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赣04民终16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修水支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修水县城南九九路。负责人黄春良，该支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超，该支公司法律顾问。上诉人(原审被告)：樊黄龙，男，1989年10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江西省修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樊正根，江西柴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柯厚贤，江西柴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凭华（死者朱雨鑫之父），男，1981年3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江西省修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车水兵，江西东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江沙，江西达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泽民，男，1985年7月2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江西省修水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修水县祥生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修水县义宁镇良塘新区（鹏创汽车城11栋15号）。法定代表人：邱再生，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修水支公司、樊黄龙因与被上诉人朱凭华、余泽民、修水县祥生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修水县人民法院（2016）赣0424民初19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修水支公司上诉请求：一、改判上诉人免于赔偿被上诉人赔偿款182040元；二、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交强险免赔，且垫付义务范围仅限垫付必要的抢救费用，并有权向侵权人、被保险人追偿；对于（除必要的抢救费用外）其他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垫付和赔偿。二、商业险免赔。驾驶人无证驾驶（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驾驶车型与准驾车型不符），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也构成商业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情形；肇事车辆擅自变更车辆用途及使用性质，未书面告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免责。三、保险公司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免责条款有效，保险人不应承担相应赔付责任。四、本案中各项费用的赔偿标准应适用农村标准。五、护理费应按照100元/天进行计算，误工费不应得到支持，即便支持酌情不应超过100元/天，诉讼费、鉴定费、精神损害赔偿金、非医保用药部门不应得到支持。被上诉人朱凭华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的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一、根据道交法第76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范围内予以赔偿。二、根据保险法第17条规定和最高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10条规定，上诉人未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或说明，故商业险应当赔偿。三、一审中朱凭华提交了房屋租赁合同，宁州派出所、上衫乡红星村委会证明、证人证言出庭作证及一审法院依职权调查等证据足已证明朱凭华及家人在修水县城生活、并在县城经商，有收入来源，时间长达五年，故各项赔偿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证据确凿充分，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樊黄龙辩称，1、交强险免赔理由不成立，本案樊黄龙的驾驶情况不符合交强险的规定，因此交强险不存在免赔的问题。2、商业险准驾车型不符的理由也不能成立。准驾车型不符作为免责事由。保险公司在投保时并未履行告知义务和说明义务。3、樊黄龙在购买保险时，保险公司应当审查驾驶证和准驾车型是否相吻合的事实，而且樊黄龙在购买保险时已经出示自己的行驶证和驾驶证。在此情况下，保险公司仍然签订保险合同，说明保险公司已经放弃了准驾车型和驾驶证不符的免责事由，因此，商业险仍然应当在保险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第三者责任险是否应当承担仲裁费、诉讼费，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诉讼费、仲裁费应当由败诉方承担。保险公司的该免赔事项未履行告知义务和说明义务，也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不得以此作为不承担诉讼费、仲裁费等理由。各项费用是否适用农村标准由法院依法审查确定。关于鉴定费、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抚慰金的赔付问题，根据九江中院关于审理交通事故案件的相关规定，该费用可以在交强险中予以赔付。因此，保险公司仍然应当承担精神抚慰金、鉴定费等损失的赔偿责任。上诉人樊黄龙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书第三项判决，改判上诉人樊黄龙对被上诉人朱凭华不承担赔偿。二、上诉人不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樊黄龙的交通违法行为，与交通事故受害人伤害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樊黄龙驾驶的车辆虽与驾驶证的准驾车型不符，但该行为不是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首先上诉人的行为与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无因果关系，其次上诉人对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不具有主观过错。被上诉人朱凭华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樊黄龙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事实和理由：根据道交法第19条规定，驾驶机动车应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樊黄龙的不准驾驾驶的行为与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有直接因果关系，樊黄龙没有准驾车型驾照就开车上路本身就是违法行为，违法行为主观上必有过错，修水县公安交通管理大队作出的事故认定书及九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作出的复核结论与客观事实相符。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修水支公司述称，驾驶资格与准驾车型不符属于无证驾驶的范畴，该情形本身属于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也属于法律规定的免责情形，且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修水支公司已经就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及说明义务，依据最高院关于保险若干问题司法解释二第10条规定，被上诉人朱凭华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修水支公司未就免责条款进行告知不成立，应由侵权人或被保险人对损失直接赔偿。朱凭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承担医疗费238611.7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850元，营养费6000元，误工费34535.7元，护理费29500.8元，残疾赔偿金3816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40940.8元，精神抚慰金36000元，交通住宿费35000元，鉴定费8870元，后续治疗费24000元，合计1040303.06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2月20日，被告余泽民驾驶赣Ｇ×××××号小型轿车（车载朱凭华、朱送玲、朱某甲）从修水县城出发往大桥镇方向行驶，行驶至石坳乡帅家坪路段时占道行驶，与被告樊黄龙（准驾不符）驾驶的赣Ｇ×××××号普通中型客车发生碰撞，造成朱凭华受伤，朱送玲及本案死者朱某甲死亡，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修水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6年3月14日对本次事故作出了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余泽民负此次事故主要责任，被告樊黄龙负此次事故次要责任。被告樊黄龙对此不服向九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申请复核，九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于2016年4月26日作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对修水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所作的责任认定予以维持。事故发生后，原告朱凭华被送往修水县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天后，即转入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115天，花费医疗费242874．87。出院诊断为器质性精神障碍、颈椎骨折（术后）、胸椎骨折、肱骨干骨折（术后左）、蛛网膜下腔出血、多发性肋骨骨折。出院医嘱：1、家属24小时配合，防走丢，防自杀等，至心身医学科就诊；2、继续行患肢功能训练；3、1月后复诊。被告余泽民在事故发生后分别支付了死者朱送玲和朱某甲丧葬费30000元和29000元，被告樊黄龙支付了原告朱凭华医疗费15000元。江西求实司法鉴中心于2016年6月16日对原告伤情作出了赣求司［2016］医鉴字第06055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评定为原告双上肢肌力下降为四级伤残；左上肢损伤为十级伤残；后续治疗费人民币24000元（两处内固定取出及康复费用）；误工期270日，营养期120日，护理期120日。又于2016年9月19日作出了原告颅脑损伤致精神障碍为九级伤残的评定意见。原告共支付上述鉴定费8870元。诉讼中，被告余泽民、樊黄龙依法对原告的双上肢肌力下降为四级伤残及左上肢损伤为十级伤残提出重新鉴定的书面申请，本院依法予以准许。江西中正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3月27日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评定原告双上肢肌力下降为四级伤残；左上肢损伤为十级伤残。鉴定费4000元，余泽民支付了3000元，樊黄龙支付了1000元。事故车辆赣Ｇ×××××号小型轿车所有人系被告余泽民。庭审中，原告以被告余泽民系案外人黄松柏组建的“渣津阳光快车”车队成员之一为由，向本院书面申请追加黄松柏为本案被告，但原告对此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依法驳回了原告的申请。事故车辆赣Ｇ×××××号普通中型客车实际所有人系被告樊黄龙，行驶证登记为非营运车辆，该车挂靠在被告祥生公司名下。双方于2013年9月9日签订了挂靠合同，合同约定挂靠期间自2013年9月9日起至2025年9月9日止，被告祥生公司每年向被告樊黄龙收取300元管理费，被告樊黄龙负责保险费、年检费、运行费等与该车有关的费用，该合同对双方的其他权利和义务也进行了约定。该车在被告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责任限额30万元，约定不计免赔率），保险期间均为2015年8月18日至2016年8月17日。庭审中，原告及被告樊黄龙、祥生公司认为被告保险公司在投保人投保时并未对商业三责险合同中约定的免责条款尽提示和说明义务，而被告保险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在投保人投保时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仅引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进行免责抗辩。事故发生后，被告余泽民支付了死者朱雨鑫丧葬费29000元。原告因多次与被告协商后续赔偿事宜未果，遂诉至本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诉讼中，原告要求变更本案赔偿金额，将死亡赔偿金变更为573460元，总赔偿额变更为661482．2元。另查明，朱凭华与朱送玲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5年3月8日生育了朱某甲，朱凭华夫妇与案外人洪英华自2012年12月份起至事发前一直租用修水县城南景昕嘉园5栋64号铺面合伙经营“习将军酒”，朱凭华夫妇及女儿朱某甲一直生活居住在该店铺，经常居住地为城镇。一审法院认为，2016年2月20日，被告余泽民驾驶赣Ｇ×××××号小型轿车行至修××县石坳乡帅家坪路段时，与被告樊黄龙驾驶的赣Ｇ×××××号普通中型客车发生碰撞，造成本案死者朱某甲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事实清楚，应予认定。九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作出的维持修水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被告余泽民负此次事故主要责任，被告樊黄龙负此次事故次要责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论，于法有据，法院予以采信。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如下：一、被告保险公司是否应当在商业三责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时，采用了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并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于责任免除条款，保险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本案中，被告樊黄龙准驾不符属于商业三责险合同中保险公司责任免除的格式条款约定的情形，保险公司引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进行商业三责险免赔抗辩，认为被告樊黄龙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保险公司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符合法律规定，不应当承担理赔责任。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明确了保险人对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作出提示后，投保人以保险人未履行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仅免除了保险人在履行相应提示义务后的说明义务，但并没有免除保险人对合同责任免除格式条款的提示义务。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保险公司将附格式条款与投保单在签订商业三责险合同时一并提供给了投保人，且保险公司提供的商业三责险投保单中并没有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对免责条款作出提示，保险公司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其已通过其他方式对免责条款进行了提示。故本院认定被告保险公司对本案商业三责险中的准驾车型不符的免责条款未尽提示义务，该格式条款无效，被告保险公司应当在商业三责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是否可按江西省城镇标准计算。原告朱凭华虽为修水县农业家庭户口，但其与妻子朱送玲自2012年12份起就与案外人洪英华租用修水县城南景昕嘉园5栋64号铺面合伙经营“习将军酒”，其与妻子朱送玲，女儿朱某甲也一直在该店铺居住生活，由此可见原告夫妇经常居住地为城镇，且收入来源于城镇，故原告主张残疾赔偿金按江西省城镇标准计算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朱汉平事故发生时虽未满60周岁，但其于2013年8月27日被诊断为矽肺病三期患者，已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属于法律规定的被抚养对象。朱汉平夫妇自2014年12月23日起一直租住于修水县××大道××号，原告提供了房屋租赁合同和修水县宁州派出所及上衫乡红星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予以证明。本院在对朱汉平夫妇居住生活情况依职权进行了走访调查后，并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认为本案中有关朱汉平夫妇生活居住的证据能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本院认定原告父亲朱汉平、母亲冷秀兰经常居住地为修水县城，其抚养费可按江西省城镇标准计算。被告樊黄龙将车辆挂靠于被告祥生公司名下，属于有偿挂靠，虽然挂靠车辆系非营运车辆，但机动车只要上路行驶就会存在事故风险，挂靠公司既然从挂靠中获取了利益，就应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履行对驾驶员的安全教育义务。此外，被挂靠单位是否允许车主挂靠有选择权，对于不具备驾驶条件的车主要求购买机动车挂靠其公司名下，挂靠公司有权拒绝。本案中挂靠公司并未尽审查义务，同意无准驾资格的车主樊黄龙购买车辆挂靠其名下，使得被告樊黄龙获得了准驾不符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的机会，增加了本案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故本院认为，被告祥生公司与被告樊黄龙在本次事故中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此次交通事故造成朱凭华受伤，朱送玲、朱某甲死亡，依据法律规定，应先由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按照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承担赔付责任，不足部分由侵权人按事故责任比例承担，被告樊黄龙应承担的部分由被告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内依保险合同约定先行赔付，不足部分再由被告樊黄龙与被告祥生公司连带赔偿。本案鉴定费、诉讼费被告保险公司不承担。对于事故责任比例的划分，本院结合本案实际案情，认为应由被告余泽民承担70％的责任，被告樊黄龙承担30％的责任为宜。江西中正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3月27日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评定原告双上肢肌力下降为四级伤残；左上肢损伤为十级伤残。该鉴定程序合法，结论客观公正，本院予以采信。因各被告均对江西求实司法鉴中心对原告伤情作出的原告精神障碍为九级伤残；后续治疗费人民币24000元（两处内固定取出及康复费用）；营养期120日，护理期120日的评定意见，没有提出足以反驳的证据和理由，也未申请重新鉴定。故本院对该上述鉴定结论亦予以采信；因被告余泽民对原告误工期270日的鉴定意见持有异议，认为原告误工期依法应从事发之日计算至首次定残前一日共114天。本院认为，被告余泽民上述反驳意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之规定，应予采纳。对于原告主张的交通费住宿费，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但该费用在本案确属实际发生，本院结合原告伤情，就医地点、时间、次数等因素，酌定交通住宿费5000元。关于本案的赔偿范围，依据相关事实、江西省统计局相关统计数据，并结合原告诉讼请求，本院作如下认定：1、医疗费266874．87元（后续治疗费24000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2340元（117天×20元／天）；3、营养费4560元（120天×38元／天）；4、误工费14581．74元（114天×127．91元／天）；5、护理费14750．4元（122．92元／天×120天），医嘱及鉴定意见书均未明确原告所需护理人数，故本院认为护理费应按1人计算；6、残疾赔偿金695535元［残疾赔偿金430095元（28673元／年×20年×75％）＋被扶养人生活费265440元］；7、鉴定费8870元；8、交通住宿费5000元（酌定）；9、关于精神抚慰金，本次事故造成原告重伤，给原告造成了较大的精神痛苦，原告主张物质损害赔偿的同时，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故本院酌定原告精神抚慰金为20000元。综上，原告以上各项损失共计为1032512．01元，由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责任限额内赔偿10000元，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责任限额内赔偿40040元（110000元×36．4％），在商业三责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132000元（300000×44％），共计182040元；余款850472．01元，由被告余泽民承担687730．41元，被告樊黄龙与被告祥生公司承担162741．6元。因被告樊黄龙事发后为原告垫付了医疗费15000元，故被告樊黄龙在本案中实际应赔偿原告147741．6元（162741．6元-15000元）。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修水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朱凭华各项损失共计182040元；二、由被告余泽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朱凭华各项损失共计687730．41元；三、由被告樊黄龙与被告修水县祥生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连带赔偿原告朱凭华各项损失共计147741．6元；四、驳回原告朱凭华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948元由被告余泽民负担9763．6元，被告樊黄龙与被告修水县祥生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共同负担4184．4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修水支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提交投保单一份，证明保险公司尽到了告知义务和提示义务，免责条款有效，并且投保人已经签章确认知悉了保险合同、条款，约定了内容及法律后果，驾驶人无证驾驶、驾驶资格与准驾车型不符的，家庭自用性质承保的车辆，从事运营的，保险合同约定不承担赔偿责任。樊黄龙质证称：1、投保单不是新证据，二审法院应当不予采信，2、投保单原件字迹模糊，难以辨别，无法看清内容并理解其含义，3、投保单的投保人为运输公司，该车辆作为运营车辆使用，保险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应该核查驾驶人员的驾驶证及车辆行驶证，保险公司在明知驾驶人员的驾驶证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情况下仍然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公司不得就准驾车型与驾驶证不服为由免除任何责任。朱凭华质证称，同意樊黄龙的质证意见，另补充，投保单不是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不是保险合同的条款约定，投保单只表明投保人向保险公司投保的医院，此时保险合同未成立，达不到保险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投保单是投保人向保险人申请订立保险合同的书面要约，一旦经由保险公司确认出具保险合同，投保单即作为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修水支公司以投保单中载明的免责条款证明其已尽到说明、提示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明确保险人对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活着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修水支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在接受投保单时向投保人修水县祥生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对于免责条款尽到了说明、提示等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义务，故对保险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余泽民驾驶的小型轿车与上诉人樊黄龙驾驶的客车发生碰撞，造成本案上诉人朱凭华受伤，被上诉人余泽民、上诉人樊黄龙应当按照各自的过错责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上诉人樊黄龙驾驶的车辆在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修水支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故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修水支公司应当在保险限额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修水支公司上诉提出交强险免赔，且垫付义务范围仅限垫付必要的抢救费用，并有权向侵权人、被保险人追偿；对于（除必要的抢救费用外）其他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垫付和赔偿。经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十八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的驾驶资格的；……”，故本案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修水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修水支公司上诉提出商业险免赔，驾驶人无证驾驶（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驾驶车型与准驾车型不符），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也构成商业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情形；肇事车辆擅自变更车辆用途及使用性质，未书面告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免责；保险公司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免责条款有效，保险人不应承担相应赔付责任。经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八条的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保险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修水支公司在一审和二审中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对保险合同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向投保人进行了明确说明，故该条款对投保人不产生效力，上诉人要求免责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修水支公司上诉提出本案中各项费用的赔偿标准应适用农村标准，误工费、诉讼费、鉴定费、精神损害赔偿金不应得到支持。经查，被上诉人朱凭华在一审已经提交了社区及派出所的证明、商铺租赁合同、房产证复印件、水电费缴纳表、合伙人的营业执照、合伙人的出庭作证及合伙协议等证据证明其居住及误工情况，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修水支公司未能提供证据推翻以上证据，另，一审未判决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修水支公司承担诉讼费和鉴定费，根据本案被上诉人朱凭华受伤致四级伤残的实际情况，一审认定精神损害赔偿金20000元并无不当，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修水支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樊黄龙上诉提出樊黄龙的交通违法行为，与交通事故受害人伤害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樊黄龙驾驶的车辆虽与驾驶证的准驾车型不符，但该行为不是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首先上诉人的行为与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无因果关系，其次上诉人对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不具有主观过错。经查，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又根据公安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机动车驾驶证区分不同的准驾车型，故驾驶人不仅应当取得驾驶证，而且所持有驾驶证的类型应当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在驾驶人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未取得驾驶资格或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情况下驾驶机动车，驾驶人存在明显过错，且无疑增大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上诉人樊黄龙未取得相应的驾驶资格证，且其无证据推翻修水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和九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对其作出的承担次要责任的认定，故上诉人樊黄龙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修水支公司、樊黄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196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修水支公司负担3941元，上诉人樊黄龙负担325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新友审 判 员 尹 强审 判 员 刘 敏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晏晨思书 记 员 殷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