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3民终85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濮阳建国，男，1965年9月1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高淳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善龙，男，1967年11月1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善红，男，1974年5月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桥，江苏众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市新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新沂市合沟镇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薛里，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万祯，男，1966年2月24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现在安徽省白湖监狱管理分局龙山监区一监区服刑。
上诉人濮阳建国因与被上诉人张善龙、张善红、徐州市新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蒙公司）、杨万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2017）苏0381民初4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濮阳建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事实与理由：濮阳建国与杨万祯之间并非合伙关系，是雇佣关系，是此项目的负责人。杨万祯与濮阳建国之间无任何口头或书面的合伙协议。杨万祯、张善龙于2012年9月30日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书列明的甲方为江苏永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昌公司），在签订此合同时，双方约定杨万祯挂靠永昌公司和新蒙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合同，杨万祯作为实际施工人在甲方签字符合实际情况，濮阳建国以甲方代理人身份签字很正常。在永昌公司后来不同意挂靠的情况下，应当以杨万祯为甲方，濮阳建国自然成为杨万祯的代理人。2013年，濮阳建国向张善龙、张善红出具的承诺书，该承诺书中濮阳建国以项目部负责人身份签字。项目部是杨万祯在项目现场临时设置的管理机构，并非法定法律主体，其所作的法律行为都应当由实际施工人来承担。而依据2012年9月30日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书，濮阳建国是甲方的代理人，其只是代表甲方做出承诺。2013年5月18日，濮阳建国与杨万祯在结算单上结算人处签字，该文件的名称明确为“结算单”，签字人明确为“结算人”，只是对张善龙、张善红所施工的工程量进行确认而已，并没有表示濮阳建国是欠款人。张善龙、张善红提交的2013年3月5日杨万祯签署的欠条中，杨万祯明确是以欠款人身份签字的。张善龙、张善红与实际施工人的资金往来都是单独交付杨万祯，濮阳建国根本不知道此事。故一审法院认定濮阳建国与杨万祯之间存在合伙承揽关系是错误的。
被上诉人张善龙、张善红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善龙、张善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新蒙公司、杨万祯、濮阳建国共同向张善龙、张善红支付工程款89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万祯曾以南通跃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跃龙公司）名义与新蒙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书一份，约定：新蒙公司将涉案工程发包给跃龙公司施工。该份合同书由濮阳建国在一审中提供，其中关于工程地点、工期、合同价款、合同订立时间的内容有多处涂改和添加。杨万祯主张其虽与新蒙公司签订了该份合同书，但并未实际履行。
2012年9月30日，杨万祯与濮阳建国又以永昌公司名义和张善龙签订内部承包协议书一份，约定：永昌公司将涉案工程中的劳务分包给张善龙施工。该协议书上未加盖永昌公司的印章，杨万祯与张善龙分别在协议书上甲、乙方处签名，濮阳建国在甲方代表处签名。
2012年9月，张善龙、张善红进场施工，后因工程项目施工手续不全，被政府责令停工。
2013年3月5日，杨万祯向张善红出具欠条一张，主要内容为：欠张善红附属工程工资款20万元。
2013年5月4日，濮阳建国以项目负责人名义向张善龙、张善红出具承诺书一份，主要内容为：项目部要求强制施工，如政府相关部门强制拆除，所有损失由项目部承担。
2013年5月18日，杨万祯、濮阳建国向张善龙、张善红出具结算单一份，确认欠张善龙、张善红施工完成的正负零以下工程量价款69万元，定于2014年1月30日前付清，期满未支付的，按照银行同期利率3.5倍计算支付利息。杨万祯、濮阳建国均在该结算单上结算人处签名。
一审法院另查明：1、一审中，张善龙、张善红提供点工签证单六张，其中一张由杨万祯签名确认，其他均为姚建福和马菊新签名确认。杨万祯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并主张其与濮阳建国系合伙承揽工程关系，姚建福和马菊新由其与濮阳建国雇用。2、杨万祯称新蒙公司未向其和濮阳建国支付工程款，认为张善龙、张善红主张的工程款应当由新蒙公司从其和濮阳建国应得的工程款中支付。3、杨万祯称其与跃龙公司及永昌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人事关系，濮阳建国的诉讼代理人称不清楚濮阳建国与以上两公司之间的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杨万祯、濮阳建国和张善龙于2012年9月30日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书中虽然列明甲方为永昌公司，但永昌公司并未在该协议书上加盖印章，协议书上也无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签名；杨万祯、濮阳建国亦未举证证明其与该公司之间存在劳动人事关系或受该公司委托签订协议书；因此，杨万祯、濮阳建国签订协议书的行为对永昌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其行为后果应当由其自行负担。杨万祯在甲方处签名，濮阳建国在甲方代表处签名，其二人应当视为合同的一方。如果濮阳建国是杨万祯雇用的人员，在杨万祯已经签名的情况下，其还代表杨万祯在协议书上签名，则显然有违常理。故应当认定合同的一方为杨万祯与濮阳建国两人。其次，2013年5月4日，濮阳建国向张善龙、张善红出具承诺书，要求张善龙、张善红在政府责令停工的情况下继续施工，并承诺：如有损失，由项目部承担；其以项目负责人名义在该承诺书上签名。但濮阳建国并未举证证明涉案工程的承包人成立了项目部，且委托其为项目部负责人。因此，其行为只能代表自己，出具承诺书只能证明其系涉案工程的承包人。最后，2013年5月18日，濮阳建国和杨万祯共同在与张善龙、张善红结算工程款后形成的结算单上结算人处签名，说明其是向张善龙、张善红支付工程款的义务人之一。以上证据足以证明濮阳建国与杨万祯合伙承揽涉案工程。
结合案件其他事实，足以认定以下事实：新蒙公司将涉案工程发包给杨万祯、濮阳建国施工，杨万祯、濮阳建国又将其中的劳务分包给两原告施工，后因施工手续不全，被政府责令停工；经结算，杨万祯、濮阳建国尚欠两原告工程款89万元。杨万祯、濮阳建国将涉案工程中的劳务分包给不具备资质的张善龙、张善红施工，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订立的分包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张善龙、张善红因建设涉案工程而提供的劳务已经物化于工程，客观上无法返还，故只能折价补偿。张善龙、张善红与杨万祯、濮阳建国经结算确定的工程欠款89万元，能够反映张善龙、张善红提供的劳务的价值，故应当以此作为折价补偿款。综上，对张善龙、张善红要求杨万祯、濮阳建国支付工程款89万元的请求，予以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新蒙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发包人，未举证证明其已向杨万祯、濮阳建国付清工程款，故应当认定其尚欠工程款，其应当在欠付杨万祯、濮阳建国的工程款范围内对张善龙、张善红主张的工程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该院判决：杨万祯、濮阳建国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张善龙、张善红支付工程款89万元；徐州市新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当在欠付杨万祯、濮阳建国工程款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700元，由杨万祯、濮阳建国、徐州市新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濮阳建国陈述，其是涉案工程的现场负责人，杨万祯出具的工程量结算单、欠条等材料只有经过濮阳建国确认才能付款。
本院认为：濮阳建国应承担付款责任。濮阳建国虽主张其仅是杨万祯雇佣的工作人员，但在2013年5月18日杨万祯、濮阳建国与张善龙、张善红对涉案工程施工进行结算时，杨万祯、濮阳建国均系在结算人处签字，即表明付款义务人系杨万祯与濮阳建国。二审中，濮阳建国亦陈述，杨万祯在工地上的结算均需要经过濮阳建国的确认才能付款，该权限明显与工地雇佣人员的身份不相符，张善龙、张善红主张涉案工程由杨万祯、濮阳建国合伙进行施工的主张，本院予以确认，濮阳建国应承担付款责任。
综上所述，濮阳建国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700元，由上诉人濮阳建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单云娟
审判员 孙永军
审判员 曹 辛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四日
书记员 张军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