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06民初17146号
原告（反诉被告）樊福胜，男，汉族，1952年8月1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委托代理人林明凤，广东大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振杰，广东大观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深圳市豪鹏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大道和宝源路交汇处海虹工业厂区B栋1层05、06、07、08、08单位，组织机构代码305855739。
法定代表人戴慕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卢森，男，汉族，1990年9月2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高州市，系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蔡好平，广东德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樊福胜与被告深圳市豪鹏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豪鹏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提起反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刘定宏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及被告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于2016年1月3日与被告签订《汽车订购协议》，由原告向被告购买车辆一台，约定“甲方(原告)于签订本协议时向乙方支付首期款人民币一万元，余款人民币1,478,000元在七日内付清，如果甲方(原告)单方面解除本协议，则首期款作为甲方的违约金归乙方(被告)所有。”2016年1月17日，原告又与被告签订《新车买卖合同》，合同约定了原告应在接到通知后三天内到被告处一次性交付全额购车款给被告，被告应在2016年2月31日前将车辆交付使用，并在原格式合同的基础上增加“此合同以收到全款生效”条款。2016年2月22日，原告向被告交付了五万元购车款，当天，被告即擅自为原告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此后，由于原告的经济状况发生重大变故，已经无法再按约定支付余款，丧失了签订合同时的经济能力，在事实上根本无法履行购买上百万豪车的能力。为此原告亦与被告协商处理解除合同的相关事宜，但被告却主张连原告的购车款也一并作为违约金支付，对此原告不予以同意，由此向人民法院请求解除合同。本案中，原告连被告要销售给原告的车辆都没有见过，没有对车辆进行装饰、驾驶及其他影响车辆销售的行为，被告至今未向原告交付车辆，车辆未登记牌号，仍处于全新的一手状态，因此，解除合同后对被告的车辆销售并未构成重大影响。相反，若强逼原告继续履行合同，原告根本没有履行义务所需的财力，最终会导致原告经济破产，一贫如洗。继续履行合同也对被告不利，因若继续履行合同，被告应当交付车辆给原告，而原告无法继续支付巨额的购车款，最终导致被告交付车辆后，只剩下向原告追讨欠款的债权请求权，无疑亦给被告带来了风险。因此，本案的车辆买卖解除合同应当予以解除，合同解除后更能最大化地实现经济价值，请求法院允许违约方解除合同。根据《汽车订购协议》，如果原告单方面解除协议，则首期款一万元作为违约金归被告所有，原告愿意承担被罚没收首期款的违约责任。因此，在解除《汽车订购协议》、《新车买卖合同》后，被告应当返还五万元的购车款给原告。综上，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1、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汽车订购协议》及《新车买卖合同》；2、判令被告立即退还五万元购车款给原告；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起诉并答辩称，一、原告向被告支付的五万元系被告应原告的要求，为其订购的汽车购买保险及办理上牌手续费用，该款项中大部分已经实际支付给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因此原告无权要求被告退还。二、无论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汽车订购协议还是新车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均无权要求被告向其交付所订购的车辆。三、原告违反合同约定，拒不支付购车余款，并要求解除合同，应向被告赔偿因此遭受的损失。
被告与原告于2016年1月3日签订《汽车订购协议》，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飞驰商务舱C”型汽车一台，合同总价人民币148.8万元。协议签订当天原告向被告支付了定金人民币1万元。按照上述《汽车订购协议》约定，原告应于签订协议后七日内（即2016年1月10日前）付清余款，但原告除于2016年2月22日向被告支付5万元后，一直未再向被告支付购车余款。被告按照双方协议约定为原告订购的汽车于2016年1月16日运送到被告处后，被告即通知原告看车。双方于2016年1月17日签订了《新车买卖合同》，对所购车辆进行了确认，并约定了车辆交付时间和交付条件。原告因在深圳的购车指标即将到期，于是要求被告代其办理车辆上牌手续，为此原告向深圳交警部门申请了预约上牌手续，并于2016年2月22日向被告支付了人民币5万元购车款，用于购买车辆保险及办理车辆上牌手续。被告于当日即为原告购买了车辆保险及办理了车辆检验等手续。但此后数月，虽经被告多次催收，原告仍不予支付购车余款。2016年6月24日双方经协商后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原告应于2016年6月29日前付清购车余款，否则需向被告支付6%（年利率）的利息。但截止到本案起诉时止，原告一直未履行上述《汽车订购协议》、《新车买卖合同》和《协议》关于支付购车余款的约定。被告为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特提起反诉，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判决：1、解除被告与原告于2016年1月3日签订的《汽车订购协议》；2、判令原告向被告支付逾期购车款的利息（自2016年1月10日起，计算至付清利息之日为止，计算标准为年利率6%，暂计至2016年8月16日，暂计为人民币51,501.64元）；3、反诉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
原告对被告的反诉答辩称，一、被告豪鹏公司请求原告支付未付款利息没有依据。《汽车订购协议》及《新车买卖合同》解除后，根据《汽车订购协议》约定，如果原告单方面解除协议，则首期款一万元作为违约金归豪鹏公司所有，现豪鹏公司已收取了原告一万元定金，该定金原告愿意作为违约金支付给豪鹏公司，据此，豪鹏公司已经从合同解除中取得了违约赔偿，无权再主张其他违约金。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购车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应当终止履行，豪鹏公司无权再向原告主张货款，豪鹏公司亦无权再向原告主张基于延期付款所产生的利息损失。豪鹏公司向原告主张逾期购车款的利息，是基于原告逾期支付购车款而产生，鉴于本案合同解除，原告无须再向豪鹏公司支付购车款而产生的利息。鉴于本案合同解除，原告无须再向豪鹏公司支付任何购车款，因此豪鹏公司主张逾期购车款的利息的请求依据不足，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二、《汽车订购协议》及《新车买卖合同》解除后，被告应当返还原告所支付的人民币五万元预付款。1、《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可见，购车合同解除后，豪鹏公司只能在原告所支付的六万元中扣除一万元作为违约金，剩余五万元应无条件返还给原告。2、原告没有授权豪鹏公司为车辆购买保险、车船税，因此车船税、保险费用应由豪鹏公司自行承担。理由如下：第一、在豪鹏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中，明确注明其收到原告的五万元为“购车款”，该款项应当是作为车价款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上牌费用、保险等费用。第二、豪鹏公司为车辆购买保险、车船税并没有原告的明确授权。自始至终，原告从来没有明确示意豪鹏公司为车辆购买保险、车船税，豪鹏公司若认为是基于原告的授权而购买保险的，应由其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至于豪鹏公司为原告购买保险的真正原因，因是其员工为了谋取保险销售回扣而擅自为原告购买的。最后，根据《新车买卖合同》约定，车款包括购车价、购置税、上牌费、保险等，且该合同以收到全款时生效，也就是说，在原告未付清全款时，本合同尚未生效，豪鹏公司不应当为标的车辆购买保险、车船税等，否则，应由其自行承担责任。3、豪鹏公司所支付的拖车费不应由原告承担。原告向豪鹏公司购买车辆，交付的地点应是豪鹏公司营业地，而非其他地方，因此拖车费应当由豪鹏公司自行负担。综上所述，豪鹏公司的反诉请求依据不足，理由不充分，请求法院驳回其反诉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1月3日签订《汽车订购协议》，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飞驰商务舱C”型汽车一台，合同总价人民币148.8万元。协议签订当天原告向被告支付了定金人民币1万元。双方在《汽车订购协议》约定，原告应于签订协议后七日内（即2016年1月10日前）付清余款，此价含净车、上牌费、购置税、保险（三者100万）、手机磁吸、升级20寸轮胎费用。双方于2016年1月17日签订了《新车买卖合同》，对所购车辆进行了确认，并约定了车辆交付时间为2016年2月31日前，交车方式为原告自提，交车地点为飞驰定制中心。原告于2016年2月22日向被告支付5万元购车款，被告出具了收到购车费人民币5万元的收据。被告于2016年2月22日以原告的名义购买车辆保险，支出保险费用人民币41,523.39元。2016年6月24日双方经协商后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原告应于2016年6月29日前付清购车余款，否则需向被告支付6%（年利率）的利息。
另查明，原告于2016年7月25日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解除汽车买卖合同，被告于2016年8月17日收到诉状。被告于8月30日提起反诉，主张解除双方汽车买卖合同。
以上事实，有当庭质证的汽车订购协议、新车买卖合同、收款收据、协议、手机短信、机动车保险单、拖车费用明细、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资料等证据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协商一致购买货物并签订买卖合同，双方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其权利义务应受我国合同法调整。
原、被告双方均提交新车买卖合同，证明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原告为履行义务支付给被告人民币1万元定金及部分购车款人民币5万元，被告为履行义务代原告购买了车辆保险、运输车辆至目的地、为交付车辆作了前期准备工作。原告在被告催告期内未履行汽车买卖合同的付款义务，要求解除合同，被告于2016年8月17日收到解除合同的诉状，并随后提起解除合同的反诉请求，证明被告亦有解除合同之意，双方解除合同的时间应为被告收到原告请求解除合同的诉状之日即2016年8月17日。本院对原、被告双方解除合同的请求均予以支持。
原、被告双方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因原告违反约定而解除，双方经协商后签订了的《协议》中约定了违约条款，原告在订购车辆时向被告支付了人民币1万元定金，因此，原告与被告在该汽车买卖合同中既约定了定金条款，又约定了违约条款。被告在反诉中主张按协议约定的违约条款主张购车款利息，说明其选择适用违约条款，其选择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购车合同总价为人民币148.8万元，计算利息的基数应按约定为人民币148.8万元。原、被告双方在2016年6月24日的协议中约定三个工作日内开始计算利息，双方的合同经本院认定为2016年8月17日解除，合同解除后，被告可处理涉案标的物，因此，被告反诉请求的利息应当从2016年6月30日计到2016年8月17日止。经核算，原告应当承担被告的利息损失人民币11,741元（148.8万×6%÷365天×48天）。
关于原告主张被告返还购车款人民币5万元。原告向被告支付了定金人民币1万元及购车款人民币5万元，被告抗辩称原告前期支付的款项已实际用作购买车辆保险及运输车辆费用，购买车辆保险支出人民币41,523.39元，运输车辆支出运费人民币13,000元，并提交了保险发票及运输发票予以证明，本院认为，原告违反约定的义务未支付购车全款，致使被告以原告的名义购买了车辆保险，并按约定将车辆运输至合同约定的货物交付地，原告所支付的前期购车款已经使用完毕，被告的抗辩意见，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采信，不予支持原告返还购车款的主张。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樊福胜与被告深圳市豪鹏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汽车订购协议》与《新车买卖合同》于2016年8月17日解除；
二、原告樊福胜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被告深圳市豪鹏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利息损失人民币11,741元；
三、驳回原告樊福胜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被告深圳市豪鹏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其他反诉请求。
如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本诉受理费人民币525元，由原告承担人民币425元，被告承担人民币100元；反诉受理费人民币544元，由原告承担人民币223元，被告承担人民币32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定宏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二日
书记员 姚 梦
书记员 王 琼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第一百三十一条买卖合同的内容除依照本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以外，还可以包括包装方式、检验标准和方法、结算方式、合同使用的文字及其效力等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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