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20民终5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于秀丽，女，1976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俊鹄，广东正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小倩，广东正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囡，女，1980年2月29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俊鹄，广东正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小倩，广东正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山市横栏镇洁润制衣厂，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
主要负责人：欧阳平，该厂经营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盛长，广东广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伟，广东广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于秀丽、于囡因与被上诉人中山市横栏镇洁润制衣厂（以下简称洁润制衣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6）粤2072民初31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秀丽、于囡共同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洁润制衣厂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录音证据中双方对账存在错误的意思表示。1、洁润制衣厂提交的录音资料中，欧阳**称：“等于上半年你还有647658元的货款没付，我们已经对过了啊”，但实际上于秀丽、于囡为了支付2014年上半年的货款，一共汇了人民币84万元，也就说，由于电话对账，没有账本也没有银行汇款记录，于秀丽、于囡是随着洁润制衣厂的想法进行对账，所以形成了错误的意思表示。实际上2014年上半年于秀丽、于囡确实欠账647658元，但其后于秀丽、于囡通过2015年5月15日汇款28万元、同年5月29日汇款21万元、同年6月19日汇款352600元，三笔汇款合共84万多元已经偿还了上述欠款，并且多向洁润制衣厂支付20万元。所以本案中于秀丽、于囡多支付的20万元人民币应当视为还款，在最终欠款时应当予以抵扣。2、从洁润制衣厂提交的通话录音“这个货你帮我弄好它，到星期六星期天，我们有人去拿的”、“我一分钱都不想出这个东西了”、“你返到我这里，我受不了的，我没有这个东西去受这个，我没有钱去收这个货的”、“你发到广州来我是没有办法接受收的，我是没有现金来接收的”，从欧阳**的这些话可知，接收这批“返货”的话，欧阳**是需要支付于秀丽、于囡金钱的。但当时双方已经确认了于秀丽、于囡还欠洁润制衣厂的货款未结清，也就是说，在于秀丽、于囡货款未结清的情况下，如果“返货”给洁润制衣厂，洁润制衣厂反倒要向于秀丽、于囡支付金钱，所以实际上该批次“返货”的货值高于于秀丽、于囡尚欠的货款。并且，这个谈话的内容没有提及该批“返货”的总价，那么更加可以确认“返货”是双方愿意以此结清全部欠款的共同意思表示。3、本案中洁润制衣厂所主张的买卖合同中，缺少了发票这一必要环节。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交易金额多达四千万以上，而且在通话记录中，双方对2015年底的货款已经作出了确认达到500多万元人民币，但洁润制衣厂没有向于秀丽、于囡开具一张发票，正是洁润制衣厂不开具发票的行为，直接导致交易账目的混乱。（二）根据我国民诉证据规则的规定，录音证据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其应当与其它证据一并使用，在洁润制衣厂没有开具正式发票前，无法核算清本案交易的单价、数量和总价，所以一审判决认定于秀丽、于囡还欠洁润制衣厂货款87856元，是适用法律错误。
洁润制衣厂辩称，（一）从通话录音可以看出，双方一开始对没有结清的货款进行对账，其中于囡多次否认欧阳**的对账思路与方案，要求欧阳**按其对账思路进行对账，最后得出是147万多元，欧阳**多次强调这个金额，于囡都回答“是”。于秀丽、于囡在上诉状所提及的三笔汇款，在对账中都进行了相应的扣减，双方的对账是很清晰的。（二）双方在电话录音前已就对账沟通过，在电话录音时提及返货的事实，洁润制衣厂基于双方多年的交易，同意对方把多年没有卖出去的货退回，这些根本不是新发出的货，从通话中也可以知道，于囡把货打包给托运部，我方再到托运部拿货，这些费用是指运费。（三）从举证责任来说，洁润制衣厂已经提供不但一份录音，还提供了送货单、托运单和微信聊天记录等一系列相互印证的证据，于秀丽、于囡认为退货价值已足以抵扣欠款并且已经超额抵扣，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四）关于发票的问题，由于于秀丽、于囡是无证经营，所以双方的买卖单价是不开发票的价，对方也是开庭后才有要开发票的诉求，而且双方的付款条件并不以开具发票为前提，所以发票与本案所欠货款没有任何关联。（五）洁润制衣厂是按照于秀丽、于囡指定的要求进行贴牌生产，所生产的货物全部交给她俩，在我方与于囡的通话中，也从没提及我方有违反专货专卖的事实，所以于秀丽、于囡所说我方存在违约行为，不是事实。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洁润制衣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于秀丽、于囡连带向其支付货款87856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16年1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洁润制衣厂系个体户，于2009年5月11日在工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经营者欧阳平。洁润制衣厂称于秀丽、于囡系姐妹关系。自2010年以来，洁润制衣厂与于秀丽、于囡之间一向有买卖服装的业务往来，洁润制衣厂通过于秀丽、于囡指定物流公司向其送货，而于秀丽、于囡支付洁润制衣厂货款均是通过洁润制衣厂负责人欧阳**在中山市沙溪镇开立的银行账户收取。2015年12月22日，洁润制衣厂负责人欧阳**经与于囡在电话中核对往来账，于囡确认：截止双方核对往来账之日，于秀丽、于囡尚欠洁润制衣厂货款1478568元，并希望洁润制衣厂同意将历年业务往来期间库存的价值60万元的服装作退货折款处理，余款在退货后马上予以付清。于秀丽在双方业务往来电话通话中，亦确认其与洁润制衣厂之间发生买卖服装的业务往来的事实。经洁润制衣厂同意退货后，于秀丽、于囡共退货给洁润制衣厂折款60万元，剩余货款878568元并未马上付清给洁润制衣厂。上述货款洁润制衣厂多次催讨未果，遂提出前述诉求。
诉讼中，洁润制衣厂对货款的结算提供欧阳**（通话手机号码：139××××2199）与于囡（通话手机号码：188××××7798）于2015年12月22日的通话录音记录予以证明，该录音记录的文字内容记载双方对账过程及退货情况，其中第5页记载于秀丽、于囡尚欠洁润制衣厂货款1478568元。洁润制衣厂对双方交易的事实提供托运单、送货单，付款记录，欧阳平与于秀丽的通话录音（2015年12月31日）及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其中付款记录中付款方由于囡转账给欧阳**；欧阳平与于秀丽的通话录音的文字内容记载双方买卖交易情况及欧阳平催款事实，微信聊天记录则记载欧阳平与于囡就服装的款式及价格进行沟通的事实。于秀丽、于囡则称其受雇于黄文霞，于囡的付款行为系受黄文霞委托付款，真正的交易主体系黄文霞，且黄文霞对涉案交易的货款已结清；并对洁润制衣厂提供的录音资料及微信聊天记录存疑，提出要对录音资料等电子资料申请鉴定。但庭后于秀丽、于囡在指定期限仍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的申请鉴定材料。关于证人欧阳**证言，于秀丽、于囡认为欧阳**是中山市横栏镇洁润制衣厂的实际控制人及大股东，掌握洁润制衣厂的所有业务往来与金钱交易，与洁润制衣厂具有绝对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证人，其证言也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另查明，于秀丽、于囡在诉讼中确认于秀丽、于囡系姐妹关系，黄文霞是于囡、于秀丽的母亲，孙东革是于秀丽的丈夫。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双方争议焦点有：一、买卖交易主体确定问题；二、于秀丽、于囡是否存在拖欠货款及拖欠货款的金额认定问题。
关于买卖交易主体确定问题。本案中，交易的卖方主体由欧阳**参与，在送货单上也注明“欧阳**厂”，欧阳**提供证言证明其系代表洁润制衣厂履行合同权利与义务，并证明本案债权的主体系洁润制衣厂。一审法院对欧阳**证言予以采纳，对于秀丽、于囡关于证人证言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洁润制衣厂系适格主体。对买方主体问题，于秀丽、于囡辩称系受黄**雇佣履行职务行为，黄**也出具证明双方雇佣关系，并提供档口租赁合同等证据予以证明交易的主体系黄**。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在交易过程中，交易的付款方系于囡及于秀丽的丈夫孙**，付款金额多达四千万以上，黄**未向洁润制衣厂支付过任何款项。其次，洁润制衣厂提交的送货单、托运单记载收货方客户为于囡，录音资料及微信聊天记录记载洁润制衣厂与于囡、于秀丽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对服装的款式、价格、结算、催款等进行沟通的事实，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黄**有参与交易；虽然于秀丽、于囡对上述证据予以否认，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最后，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于秀丽、于囡均无证据证明提及到其受雇于其他第三人包括黄**，仅在交易结束后甚至在本案庭审中才提交证据证明黄**存在，并对雇佣的事实提交黄**出具的《情况说明》，但该《情况说明》作为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证明力也难以确认；而且于秀丽、于囡与黄**存在母女关系。综上，结合黄**与于秀丽、于囡的特殊身份关系，就现有的案件事实和证据材料而言，尚不足以证明于囡、于秀丽与黄**存在雇佣关系，于秀丽、于囡的抗辩意见，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交易主体的买方系于囡、于秀丽。
关于于秀丽、于囡是否存在拖欠货款及拖欠货款的金额认定问题。本案中，洁润制衣厂为主张于秀丽、于囡截至2015年12月22日尚欠洁润制衣厂服装货款1478568元的事实，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欧阳**与于囡的通话录音资料，并提交了送货单、托运单、通话清单、欧阳平与于秀丽的通话录音等证据予以佐证。质证中，于秀丽、于囡以手机通话录音中，无法核实谈话人是否是于囡为由，否认录音资料的真实性、关联性。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二）物证原物或者与物证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照片、录像资料等；（三）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根据该规定，洁润制衣厂提供的录音资料以合法手段取得，并提供其他证据佐证，于秀丽、于囡对洁润制衣厂的证据提出异议，并提出要申请鉴定，但在指定期限未提交书面鉴定申请材料，无法证明录音资料存有剪辑、更改或他人等疑点。另外，庭后于囡本人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原件时，注明联系方式与录音资料对方的联系方式一致。因此，于秀丽、于囡对录音资料记载内容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并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而洁润制衣厂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故一审法院确认其证明力，认定于秀丽、于囡拖欠洁润制衣厂货款1478568元的事实。因洁润制衣厂主张双方在结算时已确认退货60万元折抵部分欠款，于秀丽、于囡至今仍拖欠货款878568元，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于秀丽、于囡辩称黄文霞返货给洁润制衣厂时对货款和货物已结算清楚，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于囡、于秀丽与洁润制衣厂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于囡、于秀丽收货后，未及时支付货款，已经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和违约责任。故洁润制衣厂诉请于囡、于秀丽支付尚欠的货款87856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于囡、于秀丽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洁润制衣厂支付货款87856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16年1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65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7652元，由于囡、于秀丽负担（洁润制衣厂已预交，执行中由于秀丽、于囡迳付洁润制衣厂）。
本院二审期间，于秀丽、于囡提交如下证据：1、视频相应的文字材料一份，证明欧阳**的妻子与员工承认洁润制衣厂违反买卖的约定；2、微信截图一份，证明欧阳**承认违反了买卖的约定，同意返货了事；3、返货签收单一份，证明洁润制衣厂同意接受返货了事；4、银行流水一份，证明于秀丽、于囡多支付了194942元。洁润制衣厂质证认为：确认证据1的真实性，但认为视频内容并不能证实双方之间有“专货专卖”的约定，洁润制衣厂的员工当时是受欧阳**的指派到于秀丽、于囡处催款，其二人并不清楚双方交易的具体约定；确认证据2的真实性，但认为微信内容并不能证明于秀丽、于囡的主张；确认证据3的真实性，认为除了2016年1月6日返货单中记录的“次品总数1019”外，其余返货款号、数量与洁润制衣厂签收的返货款号、数量一致；确认证据4的真实性，但认为于秀丽、于囡所主张的2015年5月15日汇款28万元、5月29日汇款21万元、6月19日汇款35.26万元已在双方对账时予以扣减。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二审期间，于秀丽、于囡认为退货价值应为760547元，退货的货品单价是以多年交易款项的次品加起来后平均出来的价格。洁润制衣厂认为于秀丽、于囡所标单价与双方当时在微信中确定的单价不符，均偏高，确认其一审计算退货金额时没有计算“69款的短裤102件”，同意退货金额加入该笔货值2448元（24元／件×102件＝2448元）。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欧阳**经手向于囡发送服装，欧阳**证明其系代表洁润制衣厂履行合同，确认本案债权主体系洁润制衣厂，因此，可认定涉案合同卖方主体为洁润制衣厂。于囡收取服装，于秀丽的丈夫孙**向洁润制衣厂支付货款，于秀丽、于囡多次通过微信、电话与洁润制衣厂对服装的款式、价格、结算、催款等进行沟通等事实，可以认定涉案合同买方主体为于秀丽和于囡。
关于于秀丽、于囡是否尚欠洁润制衣厂货款的问题。其一，于囡辩称当时对账时存在错误意思表示，截止对账时的实际欠款应为647658元。本院认为，从双方的通话录音记载内容来看，647658元仅是欧阳**提及的2015年上半年未付款金额，并非总欠款金额。于囡在与欧阳**对账时思路清晰，多次否定欧阳**所报金额，在欧阳**按于囡要求的对账思路重新计算欠款金额为1478568元后，其两次进行确认。因此，本院认定截止2015年12月22日，于秀丽、于囡尚欠洁润制衣厂货款1478568元。其二，于秀丽、于囡辩称洁润制衣厂未扣减其于2015年5月15日的汇款28万元、5月29日的21万元、6月19日的35.26万元。该辩解，与通话录音内容不符，通话录音已清晰记载双方在对账时已将该三笔款予以扣减。其三，于秀丽、于囡辩称返货价值应为760547元，洁润制衣厂予以否认，于秀丽、于囡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洁润制衣厂确认退货价值为602448元（600000元+2448元）。综上，于秀丽、于囡尚欠货款金额为876120元（1478568元-602448元）。
综上所述，于秀丽、于囡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亦无不当，但本院根据二审新证据改判本案，一审判决不属于错误裁判案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变更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6）粤2072民初3132号民事判决为：于秀丽、于囡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山市横栏镇洁润制衣厂支付货款87612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16年1月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二审案件受理费12652元，由上诉人于秀丽、于囡负担12617元，由被上诉人中山市横栏镇洁润制衣厂负担3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阮碧婵
审 判 员 胡怡静
代理审判员 钟国平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何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