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6民终7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魏兴虎，男，1969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梅霞，河南博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云辉，男，1964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福良，河南博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文武，男，1964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福良，河南博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解放大道639号。
主要负责人：魏利民，系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山山，浙江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绍兴汇同蓄电池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三江西路9号。
法定代表人：袁锦康。
诉讼代表人：楼东平，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光明，系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浙江汇同电源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吉县天子湖现代工业园良朋园区。
法定代表人：袁锦康。
原审被告：杭州汇同对外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南北商务港大厦2幢801室。
法定代表人：袁锦康。
原审被告：袁锦康，男，1950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原审被告：沈惠娟，女，1953年6月10日出生，汉族，杭州市拱墅区。
上诉人魏兴虎、邓云辉、朱文武与被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原审被告绍兴汇同蓄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同蓄电池）、浙江汇同电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同电源）、杭州汇同对外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同贸易）、袁锦康、沈惠娟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602民初36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后，决定不开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魏兴虎、邓云辉、朱文武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三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编号85042016280120借款合同约定借款用途为归还转贷资金，不属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融资业务。借款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属于格式条款，对于融资的解释，应作出对被上诉人不利的解释。该合同担保方式部分原先没有将三上诉人的最高额保证作为担保，系被上诉人和汇同蓄电池恶意串通，事后添加，故三上诉人不应承担担保责任。2.即使三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但根据法律规定，主债务人提供物保时，应优先以主债务人的物保实现债权，原审直接判决三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
被上诉人浦发银行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汇同蓄电池辩称无异议。
其余原审被告未发表答辩意见。
浦发银行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1.确认浦发银行对汇同蓄电池享有以下债权：借款本金人民币19898430.15元和自2016年4月21日起至判决实际履行日止的借款利息880294.39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和合同有关约定利息暂计算至2017年3月15日）；2.浦发银行就第一项诉请对汇同蓄电池所有的机器设备（抵押登记编号：绍市监管动抵登字第2016-80号）在最高额人民币8923666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3.浦发银行就第一项诉讼请求对汇同蓄电池所有的杭州市拱墅区南北商务港大厦2幢801室（抵押权证号：杭房他证字第××号）在最高主债权额人民币2000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4.汇同电源、汇同贸易就第一项诉请各自在最高主债权额3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5.袁锦康就第一项诉请单独在最高主债权额1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6.袁锦康、沈惠娟就第一项诉请共同在最高主债权额额2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7.魏兴虎就第一项诉请在最高主债权额12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8.邓云辉就第一项诉请在最高主债权额144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9.朱文武就第一项诉请在最高主债权额8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月19日、2016年3月18日，汇同蓄电池作为借款人与浦发银行签订两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其中85042016280016号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本金为10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6年1月19日至2017年1月18日，贷款年利率为4.5675%，85042016280120号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本金为10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6年3月18日至2017年3月17日，贷款年利率4.785%。上述两份借款合同担保情况如下：浦发银行与汇同蓄电池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汇同蓄电池以其机器设备作抵押，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债权确定期间为2016年10月18日至2017年10月18日，最高抵押额为8923666元，为上述两份借款合同提供担保。浦发银行与汇同蓄电池签订另一份《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汇同蓄电池公司以其所有的杭州市拱墅区南北商务港大厦2幢801室作抵押，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债权确定期间为2015年2月28日至2017年2月28日，最高抵押额2000万元，为上述两份借款合同提供担保。浦发银行与汇同电源、汇同贸易分别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在最高额2000万元范围内为85042016280016号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担保。浦发银行与汇同电源、汇同贸易分别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在最高额1000万元范围内为85042016280120号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担保。浦发银行与袁锦康、沈惠娟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在最高额2000万元范围内为85042016280016号借款合同提供担保。浦发银行与袁锦康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袁锦康在最高额1000万元范围内为上述85042016280120号借款合同提供担保。浦发银行与魏兴虎、邓云辉、朱文武分别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上述分别在最高额120万元、144万元、80万元范围内为85042016280120号借款合同提供担保。浦发银行按约分别于2016年1月19日和2016年3月18日向汇同蓄电池发放了贷款，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汇同蓄电池仅在2016年9月19日归还85042016280120号借款合同项下的本金101569.85元，且两笔借款利息最后均支付至2016年4月20日，剩余借款本息尚未归还，其余保证人亦未履行保证责任。
一审法院同时认定，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约定：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当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时，无论债权人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债权人均有权先要求合同项下任一保证人在合同约定的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而无须先要求其他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
浦发银行与汇同蓄电池签订的ZD850420160000002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为债权人在2016年10月18日至2017年10月18日期间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为85042016280120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浦发银行称案涉借款系汇同蓄电池归还向绍兴县中小企业转贷基金的转贷资金。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31日裁定受理汇同蓄电池破产重整申请一案。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保证合同关系、抵押合同关系，各方主体适格，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浦发银行按约向汇同蓄电池发放了两笔贷款合计2000万元，汇同蓄电池未按期支付利息，借款期限届满后亦未按约还本付息，其行为构成违约，浦发银行要求确认其对汇同蓄电池的债权，该院依法予以支持，但因汇同蓄电池已进入破产程序，根据破产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故本案利息应计算至裁定破产受理日前一日。汇同电源、汇同贸易、袁锦康、沈惠娟、魏兴虎、邓云辉、朱文武对汇同蓄电池的上述债务向浦发银行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担保，浦发银行要求各保证人按照合同约定对上述债务承担相应连带保证责任，该院依法亦予支持。汇同蓄电池以其财产为浦发银行债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现合同约定的决算期已届满，按照法律规定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已可确定，浦发银行主张实现抵押债权，该院依法亦予支持。魏兴虎、朱文武、邓云辉抗辩其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决算期为2016年3月14日至2017年3月14日，但借款人并未在上述期限内向浦发银行借款。该院认为，案涉85042016280120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于2016年3月18日签订，即发生在上述决算期内，该项抗辩意见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信。魏兴虎、朱文武、邓云辉还抗辩，浦发银行在其签订保证合同时并未告知借款用途、借款期限等内容，案涉借款用途系借新还旧，保证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该院认为，案涉两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用途系归还转贷资金，且浦发银行陈述系汇同蓄电池归还其在第三人处的贷款，并非借新还旧，魏兴虎、朱文武、邓云辉以此抗辩免除保证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亦不予采信。汇同电源、汇同贸易、袁锦康、沈惠娟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该院依法可以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九十二条第三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浦发银行对汇同蓄电池享有85042016280016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自2016年4月21日起至2017年5月30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及合同约定计算）的债权；二、确认浦发银行对汇同蓄电池享有85042016280120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人民币9898430.15元、自2016年4月21日起至2017年5月30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及合同约定计算）的债权；三、浦发银行就其享有的上述第一、二项债权，对杭房他证字第××号他项权证项下的抵押物经折价、拍卖或变卖后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四、浦发银行就其享有的上述第二项债权，对绍市监管动抵登字第2016-80号动产抵押登记书项下的抵押物经折价、拍卖或变卖后所得价款，在最高主债权额8923666元及相应利息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五、袁锦康、沈惠娟对汇同蓄电池的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袁锦康对汇同蓄电池的上述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七、魏兴虎对汇同蓄电池的上述第二项债务在最高主债权额120万元及相应利息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八、邓云辉对汇同蓄电池的上述第二项债务在最高主债权额144万元及相应利息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九、朱文武对汇同蓄电池的上述第二项债务在最高主债权额80万元及相应利息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十、驳回浦发银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4569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人民币150694元，由八被告共同负担（魏兴虎共同承担其中9088元，邓云辉共同承担其中10905元，朱文武共同承担其中605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行。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结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三上诉人是否应对讼争编号85042016280120借款合同承担最高额保证责任。对此，本院分析认为：首先，民事权利的放弃必须采取明示的意思表示才能发生法律效力，默示的意思表示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及当事人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法律效力，不宜在无明确约定或者法律无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推定当事人对权利进行放弃。具体到本案，被上诉人浦发银行与汇同蓄电池签订的编号85042016280120借款合同已手书将三上诉人的最高额保证纳入其担保范畴，即使按三上诉人抗辩被上诉人浦发银行与汇同蓄电池未告知三上诉人，但该借款合同签订的时间和贷款发放时间均在三上诉人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决算期间内，且被上诉人浦发银行未以明示方式放弃三上诉人的最高额保证，亦无相应证据表明存在被上诉人浦发银行与汇同蓄电池串通欺诈三上诉人提供最高额保证的情形，故三上诉人系编号85042016280120借款合同的保证人。其次，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债权人和担保人之间约定担保法律关系和相关权利义务的直接合同依据。具体到本案，三上诉人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约定“当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时，无论债权人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债权人均有权先要求本合同项下任一保证人在本合同约定的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而无须先要求其他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在人保和物保竞合的情况下，若有约定，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故被上诉人浦发银行有权要求三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最后，三上诉人认为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浦发银行与汇同蓄电池于2016年3月14日至2017年3月14日间办理的各类融资业务提供最高额保证”系格式条款，对“各类融资业务”存在不同理解，应采用不利于浦发银行的解释。经查，最高额保证合同对“融资”亦进行了阐述，认为“合同提及融资，除非本合同当事人另有约定，系指银行通过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备用信用证等各类银行业务而向债务人提供的资金融通或信用支持”，具体到本案，即为被上诉人浦发银行与汇同蓄电池签订的编号85042016280120借款合同项下相应贷款，故对“各类融资业务”不存在不同理解。综上，三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760元，由上诉人魏兴虎、邓云辉、朱文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单卫东
审判员 黄叶青
审判员 张 帆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李佳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