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20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衡水精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衡枣路东侧、市三院南侧。
法定代表人张保起，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孙成霞，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苗蓓，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双盛利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园601号楼25层2902。
法定代表人李崇枫，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李世良，北京市证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胜勇，北京市证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北京信发为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潞苑南大街1093号永-221号。
法定代表人于玲，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盘什尔，男，1981年10月14日出生。
上诉人衡水精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水精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双盛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盛利公司）、原审第三人北京信发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信发为公司）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5）通民初字第030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该案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陈敏光担任审判长，法官高娜、法官赵纳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衡水精信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孙成霞、苗蓓，被上诉人双盛利公司之委托代理人李世良、张胜勇，原审第三人北京信发为公司之委托代理人盘什尔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双盛利公司在一审中诉称：早在2009年初，双盛利公司就开始运作从湖北宜昌市商业银行收购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焦王庄的“枫露皇苑三期别墅”（以下称该项目）地产项目。因双盛利公司自身资金原因，不能独立完成该项目的收购开发工作，便协调衡水市商业银行做该项目的项目贷款，同时推荐衡水精信公司一起联合收购开发该项目。在征得衡水市商业银行同意后，于2009年8月8日，与衡水精信公司签订了本诉请求确认之标的《联合开发协议》。该协议签署后，衡水市商业银行开始提供项目贷款，在双盛利公司全面履行了该协议约定（该协议第4条第1、2、4款）的应尽义务前提下，成功完成了收购项目工作，并成立该项目的项目公司（即北京信发为公司）。同时，协调主管部门审批手续、将涉案地产项目变更至项目公司名下并领取新发“土地使用证”。2014年2月，衡水精信公司却无视双方签署《联合开发协议》的存在事实，在不告知双盛利公司的情形下，独自将涉案地产转让至北京江南集团董事长于×个人名下，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严重侵犯了双盛利公司在涉案地产项目中的合法地位和合法权益。现请求法院判令确认双盛利公司与衡水精信公司于2009年8月8日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有效；诉讼费由衡水精信公司承担。
衡水精信公司在一审中辩称：一、双盛利公司在起诉状中陈述的完全是《联合开发协议》履行的问题，与其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二、2009年8月，张×在未取得衡水精信公司授权的情况下与双盛利公司签订《联合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衡水精信公司对于张×的无权代理行为不予认可。三、《联合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是衡水精信公司受到双盛利公司欺诈的情况下，作出的错误的意思表示，该协议损害了国家利益，属于无效协议。双方协议约定中部分内容，由于双盛利公司不是当事人，也不是法定执行机构，如何能介入本项目的执行阶段。显然其是要通过非正当的手段对国家的司法程序进行干预。双盛利公司怎么能协调银行贷款，其中必定隐藏着非法操作，而这必将严重损害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四、在协议签订后，双盛利公司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其既不具备签订协议的基础，也没有履行协议的能力。同时，其还不断背弃《联合开发协议》，招摇撞骗，侵害衡水精信公司的利益。《联合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有关银行解决涉案项目各个阶段所需的资金，但事实证明没有任何银行就该项目发放过任何贷款。衡水精信公司收购该项目所需资金完全是自筹的。《联合开发协议》约定由双盛利公司承担将涉案项目过户到项目公司（北京信发为公司）名下的义务。但实际上由北京枫林中发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履行了这一义务，并谋取了高额代理费用。也就是说，双盛利公司没有履行任何一项约定的义务。此外，在2011年，双方口头达成一致，将涉案项目转让。双盛利公司介绍了北京程琪琳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作为涉案项目转让的代理人。2011年6月7日，北京信发为公司与北京程琪琳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签订了《居间协议》，协议约定，将涉案项目以不少于人民币3.5亿元的价格转让。同日，北京程琪琳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推荐北京信发为公司与北京中招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签订了《委托拍卖协议》。但是，在《居间协议》签订后隔一天，双盛利公司又胁迫北京程琪琳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与其签订了所谓《居间协议》的补充协议，约定涉案项目转让价格不得低于4.2亿元，北京程琪琳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要将3.5亿元与4.2亿元的差价无条件打入双盛利公司的账上。假如双盛利公司、衡水精信公司真是合作关系，双盛利公司又怎能作出背信弃义之事。由于双盛利公司敲诈勒索代理人，致使涉案项目未能在2011年及时转让出去，双盛利公司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衡水精信公司的利益。《联合开发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双盛利公司利用欺诈手段签订的合同，该合同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符合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属于无效合同。
北京信发为公司在一审中述称，《联合开发协议》为双盛利公司、衡水精信公司签订，与北京信发为公司无关，北京信发为公司不应作为本案第三人。北京江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2013年12月取得信发为公司100%股权。江南公司通过拍卖取得信发为公司股权，拍卖公告显示原信发为公司的股东为张保起个人，江南公司为善意合法取得，并不知道《联合开发协议》等。现在的信发为公司已是新公司，与原信发为公司没有关系。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8月8日，双盛利公司（甲方）与衡水精信公司（乙方）签订《联合开发协议》。该协议约定：根据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年6月8日作出的执行裁定书，及其委托北京中恒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2008）评字第076号评估，宜昌市商业银行合法拥有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焦王庄的枫露皇苑三期别墅47栋（27208平方米）所有权及相应土地使用权（44900平方米）（以下简称本项目）。本项目包括上述土地、该土地使用权范围内所有的地上、地下建筑物及相关设施等。因甲方资金原因不能完成收购开发本项目，经与乙方友好协商，双方就收购并合作开发本项目，达成如下协议：一、合作基础。由于甲方在本项目的前期法院执行阶段既已介入，协调有关方面帮助宜昌商业银行将本项目裁定到该行名下，并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乙方在衡水市是知名企业，有较好的融资能力和平台；甲方协调有关银行使乙方取得收购本项目的资金，成为双方合作的基础。二、合作模式。1.甲方协调宜昌商行尽快与乙方签订收购协议，并协调有关银行使乙方取得收购本项目的资金。2.乙方支付宜昌商行第一笔款后，由乙方在京注册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以该公司为依托，双方组建联合开发项目组，完成后期工程及销售的一系列工作。乙方任组长，甲方任副组长，共同派出管理、财务、施工销售人员组建团队，进入实质性工作。3.项目公司的销售收入先行偿还银行贷款及利息。三、费用承担及利益分配。1.双方组建联合开发项目组，本项目收购价1.5亿元人民币，连同过户费及后期续建等手续的办理预算投入约5000千万（原文如此，经释明，双盛利公司、衡水精信公司均称此处为笔误，实际应为“5000万”），及收购项目后产生的其他各种相关费用和银行利息一同纳入合作开发成本，产生的其他不可预见的费用由甲乙双方按利润分配比例分摊，乙方不承担其在与宜昌商业银行签订该项目以外的其他各种跑办费用。2.双方按销售利润6：4（甲方6，乙方4）方式分配。四、权利义务。1.甲方协调宜昌银行尽快与乙方签订收购协议，协助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项目出具相关协助执行手续，将本项目过户到项目公司名下。2.甲方须协调好有关银行，以使乙方取得收购本项目的资金，准备好支付宜昌商行的第一笔5000万收购款，同时协调好后期的一亿五千万资金，按进度打入收购本项目建立的专用账户。3.乙方通过抵押担保等方式在银行取得本项目的收购资金，在本项目过户到项目公司名下后，乙方有权变更、撤销抵押物或担保方式，以本项目的土地、房产等提供担保。4.工程建设各项手续办理及与各主管部门、相关单位协调工作由甲方负责，乙方协助；工程建设、销售及财务由甲乙双方人员负责，以乙方为主；财务管理制度、成本控制制度等相关管理制度由乙方拟定，经双方认可后执行。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协议落款处，甲方加盖了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李崇枫签字，“时间”月日前均为空白；乙方加盖了公司公章，授权委托人处有“张×”的签名，“时间”注明2009年8月8日。
双盛利公司、衡水精信公司均认可，“北京信发为投资有限公司”是《联合开发协议》约定成立的“项目公司”。
双盛利公司、衡水精信公司、北京信发为公司均称，没有因为签订《联合开发协议》涉嫌犯罪而被采取强制措施或者被判处刑罚或者被行政机关处罚。
2009年7月18日，北京枫林中发房地产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甲方）与本案衡水精信公司（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就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焦王庄枫露皇苑三期别墅，乙方委托甲方协调收购该项目。《委托代理协议》签订后，北京枫林中发房地产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履行了相关合同义务；2010年12月30日，北京信发为投资有限公司取得了该项目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各方就《委托代理协议》的履行发生争议，北京枫林中发房地产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起诉要求本案衡水精信公司和北京信发为公司支付违约金400万元，其他费用14920元。2014年7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一、北京信发为投资有限公司、衡水精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给付北京枫林中发房地产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违约金四百万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付清；二、北京信发为投资有限公司、衡水精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给付北京枫林中发房地产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人民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付清。一审判决后，北京信发为投资有限公司、衡水精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14年9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衡水精信公司、北京信发为公司对双盛利公司举证的《联合开发协议》（甲方一栏“时间”月日前均为空白，乙方一栏“时间”注明2009年8月8日）的真实性均不认可。北京信发为公司表示虽然不认可，但不申请对《联合开发协议》上的公章和签字的真实性鉴定。
衡水精信公司称张×曾经是其法定代表人，现法定代表人为张保起。
衡水精信公司申请对双盛利公司举证的上述《联合开发协议》上最后一页的双盛利公司公章、衡水精信公司公章、《联合开发协议》上双盛利公司的骑缝章、衡水精信公司的骑缝章、落款处“张×”的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经随机摇号，确定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作为鉴定单位。
双盛利公司提供了另外一份《联合开发协议》作为样本，这份协议的内容与作为检材的《联合开发协议》内容一致，格式一致，区别在于落款处甲方一栏“时间”月日前并非空白，而是手写数字“8”、“8”。衡水精信公司同意以这份《联合开发协议》作为样本，北京信发为公司认为与其无关，且未提出异议。双盛利公司又提供了一份2009年8月18日宜昌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衡水精信公司签订的《项目转让协议》，衡水精信公司对这份协议的真实性认可。三方均同意以这份协议落款处衡水精信公司的公章作为样本。此外，样本还包括从衡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调阅的2008年度至2010年度年检报告上的衡水精信公司的公章印文，从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调阅的2008年度至2010年度年检报告上的双盛利公司的公章印文，张×本人到法院书写的样本材料一页。
在鉴定前，双盛利公司明确表示作为检材的《联合开发协议》上所加盖的双盛利公司公章与作为样本的保存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的年检报告上的双盛利公司的公章印文不一致，这样做是为了提高经营效率，方便使用。因此，不同意衡水精信公司提出的对双盛利公司公章的鉴定申请。双盛利公司另外表示在《联合开发协议》上加盖双盛利公司公章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认可作为检材的《联合开发协议》的效力，而且，公司法定代表人也在《联合开发协议》上签字，加盖公章的行为以及法定代表人的履职行为表明双重认可《联合开发协议》效力。在双盛利公司声明且法院释明后，衡水精信公司坚持要求对《联合开发协议》上的双盛利公司的公章进行真实性鉴定。
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认为：作为检材的《联合开发协议》上所加盖的双盛利公司公章、骑缝章与作为样本的《联合开发协议》上所加盖的双盛利公司公章、骑缝章，为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作为检材的《联合开发协议》上所加盖的双盛利公司公司公章、骑缝章与作为样本的保存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的年检报告上的双盛利公司的公章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作为检材的《联合开发协议》上所加盖的衡水精信公司公章、左侧骑缝章与作为样本的《项目转让协议》上的衡水精信公司公章、作为样本的《联合开发协议》上所加盖的衡水精信公司公章、左侧骑缝章、作为样本的从衡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调阅的2008年度至2010年度年检报告上的衡水精信公司的公章印文为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作为检材的《联合开发协议》上所加盖的衡水精信公司右侧骑缝章第1-2页与第3页上的骑缝印文不是出自一枚完整印文，无法出具是否同一的鉴定结论。作为检材的《联合开发协议》上“张×”签名与张×手写的样本字迹是同一人所书写。衡水精信公司预交鉴定费49200元、差旅费1528元。
庭审中，双盛利公司提出调查取证申请，申请取证内容为：1.衡水银行（原衡水市城市信用社、衡水市商业银行）在2009年7月左右决定放贷给衡水精信公司用于收购坐落于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焦王庄“枫露皇苑别墅群”地产项目的会议纪要；2.衡水精信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于2009年9月3日在衡水银行红旗支行写给衡水银行的保证书；3.衡水银行办公会具体放贷时间、数额及贷款用途的记录。
通州法院依法向衡水银行进行了调查取证。关于第一项调查取证内容，衡水银行负责人称由于正常放贷不需要会议纪要，只有特殊情况才需要开会研究，但可以提供一份2010年9月银行开会研究给衡水精信公司重新办理履约保函的会议纪要。这份会议纪要载明的时间是2010年9月3日，其第一项议定事项为：“2009年，衡水精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宜昌市商业银行就转让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焦王庄‘枫露皇苑’三期47栋别墅签订了《项目转让协议》，我行就该协议为衡水精信房地产开发公司出具了履约保函，担保金额为人民币9200万元整，该保函已于今年九月到期。日前，衡水精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该《项目转让协议》再次向我行申请办理履约保函，根据该项目的进展情况，议定：1.同意由红旗支行就上述项目转让事宜为衡水精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新办理履约保函，期限为六个月。2.重新办理保函前由红旗支行负责将原保函收回，由衡水精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新提出申请。3.由信用卡部和红旗支行严格按照规定具体办理。”
关于第二项调查取证内容，衡水银行留存的《保证书》内容为：“因本公司与北京双盛利投资有限公司订立了《联合开发协议》，由我们双方共同合作开发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焦王庄房地产项目，该项目系我公司从宜昌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受让所得。通观北京房地产市场，该项目前景非常好，利润可观。在项目促成过程中，北京双盛利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中间介绍、联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又因我们两家公司继续合作共同开发项目，我公司保证协助贵银行收回原李×在贵银行的5000万元逾期贷款本息，并以该投资项目的销售收入优先偿还李×在贵银行逾期贷款5000万元本息。如发生意外情况，我方可协助李×将其在贵银行的5000万元逾期贷款本息倒为正常贷款。”上述《保证书》的落款处加盖衡水精信公司的公司公章，并有“张×”的签名。经释明，衡水精信公司称由于《保证书》系加盖银行公章的复印件，且与《联合开发协议》无关，因此，不申请对衡水精信公司公章和“张×”签名的真实性鉴定。
关于第三项调查取证内容，衡水银行提供了两份《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其中一份《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的借款人是河北精信泰纳化学有限公司，借款金额2000万元，借款用途购原材料，保证人为河北精信化工玻璃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衡水龙马医药保健品有限公司。另一份《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的借款人是河北美特塑业制品有限公司，借款金额是3000万元，借款用途购买原材料，保证人为东北助剂化工有限公司。
庭审中，衡水精信公司提出调查取证申请，申请取证内容为：调取双盛利公司与北京程琪琳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在2011年6月9日签订的居间协议补充协议的原件。通州法院依据衡水精信公司提供的陈×电话号码与陈×进行联系，陈×表示：其系原来的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公司股权被收购后，公章及文件资料都在收购其股权的南方人手里，其没有合同原件。但是，他表示对于双盛利公司与北京程琪琳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在2011年6月9日签订居间协议补充协议一事，是清楚的。李崇枫与陈×的父亲认识。当时，李崇枫委派一个姓何的副总去签订的。合同条款是李崇枫拟定的，陈×准备修改个别字词条款，李崇枫不同意，给陈×父亲打电话，最后，没有按照陈×的意见修改，就签订协议了。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我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双盛利公司、衡水精信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具备当事人名称、标的、数量等合同必备条款，符合合同成立的要件。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分别是：（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双盛利公司、衡水精信公司均认可，“北京信发为投资有限公司”是《联合开发协议》约定成立的“项目公司”；而且，从（2014）三中民终字第12446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2010年12月30日，北京信发为投资有限公司取得了诉争项目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由此可见，双盛利公司、衡水精信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是一份商业性质的合同，没有侵吞国有资产，没有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也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是双盛利公司、衡水精信公司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衡水精信公司没有因为签订《联合开发协议》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因此，衡水精信公司辩称的“欺诈”、“损害国家利益”导致《联合开发协议》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联合开发协议》在“合作基础”和“合作模式”部分约定双盛利公司的义务是“协调”，而法律并没有规定进行“协调”需要特殊的资质或能力，法律亦没有明确规定“协调”是一种违法行为。双盛利公司、衡水精信公司、北京信发为公司均称，没有因为签订《联合开发协议》涉嫌犯罪而被采取强制措施或者被判处刑罚或者被行政机关处罚。《联合开发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衡水精信公司辩称协议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所谓欺诈，就是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故意告知对方虚假的情况，欺骗对方，诱使对方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而与之订立合同。衡水精信公司辩称双盛利公司“欺诈”、“干预”、“非法操作”，但并未充分举证，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规定：“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双盛利公司、衡水精信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中，乙方（即衡水精信公司）“法定代表人”一栏空白，“授权委托书”一栏有张×的签名，衡水精信公司称张×未在其单位担任任何职务，也未授权其代表衡水精信公司与双盛利公司签署任何协议，不予认可双盛利公司、衡水精信公司的《联合开发协议》及之后的补充协议。但是，《联合开发协议》上衡水精信公司的公章、左侧骑缝章已被司法鉴定为真实的，且依照双方约定的涉案项目在2010年被登记在“项目公司”北京信发为投资有限公司名下，再者，张×曾经担任衡水精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结合上述三点，双盛利公司有理由认为张×有代理权，双盛利公司、衡水精信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符合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衡水精信公司辩称张×无权代理导致《联合开发协议》无效的观点不能成立。
合同的效力与合同的履行在合同法总则中分别独立成章，它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合同是否履行、是否完全履行与合同是否有效之间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因此，即便衡水精信公司没有履行《联合开发协议》约定的义务，也不影响对《联合开发协议》效力的认定。
在双盛利公司声明且法院释明后，衡水精信公司坚持要求对《联合开发协议》上的双盛利公司公章进行真实性鉴定，衡水精信公司扩大了鉴定范围，且鉴定意见与衡水精信公司主张相悖，因此，对于鉴定费、差旅费的负担，法院确定由衡水精信公司多负担。
现双盛利公司要求确认《联合开发协议》有效，理由正当，证据充分，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之规定，判决：确认北京双盛利投资有限公司与衡水精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二零零九年八月八日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有效。
衡水精信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衡水精信公司认为：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首先，原审判决认定衡水精信公司与双盛利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未损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并且认定衡水精信公司未充分举证双盛利公司有欺诈、非法操作行为，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双盛利公司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法定执行机构，竟然能介入涉案项目的执行阶段，去协调将涉案项目裁定到宜昌商业银行名下，并且有能力协调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项目出具相关协助执行手续，显然其是通过非正当的手段对国家的司法程序进行干预。这显然损害的国家司法的正常程序和金融机构的正常秩序，这是毋庸证明的事实，原审法院竟罔顾事实，认定《联合开发协议》未损害国家、集体和公共利益。其次，原审判决认为，法律并未规定协调需要特殊的资质或能力，没有法律规定协调是一种违法行为，属于混淆视听。众所周知，如果是对一般企业法人、自然人之间的行为进行协调，的确不需要特殊的资质和能力，也不属于违法行为。但是，对法院的执行行为进行介入并干预，对银行是否发放贷款的行为进行干预，这不是一般协调，虽然法律并未规定这种协调需要特殊的资质和能力，但是，结合《联合开发协议》的约定，可以得出，这是一种显然的违法约定，是毋庸证明的，《联合开发协议》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最后，原审法院调取的第二项证据显示，双盛利公司利用《联合开发协议》将其在衡水市商业银行的非法贷款“倒”为正常贷款，衡水精信公司无法得知双盛利公司在衡水市商业银行的贷款是怎样的不正常，也无法得知如何能将双盛利公司的不正常贷款倒为合法。但是双盛利公司用《联合开发协议》掩盖其将非正常贷款倒为正常贷款的目的，符合《合同法》52条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应属无效。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基于上述错误的认识，原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等相关规定判决《联合开发协议》有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衡水精信公司《联合开发协议》违反《合同法》第52条的相关规定，应属无效；其次，《联合开发协议》及原审法院调取的第二项证据等相关证据足以证明双盛利公司在签订《联合开发协议》时存在欺诈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故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的相关规定。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衡水精信公司与双盛利公司在2009年8月8日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无效。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双盛利公司承担。
双盛利公司服从一审判决，其针对衡水精信公司的上诉理由及请求发表答辩意见为：对衡水精信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予认可，同意一审判决。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双方签订的协议主体适格，是衡水精信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衡水精信公司否认真实性，经鉴定认定公章及签字真实，依据法院调取的保证书，其中认可签订协议的事实，并保证履行合同。该协议已经履行多年至今，合同效力不容置疑。
北京信发为公司的陈述意见为：《联合开发协议》是衡水精信公司与双盛利公司之间的事情，应由双方解决，不应将北京信发为公司作为第三人。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联合开发协议》、（2014）三中民终字第12446号民事判决书、法院从衡水银行调查取证的相关证据、联系笔录、司法鉴定书、发票以及各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双盛利公司与衡水精信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具备当事人名称、标的、数量等合同必备条款，符合合同成立的要件。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分别是：（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衡水精信公司上诉主张《联合开发协议》无效，主要有两点理由：一是该协议系双盛利公司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其非法目的为将逾期贷款本息倒为正常贷款；二是该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首先，双盛利公司、衡水精信公司、北京信发为公司均称，没有因为签订《联合开发协议》涉嫌犯罪而被采取强制措施或者被判处刑罚或者被行政机关处罚。衡水精信公司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其次，衡水精信公司主张《联合开发协议》中约定的双盛利公司“协调”义务违法。违法行为的确认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及相应的事实依据。法律并没有规定进行“协调”需要特殊的资质或能力，法律亦没有明确规定“协调”是一种违法行为。且衡水精信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盛利公司存在违法协调的行为；再次，从《联合开发协议》内容看，衡水精信公司与双盛利公司签订协议的主要目的系收购并合作开发诉争项目；关于衡水精信公司上诉主张的《联合开发协议》掩盖的《保证书》涉及的将逾期贷款本息倒为正常贷款的非法目的，衡水精信公司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明确；且从《保证书》的内容看，亦不能推导出《联合开发协议》与衡水精信公司所主张的非法目的存在必然联系，故衡水精信公司以双盛利公司用《联合开发协议》掩盖《保证书》涉及的将逾期贷款本息倒为正常贷款的非法目的上诉理由并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衡水精信公司的上诉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采信，对其上诉请求亦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处理并无不当，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衡水精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衡水精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鉴定费49200元、差旅费1528元，由衡水精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35509.6元（已交纳），由北京双盛利投资有限公司负担15218.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敏 光
代理审判员 赵 纳
代理审判员 高 娜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李君书记员祖志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