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民终5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同富，男，1957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淮安市清浦区，现住江�省淮安市淮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吉艳，江苏穿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富平，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新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岳兴武，男，1969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新沂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涛明，江苏东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季凤祥，男，1947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新沂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鲍田野，江苏众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成苏，女，1966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新沂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鲍田野，江苏众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鲍恩洋，男，1973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涛明，江苏东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姚同富因与被上诉人岳兴武、季凤祥、吕成苏、鲍恩洋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徐商初字第000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姚同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吉艳、潘富平，被上诉人岳兴武、鲍恩洋及其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涛明，被上诉人季凤祥、吕成苏及其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鲍田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姚同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姚同富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一、2011年12月20日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及补充协议无效，姚同富系许慎中小学合法所有权人。首先，签订2011年12月20日的联合办学协议时被上诉人已不是许慎中小学的股东，2009年姚同富与被上诉人等人签订的三份股份转让协议已履行完毕，姚同富就所欠股份转让金已向被上诉人出具欠条，股份转让金已转为欠款，双方之间仅为债权债务关系。一审判决将债权债务关系与合同关系相混同，认为合同没有履行完毕，认定错误。2009年的三份协议已全部履行完毕，所以不存在撤销协议之说。其次，2011年12月20日联合办学协议没有取得28名原始股东的授权，协议无效。签订2009年股权转让协议时，被上诉人有股东授权，但授权期限仅为一年，全体股东授权于2010年4月5日到期，签订2011年12月20日联合办学协议时，股东授权已到期，故协议无效。该联合办学协议仅有岳兴武、季凤祥、鲍恩洋、吕成苏四人签字，应为无效协议。其三，在一审诉讼中2015年6月5日交换证据时，被上诉人仅提供了19份原始股东的声明，还有一半原始股东没有追认协议有效，且其中仅13人到场�3名证人作证，并不是28名全体原始股东到场作证。即使存在追认，也为无效追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第三人有撤销的权利。”姚同富依法已行使了撤销权，原始股东的追认发生在2014年11月和2015年5月，是在姚同富撤销协议意思表示之后，根据法律规定追认应为无效追认。其四，原股东代表许绪冬没有参加合同的签订（许绪冬名下的原始股东为8人）。原始股东司旭、韩春雷、许绪冬三人不认可2011年12月20日的联合办学协议及补充协议。其五，2011年12月20日的联合办学协议虽然签订，但被上诉人并没有履行，没有将姚同富写的全部欠条还给姚同富。且并非所有原始股东认可联合办学协议，故仅在联合办学协议中约定欠条作废，不发生任何效力。没有退还欠条，欠款就没有转为被上诉人的股金，所以被上诉人不是股�，无权强占学校。其六、许慎中小学章程明确载明姚海霞为“许慎中小学的法定代表人”、“许慎中学的全额投资人”，章程具有公示效力，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被上诉人签订2011年12月20日的联合办学协议时清楚姚海霞在学校的身份，却没有取得姚海霞的同意，也未按许慎中小学章程规定经过三分之二以上董事通过的情况下签订协议，属于恶意签约，被上诉人不是善意第三人，协议无效。二、被上诉人强占学校，构成侵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退还学校，赔偿姚同富经济损失310万元，并承担学校被其占用期间的全部债务。因联合办学协议无效，姚同富为学校的合法所有权人。自2010年2月5日起被上诉人强占学校，垄断管理，占用学校收益，还将学校擅自转让，其行为严重侵犯了姚同富的合法权益，构成侵权。被上诉人应当赔偿2011年12月20日以后的损失，并自行承�强占学校期间的债务。
岳兴武、鲍恩洋二审辩称，姚同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姚同富的上诉。理由：一、联合办学协议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1、联合办学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协议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无效情形。2、姚同富上诉所称的合同无效的理由均不能成立。第一，2009年双方签订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未履行完毕。姚同富出具欠条的行为证明协议未履行，不能视为履行完毕，且协议未履行完毕的事实在2011年联合办学协议及补充协议中予以确认。退一步讲，即使2009年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已履行完毕，法律也不禁止回购转让的股权，2009年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履行完毕不影响合同的效力。第二，被上诉人有权签订联合办学协议及补充协议。一方面，2009年4月6日学校股东会决议学校股东并成五股运作（其他股东一律转为隐名股东），且在2010年4月18日学校原股东会议中上述隐名股东对被上诉人再次充分授权，被上诉人有权签订联合办学协议及补充协议。另一方面，姚同富没有证据证明隐名股东对联合办学协议及补充协议提出异议。第三，被上诉人是否有权签订联合办学协议及补充协议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影响的是合同是否具有可撤销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如姚同富认为联合办学协议及补充协议需要被上诉人代表的隐名股东追认，应当向隐名股东发出催告，在得不到追认后，再通知被上诉人撤销该联合办学协议及补充协议。事实上，姚同富既未发出追认催告，亦未发出撤销通知。姚同富在另案及本案中主张合同无效，不能视为已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催告及通知义务，不能视为行使撤销权。第四，许绪冬没有参加合同的签订，只导致合同对许绪冬没有约束力，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另外，一审中原股东司旭、韩春雷对涉案联合办学协议及补充协议明确表示认可。第五，联合办学协议及补充协议已实际履行。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退股金明细表》证明联合办学协议及补充协议在签订后已实际履行。再者，如协议未履行，姚同富可按协议要求被上诉人履行约定义务，但并不因此导致合同无效。第六，许慎中学章程不能影响合同的效力。该章程虽记载许慎中学系姚海霞一人出资举办，但该章程以及学校举办者未经当地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对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民终字第60号民事裁定书作出了认定。且事实上姚海霞并非出资人，章程亦未经被上诉人参与制定，章程没有且无权对股权转让作出限制，故联合办学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签订无需经过姚海霞或学校董事会的同意或书面授权，章程不影响�同的效力。二、被上诉人不承担侵权责任。1、本案属股权转让纠纷，姚同富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程序上只能就合同无效主张返还财产及过错赔偿，不能主张侵权责任。2、姚同富以学校所有权人主张侵权责任，该主张业经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民终字第60号终审裁定进行处理，本案姚同富提出该主张属于重复起诉，依法应予驳回。
季凤祥、吕成苏二审辩称：姚同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姚同富的上诉。理由：一、2009年4月6日被上诉人等全体股东举行股东会议，股东会通过决议由被上诉人等五名股东代表代为行使河南省漯河市许慎中学股东权益，该决议授予股东代表经营、决策等权利，该决议授权期限为一年。2010年再次举行全体股东会议，在认可2009年4月6日的决议基础上签订了补充协议，该决议授予被上诉人等五名股东代表继续行使股东权益，故被上诉人等五名股东代表所作出的的授权行为应该视为全体股东行为，被上诉人于2011年12月20日与姚同富签订的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姚同富原为许慎中学的股权受让人，但姚同富只是向转让股权的股东出具欠据，没有将股金实际给付转让人，后双方通过自愿协商于2011年12月20日签订了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约定姚同富与各股东股金转让欠据作废，恢复被上诉人在许慎中学的股份份额，姚同富不再担任学校的董事会负责人，其投资的62.5万元作为入股股金并确认了被上诉人的股金份额，姚同富所述其是许慎中小学的所有人是歪曲事实。被上诉人认为即使有他人侵犯许慎中小学合法权益的行为，其受害的主体也应该是单位，应当以受害单位作为原告提起诉讼，而不应该由姚同富来提出赔偿请求。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全体股东及被上诉人有任何侵权行为及过错行为，被上诉人等人代表的是27名股东行使权利，是合法有效的民事委托行为。二、姚同富与股东代表于2011年12月20日签订的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被上诉人没有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没有胁迫、欺诈与他人恶意串通行为。三、姚同富主张的要求被上诉人等人因侵权赔偿310万元的经济损失及承担许慎中小学债务无事实依据。
姚同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2011年12月20日双方签订的联合办学协议及补充协议无效；2、判令四被告赔偿姚同富经济损失310万元；3、判令四被告承担侵占许慎中小学期间的所有债务；4、判令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5月1日，姚同富与许慎中学股东代表岳兴武、季凤祥、吕成苏、许绪冬签订联合办学协议书，约定姚同富�购许慎中学股金652万元中的51%。
2009年5月8日，针对联合办学协议书，双方又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姚同富收购许慎中学652万元中的51%，分别于2009年5月20日支付10%（65.2万元），2009年9月20日支付15%（97.8万元），于2010年7月20日前支付余下的169.52万元，自2009年5月20日至2010年7月20日期间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期贷款利率一并支付。姚同富在支付第一笔转让款后，剩下的出具欠条。上述协议签订后，姚同富支付了第一笔转让款65.2万元，剩下的转让款267.32万元由岳兴武等人出具收条，姚同富出具欠条。
2009年6月28日，经许慎小学董事会表决通过了许慎小学章程，内容为：许慎小学由姚同富、姚海霞、鲍恩洋举办，董事长为姚同富、法定代表人为姚海霞。
2009年8月28日，根据编号为教民4115290500066号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许慎�学的负责人变更登记为姚海霞。
2009年9月6日，姚同富与岳兴武、季凤祥、吕成苏、许绪冬、鲍恩洋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姚同富收购许慎中学652万元中剩下的49%，于2011年8月15日前支付163万元，于2012年8月15日前支付156.48万元。协议签订后，姚同富即拥有学校的全部股权及管理权。
2009年10月10日，经许慎中学董事会表决通过了新的许慎中学章程，主要内容为：许慎中学系姚海霞一人出资举办，董事长为姚同富，董事为姚海霞、支勇，规定董事长是学校的法定代表人。
2009年12月8日，许慎中学向漯河市教育局提交《漯河市许慎中学法人变更申请》，主要内容为：因学校整体已经转让，申请变更学校法定代表人为姚海霞。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4月9日受理姚同富诉岳兴武、季凤祥、吕成苏、许绪冬、鲍恩洋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案号：（2010）徐商初字第0035号]，姚同富认为岳兴武、季凤祥、吕成苏、许绪冬、鲍恩洋终止上述联合办学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单方面接管学校，驱赶姚同富方派驻的工作人员，亦未按照承诺将学校法人变更过户到姚同富名下，属于根本违约，请求判令岳兴武、季凤祥、吕成苏、许绪冬、鲍恩洋履行合同义务即将学校变更过户并移交给姚同富，赔偿损失110万元，给付违约金200万元。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在协议签订后，岳兴武等人及时移交学校由姚同富进行管理，且已经履行了协助办理变更登记的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亦不应承担因违约之诉赔偿损失的责任。于2011年5月16日作出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姚同富的诉讼请求。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2011年12月20日，岳兴武、季凤祥、吕成苏、鲍恩洋、许绪冬作�甲方，姚同富作为乙方，双方在南京签订“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约定：双方先后签订的联合办学协议书、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因各种原因，致使协议未能落实，鉴于目前的实际情况，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撤销甲乙双方先后签订的联合办学协议书、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上述协议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不再执行。二、乙方姚同富与甲方各股东代表之间的股金转让欠条等手续一律作废。三、恢复甲方五名股东代表在学校的股份份额，并按各股东的出资比例在学校行使股东权利和义务。乙方不再担任学校董事会负责人，只作为董事会成员，以其投资到学校的65.2万元作为股金。乙方与学校的借款、工资等，待审核结算后，以实际数额按债权债务处理。四、甲方的股份归位后，许慎中学总股份仍为652万元整。各方所占许慎中学（含小学部）�出资份额分别为：季凤祥103.5万、岳兴武186.3万、鲍恩洋94.5万、吕成苏1**万、许绪冬94.5万，姚同富65.2万。五、恢复联合办学后，由甲方五名代表和乙方研究重新确定学校的组织机构及教学业务等各项具体工作措施。六、本协议签订后，小学部法定代表人须重新变更，法定代表人由全体股东另行商定。乙方（含乙方委派人员）所持学校账簿应尽快交到学校会计室。七、恢复联合办学后，双方均应摒弃前嫌，团结一致，以大局为重，以全体股东利益为重，以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为重。八、本协议一式六份，签字股东各执一份，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除许绪冬未到场签字外，岳兴武、季凤祥、吕成苏、鲍恩洋作为甲方股东代表签字确认，姚同富作为乙方股东签字确认。
同日，除许绪冬外，双方又签订“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补充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原股�代表许绪冬因故未能到场签字。不论未到场签字的许绪冬是否认可该协议，均不影响2011年12月20日甲乙双方签订的“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对已签字各方的约束力。已签字各方按照“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并享受各自的权利。
2013年8月8日，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姚同富诉岳兴武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姚同富认为许慎中学的原27名股东分组委托岳兴武、鲍恩洋、吕成苏、许绪冬、季凤祥为股东代表，与姚同富商谈许慎中小学转让事宜，并先后签订联合办学协议书、股份转让协议等。协议签订后姚同富支付了转让金。2010年年初岳兴武将姚同富委派到学校的管理人员、会计等全部辞退，独占学校、垄断管理并将学校所有收益据为己有，并擅自将许慎中学转让给漯河市召陵区中等专业学校。姚同富是学校的唯一股东，岳兴武其�权处置学校，转让合同无效。请求判令岳兴武赔偿经济损失300万元。姚海燕作为姚同富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庭应诉，在庭审中，在对岳兴武提供的上述2011年12月10日的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补充协议质证时，姚同富的意见是上述协议为无效协议，理由是2009年签订的联合办学协议书、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姚同富为许慎中、小学的唯一股东，岳兴武、季凤祥、吕成苏、鲍恩洋未得到其他股东的授权，且许绪冬未签名并向姚同富主张股权转让款。姚同富、姚海霞不但均未发表姚海霞系许慎中、小学的投资人的意见，也未提交姚同富与姚海霞于2009年9月10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该院认为2011年12月20日的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否有效，并不影响到姚同富主张2010年2月5日起计算至2011年12月20日期间的损失，遂于2014年10月22日作出（2013）徐民初字第0148号民事判决，判决岳兴武赔偿损失300万元。岳兴武不服该判决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认为姚同富作为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于2016年1月21日作出（2015）苏民终字第60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2013）徐民初字第0148号民事判决，驳回姚同富的起诉。
另查明：2013年7月，许绪冬以姚同富于2009年5月19日及9月6日出具的欠条将姚同富及其妻子桂同英诉到新沂市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认为：双方于2009年5月1日、2009年5月8日、2009年9月6日签订的联合办学协议、补充协议、股份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姚同富向许绪冬出具欠条，系在双方签订的联合办学协议、补充协议、股份转让协议后，姚同富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姚同富应按协议约定的还款时间偿还许绪冬的欠款。2011年12月20日，鲍恩洋、岳兴武、吕成苏、季凤祥四名股东代表与姚同富签订的“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虽约定双方此前签订的联合办学协议、补充协议、股份转让协议不再履行，姚同富出具给各股东代表的股金欠条一律作废，该协议内容只对签订协议双方的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作为股东代表之一的许绪冬未参与，未在该协议上签字，也未委托鲍恩洋、岳兴武、吕成苏、季凤祥等四名股东代表中的任何一人，许绪冬事后也不予认可，该协议对许绪冬并无约束力，该院于2014年1月6日作出（2013）新商初字495号民事判决，判决姚同富、桂同英偿还许绪冬欠款45万元及利息。姚同富不服上述判决，向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经审理后认为姚同富与鲍恩洋、岳兴武、吕成苏、季凤祥于2011年12月20日签订的“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虽约定此前姚同富向各股东代表出具的欠条一律作废，但当日又签订补充协议，并约定不论许绪冬签字与否�不影响上述协议对于已经签字的各方的约束力，因许绪冬并未在上述协议上签字，鲍恩洋、岳兴武、吕成苏、季凤祥四人亦未取得许绪冬的授权，事后许绪冬对上述协议的效力也不予追认，故上述协议对于许绪冬不具有约束力。于2014年6月3日作出（2014）徐商终字第0286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司旭、韩春雷亦向新沂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股权转让款，后自愿撤回起诉。
再查明：姚同富与姚海霞系父女关系。
一审审理过程中，姚同富明确联合办学协议及补充协议无效的理由为：1、2009年签订的联合办学协议及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已履行完毕，已无撤销的可能。2、2011年12月20日签订的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没有取得其他股东的授权。虽然在审理过程中，有部分股东到庭追认，但因为姚同富在这些股东追认之前已�出联合办学无效，依法行使撤销权，其他股东的追认不具有法律效力。3、原股东代表许绪冬及股东司旭、韩春雷均起诉向姚同富主张欠款，显然不认可该联合办学协议，协议无效。4、岳兴武等四人没有按照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的约定将姚同富出具的欠条归还，且协议约定的让姚同富作为股东参与学校经营也没有履行。5、许慎中、小学章程明确姚海霞为许慎中、小学法定代表人和全额投资人，在签订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时没有取得姚海霞的同意，更没有由董事会2/3通过。6、岳兴武等四人抢占学校，向姚同富逼债，姚同富被迫签订协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而合同成立是合同生否生效的前提，只有在确定合同已经成立以后，才能对合同是否生效进行判定。因此，应首先确定本案诉争的“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否已经成立，在此基础上判断两份协议的效力问题。
一、2011年12月20日“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及补充协议在姚同富与鲍恩洋、岳兴武、吕成苏、季凤祥之间依法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本案中，“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及补充协议由包括鲍恩洋、岳兴武、吕成苏、季凤祥作为甲方，姚同富作为乙方签名，而双方当事人对签名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因此，“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及补充协议在姚同富与鲍恩洋、岳兴武、吕成苏、季凤祥之间依法成立。
二、姚同富以诉称理由主张2011年12月20日“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及补充协议无效不成立。理由如下：
根据2011年12月20日“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的内容，可以确定以下几个事实：一�2009年签订的联合办学协议、补充协议、股份转让协议未全部履行；二是联合办学协议、补充协议、股份转让协议不再继续履行；三是姚同富已经支付的65.2万元转为股金，鲍恩洋、岳兴武、吕成苏、季凤祥、许绪冬恢复股东身份，共同参与许慎中、小学的经营管理；四是对出资份额进行确定，其中季凤祥103.5万、岳兴武186.3万、鲍恩洋94.5万、吕成苏1**万、许绪冬94.5万，姚同富65.2万；五是姚同富原基于受让股权出具的欠条全部作废。
第一，双方于2009年签订联合办学协议及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后，姚同富仅支付股权转让款65.2万元，剩余转让款并未实际支付，而是出具了欠条，不能视为已经履行完毕，且该事实姚同富已在已2011年12月20日“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中予以确认。故姚同富以2009年签订的联合办学协议及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已履行完毕为�，提出“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第二，2009年签订联合办学协议中的甲方即股权转让方是“漯河市许慎中学前股东代表（其他所有股东充分授权）”，说明姚同富对于鲍恩洋、岳兴武、吕成苏、季凤祥系许慎中、小学的股东代表在2009年签订联合办学协议时是明知的。在此之后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均是鲍恩洋、岳兴武、吕成苏、季凤祥作为股东代表进行签名确认，同时，姚同富就未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亦是向鲍恩洋、岳兴武、吕成苏、季凤祥出具欠条。在签订“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后，也仅是没有在该协议书上签名的许绪冬对股权转让款提出主张，虽然司旭、韩春雷也曾就股权转让款提出主张，但已经撤诉，且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司旭、韩春雷对“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明确表示认可。姚同富并未提供证据证�鲍恩洋、岳兴武、吕成苏、季凤祥所代表的股东对“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提出异议。故姚同富以鲍恩洋、岳兴武、吕成苏、季凤祥未得到其他股东授权为由，提出“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第三，虽然许慎中学董事会于2009年10月10日表决通过的许慎中学章程中，约定许慎中学系姚海霞一人出资举办，但是该约定只能在制定该章程的主体之间产生法律效力，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同时，是姚同富个人与本案被告签订相关协议受让了许慎中、小学的全部股权，姚海霞并未参与到姚同富受让股权的过程中。在姚同富受让全部股权后，认为岳兴武抢占学校存在侵权行为，也是以个人名义提起诉讼，要求岳兴武赔偿经济损失300万元。而姚海霞作为姚同富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在该案审理过程中不但未提出其系许慎中、小学的投资人的意见，也未提交姚同富与姚海霞于2009年9月10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更未对姚同富所主张的损失是否包括其损失提出任何意见。因此，姚同富以其女儿姚海霞系许慎中、小学法定代表人和全额投资人，在签订“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时没有取得姚海霞的同意为由，提出“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而本案诉争系基于许慎中、小学股权转让产生的纠纷，许慎中、小学的股权转让与否，并不属于学校经营管理的重大事项，无须由许慎中、小学董事会通过。故姚同富以“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未经许慎中、小学董事会通过为由，提出“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合同无效；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因此，即使存在合同一方当事人以胁迫手段订立合同，也只有在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下，所订立的合同才属无效；如果未损害国家利益，不属于合同无效的情形，合同另一方当事人享有撤销权或变更权。本案中，被告是否采取胁迫的手段签订“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并未损害国家利益。因此，姚同富以被告采取胁迫手段订立“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为由，提出“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第五，“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及补充协议中并未确定被告将姚同富出具的欠条归还，同时，“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中已约定姚同富出具的欠条作废，因此，欠条是否返还并不会损害到姚同富的合法权利。而在“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签订后，姚同富是否参与了许慎中、小学的经营管理，是协议的履行问题，并不会影响到该协议的效力，更不会成为确定该协议无效的理由。故，姚同富以被告没有按照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的约定将姚同富出具的欠条归还，且姚同富作为股东没有参与学校经营为由，提出“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第六，虽然“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上确定许绪冬为该协议的一方当事人，且内容涉及到撤销2009年签订联合办学协议及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而许绪冬并未对该协议予以确认并提起诉讼向姚同富主张股权转让款，但是根据该协议的内容，系恢复鲍恩洋、岳兴武、吕成苏、季凤祥、许绪冬的股东身份，并与姚同富共同经营管理许慎中、小学，而许绪冬提起诉讼向姚同富主张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只表明其要求继续�行与姚同富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因此，在许绪冬未对2011年12月20日“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进行确认的情况下，上述两份协议在姚同富与许绪冬之间不成立。但并不会影响到姚同富与鲍恩洋、岳兴武、吕成苏、季凤祥之间的合同成立，更不会影响到姚同富与鲍恩洋、岳兴武、吕成苏、季凤祥之间的合同效力。况且，姚同富与鲍恩洋、岳兴武、吕成苏、季凤祥还签订了补充协议，明确约定不论许绪冬是否认可“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均不影响“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对已签字各方的约束力，已签字各方按照“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并享受各自的权利。因此，姚同富以“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未经许绪冬认可为由，提出“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
三、因姚同富关于“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无效的主�不能成立，而该协议确定由鲍恩洋、岳兴武、吕成苏、季凤祥与姚同富共同经营管理许慎中、小学，因此，姚同富关于由鲍恩洋、岳兴武、吕成苏、季凤祥承担“许慎中学联合办学协议”签订后经营期间的债务并赔偿该期间内损失310万元的诉讼主张亦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姚同富的诉讼主张均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姚同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9140元，由姚同富负担。
双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姚同富提交以下证据：1、2009年5月21日许慎中学董事会会议纪�；2、2009年12月10日关于经办许慎中学经办者变更的申请报告；该两份证据来源于漯河市召陵区教育局。拟证明2009年5月被上诉人参与学校章程制定，且清楚姚海霞为许慎中学的法定代表人和全额投资人。（2010）徐商初字第35号民事案件审理中，许慎中学的章程由被上诉人作为证据提交，从而证实被上诉人清楚许慎中学章程规定的规则及姚海霞身份。故2011年12月20日的联合办学协议和补充协议未经姚海霞授权而签订，应属无效。3、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864号受理通知书，证明姚同富已就（2015）苏民终字第60号民事裁定申请再审。因最高人民法院已受理再审申请，故（2015）苏民终字第60号民事裁定的内容姚同富不予认可。
岳兴武、鲍恩洋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1、2、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证据1、2并不能证明姚海霞系许慎中学的投资人。姚�霞并没有出资许慎中学，姚海霞在姚同富起诉的相关案件中担任姚同富的诉讼代理人，姚同富主张其是许慎中学100%的投资人，对此姚海霞并无异议。对于学校出资人的认定并没有相关主管部门的确认。董事会会议上仅提到聘任姚海霞作为许慎中学的法定代表人，并没有确认姚海霞系唯一投资人的内容。证据3证实姚同富就（2015）苏民终字第60号民事裁定申请再审，但该裁定没有撤销之前是生效裁定，裁定认定的事实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季凤祥、吕成苏质证认为，对证据1、2、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院认证意见为，对于上述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因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证据2仅证实学校董事会人员的组成，但姚海霞并非许慎中学的实际投资人，�虽然担任许慎中学的法定代表人，但学校开办者之间的股权转让属于出资股东之间的内部事宜，并非学校对外经营管理范畴，不属于董事会决议决定的事项。姚海霞并非学校开办者，故其是否知悉和同意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并非是认定案涉联合办学协议及补充协议效力的依据。证据3仅证实最高人民法院受理姚同富的再审申请，但（2015）苏民终字第60号民事裁定系生效裁定，在未依照法定程序得以撤销的情形下，不应否定该生效裁定的法律效力。故姚同富二审所提交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争议焦点：1、2011年12月20日的联合办学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否无效；2、被上诉人是否应当赔偿姚同富的经济损失及承担姚同富所主张的被上诉人侵占学校期间对外债务。
本院认为：一、2011年12月20日的联合办学协议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理由：1、2009年4月6日，许慎中学的27名全体股东召开会议同意学校转让，并明确为便于学校管理现股东并成五股运作，每股推选代表组成五人领导小组，具体任务是转让学校和学校的经营管理，其他股东一律转为隐名股东。其后的2009年5月1日、5月8日、9月6日，姚同富与岳兴武、季凤祥、吕成苏、鲍恩洋、许绪冬五名股东代表分别签订联合办学协议书、补充协议、股份转让协议，就收购许慎中学51%股权、51%股权转让款的分期支付、收购剩余49%股权及分期付款达成协议，由岳兴武、季凤祥、吕成苏、鲍恩洋、许绪冬将该五人及其代为持有的其它股东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姚同富，姚同富除首期实际付款65.2万元外，对于分期付款所产生的其余转让款姚同富均是向该五人出具欠条，并未实际支付，因该五人在签约时均已取得其它股东的授权，故该五人实施的股权�让行为应当视为基于全体股东的意志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2、2010年4月18日，上述全体股东继续召开股东会议，同意该五人继续行使代表权利。2011年12月20日，姚同富与岳兴武、季凤祥、吕成苏、鲍恩洋签订案涉联合办学协议、补充协议，约定2009年的联合办学协议、补充协议、股份转让协议不再继续履行，姚同富已经支付的65.2万元转为股金，鲍恩洋、岳兴武、吕成苏、季凤祥、许绪冬恢复股东身份，共同参与许慎中小学的经营管理，并对出资份额进行确认。2011年12月20日的联合办学协议、补充协议实质是对此前的协议约定进行重新调整和安排，属于变更此前合同权利义务的约定，其内容为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岳兴武、季凤祥、吕成苏、鲍恩洋四人的缔约行为对于其分别代表的各自名下的其他股东亦具有法律约束力，且目�相关股东均未主张异议。五名股东代表之一的许绪冬未参加案涉联合办学协议、补充协议的签订，但其在事后仅对于自己实际持有的股权要求姚同富支付转让对价，故该联合办学协议对于许绪冬并不发生法律效力。但许绪冬名下所代持股份的股东并未要求撤销案涉联合办学协议或明确作出不予追认的意思表示，且补充协议中已经明确许绪冬是否认可2011年12月20日的联合办学协议，均不影响姚同富与岳兴武、季凤祥、吕成苏、鲍恩洋之间协议的有效性。故姚同富主张2011年12月20日的联合办学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法定无效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3、2009年5月1日、5月8日、9月6日的联合办学协议书、补充协议、股份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是由姚同富收购许慎中小学的全部股权，但姚同富实际仅支付了65.2万元股权转让款，�于剩余转让款均是向股东代表出具欠条进行确认，且至今未付清，虽然双方对于剩余款项未能支付的缘由存在争议，但在股权转让的主要对价未结清的情形下，姚同富主张2009年的联合办学协议书、补充协议、股份转让协议已经全部履行完毕，缺乏事实依据。况且，2011年12月20日的联合办学协议中已经明确在股权恢复至股东代表岳兴武、季凤祥、吕成苏、鲍恩洋之后，此前姚同富以股权转让款名义出具的欠条已经自动失去法律效力，故岳兴武等四人是否向姚同富交还欠条并不影响案涉联合办学协议书的有效性，姚同富以此为由主张2011年12月20日的联合办学协议不应得到履行，不符合当事人合同约定的本意。4、学校开办者作为投资人，可以基于自主意愿对于所出资持有的股权进行转让，此属于股东意志自治范围。姚同富、姚海霞系父女关系，本案现有证据证实姚海霞�非股权受让主体，其作为学校的董事会成员和法定代表人，无权否决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的合法性。综上，姚同富主张2011年12月20日的联合办学协议及补充协议应为无效且不应履行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因姚同富在案涉第一个争议焦点的诉讼主张不应支持，其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其个人经济损失及承担侵占学校期间对外债务的请求，欠缺法律依据，本院不应支持。
综上所述，姚同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9140元，由姚同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管 波
审判员 许俊梅审判员关倩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八日
书记员 杨 玉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