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烟商二终字第4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负责人：秦沪鹰，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德龙，上海嘉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魏晓雷，上海嘉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至远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市福山区南山路110号。
法定代表人：赵元青，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晓钰，山东同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华强。
上诉人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与被上诉人烟台至远运输有限公司因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12）福商初字第2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德龙、魏晓雷，被上诉人烟台至远运输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晓钰，被上诉人吕华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浙商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一审诉称，2011年4月，上诉人与上海东锦物流有限公司（东锦公司）签订了一份物流责任保险合同，约定保险标的为被保险人应承担的物流违约责任，保险期限为2011年4月29日至2012年4月28日，保险金额为100万元。2011年4月15日，被保险人东锦公司与上海航星通用电器有限公司（航星公司）签订了长期货物运输合同，约定航星公司将在未来的一年时间内的电器开关设备的运输业务委托给东锦公司。2011年11月17日，航星公司委托东锦公司将两台高低压输配电柜由上海市运往山东省烟台市黄河路300号。随后，被保险人东锦公司将此运输业务转委托给孙吉仁和被上诉人吕华强。2011年11月18日，孙吉仁驾驶牌照为“鲁F×××××”的车辆、吕华强驾驶牌照为“鲁F×××××”的车辆载货从上海出发，开往运输的目的地烟台市黄河路300号。2011年11月19日上午9点左右，被上诉人吕华强在行驶至烟台市祁连山路与黄河路交叉口时发生交通事故，致使所载货物坠落地面而严重受损。后经烟台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吕华强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东锦公司向航星公司承担了运输合同违约责任后，于2012年1月17日向上诉人提出了责任保险的索赔要求。2012年7月，上诉人与东锦公司达成了赔偿协议并支付了保险赔偿金。后经查证，被上诉人吕华强所驾驶的牌照为“鲁F×××××”的重型普通货车的所有人为被上诉人至远公司，二被上诉人之间属于挂靠关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60条的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的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现如今，上诉人已经向被保险人东锦公司履行了责任保险的赔付义务，依法享有代位求偿权。据此，上诉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判如所请：一、请求二被上诉人立即向上诉人支付运输合同违约金370360元；二、请求本案的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等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至远公司一审辩称，我公司已经将车牌号为鲁F×××××货车的所有权转卖给吕华强，该车实际所有人为吕华强，因此该车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及交通事故运输责任均由吕华强承担，与我公司无关。
被上诉人吕华强一审辩称，一、涉案车辆鲁F×××××号的所有权系答辩人吕华强所有，该车系答辩人购买的烟台至远运输有限公司而取得，购买后未及时过户便发生事故，答辩人与烟台至远运输有限公司非挂靠关系，上诉人诉称挂靠毫无事实根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对烟台至远运输有限公司的起诉。二、本案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应当由运输关系的双方共同享有，答辩人作为承运人，本身就系保险利益的享有者，无须对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主张保险代位权无事实依据。航星公司与东锦公司签订货物运输合同，合同中明确约定，由东锦公司为所载货物加保险（货物保险100万）。东锦公司接受委托后，又将涉案货物转委托给答辩人运输，因此涉案货物运输合同的实际承运人再此已经变更为答辩人，物流责任也同时转移变更为答辩人。基于东锦公司已经为货物投保，故答辩人无需重复投保。《保险法》第49条规定：“保险标的转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但货物保险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除外。”从该条规定来看，货物运输保险的保险标的转让，可以不必通知并征得保险人的同意。保险标的的转让，自然产生保险利益随之转移的法律效力。本案中，涉案货物的承运人由东锦公司变更为答辩人，物流责任也同时由东锦物流公司变更为答辩人，因物流责任而出现了保险事故，并因此产生的保险利益，应当由运输关系的承运人所享有，答辩人作为涉案货物的承运人，依法应享有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因此，上诉人无权向本应当享有保险利益的答辩人主张代位求偿权。三、答辩人不属于《保险法》第60条中规定的“第三者”，上诉人的请求不符合代位求偿权的构成要件。本案中，东锦公司向上诉人投保了物流责任险，那么无论是东锦公司自己所属的车辆运输货物，还是东锦公司委托答辩人等非属东锦公司的车辆运输，都属于东锦公司的物流责任保险范畴。答辩人受东锦公司委托，代表东锦公司承运货物，答辩人的地位与东锦公司是相同的，双方都是涉案货物运输合同中的承运人。对货主而言，答辩人与东锦公司所承担的物流责任也是相同的。既然就同一货物已经投保了物流责任险，同作为承运人的东锦公司和答辩人已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应当共同享有保险利益。如果东锦公司承运就可以获得保险赔偿，而答辩人承运就要被代位求偿，这显然于理不通，于法相悖。答辩人认为如果本案的代位求偿权成立的话，答辩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转移风险，必然会以提高运费的方式自己去投保，那么这就意味着同一批货物存在两次重复保险。如此既不符合《保险法》的宗旨，又增加了当事人的交易成本，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保险法》第60条中规定的“第三者”，在本案中，应属于承运人以外的责任主体。如果答辩人在运输过程中，受到第三者对货物的损害，那么该第三者才属于《保险法》60条中的“第三者”，答辩人本身不属于本案保险合同的第三者，故上诉人所诉无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东锦公司在上诉人处投保了物流责任保险，保险险别为物流责任保险附加盗窃责任保险，保险期限共12个月，自2011年4月29日零时起至2012年4月28日二十四时止，保险费为33700元，累计责任限额为100万元，每次事故责任限额为60万元。合同同时约定每次事故绝对免赔3000元或损失金额的5%，以两者高者为准。合同特别约定清单中第7条约定：“…对非东锦公司自有车辆或东锦公司管理使用的车辆其他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金额，本保险人不负责垫付，并有权向第三方进行追偿的权利。”
2011年4月15日，东锦公司与航星公司签订货物运输合同，约定航星公司将将电器开关设备的运输业务委托给东锦公司。合同第八条第3款约定航星公司委托东锦公司对市内及300公里以内的货物承加保险。合同有效期至2012年4月15日（续订）。
2011年11月18日，航星公司委托东锦公司将两台高低压输配电柜由上海市运往山东省烟台市黄河路300号。同日，被保险人东锦公司将此运输业务转委托给孙吉仁和被上诉人吕华强。东锦公司工作人员彭建华在运输单的托运人处签字，孙吉仁、被上诉人吕华强在运输单的承运人处签字。2011年11月18日，孙吉仁驾驶牌照为鲁F×××××的车辆、吕华强驾驶牌照为鲁F×××××的车辆从航星公司的厂房内载货后从上海出发，开往运输的目的地烟台市黄河路300号。2011年11月19日上午8时41分，被上诉人吕华强驾驶车辆在行驶至烟台市祁连山路与黄河路交叉口时，车上所载货物坠落，致使货物损坏。后经烟台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吕华强在此次交通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
事故发生后，东锦公司委托孙吉仁将受损货物运回上海，并于2011年11月21日到达航星公司。2011年11月23日，航星公司和东锦公司签订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约定航星公司重新制作一台全新箱变，并在2012年12月20日前送到业主现场，封存物损货物。东锦公司负责将新制箱变送到业主现场，同意航星公司暂扣63万元运输费用。
2011年11月29日，上诉人委托上海城市保险公估中心对2011年11月19日的保险事故进行保险公估／检验，委托工作项目记载：“1、查明事故原因及货损原因，明确是否属于保险责任。2、在30万元内确定损失金额，如估损金额超过30万元请及时与我司联系。3、查明出险货物完整的流转情况。4、查明承运车辆及驾驶员信息，为后续可能的追偿工作做好准备。5、根据上述情况并由我司同意后再出具公估／检验报告。”
2011年12月15日，东锦公司委托烟台市公立价格事务所对航星公司产一套高压低压预装式变电站损失价格进行鉴定，并于2011年12月16日出具烟台市道路交通事故财物损失价格鉴定结论书。结论书记载作业日期为2011年12月15日至2011年12月16日。鉴定过程中记载：“…价格鉴定人员于2011年12月15日到上海通用东岳汽车有限公司对航星公司产完好高压低压预装式变电站进行了现场勘验…。”确定鉴定基准日为2011年11月23日，鉴定基准日的损失价格为47.5万元。该结论书的第十二条记载了价格鉴定的假设和设定条件：“1、委托方提供的材料真实可靠；2、鉴定目的、鉴定基准日不变。3、本鉴定结论依据委托方提供的相关资料，通过详细分析测算作出，出具损失价格仅作参考。由于受鉴定条件的限制，适应经济纠纷赔偿时，另行测算结果。”
2012年1月17日，东锦公司向上诉人发出责任险索赔通知书，载明：“经公估公司定损，金额为370360元。”同日上诉人与东锦公司、航星公司签订定损协议。载明：“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及货主就该事故经友好协商共同认定本次事故货物的定损金额为：370360元。被保险人不再就本次事故提出除上述定损金额以外的赔款请求。”
2012年1月19日，东锦公司与航星公司达成赔偿协议，确定涉案事故赔偿金额为45万元，从东锦公司应收运费中扣除。
2012年5月11日，上海城市保险公估中心出具保险公估报告。该报告记载：“…经本中心公估人员2011年11月21日、12月5日、12月23日和2012年1月17日赴上海市奉贤西渡工业园区奉金路1号进行现场查勘与估损…”，该报告中公估结论记载：“被保险人报损金额为74万元；经公估人员现场查勘，本案被保险人东锦公司承运发生事故的箱变T2定损金额为370360元；经公估人员现场查勘，本案残值金额为73389.83元；经保险理算，本案建议赔付金额为351842元。”
2012年7月24日，上诉人向东锦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30万元；2014年12月23日，上诉人向东锦公司支付理赔款33324元。
另查明以下事实：1、被上诉人吕华强所驾驶的牌照为“鲁F×××××”的重型普通货车的登记所有人为被上诉人至远公司，货物运输运营手续记载运营人亦为被上诉人至远公司。上诉人认为二被上诉人之间属于挂靠关系；二被上诉人主张车辆已经在事故前由被上诉人至远公司卖给被上诉人吕华强，但认可车辆所有权及运营手续均为变更。对于上诉人提出的鉴定两被上诉人之间买卖协议的形成时间的请求，原审法院认为该协议的真伪对本案的处理无实质性影响，故未予允许。
2、上诉人主张事故发生后曾通知二被上诉人共同定损，但是两被上诉人均未到场。二被上诉人均陈述没有接到上诉人的定损通知。上诉人对于是否通知没有证据提交。
3、对于物流责任保险的解释，上诉人认为是对运输合同中承运人对托运人的赔偿责任的保险，该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违约责任。被上诉人吕华强认为是指承运人的责任险，但是本案中实际承运人是吕华强，则吕华强就应该是被保险人，保险标的已经从东锦公司的物流责任变为吕华强的物流责任。
4、上诉人认可根据保险合同，对于被保险人非自有车辆运输发生的损失，保险公司可不承担保险责任，但是基于上诉人与东锦公司比较友好的合作关系，决定先向东锦公司赔偿，再向第三方追偿。
5、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5、6、7中所涉赔偿数额的差异，上诉人解释为东锦公司与航星公司之间合意赔偿45万元，上诉人本着与东锦公司的合作意向确认向东锦公司赔偿370360元，东锦公司自己承担8万元损失。对于上诉人同意赔付的370360元，其先期支付30万元，如东锦公司配合追偿，则再支付剩余70360元。
6、庭审中，原审法院要求上诉人说明如何确定公估报告中的货物与被上诉人承运货物是同一货物。上诉人陈述，不可能百分百的证明上述事实。要证明这一点需要事故发生时到公估结论出现时，整个过程都监控才能完成这样的证明。事故发生后，上诉人首先委托烟台市公立价格事务所做出了财物损失价格鉴定结论书，同时事故发生后由交警、定损人员及公估机构参与调查，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比较优势规则，我方已经完成举证义务。公估货物与运单上的货物、烟台市公立价格事务定损货物名称是一致的，鉴定报告是在一定的与案件相关材料基础上做出的。同时说明，被定损的货物是不是涉案事故货物，本身不应该由公估报告来确定，而是由公估报告中记录的一系列材料以及过程来证明公估货物就是事故中受损货物。
7、被上诉人吕华强于2015年4月28日向原审法院提出书面鉴定申请，申请对涉案事故中的货物损失价值进行重新鉴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吕华强提出的鉴定申请提出异议，认为该申请已经远远超过举证期限。而且货物定损完成之后，货物已经处理，客观上无法对货物进行司法鉴定。
8、上诉人主张在事故发生以后，上诉人立刻联系山东分公司，并于2011年11月19日委托烟台亨通保险公估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事故现场勘查，该公司于2011年11月22日出具保险公估报告初步报告一份。上诉人于2015年5月27日庭审中提交该报告，二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一直持有该报告却不在举证期限内提出，又无合理解释，故不予质证。原审法院支持被上诉人观点，对该报告未组织质证。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存在以下四个争议焦点：1、上诉人是否依法取得对二被上诉人的代位求偿权。2、二被上诉人之间货车买卖行为是否有效以及该买卖对涉案事故责任承担的影响问题。3、东锦公司将货物转委托给被上诉人吕华强承运后，保险标的是否转移，吕华强是否应享有保险利益。4、涉案事故造成的货物损失的具体价值问题，上诉人提交的公告报告中定损金额能否在本案中直接适用。5、涉案事故的责任划分问题。原审法院对以上问题作如下分析认定：
一、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取得属于法定请求权转让，保险人行使的是原属于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权，包括违约赔偿、侵权赔偿等等。该赔偿请求权和保险合同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在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中，原审法院应仅就造成事故的第三者与被保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对于第三者提出的保险人不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抗辩，法院不予审查。故被上诉人吕华强主张上诉人不应该对东锦公司进行保险理赔，故而不享有保险代位求偿权的答辩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在向被保险人东锦公司理赔后，依法取得保险代位求偿权，但其行使该权利的范围应限于其已付赔偿款范围内。
二、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涉案事故发生时，车辆的所有权及货物运输经营手续均在被上诉人至远公司名下。即使如二被上诉人所述车辆已经协议转让，且已经交付，根据物权法的规定所有权发生变更。但是车辆的运营手续依然属于被上诉人至远公司所有。涉案事故发生在货物运输过程中，被上诉人至远公司的货物运输经营手续是产生该次货物运输的必要条件。作为货物运输经营人，被上诉人至远公司仍然要对整个运输过程负责。因此，二被上诉人之间依然符合车辆挂靠经营的特征，上诉人主张双方成立挂靠经营合同关系的观点成立，被上诉人至远公司应对被上诉人吕华强从事货物运输过程中造成的事故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首先原审法院认可上诉人、被上诉人对物流责任险的解释，认定本案中东锦公司向上诉人投保的物流责任险是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在物流行为中产生的赔偿责任的保险。因此，可以认定该保险的保险标的是被保险人东锦公司对托运人航星公司的赔偿责任。关于这一保险标的能否转让，原审法院认为现有法律规定并没有限制这种标的的转让，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49条当然也适用于这一保险类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转让是指标的从一个民事主体转移至另一个民事主体，出让人不再享有标的利益，也不再负有标的负担。但是本案中，东锦公司将货运转托给被上诉人吕华强后，其依然要承担对航星公司的违约赔偿责任，这一责任与被上诉人吕华强承担的赔偿责任性质是不同的，并非同一标的，当然也不能认为是标的的转让。因此被上诉人吕华强认为本案中东锦公司在上诉人处投保的物流责任险的标的已经转让给他，并因此要求享有被保险人权利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四、对于第四个争议焦点，对上海城市保险公估中心于2012年5月11日出具保险公估报告。原审法院对于该中心及公估人的资质不持异议，但是上诉人仅凭该公估报告以证明涉案事故造成的损失价值，原审法院认为其并未完成举证责任。理由如下：
1、根据该公估报告所附的2011年11月29日保险公估／检验委托书中所记载委托工作项目，该委托书对公估机构的工作进行了明显的干预，不仅要求公估机构在在30万元内确定损失金额，而且要求必须经过上诉人同意后再出具公估／检验报告。在这种委托之下，公估机构所出具的公估报告缺乏客观性和公正性。
2、该公估报告所记载的对涉案受损货物的勘察定损过程中，均没有二被上诉人的参与，既没有共同确定受损货物以便进行公估定损，也没有共同指定公估机构，评估认定过程存在重大瑕疵。上诉人主张其已经通知二被上诉人参与定损，但是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二被上诉人也不予认可，因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之法律责任。
3、对于如何确定公估报告中被定损货物就是涉案事故中的受损货物，庭审中原审法院要求上诉人予以说明，但是上诉人未能说明。原审法院认为由于公估检验过程中没有通知二被上诉人参与确认公估标的，无法直接确定被定损货物就是涉案事故受损货物，而且上诉人在庭审中也陈述被定损的货物是不是涉案事故货物，本身也不应该由公估报告来确定。可见公告报告本身并不能证实这一问题，因此上诉人应该进一步举证证明。上诉人认为通过公估报告中记录的一系列材料以及过程来看，足以确定公估货物就是事故中受损货物。但是该报告中所附的烟台市道路交通事故财物损失价格鉴定结论书，明确记载是对完好高压低压预装式变电站的现场勘验，对于证明上述问题没有任何作用。而且告结论书中也明确载明，该鉴定的假设和设定条件是委托人东锦公司提供资料真实可靠，可见该报告的内容并不具有客观性。另外，上诉人主张事故当天委托烟台亨通保险公估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事故现场查勘，并出具保险公估报告初步报告一份，但公估报告对该初步报告却没有任何提及。
4、根据公估报告中所附的委托书记载，上诉人于2011年11月29日才委托上海城市保险公估中心进行公估作业，但是该公估报告中显示公估人员于2011年11月21日就已经开始查勘作业。未经委托却已开始作业，不合常理。
5、该公估报告的出具时间为2012年5月11日，但在此之前的2012年1月17日，东锦公司就向上诉人发出责任险索赔通知书，载明：“经公估公司定损，金额为370360元。”且同日上诉人与东锦公司、航星公司签订定损协议确定了上述定损金额。在未出具证实的公估报告之前，东锦公司等就已经知道了具体定损金额，不合常理。
基于以上五点分析，原审法院认为上海城市保险公估中心出具的公估报告存在重大瑕疵，不足以证明涉案事故的货损价值。同时，因涉案受损货物已经被处理，现在也无法进行司法鉴定。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在货损价值没有得到被上诉人确认或司法确认的情况下，未将受损货物予以妥善保管，导致货损情况无法得到确定，上诉人应当对此承担证据保全不力、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五，对于第五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对事故损失并未完成举证责任，在无法确定事故损失的情况下分析事故责任承担问题，对本案的处理结果没有任何意义，故不做评述。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对于涉案事故造成的货损价值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故对其诉讼请求不能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人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对被上诉人烟台至远运输有限公司、被上诉人吕华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855元，由上诉人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的理由是认为上诉人未能充分证明涉案事故造成的货损价值，表现在五个方面，1、公估委托函内容对公估工作进行干预；2、公估过程没有两被上诉人参与；3、不能确定公估报告定损货物即为涉案受损货物；4、公估委托函出具时间易于公估作业时间；5、东锦公司的索赔通知书显示其在公估报告最终出具前已经知道定损金额，不合常理。上述观点有失偏颇。一、关于第1、4、5点理由两被上诉人一审中从未提及，一审法院也未就这些问题进行法庭事实调查，事实上剥夺了上诉人对这些问题进行解释、说明的机会。二、第2点理由，保险理赔中损失认定是保险人的法定责任，是否通知两被上诉人并不影响公估报告的效力。涉案公估公司是具有法定资质的第三方定损机构，即使上诉人单方委托，也符合法律规定和行业惯例。三、第3点理由，从公估报告的内容本身及所依据的附件，可以反映定损货物便是涉案事故受损货物。一审法院在民事案件中以不合理的证据标准要求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是不恰当的。上诉人提交了事故发生之后委托烟台亨通保险公估公司进行现场查勘的初步报告。该报告和上诉人提交的最终报告是可以相互印证的。但一审法院人仅仅以最终报告没有提及初步报告为由，否认两者关联性，逻辑推论有瑕疵。既然被上诉人认为公估报告中定损的货物并非涉案承运货物，应当证明该货物为其他货物。如果法院认为公估报告中货物并非涉案承运货物，则意味着被保险人采用替代货物进行保险理赔，性质属于保险诈骗。这种假设是不合理的。四、一审法院认定的理由均没有直接证明公估报告定损金额的不正确，也没有具体指出哪部分金额理算错误。最后直接认定报告反映金额不正确，缺乏依据。五、如果两被上诉人认为公估报告不能反映货物损失价值，可以在举证期限内申请鉴定，但是被上诉人直到几年后才申请鉴定，远远超过法定期限。六、即使上诉人未能完全证明公估报告货损金额完全正确，但涉案货损是事实，上诉人进行了赔付也是事实，从公平原则出发，也应当酌情认定两被上诉人的赔偿责任，而不应完全驳回诉请。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烟台至远运输有限公司答辩称：一、原审判决以上诉人对于涉案事故造成的货损价值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而驳回其诉讼请求是完全正确的。1、上诉人对货损价值负有证明责任，但上诉人所提交的用以支持其主张的“公估报告”存在诸多疑点，原审判决从五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从而认为上诉人未完成举证责任，是极具说服力的。2、在原审中，被上诉人对于“公估报告”的证明力未予认可，并提出了相应的理由。人民法院有权依据当事人质证意见，结合案件事实，由法官运用其专业知识、司法审判经验，根据法官内心确信对证据进行审查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法院对证据的审查认定并不受当事人质证意见的局限。二、保险人代位求偿权应以保险人应予支付保险赔偿金为前提条件。《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根据以上规定，保险人取得代位追偿权的条件不仅是已经向被保险人支付了保险赔偿金，而且是在应当支付保险赔偿金的情况下而支付了保险赔偿金。本案上诉人在原审时称，对于被保险人非自有车辆运输产生的损失，保险公司可不承担保险责任，但基于上诉人与东锦公司比较友好的合作关系，决定先向东锦公司赔偿，再向第三方追偿。被上诉人认为：在上诉人自认不应支付保险赔偿金的情况下，其不具备追偿权的主体资格。三、根据《保险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上诉人无权向吕华强及答辩人行使追偿权。《保险法》第六十二条规定：“除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故意造成本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保险事故外，保险人不得对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根据该规定，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的组成人员行使追偿权。所谓被保险人组成人员是指接受被保险人指令工作且与其存在共同经济利害关系的人员。本案东锦公司接受货主委托承担承运义务，而又将该承运义务转托给了吕华强，由吕华强实际承担货物运输义务。正因为东锦公司已经投保货运责任险，故吕华强就再未另行投保有关货损的保险。在货物运输法律关系中，吕华强接受东锦公司的委托将货物承运至指定地点，其与东锦公司存在共同的利害关系。东锦公司将货物运输转委托给吕华强是出于方便、共利的考虑，双方对于运输结果具有共同的利益，也就是说吕华强与被保险人东锦公司在经济上存在利害与共的关系，具有“一致的利益”，本案保险责任针对的是承运人物流行为中的赔偿责任，承运人投保的目的是分散、降低货物运输当中承运人所承担的风险，而本案的运输义务最终由吕华强实际承担，运输风险也由其承担，如果保险人向其行使代位求偿权，无异于在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又将赔偿金从被保险人处取回，被保险人通过保险分散风险，消化损失的计划势必落空，保险的功能也无从发挥。故吕华强系代表东锦公司向货主履行承运义务的人，属于该货物责任保险标的所涉及被保险人的组成人员。四、事故发生时，答辩人已经将车辆出售给了吕华强，有关车辆运输所产生的责任应由吕华强自负，与答辩人无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吕华强答辩称：同意被上诉人至远公司的意见。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执的焦点问题是：1、上诉人有无追偿权；2、公估报告是否合法有效，应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关于上诉人有无追偿权的问题。
2011年11月18日，东锦公司将涉案两台高低压输配电柜运输业务转委托给孙吉仁和被上诉人吕华强运输，东锦公司与吕华强之间存在运输合同法律关系，东锦公司是托运人，吕华强是承运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和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的规定，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并且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承运人的安全运输责任及赔偿责任是法定的，并不因是否签订过保险合同而消灭。假设承运人针对货运合同签订了保险合同，其也只是将自己的赔偿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而已。本案中，东锦公司作为原承运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了物流责任保险合同，是对东锦公司因过错产生的赔偿责任通过保险的方式转移给保险公司。而吕华强作为实际承运人，并未对自己的运输责任进行投保，故其应对自己因过错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支付了保险金，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上诉人享有向责任人请求赔偿的权利。
2、公估报告是否合法有效，应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赔偿351842元，一审中提交了上海城市保险公估中心出具的保险公估报告。首先，该公估报告是上诉人单方委托进行的，没有二被上诉人的参与，即未共同选择评估机构，也没有共同确定受损货物，因此上诉人提供的公估报告只能认定为其单方提供的一份证据。上诉人只有证明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方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否则即会因缺乏证据的三性而不被人民法院采纳。
其次，根据该公估报告，上诉人11月29日委托评估，而评估机构是于11月21日即开始赴现场进行评估工作，即开始评估工作在前，办理委托手续在后，存在明显的瑕疵。
第三，从上诉人给评估机构的委托书内容来看，上诉人要求评估机构“在30万元内确定损失金额，如估损金额超过30万元请及时与我司联系”，并要求必须经过上诉人同意后再出具公估／检验报告。事实上，该评估机构作出的公估报告确定的损失数额为370360元，超出了委托书上“在30万元内确定损失金额”这一要求，根据委托书上“如估损金额超过30万元请及时与我司联系”这一要求，并且评估机构已经出具公估报告的事实可以确定，该评估机构在出具公估报告之前与上诉人进行过沟通，并经过上诉人同意才出具了该公估报告。由此可见，上海城市保险公估中心出具的公估报告明显缺乏客观性和公正性。
第四，因该公估报告存在诸多瑕疵，被上诉人对该公估报告提出异议，并申请重新评估。但上诉人明确表示受损货物已经灭失，无法进行重新评估。上诉人在不能证明该公估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的前提下，其举证责任并未完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300元，由上诉人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建庆
审判员 张秀波
审判员 张 敏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孔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