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三中民（商）特字第14941号
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姚正安，男，1965年8月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曹然，河南恒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号庄胜广场中央办公楼北翼*层。
负责人郝建亚，主任。
委托代理人刘建民，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吕永博，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人姚正安申请撤销北京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仲裁委）（2014）京仲裁字第0446号裁决一案，本院于2014年11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周荆担任审判长，法官邢军、法官霍思宇参加的合议庭，并于2014年11月18日召集申请人姚正安与被申请人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鑫诺律所）进行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姚正安申请称：北京仲裁委于2014年7月21日作出（2014）京仲裁字第0446号裁决，要求姚正安向鑫诺律所支付法律服务费12万元和仲裁费20924.59元。姚正安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具体如下：
一、没有仲裁协议。北京仲裁委受理仲裁申请的依据是姚正安与鑫诺律所于2008年12月1日签订的《法律服务委托协议（非诉项目）》（以下简称《委托协议》）中的仲裁条款，但姚正安并不是该《委托协议》的签约主体。该《委托协议》的签约主体为姚正安与鑫诺律所，并不存在第三方。乙方鑫诺律所作为一方主体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甲方。《委托协议》开头显示：“甲方：1、百泉水泥建材厂，法定代表人姚正安；2、姚正安，水泥厂股东代表。”甲方是百泉水泥建材厂还是该厂股东代表姚正安并不明确。从《委托协议》的目的和内容来看，显然应该是前者，绝对不可能是后者。既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鑫诺律所以后者为被申请人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就没有法律依据，北京仲裁委不应受理其申请。就算是前者和后者共同构成甲方主体，也应将两者共同作为被申请人方可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单将后者作为被申请人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同样没有法律依据。
二、鑫诺律所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双方之间的纠纷是法律服务合同纠纷，《委托协议》当然是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鑫诺律所在姚正安已经签字的一式两份《委托协议》上盖章后并未按《委托协议》第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将其中一份交给姚正安，而是故意向姚正安隐瞒这一重要证据，致使姚正安不了解《委托协议》的具体内容，不能向有关部门申请撤销或确认无效，严重影响了案件的公正裁决。
三、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1.法律意见书系伪造，2008年12月1日是姚正安在河南省辉县市的签字日期，该地距北京6**多公里，鑫诺律所将《委托协议》拿回去盖章当天就做不到，但鑫诺律所的法律意见书却于当天就出具了，该意见书显然系伪造而成；2.论文系伪造，鑫诺律所律师发表的论文是法律意见书的翻版，同样是伪证，且与本案《委托协议》无关；3.郭学福的《情况说明》系伪造，首先，鑫诺律所并未召开会议提示姚正安规范言行；其次，郭学福并未收到姚正安的协议和法律意见书，更未将相关事项告知姚正安。
四、仲裁违反了法定程序。1．北京仲裁委在送达方面存在瑕疵。仲裁期间，姚正安未见到过相关的文书、通知和材料，未答辩、未出庭，仲裁庭偏听偏信作出了错误裁决，这都是送达方面的瑕疵造成的；2．仲裁庭在质证和认证方面存在瑕疵。2014年7月1日，鑫诺律所向北京仲裁委提交了1份更正说明，对姚正安的身份信息作了更正。北京仲裁委接受了该份证据，但却没有将这一情况通知姚正安。《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三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对于当事人当庭或者开庭后提交的证据材料，仲裁庭决定接受但不再开庭审理的，可以要求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提交书面质证意见。”很明显，北京仲裁委违反了这一规定，导致姚正安丧失了仲裁程序中的质证、辩论和最后陈述的机会，影响了案件的正确裁决。
五、仲裁裁决本身存在多处错误。1.《委托协议》效力认定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二十六条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鑫诺律所作为承诺人，故意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在《委托协议》上盖章后并未通知要约人百泉水泥建材厂，更未将后者应当持有的合同送达给后者，因此，其承诺从未到达要约人。既然承诺未到达要约人，那么承诺就未生效；既然承诺未生效，那么合同就未成立；既然合同未成立，那么合同就不可能生效。《委托协议》第六条第二项有“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的字样，但不能据此认定《委托协议》已对甲方生效，因为该字样后的标点符号是逗号而不是句号，紧接着还有“正本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内容。迄今为止，由于乙方的原因，甲方仍未执有《委托协议》正本，因此，该《委托协议》不可能对甲方生效。别说鑫诺律所没有将盖过章的《委托协议》送达甲方，就算送达了，《委托协议》也应当认定无效。涉案企业根据国家文件获得国家奖励是顺理成章的事，并不存在任何障碍，但《委托协议》的介绍人和鑫诺律所却谎称存在障碍，诱使姚正安在《委托协议》上签了字，企图分得中央财政奖励资金的30%（约90万元）。这属于以欺诈手段订立《委托协议》，损害国家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该《委托协议》无效；2.《委托协议》是否履行认定错误。仲裁庭第一次庭审之前，鑫诺律所一直认为其所谓的服务对象的名称是“新乡市百泉水泥建材厂”，第一次庭审后才发现这一名称错误，进行了书面更正。第二次庭审时在仲裁庭的提醒下，该所又发现姚正安的身份证号码错了三位数，后来也进行了书面更正。连服务对象的名称和身份信息就没有搞清楚，不可能提供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第三条第四项规定：“甲方单位采取特别授权的形式，委托乙方律师全权代表甲方争取中央财政的奖励资金，甲方单位和股东代表应认可代理结果。”而本案的实际情况是：鑫诺律所律师根本未代表甲方争取奖励资金。因此，鑫诺律所根本未按约履行《委托协议》义务；3.结论错误。按照鑫诺律所的说法，其提供法律服务的价值在于克服姚正安申报中央财政奖励资金被拒的法律政策障碍，但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其所说的申报障碍。关于法律服务的费用问题，《委托协议》第四条第一项规定“甲方同意在（乙方代理）争取的资金奖励到帐后三日内，按到帐资金总额30%的标准向乙方支付法律服务费”。由于鑫诺律所根本未代理甲方争取资金，更未代理甲方争取到资金，因此，本案不存在支付法律服务费的问题。该条第二项规定“双方约定本项目实行风险代理，甲方不再承担前期费用。项目运作未成功，前期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本案中，仲裁庭也认为鑫诺律所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帮助百泉水泥建材厂取得了中央财政奖励资金，也就是说，该所没有完成“项目运作成功”的举证责任。既然如此，当时的仲裁申请人鑫诺律所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自行承担相关费用。但令人费解的是，仲裁庭却裁决姚正安支付法律服务费12万元（略高于奖励资金的4%），没有任何依据。事实上，项目运作确实没有成功，也不可能成功。因为《委托协议》委托事项是“争取中央财政对小水泥关闭企业的奖励资金”，国家对企业关闭行为不可能有任何奖励政策。涉案企业得到中央财政奖励资金是因为其后来淘汰了落后产能，而不是先前被当地政府关闭。还需要指出的是，该12万元由姚正安个人支付，没有任何依据。《委托协议》第五条第四项规定“甲方单位和股东代表对乙方的赔偿和支付行为负连带责任。”，姚正安也在股东代表栏签名，但甲方单位百泉水泥建材厂是集体企业，没有股东，更没有股东代表，姚正安当然也不是股东代表，既然不是股东代表，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另外，该条规定的是“对乙方的赔偿和支付行为负连带责任。”也就是说，如果乙方需要作出赔偿和支付行为时，甲方单位和股东代表对该行为负连带责任。本案中，鑫诺律所并未产生赔偿和支付行为，甲方单位和股东代表当然无需承担责任。并且，该《委托协议》文本是鑫诺律所提供的格式条款，姚正安的这一理解于法有据；4.仲裁费用分担错误。鑫诺律所申请仲裁时的请求数额为本金88万余元、利息16万余元，两项合计104万余元，仲裁庭经过审理后仅支持了12万元，另外的92万余元未支持。《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四十五条第（二）项规定，仲裁费用原则上由败诉的当事人承担；当事人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由仲裁庭根据当事人责任大小确定其各自承担的比例。根据这一规定，鑫诺律所应承担90%的仲裁费用，本案姚正安应承担10%的仲裁费用；但仲裁庭却仅仅让该律所承担了40%的仲裁费用，而让本案的姚正安承担了60%的仲裁费用，仲裁庭偏袒对方的用意十分明显。
六、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本案涉及到国家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问题，涉及到国家财政奖励资金的用途和分配问题，也涉及到河南省辉县市水泥行业的转型发展问题，毫无疑问，这些都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范畴。2006年初，包括涉案企业在内的20多家水泥企业被当地政府责令关闭，但当时仅仅是拉闸断电，使得各企业无法生产水泥。该关闭行为只是当地政府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与本案没有关联。事实上，当时各企业的水泥产能都还具备，并未受到影响。2006年3月14日十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０％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０％的约束性指标。全国上下加强了节能减排工作，国务院发布了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制定了促进节能减排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各地区、各部门相继做出了工作部署，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当年全国没有实现年初确定的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的目标，加大了“十一五”后四年节能减排工作的难度。为此，国务院于2007年5月下发了国发（2007）15号文件即《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根据该文件精神，财政部于2007年12月下发了财建（2007）873号文件，印发的《淘汰落后产能中央财政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对“十一五”期间经济欠发达地区淘汰落后产能给予奖励。因为这些文件是逐级下发给各级政府的，当时企业并不知道这些消息。2008年12月份，原先为各企业因被当地政府关闭而维权的律师窦文烈给姚正安打电话，说北京的刘建民律师可以帮企业争取到中央财政奖励资金，实行风险代理，无须前期费用，奖励资金到位后按30%支付律师费。姚正安就于2008年12月1日在刘建民律师提供的《委托协议》上签了字，因为在场的人比较多，姚正安对协议的内容也没有细看。当时刘建民律师说拿回去盖上鑫诺律所的公章后再送给姚正安1份，但从此以后就一直没有了消息。2009年2月份，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政府通知涉案企业前去填写企业申报材料，姚正安当时还以为是刘建民律师起了作用，后来才知道是国务院和财政部下达了相关文件，政府是在按中央文件办事。由于涉案企业淘汰产能的时间是在2008年7月（“十一五”期间），符合奖励条件，奖励资金最终核拨到位。该资金不是对先前当地政府按地方文件关闭企业进行的奖励，而是对后来按国家文件淘汰落后产能进行的奖励。与涉案企业同样享受中央财政奖励资金的还有符合条件的其他水泥企业和其他行业的企业。涉案企业按财政部文件获得中央财政奖励资金并不存在任何障碍，但鑫诺律所却谎称存在障碍，在姚正安不知道国家下达了相关奖励文件的情况下，让姚正安在事先拟订好的协议上签字，之后既不向姚正安送达盖过公章的协议，也不向涉案企业提供法律服务，更没有以涉案企业代理人的名义向有关部门提出交涉。在涉案企业自行申报奖励资金成功后却要求其支付30%的律师费用（约90万元），有违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仲裁庭对鑫诺律所的请求却偏听偏信，裁决姚正安向其支付12万元律师费，并承担2万余元仲裁费，两项共计14万余元。与涉案企业遭遇相同的企业在河南省辉县市还有20家，若每家损失14万元，一共就是280万元，这在当地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更重要的是，鑫诺律所根本就没有为姚正安提供任何法律服务，不应该收取任何费用。中央财政之所以拿出资金奖励淘汰落后产能，是为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该资金奖励给企业是用来偿还债务、安置职工的，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均无权分配。《淘汰落后产能中央财政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对于违反规定，有虚假冒领、截留、挪用奖励资金或其他违规行为的，财政部将追回资金。同时，按照国务院《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的规定进行处理，并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第二十条规定：省级财政部门应结合当地实际，加强资金监督管理，确保奖励资金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北京仲裁委却不顾本案的基本事实，不顾中央的文件精神，裁决姚正安按奖励资金的一定比例支付律师费用并承担仲裁费。这完全违背了中央财政奖励资金的设立初衷，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同时本案不仅仅是一个案件，还有20家企业也将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如果本案的仲裁裁决不能撤销，还会有类似的悲剧不断上演，这会严重影响河南省辉县市水泥行业的转型发展，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综上所述，姚正安请求撤销北京仲裁委（2014）京仲裁字第0446号裁决。
鑫诺律所答辩称：作为合同一方，姚正安不参加仲裁审理，而在仲裁庭裁决后提起诉讼，是严重的不诚信行为。1.关于没有仲裁协议，鑫诺律所认为2008年12月1日签订的《委托协议》中有明确具体的仲裁条款，这本身就是仲裁依据；2.关于仲裁申请人主体资格问题，《委托协议》中规定了甲方为两个主体，第一个是百泉水泥建材厂，第二个是股东代表姚正安，当时考虑是把百泉水泥建材厂作为协议一方，同时将股东代表姚正安作为并列主体考虑，其盖章和签字的行为表明其愿意作为协议主体一方。鑫诺律所申请仲裁时，百泉水泥建材厂已经被吊销或注销，所以根据协议中连带责任的约定，将自然人主体作为被申请人提起仲裁；3.关于隐瞒证据，《委托协议》应各执1份，签协议是2008年12月1日连续几天签订的，有当地律师以及企业代表。签订后，因为鑫诺律所需要到北京盖章。当时负责联络和召集的人是郭学福，鑫诺律所盖章后将盖有公章的《委托协议》交给此人，郭学福应允可以代为转交。鑫诺律所并未隐瞒《委托协议》签订的证据；4.有关证据伪造。法律意见书是鑫诺律所律师亲自写的，论文在杂志上发表，学术观点与法律意见书相同，仅是题材方式不一样，这是鑫诺律所律师勤苦劳动的结果，也是资金打到河南省辉县市财政之前的事情，并不是伪造的。郭学福经历了事前沟通以及事中办理，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也不是伪造的；5.关于仲裁庭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关于身份证号码存在笔误，后来予以更正的问题，确实有这个情况，鑫诺律所申请更正，仲裁庭通知了姚正安。仲裁庭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6.关于盖章的问题，应以书面记载为准。这些都不属于质证认证方面存在的瑕疵，仲裁审理中姚正安一直采取对法律文书一概不签收的态度；7.关于合同效力认定。合同采取书面形式订立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成立，签字盖章的地点为合同成立地点，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故本案的合同的效力不能否认，合同的主要内容自姚正安签字之时就已经认可，至于联络人郭学福是否将生效后的合同文本送至姚正安，不应当影响合同本身的效力；8.关于合同是否履行问题。本项目是非讼业务，鑫诺律所可以参与该项法律服务。签订合同后甚至签约之前，鑫诺律所已经进行了有关材料的准备收集、研究、论证，起草了法律意见书。至于与领导的沟通，在仲裁时鑫诺律所也提供了相关的材料。诉讼法律服务有具体的流程，非诉业务的服务没有具体的流程，只要办好事情就可以；9.关于结论错误问题。姚正安主要是要表达项目运作没有成功，但事实上项目运作是成功的，财政奖励资金是拨付了，协议的目标达到了，不存在结论错误的问题；10.关于仲裁费用是否分担错误，由法院认定；11.关于违背公共利益问题。中央财政奖励资金属于行政补偿资金，鑫诺律所针对这项工作可以提供法律服务。有关中央文件是2007年下发，而有关水泥厂关闭是2006年初。当地的20多家企业向政府咨询，政府答复是政策出台晚，政策没有溯及力。从实际拨付的情况看，资金拨付是在2009年进行补报的，河南省辉县市财政局提供的材料很清楚。鑫诺律所完全可以提供律师服务，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关于收费比例是双方约定的比例，属于风险性约定，不能将双方约定了律师费比例理解为用财政资金向律师支付，这是法律职业的行业惯例。《委托协议》中明确约定，按财政资金的比例拨到银行账户上3天后才支付律师费。因此，律师费用是当事人自己承担的，并不是财政资金本身。综上，鑫诺律所请求驳回姚正安的撤销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姚正安提出其不是《委托协议》签约主体，与鑫诺律所之间没有仲裁协议的撤销理由。经查，《委托协议》列明的甲方为：1.百泉水泥建材厂；2.股东代表姚正安。该《委托协议》第六条第三项约定了“甲乙双方如果发生争议，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仲裁庭审中，姚正安对其在《委托协议》上的签字并无异议，且认可《委托协议》中有关姚正安在甲方违约的情况下应承担连带责任的约定。故姚正安为《委托协议》一方当事人，应受《委托协议》项下仲裁条款的约束。姚正安所提的此项撤销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姚正安提出鑫诺律所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撤销理由。姚正安认为，鑫诺律所在将《委托协议》带回北京盖章后，未将协议原件交予姚正安，属于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经查，仲裁庭审中，鑫诺律所向仲裁庭提交了经姚正安签字、鑫诺律所加盖公章的《委托协议》，不存在隐瞒证据的情形。至于姚正安是否收到该《委托协议》原件、该《委托协议》是否生效，属于仲裁庭对于仲裁案件实体审查范畴，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仲裁裁决可撤销的法定情形。故姚正安提出鑫诺律所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撤销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采信。
关于姚正安提出仲裁裁决所依据的法律意见书、论文、郭学福的情况说明均系伪造的撤销理由。证据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是仲裁庭作出裁决的依据。所谓伪造证据，是指当事人为支持自己的主张，故意向仲裁庭提供虚假或编造的证据。姚正安认为上述3份证据是伪造的，但其在仲裁审理中未以任何形式行使其质证、抗辩的权利，亦未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应视为放弃自己的权利。至于仲裁庭对上述证据如何采信，属于仲裁庭在仲裁案件审理中的自由裁量范畴。本案中姚正安亦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3份证据是伪造的。故姚正安所提的此项撤销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姚正安提出仲裁违反法定程序的撤销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是指违反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和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的情形。”姚正安主张鑫诺律所于2014年7月1日向仲裁庭提交的有关姚正安身份信息更正说明，仲裁庭未向姚正安送达，亦未组织证据交换和质证，属于违反法定程序。本院认为，姚正安在仲裁审理中未以任何形式行使其质证、抗辩的权利，应视为放弃自己的权利。仲裁庭根据鑫诺律所提交的更正说明，核对后对身份信息予以更正，并未有违反仲裁程序且实质影响到仲裁裁决公正的情形。姚正安提出身份信息更正说明必须经过证据交换和质证程序的撤销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姚正安提出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撤销理由。姚正安认为，仲裁裁决按照专项奖励资金的一定比例支付律师费用并承担仲裁费，违背了社会公共利益。本院认为，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是指违背以社会公众为利益主体的，涉及整个社会最根本的法律、道德的一般利益，其表现形式应当是违背我国法律的基本制度与准则、违背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基本价值取向、违背中国的基本道德标准。在本案中，姚正安和鑫诺律所之间的纠纷系基于《委托协议》所产生的民事纠纷，并不涉及财政奖励资金的分配处置问题，故不属于社会公共利益范围，对于姚正安的该项撤销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姚正安提出仲裁裁决本身存在认定合同效力、合同是否履行错误，裁决结论错误、仲裁费用分担错误的撤销理由。有关仲裁案件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均属于仲裁庭对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责任认定的实体审理范畴，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仲裁裁决可撤销情形。另依据《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四十五条规定：“（一）仲裁庭有权在裁决书中确定双方当事人应当承担的仲裁费用和实际发生的其他费用；（二）仲裁费用原则上由败诉的当事人承担；当事人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由仲裁庭根据当事人责任大小确定其各自承担的比例。”本案中，仲裁庭确定由鑫诺律所承担仲裁费用的40％，其余由姚正安承担，亦属于仲裁庭对于仲裁案件审理的自由裁量范畴，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仲裁裁决可撤销的情形。故姚正安提出的此项撤销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姚正安提出的撤销理由，均不成立，本院均不采信。对其撤销涉案仲裁裁决的申请，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六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姚正安要求撤销北京仲裁委员会（2014）京仲裁字第0446号裁决的申请。
案件受理费400元，由姚正安负担（已交纳）。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周 荆
审 判 员 邢 军
代理审判员 霍 思 宇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吴栋书记员李思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