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聊民一终字第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贵兰。
委托代理人孙辉，山东同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冠县冠洋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冠县工业园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万家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市南区。
法定代表人：杜钢，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迪，现在聊城监狱服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浩然，青岛市民，现下落不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侯玉芹，青岛市民，现下落不明。
上诉人王贵兰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冠县人民法院（2012）冠民初字第16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审理过程中，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分局于2012年2月27日向原审法院发出东公通字（2012）第003号《关于办理刘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款案的告知函》：“冠县人民法院：我局于2011年12月5日对刘迪等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主要涉案人员刘迪等人现已批准逮捕，此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望贵院中止审理有关涉及犯罪嫌疑人刘迪的所有案件。”并附有山东省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分局聊东公立字（2011）10519号立案决定书一份。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4日作出（2013）聊东刑初字第91号刑事判决，认定刘迪等人自2010年3月至2011年12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376701744.80元，判决刘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及“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零6个月，并处罚金70万元。刘迪不服提起上诉，经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于2014年1月22日裁定驳回刘迪的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刘迪的行为经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和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两审终审，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虚报注册资本罪，原告所诉内容涉及经济犯罪，不属于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王贵兰不服一审裁定，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裁定，发回冠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2、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纠纷的基本事实为：青岛万家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万家公司）为解决筹建冠县冠洋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洋公司）资金不足问题，向社会募集资金，约定利息3分。为了证明所募集资金是用于冠洋公司的筹建，青岛万家公司特地与上诉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上特别注明上诉人所投资金用于冠洋公司的筹建经营。青岛万家公司通过其在聊城的分公司向社会募集资金，并出具盖有青岛万家公司等五个单位公章的收据。上诉人将资金借与被上诉人青岛万家公司后，仍担心其资金流向问题，经与被上诉人刘迪（青岛万家公司实际控股人）交涉，刘迪向上诉人出具了盖有冠洋公司公章的出资流向《证明》和出资情况说明。至于上诉人持有的收款收据原件，均在一审中提交法庭。综合这些证据，可以充分证明：借贷双方共同指向的资金流向就是冠洋公司，借贷双方的民事法律关系明确。就本案而言，被上诉人刘迪涉嫌犯罪，已被人民法院判刑。这是刘迪个人因犯罪行为而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承担与民事责任的承担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且不能相互抵消。至于刘迪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与本案借贷纠纷属于两个法律关系，司法机关对刘迪的侦查、公诉、判决行为，并不影响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审理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对借款合同纠纷效力的判断和认定属于民商事审理范围，判断和认定的标准也应当是民事法律规范，刘迪本人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借款合同的效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的十分明确：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本案，被上诉人刘迪被人民法院判刑，但刘迪不是本民事案件的唯一被上诉人；且就刘迪而言，虽然刑事责任的承担主体和本案民事责任的承担主体发生竞合，但人民法院对刘迪的刑事判决并未涉及刘迪民事责任的承担，即对刘迪犯罪所涉及的财产部分未作处理。因此，上诉人通过民事诉讼寻求救济，要求作为民事被告之一的刘迪返还财产，承担民事责任，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审裁定应当继续审理。对此，上海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也有同样的规定。一审裁定将被上诉人刘迪承担的刑事责任和在本民事案件中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混为一谈，是错误的；且一审裁定认定：“原告所诉内容已包含在刘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没有事实根据。上诉人既没有报过警，更没有向司法机关提交过收款收据原件，上诉人的收款收据原件至今尚在一审民事卷宗中，刘迪刑事判决中也没有涉及偿还欠款的内容。因此，一审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认定“原告所诉内容已包含在刘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属认定事实不清。一审裁定适用法律依据错误。一审裁定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即“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裁定驳回起诉时错误的。上诉人之所以在一审立案，就是因为刘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控制，才提起的民事诉讼；既然一审裁定认定本案民事案件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为什么待刘迪刑事犯罪案件结案后才裁定驳回？刘迪不是本案民事案件的唯一被告，以刘迪一名民事被告涉嫌犯罪而推翻全案，明显不当。本案属于典型的民间借贷纠纷，一审裁定认定不属于经济纠纷是错误的。2、一审裁定审理程序违法。《民事诉讼法》对人民法院的审理期限有严格的规定。一审法院自2011年12月26日立案到作出民事裁定2014年5月2日，时隔两年半之久；一审裁定审理期限大大超出法定审理期限，属程序违法。3、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得到保护。尽管被上诉人之一刘迪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刑，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的民事借贷关系是合法有效的，不能因犯罪服刑而使上诉人的合法债权归于灭失；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最基本原则。况且，刘迪等罪犯涉嫌刑事部分均已审结，刑事判决未对经济部分作出任何处理。如果按照一审裁定这样枉法裁决，上诉人将投诉无门，个人合法权益无从保障。
被上诉人二审均未到庭，也未答辩。
本院二审查明：2011年9月7日，鑫汇股权投资基金（天津）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向王贵兰（郭立军）出具10万元的收据；2011年11月7日鑫汇股权投资基金（天津）有限公司向王桂兰出具50万元的收据。王桂兰主张的2011年11月7日的50万元与本院作出的（2014）聊刑二终字第4号案件中所认定的经郭立军手的50万元相符。其余事实与原审查明一致。
本院认为：冠县人民法院受理的涉及冠洋公司、刘迪、刘浩然、侯玉芹、青岛万家公司为被告的民事案件共计55件，123笔借款，标的额本金共计2229万元。包括本案在内的123笔借款最终均流向了“冠洋公司”，被上诉人是知晓的，“冠洋公司”也并没有最终成立，该公司投资人系刘浩然、侯玉芹，实际控制人是刘迪。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1.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二十万元以的；2.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三十户以上的。上述五点相结合，无论是刘迪或是刘浩然、侯玉芹均涉嫌经经济犯罪，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是正确的，上诉人称与刑事犯罪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案法院应按正常民间借贷纠纷受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原审裁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黄 进
审 判 员 石 鑫
代理审判员 李昭鹏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郭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