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附 带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闽02刑终742号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吕庆忠，男，1979年3月17日出生于福建省厦门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厦门市同安区。
诉讼代理人吕启明，福建夏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某1，男，1969年10月26日出生，穿青人，农民，户籍地贵州省纳雍县。系被害人张某2的父亲。
被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何某，女，1967年5月1日出生，穿青人，农民，户籍地贵州省纳雍县。系被害人张某2的母亲。
被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1，男，1993年10月1日出生，汉族，务工，户籍地贵州省纳雍县，系本案被害人。
法定代理人李付春，男，1967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贵州省纳雍县，系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1之父。
被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同安区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保同安公司”），住所地厦门市同安区银湖西路95号之291号。
负责人陈庆丰，总经理。
诉讼代理人曲晓冬，福建明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某1、何某、李某1诉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吕庆忠、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同安区支公司交通肇事附带民事诉讼一案，于2015年7月13日作出（2015）同刑初字第22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国人保同安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5日作出（2015）厦刑终字第435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5）同刑初字第22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的附带民事判决部分，将该部分发回同安法院重新审判。同安法院于2016年9月30日作出（2015）同刑初字第63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国人保同安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28日作出（2016）闽02刑终666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再次将本案发回本院重新审判。同安法院于2017年10月17日作出（2017）闽0212刑初28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吕庆忠不服，提出上诉。本院经审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询问上诉人，听取诉讼代理人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5年1月19日0时41分许，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吕庆忠驾驶闽Ｄ×××××号小轿车在同安区沿国道324线由东往西行驶至同辉路交叉路口时，遇张某2无证驾驶无牌二轮摩托车载李某1沿同辉路由南往北行驶至该路口且未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致二车发生碰撞，造成张某2当场死亡、李某1受伤和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损害后果。事故发生时，吕庆忠行车速度大约56公里/小时，超过其行进方向的限速50公里/小时；张某2行车速度90公里/小时，超过其行进方向的限速40公里/小时。事故发生后，吕庆忠立即停车，叫同车人赶紧拨打120急救电话。在同车人吕亚龙拨打完120电话后，厦门市公安局新民派出所民警正好驾驶一部警车经过事故现场，吕庆忠见状未表明自己系事故一方驾驶人员即弃车离开现场。当日10时许，吕庆忠主动到厦门市公安局同安分局交警大队接受调查，并如实供述了以上事实。
该事故经厦门市公安局同安分局交警大队认定：吕庆忠驾车超速行驶，发生事故后未保护现场、未报警，未抢救伤者，弃车离开现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张某2无证驾驶车辆超速行驶，至路口未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吕庆忠负事故主要责任；张某2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李某1不负事故责任。
另查明，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吕庆忠系闽Ｄ×××××号小轿车的所有人，该车的原车牌号为闽Ｄ×××××，原车主是李某2。2014年12月8日，李某2向中国人保同安公司同时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等险别。其中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包括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万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责任限额为100万元。保险期间均为2014年12月9日至2015年12月8日。2015年1月12日，上述保险车辆的车牌号由闽Ｄ×××××变更为闽Ｄ×××××，被保险人由李某2变更为吕庆忠。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条款第五条第（五）、（六）项分别规定，驾驶人饮酒后使用被保险机动车、以及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未依法采取措施情况下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的，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
被害人张某2出生于1996年4月10日，户籍地为贵州省纳雍县曙光乡法泥村张家寨组，张某2在本案交通事故中不幸死亡。被害人李某1出生于1993年10月1日，户籍地为贵州省纳雍县曙光乡坐拱寨村瓦房组，其暂住证有效期为2012年3月20日至2014年4月24日。其受伤后于2015年1月19日至2016年5月5日在厦门市第三医院住院治疗，期间共产生医疗费用233141.89元，尚欠厦门市第三医院57308.23元。经厦门市第三医院病程记录阶段小结诊断：1.急性颅脑损伤；2.胸部损伤；3.闭合性腹部损伤；4.左膝关节、右足皮肤挫裂伤；5.右腓骨上段骨折；6.右耳廓挫裂伤；7.全身多处挫擦伤；8.低钾血症；9.褥疮；10.右耳后皮脂腺囊肿继发感染。李某1于2015年4月29日到厦门市仙岳医院检查，花费医疗费715.86元。2015年8月15日，经李某1委托，福建义成司法鉴定所作出李某1构成道路交通事故三级附加一处四级伤残、营养期180日、定残后需长期完全护理依赖、生存期继续行康复治疗每月需800-1200元的鉴定意见。因该鉴定系单方自行委托，二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申请重新鉴定，2015年12月17日经同安法院委托，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做出李某1四级伤残、长期大部分护理依赖、后续行主动脉夹层修补手术的费用以实际为主的鉴定意见。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同安区支公司现已支付李某110000元，吕庆忠现已支付给李某18000元。厦门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委员会垫付李某1抢救费11815.35元。根据厦门市公布的统计数据，2014年厦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220元，2015年厦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558元，2014年度厦门市农林牧渔业年人均工资41393元。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一）张某2部分：
1.身份证复印件、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纳雍县曙光乡法泥村民委员会的证明，证明张某2、张某1、何某的身份情况。
2.火化证、户口注销证明，证实张某2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已火化。
（二）李某1部分：
1.身份证复印件、人员基本信息查询、暂住信息，证实李某1的自然情况及暂住情况。
2.贵州省纳雍县曙光乡坐拱寨村村民委员会证明，证明李某1因交通事故致急性特重型颅脑损伤，尚存在精神智能方面的功能性障碍，故村委会指定李某1之父李付春为其监护人。
3.疾病证明书，证实李某1因交通事故致急性特重型颅脑损伤等多处受伤。
4.厦门市第三医院医疗费用证明，证实李某1于2015年1月19日至2016年5月5日在厦门市第三医院康复医学科住院治疗，期间共产生医疗费233141.89元，尚欠医院医疗费用57308.23元。
5.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李某1的损伤后遗症，参照交通道路事故标准，评定为四级伤残。另外，若有精神障碍或智力缺损再另行鉴定。李某1存在长期大部分护理依赖。建议李某1后续行主动脉夹层修补手术的费用以实际发生为主。
（三）综合证据
1.驾驶证、行驶证、驾驶人信息结果查询单，证实吕庆忠具备准驾资格，是闽Ｄ×××××车牌的小轿车的所有人；张某2、李某1均未办理机动车驾驶证。
2.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实经交警认定，吕庆忠、张某2分别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次要责任，李某1不负事故责任。
3.车辆技术检验鉴定书、车速鉴定意见书、尸体检验报告，证实事故双方的车辆技术状况、通过事故路段的各自车速及张某2的尸检情况。
4.血液中乙醇含量检测检验报告，证实张某2、李某1血样中的乙醇含量分别为14.61mg/dl、18.62mg/dl。
对本案事实证据和双方当事人讼争综合评判如下：
一、关于李某1伤残等级鉴定意见的采信问题。经查，福建义成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系李某1单方委托，二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申请重新鉴定，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经同安法院委托，作出李某1四级伤残、长期大部分护理依赖、后续行主动脉夹层修补手术的费用以实际为主的鉴定意见。因此，李某1单方委托制作的鉴定，不予采纳。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做出的鉴定意见系由同安法院委托，予以采纳。
二、关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某1、何某提出的各项经济损失数额。经查，两名原告人诉求的死亡赔偿金324400元、丧葬费27930元系按规定标准计算的结果，予以认定；诉求的交通费、住宿费因原告人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不予支持；诉求的误工费，鉴于张某2的亲属系从外省赶来厦门为张某2处理后事，以3人7天为限，参照厦门市城镇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支持原告人以每人每天的150元的标准计算误工费，并认定为3150元；诉求的精神抚慰金不符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相关规定，不予支持。综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某1、何某因张某2死亡的各项损失共计355480元。
三、关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1提出的各项经济损失数额。经查，李某1诉求的医疗费236445.45元，以有相应的病历材料及医疗费发票互相印证的233857.75元予以认定，超出部分不予支持；诉求的住院伙食补助费23500元符合规定，予以认定；诉求的交通费2400元，结合李某1住院天数及该费用的合理性、必要性，予以认定；诉求的营养费，根据李某1的伤情，认定为10000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诉求的住院期间护理费39644.5元，根据厦门市护工平均工资70元/天，计算至定残前一日，共235天，认定为16450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诉求的终身护理费，根据厦门市护工平均工资70元/天，结合李某1需要长期大部分护理依赖的鉴定意见，暂计算五年，护理费为102200元（70元/天×365天×80%×5年），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五年之后的护理费届时可由李某1根据自身恢复情况可再行起诉；诉求的误工费39644.5元，根据其住院天数及鉴定意见，结合李某1的伤情，计算至定残前一日，并无不妥，确认误工时间共计235天，因李某1未提交其误工损失的证明，本院酌情参照2014年度厦门市农林牧渔业年人均工资41393元计算，认定为26650.3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诉求的后续治疗费尚未实际发生，不予支持；诉求的残疾赔偿金，李某1要求以厦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的证据不足，根据其伤残等级及居住生活在农村的情况，参照2015年厦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558元标准计算，认定为245812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诉求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无据，不予支持；诉求的鉴定费、评定费2500元，该费用系李某1自行委托鉴定产生，后同安法院已另行组织鉴定，不予支持。综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1的各项损失共计660870.05元。
四、关于商业险是否可以一并审理的问题。经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当事人请求将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因此，在本案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均将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的情况下，同安法院应予准许一并审理。
五、关于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该否理赔的问题。中国人保同安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提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吕庆忠有饮酒、未保护现场、未抢救伤员、未报警，不符合商业险理赔条件的抗辩意见。经查,厦门市公安局同安分局交警大队认定：吕庆忠驾车超速行驶，发生事故后未保护现场、未报警，未抢救伤者，弃车离开现场。中国人保同安公司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条款总则第五条第（五）、（六）项分别规定，驾驶人饮酒后使用被保险机动车以及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未依法采取措施情况下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的，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因此，吕庆忠弃车离开现场，该行为构成中国人保同安公司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免除赔偿责任的条件，中国人保同安公司不应承担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付。中国人保同安公司只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应由吕庆忠按照应负的赔偿责任比例负责赔偿。诉讼代理人提出的该代理意见，理由成立，予以采纳。
原判认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吕庆忠交通肇事犯罪造成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某1、何某的各项损失共计355480元；造成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李某1的各项损失共计660870.05元。结合本案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及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吕庆忠应对上述损失承担75%的赔偿责任，张某2应承担25%的责任。张某1、何某要求吕庆忠承担其损失80%的赔偿责任，与张某2的过错行为是形成本案事故的重大原因不符，不予支持。吕庆忠就其机动车向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国人保同安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损失金额之和已超过交强险相应分项赔偿限额，故交强险应按损失比例履赔。即：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因张某2未产生医疗费用，故张某1、何某应获得交强险赔偿为38473.75元[110000元×355480元/（355480+660870.05）元]；李某1应获得交强险赔偿为81526.25元[110000元×660870.05元/（355480+660870.05）+10000元]。交强险不足赔偿相关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的损失部分，由吕庆忠按照应负的赔偿责任比例进行履赔。至于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的11815.35元，可由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另行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判决：一、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某1、何某的损失355480元，由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同安区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先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某1、何某38473.75元。剩余317006.25元，由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吕庆忠承担75%的赔偿份额即237754.69元。以上赔偿款均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1的损失660870.05元，由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同安区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先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181526.25元(包括先行支付的10000元)。剩余579343.8元，由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吕庆忠承担75%的赔偿份额即434507.85元(包括先行支付的8000元)。以上赔偿款均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某1、何某、李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吕庆忠上诉提出，1.本案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了张某2驾车不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属于重大过错行为，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即使认定上诉人逃逸，但其逃逸行为并未影响事故责任认定，因此应认定张某2负事故主要责任，其负次要责任。2.事故发生后，上诉人让同行人员拨打了120，因此，原判认定事故发生后未保护现场，未报警，未抢救伤者与事实不符。3.上诉人在事故发生后采取了合理的措施，保险公司不能以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条款第五条第（六）项规定的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未依法采取措施情况下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作为免责的理由。综上，请求依法改判。
诉讼代理人提出，本案发生事故车辆原所有人是李某2，之后变更为吕庆忠，合同变更后，保险公司是否有另行与吕庆忠重新签署保单和保险合同，特别是免除或减轻保险责任的条款有无充分告知吕庆忠成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原判未查清保险公司是否有对此向吕庆忠进行说明及特别提醒，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中国人保同安公司诉讼代理人答辩提出，1.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的规定，保险公司对逃逸、饮酒驾车行为拒赔不需要明确说明。2.保险公司依法仅对原投保人有免责事项的说明义务，对批改后的车主吕庆忠无说明义务。3.应以本案判决可能产生的波及甚远的社会影响的高度出发，准确适用法律，维护社会公序良俗，引导大众遵从良好的社会行为习惯，这才是法院判决所要体现的真正价值所在，绝不能开创肇事逃逸而商业险仍需赔偿的判例先河。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上诉人吕庆忠交通肇事犯罪行为给被上诉人张某1、何某、李某1造成经济损失的事实，有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并列明在案的所有证据加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吕庆忠交通肇事犯罪行为造成被上诉人张某1、何某的各项损失355480元；造成被上诉人李某1的各项损失660870.05元。结合本案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及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吕庆忠应对上述损失承担75%的赔偿责任，张某2应承担25%的责任。吕庆忠就其机动车向中国人保同安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二被上诉人损失金额之和已超过交强险相应分项赔偿限额，故交强险应按损失比例履赔。张某1、何某获得交强险赔偿为38473.75元；李某1获得交强险赔偿为81526.25元。交强险不足赔偿相关的损失部分，由吕庆忠按照应负的赔偿责任比例进行履赔。
关于上诉人吕庆忠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的上诉意见。经查，上诉人吕庆忠在发生事故后未保护现场，未抢救伤员，弃车离开现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的“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之规定，应认定为逃逸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鉴于张某2无证超速驾驶，未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因此交警部门《道理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吕庆忠为主要责任并无不当。
吕庆忠购买了本案的车辆，办理了保险过户手续，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内容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发生了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可见对于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的对象是投保人，而时间是在订立合同的当时，因此，至少从法律规定上看保险人可以不对受让人履行说明义务，在时间上订立保险合同的当时履行了说明义务即可，无需再次履行说明的义务。其次，从合同的权利义务的概括承受理论看，合同转让后，保险人可以对抗原投保人，也可以对抗受让人吕庆忠，即如果投保人以未明确说明为由提出索赔，保险人可以已履行了说明义务为由拒绝赔付，这一拒赔理由也可以用于对抗吕庆忠提出的未明确说明的索赔理由。合同法第82条规定了债务人的抗辩权即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同时根据保险法第49条的规定，保险标的转让的，受让人承受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当然其中的义务应当包括所谓的免责部分。再者，由吕庆忠于2015年1月20日签字提交给交警部门的机动车保险单（正本）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批单（正本）（被保险人由李某2变更为吕庆忠）中，机动车保险单（正本）下方重要提示第3项“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等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四、《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五条第（六）项规定“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驾车逃逸是法律严格禁止的行为，如果保险公司对此情形在商业险内依然还要承担赔偿责任，有违自觉守法维护公共安全的价值取向。因此，原判认定本案交强险之外的损失由上诉人吕庆忠承担是正确的。诉讼代理人以保险公司未就免责条款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而不产生效力为由，提出原判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意见与法律规定不符，要求改判理由不足，不予采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吕秋收
审 判 员 刘荣秀
审 判 员 王敏重
二〇一八年一月四日
法官助理 饶 珊
代书记员 许毅欣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