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川民终字第4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濮家駜，男，1929年2月28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尹朝阳，四川高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曾新明，四川高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濮健，男，1957年5月17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张敏，四川华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尹朝阳，四川高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奶奇乐乳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区）天和路6号。法定代表人童恩文，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陈庆，四川名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钟伟，四川名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菊乐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华侨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童恩文，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陈庆，四川名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钟伟，四川名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罗伯特﹒K﹒皮兰特（RobertKennethPelant）,美利坚合众国公民。委托代理人张敏，四川华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濮家駜、濮健因与被上诉人四川奶奇乐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奶奇乐公司）、被上诉人四川菊乐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菊乐公司）、原审被告罗伯特﹒K﹒皮兰特（以下简称罗伯特）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成民初字第4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5年11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濮健及其与原审被告罗伯特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张敏，上诉人濮健、濮家駜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尹朝阳，被上诉人奶奇乐公司、菊乐公司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陈庆、钟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奶奇乐公司系2000年10月经原四川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批准成立的外商独资企业，法定代表人为罗伯特，公司注册资金90万美元。该公司成立后，罗伯特任公司董事长，濮家駜任公司副董事长及总经理，濮健任公司副总经理。2001年10月10日，四川立一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载明截止2001年10月10日，奶奇乐公司共收到罗伯特缴纳的注册资本90万美元。2003年2月3日，奶奇乐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决定由副董事长濮家駜受董事长罗伯特委托，可全权处理公司的一切事务。奶奇乐公司在成立初期，向美国国际小母牛项目组织成都办事处（以下简称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借款人民币9858382.47元用于购买土地和建房，罗伯特向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借款人民币685.58万元用于出资，两项借款合计人民币16714182.47元。2001年12月，奶奇乐公司与中国种畜进出口公司签订奶牛《代理进口合同》。同月6日，奶奇乐公司向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借款人民币205万元用于购买奶牛。同月10日，奶奇乐公司向中国种畜进出口公司预付购奶牛款人民币205万元。2002年12月10日，中国种畜进出口公司向奶奇乐公司出具“代理进出口业务专用发票”，载明：付款单位奶奇乐公司，货物名称种牛，数量39头，代理手续费、货款、运费、检疫杂费、银行手续费、出国费用、隔离场费用、饲料费用共计人民币1104551.59元。2003年1月14日，奶奇乐公司将中国种畜进出口公司退回的购奶牛余款人民币945448.41元归还给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另，2002年7月25日，奶奇乐公司向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归还购奶牛借款人民币50万元。2003年8月25日，奶奇乐公司向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归还奶牛借款人民币117807.87元。2003年8月26日，奶奇乐公司向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归还购奶牛借款人民币38万元。前述三次共计归还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购奶牛借款人民币997807.87元。2004年6月至10月，奶奇乐公司向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分三次归还借款人民币600万元。2005年3月1日，奶奇乐公司与四川省兴牧种畜禽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兴牧公司）签订《关于移交美国高产奶牛繁育示范中心的协议》，约定奶奇乐公司根据有关项目发展要求和安排，向四川兴牧公司无偿移交奶奇乐公司拥有的美国高产奶牛繁育示范中心所有奶牛及全部资产。随后，奶奇乐公司将其奶牛场资产以及繁育后的奶牛资产折价人民币9434170.2元抵偿给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指定接受单位四川兴牧公司，以上两次共计偿还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人民币15434170.2元，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则免除了剩余债务人民币128万元借款。2005年12月30日，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出具《证明》，载明：“兹证明奶奇乐公司在成立初期所借小母牛成都办事处的83万美元作为注册资金，折合人民币685.58万元，及购买土地和建厂房借款人民币985.83万元，前两项借款合计人民币1671.41万元，已由濮家駜先生、濮健先生于2004年6月4日、9月30日、10月11日分三次合计还款人民币600万元整，剩余部分按照小母牛总部合同规定，将奶奇乐公司下属美国高产奶牛繁育示范中心移交给四川省畜牧局指定的局属单位——四川兴牧公司，价值人民币9434170.2元的资产作为还款，已于2005年3月1日办理。剩余部分人民币128万元折合15.49万美元，根据2004年9月29日由小母牛成都办事处总部代表副总裁VernonJames先生与濮家駜先生、濮健先生共同签署合同时约定：差额在30万美元以内，奶奇乐公司的债务可以免除。故奶奇乐公司所借小母牛成都办事处的债务已清”。2009年10月9日，菊乐公司与罗伯特、濮家駜就奶奇乐公司的增资扩股事宜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奶奇乐公司注册资金90万美元实际由美国小母牛项目组织提供82.5万美元，濮家駜提供7.5万美元；濮家駜于2004年、2005年分四次向美国国际小母牛项目组织归还了该82.5万美元，因此奶奇乐公司工商登记中的投资人罗伯特实际并未出资；罗伯特、濮家駜承诺，在签订本协议之前，其已将奶奇乐公司资产、财务情况向菊乐公司进行了如实披露；其已向菊乐公司提供了与之相关的奶奇乐公司全部资料、文件及证照，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负责；菊乐公司同意向奶奇乐公司注入人民币1200万元（按照2009年10月9日美元与人民币中间价1：6.826计算，折合1757984.18美元）的注册资本，使得奶奇乐公司的资本总额增加为266万美元；增资扩股后，菊乐公司持有奶奇乐公司67%的股权，罗伯特持有奶奇乐公司33%的股权。2009年10月28日，经四川省商务厅批准，奶奇乐公司变更为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由90万美元增至人民币1945万元，增资扩股后菊乐公司持股67%，罗伯特持股33%。濮家駜、濮健在奶奇乐公司任职期间，将所购奶牛登记在奶奇乐公司资产名下。奶奇乐公司、菊乐公司认为，罗伯特将用于出资的90万美元，通过以公司财产向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归还借款的方式全部抽逃，濮家駜、濮健以奶奇乐公司副董事长、委托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的身份，实际参与抽逃出资的全部过程。奶奇乐公司、菊乐公司遂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一、罗伯特向奶奇乐公司返还其抽逃出资的本金90万美元（按出资当时美元与人民币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720万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承担利息至抽逃出资返还之日止；二、协助罗伯特抽逃出资的濮家駜、濮健承担返还以上抽逃出资本息的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公司股东出资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关于“因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之规定，本案奶奇乐公司住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该院作为奶奇乐公司住所地及四川省省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因奶奇乐公司登记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一、关于奶奇乐公司与菊乐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的问题。2009年10月28日，经四川省商务厅批准，奶奇乐公司由个人独资企业变更为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由90万美元增至人民币1945万元，菊乐公司增资扩股后成为奶奇乐公司股东。奶奇乐公司相关股东抽逃出资行为会损害奶奇乐公司以及菊乐公司的合法权益。对奶奇乐公司相关股东抽逃出资的行为，奶奇乐公司与菊乐公司作为利害关系人有权提起民事诉讼。濮家駜、濮健辩称奶奇乐公司与菊乐公司不是本案适格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二、关于奶奇乐公司与菊乐公司起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2005年10月27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公司利益时，股东派生诉讼必须经过相应的前置程序。本案涉及股东抽逃出资纠纷以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利益两个法律关系，奶奇乐公司与菊乐公司可择一而诉，奶奇乐公司与菊乐公司选择了股东抽逃出资纠纷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五）项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从中可以看出，在股东抽逃出资纠纷中，为了减少守约股东的诉累，法律赋予了守约股东直接诉讼的权利，故菊乐公司起诉符合法律规定。濮家駜、濮健并未提供奶奇乐公司起诉违背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的相关证据，奶奇乐公司的起诉应视为其股东会或董事会的意思表示，故濮家駜、濮健称奶奇乐公司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辩称也不能成立。三、关于濮家駜、濮健在奶奇乐公司任职期间抵偿给四川兴牧公司的奶牛资产属于奶奇乐公司资产还是濮家駜、濮健个人资产的问题。通过奶奇乐公司与中国种畜进出口公司签订的奶牛《代理进口合同》可以看出，委托中国种畜进出口公司购买奶牛的主体是奶奇乐公司。2001年12月6日中国建设银行成都市第一支行高新分理处“银行进账单”、2001年12月10日中国建设银行“电汇凭证”，也显示购奶牛款系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将该款打给奶奇乐公司，并且经奶奇乐公司账户付给中国种畜进出口公司。结合2002年7月25日、2003年8月25日、2003年8月26日奶奇乐公司分三次归还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奶牛借款人民币997807.87元的事实，可以认定所购奶牛的所有权人是奶奇乐公司。濮家駜、濮健在奶奇乐公司任职期间，将所购奶牛登记在奶奇乐公司资产名下，说明濮家駜、濮健在此期间对所购奶牛属于奶奇乐公司并不持异议。现濮家駜、濮健主张所购奶牛系其出资，仅以奶奇乐公司名义所购，则应提供其与奶奇乐公司的委托购买合同以及其出资的相关证据，但濮家駜、濮健未提供上述证据，其提供的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证明材料以及奶奇乐公司原会计邓亚琴的证词均为证人证言，而该证人证言无相关证据材料予以佐证，且该证据材料的证明力弱于奶奇乐公司提供的原始书面证据，故对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证明材料以及奶奇乐公司原会计邓亚琴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所购奶牛在濮家駜、濮健任职奶奇乐公司期间虽经繁育扩大，但并不能改变该批奶牛属于奶奇乐公司的事实，故濮家駜、濮健在奶奇乐公司任职期间，经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同意抵偿给四川兴牧公司的奶牛资产属于奶奇乐公司资产。濮家駜、濮健辩称该批奶牛属于其个人资产的证据不足，该院不予采信。四、关于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公司资本维持原则是公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五）项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罗伯特作为个人独资企业奶奇乐公司的股东，委托濮家駜全权处理公司的一切事务，致使濮家駜、濮健将奶奇乐公司的资产用于偿还罗伯特个人债务，从而减少了罗伯特对奶奇乐公司的出资。罗伯特的该行为损害了奶奇乐公司权益以及后成为奶奇乐公司股东的菊乐公司的利益，该行为应视为抽逃公司出资的行为，罗伯特应承担相应的返还责任，返还抽逃的股本金并承担自抵偿办理结束之日即2005年3月1日起产生的利息。因向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借款的是奶奇乐公司以及罗伯特，而还款时奶奇乐公司与罗伯特又未将还款予以区分，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免除了剩余部分人民币128万元债务。2005年12月30日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出具的《证明》，载明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免除奶奇乐公司人民币128万元债务，但结合上下文看，该《证明》载明的人民币16714182.47元借款的借款人是奶奇乐公司，而借款人实际是奶奇乐公司以及罗伯特，故此处的“奶奇乐公司”应指的是奶奇乐公司以及罗伯特，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免除的也应是奶奇乐公司与罗伯特的债务。因奶奇乐公司与罗伯特、濮家駜、濮健均不能证明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免除奶奇乐公司与罗伯特各自债务的数额，故该院视为各免除奶奇乐公司与罗伯特人民币64万元。濮家駜、濮健代罗伯特清偿债务的数额应为人民币621.58万元(685.58万元-64万元)。奶奇乐公司、菊乐公司关于濮家駜、濮健用公司资产代罗伯特清偿其个人债务人民币720万元的主张部分成立，该院予以部分支持，其余数额因缺乏证据证明，该院不予支持。濮家駜、濮健作为奶奇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奶奇乐公司任职期间，将奶奇乐公司资产抵偿给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指定的四川兴牧公司，替罗伯特偿还个人出资债务，属于协助股东抽逃出资的行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关于“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濮家駜、濮健应对罗伯特抽逃出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五、关于濮家駜、濮健主张奶奇乐公司、菊乐公司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本案为股东出资纠纷。罗伯特抽逃出资，濮家駜、濮健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协助其抽逃，罗伯特未作诉讼时效抗辩，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条第一款关于“公司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被告股东以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奶奇乐公司、菊乐公司起诉股东抽逃出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限制，罗伯特仍应对抽逃出资的行为承担返还责任。同理，为维护公司资本充实，奶奇乐公司、菊乐公司起诉高级管理人员协助股东抽逃出资同样不受诉讼时效期间限制，濮家駜、濮健仍应对罗伯特抽逃出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濮家駜、濮健主张奶奇乐公司、菊乐公司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辩称理由不能成立。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五）项、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一、罗伯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奶奇乐公司返还人民币621.58万元及利息（自2005年3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至该款还清之日止）；二、濮家駜、濮健对罗伯特的上述返还资金及利息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奶奇乐公司、菊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9160.04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公告费人民币820元，合计人民币84980.04元，由奶奇乐公司、菊乐公司各承担人民币4990.02元，罗伯特、濮家駜、濮健各承担人民币25000元。宣判后，濮家駜、濮健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的主要理由是：一、一审法院将增资扩股前的奶奇乐公司（美国独资）与增资扩股后的奶奇乐公司（中美合资）认定为同一公司，违反我国公司法律的规定。增资扩股后的奶奇乐公司董事会、章程、注册资本、资产均与原奶奇乐公司不同，其身份、社会属性均发生了根本变化；菊乐公司与增资扩股后的奶奇乐公司，均不会因增资扩股前的行为使利益受到损害，其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不适格；濮家駜、濮健并非案涉增资扩股协议的股东主体，该协议与濮家駜、濮健无利害关系，不应将濮家駜、濮健列为本案被告。二、本案既无证据证明罗伯特有抽逃出资的主观愿望，也无证据证明其实施了抽逃出资的行为，一审法院在无法认定罗伯特抽逃出资的情况下，先认定濮家駜、濮健有协助抽逃出资的事实，法律逻辑错误。三、一审法院将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免除的人民币128万元债务，认为其中免除了奶奇乐公司人民币64万元债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四、案涉奶牛资产是由濮家駜、濮健个人从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借款进口购买，有关奶牛项目的款项均未记入奶奇乐公司账务，该奶牛资产是濮家駜、濮健的个人资产，而非奶奇乐公司的财产。一审法院对本案争议事项的财务内容未经司法鉴定而直接判决，属于程序违法。五、濮家駜、濮健在本案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六、一审法院未按涉外程序送达、未按审限审理、举证责任分担不公平，属于程序违法。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奶奇乐公司、菊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奶奇乐公司、菊乐公司承担。奶奇乐公司、菊乐公司在庭审中一并答辩称：一、公司设立后，依法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由外商独资企业变更为中外合资企业，该公司仍为同一主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关于股东抽逃出资的规定，将罗伯特、濮家駜、濮健列为本案被告，并无不当。二、濮家駜、濮健利用奶奇乐公司的资金及奶牛场资产向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归还罗伯特用于出资的借款，罗伯特属于抽逃出资，濮家駜、濮健作为公司高管协助抽逃出资，一审法院的庭审活动始终围绕“抽逃出资”的焦点开展和进行，并无不当。三、我国法律并无“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如涉及财务内容，必须进行司法鉴定”的强制性规定，对于案涉进口奶牛所有权归属的财务内容问题，濮家駜、濮健并没有向法院申请鉴定，即使其申请鉴定，法院还需根据案件情况决定是否同意鉴定。一审法院在是否进行司法鉴定的问题上，并未违反程序。四、对于进口奶牛所有权的归属，奶奇乐公司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优于濮家駜、濮健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进口奶牛是奶奇乐公司的合法财产，一审法院对案涉进口奶牛所有权归属的财务资料并无进行司法鉴定的必要。五、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免除的人民币128万元债务，应当全部是奶奇乐公司的债务，一审法院认定小母牛项目办事处免除奶奇乐公司人民币64万元债务，与事实不符。六、濮家駜、濮健主张的一审法院不按涉外程序送达起诉书及传票、未按审限审理及其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基于本案事实，罗伯特抽逃出资的事实成立，濮家駜、濮健以奶奇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身份，协助皮兰特抽逃出资，其均依法承担相应责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罗伯特在庭审中答辩称：其意见与濮家駜、濮健的上诉意见一致，其不应承担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请求依法判决。在本院二审限定的举证期限内，濮家駜、濮健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为付款凭证、银行进账单、项目拨款申请表，拟以此证明濮家駜、濮健于2002年曾先后向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借款人民币50万元、人民币80万元，并委托转账至奶奇乐公司账户，用于奶牛项目，此款自始未记入奶奇乐公司总账、明细账及财务报表；第二组证据为落款时间为2008年3月7日的奶奇乐公司《关于引进股东及债务清理董事扩大会纪要》，以及落款时间为2013年7月15日、濮健与奶奇乐公司美国高产奶牛繁育示范中心签订的《委托挂靠代养协议》，拟以此证明案涉奶牛资产为濮家駜、濮健的个人资产；第三组证据为奶奇乐公司在另案中的民事答辩状、奶奇乐公司申请变更经营范围的相关材料、案涉当事人之间涉及另案纠纷的法院传票、受理通知书等、奶奇乐公司与菊乐公司之间的相关借款合同、租赁协议等，拟以此证明奶奇乐公司与菊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目的是掠夺罗伯特的股份。在二审庭审过程中，濮家駜、濮健申请证人邓永红、胡丽平、曾迎春出庭作证，拟以此证明案涉奶牛资产的所有权归濮家駜、濮健所有。奶奇乐公司与菊乐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认为：第一组证据拟证明的事项与事实不符，该借款到账后，均计入了奶奇乐公司财务总账中的“项目经费”科目、“明细科目”和财务报表，对此有川华联商[2013]002号《报告书》可以证明，其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可；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力均不予认可；第三组证据与罗伯特是否抽逃出资无关，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力不予认可；邓永红、胡丽平、曾迎春的证人证言均不能证明案涉奶牛资产归濮家駜、濮健个人所有的事实。本院认为：前述第一组证据能够反映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向奶奇乐公司账户转款的事实，但该款项是否为奶奇乐公司受濮家駜、濮健委托收取，需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依法据实认定；第二组证据属于濮家駜、濮健单方提供的证据，且奶奇乐公司与菊乐公司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其不能作为证明案涉奶牛归属的直接证据；第三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邓永红、胡丽平、曾迎春的证言内容，均反映其对案涉奶牛所有权的归属事宜并不清楚，不能证明案涉奶牛资产归濮家駜、濮健个人所有。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主要案件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02年2月5日，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向奶奇乐公司转款人民币50万元，转账支票存根记载的款项用途为:牛款；2002年7月26日，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向奶奇乐公司转款人民币80万元，转账支票存根记载的款项用途为：奶牛项目款。2004年10月28日，四川协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向奶奇乐公司出具川协合专审[2004]117号《专项审计报告》，就其接受奶奇乐公司委托，对奶奇乐公司“美国荷斯坦奶牛引进及利用”项目配套情况进行专项审计的情况报告如下：2001年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农业部财务司与四川省畜牧食品局、郫县畜牧食品局签订了《农业部“引进国际先进农业科学技术”专项资金项目合同》，项目名称：美国荷斯坦奶牛引进及利用；根据合同规定由财政部门拨项目经费人民币120万元；奶奇乐公司于2001年12月3日与中国种畜进出口公司签订代理进口合同，委托中国种畜进出口公司购买60头美国荷斯坦奶牛，协议预付奶牛货款人民币325万元；奶奇乐公司于2001年12月10日通过电汇方式汇款205万元至中国种畜进出口公司；奶奇乐公司于2002年6月通过中国种畜进出口公司购回进口奶牛64头（注：另有进口途中生产的2头奶牛幼崽）；2002年至2003年，奶奇乐公司修建美国高产奶牛繁育示范中心投资（房屋建筑物）人民币2580551.21元，面积13341.79平方米（其中牛舍3幢）。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曾就前述“美国荷斯坦奶牛引进及利用”项目经费配套情况向四川省畜牧总站、四川省畜牧食品局、郫县畜牧食品局、中国种畜进出口公司去函调查。四川省畜牧总站复函称：该总站及所属冻精站没有使用过此项资金。四川省畜牧食品局复函称：2001年，农业部下达四川省引进国际先进农业科学技术项目计划——“荷斯坦奶牛引进”项目，项目实施单位为郫县畜牧食品局；农业部安排项目资金120万元，主要用于引进美国荷斯坦奶牛及利用；四川省地方配套经费120万元，主要用于消化吸收工作；由于财政资金困难，该项目经费没有予以配套。郫县农村发展局复函称：原郫县畜牧食品局已于2005年与郫县农委、郫县农业局、郫县农机局合并改名为郫县农村发展局；2001年8月2日，原郫县畜牧食品局与农业部签订的“引进国际先进农业科学技术”专项资金项目合同，项目总经费人民币120万元由农业部直接拨到了中国种畜进出口公司账户，委托中国种畜进出口公司从美国引进荷斯坦奶牛50头、冻精8000粒，该奶牛项目地方没有配套经费。此外，据了解，中国种畜进出口公司已改制并入中牧集团国际贸易公司，但因公司地址变更，且无其他联系方式，未能将相关调查函向其送达。还查明：2010年11月15日，四川普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向奶奇乐公司出具的川普信专审字（2010）第53号《专项审计报告》，其中记载：截止2009年12月31日，奶奇乐公司账面未反映归还罗伯特出资的事项。该审计报告未涉及案涉奶牛资产财务往来情况的记载。2013年10月10日，四川华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向奶奇乐公司出具川华联商[2013]002号《注册会计师执行商定程序的报告》，就进口案涉奶牛的资金来源及性质、进口案涉奶牛涉及固定资产科目列账过程等事项进行了审计，其中有如下表述：奶奇乐公司进口奶牛涉及的款项来源于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的借款；进口奶牛已经列账进入了奶奇乐公司的债务核算体系，并计入了奶奇乐公司的固定资产，但未见中国种畜进出口公司开具的发票；根据2002年至2006年奶奇乐公司固定资产明细账显示，奶奇乐公司进口奶牛涉及的固定资产在此期间变动情况如下：（1）2002年3月11日，转140#凭证，奶奇乐公司对2001年12月银凭33#进行账务调整，增加了固定资产（奶牛）205万元，同时增加了负债科目（项目经费-奶牛）205万元；……。2002年9月28日，奶奇乐公司《关于设立分支机构的董事会决议》载明: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经董事会研究决定设立“奶牛技术服务中心”、“美国高产奶牛繁育示范中心”、“奶牛饲料加工厂”三个分支机构。2002年10月8日，奶奇乐公司任命濮健为美国高产奶牛繁育示范中心主任。再查明：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06年12月28日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奶奇乐公司移交的奶牛资产实为濮家駜、濮健个人向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借款组织引进，并非奶奇乐公司出资购买，该资产移交作为偿还罗伯特用于出资的借款；根据有关协议和规定，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自愿免除罗伯特、濮家駜、濮健债务合计128万元。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06年12月29日的《证明》，载明：兹证明濮家駜、濮健于2001年12月6日向该办事处借款人民币205万元，委托其转入奶奇乐公司账户，账号为26322683，用于濮家駜、濮健个人购买美国荷斯坦高产奶牛，本笔借款未记入奶奇乐公司借款，也未由奶奇乐公司偿还。证人邓亚琴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11月27日的《证明》，主要内容为：邓亚琴作为奶奇乐公司时任主办会计兼美国高产奶牛繁育示范中心项目会计，其证明案涉奶牛系濮家駜借用奶奇乐公司账户，以奶奇乐公司名义购买，实为濮家駜所有；2001年12月的银凭#33会计凭证和2002年3月的银凭#140号会计凭证，反映的是美国高产奶牛繁育示范中心项目的固定资产——奶牛，不是奶奇乐公司资产。落款时间为2003年7月15日，落款处有濮健作为甲方、奶奇乐公司美国高产奶牛繁育示范中心作为乙方签章的《委托挂靠代养协议》，主要约定内容为双方就甲方将其所有的66头美国荷斯坦高产奶牛，挂靠并委托乙方代养事宜。落款时间为2008年3月7日，落款处盖有奶奇乐公司公章的奶奇乐公司《关于引进股东及债务清理董事扩大会纪要》，其中记载有关于购买案涉奶牛的业务，系借用奶奇乐公司账户，实为濮家駜、濮健私人债权债务和业务的内容。此外，本院注意到，一审判决在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时存在法条序号表述错误，其引用的系2013年修订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五）项、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正确的法条序号应为修订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四）项、第十九条第一款。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之一的罗伯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公民，故本案属于涉外民事纠纷。同时，本案纠纷主要为奶奇乐公司与其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争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关于“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根据奶奇乐公司的登记地在中国的事实，适用中国法律确定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正确。本案当事人争议的以及认定、处理本案纠纷需要明确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奶奇乐公司与菊乐公司作为原告、濮家駜与濮健作为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的问题。本案是增资扩股后的奶奇乐公司及新股东菊乐公司诉原股东罗伯特及时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濮家駜、濮健在增资扩股前存在抽逃出资及协助抽逃出资行为引发的纠纷。罗伯特在奶奇乐公司增资扩股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与否，与增资扩股后的奶奇乐公司及菊乐公司的利益是否存在关联，是认定奶奇乐公司与菊乐公司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问题的关键。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奶奇乐公司在增资扩股前为外商独资企业，系独立的企业法人，拥有独立的财产与法人人格，其股东不得抽逃出资而损害公司法人财产权益，否则奶奇乐公司当然享有追究相关股东抽逃出资法律责任的权利；其次，奶奇乐公司增资扩股是股东向公司增加投资扩大股权，增加公司资本金的行为，增资扩股后的奶奇乐公司是原奶奇乐公司的延续，增资扩股后的奶奇乐公司与原奶奇乐公司尽管在公司性质、注册资本、内部股权结构等方面发生了变更，但其在法律意义上仍为同一主体，增资扩股后的奶奇乐公司享有原奶奇乐公司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对于相关股东在增资扩股前发生并一直延续至今的抽逃出资行为，奶奇乐公司应享有依法要求该股东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的权利；再次，就菊乐公司而言，其通过依法全面履行增资义务，成为奶奇乐公司的合法股东，应当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其有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的相关规定，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同时，从利益关联的角度，菊乐公司向奶奇乐公司增资的行为必然基于其对罗伯特、濮家駜在《增资扩股协议》中关于奶奇乐公司资本充实承诺的信赖，如果罗伯特等隐瞒其抽逃出资的事实，实际损害了菊乐公司的信赖利益，影响了其对奶奇乐公司价值的判断，对菊乐公司实有不公。由此，奶奇乐公司与菊乐公司以罗伯特存在抽逃出资行为为由，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濮家駜、濮健关于罗伯特在奶奇乐公司增资扩股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与否，并不会损及菊乐公司与增资扩股后的奶奇乐公司利益的上诉主张，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并且，股东抽逃出资是我国公司法明确禁止的行为，其法律责任亦不应因公司增资扩股的事实而得以规避。奶奇乐公司与菊乐公司在主张罗伯特抽逃出资的同时，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的规定，以濮家駜、濮健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协助股东抽逃出资的行为为由，将濮家駜、濮健作为被告追究其相应责任，亦无不当。这与濮家駜、濮健是否为案涉《增资扩股协议》的股东身份无关。濮家駜、濮健关于案涉《增资扩股协议》与其无利害关系，不应将其列为本案被告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不能成立。本案各方当事人诉讼主体资格无误，应依法予以确认。关于罗伯特是否构成抽逃出资及应否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问题。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奶奇乐公司自2000年成立以来，罗伯特并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其全权委托濮家駜处理公司一切事务，濮家駜在受托范围内履行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罗伯特承担。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奶奇乐公司向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借款人民币9858382.47元用于购买土地和建房、罗伯特向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借款人民币685.58万元用于出资，两项借款已通过现金归还、奶牛及奶牛场资产抵扣、债务豁免的方式全部结清的基本案件事实无异议，对用于还款的现金及奶牛场资产为奶奇乐公司所有的事实也无异议，应依法予以确认。本案诉、辩双方争议的主要是濮家駜用于向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归还罗伯特出资借款的奶牛资产，是奶奇乐公司的资产，还是濮家駜、濮健个人资产的问题，这成为判定罗伯特是否构成抽逃出资的关键。案涉奶牛资产从财产性质上讲，属于通过买卖行为继受取得的动产，对其所有权归属可以从买卖合同的主体、付款资金来源、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情况等方面综合判断。从现有证据显示的事实来看，与中国种畜进出口公司签订合同、委托其购买奶牛的主体是奶奇乐公司，购买奶牛的价款是通过奶奇乐公司账户支付，奶牛交付后是在奶奇乐公司所属美国高产奶牛繁育示范中心饲养、在美国高产奶牛繁育示范中心的财务报表中作为固定资产科目入账，并随美国高产奶牛繁育示范中心的奶牛场资产一并作价抵偿债务，这一系列事实明显反映的是案涉奶牛归奶奇乐公司所有。濮家駜、濮健主张案涉奶牛实际由其出资、仅以奶奇乐公司名义购买，应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现有证据能够显示进口案涉奶牛的经费系由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提供，但除了奶奇乐公司业已归还的部分款项外，剩余款项是否归还以及由谁归还，并无证据证明。濮家駜、濮健主张该款项实际由其向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所借，仅用奶奇乐公司账户支付，但其既未提供其与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的相关借款协议或与奶奇乐公司的委托协议，也未提供其向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归还该笔款项的还款凭据，难以证明其主张。而其在一审诉讼过程中作为补充证据提交的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出具的证明材料及其在二审中提交的《委托挂靠代养协议》、奶奇乐公司董事会会议纪要，落款时间均在奶奇乐公司增资扩股之前，按照《增资扩股协议》的相关约定，这类材料应属于向增资股东菊乐公司如实披露，并交由奶奇乐公司保管的资料范畴，而该材料现由濮家駜、濮健单方提供，且其记载的内容如此清晰、明确地表明了案涉奶牛资产归濮家駜、濮健所有的事实，濮家駜却在签订《增资扩股协议》时予以隐瞒，并作出完全与此不同的陈述，不符合情理，难以令人信服。据此，该几份证据的形成时间及内容的真实性足以令人产生合理怀疑，在无其他反映当时客观事实的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实难对其证明内容予以采信。至于证人邓亚琴的证言，反映的是美国高产奶牛繁育示范中心的账务与奶奇乐公司的总账相独立的事实，但美国高产奶牛繁育示范中心并非独立法人主体，如无相反证据予以证明，美国高产奶牛繁育示范中心的财产应归属于奶奇乐公司所有。综上，濮家駜、濮健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为案涉奶牛的实际所有权人，对其关于奶奇乐公司仅为名义买受人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奶奇乐公司与菊乐公司主张的罗伯特抽逃出资的行为系发生在奶奇乐公司为外商独资企业期间，其时，奶奇乐公司实为仅有罗伯特一名股东的一人公司。作为一人公司的股东，对公司享有绝对的控制权，导致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相混同的现象在实践中并不罕见。从奶奇乐公司向小母牛项目办事处还款的操作方式及双方在债权债务确认过程中所作陈述，也反映出当时奶奇乐公司及其股东、相关交易主体，对公司与股东的主体资格和财产区分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含混认识和权利界限不分明的问题，但这均不影响公司法人人格独立、财产独立的基本原则。即使濮家駜、濮健在案涉奶牛的购买、饲养、经营等过程中，通过其个人影响力使奶奇乐公司受益，也不能以此为由改变公司财产的权利归属。由此，濮家駜不能证明其用于归还罗伯特出资借款的财产为其个人所有，其用奶奇乐公司财产归还罗伯特个人用于出资的债务，直接造成奶奇乐公司法人资产的减少，构成对奶奇乐公司财产权益的损害。对罗伯特而言，该行为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四）项规定的“股东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损害公司权益”的行为，罗伯特应依法向奶奇乐公司承担返还相应抽逃出资本息的法律责任。关于罗伯特抽逃出资金额的认定，应以其用公司财产所偿还个人债务的金额为依据。由于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对奶奇乐公司与罗伯特所欠债务，一并豁免了人民币128万元，那么该债务豁免的具体对象，关系到用公司财产实际偿还的奶奇乐公司与罗伯特各自债务范围的判定。如前所述，从案涉借款的归还方式及奶奇乐公司与小母牛项目成都办事处在债权债务确认过程中所作书面陈述，反映出各方当事人对当时的奶奇乐公司与其股东的主体资格和财产存在认识的含混、操作上的混同问题，实难客观、准确地区分具体豁免的是哪笔债务。一审法院将其视为各免除奶奇乐公司与罗伯特人民币64万元，不失为一种较为公允、合理的方法。罗伯特应向奶奇乐公司返还其抽逃出资本金人民币621.58万元，以及自财产抵偿办理结束之日即2005年3月1日起产生的利息。三、关于濮家駜、濮健是否构成协助抽逃出资及应否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问题。濮家駜、濮健分别作为奶奇乐公司的副董事长、总经理，其中濮家駜还是罗伯特的特别授权代表，实际经营管理公司全部事务，清楚地了解并全程参与了罗伯特借款出资、以物抵债变相抽回出资的全过程，其行为后果不仅应由罗伯特承担，其自身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亦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的规定，认定濮家駜、濮健应对罗伯特抽逃出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返还出资，被告股东以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规定确立了股东出资责任之诉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原则，奶奇乐公司、菊乐公司起诉要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及协助抽逃出资的公司高级管理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均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濮家駜、濮健以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本院不予支持。此外，本案中，濮家駜、濮健并未向人民法院提出相关鉴定申请，其所称案涉财务事项亦非人民法院认为需要委托鉴定的专门性问题，濮家駜、濮健关于一审法院未经司法鉴定而直接判决，属于审判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同时，濮家駜、濮健上诉所称一审法院未按涉外程序送达、未按审限审理、举证责任分配不公等问题，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濮家駜、濮健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主要案件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判决结果正确，虽其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的相关法律条文序号表述有误，但不影响本案的认定和处理结果，本院对一审判决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5310.6元，由濮家駜、濮健各负担人民币27655.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林 涛审 判 员  刘小红代理审判员  许 静二〇一六年五月十日书 记 员  李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