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粤高法民二终字第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惠阳惠兴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法定代表人：邓茂源，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杨马瑞、夏海燕，均为广东君和政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商凯集团（深圳）有限公司［原名粤海集团（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嘉宾路粤海金威大厦八楼808房。法定代表人：杨军，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孙雅莲，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朱春晖，住深圳市福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阳松涛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法定代表人：杨军，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孙雅莲，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惠阳物业开发（集团）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法定代表人：杨伟冲，董事长。原审第三人：深圳市润讯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法定代表人：刘飞呜，董事长。原审第三人：惠州市汇和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法定代表人：曾文现，董事长。上述三原审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朱春晖，女，汉族，1971年4月19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笋岗路1007号园岭花园翠林阁28D房，公民身份号码：440301197104194126。上诉人惠阳惠兴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惠兴公司）与上诉人商凯集团（深圳）有限公司（下称商凯公司）、被上诉人惠阳松涛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松涛公司）及第三人惠阳物业开发（集团）公司（下称物业公司）、深圳市润讯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润迅公司）和惠州市汇和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汇和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原审法院）作出的（2012）惠中法民二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下称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惠兴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称：1993年2月23日，商凯公司与惠兴公司签订了一份《转让“惠阳松涛实业有限公司”合同书》，约定商凯公司以人民币13983.15万元的价格将“惠阳松涛实业有限公司”包括其位于惠阳淡水镇白云坑（地名）的“粤海松涛综合区”占地面积38.31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惠兴公司。合同签订后，惠兴公司向商凯公司支付了人民币6200万元。同年8月30日，商凯公司又与惠兴公司签订一份《转让“惠阳松涛实业有限公司”补充协议书》，约定余款77831500元在1994年12月31日前付清，并确认了惠兴公司已实际付款人民币6200万元的事实。事后，惠兴公司发现松涛公司是商凯公司与物业公司联营成立的，其中商凯公司享有70%股份，物业公司享有30%股份。商凯公司将松涛公司及其名下土地使用权转让，仅是商凯公司和松涛公司的意思表示，没有物业公司的签名和盖章，其转让行为应认定为无效。特别是该转让合同所约定转让的38.31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商凯公司在收取惠兴公司支付的1500万元定金后，根本不能提供国土批文和红线图复印件，也未按法律规定对该土地进行投资开发，完全是我国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炒买炒卖土地行为，故该合同的内容已违反了有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依法确认无效。基于此，惠兴公司就未再按合同约定支付剩余款项。2004年5月10日，润迅公司与商凯公司签订一份《惠阳松涛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双方重新投入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重组松涛公司，其中商凯公司出资人民币350万元，享有70％股份，润迅公司出资人民币150万元，享有30％股份。同时，双方还根据惠州市粤龙会计师所清算审计［粤龙清字（2004）015号］，确认商凯公司拥有松涛公司资产及负债的所有权，并按投资比例承接松涛公司的全部资产及重组前的全部债权债务。2008年4月9日，商凯公司将所持有松涛公司的70％股份以人民币3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第三人汇和公司，并约定公司盈亏（含债权债务）由变更后的企业承担。为了及时收回投资，惠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茂源多次找商凯公司及其主管部门，要求尽快协商解决所支付的款项问题，还多次上访到北京和香港中联办，但因故未能圆满解决。2008年12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书面致函惠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茂源，建议按回复的意见，“应通过协商处理或法律途径解决”。上述事实，有协议书、付款凭证、工商查询资料、上访材料等证据证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惠兴公司认为，商凯公司转让松涛公司及其名下土地使用权，完全是商凯公司和松涛公司的共同意愿，商凯公司在收取惠兴公司款项后将该款又全部投入到松涛公司。因此，对于该合同的无效，商凯公司和松涛公司应承担共同连带法律责任。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特提起诉讼，请依法判决：一、确认惠兴公司与商凯公司于1993年2月23日签订的《转让“惠阳松涛实业有限公司”合同书》和于1993年8月30日签订的《转让“惠阳松涛实业有限公司”补充协议书》等相关补充协议无效。二、判令商凯公司和松涛公司共同连带返还惠兴公司投资款人民币6200万元及相应利息约3000万元（利息按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从付款之日起计算，计至判决给付之日，具体以审计报告为准）。三、本案财产保全费、诉讼费由商凯公司、松涛公司承担。原审法院对该案进行审理并于2011年9月1日作出（2010）惠中法民二初字第30号民事判决，商凯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2月20日作出（2011）粤高法民二终字第115号民事裁定撤销上述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原审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原审法院于2014年5月19日作出（2012）惠中法民二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惠兴公司和商凯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原审法院重审查明：1993年2月23日，商凯公司［原名粤海集团（深圳）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与惠阳惠兴实业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转让“惠阳松涛实业有限公司”合同书》，该合同书约定：甲方同意将属下的“惠阳松涛实业有限公司”包括其位于惠阳淡水镇白云坑（地名）的“粤海松涛综合区”占地面积38.31万平方米转让给乙方。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总价为人民币13983.15万元。其中包括甲方已投入“惠阳松涛实业有限公司”账面成本及全部费用和溢价收入。本合同签字后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含税金）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同时还约定“惠阳松涛实业有限公司”正式移交前，其债权债务由甲方享有和承担，移交后所发生的债权债务归乙方，与甲方无关。该合同书第二条对价款支付作了如下约定：1、合同签字后七天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1500万元）作为定金，甲方同时向乙方提供“粤海松涛综合区”占地全部红线，国土批复资料的复印件；2、1993年4月30日前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人民币叁仟伍佰万元，1993年6月30日前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人民币叁仟伍佰万元，甲方应将十里长街以南的红线图及国土批复材料交给乙方；3、1993年8月30日前付清余款伍仟肆佰捌拾叁万壹仟伍佰元（54831500元）。同时甲方应将“惠阳松涛实业有限公司”批文、营业执照、十里长街以北的土地批文、红线图等资料交给乙方，并协助办理法人代表更改手续。该合同书第三条对违约与争议约定：1、乙方应按本合同第（二）条规定的时间付款，除不可抗力外，如逾期付款应向甲方支付滞纳金，每逾期一天支付总价款的万分之一。逾期一个月，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终止合同，除定金归甲方所有外，乙方还应向甲方支付总价款百分之十的赔偿金；2、甲方如未按合同及时办理移交，除应将乙方定金全部退回外还应向乙方支付总价款百分之十的赔偿金。该合同由原广东省惠阳县公证处进行了公证。合同签订前后的1993年2月15日至同年8月16日，惠阳惠兴实业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向商凯公司和松涛公司合计支付了人民币6200万元。同年8月30日，商凯公司作为甲方又与惠阳惠兴实业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一份《转让“惠阳松涛实业有限公司”补充协议书》。该补充协议就乙方未能按合同支付甲方所转让价款导致转让事宜未能正式办妥作了如下约定：1、乙方须于1994年12月31日前努力付清余款柒仟柒佰捌拾叁万壹仟伍佰元（77831500元）的转让价款。2、甲乙双方同意将转让“惠阳松涛实业有限公司”事宜顺延至1994年12月31日办妥。3、乙方确认自原合同规定的转让日期后（即1993年2月24日开始）所有乙方于惠阳县白云坑两幅土地之物业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与甲方无关；4、乙方如到期（即本补充协议书第一条款至1994年12月31日止）仍未能支付上述全部款项，甲方执行原合同条件，没收订金（人民币1500万元）及赔偿金（人民币1398.3万元）并终止原合同；5、违约与争议细则按原合同条款（三）处理。1997年1月30日，商凯公司作为甲方与惠阳惠兴实业公司作为乙方再次签订《“转让惠阳松涛实业有限公司合同”补充协议》，双方约定，1.乙方须于1997年12月31日前付清转让价款余额人民币77，831，500.00元。收到全部款项后，甲方按原合同条款给乙方办理移交手续。所有价款按原合同划入甲方指定账号。2.甲方承诺如乙方于1997年12月31日前履行本补充协议规定的全部义务，则甲方免受一切滞纳金和利息。如乙方违约，甲方保留向乙方收取上述滞纳金和利息的权利。3.乙方确认自原合同规定的转让日期后（即1993年2月24日始）所有乙方于惠阳市白云坑两幅土地所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与甲方无关。4.乙方如到期仍未能支付上述全部款项，甲方有权执行原合同条款，没收到订金（人民币1500万元）及赔偿金（人民币13，983，150.00元），终止原合同并有权追究因乙方违反本协议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5.如乙方有违反本协议的行为，甲方有权通过人民法院予以追究。6.本“补充协议”与原转让合同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其他文件与本协议不一致的，按本协议执行。2007年期间，惠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茂源多次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本案情况。2007年7月30日，财政部以财信复字（2007）1274号回复：“建议向地方有关部门提出。来信己转广东省信访局”。2008年1月8日、6月13日、12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分别给惠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茂源回复：有关贵公司与粤海集团（深圳）有限公司投资纠纷等问题，“建议按回复的意见，应通过协商处理或法律途径解决”。2010年5月，广东粤海控股有限公司以《关于谭耀宗先生信访事项的复函》［广东粤海（2010）113号］回复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称：“深圳商凯曾主动与惠兴公司联系，并于2004年至2006年间双方多次磋商。深圳商凯曾提出两种解决方案供惠兴公司选择：一是给惠兴公司补偿4000万元左右，二是从38.31万平方米的地块中分割1l万平方米给惠兴公司，但惠兴公司需承担相应的土地出让金、税费及按比例分摊惠阳县政府征用的11万平方米所造成的损失。据了解，目前惠兴公司与深圳商凯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后惠兴公司经追偿未果，遂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另查明：惠阳惠兴实业公司是于1992年2月13日由原惠阳县财贸集团公司与湛港（惠兴）运输公司申请登记的联合经营法人企业，经营期限自1992年1月15日至1997年1月15日止。期满后，该公司的联营合作方惠阳市财贸集团公司与湛港（惠兴）运输公司于1997年2月11日签订一份《终止合同》，约定：1、双方同意终止合作合同，原合作公司“惠兴实业公司”终止后，与惠阳市财贸集团无关。公司性质由联营改为由湛港惠兴运输公司独资经营（私营），并由乙方负责到市工商局办理有关更改手续。2、合作合同终止后，原“惠兴实业公司”对外经济往来，公司的债权债务，均由湛港（惠兴）运输公司以及改为私营后的惠兴实业公司负责，与惠阳市财贸集团公司无关。同年2月24日，惠阳市财贸集团公司向惠阳市工商局出具一份《关于惠阳惠兴实业公司有关联营情况的说明》，称“惠阳惠兴实业公司名为联营，实际情况是从始至终都由邓茂源出资和经营的，我财贸集团从无参与投资及分成，直至联营企业合作期满终止，惠阳惠兴实业公司的一切债权债务也由投资方（邓茂源）负责清理以及顺延申办新企业承担”。1997年2月25日，邓茂源向惠阳市工商局申请设立了为私营公司的惠兴公司，惠阳市工商局也依据《终止合同》约定的债权债务处理意见，办理了惠阳惠兴实业公司的注销登记。现惠兴公司的登记股东为邓茂源和吴港廉。湛港（惠兴）运输公司向原审法院出具《关于惠阳惠兴实业公司注销后有关债权债务承担的情况说明》，称惠阳惠兴实业公司的债权债务是由改为私营公司的惠兴公司承担的，与本公司无关。商凯公司认为惠兴公司诉讼主体不适格的主要理由是在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在向惠阳区工商局办理注销手续及所湛港（惠兴）运输公司向原审法院出具的《关于惠阳惠兴实业公司注销后有关债权债务承担的情况说明》使用的湛港（惠兴）运输公司印章为虚假印章，与在广东省工商局留存的湛港（惠兴）运输公司董事会决议、年检报告等资料所使用印章不一致，主要是湛港（惠兴）运输公司名称中的“兴”明显不同，前者的“兴”为繁体字，后者“兴”为简体字。湛港（惠兴）运输公司于2012年5月22日出具《证明》，称该公司成立以来只有一枚公章在使用，没有授权其它合作方刻制，并留存印章样本，其中“兴”字为简体字。惠兴公司对此解释称，湛港（惠兴）运输公司当时确实存在多个印章，其合法性应由法院认定，但不能说是虚假的，惠兴公司已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湛港（惠兴）运输公司于2012年6月6日又出具一份《关于“湛港（惠兴）运输公司”投资“惠阳惠兴实业公司”有关情况的说明》，主要内容是湛港（惠兴）运输公司是1984年经广东省外经委批准，由湛江市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中方）与香港惠兴运输公司（港方）合作成立。主要经营广东省各地至香港进出口货物汽车运输业务，公司注册资本全部是港方出资并由港方负责一切成本开支，中方不负责企业亏损责任。1991年，公司董事邓茂源使用港方掌握的印章与惠阳县财贸集团公司签订合作合同，注册成立惠阳惠兴实业公司，后因经营期满，邓茂源使用港方掌握的印章与惠阳县财贸集团公司共同申请注销，并一致同意惠阳惠兴实业公司注销后的债权债务由惠兴公司负责承接，对上述事实我公司予以确认，如有与本次说明不一致的以本次说明为准。该说明所加盖印章中“兴”字为简体字。另外，1991年1月11日惠阳县财贸集团公司与湛港（惠兴）运输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成立惠阳惠兴实业公司，当时湛港（惠兴）运输公司所盖印章中“兴”为繁体字。原审法院又查明：2004年5月10日，润迅公司与商凯公司签订一份《惠阳松涛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双方重新投入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重组松涛公司。其中商凯公司出资人民币350万元，享有70％股份，润迅公司出资人民币150万元，享有30％股份，物业公司则无偿退出松涛公司。2008年4月9日，商凯公司又将所持有松涛公司70％股份以人民币3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汇和公司。原审法院再查明：2005年4月7日，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将粤海集团（深圳）有限公司变更为商凯集团（深圳）有限公司。2013年3月29日，商凯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向惠阳区公证处调取1993年2月23日《转让“惠阳松涛实业有限公司”合同书》公证档案中关于该合同项下有关国土局批文、土地红线图资料。原审法院于2013年4月10日到惠阳区公证处调取了上述材料。原审庭审中，原审法院向惠兴公司释明，因惠兴公司主张合同无效，如原审法院认定合同有效，惠兴公司是否变更诉讼请求？惠兴公司答复称，如合同有效，合同也无法继续履行，因导致无法履行的责任在商凯公司，故商凯公司也应返还所收取的款项，并承担相应利息。原审法院向商凯公司释明，如原审法院认定合同有效，商凯公司有何意见？商凯公司答复称，如认定合同有效，我方对于惠兴公司的违约责任将另案主张，不在本案中主张。原审法院就合同效力问题向第三人作了释明，第三人均答复称没有意见。原审法院重审认为，综合各方意见及查明情况，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有：1.惠兴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2.惠兴公司与商凯公司签订的合同书及补充协议是否合法有效；3.惠兴公司的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4.商凯公司与松涛公司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有无法律依据。对此，作如下评判：一、关于惠兴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的问题。从各方提交的证据及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看，可以确认以下事实：1.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是由惠阳县财贸集团公司与湛港（惠兴）运输公司合作成立，1997年因经营期届满，双方同意终止合同并由邓茂源负责清理债权债务及顺延申办新企业；2.湛港（惠兴）运输公司是由广东省湛江市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与香港惠兴运输公司合作成立，其注册资本由香港惠兴运输公司出资并承担亏损责任，湛港（惠兴）运输公司确认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注销后的债权债务由惠兴公司享有和承担；3.香港惠兴运输公司由邓茂源和吴港廉出资成立；4.惠兴公司由邓茂源和吴港廉出资成立。根据上述确认事实看出，惠兴公司提供证据证明惠兴公司承接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债权债务，能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虽为惠阳县财贸集团公司与湛港（惠兴）运输公司合作成立，但合作期满注销时，合作方惠阳县财贸集团公司认可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的一切债权债务也由投资方（邓茂源）负责清理以及顺延申办新企业承担，合作另一方湛港（惠兴）运输公司亦认可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注销后的债权债务由惠兴公司负责承接，故认定本案惠兴公司与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之间是一种承接继受关系，因此，惠兴公司作为诉讼主体是适格的。对于商凯公司辩称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注销时股东湛港（惠兴）运输公司所使用印章为虚假印章的说法不能成立，理由是：1.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从成立到注销，其股东湛港（惠兴）运输公司所使用的均为繁体字印章；2.从双方提交的证据看，湛港（惠兴）运输公司确实存在多个印章，退一步讲，即使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办理成立注销所加盖湛港（惠兴）运输公司的印章与湛港（惠兴）运输公司使用印章不一致，也已得到湛港（惠兴）运输公司的追认，故应认定是湛港（惠兴）运输公司的行为，因此，对商凯公司申请原审法院调查湛港（惠兴）运输公司繁体字印章的真伪已得到其认可，对查明本案事实已无实际意义，故原审法院对商凯公司调查取证申请不予采纳。因此，原审法院对惠兴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予以确认，即惠兴公司是本案的适格原告。二、关于惠兴公司与商凯公司签订的合同书及补充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本案所涉合同及补充协议均发生在1993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的规定，本案应适用合同签订时的法律规定，即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七条第一款关于认定经济合同为无效的规定：1.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同；2.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所签订的合同；3、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签订的合同或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同自己或者自己所代理的其他人签订的合同；4、违反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经济合同。本案讼争合同书及补充协议的内容并不符合上述规定列举的合同无效情形，且在合同签订时，商凯公司持有被转让企业松涛公司的70％股份，第三人物业公司持有被转让企业松涛公司的30％股份，且第三人物业公司明确授权商凯公司签署合同，故商凯公司具备签订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的资格。因此，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应依法确认其合法有效。对于惠兴公司认为松涛公司股权转让属对国有资产进行处置，故未经评估拍卖等程序合同应无效的理由，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理由是：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均自2009年5月1日起施行，而本案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时期均在1993年，故本案合同及补充协议不适用上述法律及部门规章。2、本案合同的转让标的是松涛公司的股权，当时松涛公司资产总额约为8660万元，而股权转让价款为13983.15万元，属溢价转让，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形。因此，对惠兴公司主张合同无效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惠兴公司的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判断惠兴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键是确定惠兴公司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从惠兴公司、商凯公司双方签订的合同书及补充协议的内容看，惠兴公司须在1997年12月31日前付清余款，商凯公司则在收到全部款项后按原合同的条款办理移交事宜。目前的现状是惠兴公司没有付清余款，商凯公司将合同约定的股权全部转让给第三人润迅公司和汇和公司。对于惠兴公司没有按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商凯公司完全可以按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要求继续履行或解除合同。但从相关证据材料看，惠兴公司、商凯公司双方既没有选择解除合同，也没有选择要求继续履行，直到2004年5月10日商凯公司将松涛公司30％股份转让给第三人润迅公司后，才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由于商凯公司始终没有通知惠兴公司解除合同，故惠兴公司在约定付款期限届满后，尚不清楚自己的权益已被侵害，而是期待双方继续履行合同。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何时起算，综观全案，应从2004年5月10日商凯公司将松涛公司30％股权转让给第三人润迅公司后造成合同无法履行起算较为合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4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从提出请求时起，诉讼时效中断。经调处达不成协议的，诉讼时效期间即重新起算；如调处达成协议，义务人未按协议所定期限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期限届满时重新起算。从现有证据看，2007年期间，惠兴公司以谭某的名义曾向有关部门反映本案情况，并于2007年、2008年分别得到国家财政部、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的回复。广东粤海控股有限公司也于2010年5月作出的《关于谭某先生信访事项的复函》中自认在2004年至2006年期间，商凯公司与惠兴公司多次磋商，故应认定诉讼时效至2006年再次中断。因此，商凯公司提出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约定付款期满的1994年12月31日起算，与事实和法律不符，该院不予支持。既然惠兴公司诉请的诉讼时效未超过，本案讼争的合同合法有效，则合同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但松涛公司股权及财产状况已发生实质变化，本案股权转让合同已无法继续履行，故应予以解除。从双方履行合同的情况看，惠兴公司一直不支付剩余的7000多万元款项是造成合同未能继续履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惠兴公司存在违约事实。根据《转让“惠阳松涛实业有限公司”合同书》第三条第1项“乙方（即惠兴公司）按本合同第（二）条规定的时间付款，除不可抗力外，如逾期付款应向甲方（即商凯公司）支付滞纳金，每逾期一天支付总价款的万分之一。逾期一个月，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终止合同，除定金归甲方所有外，乙方还应向甲方支付总价款百分之十的赔偿金”的规定，双方约定的惠兴公司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是没收定金及赔偿商凯公司总价款10%的赔偿金。该违约条款实际是约定违约金数额为定金与10%赔偿金的总和，并不属于当事人既有约定违约金、又有约定定金的情形，因此不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当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的规定，认为惠兴公司的违约责任只能是承担10%赔偿金或是赔偿定金。应按双方合同约定确定惠兴公司应承担的违约金数额，即惠兴公司不及时付款应承担的违约金为1500万元＋1398.3万元=2898.3万元。对于应否在本案中直接扣除违约金的问题，虽然商凯公司在开庭时表示在本案中对惠兴公司的违约责任不予反诉，但商凯公司是以惠兴公司主体资格不适格及本案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惠兴公司的起诉作为抗辩的，其抗辩的要求比扣除违约金更高，这说明其抗辩要比扣减违约金更高。如果以商凯公司未另行提出反诉就不在本案中处理合同约定的违约金问题，而要求商凯公司另行诉讼解决，会导致本应先行扣减的违约金部分却在本案中作为占用资金一并由商凯公司计付利息给惠兴公司，而在接下来的违约诉讼中却无法抵扣利息的问题，因此，应将扣减违约金作为对其抗辩审查后的处理。商凯公司与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后，在未通知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的情况下将松涛公司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并对松涛公司部分财产进行处理，存在一定过错，故商凯公司应当向惠兴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而1999年至2004年期间属双方期待合同履行期，因商凯公司于2004年5月10日将松涛公司30％股份转让给第三人润迅公司后，才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故商凯公司向惠兴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以（6200万元-2898.3万元）3301.7万元为基数从2004年5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直至付清款日止。惠兴公司请求从付款之日起计付利息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四、关于松涛公司是否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只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松涛公司只是股权转让合同的标的，不是合同当事人，不应对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履行及履行是否存在瑕疵承担责任。因此，惠兴公司要求松涛公司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六条、第一百一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条的规定，案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如下：一、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与商凯公司于1993年2月23日签订的《转让“惠阳松涛实业有限公司”合同书》和1993年8月30日签订的《转让“惠阳松涛实业有限公司”补充协议书》合法有效，予以解除。二、商凯公司于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惠兴公司转让款人民币3301.7万元，并以人民币3301.7万元为基数从2004年5月10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给惠兴公司。三、驳回惠兴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1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共506800元，由商凯公司负担。惠兴公司不服重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将涉案《转让“惠阳松涛实业有限公司”合同书》及《转让“惠阳松涛实业有限公司”补充协议书》等合同认定有效，是错误的。1、本案讼争合同中约定转让的财产，无论是股权或是土地使用权，均为国有资产，但商凯公司在转让时没有依法进行评估，并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核批准，存在违法，应依法确认无效。商凯公司是广东省人民政府在香港投资成立的境外国有企业，松涛公司则是商凯公司与物业公司共同设立的国有联营公司。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松涛公司的财产应属于国有资产。根据我国有关国有资产转让的相关规定，商凯公司将松涛公司的股权及相应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他人之前，应履行相关的评估及审批程序。但本案中，商凯公司进行资产评估，也没有提获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故商凯公司的转让行为违法，应依法认定为无效。但原审法院不顾1991年11月16日国务院颁发的《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项关于国有资产占有单位转让资产应当进行评估的规定，错误将商凯公司的非法转让行为认定为溢价转让，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并确认合同有效。显然是错误的，应于纠正。2、本案讼争的《转让“惠阳松涛实业有限公司”合同书》及《转让“惠阳松涛实业有限公司”补充协议书》，虽然名义上为公司股权转让，但实际上是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其转让行为也应依法认定为无效。据查，惠兴公司与商凯公司在签订《转让“惠阳松涛实业有限公司”合同书》时，松涛公司除取得了惠阳淡水镇白云坑的“粤海松涛综合区”占地面积38.31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批文外，没有其他任何资产，且商凯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既没有取得该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也未按政府规定投入任何开发资金，完全是法律禁止的炒买炒卖土地的非法行为。正是商凯公司为了规避其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才提出与惠兴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但在确定股权转让价值时，不是依据股权价值，而是依据其变相转让的38.3l万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的价值。按照有关司法解释，该合同是典型的名为股权转让合同，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且该合同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情形，故应确认无效。原审判决将本案合同认定为股权转让合同并确认合同有效错误。二、既然涉案合同无效，则商凯公司应将所收取的惠兴公司支付的人民币6200万元转让款本金全部返还给惠兴公司，并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支付相应利息给惠兴公司，利息支付时间应从商凯公司收到款项之日起至付清款项日止。三、即使涉案合同确认有效，在合同解除后，商凯公司也应返还惠兴公司支付的全部转让款人民币6200万元及相应利息。原审法院在商凯公司未提起反诉的情况下扣除违约金2898.3万元，适用法律错误。1、涉案合同被解除，除了有惠兴公司未按合同约定付清转让余款外，更重要的是商凯公司在涉案合同未通知解除的情况下，擅自将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给他人，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涉案合同被迫解除。对于涉案合同的解除，双方均有责任。因此，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双方应恢复原状，并各自承担责任。但原审只判决惠兴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却未判决商凯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2、既然涉案合同是因为无法继续履行而被迫解除的，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不表现为违约责任，而是返还不当得利、赔偿损失等形式的民事责任。本案中，惠兴公司履行了部分付款义务，商凯公司没有履行义务，惠兴公司有付款后的资金成本损失，商凯公司不但没有损失，还出现土地使用权升值。原审法院在商凯公司没有提出反诉，也没有提供任何财产损失证据的情况下，判决惠兴公司承担2898.3万元的违约责任，适用法律错误。3、原审判决将涉案合同约定的定金条款和10％的赔偿金条款笼统认定为违约金错误。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六条及《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合同中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选择使用约定的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不得同时适用。涉案合同中约定的1500万元是定金，1O％是赔偿金（即违约金），原审判决将该定金条款和违约条款同时适用，违背法律规定。四、原审未判决松涛公司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不利于纠纷的解决，也不符合共同承担责任的法律规定。本案中，虽然松涛公司没有在涉案合同上签字盖章，但由于松涛公司实际上是商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且合同转让的真正标的是松涛公司名下的38.31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故松涛公司实际是本次转让的参与者。特别是，松涛公司作为一个注册资本只有500万元的企业，要想取得这38．31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完全来源于商凯公司的投入，故松涛公司还是本次转让的真正受益者。由于松涛公司实际参与了本次转让，且是实际受益者，故松涛公司应对本案返还债务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值得指出的是，商凯公司在由国有企业转为私营企业后，其股东一直想通过非法转让股权方式来转移资产，逃避债务。如果不判决松涛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将会使惠兴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重大损失。综上，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确认惠兴公司与商凯公司于1993年2月23日签订的《转让“惠阳松涛实业有限公司”合同书》和于1993年8月30日签订的《转让“惠阳松涛实业有限公司”补充协议书》等相关协议、补充协议无效。二、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商凯公司返还惠兴公司支付的转让款人民币6200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从付款之日起计至付清款项之日止）。三、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松涛公司连带返还转让款本息给惠兴公司。四、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商凯公司、松涛公司承担。商凯公司答辩称：一、原判决认定合同有效是正确的，涉案的股权转让合同不存在无效事由。1、本案所涉的转让标的是松涛公司的股权，而不是土地使用权。惠兴公司不顾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坚持将股权转让说成是土地使用权转让没有事实依据。2、股权转让无需进行资产评估。1991年国务院发布的《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国有资产占有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资产评估：（一）资产拍卖、转让。”既然本案所涉的转让标的是松涛公司的股权，而不是资产，所以依照当时的规定，无需进行资产评估。3、商凯公司有权自主决定下属子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无需经过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同意或者批准。商凯公司成立于1988年5月13日，股权经过多次变更。1993年商凯公司与惠兴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和补充协议时，股东分别为香港粤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广东粤海进出口公司深圳分公司，二者分别占70％和30％的股份，企业类型为中外合资企业。松涛公司为商凯公司的下属子公司。商凯公司转让松涛公司国有股权，亦由其自己决定，而无需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同意或者批准。4、1993年商凯公司与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向和补充协议时，法律、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均无国有资产转让需履行审批程序的规定。5、本案所涉的股权转让合同及相关的补充协议不存在无效事由，均为合法有效。惠兴公司主张，本案所涉股权转让涉及国有资产，由于没有进行评估，因此根据《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第十条的规定，对于应当进行资产评估的情形没有进行评估，或者没有按照《办法》及本细则的规定立项、确认，该经济行为无效。对此，商凯公司认为，首先《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为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发布的部门规章，不是法律、法规，没有法律效力。根据当时有效的《经济合同法》第七条的规定，“下列经济合同为无效：一、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同；”很显然，违反上述规定，并不导致合同无效。其次，该施行细则规定的是“经济行为无效”，并不是经济合同无效。而经济行为是指转让资产的行为，经济行为被认定无效，不能发生转让的法律效果；而经济合同是指转让资产的合同，合同是否有效取决于合同是否具备有效要件。因此，经济行为的无效与经济合同的无效不是指同一回事。再次，现行有效的《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中并无国有资产转让未经评估就无效的规定。而仅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二条中规定，国有资产转让未经评估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者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相关批准机构应当要求产权转让方终止产权转让活动，必要时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确认转让行为无效。由此可见，即使依照该部门规章的规定，有权要求确认国有产权转让行为无效的机构并不是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对方，相对方以此为由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没有依据。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效力时，对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合同无效而适用合同法有效的，则适用合同法。本案中，根据现有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没有可能导致合同无效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应当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确认本案的股权转让合同及相关的补充协议有效。惠兴公司主张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无效，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成立。二、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在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时间内，没有履行付款义务，在补充协议延长的付款期限内，仍未履行付款义务，已经构成严重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原审法院依此抗辩扣除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的定金和赔偿金，并无不妥。惠兴公司对此提出异议，理由不成立。三、导致涉案的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不能履行的根本原因，是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的联营方将该公司注销，而不是商凯公司将股权转让他人。惠兴公司上诉称商凯公司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是错误的。四、惠兴公司主张本案的股权转让合同因无法继续履行而被迫解除，所以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不表现为违约责任，而是返还不当得利、赔偿损失等形式的民事责任，是对法律规定的曲解和误读。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8条明文规定：“合同解除后，当事人主张违约金条款继续有效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合同法》第98条的规定进行处理。”而《合同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将合同中的违约金条款认定为“结算和清理条款”，在合同解除后可以继续适用。另外，最高人民法院还颁布了《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7号）第26条同样持此观点，即“买卖合同因违约而解除后，守约方主张继续适用违约金条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相关司解释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因自身违约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不能因为合同不能履行而解除，而得以减轻或者免除。惠兴公司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五、松涛公司作为股权转让合同的标的，不是合同的签订方，不应对股权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签订和履行是否存在瑕疵承担任何责任，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是正确，惠兴公司的主张无理，依法应当驳回。综上，惠兴公司上诉的实和理由依法均不能成立。请求驳回惠兴公司的上诉，同时在查明其主体不适格的事实后，依法驳回其起诉。商凯公司亦不服重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决认定惠兴公司与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之间是一种“债权债务承接继受关系”，并认定惠兴公司主体适格，该事实认定错误，没有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的主体资格因注销已经消灭。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成立于1992年2月13日，由原惠阳县财贸集团公司与湛港（惠兴）运输公司联合经营，属联营企业，具备法人资格。1997年2月28日，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办理了注销手续。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至1997年2月28日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均消灭，其主体资格不存在。而惠兴公司成立于1997年，系依据公司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自然人个人，它是在本案讼争的股权转让合同已经签订和履行了四年以后才成立的，因此其依据股权转让合同提起本案诉讼，主体亦不适格。2、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七条、《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企业法人登记条例施行细则》第四十八条、《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的联营方在办理该公司注销手续前，应当成立清算组，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结的业务及清理债权、债务，而非“承接债权债务”。3、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一条、《公司法》第三条的规定，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系原惠阳县财贸集团公司与湛港（惠兴）运输公司联营成立的，具备法人资格，应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如果在清算过程中，发现债权债务，应当以公司名义收回债权，用公司财产清偿债务。联营方只负有依据联营合同或者协议履行出资等法定义务，没有义务直接代公司清偿债务，更不能主观认为自己自愿承担债务，就直接享有债权。同时，对于收回的债权，也不能直接归自己所有，只有在公司所欠税款及所有债务清偿完毕，存在剩余财产的情况下，联营方才有权以利润分配的形式处理剩余财产。原判决认定本案的惠兴公司“承接”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的“债权债务”，违背了法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4、由于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的联营方在该公司注销前，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该公司尚有债权不能收回的，应当自行承担民事责任。退一步来说，即使所谓的债权还未灭失，依据股权转让合同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还应履行剩余的778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义务，该笔款项为债务，且远远超过所谓债权的金额。在1993年前后惠州恶劣的经济环境下，资产大幅度贬损，不排除联营方通过注销公司而恶意逃避债务的可能。5、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的联营方与本案惠兴公司关于债权债务承接的约定，只在相关的签约当事人之间有效，对商凯公司没有约束力。即便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的联营双方或者合作方均同意其债权债务由惠兴公司承接，但均因欠缺法律上的依据而不能成立。6、退一步说，如果将本案中有关债权债务承接的约定认定为将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的债权债务的一并转让给惠兴公司，由于转让前未事先征得商凯公司同意，根据《合同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该转让对商凯公司也没有拘束力。二、原判决认定惠兴公司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错误。理由如下：1、本案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应确定为1997年2月28日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注销时。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于1997年2月28日已经注销，其作为民事诉讼主体的资格已经消灭。而作为其清算义务人的联营方并未履行清算义务。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作为清算义务人的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的联营方，在将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注销时，如果尚存未收回的债权，就理应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应当于注销后二年内，即1999年2月27日前提出权利主张，超过该时间提起诉讼，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依法丧失胜诉权。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应为1997年2月28日。2、原判决认定商凯公司于2004年5月10日将松涛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他人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并将该日确定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错误。本案作为股权受让方的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于1997年2月28日已经注销，其注销后，作为股权转让合同受让方的当事人已经不存在，其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已经消灭，因此，股权转让合同在法律上因为欠缺履行的主体而不可能实现，即成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法律上不能履行”，这才是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根本原因。原审法院以商凯公司将股权转让他人导致股权转让合同不能履行为由，认定该日惠兴公司的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开始起算，该事实认定错误，诉讼时效起算点的确定也错误。另外，由于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已经注销，合同主体不复存在，因此作为联营方只存在清理债权债务问题，不存在“期待合同继续履行”的问题，原审法院认定惠兴公司在2004年5月10日还“期待合同的继续履行”没有事实依据。3、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早在1999年2月27日已经届满，在时效期间届满以后，无论发生何种情形，惠兴公司向多少个部门或者机构反映何种问题，均不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断的效力。原审法院在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以后，认定诉讼时效发生中断错误。4、本案中即便惠兴公司主体适格，它曾向财政部、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反映本案有关情况，但上述部门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部门，而且惠兴公司提出的也并非“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而是要求查处粤海集团国有资产流失犯罪的问题，因此，不属于上述司法解释中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原判决认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在2004年以后发生中断，没有法律依据。三、原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1、原判决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多份证据未经质证。（1）原判决认定香港惠兴运输公司由邓茂源和吴港廉出资成立，该证据未经质证，也未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2）根据商凯公司的申请，原审法院向惠阳区公证处调取了1993年2月23日《转让“惠阳松涛实业有限公司”合同书》公证档案中关于该合同项下有关国土局批文、土地红线图资料，但原审法院并未向商凯公司出示过该证据，证据未经质证。（3）原审开庭时，惠兴公司当庭提交了一份1997年原粤海集团（深圳）有限公司与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签订的《转让“惠阳松涛实业有限公司”合同补充协议》，用以证明相应的付款时间延至1997年1月30日，由于是当庭补交的证据，对于印章的真实性，商凯公司要求回去核实，事后，原审法院未对商凯公司的核实情况进行审查，就直接将该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4）该案发回重审前，原审法院曾依职权向广东粤海控股有限公司调查，2010年12月11日该公司复函原审法院，称对于《关于谭某先生信访事项的复函》中第4页第4行“另据深圳商凯负责人介绍”，应改为“另据称深圳商凯负责人曾介绍（未经核实）”。该证据原审法院未组织质证，且无故不采纳，坚持认定《关于谭某先生信访事项的复函》中商凯公司自认2004－2006年期间与惠兴公司多次磋商，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该认定明显依据不足。2、原审法院采纳来源不明的非法证据。原审过程中，商凯公司提供证据证明，湛港（惠兴）运输公司在广东省工商局留存的董事会决议、年检报告等资料所使用的印章与惠兴公司提供的《关于惠阳惠兴实业公司注销后有关债权债务承担情况说明》中使用的湛港（惠兴）运输公司的印章不一致，前者的“兴”字为简体字，后者为繁体字。2012年5月22日，湛港（惠兴）运输公司出具《证明》，称该公司成立以来只有一枚公章在使用，没有授权其它合作方刻制，并留存了印章样本，其中“兴”字为简体字。该证明系商凯公司从湛港（惠兴）公司处取得，并且提交给了原审法院。原审卷宗中记载“被告提供”。而2012年6月6目，湛港（惠兴）运输公司又出具一份《关于“湛港（惠兴）运输公司”投资“惠阳惠兴实业公司”有关情况的说明》，推翻了此前的证明。该份证据原审法院虽向商凯公司寄送了一份复印件，并且要求商凯公司出具质证意见。对于该份证据的来源，商凯公司提出质疑，该份证据到底是由惠兴公司提供，还是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不明，且作为证人证言，在与此前出具的证明内容明显存在矛盾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既未通知证人出庭接受质询，也未向商凯公司作出说明，就直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的规定。3、原审法院在对证据的审查判断中采用双重标准。原审法院第一次审理时，曾依职权向广东粤海控股有限公司调查，并取得了该公司于2010年12月11日出具的复函，该复函与此前该公司出具的《关于谭某先生信访事项的复函》两份内容不一致。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坚持采纳此前该公司出具的复函的意见，而无故不采纳后一份复函的意见。而对于2012年5月22日，湛港（惠兴）运输公司出具的《证明》，与2012年6月6日，湛港（惠兴）运输公司又出具的一份《关于“湛港（惠兴）运输公司”投资“惠阳惠兴实业公司”有关情况的说明》，二者也存在矛盾的情况下，仍然没有任何理由，不采纳前一份证据，而采纳了后一份证据，并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4、本案中，2012年6月6日，湛港（惠兴）运输公司出具的《关于“湛港（惠兴）运输公司”投资“惠阳惠兴实业公司”有关情况的说明》，属于证人证言，原审法院在证人没有出庭，又未审查证人是否存在“确有困难不能出庭”事由的情况下，直接采纳该证据，违反上述规定。四、原审判决全部诉讼费用由商凯公司负担，责任不清，偏袒惠兴公司。退一万步说，即便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正确，判决结果由商凯公司返还惠兴公司的款项为3301.7万元及利息，该款与惠兴公司起诉时主张的本金6200万元，利息3000万元相比，也只支持了三分之一左右。根据《人民法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根据判决结果及上述规定，原审法院判决由商凯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显然没有分清是非和责任，造成裁判不公。综上所述，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惠兴公司的起诉。二、判决一、二审诉讼费由惠兴公司承担。惠兴公司答辩称：一、关于惠兴公司的主体问题。1、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是湛港（惠兴）运输公司、惠阳县财贸集团公司联营成立的，但合作期满注销时，合作方惠阳县财贸集团公司认可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的一切债权债务由邓茂源及其企业来负责清理、承担债权债务。合作另一方湛港（惠兴）运输公司也认可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注销后的债务由惠兴公司承接。因此，本案惠兴公司与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是直接承接的关系。2、原审法院在2013年10月22日作出的生效裁定，已认定惠兴公司是合格承接原惠阳惠兴实业公司的债权债务的主体。二、关于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我们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及补充协议均无效。1、商凯公司是省政府在香港成立的境外国有企业，而松涛公司与第三人物业公司设立的国有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属于国有资产。根据1991年国务院评估办法，在本案中，所涉及的合同及补充协议，均没有经过拍卖程序来转让，而对方当事人认为转让的是股权而非资产，实际上股权也属资产的一部分。2、双方签订的合同及补充协议，名义上是股权转让，实则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而土地在转让时并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批文，也没有任何土地使用证，也未按政府规定投入开发资金，因此，此转让属非法行为，故本案中的合同书及补充协议是无效的。三、关于诉讼时效期间问题。自双方合同签订以后，惠兴公司共支付6000多万元给商凯公司，而商凯公司未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在补充协议中也约定商凯公司应于1994年12月31日前办理相关股权转让手续，但事实上，商凯公司在此方面没有任何作为，在合同履行过程不是惠兴公司违约，恰恰是商凯公司违约。至2004年，商凯公司又将股权出让给第三人，我们也一直主张过我方权利，因此，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松涛公司答辩称：惠兴公司并非本案的适格原告，而松涛公司也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因此法院应裁定驳回惠兴公司的起诉，以及驳回惠兴公司对松涛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股权的转让方为商凯公司，受让方为惠兴公司，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只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对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没有约束力。因此，惠兴公司不是上述股权转让合同的转让方，而松涛公司只是股权转让的标的，并非受让方，故惠兴公司无权依据股权转让合同起诉松涛公司，而松涛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不应对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履行以及履行是否存在瑕疵承担任何责任。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是正确，惠兴公司的主张无理，依法应当驳回。综上，惠兴公司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依法均不能成立，请求驳回惠兴公司的上诉，同时在查明其主体不适格的事实后，依法驳回其起诉。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根据惠兴公司和商凯公司的上诉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惠兴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2、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否合法有效；3、惠兴公司、商凯公司及松涛公司的民事责任如何认定；4、惠兴公司的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5、本案诉讼费用如何分担。关于惠兴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的问题。惠阳惠兴实业公司为惠阳县财贸集团公司与湛港（惠兴）运输公司合作成立，合作期满注销时，合作方惠阳县财贸集团公司向惠阳市工商局出具一份《关于惠阳惠兴实业公司有关联营情况的说明》，称“惠阳惠兴实业公司名为联营，实际情况是从始至终都由邓茂源出资和经营的，我财贸集团从无参与投资及分成，直至联营企业合作期满终止，惠阳惠兴实业公司的一切债权债务也由投资方（邓茂源）负责清理以及顺延申办新企业承担”。另一合作方湛港（惠兴）运输公司亦向原审法院出具《关于惠阳惠兴实业公司注销后有关债权债务承担的情况说明》，认可惠阳惠兴实业公司的债权债务由惠兴公司承担。原审据此认定本案惠兴公司与惠阳惠兴实业公司之间是一种承接关系、惠兴公司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并无不当。至于商凯公司上诉主张采纳湛港（惠兴）运输公司于2012年6月6日出具的《关于“湛港（惠兴）运输公司”投资“惠阳惠兴实业公司”有关情况的说明》程序不当的问题，经查，原审案卷中湛港（惠兴）运输公司于2012年6月6日出具的《关于“湛港（惠兴）运输公司”投资“惠阳惠兴实业公司”有关情况的说明》系原件，商凯公司就该证据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书面的质证意见，程序并无不当。商凯公司关于原审法院在该证据认定上程序不当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惠兴公司与商凯公司于1993年2月23日签订的《转让“惠阳松涛实业有限公司”合同书》和于1993年8月30日签订的《转让“惠阳松涛实业有限公司”补充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上述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当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涉案合同的转让标的是松涛公司的股权，当时松涛公司资产总额约为8660万元，而股权转让价款为13983.15万元，属溢价转让，亦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惠兴公司上诉主张涉案合同无效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惠兴公司、商凯公司及松涛公司的民事责任如何认定的问题。涉案合同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因松涛公司股权及财产状况已发生实质变化，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已无法继续履行，原审判决判令解除合同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惠兴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剩余的7000多万元转让款，存在违约事实。根据《转让“惠阳松涛实业有限公司”合同书》第三条第1项“乙方（即惠兴公司）按本合同第（二）条规定的时间付款，除不可抗力外，如逾期付款应向甲方（即商凯公司）支付滞纳金，每逾期一天支付总价款的万分之一。逾期一个月，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终止合同，除定金归甲方所有外，乙方还应向甲方支付总价款百分之十的赔偿金”的约定，惠兴公司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是没收定金及赔偿商凯公司总价款10%的赔偿金。该违约条款实际是约定违约金数额为定金与10%赔偿金的总和，并不属于当事人既有约定违约金、又有约定定金的情形，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惠兴公司上诉主张其违约责任只能是承担10%赔偿金或是赔偿定金，没有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商凯公司与惠阳惠兴实业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后，在未通知惠阳惠兴实业公司的情况下将松涛公司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并对松涛公司部分财产进行处理，存在过错，原审判决据此判决商凯公司应向惠兴公司返还的资金占用费，金额为3301.7万元（6200万元-2898.3万元）及相应利息（自商凯公司将松涛公司30％股份转让给第三人润迅公司的2004年5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直至付清款日止），亦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松涛公司系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的标的，不是合同的当事人，原审判决认定松涛公司不应对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履行及履行是否存在瑕疵承担责任正确。惠兴公司上诉主张松涛公司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惠兴公司的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如上所述，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因无法继续履行应予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在合同解除之后，方产生返还财产请求权。因此，在涉案合同解除之前，由于未形成确定的返还财产请求权，亦不存在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的问题。商凯公司提出关于惠兴公司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缺乏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关于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的认定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关于本案诉讼费用如何分担的问题。惠兴公司、商凯公司在涉案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均存在一定过错，原审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全部由商凯公司负担不当。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01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1800元，合计1003600元，由惠兴公司、商凯公司对半负担。鉴于原审已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共计506800元由商凯公司负担，本院不作调整，二审案件受理费501800元，由惠兴公司负担。综上所述，除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认定及诉讼费分担不当外，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1800元，由惠阳惠兴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古锡麟审 判 员  李洪堂代理审判员  潘晓璇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书 记 员  黎云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