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民终97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法契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在南京市鼓楼区幕府西路**号501、502、556、557。
负责人：苏斌，该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宁，江苏法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桢桢，江苏法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蓬勃，女，1967年11月30日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娟，女，1968年12月28日生，汉族，北京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住南京市鼓楼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速贷邦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秦淮区中山南路414号1203室。
法定代表人：包锦利，该公司执行董事。
上诉人江苏法契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法契所）因与被上诉人杨蓬勃、张娟、南京速贷邦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速贷邦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6）苏0106民初69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法契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宁、李桢桢，被上诉人杨蓬勃、张娟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速贷邦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法契所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杨蓬勃与张娟私下签订的《协议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关于律师不得私自接受委托、私自收费的强制性规定。该强制性规定无论属于效力性规定还是管理性规定，《协议书》均应依法认定无效。二、原审判决社会影响恶劣。原审判决认可律师与当事人私下签订、变更代理合同的行为有效，已然给全社会尤其在律师界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同时严重影响了律所及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的监管，直接意味着律师可以随意私下签订、变更委托合同并且收取、侵占费用。此种后果显然与《律师法》及其他规定中反复强调的“律师不得私自接受委托不得私自收费”的规定相悖。
杨蓬勃辩称：一、法契所篡改相关事实，以图不当得利。法契所以突然袭击方式要求杨蓬勃再行支付已结案一年多的案件律师费，明显于法无据。二、法契所利用精通法律优势，营私舞弊。《协议书》中明确载明“根据甲方和乙方于2014年3月26日共同签署了…《委托代理合同》，…经友好协商变更订立以下协议”，上述内容证明《协议书》是对《委托代理合同》的变更，并经双方协商一致。三、法契所不应将其与原供职律师间的矛盾强加于委托人身上，要求已支付过律师费的委托人再行支付律师代理费，明显于法无据。
张娟辩称：一、法契所恶意诉讼，杨蓬勃与法契所已经终止代理关系。杨蓬勃案件系张娟个人案源案件。2014年3月26日杨蓬勃与法契所签订代理合同，约定由张娟和柏川丽作为代理人，办理杨蓬勃执行案件。并约定等案款执行到位后，按到位款的5%支付代理费。2014年8月，鉴于执行案件执行较为困难，代理费实际付款人贷速邦公司提出减少代理费，杨蓬勃要求承办律师给予书面认可。关于减少律师费，所里的意见一直是自己案源案件自己负责，多少与所里无关，因为律师是靠代理费的提成，少收，自己减少收入，多收，自己就多收入。因此，张娟考虑到杨蓬勃执行案件系较难执行的案件，且是风险代理，故同意减少代理费，减少自我收入。二、经过玄武法院和律师的工作，2014年9月23日，执行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约定被执行人在2014年12月30日前给付全部执行款。杨蓬勃实际收到案款是2014年12月25日。三、在杨蓬勃案件执行完毕拿到全部案款前，法契所已经与杨蓬勃终止了代理关系。法契所因为与张娟的实习生柏川丽发生冲突（柏川丽实习结束后不同意缴纳1万元管理费），法契所将柏川丽律师的离开归责在张娟身上，为了打击报复张娟，于2014年12月8日办理终结了与张娟的劳动关系。法契所要求张娟将经办案件分类处理：已经办理结束的案件移交卷宗，没有办理结束的案件必须和当事人办理终止后移交卷宗。杨蓬勃案件在张娟与法契所终止劳动关系时尚未结束，张娟应法契所的要求，要求杨蓬勃同意终止代理关系，但张娟当时向杨蓬勃承诺，愿意在终止后继续处理好案件，给当事人一个交代。四、法契所为了达到诉讼目的，否认杨蓬勃案件已经终止，如果张娟经办的案件没有一一交代，法契所是不会给张娟开三清证明的。五、2014年8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仅仅是对3月份合同中代理费的变更，不是一个新合同。张娟作为案件承办人，同意变更也是职务行为，不存在和杨蓬勃恶意串通，损害法契所利益，要是损害，降低了代理费损失的是张娟本人利益。六、无论是3月份的合同还是8月份的合同，合同有效还是无效，法契所都无权主张代理费。法契所已经主动和委托人终止了代理关系，也没有证据证明在承办律师离开后，法契所为委托人继续办理案件。在承办律师离开后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内，法契所没有和当事人有过任何接触，足以说明法契所明知案件已经终止。七、杨蓬勃案件在张娟终止与法契所劳动关系及法契所与杨蓬勃代理关系终止后才实际办理结束。张娟和柏川丽律师也没有私下收钱。柏川丽作为案件承办律师之一，早就是中银所的律师，而张娟也不是法契所的人，那么在收到2万元后，张娟不会把钱交给一个和张娟及柏川丽没有关系的律师所。2万元的实际付款人为速贷邦公司，也是依据与中银所的合同付款，与法契所无关。综上，上诉人虚假陈述，恶意诉讼，诉争合同为职务行为，没有恶意串通行为和损害后果，上诉人在与委托人终止合同后更无权主张权利。
速贷邦公司未作答辩。
法契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2014年8月6日杨蓬勃、张娟、速贷邦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全部诉讼费用由杨蓬勃、张娟、速贷邦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3月26日，法契所与杨蓬勃签订苏法契律（2014）民字第1426号委托代理合同，杨蓬勃委托法契所代理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按照执行到款项的5%支付律师服务费。2014年8月6日，杨蓬勃、张娟、速贷邦公司私下签订《协议书》一份，变更律师服务费为2万元。2015年1月27日，张娟向杨蓬勃出具1万元手写收条。截止2016年7月前，法契所对此毫不知情也未收到任何款项。《协议书》直接损害了法契所的利益，且违反《律师法》中律师不得私下接受委托、收费的相关规定，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故《协议书》应属无效。
法契所在原审中提交了苏法契律（2014）民字第1426号委托代理合同、2014年8月6日《协议书》、张娟出具的2万元收条，以证明在法契所认可的正式委托合同外，张娟与当事人恶意串通、私下接受委托并收费，故杨蓬勃、张娟、速贷邦公司签订的2014年8月6日《协议书》无效。杨蓬勃、张娟质证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杨蓬勃、张娟、速贷邦公司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也未损害法契所利益。
原审中，法契所对张娟陈述的杨蓬勃系张娟个人客户，法契所未派出他人为杨蓬勃提供法律服务的事实予以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杨蓬勃、张娟、速贷邦公司是否恶意串通，损害法契所的利益；二、张娟未获得法契所的授权与当事人另行签订《协议书》，是否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导致上述《协议书》无效。对争议焦点一，原审法院认为，诉争《协议书》上受托人一方是法契所，并非张娟个人。此前，代表法契所与杨蓬勃办理委托合同的签订事宜、经法契所指派作为代理人从事委托事项的均为张娟律师，杨蓬勃在签订《协议书》时有理由相信张娟仍有权代表法契所。法契所未就杨蓬勃恶意与张娟私下串通另行举证，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兼之，法契所在张娟律师转所后较长时间内未就杨蓬勃一案向杨蓬勃本人核实办理情况或主张收取费用、也未另行派出律师办理该委托事宜的事实与其陈述亦存在矛盾。故对法契所主张杨蓬勃、张娟、速贷邦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争议焦点二，原审法院认为，《律师法》规定，律师不得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该规定显然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若当事人明知律师系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仍与其签订委托合同、支付费用的，认定上述行为无效并无不当。然而本案中，如前所述，法契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杨蓬勃有意与张娟个人签订委托合同，或私下委托张娟个人从事法律事务，法契所主张依上述法律规定认定协议书无效的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八条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法契所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150元，由法契所负担（法契所已预交）。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张娟提交一份张娟与法契所签订的《江苏法契律师事务所业务收入提成比例暨劳动报酬领取方法的内部协议》（以下简称《内部协议》），以证明法契所所说的张娟与杨蓬勃恶意串通损害法契所利益的事实不存在；按照律师费的收取提成，张娟个人拿70%，也就是说如果律师费是3万，张娟拿21000元，律所拿9000元，因此张娟不可能恶意与杨蓬勃串通损害法契所的利益，因为这样做对张娟的利益损害更大。
上诉人法契所对张娟二审中提交的《内部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张娟的主张，张娟完全可以通过签订私下协议案外收费的形式保障自身的权益。被上诉人杨蓬勃对《内部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表示其对张娟与法契所之间的内部事情不清楚。
因杨蓬勃、法契所对张娟二审中提交的《内部协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上诉人法契所与被上诉人杨蓬勃、张娟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无异议。
本院另查明，2013年9月19日，杨蓬勃与案外人夏星签订《借款合同》，经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书编号（2013）宁南证民内字第23206号。借款到期后，因夏星未归还借款，2014年3月26日，杨蓬勃（委托人、甲方）与法契所（受托人、乙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苏法契律（2014）民字第1426号〕，委托法契所代理杨蓬勃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其与夏星之间的借款案件，按照执行到位款项的5%支付律师服务费，法契所指派律师张娟和柏川丽作为杨蓬勃的代理人。
2014年8月6日，委托人（甲方）：杨蓬勃与受委托人（乙方）：“江苏法契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娟”及担保人（丙方）：速贷邦公司签订一份《协议书》，主要内容是：根据甲方和乙方于2014年3月26日共同签署的苏法契律（2014）民字第1426号第《委托代理合同》，现甲乙丙三方协商决定变更相关条款：一、律师服务费变更为2万元；二、律师费由丙方支付，丙方于2014年8月5日已向乙方支付律师费1万元，剩余1万元待甲方收到夏星剩余借款后由甲方代为一次性向乙方结清；三、丙方对甲方的付款责任承担无限连带担保责任。
另查明，法契所于2016年6月将杨蓬勃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杨蓬勃向法契所支付律师服务费3.1万元及利息〔案号为（2016）苏0106民初6208号〕。一审法院于2016年8月29日判决驳回法契所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法契所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该案现在本院二审期间。
2013年12月10日，法契所（甲方）与张娟（乙方）签订《内部协议》，该协议载明：律师行业施行“自食其力、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的获酬原则。约定乙方均按以下分段比例计算提成：年创收额在5万元以上至10万元（包括10万元）以下时，全部按照70％的比例提成；年创收额在10万元以上至15万元（包括15万元）以下的部分，全部按照75％的比例提成；年创收额在15万元以上的部分，按照80％的比例提成；年创收额在5万（包括5万）元时，全部按照50％的比例提成；若低于3万元时，还须另行向甲方每月缴付1000元管理费，年度年检评定为基本称职。
2014年8月6日《协议书》抬头受委托人（乙方）处为“江苏法契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娟”，尾部乙方处为“江苏法契律师事务所律师（签名）”。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确认：在杨蓬勃委托法契所代理杨蓬勃与夏星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中，杨蓬勃均是与法契所张娟联系。
上述事实，有《委托代理合同》、《协议书》、一审法院（2016）苏0106民初6208号民事判决书、《内部协议》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经当事人确认，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2014年8月6日杨蓬勃、张娟、速贷邦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效力如何认定。
本院认为，上诉人法契所主张2014年8月6日《协议书》无效的依据是《律师法》第四十条关于律师不得私自接受委托、私下接收费用的规定，以及《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关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的规定。《律师法》第四十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接受委托人的财务或者其他利益。《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第（五）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2014年3月26日杨蓬勃与法契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在该协议签订及履行过程中，法契所均委派张娟律师与杨蓬勃联系与接触。2014年8月6日，杨蓬勃与张娟、速贷邦公司签订《协议书》是基于杨蓬勃与法契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对变更律师服务费进行的约定，此时，张娟为法契所律师，张娟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法契所也从未向杨蓬勃告知变更代理人或安排其他人接替张娟工作。在2014年8月6日《协议书》的受委托人（乙方）处，记载的亦是“江苏法契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娟”，杨蓬勃在签订《协议书》时，有理由相信张娟律师的行为代表法契所，故不能认定私自接受委托，私下接收费用。法契所没有证据证明，杨蓬勃、速贷邦公司在与张娟签订《协议书》时存在恶意串通，故法契所主张2014年8月6日《协议书》无效，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律师法》第四十条是对律师行为的规范和限制，若张娟的行为构成私自收取费用，擅自处分法契所权利，损害了法契所利益，法契所可通过其他途径解决。
综上所述，法契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法契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阿珍
审判员 周毓敏
审判员 张广永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胡 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