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29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桂生，男，1969年11月2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福增，北京市剑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史孝民，男，1964年2月4日出生，北京聚兴隆宾馆有限公司负责人。
上诉人梁桂生因与被上诉人史孝民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4）丰民初字第193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3日立案后，审阅了一审卷宗，询问了双方当事人，在双方就本案争议事实没有提供新证据的情况下，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桂生的上诉请求为：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4）丰民初字第19319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并判令史孝民承担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双方于2007年8月28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不是返祖合同而是转租合同；史孝民没有出具其具有出租权及可以转租的凭据，双方所签《租赁合同》没有法律效力；且由于史孝民未向产权人交纳租金，该合同的租赁标的物很快就被产权人收回，双方所签《租赁合同》没有履行的可能，实际早已解除；北京抚顺生宾馆营业执照的有效期至2010年9月28日，由此可见，宾馆早已不存在了，史孝民的主张没有依据；从我提供的2007年9月2日双方与案外人邵飞签订的《交接协议》看，史孝民已把宾馆交给邵飞经营，与宾馆相关的债权债务应由邵飞承担，史孝民无权向我主张。
史孝民辩称：我同意一审判决，双方于2016年1月8日所签《房屋租赁合同》合法有效，是梁桂生亲笔所签；双方之间并不存在转租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准确，双方在《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租金就是对我的装修及餐厅投入的补偿款；梁桂生收回房屋后，整体向外出租，与我无任何关系；《交接协议》是经营手续的交接，我与案外人邵飞无任何合同关系。
史孝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梁桂生向其支付1690000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史孝民是北京福顺生宾馆业主，该宾馆性质为个体工商户。
2006年1月8日，史孝民作为乙方与甲方梁桂生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由乙方向甲方承租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桥南南开里商业楼四层、五层用于经营宾馆；租赁期限为15年，甲方给乙方装修免租期60天（2006年1月8日至2006年3月7日），装修期满后即2006年3月8日开始计算租金；起租期自2006年3月8日至2021年3月8日止即2021年3月8日收回；租金支付方式为第一年的租金，乙方于合同签订之日支付367800元，第二年开始每半年支付，须提前1个月付清下期租金，租金每3年为一个租赁周期，下一个租赁周期租金为上个租赁周期的1.04倍。同年8月21日，双方再次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由史孝民向梁桂生承租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商品楼东侧120平方米房屋用于经营餐饮,；租赁期限5年，每年年租金120000元；租赁期限自2006年8月1日至2011年7月31日。上述合同签订后，梁桂生将租赁标的物交付史孝民经营，史孝民支付了部分租金。
2007年8月28日，史孝民作为乙方与甲方梁桂生签订《租赁合同》。双方约定乙方将从甲方租赁来的位于北京市丰台镇南开西里23号楼第4、5层福顺生宾馆及一楼餐厅（以下简称涉案房屋）返租给甲方，并约定了二种租金支付方式，第一种方式为：继续履行甲方与乙方2006年3月8日签订的租赁合同期限，乙方以每年250000元租金将该宾馆的经营使用权返租给甲方，在本合同履行期间，设备维修、更换、租金、水电费一切费用都由甲方自己承担，自主经营、自付盈亏，此期间产生的债权债务由甲方承担。本合同签订前，乙方经营期间产生的债权债务由乙方承担。租金支付，自签订合同之日起甲方交付乙方250000元租金，并退回乙方已交甲方2007年9月至2008年3月租金200000元，共计450000元。第二种方式为：第一年甲方付乙方250000元租金，第二年甲方付乙方1000000元全部买断。本合同签订后一次性付清当年租金250000元，并退回乙方交甲方的2007年9月—2008年3月租金200000元，共计450000元。
《租赁合同》签订后，梁桂生分别给付史孝民2007年9月至2008年3月原租赁合同租金200000元，返租合同租金250000元及返租合同租金60000元，合计510000元。
2007年9月2日，梁桂生（甲方）、史孝民（乙方）与案外人邵飞（丙方）3方签订《交接协议》，约定：经3方协商，乙方将具有自主权的福顺生宾馆及全部手续，移交给甲方、丙方使用，自2007年9月2日起，丙方经营期间因营业执照及公章而引发的纠纷，经济案件，民事、刑事等案件全部由丙方负责，宾馆在经营期间发生一切宾馆的债权、债务都由丙方负责，发生被盗火灾等一切事故由丙方负责，3方共同签字生效。《交接协议》签订后，史孝民将向梁桂生涉案房屋返还梁桂生及案外人邵飞。
一审审理期间，双方对2007年8月28日签订《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继续履行甲方与乙方2006年3月8日签订的租赁合同期限”存有异议。史孝民认为：2006年3月8日为笔误，实为2006年1月8日签订的合同，因该合同免租期是60天，合同起算日是从2006年3月8日，因此，将签订日期误写成了起租期。梁桂生认为：2006年3月8日确实签订了一个合同，但自己并未见过，也无法提供。
另，经梁桂生申请，一审法院曾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对2006年1月8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以及2006年8月2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上的“梁桂生”签名的真实性进行笔迹鉴定。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因提供的同时期样本不充分，无法鉴定。
一审法院认为，梁桂生对2006年1月8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以及2006年8月2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上的“梁桂生”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应当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但因其未能提供充足的笔迹样本，导致鉴定机构不能做出鉴定结论，故法院认定该两份合同中“梁桂生”的签名系真实的，该两份合同对梁桂生具有约束力。法院认定梁桂生向史孝民出租房屋的事实存在。但2007年8月28日双方再次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由史孝民将自梁桂生处承租的房屋再行反租给梁桂生，不符合《租赁合同》的性质，故该合同名为租赁合同，实为双方对原房屋租赁合同的解除合同，该合同中约定的租金条款实为双方对解除原房屋租赁合同后梁桂生对史孝民的补偿款条款。双方约定了两种支付租金（补偿款）的方式，其中第二种支付方式约定第二年以1000000元全部买断，现第二年已经逾期。史孝民选择按年支付的第一种方式要求梁桂生支付补偿款，法院应予支持。双方约定第一种分期支付的期限与双方2006年3月8日签订的租赁合同的期限相同，但双方并未在该日签订过租赁合同。史孝民称2006年3月8日系笔误，实为2006年1月8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因2006年1月8日签订的租赁合同的起租日为2006年3月8日。因史孝民的此项主张，符合常理，法院予以采信。梁桂生称2006年3月8日的租赁合同真实存在，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法院不予采信。三方签订的《交接协议》，仅表明史孝民将租赁房屋在梁桂生同意下交付第三方及梁桂生，并不能证明史孝民与第三方建立转租关系。故法院对梁桂生关于史孝民将租赁房屋出租给第三方的主张，不予采纳。据此，判决：梁桂生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史孝民支付截止至二○一五年九月之前的租金（补偿款）一百六十九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也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双方一致确认，2006年1月8日的《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的租赁物“北京市丰台区桥南南开里商业楼四层、五层”即双方于2007年8月28日所签《租赁合同》中标的物所在地址为同一地址，即北京市丰台镇南开西里23号楼第4、5层，该楼房原产权登记在另一案外人名下。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梁桂生与史孝民一致确认双方于2007年8月28日签订了《租赁合同》，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属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现史孝民按照合同约定向梁桂生主张欠付的款项，梁桂生理应支付。梁桂生上诉提出其与史孝民于2007年8月28日签订的《租赁合同》是转租合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对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于双方2007年8月28日所签合同，结合双方在2006年1月8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以及2006年8月2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可以看出，其所述不能成立，该合同约定的是对于前述租赁合同解除后，梁桂生对史孝民如何进行补偿的问题，包括补偿金数额及给付时间，并非转租问题。《交接协议》签订后，史孝民已将涉案房屋返还，现梁桂生上诉主张史孝民将涉案房屋交给案外人邵飞且涉案房屋已被产权人收回一节，因未提供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梁桂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10元，由梁桂生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白 松
审判员 王 磊
审判员 刘慧慧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书记员 孙春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