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吉01民终23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可祯，男，汉族，1933年3月1日生，住长春市经开四区。
委托代理人：韩祎，吉林朗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住所：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仙台大街***号。
法定代表人：赵国庆，该医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赵超，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可祯因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4）长经开民重字第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可祯原审诉称：黄可祯因身体不适，于2003年1月23日到中日医院门诊就医，经肝功检验确诊为病毒性肝炎。1月24日入住中日医院，入院诊断：慢性胃炎，收入到消化内科住院治疗。1月26日经检查，中日医院为黄可祯明确临床诊断：慢性胃炎、乙型病毒性肝炎。但B超检查肝脏无任何异常，DNA（-）。后经20余天的治疗，于2月17日已治愈，准备2月20日出院。2月19日（出院前夕）和4月10日中日医院两次不按说明书规定，违规超剂量给黄可祯使用有毒性苦参药物，用药后发生不良药物反应，对黄可祯身体造成巨大的损伤，于4月14日停药复查肝功，病情突然加重，治成爆发性肝损伤。中日医院为了逃避责任，将此检验报告隐匿下来，延误了及时救治的机会，使病情急剧恶化到生命垂危。黄可祯认为2003年中日医院消化内科，违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擅自进行传染病治疗，入院是乙型病毒性肝炎，到出院时为肝硬化，属于超范围行医。黄可祯认为中日医院的上述行为已经严重地损害了黄可祯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本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中日医院赔偿黄可祯医疗费129280元、交通费4988元、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43600元、护理费47345.24元、律师代理费25000元、鉴定费4360元，共计254573.24元。
中日医院原审辩称：中日医院对黄可祯的诊治正确无误，黄可祯所述的损害与中日医院的医疗行为无关，黄可祯所述事实有误，没有证据支持。
本案经原审法院审理认定：黄可祯因间断反酸、嗳气、乏力、食欲低下2周，于2003年1月24日在中日医院处住院。入院诊断慢性胃炎，2003年1月26日补充诊断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给予保肝支持及对症治疗后，黄可祯病情出现好转。2003年3月下旬，黄可祯病情加重，转氨酶升高、黄疸指数升高，中日医院遂停用肝乐宁，但其他治疗方案不变。同年4月9日，给予黄可祯苦黄30ml静点。4月11日，黄可祯自觉发热，体温37.5℃。4月14日，因黄可祯自述静点苦黄后食欲下降、不适、发热，中日医院经治医师停用苦黄，其他治疗不变。4月16日，黄可祯复查结果显示肝功能下降，乙肝病毒DNA呈阳性。4月18日，黄可祯巩膜及皮肤黄染加重。2003年7月24日，临床诊断为肝炎后肝硬肝功能失代偿期。继续保肝、降黄、对症治疗后，黄可祯于2003年11月20日出院。黄可祯住院期间，医疗费用总计为76531元，应医院要求自购药物14264元。
黄可祯自中日医院出院后，先后在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302医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长春八一医院及吉林北方肝胆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门诊及住院治疗。
双方曾申请医疗事故鉴定，2004年11月2日长春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办公室出具《关于中止组织对黄可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通知》写明黄可祯提出院方提供的病历材料中没有2003年4月14日的化验单，黄可祯认为中日医院所提供的鉴定材料不真实，影响鉴定结果的公正性，因此决定中止组织医疗事故鉴定。
黄可祯诉至法院，2010年11月19日，吉林中正司法鉴定所出具2010法临鉴字75号鉴定意见：黄可祯肝功改变未达肝功能轻度损害，未构成伤残。由于黄可祯其肝硬化与自身疾病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有直接因果关系，黄可祯无长期化学毒物接触史，无有相关资料证明，苦黄注射液首次剂量超量使用可以致药物中毒性肝病，伤残等级评定只对损害行为直接导致的或与损害行为有关的损害后果给予评定，不对其自身疾病形成的疾病后果给予评定。鉴定意见：黄可祯肝功能改变未成伤残等级；黄可祯肝炎后肝硬化不予伤残等级评定。黄可祯撤回起诉，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黄可祯称对该鉴定有异议，该鉴定意见已被立民司法鉴定所推翻，不予采信，中正鉴定所出具该鉴定后审理案件时中日医院重新提出司法鉴定，因黄可祯对病历提出质疑，也提出相应鉴定，立民司法鉴定是中日医院申请的，鉴定委托事项为医方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与医方过错行为、黄可祯损害后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及何种因果关系，与中正的鉴定委托事项的核心部分是相同的，鉴定意见不一致，该鉴定没有成为法律上的证据，没有被采信。中日医院称不存在被推翻说法，程序合法，鉴定无瑕疵，鉴定结论客观正确，吉林中正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出具后黄可祯撤诉，2011年7月13日黄可祯再次起诉，主张按照原鉴定后经人民法院做工作才申请重新鉴定的，为了使案件进行我们才做出的让步，在第二次正常委托时黄可祯以各种理由阻止鉴定正常进行，中正鉴定结论是证据，且应该作为定案依据。
黄可祯的住院病历中，部分文字存在刮擦后涂改现象。2012年3月12日吉林常春司法鉴定所出具（2012）文鉴字第5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中日医院107025号病历第15页最下一行正数第1至第10个字有改动。黄可祯称对该鉴定没有异议。中日医院称真实性没有异议，有刮涂部分记述患者的陈述，不是诊疗行为，与本案争议病情无关，涂改地方是患者自述的部分，不影响鉴定进行，不是全部诊疗行为。
2013年8月12日吉林立民司法鉴定所出具2013法临鉴第60号鉴定意见，鉴定事项为中日医院是否存在违反诊疗常规的过错行为、黄可祯现有病情是否已达肝硬化程度、如肝硬化存在，是否与中日联谊医院的过错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及何种因果关系等事项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为：本机构试将患方质疑的病历、辅助检查进行覆盖后分析：取中日医院的两份病历与黄可祯的多份质疑材料进行比较，其中质疑化验单及所涉及的病程记录、会诊记录等内容较多，覆盖部分病程记录对完成鉴定诉求较为关系，如去除质疑材料覆盖的内容鉴定，鉴定意见显失公正、客观。由于鉴定资料争议颇多，鉴定人员无法了解完整的诊疗过程，因此难以界定医方是否存在过错及被鉴定人肝硬化是否与中日医院的过错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及何种因果关系。1、依据目前检查，黄可祯代偿期肝硬化（静止期）诊断成立；2、因委托方提供的医疗文证资料中，患方质疑内容较多，无法了解完整的诊疗过程，因此难以界定医方是否存在过错及黄可祯肝硬化是否与医方的过错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及何种因果关系。黄可祯称对该鉴定没有异议。中日医院称鉴定委托事项三项鉴定结论没有得出结论，委托项目没有文证审查，即使按照立民司法鉴定所说法是患者质疑较多导致鉴定所无法鉴定，是黄可祯不配合鉴定造成。
病历中8张化验单为复印件；2003年2月13日病程记录的内容为：“……化验结果回报：HBV-
DNA（阴性），说明病人无病毒复制，如呈阳性，患者可用贺普丁或注射干扰素……”；2003年4月3日病程记录的内容为：“……患者一般状态可，化验HBV-
DNA5.90pg/ml，1.63×106copy/ml，考虑肝功酶学升高为病毒复制所致，……”。诉讼过程中，中日医院不能出示该两次病程记录中HBV-
DNA化验结果的原始化验单。法院曾调取2003年4月14日、15日化验单，检验员称用同一天的血样第二天又复查一次，复查原因为一为医生要求，二为自己认为验查值过高或过低。
2015年10月13日吉林大众司法鉴定所出具意见：认定黄可祯2003年1月24日至2015年7月20日治疗肝病合理的费用为117755.67元，按医嘱自购的四种药品14264元无票据佐证，应由本人在法庭举证。黄可祯另支付鉴定费4360元、律师代理费25000元。黄可祯称请求法院对四张检验报告（2003年4月14日肝功能检验报告、2003年2月12日及4月12日DNA检验报告、2003年4月17日肝功检验报告）在病历中是否隐匿；8张复印件是否与原件相同；2003年6月3日教授会诊病程的记录是否伪造；2003年4月15日肝功能检验报告是否伪造；2003年1月中日医院是否非法行医；病历中的字迹改动是否是篡改；确认后再行鉴定。黄可祯不同意对只对病历的部分内容进行鉴定，要求对全部病历进行鉴定。以上事实的证据有：天晴复欣的说明书一份、苦黄沥胆说明书一份、苦黄沥胆注射医嘱、甘立欣的说明书、甘立欣的注射医嘱、药品管理法和药房管理办法、2003年肝炎血清标志物检验报告、中日联谊医院行医执照、医疗机构科目名录、报告单一张（2003年4月14日肝功报告）及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通知书一份、2003年2月13日及4月3日病程记录及黄可祯医疗事件答辩意见、住院病历8张、吉林常春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简介、卫生部文件及中日医院病历、吉林立民司法鉴定意见书、门诊手册、鉴定费、律师代理费票据、交通费票据、中正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日联谊医院病历等。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黄可祯要求法院确认病历证据内容的主张。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鉴定材料应经双方质证，双方对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后，提交鉴定机构，黄可祯坚持对病历部分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认为病历中内容缺失，吉林立民司法鉴定所出具已明确写明：“如去除质疑材料覆盖的内容鉴定，鉴定意见显失公正、客观。由于鉴定资料争议颇多，鉴定人员无法了解完整的诊疗过程，因此难以界定医方是否存在过错及被鉴定人肝硬化是否与中日医院的过错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及何种因果关系。”双方对鉴定结论没有异议，故本院对鉴定结论予以采信。关于中日医院隐匿四张检验报告（2003年4月14日肝功能检验报告、2003年2月12日及4月12日DNA检验报告、2003年4月17日肝功检验报告）、2003年4月15日肝功能检验报告是否伪造问题。临床医学检验受检材、设备、人为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存在误差和失误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实践中往往通过一段时间内多次的检验才能得到相对准确的结论，医学检验仅是辅助作用，不能代替医生的判断，同时结合检验人员的证言，检验人员及医生对检验结果严格审核是其应尽的职责。在黄可祯所称的检验报告前后，中日医院均有多次相同项目的检验报告。但依据《医疗机构病历管理的规定》第十条第二款：病区应当在收到住院患者的化验单（检验报告）、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等检查结果后二十四小时内归入住院病历。中日医院的病历管理未尽注意义务，有一定的瑕疵。关于检验报告为复印件的问题。依据《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二十九条：辅助检查报告是指患者住院期间所做各项检验、检查的记录。内容包括患者姓名、性别、年龄、住院病历号、检查项目、检查结果、报告日期、报告人员签名或者印章等。从相关规定内容看未要求检验报告必须为原件，同时复印件并不是绝对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复印件如果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且没有相反的证据的情况下，仍可以作为定案依据。被告在存在原件的情况保存复印件，其行为有瑕疵。关于会诊记录未签名、记录涂改问题，依据卫生部《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七条：病历书写过程中出现错字时，应当用双线划在错字上，保留原记录清楚、可辨，并注明修改时间，修改人签名。不得采用刮、粘、涂等方法掩盖或去除原来的字迹。第二十二条：……（十）会诊记录（含会诊意见）是指患者在住院期间需要其他科室或者其他医疗机构协助诊疗时，分别由申请医师和会诊医师书写的记录。会诊记录应另页书写。内容包括申请会诊记录和会诊意见记录。申请会诊记录应当简要载明患者病情及诊疗情况、申请会诊的理由和目的，申请会诊医师签名等。常规会诊意见记录应当由会诊医师在会诊申请发出后48小时内完成，急会诊时会诊医师应当在会诊申请发出后10分钟内到场，并在会诊结束后即刻完成会诊记录。会诊记录内容包括会诊意见、会诊医师所在的科别或者医疗机构名称、会诊时间及会诊医师签名等。申请会诊医师应在病程记录中记录会诊意见执行情况。2003年6月3日的会诊记录是由申请会诊医师记录的，但未经会诊的医师签名。中日医院未采用规定的方式进行病历的修改。从相关规定可以看出，中日医院的行为确实有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形，导致黄可祯对中日医院的诊疗行为提出质疑。依据病程记录，从黄可祯2003年1月24日入院，2月20日已采用天晴复欣调节黄可祯的免疫力，至2003年3月24日黄可祯病情好转，黄可祯要求继续治疗，原方案不变。此后4月3日、4月24日、5月24日的阶段小结已写明黄可祯的病情为早期有好转，但3月28日开始病情反复，并当时已考虑到病毒复制及口服药带来肝损害的可能，4月14日、4月16日应黄可祯的要求停用苦黄沥胆，黄可祯仍未好转，至2003年11月黄可祯出院时病情缓解，各生命体征正常。从整个黄可祯的诊疗过程来看，黄可祯的病情反复从3月28日开始，而黄可祯所质疑的证据均是4月以后的，黄可祯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内容对黄可祯的诊疗有决定性的作用。黄可祯主张中日医院非法行医问题。法律意义上的非法行医是没有医生资格从事医疗活动，而黄可祯所称中日医院的行为是没有肝炎的治疗资质，该资质不是人民法院的认定范围，应由行政机关予以认定。且黄可祯按慢性胃炎入院，至消化科治疗后通过检验才发现肝炎发作，在治疗胃炎的同时治疗肝炎，从病历中记载的治疗过程，黄可祯未对消化科的治疗提出异议，至出院仍诊断为慢性胃炎与肝炎，该治疗行为是否是违法行医应由行政机关确认。黄可祯称以上行为是中日医院故意隐瞒病情，掩盖损害后果，从相关病历的记载来看，无法证明其主张，黄可祯所称的病情变化与相关病程记录相符合，在其治疗期间由多位医生负责，各位医生的记录与相关辅助检查的记录未发现明显差异，如中日医院故意隐瞒病情，以上情形与常理不符。黄可祯的主张依据也是病历，且黄可祯没有鉴定人员资质与经历，其主张无法取代鉴定结论。二、关于中日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造成黄可祯的损害，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九条，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有过错，且患者受到损害，则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确认医疗机构的过错应通过鉴定，肝硬化是慢性乙型肝炎常见的并发症，根据病历记载黄可祯有长期的肝炎病史，不能排除因黄可祯自身的疾病导致肝硬化，且综合吉林中正司法鉴定所、吉林立民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黄可祯不能证明中日医院的治疗行为存在过错，也不能证明黄可祯受到损害。黄可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项的规定来推定中日医院存在过错，过错的推定不能代替黄可祯的举证，在黄可祯完成自身的举证义务后才能对中日医院适用过错推定。黄可祯仍不能证明被告的用药可能导致肝损伤，该损伤与原告的肝硬化并发症存在因果关系。中日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病历管理及书写方面的瑕疵，黄可祯由此对中日医院诊疗产生质疑，各方均无法证明已方主张，医疗机构在诊治过程中未尽合理的注意义务。中日医院应分担黄可祯在中日医院治疗期间的治疗费用共计30000元。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四条第（八）项、第六十九条、参照《医疗机构病历管理的规定》第十条第二款、卫生部《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2016年第十次会议讨论通过，判决如下：一、被告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原告黄可祯30000元；二、驳回原告黄可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13元，由被告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负担550元，原告黄可祯负担4163元。
宣判后，黄可祯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为：撤销重审判决，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为：上诉人的诊疗经过为：一、2003年1月24日被上诉人以慢性胃炎，将上诉人收入其消化道内科住院治疗。2003年1月25日—26日经乙肝血清标志物检验，“为小三阳”，明确诊断为乙型病毒性肝炎。被上诉人没有治疗肝炎的资质，属于超范围行医，医生没有职业行医证书，属于非法行医。当时上诉人要求静点甘利欣保肝降酶，经治疗于2003年1月17日肝功恢复正常，DNA（-）呈阴性，病状已消失，达到出院标准，待病情稳定后出院。二、2003年2月19日被上诉人不按用药说明书的规定，以增强免疫力为由，（改变原来治疗方案），给上诉人静点天晴复欣新药十天，用药后发生不良反映，致使上诉人的DNA由阴性转为阳性，肝功出现明显变化（详见2003年2月17日及2003年2月28日和3月28日肝功检验报告）。造成第一次药物性肝损伤。三、2003年4月10日被上诉人又不按用药说明书的规定，违规超正常剂量6—12倍使用苦黄利胆液，共静点4天。产生了严重不良的药物反应，到2003年4月14日上诉人要求停药，复查肝功的结果，肝功和病情急剧恶化，使大量的肝细胞坏死，治成了爆发型的药物性肝炎，（详见2003年4月7日及2003年4月14日肝功检验报告）。四、被上诉人为掩盖其治疗上的过错行为：1、隐匿2003年4月14日与上诉人病情相符肝功检验报告。2、伪造4月15日与上诉人疾病不符的肝功检验报告，这张检验报告：（1）、没有采血，没有交款，检验科电脑没有储存。（2）、法院调查笔录，4月15日肝功检验报告是用4月14日肝功检验报告剩余的血清，但4月14日与4月15日两份检验报告检验数据完全不一样，但4月15日肝功检验报告与用药前4月7日肝功检验报告有6项数据完全一样，其余7项基本相似，这是典型伪造行为。3、4月16日被上诉人把用药前每日静点甘利欣30m1，暗地超剂量增加到每日50m1，强制降低转安酶，不管上诉人死活，预谋4月18日把上诉人赶出医院。4、被上诉人隐匿4月17日再次复查肝功的数据与4月14日基本相似，证明了上诉人病情加重，是超剂量使用苦黄利胆液所致。5、伪造4月22日肝功检验的结果，发现丙胺酸转安酶下降70%多，但胆红素持续升高，证明了病情急剧恶化。是超剂量用药造成的。6、2003年4月9日—4月22日病程记录没有4月14日、4月15日和4月17日肝功检验报告是一种造假行为。7、伪造6月30日教授会诊记录。有篡改行为，严重掩盖药物损伤事实的真相，没有教授和大夫敢签字。在庭审证据交换时，被上诉人自认应依法判决，依法处理。8、2005年11月2日因被上诉人不提供2004年4月14日肝功检验报告（化验单），被市医学会中止鉴定。9、病例中刮涂改有16处之多，其中2013年中法委托吉林常春司法鉴定所进行文检鉴定，对主观病例2003年4月18日最下两行1-10字迹有改动，因对被上诉人不利，原审法院不予确认。10、被上诉人（包括王哲、林种玉两医生）非法行医，原审法院未予确认，不符合《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61条之规定。11、2015年10月14日，原审法院以上诉人“入院确诊为乙型病毒性肝炎，经治疗后转变为肝硬化”中法委托吉林大众司法鉴定所对上诉人治疗费用进行鉴定，文审意见：被鉴定人黄可祯医疗费用为132019元。于2016年2月23日开庭确认，双方没有异议。2016年5月6日，原审法院判决只分担中日联谊医院3万元医疗费。五、以上事实证明了被上诉人蓄意误诊、误治，有意的延误急（及）时救治的最佳时机，使原告病情逐日恶化，5月中旬出现肝腹水、双下肢浮肿、体温升高持继升高不降，肝功急剧恶化，导致上诉人生命垂危，于2003年7月24日诊断为肝硬化后治疗数月，肝硬化没有逆转，共住院300天，于2003年11月20日出脘，出院时诊断为肝硬化。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为“黄可祯所质疑的证据均是4月以后的，黄可祯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内容对黄可祯的诊疗有决定性的作用”，属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已经在原审法院完成了举证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并依法予以改判。原审法院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隐匿四张化验单、8张检验报告为复印件、会诊记录未签名、记录涂改问题确实违反相关规定，导致黄可祯对中日联谊医院的诊疗等行为提出质疑于法有据。法律明确规定医患双方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后方提交鉴定机构，立民司法鉴定所对依法双方无异议鉴定材料表述为：无法了解完整的诊疗过程，因此难以界定“医方是否存在过错”及“被鉴定人肝硬化是否与中日联谊医院的过错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及何种因果关系”。双方对鉴定结论没有异议，故对鉴定结论予以采信。上诉人不清楚的是：原审法院如何对连鉴定机构都无法了解完整的诊疗过程原审法院如何超越鉴定机构认定上诉人所称的病情变化与病程记录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四条第八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都规定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已经举证证明被上诉人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因被上诉人导致鉴定无法进行，就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侵权的赔偿责任。据此，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二审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不予认可。被上诉人是国家正式合法的事业单位，医生资质无瑕疵，患者的肝硬化系自身疾病乙肝30年的发展结果，不是医院医疗行为造成的，已经有鉴定证明损害后果与医疗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应该承担自身的法律后果。
本案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符。
本院认为：本案属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二审审理中上诉人明确被上诉人对其存在的侵权行为是：“1、上诉人入住被上诉人处只是治疗慢性胃炎时诊断出同时患有肝炎，不存在慢性肝炎及肝硬化，因为，被上诉人的不当治疗，以至于上诉人出院时候诊断出肝硬化。2、被上诉人没有按照病历书写规范客观真实准确完整的书写病历，在病历原件中存在隐匿伪造篡改等严重的违法行为，导致上诉人鉴定困难，不能进行。”；其中具体不当的医疗行为是指：“不按说明书超剂量使用苦黄利胆液，用了四天，违反药物说明书，在病已经治好的情况下使用天晴复欣导致我的肝损伤”。上诉人主张的损害后果是：“肝硬化”。首先，本案经吉林常春司法鉴定所作出[2012]文鉴字第5号（230号）文书检验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107025号病历第15页最下一行正数第1至第10个字字迹书写处有改动。”而吉林立民司法鉴定所出具的【2013】法临鉴字第6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中记载难以界定一方是否存在过错及被鉴定人肝硬化是否与医方的过错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及何种因果关系的理由是因委托方提供的医疗文证资料中，患方质疑的内容较多。在吉林立民司法鉴定所组织鉴定的过程中，上诉人质疑的内容要远大于吉林常春司法鉴定所[2012]文鉴字第5号（230号）文书检验司法鉴定意见书的中确定上诉人改动的部分，故不能认定是被上诉人存在隐匿、伪造、篡改病历的行为并造成了鉴定不能的结果。上诉人认可自己住院是治疗慢性胃炎同时诊断出患有肝炎，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是被上诉人存在过错的医疗行为导致了上诉人的肝硬化，故原审法院因被上诉人存在病历管理及书写方面的瑕疵确定被上诉人分担上诉人的医疗费30000元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在一审宣判后也并未提起上诉，视为其对一审判决的认可。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69元由上诉人黄可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 溪
代理审判员 陈大为
代理审判员 王君伟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乔政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