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汉江中民二终字第001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志红，无业。
委托代理人陈玉峰，湖北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江汉分公司。住所地：仙桃市沙咀办事处汉江路。
代表人潘国桥，该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豫，该分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刘永刚，湖北瑞通天元（仙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常青三路66号。
法定代表人郭永宏，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何志红因与被上诉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江汉分公司（以下简称江汉移动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移动公司）电信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法院（2015）鄂仙桃民二初字第006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1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志红及其委托代理人陈玉峰，被上诉人江汉移动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豫、刘永刚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湖北移动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03年1月29日，何志红以主叫号码139××××3320在江汉移动公司所属的仙桃城区仙桃大道营业厅入网，接受其电信服务。2012年7月23日，何志红在江汉移动公司提供呼叫服务的基础上增添短信回执业务服务，服务费为每月2元。2013年3月28日，湖北移动公司向江汉移动公司发出《关于我省通信助手正式上线的通知》，将”来电提醒”与”短信回执”两项产品组合为优惠服务包正式上线。2013年5月3日，江汉移动公司通过电子邮件邀约，何志红在其网上营业厅定制”通信助手”业务，该业务包含来电提醒、短信回执两项服务，以套餐消费形式给何志红优惠，每月资费4元。按湖北移动公司列账规则，来电提醒服务每月3元，短信回执服务每月1元。2014年10月，双方当事人因”来电提醒”服务事项发生争议。同年10月15日，江汉移动公司向何志红发函取消该项服务。同年10月23日，江汉移动公司正式终止对何志红的”来电提醒”服务。自2014年11月起至一审庭审时止，江汉移动公司继续每月按”通信助手”所含的来电提醒、短信回执每月4元向何志红收取套餐费用。2015年3月，何志红在湖北移动网上营业厅浏览收费明细时发现该收费不实，即与江汉移动公司交涉，后因各种原因协商无果，何志红遂以湖北移动公司、江汉移动公司欺诈消费为由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江汉移动公司停止欺诈行为；湖北移动公司退还服务费用1081.70元，赔偿3245.10元；湖北移动公司赔偿何志红因诉讼引发的相关费用1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另查明，收取何志红各项资费的系江汉移动公司。自2014年11月起至2015年5月止，该公司收取何志红通信话费1081.70元，其中”通信助手”套餐服务费28元。
还查明，江汉移动公司系湖北移动公司的分支机构，具备独立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资格。
原审认为，江汉移动公司终止何志红套餐消费中的”来电提醒”服务后，应当回归到何志红先期提供”短息回执”服务约定的每月2元的标准收费，但江汉移动公司仍以套餐服务每月4元的标准予以收费，违背了双方的约定及等价有偿原则，故何志红要求江汉移动公司停止该收费行为，并要求赔偿相关损失的请求原审予以支持。江汉移动公司以”通信助手”业务不能智能分开两项业务导致收费不实的辩称，系其内部管理问题，不能对抗公平交易原则，原审不予支持。但何志红并未就江汉移动公司通信话费的收费提出异议，其将通信话费一并列入请求欺诈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湖北移动公司实际并没有收取何志红的资费，故何志红应以江汉移动公司的实际超收费用为准依法行使请求权利。江汉移动公司共收何志红通信助手费用7个月28元，多收取费用14元。依照消费者接受经营者服务增加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按500元赔偿的原则，江汉移动公司应向何志红赔偿的数额为500元。何志红要求湖北移动公司赔偿因诉讼引发的相关费用1元，因其未提交证据，原审不作审理。湖北移动公司并未与何志红设立民事法律关系，江汉移动公司具有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资格，故湖北移动公司并非适格的被告主体，应予免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第三款、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七）项、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江汉移动公司停止对何志红”通信助手”中每月2元的”短信回执”的超额收费；二、江汉移动公司赔偿何志红损失500元；三、驳回何志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江汉移动公司负担。
何志红上诉称：1.何志红原审所举缴费发票是由湖北移动公司出具的，何志红与湖北移动公司之间形成电信服务合同关系。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江汉移动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应由湖北移动公司承担。2.原审判决以套餐服务费28元为何志红接受服务费用是错误的，应以话费账单总额为准。请求：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由湖北移动公司向何志红退还服务费用1081.70元，赔偿损失3245.10元。
江汉移动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湖北移动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
二审期间，江汉移动公司向本院提交（2015）鄂汉江中民一终字第0015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1.江汉移动公司的”来电提醒”服务不构成侵权；2.江汉移动公司将对何志红的”来电提醒”服务终止是为避免损失扩大的积极行为。
何志红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湖北移动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庭审质证，何志红对江汉移动公司所举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该判决书并未对停止”来电提醒”服务的性质作出认定。湖北移动公司对何志红所举证据材料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江汉移动公司所举民事判决书虽为生效法律文书，但该判决书评判的法律关系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对该证据依法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湖北移动公司是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江汉移动公司系湖北移动公司的分支机构。该事实有营业执照予以证实。
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何志红通过网上营业厅向江汉移动公司定制”通信助手”业务，江汉移动公司以每月4元的资费向何志红提供来电提醒、短信回执两项服务，双方当事人均为真实意思表示，形成电信服务合同关系。合同内容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
关于何志红与湖北移动公司之间是否形成电信服务合同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何志红提交的缴费发票虽加盖了湖北移动公司的发票专用章，但该发票上亦注明经办的营业厅为”仙桃城区仙桃大道营业厅”，且何志红对于原审查明的关于其主叫号码139××××3320的”通信助手”服务由江汉移动公司提供、各项资费由江汉移动公司收取的事实不持异议。同时，江汉移动公司作为湖北移动公司授权经营移动通信业务的分支机构，有权在授权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综上，何志红与湖北移动公司并未形成电信服务合同关系。
关于江汉移动公司的民事责任是否应由湖北移动公司承担的问题。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江汉移动公司属于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公司法中关于分公司和总公司之间的关系是公司内部管理、责任承担的分配。而在民事诉讼法范畴，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主体以自己的名义参加民事诉讼，本案属于当事人以法人的分支机构与其法人为共同被告的情形，在分支机构没有较强的支付能力时，可以确定法人承担补充责任。原审考虑到作为分支机构的江汉移动公司就本案诉讼标的额具有较强的支付能力，直接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并无不当。
关于是否应以2014年11月至2015年5月的话费账单总额认定何志红接受服务的费用的问题。本院认为，”通信助手”系何志红向江汉移动公司定制的增值业务，且约定每月收取4元的服务费用。2014年11月至2015年5月期间，江汉移动公司向何志红提供的”通信助手”服务项目和收取的费用违反双方的约定，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何志红有权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其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何志红的话费账单中包含套餐费用、通信助手、上网费、短彩信费等项目，各个部分均为独立收费项目，何志红并未举证证明江汉移动公司提供的其他服务存在违约或欺诈行为，故何志红接受服务的费用应以江汉移动公司2014年11月至2015年5月收取的”通信助手”服务费为据。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何志红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何志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丁 盼
代理审判员 任 婕
代理审判员 胡煜婷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ＸＸ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