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苏民申189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邵立东。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勇，江苏永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218号。负责人：徐斌，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安明，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云维，北京市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邵立东因与被申请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江苏分行）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宁民四终字第10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邵立东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申请人“在任交通银行江苏分行城中支行行长助理期间，在金榜公司金润大厦个人商铺贷款中，严重违反金融行业有关规定和被申请人规章制度，不认真履行信贷管理职责，在未办理鉴证的情况下，违规同意给金榜公司发放贷款；上级审批部门要求补齐有关手续并对资金进行监管，但是邵立东未能采取监管措施，造成了贷款风险隐患”，没有事实依据。（1）发放贷款的对象是金榜公司职工，不是金榜公司。（2）在未办理鉴证的情况下，给金榜公司的个人发放贷款不是申请人决定的，是申请人领导陶行长决定的，有其批示为证。（3）上级同意发放贷款，要求补齐手续，说明即使是违规操作，也是在上级部门同意下进行的。（4）采取监控措施不属于申请人的职责范围。（5）金榜公司有在建工程抵押在银行，抵押物价值远远大于贷款的金额，金榜公司也书面承诺对其员工的贷款承担担保责任，故这笔贷款不存在风险隐患，事实上也没有造成银行任何经济损失。可见，申请人在金榜公司的事情上不是直接经办人，也不是最终决定人，没有给银行造成任何损失。2.一审判决认定“在兆润公司和海祺公司的贷款过程中，兆润公司出现到期不能还款的情况下，邵立东仍批准贷款，没有对风险足够重视。此外，担保是控制贷款风险的主要手段，而信贷员对担保单位的调查、核实不仅仅在于核实担保的真实性，更重要在于调查担保单位的资信情况以及代偿能力，这是控制贷款风险的重要保障。在审查兆润公司和海祺公司的担保过程中，邵立东未要求信贷员实地核查担保单位，违反程序，疏于管理，造成交通银行江苏分行的重大损失”，没有事实依据。（1）兆润公司出现到期不能还款的情况下申请人没有再审批过新的贷款。一审判决所指的贷款共有四笔，第一笔800万元，贷款期限为2002年9月28日至2003年9月27日，该笔贷款虽到期未还，但银行为该笔贷款办理了展期手续，此后又借新还旧，非申请人办理；第二笔170万元，贷款期限为2003年5月27日至2003年9月27日，该笔贷款发生在800万元贷款期限届满之前，不存在贷款不还又发放新的贷款，后展期与申请人无关；第三笔100万元，贷款期限为2003年8月8日至2004年2月7日，发生在800万元和170万元贷款还款期限届满之前，不存在贷款不还又发放新的贷款；第四笔215万元，贷款期限2003年8月11日至2003年11月11日，也发生在上述三笔贷款还款期限届满之前，不存在贷款不还又发放新的贷款，此后银行为该笔贷款办理了展期手续，后又借新还旧，非申请人办理。可见，一审判决认定兆润公司贷款未还，申请人又批新的贷款，与事实不符。（2）被申请人在兆润公司贷款逾期不还的情况下为其办理展期手续，说明被申请人对借款人的资信状况进行了调查，客观说明申请人办理的贷款不违反规定，贷款最终未能偿还与申请人无关。（3）申请人为兆润公司和海祺公司办理贷款，所有手续符合被申请人的规定要求，申请人只是审批环节中的一环，不应承担贷款不还的责任。（4）申请人作为劳动者不应对被申请人的经营风险承担责任。（5）申请人已经按规定办理了核保，信贷员是否真正到现场核保，申请人作为部门负责人，没有规定要求与信贷员一起到现场核保。（6）一审判决认定担保不实，造成银行重大损失没有依据。没有证据证明担保的公章是假的，应当通过司法鉴定方式确定。贷款原承办人龙雷也回忆，已经办理核保手续。（二）二审判决无事实依据。1.二审判决认定推广手册有约束力，没有事实依据。（1）手册是推广，不可能正式执行。（2）被申请人在2002年9月才下发世行项目问题贷款管理工具操作指导，2003年9月下发的员工手册中也无推广手册的内容。2.二审判决认定申请人属于基层营业机构负责人没有事实依据。3.二审判决认定申请人的岗位职责与被申请人提交的交通银行南京分行授信业务岗位职责为依据明确申请人的岗位职责，相互矛盾。4.二审判决认定申请人办理贷款构成违规操作没有事实依据。（三）二审中被申请人申请证人王伍云作证，该证言系虚假的，申请人有新的证据推翻该证言。证人声称南京中达膜公司从不在外地经营，但根据该公司2004年对外公布的半年报告记载，该公司办公地点在江阴市。而且贷款经办人龙雷回忆，曾实地核实过担保。（四）被申请人已经对申请人记过处分，再解除合同是重复处理。（五）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处理程序违法。按照规定，不良信贷资产责任认定有五个程序：初步责任认定、当事人需要解释说明的可提交书面报告、风险资产管理部门会同稽核部门对初步认定进行审查、审查发现认定中存在不正确情况的补充调查，最后向当事人送达通知书。申请人收到通知书后，有权申辩、复议。被申请人没有证据证明已经按照规章制度要求操作，属于程序违法。综上，邵立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交通银行江苏分行提交意见称，（一）邵立东的再审申请超出了法定的申请期限。1.根据当时民诉法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应当在判决生效后两年内提出。本案二审判决于2005年2月2日作出，邵立东先后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均被驳回。2.修订后的民诉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六个月内提出。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并非新的证据，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其提出再审申请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再审期限。（二）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理由均不能成立。1.有关金榜公司的贷款事实，申请人并未提出新的证据推翻一、二审对事实的认定。一审法院认定的违规同意给金榜公司发放贷款的用语虽欠准确，但金榜公司以员工名义申请按揭贷款并实际占有使用贷款，却是不争的事实。申请人在整个贷款申请、审批及监管过程中，无视金润大厦已经办理在建工程抵押而无法为商铺购买者个人办理按揭贷款的情况下，仍然签署了情况属实、支行负责资金安全的意见，在陶行长签署了城中支行必须监督鉴证后企业才能用款，并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后的意见后，申请人作为城中支行的行长助理，并未履行监督监管职责，致使2077万余元的贷款在进入金榜公司账户的次日即被该公司挪用。申请人的上述违规行为，导致被申请人的巨额贷款资金产生风险，违反了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2.有关兆润公司、海祺公司的贷款事实，申请人同样没有提出新的证据推翻一、二审判决对事实的认定。申请人提交的贷款资料及龙雷的证词，并非新证据。（1）贷款资料，被申请人在一审法院审理时已经作为证据提交。无论海祺公司未能偿还的600万元贷款，还是兆润公司未能偿还的四笔贷款，均是申请人第一次签署的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在兆润公司2003年7月15日到期的330万元、2003年7月27日到期的200万元未按期偿还的情况下（均未按时归还、后展期还清），申请人仍然在当年8月8日发放了前述未能偿还的四笔贷款中的100万元，8月11日发放100万元。上述事实证明在兆润公司已经出现贷款逾期未还的情况下，申请人仍向其发放新的贷款，是对可能存在的贷款风险的漠视。（2）关于龙雷的证词。龙雷在一审的证词，反映了申请人在兆润公司、海祺公司发放贷款过程中，对信贷员要求不严，甚至在其他信贷员提出质疑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放松了对借款人及担保单位的核查，最终导致被申请人损失1600万元。申请人在2004年3月26日询问笔录中承认没有见过担保单位的人，也没要求信贷员一定要去担保单位了解情况，因此，认定申请人在上述两户贷款中存在失职行为是有事实依据的。（三）被申请人纪委部门于2004年5月14日向分行党委提交的报告，提出对申请人行政记过，只是建议，并非正式的处罚决定。被申请人最终的处理决定是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故没有申请人所称的一事二罚的问题。综上，请求驳回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邵立东审批的贷款是否存在违规的问题。1.关于金榜公司贷款问题。金榜公司申请为其员工购买金润大厦商铺办理按揭贷款，由于金润大厦已经办理了抵押贷款，无法再办理个人按揭贷款，邵立东明知上述情况仍然同意发放该贷款。在上级部门对该贷款审批时要求完善手续再放贷的情况下，邵立东未按照上级部门要求完善相关手续，也未按照要求对资金进行监控，致使贷款被金榜公司擅自使用，存在风险隐患。虽然上述贷款最终均被银行收回，但系在贷款展期、邵立东被解除劳动关系后被收回。因此，贷款被收回不能免除邵立东在发放贷款中存在的责任。2.关于兆润公司、海祺公司贷款问题。邵立东作为兆润公司案涉四笔贷款的签署人，在兆润公司330万元（2003年2月28日至2003年7月15日）贷款存在逾期的情况下（展期后于7月29日偿还），特别是200万元贷款（2003年3月27日至2003年7月27日）贷款存在逾期（展期后于2003年8月11日偿还）尚未偿还的情况下，仍向兆润公司发放100万元贷款（2003年8月8日），一、二审判决认定邵立东在兆润公司贷款逾期的情况下仍发放贷款有事实依据。上述四笔贷款以及海祺公司贷款没有偿还，导致银行存在重大损失。邵立东也承认在办理上述贷款时“未见过担保单位，未要求信贷员去担保单位核实”。邵立东在发放贷款中未按规定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违反了被申请人的规章制度。邵立东主张其在发放贷款中不存在违规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邵立东提供新证据问题。邵立东在本院再审审查期间提交了贷款清单、龙雷的情况说明、俞洋的情况说明及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交易所网站显示的公司概况。贷款清单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被申请人已经作为证据向一审法院提交，不属于新的证据。关于龙雷及俞洋的证词，该两位证人没有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俞洋只是证明上述清单的来源，而龙雷系案涉贷款的信贷员，其在一审法院审理时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兆润公司及海祺公司贷款均是邵立东要求办理，而且邵立东没有按照银行要求带队对担保单位进行核实，现龙雷又出具情况说明与其之前的证言相悖，故不应予以采纳。对于邵立东提供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显示的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情况，由于一、二审判决没有对担保是否系虚假以及王伍云的证言进行认定，因此，邵立东提交的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综上，邵立东提供所谓新的证据不能推翻本案一、二审判决。（三）被申请人纪检部门在2004年5月14日只是建议对邵立东进行记过处分，邵立东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被申请人实际对其进行了行政记过处分。而且，即使被申请人存在对邵立东进行行政记过处分，也不能证明被申请人作出对邵立东解除劳动合同决定违法。（四）关于交通银行世行项目推广手册的问题。被申请人提交的培训通知、培训课程表、考试结果通报以及印发世行项目推广手册的通知等证据，能够证明该推广手册已经在2002年7月正式执行，二审判决认定该手册对邵立东具有拘束力，并无不当。邵立东主张被申请人对其处理程序违法，认为被申请人没有按照不良信贷资产责任认定和追究办法认定不良信贷资产责任。由于该规定系针对的不良信贷资产责任认定的程序，并非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序。而且，根据查明的事实，邵立东在办理贷款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因此，邵立东不能以此证明被申请人解除双方劳动关系违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邵立东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俞建平审 判 员  刘海平代理审判员  石肖然二〇一七年二月七日书 记 员  褚茜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