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410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禅城区顺之盛针织布匹经营部，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投资人：李伟城，该经营部部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伟城,男,1969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源县蓝口镇塘心村委会四小组**号。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昌，广东品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启渴，广东品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长江制衣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东江河边）。
法定代表人：叶灿林,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仔，广东穗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佛山市禅城区顺之盛针织布匹经营部（以下简称顺之盛经营部）、李伟城因与被上诉人广州长江制衣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公司）合作合同、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183民初34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伟城及其与顺之盛经营部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昌、王启渴，被上诉人长江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顺之盛经营部、李伟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长江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长江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长江公司与顺之盛经营部、李伟城之间不存在加工合同关系，长江公司根本不是本案染色加工费债权的适格权利主体，其不享有对顺之盛经营部、李伟城主张本案加工费的任何权利。而一审判决认定长江公司为本案适格原告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案涉加工交易的染厂车间(包括车间内的加工设备设施、人员工资、加工原材料财产等财产)均是由李伟城和案外人叶灿林合伙出资设立的，完全属于李伟城与叶灿林个人之间的合伙财产并独立对外进行加工生产经营；长江公司只是出租了厂车间予前述合伙人，长江公司与前述合伙财产不存在任何关系，更不是投资人或权益人。1.根据案外人叶灿林和某城于2015年6月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约定，染厂车间是由李伟城与案外人叶灿林投资设立的，合伙对外进行印染加工生产经营。显然，案外人叶灿林和某城双方仅仅是租赁长江公司原有的厂车间用于设立新的染厂车间，且李伟城在租赁期间一直有向长江公司支付相应的租金，长江公司仅仅只是原厂车间的出租方，并非染厂车间的投资方或权益人。2.合作项目的投入资金来源也是由案外人叶灿林和某城各自个人现金出资。按照《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李伟城实际于2015年9月11日即已完成所有现金出资人民币200万元，全部出资款项均由李伟城银行账户直接汇入叶灿林本人银行账户(收款账号为：62×××27；户名：叶灿林；开户行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新塘支行；这有李伟城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四份《支付业务回单》加以印证)，并由叶灿林出具“收到李伟城投资针纺车间款贰佰万元”的《收据》(凭证号码：3129166)加以确认。3.李伟城的上述现金出资全部也用于购买了相应的印染加工设备、员工成本、日常加工生产经营成本等支出。案涉染费加工费也是由该印染加工设备生产加工所产生。4.且在合作协议的履行过程中，李伟城与案外人叶灿林对于合伙项目一直是以广州长江印染针织厂名义对外开展印染加工经营，实际上并没有以长江公司名义对外经营。5.顺之盛经营部、李伟城完全有理由相信叶灿林是以其个人名义与李伟城合伙投资经营合伙项目。案外人叶灿林虽然系长江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叶灿林自始至终均没有向李伟城提及其是代表长江公司签署《合作协议书》，且其出资义务也是由其本人履行，合伙出资款也是由叶灿林本人银行账户收取，合伙项目一直均是以广州长江印染针织厂名义开展业务，从未涉及到长江公司。因此，顺之盛经营部、李伟城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其签订合作协议的行为完全是代表其个人，并不属于职务行为；也就是说，叶灿林与李伟城所订立的《合作协议书》仅为两人个人之间的合伙投资。由此可见，实施本案印染加工的染厂车间纯粹是由李伟城和案外人叶灿林个人合伙投资经营的，长江公司并非印染车间和合伙企业的投资方或权益人。李伟城和叶灿林也从未以长江公司名义对外经营合伙的项目。因此，长江公司并不享有对印染车间和合伙企业的任何生产经营收益。（二）长江公司不是李伟城与案外人叶灿林合伙项目的当事方，其不享有对合伙项目的任何权益，长江公司当然也不享有对本案合伙项目染色加工费主张任何诉权的权利。1.《合作协议书》作为投资设立合伙项目染厂车间的重要法律文件，是由专业的律师起草和审核确认，且该法律文件签署方仅为上诉人与叶灿林双方个人签名并捺指模。首先，在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内容，无论是主体名称还是签署栏部分，自始至终都是上诉人与叶灿林双方亲自签署的，并没有出现任何与长江公司相关的信息和签章，李伟城与案外人叶灿林才是受该协议书约束的合同主体。其次，《合作协议书》是由广东引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负责拟定，对于签署协议的主体明确限定在了李伟城与叶灿林两人，就连签署主体的身份信息也是个人的身份证号码。除此之外，并没有出现任何一个条款约定叶灿林是在履行长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职务或是代表长江公司签署、协商该协议或是其他与长江公司相关的内容，且叶灿林一方的签名落款处也没有授权代表或法人代表的名称表述。律师未在协议书中明确长江公司在合作协议中的主体地位，按照通常的理解是，并非是律师出于故弄玄虚需要，而是在清楚了解和接受签署合作协议的主体双方即李伟城与叶灿林的个人真实意思表示后就两人个人之间的合作项目的合伙投资关系的事实以及相应权利义务而拟定的一份法律性文件。针对《合作协议书》这样一份经过专业律师拟定的重要法律文件，在未明确表示叶灿林是代表长江公司履行职务行为的情况下，叶灿林签订协议的行为理应被认定为叶灿林自身的个人行为和由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然而一审判决却作出了相反而错误的认定，提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一审判决的错误。2.《合作协议书》所约定的双方用于合伙项目的投资款项，系由案外人叶灿林的私人银行账户负责收取，而不是长江公司的公司公账收取，且投资款出资收据也是由叶灿林本人签名出具。正是基于李伟城与案外人叶灿林在《合同协议书》中约定的是个人之间合伙及第三条第一款约定的个人合伙出资额、出资方式等的事实，李伟城作为合伙人在合伙项目的200万元投资款项分别于2015年6月23日、2015年7月24日、2015年8月25日、2015年9月11日分四次汇入到另一合伙人叶灿林的个人银行账户中(账号为：62×××27；名称：叶灿林；开户行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新塘支行)。由此可见，如果叶灿林的签订《合同协议书》的行为系代表长江公司的职务行为，则李伟城的投资款项理应汇入到长江公司的对公银行账户当中，而如今李伟城的投资款并没有汇入长江公司的公帐，而是直接汇入叶灿林私人账户当中，且事后投资款的收据也是由叶灿林本人亲手出具给李伟城。由此也充分表明，合伙项目是由李伟城和叶灿林个人之间合伙投资设立的，而不是李伟城与长江公司合伙投资设立的，与长江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合作或合伙投资的关系，叶灿林的行为并不是代表长江公司的职务行为。3.李伟城与案外人叶灿林于2016年4月13日签订的《合作清算协议》，同样是针对合作项目终止、清算情况下的合伙人个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所作的处分，也并没有涉及除前述合伙人之外的其他第三方包括长江公司在内的利益及权利的处分，长江公司自始自终均不是本案合作项目的合伙人。根据《合作清算协议》内容显示，其签署主体与《合作协议书》是完全相一致的，二者自始至终均没有长江公司的签章；所作的权利义务处分也仅限定于李伟城与案外人叶灿林之间的投资款、合伙期间合伙项目的收益的处分，也没有作出对包括长江公司在内的其他第三方的利益及权利的处分。由此可以进一步印证李伟城与案外人叶灿林之间就是个人之间的合伙关系，并非李伟城与长江公司之间的合伙关系。（三）本案案涉染色加工款是属于顺之盛经营部与李伟城和案外人叶灿林合伙投资经营的合伙企业广州长江印染针织厂之间的债权债务，与长江公司毫无关联。1.本案染色加工费的权利人应为案外人叶灿林，而非长江公司。如前第一点上诉意见所述，本案案涉的染厂车间是由案外人叶灿林和某城合伙投资设立，并共同租赁长江公司的部分染厂车间对外进行印染加工生产经营。且在对外实际经营过程中，并没有使用长江公司的名称开展业务，而是以合伙企业广州长江印染针织厂名义开展经营业务。具体在本案中，对于顺之盛经营部的染色加工报价单、加工费收取，都是以案外人叶灿林和某城合伙企业广州长江印染针织厂名义出具和收取顺之盛经营部所有的染费加工费。只不过是广州长江印染针织厂未实际获得工商行政部门审批设立，但这并不能当然否定该合伙企业存在的事实以及其商事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即未依法核准登记成立的企业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应由其投资人享有和承担；由于李伟城在2016年4月13日退出了合伙，本案的染色加工费的诉权应由投资人叶灿林所享有。这也有李伟城与案外人叶灿林所签订的《合作清算协议》加以印证。2.李伟城与案外人叶灿林已经最终协商一致对外不用广州长江制衣印染有限公司的名称经营，并由双方捺指模确认。案外人叶灿林和某城于2015年6月5日签订《合作协议书》，协议当时双方一致同意对外用广州长江制衣印染有限公司(即长江公司)的名称经营。但在合作协议签订后的两个多月(即2015年8月底)，基于不想让长江公司承担叶灿林与李伟城私人之间合作项目经营风险考虑，叶灿林单方提出合作项目在正式对外营业时(注：合作项目正式对外经营时间：2015年10月)不能以广州长江制衣印染有限公司经营。为此，叶灿林和某城又重新协商一致，变更了《合作协议书》第一条约定内容，将“对外用广州长江制衣印染有限公司的名称经营”变更为“对外不用广州长江制衣印染有限公司的名称经营”，并由叶灿林与李伟城在原《合作协议书》直接作了修改变更并捺上双方各自的指模。由此可见，案外人叶灿林和某城在签订合作协议后特别就合作经营方式上协商一致明确不以长江公司的名称经营。而一审法院惘顾上述事实仍草率认定案外人叶灿林和某城就合作项目是以长江公司名义对外经营是严重违背客观事实的，依法应予纠正。此外，从时间发生的顺序而言，合作协议书的打印内容发生在前，而手写修改内容发生在后，并由案外人叶灿林和某城双方捺指模加以确认。由此也可进一步印证，经过双方反复磋商，双方签订协议时的真实意思都是一致同意不以长江公司名义对外开展业务。按常理，法院在审查认定时理应以最后确立的意思表示作为最终的裁判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3.在广州长江印染针织厂与顺之盛经营部的印染加工交易中，染色加工费也都是由顺之盛经营部直接汇入合伙人指定的银行收款账户中，并不是汇入长江公司的公司公账中，且收取染色加工费的收款收据也是以广州长江印染针织厂名义出具给顺之盛经营部。显然，长江公司根本不是本案加工合同法律关系的相对方或权利人。根据《支付业务回单(付款)》显示，李伟城从2015年11月30日起至2016年5月4日止的染色加工费一直是汇入合伙人指定的银行收款账户中(账号为：62×××76；名称：杨凤；开户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城永新支行)，并不是汇入长江公司的对公账户。且收取染色加工费的收款收据也是以广州长江印染针织厂名义出具给顺之盛经营部。可见，叶灿林签订《合同协议书》的行为根本就不是代表长江公司的职务行为，长江公司与李伟城或合作项目之间同样不存在任何的关系。基此，本案案涉债权债务是顺之盛经营部与广州长江印染针织厂之间的交易，显然，长江公司与本案案涉债权债务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长江公司根本无权就本案案涉的染费债权债务向顺之盛经营部主张任何权利。（四）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认定叶灿林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成立法律，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五)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该条规定是针对未经公司股东会同意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行为的禁止规定，其仅适用于公司内部对其违反前述规定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追责处理，并不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而本案中，诉讼案件的案由为加工合同纠纷，诉讼的适格主体应为合同签订的双方即李伟城与案外人叶灿林，一审法院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并不能成为突破合同相对性的基本法理原则，加之本涉案印染加工交易自始至终都是发生在顺之盛经营部与合伙企业广州长江印染针织厂之间，即使合伙企业未依法成立且李伟城协议退伙，由合伙企业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和相关权利义务也应由余下的合伙投资人即叶灿林享有和承担，同样不应由长江公司享有和承担。此外，李伟城在合伙经营广州长江印染针织厂过程中实际向合伙项目完成出资达200万元，并购买印染设备进行实际印染加工生产，相对于长江公司与案外叶灿林之间的内部关系而言，李伟城属于善意的第三人，长江公司同样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对抗善意的第三人即李伟城。因此，无论前述何种情况，长江公司均不享有本案的案涉染色加工费的任何诉权，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认定长江印染公司可以作为本案原告进行起诉的理由是违背《合同法》的合同相对性原则，明显是错误和不能成立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所述，长江印染公司既非李伟城与案外人叶灿林合作项目的投资人或权益人，同时也不是本案染色加工费的权利主体，与本案所争议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没有任何关联，长江公司并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
被上诉人长江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长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顺之盛经营部立即向长江公司支付1409546.324元染色加工款及利息（利息从立案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款日止），李伟城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顺之盛经营部、李伟城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长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叶灿林（甲方）与李伟城（乙方）于2015年6月5日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由双方租赁广州长江制衣印染有限公司的厂车间进行经营，该协议书对项目名称、合作期限、盈余分配及亏损、经营方式、财务制度、违约责任以及其它内容进行了详细约定，其中主要约定：“一、项目名称：合作投资生产染厂，对外不用广州长江制衣印染有限公司的名称经营；二、合同期限：从2015年9月18日至2025年9月18日止；三、出资、盈余分配及亏损程度：1.甲乙双方合作投资生产染布，暂定投资资金伍佰万元，甲乙双方各投资贰佰伍拾万元，协议签订后首期筹集贰佰万元，由甲乙各出资壹佰万元，并交到双方指定财务人员进行管理，余下资金根据设备购买情况，由甲乙按比例出资。2.甲方负责提供公司营业执照、相关许可等资质文件及厂房，乙方负责提供生产压染布的所有技术、销售市场及人力资源的调配，还负责提供现有生产能力及经营资源。3.甲乙双方对染厂车间各占百分之五十股份，各享有该投资项目的百分之五十的权益，双方对染厂车间实行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按各占50%股份分担风险，分配利润。…四、经营方式：甲乙双方合作投资染厂车间的项目，用甲方现有的营业执照对外开展业务，对内则以独立车间的形式进行独立运作，独立核算，原则上甲乙双方共同经营，接单由各股东负责并收款，所接的单按1%作业务提成，同时承担所接业务的相关风险，提成在年底结算。五、财务制度：染厂车间由双方各自聘一名财务人员实行独立核算，对外以广州长江制衣印染有限公司名义开具发票所产生的税负支出由染厂车间承担，现金收支均由双方共同签名审核入账，采购原材料由双方共同审批，定价、定供应商由双方选定。…”。
后因经营亏损，叶灿林（甲方）与李伟城（乙方）又于2016年4月13日签订《合作清算协议》，其内容载明：“一、双方确认截止2016年3月30日，亏损达250万元，乙方承担30万元，其余均由甲方承担；二、合作期间乙方投资200万元，在扣除乙方承担30万元亏损额后，余额170万元，其中100万元抵扣3月份的染费部分，70万抵扣2016年3月份后产生的染费；三、乙方2016年2月染色加工费490540元、3月份的染色加工费2082951元，乙方承诺在2016年4月15日支付20万，4月20日前支付290540元，3月份染费扣除100万元投资款后，余款1082951元于2016年4月30日前付清；四、其他客户应收款1753918元由甲乙双方负责清收，收款后汇入原甲乙双方指定的账户，经过努力如有未收取的部分，由甲乙双方各承担50%亏损。”现长江公司以顺之盛经营部、李伟城未付清加工费为由，且经协商无果，遂诉至一审法院成讼。
2016年7月1日，长江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并提供担保，经一审法院审查并作出（2016）粤0183民初349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或查封、扣押顺之盛经营部、李伟城所有的相当于价值1409546.32元的财产。为此，长江公司预缴财产保全费5000元。
又查，长江公司为证明其主张，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三组证据：1.2015年10月至2016年5月份的《顺之盛对账单》，以及2016年3、4、5月份《广州长江印染针织有限公司对账单》，拟证实顺之盛经营部、李伟城拖欠长江公司加工费以及相关欠款金额的事实，但上述对账单均未得到顺之盛经营部、李伟城的签章确认；2.《广州长江印染针织厂送货单》一批，该批送货单对主要加工货物的名称、颜色、加工项目、金额以及其它备注情况予以明细。上述送货单据形成的时间在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5月12日之间，每张送货单的第一行主标题均显示为“广州长江印染针织厂”，客户栏显示为“顺之盛”，部分送货单在收货人栏内显示有“李伟城”的签名，亦有部分送货单在客户栏内显示为其它工作人员的签名；3.《广州长江印染针织厂报价单》一批，该批报价单第一行主标题均显示为“广州长江印染针织厂报价单”，客户栏显示为“顺之盛”，部分报价单在落款处的客户栏内显示有“李伟城”的签名，亦有部分报价单在客户栏内显示为其它工作人员的签名。
再查，长江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叶灿林；顺之盛经营部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李伟城。
庭审中，顺之盛经营部、李伟城抗辩并明确以下事实：1.承认拖欠叶灿林的加工费而非本案长江公司，认为本案的原告应为叶灿林；2.对于拖欠加工费的具体金额以未能对账结算为由不予确认，但亦未提出相反证据对长江公司主张的数额予以反驳，或提供其它更为合理的金额核算结果；3.双方共同投资的染厂车间没有名称，对外亦不以长江公司的名义经营，但其后又陈述称对外是以长江印染针织厂名义经营；4.承认上述送货单均是真实，但金额与数量不相符，其中5月份的送货单是之前3月份已经加工成品的货物，而非存在实际交易；5.确认共计已支付加工费690540元；6.认为本案系基于双方合伙清算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纠纷，故《合作清算协议》中所涉及的应收债款亦应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并予相应抵扣。长江公司则认为其对外有时会以“广州长江印染针织厂”名义交易，送货单与报价单上的“广州长江印染针织厂”实为本案长江公司，涉案加工是长江公司与顺之盛经营部、李伟城之间的直接交易，且在4、5月份的送货单亦是对顺之盛经营部、李伟城货物的染色加工，所产生的加工费用顺之盛经营部、李伟城应予向长江公司支付;而叶灿林作为长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签订合作协议行为是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加工合同纠纷。结合长江公司、顺之盛经营部、李伟城的诉辩意见以及提交的证据，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长江公司作为本案的起诉主体是否适格；二、顺之盛经营部、李伟城实际拖欠加工费的金额为多少。
首先，对长江公司的主体适格问题。本案中，顺之盛经营部、李伟城抗辩涉案交易实际是与李伟城、叶灿林共同投资成立的染印车间进行加工交易而非长江公司，承认双方所合作租赁的经营染厂为长江公司的厂车间；而长江公司主张是其直接与顺之盛经营部进行交易，且叶灿林与李伟城所签订的合作协议，是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故长江公司作为长江公司的主体适格。对此，根据长江公司提交的《合作协议》内容约定：合作投资生产染厂，对外不用广州长江制衣印染有限公司的名称经营，合作期限为2015年9月18日至2025年9月18日，并由甲方（叶灿林）提供公司营业执照、相关许可证以及厂房，乙方（李伟城）提供染布技术以及销售市场等资源；可见双方的合作是利用长江公司自身的许可资质而成立独立核算运营的生产车间，其目的是对外承接加工业务。又依据长江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与报价单均以广州长江印染针织厂名义而非直接以长江公司名称进行交易，在长江公司正常运营的情况下，有违企业对外自营的交易习惯，且长江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以及自制的对账单，显示的交易时间均在合作车间的合作期限内，长江公司主张顺之盛经营部于该期间产生的交易为与其自身的交易，亦有违合作车间成立运营的目的，所以顺之盛经营部、李伟城抗辩其交易对象是合作车间而非长江公司，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又鉴于该合作车间的成立是由甲方提供长江公司本身存在的营业执照和许可资质作为合作成本之一，其经营方式是以长江公司的营业执照对外开展业务，所运营场所亦是长江公司自身的厂车间，现签订人叶灿林是长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顺之盛经营部亦知悉该身份的存在，亦实际利用了长江公司的资质资源进行合作运营，且如果叶灿林是以个人名义作为签订甲方，其亦无权提供长江公司执照和相关许可资质作为合作成本，所以虽然合作协议中未存在长江公司的签章，但实际上双方均以叶灿林的长江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进行合作协议的签订，故长江公司主张叶灿林的签订行为是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能与事实相符，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况且叶灿林身为长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如果是以个人名义与他人合作另自经营染厂的情况下，其业务上亦与所任职公司存在类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其自营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综上，现长江公司作为本案长江公司进行起诉，一审法院予以认可。
其次，对顺之盛经营部拖欠加工费的金额问题。本案中，长江公司主张顺之盛经营部拖欠加工费如下：2016年2月加工款490540元、3月加工费2082394.324元、4月加工费1109662元、5月加工费117490元，以上款项共计3800086.324元；因顺之盛经营部在签署《合作清算协议》后已经支付690540元，且《合作清算协议》中约定扣除亏损后的剩余投资款170万元可抵扣相应的加工费，故长江公司主张顺之盛经营部实际拖欠的加工费应为1409546.324元（3800086.324元-690540元-170万元）。对于长江公司主张的上述欠费金额，顺之盛经营部是以双方未核算为由而未予认可，并抗辩5月份双方并未实际交易，只是对之前加工货物的送货。而根据长江公司提交的《合作清算协议》，双方是对2016年2、3月份加工费分别为490540元和2082951元进行了确认，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对于长江公司主张顺之盛经营部拖欠4、5月份的加工费1109662元和117490元，并提供了相关送货单予以佐证；虽然顺之盛经营部抗辩5月份送货单是之前加工的货物，但对所产生的加工费用顺之盛经营部亦应予支付，且顺之盛经营部亦未能举证证明其于5月份所收取货物的加工费已包括在清算确认的3月份加工费当中，而长江公司主张的该部分加工费数额能与《送达单》以及《报价单》记载的货物数量、单价基本一致；又虽顺之盛经营部对长江公司自行对账作出的4、5月加工费金额的认定存疑，但顺之盛经营部并未提出相反证据予以反驳，亦未能提供其它更为符合事实的核算结果，所以对于长江公司主张4、5月份送货单的加工费数额，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即涉案顺之盛经营部拖欠的加工费为3800643元（490540元+2082951元+1109662元+117490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现顺之盛经营部对上述欠款已支付690540元以及双方约定以投资款170万元抵扣，为当事人对债务抵销的一致协议，故可予扣减，扣减后仍余加工费为1410103元。现长江公司请求1409546.324元，为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照准。至于顺之盛经营部提出本案系基于双方合伙清算过程中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纠纷，请求将清算协议中所涉及的应收债款一并处理扣减的意见；鉴于本案为加工合同纠纷，现顺之盛经营部请求对双方于合作期间的应收债款进行分配，属于其他合伙清算的法律关系，顺之盛经营部可另寻法律途径予以主张权利；况且顺之盛经营部、李伟城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长江公司已全部取得该约定的应收债款，或实际收到的具体应收债款金额，故本案中不予一并调处。
综上，顺之盛经营部至今仍拖欠长江公司加工费未支付，构成违约，应承担由此所产生的违约责任，即向长江公司支付加工费及承担逾期付款利息。现长江公司主张利息从立案之日（2016年6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止，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又鉴于顺之盛经营部为个人独资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据此，李伟城作为顺之盛经营部的投资人，应对顺之盛经营部不能清偿的债务部分，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顺之盛经营部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长江公司支付加工费1409546.32元及利息（以1409546.32元为基数，从2016年6月2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款日止）；二、若顺之盛经营部财产不足以清偿上述债务的，由李伟城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74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顺之盛经营部、李伟城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庭询中，李伟城认为2016年4月13日《合作清算协议》中提及2016年2、3月加工费为顺之盛经营部欠付费用，其签名确认该费用属于债务的加入。双方均确认2016年4月13日签订《合作清算协议》之后，合作终止。
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作合同、加工合同纠纷。对于欠付的加工费，2016年2月、3月加工费在《合作清算协议》已经予以明确，双方均确认该费用为顺之盛经营部欠付染厂车间费用。李伟城在《合作清算协议》中明确该费用由其向合作对象支付，并确认该行为为债务的加入。2016年4月13日李伟城与合作对象签订《合作清算协议》后，双方终止合作，李伟城退出经营。故2016年4、5月份加工费的交易双方为顺之盛经营部与李伟城在《合作协议书》中的合作对象。对于李伟城、顺之盛经营部欠付2016年2-5月份的货款金额1409546.32元，李伟城、顺之盛经营部未在上诉中对此金额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现二审争议的是，长江公司是否为《合作协议书》、《合作清算协议》中李伟城的合作对象，能否就上述1409546.32元主张权利。李伟城抗辩称，叶灿林是以个人名义与其合作经营染厂车间、履行《合作协议书》，签署《合作清算协议》。本院认为，根据《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叶灿林负责提供公司营业执照、相关许可等资质文件及厂房”。现长江公司明确叶灿林将公司的上述营业执照、相关许可等资质文件及厂房投入合作经营；叶灿林作为长江公司法定代表人，签订、履行《合作协议书》《合作清算协议》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故与李伟城在《合作协议书》《合作清算协议》中合作的对象为长江公司，而非叶灿林。如前所述，上述欠款1409546.32元应向李伟城的合作对象支付，即向长江公司支付。故一审认定长江公司为涉案1409546.32元加工费的权利主体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李伟城提出在《合作清算协议》中与合作对象将加工费与应收债款进行清算抵扣的问题，李伟城未在一审时提起反诉，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综上所述，李伟城、顺之盛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486元，由上诉人李伟城、佛山市禅城区顺之盛针织布匹经营部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 艳
审判员 国平平
审判员 张纯金
二〇一七年六月七日
书记员 张罗澜
蔡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