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商终字第210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阴戴氏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戴勤峰。
委托代理人：李坚，浙江绍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大运河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良根。
委托代理人：朱忠卿，杭州市华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徐玲玲，杭州市华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江阴戴氏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戴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大运河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运河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5）杭余塘商初字第1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大运河公司与戴氏公司在2003年至2009年期间发生定做加工业务，由戴氏公司提供图纸，大运河公司按图纸加工铸钢件。2013年9月28日，双方对账，戴氏公司在对账单上盖章确认尚欠大运河公司加工款133192.94元。2015年1月14日，大运河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戴氏公司立即支付定作价款133192.94元并由戴氏公司承担案件诉讼费和财产保全申请费。案件审理过程中，戴氏公司对大运河公司所提供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9月28日的对账单上的“江阴戴氏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公章提出异议，认为该公章系伪造，并提出司法鉴定申请。后经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2015年4月10日该鉴定所出具杭州明皓（2015）文鉴字第62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标称时间为“2013年9月28日”的对账单中落款处“江阴戴氏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印文与标称时间为“2015年2月5日”的管辖权异议书中落款处“江阴戴氏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印文，系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庭审中，戴氏公司认可对账单上其公司公章系真实的，但认为公章加盖的内容并非对账单上载明的内容。另外，大运河公司因本案诉讼支出财产保全申请费1200元。
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对发生铸钢件加工定做业务均无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为2013年9月28日的对账单是否有效，庭审中戴氏公司已认可对账单上的“江阴戴氏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公章系真实的，结合杭州明皓（2015）文鉴字第62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可以认定对账单上戴氏公司的公章系真实。戴氏公司辩称对账单上公章加盖的内容并非对账单上载明的内容，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大运河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应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戴氏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内支付大运河公司定作价款133192.94元；二、戴氏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内支付大运河公司财产保全申请费1200元。如果戴氏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64元，减半收取1482元，由戴氏公司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至原审法院。
戴氏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证据不充分，事实认定错误，大运河公司提供的、原审法院据以认定并裁决的唯一证据----“对帐单”属“变造”证据，应当严格审查该证据及相关事实，或者不予以认定。一、“对帐单”不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其所证明的事实客观上不存在。1、当事人双方自发生经济来往以来，大运河公司分别在2008年3月2日传真一份对帐函和2014年8月15日邮寄一份催款函，仅此两次，而且戴氏公司均做出回应，发函否认“欠款”，同时传真帐目清单予以证实。根本不存在2013年9月28日双方对帐一事。因此，“对账单”系由大运河公司利用之前掌握的戴氏公司来往信函单方“变造”而来。2、大运河公司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多次向戴氏公司催讨尚欠的定作价款，戴氏公司均以经济困难为由拒付。该陈述严重违背客观事实。戴氏公司帐目清晰明确，大运河公司每次提出对帐要求时，戴氏公司均积极面对并将帐目清单交付大运河公司，以证实双方帐目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欠款”的事实。但是，大运河公司在2014年8月却突然邮寄一封催款函，戴氏公司多次以传真、电话联系大运河公司，其均不回应，在原审法院几次调解、开庭时戴氏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亲自出庭，而大运河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不到场，回避不见，这样的态度，不由不令人对其所说的“2013年9月28日双方对帐的事实”提出质疑。3、原审判决仅依据一份存在严重争议的证据----“对帐单”做出，证据明显不充分。“对帐单”仅为孤证，无法全面反映对帐的事实，不能排除其他合理可能性，因此无法全面证实其所要证明的目的。4、“对帐单”具有明显的人为做作的痕迹，其中约定双方争议选择“余杭区人民法院”为管辖法院，明显不符合“对帐单”的功能，说明大运河公司已“预见”诉讼，暴露出其真实意图。二、从“对帐单”的外表形式看，存在严重缺陷，违背常识、常理，应当严格审查其来源及相关事实，或者不予以认定。1、“对帐单”纸张发黄变色，从日常基本常识和经验法则判断，与2013年发生的事实存在明显冲突。2、“对帐单”所使用的是一张裁剪过的信纸，本身就令人质疑。3、“对帐单”上所盖戴氏公司的公章，已顶住该纸张的底部，且是在空白处盖章，没有签名或日期标注，不符合日常用章惯例和常识；4、从“对帐单”的整体观察，文字、印章等布局不合理。综上，由于双方自2003年就开始进行商业往来，经常会有信函往来，大运河公司手中存在诸多盖有戴氏公司印章的信函应当不足为奇，加之该“对账单”形式上存在诸多疑点，且为本案唯一的直接证据，于法于理，应当严格审查其来源及相关事实或不予以认定。三、“对帐单”上印章的真实性不能证明该证据的真实性以及对帐事实的存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多起类似情况，比如：伪造、变造证据，进行虚假诉讼等。结合前述理由，可以判断本案中的“对帐单”是经变造而来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原审判决没有审查证据的全面性、完整性、周延性，没有审查证据的来源及相关事实，作出了错误的认定和判决，故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并由大运河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的诉讼费和鉴定费。
大运河公司答辩称：一、戴氏公司上诉所述违背客观事实。在原审庭审时戴氏公司认可有对帐的过程，只是认为“对账单”上的公章是伪造的，提出对公章进行司法鉴定，经过鉴定，确认是戴氏公司的公章。戴氏公司事后在庭审中也认可了公章的真实性，现在又对此提出异议。可见，戴氏公司在本案中的陈述前后矛盾，不可相信。二、对帐事实是存在的，并非如戴氏公司上诉所言“对帐单”系伪造。司法鉴定机构已有结论认定“对账单”上公章是戴氏公司的公章。该“对账单”是真实的，是双方经过对帐以后对戴氏公司欠款事实的确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戴氏公司在二审中提交了2008年3月2日对帐单、2014年8月15日的催讨函及回复函，说明双方存在对帐的事实，戴氏公司并非否认所有事实，但对于2013年的对帐事实不予认可，因为大运河公司在2014年8月15日发了催讨函后，戴氏公司马上进行了回复，表示不存在大运河公司所述的欠款事实，但对方未予以正面回答，证明2013年对账事实不存在。大运河公司在二审中提交了戴氏公司2014年8月23日回复函所附的明细表，其中载明了戴氏公司应付大运河公司133192.94元，该数额与大运河公司原审提交的对账单上数额吻合，证明戴氏公司的欠款事实。上述证据经质证，大运河公司认为：2008年3月2日的对帐单在原审中已经提交过，是复印件，真实性不予确认；对2014年8月15日的催讨函无异议，是大运河公司发给戴氏公司的，表明大运河公司向戴氏公司催讨欠款，但是对于戴氏公司的回复函有异议，回复函所附的明细表中已经明确记载了戴氏公司应付大运河公司133192.94元，与大运河公司提交的2013年对账单金额是吻合的，说明戴氏公司的欠款事实，至于戴氏公司在明细单上要扣除所谓的差价117520.20元和帐上余额9165.60元后得出只欠款6507.14元数额，这是戴氏公司单方意思表示，大运河公司并不认可其扣款行为。戴氏公司认为，回复函所附明细表是戴氏公司所发，其中记载的欠款数额6507.14元是真实的，是戴氏公司核对账目后所得，恰恰可以反证2013年的对账存在伪造。本院审查上述证据后认为，戴氏公司提交的2008年3月2日对账单只有复印件，且大运河公司不予认可，其真实性不能确认，不具有证明效力；2014年8月15日的催讨函、回复函及明细表的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表明在本案起诉前大运河公司曾向戴氏公司催讨欠款而戴氏公司回函不予认可并提出差价明细的事实，但是戴氏公司的回函及其所附的差价明细上所列的扣款仅为其单方主张，并没有得到大运河公司的确认，也没有相应凭据佐证，属于戴氏公司单方陈述，不具有否定对账单的证明力。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大运河公司与戴氏公司自2003年至2009年存在定做加工业务往来且进行了多次交易的事实，双方均予以确认，故两公司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戴氏公司是否结欠大自然公司加工款以及欠款金额是多少。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大运河公司对于戴氏公司的欠款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对此，大运河公司提交了一份2013年9月28日的对账单，据其显示，此份对账单由大运河公司出具，载明戴氏公司与大运河公司经过长期业务合作，“截止2013年9月28日戴氏公司欠大运河公司铸钢件定作加工款金额为人民币壹拾叁万叁仟壹佰玖拾贰元玖角肆分整（133192.94元）”，落款处有大运河公司的公章和戴氏公司的公章。本案一审审理期间，根据戴氏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对对账单所盖戴氏公司的公章进行了司法鉴定，证实了公章的真实性，戴氏公司在庭审中也认可了公章真实性，据此，可以认定上述对账单由双方盖章确认的事实。如前所述，大运河公司和戴氏公司之前是长期的业务关系，发生了多笔交易，款项往来并非每笔业务即时结清，而经双方盖章的对账单正是双方对于累计发生的业务往来数额的结算和确认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从性质上看，该对账单属于债权凭证，是债务人认可债务并应承担给付义务的有效证据，足以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明确的债权债务关系，在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即可据此认定戴氏公司结欠大运河公司加工款133192.94元的事实。在大运河公司已就其主张的事实提供有效证据的情况下，则戴氏公司应当就其抗辩主张负有举证责任。首先，戴氏公司一审中对对账单上所盖的戴氏公司公章提出异议，认为并非其公司公章，其提出鉴定申请时明确主张系对公章的真实性有异议，并未对形成时间提出异议和抗辩，而在二审中其又申请对所盖公章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对此本院认为，当事人提出抗辩主张应当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对于案涉对账单上所盖戴氏公司公章之事实，戴氏公司一方面主张其未盖过该公章，所盖之章为假，一方面又主张所盖公章是真的，但是戴氏公司以前所盖而被对方利用。显然其抗辩前后矛盾。在一审已经根据戴氏公司的申请对公章经过司法鉴定，又没有出现新的证据或存在法定情形的情况下，对于戴氏公司在二审中提出的鉴定申请，本院不予采纳。戴氏公司对对账单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对账单的证明力应当予以确认。其次，戴氏公司既然认可与大运河公司有长期的加工承揽业务，双方之间是双务合同关系，互有往来，均应有相应账目、凭证等。大运河公司已经提交了有效证据对账单证明戴氏公司结欠的数额，戴氏公司若对数额有异议则应当提交相反证据证明其异议主张。从戴氏公司2014年8月23日向大运河公司回函及所附的差价明细可见，戴氏公司系在大运河公司提出的戴氏公司应付账款数额基础上进行了多项扣款后认为大运河公司主张的欠款数额不成立，但是，其一、戴氏公司所列的各项扣款并未得到过大运河公司的认可；其二、戴氏公司没有提供其据以扣款和应当扣款的凭证；其三、戴氏公司所列的扣款均发生在2013年9月28日对账单之前，其单方主张的扣款不能否定双方于对账单确定的结算数额。因此，对于戴氏公司提出的欠款数额之异议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大运河公司与戴氏公司存在加工承揽关系，双方经过长期业务往来后通过对账单确定戴氏公司尚欠大运河公司加工款133192.94元的债权债务关系，大运河公司要求戴氏公司支付欠款合法有据。戴氏公司对于欠款事实和欠款数额提出的异议，没有有效证据支持，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64元，由江阴戴氏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沈 斐
代理审判员 李洁瑜
代理审判员 谢银芝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季三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