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民申301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江苏苏恒海洋工程装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靖江市靖江经济开发区新桥园区。
法定代表人：叶逸，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赛波，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树海，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別行政区中环干诺道中3号中国建设银行大厦28楼。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住所地江苏省江阴市虹桥南路99号。
负责人：陈晨，该行行长。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江阴市澄江中路1号。
法定代表人：孙伟，该公司董事长。
原审被告：江苏大罗能源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江阴市芙蓉路260号8楼。
法定代表人：陈晓刚。
原审被告：锦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KamFungInternationalInvestmentLimited)，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新界上水广场1121室。
再审申请人江苏苏恒海洋工程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恒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洲建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以下简称江阴浦发银行)、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农商行）、原审被告江苏大罗能源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罗公司）、锦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丰公司)信用证欺诈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商外终字第000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苏恒公司申请再审称，原审判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之情形，应予再审，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苏恒公司的二审诉讼请求，终止本案LC920113A00217号信用证项下的付款，认定亚洲建行并非本案LC920113A00217号信用证善意议付行并无权获得证用证下付款。主要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首先，亚洲建行、大罗公司和锦丰公司并未参加本案庭审程序，也未提供任何证据和意见，二审判决直接认定有关案件事实没有依据。本案信用证开立时间是2013年12月11日，此时亚洲建行已经事先知晓了基础合同交易、基础合同下当事人、信用证交易、信用证下单据、信用证融资和资金转移的虚假性。亚洲建行并未提供相反证据否认其明知交易虚假，且江阴浦发银行作为开证行并不参与亚洲建行和信用证受益人之间的交易。亚洲建行在事先明知虚假基础交易和信用证交易情形下，将受益人提交信用证下的虚假单据用以骗取信用证下开证行的确认电文，属于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协助进行了信用证欺诈。
其次，本案为议付信用证，不是承兑信用证，不存在信用证承兑的前提。亚洲建行在本案向信用证受益人账户付款时，已经无单可买，因为单据在那个时间实际早已经被转交，因此亚洲建行在此时实际已经不符合UCP600第2条下议付的严格定义，其议付地位不成立。
第三，陈志辉在汇丰银行工作期间自2011年8月16日起就已经事先明知这些境内外买卖交易的当事人公司都是任标在实际操作，其到亚洲建行后亦知晓虚假交易事实。根据双方邮件内容看，亚洲建行明显之前便已经处理过相类似的交易，清楚地知道案涉公司的相关人员均为同一批人，也知道这些公司都是受任标控制，而且陈志辉本身都是直接和任标联系。在2011年11月22日已经到亚洲建行工作一段时间的陈志辉已经事先知晓了尤君珏是代表C-
star、Henly和WineGain、锦丰公司数家公司，这些公司实际也均受任标控制和操作。通过邮件也可看出，在2013年12月任标出事之前，亚洲建行的朱建明直接指导任标如何通过信用证融资套现。
第四，根据UCP600明确规定，亚洲建行并不构成议付行。本案江阴浦发银行信用证的开立时间为2013年12月11日。2013年12月13日，亚洲建行向江阴浦发银行提交信用证项下单据，本案信用证种类为议付信用证，但实际上并不存在亚洲建行明确将自己作为议付行告知开证行其已经议付的事实和证据。信用证项下的单据已经交单给开证行，并且开证行已将单据转交给苏恒公司，议付行实际已经没单可买，不符合信用证议付的严格定义，亚洲建行自称议付没有根据。
二、二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应予纠正。亚洲建行主张只要在开证行到期付款之前被指定行都可以进行议付的观点错误，因为该意见既违反了信用证法律和实务的独立性原则，也违反了信用证法律和实务的单据交易原则。二审法院借用类比的法律概念而非以已确立的标准来适用于本案错误。此外，本案亚洲建行只是过手汇票，信用证项下的汇票已经转移给了开证行，本案为议付信用证，和汇票无关系。信用证交易缺乏真实的基础交易背景，不论产生欺诈的原因为何，应当认定包括本案所涉信用证在内的系列信用证交易项下存在欺诈，不应再受信用证独立抽象性原则的保护。作为专业的从事信用证融资业务的银行，审核相关单据应当提高注意标准，本案适用一般人应有的最基本的注意和谨慎标准太低。专业的商业银行必须遵循“了解你的客户（KYC）”以及遵守银行业的专业谨慎包括反洗钱规则上的谨慎，这是香港监管机构监管的基本要求。即使亚洲建行适用“一般人的谨慎标准”也构成非善意，依照一般人的谨慎的标准，亚洲建行的职员陈志辉对信用证下基础合同欺诈、单据欺诈、信用证欺诈、欺诈主体、欺诈目的和欺诈手段以及将欺诈所得的非法资金非法转移的事实是明知的，其过错和过失明显，足以构成非善意。
三、二审法院审理程序有重大错误。二审判决中不予确认任标、郑群群的笔录错误，任标在那个时间处于中纪委案的监督之下，处于刑事侦查阶段，无法出庭质证。在该文件中，刑事侦查机关针对任标和郑群群的侦查程序已经终结并被提起公诉审理程序，因此无法再经由刑事侦查机关对任标和郑群群进行讯问并记录。任标和郑群群作为关键证人，对于案件的关键事实证明和最终判决结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审理程序上二审法院应该将本案发回重审。
四、二审判决结果无异于放纵、鼓励银行参与并促成犯罪分子的洗钱行为。任标和郑群群最后被认定信用证欺诈成立，该信用证诈骗下所获得的资金为黑钱，亚洲建行的行为协助和促成了洗钱行为。作为金融机构，亚洲建行在信用证交易的各个环节应当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审慎经营义务和客户识别义务。对于关联方进行的自买自卖交易的信用证款项贴现，银行理应进行严格的进一步审查，包括要求更多证据文件、实地勘察、独立第三方调查甚至终止交易等。而事实上，亚洲建行不但未尽到客户识别的义务，也未上报可疑交易，反倒配合、帮助任标控制的公司迅速完成交易、迅速划款，而且划款的去向也是任标所控制的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亚洲建行的一系列行为公然违反了相关反洗钱法规。
亚洲建行、江阴浦发银行、江阴农商行、大罗公司、锦丰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一、亚洲建行是否为本案诉争信用证的议付行；二、亚洲建行的议付行为是否为善意；三、二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严重违法情形。具体分述如下：
一、关于亚洲建行是否为本案诉争信用证议付行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信用证纠纷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时，当事人约定适用相关国际惯例或者其他规定的，从其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的，适用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或者其他相关国际惯例。”本案诉争信用证第40E条约定：“适用规则跟单信用证统一规则最新版本”，即《跟单信用统一惯例（UCP600）》（以下简称UCP600）。根据UCP600第2条，“议付”意指被指定银行在其应获得偿付的银行日或在此之前，通过向受益人预付或者同意向受益人预付款项的方式购买相符交单项下的汇票(汇票付款人为被指定银行以外的银行)及/或单据。本案中，亚洲建行实际已经向锦丰公司预付了信用证项下款项并购买了相关单据，构成对诉争信用证的议付。
（一）亚洲建行具备被指定银行条件并且已向江阴浦发银行进行了告知。UCP600第2条规定，“指定银行”意指有权使用信用证的银行，对于可供任何银行使用的信用证而言，任何银行均为指定银行。诉争信用证中关于指定银行的约定为：“兑用方式可由任何银行经议付兑用”，可见本案信用证为可供任何银行使用的信用证，任何银行均可为指定银行。亚洲建行作为具备从事信用证业务的银行，可以作为被指定银行。诉争信用证受益人锦丰公司向亚洲建行提交了其与大罗公司签订的相关合同、商业发票、装箱单以及汇票、提单等，要求收到跟单信用证开证行确认通知后议付。随后，亚洲建行将单据寄交江阴浦发银行，并对江阴浦发银行是否接受单据进行了特别说明。2013年12月17日，江阴浦发银行通知亚洲建行，相关单据已被接受，并指明到期日为2014年3月17日。亚洲建行于2013年12月18日向锦丰公司发出信用证通知，表明作为议付行通知锦丰公司进行了议付。由此可见，亚洲建行具备作为被指定银行的资格并通知开证行江阴浦发银行其对诉争信用证进行议付。
（二）亚洲建行已按本案信用证约定完成相关议付要求。根据诉争信用证约定，信用证项下所有提款金额均应由议付行在信用证原证背面予以背书，且所有单据和汇票均应经快递的形式一次性寄送给江阴浦发银行。亚洲建行在收到锦丰公司提交的相关单据后，已将单据寄交江阴浦发银行，并特别注明亚洲建行已在信用证上对此付金额进行了背书，已完成信用证上相应义务。苏恒公司认为信用证下单据交给江阴浦发银行，且江阴浦发银行已将单据交苏恒公司，故亚洲建行无单据可买，不符信用证议付严格定义。本院认为，亚洲建行将单据寄往江阴浦发银行系按照信用证之约定，实际上已经对上述单据进行了预付购买，并不构成无单据可买之情形，苏恒公司该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亚洲建行向受益人锦丰公司发送通知明示告知其已经接受指定，亦是履行其议付信用证之告知义务。
（三）亚洲建行作为诉争信用证议付行已实际向受益人锦丰公司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第十八条规定：“议付是指信用证指定的议付行在单证相符条件下，扣除议付利息后向受益人给付对价的行为。”亚洲建行在收到信用证项下的单据后，经审核与信用证一致，并不存在不符，故于2013年12月18日向锦丰公司发送客户接受通知，同日亚洲建行扣除议付利息后将款项存入锦丰公司账户。由此可见，亚洲建行已实际向受益人锦丰公司给付对价，完成议付行为。
综上，亚洲建行作为诉争信用证的被指定银行，其对信用证进行了议付，并按信用证要求履行了相应义务，实际已向受益人锦丰公司支付了款项，完成了议付行为，为诉争信用证议付行。苏恒公司主张亚洲建行不构成议付行，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亚洲建行的议付行为是否为善意的问题。信用证纠纷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存在信用证欺诈的，应当裁定中止支付或者判决终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开证行的指定人、授权人已按照开证行的指令善意地进行了付款；（二）开证行或者其指定人、授权人已对信用证项下票据善意地作出了承兑；（三）保兑行善意地履行了付款义务；（四）议付行善意地进行了议付。”苏恒公司请求法院终止支付诉争信用证，认为亚洲建行并非善意进行议付，对此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院认为，亚洲建行对诉争信用证进行议付，实际支付了信用证项下款项，尽到了相应的票据审核义务，系善意地进行了议付。
（一）亚洲建行尽到了议付信用证应有的谨慎注意义务。UCP600第5条规定：“银行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单据所涉及的货物、服务或其他行为。”第14条a规定：“按照指定行事的指定银行、保兑行（如有）以及开证行必须对提交的单据进行审核，并仅以单据为基础，以决定单据在表面上看来是否构成相符交单。”《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银行收到单据时，必须仅以单据为依据，认真审核信用证规定的一切单据，以确定其表面是否与信用证条款相符合。单据表面与信用证条款不符的，可以拒绝接受。单据之间不一致，即视为表面与信用证条款不符。”第三十九条规定：“银行对于任何单据的形式、完整性、准确性、真伪性或法律效力，不承担责任。银行对任何单据中有关货物状况及货物运输有关当事人的信誉、能力等，不承担责任。”根据上述规定，议付银行在收到单据后，只需对单据本身的一致性进行审核，并不需要对买卖合同真实性负责。亚洲建行在收到单据后，与信用证所列单据进行了审核，并在单据一致后进行了议付。因此，亚洲建行并不需要去审核信用证项下基础交易是否真实，亦不需要对单据是否真实负责，其已经履行了其作为议付行应尽的谨慎义务。
（二）苏恒公司并未举证证明亚洲建行明知诉争信用证项下交易为信用证欺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苏恒公司主张亚洲建行明知信用证项下买卖合同双方均受任标控制而虚假交易，明知双方构成信用证欺诈，并不构成善意议付。但从苏恒公司提交的大量邮件来往来看，不能证明亚洲建行工作人员指示大罗公司与锦丰公司进行信用证欺诈，亦不能证明亚洲建行明知两公司均受一人控制。相反，在邮件中亚洲建行工作人员按正常程序履行了必要的通知义务，并进行正常的业务指导，同时审核了相应的签批手续。因此，苏恒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亚洲建行非善意对信用证进行议付。
（三）苏恒公司并未举证证明信用证交易存在明显异常，亦未证明亚洲建行违反香港有关法律法规。亚洲建行按照信用证要求对相关单据进行了审核并及时议付，并不违反信用证议付的正常程序。亚洲建行作为议付行，仅应对单据是否相符进行审核，至于信用证交易是否频繁、资金流转是否过快、过多并不具有审核义务，苏恒公司并未证明亚洲建行明知证用证交易明显异常，且亚洲建行作为议付行亦不需要对信用证交易是否存在异常进行审核。亚洲建行作为香港进行信用证交易的银行，应严格按香港有关法律进行操作。苏恒公司并未证明亚洲建行违反香港法律进行了洗钱行为，亦无证据证明亚洲建行受到了香港相关部门的处罚。因此，苏恒公司称亚洲建行明知信用证明显异常并违反法律进行操作，并未提供充分证据，本院不予认可。
三、关于二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严重违法情形的问题。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二审法院对于任标、郑群群作为证人证言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并非否认其证言的真实性，而是综合本案证据进行了认定，且在任标、郑群群表述其并没有与亚洲建行工作人员讨论过利用信用证进行虚假贸易融资的情况下，认为其陈述不足以证明亚洲建行明知信用证欺诈，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因此，二审法院未要求任标、郑群群出庭接受质询而作出本案判决，并不存在程序严重违法情形。
综上，苏恒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江苏苏恒海洋工程装备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虞政平
审 判 员 周伦军
审 判 员 马东旭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夏根辉
书 记 员 杨九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