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襄阳中民三终字第001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襄阳市中合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襄阳中合物流公司），住所地：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风汽车大道米庄汽车站院内。
法定代表人李俊，襄阳中合物流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方晟楠，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骆乾飞，襄阳中合物流公司员工，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襄阳安达运输公司），住所地：襄阳市襄州区钻石大道82号。
法定代表人曹建荣，襄阳安达运输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毛建国，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致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即代为承认、变更、放弃诉讼请求，进行和解，代收法律文书。
上诉人襄阳中合物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襄阳安达运输公司修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7日作出的（2014）鄂襄新民初字第016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2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杨斌福担任审判长，审判员任侨、代理审判员荣雯芳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5年3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襄阳中合物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方晟楠、骆乾飞，被上诉人襄阳安达运输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毛建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襄阳安达运输公司一审诉称：2008年7月18日，被告所有的车牌号为鄂FB66**号欧曼半挂牵引汽车在河北容城发生交通事故后，在原告下属的维修站进行修理，修理完毕后，被告与原告下属的维修站于2009年6月24日达成协议，约定维修站在协议签订后将被告车辆予以放行，由被告通过法律途径获取赔偿，并在获取法院裁决的赔偿款的三日内将汽车修理款支付给原告。协议签订后，原告对被告车辆予以放行，但被告至今未支付车辆修理费。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一、被告向原告支付修理费144313元，并支付以修理费144313元为本金，自2010年1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的违约金；二、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
原审被告襄阳中合物流公司一审辩称：依据被告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的约定，被告会在二年诉讼时效期间提起保险合同纠纷的诉讼，原告应在诉讼结束后的二年内向被告主张权利，但原告并未主张，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二年诉讼时效期间，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原告襄阳安达运输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一、题头为“襄阳安达运输有限公司文件襄安司字（2003）07号”的《关于尚敏等同志任职的通知》、其自己出具的《证明》、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维修站的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用于证明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维修站系原告的下设机构，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维修站的公章将名称刻为“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汽车维修站”。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维修站与“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汽车维修站”系同一单位。原审法院认为，鉴于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又因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维修站为原告依法成立的非法人组织，原告作为其法人组织，自认“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汽车维修站”与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维修站系其同一内设机构，该主张既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又不损害被告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故原审法院对该证明意见予以采信；原告对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维修站的印章中刻有“汽车”解释为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维修站为非法人登记，故出现印章与单位名称不一致。被告对该解释有异议，但在原审法院限定的期间内并未提出相关证据足以反驳原告的陈述意见，故原审法院对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维修站与“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汽车维修站”系同一单位的事实予以认定。
二、襄樊市中合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现已更名为襄阳市中合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与“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汽车维修站”签订的《襄樊中合物流公司与安达修理厂针对鄂FB66**车辆保险修理的提车协议》。用于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车辆维修合同关系，且双方约定被告在收到法院裁决确定的修理费后的三个工作日内计算出原告的修理费并支付给原告。经质证，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采信。
三、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09）襄新民初字第438号民事判决书。用于证明原告应获得的修理费144313元已经法院判决确定，被告在2009年11月9日收到了判决。经质证，被告无异议。原审法院认为，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中认定的与本案有关的事实，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定案依据。
四、原告于2009年3月12日出具的发票两份。用于证明事故车辆的修理费用为144313元。经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采信。
原审被告襄阳中合物流公司未提交证据。
原审判决认定，2008年7月18日1时25分，被告所有的车牌号为鄂FB66**的罐式货车及车牌号为鄂FB3**的挂车由东向西行驶至保津高速公路112KH＋800M处时，与前方正常行驶的欧曼重型半挂车发生追尾，造成两车受损，车上人员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被告将事故车辆交由被告下设的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维修站进行维修。
2009年6月24日，襄樊市中合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甲方）与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维修站（乙方）签订《襄樊中合物流公司与安达修理厂针对鄂FB66**车辆保险修理的提车协议》，约定：一、甲方负责事故赔偿争议的法律诉讼，追回所受损失；二、乙方在签订协议后及时放行甲方事故修理车辆；三、对法院最终裁决的赔偿中的修理费金额，甲方在收到赔款后三个工作日内计算出，并支付乙方。协议签订当日，原告对事故修理车辆予以放行。
2009年8月4日，襄樊市中合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因事故车辆与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樊中心支公司存在保险合同关系，向原审法院提起保险合同纠纷之诉，要求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樊中心支公司赔偿包括车辆损失在内的各项损失共计221458元。原审法院经过审理后，依法作出（2009）襄新民初字第438号民事判决，判令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樊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襄樊市中合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车辆修理材料费、工时费等损失144313元、施救吊车费6300元、第三者车辆损失费8845元、驾驶员及乘客医疗费7699.76元，共计167157.76元。襄樊市中合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与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樊中心支公司均于2009年11月9日收到该判决书，在法定期限内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被告襄阳中合物流公司自述其已于2010年1月30日前获得该判决确定的理赔款。
原审另查明，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维修站系原告襄阳安达运输公司的下设机构，依法办理营业登记，不具有法人资格。原告襄阳安达运输公司自述“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维修站”的启用公章为“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汽车维修站”，为同一组织。2011年3月10日，襄樊市中合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襄阳市中合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即被告襄阳中合物流公司）。
2014年10月17日，原告襄阳安达运输公司以诉称理由向被告襄阳中合物流公司主张修理费未果后，遂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导致本案纠纷。
原审法院认为，襄樊市中合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因其所有的车牌号为鄂FB66**的罐式货车及车牌号为鄂FB3**的挂车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送往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汽车维修站进行修理，修理结束后双方签订《襄樊中合物流公司与安达修理厂针对鄂FB66**车辆保险修理的提车协议》，上述行为可以认定双方因此形成了加工承揽合同之汽车修理合同关系，又因双方之间的合同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故原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的汽车修理合同合法有效，依法应受国家法律保护。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又因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汽车维修站系原告襄阳安达运输公司依法成立的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经营组织，其上述合同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其法人承担和享有，即由原告襄阳安达运输公司承担和享有；襄樊市中合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现变更为襄阳中合物流公司，上述合同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变更后的法人即被告襄阳中和物流公司承继。
襄樊市中合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甲方）与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维修站（乙方）签订协议中对付款期限约定为“对法院最终裁决的赔偿中的修理费金额，甲方在收到赔款后三个工作日内计算出，并支付乙方”。该付款期限并不明确，因襄樊市中合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基于保险合同纠纷提起诉讼程序复杂，既可能涉及一审、二审，又可能涉及再审，还涉及到理赔款项的给付和执行，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维修站对这一情况难以掌控和知晓，故双方对付款期限约定不明，这仅仅是对付款条件的约定，又因襄樊市中合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基于保险合同纠纷对车辆修理费用损失144313元已获得赔偿，双方约定的付款条件已成就；故原告襄阳安达运输公司要求被告襄阳中合物流公司支付汽车修理费144313元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其还要求被告支付自2010年1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以修理费144313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的违约金的请求，基于前述评判意见，双方对付款期限约定不明，该项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襄阳中和物流公司辩称，原告襄阳安达运输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二年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请求驳回原告襄阳安达运输公司的诉讼请求的意见，同前述评判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亦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原审判决如下：一、被告襄阳中合物流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襄阳安达运输公司汽车修理费144313元；二、驳回原告襄阳安达运输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支付迟延履行金。案件受理费3190元减半收取，由被告襄阳中合物流公司负担。
上诉人襄阳中合物流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主体错误。原审判决认定：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维修站系襄阳安达运输公司的下设机构，依法办理营业登记，不具有法人资格。襄阳安达运输公司自述“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维修站”的启用公章为“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汽车维修站”，为同一组织。此认定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一审庭审时，上诉人对于“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维修站”与“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汽车维修站”到底是不是同一单位，其与被上诉人襄阳安达运输公司之间的关系一直持有异议，要求被上诉人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这一事实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既然被上诉人所持有证据与案件主体不一致，其就应有义务证明协议中的主体与其相关，其有权利依据协议主张权利。因为，本案的证据并非是一张不记名借条，而是有明确主体和权利义务的协议。所以，对于主体是否一致或同一，必须有明确证据证明。但原审法院却将该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提出相关证据。对此，本来上诉人就对被上诉人的主体资格有异议，不认可，让上诉人如何来举证？（二）本案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对被上诉人的主张应予驳回。一审庭审时，上诉人明确指出，即使被上诉人有权主张修理费，但根据该协议的约定，被上诉人是明确知道上诉人针对该车提起的保险合同诉讼事宜的。就算诉讼程序复杂，也不能以此理由就否认诉讼时效问题。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支付责任。
被上诉人襄阳安达运输公司答辩称：（一）上诉人认为原审认定主体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1.襄阳市襄州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登记信息反映“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维修站”系我公司内设机构，我公司对内设机构的设立、名称、印章启用是我公司内部管理问题，我公司有权对内设机构注册名称与印章名称不一致进行说明，内设机构的名称与印章的不一致不能改变内设机构系我公司一部分的事实。2.《襄樊中和物流公司与安达修理厂针对鄂FB66**车辆保险修理的提车协议》的签订主体是上诉人和“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汽车维修站”，但是其一，我公司是该协议的持有人；其二，协议的维修车辆是上诉人所有的鄂FB66**车辆；其三，上诉人以我公司开具的144313元维修发票向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樊中心支公司主张车辆损失并得到（2009）襄新民初字第438号民事判决书的支持；其四，我公司以原审原告的身份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因此，本案维修主体和诉讼主体是一致的。（二）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知道上诉人已领取赔偿款”是计算诉讼时效的起点，而不是“猜到”上诉人提起诉讼或诉讼结束作为计算诉讼时效的起点。上诉人对保险公司的保险理赔权是否通过诉讼方式行使、何时提起诉讼、诉讼经过哪些程序、诉讼的结果（成败）如何、保险公司履行或人民法院执行的情况如何等等都是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时存在的未知结果。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主张权利的途径、结果全然不知，“知道上诉人已经领取赔偿款”无从谈起。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襄樊中合物流公司与安达修理厂针对鄂FB96**车辆保险修理的提车协议》（以下简称《提车协议》）的开头处记载“甲方：襄樊市中合物流公司”，“乙方：襄樊安达修理厂”，落款处“甲方：（签章）”处盖有“襄樊市中合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乙方：（签章）”处盖有“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汽车维修站”印章，该两处均无签名。除原审查明的内容外，《提车协议》上还记载：“2008年7月18日，甲方公司鄂FB96**在河北容城发生交通事故，后经襄樊市阳光保险公司协定，指放于乙方修理，现因修理后甲、乙双方对阳光保险总公司核定价格有一定的争议，故对甲方在乙方提车造成一定的影响”。一审庭审笔录记载“审：本院调取的（2009）襄新民初字第438号案卷中有两张发票，载明的车辆是鄂FB96**。一张余额4万多元，一张余额9万多元，被告方看一下是否是主张修理费时的发票。被：是的，属实。审：原告方是否属实。原：属实，是我方开具的。”该两张发票上均盖有“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为繁体字）印章。本案诉讼中，襄阳中合物流公司没有提供证据。
本院认为，涉案《提车协议》是定作人与承揽人就承揽人行使留置权将工作成果留置、定作人作为车损险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就保险理赔存在争议情况下，定作人为取回被留置的修理后的涉案车辆、承揽人为使其工作报酬暨修理费得到保障而达成的协议，承揽人已经依约在定作人未支付修理费的情况下将涉案车辆解除留置措施，定作人亦应依约履行其支付修理费的义务。由《提车协议》保障的承揽人的修理费请求权尚需以定作人在相关保险纠纷诉讼（即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09）襄新民初字第438号民事判决所处理的襄樊市中合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与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樊中心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下同）中有关修理费的诉讼请求部分得到支持（此属于将来不确定是否发生的事实，即使协议双方认为将来一定会发生亦不影响）为生效条件，即《提车协议》中关乎承揽人修理费请求权的内容属于附生效条件的内容；即使将《提车协议》中约定定作人在收到通过诉讼取得的保险金赔款后三日内将其中的修理费部分支付给承揽人，理解为协议双方约定的履行期限，此期限亦非确定的期限或期日；诉讼时效的起算时点与权利人主张权利的时点是两个不同概念，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时点是承揽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定作人已收到相关保险纠纷诉讼标的款暨保险金赔款的时点（若该时点在定作人收到相关保险纠纷诉讼标的款之日起三日以内，则尚需延至三日届满方才起算，下同），对于此处的知道或应当知道，本院认为，因为定作人收到相关保险纠纷诉讼标的款暨保险金赔款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不确定的（不仅是在《提车协议》签订时不确定，而且迄定作人收到相关保险纠纷诉讼标的款之前均不确定），而且不属于承揽人可控的事项，故不能将定作人收到相关保险纠纷诉讼标的款与承揽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这一事实建立起必然的联系，承揽人以定作人告知的情况为准即可，并不是有义务主动向定作人了解或通过其他渠道去了解，在其证明上，并不需要像证明承揽人主张过修理费债权一样的证明强度；承揽人并非相关保险合同纠纷诉讼的当事人，对于诉讼进度、结果、标的款到位情况相较于定作人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加之承揽人解除留置措施的这一《提车协议》义务已经依约履行，对定作人及时支付履行或执行到位的相关保险纠纷诉讼标的款乃至对定作人如实、及时告知相关保险纠纷诉讼标的款是否履行或执行到位亦缺乏有效制约手段。综合以上情况，对于相关保险合同纠纷诉讼标的款的履行或执行到位情况这样一个在《提车协议》签订时不确定将来是否发生、迄其发生之前对其何时发生不能确定、不能有效避免对其信息不对称、并非其本身的时点而系承揽人对其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时点作为本案诉讼时效起算时点的事实，不能因为承揽人没有提供其向定作人了解过或试图通过其他渠道了解过的证据，就认定承揽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事实的时间距本案诉讼发生已超过本案诉讼时效期间。
本案中，襄阳安达运输公司主张其对襄阳中合物流公司享有《提车协议》中的修理费债权，襄阳中合物流公司主张《提车协议》上盖章的承揽人一方“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汽车维修站”与襄阳安达运输公司无关，襄阳安达运输公司无权主张修理费。对此本院认为，《提车协议》上承揽人一方所盖印章为“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汽车维修站”，该名称所显示出的使用该印章的组织或个人与襄阳安达运输公司的联系应可引起交易相对人的注意。《提车协议》上提到的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均与相关保险纠纷诉讼民事判决书所述一致，涉案车辆因为涉案交通事故致损而进行修理，是襄阳安达运输公司开具的修理费发票，该修理费发票并由襄阳中合物流公司在相关保险纠纷诉讼中作为证据提交人民法院，这与《提车协议》上记述的协议由来、当事人权利义务等情况能够相互印证，以上情况表明，在修理费发票上盖章的襄阳安达运输公司与在《提车协议上》盖章的“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汽车维修站”应有一定联系，至少可以说明，襄阳安达运输公司对使用“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汽车维修站”印章的组织或个人所承揽的修理工作和发生的修理费是认可的；襄阳中合物流公司将襄阳安达运输公司开具的修理费发票作为证据提交法院，表明其并不否认修理费发票开具人系与修理费合法、相关的人员或组织，襄阳中合物流公司亦未提出修理费发票开具人不是修理费债权人的主张和证据。一审中针对襄阳安达运输公司的诉讼请求和诉称的事实和理由，襄阳中合物流公司在答辩环节仅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质证环节才提出《提车协议》上盖章的承揽人“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汽车维修站”与襄阳安达运输公司无关的主张。本案诉讼中，襄阳中合物流公司并未就涉案车辆因涉案交通事故所致车损在何时、何处由何人修理予以明确说明，而其作出该项说明应无困难。综合以上情况，并综合全案证据、当事人陈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之规定，襄阳安达运输公司关于《提车协议》上的印章为“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汽车维修站”的承揽人系其下属具有营业资质的分支机构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维修站的主张，具备高度盖然性，且在此情况下，襄阳中合物流公司在本案中发表的反驳性意见（未提供反驳性证据）尚不能使此节已具备高度盖然性的待证事实（指从襄阳安达运输公司的角度而言，《提车协议》上印章为“湖北襄阳安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汽车维修站”的承揽人是其分支机构或下属组织系待证事实）被判定为真伪不明，故可予认定。
综上，上诉人襄阳中合物流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87元，由上诉人襄阳市中合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斌福
审 判 员 任 侨
代理审判员 荣雯芳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张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