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4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潘云，男，1988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安市。
委托代理人：黄棋锋，浙江天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建平，男，1965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安市。
委托代理人：黄棋锋，浙江天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男，1985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安市。
委托代理人：周密礼、高舒，浙江满江红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潘云、朱建平因与被上诉人沈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临安市人民法院（2016）浙0185民初11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根据有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认定事实如下：
车牌号为皖Ｋ×××××号重型自卸车系叶某购买后挂靠在阜阳市万事达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事达公司）经营，2011年3月23日，叶某与万事达公司签订车辆挂户经营协议书，约定车辆的使用权、收益权、车辆产权属于叶某所有，所有一切费用由叶某自理。在合同履行期间，叶某转出车辆时需经万事达公司核定叶某费用是否交齐后方可转让，同时叶某须与新车主重新签订代管合同，否则万事达公司不承认新所有人，双方对其他权利义务也进行了约定。
2012年4月24日，叶某驾驶皖Ｋ×××××号重型自卸车发生交通事故，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阜民一终字第00175号民事判决，维持颍州区法院（2014）州民一初字第01042号民事判决，判决叶某支付给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中心支公司追偿款179790.44元，万事达公司对叶某承担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13年7月23日，周某与朱建平、潘云签订车辆买卖协议书，约定由周某将车牌号为皖Ｋ×××××号重型自卸车出售给朱建平、潘云，约定车款为303000元，由朱建平、潘云一次性支付给周某，该车辆手续已逾期验审，并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14年2月22日，沈阳与朱建平、潘云签订车辆买卖协议书，约定朱建平、潘云将该自卸车出售给沈阳，约定车款为250000元，由沈阳一次性支付给朱建平、潘云，该车辆手续已逾期验审。自出售给沈阳之日起所带来的一切事故和法律责任均与朱建平、潘云无关，由沈阳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此车自2014年2月22日时前的一切由朱建平、潘云负责，与沈阳无关。自2014年2月22日时后的一切责任由沈阳负责，与朱建平、潘云无关。协议签订后，沈阳已支付车款250000元给朱建平、潘云。
2014年9月19日晚，万事达公司将正在临安市青山湖街道运输途中的皖Ｋ×××××号重型自卸车扣押。
2015年9月8日，沈阳向颍州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皖Ｋ×××××号重型自卸车的所有权人为沈阳，判令万事达公司排除妨碍，将皖Ｋ×××××号重型自卸车返还给沈阳，并赔偿各项损失合计337400元，诉讼费用由万事达公司承担。颍州区法院认为皖Ｋ×××××号重型自卸车系叶某出资购买，挂靠在万事达公司名下，叶某系该车的实际所有人。沈阳于2014年2月22日从朱建平处购得该车，朱建平从周某处购买，因沈阳不能证明该车自始是从叶某处购买，且也未与作为该车的名义车主万事达公司办理过户手续，故不能对该车享有所有权，对其要求返还车辆、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颍州区法院于2015年11月30日作出（2015）州民一初字第03109号判决书，判决驳回沈阳对万事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沈阳于2016年3月15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解除沈阳与潘云、朱建平之间于2014年2月22日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书》；二、潘云、朱建平立即返还购车款人民币250000元；三、潘云、朱建平赔偿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50000元；四、本案诉讼费由潘云、朱建平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案涉车辆实际车主为叶某，有颍州区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沈阳和潘云、朱建平对案涉车辆不享有所有权。案涉车辆买卖协议书约定：此车自2014年2月22日时前的一切责任由（甲方）潘云、朱建平负责，与（乙方）沈阳无关，自2014年2月22日时后的一切责任由（乙方）沈阳负责，与（甲方）潘云、朱建平无关。案涉车辆于2012年4月24日发生交通事故，经法院判决，案涉车辆实际车主叶某应支付保险公司的追偿款，由万事达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债务产生于2014年2月22日之前，按案涉车辆买卖协议约定应由潘云、朱建平负责，案涉车辆因该债务被登记车主万事达公司扣押，导致沈阳不能营运该车辆，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潘云、朱建平对案涉车辆未尽权利瑕疵担保义务，构成根本违约。沈阳要求解除案涉车辆买卖合同，由潘云、朱建平返还车款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沈阳实际营运案涉车辆从2014年2月22日至2014年9月19日约7个月时间，案涉车辆存在折旧价值损耗，该价值损耗即车辆折旧费用应由沈阳承担，按车辆折旧率每年扣减10%的标准按车辆买卖协议约定的车款金额、车辆实际营运时间，酌情计算沈阳应承担车辆折旧款为15000元，扣减后，潘云、朱建平应返还沈阳购车款人民币235000元，沈阳主张返还购车款超过该金额部分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沈阳主张潘云、朱建平赔偿各项损失50000元的诉讼请求，因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损失发生，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案涉车辆实际车主已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确定，沈阳对案涉车辆并不享有所有权，潘云、朱建平提出沈阳已合法取得车辆所有权，案涉车辆买卖协议不具备法律规定解除条件，请求驳回沈阳全部诉讼请求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案涉车辆实际已由万事达公司扣押，沈阳在客观上无法返还，潘云、朱建平对案涉车辆的相关权利，可以按其与周某签订的车辆买卖合同另行主张。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五)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解除沈阳与潘云、朱建平于2014年2月22日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书》。二、潘云、朱建平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沈阳购车款人民币235000元。三、驳回沈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潘云、朱建平未按照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2900元，由沈阳负担628元，由潘云、朱建平共同负担2272元。
宣判后，潘云、朱建平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案涉车辆沈阳已经取得所有权，潘云、朱建平与沈阳间的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沈阳请求解除合同无法律依据理应驳回，故原审判决错误应予撤销，理由如下：一、案涉车辆根据《物权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车辆买卖协议》已履行完毕，合同目的已经实现，故沈阳请求解除合同于法于据。1、《车辆买卖协议》已履行完毕，理由在原审答辩意见第一点中已有明确阐述，故不再赘述。2、买卖合同根据《合同法》规定，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结合本案，案涉车辆潘云、朱建平已经交付于沈阳，且沈阳也支付了对价，毫无疑问双方间的车辆买卖已经履行完毕，与此同时沈阳即依法取得了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二、颍州区法院（2015）州民一初字第03109号民事判决不能当然否定沈阳已经合法取得案涉车辆所有权，系该车辆现在实际车主身份的事实。1、颍州区法院判决错误，在原审答辩意见第二点中已有明确阐述，故不再赘述。2、颍州区法院判决载明叶某系案涉车辆新车购买的实际车主，对这一事实潘云、朱建平无异议，但车辆所有权的设定可以流转，车辆车主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即永远都是叶某一人，因此潘云、朱建平从周某处购买车辆即取得了实际车主身份，沈阳从潘云、朱建平购买车辆也即取得了实际车主身份。必须着重提出的是，车辆所有权的转让根据《物权法》规定，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因此潘云、朱建平交易取得和沈阳交易取得车辆获得车主身份完全合法。而颍州区法院以“不能证明该车自始是从叶某处购买，且也从未与作为该车的名义车主阜阳市万事达运输有限公司办理过户手续”理由裁判显然错误，潘云、朱建平受让车辆和沈阳受让车辆同样都是善意取得，符合法律规定。如果原新车实际车主叶某有异议，为什么至今叶某没有采取任何法律手段主张其仍是实际车主的身份？显然，叶某已经将案涉车辆进行流转。同时为查明事实，颍州法院完全应将叶某追加为第三人，以保证本案客观公正裁判，但颍州法院就这一最基本的裁判规则于不顾，就武断否认沈阳的实际车主身份显然错误。3、作为审理本案的原审法院独立履行审判职能，依法有权查明事实对所涉法律关系作出客观公正的认定，完全可以排除颍州区法院错误判决的适用，颍州法院的裁判观点和理由并不是判决确定的行文内容，对原审法院不具有约束力。三、原审判决第9页“本院认为……构成根本违约”认定错误，潘云、朱建平不存在根本违约的事实。1、案涉车辆挂靠名义车主万事达公司向原实际车主叶某追偿，并非必须案涉车辆来实现其债权，案涉车辆对赔偿款和追偿款支付也没有担保义务，同时因车辆产生的债务不是跟着车辆走的，而是由车主来承担的，因此万事达公司的扣押行为完全违法，根本无权扣押案涉车辆，而且法律条款中也并未有赋予万事达公司这一权利。此外，万事达公司怎么能轻而易举地从沈阳处开走车辆呢？故该保管不善责任怎么能转嫁到潘云、朱建平？同样因向万事达公司主张维权失败的责任应由沈阳自己承担，更何况沈阳也没有充分行使其包括上诉在内的应有救济权利。2、根据车辆买卖协议约定：此车2014年2月22日后的一切责任由沈阳负责，而万事达公司扣押车辆是从沈阳处开走的，且发生在2014年2月22日之后，故车辆保管不善导致不能营运的责任应由沈阳自行承担，基于上述二点，万事达公司的违法扣车行为，在沈阳已取得车辆所有权的情况下，万事达公司与沈阳间产生了另外一个侵权法律关系，当然不能作为认定潘云、朱建平对车辆未尽瑕疵担保义务的理由，潘云、朱建平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根本违约事实。四、退一步说，法院裁判解除《车辆买卖协议》，理应裁决沈阳返还潘云、朱建平案涉车辆。根据《合同法》规定，解除合同后返还原物是法定义务。本案案涉车辆潘云、朱建平已经交付给了沈阳，既然原审法院裁决解除合同，那么沈阳当然负有返还车辆的义务。至于万事达公司的扣押行为，不能成为沈阳客观无法返还的理由，理由是：1、车辆是从沈阳处被万事达公司开走的，而对于万事达的所谓“扣押车辆”合法与否尚无定论的情况下，就认定沈阳无法返还显然不当。2、车辆从潘云、朱建平交付给沈阳后，沈阳已经投入运行使用，而该车辆的目前车身状况（包括车辆是否有损坏等事实）究竟如何都不清楚，也无法界定车辆是在沈阳处损坏，还是在万事达公司处损坏。如不返还车辆，就会直接导致潘云、朱建平应有的权利（包括损坏请求赔偿等）无法得到救济。3、如果潘云、朱建平在安徽当地法院起诉请求解除合同，安徽当地法院裁判潘云、朱建平返还车辆，那潘云、朱建平如何返还车辆？潘云、朱建平的权利如何救济保障？这一不利后果完全由潘云、朱建平来承担于法于情都不合理。五、退一步说，原审判决解除合同后，车辆损耗仅以按折旧率计算扣减折旧款15000元也不合理。车辆在沈阳使用期间，使用状况包括发动机是否存在使用不当损坏、车身是否发生损坏等都一概不知，而沈阳购得车辆后已实际投入运营了8个月，此后该车辆在万事达公司处至今也近二年三个月之久，而这直接影响着车辆的实际价值，因此仅以折旧来计算显然车辆的损耗显然欠妥，直接后果导致潘云、朱建平实际权益的损害。何况潘云、朱建平受让车辆的前手周某尚且保留这一权利呢。综上，本案沈阳依法已取得了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与潘云、朱建平间的买卖合同已全面履行完毕，现沈阳提出解除合同的理由完全不能成立，故原审判决裁决解除合同错误，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沈阳的一审诉讼请求并由沈阳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沈阳辩称：1、出卖人负有权利瑕疵担保义务。潘云、朱建平称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但是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出卖人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权利瑕疵担保义务，即使合同履行完毕，出卖人仍负有上述义务。2、沈阳已经穷尽了救济手段。潘云、朱建平将皖Ｋ×××××号重型自卸货车出售给被上诉人以后，其登记车主万事达公司就以车主的名义将该车扣回，后沈阳向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万事达公司返还车辆，但颍州法院以沈阳不是该车的实际车主为由驳回了沈阳的诉讼请求，沈阳在与万事达公司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已经以法律手段维权，但是最终法院未支持沈阳的诉讼请求。3、沈阳购买该车的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沈阳购买该车辆的目的是为了运输，但是该车被万事达公司扣回以后，沈阳已无法使用该车辆从事运输，因此沈阳购买该车辆的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潘云、朱建平的这一行为构成根本违约，合同应当解除，潘云、朱建平应当向沈阳返还购车款。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潘云、朱建平和被上诉人沈阳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沈阳与朱建平、潘云在2014年2月22日签订了《车辆买卖协议书》后，沈阳向朱建平、潘云支付了车款，朱建平、潘云向沈阳交付了车辆，但在车辆尚未登记在沈阳名下时，因前车主叶某发生交通事故，被法院判决由叶某支付给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中心支公司追偿款179790.44元，万事达公司对叶某承担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因叶某和万事达公司未履行生效判决，而导致本案所涉车辆被扣押。为此，沈阳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本案所涉车辆的所有权人为沈阳，但最终法院并未支持沈阳的诉讼请求。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沈阳与朱建平、潘云所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书》无法履行。因此，原审法院对于沈阳要求解除沈阳与朱建平、潘云于2014年2月22日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书》予以支持；对于要求潘云、朱建平返还车款的诉讼请求，认为沈阳实际营运案涉车辆约7个月，扣除折旧价值损耗15000元后，潘云、朱建平返还沈阳购车款235000元尚属合理。潘云、朱建平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潘云、朱建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为民
代理审判员 睢晓鹏
代理审判员 秦海龙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项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