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11民终4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秀全，男，1970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遂昌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桂花，女，1972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翁芬明，浙江庭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某，男，2002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遂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金林，男，1974年8月8日出生，汉族，系被告程某之父，住遂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火英，女，1977年3月5日出生，汉族，系被告程某之母，住遂昌县。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关金，遂昌县妙高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遂昌县源口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遂昌县妙高街道凯恩路66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23307382656B。
法定代表人：严礼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发长，男，1970年11月4日出生，汉族，系公司总经理，住遂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骆骏强，男，1965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遂昌县。
上诉人李秀全、黄桂花因与被上诉人程某、程金林、周火英、遂昌县源口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口旅游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遂昌县人民法院（2017）浙1123民初39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秀全、黄桂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调取了当事人程某的陈述、谢某、巫倩明的证人证言，但在运用证据规则，判断事实上完全错误。1.李根炳与程某去游泳是谁提议的。根据程某的陈述，当天天气热，程某关掉空调，说明他想去游泳，李根炳是不会游泳的，提出去游泳不符合常理。除程某的陈述笔录外无任何证据可证明李根炳提议去游泳，程某是本案当事人，作出有利自己的陈述与辩解必须要有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程某的陈述不可信，应予排除。2.到现场后是谁提议下河的。到现场后程某下河游了一圈，告诉李根炳水不冷，其真实意思是邀李根炳下河，程的催邀是酿成溺水死亡的直接原因。3.电瓶车所有人是周火英，周火英未加阻止并纵容其子驾电瓶车去游泳，也未问李根炳是否会游泳，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4.因被上诉人程某自顾自游泳，发现李根炳溺水时已过了几分钟，错过了最佳施救时间，李根炳的溺亡与程某、程金木、周火英的行为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程某的侵权责任应当由监护人承担。二、一审认定源口旅游公司无责，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1.源口旅游公司成立于2014年6月17日，当时挖深河道并截水，并人为修筑河道落差，以便漂流经营，致水位增高、水质变浑、河床复杂，且未设立任何警示标志和采取有效安全防范措施，存在重大危险性。2.2015年政府施工建设河道两侧防洪堤，拓宽河道只会使水流更加平缓，并未加大危险系数，故不能成为源口旅游公司免责的理由。3.源口旅游公司以河道为经营场所，对经营范围的安全具有法定义务。村委会、妙高街道管理范围与公司法定义务并不冲突，各有侧重，因而公司疏于安全管理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4.事发时护栏有两处缺口，李根炳、程某是从其中一个缺口下去游泳的，如有禁止游泳警示标志，他们也不会下河游泳。河道堤防管理所、源口村委会在河道两旁设立了“材脆易折”、“禁止捕鱼”的标志是公共资源管理行为，并非安全警示标志。源口旅游公司应当设立醒目的安全标识，而且标识内容应当明确，警示牌上注明设立单位的名称，这是法定义务。一审对上述事实认定及推断完全违背逻辑，认定事实与客观事实正好相反，故被上诉人源口旅游公司应当负法定赔偿义务。三、遂昌县河道堤防管理所所长周金龙的证言、《遂昌县山区河道管理承包协议》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性。从周金龙的证言可知，护栏被破坏是事实，源口旅游公司有义务在此处设立警示标识。《河道管护承包经营协议》与源口旅游公司经营安全责任是互不干涉相对独立的义务。《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与旅游公司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公司特种经营业务的安全义务由法定产生，渊源不同，追责主体自然有所区别。故免除源口旅游公司安全责任无法律依据。四、根据相关判例，与本案类似的情节基本上由被上诉人承担40%的赔偿责任，判例有据可查，虽不能直接引用，但可以参照。
被上诉人程某、程金林、周火英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李根炳下水，两分钟左右李根炳在水里挣扎，程某一看到李根炳被水冲走立刻大喊“救命”，并马上打电话报警。以上事实有程某、谢某、巫倩明在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为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李根炳系成年人，其应当对自己的水性及去野外游泳的危险性有正确的认知。在危险发生时，程某已经实施了呼救及报警的义务，作为未成年人，其已经实施了能力范围内的施救措施，故程某对李根炳的死亡并无过错，其监护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程某驾驶电瓶车载李根炳前往源口游泳的事实与李根炳溺水死亡的结果并无因果关系，故程某的父母亦无需在本案中承担监护不力的责任。
被上诉人源口旅游公司辩称：案涉的河道是天然河道，是常年泄洪的河道。本公司未对河道进行过挖深并截水，亦未修筑河道落差，致水位增高、水质变浑、河床复杂。河道两侧的堤防、堰坝及附属设施均系遂昌县河道堤防管理所所做，答辩人只是利用该河道开展漂流业务，并非该河道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且涉案事故发生的时间也不在公司的营业时间内，河道两侧均有水泥桩和防护铁链，水泥桩上也喷有警示标语，故答辩人对李根炳死亡无须负责。
李秀全、黄桂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因李根炳死亡产生的人身损害赔偿金1018740元（其中死亡赔偿金94474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丧葬费24072元），由被告程金林与周火英、被告源口旅游公司各承担50%的连带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四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根炳（1998年10月31日出生）系两原告儿子。被告程某（2002年3月27日出生）系被告程金林、周火英儿子。李根炳与程某系朋友关系。2017年7月6日下午，李根炳在程某家里玩，因天气闷热，李根炳提议去源口游泳。被告程某遂驾驶其母亲周火英所有的电瓶车搭载李根炳前往源口敬老院对面的河里游泳。两人到达河边后，程某把电瓶车停在路边，两人脱掉衣服下水游泳。程某下水后就往河中间游，李根炳因水较冷坐在河里的一块石头，往身上泼水以适应温度。过了一会儿，李根炳下水，两分钟左右李根炳开始在水里挣扎，之后便被水流冲至3、4米远的位置，不一会儿就沉到了水里。被告程某发现后，大声呼救，并立即上岸拨打电话报警。之后，遂昌县公安局妙高派出所及遂昌县消防大队到达现场并进行打捞，打捞上来时，李根炳已无生命体征。2017年7月7日，李根炳家属对法医确认的死亡原因无异议，并要求将尸体火化。另查明，被告源口旅游公司自2014年6月17日注册成立，主要经营漂流业务，事故发生时未营业。案涉河段系浙江省遂昌县松阴溪治理一期工程南溪标段的一部分，由遂昌县河道堤防管理所组织实施。该工程的主要内容为新建堤防、堰坝、部分河道的疏浚工程，主要目的为防洪、改善水环境。故案涉河段左右两岸均新建有堤防，设有水泥桩和防护铁链，并在河床上新建了堰坝，两侧的水泥柱上还喷射有“材脆易折”等警示标志。2016年3月1日。遂昌县人民政府妙高街道办事处与遂昌县妙高街道源口村民委员会签订遂昌县山区河道管护经营承包协议书一份，约定在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1日期间，由源口村委会对河道进行管护与经营。由此，源口村委会在河道两侧设立有“此河道禁止各种形式捕鱼”等警示标志。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程某和李根炳去河边游泳，事故发生时，李根炳已成年，其应当对自己的水性及去野外游泳的危险性有正确的认知。在危险发生时，被告程某已经实施了呼救及报警的义务，作为未成年人，其已经实施了能力范围内的施救措施，故被告程某对李根炳的死亡并无过错，其监护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两原告主张系程某驾驶其母亲周火英的电瓶车搭载李根炳前往源口游泳，被告程金林、周火英应承担监护不利的责任。该院认为，程某驾驶电瓶车载李根炳前往源口游泳的事实与李根炳溺水死亡的结果并无因果关系，故被告程金林、周火英亦无需在本案中承担监护不利的责任。两原告还主张被告源口旅游公司因经营需要对源口河道进行挖深并截水，导致水位增高、水质变浑，且未在岸边设立任何警示标志和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存在重大危险性，与李根炳的溺死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该院认为，从现有证据看，被告源口旅游公司并未对河道进行挖深及截水，河床中的堰坝亦非被告源口旅游公司所为，且遂昌县河道堤防管理所、遂昌县源口村民委员会均已在河道两侧设立水泥柱护栏、铁链等安全防范措施，并设立了“材脆易折”、“禁止捕鱼”等警示标志，李根炳作为成年人仍下水游泳，对该产生的损失不应由被告源口旅游公司负担，故对该主张，该院亦不予支持。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判决：驳回原告李秀全、黄桂花的诉讼请求。本案收取案件受理费2797元，由原告李秀全、黄桂花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程某、程金林、周火英、源口旅游公司是否应对李根炳的死亡承担责任。被上诉人程某与李根炳一起相约去河边游泳，李根炳系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自己的水性及去户外游泳的危险性有正确的判断。而程某作为未成年人，当其发现李根炳溺水时第一时间实施了呼救及报警行为，这一事实有公安机关对程某以及证人谢某、巫倩明制作的询问笔录证实，上诉人认为程某发现李根炳溺水后两分钟才呼救，与事实不符，故程某对事故的发生并无过错，无须对李根炳的死亡承担责任。程某驾驶其母周火英的电瓶车，搭载李根炳前往源口游泳的事实与李根炳溺水死亡的结果并无因果关系，且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周火英知道两人骑车去游泳而未加阻止，故程某的父母无须在本案中承担监护不力的责任。上诉人还主张被上诉人源口旅游公司因漂流需要对河道进行挖深并截水，导致水位增高，水质变浑、河床复杂，与李根炳的溺水死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纯属推测，故对上诉人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还认为受害人下水游泳处并没有安全护栏与禁止游泳的警示标识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案涉河道是天然河道，并无法完全封闭，遂昌河道堤防管理所、源口村委会已在河道两侧设立的水泥柱护栏、铁链等安全防范措施，并设立“材脆易折”、“禁止捕鱼”等标志，已经起到了警示作用，李根炳从缺口处下河游泳所造成的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94元，由上诉人李秀全、黄桂花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江云
审 判 员 金红萍
审 判 员 苏伟清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三日
代书记员 徐基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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