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02民终31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柳州市华工百川橡塑科技有限公司，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阳泰路东2号C-10车间、办公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XXXXX。
法定代表人：马铁军，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广杰，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钰富，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宁嘉机电有限公司，住江苏省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西京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XXXXX。
法定代表人：洪正兵，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单正刚，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柳州市华工百川橡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州华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京宁嘉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宁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2017）桂0203民初3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柳州华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广杰、周钰富，被上诉人南京宁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单正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柳州华工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桂0203民初391号民事判决书；2、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依据《对账函》、供货合同认定上诉人拖欠货款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以《对账函》、供货合同来认定合同的履行情况，证据单薄，被上诉人亦未提供送货单据等资料证明合同的真实履行情况，存在合同总金额与实际供货不一致之处。根据上诉人的财务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15年，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提供的1368.54万元，并非被上诉人所诉求的1571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审判人员对案卷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之规定，原审法院应结合《买卖合同》和《送货单》、验收单据等资料，建立在“以事实为根据”的基础上，综合审查双方之间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和债权债务关系。
二、《对账函》仅仅表明公司财务账目情况，不能视为对原债权债务的利息重新达成了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签收“货款对账签证单”的行为是否属于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原债务的利息进行重新确认问题的复函》【（2006）民立他字第106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7号】至规定，《对账函》的名称和内容均无催收贷款的明确表示，仅说明是上诉人为保持双方业务往来账目清晰，做好财务核算工作而发出《对账函》，不能视为对债权的利息重新达成了协议。因此，《对账函》仅仅作为明确财务账目情况，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应以双方签订的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为依据。
三、原审法院未全面审查《对账函》内容的真实性，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对账函》未经上诉人的总公司审计部核查，公司签章处无公司相关人员签名，不符合一般的对账要求，其内容不真实，属于财务人员私自在《对账函》上加盖财务专用章。上诉人的总公司于2014年4月8日出具文件《关于加强对外提供对账文件管理的通知》，明确规定“公司下属子公司在与供应商定期核对往来明细账时，不得擅自对其提供加盖公司公章的对账文件。所有该类对账文件，都必须由公司审计部核查后，方可对其办理相关手续。”可见，财务人员在明确知悉《对账函》需要经华工百川审计部核查的情况下，仍私自加盖财务专用章，不排除财务人员与被上诉人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对账函》是否有效需要进一步核实。因此，《对账函》未经审计核查往来明细账的真实性，其内容不真实，无法确认其效力。
此外，根据上诉人二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目前上诉人账面收到被上诉人开具的发票金额为15520851.03元，上诉人付款的总金额为13993840元，根据账面的差额是1527011.03元，这与被上诉人提交的《对账函》数目不符，且《对账函》没有经办人的签字及日期，故申请对《对账函》进行司法鉴定。
被上诉人南京宁嘉机电有限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查明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有《对账函》、合同及上诉人的付款明细这些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双方之间买卖合同关系的存在，以及上诉人在《对账函》中注明应付的款项为1655370元，上诉人认为证据单薄不能证明合同履行状况的上诉意见没有事实依据。
二、上诉人认为《对账函》不能视为原债权债务的履行重新达成了协议，这是上诉人对《对账函》法律属性的误解，众所周知《对账函》是双方之间就合同的履行截止到某一时点的债权债务状况，被上诉人也并未认为这是就债权债务重新达成一个新的协议。从双方的往来帐看，上诉人仅在对账日之后支付过一笔5300元，此后再无支付。
三、上诉人认为是财务人员私自加盖财务章违反了其公司相关财务管理制度，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不能以其内部的管理流程来对抗第三人，既而否认出具文件的法律效力，至于认为恶意串通更是没有法律依据。就上诉人当庭提出对印章进行鉴定的请求，一审判决陈述很清楚，在一审法官释明限期内是否提交申请鉴定的情况下，上诉人没有在法定的期限内提出司法鉴定的申请，请求二审法院应不予支持。并且上诉人当庭提供的合同及付款开票明细并非二审新的证据，其完全可以在一审庭审程序中提出，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所谓新证据的要求不应当得到法院支持。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宁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柳州华工公司支付剩余货款1655370元；二、柳州华工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南京宁嘉公司与柳州华工公司通过签订《工矿产品买卖合同》、《采购供货合同》，有长期的供需业务往来，柳州华工公司向南京宁嘉公司采购齿轮箱等产品。2016年3月21日，南京宁嘉公司向柳州华工公司发出《对账函》，柳州华工公司对函中数据予以确认，确认截止2016年2月29日，柳州华工公司应付款项为1660670元。此后柳州华工公司仅于2016年3月30日支付5300元，但尚欠货款1655370元至今未付。南京宁嘉公司催收无果，遂诉至该院。
一审法院认为，柳州华工公司在收到南京宁嘉公司供应的货物后，应及时按约支付相应货款。南京宁嘉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货款1655370元，有双方确认的《对账函》以及付款凭证、买卖合同等予以证实，合法有据，该院依法予以支持；柳州华工公司辩称无法确认对账函真实性，货款数额有待核查，但在该院规定的期限未能举证证实，至今亦未能提供其来往账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对柳州华工公司辩称意见不予采信，柳州华工公司应支付南京宁嘉公司货款1655370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柳州华工公司支付南京宁嘉公司货款人民币1655370元。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695元（南京宁嘉公司已预交），减半收取9847.5元，由柳州华工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在本案二审中，上诉人柳州华工公司对《对账函》中柳州市华工百川橡塑科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的真实性有异议，向本院申请司法鉴定。对此本院认为，柳州华工公司在本案一审中经法官释明后仍未对此提出鉴定申请，故对其二审期间提出的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另外，柳州华工公司认为根据其二审提供的财务凭证等，可证明未付货款的数额为1527011.03元，并非《对账函》注明的1655370元。对此本院认为，在本案一审中，主办法官已向柳州华工公司释明并要求其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其来往账目与对方对账，但柳州华工公司并未提供，故其在二审中提交的财务凭证等并非新证据，经本院再次释明并要求其在规定期限内与南京宁嘉公司对账，将其认为差额部分的凭证提交法院审核，但柳州华工公司仍未能提交，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柳州华工公司的异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对账函》证明南京宁嘉公司与柳州华工公司已对货款进行了对账结算，本院予以确认，柳州华工公司尚欠南京宁嘉公司货款数额应以《对账函》载明的金额1660670元扣除其已付金额5300元，为1655370元。
综上，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能否以《对账函》作为认定柳州华工公司尚欠货款数额的依据？柳州华工公司认为，一审法院以《对账函》、供货合同来认定合同的履行情况证据单薄，南京宁嘉公司未提供送货单据等资料证明合同的真实履行情况，存在合同总金额与实际供货不一致之处。对此本院认为，南京宁嘉公司提供供货合同证明其与柳州华工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提供柳州华工公司加盖财务专用章的《对账函》证明柳州华工公司尚欠货款数额，已完成其举证责任。柳州华工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但在举证期限内又不能提出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根据证据规则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依据《对账函》判决柳州华工公司支付货款并无不当，柳州华工公司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柳州华工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695元（上诉人柳州华工公司已预交），由上诉人柳州华工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文
审判员 周慧冰
审判员 丘洪兵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廖倩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