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民终字第3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卢玉成。
委托代理人朱一潇。
上诉人（原审被告）翁永金。
委托代理人胡忠斌。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赖炳昌。
委托代理人章献彪。
原审被告何宇贵。
委托代理人许平。
原审被告毛红春。
委托代理人ＸＸ海。
上诉人卢玉成、翁永金与被上诉人赖炳昌，原审被告何宇贵、毛红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法院（2014）杭淳民初字第4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翁永金、毛红春、卢玉成因木材交易或运输相互关系甚密。案涉事故发生前，翁永金与毛红春口头约定，翁永金将从淳安县里商乡架子岭二源村砍下的杉木全部卖给毛红春，砍下的杉木由翁永金堆放在路边以便车辆装运，木材装运则由毛红春自行负担。2013年7月2日，翁永金告知卢玉成上述地点的杉木已好装运，让卢玉成与毛红春联系。之后，卢玉成电话通知毛红春装运杉木，毛红春即叫卢玉成负责叫人装运，卢玉成随即召集何宇贵一起运输，并电话通知案外人陈长林，由其召集装卸工，陈长林即召集了包括赖炳昌在内的四名装卸工。另，卢玉成、何宇贵仅收取木材运输费，运费以及装卸工的报酬均由毛红春负担，现场装运安全及指挥由卢玉成负责。2013年7月3日4时许，卢玉成、何宇贵驾驶农用车前往上述地点装运杉木，随行的有包括赖炳昌在内的四名装卸工。到达目的地后，卢玉成召集装卸工将木头先装何宇贵的农用车。6时许，赖炳昌发现路旁山坡上有一棵已砍倒的木材，但未堆放在路边，此时卢玉成要赖炳昌上前将山坡上的木材拉下装车，因赖炳昌站在地面不能将砍倒的木材拉至路旁，所以卢玉成叫何宇贵把自己的车辆启动倒至木材下方，由赖炳昌站在何宇贵的农用车车斗内拖拉木材。赖炳昌在把木材树梢拉至车斗后，因树梢抵住车斗，木材不能继续往下拉，卢玉成即指挥何宇贵把车往前开一点。当车往前开时，因横亘在车斗与山坡上的木材失去平衡，树根部下沉致使车斗内的树梢往上挑，由此击中赖炳昌头部。之后，赖炳昌感觉不适被紧急送往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治疗，并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杭州万事利医院、武警浙江总队杭州医院、文昌卫生院、淳安县中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共住院68天（其中前19天处于昏迷状态），诊断为：右侧顶骨粉碎性骨折、蛛网膜下出血、急性硬膜外出血、脑挫裂伤、脑疝、外伤脑梗塞、吸入性肺炎等，伤后行急性硬膜血肿清除术＋去骨瓣减压术等，目前颅骨缺损已修补。赖炳昌之伤经嘉兴市康慈医院司法鉴定所、浙江法会司法鉴定所鉴定，综合评定伤残等级七级、误工期限6个月、营养期限4个月、护理期限4个月（以上三期均自受伤之日起算，其中昏迷期间二人护理，清醒后一人护理）。事发后，淳安县公安局石林派出所介入调查事故经过，并对相关人员作了询问笔录。何宇贵、毛红春、翁永金三人各给付赖炳昌20000元。赖炳昌自认其有两年的木材装车从业经历。因各方对赔偿事宜协商未果，故2014年4月，赖炳昌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卢玉成、何宇贵、毛红春、翁永金连带赔偿赖炳昌因提供劳务人身受到损害产生的各项损失共计338521.76元［含医疗费200855.7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400元即68天×50元／天、护理费16958元即19天×122元／天×2人＋（4个月-19天）×122元／天、营养费3600元即4个月×30元／天、误工费21960元即6个月×122元／天、伤残赔偿金128848元即16106元／年×20年×40%、鉴定费2100元、交通费8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以上共计398521.76元，扣除已付6000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卢玉成、何宇贵、毛红春、翁永金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案涉争议焦点为本案的责任主体及责任比例的确定。首先，关于本案责任主体的确定需厘清以下几层法律关系。一、毛红春与翁永金之间系木材买卖合同关系，毛红春为买方、翁永金为卖方；二、毛红春与卢玉成、毛红春与何宇贵之间均构成木材运输合同关系；三、赖炳昌与毛红春之间系劳务合同关系，其中赖炳昌为提供劳务一方，毛红春系接受劳务一方。各方当事人在履行上述合同时，分别存在不同的过错并造成赖炳昌损害，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其次，危险源的开启与控制是判断行为人对损害结果是否存在过错以及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主要依据。本案中，卢玉成与毛红春之间虽为木材运输合同关系，但卢玉成为现场木材装运安全管理人，其直接参与指挥装卸木材，同时又指挥何宇贵驾车给赖炳昌当扶梯，在赖炳昌尚在车斗内时，未注意安全又指挥车辆前行，致本案事故发生，其主观上对危险源的开启与控制上存在过错，应承担民事责任。何宇贵作为案涉机动车所有人和驾驶人，对车辆具有完全的运行利益与控制。事发时，其明知赖炳昌在车斗内，却未确保安全驾驶车辆，致事故发生，应承担民事责任。本次事故发生在赖炳昌提供劳务期间，毛红春作为接受劳务方，应当对木材装卸事务提供安全的生产环境，因现场缺乏有效的监管导致事故发生，同时就卢玉成的现场管理行为而言，毛红春又为受益人，毛红春应承担民事责任。翁永金作为木材出卖方，其未按约将木材堆放在路旁，现场也缺乏交接木材的有效管理，致装卸木材的损害风险明显增加，同时对装卸案涉木材而言，翁永金为受益人，翁永金应承担民事责任。赖炳昌作为有从事木材装卸经验的人，应当预见其一人在车斗内拉卸木材存在较大风险，其未尽充分注意义务致损害发生，自身存在一定过错，可适当减轻上述赔偿义务人的责任。综上，根据各方当事人对本次事故损害的原因力分析，原审法院确定，案涉赖炳昌的合理损失由赖炳昌自负10%，卢玉成负担15%、何宇贵负担20%、翁永金负担25%、毛红春负担30%。且本次事故损害系各方当事人分别实施的行为结合造成的，故各应承担相应的按份责任，而非连带责任。第三、关于赖炳昌的合理损失。经核：赖炳昌因伤治疗发生的医疗费为200652.76元；赖炳昌主张的误工费21960元、护理费1695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400元、营养费3600元、残疾赔偿金128848元、鉴定费2100元、交通费800元合法合理，均予确认；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18000元。上述损失由各方依法负担，并相应扣减已付款项。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赖炳昌因本案事故产生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合计378318.76元，由卢玉成赔偿56748元、何宇贵赔偿75664元、翁永金赔偿94580元、毛红春赔偿113496元；二、赖炳昌因本案事故产生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8000元，由卢玉成赔偿3000元、何宇贵赔偿4000元、翁永金赔偿5000元、毛红春赔偿6000元；三、驳回赖炳昌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一、二项合计，由卢玉成赔偿59748元，款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由何宇贵赔偿79664元、翁永金赔偿99580元、毛红春赔偿119496元，扣除何宇贵、翁永金、毛红春已分别支付的20000元，余款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378元，减半收取3189元，保全申请费420元，合计3609元，由赖炳昌负担381元，卢玉成负担538元、何宇贵负担717元、翁永金负担897元，毛红春负担1076元。
宣判后，卢玉成、翁永金均不服，向本院上诉。卢玉成上诉称：一、卢玉成系与毛红春建立运输合同关系的运输人，不是现场木材装运的管理人。卢玉成只是毛红春雇佣来装运木材的司机，与何宇贵都是一天900元工资的。木材的装运系陈长林召集的搬运工负责，事实上，木材搬运的安全也完全是由搬运人员负责。卢玉成作为司机只负责木材上车之后的安全。而案涉事故发生在木材搬运过程中，而不是其运输途中，卢玉成对木材装运中出现的意外没有安全管理义务。实际上，现场木材装车安全管理人是赖炳昌，现场装车的工作人员均听其指挥。二、卢玉成没有直接参与指挥装卸木材。卢玉成系看见赖炳昌拉不下来山坡上的木材，出于好心，才叫何宇贵驾车给赖炳昌当扶梯，赖炳昌在车斗内时，卢玉成从未叫何宇贵开车。卢玉成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司机，有人在车斗内时，是不可能叫何宇贵往前开车的，这是司机的基本常识。且装运人员是不允许在开车时进入车斗内的。何宇贵作为直接侵权人，其证言不可以采信。且何宇贵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一个有多年经验的司机，在赖炳昌尚在车斗内时贸然开车，是极不负责的，其应对赖炳昌因伤造成的损失承担首要责任。何宇贵在赖炳昌受伤后，不仅没有及时救治赖炳昌，还驾车离开现场，毁灭现场证据，没有及时报警，还去其他木材装运场地装运木材，主观上存有极大的恶意。三、装车的受益人不是卢玉成，而是毛红春。即便卢玉成在危险源的开启与控制上存有过错，需承担侵权责任，那么卢玉成作为毛红春的雇员，应由毛红春承担相应的责任。赖炳昌自身也有过错，未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应根据其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四、案涉事故系第三人原因引发，卢玉成作为运输司机即便要承担责任，也是很小的责任。一审判决卢玉成承担15%的责任过重。综上，卢玉成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卢玉成承担赖炳昌损失5%的责任。
对卢玉成的上诉，上诉人翁永金答辩称：同意卢玉成的上诉意见，应该承担责任的人是开车的人、雇主及赖炳昌本人。
对卢玉成的上诉，被上诉人赖炳昌答辩称：一、一审对于卢玉成的身份问题已经查明，卢玉成拥有运输车辆和适格的驾照，并有运输合同，900元一天的运输费用包含的不仅仅是工资。二、所有当事人对公安机关在事故发生后及时做的调查笔录内容都是没有异议的。从公安调查笔录内容看，无论是卢玉成的陈述，还是其他当事人的陈述，都表明何宇贵在装运过程中是由卢玉成指挥的。何宇贵的陈述和卢玉成自己的陈述以及其他当事人的陈述是一致的，即卢玉成在现场指挥装运。故卢玉成的确系管理人身份。三、卢玉成主要承担现场管理和指挥者责任，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一审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相应的过错责任条款认定卢玉成的责任是正确的。赖炳昌只是一个劳务者，不承担指挥、管理职责。一审法院对本案责任的划分是正确的。
对卢玉成的上诉，原审被告何宇贵答辩称：一、何宇贵同意卢玉成关于本案适用侵权责任法的上诉意见。何宇贵是受雇装运木料的，根据该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本案应该由翁永金或毛红春承担责任。二、何宇贵系受卢玉成指挥驾驶、移动车辆的，应由卢玉成承担责任。即便何宇贵应承担赔偿责任，那么何宇贵的赔偿比例要少于卢玉成的赔偿比例，何宇贵实际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对卢玉成的上诉，原审被告毛红春答辩称：一、本案装运木料并非毛红春所要装运的木料，只有翁永金砍下堆放在路边的木料才属于毛红春需要的，故涉案装运的木料明显不属于毛红春所需的木料。翁永金在笔录中陈述其堆放在路边的木料是要出售的。二、毛红春不可能要求卢玉成去指挥赖炳昌、何宇贵装运还处于山坡上的木料，事故发生显然是卢玉成擅自指挥装运木料而发生的。三、基于卢玉成擅自指挥赖炳昌、何宇贵装运木料，卢玉成显然属于现场装运指挥、管理人，对现场装运安全负有安全管理责任。一审法院认定卢玉成存在过错是正确的。四、一审法院判决卢玉成承担责任所适用的法律是正确的。卢玉成是木料的承运人，其与毛红春之间的法律关系非常明确，是运输合同关系，并非劳动合同关系。卢玉成擅自运输非合同内的木料，且未尽到安全指挥、管理义务，故其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毛红春请求驳回卢玉成的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翁永金上诉称：一、本案装运杉木的受益人应为毛红春，而不是翁永金。一审认定杉木的运输由毛红春负责，应由其安排运输，后又认定翁永金为受益人，判决翁永金承担责任，系前后矛盾，故判决结果错误。二、毛红春与翁永金约定运输的杉木在公路边，毛红春擅自违约指挥赖炳昌装运导致事故发生的尚在山坡上的木头，故不能因此确定翁永金为受益人。三、事发时是装运的最后一天，翁永金将山上木料砍伐和运到路边发包给了其他人做。事发当天，收尾的人还未到场。山坡上的木头是未处理的，不属于出卖杉木范围，故一审认定翁永金未按照约定将木材堆放在公路边，现场缺乏交接管理的行为是与事实不符的。四、翁永金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翁永金对装卸木料存在过错是错误的，装卸木料本身非常简单，不属于高危情况，也应该由赖炳昌、何宇贵等人负责。事故发生时，翁永金不在现场，没有任何指挥或指示上的过错，装运木材的过程中翁永金也没有任何过错，因此不应承担责任。五、即使翁永金存在管理过错，其承担的也是补充责任，一审判决其承担的责任高于现场操作过错人员的责任比例，显失公平。六、即使翁永金系受益人，其与买受人的交易在事故发生时已经完成，该事故系第三人原因导致，一审判决翁永金承担25%的责任超过受益人的责任范围。翁永金可以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给予赖炳昌适当补助，之前翁永金已经给了20000元，但人道主义补偿限于这20000元以内。综上，翁永金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赖炳昌对翁永金的诉请。
对翁永金的上诉，上诉人卢玉成答辩称：同意翁永金的上诉意见。卢玉成上诉要求承担5%的责任，也是基于人道主义考虑，而非卢玉成有过错。
对翁永金的上诉，被上诉人赖炳昌答辩称：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上并不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从事实上看，翁永金在管理上的过错是客观存在的。关于翁永金和毛红春之间的木料买卖关系，是不可否认的。从公安对翁永金的调查笔录第3页可以看出，涉案木料为翁永金出卖给毛红春的木料范围。按照翁永金和毛红春之间的约定，木料应该由翁永金负责堆放在路边，由于翁永金没有将木料堆放在路边，而在砍伐后挂在了山坡上，这导致了木料必须从山坡搬运到地面。这一项工作本来应该由翁永金雇佣的砍伐工负责的，因砍伐工工作没有到位，赖炳昌就接受了卢玉成的指挥去搬运涉案木料。从这个过程看，翁永金是当然的受益人，其管理失职，应承担管理人的责任。二、一审法院认定翁永金的赔偿责任和比例未违背法律规定的，也在公平合理范围内。综上所述，赖炳昌请求驳回翁永金的上诉，维持原判。
对翁永金的上诉，原审被告何宇贵答辩称：卢玉成是在翁永金的授意下对涉案木料进行处理。无论翁永金、毛红春谁是雇主，何宇贵都只是雇员，不应承担责任。
对翁永金的上诉，原审被告毛红春答辩称：一、翁永金没有按照约定将涉案木料堆放在路上，其没有履行完毕作为出卖人的堆放木料的义务。如果卢玉成擅自指挥装运的木料，不属于毛红春所需的木料范围。卢玉成指挥赖炳昌、何宇贵装运木料，显然是帮助翁永金履行堆放木料的义务。但卢玉成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在准备指挥赖炳昌、何宇贵装运涉案木料时，其与翁永金电话联系过，并确认该木料需要卢玉成帮助装运，卢玉成才指挥赖炳昌、何宇贵装运了涉案木料。故无论何种情况属实，翁永金都是本案木料装运的受益人。二、毛红春与卢玉成、何宇贵之间存在的是运输合同关系，并非提供劳务关系。本案装运木料的范围仅仅限于堆放在路边的木料，作为买受人的毛红春没有权利要求卢玉成、何宇贵装运还处于山坡上的木料的，更没有指挥赖炳昌装运涉案木料。当时毛红春也不在装运现场，其不可能指挥赖炳昌、何宇贵装运木料。本案事故发生的原因主要是卢玉成经翁永金的许可后，指挥赖炳昌、何宇贵装运涉案木料，没有注意到安全和指挥车辆前行所致的。三、翁永金本人虽然不在现场，但其明知木料挂在山坡上，授意卢玉成指挥赖炳昌、何宇贵装运涉案木料，明显存在过错。综上所述，毛红春请求驳回翁永金的上诉请求。
二审中，卢玉成提交与赖炳昌一起工作的装车工鲁福成、章春生、陈长林的书面证言原件各一份，拟证明2013年7月3日的装卸木料工作，是由赖炳昌指挥负责的。经质证，翁永金对这三人的身份确认，但他们之间内部分工情况，翁永金不清楚。赖炳昌认为该三份证言，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证人应该出庭接受质询；从证据的形式看，都是事先打印好再签字的，有诱导倾向；本案认定事实应以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为准，这三份证据不能达到待证目的。何宇贵对这三份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毛红春对这三份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这三份证明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该出庭作证；其内容与事发当时的公安调查笔录相矛盾。本院认为，证人应出庭接受质询，该书面证言内容与其三人在公安机关的表述不一致，且证人未出庭作证，故本院不予确认。
二审中，上诉人翁永金，被上诉人赖炳昌，原审被告何宇贵、毛红春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本院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因毛红春与卢玉成口头约定，由卢玉成负责将翁永金卖给毛红春的木材装车运走，而当日的工作人员由卢玉成联系，车辆由其安排，现场装运安全及指挥由其负责，且卢玉成仅向毛红春收取木材运输费，故一审认定卢玉成与毛红春之间形成运输合同关系正确，卢玉成以自己系毛红春雇员，应由毛红春承担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且根据2013年7月3日淳安县公安局石林派出所给事发时在场人员和相关人员所做的询问笔录，卢玉成自认当天的装运安全由其负责，其让何宇贵将车子倒至路边作为扶梯使用，再结合多名在场人员亦陈述现场由卢玉成负责，当时因杉木一头尚未装进车箱，卢玉成便指挥何宇贵将车向前开，故卢玉成现以安全管理人系赖炳昌，自己未叫何宇贵开车为由主张免除或减轻自身责任，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在淳安县公安局石林派出所和本案二审的笔录中，翁永金均自认引发事故的木材亦是卖给毛红春的木材，只是当日卢玉成等人到达较早，砍伐工人尚未将案涉木材搬运至路边。本院认为，事发前日，翁永金已经告知卢玉成杉木已好装运，而案涉木材并没有按约堆放在路旁，同时现场缺乏交接木材的有效管理，加之翁永金为受益人，故一审法院认定其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并无不当。一审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过错对事故损害的原因力，确定各方承担的赔偿比例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97元，由卢玉成负担500元，翁永金负担897元。卢玉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亮
审 判 员 韩昱
代理审判员 韦薇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周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