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8民初53634号
原告：李相国，男，1980年3月19日出生，现住址及户籍所在地河北省邯郸市。
被告：北京同城必应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东区7号楼4层W401。
法定代表人：薛鹏，首席执行官。
委托诉讼代理人：卜春雨，北京柏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超,男，北京同城必应科技有限公司行政总监。
原告李相国与被告北京同城必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城必应科技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相国、被告同城必应科技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卜春雨、刘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相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我不服京海劳人仲字[2017]第10950号仲裁裁决书起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确认2016年5月29日至2017年3月30日期间我与同城必应科技公司间存在劳动关系。事实和理由：我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同城必应科技公司的“闪送APP”，经注册、审核，前往公司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双井的办公场所进行考试后，同城必应科技公司向我发放了工牌。我于2016年5月29日起开始进行抢单、从事配送工作。在职期间，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我登录手机APP，自主决定上线时间，自主抢单，自行安排交通工具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闪送业务；每完成一单闪送业务，我可按照该单费用的80%计提收入，收入累计在APP个人账户内，可于每周一进行转账提取。2016年7月24日，我在进行闪送业务时发生交通事故受伤，我认为属于工伤，应享受工伤保险待遇。2017年3月31日，我开始为其他公司服务。因此我要求确认与同城必应科技公司间自2016年5月29日至2017年3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
同城必应科技公司辩称，我公司同意仲裁裁决结果，不同意李相国的诉讼请求。其一、我公司、客户、闪送员之间的法律关系应适用《合同法》中居间合同的相关规定进行调整。我公司创新性的设立了闪送平台，用以解决客户小件物品急送的需求与社会上闲散运力之间无法有效对接的矛盾。由客户在“闪送APP”上发布送货需求信息，由闪送员通过“闪送员APP”接收信息，并自主选择是否承接送货业务。一旦闪送员承接送货任务则在客户与闪送员之间形成了货物运送合同，合同双方通过闪送平台进行结算，我公司从每笔货物运送费用中收取相应的信息服务费。从整个交易流程及各方承担的权利义务考量，均符合《合同法》中居间合同相关条款的规定。其二、我公司与李相国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所应当具备的法律特征。李相国通过手机APP进行抢单并完成闪送任务，对其不限定在网期限、不考勤、不限定工作时间和地点、不到同城必应科技公司指定地点报到、没有完成任务的额度要求。李相国自主决定是否承接闪送任务、自主决定使用何种交通工具，闪送费用及信息服务费及时结清，并且闪送员从事的闪送任务也不是我公司的主营业务。我公司不向闪送员提供相应的劳动条件。双方之间不具备成立劳动关系的法定情形。其三、我公司已经为闪送员购买了商业保险，李相国发生的事故已经经由保险理赔。综上，我公司与李相国之间系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合作过程是间断性、偶然性的，不具有劳动关系所体现的连续性、必然性和从属性。请求法院驳回李相国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双方对以下事实无争议：
同城必应科技公司为“闪送”平台的运营方；李相国于2016年5月27日注册成为闪送员，自2016年5月29日起开始接单。李相国自行购买配送车辆,自置箱子，自行负担油费。
在运营模式上，双方确认闪送APP分为闪送员版和用户版两种版本。闪送员APP软件带有定位功能，闪送员选择“听单”模式时，同城必应科技公司即可知悉闪送员的位置。客户将送货需求发送至闪送平台，闪送平台根据距离和重量评定费用，客户也可以自主上浮费用，以上需求信息汇总至后台服务器，后台以发货人为中心将订单信息发送至周围闪送员；闪送员自行决定是否接单或抢单，闪送员抢单成功后，自行上门取件，配送至收件人处。平台会随机发送验证码至收件人，收件人把验证码给闪送员后，闪送员将其输入平台，一致无误后视为送达成功。每单80%收入分配至闪送员APP账户内，剩余20%平台留存。每周闪送员可以申请提款一次,由同城必应科技公司账户转入闪送员个人银行账户内。另闪送员收益中，每单扣除0.3元作为保险费用。
本案审理过程中，经询问，双方陈述：其一、对于薪资结构。双方确认李相国无底薪，一单一结算，另有接单奖励。同城必应科技公司称接单奖励是为了吸引客户和闪送员。其二、对于工作时间、工作量、在线时长、服务区域。李相国确认无工作量要求、无在线时长要求、无服务区域要求，其可自主安排工作、休息时间；自述如果在线时间超过一定时长，会有奖金。其三、对于送达时间。李相国自述公司对送达时间有要求，确认一般情况下不会超时，在安全驾驶的正常状态下可以按时送到，超时多发生在交通状况不好或天气不好的情况下；称超时会分情况处理，可能会罚款。其四、对于管理情况。李相国称，如果配送超时或者损坏、丢失物品会有惩罚，但本人并未发生过以上情况。其五、对于车辆安全及安全教育问题。结合双方陈述，闪送平台对闪送员的交通工具无强制要求、不审查驾驶员及车辆资质信息。其六、对于能否为其他平台工作。李相国自述在闪送工作期间，没有在其他同类平台工作；同城必应科技公司亦确认曾经提出过此类要求，但表示仅能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处理，但不同手机号码仍可注册多家互联网平台从事类似配送业务。
李相国2016年7月24日在进行闪送业务时发生交通事故。李相国自述当日下雨，在望京地铁站附近的直路上冲撞到道路护栏发生事故。
本案争议焦点集中于李相国与同城必应科技公司之间是否为劳动关系。
李相国主张双方间为劳动关系。李相国称2016年7月24日在进行闪送业务时发生交通事故，此后未再工作，双方劳动关系于2017年3月30日解除，次日开始为案外互联网平台从事配送工作。为证明双方间存在劳动关系，李相国提交以下证据：
1、工牌。正面张贴有李相国证件照，显示“姓名李相国；闪送员编号”，并有闪送官网网址、监督电话及闪送APP二维码。背面显示内容为对闪送员服务时的要求，包括：做好服务前的准备工作，如检查手机是否充电、车辆是否处于良好状态、工牌是否已经携带等；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精神饱满、衣着干净整洁，服务时注意言谈举止；接单后请马上致电寄件人，请说“您好，我是您的闪送员某某”并确认地址，之后立即出发；到达寄件人附近，请点击“我已就位”按钮；见到客户时请佩戴并出示工牌同时说“您好，我是您的闪送员某某，我来取件”，验明货物后向客户索要取件密码，验证后完成取件；取件后立即致电收件人，请说‘您好，我是您的闪送员某某’并确认地址，之后快速出发；见到客户时请佩戴并出示工牌同时说‘您好，我是您的闪送员某某，我来送件’，并向客户索要收件密码，验证后交接货物，完成送件；服务过程中出现问题请及时使用上报功能，遇到急需解决的问题可致电客服处理。
李相国称，2016年5月27日在双井金隅大厦公司培训地点接受了培训，培训结束后公司发放了工牌，配送过程中用以向客户证明闪送员的身份。经询，同城必应科技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主张并非“工牌”，仅为信息牌或身份识别卡，无考勤及门禁功能，仅用于客户识别闪送员的身份；认可李相国所述信息牌发放过程，信息牌是对个人进行过培训后由公司制作；主张信息牌背面内容是对如何使用APP的介绍。对于培训，同城必应科技公司称，培训是为了保证服务质量，因此在下载APP，注册成闪送员时进行培训，培训内容为如何操作APP，考试内容为软件操作及与客户交流。
2、银行明细。显示2016年6月13日至2016年7月25日期间，李相国每周一可收到一笔“代发劳务费”，上述期间共计七笔款项，金额在1189.2元至1717.2元间不等。2016年10月26日收到“代发补贴费”22575.26元。李相国称，日常闪送的收入都会存入APP账户内，可每周日在APP内申请提现，每周一支付报酬。另2016年10月26日的2万多元为保险理赔款。经询，同城必应科技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主张款项性质为合作收益，因银行备选的款项性质中并无该名目，因此以“代发劳务费”名义支付。同城必应科技公司称，只要闪送员完成闪送服务，每单收入会即时进入个人账户，每周个人可申请提现一次，公司无需审批；如果个人不申请提现，则款项会在账户内累计；提现无提取额度限制；但如果闪送员APP账户内留存金额少于300元时，公司不再向其推送订单。
3、理赔通知书。显示投保单位同城必应科技公司，被保险人李相国，保险产品名称为“友邦附加意外医药补偿A3款团体医疗保险——员工意外医药补偿医疗保障”，申请金额为23597.99元，扣除自费1022.73元，余额22575.26元100%赔付。李相国称，自己骑摩托撞到了护栏，并未报警；事故发生后，朋友代其在APP平台上进行了留言，客服要求拍照，因此在医院对伤情进行拍照后传给公司；自己曾对客户和公司客服进行了说明。此后，同城必应科技公司要求其自行联系保险公司，因此自行找保险公司进行了理赔，期间同城必应科技公司未向其出具过材料。经询，同城必应科技公司对此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可第一次理赔后保险公司理赔责任即告结束；称由于2016年11月22日公司更换了客服系统，此前信息无法查询，以致无法查询李相国的事故上报情况，但认可李相国是通过闪送平台完成订单时发生的事故。
4、诊断证明书、急诊车收费收据。显示：接诊时间2016年7月24日23:12，李相国自述22:40左右骑电动车撞到马路栏杆上，致伤右膝部，伤后自觉患处疼痛伴活动受限，为求诊治，呼叫救护车。经初步诊断为“1、右侧髌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2、右肘部、左大腿皮擦伤；3、右大腿软组织损伤”。李相国称，保险公司仅理赔事故起半年内的费用，此后的费用不予理赔，骨折取钢钉二次手术费用大约8000元无法报销。经询，同城必应科技公司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表示事故发生时公司并未接到通知、亦无员工到场。
5、闪送APP接单详情打印件。显示李相国自2016年5月29日16时许开始作为闪送员从事闪送配送工作，订单均为“抢单”。2016年7月24日，李相国抢单，从百子湾配送至城建N次方，订单处于“闪送中”状态。李相国称完成该订单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经询，同城必应科技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同城必应科技公司主张双方间为合作关系,并就此提交以下材料为证：
1、APP截屏。显示：（1）平台优势为“兼职闪送员，平均日收入200元，平均月收益6000元左右。①时间灵活，自由接单，工作区域不收限制；②接单结算，月入千元（个人报酬=物品重量+配送距离+奖金）；③31个服务城市，数千家商户，订单源源不断；④实时查看账户余额，自助提现功能；⑤24小时订单推送服务，订单预约，夜间单补助；⑥优秀闪送员奖励，不定期工服，背包，冷藏箱免费发放”。（2）报名流程为：扫描二维码下载闪送员APP——在APP里报名闪送员/上传证件资料——站点培训/获得证件后开始接单。（3）招募条件为：①年龄：男18岁至55岁，女18岁至45岁；②具有支持GPS功能的安卓手机；③有汽车、电动车或者摩托车优先；④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⑤有过快递、跑腿、鲜花、外卖配送经验者优先；⑥工作时需要随身携带能够放下A4纸大小文件的包，面试时需携带；⑦退伍军人、先进工作者及劳动模范等优先。此外，下方“加入我们”一栏，分别显示为“成为合作商户”、“成为闪送专员”、“成为公司员工”三类。经询，李相国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
2、合作协议。主要内容为：甲方（同城必应科技公司）向乙方（闪送员）提供取、送货服务的信息，乙方收到前述信息后为用户提供取、送货服务。
甲方应符合企业法人资质，乙方应在一定年龄范围内，且身体健康、衣着言谈举止符合要求，能够提供合法有效证件，使用合法、合规车辆，同时具备使用这些交通工具的资质。
双方的合作流程为：甲方接受用户信息后应通知乙方服务内容,包括取货地点、送货地点、距离、价格等相关信息；乙方收到上述信息后，应依据本协议提供取送服务。
合作服务中双方的权利义务：甲方应根据用户要求，合理调配取送任务；甲方有权利根据管理的需求及市场的变化增加、减少或变更对乙方提出的服务要求（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在其官网公布的《闪送员手册》中规定的服务流程、风险规避、事务处理、行为与规范、安全策略等各项服务要求，以及甲方在任意时间以其他任何书面、口头或其他形式对乙方提出的其他服务要求）。乙方的权利与义务：乙方应严格遵守甲方的服务要求，若违反，甲方有权根据服务要求中的相关规定处理，包括但不限于临时或永久禁闭乙方的系统帐户；乙方应根据甲方的服务要求完成取送服务，并有义务根据甲方的要求向用户推广甲方的服务与产品；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乙方不得与甲方有竞争关系或具有潜在竞争关系的公司或个人签署相同或类似的合作协议与合同；乙方不得擅自私下承接用户的订单。
关于收益分配与结算方式：甲方有权收取用户支付的取送服务的20%作为信息费；甲方有权根据市场的变化及竞争情况的改变合理调整对乙方收取的信息费。
关于违约责任：如在送货过程中因乙方原因造成丢失毁损，乙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如乙方充当用户或伙同用户通过下假单、毁损货物等恶意手段，非法牟取公司补贴、奖励或保价赔偿等，一经发现立即冻结乙方系统账户，乙方应立即返还以上款项并应赔偿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此外，还约定：双方确认，甲方及甲方的关联公司与乙方之间是商业合作关系，不存在劳动人事关系，不受劳动法律法规调整。甲乙之间不存在缴纳相关社会保险的义务，乙方在同甲方合作的过程中，由于患病或者工作期间负伤，乙方应自行承担相关责任，与甲方无涉。
同城必应科技公司称，在下载闪送APP后，会出现合作协议。合作协议只能选择同意或者不同意，不可修改。经询，李相国对证据真实性认可；认可下载APP后需要去培训，培训后需要在手机上进行考试，内容包含软件操作及与客户交流；主张在培训之前并未见过《合作协议》，但在培训之后正式抢单前见过。
3、团体保险合同。显示保险项目为友邦团体意外伤害保险（2014版）、友邦附加意外医药补偿A3款团体医疗保险，参保资格说明：团体指投保人全体成员的集合，团体为机关或企事业单位的，成员指该团体中身体健康、正常工作的在职员工。客户参保资格说明：客户公司指定的在公司互联网平台上注册并提供客户服务的人员。经询，李相国表示对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
4、招商银行说明及《招商银行批发银行业务申请协议确认书》。同城必应科技公司据此主张，招商银行批量代发业务中，仅能选择“工资、养老金、奖金、补贴、劳务费、奖学金、加班费、福利费、救济金、其他”，由于银行系统中并无“合作收益”选项，因此选择了最为贴近的“代发劳务费”为付款名目。经询，李相国表示对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
5、公证书。公证书公证内容为2017年11月1日下载手机应用“闪送员（版本6.6.8）”及闪送员注册过程。同城必应科技公司称，虽软件版本不同，但注册流程一致；公证书内容可以证明，仅有同意《合作协议》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注册；如不同意《合作协议》就直接退出无法进行下一步注册。当庭，同城必应科技公司再次演示闪送员的注册过程，显示下载点击APP后首先出现合作协议界面，点击同意《合作协议》后，事后再次登录和输入信息的过程中，页面仍提示有《合作协议》内容可随时点击查看。经询，李相国表示，注册闪送员的具体操作是朋友进行，当时有协议，但其并未看清，不了解具体内容，但认可只有点击同意《合作协议》后才能进行下一步注册；对当庭演示经过无异议。
6、李相国接单详情清单。同城必应科技公司主张，经统计，李相国2016年5月29日至2016年7月24日期间共计完成410单，平均每月超过200单；同期，2016年6月、7月，平台活跃闪送员人均接单134.3单、139.8单，因此，李相国的接单数远超过平台活跃闪送员的平均接单数，李相国的情况不具有代表性。经询，李相国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
李相国于2017年7月3日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同城必应科技公司间存在劳动关系。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后做出京海劳人仲字[2017]第10950号仲裁裁决书，以李相国自主抢单完成闪送业务、无固定工作场所，自行掌握工作时间，不接受同城必应科技公司的劳动分工及安排，同城必应科技公司未向李相国提供劳动条件，李相国取得的劳动报酬实质为相应服务费用分成为由，认定双方间不属于劳动关系，驳回李相国的仲裁申请。李相国不服该裁决结果，于法定期间内起诉至我院；同城必应科技公司未起诉。
本院认为，对于李相国与同城必应科技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一、同城必应科技公司辩称双方之间为平等主体之间的居间合同关系，该辩称意见能否成立。
依据《合同法》之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在居间合同关系中，居间人仅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为订约提供媒介服务，具体合同条款及内容系仍系委托人与相对人自行协商确定。而本案中，同城必应科技公司不仅通过闪送平台获取运输货物服务的需求信息，并向众多闪送员发送，而且规定了货物运输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包括服务标准、收费标准等，相关的条款并非由闪送员与客户协商制订。在居间合同关系中，居间人并不参与委托人与相对人之间合同的履行。而本案中，同城必应科技公司通过闪送平台分配闪送业务，监督闪送员货物运输之过程，并通过闪送平台向客户直接收取服务费用。虽然合同履行的收益在同城必应科技公司与闪送员之间分配，但分配比例由同城必应科技公司规定，收益提取方式、提取时间亦由同城必应科技公司规定。因此，事实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形成于同城必应科技公司与客户之间，且相关客户也相信是与闪送平台运营方——同城必应科技公司之间形成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而非与闪送员之间。闪送员的作用在于提供货物运输服务，使同城必应科技公司得以履行货物运输合同中运输货物之合同义务。
同城必应科技公司认为自己收取的只是信息服务费，类似于中介费，理由不能成立。虽然运送货物的需求信息通过闪送平台发布，但闪送平台的运营公司实际上组织了货物运送的整个过程，平台运营公司收取的费用虽然在每一单合同中比例并不高——只占20%，但平台的整个经营模式是通过大量提供货物运输服务来获取利润。因此本院认为，闪送平台的运营公司——同城必应科技公司并不是一家信息服务公司，而是一家从事货物运输业务经营的公司，其关于收取中介费的意见不能成立。
综上，同城必应科技公司关于与李相国之间属于居间合同关系的辩解不能成立。
二、同城必应科技公司主张与李相国之间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该辩称意见能否成立。
同城必应科技公司为此提交了《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明确约定，双方之间是商业合作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李相国虽称在注册闪送员过程中未注意到该《合作协议》，但通过庭审质证，其对注册过程中需要操作点击同意该《合作协议》的选项并未提出异议。因此本院认定李相国在注册成为闪送员时见到了该《合作协议》。
同城必应科技公司主张依据该《合作协议》，双方已明确约定属于商业合作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受劳动法调整。对此本院认为，基于劳动法之性质，当事人不可以协议约定的方式排除劳动法之适用。对于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应从涉案相关法律事实出发，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判断。若双方关系之性质指向劳动关系，则用人单位一方以格式条款形式作出的、排除劳动者主要权利的约定无效。
因此，同城必要科技公司依据该份《合作协议》，主张与李相国之间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依据不足。对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依据劳动法律之相关规定及劳动法之相关原理，结合涉案法律事实进行分析判断。
三、李相国与同城必应科技公司之间关系是否具有从属性之特征。
通常认为，从属性是劳动关系之本质特征。劳动者对于用人单位具有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用人单位一方具有强势和主导地位。目前，司法实践中认定劳动关系多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部发[2005]12号），该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该条文体现了对劳动关系从属性的判断路径。
本案中，同城必应科技公司与李相国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关系主体资格，同城必应科技公司在招聘闪送员时，对工作方式、工作特点、收入计算、奖励等进行了说明，对担任闪送员的条件作出了要求，该内容具有招聘信息之性质。同城必应科技公司对报名闪送员进行了培训，说明其对提供服务的人员在工作方面有一定的标准要求。
同城必应科技公司为李相国发放了工牌。该工牌具有身份识别功能，在李相国佩戴工牌进行服务时，其代表同城必应科技公司。在工牌背面详细列明了对闪送员服务流程的具体要求，说明同城必应科技公司对李相国的服务过程进行管理，要求李相国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进行服务。
李相国虽然可以自主决定是否接单，但其一旦接单，就需要按照同城必应科技公司规定的工作流程来完成服务。
以上充分说明李相国担任闪送员期间，与同城必应科技公司之间存在相当的人格从属性。
李相国自2016年5月29日担任闪送员，至同年7月25日期间，每周有规律地收到报酬，由于李相国工作时间相对稳定，其收取的报酬金额也相对稳定。本院注意到，根据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的李相国接单详情，李相国每天工作时间约在10小时左右。李相国称仅为闪送平台一家工作，同城必应科技公司也未提交李相国在其他单位工作之证据，并且同城必应科技公司亦在《合作协议》中明确要求闪送员不得同时为其他平台服务。因此，本院有理由相信，在该期间，李相国未从事其他工作，从事闪送员工作获取的报酬是李相国的主要劳动收入。李相国对同城必应科技公司在经济上的从属性亦十分明显。
前面已论述，同城必应科技公司是一家提供货物运输服务的公司，李相国提供的闪送服务是同城必应科技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
因此，李相国与同城必应科技公司之间的关系具有从属性之特征，符合劳部发[2005]12号文件之规定。
四、双方的关系具有灵活性的特征,是否影响劳动关系的认定。
但本院同时注意到，双方之关系与传统劳动关系有一定的区别，具有相对灵活性之特征。
正如同城必应科技公司所述，李相国自主决定是否接单，自主决定使用何种交通工具，无需考勤，同城必应科技公司不限制其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工作量，不向其提供劳动工具。以上互联网信息技术介入传统劳动供求关系后产生的新工作岗位所呈现之特征，是否能够阻却双方劳动关系之判定？本院认为不能。
其一，李相国可以自主决定是否接单，但只要其注册成为闪送员，并决定以此谋生，则其必须通过完成一定的工作量来挣取维持生活所需之收入，所以尽管从每一单闪送业务来看，李相国有接单或不接单之选择自主权，但从其整体工作来看，其并无更多的选择自主权。
其二，李相国可以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公司无需考勤。但从双方均认可的接单记录来看，李相国在担任闪送员期间，每日基本工作10小时左右(指接单时间起始点)，每周平均收入1400元左右。如果李相国要保持这样的收入水平，其对工作时间、工作量并无过宽的选择自主权。并且灵活安排工作时间的特点本身并不排斥劳动关系的存在，因为劳动关系项下本身有多种用工的工时形式，包括相对灵活的用工工时形式。
其三，李相国可以自主决定使用何种交通工具，同城必应科技公司并不向其提供劳动工具。但本院认为，在本案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互联网经济下新的用工模式中，所谓的交通工具并不是主要的生产资料，由闪送平台运营方——同城必应科技公司通过互联网技术所掌握的信息才是更为重要的生产资料，这些信息及信息技术手段，是李相国个人无法掌握的，同城必应科技公司恰借助其对相关信息及技术手段的掌控权，而在与李相国的用工关系中处于强势支配地位。
因此，本院认为，同城必应科技公司与李相国之间用工关系的灵活性特点，并不能掩盖其劳动关系之本质。
五、对李相国适用劳动法保护之必要性。
同城必应科技公司认为，已经为李相国投保了商业保险，并且保险公司已经理赔，己方已尽到义务。
但本院注意到，李相国通过同城必应科技公司投保的“员工意外医药补充医疗保险”，只获得了第一次手术的相关费用理赔，其后续二次手术费用无法获得赔偿，并且其在治疗期间的工资等相关待遇均未得到保障。在李相国为同城必应科技公司工作中受伤的情况下，同城必应科技公司仅提供商业保险，对李相国的救济显然是不够的。
同城必应科技公司从李相国提供的劳动中获益，则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企业之社会责任。若允许其低成本地用工，则其必然缺乏防范用工风险之主动性，对采取劳动安全保护措施的积极性必然不高，因此带来之社会问题必然增多。本案中同城必应科技公司对李相国使用的交通工具的安全性、驾驶员资质等均未严格审核,即可证明这一点。互联网企业不能因其采用了新的技术手段与新的经营方式而不承担本应由其承担的法律责任与社会责任。
不可否认，李相国在同城必应科技公司工作的时间及完成工作情况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在闪送平台注册的众多闪送员的工作情况与李相国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因此本院认定李相国与同城必应科技公司之间有劳动关系，并不代表所有注册的闪送员与同城必应科技公司之间均具有劳动关系。闪送员之间情况的不同可能会使同城必应科技公司面临管理上的困难，但作为运用新技术手段进行经营的公司，其完全可以运用信息技术优势实现合法的经营、管理，不能因为闪送员之间情形不同而一概否认劳动关系。
不可否认，目前同城必应科技公司与李相国之间的劳动关系，缺乏完全吻合的法定工时形式与其匹配，亦缺乏完全适应的社会保险制度。但本院认为，不能因为相关配套制度尚不完善而拒绝向劳动者提供基本权利之救济——如李相国要求确定劳动关系从而获得工伤保险待遇之基本权利。
综合以上各方面之分析判断，本院认为，李相国与同城必应科技公司之间自2016年5月29日起存在劳动关系。由于李相国受伤后同城必应科技公司并未支付相关待遇，而李相国一直在主张工伤待遇。因而本院确认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的时间以李相国开始为其他单位工作的时间为准，即2017年3月30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确认李相国与北京同城必应科技有限公司自2016年5月29日至2017年3月30日止存在劳动关系。
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北京同城必应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张 弓
审判员 王继延
审判员 蔡 笑
二〇一八年六月六日
书记员 常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