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射商再初字第0006号
原告蒯向阳，个体。
委托代理人张锦忠，江苏黄海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汤海昌，个体。
委托代理人丁雨尧，江苏公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射阳县盛捷达探伤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射阳县合德镇人民东路加油站东侧。
法定代表人袁世祥，总经理。
被告李纯健，个体。
第三人沈加新，个体。
委托代理人唐朝，江苏经法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蒯向阳与被告汤海昌、射阳县盛捷达探伤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盛捷达公司”）、李纯健、第三人沈加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09年9月18日作出（2008）射民二初字第0544号民事判决，蒯向阳不服该判决向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2月1日作出（2010）盐商终字第009号民事判决，维持本院一审判决，驳回蒯向阳上诉。蒯向阳不服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盐商终字第009号判决，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24日作出（2012）苏商再提字第0012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盐商终字第009号民事判决及射阳县人民法院（2008）射民二初字第0544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重审过程中，依原告蒯向阳的申请，本院依法追加沈加新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原告蒯向阳及其委托代理人张锦忠、被告汤海昌的委托代理人丁雨尧、第三人沈加新的委托代理人唐朝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李纯健、盛捷达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依法作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8年7月21日，原告蒯向阳起诉至本院称，其与汤海昌于2005年6月20日签订的出资转让协议书系受汤海昌欺骗所签，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为无效。请求判令汤海昌、盛捷达公司、李纯健返还蒯向阳在盛捷达公司的40%的股权。
被告汤海昌辩称：原告蒯向阳向我转让股权，双方已自愿签订协议，并经工商管理部门登记变更，价款亦已全部履行，股权转让合法有效。“协议”中“20万元”价款与实际约定并履行的50万元不符，系因按工商部门建议为登记便利，以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40%比例书写所致，至于“转让人”和“受让人”签名颠倒，则纯属笔误，诸此均不影响股权转让效力，原告诉讼请求缺乏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
本院原一审查明，蒯向阳与汤海昌系朋友关系。2002年3月，汤海昌、李纯健与汪宏富分别以40%、20%、40%的股权比例，经营盛捷达公司，注册资金为50万元，汤海昌为董事长。因汪宏富与汤海昌有矛盾，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汪宏富将其20万元出资取得的盛捷达公司40%股权转让给蒯向阳所有，并于2005年3月24日及同年5月25日，6月18日先后与蒯向阳签订“股权转让意向书”“股权转让约定书”、“出资转让协议书”。其中，“股权转让意向书”、“股权转让约定书”载明股权转让价款为50万元，6月10日前一次性付清以及违约责任等条款，“出资转让协议书”注明：转让人将其在盛捷达公司所持的20万元出资以20万元价格转让给受让人，受让人于2005年6月18日前用人民币一次性向转让人支付转让出资款，“转让出资”的所有权利义务同时转让给受让人，受让人享有及承担转让人对“转让出资”所享有的全部权利及义务。2005年3月24日至6月18日期间，蒯向阳给付汪宏富定金、股权转让款等共50万元，其中48万元系向盛捷达公司所借。蒯向阳并且告知汤海昌股权转让价款为50万元。2005年6月20日，蒯向阳与汤海昌签署“出资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注明：转让人将其在盛捷达公司所持的20万元出资以20万元价格转让给受让人，受让人于2005年6月20日前用人民币一次性向转让人支付转让出资款，“转让出资”的所有权利义务同时转让给受让人，受让人享有及承担转让人对“转让出资”所享有的全部权利及义务。同日，汤海昌、李纯健、蒯向阳签署了关于同意蒯向阳向汤海昌转让全部股权的股东会决议。汤海昌、李纯健亦召开股东会，一致决定修改公司章程；委托汤海昌办理变更公司注册事项，并作出汤海昌、李纯健股份分别为公司注册资本80%、20%的修正案。据此，汤海昌至射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公司变更登记，且向盛捷达公司出具50万元借据，充抵蒯向阳所欠盛捷达公司50万元借款等债务。同年9月26日，蒯向阳向射阳县公安局控告汤海昌诈骗其股权，2006年8月22日，射阳县公安局以汤海昌挪用公司48万元给蒯向阳购买股权为由，移送审查起诉。射阳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未予立案，蒯向阳遂于2008年7月21日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审理过程中，蒯向阳表示2006年4月7日又向汪宏富履行股权转让款10万元，尚欠288000元未给付，并提供其欠据复印件及汪宏富收据证明。
原一审另查明，蒯向阳签名的“股东会决议”、“出资转让协议书”等文本上的私人章印，系汤海昌在射阳刻字社刻制后加盖。蒯向阳、汤海昌在双方签订的“出资转让协议书”中，落款分别为“受让人”、“转让人”。
2009年6月2日，汤海昌、李纯健以蒯向阳与汪宏富2005年3月24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系2005年9月编造为由，书面申请原审法院向该协议代书人刘训春调查，并对该协议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同月5日，蒯向阳亦申请对汤海昌、李纯健、汪宏富“股东会决议”与蒯向阳、汤海昌、李纯健“股东会决议”以及蒯向阳、汤海昌“出资转让协议书”等文件签名、盖章时间进行鉴定。同年7月14日，双方因认为鉴定费用较高，均放弃鉴定请求。
日期为2005年3月24日的汪宏富与蒯向阳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为：甲、乙双方就原股权转让协议中不完备的条款，作如下补充：一、甲方转给乙方的实际股权金额为88.8万元，甲方为减轻乙方相关支出，才在原协议中载明50万元金额。二、乙方自愿认购甲方股权金额88.8万元，乙方必须一次性交清50万元，2005、2006年12月底各偿还10万元，余款2007年12月底前偿清。三、双方对88.8万元实际转让金额，不得随便对外宣讲。四、乙方所欠甲方38万元，手续另行办理、不计息。如有违约，承担违约金5万元等。原审法院调查执笔人刘训春，其证明，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系其“夏天”誊写。
2005年9月前，蒯向阳为盛捷达公司经营陆续支出部分费用，有关票据汤海昌已签字核准。
本院原一审认为，1、合同成立是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与合同不成立相对应，合同生效是合同中权利义务开始运行，与合同未生效相对应；合同有效是法律对合同的肯定性判断，与合同无效相对应。合同的生效与有效，均以合同成立为前提，如合同不成立，则不存在生效与否问题，更不存在是否有效问题。2、原告蒯向阳自愿向被告汤海昌转让其盛捷达公司股权，有双方签名的“出资转让协议书”、股东会决议、李纯健答辩状及企业登记机关变更登记等证据证明，虽“出资转让协议书”中蒯向阳的章印是汤海昌为之刻盖，但此是在蒯向阳签字后所为，不影响该“出资转让协议书”的成立，依法应确认该协议成立。3、蒯向阳所称“出资转让协议书”标明价款为20万元，汤海昌认为是50万元，而自己是以88.8万元从汪宏富处购得，不可能以50万元转让他人，其与汤海昌对股权转让价款未形成合意，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合同中的价款是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条款，双方对此是否达成一致，是合同成立的根本标志。本案中，蒯向阳、汤海昌对5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意思一致，有公司股东李纯健辩词证明及汤海昌借据、盛捷达公司充帐凭证等证据印证，蒯向阳所述“出资转让协议书”是受汤海昌欺骗所签证据不足。其与汪宏富“2005年3月24日补充协议书”，由于执笔人刘训春的证明使该协议书不具真实性，双方协议书所注20万元价款，与实际履行价款不符，是为变更登记便利根据转让股权所占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比例书写，此有同样载明价款为20万元的汪宏富、蒯向阳“出资转让协议书”印证，仅此不能证明双方对转让股权意见不一。据此，原审认为，蒯向阳与汤海昌所签“出资转让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依法确认其合法有效。蒯向阳主张转让合同不成立，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汤海昌与盛捷达公司及李纯健返还其40%股权缺乏依据，不予支持。至于蒯向阳认为汤海昌无有效证据证明其已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不认可汤海昌为其偿还所借盛捷达公司债务，是合同成立后的履行问题，其可另行主张。原审判决：驳回蒯向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蒯向阳负担。
一审宣判后，蒯向阳不服向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将受让的汪宏富的股权以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上诉人汤海昌，无事实证明。被上诉人汤海昌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向上诉人支付一分钱的股权转让价款。
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本院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中，上诉人蒯向阳将受让的汪宏富在盛捷达公司的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汤海昌的事实，有其与汤海昌签订的“出资转让协议书”及有其签名的股东会决议等证据证实，应予认定。现上诉人认为对股权转让价款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故该股权转让协议应为不成立的，对此，本院认为，从上诉人受让他人的股权转让价格、股权价款的给付方式及汤海昌向盛捷达公司出具的借款借据等综合因素分析，应认定上诉人蒯向阳当时转让给汤海昌的股权转让价款为50万元。上诉人认为与汤海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的签名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签的，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实，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原审判决上诉人蒯向阳与被上诉人汤海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并无不当，上诉人蒯向阳要求确认该转让协议不成立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盐城市中院驳回了蒯向阳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原告蒯向阳不服，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称，1、蒯向阳于2005年3月24日与汪宏富签订协议，从汪宏富处受让盛捷达公司股权后，即进入盛捷达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工作，并开始向盛捷达公司投入资金和代办并垫付公司相关经营费用。2005年9月，蒯向阳发现股权被登记在汤海昌名下，蒯向阳从未将从汪宏富处受让的股权转让给汤海昌，汤海昌提供的出资转让协议书和股东会决议上虽有蒯向阳的签名，但该签名的形成是2005年6月20日汤海昌以为蒯向阳办理过户股权为名，要求蒯向阳在一沓厚厚的材料中签字，汤海昌将前述的两份材料混在该沓材料之中骗取了蒯向阳的签名。汤海昌与蒯向阳之间转让股权的协议，蒯向阳是在受让人处签的名，汤海昌还私刻了蒯向阳的印章加盖在前述协议书和股东会决议中。2、2005年6月21日之后，蒯向阳仍一直以公司经营管理者的身份参与盛捷达公司的各项经营活动，并在此期间多次为公司垫付各项费用或向公司缴纳费用。3、2005年9月，蒯向阳得知其股权被登记在汤海昌名下，便向公安机关举报汤海昌涉嫌侵占犯罪。4、蒯向阳在2005年6月20日的《出资转让协议书》上的签名不是蒯向阳的真实意思，该协议书不具备法定合同成立并生效的要件，合同不成立。该出资协议书上载明的股权转让价款为20万元，汤海昌称股权转让价款并非该协议书上载明的20万元，而是50万元，即便双方存有股权转让的情况，双方也未就股权转让款这一股权转让协议的关键条款达成一致。5、汤海昌称受让蒯向阳股权是以蒯向阳对公司的欠款冲账进行付款与事实不符。蒯向阳与公司互有往来，在未与公司进行结算的情况下不可能向公司支付款项偿还所谓借款。盛捷达公司的财务凭证也未对该冲账行为作出反映，而是等到案发后的2005年9月30日才将股权转让款50万元计入蒯向阳的个人明细账。
汤海昌答辩称：1、蒯向阳与汤海昌签有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上有双方本人签名，一经签订即告成立，股东会决议也进一步证明了该事实。2、蒯向阳与汤海昌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蒯向阳称出资转让协议书系汤海昌欺骗所签，未提供证据，不应采信。蒯向阳的印章虽然是汤海昌刻制加盖，但盖章是为了办理工商登记所需，且是在蒯向阳签字后所为，盖章与否不影响出资转让协议书的成立。3、蒯向阳不是股东，但可以留在公司工作，即使蒯向阳在公司工作也不能认定其是股东。转让人和受让人签名的颠倒，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成立与生效。蒯向阳称醉酒后签字、出资转让协议书违背蒯向阳的真实意思不是事实，无证据证明本案转让的股权价值90万元，也无证据证实汪宏富转让股权的价格为88.8万元，如果汤海昌构成犯罪，检察机关应予以逮捕，但汤海昌并未被认定犯罪。4、汤海昌所举证据证明股权转让价款为50万元。
盛捷达公司同汤海昌的答辩意见。
李纯健答辩称：1、2005年6月20日，蒯向阳与汤海昌自愿达成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款为50万元，该协议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已实际履行相应的义务。2、蒯向阳以李纯健为被告起诉存在主体不适格。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为由，裁定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
本院在重审过程中，原告蒯向阳诉称，2005年3月，我以88.8万元购得汪宏富在盛捷达公司40%的股权，同年6月份，汤海昌以需要到工商局办理手续为由要求原告在诸多文件上签字。同年9月份，汤海昌称我在公司的股份已经转让给他，要求我离开公司。而我在印象中从未向被告汤海昌转让过股权，也未收取其股权价款。汤海昌所提交的出资转让协议书、股东会决议是其骗取我签名所形成。本人没有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汤海昌所持有的“出资转让协议书”仅是工商备案形式文件，其中股权转让价款20万元，双方均不予认可，蒯向阳本人签名在“受让方”，汤海昌也无有效证据证明向原告支付了股权转让款，更未提供证据证实转让协议成立。蒯向阳本人于2005年9月份仍在公司从事经营活动。故请求确认被告所持有的“出资转让协议书”无效、不成立，要求返还原告40%的股权。另蒯向阳于2005年9月份，以汤海昌涉嫌犯罪向射阳县公安局报案，要求追究汤海昌的刑事责任。后公安局通知原告未予立案。后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股权转让无效，要求汤海昌、李纯健、盛捷达公司返还其股权。本案经一审、二审判决原审原告蒯向阳败诉，但经原审原告向省高院申诉，省高院撤销了一审、二审判决。但因汤海昌、李纯健将股份全部转让给他人，故要求申请追加恶意侵权的第三人与三原审被告连带赔偿原审原告40%的股份损失335.072万元。
被告汤海昌辩称：1、蒯向阳与汤海昌之间的股权转让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有“出资转让协议书”、股东会决议为证；2、盛捷达公司于2010年3月8日增加注册资本50%，其中汤海昌增资27万元，李纯健增资23万元，汤海昌在盛捷达公司的股份变更为67%，李纯健的股份变更为33%；3、2011年4月27日汤海昌已将其盛捷达公司67%的股权转让给沈加新，李纯健将其盛捷达公司5%的股权转让给陈海艳，28%的股权转让给沈加新。沈加新与陈海艳是善意第三人；4、汤海昌已将盛捷达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沈加新，故原告蒯向阳要求返还40%的股权已无实际可能，关于原告蒯向阳主张赔偿损失的请求，被告认为蒯向阳已将股份转让给汤海昌，不存在赔偿损失的说法，即使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股东不光享有权利，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在盛捷达公司转让给第三人沈加新之前，公司经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故原告蒯向阳主张赔偿损失的要求不能成立。
被告李纯健、盛捷达公司未作答辩。
第三人沈加新述称：1、盛捷达公司已于2011年4月、2012年11月进行了两次转让，并且都经过了工商管理机关的登记与审批、备案，原告蒯向阳现要求返还股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沈加新、陈海艳于2011年4月从汤海昌、李纯健处受让盛捷达公司的股权，价格是合理的，并且已经通过工商机关的审查、登记和备案，沈加新、陈海艳在受让股权之前，也不知道蒯向阳和汤海昌、李纯健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工商机关的登记资料中也没有股权被查封或引起质疑的法律文件。因此，沈加新、陈海艳是善意取得的第三人，即使要求汤海昌、李纯健承担法律责任，也与沈加新无任何关系；3、我们不清楚原告蒯向阳索赔的金额3350000元所计算的标准，但是我们认为，赔偿金额仅限于当时实际发生的损失，应该驳回蒯向阳的诉讼请求。
原告蒯向阳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但对原审的三份证据进行重申：1、“出资转让协议书”，该份协议中，转让人为汤海昌、受让人为蒯向阳，该协议是错误的，协议中载明的股价转让款为20万元，双方均不予认可；2、原告与盛捷达公司原股东汪宏富的补充股权转让协议，载明股权转让价款为88.8万元；3、汤海昌在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中承认40%的股权价值八九十万元。
被告汤海昌对原告蒯向阳重申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1、转让人与受让人的次序颠倒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成立，从内容可以看出谁是转让人、谁是受让人；2、蒯向阳与汪宏富的股权转让价款应以二人股权转让协议书为准，补充协议是无效证据，原审已作了陈述。
第三人对蒯向阳重申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1、汤海昌与蒯向阳的出资转让协议书内容中，明确了转让人是蒯向阳，受让人是汤海昌；2、蒯向阳与汪宏富的补充协议并没有盛捷达公司原股东汤海昌、李纯健的签名确认，这意味着原告所主张的这一转让价格对于另外两位股东无法律拘束力，而在工商机关的登记备案的资料中，有蒯向阳与汪宏富的股权转让协议和相关文书，并且汤海昌与李纯健已签名确认；3、盛捷达公司属于有限责任公司，属于人资两合公司，公司的经营均是有风险的，该公司在2010年已增加注册资本与固定资产的投入，该公司的股权不可能转回原告蒯向阳。
被告盛捷达公司、李纯健对原告蒯向阳提交的证据未提出质证意见。
被告汤海昌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盛捷达公司在工商机关增资备案的材料复印件，证明盛捷达公司于2010年3月8日增资50万元。其中，汤海昌增资27万元，占67%，李纯健增资23万元，占33%；2、2011年4月27日，汤海昌将67%的股权转让给沈加新，李纯健将5%的股权转让给陈海艳，将28%的股权转让给沈加新的工商局登记备案的材料复印件；3、公司成立之日至2011年4月27日的账册，证明公司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该份证据庭审中提及，庭后提交至本院）。
原告蒯向阳对被告汤海昌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1、对盛捷达公司在工商机关登记备案的事实认可，但是对该份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2、对盛捷达公司在工商机关档案备案的股权转让材料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有异议；3、因账册当庭未提交，原告当庭未予质证，后汤海昌将账册提交至本院，蒯向阳对该账册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汤海昌是拖延时间。庭后，汤海昌陈述，盛捷达公司财务状况较为混乱，该份账册不能反映盛捷达公司真实的财务状况。
第三人对被告汤海昌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被告盛捷达公司、李纯健对被告汤海昌提交的证据未提出质证意见。
第三人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汤海昌与沈加新、李纯健与沈加新、李纯健与陈海艳三份股权转让协议书；2、2011年4月27日盛捷达公司股东会决议一份；3、射阳县工商局2011第04270006号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一份。上述证据1-3用于证明，2011年4月盛捷达公司原股东汤海昌、李纯健将其持有的全部股份转让给了沈加新、陈海艳，这些材料在射阳县工商局均有登记备案；4、汤海昌、李纯健和沈加新、陈海艳资产转让协议，证明汤海昌、李纯健将盛捷达公司的资产折价1030万元给沈加新、陈海艳，盛捷达公司盖章予以确认；5、沈加新付款给汤海昌的银行付款凭证一套（含土地转让金），汤海昌出具给沈加新的收款收条一套，证明沈加新、陈海艳已向汤海昌、李纯健支付了1008.1797万元的转让款；6、沈加新、陈海艳和袁世祥、戴海霞资产转让协议一份，证明沈加新、陈海艳已将盛捷达公司的资产折价1600万元转让给了袁世祥、戴海霞，时间为2012年11月3日，盛捷达公司盖章予以确认。
原告蒯向阳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3这些材料均是工商备案登记所用，对其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5有关转让款的交付请法庭查阅对方的原始凭证后予以确认；证据6未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汤海昌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1-4没有异议，对证据5需质证原件，对证据6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另查明，被告汤海昌、李纯健在2010年3月8日将盛捷达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为100万元，其中，汤海昌增资27万元，李纯健增资23万元，并到工商部门作了增加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2011年4月27日，被告汤海昌、李纯健将其在盛捷达公司的全部股权、资产折价1030万转让给沈加新、陈海艳。2012年11月3日，沈加新、陈海艳将盛捷达公司全部股权、资产折价1600万转让给了袁世祥、戴海霞。以上转让等事实均到工商部门登记备案。本案发回射阳法院重审时，盛捷达公司的法人代表为袁世祥，股东为戴海霞、李晓梅。
另查明，蒯向阳认可其欠公司的帐合计有77.5万元，蒯向阳认为这些钱均是为公司所用，并且提供了由汤海昌签名认可的票据，费用合计为31751.60元。
本院重审认为，蒯向阳主张其与汤海昌之间的“出资转让协议书”不成立，其主要理由有两点：一是出资转让协议书，“转让人”与“受让人”中的“受让人”为蒯向阳，“转让人”为汤海昌，该份协议是错误的，并且出资转让协议书中的“20万元”双方均不认可，双方就股权转让价款未达成一致意见；二是蒯向阳与汪宏富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中，约定股权转让价款为88.8万元，汤海昌在公安调查笔录中，承认40%的股权价值八九十万元，因此蒯向阳不可能将其40%的股权以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汤海昌。
对此，本院认为：1、关于“出资转让协议书”的“转让人”和“受让人”问题。“出资转让协议书”中“转让人”与“受让人”的签名次序颠倒，但从“出资转让协议书”的内容结合汤海昌、李纯健、蒯向阳三人于2005年6月20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内容来看，均可以看出“出资转让协议书”的“转让人”是蒯向阳，“受让人”是汤海昌。蒯向阳提供的该份证据并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2、关于股权转让价款是否达成一致的问题。虽然蒯向阳称双方从未就股权转让价款达成一致，但从李纯健的辩词、汤海昌向盛捷达公司出具的借款借据及蒯向阳与汪宏富签订的“股权转让意向书”、“股权转让协议书”综合分析，蒯向阳与汤海昌之间股权转让价款应为50万元。汤海昌在公安机关关于40%股权价值的陈述并不能否定双方就股权转让价款达成一致意见。
3、关于蒯向阳与汪宏富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书”真实性问题。在原一审审理过程中，该份股权转让协议的执笔人“刘训春”在本院的调查时，陈述该份协议的誊写时间是“夏天”，与协议书上落款的时间不一致，从而使该份协议失去真实性。对于该份补充协议，本院不予认定。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于自己的诉讼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实。蒯向阳主张出资转让协议书不成立，但其所列举的证据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至于蒯向阳认为汤海昌无有效证据证明其已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不认可汤海昌为其偿还所借盛捷达公司债务。本院认为，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是合同成立后的履行问题，蒯向阳如认为汤海昌未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可另行主张，本案审理的是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成立，是属于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而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是合同成立后的履行问题，是不同的概念，因此，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之内，蒯向阳可另案主张。
蒯向阳主张如不能返还其40%的股权，则要求汤海昌、李纯健、盛捷达公司及第三人沈加新连带赔偿其损失共计335.072万元。对于这一诉求，本院认为，蒯向阳的这一主张的前提是其与汤海昌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不成立。本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成立并有效，并且蒯向阳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损失，也未提交第三人沈加新与原审被告汤海昌、李纯健恶意串通，侵害其合法权益的证据，因此，蒯向阳的这一诉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蒯向阳与汤海昌签订的“出资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是成立并有效的。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蒯向阳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原审原告蒯向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向该院（户名：盐城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专户，开户行：盐城市农行中汇支行，帐号：40×××21）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长 李信春
审 判 员 王 红
代理审判员 蔡琳琳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陈志娴
附录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