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7民终15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光金，男，1960年1月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灌云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殷占英，女，1963年1月1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灌云县。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宏南，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连云港市海州区朝阳东路30-6号。
负责人：杨军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宝兵，江苏汉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雯玉，江苏汉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光金、殷占英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公司）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16)苏0706民初28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刘光金、殷占英及其诉讼代理人王宏南，被上诉人平安财险公司的诉讼代理人谭宝兵、丁雯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光金、殷占英的上诉请求：1.撤销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16)苏0706民初2807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平安财险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人民币50万元；3.平安财险公司承担上诉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保险法“意外”的内含和民法、刑法“意外”的内含是不同的，民法、刑法的“意外”更多的是和“意外事件”联系在一块，按照《侵权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理解，是不可预测的，不可抗力。
而在保险法里的“意外”并不是这个意思，虽然有些人寿保险合同名称用的是“意外伤害保险”，但是保险法里使用的是更能反映保险合同特征的“保险事故”。保险合同是我国法律目前唯一的有规制的《射幸合同》，射幸合同是指以不确定的事件发生作为给付条件的合同。虽然这种合同仍然属于双务合同，双方有相互给付的义务，但以不确定的事件是否发生作为给付条件。而这种不确定发生的事件是预先设置好的，是可预测的，双方也是明知的，在保险法里叫“保险事故”。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保险法里没有民法、刑法意义上的“意外”。《保险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合同成立或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二年内，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从本条规定的立法本意看，即使是自杀行为，也仍然属于双方合同约定的，预先设置好的，可能(不确定)发生的“保险事故”。只不过是为了防止骗保行为的发生，由法律筑起一道防火墙，规定了保险人有条件的一个免责条款，言下之意，被保险人自合同成立或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二年以后自杀的，保险人并不能免除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被保险人溺水死亡是双方合同约定的，预先设置好的，可能(不确定)发生的“保险事故”之一种。是不是所谓的意外伤害、意外死亡、他杀、自杀都不影响认定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之一种这个基本事实。二、刘光金、殷占英完成了应承担的举证责任，既然被保险人溺水死亡属于双方合同约定的，预先设置好的，可能(不确定)发生的“保险事故”，刘光金、殷占英依据保险合同要求平安财险公司赔偿，符合双方保险合同的约定。而且只有在该保险合同合法有效的前提下，才可能产生保险人适用免责条款以被保险人自杀为由而拒绝给付保险金。如果保险合同无效，保险人不必选择以被保险人自杀为由的免责条款，直接以合同无效要求法院驳回刘光金、殷占英诉讼请求就行了，一审保险人没有以合同无效抗辩，说明保险人认可涉案保险合同是合法有效的。涉案保险合同发生了双方合同约定的，预先设置好的，可能(不确定)发生的“保险事故”，刘光金、殷占英提供了主体适格证明，合法有效的保险合同，依该保险合同所约定的保险事故己经实际发生的证据，就完成了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三、一审违反法律规定，加重刘光金、殷占英举证责任，一审要求“刘光金、殷占英依据意外伤害保险合同要求平安财险公司赔偿，同样需要证明被保险人死于意外，排除被保险人死于自杀的可能性”是加重刘光金、殷占英举证责任。刘光金、殷占英提供了主体适格证明，合法有效的保险合同，依保险合同所约定的保险事故己经实际发生的证据，己经完成了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现在一审判决要求刘光金、殷占英承担“证明被保险人死于意外，排除被保险人死于自杀的证据”既是没有法律依据也是荒谬的。任何的非正常死亡都是意外，不管是汽车撞死的、掉到河里淹死的、飞机失事的、杀死的、他杀的、自杀的，也不管是民事、刑事或保险法，关键在于保险合同的约定和法律规定。被保险人溺水死亡被打捞出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花果山派出所证明也证实被保险人溺水死亡这个事实，你让刘光金、殷占英还要怎么证明被保险人死于所谓的意外?一审要求刘光金、殷占英提供“排除被保险人死于自杀”的证据，简直到了不讲理的地步。谁主张谁举证，是平安财险公司主张被保险人是自杀，刘光金、殷占英根本就没认为被保险人是自杀，认为被保险人是溺水死亡，花果山派出所的证明也认定溺水死亡，刘光金、殷占英凭什么要去证明排除被保险人死于自杀的可能性?最高人民法院《保险法》解释(三)第二十一规定的相当清楚，“保险人以被保险人自杀为由拒绝给付保险金的，由保险人
承担举证责任”，法律没有要求刘光金、殷占英对“排除被保险人死于自杀的可能性”进行举证的要求。一审加重了刘光金、殷占英的举证责任。四、没有证据证明被保险人死于自杀。本案经海州区人民法院原一审，后经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基本事实不清，发回重审”后，海州区人民法院重审中与原一、二审所有的证据均没有发生变化，基本事实也没有发生变化。同原来一审、二审一样，重审一审所认定的证据均是传来证据，所有的证据均无法直接证明被保险人“自杀”溺水死亡的事实，全靠主观臆测，判决被保险人“自杀”溺水死亡的证据不足。
被上诉人平安财险公司辩称，刘光金、殷占英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刘光金、殷占英错误片面理解侵权责任法、保险法的立法本意，无依据的故意混同、割裂意外伤害保险与保险事故之间的联系及区别，认为即便自杀也属于保险事故，保险公司也应当承担保险赔偿责任错误结论，但同时又确认射幸合同是指以不确定的事件发生作为给付条件的合同，以及确认保险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合同成立两年内自杀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具体到本案，死者的自杀行为显然并非是不确定的事故，且系保险生效的当天即发生自杀溺水死亡的结果，并非是在两年后自杀，因此刘光金、殷占英的上诉理由不但自相矛盾，且反过来证明了平安财险公司的拒赔理由成立，退一步讲刘光金、殷占英也无权对法律规定作出对自己有利的任意的不当解释；二、刘光金、殷占英反复强调其已经完成了所谓的举证责任，但纵观全案，其仅举证了第二接处警派出所关于死者溺水死亡的孤证，且该孤证完全不能证明刘光金、殷占英想达到的意外溺水死亡的证明目的，一审法院严格按照规定分配举证责任，没有加重刘光金、殷占英的举证责任，特别提请二审法庭注意，刘光金、殷占英关于原一、二审的证据均没有任何变化的理由与事实不符，原一审中不知因何原因，法庭并没有将其以职权调取的关键证据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另外就是原二审中二审法院又依职权调取了110指挥中心的接处警录音，因此证据是有重大变化，能进一步证明死者系自杀溺水死亡；三、通过平安财险公司的举证及原一、二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高度概然的得出死者系自杀溺水死亡的结论，刘光金、殷占英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死者属于意外死亡。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驳回刘光金、殷占英的上诉请求。
刘光金、殷占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平安财险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人民币5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25日，刘某在网上向平安财险公司投保了平安短期意外伤害保险，保险期限7天，生效日期2014年5月26日零时起，缴纳保险费61元。2014年5月29日，平安财险公司出具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单，内容为：投保人刘某，证件号码，证件类型身份证，意外伤害身故/残疾保险金额人民币50万元，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额2万元，保险单特别约定：被保险人仅限1-3类职业人员，不承保4类以上职业或拒保人员。
2014年5月26日下午4-5时，刘光金、殷占英的女儿刘志玲（刘某的姐姐）打电话告知刘光金、殷占英“刘某在花果山附近没有了”，刘某的家人随即赶往花果山，在赶往花果山及查找过程中，死者姐姐、姐夫进行了报警。110指挥中心的一份报警记录显示：报警人曹先生、报警电话188××××1368、报警时间2014年5月26日19时07分、报警方式110电话报警、事发地址花果山、接警单位园林派出所、报警内容“报警人称其小弟刘某下午去花果山玩，可能要想不开，刚刚发条短信给报警人说其照顾好家人后就关机了，报警人小弟电话147××××8688。”园林派出所出警，与刘光金、殷占英家人先在花果山上下查找，至晚上9时左右根据大圣湖巡查员赵兰军等提供的线索，确定刘某在花果山大圣湖。按赵兰军所指位置，最终经救援队员潜水作业，于2014年5月27日凌晨0时30分许将死者刘某打捞上岸。找到死者刘某以后，景区分局刑警大队对现场进行了拍照、摄像。刘光金、殷占英及其亲属认为园林派出所怠于出警、不让其下水捞人、有老年人下水也不让捞，带着花圈占据路道闹访。园林派出所将此次报警事项转交花果山派出所进行后续处理。2014年5月27日，花果山派出所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花果山派出所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记载：简要报警内容为2014年5月27日0时30分许，园林派出所在花果山大圣湖水库发现一具男性尸体；处警经过及结果为民警到现场，经现场初步勘查，联系技术队勘验现场，经调查核实死者姓名刘某（男，24岁，身份证号码，现住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市东巷32-1号），死者系溺水死亡，排除他杀，不构成刑事犯罪。2014年5月29日，花果山派出所向死者亲属出具证明一份，证明死者系溺水死亡，排除他杀，不构成刑事犯罪。园林派出所电脑截屏显示的警情库-
接处警详细信息记载：报警类型：其他方式自杀；简要警情及处理结果：2014年5月26日20时左右，刘某在花果山大圣湖自杀溺水死亡。经公安机关现场勘察，排除他杀可能。
一审法院认为，刘某与平安财险公司签订的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因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均未指定受益人，故刘光金、殷占英作为被保险人刘某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向保险公司主张赔付保险金。关于平安财险公司提出被保险人明知属于4类以上职业人员的电梯维修工，不符合投保的险种，平安财险公司由此免责的抗辩意见，该院认为，虽然刘光金自认刘某死亡前仍在连云港爱和电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从事电梯维修工作，但缺乏连云港爱和电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相关证明，平安财险公司未举证证明，刘某也不是在维修电梯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故对平安财险公司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被保险人刘某是自杀还是意外伤害死亡？针对该争议焦点，该院认为，保险法及司法解释规定，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二年内，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保险人以被保险人自杀为由拒绝给付保险金的，由保险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平安财险公司认为被保险人系自杀而拒绝赔付，则平安财险公司应当承担被保险人是自杀的举证责任；但刘光金、殷占英依据意外伤害保险合同要求平安财险公司赔偿，同样需要证明被保险人死于意外、排除被保险人死于自杀的可能性。一审法院对双方所举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综合刘光金、殷占英所举证据及本案查明的事实，死者刘某具有主观上的故意，企图剥夺自己的生命，客观上实施了剥夺自己生命的行为，能够认定被保险人系自杀，理由如下：
1.2014年5月26日，在保险单生效的当天，刘某的姐姐、姐夫即报警称“其弟弟刘某可能要想不开，刚刚发条短信给报警人说让其照顾好家人后就关机了。”从报警内容看，刘某明显有轻生、自杀的倾向。
2.在原审一审庭审中，刘光金、殷占英对园林派出所登记的报警内容予以认可，称报警的内容是死者的姐姐向公安机关所作的真实的直观陈述。当时刘光金、殷占英对报警内容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3.在原审二审庭审中，刘光金陈述“他（死者）去花果山玩的，家里人不知道他有自杀的情况，晚上找他吃饭没有回去，就觉得他有自杀的情况。在死亡之前他没有抑郁症或者精神失常失控的情况。”刘某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未回家吃晚饭，刘光金就觉得他有自杀的情况，应当另有隐情，印证其女儿当天下午告知刘光金的情况属实。
4.视频中办案警察证实从晚上六点钟接死者姐姐报警，当时警情转过来就是可能自杀，死者的姐姐报警的时候说可能自杀。从办案民警的角度证明死者的姐姐也是按可能自杀报的警。
5.园林派出所电脑截屏显示的警情库-
接处警详细信息记载：报警类型：其他方式自杀；简要警情及处理结果：2014年5月26日20时左右，刘某在花果山大圣湖自杀溺水死亡。经公安机关现场勘察，排除他杀可能。园林派出所接警后全程参与，直到找到死者，处警结论为刘某系自杀溺水死亡。
6.原审二审庭审中，死者的姐夫曹先生（曹某）到庭对报警内容作出解释“他（刘某）没有给我发短信。我们在去的路上报警的，我是报警失踪，我们当时说好晚上五点到家吃饭，到了七点多死者还是没有到家，正常失踪24小时之内不可能接警，为了让警方帮助我们找到死者，所以故意把事情说得严重。”死者的姐夫改口称是报警失踪，其解释与刘光金的上述陈述内容、办案民警陈述的内容不一致，与报警记录也不符。事实上2014年5月26日还没到吃晚餐的时间（按刘光金在询问笔录中的原始陈述，2014年5月26日下午4点多钟，刘光金就已经得到其女儿告知刘某在花果山附近没有了，就坐公交车往花果山赶去，边赶边和其女儿联系），死者的亲属（父亲、姐姐等）即紧急赶往花果山（目的地非常明确），并迫切寻求警方帮助，结合刘某在报警后数小时内死亡的结果，完全印证了刘光金亲属系以刘某可能要自杀报的警，而不是失踪，因此刘某的姐夫报警失踪的解释不能成立。当时情况下，不是需要故意把事情说得严重，而是事情本来就很严重，如实报案是本能反应，报案内容才能经得起查验，否则刘光金、殷占英后来不至于认为园林派出所怠于出警等原因而占据路道闹访。
以上事实，足见死者的姐姐、姐夫报警内容的真实性，系来源于死者强烈的自杀倾向的告知，能够综合认定死者有自杀的主观蓄意。
7.救援队员原继昌证明，其根据旁边群众指认的地点进行了下水打捞，死者死亡地点距岸边有四、五米远，当时地点水深两米；现场有很多夜钓爱好者，听他们说死者是自己想不开轻生的。救援队员王文敬证明，目击者向救援队反映溺水人员是自己投河的，指明了投河的大概位置，救援队员原继昌下水用2分钟左右时间将溺水人员打捞上岸；反映溺水的群众是附近钓鱼的人（赵兰军最先反映情况），溺水位置距离岸边有四、五米左右。飞泉村村民伏彩喜证明，事发当晚其听过赵兰军讲述巡逻时发现湖面有过异常情况，伏彩喜（刘光金所称老年人）曾按照赵兰军所说的位置下水救捞，下到水面至其腰部位置时被劝回岸上，潜水员到达后从伏彩喜之前下水的地方下去没多远就将死者打捞上岸（结合视频拍摄显示的湖边情况、救援队员原继昌根据旁边群众指认下水打捞的地点、伏彩喜下水深度、距湖边四、五米远的死亡地点水深两米许等现场状况，说明湖水系由浅入深）；伏彩喜听死者的姐姐讲死者打过电话回家，家人接到电话就赶过来，山上找没找到，后到水库；水库边烂泥地一般淹不死人；伏彩喜听山上路边摆摊的人说过那两三天常看到死者在附近转。大圣湖巡查员赵兰军证明，事发当晚8时多湖面接连有“扑通”声音，下到湖边查看未见异常，后听说有人在水库边找男青年，觉察刚才发生的事情有蹊跷，报告后将前往查寻的警察带至发出声音地点的水边，救援人员最终在该水域找到死者（赵兰军是事件的在场人，按其所述，结合当天下午至晚上搜寻的过程分析，死者应在当晚9时前溺水，当时天已尽黑，赵兰军没有听到呼救讯息）。以上4名被调查人与刘光金、殷占英与平安财险公司均无利害关系，被调查人及其陈述的他人谈论话语中均没有认为死者死于意外一说，被调查人所作的原始陈述能够相互印证，具有真实性，与其他证据也能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能够充分证明本院查明的相关事实。
8.死者刘某的行为极其反常，在天已黑尽的情况下，死者仍滞留水库，一个人摸黑越过水库围栏、通过斜坡、再经过潮湿的河床来到湖边，直至溺水死亡，死者既不是洗澡（时值枯水期不是洗澡季节，死者衣着完整、下身着牛仔裤）、旅游、寻物（未见手电等物品），也不是为钓鱼或捕捞而去（未带钓具、渔具），更不是返回迷路，刘光金、殷占英没有作出死者系意外死亡的合理解释。从水库围栏到水边，不是正常行走路线，从湖边至溺水死亡处，入水存在由浅入深的过程，即使不慎入水，死者无精神疾病，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年轻人也有相当强的自救能力，至少进行呼救，显然死者系有意而为，不能得出意外死亡的结论。死者入水除决意自杀外，没有其他合理解释。
9.刘光金称其对刘某溺水死亡的原因不怀疑，没有其他人故意或过失的原因致其死亡的可能，对公安机关作出的排除他杀结论予以认可，不要求对死者进行尸检，没有要求公安机关查明溺水死亡的真正死因，无法确定刘某死于意外。花果山派出所出具的证明系从是否构成刑事案件的角度考虑，而没有进一步明确系自杀。本案刘光金、殷占英没有提供刘某死于意外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10.死者刘某于2014年5月25日在网上投保了一份“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保险”，期限7天，生效时间为2014年5月26日零时。刘某能够完成网上投保操作流程，应当明知该保险生效后的法律后果，刘某在保险生效的当日即溺水死亡，若死者仅为了到本市花果山游玩而特意购买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应无必要，也不合常理，死者年轻未婚，尚未报答父母养育之恩，临别告诉其姐姐、姐夫照顾好家人，不排除有为父母获得保险利益的嫌疑。
综上所述，平安财险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锁链，能够证明被保险人溺水死亡前具有自杀的动机，系蓄意自杀。刘光金、殷占英没有提供被保险人死于意外的任何证据，无法对抗平安财险公司的抗辩主张，其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遂判决：驳回刘光金、殷占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刘光金、殷占英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供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均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刘某是自杀还是意外死亡；2.刘某的死亡是否属于涉案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
本院认为，刘某与平安财险公司签订的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因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均未指定受益人，故刘光金、殷占英作为被保险人刘某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向保险公司主张赔付保险金。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保险人以被保险人自杀为由拒绝给付保险金的，由保险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平安财险公司认为刘某系自杀而拒绝赔付，则平安财险公司应当承担被保险人是自杀的举证责任；平安财险公司在本案中提供了刘某亲属向110指挥中心报警记录、第一接处警单位园林派出所的接处警记录、公安机关对救援队员和围观群众的讯问笔录、现场视频和照片，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锁链，证明被保险人何云伟溺水死亡前具有自杀的动机，系蓄意自杀，故一审法院认定刘某系自杀身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二年内，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同时，涉案短期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第六条约定：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人身故、伤残或医疗费用支出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二）被保险人自致伤害或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本案中，双方对于刘某生前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及其本人网上投保涉案短期意外伤害保险并无异议，故被保险人刘某自杀身亡不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给付保险金条件。
综上，上诉人刘光金、殷占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刘光金、殷占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扬
审判员 任 慧
审判员 袁 辉
二〇一七年六月八日
书记员 蒋抒言
法律条文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