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3民终141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宝通伟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向前村南街一条12号。法定代表人：张树宝，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景春，北京奥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暴杰，北京奥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长旭，男，1984年11月30日出生。上诉人北京宝通伟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长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5）顺民（商）初字第42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宝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景春、暴杰，被上诉人刘长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宝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改判刘长旭支付宝通公司违约金250000元；3.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刘长旭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宝通公司与刘长旭签订《分期付款售车协议书》后，按约定完成了交付，但刘长旭并没有按照约定支付首付款及分期付款义务，刘长旭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根据合同约定，宝通公司有权收回车辆，刘长旭承担违约金500000元，但一审法院没有认定刘长旭的行为构成违约，亦未对刘长旭未支付首付款和进度款的事实进行查明，没有对解除合同前的车辆使用及违约责任范围进行查明，系对事实认定错误且遗漏了宝通公司诉请所需查明的法律责任。2.一审法院查明的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过程中涉及的运费，是指刘长旭用车辆提供短途运输服务所产生的费用，宝通公司已经支付，与本案诉争车辆运费无关，且车号均不相符，一审法院未调查核实，简单将运费协议认定为本案定案证据，违法法律规定。3.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应就买卖合同效力及法律责任的承担和损失承担进行审理，且刘长旭已经另案提起运输合同诉讼主张运费，刘长旭与宝通公司从未有将购车款和运费相互抵消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将运费抵偿购车款缺乏法律依据，判非所请。二、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1.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一审中宝通公司为了证明车辆买卖关系和刘长旭违约，提交了《分期付款售车协议书》、授权书、代理服务合同书。刘长旭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起了反诉，主张宝通公司欠其运输费用，后又撤回了反诉，另案起诉宝通公司主张运输费用。而宝通公司是否欠刘长旭运输费用，是刘长旭应当举证证明的事项，且与本案买卖合同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错误的认定宝通公司持有运输法律关系的证据且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并推定刘长旭的主张成立，一审法院的认定违反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系举证分配错误。2.本案一审审理期限长达一年零7个月，而本案没有中止审理期限的法定事由，一审法院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关于审限的相关规定。刘长旭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一审判决证据确实充分，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1.关于一审程序，一审不存在违反审限规定的行为；2.关于运费，刘长旭已经交了购车款，有部分车款是从运费里扣除的，刘长旭在另案中主张的是扣除购车款之后的运费。涉诉车辆不是刘长旭主动交还的，是宝通公司在刘长旭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车辆卖给别人；3.刘长旭已经支付了涉诉车辆的首付款。宝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宝通公司与刘长旭签署的《分期付款售车协议书》，刘长旭支付宝通公司违约金250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刘长旭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18日，宝通公司与刘长旭签订《分期付款售车协议书》，约定：“甲方宝通公司，乙方刘长旭。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分期付款车（牵引车和挂车）协议，此车为商品车。一、甲方现有一辆分期付款（牵引车）车辆，车牌号×××和梁山挂车厂制造的挂箱一辆（挂车号×××）。二、车价580000元。三、付款方式：乙方在2013年9月18日向甲方交首付：100000元，从2013年9月18日起乙方每月向甲方交款贰万元整，交款至2015年10月17日，累计交车款480000元。四、乙方保证在甲方的公司内搞车辆运输。（车款还清之日起乙方必须在甲方公司搞车辆运输2年后可以过户车辆）五、如乙方不履行第三、四条义务，甲方有权收回车辆，乙方还要承担违约金500000元。违约金不按时交纳按银行的贷款利息双倍赔偿。六、甲方为乙方提供运输货源，不存在雇工和用工关系，日后如发生交通事故，人身伤害等与甲方无关。都由乙方承担……”另查，刘长旭购买涉诉车辆后即使用涉诉车辆为宝通公司提供运输服务，并用运费抵扣购车款。2014年11月30日，刘长旭将全部涉诉车辆交还给宝通公司。此后，刘长旭没有再使用过涉诉车辆。另查，在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6年度京顺劳仲字第1507-1512号工资等争议案件仲裁过程中，宝通公司提交了《付款协议书》，该《付款协议书》载明主要文字内容如下：甲方宝通公司，乙方刘长旭，丙方刘长旭雇佣的司机，甲、乙、丙就运费付款事宜达成如下协议：1.各方确认：甲、乙双方属于运输服务合同关系，乙方为甲方提供运输服务，乙、丙双方属雇佣关系，丙方为乙方雇佣司机。2.甲乙方确认：甲方欠付乙方运费/服务费尚未结算支付。甲方于甲乙双方结算后……日内付清乙方运费/服务费。除付清运费义务外，甲方与各方均无其他任何未决争议。3.乙方欠付丙方的工资，由乙、丙方自行解决，与甲方无关。乙方应及时付清丙方工资，不得拖欠丙方工资。丙方不得向甲方提出任何主张或干扰甲方正常生产经营。4.乙方确认共雇佣司机共17人，具体见丙方签字，再无其它人员。5.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立即生效。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宝通公司主张解除与刘长旭签订的《分期付款售车协议书》，刘长旭亦同意解除，该院对此不持异议。解除的时间双方未达成一致，故该院以刘长旭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首次表示同意解除《分期付款售车协议书》的时间为准，即2015年4月28日。本案中，双方签订《分期付款售车协议书》后，刘长旭即使用涉诉车辆为宝通公司提供运输服务，并以运费抵扣购车款。2014年11月30日，刘长旭将全部涉诉车辆交还宝通公司。2014年12月2日，宝通公司确认欠付刘长旭运费/服务费尚未结算支付。宝通公司在双方合作结束后确认欠付刘长旭运费/服务费的事实，但却拒不提供刘长旭为其提供运输服务的账目。根据法律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故，对于宝通公司主张刘长旭未按照《分期付款售车协议书》的约定履行相应付款义务的事实，该院不予认可。对于宝通公司据此要求刘长旭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宝通公司与刘长旭签订的《分期付款售车协议书》于2015年4月28日解除；二、驳回宝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宝通公司向本院依法提交了以下新的证据：民事起诉状、反诉状和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本案另案存在运输合同纠纷，刘长旭主张了相关运费并主张返还车辆款，刘长旭与宝通公司在本案中未就债权债务关系的抵消达成一致。刘长旭称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且属于应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本案一审期间，刘长旭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要求宝通公司向刘长旭返还购车款，后又申请撤回反诉，一审法院予以准许。2016年7月6日，刘长旭起诉至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要求宝通公司等支付运输款，该院认为该案的审理应以本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遂裁定中止该案诉讼。经庭审询问，宝通公司和刘长旭均认可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和运输服务合同关系。关于运费的结算，刘长旭称2014年5月份之后就未结算过运费，双方曾口头约定用运费抵扣购车款；宝通公司称刘长旭的运费已经结清，通过转账的方式向刘长旭结算运费，但宝通公司未能说明运费的结算标准及总结算金额。现双方均称涉诉车辆在宝通公司处，亦认可解除双方之间的《分期付款售车协议书》。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刘长旭是否构成违约，是否应向宝通公司支付违约金；2.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重大违法的情形。一、关于刘长旭是否构成违约，是否应向宝通公司支付违约金。本案中，双方均认可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和运输服务合同关系，在买卖合同关系中，双方亦认可分别在2013年9月和2014年8月购买了涉诉车辆在内的8台车辆。刘长旭主张其应支付的购车款实际系以运费进行了抵扣，其并不构成违约，宝通公司主张买卖合同与运输服务合同系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存在费用的抵扣问题。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买卖合同关系和运输服务合同关系的主体均为宝通公司和刘长旭，且《分期付款售车协议书》中亦约定“乙方保证在甲方的公司内搞车辆运输”，一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刘长旭系以涉诉车辆为宝通公司提供运输服务，则买卖合同关系与运输服务关系在事实上具有一定的牵连性；第二，自2013年双方针对涉诉车辆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开始，宝通公司一直未向刘长旭主张过购车款，且宝通公司与刘长旭的运费尚未最终结算；第三，刘长旭在一审庭审中也主张以运费抵扣购车款，宝通公司亦对此表示过认可。第四，在上述交易模式下，刘长旭主张的其与宝通公司存在以运费抵扣购车款的约定具有合理性且符合交易习惯；第五，双方均认可于2014年12月签订了《付款协议书》，约定“除付清运费义务外，甲方与各方均无其他任何未决争议。”故本院认为宝通公司与刘长旭存在关于运费抵扣购车款的约定。综上，宝通公司与刘长旭就运费的数额尚存争议且未结算完毕，结合《付款协议书》的约定以及双方关于运费抵扣购车款的约定，本院认为刘长旭未按照《分期付款售车协议书》给付货款的行为并未违反双方之约定，刘长旭无需承担违约责任，故本院对宝通公司要求刘长旭支付违约金的主张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二、关于一审法院是否存在重大程序违法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二）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未回避的；（三）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的；（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宝通公司称一审法院审理期限过长，违反了审限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审限，是指从立案之日起至裁判宣告、调解书送达之日止的期间，但公告期间、鉴定期间、双方当事人和解期间、审理当事人提出的管辖异议以及处理人民法院之间的管辖争议期间不应计算在内。”本院认为，本案一审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且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双方均申请庭外和解，一审法院已经释明和解或者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故一审法院审理期限的问题不属于法律规定的重大程序违法的情形。关于宝通公司提出的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由于双方存在以运费抵扣购车款的约定，宝通公司主张刘长旭未支付购车款，则宝通公司应当对运费的数额以及抵扣购车款的具体情形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并未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本案一审法院不存在重大程序违法、应当发回重审的情形。综上所述，宝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北京宝通伟达物流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邢 军代理审判员  郑慧媛代理审判员  孙承松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陈 萌书 记 员  夏海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