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融安行初字第26号
原告李玉花，农民。
委托代理人何永纠，农民。
委托代理人罗仕龙，融安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融安县沙子乡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陶媚，乡长。
委托代理人罗长源，融安县沙子乡人民政府干部。
第三人何祥，农民。
第三人何广梅，农民。
委托代理人卫荣才，融安县司法局退休干部。
原告李玉花不服被告融安县沙子乡人民政府于2014年5月21日作出的沙政处字（2014）第1号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于2014年9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玉花及其委托代理人何永纠、罗仕龙，被告融安县沙子乡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罗长源，第三人何祥、何广梅及其委托代理人卫荣才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融安县沙子乡人民政府于2014年5月21日作出的沙政处字（2014）第1号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认定李玉花和何祥、何广梅争议地位于融安县沙子乡古益村门路屯江坡路，面积约3．8亩。四至界限为：东邻旱沟，南邻覃朝良旱地，西邻杉树，北邻旱沟。争议地属门路屯集体土地，从土改至1981年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均由门路屯集体耕种。1981年，门路屯落实承包责任制时只分水田不分其他土地，其他土地的使用原则上是按照谁开某由谁耕作管理。该争议地是何军（李玉花之夫）父母曾经于解放前开某使用过，1981年门路屯在落实责任制后争议地由何军户管理，但该争议地并没有填入土地承包证中，该争议地由何军户管理到1984年，后将争议地给九歪屯梁春明耕作至1987年，1987年至1988年又给其姐何桂香耕种了一年；1988年何军向何祥家借了三百斤大米，于当年何军将争议地给何祥家耕作至今。该争议地于2001年2月25日何祥兄妹分家析产时，经何军执笔立书写了1.4亩地给何广梅经营管理，何广梅全家外出打工后由何祥全部耕作。2003年，何军以争议地在1981年时已由其承包，土地使用权一直为其所有为由，向何祥主张要回该争议地，何祥不同意，双方发生纠纷。何军于2004年7月5日将何祥种植在争议地内的甘蔗全部砍掉。乡政府认为：双方当事人未能提供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及落实责任制四个历史时期经相关部门下发的权属证明。1981年至1988年，李玉花（原户主何军）曾经管理使用过争议地是事实，但未能证明其取得承包权。从1988年后，争议地一直由何祥、何广梅管理使用至2003年争议发生将近二十年时间，门路屯集体未提任何异议，对该事实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李玉花仅以其曾经管理使用过争议地而要求主张使用权属，理由不够充分。李玉花称该争议地属于其丈夫（何军）父母开某所得，1981年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时生产队将该争议地承包给何军耕作管理，其相关证人证言实为何军祖宗地，这与现实法律和国家政策相违悖，并与现在的基本事实不相符，不予以采信。李玉花称将争议地给何祥、何广梅耕种时讲等孩子长大后再要回来，由于没有相关证据相佐证，亦不予采信。不管是用300斤大米换来还是其他方式获取，何祥、何广梅对争议地的长期经营管理，是事实；其次何军亲手书面执笔将何祥经营管理的部分争议地分给何广梅，这也是事实，政府予以采信。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十五条、第三十条第（一）项、第三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经研究作出如下处理决定：一、古益村门路屯江坡路争议地土地使用权归何祥、何广梅共同所有。争议土地确权图与本处理决定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被告向本院提供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如下：1、《土地确权申请书》及《答辩书》；2、立案审批表、答辩通知书；3、现场勘查笔录及何祥、何广梅与李玉花争议地示意图；4、兄妹分家契约；5、覃朝忠等人证明材料六份；6、古益村民委员会证明材料一份；7、何祥的三份调查笔录；8、何军的两份调查笔录；9、现场笔录；10、分别对周恩忠、何玉开、何明亮、梁春明、何明毫、覃朝光的调查笔录；11、覃朝文的调查笔录；12、被告对争议地曾先后作出的沙政发（2003）6号、沙政处字（2004）1号处理决定；13、融安县人民法院（2005）融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书及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柳市行终字第77号行政判决书；14、调解笔录。
原告李玉花诉称：一、被告作出的沙政处字（2014）第1号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1、被告认定现争议地“从1981年至1988年由李玉花户经营管理是事实，但未能证明其取得承包权。”与事实有部分出入。事实上该地原先由原告的父辈开某所得，在集体化时期由生产队经营管理。落实生产责任制时该地由生产队承包给原告经营管理是事实，当时古益村委的大多数自然屯只分田不分地，地是谁先开某的转由谁承包管理，农户耕作的旱地都不填入《土地承包证》。以上事实有覃寿华等11位村民的证明和古益村委的证明为凭。2、被告认定“1988年何军向何祥家借了三百斤大米，于当年何军将争议地给何祥家耕作至今。”同时，被告认定“从1988年后，争议地一直由何祥户管理使用至2003年争议发生……”前后自相矛盾，明显认定事实不清。事实上该地在2002年己发生权属争议，后一直丢荒，纠纷存续至今，有被告的沙政发（2003）6号、沙政处字（2004）第1号处理决定，融安县人民法院（2005）融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书等为证。3、被告认定“该争议地于2001年2月25日何祥兄妹分家析产时，经何军执笔立书写了1．4亩地给何广梅经营管理，何广梅全家外出打工后由何祥全部耕作”此认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仅凭主观臆断，张冠李戴。何家兄妹分家立笔书写的地块并没有写明现争议地，实际上是分另一个地块，与现争议地无关。4、原告与第三人双方对争议地都有经营管理事实，只是经营的时间不同，以“三个有利”和“经营管理事实”把争议地全部确定归第三人使用明显有失公正，证据不足。二、被告作出的沙政处字（2014）第l号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程序违法。门路屯在落实生产责任制前后均分为两个集体，原告归第一村民小组，第三人归第二村民小组，有古益村委的证明为凭。该案表面上看是个人之间的土地使用权纠纷，实质上应属集体之间的土地所有权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沙政处字［20l4］第1号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明显主体不符，属越权处理，程序违法。综上所述，被诉的沙政处字（2014）第1号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恳请融安县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沙政处字（2014）第l号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
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2、融政复字（2014）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和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3、覃寿华等11位村民出具的书面证明一份；4、古益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书面证明；5、被告对争议地曾先后作出的沙政发（2003）5号、沙政处字（2004）1号、沙政处字（2014）第1号处理决定；6、融安县人民法院（2005）融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书及（2006）融民初（一）字第38号民事裁定书；7、2013年4月25日古益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书面证明一份。
被告融安县沙子乡人民政府答辩称：一、被诉的沙政处字（2014）第1号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首先，沙子乡人民政府关于“1981年至1988年，李玉花（原户主何军）曾经管理使用过争议地是事实，但未能证明其取得承包权”的认定与事实并不存在出入。其次，李玉花认为沙子乡人民政府认定“1988年何军向何祥家借了三百斤大米，于当年何军将争议地给何祥家耕作至今”与政府认定“从1988年后，争议地一直由何祥户管理使用至2003年争议发生……”前后自相矛盾，认定事实不清。原告这样说法是断章取义和无中生有的，沙子乡人民政府这一认定前后并不矛盾，政府没有把纠纷发生后争议地丢荒期间认定为何祥、何广梅经营管理。再有，李玉花诉称沙子乡政府认定该争议地于2001年2月25日何祥兄妹分家析产时，经何军执笔立书写了1．4亩地给何广梅经营管理，何广梅全家外出打工后由何祥全部耕作。原告称沙子乡政府此认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仅凭主观臆断，张冠李戴。事实并非如此，沙子乡人民政府对该事实的认定，有当事人何祥、何军的调查笔录，有何军执笔签字的何祥兄妹分家析产的契书等材料证明，还有融安县人民法院（2005）融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书、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柳市行终字第77号行政判决书的事实认定。二、沙政处字（2014）第1号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得当。原告李玉花认为沙政处字（2014）第1号处理决定程序违法，原告理由为：她和何祥分属两个不同集体，实质上应属于集体之间的所有权争议。其实际混淆了生产队和生产作业小组的概念，门路屯集体在落实责任制时是分为两个作业小组再落实到户的，而不是分为两个生产队。这些事实均有时任队干的调查材料证明。更何况何军自己在调查笔录中已经清楚说明与何祥是同属一个集体，而李玉花所提供古益村委证明其与何祥分属不同集体的证明，村委因了解失误已经声明作废。综上所述，沙子乡政府作出的沙政处字（2014）第1号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请法院依法维持该处理决定。
第三人何祥、何广梅述称：一、原告诉称该地原先由原告的父辈开某所得，在集体化时期由生产队经营管理，落实生产责任制时该地由生产队承包给原告经营管理与现实不符，且违反了我国的法律规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争议地在1981年至1984年由原告耕种是事实，但原告仅仅耕种经营了短短的3年而不到4年时间，并非是生产队承包给原告经营，后来争议地又由九歪屯梁春明耕种了3年，后又由何桂香耕种了1年，这样的3．8亩争议地，7年时间经过了3户农户耕种经营而仍然无力经营至丢荒。1988年由第三人兄妹经营管理至2004年7月，原告将第三人种植的甘蔗全部砍掉时，已近20年是第三人经营管理。1998年冬，第三人两兄妹分家时，原告还亲自到场帮第三人分割房屋和承包的土地，并亲手执笔为第三人分割“江坡路”（争议地）的3．8亩承包地，划出1．4亩给第三人何广梅经营管理。二、原告诉称“沙子乡人民政府作出的政处字（2014）第l号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称“门路屯在落实生产责任制前后均分为两个集体、原告归第一村民小组、第三人归第二村民小组，有古益村委的证明为凭”不是事实。事实上原告与第三人同是门路生产队的经济实体组织，在落实生产责任制时门路生产队为便于管理而分为两个作业小组，而原告和第三人同是第一作业小组成员，并非两个集体，更没有原告与第三人各在一组的事实存在。综上所述，第三人认为，沙子乡政府作出的沙政处字（2014）第1号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请求法院予以维护，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以下证据合法有效，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本院予以确认：1、现场勘查笔录及争议地示意图；2、融安县人民法院（2005）融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书及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柳市行终字第77号行政判决书；3、调解笔录。
经审理查明：原告李玉花和第三人何祥、何广梅为位于融安县沙子乡古益村门路屯“江坡路”（地名）发生土地使用权争议，面积约3．8亩。四至界限为：东邻旱沟，南邻覃朝良旱地，西邻杉树，北邻旱沟。被告在调处过程中查实如下：争议地属融安县沙子乡古益村门路屯集体土地，从土改至1981年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均由门路屯集体耕种。1981年，门路屯落实承包制责任制只分水田不分其他土地，其他土地使用原则上是按照谁开某所得由谁耕作管理。门路屯在1981年落实责任制后争议地由何军户管理，但该争议地并没填入土地承包证中。何军（原告丈夫，已故）对该争议地管理到1984年，后将争议地给九歪屯梁春明耕作至1987年，1987年至1988年又给其姐何桂香耕种了一年；1988年何军向何祥家借了三百斤大米，于当年何军将争议地给何祥家耕作至今。该争议地于2001年2月25日何祥兄妹分家析产时，经何军执笔立书写了1．4亩地给何广梅经营管理，何广梅全家外出打工后由何祥全部耕作。2003年，何军以争议地在1981年时已由其承包，土地使用权一直为其所有为由，向何祥主张要回该争议地，何祥不同意，双方发生纠纷。被告融安县沙子乡人民政府组织双方调解未果，曾于2003年4月25日作出沙政发（2003）6号土地纠纷使用权的处理决定。融安县人民政府于2003年12月30日作出融政复决字（2003）第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融安县沙子乡人民政府于2003年4月25日作出的沙政发（2003）6号土地纠纷使用权处理决定。2004年7月15日融安县沙子乡人民政府第二次作出沙政处字（2004）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融安县人民法院于2005年3月23日作出（2005）融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沙子乡人民政府2004年7月15日作出沙政处字（2004）1号行政处理决定，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7月29日作出（2005）柳市行终字第77号行政判决书维持融安县人民法院于2005年3月23日作出（2005）融行初字第1号的行政判决。2014年5月21日被告融安县沙子乡人民政府第三次作出沙政处字（2014）第1号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融安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8月19日作出融政复字（2014）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融安县沙子乡人民政府作出沙政处字（2014）第1号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被告融安县沙子乡人民政府对原告李玉花和第三人何祥、何广梅之间的土地权属争议进行立案调处并作出决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赋予其法定职权。被告融安县沙子乡人民政府在调处过程中，依据争议地经营管理状况，作出沙政处字（2014）第1号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并无不当。原告请求法院撤销被告的处理决定，证据不足，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玉花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50元，由原告李玉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海涛
代理审判员 林随干
代理审判员 韦明明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黄小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