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密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鲁0785行初91号
原告付希英。
被告高密市朝阳街道办事处。
被告高密市公安局。
原告付希英诉被告高密市朝阳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朝阳街办）、高密市公安局（以下简称公安局）限制人身自由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2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付希英及委托人王雪到庭，被告朝阳街办负责人任爱娜到庭，委托代理人张淑美、郭经福到庭，公安局负责人苏忠杰及委托代理人窦茂林及张一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付希英诉称，2016年10月25日,原告在北京市饭馆吃饭，被高密市朝阳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围堵，非法限制住人身自由，送上一辆陌生车辆，此车辆直接行驶到高密市孚日派出所，高密市孚日派出所民警未出示传唤证或其他合法证件，立即将原告扣押在派出所内，身份证和手机一同被扣押，身份证至今未返还，在扣押期间未将扣押的原因和处所通知原告家属。高密市朝阳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越权、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造成原告放在旅馆的财物丢失；高密市朝阳街道派出所未通过合法程序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非法扣押身份证。被告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被告知法犯法、滥用职权，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请求人民法院：1、依法确认第一被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违法行为成立，第二被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非法扣押身份证的违法行为成立。２、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误工费、财物损失、精神损失、名誉损失等费用，共计42000元整。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录音光盘两个及中国移动通信客户通信详单，用以证明因被限制人身自由向相关部门投诉过。
被告朝阳街办辩称，一、答辩人没有非法限制原告的人身自由。2016年10月25日,答辩人的工作人员在北京出差，获悉原告和他人一同到北京上访，因怀疑其非访，答辩人的工作人员找到原告后，要求原告回高密协商解决上访事宜，一开始原告不同意，后经答辩人的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做原告的工作，她同意回高密协商。答辩人的工作人员为其安排车辆，当天回到高密。整个过程没有非法限制原告人身自由的行为。二、原告要求答辩人赔偿损失理由不当，且无有效证据。首先，答辩人没有非法限制原告人身自由；其次，原告要求赔偿误工费、财物损失、精神损失、名誉损失等诉请，无相关证据支持。综上理由，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朝阳街办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被告公安局辩称：一、被告将原告依法传唤到案接受调查，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规定，需要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本案中，我局孚日派出所办案民警经该负责人批准，对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付希英使用传唤证将其依法传唤接受调查，符合该规定。二、被告将原告依法传唤到案接受调查，程序合法。2016年10月25日16时20分许，朝阳街办工作人员王德仁报案称，其从朝阳街办在京工作人员获知，单际芬及付希英因占地补偿一事到北京上访，期间二人还到天安门附近地区上访，扰乱了该地区的秩序，现二人正被工作人员安排车辆送回高密途中，要求处理。接到报警后，依法受理该案。接受案件后，民警立即进行调查取证，对报案人进行询问。经孚日派出所负责人审批，依法制作传唤证。当日18时10分，付希英、单际芬被送往孚日派出所，办案民警出示警察证和传唤证依法将二人传唤到孚日派出所办案区进行调查。在询问过程中，民警依法告知其享有的权利及义务。询问结束后，二人于2016年10月26日0时35分离开公安机关。三、被告依法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合法。我局孚日派出所依法受理案件后，通过调查得知，单际芬和付希英二人在北京上访期间，未到天安门附近地区和中南海附近进行非访，不存在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事实。2016年11月23日，我局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依法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并于11月25日将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送达给付希英和单际芬。四、对原告提出的有关问题的答复。1、原告提出公安机关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在扣押期间未将扣押的原因及处所通知其家属的问题。被公安机关传唤后，原告和单际芬二人拒绝在传唤证上签字。办案民警依法先后分别对二人进行了询问。在询问过程中，民警依法告知了其享有的权利和义务、传唤的原因、到达的处所、期限、实施的公安机关。在通知家属方面，由于单际芬和付希英二人到达孚日派出所前，单际芬的女儿付晓华（付希英的亲侄女）等人早已接到单际芬和付希英的通知到达孚日派出所内，孚日派出所工作人员也当面告知付晓华该二人被传唤的原因、到达的处所、期限、实施的公安机关。不存在原告付希英提出的未将其被传唤的原因、到达的处所通知家属的情形。民警在对二人进行询问时，单际芬如实陈述了自己去北京上访的目的和行程，以及被朝阳街道工作人员安排送回高密的经过，但付希英拒不配合民警的询问。询问结束后，付希英、单际芬拒绝在询问笔录上签字、按指印。该二人于2016年10月26日0时35分离开公安机关。我局孚日派出所的上述做法并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关于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公安机关传唤应当及时询问查证，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的规定，不存在公安机关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的问题。2、原告付希英提出公安机关非法扣押其手机和居民身份证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对与案件有关的需要作为证据使用的物品可以扣押。对与案件无关的物品，不得扣押。《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查获或者到案的违法嫌疑人应当进行安全检查；第九十五条规定，实施扣押等证据保全措施时，应当会同当事人查点清楚，制作并当场交付证据保全决定书。原告付希英被传唤到案后，在进入我局孚日派出所办案区前，为确保安全，需要对其进行人身安全检查。因其随身携带的手机和居民身份证与公安机关调查的案件无关，公安机关并未采取扣押措施，只是暂时保管，工作人员将其二人的居民身份证暂存用以核对其真实身份。10月26日单际芬和付希英到孚日派出所取回暂存的居民身份证时，因管理暂存二人身份证的工作人员外出，孚日派出所工作人员告知二人第二天来取，但此后单际芬和付希英再也未到孚日派出所取回居民身份证。11月25日孚日派出所在给单际芬和付希英送达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时，将二人居民身份证交给了本人。原告称公安机关非法扣押其手机和居民身份证与本案客观事实不符。综上所述，我局孚日派出所依据受理治安案件、对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单际芬和付希英依法进行传唤并询问、依法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付希英的诉讼请求。
被告公安局提交了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
1、受案登记表
2、受案回执
3、传唤证（单际芬）
4、传唤证（付希英）
5、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单际芬）
6、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付希英）
1-6号证据证明被告履行职责程序合法；
7、询问笔录（王德仁）
8、询问笔录（王儒斌）
9、询问笔录（单际芬）
10、询问笔录（付希英）
7-10号证据证明原告违法的事实证据；
11、终止案件调查审批表（单际芬）
12、终止案件调查审批表（付希英）
13、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单际芬）
14、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付希英）
15、送达回证（单际芬）
16、送达回证（付希英）
17、送达回证（王德仁）
11-17号证据证明被告履行职责程序合法；
18、到案经过，证明原告到案经过
19、户籍证明（单际芬）
20、户籍证明（付希英）
19-20号证据证明其户籍身份；
21、视频录像，证明被告履行职责程序合法；
22、前科查询记录，证明有无违法犯罪记录。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公安局提交4号证据传唤证存在异议，该传唤证未填写时间且是先到派出所后出示该证；对8号王儒斌的询问笔录，原告认为其作为朝阳街办工作人员，违反《信访条例》第三条，其是故意打击报复原告；对10号证据付希英的询问笔录，只是因为公安机关未告知其违法行为的时间、地点，所以原告无法配合调查，只能“无语”。针对原告的异议，公安局反驳称，因原告拒绝在传唤证上签字，根据相关规定，由两名办案民警注明到案时间及离开时间即可；本案中王儒斌系证人，公案对其调查符合规定；询问笔录因原告拒绝配合调查，故由两名办案民警注明。对原告提交的光盘及通话详单，朝阳街办及公安局认为该光盘未整理成书面文字无法反映其主张的事实，同时通话详单亦无法证明是为何事进行的通话。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对被告公安局提供的证据认为：1-22号证据来源合法，可以作为证明公安局作出的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以上证据均认定为有效证据。对原告提交的两份光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提供原始载体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印件；（二）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和证明对象等；（三）声音资料应当附有该声音内容的文字记录。”的规定，原告该两份光盘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对移动通话详单，无法证明限制人身自由行为的存在。
通过对以上证据的认定和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可以确认以下事实：原告付希英系高密市朝阳街道王家响疃社区居民。2016年10月24日付希英与单际芬一起到北京上访反映征地问题，并到农业部信访办和组织部信访办递交相关材料。10月25日上午付希英被朝阳街办工作人员在北京某一饭店中找到后，11时左右朝阳街办工作人员为其安排车辆将其送回高密。10月25日16时20分，朝阳街办工作人员王德仁报警称，2016年10月24日，单际芬与付希英因占地补偿一事到北京上访，二人还到天安门地区上访，扰乱该地区秩序，要求处理，孚日派出所依法受理该案并制作询问笔录。2016年10月25日18时10分，付希英到达高密并被传唤至公安局孚日派出所。孚日派出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制作传唤证，而付希英拒绝在传唤证上签字，由两名干警在传唤证上注明到达时间为2016年10月25日18时10分和离开的时间为2016年10月26日0里35分。孚日派出所将传唤付希英及单际芬二人的原因、处所、期限及实施机关均告知了单际芬的女儿付晓华也是付希英亲侄女。公安机关在对付希英人身安全检查时，将付希英的手机和身份证暂时保管。2016年10月26日，付希英到孚日派出所取身份证，保管身份证的工作人员外出，后再未来取回，至11月25日，孚日派出所送达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时将身份证一同交给付希英本人。付希英认为这系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及扣押财产，故提起本次诉讼。
本院认为，1、所谓限制人身自由是指采取拘留、禁闭或者其他强制手段，剥夺或者限制他人按照自己意志支配自己身体活动的自由的行为。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朝阳街道工作人员安排的车辆将其接走及接走后是否对其进行了采取拘留、禁闭或者其他强制手段，剥夺或者限制原告按照自己意志支配自己身体活动的自由的行为。高密市公安局接到报警后，依法受案登记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需要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对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公安机关应当将传唤的原因和依据告知被传唤人。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人，可以强制传唤。”的规定，将付希英传唤至孚日派出所接受调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公安机关传唤后应当及时询问查证，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情况复杂，依照本法规定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将传唤的原因和处所通知被传唤人家属。”的规定，从10月25日18时10分至26日0时25分，并未超出询问查证8小时的限制；同时孚日派出所将传唤的原因、场所等告知了其亲侄女。故孚日派出所的调查询问依法进行，不存在限制人身自由问题。2、关于原告诉称的非法扣押身份证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九条“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对与案件有关的需要作为证据的物品，可以扣押；对被侵害人或者善意第三人合法占有的财产，不得扣押，应当予以登记。对与案件无关的物品，不得扣押。对扣押的物品，应当会同在场见证人和被扣押物品持有人查点清楚，当场开列清单一式二份，由调查人员、见证人和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一份交给持有人，另一份附卷备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五条“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出示执法证件，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一）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需要查明身份的；（二）依法实施现场管制时，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三）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突发事件时，需要查明现场有关人员身份的；（四）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港口、码头、机场或者在重大活动期间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场所，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五）法律规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拒绝人民警察查验居民身份证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分别不同情形，采取措施予以处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扣押居民身份证。但是，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执行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情形除外。”的规定，被告公安局接到报警后，为了查明付希英的身份情况，查验其居民身份证，后因其工作人员外出，在付希英取身份证时未立即取到，后付希英未再到孚日派出所领取，直至11月25日公安局将其送至付希英手中。因为身份证只是证明其身份情况，并不是作为证明案件的证据，所以无需扣押，故原告认为公安局保管行为系扣押是错误的。3、关于原告诉称的相关赔偿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存在违法时才会有赔偿，而本案中，朝阳街办及公安局无违法行为的存在，故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付希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郝凤香
人民陪审员 李 瑶
人民陪审员 鹿培记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邢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