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新0203民初975号
原告：赵玉兰，女，1951年7月28日出生，汉族，系退休职工，住克拉玛依区，身份证号码：。
被告：克拉玛依博达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地址：克拉玛依胜利路83号。
法定代理人：刘同举，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范燕，新疆炎黄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赵玉兰与被告克拉玛依博达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博达工贸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玉兰、被告博达工贸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范燕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赵玉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返还拖欠的收益金11866.04元、利息4667.97元（利息计算以提交的利息计算表为准），共计16534.01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原、被告于2005年11月8日签订《房产委托管理合同》，合同第四条第一款约定每年被告应支付收益金为18026.40元，其中包含由被告代扣代缴原告需缴纳的17.5%的营业税和房产租赁税，共计3154.62元。后原告多次向被告索要交税发票无果，经咨询税务部门，税务部门出具了《税务事项通知书》，其中载明被告实际缴纳的税款与约定的扣除数额不一致，故诉至法院，要求被告退还至今多扣的收益金。
被告博达工贸公司辩称，一、原告主张退还2013年以前收益金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双方所订立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实际性质为租赁合同，虽是同一法律关系，但收益金按照每年分期计算定期给付，不是同一债务，因此对于收益金诉讼时效的计算应当按照每年发放的时间分期计算，故2013年以前的诉讼时效已过。二、2008年左右，双方签订了新的委托房产收益表，收益表中确定原告获取的固定收益实际是按照购买商铺价款的9.9%计算所得。被告按照该数额定期给付，且原告都已定期领取，应当视为被告已按照合同约定和变更后约定履行了义务。2008年签署委托房产收益表还说明双方前期订立的合同是有漏洞的，签署收益表和领取固定收益金表明漏洞已经通过双方补签合同进行补漏了，而实际上根据实际履行的情况，以及268名业主变更了收益金发放表的事实，缺失的内容应该为“具体代扣代缴商铺租赁费以税务机关实际执行的缴付税率为准，多不退少不补”。
三、合同中提到的17.5%税金情形共108户，其中94户已经签订新的收益表，仅有14户未签，其中4名原告即是14户未签新收益表的个别业主。根据《物权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七项及第二款之规定，本案涉及共同管理，经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即可，由于本案涉及准噶尔大厦业主共计304户，而已有268名业主同意，人数占总数过半且总面积过半，签订新收益表并同意表中条款的事项已经业主同意通过，该事项现合法有效。四、结合案件事实，本案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原、被告2006年订立合同时按照当时的经济形势租金的收益率可达到12%，但经过10年市场形式变化，现今市场的租金收益率远不可能达到12%，因此本案符合情势变更原则适用的条件。原告现在的诉求是依照侵权事实主张的，立案是委托合同纠纷，原告的主张显然不合适，被告没有恶意，也没有给原告造成损失。五、原告前几年用收益金折抵房款是逐步到位的，但是在订立合同时候视为一次性到位。在第一年收取收益金时，他交付的房款加上当年的收益金作为基数，乘一个比例，按照当时的约定是12%，这才是第一年的收益金。第二年的收益金是交付房款加上两年的收益金，第三年是加三年的收益金，以此类推，故税差加上原告之前缴纳的税务，不应当是原告诉讼请求的数额。综上，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不符合事实依据，没有法律依据，应该予以驳回。
原告赵玉兰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
1、《房产委托管理合同》及房屋所有权证1份，欲证实双方约定原告将其商铺委托被告进行管理，被告按年支付收益金，合同第4.1条约定被告每年向原告支付收益金，该收益中包括由原告承担5.5%的营业税及附加费和12%的房产租赁房产税，上述税款合计占年收益金的17.5%，由被告代扣代缴至税务机关。
2、《委托管理房产收益表》1份，证实被告原告实际领取的收益金金额。
3、2017年2月8日的《税务事项通知书》1份，欲证实自2006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实际向税务机关每年代缴的税款金额低于原、被告合同约定的收益金的17.5%。
经质证，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第2项证据其提出双方重新签订了《委托管理房产收益表》，双方重新约定了支付收益金的金额，故关联性不予认可；对第3项证据，被告认可其按照通知书中载明的金额每年代原告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但对关联性不认可。
被告博达工贸公司为支持其辩解意见，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
1、《房产委托管理合同》1份，欲证实合同第4.2条规定，房产收益按整年分期支付，该合同是一个分期支付之债务，是定期给付之债务，属于不同的债务。原告主张的收益金2013年之前已超过诉讼时效。
2、《委托管理房产收益表》1份，欲证实原、被告于2008年签订了新的《委托管理房产收益表》，该收益表说明双方对合同内容进行了变更，即对合同第4.1条的变更及缴税问题的补漏，通过实际履行，补漏内容是“具体代扣代缴商铺租赁费以税务机关实际执行的缴付税率为准，多不退少不补”，对具体收益金按照涉案商铺价款的9.9%来领取。
经质证，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其提出双方并未约定对合同进行变更，第2项证据关联性不认可。
根据原告赵玉兰、被告博达工贸公司举证，经各方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原告提交的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该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能够证明原、被告双方签订合同的事实、双方约定代扣代缴税款的过程及被告实际缴纳税款的金额，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较大，认定其具有较大证明力，依法确认为有效证据。
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该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但无法证实双方之间变更合同的事实，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较小，认定其具有较小证明力，依法不予确认。
依据以上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2005年11月8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房产委托管理合同》一份，约定原告将其所有的克拉玛依市准噶尔路75号准噶尔大厦二层B区22号商铺委托被告进行管理，由被告从事商业经营，期限自2005年11月8日至2015年11月7日。合同第4.1条约定，被告承诺每年向原告支付收益金18026.40元，该收益额中包含应由原告承担的5.5%的营业税及附加费和12%的房产租赁房产税，上述税款共计17.5%。被告从应付总收益金18026.40元扣除3154.62元（18026.40元×17.5%）税款后，代原告向税务机关缴纳，剩余收益金按照合同约定于2005年11月8日前支付第一期，第二期及以后各期的房产收益支付时间以此类推。被告按照每年14871.78元（18026.40元-3154.62元）向原告支付收益金直至合同到期，后双方未继续履行合同。
2017年2月8日，克拉玛依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出具《税务事项通知书》，其中载明自2006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公司实际代原告申报纳税19680.16元。庭审中，原、被告对该通知书中载明的纳税金额均予以认可。原告认为被告扣除的收益金额超出其实际代缴的纳税金额，故应当将剩余部分予以退还。原告索要未果，故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房产委托管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享受合同权利。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个人出租非住房时应当按照租金收入缴纳房产税、营业税等税款。原、被告双方在合同第4.1条约定，被告每年向原告支付的收益金为18026.40元，被告从中扣除17.5%（3154.62元）后，代原告向税务机关缴纳营业税及附加费、房产租赁房产税等相关税款。自2006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共计扣除31546.20元（3154.62元×10年）收益金，该部分收益金的用途应当为缴纳税款，而根据《税务事项通知书》中载明的内容，被告代原告实际缴纳的税款金额共计19680.16元。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对差额部分11866.04元(31546.20元-19680.16元),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支付；二、原告主张被告支付2013年之前的收益金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
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原告作为涉案商铺的所有权人，将商铺交由被告委托管理后，按照双方合同约定由被告向原告支付收益金。被告每年支付的收益金中包括17.5%的税款，该部分税款由被告代扣代缴。在被告实际缴纳税款低于约定扣除的17.5%收益金时，差额部分的性质仍属于收益金，故该部分权利应当由原告享有，原告要求被告向其支付收益金11866.04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被告辩称双方签订了新的《委托管理房产收益表》，其中载明被告每年支付的收益金额为扣除17.5%税款后的金额，该收益表应视为双方对合同4.1条的变更，变更后具体代扣代缴的税款以税务机关实际收取的缴纳税率为准，多不退少不补。但根据该收益表中仅载明了原告每年收取的收益金金额，并未有任何关于代扣代缴税款如何处理的内容，且原告对被告的辩解意见并不认可，根据原告提供的收益表中载明的内容，该收益表一直使用至双方合同履行完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现双方未达成变更合同的意思表示，故被告的该项辩解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被告辩称准噶尔大厦超过80%的业主签订了新的收益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七项及第二款之规定，本案涉及共同管理，经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均未提及17.5%税款，故原告不应向其主张差额部分的收益金。本院认为，被告与业主签订的《房产委托管理合同》系业主对建筑物内经营性用房享有所有权后所作出的处分，各业主对其商铺享有占有、收益等权利，该合同仅调整各业主与被告双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且物权法七十六条调整的对象为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故被告的该项辩解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被告辩称依据情势变更原则，现在的租金收益率不可能达到12%，原告再主张支付差额部分并不合适。但本案被告已按照约定支付了租赁期限内的收益金，在租赁期限内双方亦未对收益金金额进行调整，且被告未提供证据证实其要求情势变更的依据，故被告的该项解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被告辩称其用前几年租金折抵房款，故实际扣除的税费跟实际缴纳的房款总额有关，但根据收益表中载明的，被告每年支付的收益金及扣除的税金都是固定的，与被告辩称不符，故被告的该项辩解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原告主张自2006年至2015年，被告应当在每年11月7日向原告支付收益金，现被告拖欠未付，应当支付利息。被告每年扣除的收益金为3154.62元，减去《税务事项通知书》中载明的每年实缴税款后，按照年利率5.5%计息，期间以每年支付收益金的时间至2017年5月7日计算，如被告应于2006年11月7日支付第一笔收益金，则期间为10年零6个月；第二笔于2007年11月7日支付，则期间为9年零6个月。以此类推，共计产生利息4667.97元，原告的计算方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详见利息计算表及《税务事项通知书》），故原告要求被告向其支付利息4667.97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被告辩称原告主张2013年之前收益金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被告按照约定代原告缴纳税款，每年缴纳后应向原告出具相关完税凭证，此系被告在该合同中应尽的附随义务。但被告即未向原告出具相关完税凭证，亦未告知原告其每年实际缴纳的税款金额,2017年2月8日税务机关出具《税务事项通知书》后原告才得知被告实际缴纳的税款金额，结合上述事实，本案中原告知道或者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为《税务事项通知书》作出之日，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诉讼时效期间，故被告的该项辩解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三款、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克拉玛依博达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五日内向原告赵玉兰支付收益金11866.04元、利息4667.97元，共计16534.01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06.68元、邮寄送达费32.40元，由被告克拉玛依博达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余波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日
书记员 纪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