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61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谭云菊，女，1968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温定春，女，1990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温小红，女，1996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温定邦，男，1996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
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文，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海康街**号。
法定代表人：瞿红鹰，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树波，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伟辉，该院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永盛玩具厂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西山管理区。
法定代表人：陈声凯，财务总监。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坤仪，广东保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丘丽琳，广东保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以下简称防治院）与被上诉人中山永盛玩具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玩具厂）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5民初61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在原审的诉讼请求：1.判决玩具厂、防治院共同赔偿我方损失各项共计457330元；2.判决玩具厂、防治院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赔偿78375.4元给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及温定邦。二、驳回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8160元，由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负担6762元，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负担1398元。上述受理费已由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预交，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将应负担的受理费直接交至原审法院。
判后，上诉人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防治院均不服原审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
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105民初6112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玩具厂、防治院承担。上诉主要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2015年度计算标准核定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的损失，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地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以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年度统计。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的时间是2017年9月20日，根据上述规定，丧葬费以及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2016年度的统计数据计算，而非2015年度的计算标准。一审法院错误适用法律导致适用2015年度计算标准核定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的损失，应当予以纠正。二、一审法院认定永盛玩具厂不承担赔偿责任，违背事实依据，明显不公平。本案案由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根据侵权法原理，判定侵权人是否构成侵权，主要看侵权人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和具有过错，即本案玩具厂对温治福的死亡有无侵权行为和过错。而一审法院以玩具厂在温治福死亡后支付了温治福工伤三级的法定待遇认定玩具厂己尽到职责，无需对本案承担赔偿责任，属于本末倒置，无逻辑可言。玩具厂违反以下法定义务，成立不作为的侵权行为：1、玩具厂不足额支付温治福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温治福患病前月工资2800元，玩具厂每月仅按最低工资标准1510元支付。2、玩具厂多次拖欠温治福住院期间的医疗费，有医院的陈述、催费单和医疗费发票和转账记录为证。3、玩具厂在温治福病重期间未派人陪护或支付陪护费。在温治福工作期间，玩具厂作为用人单位，未提供任何保护措施，是造成温治福患病的原因。而温治福被确诊为尘肺三期职业病后，玩具厂未严格按照《职业病防治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的要求支付相关费用的行为，给原本生活困难的温治福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最终导致温治福选择自杀结束生命。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第二十一条：“用人单位应当保障职业病防治所需的资金投入，不得挤占、挪用，并对因资金投入不足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的规定，玩具厂的不作为对温治福的死亡具有因果关系，其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综上，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违背事实依据，判决显失公平，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
二审庭审时，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当庭补充以下上诉意见：原审法院对赔偿比例认定错误，上诉请求第一项明确为要求玩具厂承担30%的赔偿责任，防治院承担20%的赔偿责任。
针对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的上诉，玩具厂当庭提交一份书面答辩状，具体答辩意见如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本案案由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即侵权纠纷，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主张玩具厂赔偿，不符合侵权责任的法定构成要件。首先，温治福是在防治院自杀的，玩具厂没有侵权行为，不是侵权行为人；其次，玩具厂自温治福患病以来，为其垫付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转院交通费等，温治福自杀死亡后，派员工陪同其家属处理丧葬事宜并垫付车费、餐费、住宿费，后玩具厂更在仲裁阶段与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四人达成调解，由玩具厂支付6万元后就温治福相关的工资及工伤待遇问题处理完毕，四人不得再追究玩具厂的法律责任；再次，损害后果的发生是温治福故意的；最后，在因果关系分析上，各方对温治福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自杀均没有异议，即使温治福身负工伤，但并非因工伤死亡，其死亡与玩具厂不存在因果关系。二、温治福自杀是其故意造成的，应由受害人即自杀者承担全部责任。关于温治福自杀的原因，温治福自杀前，是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一直进行陪护，但四人于2017年2月10日至2017年2月25日(跳楼自杀之日)长达半个月期间均离开防治院，留下温治福一人住院，在温治福重病之时非但没有尽到家人的陪伴责任，更是给温治福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从而发生自杀行为，玩具厂认为四人的上述行为才是导致温治福自杀的最主要原因。关于温治福的死亡结果，一方面，虽然温治福是我司的员工，但事故发生时因工伤在防治院接受治疗，安全保障义务方为防治院，并非玩具厂；另一方面，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在工伤安全保障之外，玩具厂不对温治福有另外的安全保障义务，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在本案中主张玩具厂的责任也并非工伤责任。又，根据一审庭审情况，各方对温治福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跳楼自杀的事实均没有异议，温治福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死亡的损害结果是其故意的，应该对其自行放弃生命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不应当由玩具厂承担。三、工资的发放以及工伤待遇(包括护理费问题)属于劳动争议的范畴，与本案无关。本案作为侵权责任纠纷，争议焦点应该是玩具厂是否符合侵权责任法的法定构成要件，是否应当对温治福自杀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工资的发放以及工伤待遇(包括护理费问题)属于劳动争议的范畴，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另一方面，温治福患病的治疗期间以及死亡后的后续事宜，玩具厂都是积极、主动并且极具人道主义的。另，关于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所提到的不作为侵权问题，应由四人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四、关于丧葬费及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玩具厂对一审法院计算温治福的丧葬费及死亡赔偿金的标准没有异议。关于2015或2016年标准的问题，事实上，广东省2016年度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就是一审判决适用的34757.2元/年。综上，玩具厂不存在侵权行为，对温治福没有工伤之外的安保义务，行为不存在过错，与温治福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玩具厂不具备侵权责任的法定条件，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要求玩具厂承担侵权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因此，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审判决，驳回四人的上诉请求。
针对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的上诉，防治院答辩称：我方不同意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的上诉意见，具体答辩意见与我方提交的上诉状一致。
上诉人防治院上诉请求：1.撤销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105民初6112号《民事判决书》；2.驳回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的所有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承担。上诉主要理由：一、患者温治福的死亡与我院医疗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不构成侵权责任。《综合医院分级护理指导原则(试行)》(卫医政发[2009]49号文)第十四条规定：“对一级护理患者的护理包括以下要点：(一)每小时巡视患者，观察患者病情变化。”该指导原则虽然列明“每小时巡视患者”，但规定的目的在于观察患者病情变化。在住院的期间，患者病情并无发生急性恶化。观察是否必须与患者面对面的交谈，需视病情作出决定。在中午病人休息时间段，要求医护人员一定要与无存在病情危险的患者面对面，似乎是吹毛求疵，实践中也是不可行的，医院也不可能对某个一般患者提供每天24小时贴身保护。我方认为导致温治福跳楼的原因，是家属的护理缺位。在整个住院期间，都未见温治福有自杀的言语举动或倾向，事发时是中午时间，患者病房还有病友在休息，也未发现温治福有自杀倾向的表现。据了解，温治福自杀前一晚，还跟其小女儿通电话，表示要坚强生活。因而，温治福的自杀，是温治福的某种个人原因导致的突发事件，与医院的医护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不应认定为医院有过错。二、一审判决是错误的价值观引导，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假如按一审判决结果，医院无过错还需赔偿，病人自杀的地点只要发生在医院，即便可以获得赔偿，这势必是一种畸形的判决和误导，无异于当年南京彭宇案重现。这也将误导社会、误导病人，让病人以为身患重病，就可以轻视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的生命博取本不应得到的赔偿；医院在不存在医疗行为过错，仍将付出重大的赔偿，医院将无以为继。这样的判决结果将对病人本身及社会道德造成不良影响，更与法治、公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综上，恳请二审法院维护防治院的合法权益，支持其上诉请求。
针对防治院的上诉，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答辩称：我方认为防治院没有尽到一级护理的责任，原审判决防治院承担赔偿责任是正确的，我方只是对赔偿责任比例有异议。
针对防治院的上诉，玩具厂答辩称：我方同意防治院的上诉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
二审期间，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当庭提交两份证据：1、中山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11月28日出具的中府行复[2016]64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中山市人民医院于2016年9月26日出具的《证明》及防治院于2017年2月7日出具的《证明》。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说明：1、证据1欲证明在温治福住院期间，玩具厂采用行政复议的手段，拖延其承担工伤的责任，激发了温治福与玩具厂的矛盾，给温治福造成心理压力；2、证据2欲证明在温治福之前的住院期间一直都是由家属护理；3、两份证据均有原件，因案情复杂，一审起诉时没有考虑到该问题，所以一审时没有提交。玩具厂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证据1不是新证据，并非是在一审后形成。用人单位对认定工伤决定书申请复议是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不存在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认为的拖延情形。玩具厂已积极配合支付温治福住院期间的各项费用，且为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提供了各种借款。2、对于证据2我方不确认其为新证据，该证据与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在一审庭审中关于陪护的陈述相矛盾，存在不符。3、我方已为温治福购买了社会保险，相关的住院期间费用应由工伤保险基金部门支付。防治院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两份证据不是新证据。证据1跟我方无关，我方不作回应。2、根据证据2可知温治福住院期间是由家属陪护，后来家属在温治福自杀之前没有陪护，才会导致温治福的自杀行为。
二审期间，玩具厂、防治院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防治院的上诉及玩具厂的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玩具厂、防治院是否应对温治福的死亡结果承担赔偿责任以及相应的责任比例问题。对于该争议焦点，原审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的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防治院虽上诉称温治福的死亡结果与其无因果关系，防治院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本院审理期间，防治院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防治院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对于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上诉主张玩具厂应对温治福的死亡结果承担30%赔偿责任的问题，如原审所分析，死者温治福的死亡原因是跳楼自杀，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作为死者的近亲属应尽到陪护、安慰、照顾的责任，但在2017年2月10日至温治福死亡之日其四人并无一人陪护，因此对于温治福的死亡结果，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需负一定责任，而玩具厂作为用人单位已尽其职责支付各项费用，原审判决据此认定玩具厂在本案中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该项上诉主张，其上诉请求玩具厂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防治院在本案中应承担的责任比例问题，如原审所分析，防治院未根据卫生部颁发的《综合医院分级护理指导原则》第十四条之规定每小时巡视患者，存在一定过错，但其病房栏杆高度与温治福的自杀行为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原审判决防治院承担1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上诉请求防治院承担20%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支持。
对于原审法院计算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的标准是否错误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第三十五条规定：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本案中，一审法庭辩论终结的时间为2017年9月20日，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丧葬费及死亡赔偿金均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即2016年度的统计数据计算，原审判决适用2015年度的统计数据计算丧葬费及死亡赔偿金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根据上述分析，涉案丧葬费应按照2016年度广东省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6个月，依法核算丧葬费为36424元（72848元/年÷12个月×6个月）；死亡赔偿金应按照2016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20年，依法核算死亡赔偿金为753686元（37684.3元/年×20年）。
根据上述分析，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在本案中主张的损失经本院依法核定为792390（即丧葬费36424元+死亡赔偿金753686元+交通费1000元+餐费800元+住宿费480元），上述损失的10%即79239元，应由防治院赔偿。对于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问题，原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认定防治院应当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并无不当，鉴于防治院已向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出借生活费5000元，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同意在本案中予以扣除，故防治院实际需向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赔偿84239元（79239元+10000元-5000元）。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对丧葬费及死亡赔偿金所适用的计算标准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并作相应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5民初611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5民初611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赔偿84239元给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及温定邦。
三、驳回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受理费8160元，由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共同负担6254元，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负担1906元；二审受理费6984.32元，由上诉人谭云菊、温定春、温小红、温定邦共同负担5078.32元（经本院院长批准予以免交），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负担190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玉芬
审判员 许 群
审判员 邹殷涛
二〇一八年六月五日
书记员 廖 晞
郑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