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通中民终字第7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庆芬，女，1940年3月15日生，汉族，职工，住通化市东昌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瑞卿，男，1963年3月13日生，汉族，职员，住通化市东昌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瑞祥，男，1967年5月31日生，汉族，职员，住通化市东昌区。
委托代理人秦剑，吉林衡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薛爱民，男，1959年9月25日生，汉族，无职业，住通化市东昌区。
上诉人刘庆芬、郑瑞卿、郑瑞祥因与被�诉人薛爱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2014）东江西民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10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刘庆芬、郑瑞卿、郑瑞祥一审时诉称，郑德运为原告刘庆芬的丈夫，是其他原告的父亲，于2006年8月病故。郑德运生前曾经提到过借给被告钱，但其一直没有找到借款凭证。原告也曾经向被告索要借款，但被告说不欠钱。2013年6月，在整理郑德运遗物时发现了被告签名的四张借据和欠条，上述借款共计10万元。原告凭此借据向被告索要时，被告百般搪塞，2013年9月公然表示不予给付。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0万元。没有约定利息的3万元借款，要求被告承担从诉讼之日至清偿之日的同期同类贷款利息；有利息约定的1.5万元股票及5.5万元借款，要求被告自借款之日至全部清偿之日承担利息。
原审被告薛爱民一审时辩称，原告起诉的10万元，被告已经偿还5万元，另外的5万元也声明以物抵债了。原告现在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7年2月15日，被告为郑德运出具借据一份，借款金额10000元，没有约定利息及还款期限。1997年12月17日，被告为郑德运出具借据一份，借款金额20000元，没有约定利息及还款期限。1997年1月24日，被告为郑德运出具借15000股辉发股票的借据一份，约定应给付利息，没有约定还款期限。1999年3月15日，被告为郑德运出具借据一份，借款金额55000元，约定利息按2分算，没有约定还款期限。1999年8月4日，郑德运为原告出具了10000元的收据。2001年4月30日，郑德运为原告出具一份15000元的收据。2004年12月26日，郑德运为原告出具一份10000元的收据。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在诉状中�述其是在2013年6月整理郑德运遗物时发现的四张借据。而庭审中，在被告指出原告刘庆芬曾在1997年12月17日借款金额20000元的借据及1999年3月15日借款金额55000元的借据下方计算2000年至2002年的利息时，刘庆芬陈述其曾经保管过借据，原告以上主张存在矛盾。此外，被告在2004年12月26日最后一次还款后再未还款，出借人郑德运在两年之后才去世，在两年间郑德运或原告未再向被告主张权利，而在原告刘庆芬曾经保管借据的情况下，如没有合理事由，其直至2013年才向被告主张还款亦不符合常理。虽然原、被告对被告主张的抵顶物品存有争议，但原告认可其收到过被告提供的一个金柜，至少可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以外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本案借款还款行为均发生在2004年12月26之前，距今已经过去9年多时间，出借人郑德运已去世多年，很多事实已经无法核对，综合考虑上述因素，被告关于2004年12月26日最后一次还款时主张用物品抵顶剩余款项的主张应予认定。虽然借款合同未约定还款期限，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应自债权人主张权利时计算诉讼时效，即自2004年12月26日起算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原告的诉求已过超诉讼时效，其主张不应予支持。遂判决：驳回原告刘庆芬、郑瑞卿、郑瑞祥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刘庆芬、郑瑞卿、郑瑞祥对一审判决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主要上诉理由为：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这是一起债权人死亡、债权人法定继承人对债务人提起诉讼的债务纠纷。诉讼过程中，被上诉人出示了债权人郑德运生前的收条及上诉人刘庆芬的借款清单，证明其已经偿还了5万元。对于该5万元，上诉人找被上诉人追索欠款时，被上诉人从未出示过。庭审后经核对辨认，上诉人认可这些收据是郑德运亲笔书写，应当从10万元借款中扣除。剩余5万元，被上诉人主张1998年郑德运搬家时上诉人提出用家用电器和家俱抵顶，该时间与被上诉人的借款及还款时间不符，不应予认定。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诉讼时效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诉讼中，被上诉人未能提供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证据，故原审认定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没有依据。3、原审判决程序违法。本案开过两次庭，组织了一次证据交换，整个过程只有审判长及书记员，没有其它法官及陪审员，该情况可能是因为基层法庭人员配备不足，但合议庭成员应当参加庭审，否则违法。
被上诉人薛爱民辩称：1、双方互付债务是不争的事实，被上诉人在2004年12月26日行使了同时履行抗辩权，并做出拒绝还款的意思表示，双方债务已经结清。2、刘庆芬与郑德运是财产共有人，也是共同债权人，在此后十几年里，其没有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刘庆芬在20000元和55000元的借条上记载了51个月和36个月的利息记录也能证明刘庆芬保管的这些借条已5年之久，其谎称在2013�6月整理郑德运遗物时才找到借条，目的就是为了使其诉求不超过诉讼时效，其主张不应予支持。
在本院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双方当事人对被上诉人的诉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原审程序是否违法存有争议，本院评判如下：
上诉人刘庆芬、郑瑞卿、郑瑞祥主张：1、上诉人之所以提起诉讼是因为被继承人郑德运于2006年8月病故，上诉人在2013年6月整理郑德运遗物时才发现了被上诉人签名的四张借据和欠条。上诉人此前知道郑德运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数额不清楚，所以上诉人在见到欠条后提起了诉讼。从2004年12月26日被上诉人最后一次还款到2006年8月郑德运病故没有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期间，而从郑德运2006年8月病故到2013年6月，诉讼时效中止，故上诉人的诉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案真正的债权人是郑德运，不是刘庆芬，被上诉人主张借款是郑德运和刘庆芬的共有财产，进而认为刘庆芬没有主张还款超过诉讼时效，不能成立；2、一审只有审判长独自组织开庭，其它合议庭成员及陪审员没有参加，程序违法。
被上诉人薛爱民主张：1、郑德运1998年搬家时从上诉人开办的商场拿走一些家用电器、家俱及一台金柜，当时说用金柜保存一些借款票据等重要资料，后来被上诉人到郑德运家借钱时，郑德运都是从金柜里拿钱，条也是存放到金柜里，所以不存在上诉人2013年清理遗物时才找到这四张借据的情况。2004年12月26日，上诉人还给郑德运10000元时明确表示剩下的5万元以郑德运从上诉人商场拿走的家俱、家电、金柜和搬家时的用餐费直接抵账，虽然当时郑德运夫妇不满意，但是被上诉人已经明确了予以抵账。2006年郑德运病故，刘庆芬作为财产共�人继续享有财产权和诉讼的权利，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一审第一次开庭时三位合议庭成员都到庭了，第二次是补充开庭，当时上诉人也同意，不属于程序违法。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庭审中的陈述及所举证据，上诉人主张的借款均发生于1999年3月末之前，被上诉人的还款截止于2004年年末。在上诉人于2013年提起诉讼后，被上诉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上诉人应就其诉求未超诉讼时效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但上诉人未能提交其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延长的充分证据证明，故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中，被上诉人主张刘庆芬曾在1997年12月17日的20000元借据及1999年3月15日的55000元的借据下方计算了从2000年至2002年间的利息，刘庆芬亦认可其保管过借据。从2004年12月26日被上诉人最后一次还款并表示以物抵顶剩余借款�后，上诉人一直未再主张权利，上诉人直至2013年11月提起诉讼，并主张于2013年6月清理郑德运遗物时才发现四张借据，与其庭审中的陈述及认可的证据不相符，原审在综合双方诉辩事实理由及所举证据的基础上，认定上诉人的诉求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一审审理程序违法，亦未能提交一审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并导致影响案件正确裁决的相关证据证明，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的上诉主张，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刘庆芬、郑瑞卿、郑瑞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向阳
代理审判员 盖晓晨
代理审判员 李尧川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单铄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