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01民终73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江平,女,汉族,1968年3月2日出生,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润菊,女,汉族,1981年10月24日出生,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锦涛，男，白族，1982年10月26日出生，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系被上诉人丈夫，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李江平因与被上诉人马润菊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2017）云0111民初2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0日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李江平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李江平向北京全柜科技有限公司交付了巨额款项，已经取得了该公司预备记名股东权证，上诉人是有资格代被上诉人马润菊持有北京全柜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的，且上诉人在收到被上诉人马润菊交来的股款后，也将该款交付给了北京全柜科技有限公司。之后是由于北京全柜科技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追捕，才导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投资款血本无归，并非上诉人将被上诉人的投资款占有。上诉人已经在接受委托的范围内履行了受托义务，其后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委托人承担。二审中，上诉人李江平明确表示：认可一审的送达程序及管辖权，放弃关于“一审送达方式不当，不具有管辖权”的上诉理由。
被上诉人马润菊答辩称：服从一审判决，不认可上诉请求。
原告马润菊一审起诉称：2015年9月25日，被告以北京全柜科技有限公司即将上市，而其为该公司股东，愿为原告代持股份，帮助原告获取分红为由，收取了原告4万元整，声称用于置换公司股权（收条仅有被告签名，无公司公章），并向原告签发了《北京全柜科技有限公司（内部）股权代持证》（该证无公司公章）。该证中记载：置换日期为2015年08月15日；《股东代持证说明》第2条规定：“3年内每年享受8%-12%分红。若不上市公司分批次统一回购”。然而，至2016年9月25日，原告未收到过任何“分红”；经多次催告，被告虽多次同意回购，但屡屡食言。后经调查，被告也并非北京全柜科技有限公司登记在册股东。2016年12月14日，原告委托律师向原告寄送了《律师函》，通知被告解除合同、归还本金、赔偿损失，12月15日，被告签收，但仍拒绝归还原告本金并赔偿损失。原告认为，被告伪称其为北京全柜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收取原告款项、向原告签发无公司盖章的《股权代持证》、私自作为原告股权代持人的行为属于《合同法》第54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被告应当赔偿原告所受到的损失。故诉至法院诉请：判令被告退还收取原告的人民币本金4万元整，并赔偿从收取之日起至本息全部退还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的利息损失（截至至起诉之日的利息损失为250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李江平一审未到庭答辩，也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一审法院确认本案如下法律事实：2015年9月25日，被告李江平向原告马润菊出具《收到》：“马润菊女士人民币肆万元正，用于置换股权贰元每股，总计：股权贰万股整，仅限于10月代挂牌上市此版块。”同日，原告向云南全柜科技有限公司转账4万元。之后被告李江平向原告交付了并没有盖有北京全柜科技有限公司公章的“股权代持证”，其中内容载明：委托人为马润菊，经纪人和代持人均为被告李江平。并承诺经原告缴纳费用后由被告代持的股权可以得到分红。现原告查明被告李江平为云南全柜科技有限公司（现改名为云南鑫柜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查询被告并非北京全柜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原告找到被告要求退款，被告推诿直至不再见面、接听电话。故原告诉至一审法院，主张上述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合意，由原告出资、被告代原告持有北京全柜科技有限公司内部股票。原告向被告交付了对应股票的款项，被告向原告交付了“股权代持证”，表面似乎合法有效且已经完成。但是，被告有权代原告持有北京全柜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股权代持证”是否真实、合法、有效？依据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并非其自称的北京全柜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在原告向其索要资料时也不能证明代持股票的合法性。根据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关于“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本案从《收到》内容可知，原告支付的4万元为持有股权的费用，原告亦于2015年9月25日交付了款项，而被告至今未根据合同约定实现所谓“股权上市”等内容。被告的行为，致使原告的合同权利不能得到实现，达不到合同目的，故原告要求解除合同，并将解除合同的意愿于2016年12月15日通过邮寄送达《律师函》的方式向被告明确表示，原告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关于合同解除后的效力的规定，原告主张被告退还4万元款项的诉请，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结合本案案件事实，依法不予支持。原告辩论称被告有欺诈的行为，但其未提供足够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原告的辩论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三百九十六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李江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退还原告马润菊40000元；二、原告马润菊的其它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二审中，上诉人李江平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北京全柜科技有限公司预备记名股东权证；2、股权代持证。欲证明李江平是北京全柜科技有限公司的预备记名股东，证件上均有北京全柜科技有限公司加盖的钢印。经质证，被上诉人对上诉证据不予认可，认为证据一审并未出示，且从证据内容来看，李江平自己代自己持有股权不合理，李江平亦非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
被上诉人马润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二审经审理确认的法律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确认事实，被上诉人马润菊向上诉人李江平交付40000元，李江平出具收条承诺：该40000元用于置换股权，仅限于10月代挂牌上市此版块。二审中，李江平解释“仅限于10月代挂牌上市次版块”的含义就是：2015年10月，北京全柜科技有限公司就能完成公司上市，马润菊缴纳的40000元就能成为该公司上市股权。同时，李江平向马润菊发放了北京全柜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代持证，根据该代持证内容显示：该代持证限内部使用，委托人为马润菊，委托代持人为李江平，委托代持股为贰万股。从该股权代持证内容来看，该代持证所反映的内容，仅系内部约定，并不产生对外法律效力。其次，根据收条及股权代持证可以看出，在李江平与马润菊之间就前述40000元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在该委托合同关系中，马润菊负有向李江平支付40000元的义务，李江平则负有为马润菊代持上述股权投资款，并保证该投资款在2015年10月成为上市公司股权的义务。然而，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在双方约定“仅限于10月代挂牌上市此版块”已兑现，二审中，上诉人李江平亦表示：当时承诺的10月代挂牌上市并未成功。至此，可以确认上诉人李江平与被上诉人马润菊之间的委托合同，因李江平承诺的条件没有实现而致仕委托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马润菊主张解除合同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确认双方合同解除的同时判决由李江平返还马润菊支付的4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李江平上诉主张其与被上诉人马润菊均因北京全柜科技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成为受害者，但并未能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且该上诉主张亦不能成为其在本案委托合同中的免责事由。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63元，由上诉人李江平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 建
审判员 李 鸿
审判员 符圆圆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王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