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佛中法民四终字第5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永基，男，汉族，1959年1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委托代理人陈理坤，广东金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许俊平，广东金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路州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负责人黎昌宏。
委托代理人陈岳麟，广东汇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清鹏，广东汇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永基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路州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路州村委会）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4)佛顺法民四初字第3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永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元（已减半计算），本院准予免交。”
周永基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周永基诉路州村委会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认定村民委员会不具备作为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双方之间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上的劳动合同关系，周永基向路州村委会提供劳务，应认定为劳务合同关系，不属于我国劳动法规调整的劳动关系。周永基认为，一审法院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和适用。理由如下：一、周永基与路州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已经构成劳动合同关系，应当纳入劳动法律调整范畴。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经济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定的用人单位范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理解，确实没有明确其是否能够成为劳动意义上的用人单位。然而，我国也并没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禁止村民委会不能成为用人单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首先，村民委员会是依法成立的合法组织；其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村民委员会应是属于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其他组织，那么，村民委员会与外聘人员双方之间也完全可以自主协商，自行约定双方权利、义务，同意将双方的权利义务纳入劳动法律法规调整的范畴。也就是说，村民委员会既然作为一个自治性组织，在不违背任何法律法规的情况下，也完全可以意思自治，将自身纳入劳动法律法规的调整；实际上成为具备用人单位主体资格的组织。回归到本案中，周永基从2000年1月入职，路州村委会依据劳动法规特有的规定，为周永基购买了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特别是工伤保险。倘若村委会不能成为劳动合同法上规定的用人单位主体，那么村委会又究竟是以何种单位、何种法律地位为职工购买了上述如工伤、医疗等保险？这与《中华人民共和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用人单位”主体岂不是又自相矛盾吗？其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08年1月1日实施后，周永基与路州村委会双方于2009年5月1日补签订了一份书面《劳动合同书》，再次明确了双方权利义务，确定了双方之间属于劳动合同法律关系。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中，也明确注明了双方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和国家及省的有关规定，按照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议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所订立；同时双方在劳动合同中就合同期、试用期、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劳动纪律等等进行了明确约定；而这些约定基本上是劳动合同法规定均涵盖了的内容。这实际上就己经完全表明：周永基与路州村委会之间双方经自主协商，自行约定了双方各自权利义务，将双方的关系纳入了劳动法律法规的调整，而且在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也完全使用了劳动法的规定，具有劳动合同关系的基本要素。那么法院就应完全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由此产生的纠纷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因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的规定，草率下判，完全是由于机械的理解法律条文，忽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所规定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脱离双方己形成劳动关系的客观事实，导致作出了一份错误的判决。另外，在原审判决书第3页第7行，一审法院也表述为“……故一般情况下村民委员会与为之服务的自然人之间的用工关系不是劳动关系”，使用了“一般情况下”词汇，那么这句话实际上包含了存在“特殊情况下”的情形；而本案中的“双方意思自治正是符合这种特殊情况”。另外，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农村事务呈现多样化、经济化，村民委员会作为一个组织在其日常运作过程中，其也涉及大量人员的聘请，如果村民委员会与服务的自然人之间依然进行一刀切、不考虑客观事实的按照一般的劳务关系去处理，这显然与我国法律相关立法精神也是相违背的，对类似周永基的劳动者也是非常不公平的、不合理的。二、路州村委会应当向周永基支付不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014年9月份工资、经济补偿金、经济赔偿金。周永基自2000年入职路州村委会，从事市场专管员工作，路州村委会已依据劳动法相关规定为周永基购买了养老、失业、生育、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后于2009年5月1日双方补签订了一份书面《劳动合同书》，劳动合同期限为三年；合同期满后，周永基继续在原工作岗位上工作，但路州村委会此后便再未依法与周永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4年9月1日，路州村委会在未依约依法与周永基进行协商一致、征得周永基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向周永基作出工作调动的安排，对此，周永基表示异议并认为这种调动无效，因此继续在原工作岗位工作，一直至2014年9月23日被路州村委会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强行将周永基办公室换锁、搬离周永基的办公台。至此周永基已经连续在市场专管员岗位上勤勉尽责、兢兢业业工作了长达近14年之久，结果合法权益却肆意被侵害；另外,周永基2014年9月份之前月平均工资为3101.34元。1.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2009年5月1日，路州村委会与周永基补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合同于2012年5月1日期满后，路州村委会便再未与周永基签订劳动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路州村委会应当与周永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路州村委会却并未签订，因此，路州村委会应当向周永基支付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5月1日期间的双倍工资差额部分。2.关于2014年9月份工资3101.34元。路州村委会与周永基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中第二条第三款明确约定，路州村委会因管理需要或其他原因调整周永基工作的，应协商一致并按照变更本合同办理，双方签章确认的协议书作为附件。但是，路州村委会在根本未与周永基协商、取得周永基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作出调动，周永基有权予以拒绝。而且，周永基在2014年9月份一直在原工作岗位上继续工作，因此路州村委会应当支付该月工资。3.关于经济补偿金、经济赔偿金。2014年9月23日，路州村委会贴出《告示》，违法与周永基解除劳动合同，因此，路州村委会应当按照周永基的工作年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向周永基支付经济补偿金、经济赔偿金。另2000年12月至2014年9月，路州村委会一直为周永基购买工伤保险，工伤保险是基于双方有劳动关系才会购买，所以双方的行为已经表明双方已经协商成立劳动关系，受劳动合同法的约束。综上所述，故上诉请求：1.依法判决撤销（2014)佛顺法民四初字第397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判决路州村委会向周永基支付因不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34114.74元、2014年9月份工资3101.34元、经济补偿金43446.76元、经济赔偿金86893.52元；3.判令路州村委会依法为周永基向社保局补缴社保费493.6元；4.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路州村委会承担。
被上诉人路州村委会答辩称：一、路州村委会不具备用人单位资格，周永基与路州村委会不存在劳动关系。首先，劳动关系是否成立，要根据劳动关系的构成要素进行判断,而劳动关系成立的首要因素就是主体是否适格，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具备劳动法上的用人单位主体资格，如果本案中周永基与路州村委会有一方不符合劳动法上的主体资格，则双方就不能建立合法有效的劳动关系。周永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在为路州村委会提供劳动期间，尚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符合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对于路州村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路州村委会即是该条所规范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我国劳动法意义上的用人单位资格，采取的是列举主义，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关于用人单位主体资格的规定中，均对可以作为劳动关系一方的用人单位的主体范围采用逐一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在现有的法律构架下，上述规定均并未将村民委员会作为用人单位涵盖在内，故村民委员会与为之服务的自然人之间的用工关系不是劳动关系。而且，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阐明的性质来看，村民委员会亦不具备作为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本案是因确认劳动关系、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而引发的劳动争议纠纷，因路州村委会不是劳动法意义上适格的用人单位，故二者之间形成的不是劳动关系。其次，关于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如何认定的问题。周永基在诉讼中主张，双方依据意思自冶原则在劳动合同书中约定明确表示自愿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调整，因此，应当以双方的意思表示为准，在本案不认定为劳动关系的前提下仍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有关约定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如上，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不能从法律关系上将二者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界定为劳动关系，因此，周永基在原审中提出的确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与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差额，均是建立在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而且对于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如果双方已经签订劳动合同，则该项请求无事实依据，如果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则由于双方对此没有约定亦没有依据。对于其请求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补偿金和赔偿金问题。根据双方确认的事实，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于2012年5月1日到期，到期之后并没有续签，但双方并未在书面合同到期后终止用工关系，周永基继续为路州村委会提供劳动，即合同到期后双方并无解除或终止用工关系，亦没有再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此后，路州村委会对周永基的工作岗位进行合理调整，但周永基经多次催告后仍不到而自动离职才导致用工关系的解除。从双方解除用工关系的过程来看，在双方有书面合同约定期间，双方的用工关系并未解除，路州村委会提出解除用工关系的时间段发生在双方没有书面合同的期间。双方用工关系的解除或终止只能以事实上最后解除或终止的状态来确定，由于路州村委会提出解除用工关系的时间发生在双方没有书面合同的期间，因此，周永基主张按照双方约定的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对于其请求支付2014年9月份工资的问题，由于周永基于2014年9月1日没有到新的工作岗位报到，亦没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原工作岗位为路州村委会提供劳务，故周永基的该项请求亦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最后，长期以来，路州村委会基于照顾本村村民的考虑，在一些村内岗位招募了本村村民为其提供劳务。这些村民大多是灵活就业人员，一方面可以享受村民分红福利，另一方面为路州村委会提供劳务服务。并且，路州村委会出于对他们养老、医疗等其他福利的适当照顾，也应了他们的请求帮他们购买了社保，这样的操作模式同样被佛山很多村选择适用。因此，路州村委会与周永基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被认定为劳动关系。二、退一步来讲，即使认定路州村委会和周永基存在劳动关系，周永基的请求也不应被支持。1.周永基关于双倍工资的主张时效已过。《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仲裁时效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即起算时间为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本案周永基主张双倍工资的起算时间应从2012年6月1日开始，至2013年5月31日届满。周永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行使权利的话，即丧失了保护其权益的权利。2.路州村委会调整周永基的岗位是路州村委会管理的需要，且这次调整也不止调动一人，周永基新的岗位也属于市场专管范围（由驻村警长安排，负责市场及周边乱摆乱卖的管理），调整岗位后周永基的工资水平与原来一样，更不具有侮辱性和惩罚性，也无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且路州村委会多次书面通知并派人送达周永基，是因为周永基经路州村委会多次催告后仍不到岗而自动离职才导致劳动关系的解除。所以，路州村委会对周永基岗位的调整完全是合法合理的，周永基主张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3.再退一步来讲，即使路州村委会与周永基存在劳动关系且路州村委会违法调整岗位，依照《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支付了赔偿金的，不再支付经济补偿。赔偿金的计算年限自用工之日起计算。现周永基请求法院判令路州村委会同时支付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也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周永基要求路州村委会支付2014年9月份的劳务报酬及补缴9月份的社保于法无据。由于周永基2014年9月份并未为路州村委会提供任何劳务服务，双方并不产生任何权利义务关系。故周永基要求路州村委会支付2014年9月份的劳务报酬及补缴9月份的社保的诉讼请求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目前，村民委会与居民委员会与个人的劳务关系，是按劳务关系处理。而且周永基的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已经超过时效。关于周永基要求路州村委会支付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的请求是不能同时被支持的。综上，路州村委会与周永基之间自始不存在劳动关系，即使认定路州村委会和周永基存在劳动关系，路州村委会对周永基岗位的调整也是合法合理的，周永基的诉称与事实不符，于法不合。路州村委会恳请贵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合同纠纷。本案争议关键是双方当事人之间能否构成劳动合同关系。而构成劳动合同关系首先是本案双方都必须是劳动关系的适格主体。能否具备适格主体不能由当事人主观意愿决定而必须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三条规定：“依法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合伙组织和基金会，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四条规定：“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设立的分支机构，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的，可以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的，受用人单位委托可以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据此，现行的法律规定中，我国现阶段仅限于上列主体可以作为用人单位。而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从该规定阐明的性质来看，村民委员会不具备作为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上列法律也未将村民委员会作为用人单位涵盖在内。故村民委员会和与为之服务的自然人之间的用工关系不属于劳动关系。周永基为路州村委会提供劳务，双方构成劳务合同关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诉讼中，经原审法院依法向周永基释明案涉的法律关系并非其所主张的劳动合同关系，但周永基坚持认为其与路州村委会形成劳动合同关系，并要求路州村委会向其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经济补偿金、赔偿金。由于路州村委会不是适格的劳动合同法意义上的用人单位，不具备作为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因此周永基的上述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2014年9月份周永基劳务报酬问题。由于2014年9月1日周永基没有到新的工作岗位报到，亦无证据证实在原工作岗位为路州村委会提供劳务，因此周永基要求路州村委会支付2014年9月份劳务费无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正确。
至于周永基要求路州村委会补交2014年9月份社保费的问题，应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进行处理，该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原审法院不予审理正确。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得当，应予维持。周永基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周永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崔景诚
审判员 林义学
审判员 周 芹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日
书记员 禤丽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