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闵民一（民）初字第14429号
原告何某某。
委托代理人程玉逢，上海大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柳先国。
被告洪军燕。
委托代理人李岗，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沙佳伟，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何某某诉被告柳先国、洪军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8月29日立案受理。先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因该案案情复杂，本院适用普通程序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原告何某某和委托代理人程玉逢，被告洪军燕的委托代理人沙佳伟、李岗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原告何某某和委托代理人程玉逢，被告柳先国，被告洪军燕的委托代理人李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某某诉称，原告与被告柳先国在2005年经朋友介绍认识后，被告柳先国曾多次向原告借钱，到2009年7月间累计借款13万元。2009年8月被告柳先国以帮原告买房名义，又骗取原告12万元。2009年8月13日被告柳先国向原告出具收条，收条中包括前述两笔款项加上被告柳先国承诺垫付5万元合计30万元。后被告柳先国因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对诈骗原告的12万元予以退赔，但借款13万元至今未能归还。被告柳先国与洪军燕于2000年9月19日登记结婚，被告柳先国借款发生在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作为共同债务双方均负有偿还义务。故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本院判令：被告柳先国和被告洪军燕共同偿还原告借款人民币13万元。
被告柳先国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请。理由如下：1、被告柳先国没有向原告拿过这13万元；2、只收到过原告12万元，且这12万元也已经由被告洪军燕还清；3、其在外欠款从来没有用于家庭生活，与被告洪军燕无关。
被告洪军燕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请。理由如下：1、被告柳先国否认13万元的借款，原告也未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存在13万元借款；2、即使存在13万元的借款，也因被告柳先国未将借款用于共同生活，而被告洪军燕有稳定的收入无需依靠被告柳先国生活，故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3、本案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原告为支持其诉请，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两被告各自发表了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具体如下：
1、2008年元月17日《借条》一张，2008年9月20日《借条》一张，2009年8月13日《收条》一张。2008年元月17日的《借条》主要内容为“柳先国借何某某人民币玖万贰千元，于2008年4月底前还清”。该份借条又标注“2008年4月28日已付4万元”。2008年9月20日的《借条》主要内容为“兹有柳先国借何某某人民币六万元，于2009年5月底归还”。2009年8月13日《收条》主要内容为“兹有柳先国（杨树浦461弄108号）收湖北英山县草盘镇乐之村六组何某某君莲二期房款30万元整，如果房2009年12月底交不出房，自己房屋拆迁给予一套赔偿，由柳先国负法律责任”。
原告此组证据主要用以证明在2009年8月13日之前，被告柳先国向原告借款11.2万元以及被告柳先国因何会写30万元的收条给原告。
被告柳先国表示对此组证据由其书写无异议，但对与借条上面记载的借款不予认可，意见同庭审对借款过程的陈述。
被告洪军燕对此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记载的金额有异议，认为13万元借款不存在。即使存在借款，也未用于家庭生活，另外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2、上海益旺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证明》一份。《证明》内容为“兹证明何某某，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在本公司设立之时投资人民币三十万元整，在本公司担任业务员，每月收入八千元左右，年底分红十万元整，到2009年底结束”。
原告此组证据主要用以证明原告借款之前有收入来源。
被告洪军燕对此组证据不认可，认为原告还须提供投资情况，工商登记机关的内档，目前证据不足，无法证明原告收入水平。
被告柳先国对此组证据意见同被告洪军燕。
3、2010年1月7日与被告柳先国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书》主要记载内容“2010年1月7日，原告与被告柳先国签订《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为“原告以3，20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向闵行区吴泾新建村购买约80-90平方米的住房一套，现已经交了12万元的购房款，余下由担保人柳先国付清”。
原告此组证据主要用以证明2009年8月13日在《收条》中约定30万元是因为该协议中房屋面积和单价计算下来的房价为30万元。协议中约定余下由担保人被告柳先国付清，主是由于被告柳先国已经事先收了25万元。
被告洪军燕对此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协议书》已经在被告柳先国诈骗案中认定诈骗金额是12万元，且《协议书》中表明原告只付了12万元。虽然约定剩下部分由被告柳先国付清，但并不能证明13万元是原告所借被告柳先国的款项。
被告柳先国对此份证据意见同被告洪军燕。
4、原告在公安机关所做的询问笔录、闵行区检察院所作出的沪闵检刑诉（2010）1179号起诉书。2010年6月11日原告在公安机关陈述“与柳先国在2005年通过老乡刘某认识，刘某是柳先国的干儿子，刚开始感觉他热情大方，当时他说自己做点小生意缺钱，多次问我借钱，因感觉柳先国人还不错，就分多次借钱给柳先国，开始都还的，还给写利息。后来渐渐不还了，最后共有7万元没有归还。另外一次说他介绍进公司的一个驾驶员出了车祸要赔钱，又向我借了6万元。到了2009年8月，柳先国说提供一个发财机会给我，告诉我在上海市闵行区吴泾新建村他认识人，可以弄到君莲二期的低价动迁房，于是我就让柳先国办理。2009年8月13日，柳先国告诉我说已经和新建村村委的人说好了，房价3，200元／每平方米，先付30万元。开始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柳先国愿意把他的结婚证、户口本、房产证押在我这里，并可以先付25万元，剩下5万元由他先垫着，另外还说如果在2009年12月底没有拿到房子，就以自己在杨树浦路的动迁房子中拿一套给我，这样我就相信了。于是他写了张30万元的收条给我，去掉了没还的13万元，另外再给了他12万元。12万元是在2009年8月13日当天给了5万元现金，剩下的7万元过了十几天通过工行账户转到他的银行账户，具体情节忘记了。因柳先国未在2009年12月底交房，故我找到柳先国，2010年1月7日，柳先国又以上海闵行区吴泾新建村的名义与我签订了购房协议，确认我已经交款12万元，余款由柳先国付清，协议约定2010年1月底交房给原告，但他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脱，后来我发现他根本没权利卖房，他这么做就是想拖着不还钱”。检察院起诉书第四页第十项记载“被害人何某某的陈述证实，被告人柳先国与其签订协议书后，除原来借给柳先国的13万元外，还收取其人民币12万元的事实”。
原告此组证据主要用以证明原告与被告柳先国的关系和借款经过，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有原告关于13万元的借款的陈述，检察院起诉书中第四页第十项表明除了原告借给被告柳先国13万元借款，另外给了其12万元。
被告洪军燕对此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询问笔录记载的只是原告个人陈述，检察院起诉书与本案无关联，两份证据均无法证明存在借款13万元。
被告柳先国对此组证据意见同被告洪军燕。
5、（2010）闵刑初字第1339号刑事案件法庭审理笔录，用于证明被告柳先国在庭审中对公诉人出示的证据均表示过无异议。在此份笔录第五页中，公诉人出示了并宣读了包括原告（被害人）2010年6月11日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以及协议书。法官询问被告人柳先国对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有无异议，被告人柳先国表示无异议。
被告洪军燕对此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刑事案件审理笔录第四页恰证明了被告柳先国未将收入、钱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该笔录第四页记载公诉人问被告人柳先国将所骗的钱用在何处时，被告人柳先国回答“用于私人花销，还有一部分借给我的一个朋友了”。
被告柳先国对此份证据意见同被告洪军燕。
6、2010年7月20日及8月19日被告柳先国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两份笔录中被告柳先国向公安机关供述“其是通过前同事刘某认识原告的，何某某是专门从事放高利贷业务的。2007年9月份因为要用钱所以向何某某借款2万元，利息每月3000元，后来陆续还钱给他，共还了6、7万元，到2009年2月前还有2万元利息没有给。因为还不出，便编造家中动迁在君莲二期能分到房子，可以以30万元的价格卖给他，他表示同意。2009年8月13日，在何某某暂住处我出了30万元的购房款收条，2万元利息就算在房款里。实际上其在此之前，我只收到何某某分3次给的12万元现金，每次给多少数额已经不记得了”。
原告此组证据主要用以证明被告柳先国承认在2009年8月行骗之前有借贷和欠款事实，只是在数额上闪烁其词。
被告洪军燕对此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并未承认与原告之间有13万元的借款。
被告柳先国对此份证据意见同被告洪军燕。
7、吴泾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一份。该《证明》主要内容为“何某某与洪军燕因经济纠纷在2013年4月中旬在派出所进行过调解，当时何某某向洪军燕所要钱财，洪军燕称其丈夫柳先国的钱在法院判刑时已经全部付清，现已经不欠何某某钱。何某某称当时在法院将骗的钱全部还清，但是借的钱并没有给，洪军燕称并不知道。经洪军燕询问柳先国是否有借钱欠款，柳先国回信称没有”。
原告提供此份证据主要用以证明在起诉之前原告向两被告主张权利。
被告洪军燕对此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并未承认与原告之间有13万元的借款，且被告洪军燕对借贷也不知情。
被告柳先国对此份证据意见同被告洪军燕。
8、被告柳先国与被告洪军燕的结婚证。
原告提供此份证据主要用以证明两被告系夫妻关系，借款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两被告对此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两被告已经在2012年7月经过法院调解离婚，解除了夫妻关系。
2014年1月15日本院在上海市白茅岭监狱就此案询问被告柳先国，被告柳先国表示其只拿过原告12万元，但是原告一定要其写30万元的收条，被告柳先国曾表示要将12万元归还给原告，但是原告不同意，后来这笔钱12万元由被告洪军燕归还给了原告。之所以写30万元借条是因为原告等一群人围着被告柳先国，其被胁迫。2009年8月13日书写的30万元借条就是认定其诈骗12万元的依据。最后被告柳先国表示不需要参加庭审。
2014年7月16日本院在上海市白茅岭监狱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原告对整个事情经过陈述如下：“原告与被告柳先国在2005年经朋友介绍认识，当时和被告洪军燕也认识，被告柳先国陆续向原告借钱，刚开始感觉被告柳先国的人很大方。1、大概在2006年被告柳先国向原告借了2万元现金，当时打了借条说好借2、3个月，后来归还。同年，又向原告借款3万元现金，原告在徐浦大桥华泾路边将钱交给被告柳先国，当时除了有原告和被告柳先国在场外，还有被告柳先国的干儿子刘某，当时打了借条说好借3个月至6个月，利息是每月1毛，后来本息均未归还；2、2007年7月左右，被告柳先国又向原告借了现金4万元，钱是在徐浦大桥原告租住处给被告柳先国的，当时打了借条，但未谈利息。后来被告柳先国陆陆续续以每次几千、一万的金额向原告借款；3、大概在2008年1月，原告和被告柳先国对账结算，确认被告柳先国共欠款9.2万元，于是写了2008年元月17日的借条一张，载明上述欠款，并将之前的借条撕毁。借款到期后，被告柳先国在其家门口马路上归还了原告4万元本金，故双方在该借条上注明已付4万元现金；4、2008年9月29日左右，被告柳先国家中出了交通事故要赔钱，被告柳先国又在原告家拿了6万元，当时还有原告老婆（程某某）在场，双方重新打了借条，约定在2009年5月还清。借款到期后，原告向被告柳先国催款，但其称要等动迁，拿到动迁安置款就可以还清债务；5、2009年8月，被告柳先国说有生意让原告发财，告诉原告说君莲二期地块有单价3，200元／每平方米的房子，故以交通事故6万元的借款和剩余的5.2万元借款，加上一些利息，双方确认欠款13万元。原告又出了12万元，被告柳先国出5万元，在2009年8月13日双方签了30万元收条一张（包括被告柳先国出资的5万元），12万元是先给被告柳先国5万元现金，过几天又给了2万元现金，并在工商银行华发路支行转账给了被告柳先国5万元。此后，双方再未产生新的债权债务”。
被告柳先国对于整个事情经过陈述并抗辩如下：“被告柳先国与原告是在2007年通过原来单位一个同事介绍认识的。1、被告柳先国的干儿子刘某对其说有个朋友（原告）放印子钱，后来其通过刘某向原告借了1万元，但实际上只拿了8千元，当时写过借条，并约定月利息2分，后来直接还了1万元给原告；2、第二次向原告借款1万元，实际到手7千元，一个月后也还给了原告；3、后来又陆续向原告借款，大约3、4万元的本金。2008年，原告催款被告柳先国还钱，如果还不出的话要加算利息。被告柳先国认为自己的杨浦区的房子要动迁，到时候可以还钱。在2009年所借的这3、4万元本息合计约有10万元左右。当时也打过好多借条；4、由于杨浦区的房屋一直未动迁，被告柳先国带原告去看了被告柳先国丈母娘家的动迁房，在2009年买房子的时候，原告给了其现金7万元。但从来没有转账给过被告柳先国5万元；5、被告柳先国欠原告12万元的借款，是7万元现金和之前的所借款约3、4万元之和。故现在被告柳先国所欠的12万元已经由被告洪军燕还清，故不再欠原告任何钱款”。
庭审过程中，原告认为其通过转账方式转给过被告5万元，而被告柳先国坚持称，从没有收到原告转账钱款。原告为证明其通过转账方式向被告柳先国交付过钱款，于2014年7月24日申请本院调取原告何某某、程某某、柳先国三人在2009年8月、9月在工商银行的交易明细，并在申请书后附带了何某某与案外人程某某的结婚证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程某某的银行卡开卡申请书。
经查，本院认为原告的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且双方庭审中对是否转账交付过钱款意见相反，该份证据有助于本院查明案件事实，故本院调取了存款人为被告柳先国的工行银行卡（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卡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2014年8月，银行反馈了查询明细单，明细单显示在2009年8月13日，该卡有一笔8600元的现金存入和一笔61400元的银行转账转入，转出人为案外人程某某（银行卡号为XXXXXXXXXXXXXXXXXX）。
原告对此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为，2009年8月13日，原告与被告柳先国一同在工行华发路支行内，原告向被告柳先国交付了8600元现金，被告柳先国当场开立了工行账户，将此款转入卡内，另当天通过妻子程某某的工行账户向被告柳先国的工行账户转账61，400元，原告当天向被告柳先国支付了7万元。
被告洪军燕对此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认可，首先转账是否与本案借款事实相关，需要被告柳先国进行确认。其次，该笔转账金额明显与庭审中原告所述给了被告柳先国2万元现金、5万元转账有明显出入。即使该转账成立，根据原告所述包括已付现金5万元在内共计12万元，已经被刑事案件认定为诈骗，在原告多次骚扰下，被告洪军燕被逼无奈替被告柳先国偿还了12万元。另外，借款未用于家庭生活，诉讼时效也已经超过。
2014年10月23日，被告柳先国向本院邮寄了书面意见，其对银行记录未发表质证意见，但坚持认为虽然打了30万元的借条，但实际收到了12万元借款。其所犯诈骗案一事，与被告洪军燕毫无点滴关系，丝毫没有用于家中。当初要归还原告12万元，但原告不要，坚持要30万元。
被告柳先国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被告洪军燕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本院对于原告提供的八组证据、原被告的庭审陈述、举证和质证以及本院调取的银行交易明细，本院认定如下：1、2008年元月17日，2008年9月20日借条两份。鉴于两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该组证据确系被告柳先国向原告出具，系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依据，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2、对上海益旺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本院认为单位出具证明前，应核查相关资料、文件记载、档案或者向相关人员了解清楚情况，才能出具相关证明，以证明客观事实情况。现在两被告对此份《证明》不予认可，上海益旺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也未提供任何上述应核查的材料予以支撑出具的证明内容，而该份《证明》从形式上也无法看出和原告有任何关系。原告提供此份证据以证明其收入情况，依据显然不足，本院认为两被告异议成立，对于与此份证据，本院不予采纳；3、对于2010年1月7日的《协议书》。两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协议书》系被告柳先国合同诈骗案件中被法院认定的诈骗原告12万元的直接证据，该份证据在原被告的经济往来过程中形成，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4、对于原告在公安机关所做的询问笔录、闵行区检察院所作出的沪闵检刑诉（2010）1179号起诉书。本院认为，对于原告在公安机关所做的询问笔录，系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活动中对原告（被害人）进行取证，取证的范围为诈骗过程和金额，而原告所称的13万元借款，只是公安机关对原告个人陈述的记载，由于询问笔录中记载了原告的个人陈述，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与询问笔录予以采纳，但对于是否存在13万元的借款，还需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对于检察院的起诉书中第四页第十项，本院认为，首先，检察院的起诉书在性质上属于检查机关对于侦查机关移送起诉案件，审查后认为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而依照法定程序制作的法律文书，故检察院的起诉书所认定的事实是刑事犯罪所涉的事实，而不是民事事实。其次，起诉书中记载的内容需要经过法院认定，无论是公诉人的起诉书还是民事案件的起诉状，除了当事人自认外，还需要证据予以支持，这样才能被法院采纳。本案中，当事人对此并不认可，而在被告柳先国合同诈骗一案刑事判决书中，只是对与原告诈骗金额12万元做了认定，而并未对原告所说的13万元作出认定。第三，实际上起诉书中这句话有个适用前提，便是何某某的陈述，至于何某某的陈述是真是假，在两被告有异议的情况下，需要相关的证据进行支撑。故有关于13万元的借款并不能从检察院的起诉书中直接得出。故对于检察院的公诉书，本院不予采纳；5、对于该份刑事案件审理笔录，两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无异议，只是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本院认为，公诉人出示的证据虽包括原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笔录、收条和《协议书》等，但意见同前述分析，能够证明被告柳先国对诈骗原告12万元无异议，至于13万元的借款，并不能直接认定。对于被告洪军燕所说笔录第四页证明了被告柳先国未将收入、钱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而是用于私人花销、借款等，本院认为，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明确了对案件审理只涉及诈骗钱款的用途，笔录中记载明确是所骗钱款的用途，而并非民间借贷钱款，故也不能证明被告洪军燕所述被告柳先国将所借钱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中；6、对于2010年7月20日及8月19日被告柳先国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本院认为，两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该组证据系被告柳先国的对诈骗过程以及双方之间曾经借钱的过程所做的陈述，与原告的诉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该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柳先国承认在2009年8月行骗之前有借贷和欠款事实，只是在数额上有异议；7、对于吴泾派出所出具的《证明》系公安机关通过参与调解过程而制作，反映了原被告之间的借款纠纷经行政机关调解未果，本院予以采纳；8、对于两被告之间的结婚证，系原告向被告洪军燕主张权利的依据，原告主张与被告柳先国的借款系在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9、对于被告柳先国的银行2009年8月13日的银行转账明细记录，如前所述因原告与被告柳先国对是否有转账过争议较大，该份证据有助于对本院对事实的判断，本院予以采纳。
基于原被告的陈述和抗辩、举证质证以及本院调取的证据，本院查明如下事实，原告与被告柳先国通过刘某（音）认识后，被告柳先国多次向原告借钱，期间多笔借款发生后均归还给原告。2008年元月17日被告柳先国向原告出具的借条一份，载明借款9.2万元，已还4万元。2008年9月20日被告柳先国向原告出具的借条一份，载明借款6万元。
2009年8月13日被告柳先国又向原告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取原告购房款30万元（其中5万元属于被告柳先国垫付，但未垫付）。同日，原告与被告柳先国一同在工行华发路支行内，原告向被告柳先国交付了8，600元现金、转账61，400元（程某某账户支付），合计7万元，这7万元最后被认定为被告柳先国诈骗犯罪所得。
2010年1月，原告与被告柳先国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原告以3，20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向闵行区吴泾新建村购买住房一套，现已经交了12万元的购房款，余下由担保人柳先国付清”。
另查明，2010年6月3日被告柳先国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9日被逮捕。2010年11月10日，被告柳先国被本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4万元；另外责令被告柳先国退赔各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该判决并未对借款13万元作出认定。2010年12月29日刑事判决生效，其后，被告柳先国被送至上海市白茅岭监狱服刑。
其后，被告洪军燕代替被告柳先国向原告（被害人之一）退赔了12万元诈骗款，原告对此予以确认。
又查明，两被告在2000年9月19日登记结婚，2012年7月6日经本院调解离婚。原告与案外人程某某系夫妻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一、原告与被告柳先国是否存在借款13万元的事实；二、被告洪军燕是否对存在的借款承担还款责任；三、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对于争议焦点一，原告与被告柳先国是否存在借款13万元的事实？本院认为，1、虽然被告柳先国不承认借款13万元，坚持认为只拿过原告12万元，但被告柳先国无法解释为何连续多次向原告出具借条，本案中被告多次向原告出具借条和收条，被告柳先国无法说明合理理由，即便被告柳先国称系遭到原告的威胁，而且既然受到原告的威胁，为何还继续写借条、收条与原告，况且被告柳先国并未就此向本院举证。2、庭审中，经反复询问原告与被告柳先国是否有转账的事实，原告坚称转账给被告柳先国，而被告柳先国坚称没有转账过。这不仅在被告柳先国在陈述借款过程中说道“2009年买房子的时候，原告现金给我7万元，没有给我转账5万元”，在法官询问被告柳先国和原告有无转账，被告柳先国称“没有转账过，都是现金给的钱”，这与本案查明2009年8月13日原告妻子程某某转账给被告柳先国61，400元，明显不符。至于转账金额差异，因时间较长，原告称记忆有误也在情理之中，这点在2010年6月11日，公安机关对原告所做的询问笔录中也有反映，原告当时称“是不是工行账户我忘了，这两次是不是5万元和7万元，我具体记不清了，反正加起来应该就是12万元”。3、被告柳先国被法院认定诈骗原告12万元。按照被告柳先国在庭审中陈述，“我后来陆陆续续又向原告借钱，总共加起来大概3、4万元本金”，“2009年买房子的时候，原告现金给我7万元，没有给我转账5万元，这些钱是签协议签给我的，我欠原告本金加起来12万元左右”。被告柳先国承认多次向原告借款，并承认欠款3、4万元本金，如果被告柳先国所述属实，那么法院所做的刑事判决认定诈骗金额12万元便不成立，因为这将正常借款也一并认定为诈骗。经查，被告柳先国在刑事案件中聘请了两位律师，且在案件判决后并未就任何犯罪事实提出上诉。而众所周知，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对证据的要求极高，这远远超过了民事纠纷的证明标准，而对于生效的刑事判决所确认的事实，本院应直接采纳。故被告柳先国的陈述效力不高。4、本院注意到两被告的结婚证（持证人为被告柳先国）的原件系由原告提供给法庭，这与原告在公安机关陈述被告柳先国为了让原告相信其卖房子，将房产证、结婚证等押在原告处相符合。
本院认为，本案中虽然原告未能够直接提供有力的证据证明其向被告柳先国出借13万元。但基于以上分析，原告的陈述效力优于被告柳先国，且被告柳先国承认欠原告钱，只是认为所欠钱款已经包含在12万元内了，故本院有理由相信原告所述13万元借款存在（包括利息），合法的债权受法律保护，被告柳先国应予偿还，本院对此予以支持。
对于争议焦点二，被告洪军燕是否对存在的借款承担还款责任？被告洪军燕认为，即便原告主张债务成立，因被告柳先国未将所借钱款用于家庭生活而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原告认为，被告柳先国所借债务发生在2008年之前，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被告所负债务应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本院认为，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上述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并不冲突，反而互相补充，既对债权人有周全的保护，避免夫妻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也对非直接借款的夫妻另一方提供保护，避免非直接债务人对借款人任何债务均负共同责任。诚然，如果债务人个人所负债务未用于夫妻家庭生活，而供自己挥霍，其所负债务当属个人债务。但就此未用于夫妻家庭生活的举证责任应在两被告而非原告，两被告虽提出此项抗辩，但并未就此进行举证，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本案并不存在原告与被告柳先国明确约定为被告柳先国个人债务，两被告也未能举证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即两被告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约定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原告知晓该约定，被告柳先国所负债务才为个人债务。
本院认为，基于以上分析，对于原告与被告柳先国的借款，该笔债务发生在两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两被告未能证明该债务属于被告柳先国个人债务的情形，故被告洪军燕应对被告柳先国所负债务13万元负共同偿还责任。
对于争议焦点三，原告主张权利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1、我国的《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同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被告柳先国所负债务发生在2008年年底前，对于13万元债务是以买房收款形式在2009年8月13日予以确认，2010年元月7日在《协议书》中再次写明已收12万元，余款由被告柳先国付清。在被告柳先国诈骗案发后，其于2010年6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9日被逮捕，2010年11月10日被判刑。原告2010年6月11日在公安机关做询问笔录时，便知道权利已经被侵害，应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但因被告柳先国被立案侦查，故诉讼时效中断。2、因被告柳先国案件最后进入了刑事审理阶段，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经查，该刑事判决是在2010年12月29日生效，故原告与被告柳先国民间借贷的诉讼时效在2010年12月29日开始重新计算。3、《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原告多次找被告洪军燕索要13万元，应产生诉讼中断的效力。因该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故对被告洪军燕主张，自对被告柳先国产生中断法律效力。4、2013年4月中旬原告与被告洪军燕在闵行区吴泾派出所进行调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同样产生诉讼中断之效力。
本院认为，基于以上分析，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两被告的抗辩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柳先国、被告洪军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归还原告何某某借款人民币13万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被告柳先国、被告洪军燕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方 敏
代理审判员 张恩健
人民陪审员 吴林芳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练 斌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四条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
第十五条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