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陕01民终29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卫红，男，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市西城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莲湖区大庆路12号。
法定代表人：庞宝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勇，陕西润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卫红因与被上诉人西安市西城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城公司）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2016）陕0104民初61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卫红，被上诉人西城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卫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为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西城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本案不能以承包经营合同约定认定物权所有人权利归属问题，本案应适用物权纠纷确认纠纷案由。物权确认纠纷优于合同债权纠纷，只有先行确定物权归属，才能确定合同中所涉权利归属，最终确定是否有违约情形和侵权情形存在。物权确认对合同效力起着决定性作用，属前置审查，一审法院混淆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违反法律规定和民法原则，应当予以纠正。其通过合法交易行为继受取得涉案出租车的财产所有权，并完整地行使着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其向原车主支付了高额购车费，之后又实际承担了经营权有偿使用费，故其通过支付合理对价方式继受取得了涉案出租车的经营权。虽然车辆行驶证、道路运输证、经营权许可证等载明登记人为西城公司，但涉案车辆经营权及财产所有权一直由其实际掌控、出资及行使。一审法院仅以上述证件为据认定涉案出租车辆的经营者为西城公司，实属不当。物权归属不应以合同约定为依据，其与西城公司签订的《单车承包合同》属于债权法律关系，不能改变实际权利归属。一审法院将物权法律关系与债权法律关系相混淆，剥夺了其对物权的请求权。涉案车辆登记在西城公司名下，仅为形式登记，不能影响其作为实际权利人的基本事实。本案其主张涉案出租汽车所有权和经营权归其所有和享有，应当适用《物权法》的规定，而非《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对此，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西城公司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涉诉出租汽车物权属西城公司所有。我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西城公司出资购买涉诉车辆，由出卖方交付给西城公司，《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均登记在西城公司名下，故西城公司取得涉诉车辆物权符合法律规定，拥有涉诉车辆物权。涉诉出租汽车经营权属西城公司所有，《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出租汽车，是指取得营运资格，根据乘客意愿提供客运服务，按照行驶里程、时间计价收费的五座小型客车。本条例所称经营者包括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见对于出租汽车的经营权许可仅可能由企业或个体工商户享有，而不包括自然人，涉诉的出租汽车经营权也是有原西安鸿基运输有限公司享有，而后并入西城公司。双方之间确系承包经营合同关系，不存在物权纠纷。即使对该承包经营合同性质存在异议，亦属合同法律关系所调整，并不能成为其主张物权的理由。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西城公司已经提交了有关涉诉车辆的行驶证、经营权证、道路运输许可证等相关证照及购车发票以及双方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出租车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机动车辆，而是由机动车裸车本身、国家行政许可的经营权、道路运输经营许可、道路运输过程中所配备的计价器等运输附属设施所组成的统一体。《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已经明确自然人不可能成为出租汽车经营权人，西城公司确系依据《物权法》相关规定取得涉诉车辆物权，依据行政许可取得涉诉车辆经营权，依据《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取得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资格，双方仅存在承包经营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卫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据《物权法》规定，判决确认陕Ａ×××××，车架号LDC703M23C1309340,发动机5043051出租汽车属于李卫红所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西城公司系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企业。2003年12月23日，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西安市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出让招标会议中标300辆出租汽车经营权指标，按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资质管理规定审核后，成立西安鸿基运输有限公司，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服务。2011年4月15日，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出具《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关于同意西安鸿基运输有限公司陕Ａ×××××号等336辆出租车并入西安市西城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批复》，同意陕Ａ×××××号等300辆出租汽车及新增36辆出租汽车并入西城公司。
陕Ａ×××××号出租车的经营权是由原陕Ａ×××××号比亚迪出租车车辆使用达到强制报废年限后，参加经营权拍卖中标后变更而来。
2013年10月25日，李卫红与西城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约定西城公司将车辆证件及经营手续齐全有效、机件设备和服务设施完好的车牌号为陕Ａ×××××号雪铁龙爱丽舍型出租汽车一辆承包给李卫红经营，承包年限自2012年12月6日至2017年12月6日止，李卫红每月向西城公司交纳承包金额5500元。承包期内，出租汽车所有权和营运手续及出租汽车经营权归西城公司所有，李卫红享有承包车辆的使用权，按章承包运营收取合理报酬的权利。承包期限届满，李卫红向西城公司交回车辆的各种营运手续后，车辆残值以2000元价让给李卫红。2013年10月25日，李卫红与西城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将承包经营合同第四条第二款的“承包金按月交纳5500元”变更为“按月交纳5000元”。同日，李卫红与西城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自2013年8月1日起将承包费改为3500元/月。同日，李卫红与西城公司签订另一份补充协议书，约定将承包经营合同第九条第四款变更为“经营承包期满后，乙方需结清各项手续费用并交回车辆的各项营运手续及证件，合同随即解除。甲方负责办理车辆转户手续后，车辆残值无偿让与乙方”。
合同签订后，双方依约履行，李卫红向西城公司交纳了承包费，西城公司向李卫红交付了车辆，目前该车辆由李卫红承包经营使用。
另查，发动机号为5043051的东风雪铁龙汽车购车发票记载的购货单位和陕Ａ×××××号出租车行驶证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均为西城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表现为对不动产和动产的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对于普通机动车辆来说，车辆本身的财产所有权和牌照是统一的，机动车牌照是该车辆区别于其他车辆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依附于车辆本身的一种身份识别标识。对于出租汽车来说，除了未与出租车车牌、证照等相统一的裸车本身具有财产价值外，其专属牌照即经营权是由行政机关通过特定许可的形式，由出租车行政管理机关审核批准，许可参与社会公共服务的服务性车辆的资格，它由特定行政机关许可，并有一定许可经营期限。李卫红作为陕Ａ×××××号出租车承包经营者主张该辆出租车的财产所有权归其所有，是将出租车裸车的财产价值与出租车经营权共同作为物权的权利客体，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审理中李卫红提出承包合同的性质不能单从合同名称上予以定性，还要根据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进行判定，双方成立的应是服务管理关系。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主体适格，内容真实，形式合法，系双方自由意志和真实意思表示的体现，既不损害公共管理利益，也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从合同实体内容看，合同中对承包目的、承包标的、承包期限、承包形式、承包内容、当事人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均进行了明确约定，特别还明确了车辆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归属。若李卫红对双方承包合同的性质存在异议，亦属合同法律关系所调整，并不能成为主张出租车所有权归属的理由，对此不予支持。
李卫红称车辆经过几次更新，但车辆均是自己出资购买，认为“谁出资，谁所有”，由此推定本案争议的出租车应归其所有之请求，法院认为，“谁出资、谁所有”并非我国法律规定确定物权归属的唯一原则，还应结合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综合认定。根据西城公司提交的证据，李卫红仅是涉案出租车的承包人，涉案出租车的行驶证、经营权证、道路运输证等相关证照和购买车辆的发票均记载为西城公司，且双方已经订立承包合同，该车辆的残值应当按承包合同约定处理或者另行处理。李卫红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李卫红要求确认陕Ａ×××××、车架号LDC703M23C1309340、发动机5043051出租汽车属于原告李卫红所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卫红负担（原告已预交）。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李卫红向本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本院向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调取涉案出租汽车上户申请表等资料，证明涉案出租汽车所有权及经营权归其所有。庭审中，西城公司提交了《西安市出租汽车经营企业新车上户审批表》及《西安市出租汽车经营单位车辆更新申请表》，证明涉案出租汽车物权归西城公司所有。李卫红对此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涉案车辆所有权及经营权归属问题。
涉案车辆为出租汽车，对于普通机动车辆来说，车辆本身的财产所有权和牌照是统一的，但出租车除了裸车车辆本身具有财产价值外，其专属牌照系该车辆拥有经营权的一种表现形式，而经营权的取得须经特定行政机关予以审批许可，并颁发经营权证书。该经营权证书是经营者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的资质文件。涉案车辆的经营权证书及机动车登记证书登记主体均为出租车公司，结合涉案车辆的行驶证、道路运输证等相关证照和购车发票均登记或开具为西城公司的事实，可以认定出租车公司享有涉案车辆所有权及获准期限内经营权。
鉴于出租车辆经营权的特定许可审批性质，故每次新车上户亦须经营者向特定行政机关申请，获批后方能取得一定期限的经营权。本案中，李卫红在承包涉案车辆之前，虽通过不同的方式从事出租车营运服务活动，但均无证据证明其系营运车辆的经营权主体。由于经营权具有一定的经营期限，经营期限届满后，新车上户须重新由经营者向特定机关申请取得经营权，而涉案车辆经营权证书可以反映出西城公司为经营企业（经营者），同时李卫红也无证据证明其在营运车辆经营权届满后，以经营者身份申请取得了经营权，故李卫红关于其拥有此前车辆经营权、现涉案车辆经营权系其此前拥有的经营权延续而来之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出租车公司作为经营者，在取得涉案车辆经营权后，在特定机关许可的经营期限内，以承包经营方式与李卫红签订承包合同，将涉案车辆承包给李卫红营运，双方形成承包法律关系，李卫红基于合同约定，取得车辆的营运服务权和承包收益权等，故其不能以此权利作为对抗西城公司拥有涉案车辆所有权及获准期限内经营权的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本案中，关于李卫红申请本院调取的新车上户申请表及经营企业新车上户申请表，均系出租车经营企业在申请办理经营权证书和道路运输证等手续过程中向特定行政机关提交的资料，不能作为最终确认现涉案车辆经营权归属的依据。特定行政机关对相关资料审核后，以颁发经营权证书的形式批准确认经营权主体，李卫红所要求调取的资料不足以对抗特定行政机关核发的经营权证书。因此，李卫红申请调取的资料，已无调查收集之必要，对于李卫红的上述申请，本院依法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李卫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李卫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莉莉
审判员 秦燕燕
审判员 马延环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书记员 孙婉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