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吉01民终2951号
上诉人（一原告）：孙震，男，1944年3月27日出生，汉族，长春制药厂退休职员，现住长春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亚琴，女，1950年9月30日出生，汉族，现住长春市朝阳区，系孙震妻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齐秀娟，吉林阳光博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孙雷，男，1948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吉林省邮电学校退休讲师，住长春市朝阳区，现住长春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晓亮，男，1980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长春市朝阳区，现住长春市，系孙雷之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萌，吉林路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震与被上诉人孙雷合同纠纷一案，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2日作出（2016）吉0104民初919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孙震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6日作出（2016）吉01民终389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震不服，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省法院）申请再审，省法院于2017年7月13日作出（2017）吉民申193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于2017年11月8日作出（2017）吉01民再93号民事裁定：撤销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吉01民终3890号民事判决及本院（2016）吉0104民初919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重审。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8年5月22日作出（2018）吉0104民初836号民事判决，孙震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亚琴、齐秀娟，被上诉人孙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晓亮、孙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震上诉请求：一、判令孙雷给付孙震位置在前进大街22号邮电学校宿舍一栋3层307室家属楼面积为49.89平方米房屋的现市场价值(具体数额以鉴定结论为准)；二、判令孙雷给付孙震房屋出租费用54600元(具体数额以评估鉴定结论为准，2000年5月1日起至2018年4月25日每月按600元计算，共191个月，扣除已付60000元)；三、诉讼费、鉴定费由孙雷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重审一审审理程序违法。一审审理过程中，为了诉讼请求具有可执行性，孙震在一审开庭前向一审法院递交了司法鉴定申请书，要求对涉案房屋的现市场价值及租金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对孙震提出的鉴定申请鉴定与否未予进行书面或口头答复不符合审理程序，剥夺了孙震依法享有的申请鉴定的权利以及查清事实的权利，故一审审理程序严重违法。
二、原重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孙震与孙雷双方属于房屋互易合同关系，孙雷应当偿还被互易房屋的现市场价值并赔偿孙震房屋租金损失。
1、孙震替孙雷上交邮电学院房屋，孙雷承诺为孙震购买相同条件的房屋。2000年2月,孙雷单位邮电学校房改，按规定孙雷可以分到一套大房子，但前提条件是必须上交两套小房子，由于孙雷的一套位于邮电学院的53平方米房屋刚刚装修完毕。舍不得上交。正好孙震在1999年从黄子杰手里买了一套位于邮电学院49，89平方米的房屋，孙震便与孙雷协商要将孙震的49.89平方米的房屋上交邮电学院，然后再给孙震购买一套同等条件的房屋，在买到房屋之前，向孙震支付租金。遭孙震拒绝。孙雷通过母亲郭文萍、妹妹孙某1做孙震工作，最终孙震与孙雷达成了换房协议。这与妹妹孙媛、孙某2在原一审法院当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相一致。2000年2月孙震如约将自有的49.89平方米房屋上交邮电学院。该房屋当年被邮电学院卖给了李宗华，该房屋所有权彻底转移。孙雷如愿分到一套140平方米的大房子，孙震履行了替孙雷换房的行为，那么必然产生孙雷欠孙震一套房子的事实。2、2001年10月孙雷自行决定以孙震名义购买位于新民胡同的面积为26.79平方米的公产房屋，因价值与孙震的49.89平方米自有产权房屋价值差距较大，未能达成换房行为，因孙雷称如果孙震不要此房，孙雷无钱再给孙震重新买房，故孙震不得不买下该房。该事实可以证明孙震与孙雷之间属于房屋互易关系。2001年10月办理新民胡同房屋的买卖手续全部由孙雷一手操办，办理房屋买卖的介绍信都是由孙雷伪造的，因介绍信上显示孙震是125中学的工作单位，孙震从未在该单位工作过。孙震当时有自己的工作单位，完全可以开介绍信，无需作假。另外，该房屋买受后一直由孙雷负责出租。2002年12月24日也就是孙雷购买了14个月后。孙震以3.7万元从孙雷手里购买了该套房屋。房屋交付时，孙雷亲自书写的交给孙震的《新民胡同房屋出租明细》进一步证明，该房屋不是孙震直接购买的，孙震与孙雷之间是房屋互易关系，此次的房屋互易行为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孙雷仍应为孙震继续购买房屋。3.关于6万元是否是本案争议房屋的购房款问题。2003年3月30日孙震从母亲郭文萍账户取走60000元，该款从存折明细中及利息数额可推断应当是在2002年末存入，但该款显然不是本案争议的孙雷向孙震支付的购房款。理由为：孙震从未向孙雷出具过收取孙雷60000元购房款的收据，也就是说孙雷对这60000元钱无证据确认就是购房款。该证据又是孙震提供给法院的，如果是购房款孙震完全不用提交此证据。另外，孙雷一直主张孙震与孙雷之间在孙震替孙雷交房时即买下了本案争议的房屋，孙雷当即就向孙震交付了60000元购房款，该60000元就是孙震从母亲存折取走的那60000元。但这种给付房款的方式及时间都显然不符合常理。如果事情如孙雷所说的那么简单，房款应当直接交给孙震，完全没有必要打入母亲账户，孙震从母亲账户取走房款的时间是2003年3月30日，距离孙震替孙雷交房给邮电学校的时间即2000年2月已经过去了三年的时间。该时间是在孙雷想以新民胡同的房子与孙震互易不成之后，并非孙震替孙雷将房屋上交邮电学校的时间，孙雷的主张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更无合理解释。反倒能够证明孙震的主张即新民胡同房屋互易不成后。就将这60000元打入母亲账户，意图通过母亲说服孙震接受，但孙震母亲将存折交给孙震时明确表示该款先抵房租等买到合适的房子后多退少补。而不是孙雷主张的购房款。4、妹妹孙媛、孙某2、孙婉的证人证言均证明了孙震、孙雷之间是房屋互易合同关系。孙媛在原一审庭审时即2016年8月16日当庭作证，孙震、孙雷之间属于房屋互易合同关系，即孙震替孙雷将房屋上交，孙雷再给孙震买一套房子。关于孙某2在原一审时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也明确表明，孙震、孙雷之间属房屋互易合同关系。即孙震将房子上交邮电学院，孙雷给孙震再买一套房子。但重审一审中孙媛、孙某2的证人证言又发生了改变，拒不承认房屋互易的事实，而重审一审法院又片面采纳了变更后的证人证言，属采信证据错误。
2016年8月20日孙婉为孙震出具了书面的证人证言。证明孙震、孙雷间属房屋互易合同关系，即孙震替孙雷上交邮电学院的房子，孙雷再给买同等地段、同等面积的产权房子。又证明2002年夏天孙雷给孙震买了一个三马路的房子，因为是房票子房，孙震不要后被孙雷卖掉。
以上三名妹妹出具的证人证言均证明孙震与孙雷之间属房屋互易合同关系。对于孙震替孙雷上交邮电学院房子，孙雷再给孙震买同等地段、同等面积的房子一事证词完全一致。孙雷无证据证明2000年2月向孙震支付房款60000元的证据，故完全可以认定孙震与孙雷之间属于房屋互易合同关系。
孙雷答辩称，一、原重审一审审理程序合法。原重审一审审理过程中，孙震与孙雷均向重审一审法院提交了司法鉴定申请书，孙震要求鉴定的是案涉房屋现在的市场价值，而孙雷请求鉴定的是案涉房屋在2000年-2002年之间的房屋价值及租金价格，孙雷认为，如果案涉房屋在2000年-2002年的房屋价值及租金价格与孙雷支付给孙震的6万元款项价值向匹配，则应当视为双方权利义务均履行完毕。一审法院为了避免双方诉累，参考长春市房地产管理局于1999年10月21日发布的长物价[1999]171号《关于公布我市城区房屋租赁指导租金试行标准的通知》认定，案涉6万元款项的支付，应当视为孙雷就孙震代其交出房屋而支付的对价。孙雷认为一审法院程序合法并无不当。二、重审一审法院认定孙雷向孙震支付该房屋6万元对价的事实清楚，孙震无任何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互易关系，孙雷认为应当维持一审判决。(一)孙震一再歪曲证人证言，证人孙某1、孙某2在一审及重审一审两次出庭作证时，所陈述的内容均与孙震理解主张的截然不同。1、证人孙某1当庭明确陈述她所知道的、所陈述的内容均以本次庭审中庭审笔录记载为准。两次庭审中孙媛陈述其因当时兄弟姐妹感情尚好，孙媛自己仅向孙震妻子提议可以将房子帮孙雷上交，再由孙雷帮助其另行选购其他住房，但孙震妻子明确拒绝她的提议(孙震妻子自己也在庭审中多次表示其哭着拒绝了)孙某1明确说明：后来孙震上交房屋，孙震与孙雷是如何达成上交房屋的过程孙某1没有再参与，也并不知情。孙某1是在2015年通过孙震向孙某1陈述才得知，当时孙雷支付了6万元购买了该房屋，而孙震只承认收到2万，后在孙某1的对质下，孙震又改口承认是收到6万，但后来拿其中的4万买了新民胡同的房子。2、证人孙某2的证言明确说明，其了解的过程与孙某1一致，同时孙某2还亲耳听到几人的小妹妹孙婉对孙某2说；孙婉亲眼见到孙雷将存折交给了孙震，而不是孙震一直主张的存折是郭文萍给孙震的。孙震虽然向一审法院出具了孙婉的书面证言，但孙婉的书面证言明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该证言的真实性孙雷在庭审中已经明确提出了质证意见不再赘述。为此孙雷认为，孙某1的证言能够证明孙震所述互易关系的种种条件，孙媛从未听过，也从未代替孙雷或者母亲郭文萍向孙震转述过，为此孙某1的证言并不能为孙震作任何证明，反而能证明孙震收到了孙雷支付的6万元对价，并用其中的4万元购买了新民胡同房屋。而孙某2的证言除了和孙某1一样能证明整个事件始末以外，还能证明小妹孙婉亲眼见证了孙雷和孙震交易，并支付6万元对价的整个过程，三姐妹的证言反而是与孙雷所主张的事实经过一致，重审一审中对证人证言的理解客观、公平、正义，无任何不当。
(二)孙震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存在互易关系。1、孙震一直称是母亲郭文萍将存折交给其手中，并对其承诺了互易条件，但在重审一审法院庭审笔录孙某1证人证言明确记载，因郭文萍身患骨癌，行动不便，一直由孙某1在汽车厂家中照顾，孙震自认收到存折的时间2002年7月，孙某1从未见过孙震在孙某1家和母亲协商该房屋的事项，也没见过母亲交给过孙震存折，而该存折显示的更换存折的支行为二道区乐群街支行，正是孙震居住的地址，郭文萍不可能在行动不便的情况下从汽车厂到二道区乐群街银行开户存款，再交付给孙震。孙震作为主张互易关系存在方，在两年的诉讼过程中从未出示过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互易关系，互易条件从何而来，孙震均主张是已经去世的母亲所说，无从考证。孙震作为互易关系存在的积极事实主张方，未能完成其举证责任，重审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孙雷认为并无不当。
(三)、孙震在原一审、原二审、再审听证、省法院听证、再审庭审、重审一审6个审判过程中，经审判人员反复询问，均陈述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向孙雷主张过权利，且本案不符合任何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本案的诉讼时效已过。
(四)新民胡同房屋是孙震委托孙雷帮助购买的委托行为，双方在重审一审程序中证人孙某1、孙某2均亲耳听到孙震自己陈述收到了6万元，用其中4万买了新民胡同的房子。孙震一直利用该房屋的委托购买，牵强附会的把两个行为时间点相近的法律事实，在再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用自己的联想和编撰混淆视听。孙震收到6万元的事实无论在新民胡同房屋购买前，还是购买后，都是客观真实的，该房屋与本案审理事实无关。本案争议焦点应该在于孙震收到的6万元是否是孙震代替孙雷上交房屋的合理对价，重审一审法院根据长物价[1999]171号文件已经证明，当时的指导租金为299元每个月，据此孙雷相当于预先支付了200个月的市场价格的租金，或相当于预先支付了100个月，孙震主张的租金价格及其预付租金，明显不符市场交易习惯，有悖常理。综上所述，重审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应依法维持原判。
孙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孙雷给付孙震位置在前进大街22号邮电学校宿舍一栋3层307室家属楼面积为49.89平方米的房屋的现市场价值（具体数额以鉴定结论为准）；2.孙雷给付孙震房屋出租费用54,600.00元（具体数额以评估鉴定结论为准），（2000年5月1日起至2018年4月25日每月按600元计算，共191个月，扣除已付60000元）；3.诉讼费用及鉴定费由被告负担。
事实和理由：孙震与孙雷系兄弟关系，孙雷系吉林省邮电学院教师，有一套53平方米的邮电学院家属楼房屋。孙震通过孙雷也购买了一套49.89平方米的家属楼房屋（邮电学校）。
2000年2月孙雷在邮电学院第二次房改中分得一套房屋，但须交出第一次房改时的补差房53平方米的房屋。孙雷就通过母亲郭文萍及妹妹孙媛动员孙震夫妻把其名下的49.89平方米房屋交给邮电学院。条件是：再给孙震买一套同等地段和质量、不小于49.89平方米的房子；如买不到孙震认可的房子，就将孙雷的53平方米房子给孙震；在买到合适房之前，每月补偿孙震600.00元房租。孙震夫妻即将49.89平方米房屋交给孙雷，孙雷将此房上交邮电学院后，如愿分得大房。但孙雷除给付孙震部分房租外，并未给孙震购买房屋，致孙震诉讼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1999年2月19日，孙震购买案外人黄子杰房屋，地点位于吉林省邮电学校家属宿舍一栋三层307，建筑面积46㎡，约定，购房款41,000.00元，由于产权证暂未发到卖方手中，双方同意先预付卖方10,000.00元，待产权证交手后，买方再付剩余房款31,000.00元，在此期间买方可租赁居住。
1999年10月22日，黄子杰与孙震在房产登记部门签订《长春市房地产转让合同》，约定，黄子杰将位于朝阳区前进大街22号、建筑面积为48.46平方米混合结构的住宅以35,000.00元价格出售给孙震。黄子杰为孙震出具21,000.00元的收据，并将房屋交付孙震。孙震于1999年11月11日被登记为上述房屋的产权人，房屋所有权证登记该房屋建筑面积为49.89平方米。
二、2000年初，孙雷单位进行房改，需以两套小面积房屋换取大面积房屋一套，孙震代孙雷将上述房屋上交。
三、2001年10月8日，孙雷代孙震购买位于长春市南关区新民北胡同4-13号房屋一套，建筑面积为26.79平方米，《公有住房使用权有偿转让合同》约定，房屋成交价为36,000.00元。庭审中，孙震称孙雷此举并非受孙震委托，但因孙雷同时表示其经济能力仅能购买该处房屋，故孙震于2002年12月24日以37,000.00元的价格将该房买下。孙雷对孙震向其支付37,000.00元房款的事实不予认可，主张系孙震委托其代为购买该房屋。
四、2003年3月30日，孙震自母亲郭文萍存折中支取60,000.00元。该存折系当日以旧换新的存折，孙雷主张其于2000年2月即已将该笔60,000.00元存入旧存折。孙震自认其于2002年7月自母亲郭文萍处拿到上述存折。
五、孙震、孙雷妹妹孙媛、孙某2出庭作证。
孙媛陈述称：“我是原、被告的妹妹，原告是我二哥，被告是我三哥，1999年或2001年左右，我母亲说三哥单位房改，要求交回两套小房屋换一套大面积房屋，由于当时我三哥有一套小房屋是装修好并正在居住的，二哥有一套房屋是三哥给他买的，我考虑到单位收回房屋一定会另行安排其他房屋，故给我二嫂打电话，做她工作，动员她将房屋上交单位，再由我三哥为你挑选合适房屋，二嫂认为家庭经济困难，无法上交房屋，故我没有再做动员；此后，我就没有再参与双方的房屋沟通事宜；2015年我找到二哥，二哥告诉我，说我三哥只给他两万元，也没还给他合适的房屋，然后我就找到三哥，三哥说一次性打了6万元到母亲账户中，三哥说之所以没有直接打给二哥，是因为手中正好有母亲的存折，出于方便，同时表示，其是以6万元购买了前述房屋，之后我又找到二哥核实，他承认收到6万元，并用其中的4万元购买了新民胡同的房屋；我从未向原告承诺房屋上交后，由被告向其偿还同地段、同面积的房屋，如达不到要求，按每月600元向其支付房租；十五年之间原、被告双方都没有向我们提过房子的事情，双方交涉情况我们也不了解；2015年我组织双方调解的时候，原告想要房子不要钱，我表示，如果要房子的话，应当将房款返还，原告说因为母亲生病，所以也没有向我们提房子的事情。”
孙某2陈述称：“原告是我二哥，被告是我三哥，1999年被告为原告购买一套房屋，房款4.1万元，孙媛2015年5月回国，我将其接到我家居住，孙媛到原告家看望原告，回家后告诉我，原告自认收到被告房款2万元，但没有达到其要求，故孙媛找到被告核实及协商，被告表示已经支付购房款6万元，双方买卖合同成立并履行，原、被告均承认被告将六万元打到母亲存折中。后我妹妹孙婉到我家，聊天时，陈述其曾经亲眼见到被告将存折交付给原告，孙媛告诉我她后又向原告核实，原告承认收到房款6万元；2015年原告曾经多次到我家，希望我与孙媛组织原、被告进行调解，原告承认确实收到6万元，2016年正月十一，原告夫妻二人及其律师到我家找到孙媛，到房间内交谈，谈什么我不清楚；原、被告在15年中，一直和睦相处，从未提到过房子的事情。”
另查明，长春市物价局、长春市房地产管理局于1999年10月21日发布的长物价[1999]171号《关于公布我市城区房屋租赁指导租金试行标准的通知》文件载明，除城市规划区内一类地段（即朝阳区：从工农广场-
工农大路-新民广场-延安大路-湖西路-开运街-解放立交桥-安达街-西安桥-辽宁路-北安路-三角广场-新发路-人民大街-
工农广场范围内）外都为二类地段，二类地段住宅指导租金标准为每平方米6元/月。
一审本院认为，关于孙震、孙雷之间合同的性质。孙震主张双方系房屋互易合同关系，孙雷主张双方系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就各自的主张均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孙震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孙雷为其购买新民胡同房屋的行为确与本案纠纷有关，孙媛、孙某2的证言亦未能证实孙震、孙雷本人就案涉房屋作出互易抑或买卖的意思表示。
关于孙雷支付孙震60,000.00元的款项性质，根据“长物价[1999]171号”文件公布的租金标准可知，孙震代孙雷上交的案涉住宅房屋每月租金为299.34元（6元/月·平方米×49.89平方米），与孙震主张的600.00元差距较大，而60,000.00元相当于政府指导租金标准下200个月的房租，相当于孙震主张租金标准下100个月的房租，孙雷一次性向孙震支付房屋租金60,000.00元的行为，有悖常理，因此，该60,000.00元应当视为孙雷就孙震代为交出房屋而支付的对价。
孙震于1999年以41,000.00元价格购买案涉房屋，其虽主张2002年7月收取孙雷60,000.00元时，案涉房屋升值，但未能就此事实提供相应证据，故该项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因政府相关指导性文件可作为本案参照依据，为减少双方当事人非必要的损失，对孙震、孙雷的司法鉴定申请予以驳回。
综上，孙震主张其与孙雷存在房屋互易合同关系，并基此要求孙雷支付案涉房屋现值同时支付房屋租金的请求，证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一审判决：驳回孙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90.00元由孙震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孙震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2018年8月13日孙震向吉林省长春市国安公证处提出存款查询申请，国安公证处出具了存款查询函，然后孙震于当日到中国工商银行二道区支行长通分理处进行了查询，查询的开户名郭文萍、账号为×××，查询的结果为该账户的开户日期为2000年12月2日，开户当天存入5000元，证明：孙雷主张于2000年2月前就将6万元存入母亲郭文萍账户，不是事实，因该账户开户时期为2000年12月2日，且在开户当天就有5000元存入，与刚才孙雷代理人陈述该存折系孙雷为了存入6万元钱才特意开户，与事实完全不符，孙雷不能证明孙震于2000年2月替孙雷上交房屋时就向孙震支付了6万元购房款，那么孙雷辩称的双方是房屋买卖关系根本不是事实。
证据二，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下载的2002年至2012年的银行存款利率变动表，证明：根据2002年2月21日活期存款利率0.72×6万元÷12个月×5=180元，结合郭文萍存折，存折上载明的2002年7月1日利息金额为172.79元，可以推算出该6万元大约在2002年2月份之后存入的，而非孙雷所称的2000年2月之前。
孙雷对孙震提供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证据一已经法院核实，故对该界面截图和总行传输的路径数据的形成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的问题有异议，首先郭文萍该存折开介质的日期为2000年12月2日，开介质的网点号为2207，其与换折出显示的网点2217不是同一网点，同时孙震在庭审过程中多次陈述该存折交到其手中的确切时间，确切时间有三个时间点，2002年7月、2002年12月23日、2002年12月24日，同样作为孙雷对过去的时间节点记忆力有偏差也是人之常情，同时，孙雷在一审法院原一审庭审笔录及重审一审庭审笔录中均当庭表示交付存折的具体时间究竟是2002年的春节还是2001年的春节，由于时间过于久远记忆不是很清晰，但可以肯定的是，该存折的交付时间远早于2001年10月份，新民胡同房子购买之前。孙雷代理人孙晓亮在2018年9月17、18日两天分别在中国工商银行分行二道长通分理处出示了孙震提交的该组证据，经银行的工作人员解释，该组数据既然可以显现出开户的历史记录该户的全部交易记录均可在省行的数据储存系统中全部调取，而划款内的000005000004147并不能确定是50元还是5000元还是50000元，后面的4147也无法证明是什么意思，工作人员当即给省行拨打了电话，核实了该户的交易记录是否能够全部调取，省行回复如果显示该路径即可查取，同时第一段依然存在0000500000041475，如果如孙震核实的5后面截止三个0为止应当表示为存入了5000元，那么第一段5后面的六个0应当理解为5万元，而该记载的显示时间即为2001年12月22日，该5万元与孙震收到存折时就有6万元事实不相符，因此孙雷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存款的具体金额；
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及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结合郭文萍存折的照片可以明确得知，2002年7月1日利息为172.79元，税额为34.56元，而孙震所述的计算方式是错误的，该结息显示利息的计算时间段应为2002年7月1日至2003年3月30日，而不是孙震陈述的先前推算至2002年2月左右，结合孙震在庭审中自述，该存折至少在2002年12月23日或12月24日以及2002年7月，为此该存折在2003年3月30日换折时显示的存款余额为6万元，中间缺少的利息并未体现在该存折上，应当体现在原有的存折上，经孙震多次提取该6万元的利息后，而仅显示存折中尚存了6万元。为此，孙震想通过该利息推断6万元存入时间不能证明其目的。孙雷坚持认为该6万元的存入时间应当为2001年2月左右，肯定是至少在新民胡同房子购买前存入的。
孙震提供的证据一，因上面没有加盖银行的公章，为证明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依职权到中国工商银行二道支行及长通分理处进行了核实，长通分理处的行长及业务员针对证据一经与中国工商银行省行数据部门确认答复本院：证据一显示2000年12月2日为开户日期，开户当天存入金额为5000元，后面的4147为办理该业务的业务员工号，并能够确定2003年3月30日该存折中有6万元并于当天取出。孙震提供的证据二，欲证明案涉6万元大约在2002年2月份之后存入，而非孙雷所称的2000年2月之前存人。本案双方争议的是房屋买卖关系还是房屋互易关系，单凭6万元款项存入时间先后，不能确认案涉房屋的法律关系，故即使证据二真实，亦应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佐证及综合全案事实予以认定本案真实法律关系。
孙雷二审中没有提供新的及补充证据。
本院查明事实除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外，另查明，孙震、孙雷妹妹孙媛一审出庭证实：“孙震、孙雷是我两个哥哥，我三哥要交旧房房才能得到新屋，我通过母亲说到交房屋的事，我就和我二哥说把房子交出，然后再给他买一套，当时我二哥不同意，后期孙震未何把房屋交出我不清楚，后来他们没有提过此事，我也出国了。2015年5月份我回国，因为6月份我去看我二哥，他就和我提起了该房屋，我在二哥家走后，又去了三哥家，和三哥说起了此事，我三哥说这件事已经解决了，一次性给了我二哥六万元钱买的该房屋，我二哥说六万元打到我妈的账号上了，没有打到孙震账号上，我说当时不同意要房子为什么不提，我二哥说当时母亲病重就没提，起诉状提到的承诺，我没有说过也没承诺过，也没听说过。”。孙某2在一审法院出庭作证证明：“我姐（孙媛）去年回来听说房子的事没有解决，我也后吃惊。2013年母亲去世，关系处的很好，我二哥提到过确实收到我三哥支付的六万元钱购房款。”
本院认为，一、关于案涉房屋真实法律关系房屋互易还是买卖的问题。孙震、孙雷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各自主张。本次庭审中，虽然孙震提出孙雷并非2000年2月给付的案涉6万元，从其母亲的中国工商银行存折反映，该存折开户为2002年12月2日，孙雷不可能于2000年2月将6万元存入该存折内，孙雷陈述不符合事实，该款非购房款。但从一审重审庭审中，孙媛、孙某2（孙震、孙雷二人的妹妹）出庭证实的情况，能够证明案涉房屋孙雷以6万元购买，已履行，且孙震收到了6万元的事实。同时证明，双方在15年中一直和睦相处的事实。一审庭审中，孙媛、孙某2出庭作证，且系为孙震出庭作证，孙媛、孙某2一审庭审中及一审重审中出庭证明的事实基本吻合，虽然一审庭审中，孙媛证实开始确实劝过孙震替孙雷交出房屋，但因当时没有同意，后来就没有参与，该证明内容与一审重审庭审中证明内容不矛盾。且从孙媛、孙某2的证明内容中可知，2000年因孙雷单位房改，孙震替孙雷上交房屋之事，至2015年十五年内，双方均没有发生纠纷。综上，案涉6万元款项存入时间不能否定孙媛、孙某2出庭证实的事实。综合全案事实及证人证言等证据，本案应认定孙震、孙雷间系房屋买卖关系。
二、关于孙震上诉提出一审程序违法的问题。孙震要求鉴定的理由系为了使第一项诉求有可执行性即孙雷未按照当时约定及时返还房屋，房屋早已升值，所以只能按照现在的房屋价值要求返还。但该鉴定的前提必须为双方存在房屋互易法律关系，而根据一审法院庭审查明的事实，本案不存在上述事实，故鉴定没有实质意义，一审法院为减少当事人损失对孙震申请鉴定的请求未予准许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孙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65元由孙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苟穗宁
审判员 周立新
审判员 史绍红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李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