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中一法民二初字第728号
原告：中山市互动联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江陵西路1号远航大厦807号，组织机构代码692418001。
法定代表人：程琛琛。
委托代理人：黄佳俊，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张爱文，广东广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东益华广场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山市东区中山三路怡华大厦东座907A室，组织机构代码78578414X。
法定代表人：陈健仁，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胡冬勤、郭嫦娟，分别系广东弘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原告中山市互动联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被告广东益华广场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4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李静敏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程琛琛、委托代理人张爱文，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胡冬勤、郭嫦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1年9月，原告与被告经过协商共同签订了一份广告灯箱承包合同，双方就益华广场地下停车库（负一层）广告灯箱承包事项达成一致，合同约定原告拥有上述位置的开发、使用及转租权，承包时间为2011年10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止。合同签订后，被告却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原告已安装的广告灯箱拆除，并随即装上灯箱对外进行广告招租。被告行为严重违背了合同约定，侵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为此，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继续全面履行益华广场地下停车库广告灯箱承包合同；2.被告赔偿因拆除原告灯箱而致直接经济损失157163元；3.被告从2012年5月1日起至继续全面履行益华广场地下停车库广告灯箱承包合同之日止按每日3000元标准赔偿因其不履行合同而致原告遭受的预期利益损失；4.被告拆除自行安装并招租的30块广告灯箱；5.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原告营业执照；2.被告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3.益华广场地下车库广告灯箱承包合同；4.授权书；5.管理费及电费收据、发票；6.广告灯箱制作合同；7.广告灯箱制作商收据；8.电路安装及灯箱运输、安装费用单据；9.广告灯箱安装后的实景照片；10.中山市皇家状元坊红木家具有限公司广告发布合同；11.中山市中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广告发布合同；12.原告广告灯箱被被告拆除的照片；13.被告自行制作广告灯箱并招租的照片及其位置分布；14.益华广场广告位推广服务合同；15.广告灯箱承包合同所附的效果图；16.中山市德熙进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广告发布合同；17.海都茶庄广告发布合同；18.中国邮政中山分公司广告发布合同及付款凭证；19.招商手册、费用报销清单及收款单；20.被拆灯箱现状的照片。
被告辩称：一、被告从未拆除原告承包范围内的灯箱，原告所主张的30个广告灯箱位置不属于其承包范围，原告对此不享有开发、使用及转租权。首先，原告承包范围应以合同附件效果图即被告提交的“世纪广场负一层停车场出租广告位平面图”所示的广告灯箱位置为准，仅限于平面图所标示的259个中柱广告位，不包含原告主张的30个墙面广告位。原告提交的效果图仅为了体现广告灯箱的美观，与承包范围无关。虽“平面图”与合同中载明的“效果图”称谓不同，但并无本质区别，且结合合同第一条的主旨及上下文，效果图当然以确定原告承包的广告灯箱位置为目的。其次，授权书不能作为认定原告对诉争30个墙面广告灯箱位置享有承包权的依据。因授权书加盖的租务部印章并非被告的印鉴，且租务部印章仅限于内部使用，对外不具备法律效力；原告对平面图所标示的负一层259个中柱灯箱位置所享有的开发运营之权利，在于其为此支付了承包费，但其从未就负一层墙身及负二层广告灯箱位置支付对价，故对此不享有开发运营之权利。再次，承包合同约定的每月区区1万元承包费亦证明原告承包范围仅限于价格低廉的中柱广告位置，而不包括价值不菲的墙面广告位置。二、原告仅提供广告灯箱制作合同及灯箱照片，未提供实际履行合同的证据及灯箱安装过程的证据，无法证明其确曾安装诉争的11个广告灯箱；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该11个广告灯箱确由被告拆除，仅根据一组灯箱放置在地上的照片不能反映灯箱处于被拆除状态以及由谁拆除。三、原告主张的预期利益损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为支持其抗辩，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益华广场地下车库广告灯箱承包合同；2.广告灯箱承包合同效果图。
经审理查明：2011年9月22日，原告作为乙方、被告作为甲方，双方签订《益华广场地下车库广告灯箱承包合同》（以下简称灯箱承包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位于益华广场地下停车库（负一层）广告灯箱承包给乙方进行开发使用（电梯大堂内的广告位除外，如乙方有需求可协商），乙方拥有上述位置的开发、使用及转租权（附效果图）；承包期限由2011年10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止；乙方全面负责该位置的广告灯箱制作及广告招商工作，自负盈亏，并负责经营范围内所产生的电费；乙方每月向甲方支付承包费用，2011年10月1日至2011年11月30日为免租期，2011年12月1日至2013年11月30日承包费为每月10000元，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承包费为每月11000元，2014年12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承包费为每月12000元，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承包费为每月13000元；合同签订7天内乙方须交纳两个月租金作为保证金；如甲方无故提前终止合同或不履行甲方责任，甲方必须退回保证金（无息）给乙方，并赔偿乙方直接损失和客户的经济损失；此外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2011年10月3日，被告的租务部向原告出具授权书，授权书载明原告“为益华广场地下停车场唯一广告运营商，期限为2011年10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并加盖被告的租务部印章。
灯箱承包合同签订后，原告向广州市白云区亮欣灯箱工艺厂订购了一批价值270995元的LED超薄灯箱（其中90×120CM的106个，55×90CM的181个，300×160CM的7个，600×160CM的4个），运输并安装于益华广场负一层车库处，并按合同约定按时向被告交纳承包费和电费。此后，原、被告就安装于益华广场负一层车库中柱位置的灯箱均没有异议，但对安装于墙面位置的灯箱发生争议。原告称双方在签订灯箱承包合同前也一直有灯箱广告方面的合作，当时墙面已有少量的广告灯箱，但因生意清淡，被告发现无利可图，于是将整个负一层车库的广告开发独家承包给原告；在灯箱承包合同签订后，原告在益华广场负一层车库新安装了11个墙面灯箱（其中300×160CM的灯箱7个，单价为7800元；600×160CM的灯箱4个，单价为13680元），连同此前已有的7个墙面灯箱，原告主张被告共拆除其18个墙面灯箱并擅自安装上被告的灯箱对外招租。而被告则认为原告对墙面位置并无承包权，也没有拆除原告的灯箱。为此，双方协商不成导致成诉。
庭审中，原告向本院提交了灯箱承包合同所附效果图，该效果图以益华广场负一层车库为背景，配以中柱广告灯箱、墙面广告灯箱的电脑虚拟图片，以展现广告灯箱工程完工后的预期效果，但该效果图均没有原、被告签章确认。被告则主张灯箱承包合同所附效果图应以其提交的“世纪广场负一层停车场出租广告位平面图”（以下简称平面图）为准，该平面图以红圈标示了益华广场负一层车库的中柱位置。
关于该平面图的形成过程，被告解释称：“在双方签订灯箱承包合同时，被告提交的平面图作为附件已经存在，因法律意识淡薄，双方均未在平面图上签章。原告在提起诉讼时，仅提供承包合同而故意隐瞒了该合同附件即平面图。被告为还原事实真相，于2013年4月2日在打印有‘世纪广场负一层停车场出租广告位平面图2011年9月’的平面图上盖章后，由租务部职员林丽红在原告在场的情况下当面在该图纸上手写‘益华广场地下停车库（负一楼）广告灯箱承包效果图’并签名，然后当场交给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程琛琛，程琛琛在详细查看图纸及全部文字内容并经慎重考虑后，当场在平面图上签名确认并签署‘2013.4.2’之日期。”原告则否认签订灯箱承包合同时该平面图已存在，并表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程琛琛签名的时间为2013年4月2日，此时本案已进入法院诉前调解程序，该平面图的签名是在调解过程中形成的，且被告要求原告签名时声明只是要原告承认哪些广告灯箱没有被拆除，原告为继续与被告协商处理争议办法，便应被告要求签名，但该署名只是对广告灯箱现状的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的规定，该平面图因对原告不利，故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经查，原告于2013年3月1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及广东省政法委、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诉前联调工作机制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将本案移送诉前联调工作室进行调解处理，调解过程未形成相关笔录。因最终调解不成，本院于2013年4月15日正式立案受理。
另查，原告与其广告客户签订了如下合同：
1.2011年11月19日与中山市中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广告发布合同，广告发布期自2011年11月20日至2012年11月19日，发布媒体为往益华超市大厅电梯口300×160CM广告灯箱3个，合同价款为60000元；
2.2011年12月20日与中山市德熙进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广告发布合同，广告发布期自2011年12月15日至2012年12月15日，发布媒体为益华地下车库进出口处广告灯箱2个，合同价款为91200元；
3.2012年5月29日与海都茶庄签订广告发布合同，广告发布期自2012年6月1日至2012年12月1日，发布媒体为益华大出口左边墙体300×160CM广告灯箱1个，合同价款为9000元；
4.2012年7月26日与“中国邮政中山分公司”签订广告发布合同，广告发布期自2012年8月1日至2012年12月1日，发布媒体为益华地下车库进出口处300×160CM广告灯箱2个，合同价款为9800元，但该合同没有加盖“中国邮政中山分公司”的公章，只有“林嘉华”的签名。2012年9月3日，原告收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公司中山市分行的转账款项9800元；
5.2012年8月27日与中山市中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广告发布合同，广告发布期自2012年11月20日至2013年11月19日，发布媒体为往益华超市大厅电梯口广告灯箱3个（300×160CM的灯箱2个、300×130CM的灯箱1个），合同价款为60000元；
6.2013年2月26日与中山市皇家状元坊红木家具有限公司签订广告发布合同，广告发布期自2013年3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发布媒体为益华广场负一层车库中柱广告灯箱260个（120×90CM、90×55CM），合同价款为750000元。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灯箱承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本案中，原告在诉讼请求中主张继续履行合同及赔偿损失是基于认为被告违约为前提，而广告灯箱承包范围则是关乎被告是否违约的争议焦点。针对该争议焦点，本院将在以下作详细阐述。
一、关于被告提供的平面图的可采性。被告在诉讼中以平面图作为反驳原告的关键证据，故首先判定该证据的可采性。本院认为，经原告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平面图虽是在诉前调解阶段形成的，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的规定，要否定该平面图的证明效力，原告必须证明其在平面图上签字的行为是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而作出妥协。庭审中，经本院询问原告法定代表人在平面图上签字的原因，其回答称“当时被告要求我方确定哪些灯箱还没有被拆除，所以才签了名”。可见，原告在平面图上签字如其所述也只是由于误解，而并非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的妥协。故原告主ＸＸ面图不能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原告提交的效果图以及被告提交的平面图的证明力。一方面，原告以电脑虚拟效果图、合同中使用了“独家承包”的字眼、被告出具的授权书中指定原告为“益华广场地下停车场唯一广告运营商”等一组证据为依据，主张其承包范围为益华广场负一层车库包括中柱及墙面等整个可开发的合理空间。本院认为，首先，原告的效果图没有双方签章确认；其次，“独家承包”显然是排除第三方承包权，但被告作为广告灯箱位置的“发包”方，能否保留自己的经营权利也有待斟酌；再次，授权书中指定原告为“益华广场地下停车场唯一广告运营商”，但益华广场地下停车场包含负一层及负二层，原告依据合同约定显然并不享有负二层的承包权，因此该授权书的表述是不周延的。另一方面，对于被告提交的平面图，经本院两次询问原告法定代表人在签名时是否已有“世纪广场负一层停车场出租广告位平面图2011年9月”打印内容存在，原告仍没有表示肯定或否定，并称“该平面图夹在很多资料里面，没有仔细看，不记得是否有这行字”。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二款“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的规定，应认定原告法定代表人在平面图上签字时已有上述打印内容存在。按照一般理解，“世纪广场负一层停车场出租广告位平面图2011年9月”的内容并不产生“未拆除灯箱现状”的歧义，因此原告主张签字行为只是对未拆除灯箱位置的确认的辩解，本院不予采信。另外，原告主张其签名时并没有“益华广场地下停车库（负一楼）广告灯箱承包效果图”的手写内容，是被告之后加上去的，经本院询问其是否申请笔迹形成先后鉴定，原告也明确放弃鉴定申请。因此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签字确认应当已经充分知悉并理解平面图上载明的内容，系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应认定为对益华广场负一层停车场出租广告位的确认。综上，被告所提交的有原告签名确认的平面图是直接证据，其证明力大于原告所提交的上述证据。
三、关于被告对原告开发墙体灯箱广告是否存在默示。原告以其与客户签订的广告发布合同及广告灯箱的照片作为证据，以证明原告一直依墙体开发灯箱广告，被告对原告在墙体上铺设电路、安装广告灯箱以及招商、布设广告等一直都没有提出异议。除了与“中国邮政中山分公司”签订的广告发布合同外，原告均未能在举证期限内提交其余广告发布合同实际履行的付款凭证或己方开具的发票，仅凭广告灯箱的照片无法辨别灯箱所处的地点是否在益华广场负一层车库，同时由于原、被告承认在签订灯箱承包合同前双方已有合作，因此也无法判断灯箱悬挂的时间是否在合同期限内。关于原告与“中国邮政中山分公司”签订的广告发布合同，该合同只有个人签名而没有加盖“中国邮政中山分公司”的公章，无法确定合同的相对方是中国邮政集团下属的储蓄银行还是物流速递公司，因此该合同与付款凭证之间并非能唯一对应。综上，原告未完成其在签订灯箱承包合同后一直依墙体开发灯箱广告的举证责任，对被告的默示行为更无从谈起，为此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
四、以承包成本推定合理的承包范围。原告在提交本院的书面代理词中提到，原告订立合同是为了盈利，如果将原告承包范围仅限于中柱广告，原告将出现严重亏损，具体计算如下：原告为此合同投入的直接成本为1198347.60元（其中管理费依合同为672000元，电费以2011年11月～2012年10月实际发生电费的平均数乘以合同期限数为2262.41×60=135744.60元，灯箱制作成本为270995元，安装费为119608元），原告将柱体广告灯箱全部租给中山市皇家状元坊红木家具有限公司，租期从2013年3月1日至合同期满，价款为750000元，如合同不含墙体广告灯箱，则原告不计工资、税金损失的直接损失为448347.60元。为此，原告认为涉案合同不仅含柱体广告灯箱，只有包含墙体广告灯箱，原告才有利可图。本院认为，首先，原告既然主张一直依墙体开发灯箱广告被告一年多以来没有异议，那么也应当将此前墙体灯箱的既得利益230000元计算在内；其次，由于原告提交的运输、安装费用的单据均为收据，有部分连收款单位的盖章都没有，该证据的证明力小，无法确定运输、安装的实际支出；再次，从2011年9月签订灯箱承包合同起至2013年3月1日原告把柱体广告租给中山市皇家状元坊红木家具有限公司这段期间，从现有证据来看所有柱体广告灯箱都处于闲置状态，因商业风险不可避免，原告从涉案合同中是否能盈利，并不仅和承包范围是否包含墙体有关，更与原告的经营是否得当、出租定价能否实现利益最大化有关。因此，原告以自身经营亏损来推定承包范围包含墙体是有违逻辑的。反观原告在其招商手册中提到“处于中山最中心商业圈的中山益华百货地下车库，因其条件优良、精英人士频繁出入、信息发布迅速成为了优先考虑的地点”，且原告主张每个墙面灯箱每月的预期利益高达3000元，若承包范围包含260个中柱灯箱位及30个墙面灯箱位，那么灯箱承包合同中仅约定每月10000元的承包费用显然与其所具有的巨大商业价值严重失衡。
综上所述，本院认定本案中原告对广告灯箱的承包范围为益华广场负一层停车库中柱广告位，并以被告提交的平面图中以红圈标示的位置为准。原告不享有上述位置以外的承包权，故原告所主张的诉讼请求，理据不充分，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八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七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中山市互动联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6880元，减半收取8440元，由原告中山市互动联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该款原告已预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静敏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五日
书记员 龙光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