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2民终29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森，男，1971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阴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省常州市常州公证处，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尚郡公寓*幢***号。
法定代表人:孙莉萍,该公证处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超逸、李忠贤，江苏永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森因与被上诉人江苏省常州市常州公证处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江阴市人民法院（2017）苏0281民初25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森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
一审法院对杨森已向常州市天宁区法院交付9万元执行款的事实未作认定，如加以认定，则根据常州市天宁区法院（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民事判决，杨森应付卞常梅214300元，而杨森目前已支付了19万元，公证处承担的是补充赔偿责任，现杨森只需支付公证处补充给付卞常梅的24300元，公证处多支付的款项，应以不当得利向卞常梅主张。且目前卞常梅与杨森已离婚，尚欠杨森18万元未还。一审法院对承诺书的认定也是错误的，承诺书写明的是40万元的一半即20万元，承诺书中的案件是指卞常梅与杨森的离婚案件，后该案卞常梅已向法院撤回起诉，离婚案件中对房屋并未作评估，承诺书只对离婚案件有效，与其他案件无关，一审法院以常州市天宁区法院1133号案件中房屋评估价的一半214300元来代替杨森承诺的20万元金额，有失公正。
公证处辩称，杨森出具的承诺书真实有效，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公证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森向公证处支付垫付款152697元，并支付该款自垫付之日即2013年7月30日起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杨森负担。一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森与卞常梅原系夫妻关系。
2009年12月，杨森找人冒充卞常梅至公证处办理杨森与卞常梅的“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公证手续。2009年12月23日，公证处出具了（2009）常常证民内字第10055号公证书。2012年3月15日，公证处撤销了前述公证。
2012年6月21日，卞常梅向一审法院起诉与杨森离婚。
2012年7月13日，杨森出具承诺书一份，主要内容是：“我承认2009年12月23日带人冒充卞常梅到常州公证处办理了（2009）常常证民内字第10055号公证书。现为妥善处理家庭纠纷，并向常州公证处表示对骗取公证书违法行为的悔过，愿意以该案中锦阳花苑8幢甲单元801室当时的市价40万元（暂定价，以后按案件处理后的实际结算价为准）结算，拿出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即20万元提存在公证处，具体付款方式为：于2012年7月13日星期五下午预交10万元，余款于案件处理结束同时付清。”同日，公证处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根据杨森于2012年7月13日的承诺，今预收10万元整。
2012年7月26日，卞常梅向公证处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公证处预付赔偿款50000元。
2012年8月2日，卞常梅向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杨森、公证处赔偿财产损失214300元（锦阳花苑8幢甲单元801室房屋评估总价的一半）及该款自2010年3月10日至该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
2012年9月13日，卞常梅向一审法院撤回对杨森的离婚诉讼。
2013年1月11日，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杨森在其与卞常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找人冒充卞常梅签订‘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骗取了公证处的公证书，后又私自将涉案房产出售给他人，严重损害了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且杨森也认识到错误并出具承诺书同意将涉案房产一半的价值赔偿给卞常梅，因此卞常梅要求杨森赔偿涉案房产一半的价值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杨森于2010年3月10日出售涉案房产时该房产评估价为428600元。公证处在为杨森及假冒卞常梅之人办理公证事项时，未能审核出假冒卞常梅之人非卞常梅本人，存在一定过错。其所出具的内容不实的公证书，损害了卞常梅的权利，故公证处也应承担赔偿责任。公证处系受杨森及假冒卞常梅之人欺骗出具了内容不实的公证书，故其所承担的责任应为补充赔偿责任。杨森在2012年7月13日的承诺书中明确‘余款于案件处理结束同时付清’，‘案件’指的是卞常梅起诉杨森离婚纠纷一案，而卞常梅已于2012年9月13日经法院准许申请撤回了起诉，故该案已结束，杨森应按约付款。”故作出如下判决：一、杨森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卞常梅214300元及该款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0年3月10日至该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公证处对杨森的上述义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杨森不服该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2013年1月29日，卞常梅向公证处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卞常梅向公证处预支（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案件的执行款4万元，余款按正常法律程序结束后领取。
2013年7月1日，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常民终字第0540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的（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一审判决。
2013年7月12日，卞常梅向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赔偿款214300元及利息，该执行案件案号为（2013）天执字第1193号。
2013年7月30日，卞常梅向公证处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本人诉杨森、公证处案件执行款尾款162697元，至今本人共收到该案执行款252697元，其中杨森支付10万元，公证处垫付152697元，至此，本人已收到全部执行款项。
2013年7月31日，杨森向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缴纳（2013）天执字第1193号案件执行费3270元和执行款9万元。
2013年9月17日，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对卞常梅制作的询问笔录中，执行人员问：卞常梅与杨森、公证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执行中被执行人有无自觉履行？卞常梅答：今年7月30日公证处已支付给我162697元，再加前面拿到了9万元（2012年7月26日5万元，2013年1月29日4万元），共计252697元，公证处已经全额支付给我了，上述款中有10万元是杨森先期支付在公证处的。执行人员问：你既然已拿到了上述执行款项，为何未及时通知我院？卞常梅答：我拿到钱后就回老家了，所以未及时通知法院。执行人员：那既然公证处已全额赔偿了款项，本案至此执结完毕，特此告知。卞常梅答：我知道了。
2016年6月2日，公证处向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起诉本案，请求判令杨森向公证书支付垫付款152697元，并支付该款自垫付之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后因杨森提出管辖异议，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一审法院审理。
2017年3月16日，在一审法院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时，杨森陈述：其与公证处是另案的共同侵权人，公证处承担的是补充赔偿责任，其只能在152697元扣除9万元及10万元自2012年7月13日起至2013年7月17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利息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另陈述：其对承诺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是其向公证处进行承诺的，其承诺先付给公证处10万元，余款在案件处理结束时付清。
一审法院认为：
一、关于公证处能否按照（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民事判决书向杨森进行追偿的问题。
补充赔偿责任是指多个行为人基于各自不同的发生原因而产生数个责任，造成直接损害的直接责任人按照第一顺序承担全部责任，承担补充责任的责任人在第一顺序的责任人无力赔偿、赔偿不足或者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在能够防止或减少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的侵权责任形态。根据补充赔偿责任的性质，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义务人应当在第一顺序责任人无力赔偿或赔偿不足的情况下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在执行过程中，法院应当先向第一顺序责任人采取执行措施，第一顺序责任人无力赔偿或赔偿不足仍然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承担补充赔偿义务的责任人才履行补充赔偿责任。本案中，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在向杨森强制执行过程中，杨森于2013年7月31日主动向该院缴纳了执行款9万元和执行费，表明杨森并非没有赔偿能力，而公证处在杨森缴纳该款项或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对杨森执行完毕前向卞常梅支付152697元（不包括杨森交付的10万元），其行为并不符合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方式，简言之，公证处向卞常梅支付款项152697元实际上并非是履行（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补充赔偿责任，因此，公证处依据（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民事判决书及其向卞常梅支付了款项进而主张向杨森进行追偿，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二、关于公证处能否按照承诺书向杨森主张权利的问题。
根据杨森在证据交换中的陈述、承诺书以及（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结合杨森的答辩意见“承诺经法院审理后不要公证处出一分钱，全部由其来履行”，可知，该承诺书既是对卞常梅的承诺，也是对公证处的承诺，其真实意思是杨森承诺以涉案房屋市价的一半来处理彼此间的纠纷，对卞常梅造成的财产损失由杨森在该承诺范围内承担。承诺书载明款项提存在公证处，“余款于案件处理结束时付清”，即应当于卞常梅诉杨森离婚纠纷案结束时付清，其付款流程应当是先由杨森将款项交付给公证处，再由公证处支付给卞常梅。涉案房屋经评估市场价格为428600元，故杨森应当按照承诺拿出其中的一半即214300元通过公证处支付给卞常梅。本案中，杨森除了通过公证处给付卞常梅10万元外，截至目前未向公证处给付任何款项，其余款项152697元实际由公证处给付卞常梅，因此，公证处在承诺书范围内为杨森垫付的款项114300元，应当由杨森给付公证处。
关于公证处主张的超出承诺书范围的款项38397元（152697元-114300元），承诺书中没有约定，公证处垫付时也未征得杨森的同意，现杨森对此也不予认可，故公证处向杨森主张支付38397元，于法无据，不予支持。鉴于双方并未约定垫付款的利息，故公证处主张杨森支付垫付款自垫付之日至本案起诉之日的利息损失，不予支持，但公证处关于前述垫付款114300元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
三、关于公证处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卞常梅于2013年7月30日向公证处出具收条，至公证处于2016年6月2日起诉已超过2年，公证处主张其通过电话等方式向杨森主张过权利，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但杨森在本院组织的证据交换时同意向公证处履行债务，只是在债务的金额上双方存在争议，故杨森在庭审中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一、杨森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公证处114300元，并承担该款自2016年6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公证处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除双方当事人陈述以外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公证处在一审中陈述，因为公证处在出具公证书中有一定责任，另外卞常梅经常到公证处吵闹，为平息矛盾，且杨森已向公证处承诺会向公证处支付剩余款项，出于对杨森的信任，公证处就向卞常梅支付了所有款项。其中2012年7月6日和2013年1月29日分别向卞常梅支付5万元和4万元，但在常州市天宁区法院和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卞常梅诉杨森、公证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中，均未向法院提出已付款的事实，但应该是以电话方式将公证处向卞常梅付款的情况告知过杨森。杨森对此予以否认，称公证处从未告知其已付款的事实，且在提起本案诉讼前，公证处也从未主张过权利。二审中，公证处回答本院询问时称，因为时间长，对常州市天宁区法院是否向其发出过执行通知书，已记不清了。
关于承诺书出具的对象和效力，2017年3月16日一审法院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证据交换笔录记载中，杨森有矛盾的陈述。在答辩时，杨森称其与公证处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因此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对公证处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时，对承诺书的真实性无异议，称是其“向原告进行承诺的，承诺先付给原告10万元，余款在案件处理结束时付清，此处的案件是指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案件。”接着又向一审法院提供卞常梅起诉其和公证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的起诉状，并称：“因为卞常梅不认可该承诺，所以2012年7月13日的承诺书是无效的。”
2017年3月23日，杨森向一审法院提交《关于承诺书的质证意见的说明》，内容为：“1、对该承诺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2、该承诺书是在被告与卞常梅因出卖房屋一事发生纠纷时，在公证处的协调下出具给卞常梅的，由于卞常梅和被告对公证处的信任，该承诺书和诚意金10万元暂时由原告保存，原告是承诺书的第三方，并不是该承诺书中的主体相对方。”
另杨森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承诺书中载明“拿出共同财产的一半提存在公证处”的意思，是把钱放在公证处保管，让卞常梅放心，因为卞常梅对公证处比较信任，所以当时就交了10万元给公证处保管。公证处认为，承诺书中该表述的意思为，杨森将涉案房屋价值的一半提存在公证处，由公证处与卞常梅协商处理，该承诺书的相对方是公证处。
因朱加友诉杨森、卞常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3年8月2日向常州市天宁区法院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停止支付（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案件杨森应给付卞常梅的执行款18万元。杨森于2013年7月31日交付的9万元执行款被冻结。
上述事实，一审证据交换笔录、庭审笔录、一审法院（2013）澄西民初字第091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本院二审谈话笔录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应当根据承诺书的文义，结合当事人的全面陈述及真实意思，对承诺书的相关内容作出解释。虽然在一审法院证据交换笔录中，杨森有“向原告进行承诺的，承诺先付给原告10万元，余款在案件处理结束时付清”的陈述，但其“此处的案件是指天宁区人民法院（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案件”的陈述，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承诺书出具于2012年7月13日，而卞常梅提起（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案件诉讼的时间在2012年8月2日，也即承诺书中所指“案件”不可能是指（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案件。证据交换笔录记载的杨森的该节陈述，可能为杨森表述错误，且证据交换后，杨森已向一审法院出具了书面的《关于承诺书的质证意见的说明》，因此，一审法院仅凭杨森在证据交换笔录中所记载的该节陈述，即认定杨森对公证处作出过“余款在案件处理结束时付清”的承诺，依据并不充分。
承诺书系杨森在与卞常梅离婚诉讼过程中出具，根据承诺书载明的内容，杨森是将款项“提存”在公证处，因此，杨森所述是为了让卞常梅放心而将款项交由公证处保管，既符合离婚诉讼中双方事人的心理，也符合提存的含义，可以采信；而公证处所述其为承诺书相对方，杨森是将房屋价值一半的款项交给公证处，由公证处与卞常梅协商处理，既与常理不符，也与提存的含义相悖。可以认定杨森与公证处之间仅为款项委托保管关系，可以受领款项的，应为卞常梅，“余款在案件处理结束时付清”的承诺，也是对卞常梅作出，杨森对公证处并不负有给付款项的义务，公证处仅有权对杨森向公证处实际提存的部分款项进行处理，在卞常梅与杨森的离婚案件已结案、杨森未再向公证处提存余款的情况下，公证处超出提存款数额向卞常梅支付，系其与卞常梅之间的法律关系，其法律后果应由公证处自行承担。
此外，公证处数次向卞常梅支付款项，并非基于法院执行，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在杨森向法院交付9万元执行款项前，已将其向卞常梅支付款项的情况告知执行法院和杨森，因此，不能认定其向卞常梅支付的全部款项，均为履行（2012）天民初字第1133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补充赔偿责任。只有杨森未能实际履行而由公证处补充赔偿的部分，公证处才可向杨森追偿。杨森向公证处提存10万元，已由公证处转交给卞常梅，杨森另向常州市天宁区法院交付执行款9万元，其实际履行的款项已达19万元，尚未履行部分仅为24300元，公证处可就该部分向杨森追偿。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所作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阴市人民法院（2017）苏0281民初2555号民事判决；
二、杨森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公证处24300元，并承担该款自2016年6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三、驳回公证处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677元，财产保全费1320元，合计2997元（公证处已预交），由杨森负担477元，由公证处负担2520元，杨森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477元直接给付公证处。
二审案件受理费2050元（杨森已预交）由公证处负担，公证处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此款直接给付杨森。
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姚旭斌
审 判 员 仓 勇
代理审判员 唐广征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窦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