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桂民提字第35号
抗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黄运娇，退休工人。
委托代理人：李存洋，北京龙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齐玉芳。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罗家斌，柳州大桥园艺场退休职工。
委托代理人：阳龙章。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宣承文，柳州市佳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股东。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良青，柳州市佳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股东。
委托代理人：张文，广东时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伯成，柳州市佳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股东。
申诉人黄运娇因与被申诉人罗家斌、宣承文、陈良青、张伯成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柳市民二终字第252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10月17日作出桂检民抗（2013）81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起抗诉。本院于2013年11月26日作出（2013）桂民抗字第265号民事裁定书，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诉人黄运娇的委托代理人李存洋、被申诉人罗家斌的委托代理人阳龙章、陈良青的委托代理人张文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诉人宣承文、张伯成经依法公告送达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经依法批准延长审限，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原告黄运娇于2011年3月30日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起诉称，1996年4月22日其与罗家斌共同出资成立柳州市佳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佳运公司），其中黄运娇占股份40%，罗家斌占股份60%。2008年元月，原告突然收到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送达佳运公司的柳工商处告字（2008）第10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佳运公司因在工商登记中提交股东虚假材料而被处罚的有关情况。原告第一次惊愕地发现，《行政处罚告知书》中记载的佳运公司股东中竟然没有了原告的名字。而且，在其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股东却意外地增加了不相识的另三个被告。于是，原告立即要求被告作出该股权转让无效的声明，同时书面请求柳州市工商局撤销相关变更登记，但无结果。经广西科桂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告向柳州市工商局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议纪要》中“黄运娇”签名并非原告本人书写。《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议纪要》明显系被告恶意伪造。综上，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在屡次向被告要求无果，而以柳州市工商局为被告、本案被告为第三人提起行政诉讼有超过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最长五年除斥期间的情况下，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1、被告2003年2月21日的股权转让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被告罗家斌答辩承认其与宣承文、张伯成、陈良青于2003年2月2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议纪要》的内容是虚构的；2008年前其一直没有告知黄运娇2003年2月21日股权转让的事实是有原由的。一审被告宣承文、张伯成、陈良青共同答辩称，其三人与罗家斌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并已经依法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黄运娇的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诉讼费用。
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黄运娇与罗家斌于1996年4月22日共同出资成立佳运公司，其中黄运娇出资20万元，占股份40%；罗家斌出资30万元，占股份60%。2003年2月21日，公司股东由罗家斌、黄运娇变更为罗家斌、宣承文、张伯成、陈良青，其中宣承文担任法人代表。2003年11月25日，宣承文代表公司向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简称柳州市工商局）申请法人代表及股东变更登记，同年12月3日柳州市工商局同意佳运公司将法人代表变更为罗国雄，股东变更为罗国雄、罗家斌。因2003年11月25日申请法人代表及股东变更手续时提交的材料上有虚假签名，故柳州市工商局分别于2008年1月17日、2008年2月25日对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撤销对公司于2003年12月3日的企业变更登记事项并罚款。2008年2月25日之后至今，公司股东恢复为罗家斌、宣承文、张伯成、陈良青，其中宣承文继续担任法人代表。另查明，黄运娇向柳州市工商局递交的有关申诉报告中，除2008年3月9日的报告上有“已收，陈彦光”于2008年3月10日的署名外，其余报告上均无柳州市工商局的签收标记。
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当事人应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身权利被侵害之日起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本案中，黄运娇于2008年1月收到柳州市工商局送达的《行政处罚告知书》，从中知晓其在佳运公司的股权已被被告转让，故对黄运娇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08年1月开始起算。至于黄运娇诉称其自2008年1月知晓股权被转让时起，曾多次向柳州市工商局提交报告进行申诉，并曾屡次向四被告主张权利并发送催告函，另在行政诉讼中，亦已申请将本案四被告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故其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事由，其对本案之诉请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此，该院认为，由于在黄运娇向柳州市工商局递交的有关申诉报告中，仅有2008年3月9日的报告上有“已收，陈彦光”于2008年3月10日的署名，对其余申诉报告，其均未能提出充分证据证实确已提交柳州市工商局，同时因其对被告主张权利之催告函系逾期举证，宣承文、张伯成、陈良青不同意质证且黄运娇亦未能提出充分证据证实其已将该催告函送达宣承文、张伯成、陈良青，另由于黄运娇行使行政诉讼的诉权并不影响其对本案民事诉讼诉权的行使，二者之间并无权利行使之先后次序，且在行政诉讼中，本案四被告仅是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而并非被告，故仅应采信黄运娇于2008年3月10日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事由，对其提出的其余诉讼时效中断事由，不予采信。宣承文、张伯成、陈良青共同辩称，2003年2月转让股权时黄运娇与罗家斌是夫妻关系，直至目前仍是夫妻关系，因此黄运娇在2003年2月就应当知道罗家斌将股权转让给宣承文、张伯成、陈良青的相关事实，为此黄运娇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03年2月开始起算。但由于宣承文、张伯成、陈良青未能提出充分证据证实其主张黄运娇确于2003年2月就已知晓股权转让的事实，故对该抗辩观点不予采信。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之规定，黄运娇于本案诉讼时效期间自2008年3月10月起至2010年3月9日止，期间无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事由。故黄运娇应当在上述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但其却直至2011年4月11日才向本院提起诉讼，黄运娇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作出（2011）南民初（二）字第86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黄运娇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原告黄运娇自行负担。
黄运娇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自2008年1月收到柳州市工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知道股权被非法转让、处分后，就不间断地以各种方式向罗家斌及工商机关提出权利之请求，包括2008年3月9日向柳州市工商局申诉报告要求撤销工商变更登记，该报告于同年3月10日由工商局工作人员陈彦光签收；2009年9月16日，其向罗家斌送达催告函要求立即改正非法转让股份行为，罗家斌签收并当庭认可；2010年1月13日，其以柳州市工商局为被告，以罗家斌、宣承文、陈良青、张伯成列为第三人，向城中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撤销、改正错误的股权变更；2010年7月13日，其不服（2010）城中行初字第13号行政裁定书，向柳州市中院提起上诉。上述事实除了一审认定2008年3月10日向工商局申诉报告引起诉讼时效中断正确之外，但对其他三项事实均否认引起诉讼时效中断，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本案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明显错误。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除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外，依法还可以通过提起诉讼、权利人主张权利等两种方式。本案自2008年1月至2011年4月11日法院受理起诉之日，至少历经2008年3月10日、2009年9月20日、2010年1月13日及2010年7月13日四次诉讼时效中断情形，重新计算的诉讼时效期间均不满两年。一审法院既认定黄运娇向柳州市工商局递交申诉报告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却把向柳州市工商局提起诉讼并将四位被上诉人列为第三人等事实排除在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之外，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三、本案中2003年2月2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议纪要》，系在黄运娇不知情的情况下恶意伪造，其形式、内容均不合法，违反了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无效。四人明知转让股权文件虚假，而恶意串通，客观上故意隐瞒事实真相，欺骗工商机关，共同实施了侵害黄运娇合法权益的行为，应承担连带侵权责任。
罗家斌二审答辩同意黄运娇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宣承文、陈良青、张伯成共同口头答辩称，黄运娇上诉无理，同意一审判决结果；关于佳运公司股权诉讼的主要证据《股权转让协议》也已经审理六次，前五次判决都认定宣承文、陈良青、张伯成在佳运公司的股东地位和股权比例。黄运娇又提起诉讼，完全是无理缠诉，请求二审法院根据事实和证据尽快作出判决。
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在2003年2月21日的《股份转让协议》签订之前，佳运公司的股东为黄运娇和罗家斌，黄运娇占有40%的股份，罗家斌占有60%的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二审期间，黄运娇自认其从未参与佳运公司的经营管理，佳运公司自成立以后一直是由被上诉人罗家斌管理，所有事务均由罗家斌一手操办，由此说明黄运娇虽然是佳运公司的股东，但黄运娇长期怠于行使股东权利，而是授权罗家斌代其行使股东权利。正是由于黄运娇从未参与佳运公司的经营管理，佳运公司的所有事务均由罗家斌一手操办，同时基于黄运娇与罗家斌之间的夫妻关系，因此，使得宣承文、陈良青、张伯成足以相信罗家斌有权代表黄运娇处分其在佳运公司的股份。虽然黄运娇与罗家斌认为双方早已分居，但黄运娇与罗家斌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股份转让协议》签订时其夫妻关系恶化并为他人广为知晓，因此，黄运娇主张《股份转让协议》是罗家斌、宣承文、陈良青、张伯成恶意串通签订的依据不足。在《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后，黄运娇、罗家斌与宣承文、陈良青、张伯成之间的债权债务按约已经抵销，因此，应当视为宣承文、陈良青、张伯成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的对价，而且佳运公司的股权也已经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认定宣承文、陈良青、张伯成是善意取得佳运公司的股权。黄运娇主张其2008年1月才得知其股权已经被转让的事实，而且其在此后多次主张权利并提起行政诉讼，从而导致诉讼时效多次中断，因此，其提起本案诉讼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佳运公司的章程均规定股东有权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同时佳运公司的章程还规定股东定期会议6个月召开一次以及每一会议年度终了时制作财务会计报告，并于第二年送交各股东。同时，工商变更登记也起到了公示公信的作用。因此，根据法律以及佳运公司章程的规定等，黄运娇实际上是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了解佳运公司的实际状况的。即使按照黄运娇与罗家斌的陈述，双方的关系早已恶化并分居，但黄运娇在明知自己拥有佳运公司股份的情况下，仍然对佳运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不闻不问，长期怠于行使其股东权利，这明显与常理相悖。根据黄运娇与罗家斌之间的夫妻关系仍然存续的事实以及佳运公司章程的规定等，该院推定黄运娇最迟在2004年时就应当知道佳运公司的股权发生变更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因此，黄运娇于2008年3月9日向工商机关提交报告时，已经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黄运娇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主张权利和提起行政诉讼，但本案中不存在当事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的情形，因此，黄运娇的行为均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黄运娇提起本案诉讼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二审法院遂于2011年12月19日作出（2011）柳市民二终字第25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黄运娇负担。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柳市民二终字第252号民事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有误。理由：一、宣承文、陈良青、张伯成取得黄运娇在佳运公司的股权不属于善意取得。一是被申诉人取得黄运娇股权不具有善意。黄运娇未作出同意罗家斌代其转让股份的意思表示，宣承文、陈良青、张伯成也一直未主张罗家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罗家斌也否认代黄运娇签名，因此本案股权转让过程中罗家斌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且宣承文、陈良青、张伯成在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时明知黄运娇系佳运公司股东，40%的股权系黄运娇个人所有而非与罗家斌的夫妻共有财产，却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黄运娇曾到场当面或通过其他方式作出同意转让其股份的意思表示。现经鉴定，该协议上“黄运娇”签字非黄运娇本人所签，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黄运娇授权罗家斌代行股东权利。因此，二审判决认定构成表见代理显然错误。同时，本案《股东会议纪要》注明2003年2月21日在柳州市柳石路都乐酒家门面召开了股东大会，而宣承文在一审庭审中陈述都乐酒家在2003年以前已经被拆迁，故该纪要系伪造的。二是宣承文、陈良青、张伯成取得黄运娇的股权没有支付合理的对价。《股份转让协议》中虽写明“原黄运娇借陈良青、宣承文、张伯成的所有借款，以此股份转让予以抵消”，然未注明借款几何，黄运娇本人又否认曾向上述三人借款，宣承文、张伯成、陈良青三人也未有证据证实借款事实的存在。二、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该司法解释规定适用诉讼时效抗辩的是债权请求权，本案黄运娇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属于形成权而非请求权。同时，合同当事人不享有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定权利，只有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有权确认合同是否有效。合同效力的认定，实质是国家公权力对民事行为进行的干预。合同无效系自始无效，单纯的时间经过不能改变无效合同的违法性。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依法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因此，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三、原判推定黄运娇最迟于2004年就应当知道佳运公司的股权发生变更缺乏事实依据。首先，我国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经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才能发生股权变动的公示效力。黄运娇作为佳运公司的股东，完全有理由相信工商行政部门在没有其本人签字认可的情况下，不会办理股权转让、增资减资等公司的重大变更手续，其没有必要到工商部门去查询公司的股东构成变化。其次，佳运公司只有两名股东，由罗家斌控股，黄运娇持有股份较少，其个人意见并不能改变公司的重大经营事项。原判以黄运娇没有要求公司召开股东会、没有要求公司提供年度财务报告即推定黄运娇知道其股权被转让，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第三，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登记于工商部门的登记簿中，不像房屋、汽车等有形财产被他人占有时容易被发现，黄运娇主张2008年1月接到工商处罚决定书才知道股权被转让完全符合常理。
黄运娇、罗家斌同意抗诉机关意见。再审庭审补充认为，股权转让没有支付对价，罗家斌出狱与被申诉人辩称曾帮助“捞人”一说没有关系。
陈良青辩称，股权转让协议确实非黄运娇签字，但罗家斌签字是真实的，其与宣承文、张伯成为帮助罗家斌无罪出狱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双方约定以股权转让抵消罗家斌、黄运娇的借款是事实，确实支付了股权的对价。二审判决正确，请求再审维持。宣承文、张伯成经本院公告送达未出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在本案再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且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再审另查明，黄运娇与罗家斌是夫妻关系；黄运娇二审自认佳运公司所有事务均由罗家斌一手操办，一直是由罗家斌经营管理，发生纠纷前，其从未参与佳运公司的经营管理。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2003年2月21日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
本院再审认为，佳运公司在柳州市工商局的注册资本登记显示，截止2000年6月7日，黄运娇、罗家斌分别出资20万元、30万元，占佳运公司股份40%、60%，罗家斌为法人代表。本案罗家斌与黄运娇是夫妻关系，黄运娇在二审中自认，佳运公司成立以及成立后公司的所有经营管理事务，均由罗家斌一人一手操办，从未参与佳运公司的经营管理。黄运娇仍在其原工作单位上班，明知并放任这一状态直至2008年1月收到柳州市工商局的《行政处罚告知书》。因此，黄运娇事实上已授权委托罗家斌代其行使股东权利。基于黄运娇与罗家斌的夫妻关系以及佳运公司实际由罗家斌一人管控的事实，因此罗家斌在2003年2月21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处分黄运娇在佳运公司的40%股份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同时，《股份转让协议》中约定“原黄运娇借陈良青、宣承文、张伯成的所有借款，以此股份转让予以抵销”，受让人支付了股权转让的相应价款。之后，佳运公司的股权转让也已经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并且已实际经营多年。根据我国公司法以及佳运公司章程规定的半年一次股东定期会议、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制度，加上工商变更登记的公示公信等诸多满足股东知情权的因素，黄运娇作为股东，应完全了解公司经营状况，现以与罗家斌的夫妻关系恶化并分居、对股权变更不知情为由，主张股权转让无效，明显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罗家斌辩称本案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系受欺骗或胁迫，既没有证据证实，其本人也从未起诉要求撤销该协议。黄运娇、罗家斌主张宣承文、陈良青、张伯成恶意串通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因此，本案《股份转让协议》应认定有效，原审法院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本案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黄运娇起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其性质为实体法上的形成权，不属于债权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因此，被申诉人宣承文、陈良青、张伯成提出黄运娇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之主张因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但原一、二审判决认定黄运娇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属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柳市民二终字第252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 菁
代理审判员 张小宾
代理审判员 朱子聪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蒋茂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