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5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长远，男，汉族，1971年11月2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培军，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加桂，男，汉族，1965年12月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愚勤，女，汉族，1969年4月19日出生。
共同委托代理人李一，广东融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林长远为与被上诉人宋加桂、胡愚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3）深宝法民一初字第8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原告林长远和被告宋加桂、胡愚勤是同事兼朋友的关系，林长远是深圳市深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宋加桂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宋加桂、胡愚勤分别是深圳市深航融资担保公司的总经理和风险控制部经理。上述二公司均是由深圳市深航进出口有限公司投资成立。2011年12月7日，林长远分三次共转账人民币50万元至胡愚勤的银行账户，2011年12月9日，林长远转账人民币21万元至宋加桂的银行帐户，2011年12月29日，林长远又转账人民币100万元至胡愚勤的银行帐户。2012年10月12日，宋加桂转账人民币1万元给林长远。现林长远主张其转给胡愚勤以及宋加桂的账户的款项共计人民币171万元，是该二人向其共同借款的款项，宋加桂转账的人民币1万元是对上述借款的还款。关于借款用途，原告称二被告说有急用遂予以出借，双方口头约定借款期限为2个月。宋加桂和胡愚勤确认自己的账户内收到了上述款项171万元，但辩称该款项并非是二人共同向林长远的借款，而是林长远借给案外人深圳市嘉捷集团的款项，该借款行为借宋加桂和胡愚勤的银行账户完成，之所以宋加桂返还1万元给林长远也并非偿还借款，而是因为林长远在2011年12月9日转账给宋加桂的人民币21万元中，只有20万元转给了深圳市嘉捷集团，故多余的款项宋加桂予以返还。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二被告提交了手机短信记录一份，从手机显示看，号码为135××××7771的手机（宋加桂存姓名为林长远）在2013年5月6日发信息给宋加桂，内容为“……不知道嘉捷后续怎样处理？这170万是因为你才借出的，到这时候不闻不问，……也真诚希望动用你和外围力量拿回本钱”、“这笔款不同嘉捷其他有利息的借款，我是帮你的，不是营利性借款……”。对于135××××7771的号码是否属于林长远使用的问题，其代理人表示“不清楚”。
原审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与二被告之间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应当提供书面借据，无书面借据的，应提供必要的事实根据。现林长远未能提交书面借据，仅提交了数份银行转账记录，但银行交易记录只能证明在该两个账户之间发生了资金往来的事实，而这资金往来可以基于借款、还款、货款、支付等等多种原因关系，因此，仅凭银行往来记录不能证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存在。并且，林长远分别向两个被告的账户中转入不同金额的款项，其也未提交证据证明二被告有共同借贷的意思表示。另一方面，原告主张的事实存在以下疑点：1、关于借款的用途，原告在庭审时表示“二被告称有急用”，但不能说出具体的用途，对此法院认为，原告对于高达人民币170万元的款项不对用途做任何了解就出借，其行为不符合常理；2、原告在2011年间将人民币171万元分别转至二被告的账户中，并称双方口头约定借款期限为2个月，但直至原告起诉时已经两年过去，在二被告未归还款项的情况下，原告未有证据显示其要求过二被告出具借据，这也不符合常理；3、从号码为135××××7771的手机发给宋加桂的信息内容可以清晰地看出发信者认为170万元借款是提供给案外人“嘉捷公司”的。对于此号码的拥有者是否为原告，其代理人表示不清楚，但根据原告自己书写的起诉状，其注明的电话号码就是该号码。综上，鉴于原告举证不充分且其主张存在多处疑点的情形，法院认为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诉讼请求不应当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林长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1，424元，由原告负担。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林长远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人民币170万元，判令被上诉人支付逾期利息人民币147114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上诉人汇付给被上诉人的人民币171万元款项为借款。2011年12月7日，被上诉人以短期周转为由向上诉人借款，借款金额人民币171万元，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1.5%，借款期限为2个月，上诉人于2011年12月7日、2011年12月9日、2011年12月29日分六次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西乡支行汇付了人民币171万元给被上诉人，上诉人提供了中国农业银行西乡支行交易账单作为相应证据。上诉人、被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均认定涉案款项人民币171万元的性质为“借款”，并不存在争议。而且被上诉人提交的平安银行深圳时代金融支行账户明细中对上诉人于2011年12月29日分两笔汇付给被上诉人的人民币100万元明确备注为“借款”，对前述汇款的“借款”性质做了明确规定。二、上诉人对该笔借款用途不知晓，合乎常理。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供职于同一家公司（深圳市深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二被上诉人存在亲属关系，分别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上诉人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为上下级及朋友关系，且被上诉人也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因此，当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出短期借款进行周转时，考虑到该笔借款是短期借款，又基于被上诉人的经济实力以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上诉人借款给被上诉人而不知晓用途是完全合乎常理的。三、上诉人未有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据，是被上诉人恶意所为。正是因为被上诉人拒绝出具借据，并否认借款事实，才导致本案诉讼。所以，被上诉人是否拒绝开具借据，是否否认借款事实，是本案应查清的事实和争议焦点。一审判决却错误地将上诉人未有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据作为证据使用。基于上述理由，上诉人未要求被上诉人出具借据合乎常理。但当借款期限届满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偿还欠款时，被上诉人一直不予偿还，并且以借款转帐支付给嘉捷集团为由，主张上诉人应向嘉捷集团追偿借款。本案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出的主张也表明被上诉人意欲否认该借款事实，所以在此期间被上诉人拒绝出具借据同样也合乎逻辑。四、上诉人汇付的该笔借款是出借给被上诉人而非出借给嘉捷公司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主张该笔借款借给了被上诉人，而被上诉人主张该笔借款是通过其账户借给了第三人（深圳市嘉捷集团）。被上诉人一审提交手机短信内容，意欲证明该笔借款是上诉人出借给嘉捷公司的。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首先，一审法院对该手机短信内容的真实性未作调查；其次，被上诉人提交的该短信内容仅表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向嘉捷公司催款的情形。如前所述，在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催款期间，被上诉人告知上诉人借给了嘉捷公司，所以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向嘉捷公司催款的行为，是合乎常理的；再次，被上诉人主张该笔借款是上诉人借给嘉捷公司的，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被上诉人就应当举证证明其主张，但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与嘉捷公司之间存在关于借款的书面或口头约定，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曾对被上诉人做出过将前述借款汇给嘉捷公司的指示，更没有对上诉人必须通过被上诉人银行账户向嘉捷公司提供借款做出合理解释，况且其中有数笔款项被上诉人主张是嘉捷公司指示其汇给谢雪玲的。假如前述上诉人汇给被上诉人的款项为嘉捷公司向上诉人所借，如此大的款项且资金往来又涉及上诉人、被上诉人、嘉捷公司及谢雪玲等，关系复杂，各方为明确权利义务，避免纠纷，必然会签署相关书面协议，但实际不存在任何该等协议，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关于该笔借款为嘉捷公司所借的主张背离基本常识，是不真实的。该笔借款实为上诉人出借给被上诉人的。
被上诉人宋加桂、胡愚勤答辩称，一、上诉人没有举证证实涉案171万元是出借给被上诉人的借款，仅凭银行转帐流水不能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借款关系，一审对此认定是正确的。二、上诉人没有借款给被上诉人，当然不可能知晓所谓的“借款用途”。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二年内未要求答辩人出具借据不合常理，是正确的。四、170万元是林长远出借给深圳市嘉捷集团，这也就揭示了为何在本案中林长远无法提供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据或者其他依据，也无法解释“借款用途”的原因。五、从上诉人一审起诉理由及庭审时变更理由可看出，上诉人连借款主体都分不清楚就向法院起诉，足以证明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主张权利应当提交相应的证据。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偿还借款，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银行交易凭证虽能证明双方款项往来的事实，但不能证明该款项的性质究竟是借款还是货款、投资款或者借用帐号转款等，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1424元，由上诉人林长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梁 媛
审判员 袁 劲 秋
审判员 黄 国 辉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日
书记员 易静（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