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河市民一终字第40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覃冬宁。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苏香丽。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韦介朗。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韦利。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黄生乐。
以上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黄卫，广西维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韦文艺。
上诉人覃冬宁因与被上诉人苏香丽、韦介朗、韦利、黄生乐、韦文艺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5）大民初字第1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吴亚玲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潘嘉芳、代理审判员蒙江浩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10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书记员张幼怡担任记录。上诉人覃冬宁，被上诉人黄生乐及其与被上诉人苏香丽、韦介朗、韦利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黄卫，被上诉人韦文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7月1日，原告覃冬宁与大化镇古感村龙着二队群众代表签订合同，承租定南水库附近大约4亩场地作养殖使用，租期为10年，然后原告覃冬宁与唐秀辉合伙在该承租土地上开办养猪场，两人各占一半份额。唐秀辉因其他原因尚欠韦文艺140000元债务，唐秀辉经与韦文艺协商，决定将自己在养猪场的份额以150000元转让给韦文艺，韦文艺把140000元的欠条退还给唐秀辉，两人互相抵消债务，差额10000元唐秀辉表示放弃，两人订立了《猪场转让合同书》，内容为：“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甲方与覃冬宁共同有一个猪场位于大化县镇南城门边南水库塘边荒坡，面积约四亩地，猪场现养猪大小共八十多头，现甲方自愿把猪场场地（场地有效期至二〇二一年七月一日止，超过期限合同失效）和八十多头猪的一半作为壹拾伍万元转让给韦文艺，转让后猪场的所有权归韦文艺和覃冬宁共同拥有，甲方无权买卖猪场”，落款日期为2013年10月14日。为了方便养殖管理，韦文艺又通过唐秀辉与原告覃冬宁协商，收购覃冬宁在养猪场的另一半份额，价款也是150000元。两人也签订了《猪场转让合同书》，落款日期也是2013年10月14日。签订合同后，韦文艺付给原告覃冬宁270**元，其余123000元限于2014年2月1日前付清。第三人韦文艺与唐秀辉和原告覃冬宁分别签订这两份《猪场转让合同书》时，猪场养有母猪和公猪36头、中猪15头、小猪37头，共计88头。因后续款项未能筹齐，韦文艺放弃收购覃冬宁在养猪场的另一半份额。2013年10月29日，韦文艺书写《保证书》给覃冬宁，内容为：“本人韦文艺保证以后跟覃冬宁猪场没有任何关系。覃冬宁猪场在任何时候可以自由转让”。从签订合同之日至书写《保证书》之日的半个月时间，整个养猪场是韦文艺一人经营，韦文艺放弃收购覃冬宁的份额后养猪场尚存母猪22头、公猪1头。书写《保证书》后，韦文艺向覃冬宁提出要求共同经营养猪场，被覃冬宁拒绝，韦文艺找到唐秀辉要求理顺此事未得到唐秀辉的配合。2014年1月8日，原告覃冬宁作为甲方与乙方韦利、苏香丽签订《合同书》，约定：“一、现甲方把定南水库池塘，荒坡大约4亩场地租给乙方作养殖使用，租期十年（即从2011年7月1日至2021年7月1日止），租金乙方已付清，包括场地内的猪、设备等全部物品，共计贰拾贰万元整（220000元）。二、……如乙方在承租期间，有第三方来干扰该场地引起的纠纷，甲方负责处理协调”。签订合同当日，两被告付给原告50000元，尚欠170000元被告苏香丽、韦利向原告覃冬宁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覃冬宁人民币壹拾柒万圆（170000.00）限于2015年元月30日前还清”。被告黄生乐、韦介朗作为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字。书写《借条》后，被告韦利分三次共支付给原告覃冬宁475**元。当韦文艺知道覃冬宁于2014年1月8日将整个养猪场以220000元转让给苏香丽和韦利后，即多次到养猪场表明态度，声称其对该养猪场享有一半的份额，未经其允许任何人不得进行经营活动。接着韦文艺以覃冬宁和唐秀辉合伙串通、损害其利益、导致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为由向该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与唐秀辉、覃冬宁分别签订的《猪场转让合同书》无效，并要求唐秀辉返还其购买养猪场一半份额所付出的140000元，覃冬宁返还已付价款27000元。覃冬宁在应诉该案时辩称：“答辩人（指覃冬宁）认为：原告（指韦文艺）与答辩人的合同终止后，答辩人只经营属于答辩人的那部分股份，原告并没有把原告的股份交给答辩人经营，对于原告经营答辩人无权干涉。原告已将其股份的生猪拍卖，物质已不存在，无经营可言”。庭审中，韦文艺坚持其对养猪场享有一半份额，而覃冬宁则以韦文艺已将猪卖完，与养猪场再无关系为由进行辩解。在宣判前，韦文艺撤回该案的起诉。但是，韦文艺没有停止对本案被告苏香丽、韦利在养猪场经营活动的干涉。因韦文艺的干扰和诉讼，苏香丽、韦利自感不能顺利经营养猪场，为减少损失，两被告将原告覃冬宁移交的23头种猪全部变卖，苏香丽获款13721.50元，韦利获款6000元，合计19721.50元。因遭受干扰，苏香丽没有参与养猪场实质性经营活动，韦利在场内也只能做小规模养殖，原告按两被告所立《借条》继续向两被告追索欠款170000元遭拒后向该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讼争所涉养猪场最初由唐秀辉和原告覃冬宁共同经营，唐秀辉为了抵消与韦文艺的债务，将自己对养猪场享有的一半份额转让给韦文艺，两人在合同中约定很明确，即唐秀辉转让给韦文艺的不只是八十多头猪的一半，最主要的还是2021年7月1日之前的养猪场租赁经营权。韦文艺接手唐秀辉的份额后，韦文艺即与覃冬宁对养猪场享有共同等额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即养猪场属原告覃冬宁和第三人韦文艺共同共有。在养猪场属于覃冬宁和韦文艺共有期间，按个人合伙的性质和特点，两人在合伙财产中各占的比例如何变动应当通过清算来确定。韦文艺与覃冬宁的《猪场转让合同书》解除后，覃冬宁收回的种猪有23头，未达到养猪场原有生猪数量的一半，那么差额部分是否就直接抵消了韦文艺在养猪场七年的租赁经营权，这是第三人与原告争议的问题。对此第三人韦文艺与原告覃冬宁没有经过清算和确认，故原告覃冬宁关于韦文艺卖猪后即丧失了其于租期届满前在养猪场的全部权利的理由不成立。韦文艺和覃冬宁对养猪场享有共同经营权，韦文艺放弃接收覃冬宁在养猪场的份额，解除与覃冬宁的《猪场转让合同书》后书写《保证书》给覃冬宁，这一系列行为是有牵连的，故对《保证书》中“覃冬宁猪场在任何时候可以自由转让”之内容，韦文艺主张“覃冬宁猪场”不是指整个猪场，而是仅指覃冬宁自己的一半份额，这一主张合乎常理，该院予以采纳，且这样的认定与韦文艺起诉后又撤诉的（2014）大民初字第108号案审理中，覃冬宁的陈述：“韦文艺与覃冬宁的合同终止后，覃冬宁只经营属于覃冬宁的那部分股份，韦文艺并没有把韦文艺的股份交给覃冬宁经营，对于韦文艺经营覃冬宁无权干涉。韦文艺已将其股份的生猪拍卖，物质已不存在，无经营可言”相符。相比之下，覃冬宁关于《保证书》中“覃冬宁猪场在任何时候可以自由转让”指的是整个养猪场缺乏事实依据，因为没有证据证明韦文艺对养猪场的经营权如何丧失和是否已经丧失。原告覃冬宁将其与韦文艺共同享有经营权的养猪场全部转让给被告苏香丽和韦利，该行为遭到共同权利人韦文艺的反对，至今原告也未能通过其他途径合法取得处分整个养猪场的权利。对于第三人韦文艺的财产权利，原告的行为属于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故原告覃冬宁和被告苏香丽、韦利于2014年1月8日签订的《合同书》不属于有效合同，原告覃冬宁根据该合同请求被告苏香丽、韦利支付欠款并要求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依法无据，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并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原告覃冬宁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原告覃冬宁负担。
上诉人覃冬宁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理由是：一、一审判决认定韦文艺与覃冬宁没有经过清算和确认，韦文艺仍持有养猪场的经营权，是对《保证书》的错误解读。（一）韦文艺已经退出合伙，并与覃冬宁进行了清算和确认。韦文艺在2013年10月29日给覃冬宁出具的《保证书》载明：“本人韦文艺保证以后跟覃冬宁猪场没有任何关系。覃冬宁猪场在任何时候可以自由转让。”该《保证书》已经非常明确韦文艺退出了整个养猪场，覃冬宁在任何时候可以自由转让养猪场。这份《保证书》实际是韦文艺退出养猪场后与覃冬宁进行了清算后书写的。韦文艺退出后，实际也是覃冬宁一个人在经营养猪场。（二）一审法院根据覃冬宁在另案中的陈述推定韦文艺的主张更合乎常理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首先，另案已经被韦文艺撤诉，另案中所涉及的覃冬宁的陈述没有被法院确认为查明的事实，该陈述不具有法律效力，在本案中更是不具有证明力。其次，另案中覃冬宁的陈述只是在另案中所作的抗辩，不是本案中当事人的自认，也不是本案中的当事人陈述，更不属于其他证据种类，一审将其作为证据在本案中引用没有法律依据。再次，另案中覃冬宁该陈述内容亦是在最后说到：“韦文艺已将其股份的生猪拍卖，物质已不存在，无经营可言。”因此，双方约定覃冬宁“可以自由转让”才是双方的真实约定。（三）一审认定“覃冬宁猪场”仅是指覃冬宁享有的一半份额的猪场是错误的。首先，整个养猪场一开始就是以覃冬宁个人的名义承包经营的，所以整个养猪场就叫“覃冬宁猪场”，实际经营和转让过程中，并不存在其他的“唐秀辉猪场”或“韦文艺猪场”，“覃冬宁猪场”指的就是整个猪场，且实际上该猪场不存在按份共有的情况，该猪场是整体是不可以分割使用的；其次，在韦文艺经营整个猪场期间，卖掉的生猪数量远超过其接手前的一半数量，超过的数量实际是抵消韦文艺在养猪场剩余的租赁经营权；第三，如果《保证书》中“覃冬宁猪场”只是指覃冬宁享有的一半份额，则韦文艺不是退出猪场经营，而应该是韦文艺与覃冬宁各占一半共同经营养猪场，但这与一审查明“韦文艺向覃冬宁提出要求共同经营养猪场，被覃冬宁拒绝”是矛盾的；与韦文艺终止合同后，整个养猪场实际由覃冬宁个人经营也是矛唇的。二、一审认定2014年1月8日覃冬宁与苏香丽、韦利签订的《合同书》是无效合同，属适用法律错误。（一）韦文艺已退出整个养猪场，覃冬宁享有整个养猪场的所有权利，有权自由处分整个养猪场。覃冬宁与苏香丽、韦利签订的《合同书》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一审法院认定无效适用法律错误。（二）退一步而言，即便“覃冬宁猪场”是指“一半份额的猪场”覃冬宁也有权处分其享有的份额，对该部分处分应该是有效的，而不是整个《合同书》无效。根据《民法通则》第60条规定：“民事行为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合同法》第56条也作了同样规定。《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意思是，部分无效可及于法律行为的整体，也可不及于法律行为的其他部分。因而，如果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本案中，如按一审法院理解《保证书》中“覃冬宁猪场”仅指覃冬宁自己的一半份额，则整个猪场是可以分割使用、分割转让的，那么覃冬宁仍有权处分自己的份额，而且，其处分自己份额是经过另外的合伙人韦文艺同意的（《保证书》中同意覃冬宁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自由转让），因此，即便认为覃冬宁无权处分韦文艺的份额，但至少覃冬宁处分自己份额的部分应当是有效的。综上，《合同书》也不是全部无效，而应当是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的合同。三、担保人韦介朗、黄生乐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覃冬宁将猪场转让给苏香丽、韦利后，苏香丽、韦利给覃冬宁出具了《借条》，黄生乐、韦介朗在作为担保人在该《借条》上签字，没有明确保证方式，根据上述规定，韦介朗、黄生乐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被上诉人苏香丽、韦利向上诉人覃冬宁支付欠款17万；3、判决被上诉人韦介朗、黄生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苏香丽、韦介朗、韦利、黄生乐辩称：一、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韦文艺与覃冬宁合伙经营猪场期间退出了合伙并与覃冬宁进行了清算。相反，韦文艺对覃冬宁提起诉讼，请求赔偿合伙损失佐证了两人之间未退伙及未清算的事实，故一审认定韦文艺仍是猪场的合伙人是正确的。韦文艺写给覃冬宁的《保证书》，只是表明了自己对覃冬宁在猪场中的权利（50%）不加以干涉的态度，而并非韦文艺放弃猪场中自己股份权益的表述。二、证据的种类包括当事人的陈述。覃冬宁在韦文艺起诉其一案中答辩所言的“覃冬宁只经营属于覃冬宁的那部分股份，韦文艺并没有把韦文艺的股份交给覃冬宁经营，对于韦文艺经营覃冬宁无权干涉。”属于当事人陈述类，当然可以作为证据适用，至于上诉人认为这部分陈述未被法院以判决查明的方式采信故而不能作为证据，只是其对证据规则的误解而已（法院查明后认定的事实只是无需举证而已），故一审认定的事实没有错误。三、如果猪场是由韦文艺及覃冬宁分开经营，他们之间也许可以分清份额，但覃冬宁将整个猪场转让给苏香丽、韦利之后，猪场是无法具体分清哪部分属于韦文艺的。韦文艺的股权受损，干涉猪场经营，导致的是整个猪场无法运转，而不是有一半可以运转另一半不能运转。四、覃冬宁掩盖事实真相，把不属于自己拥有全部权利的猪场整体转让，导致的后果是猪场整体无法经营，被上诉人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上诉人的行为属于以欺诈骗取他人订立合同，违背了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一审认定合同无效是正确的。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判决得当，请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被上诉人韦文艺辩称：涉案养猪场我还有份额在里面，上诉人独自转让未经我同意，我肯定要维护我的合法权利。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供新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覃冬宁与苏香丽、韦利于2014年元月8日签订的《合同书》是否有效？2、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苏香丽、韦利支付剩余转让款17万元及要求韦介朗、黄生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否应予支持？
本院认为：一、关于覃冬宁与苏香丽、韦利于2014年元月8日签订的《合同书》是否有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认定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本案从目前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陈述来看，讼争的覃冬宁与苏香丽、韦利于2014年元月8日签订的《合同书》并无法定的无效情形。另外，被上诉人在庭审中还以《合同书》中将租赁期间写为十年，实际上签订合同时只剩下七年的时间为由主张上诉人存在欺诈，但是被上诉人没有在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一年内主张撤销，且也不符合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故本院对其这一主张不予支持。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无论本案上诉人覃冬宁对养猪场有没有完全的处分权，被上诉人主张本案争议的《合同书》无效，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被上诉人韦文艺与上诉人覃冬宁之间的合伙关系是否已经清算完毕，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一审在本案中一并予以审理存在不当，应予纠正。
二、关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苏香丽、韦利支付剩余转让款17万元及要求韦介朗、黄生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上诉人覃冬宁已经将猪场整体移交给被上诉人苏香丽、韦利，被上诉人也已经经营猪场了一段时间，本案不存在标的物不能转移的情形，故被上诉人苏香丽、韦利应依照合同约定将剩余转让款支付给上诉人覃冬宁，因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认可被上诉人已经支付了97500元，故被上诉人苏香丽、韦利还应支付122500元（220000元-已付97500元）。被上诉人韦介朗、黄生乐在《合同书》上“担保人”处签名，但并没有明确承担担保责任的性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故被上诉人韦介朗、黄生乐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时，被上诉人苏香丽、韦利若认为上诉人覃冬宁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违约，造成其经济损失的，可以协商处理或另案再诉。另外，被上诉人韦文艺若认为其还对养猪场享有一半份额，上诉人覃冬宁擅自处理整个养猪场损害其合法权益的，亦可以另案再诉。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一审判决存在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5）大民初字第124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苏香丽、韦利支付剩余转让款122500元给上诉人覃冬宁，该款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完毕；
三、被上诉人韦介朗、黄生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上诉人覃冬宁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上诉人覃冬宁负担1036元，由被上诉人苏香丽、韦介朗、韦利、黄生乐共同负担266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上诉人覃冬宁负担1036元，由被上诉人苏香丽、韦介朗、韦利、黄生乐共同负担2664元。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在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法院或者与一审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亚玲
审 判 员 潘嘉芳
代理审判员 蒙江浩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张幼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