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吉01民终29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韩晓东，男，汉族，1973年10月23日出生，住长春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鞠博，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吉林省通利特种电线电缆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春市绿园区。
法定代表人：张惠英，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文士，吉林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张卓，女，汉族，1977年6月21日出生，住长春市南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龙，吉林中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韩晓东因与被上诉人吉林省通利特种电线电缆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利公司）、原审第三人张卓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2016）吉0105民初22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韩晓东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支持韩晓东一审诉讼请求；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通利公司承担。理由：一、韩晓东与通利公司于2015年1月20日签订的《购销合同》系吉林省东瑞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瑞公司）与通利公司于2013年8月20日签订的《购销合同》的延续。2013年8月20日东瑞公司与通利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东瑞公司依通利公司指示，向其临河街分公司的原负责人张卓及其母亲支付了合同的全部价款，通利公司在合同中已注明“款已付”。后通利公司未付货。东瑞公司将合同项下的权利全部转让给法定代表人韩晓东。经与通利公司协商，双方于2015年1月20日再次签订《购销合同》，确认因通利公司未能按时交付其与东瑞公司2013年购买的电缆，电缆已经涨价，为了平账，通利公司同意2015年12月底前向韩晓东交付价值399万元的电缆线，并标注“款已付”。二、通利公司临河分公司的原负责人张卓与东瑞公司、韩晓东签订的二份《购销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张卓在2013年签订合同时为通利公司临河分公司的负责人，双方在张卓办公司签订合同，张卓签字并加盖公章，以上行为足以使东瑞公司相信其有权代表通利公司对外签订《购销合同》,故韩晓东未经细致考察便与通利公司签订第二份《购销合同》。三、东瑞公司已经按照通利公司要求的支付方式向其支付了全部电缆款。2013年张卓想避税，要求东瑞公司将货款转至其个人账户及其母亲账户，东瑞公司依指示汇款。综上，韩晓东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
通利公司辩称：一、两份购销合同之间没有关联性。2013年8月20日购销合同与本案没有直接联系，对通利公司没有约束力。两份合同没有任何连接点。二、韩晓东在几次庭审中对合同金额陈述不一致。2013年韩晓东向张卓付款时间与合同签订时间亦不一致。三、一审认定韩晓东向张卓、白某所转款项不是货款的事实判断正确。
张卓述称：张卓与韩晓东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所支付款项都是借款。
韩晓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韩晓东与通利公司于2015年1月20日签订的购销合同，判令通利公司立即返还韩晓东已付货款399万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通利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1月20日，韩晓东与通利公司签订了一份《购销合同》，约定韩晓东向通利公司购买价值人民币399万元的电缆。韩晓东按照通利公司的要求分别以转账和现金的方式向通利公司经手人张卓支付了399万元货款，通利公司向韩晓东出具了收据。但是当韩晓东按照购销合同的约定去通利公司要求提货时却遭到通利公司的拒绝。故韩晓东诉至法院。
通利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1.韩晓东从2015年1月20日开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合同价款为399万元）向通利公司赔偿损失133576.33元，直至韩晓东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止；2.诉讼费由韩晓东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1月20日，韩晓东与通利公司签订了《吉林省通利特种电缆制造有限公司购销合同》，合同签订后，韩晓东未按合同约定向通利公司支付399万元的货款，构成严重违约，给通利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3年8月19日，东瑞公司与张卓签订《吉林省通利特种电线电缆制造有限公司购销合同》（以下简称2013年合同）一份，约定：产品名称：电力电缆详见明细，总金额为350万元；结算方式及期限：款已付，提货日期为2013年9月9日之前。落款供方处盖有“吉林省通利特种电线电缆制造有限公司（边缘处有六瓣雪花*图案）”印章，委托代理人处由张卓签字。（二）2013年8月30日，张卓向韩晓东出具《收款收据》一份，载明“项目：电缆款内容详见明细，总货款：叁佰五十万元”，收款人有张卓签字，收据上盖有“吉林省通利特种电线电缆制造有限公司（边缘处有六瓣雪花*图案）”印章。同时，该收据附有合同明细一份，并盖有“吉林省通利特种电线电缆制造有限公司（边缘处有六瓣雪花*图案）”印章。（三）2015年1月20日，韩晓东与通利公司签订《吉林省通利特种电线电缆制造有限公司购销合同》(以下简称2015年合同)一份，约定：货款金额为399万元；结算方式及期限：款已付，提货日期为2015年12月底之前。落款供方处盖有“吉林省通利特种电线电缆制造有限公司（边缘处无六瓣雪花图案）”印章，委托代理人处由张卓签字。同日，通利公司向韩晓东出具《收据》一份，载有：交款单位韩晓东，人民币（大写）叁佰玖拾玖万元整￥399万元，收款方式转账，收款事由电缆款。落款处由张卓签字，并盖有“吉林省通利特种电线电缆制造有限公司（边缘处无六瓣雪花图案）”印章。（四）韩晓东为东瑞公司法定代表人。庭审中韩晓东提交东瑞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并主张本案2015年合同系2013年合同的延续。（五）张卓于2014年1月24日前任通利公司临河分公司负责人，2014年1月24日至2015年2月份，张卓任通利公司临河分公司销售员。2015年11月27日，通利公司临河分公司因经营不善被申请注销。（六）曹某（系东瑞公司出纳）于2013年7月3日、2013年9月2日分别向张卓银行卡转款161.5万元、50万元，于2013年5月6日、2013年12月3日向案外人白某（系张卓之母）分别转款130万元、14万元。第三人张卓于2013年4月22日、2013年11月8日分别向曹某转款12万元、19万元。案外人白某于2013年12月11日向曹某转款5万元。（七）韩晓东当庭增加诉讼请求，要求通利公司支付货款自实际占用期间至返还之日止产生的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时间自每笔汇款日期起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但韩晓东未在限定时间内交纳相关诉讼费用。（八）庭审中询问韩晓东本案曹某转出的账户是否为东瑞公司业务专用账户，答“不是，公司业务用，韩晓东个人也用。”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2013年期间曹某向张卓及白某所转款项是否是韩晓东就2013年购销合同向通利公司支付的货款；2.2015年合同是否是2013年合同的延续；3.韩晓东与通利公司对2015年合同是否已发生买卖事实；4.通利公司反诉中主张韩晓东赔偿损失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一）韩晓东2013年期间向张卓及白某所转款项不是韩晓东就2013年购销合同向通利公司支付的货款。理由如下：1.东瑞公司与通利公司双方在2013年合同中未约定货款付款人及收款人，白某并非通利公司员工，韩晓东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白某是通利公司指定的货款代收人，白某与通利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且除曹某向白某两次转款外，也有白某向曹某的转款记录，韩晓东主张白某和张卓的回款是用于向韩晓东购买红酒的货款，但未提供相关买卖合同、送货凭证等证据证明其主张，同时不能排除曹某与白某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故通过曹某账户于2013年5月6日、2013年12月3日向案外人白某所转款项不能认定为是由韩晓东向通利公司就2013年合同交付的货款；2.虽然在2014年1月24日前张卓系通利公司临河分公司负责人，但从银行查询明细来看，除曹某向张卓转款外，也有张卓向曹某转款，且韩晓东当庭确认曹某的账户不仅用于东瑞公司的业务，还用于韩晓东个人其他业务使用，在无其他证据佐证情况下，不能当然认定曹某于2013年7月3日、2013年9月2日向张卓所转款项为2013年合同的货款。（二）2015年合同不是2013年合同的延续。理由如下：本案2013年、2015年两份合同虽然供方均为通利公司，但是2013年合同的需方为东瑞公司、货款总额为350万元、交货时间为2013年9月9日前；2015年合同需方为韩晓东（身份证号：220104197310232055）、货款总额为399万元，交货时间为2015年12月底之前。两合同主体、标的额及交货时间均不相同，虽韩晓东提交东瑞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但韩晓东作为东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仅凭东瑞公司单方面出具的情况说明并无通利公司的确认，不予采信。同时，在2015年合同未标明是2013年合同的补充或延续，两合同之间无相关性，不能认定2015年合同是2013年合同的延续。（三）韩晓东与通利公司对2015年合同未发生真实的买卖关系。韩晓东当庭提供2014年8月13销售单（金额）及2015年5月6日销售单（金额28万元）主张销售单上显示的两笔货物是对本案诉争合同已经部分实际履行，2015年5月6日销售单上货物均送至五洋公司沈阳工地。通利公司辩称，2014年8月13销售单不是韩晓东而是五洋公司，韩晓东提供的2015年5月6日的销售单与通利公司留存的销售单（金额24.5万元）显示金额均不相符，且该笔货款是韩晓东于2015年5月6日通过现金存入通利公司指定建设银行账户（账号：0943119980130387105）23.5万元及1万元现金支付的货款并提供银行流水。对2015年5月6日销售单，韩晓东主张与五洋公司存在电缆买卖关系该批电缆均送至五洋公司工地，但韩晓东未能提供其与五洋公司的买卖合同或货款支付凭证证明其主张，仅凭证人证言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韩晓东从通利公司购买28万元电缆并将此电缆卖至五洋公司，亦无法证明2015年5月6日韩晓东从通利公司购买的电缆履行的是双方2015年的合同。对于2014年8月13日销售单，韩晓东主张双方因2013年合同未履行继而签订2015年合同且2015年合同是2013年合同的延续，庭审中又主张2014年8月13日销售单显示的电缆买卖是履行本案2015年合同，时间矛盾，故无法认定韩晓东主张双方已经部分履行2015年合同并发生真实买卖关系。综上，针对本诉部分，韩晓东2013年期间向张卓及白某所转款项不是韩晓东就2013年购销合同向通利公司支付的货款，2015年合同亦不是2013年合同的延续，故韩晓东主张双方存在买卖关系并要求通利公司返还货款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于韩晓东向张卓及案外人白某转账的款项，韩晓东可基于其他法律关系另案主张其权利。关于2015年合同解除问题，韩晓东诉请中要求解除该合同，且庭审中通利公司同意解除该合同，故对韩晓东主张解除2015年合同诉请予以支持。（四）针对反诉部分，通利公司未因韩晓东未履行付款义务产生损失。双方在2015年合同中未明确约定电缆规格及数量，通利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因准备履行2015年合同而产生了实际损失，故对通利公司反诉要求韩晓东给付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韩晓东与通利公司于2015年1月20日签订的《吉林省通利特种电线电缆制造有限公司购销合同》；二、驳回韩晓东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通利公司的反诉诉讼请求；四、案件受理费38720元，由韩晓东负担，反诉费1486元，由通利公司负担。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韩晓东是否履行了2015年合同的付款义务，通利公司应否返还货款的问题。韩晓东主张2015年合同是2013年合同的延续，2013年支付的355.5万元货款与张卓协商后变为2015年合同的货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1.韩晓东在2013年向张卓及张卓母亲转款的时间为2013年5月、7月、9月、12月，与2013年东瑞公司与通利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及收款收据上的时间2013年8月均不相符，可见，合同及收据上所记载的“款已付”并不能表明出具收据时实际已付货款；2.张卓母亲并非通利公司的员工，韩晓东向张卓母亲转款不存在表见代理的可能，且张卓及其母亲在收到韩晓东转款后，又曾多次向韩晓东转款的事实，与张卓所述其与韩晓东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相互印证，韩晓东虽主张张卓向其转款为购买红酒的款项，但并未提供证据证实，无法认定韩晓东2013年向张卓及其母亲的转款系付2013年合同项下的电缆款，亦无法认定2013年合同已实际履行；3.韩晓东为证明合同已实际履行提供了提货票据，但通利公司对该提货票据的真实性予以否认，而证人证言作为韩晓东用以证明其履行了付款义务的间接证据，在韩晓东不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证明韩晓东履行了付款义务；4.2015年合同与2013年合同内容基本相同，均有“款已付”的字样，为制式合同，并同样附随有收款收据，可见，张卓与韩晓东之间的交易习惯系未付款时即出具收款收据，2015年合同中所记载的“款已付”及收款收据并不能证明韩晓东已付清2015年合同中的款项。综上所述，韩晓东无法证明其已实际履行了2013年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亦无法证明其向张卓及张卓母亲的转款已经变更为2015年合同项下的付款，故本院对韩晓东要求通利公司返还货款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韩晓东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故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720元，由上诉人韩晓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雨萍
代理审判员 于小依
代理审判员 胡月皓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邹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