原告）诉被告ＸＸ、阜阳市两河口汽车队（以下简称两河口汽车队）、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吕梁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广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2017年4月5日，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四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徐向明，被告ＸＸ，被告保险公司委托代理人王方林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两河口汽车队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四原告起诉称：2016年1月29日12时58分，ＸＸ驾驶车主为两河口汽车队，投保于保险公司的皖Ｋ×××××重型自卸车，由余杭街道驶往良渚街道新桥村时在良渚街道大陆村日望桥24号路段，与郎某2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发生碰撞，造成郎某2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当日死亡的交通事故。经公安交警部门认定，郎某2与ＸＸ负事故同等责任。四原告因本次事故支出医疗费12903.37元，死亡赔偿金568282元，丧葬费25859.5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58262.5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合计1015307.37元，按照责任比例要求赔偿657124.42元。现四原告依法主张权利。请求判令：一、被告ＸＸ、两河口汽车队赔偿四原告657124.42元；二、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先予赔偿，不足部分在商业险范围内赔偿；三、本案案件受理费由三被告承担。四原告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下列证据：1、事故认定书一份，用以证明事故发生及事故责任的事实。2、门诊及住院病历一组，用以证明郎某2因交通事故受伤在余杭区第三医院抢救治疗的事实。3、医药费发票四份，用以证明郎某2因交通事故受伤支出医疗费12903.37元的事实。4、死亡证明一份，用以证明郎某2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事实。5、残疾人证明二份、病情证明一份、村委证明三份，用以证明被扶养人生活情况的事实。6、户口登记表一份，用以证明郎某2家庭成员的事实。7、人民调解书一份，用以证明ＸＸ支付的65000元是人道主义赔偿款的事实。庭审后，四原告补强提供了以下证据：8、证明及市场名称登记证各一份，用以证明郎某2从事非农工作的事实。9、死亡证明、火化证明及户口注销证明各一份，用以证明郎某2因交通事故死亡、火化、户口被注销的事实。10、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家庭成员情况登记表各一份，用以证明郎某2家庭成员情况的事实。被告ＸＸ答辩称：对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经过及责任认定无异议。我在本案中垫付10000元医药费及其他费用55000元，具体能拿回来多少钱由法院判决决定。被告ＸＸ为支持其抗辩，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收条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四原告收到起垫付65000元的事实。被告两河口汽车队未作答辩也未提供证据，对四原告提供的证据放弃了到庭质证的权利。被告保险公司答辩称：对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经过及责任认定无异议。事故车辆车在我司投保有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100万元，保有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医疗费超过交强险以外部分要求扣除非医保用药；诉讼费、鉴定费我司不予承担；另，郎某2驾驶电动自行车，超出交强险部分由我司代ＸＸ承担50%的赔偿责任。被告保险公司未提供证据。本院对四原告及被告ＸＸ举证的证据，根据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原则，认证如下:一、四原告举证的证据。证据1、2、4、6，被告ＸＸ、保险公司均无异议，本院确认该些证据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证据3，被告ＸＸ、保险公司金额有异议，审核后的金额为12733.37元；本院确认医疗费金额为12733.37元，同时确认该金额所涵盖的医疗费票据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证据5，被告ＸＸ无异议。被告保险公司对其中残疾人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其丧失劳动能力；病情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其丧失劳动能力；对村委会盖章的三份证明均不认可，其中两份证明中劳保民政处盖章仅能证明该家庭经济困难，并非对证明书的内容证明。本院采纳被告保险公司的质证意见，对二份残疾人证予以确认，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对一份病情证明及三份村委证明均不予以确认，不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证据7，被告ＸＸ、保险公司对真实性均无异议，被告ＸＸ认为65000元不是额外补偿款，被告保险公司认为被告ＸＸ已经补偿抢救医疗费10000元，应在本案中扣除10000元的医疗费应。本院确认该证据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对于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将在本案的裁判意见中予以评判。庭审后，四原告补强的证据8、9、10，本院予以确认，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二、被告ＸＸ举证的证据。四原告对三性均无异议，认为该证据恰恰证明被告ＸＸ支出的65000元是人道主义赔偿款的事实；被告保险公司无异议。本院确认该证据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本院查明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经过及责任认定与四原告诉请的事实一致。本案交通事故致郎某2受伤被送至医院抢救治疗无效于当日死亡，其家属支付医疗费12733.37元。2016年1月31日，郎某2的遗体在杭州市余杭区殡仪馆火化。2017年2月24日，郎某2的户口被注销。2016年2月2日，本案原告郎建平与ＸＸ的委托代理人吴佳明在杭州市余杭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一份，其主要内容为：当事人ＸＸ自愿一次性人道主义补偿当事人沈全娥、郎建明、郎建平三人陆万伍仟元整（包括2016年1月29日已经支付的抢救医疗费用壹万元整及2016年1月30日支付的伍万元整）；5000元在2016年2月2日支付全部付清；本交通事故造成的交通事故赔偿费用由当事人双方通过民事途径解决。2016年2月2日，本案原告郎建平向ＸＸ出具收条“共收到ＸＸ2016年1月29日交通事故人道主义补偿款陆万伍仟元整（其中2016年1月30日收到伍万元，2016年1月29日收到伍仟元，共计65000元）。上述费用不包含该交通事故法律法规赔偿的费用。”郎某2于1949年4月4日出生，本案四原告沈全娥、郎建明、郎建平、郎某1，分别系郎某2之妻、之子女及孙女。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郎某2及其妻沈全娥的户籍性质为农业家庭户。2017年2月24日，杭州市公安局良渚派出所为本案原告沈全娥、郎建明、郎某1签发新户口薄，户别为居民家庭户。沈全娥于1951年1月17日出生，领有杭州市余杭区残疾人联合会颁发的残疾人证，残疾类别听力，残疾等级四级（2013年8月1日签发）。郎某1于2003年2月11日出生。杭州余杭良渚大陆农贸市场出具证明“兹证明郎某2自2014年3月开始到2016年1月在我菜市场从事农副产品销售工作，在其工作期间能够按时交纳各种税收及菜场管理费。”杭州余杭良渚大陆农贸市场并出具《市场名称登记证》一份。ＸＸ为皖Ｋ×××××重型自卸车的实际车主，该车辆挂靠在两河口汽车队。皖Ｋ×××××重型自卸车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100万元，保有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本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应当予以赔偿。对于ＸＸ已支付的65000元，本院认定为额外补偿款。关于本案民事赔偿的比例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由此可见，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法律性质仅是一种证据，是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的责任人作出罚款、拘留、限制驾驶人员的资格等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亦可以作为法院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进行调解或判决的依据。本案，ＸＸ驾驶的为机动车，受害人郎某2驾驶的为非机动车。综合本案案情，应当重新划分事故责任，ＸＸ应依法按责承担60%的民事赔偿责任。两河口汽车队作为皖Ｋ×××××重型自卸车的挂靠单位，为此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依法予以赔付。关于伤残赔偿金的计算标准问题。本院认为：人的生命本是无价的，但在生命权受到侵害后，需要以金钱的方式进行赔偿，就必然涉及赔偿标准问题。相关的司法解释考虑到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均高于农村居民，为合理地补偿受害人的损失，同时避免加重赔偿人的责任，故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残疾赔偿金计算标准加以区别，其本意并非人为地以户籍因素划分生命价值的高低。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员的流动性也日益增强，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常年在城镇工作生活，其收入相对稳定，消费水平也和一般城镇居民基本相同，虽然户籍登记仍为农村居民，但是事实上已经融入城镇生活。如果这类人员发生事故，在计算残疾赔偿金额时，仍以其户籍登记作为判断依据，按照农村居民标准给予赔偿，显然不能合理的补偿经济损失，从而有失公平。故法院在确认参加赔偿金计算标准时，不能简单地依据受害人的户籍登记作出判断，而应当综合考虑受害人的经常居住地、工作地、获取报酬地、生活消费地等因素进行确定。本案根据现有证据，受害人郎某2在杭州余杭良渚大陆农贸市场从事农副产品销售工作，显然其收入来源非农。如果按照农村居民的标准计算郎某2的死亡赔偿金，显然不足以填补本案原告的损失，有失公平。故在确认郎某2的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时，应客观考虑郎某2收入来源于非农的因素，以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据此，本院确认郎某2的残疾赔偿金应按照浙江省统计部门公布的2015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714元/年计算，鉴于郎某21949年4月4日出生，计算13年，为43714元/年×13年=568282元。关于沈全娥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扶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结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中对于夫妻相互扶养义务问题作出的解释“若配偶方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可作为人身损害赔偿中被抚养人范围。”应理解为受害者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包括受害者的配偶。本案交通事故致郎某2死亡时，沈全娥已年满65岁，且其“残疾等级四级”，可以认定其既丧失了劳动能力又无收入来源。综上，沈全娥主张被扶养人的生活费，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沈全娥在本案交通事故发生时的户籍性质，按照浙江省统计部门公布的2015年度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6108元/年的标准计算，为16108元/年×15年÷3人=80540元。关于郎某1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的问题。本院认为：四原告未能举证证明郎某2对郎某1履行实际扶养义务，且该主张也于法无据。故本院对于郎某1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予支持。同时，本院确认郎某1作为本案的原告，其诉讼主体不适格。经本院审查确认，本次交通事故的相关损失费用计算如下：1、医疗费，为12733.37元；2、死亡赔偿金，为568282元；3、丧葬费，为25859.50元；4、沈全娥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80540元；5、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事故责任，本院酌定为30000元。以上各项之费用合计为717414.87元。本案的具体赔付为:1、交强险部分，由保险公司在医疗费及死亡赔偿金范围内赔付120000元（非医保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在其中优先赔付）。2、商业三者险部分，由保险公司赔付358448.92元（总损失717414.87元-交强险赔付120000元=597414.87元×60%）。综上，四原告诉请之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吕梁市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支付给原告沈全娥、郎建明、郎建平各项损失120000元。二、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吕梁市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三者险责任范围内支付给原告沈全娥、郎建明、郎建平各项损失358448.92元。三、驳回原告沈全娥、郎建明、郎建平、郎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0371元，减半收取5185.50元，由原告沈全娥、郎建明、郎建平、郎某1负担947元；由被告ＸＸ负担4238.50元，被告阜阳市两河口汽车队负连带责任。原告沈全娥、郎建明、郎建平、郎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Ｘ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无二〇一七年五月八日书记员  谢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