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鄂民终3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凤鸣，男，汉族，1962年9月5日出生，个体业主，住湖北省监利县。委托代理人：李明山，湖北邦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昱州，湖北邦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监利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北省监利县容城镇荆台大道*号。法定代表人：黄镇，该县县长。委托代理人：胡建平，该县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陶恒茂，荆州市监利县荆南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吴凤鸣因与被上诉人监利县人民政府买卖合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荆州中民三初字第000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李小丹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杨豫琳、叶可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6年5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吴凤鸣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明山、刘昱州，被上诉人监利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胡建平、陶恒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凤鸣一审时诉称：1997年底，吴凤鸣借贷资金80余万元，利用监利盐业公司闲置仓库开办了监利县容城镇凤鸣塑料包装厂，生产工用、农用塑料编织袋供不应求。1998年7月长江发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监利县人民政府所属防汛指挥部工作人员汪训旺、匡早平、王大银等没有与吴凤鸣签订书面买卖合同，购买了吴凤鸣专为湖北省盐业包装公司特制的71万条食盐包装袋（价值795200元），用于防洪抢险。事后，吴凤鸣持监利县水利局出具的收货单催讨货款，监利县人民政府指定所属监利县财政局支付，但监利县财政局经无数次催讨总是借故拖延。由于监利县人民政府非法占用吴凤鸣经营的包装厂赖以生存的仅有资金，造成工厂停厂。同年12月31日，监利县人民政府目睹吴凤鸣包装厂无法起死回生，决定于次年2月结清所欠货款。届时监利县人民政府仍然未支付分文。因此，吴凤鸣在债台高筑的情况下，多次被债权人推上被告席，蹲监狱而一败涂地，不得不四处寻求权利救济。2003年初，监利县人民政府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承诺年底一次性给付货款并支付相应利息。吴凤鸣信以为真，再次举债近百万元之巨，与红城乡人民政府达成招商引资协议，圈地5000余平方米，修建厂房50余间，重新组建了监利县欣欣塑业制品有限公司。但监利县人民政府还是违背承诺，继续以经济困难为由拖欠货款，造成吴凤鸣公司于年底倒闭。尔后，吴凤鸣担心再遭殴打和要不回货款，被迫接受仅39500元的民事赔偿，放弃对刑事责任的追究。2005年5月下旬，监利县人民政府怂恿桥市镇人民政府在民事主体错误，实体内容违反法律规定时，由监利县人民法院主持订立以拖欠的货款348500元抵扣吴凤鸣所欠桥市财政债务的调解协议；2006年6月23日，监利县人民政府才支付了久拖不还货款其中的差价款。2009年3月2日，监利县人民政府要挟吴凤鸣与其重复签订偿还货款43500元，仅计算利息161775元，余款305000元仍然抵扣吴凤鸣所欠桥市财政债务的调解协议。因为上述两份协议（包括其他借贷关系）后均被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鄂荆中民再终字第29号民事裁定书和监利县人民法院（2010）监民初字第26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不能成立，所以监利县人民政府仍然拖欠305000元货款，导致吴凤鸣的损失继续扩大。综上，监利县人民政府逾期支付货款的行为已给吴凤鸣包装厂造成惨重损失，应当依法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履行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84条第2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4条第4款、第29条之规定，请求判令：1、监利县人民政府立即偿还吴凤鸣货款余额305000元，赔偿损失3276718元（包括可得利益和支付全部货款违约金，以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标准分段计算），合计3581718元；2、案件受理费由监利县人民政府负担。吴凤鸣主张的具体赔偿明细如下：1、下欠编织袋货款计305000元整；2、设备损失计57万元；3、按合同约定生产6年，可得利益损失计1296000元[每年生产量只按80万只×6年×0.27元/只纯利润，有与盐业系统签订的供销合同公证书和（2005）监民二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为证]；4、厂部门卫工资损失计102000元整（有留守合同和工资收据为证），计算时间从1998年7月起至2015年4月底止（每月工资计500元×204个月）；5、1998年借监利县容城信用社贷款20万元转24万元转32万元，用本人私房抵偿后亏损计950536元（私房加土地市价：土地249.02平方米×3000元/平方+房屋436.23平方×1200元/平米=523476元，减去320000元借款，有法院572号裁定书为证）；6、因欠电力局电费罚滞纳金和法院的罚款计7536.32元（有法院执行期限履行罚款裁定书为证）；7、乐荣华、任茂礼借款利息等损失计137200元整（26万只编织袋×1.12元/只16万元借款本金+法院诉讼费6000元整，有判决书、执行和解书及收据为证）；8、法院罚款计62420元（有罚款票据和冻结工商银行裁定为证）；9、强行承缴荒地损失计18000元整（有姜铺村化解矛盾的承包土地合同和收据为证）；10、上访旅差费、打印费、误工费计133026元（每月误工损失平均计500元×204个月+旅差费、打印费计31026元整）。合计3581718元。2015年7月7日，吴凤鸣又主张，本案所列标的3581718元为拖欠货款的本金及由此造成的损失、可得利益等，但305000元本金的利息未计入其中。据此，请求监利县人民政府赔偿吴凤鸣305000元本金的利息损失1306620元（利息按当年信用社贷款利息2.1%元每月计算204个月)。即，吴凤鸣的第一项诉讼请求的标的变更为4888338元（3581718元+1306620元）。监利县人民政府答辩称：双方之间原基于98抗洪调运编织袋产生货款纠纷属实。1995年10月至1998年12月，吴凤鸣欠监利县桥市镇财政所借款共计386895.40元[见监利县人民法院（2010）监民二初字第260号民事判决]。桥市镇财政所多次找吴凤鸣催收借款未果，要求县财政局抵扣吴凤鸣的编织袋货款。于是监利县财政局将吴凤鸣的货款34.85万元划拔到桥市镇财政所支付，由桥市镇财政所抵扣了吴凤鸣的借款，由此产生纠纷。2005年3月25日，监利县桥市镇人民政府作为桥市镇财政管理所的主管单位，向监利县人民法院起诉以吴凤鸣为法定代表人的监利县欣欣塑业制品有限公司，2005年5月26日，在监利县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吴凤鸣与桥市镇人民政府达成和解协议，监利县人民法院制作送达了(2005)监民初字第07号民事调解书。通过该调解书，吴凤鸣又从桥市镇财政所获得借款15.5万元(见借款单)，并同意抵扣编织袋货款34.85万元。该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吴凤鸣反悔，不断信访。2008年7月8日，吴凤鸣以监利县欣欣塑业制品有限公司为申请人向荆州市中级法院申请再审，后荆州市中级法院作出(2009)鄂荆中民再终字第29号民事裁定，撤销监利县人民法院(2005)监民初字第07号民事调解书，发回监利县人民法院重审。监利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0）监民二初字第260号民事判决，驳回了监利县桥市镇政府的诉讼请求。2006年县乡镇财政体制改革，乡镇财政所收归县财政局直接管理。监利县桥市镇人民政府已经不是桥市财政所的主管单位而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而吴凤鸣却没有终止信访。为处理吴凤鸣的信访问题，2009年1月19日由县政府办公室主持，组织有县财政局、县人民法院、县信访局和吴凤鸣参加的协调会进行协商，形成了协商意见：吴凤鸣编织袋货款34.85万元，由县财政局进行重新结算，将吴凤鸣两次在桥市财政所借款30.5万元转作支付货款34.85万元，余款4.35万元由县财政支付给吴凤鸣，并协商支付利息20.5275万元，吴凤鸣对此不持异议。在协商的基础上，2009年3月2日，吴凤鸣与监利县人民政府签订《调解协议书》，再次认可2009年1月19日的协商意见，监利县人民政府在协议书加盖印章，副县长张道毅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吴凤鸣在协议书上签字并捺印，这样，吴凤鸣编织袋货款34.85万元中30.5万元抵扣县财政借款，余款4.35万元加上利息20.5275万元，一共24.8775万元，于2009年3月12日一次性支付给了吴凤鸣，至此，吴凤鸣的编织袋货款34.85万元已处理终结。《调解协议书》中载明的吴凤鸣的两笔借款30.5万元转作支付编织袋货款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胁迫、欺诈行为，该《调解协议书》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吴凤鸣以该调解协议“被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无效”，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没有依据，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其实，吴凤鸣在2005年6月29日为编织袋差价款起诉监利县人民政府的诉讼中诉称“于2005年5月将余款348500元全部结清”，认可了编织袋货款34.85万元抵扣财政的借款，并且通过诉讼，吴凤鸣获得了差价款19.17万元，利息2.74万元。另外，到目前为止吴凤鸣还欠县财政借款386895.40元[见2010年7月16日（2010）监民二初字第260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监利县人民政府保留诉讼权力。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吴凤鸣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审法院查明：1997年底，吴凤鸣利用监利盐业公司闲置仓库开办了监利县容城镇凤鸣塑料包装厂，主营塑料制品加工。1998年夏长江发生特大洪水，监利县人民政府所属的非常设机构监利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在防汛期间，从吴凤鸣经营的监利县容城镇凤鸣塑料包装厂处调运71万条食盐包装袋用于防洪抢险。吴凤鸣按照每只编织袋1.12元的价格给监利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开具购货发票三张计79.52万元。后监利县人民政府仅按照每只编织袋0.85元、总价款60.35万元与吴凤鸣结算，支付部分货款后尚欠34.85万元。1995年至1998年期间，吴凤鸣有向监利县桥市镇财政所的借款未予偿还，桥市镇财政所多次找吴凤鸣催收未果，遂要求监利县财政局抵扣吴凤鸣的编织袋货款。1998年12月，监利县财政局将下欠吴凤鸣的编织袋货款34.85万元抵扣了吴凤鸣欠桥市镇财政所的贷款34.85万元，吴凤鸣认为此处理不当，由此产生纠纷。2005年3月25日，监利县桥市镇人民政府作为原告起诉吴凤鸣经营的监利县欣欣塑业制品有限公司，称1996年2月至2001年4月期间，监利县欣欣塑业制品有限公司累计向政府借款，下欠本金254900元未还，请求监利县欣欣塑业制品有限公司还本付息。该案经调解当事人达成一致协议，2005年5月26日，监利县人民法院作出（2005）监民初字第07号民事调解书，第一条约定：被告监利县欣欣塑业制品有限公司追认原告于1998年12月28日通过监利县财政局扣划其348500元编织袋货款抵债的行为符合被告的意思表示，被告自愿放弃索赔权利。因吴凤鸣认为监利县人民政府与其结算编织袋货款的单价不当，遂在上述案件的民事调解书作出后，又以货款纠纷为由起诉至监利县人民法院，认为98抗洪时监利县人民政府调运其编织袋71万只，应当按照每只1.12元的价格结算，但监利县人民政府却按照0.85元一只结算，监利县人民政府于2005年5月将余款348500元结清，尚欠差价款19.17万元（71万只×每只差价0.27元）未付，据此请求监利县人民政府支付货款差价19.17万元及利息等损失和赔偿精神损失。监利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06年1月15日作出（2005）监民二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判令监利县人民政府一次性支付吴凤鸣食用盐编织袋差价款19.17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05年6月2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13年流动资金贷款月利率分段计算）。该判决生效后，监利县财政局于同年7月12日向监利县人民政府请示，拟定依照上述生效判决承担给付吴凤鸣差价款、利息以及诉讼费共计22.87万元。此款吴凤鸣当庭承认已经全额领取。监利县人民法院对原告监利县桥市镇人民政府起诉被告监利县欣欣塑业制品有限公司一案作出的（2005）监民初字第07号民事调解书生效后，监利县欣欣塑业制品有限公司不服，以调解协议主体错误、内容违反法律规定、协议非自愿达成等为由向监利县人民法院和荆州市中级法院申请再审。荆州市中级法院于2009年12月1日作出（2009）鄂荆中民再终字第29号民事裁定，撤销监利县人民法院（2005）监民初字第07号民事调解书，发回监利县人民法院重审。监利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0年7月16日作出（2010）监民初字第260号民事判决，认定吴凤鸣在1995年1月至2001年4月期间，以个人或其他名义向吴凤鸣借款累计达1024780.80元，偿还部分后下欠386895.40元。该院认为，因原告监利县桥市镇人民政府所述借款与监利县欣欣塑业制品有限公司没有直接联系，故判决驳回监利县桥市镇人民政府的诉讼请求。因吴凤鸣为编织袋结算不断上访，还以监利县欣欣塑业制品有限公司名义对（2005）监民初字第07号民事调解书不断申诉，为解决吴凤鸣信访问题，2009年1月19日由监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持，组织有县财政局、县人民法院、县信访局和吴凤鸣参加的协调会进行协商，形成了协商意见。在此基础上，2009年3月2日监利县人民政府与吴凤鸣签订调解协议，内容如下：1、对监利县财政局1998年12月划往桥市镇财政所的吴凤鸣编织袋尾欠款34.85万元，由县财政重新结算。本金部分将吴凤鸣两次借桥市镇财政所的借款30.5万元（其中2001年4月借款15万元，2005年5月借款15.5万元）转做支付货款，余款4.35万元由县财政支付给吴凤鸣，由吴凤鸣向县财政出具收条。2、对县政府过去少付的4.35万元货款和迟延付款利息损失，经协商由县财政一次性支付吴凤鸣人民币20.5275万元，也由吴凤鸣出具收条。双方还在第四条约定，上述两项资金结算到位后，双方之间的防汛编织袋货款纠纷全部了结，吴凤鸣承诺不得再因此上访，如再上访属于无理上访。2009年3月12日，监利县人民政府将调解协议书确定两笔款项共计248775元支付给吴凤鸣。对调解协议书中约定抵扣的两笔借款（2001年4月借款15万元，2005年5月借款15.5万元），吴凤鸣在本案庭审中认可是其所借且确未偿还。现吴凤鸣认为2009年3月2日的调解协议是经胁迫签订的，后又被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鄂荆中民再终字第29号民事裁定书和监利县人民法院（2010）监民初字第26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不能成立，故监利县人民政府仍然拖欠305000元货款，由此成讼。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吴凤鸣的诉讼主张以及监利县人民政府的答辩意见，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实质是2009年3月2日的调解协议（以下简称2009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2009调解协议明确约定：双方约定的两项资金结算到位后，双方之间的防汛编织袋货款纠纷全部了结。即如果该协议有效，则约束双方当事人，协议履行完毕后当事人之间因货款纠纷产生的相关权利义务关系终止；如果协议无效，则对双方当事人不产生法律约束力。其中涉及如下几个争议焦点：一、2009调解协议是否被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鄂荆中民再终字第29号民事裁定书和监利县人民法院（2010）监民初字第26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不能成立？二、2009调解协议约定将监利县人民政府欠吴凤鸣的货款与吴凤鸣欠监利县桥市镇财政所的贷款进行抵扣是否合法？三、2009调解协议是否存在受胁迫签订的情形？一、关于吴凤鸣主张2009调解协议被荆州市中级法院（2009）鄂荆中民再终字第29号民事裁定书和监利县人民法院（2010）监民初字第26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不能成立的问题。1、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鄂荆中民再终字第29号民事裁定撤销的是监利县人民法院（2005）监民初字第07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的当事人是原告监利县桥市镇人民政府和被告监利县欣欣塑业制品有限公司，并不涉及本案当事人吴凤鸣和监利县人民政府。2、监利县人民法院（2005）监民初字第07号民事调解书是2005年5月26日作出的，而2009调解协议是2009年3月2日才签订的，从时间上看，形成在前的2005年的民事调解书不可能影响形成在后的2009调解协议。3、监利县人民法院（2005）监民初字第07号民事调解书第一项内容是：被告监利县欣欣塑业制品有限公司追认原告监利县桥市镇人民政府于1998年12月28日通过监利县财政局扣划其348500元编织袋货款抵债的行为符合被告的意思表示，被告自愿放弃索赔权利。该民事调解书被撤销后，发生的法律效力是该调解书记载的被告监利县欣欣塑业制品有限公司作出的追认意思表示不生效。而2009年调解协议一方当事人是本案原告吴凤鸣，不是监利县欣欣塑业制品有限公司。故从内容上看，该被撤销的民事调解书与吴凤鸣在2009调解协议中作出的意思表示没有关联性。4、监利县人民法院（2010）监民初字第260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监利县桥市镇人民政府对被告监利县欣欣塑业制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也未对2009调解协议作出任何认定和处理。综上，吴凤鸣所述2009年调解协议被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鄂荆中民再终字第29号民事裁定书和监利县人民法院（2010）监民初字第260号民事判决撤销并确认不能成立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2009调解协议约定将监利县人民政府欠吴凤鸣的货款与吴凤鸣欠监利县桥市镇财政所的贷款进行抵扣是否合法的问题。1、2009调解协议约定“对监利县财政局1998年12月划往桥市镇财政所的吴凤鸣编织袋尾欠款34.85万元，由县财政重新结算。本金部分将吴凤鸣两次借桥市镇财政所的借款30.5万元转做支付货款，余款4.35万元由县财政支付给吴凤鸣。”上述约定说明：⑴因监利县人民法院（2005）监民初字第07号民事调解书被撤销，故该民事调解书所做以编织袋货款抵扣贷款的约定已经无效。2009调解协议实际上是将编织袋所涉债权债务关系恢复到初始状态，支付货款的主体还是监利县人民政府，这与吴凤鸣的起诉是一致的。⑵从我国现行行政、财政体制看。监利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5两张吴凤鸣的借款单上记载，吴凤鸣向桥市镇政府借款30.5万元，借款单的领导审批意见栏上有监利县财政局法规税收科原科长陈剑斌签署同意拨款的处理意见，即按照我国的财政体制，由桥市镇人民政府支付给吴凤鸣的贷款必须经过监利县财政局审批通过才能拨付。监利县财政局当然具有决定桥市镇财政所对外发放的贷款如何处置的行政管理权利。2009调解协议是监利县人民政府通过召开多个政府部门协调后作出的，其中参与部门就有监利县财政局。协议将监利县财政局应付吴凤鸣的货款30.5万元和原通过监利县桥市镇财政所发放给吴凤鸣的未收回贷款30.5万元抵扣，并不违背我国现行行政、财政体制。2、从合同法层面看，吴凤鸣的欠款与监利县人民政府的欠款均为货币，债务标的物种类相同，依法可以抵销。该协议约定“将30.5万元借款转作支付货款”，吴凤鸣在协议上签字，说明吴凤鸣明确知道对方有抵销的意思表示，且吴凤鸣对抵销表示同意，协议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真实、明确的。3、吴凤鸣认为，其没有依据2009调解协议约定向监利县人民政府开具发票，故协议未履行且无效。首先，吴凤鸣是否开具发票与合同的效力认定没有关联性。其次，监利县人民政府的证据3监利县财政实拨支付凭证证明协议约定的款项已经实际拨付，吴凤鸣当庭质证对真实性并无异议。吴凤鸣没有依据协议约定在领取协议的款项后出具发票，是吴凤鸣自己存在违约行为，其据此倒推协议未履行且无效，不仅与事实相悖，也没有法律依据。4、吴凤鸣欠桥市镇财政所的贷款属实，但吴凤鸣既不认可1998年桥市镇财政所通过上级财政抵扣其贷款的行为，也不认可2009年监利县人民政府以下级财政未收回的贷款抵扣货款的行为，故其主张实难得到支持。三、关于吴凤鸣认为2009调解协议是被胁迫签订不能产生效力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2009调解协议是否存在胁迫情形，原审法院在证据的认证部分已经充分阐述，吴凤鸣开始不同意该协议，但随后在亲友的劝解下签订了协议，这种情形明显不属于胁迫，而是自己斟酌权衡作出的自愿选择。故吴凤鸣主张胁迫的证据不充分，不能认定协议是因胁迫签订。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因涉案2009调解协议不涉及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故根据吴凤鸣的主张，协议如果存在受胁迫的情形，则依法属于可撤销或者变更的合同，受损害方应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为据，在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在协议被依法撤销或者变更前，仍属于有效合同。因吴凤鸣未曾行使过撤销权，且2009调解协议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故涉案2009调解协议是有效合同，依法在协议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约束力。另，关于吴凤鸣所诉损失的问题。吴凤鸣所诉设备损失计57万元没有依据，所诉可得利益损失计1296000元，厂部门卫工资损失，1998年借监利县容城信用社贷款产生的损失，因欠电力局电费产生的滞纳金和法院罚款损失，因乐荣华、任茂礼的借款产生的损失，法院罚款62420元，强行承缴荒地损失等，吴凤鸣主张均是基于与监利盐业公司签订的供销编织袋合同终止导致工厂倒闭所产生。对此原审法院在证据认证部分已经予以充分阐述，吴凤鸣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工厂倒闭与监利县人民政府的欠款行为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其基于该理由主张上述损失由监利县人民政府承担的证据不足。故即使2009调解协议无效，吴凤鸣关于损失的主张也因证据不足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2009调解协议合法有效，对缔约双方具有约束力。通过该协议的签订和履行，双方当事人已经结清了双方基于编织袋买卖关系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协议中关于“上述两项资金结算到位后，双方之间的防汛编织袋货款纠纷全部了结”的约定，吴凤鸣没有权利再行依据编织袋买卖关系向监利县人民政府主张任何权利。故吴凤鸣在协议履行完毕后，依据编织袋买卖关系原发生的监利县人民政府下欠货款事实，主张再行给付货款和赔偿损失，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对其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第（一）、（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驳回吴凤鸣吴凤鸣的诉讼请求。二、案件受理费25854元由吴凤鸣负担。吴凤鸣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监利县人民政府立即向吴凤鸣清偿货款305000元，赔偿损失4583338元，合计4888338元整；2、判决监利县人民政府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理由如下：第一、原审判决（第14页）载明吴凤鸣对被监利县人民政府提供的7份证据中的1、2、5、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并且特别强调证据1约定了双方各自的权利义务，即监利县人民政府负有为吴凤鸣争取（180万元至200万元）贷款的义务，享有抵扣30.5万元货款的权利；吴凤鸣负有为监利县人民政府抵扣30.5万元货款的义务，享有180万元至200万元贷款的权利（因为监利县人民政府为弥补拖欠货款不还，造成上吴凤鸣惨重损失的过错，所以在《调解协议书》第三条中与其约定为之争取贷款180万元至200万元，但未履行其义务）,从而体现公平原则。对于7份证据中的3、4、7份证据只是认可真实性，有关合法性、关联性，即证明目的吴凤鸣均提出了异议。但原审判决（第17页）故意偏袒监利县人民政府，作出所谓的“吴凤鸣对监利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因监利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性，故予以采纳”的认定，判决吴凤鸣承担监利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1（《调解协议书》）约定的抵扣30.5万元货款的义务，免除监利县人民政府为吴凤鸣争取180万元至200万元的责任。另外，原审判决（第15页、第16页）认定吴凤鸣提供的22份证据其中的4、5、9、13、16、19的真实性，却不认定其证明目的。吴凤鸣只对监利县人民政府提供7份证据其中的3、4、7份证据只认可了真实性，并未认可其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第二、吴凤鸣提供的证据4、5，其所载明的内容，足以证明监利县人民政府所欠货款30.5万元的事实；证据618、2022充分证明了吴凤鸣的各项行为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致使吴凤鸣的人身和财产的合法利益受到损失；证据19，其《调解协议书》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足以证明对吴凤鸣与监利县人民政府均具有约束力。对于上述证据，原审法审法院全部否定，完全说明原审法院“脚踩半边船”。第三、原审判决关于现行行政、财政体制变更的采信极其错误。一是关于体制是否变更的问题，监利县人民政府没有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举证证明；二是监利县财政局法规税收科原科长陈剑斌根本无权批准贷款，其签字为规避法律伪造的；三是监利县人民政府未出示原件，其复印件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四是曾就两张借款单向吴凤鸣主张权利的主体是监利县桥市镇人民政府而不是监利县人民政府。因此，原审判决对这一事实的认定存在重大错误。第四、吴凤鸣在法定期间内向监利县人民法院和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多次请求行使撤销《调解协议书》的权利未果。后在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再审裁定书认定监利县桥市镇人民政府要求吴凤鸣以30.5万元货款抵扣贷款的行为违法的情况下，监利县人民政府尚欠货款30.5万元的事实恢复到原始状态，原审判决违法认定吴凤鸣受到《调解协议书》的约束明显违法。第五、原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第二项中关于2009调解协议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监利县人民政府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吴凤鸣的上诉请求没有依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第一，在2009年3月2日的调解协议中，监利县人民政府无贷款义务。在2009年3月2日吴凤鸣与监利县人民政府达成的书面协议中，已经结清所欠货款34.58万元。据协议第三条约定，监利县人民政府是在吴凤鸣本人通过资产抵押的前提下，才有积极推荐、帮助争取贷款的义务，而不是有给予贷款的责任。吴凤鸣无此抵押条件，监利县人民政府无义务其一定能贷到款。对该调解协议的真实性，吴凤鸣在一审中并没有提出异议，并且吴凤鸣在一审中也作为证据向法院提交了（见吴凤鸣证据19），对于该协议的合法性、关联性，以及是否有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这是由法庭根据各种证据材料作出审查判断，来确认是否能作为认定事实案件的依据。因此，吴凤鸣的质证意见不能替代法庭对证据的评判认证。原审判决对该调解协议所作的认定是正确的，其合法性、公正性不容置疑。第二，2009年3月2日调解协议中抵扣吴凤鸣借款30.5万元的双方主体与借款主体是一致的。借款主体，出借人是监利县财政局，由监利县人民政府向二审法院提交的2001年3月30日监利县财政局向桥市财政所汇款借给吴凤鸣15万元的凭证可以证实。2001年4月4日吴凤鸣借到15万元的借款单并有财政局原法规科长陈剑斌的借出说明，该笔借款的借款人是吴凤鸣。2005年6月2日监利县财政局向桥市财政所汇款18.5万元，其中15.5万元借给吴凤鸣，吴凤鸣在2005年6月6日出具借款单也有监利县财政局原法规科长陈建斌的借出说明。这两笔借款的出借人和借款人分别都是监利县人民政府的县财政局与吴凤鸣，与2009年3月2日的协议双方用于抵扣的债权债务主体是一致的。因此，吴凤鸣所借30.5万元的出借人不是桥市财政所，而是监利县财政局。吴凤鸣的认识是错误的，原审判决认定的这一事实是清楚、正确和公平的。第三，这一主体的确认与财政体制无关，借款关系中的债权债务主体与抵扣关系中的债权债务主体是相对成立的，且标的物均是货币，完全符合债务抵销原理。吴凤鸣关于此点的上诉理由是不成立的。监利县人民政府为支持其答辩理由，向本院提交如下两份证据：证据一，监利县财政局1998年11月25日的信汇款凭证和吴凤鸣的领款凭证，拟证明已经支付了吴凤鸣编织袋尾款34.85万元整。证据二，监利县财政局2001年4月4日与2005年6月2日的信汇款凭证和吴凤鸣的借款凭证，拟证明借贷主体和抵扣主题完全一致，出借主体为监利县财政局。吴凤鸣质证认为：上述证据所涉凭证为记账凭证，并未写明款项是划给吴凤鸣的。证据一是内部划转凭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吴凤鸣的借款就是从县财政局所借。证据二与证据一一样，有一张15.5万元的单据在一审中已经提交。这两份证据均不能达到监利县人民政府的证明目的。本院审查认为：监利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是内部转账凭证，且未提供原件核对，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吴凤鸣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监利县人民政府与吴凤鸣于2009年3月2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依据协议约定，监利县人民政府所欠吴凤鸣编织袋尾款与吴凤鸣所借监利县桥市镇财政所款项相抵销，余款4.35万元及利息损失20.5275万元于协议生效10日内由县财政与吴凤鸣办理结算手续，上述资金结算到位后，双方有关防汛编织袋货款事宜全部了结，吴凤鸣不得因此上访，如再上访属无理上访。协议签订后，监利县人民政府于2009年3月12日依约向吴凤鸣支付248775万元款项，至此，监利县人民政府基于防汛编织袋所欠吴凤鸣的货款已全部履行完毕。吴凤鸣据此要求监利县人民政府清偿货款、赔偿损失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吴凤鸣在一审时提交的有关损失的证据与监利县人民政府欠款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故本院对吴凤鸣的该项上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关于《调解协议书》应否被撤销的问题，是吴凤鸣上诉认为，其在法定期内多次行使撤销《调解协议书》的权利，监利县人民法院拒绝受理。但是吴凤鸣未提交其在签订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协议显失公平，以及受到欺诈、胁迫的证据，亦未提交其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的证据，故吴凤鸣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调解协议书》是监利县人民政府通过召开多个政府部门参加的协调会后作出，其中参加部门就有监利县财政局，协议约定将监利县财政局应付吴凤鸣的货款和原通过监利县桥市镇财政所发放给吴凤鸣的未收回货款予以扣抵，并不违背我国现行的行政、财政体制，且吴凤鸣亦同意抵扣，故吴凤鸣主张两笔款项的主体不同，监利县人民政府无权抵扣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调解协议书》虽约定监利县人民政府在吴凤鸣本人通过资产抵押的前提下，积极向县内各商业银行推荐，帮助欣欣塑业制品有限公司争取贷款。但监利县人民政府是对吴凤鸣向银行贷款有帮助和推荐的义务，并非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银行贷款，且吴凤鸣亦未提交用于向银行贷款的抵押登记材料。银行是向吴凤鸣提供贷款，监利县人民政府无法决定，故吴凤鸣主张监利县人民政府没有为其争取贷款构成违约无合同依据。对吴凤鸣。监利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审法院均已组织当事人质证，所作出的认定意见程序合法、客观公正，吴凤鸣上诉判决主张原审法院采信证据不当，偏袒监利县人民政府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综上，吴凤鸣提出的上诉请求及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恰当。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854元，由吴凤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小丹审判员  杨豫琳审判员  叶 可二〇一六年六月八日书记员  华 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