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云71民终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宋春芝，女，1972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林宙，男，1974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普安县。以上二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进，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永贵，男，1976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息烽县。上诉人宋春芝、林宙因与被上诉人黄永贵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昆明铁路运输法院（2017）云7101民初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宋春芝及宋春芝和林宙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进，被上诉人黄永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春芝、林宙上诉请求：撤销昆明铁路运输法院（2017）云7101民初47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土方运输协议》与“欠条”显失公平，该认定错误。《土方运输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应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被上诉人的工地没有如约开工，却让上诉人的驾驶员及其车辆听从被上诉人的安排，在其工地随时等候开工，并且被上诉人在工地当场与上诉人补签了《土方运输协议》，协议中约定了相关的台班费、车辆放空费和生活费，被上诉人支付了部分生活费后，又以欠条的形式做了结算。但由于长时间不能开工，上诉人无法联系被上诉人，又担心违约，不敢中途离开。上诉人两次报警处理后，主动减少损失，才离开了工地。对于《土方运输协议》，从形式看，协议书有多处修改，但这些修改之处都未涉及实质性内容的改动和变更，是否修改并不影响整个协议的履行与双方的权利义务。从协议的效力看，《土方运输协议》是在2017年3月2日补签，与双方于2017年2月2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内容基本一致，其中约定的台班费和车辆放空费都一样，只是后者增加了关于生活费的约定，而且与被上诉人黄永贵出具的“欠条”能够相互印证。从协议的内容看，台班费(每辆车每天800元)、放空费(每辆车5000元)的约定符合土方运输的行规和标准。上诉人进场运输土方之前必然会产生相关的费用，虽然协议上的约定大部分是约束被上诉人的，实质上也约束了上诉人一方，如果不能在约定时间到达工地，就要承担协议无效的后果和风险。上诉人的这些车辆都是按揭贷款购买的车辆，每辆车每月按揭都是几万元，如果停工一天，每一辆车都会有1000元左右的损失，所以协议是根据事实和市场行情达成的。被上诉人承诺马上就会开工，已经产生的损失全额赔偿，才导致上诉人在工地滞留。2.一审法院判决撤销《土方运输协议》和“欠条”证据不足。被上诉人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合情合理合规。被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协议中约定的相关费用明显过高，违反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签订协议和“欠条”时自己缺乏经验或上诉人更有优势，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显失公平的情况下撤销协议和“欠条”，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作出了错误的判决。3.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基于其人多，多次找被上诉人索要欠款，就认为上诉人在谈判中处于优势，这显然是对法律关于显失公平规定的误解。被上诉人黄永贵辩称，其所签订的本案《土方运输协议》和“欠条”是受上诉方的胁迫而签订的，上诉方到其家中多次闹事，还威胁和追踪其妻子，其不得已才签订的，其依法可以撤销受胁迫签订的《土方运输协议》和“欠条”。宋春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黄永贵支付宋春芝欠款300400元，本案诉讼费由黄永贵负担。黄永贵反诉请求：1.撤销宋春芝和黄永贵于2017年3月2日签订的《土方运输协议》以及黄永贵基于该协议出具给宋春芝的“欠条”。2.宋春芝返还黄永贵基于《土方运输协议》支付的款项24600元。3.反诉的诉讼费由宋春芝负担。一审法院就宋春芝的起诉和黄永贵的反诉合并审理，审理中，一审法院追加林宙为宋春芝起诉的共同原告、黄永贵反诉的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一审法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2017年3月2日，黄永贵与宋春芝、林宙签订了《土方运输协议》，双方就“昆明市五华区大漾田地铁车辆段场站”项目的部分外运土方达成运输协议，由宋春芝、林宙组织车辆拉运土方，黄永贵支付运费。协议对运输车辆的数量、运费、付款方式、安全责任、纠纷解决方式等作了约定，其中约定：“因甲方（黄永贵）原因造成乙方（宋春芝、林宙）无法正常拉土，甲方必须向乙方按每天每辆车支付车辆补贴800元”，“若乙方在2017年2月18日车辆不到现场，则此协议无效；若车辆到达现场不能正常拉土，甲方须向乙方支付每台车辆人民币5000元作为放空费，甲方须于2017年3月6日前向乙方支付所有车辆补贴、生活费，若2017年3月6日后还未正常开工，甲方须每五日向乙方预付生活费10000元”。由于工程一直未开工，2017年3月2日，黄永贵向宋春芝、林宙支付了车队“车辆补贴费”19600元，2017年3月7日，黄永贵向宋春芝出具“欠条”，欠条内容为：“今欠（到）宋春芝车队11辆车的台班费147200元，下午6点钟之前付50000元，（下）欠97200元，到2017年3月15日补清台班费。”2017年3月12日，黄永贵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宋春芝转账支付5000元。2017年3月1日、3月13日，宋春芝等人向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海源派出所报案称：已四、五天联系不上黄永贵，因工程未开工，黄永贵造成其270000余元的经济损失，以此备案。一审法院认为，按照《土方运输协议》的约定：“若乙方（宋春芝、林宙）在2017年2月18日车辆不到现场，此协议无效。”而双方签字确认的时间却为“2017年3月2日”，约定协议无效的条款在前，而双方确认的时间在后，该协议内容有悖常理。从协议的内容上看，该协议的责任和风险基本由黄永贵承担，黄永贵承担了更多的义务而享有极少的权利。宋春芝、林宙组织车辆到工地后，工程长时间处于等待开工状态，宋春芝等人没有付出任何劳务而是一直等待。虽然不能正常拉土将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但协议约定了黄永贵必须向宋春芝和林宙支付的车辆补贴、生活费和放空费等赔偿价款与现实损失过于悬殊，且在已经产生经济损失的情况下，宋春芝等人并未离开而致使损失进一步扩大，宋春芝、林宙的行为不合常理。根据协议约定，黄永贵将遭受重大经济损失，而宋春芝、林宙一方则以较少的代价获得了极大的利益。该协议客观上反映了黄永贵和宋春芝、林宙双方的利益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违反了公平等价原则。黄永贵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被胁迫的主张，但从本案的证据及证人的证言反映出宋春芝及驾驶员多次找黄永贵索要相关费用，宋春芝一方的多名驾驶员到黄永贵家中协商赔偿，客观上，宋春芝等人在谈判中占优势地位，违反了当事人的自主自愿。一审法院认为可以认定本案的《土方运输协议》和“欠条”是宋春芝、林宙利用优势地位，设定明显对自己一方有利的条款，致使双方合同的权利义务和客观利益严重失衡而签订的合同，明显违反公平原则。《土方运输协议》和“欠条”对黄永贵显失公平，黄永贵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土方运输协议》和“欠条”的反诉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黄永贵自愿支付24600元给宋春芝、林宙一方，系黄永贵自愿补偿的意思表示，黄永贵已经支付的费用不应退还。黄永贵通知宋春芝等人组织车队准备拉运土方，车队到达工地后，涉案工程却一直未开工，由于车辆长时间停放，必然会造成一定的损失，黄永贵却以支付一定生活费的方式劝阻车队驾驶员留下，而宋春芝、林宙在损失已经产生的情况下，不积极减少损失，而是放任损失的进一步扩大，故双方对损失的产生均有过错。一审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及公平原则，酌定黄永贵补偿宋春芝、林宙66000元（11辆车，每辆补偿6000元），扣除黄永贵已支付的24600元，黄永贵应再补偿宋春芝、林宙41400元。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1.撤销宋春芝、林宙与黄永贵签订的《土方运输协议》。2.撤销黄永贵出具的“欠条”。3.黄永贵补偿宋春芝、林宙41400元。4.驳回宋春芝、林宙的其他诉讼请求。5.驳回黄永贵的其他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5806元，减半收取计2903元，由宋春芝、林宙负担2497元，由黄永贵负担406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15元，减半收取计207.5元，由黄永贵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宋春芝、林宙和被上诉人黄永贵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上诉人宋春芝、林宙在二审中提交了“补充协议”证据材料，以证明黄永贵和宋春芝曾签订过书面的“补充协议”替代口头协议；“补充协议”与《土方运输协议》相比，除了增加生活费的约定外，台班费与车辆放空费的约定一致。经质证，黄永贵对“补充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仍坚持其是被胁迫签订协议的意见。本院认为，该“补充协议”系黄永贵与宋春芝签订的协议，可以反映本案双方当事人在案件中的实际情况，与案件相关联，本院予以采信。被上诉人黄永贵向本院提交了其与蒋仕海、周旺签订的《土方运输协议书》以及黄永贵所持的其与宋春芝、林宙签订的本案《土方运输协议》，以证明黄永贵所包给宋春芝、林宙的土方运输工作来源于黄永贵和蒋仕海、周旺签订的《土方运输协议书》，黄永贵转包的运输单价不可能高于该协议书的定价；以及黄永贵所持的本案《土方运输协议》上并没有黄永贵的签名，宋春芝、林宙提交给法院的《土方运输协议》是黄永贵被胁迫签订的，不是其真实意愿的事实。经质证，宋春芝、林宙认为，《土方运输协议书》是黄永贵与他人签订的协议，与本案无关；《土方运输协议》只要有一份双方当事人都签字即具有法律效力，两份证据材料均不能证明黄永贵要证明的事实。本院认为，上述两份证据材料均不能证明黄永贵所主张宋春芝、林宙提交的《土方运输协议》系黄永贵受胁迫订立的待证事实，本院均不予采信。综上，本院另查明，黄永贵一方和宋春芝、林宙经过口头协商，确立了宋春芝一方组织车辆拉运黄永贵承揽的土方外运工作的意向，黄永贵要求宋春芝一方组织的车辆不能迟于2017年2月18日到达拉土现场。宋春芝一方按照黄永贵的时间要求，组织拉运土方的车队按时到达工地，但建设工程并未开工，无土可拉。宋春芝即于2017年2月20日与黄永贵签订了主要内容为“如果因黄永贵的原因造成宋春芝一方无法正常拉土，黄永贵必须补贴宋春芝每辆车每天800元，支付每辆车放空费5000元”的“补充协议”。本案双方当事人所约定的土方外运工作因工程建设方尚未开工，至今也没有启动。宋春芝和黄永贵在“补充协议”、《土方运输协议》中约定的每辆车每天800元的补贴就是黄永贵出具给宋春芝、林宙欠条中所写的“台班费”。本院认为，宋春芝、林宙和黄永贵签订的《土方运输协议》是双方于2017年3月2日签订的，当时，宋春芝组织前来拉运土方的车辆已经开进工地现场10天，但双方约定的“昆明市五华区大漾田地铁车辆段场站”项目外运土方仍未开工，从协议约定的内容看，除了约定运输土方的单价为16元/立方外，协议主要约定了不能正常拉土时，黄永贵应向宋春芝、林宙支付车辆放空费、车辆补贴、生活费、预付生活费等大量的费用。本案拉运土方是计量付费，实际不运输即不产生运费。从本案实际情况看，一方面，黄永贵一方让宋春芝、林宙组织车辆从贵州普安县到昆明，不能正常拉土将使宋春芝、林宙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宋春芝、林宙在不能正常拉土，已经产生经济损失的情况下，也有采取措施，减少自身损失继续扩大的责任。从双方签订协议的时间先后和协议的内容分析，《土方运输协议》取代了“补充协议”。《土方运输协议》约定黄永贵必须向宋春芝、林宙支付的车辆补贴、生活费、车辆放空费、预支的生活费等费用与宋春芝、林宙的实际损失过于悬殊。《土方运输协议》中的车辆补贴就是黄永贵出具给宋春芝、林宙欠条中所写的“台班费”，而台班费指的是机械设备工作过程中发生的费用，本案土方运输并未开工，不产生台班费，台班费事实上不存在，但黄永贵却向宋春芝、林宙出具了欠147200元台班费的欠条，可见，宋春芝、林宙虽然没有以给黄永贵造成损害相威胁，但其确实利用其人多的优势，给黄永贵施加一定的压力，迫使黄永贵订立不利于己的《土方运输协议》并出具欠条给宋春芝、林宙，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原则，所以，本案《土方运输协议》、“欠条”属于法律规定的显失公平的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黄永贵对《土方运输协议》、“欠条”行使撤销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关于宋春芝及驾驶员多次找黄永贵索要相关费用，宋春芝一方的多名驾驶员到黄永贵家中协商赔偿，宋春芝等人在谈判中占优势的评判，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并无不妥。一审法院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过错和宋春芝、林宙一方的实际损失情况，酌情由黄永贵补偿宋春芝、林宙66000元经济损失亦较为适宜，并无不当。上诉人宋春芝、林宙关于前来拉土的车辆是按揭贷款购买的车辆，每辆车每月按揭都是几万元，停工损失大，协议是根据事实和市场行情达成的上诉意见，宋春芝、林宙并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实，也不符合本案事实，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宋春芝、林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10.5元，由宋春芝、林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艾年玉审判员  杨云斌审判员  王 佳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书记员  魏钰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