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1087民初1054号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滋市支行，住所地松滋市新江口镇乐乡大道101号。
负责人：黄元平，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启斌，湖北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晓波，湖北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湖北金常欣农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松滋市八宝镇杨林湖村八组。
法定代表人：谭金海，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公安县金达棉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公安县夹竹园镇荆江大道196号。
法定代表人：谭金海，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谭金海，男，1971年11月3日出生于，汉族，住公安县。
上列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海斌，松滋市新江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张光贤，女，1970年2月7日出生于湖北省公安县，汉族，住公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昝时浩，松滋市新江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滋市支行与被告湖北金常欣农贸有限公司、公安县金达棉贸有限公司、谭金海、张光贤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二案，本院于2017年6月15日立案后，发现二案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系同一种类，遂依法决定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原告农行松滋市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启斌、周晓波，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金达棉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谭金海（同时以自然人被告身份）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海斌，被告张光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昝时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农行松滋市支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由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立即偿还贷款1,700万元和2,300万元。2.1,700万元部分，由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支付贷款利息153,962.53元，并按年利率9.78750%支付逾期利息到本息清偿时止；2,300万元部分，由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自2017年4月21日起至借款合同约定到期日按年利率5.6550%支付利息（截止2017年6月12日的利息为184,134.68元），并按年利率8.4840%支付逾期利息至清偿时止。3.原告对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位于松滋市××杨林湖村的房屋、土地使用权折价或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原告对被告金达棉贸公司位于公安县夹竹园镇荆江大道196号土地使用权和被告谭金海位于相同地段号的房屋折价或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5.由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承担两案的原告律师费37万元和46万元。6.由被告金达棉贸公司、谭金海、张光贤对金常欣农贸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自2016年9月至2017年1月分八次向原告借款共计4,100万元，其中前三笔共1,800万元已逾期，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仅偿还本金100万元，下欠本金1,700万元，并从2017年4月21日起停止支付利息。后五笔共2,300万元贷款虽未到期，但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按期支付利息，且未经原告同意将质押物2,659.53吨库存棉花出售，所得价款既未提前偿还贷款也未提存，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的行为已严重违约。被告金达棉贸公司、谭金海、张光贤对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的债务提供物和人的担保，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金达棉贸公司、谭金海对已到期的1,700万元贷款无异议，但三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答辩提出：1.提前收回未到期的2,300万元贷款的条件未成就，不应未经通知或催告迳行起诉要求提前偿还。2.未能按期偿还借款是因目前受到棉花购销政策、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所致，并非态度消极而为。此前，二被告单位均曾是行业内信誉度高、实力较强的企业。现三被告均以全部资产提供担保，有能力偿还借款。如果原告以诉讼方式提前收回贷款，只能加速二被告单位的破产，并不利于原告实现债权。3.原告计收逾期利息和罚息不得违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计算逾期利息和罚息的规定。4.原告要求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承担其律师费于法无据，约定条款属于“加重对方责任”的无效格式条款，违背“谁请律师谁负费”的通常惯例。
被告张光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答辩称：张光贤与谭金海已于2015年5月22日登记离婚，上述贷款均发生在张光贤与谭金海离婚之后和委托书授权的期限和范围之外，担保合同上的签名非张本人所写，而是谭金海未经张同意而代签其姓名，张既不知情，也未事后追认。同时也不构成表见代理。故张光贤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原告农行松滋市支行举出下列证据：1.原告的营业执照、单位负责人证明及其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的合法主体资格。2.金常欣农贸公司和金达棉贸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谭金海和张光贤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四被告的合法主体资格。3.编号4201012016000306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凭证、贷款发放通知单，拟证明，2016年9月7日，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向原告借款600万元，期限9个月（至2017年6月6日），正常执行年利率6.52500%，逾期执行年利率9.78750%，按每月的20日结息。因借款人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贷款人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及其他一切费用由借款人承担。4.编号42010120160003124《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凭证、贷款发放通知单，拟证明，2016年9月13日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向原告借款600万元，期限9个月（至2017年6月12日）。其他内容与证据3的其他内容一致。5.编号42010120160003238《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凭证、贷款发放通知单，拟证明，2016年9月22日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向原告借款600万元，期限9个月（至2017年6月21日）。其他内容与证据3的内容一致。6.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房地产抵押清单、土地使用证、房产证及不动产他项证，拟证明，被告谭金海、张光贤于2015年12月17日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对金常欣农贸公司自2015年12月17日起至2017年12月16日止向原告借款承担7,00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责任。金常欣农贸公司以位于松滋市××杨林湖村的厂房和土地使用权作抵押，提供最高额为2,000万元担保。金达棉贸公司以位于公安县夹竹园镇荆江大道196号的土地使用权为金常欣农贸公司自2016年3月16日起至2021年3月15日向原告借款提供最高额290万元的抵押担保。7.对公借款还款通知书，拟证明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还款本金100万元。8.编号42010120160004233《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动产抵押合同、动产抵押登记书、动产抵押清单、借款凭证、贷款发放通知单，拟证明，2016年12月15日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向原告借款500万元，期限9个月（至2017年9月14日），正常执行年利率5.56500%，逾期执行年利率8.48400%。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以其库存棉花735.2吨作质押，担保金额为500万元。其他内容与证据3的内容一致。9.编号42010120160004319《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动产抵押合同、动产抵押登记书、动产抵押清单、借款凭证等，拟证明，2016年12月21日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向原告借款300万元，期限为1年（至2017年12月20日）。被告金达棉贸公司以127台机器设备作质押，担保金额为50万元。其他内容与证据8的内容一致。10.编号42010120160004404《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动产抵押合同、动产抵押登记书、动产抵押清单、借款凭证、贷款发放通知单，拟证明，2016年12月26日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向原告借款500万元，期限为9个月（至2017年9月25日）。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以其库存700吨棉花作质押，担保金额为500万元。其他内容与证据8的内容一致。11.编号4201012016000449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动产抵押合同、动产抵押登记书、动产抵押清单、借款凭证、贷款发放通知单，拟证明，2016年12月29日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向原告借款500万元，期限为9个月（至2017年9月28日）。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以其库存704.33吨棉花作质押，担保金额为500万元。其他内容与证据8的内容一致。12.编号42010120170000129《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动产抵押合同、动产抵押登记书、动产抵押清单、借款凭证、贷款发放通知单，拟证明，2017年1月6日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向原告借款500万元，期限为9个月（至2017年10月5日）。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以其库存520吨棉花作质押，担保金额为360万元。其他内容与证据8的内容一致。13.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房地产抵押清单、房产证及不动产他项证，拟证明，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以326台机器设备作质押，担保金额为120万元。被告金达棉贸公司向原告提供最高额为5,000万元的保证担保。14.欠息明细表，拟证明，金常欣农贸公司截止2017年4月20日共支付利息647,849.39元，截止当年6月12日共欠利息241,771.68元。15.松滋市公证处公证书，拟证明，2015年10月10日，张光贤以谭金海妻子身份出具委托书，全权委托谭金海办理向金融机构借款的相关手续。从而拟证明谭金海代张光贤与原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对张光贤有约束力。16.湖北驰华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服务价格监审证、律师业务服务收费标准、委托代理合同，拟证明原告委托律师参与本案诉讼而支付律师费83万元符合收费标准。
被告谭金海对原告举出证据的合法性未提出质疑，真实性除了证据6中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张光贤”签名系谭金海代签外，其他未提出异议。
被告张光贤对证据6中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的签名提出质疑，认为非本人所签，既不知情，也未事后追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对此事实表示承认。但认为被告谭金海、张光贤在办理委托公证时，为了得到贷款，明显存在欺诈行为。
被告谭金海、张光贤共同举出《离婚证》原件，拟证明其于2015年5月22日在公安县民政局登记离婚。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认可。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和质证，本院可以确认以下事实：
被告谭金海于2002年10月独资成立金常欣农贸公司，于2006年9月成立金达棉贸公司，兼任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张光贤持金达棉贸公司2.5%的股份。
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自2016年9月至2017年1月期间，与原告农行松滋市支行签订八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共计借款4,100万元。按时间先后分述如下：
第一笔，2016年9月7日，双方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的主要内容为：1.借款金额人民币600万元用于“棉花收购”；2.借款期限9个月（2017年6月6日到期）；3.正常执行年利率6.52500%，按月结息（每月的20日），逾期执行年利率9.78750%；4.未如期归还本金的，从逾期之日起，按借款执行年利率加收50%罚息；5.借款合同记载的借款发放日期与到期日期、借款期限等与借款凭证记载不一致时，以借款凭证记载为准；6.借款人违约或者质押物遭受重大损害或价值减损的，贷款人可以停止发放贷款并且提前收回已发放的贷款；7.合同第五条5.4条款约定：“因借款人违约使贷款人采取诉讼或仲裁方式实现债权的，贷款人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由借款人承担”；8.合同第五条5.5条款约定：“未按期或足额向借款人发放贷款，应当赔偿借款人因此遭受的实际损失。”同年9月9日，原告将600万元贷款汇入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的农行账户。根据第5项“到期日期、借款期限以借款凭证为准”的约定，还款到期日应为2017年6月8日。
第二笔，2016年9月13日，双方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1.借款金额人民币600万元用于“棉花提货”；2.借款期限9个月（2017年6月12日到期）。其他约定与第一笔相同。次日，原告将600万元贷款汇入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的前述账户。根据约定，还款到期日应为2017年6月13日。
第三笔，2016年9月22日，双方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1.借款金额人民币600万元用于“（资金）周转”；2.借款期限9个月（2017年6月21日到期）。其他约定与第一笔相同。当日，原告将600万元贷款汇入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的前述账户。
第四笔，2016年12月15日，双方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和附有在工商部门登记“动产抵押登记书”“动产抵押清单”的《动产质押合同》。借款合同约定：1.借款金额人民币500万元用于“棉花收购”；2.借款期限9个月（2017年9月14日到期）；3.正常执行年利率5.65600%，按月结息（每月的20日），逾期执行年利率8.48400%。其他约定与第一笔相同。质押合同约定：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以存放于金达棉贸公司院内735.2吨、价值1,102.8万元的棉花提供质押担保。当日，原告将500万元贷款汇入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的前述账户。
第五笔，2016年12月21日，双方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1.借款金额人民币300万元用于“棉花收购”；2.借款期限1年（2017年12月20日到期）。其他约定与第四笔相同。同日，被告金达棉贸公司与原告签订附有“动产抵押登记书”的《动产质押合同》，以其127台机械设备（暂作价400.86万元）为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提供质押担保，担保金额为50万元。次日，原告将300万元贷款汇入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的前述账户。根据约定，还款到期日应为2017年12月21日。
第六笔，2016年12月26日，双方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1.借款金额人民币500万元用于“棉花收购”；2.借款期限9个月（2017年9月25日到期）。其他约定与第四笔相同。同日，双方还签订附有“动产抵押登记书”“抵押清单”的《动产质押合同》，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以其存放于金达棉贸公司院内700吨、价值1,050万元的棉花提供质押担保。次日，原告将500万元贷款汇入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的前述账户。根据约定，还款到期日应为2017年9月26日。
第七笔，2016年12月29日，双方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1.借款金额人民币500万元用于“棉花收购”；2.借款期限9个月（2017年9月28日到期）。其他约定与第四笔相同。同日，双方还签订附有“动产抵押登记书”“抵押清单”的《动产质押合同》，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以其存放于金达棉贸公司院内704.33吨、价值1,056.5万元的棉花提供质押担保。次日，原告将500万元贷款汇入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的前述账户。根据约定，还款到期日应为2017年9月29日。
第八笔，2017年1月6日，双方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1.借款金额人民币500万元用于“棉花收购”；2.借款期限9个月（2017年10月5日到期）。其他约定与第四笔相同。同日，双方还签订附有“动产抵押登记书”“抵押清单”的《动产质押合同》和附有“动产抵押登记书”的《最高额动产质押合同》，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以其存放于金达棉贸公司院内520吨、价值780万元的棉花提供质押担保，以其326套机械设备提供最高额140万元的质押担保。当日，原告将500万元贷款汇入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的前述账户。
同日，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向原告返还本金100万元。至2017年4月20日，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向原告共支付利息647,849.39元，之后再未还本付息。
2015年5月22日，被告谭金海、张光贤在公安县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离婚。同年10月10日，被告张光贤仍以谭金海妻子名义在松滋市公证处申请办理了《公证书》，对其出具给“受托人谭金海”的“委托书”进行公证。委托书主要内容为：因金常欣农贸公司需要向金融机构借款，由谭金海出面办理相关手续，张光贤以其在公司的股权提供抵押担保，全权委托谭金海签订合同、办理抵押等事宜。委托书最后注明“委托期限六个月，自2015年10月10日至2016年5月9日”。
2015年12月17日，被告谭金海将张光贤作为共同保证人，与原告农行松滋市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谭金海、张光贤自愿为债务人金常欣农贸公司自2015年12月17日至2017年12月16日期间因借款形成的债务提供7,00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担保。谭金海代张光贤签名并捺手印。张光贤对此并不知情，事后也未追认。
同日，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与原告农行松滋市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其位于松滋市××杨林湖村的工业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和厂房，为该公司自2015年12月17日至2020年12月16日形成的各类债务提供最高额1,200万元的抵押担保。
2016年3月16日，被告金达棉贸公司、谭金海与原告农行松滋市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金达棉贸公司以其位于公安县夹竹园镇荆江大道196号的工业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谭金海以在同一地号位置上的房屋，为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一共提供最高额为290万元的抵押担保。
2016年12月15日，被告金达棉贸公司与原告农行松滋市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提供最高额为5,000万元的保证担保。
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共向原告农行松滋市支行提供质押担保的2,659.53吨、价值3,989.3万元的库存棉花，又以棉花属于季节性较强的农产品为由，未经原告同意而出售，所得价款未交付原告或提存。
原告农行松滋市支行与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金达棉贸公司、谭金海签订的多份担保合同中就实现担保物权方式和顺位进行约定：“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物的担保（含债务人或第三人）和保证担保的，抵押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本合同所担保债权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物的担保人的（含债务人提供的担保），抵押权人有权就其中任一或者各个担保物行使担保物权。抵押权人已经选择某一担保方式/担保物来实现债权的，也可同时主张通过其他担保方式/担保物来实现全部或部分债权。”以上约定表明，原告可以任意选择实现担保物权和债权的方式和顺位。
审理过程中，本院根据原告农行松滋市支行的财产保全申请，依法查封了上述各担保合同中载明的现存的不动产和动产。
《湖北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五条：“律师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第六条：“政府指导价由省物价局会同省司法厅制定，各律师事务所可在规定的基准价及其浮动幅度范围内调整本所的标准，并向所在地价格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备案。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确定。”与之配套的《湖北省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对律师服务收费标准作了具体规定。湖北驰华律师事务所实行政府指导价收费时，除对民事案件类型作出限定范围外，还将基础调整为“涉及财产关系的收取3,500～8,000元/件”；按照市场调节价收费时，该所制定的收费标准更高。但都符合上级主管部门的规定，并经相关主管部门审核许可和备案。原告农行松滋市支行在本案诉讼中约定向湖北驰华律师事务分案支付律师费37万元和46万元，共计83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形成以下争议焦点：1.原告农行松滋市支行起诉未到还款期限的第四笔至第八笔贷款共计2,300万元是否有理有据；2.借款合同中约定“因借款人违约，贷款人采取诉讼等方式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包括律师费在内的一切费用由借款人承担”是否属于无效格式条款，应否支持原告“由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承担原告律师费83万元”的诉讼请求；3.被告张光贤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
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与原告农行松滋市支行签订的八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及该主合同项下的相关担保从合同均属有效合同，合同权利受法律保护。
被告张光贤在谭金海签订上述各种合同之前虽然与之登记离婚，但故意隐瞒离婚事实，“全权委托丈夫”谭金海办理借款相关手续，只要在授权范围和期限内，谭金海的代理行为仍然对张光贤有效。2015年12月17日，被告谭金海与原告农行松滋市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在受托期限内，但是担保方式和担保范围超出了张光贤“以其持有公司股权作抵押担保”的授权范围，被告谭金海代签合同的行为属于越权代理行为。由于抵押担保是比保证担保更有利于债权人实现债权的担保方式，因而至少可以推定张光贤以持有金达棉贸公司股权提供了价值相当的最高额保证担保。也正是基于上述理由，不能认为被告谭金海的行为对被告张光贤构成表见代理。因此，被告张光贤应以所持金达棉贸公司股权相当价值为最高额并对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在2015年12月17日至2017年12月16日期间内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故对被告张光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的答辩意见予以部分采纳。
上述八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均采用中国农业银行制定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统一格式文本，其他担保合同也均由原告提供统一的格式文本。但在各种合同文本的末尾，都有借款人、担保人的声明：农行松滋市支行向其提示了相关条款（特别是黑体字条款），并对相关内容作了释明，表示完全知悉并理解了相关条款。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五条5.4条款其实是约定借款人违约给贷款人造成一般损失的弥补，这种一般损失只限于在能完全实现债权的前提下，而不包括无法收回或收回可能性极小的呆账坏账损失。作为权利义务对等条款，合同第五条5.5条款也规定了贷款人的违约责任。
众所周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之一，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分支机构的原告农行松滋市支行，基本经营模式是通过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中、长期贷款从而获取利差。在发放贷款过程中，竭力减少风险，确保本息回收，是最基础性的金融风险防控方式之一，同时也是国家实行稳健货币政策的基本保障。相应在履行借款合同中，银行除了发现可能出现风险而延期或不足额发放贷款外，几乎再没有其他的违约情形，因而与借款人签订合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和审慎防范可能出现的纰漏和风险。在此类格式合同中，对借款人义务的适当严苛是必要的。作为以营利为目的商业银行，面对尚未完全建立起信用体系而又缺乏诚信的社会现实而严格维护自身利益，也是不得已的必然选择。而且，原告农行松滋市支行与各被告签订各种合同时，采取了“以合理方式”提示和说明，并由各被告在声明中所确认。因此，《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五条5.4条款不能认定为“加重对方责任”的无效格式条款。
至于该条款项下的律师费收取标准，应当按照相关主管部门核定许可的标准执行。但是，由于律师费用的收取存在很大的弹性空间和灵活的收费方式。这也正是很少有指导性案例判决由败诉方承担胜诉方律师费的原因之一。生活中也形成了“谁请律师谁负费”的习惯。但是，在制度设计层面，早在1999年12月29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就对有过错一方导致对方不能及时实现债权而承担对方为此目的而支付“律师代理费”作出了明确规定。原告与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在合同中清晰约定因被告违约致使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付律师费等“一切费用”由被告承担，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被认为是无效条款，应当对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产生约束力。但是，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作为购销、加工初级农产品的企业，如果按照原告与被委托人约定的数额承担律师费，无疑是难以承受的诉讼成本。而按照政府指导价的中间标准或者按最高标准的一半37.25万元承担律师费，应当是合理的。故对原告的第5项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
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从2017年4月21日以后的每月结息日未按约支付利息，已经从同年5月21日起开始构成违约；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擅自出售出质物（库存棉花）又未将价款如数交付原告或提存，更是违背诚信的重大违约行为。尽管原告在起诉时，只有第一笔和第二笔贷款已到期，由于双方并未约定起诉前须经事先通知或催告作为前置条件或必要程序，原告有权按照约定提前收回贷款，包括以诉讼方式实现债权。故对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金达棉贸公司、谭金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的第1点答辩意见不予采纳。
在利息、罚息计算方法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有明确规定。原告农行松滋市支行在第2项诉讼请求中，只主张按合同约定的不同利率分段计息，计息标准和计算方式均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
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向原告农行松滋市支行提供了价值3,989.3万元的库存棉花作为质押担保，由于原告怠于行使质权，已被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出售，且价款未交还或提存，导致质押物灭失，本应视为原告放弃该部分质物的担保，从而在放弃权利范围内减轻或免除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但是，被告谭金海与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金达棉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存在人格混同，且相互之间存在密切的利益关系。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从事的商业行为，也可以被视为被告谭金海、金达棉贸公司的行为，作为保证人的被告谭金海、金达棉贸公司并不能因此而被减轻或免除保证责任。
本案中，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保证，既有债务人担保，又有第三人担保。当事人之间约定了实现担保物权和债权的方式和顺位，原告农行松滋市支行可以对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金达棉贸公司、谭金海、张光贤提供的各种担保任意选择方式和顺位以实现债权。
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金达棉贸公司、谭金海以各自财产分别或共同为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的债务提供各种物的担保，原告农行松滋市支行对担保物以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的价款有权优先受偿。上列三被告及被告张光贤还应在各自提供的最高额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共同）保证责任。被告金达棉贸公司、谭金海、张光贤在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追偿。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二百零四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八十三条、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湖北金常欣农贸有限公司返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滋市支行借款4,000万元，并从2017年4月21日起计算利息。其中，对未到期借款部分，分别按约定的正常执行年利率计收利息至期满时止；对逾期借款部分，分别按约定的逾期年利率计算利息至清偿之日止。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履行完毕。
二、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滋市支行对被告湖北金常欣农贸有限公司抵押的土地使用权、房屋和质押的机械设备，被告公安县金达棉贸有限公司抵押的土地使用权和质押的机械设备，被告谭金海抵押的房屋以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的价款有权优先受偿。
三、由被告公安县金达棉贸有限公司在最高额5,000万元范围内、被告谭金海在最高额7,000万元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并由二被告在各自最高额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共同保证责任。二被告在承担判决第二项或/和第三项的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湖北金常欣农贸有限公司追偿。
四、由被告张光贤在持有公安县金达棉贸有限公司股权相当价值范围内承担最高额保证责任。被告张光贤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湖北金常欣农贸有限公司追偿。
五、由被告湖北金常欣农贸有限公司承担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滋市支行的律师费37.25万元。
六、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滋市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申请费5,000元，案件受理费251,800元，共计256,800元，由原告农行松滋市支行负担600元，由被告金常欣农贸公司、金达棉贸公司、谭金海共同负担256,000元，由被告张光贤负担2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 勇
审 判 员 王 元
人民陪审员 吕义美
二〇一七年九月四日
书 记 员 覃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