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民终字第6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镜华。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媛媛。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杨宝琴。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镜萍。
委托代理人唐发兴。
上诉人沈镜华、沈媛媛因与被上诉人姚镜萍人格权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3）杭上民初字第16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4年2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沈阿茶与姚财荣系夫妻，生育一子三女，根据双方婚前约定，次子即沈镜华随母姓“沈”，其余三女包括姚镜萍随父姓“姚”。沈媛媛系沈镜华女儿，即沈阿茶的孙女。2011年4月14日，沈阿茶去世，姚镜萍操办沈阿茶在龙居寺陵园的墓碑事宜，经与陵园方确认，沈阿茶墓碑字样中将一子三女及孙女的姓均予以隐去，保留了婿、媳及外孙子女的姓，即沈镜华、沈媛媛在碑文上的姓名体现为“子镜华”、“孙女媛媛”。现沈镜华、沈媛媛认为姚镜萍的行为侵犯了其姓名权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姚镜萍更换沈阿茶的墓碑，将墓碑上的姓名更改为“沈镜华”及“沈媛媛”，墓碑更换费用由姚镜萍承担；2.判令姚镜萍向沈镜华、沈媛媛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1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侵权责任是指侵权行为人因实施侵权行为而依据侵权责任法所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当事人主张他人承担侵权责任的要举证证明对方有侵权行为，造成损害后果，两者存在因果关系及主观上存在过错。本案中沈镜华、沈媛媛同意在墓碑上体现自己的名，但主张要同时体现自己的姓氏，该院认为，将至亲子女及孙子女的姓隐去以区别于婿、媳及外孙子女，更彰显子女及孙子女与死者的亲密关系，这是一种社会风俗。姚镜萍遵循了一般的社会风俗习惯，在履行子女义务为母亲建墓立碑时一视同仁，将一子三女及唯一的孙女的姓氏一并隐去，并正确体现了沈镜华、沈媛媛的名，并不存在侵权行为。沈镜华、沈媛媛的诉讼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据不充分，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沈镜华、沈媛媛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实际收取25元，由沈镜华、沈媛媛负担。
宣判后，沈镜华、沈媛媛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姚财荣系入赘，婚前与沈阿茶约定，不论男女，第一胎随父姓，第二胎随母姓，上诉人沈镜华排行第二，按约定随母姓，其余三个女儿均随父姓。沈阿茶去世后，被上诉人姚镜萍未经其他继承人同意，将沈阿茶的14张定期存单（计258000元）恶意转移，并支取工商银行的定期存单72000元占为己有。姚镜萍未与沈镜华商量，擅自购买龙居寺的墓穴。直至2011年11月19日姚镜萍才电话告知沈镜华，沈阿茶骨灰将在次日下葬，沈镜华把自己、妻子、女儿的全名写法发了一条短信给姚镜萍，实际上姚镜萍对沈镜华一家的姓名都是知道的。后在沈阿茶骨灰下葬当日，才发现墓碑上只刻着“子镜华”而没有姓氏，上诉人沈媛媛也没有姓氏，只刻着“媛媛”，但其余外孙及外孙女均刻着姓氏。事后上诉人沈镜华与龙居寺公墓管理处沟通，管理处提供了当时被上诉人姚镜萍填写的造墓申请书和龙居寺陵园碑文（墓志铭）填写单各1份，管理处认为此事完全是被上诉人姚镜萍所为，墓碑上所有信息都是被上诉人姚镜萍提供并确认无误的，墓碑的填写没有一贯的格式，写与不写姓氏完全尊重申请人的意愿。两上诉人认为，传统的中国家庭一般只有一个姓氏，但上诉人家庭比较特殊，子女分别随父母姓。墓碑的署名体现出署名者与逝者特定的身份关系，被上诉人姚镜萍故意不正确标明上诉人的姓名，使人误以为两上诉人皆姓姚，侵害了两上诉人的姓名权，伤害了两上诉人的感情，严重侵犯了沈媛媛作为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姚镜萍违背生母的意愿，故意在墓碑上大做文章，不仅使沈阿茶的名誉受到侵害，也使得沈镜华与生父姚财荣的父子关系渐趋紧张。国家法律规定，在使用他人姓名之时，应当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否则构成侵权。被上诉人姚镜萍在未征得两上诉人同意的情况下，故意隐去两上诉人的姓氏，显然侵犯了上诉人的姓名权。一审法官认为被上诉人的做法符合“一般的社会风俗习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姚镜萍的上述侵权行为对两上诉人的工作、学习和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侵害，依法应当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综上，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两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姚镜萍答辩称：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恶意转移母亲全部存款与事实不符，因相关存款均以母亲名义办理，母亲去世后，相关手续较为繁琐，因此，被上诉人在征得父亲同意的情况下，与姚镜秋一起提取存款并存入父亲账户。工商银行定期存单72000元并非被上诉人占为己有，为办理母亲后事，经父亲同意，被上诉人三姐妹提出将该72000元作为料理后事的备用金，由大姐姚镜秋保管，由姚镜秋、姚镜萍一同办理取款手续，只是由被上诉人姚镜萍签名而已。当时姚镜秋曾致电上诉人沈镜华，要求前来商议丧葬事宜，但上诉人口头答应但最终没有前来。因此，并非被上诉人等姐妹不与上诉人沈镜华商议，而是其拒绝与姐妹商议。关于购买公墓的问题，三姐妹曾陪同父亲看了几个公墓，父亲选中了龙居寺墓穴，后由大家一致商议最终选定该墓穴，被上诉人是受父亲的委托去办理此事，被上诉人没有因此收取额外的人工费或是交通费。另外，被上诉人曾致电上诉人沈镜华征询其意见，上诉人同意按父亲的意思办，并没有其他特别的交代。因此，并非是被上诉人擅自购买。关于碑文之事，将至亲子女及孙子女的姓隐去以区别女婿、媳及外孙子女，更彰显子女及孙子女与死者的亲密关系，这是一种社会风俗。被上诉人是遵循了一般的社会风俗习惯，在履行子女义务为母亲坟墓立碑时也一视同仁，将一子三女及唯一的孙女的姓氏一并隐去，并正确体现了两上诉人的名字，并不存在侵权行为。两上诉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另外，上诉人在三年来从没跟被上诉人沟通碑文之事。父亲姚财荣已84岁，年老多病，经常挂急诊，住院看病，还有其他大小事宜，均由被上诉人姚镜萍、大女儿姚镜秋、小女儿姚镜妹及各自丈夫照顾料理，上诉人沈镜华甚少前来探望。母亲去世将近3年，上诉人沈镜华只前来探望过3次，且转一下就走。1998年父亲姚财荣与上诉人沈镜华房屋拆迁后，在长达三年的时间内上诉人沈镜华未前来探望父母，不履行赡养义务。母亲去世后，上诉人沈镜华不顾父亲有心脏病的事实，多次威逼父亲要求交出所有存款，在没有达成目的的情况下，对父亲不闻不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二审期间，两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1年11月19日手机短信，欲证明沈镜华已经通知姚镜萍墓碑上刻字的内容，姚镜萍回复了母亲墓地的地址；2.2013年7月4日手机短信，欲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一家关系不好，进而证明被上诉人在墓碑刻字一事上不慎重。经质证，被上诉人姚镜萍对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证据2是在墓碑立好以后发生的，与本案无关。
被上诉人姚镜萍向本院提交姚财荣、姚镜秋、姚镜妹的证人证言（书面）两份，欲证明被上诉人系接受父亲委托办理母亲银行存单的提取及更名、母亲丧葬和墓碑撰文等事宜。经质证，两上诉人对于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遗产事宜与本案无关，母亲墓地是由父亲和三个女儿操办的，没有和上诉人商量。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对方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以上证据均予以采信。
根据有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二审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姚镜萍作为逝者沈阿茶的女儿，接受父亲姚财荣的委托操办母亲的丧葬事务。逝者丧葬事务的办理，除了应当符合国家法律、政策的规定，还应当尊重历史传统、民族习惯和社会风俗，体现法律、道德、亲情、伦理的融合。具体到案涉的坟墓碑文的撰写问题，姚镜萍作为丧葬事务的执行人，将逝者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儿媳、女婿等亲属姓名篆刻于碑文上，为防止出现错误，姚镜萍在事前还特意要求沈镜华提供一家三口姓名的具体写法，这体现了姚镜萍对丧葬事务的谨慎态度。现两上诉人主张姚镜萍故意将其姓氏隐去，致使外人误以为两上诉人也姓“姚”，侵害了两人的姓名权，对此本院认为，所谓姓名权，是指公民享有的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并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的权利。姚镜萍将包括两上诉人在内的逝者沈阿茶的全部子女、孙子女的姓都隐去，仅具名，意在表示与逝者的亲密关系，该作法与传统习俗相符，并不构成对两上诉人姓名权的侵害。综上，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实体处理妥当，应予维持；两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沈镜华、沈媛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辉
审 判 员 余江中
代理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