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湛开法民二初字第10号
原告：湛江福助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湛江市。
法定代表人：周福助，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黄夏，广东君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湛江海洋水产联合总公司。住所地：湛江霞山区。
法定代表人：黄建忠，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董丽娜，广东承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湛江福助建材有限公司（下称福助公司）诉被告湛江海洋水产联合总公司（下称海洋总公司）、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水产公司（下称开发区水产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2月9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何昭峰、代理审判员秦舒颖和人民陪审员杨飞云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审判员何昭峰担任审判长，书记员陈宇担任记录。审理过程中，原告福助公司向本院申请撤回对被告开发区水产公司的起诉，本院依法裁定准许。2015年1月16日、2月3日，本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福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夏及被告海洋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董丽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福助公司诉称：被告海洋总公司（原湛江市霞山区水产总公司）因经营和建设湛江市海滨大道南综合办公楼急需资金，于1991年12月向原告福助公司借款。原告福助公司于1991年12月26日委托湛江市外汇管理局从其中国银行湛江分行账户内将1800000美元汇给被告海洋总公司。按汇款当日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1：5.4114计算，该1800000美元折合人民币9740520元。1992年4月20日，被告海洋总公司向原告福助公司出具人民币9740520元的《收款收据》。上述借款事实，有中国银行湛江分行的《收帐通知》、原告福助公司的汇款存根、被告海洋总公司的《收款收据》和会计账册等予以证实。被告海洋总公司收到上述借款后部分转借给了其下属企业开发区水产公司（原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岸资源开发公司）用于建设综合办公楼。此后，原告福助公司因经营急需资金，要求被告海洋总公司还款，被告海洋总公司均以资金紧缺、经济困难为由一再拖延。1994年7月20日，原告福助公司与被告海洋总公司对上述借款的利息进行核算，共同确认截至1994年6月30日止的利息为2064700元。1994年7月31日，原告福助公司向被告海洋总公司发函通告上述利息核算结果。1995年6月30日，被告海洋总公司发函给原告福助公司，将开发区水产公司拖欠被告海洋总公司的债务5131770元转挂原告福助公司，要求作调账处理。2000年12月20日，开发区水产公司向原告福助公司出具《还款承诺书》，确认拖欠原告福助公司3844400元和截至2000年12月底的利息共计400多万元，并承诺分期还款。
被告海洋总公司借用原告福助公司人民币9740520元，并向原告出具《收款收据》，事实上是借款关系。被告海洋总公司、开发区水产公司也确认该事实。原告福助公司一直不停向被告海洋总公司、开发区水产公司追讨借款本息，要求其分期偿还债务。被告海洋总公司、开发区水产公司多次表示暂无偿还能力，承诺待开发区水产公司破产清算还债处理土地和房产时一并偿还。现开发区水产公司已申请破产，其土地和房产仍未作处理。为此，原告福助公司诉请判令：1、被告海洋总公司归还借款人民币9740520元和支付利息人民币2064700元给原告福助公司；2、被告海洋总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福助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了如下证据：
1、支票存根、中国银行湛江分行收帐通知、收款收据会计入账联、会计账页，证明原告福助公司与被告海洋总公司存在人民币9740520元的借款事实；
2、1995年6月30日的函件，证明被告海洋总公司将其中借给开发区水产公司的人民币5413177元债务转挂原告福助公司；
3、1995年6月30日的记账凭证、还款承诺书、2001年4月30日的债务催收通知书，证明开发区水产公司因被告海洋总公司的转债拖欠原告福助公司债务；
4、1994年7月31日的函件、海洋水产总公司借款利息，证明被告海洋总公司欠原告福助公司1991年12月28日至1994年6月30日的借款利息共计人民币2064700元；
5、（2002）霞经初字第62号、第24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开发区水产公司确认被告海洋总公司转挂原告福助公司的债务；
6、1991年12月31日的记账凭证、中国银行湛江分行收入传票、银行汇票存根、收款收据交款人联，证明原告福助公司账户自有1800000美元，被告海洋总公司借到原告福助公司人民币9740520元；
7、2002年12月31日的债务催收通知书，证明原告福助公司向被告海洋总公司催收债务；
8、要求参加执行财产分配的请求书、参与企业破产财产分配申请书，证明原告福助公司对开发区水产公司的债务主张权利；
9、2012年3月23日的函件、债权申报书，证明被告海洋总公司对所欠原告福助公司的债务重新确认。
被告海洋总公司辩称：原告福助公司于1991年6月19日成立，因台方未实际投入资金直至1999年3月17日尚处于筹建阶段，于2001年9月12日因连续两年不按规定办理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原告福助公司已于1999年全部解散行政领导班子，其目前没有可以决议提起诉讼的权力机构。而原告福助公司现在唯一可以联系得到的股东开发区水产公司也未授权其提起诉讼。因此，原告福助公司在《民事起诉书》上加盖的公章并非合法人员持有的公章，其提起本案诉讼没有授权，属于虚假诉讼，不合法。
原告福助公司所称的借贷关系不符合事实。首先，被告海洋总公司没有向原告福助公司借款1800000美元，也没有再转借给开发区水产公司，更没有就1800000美元借款与原告福助公司核算利息。原告福助公司提交的证据中唯一与其诉请金额相符的只有《收款收据》，但此《收款收据》未显示该款项系借款。除此之外，其他证据所载的金额均与原告福助公司的诉请不符。故此，原告福助公司主张的上述事实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次，原告起诉所称的“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年3月12日以原告福助公司系直接借款给被告海洋总公司为由撤销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不属实，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湛中法民再字第5号、第6号《民事判决书》已清楚显示了撤销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判决的理由并非如此。再次，原告福助公司自1999年以后已处于不经营状态，没有与被告海洋总公司、开发区水产公司在同一办公楼办公，故其称一直向被告海洋总公司、开发区水产公司追偿不客观。
原告福助公司自2001年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就处于不经营及全体工作人员解散的状态，从未向被告海洋总公司主张过债权。现原告福助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明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应当驳回原告福助公司的起诉。
被告海洋总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了如下证据：
1、原告福助公司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证明原告福助公司系合资企业，于1991年6月19日成立，因连续两年不按规定办理年检于2001年9月12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其法定代表人是周福助，其中一个股东是开发区水产公司；
2、原告福助公司董事会及经营管理机构人员名单、法定代表人登记表、负责人身份证明书、负责人身份登记表、关于张忠魁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证明1987年至1995年，朱家文任原告福助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期间同时担任被告海洋总公司的总经理、开发区水产公司的厂长；1998年，朱家文再次任原告福助公司副董事长，期间同时担任开发区水产公司经理；
3、外商投资企业变更登记申请书及登记表、原告福助公司董事会决议，证明原告福助公司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于1997年6月16日由朱家文变更为陈土兴，于1998年5月5日由陈土兴又变更为朱家文；陈土兴任职原告福助公司副董事长之前任被告海洋总公司副经理；陈土兴在原告福助公司的任职已于2000年任期届满；
4、原告福助公司章程及合资经营合同，证明董事会是原告福助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其总经理的任期为三年；
5、联合年检报告书，证明因台方未投入资金，原告福助公司直至1999年3月17日尚处于筹建状态；
6、（2012）湛中法民再字第5号、第6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福助公司与被告海洋总公司没有借贷关系，其起诉开发区水产公司已经法院判决不成立；
7、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证明朱家文与陈土兴于2009年11月3日注册成立了一个与原告福助公司相同名称的有限责任公司。
经审理查明：1991年12月26日，原告福助公司将1800000美元（按当日汇率1：5.4114折合人民币9740520元）汇入被告海洋总公司（原湛江市霞山区水产总公司）开立在中国银行湛江分行的账户内。同年12月31日，被告海洋总公司将上述收入入账，会计账页的“摘要”栏内容为“26／12福助公司汇入美元180万元正，按当天牌价1：5.4114折人民币”。1992年4月20日，被告海洋总公司出具《收款收据》，内容为“今收到湛江福助建材有限公司交来往来款项人民币9740520元”，“备注”栏注明“补91年12月份单据”、“180万美元按1：5.4114”。1994年7月31日，原告福助公司出具函件及附件《海洋水产总公司借款利息》，内容为“水产总公司：贵司自91年12月28日以来，共向福助建材有限公司借款四笔（金额见附表）。借款利息共计人民币2064700.11元，计息时间至94年6月30日止”。附件《海洋水产总公司借款利息》中第一笔借款的金额为人民币9740520元。上述函件及附件上均加盖了被告海洋总公司的公章及财务专用章，且在被告海洋总公司的公章处重叠盖有“此件与原件相符”的印章。
另查明：1995年6月30日，被告海洋总公司向原告福助公司出具函件，内容为：将开发区水产公司（原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岸资源开发公司）尚欠被告海洋总公司的人民币5413177.52元的债务转挂贵司，请作调账处理。2012年3月23日，被告海洋总公司再次向原告福助公司出具函件，内容为：现根据实际情况将1995年6月30日18号凭证调账将应收开发区水产公司人民币5413177.52元转冲应付贵司、由贵司向开发区水产公司收款的该笔账调整回来。请贵司调账处理。
原告福助公司于2002年12月31日向被告海洋总公司发出《债务催收通知书》，内容为：到2002年12月31日止，您（单位）仍欠我司债务本金人民币482781.51元及利息人民币716085元。上述债务，请您单位立即履行还款义务。被告海洋总公司在该《债务催收通知书》的“债务人声明”处盖章，确认已于2003年3月3日签收。
再查明：原告福助公司成立于1991年6月19日，系台港澳与境内合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因连续两年不按规定办理年检于2001年9月12日被吊销营业执照。1991年6月至1997年6月，朱家文任原告福助公司副董事长。期间，朱家文同时兼任被告海洋总公司总经理，直至1995年10月被免职。
以上事实，有支票存根、中国银行湛江分行收帐通知、收款收据会计入账联、会计账页、1995年6月30日的函件、1994年7月31日的函件、海洋水产总公司借款利息、收款收据交款人联、2002年12月31日的债务催收通知书、2012年3月23日的函件、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董事会及经营管理机构人员名单、负责人身份证明书、负责人身份登记表、关于张忠魁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外商投资企业变更登记申请书及登记表及当事人陈述等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属于企业借贷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福助公司的起诉是否合法；2、原告福助公司与被告海洋总公司是否构成借贷法律关系。
关于原告福助公司的起诉是否合法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后，其民事诉讼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法经（2000）24号函］的规定，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只是政府部门做出的一种行政处罚，并不能导致企业法人资格的消灭。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至注销登记前，应视为法人资格存续，其经营活动虽然受限，但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据此，本案原告福助公司虽然于2001年9月12日被吊销了营业执照，但尚未办理注销登记，仍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活动，依法主张权利和承担义务。另外，本案《民事起诉书》及相关起诉材料均加盖了原告福助公司的有效公章，符合企业法人起诉的形式要件。因此，原告福助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关于原告福助公司与被告海洋总公司是否构成借贷法律关系的问题。合法有效的借贷法律关系，必须同时具备借贷双方形成借贷合意、交付借贷款项等要件。从原告福助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1995年6月30日的函件及《记账凭证》、《还款承诺书》、2001年4月30日的《债务催收通知书》、2012年3月23日的函件等证据中所记载的款项金额均与其起诉所主张的债权金额不一致，且原告福助公司又不能举证证明上述证据中所记载的款项与其起诉主张的债权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支票存根、《中国银行湛江分行收帐通知》、《收款收据》、会计账页等证据中所记载的款项金额虽与原告福助公司起诉所主张的债权金额相符，但记载的性质为“往来款项”或未记载款项的性质，故仅能证明原告福助公司向被告海洋总公司交付了1800000美元，而不能证明该款项的性质系借款。本案证据中记载的金额既与涉案款项一致又明确了款项性质为借款的，只有原告福助公司于1994年7月31日单方出具的函件及附件《海洋水产总公司借款利息》。该函件及附件虽然加盖了被告海洋总公司的公章及财务专用章，但盖章处并无任何文字说明，且被告海洋总公司的公章处又重叠盖有“此件与原件相符”的印章。况且，时任原告福助公司副董事长的朱家文同时也兼任被告海洋总公司的总经理，其对被告海洋总公司的印章具有管理和使用上的便利。因此，单凭该函件及附件上盖有被告海洋总公司的公章及财务专用章，不能认定被告海洋总公司对函件及附件内容的承认。综上，原告福助公司提供的证据虽然能够证明其于1991年12月26日向被告海洋总公司汇款1800000美元，但不能证明其与被告海洋总公司就该款项形成了借贷合意，且被告海洋总公司对原告福助公司主张的借款事实亦不予承认，故应认定双方不构成借贷法律关系。另外，根据2002年12月31日的《债务催收通知书》显示，原告福助公司与被告海洋总公司共同确认截至2002年12月31日，被告海洋总公司拖欠原告福助公司的债务本金为人民币482781.51元、利息为人民币716085元。该债务金额与原告福助公司起诉主张的债权金额不符，且无法确定该债务的性质是否为借款。故此，原告福助公司诉请被告海洋总公司归还借款人民币9740520元和支付利息人民币2064700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后，其民事诉讼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湛江福助建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92631元，由原告湛江福助建材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和上诉法院的要求提出副本4份，上诉于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何昭峰
代理审判员 秦舒颖
人民陪审员 杨飞云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陈 宇
附：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后，其民事诉讼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后，其民事诉讼地位如何确定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照国家工商行政法规对违法的企业法人作出的一种行政处罚。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应当依法进行清算，清算程序结束并办理工商注销登记后，该企业法人才归于消灭。因此，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至被注销登记前，该企业法人仍应视为存续，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活动。如果该企业法人组成人员下落不明，无法通知参加诉讼，债权人以被吊销营业执照企业的开办单位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也应予以准许。该开办单位对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如果不存在投资不足或者转移资产逃避债务情形的，仅应作为企业清算人参加诉讼，承担清算责任。你院请示中涉及的问题，可以参照上述精神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