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吉01民终31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春市双益玻璃有限公司。住所：长春市双阳区双营乡尹家村6社。
法定代表人：宋文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娟，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畅，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洪军，男，1963年4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长春市九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向欣，男，1957年5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长春市双阳区，系社区推荐。
上诉人长春市双益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益公司）与被上诉人刘洪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双阳区人民法院（2018）吉0112民初9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双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娟、刘畅，被上诉人刘洪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向欣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洪军在原审中诉称：请求依法判令双益公司立即给付拖欠刘洪军的煤款608237元及利息（利息从2017年9月25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事实与理由：2017年7月17日至2017年9月25日期间，双益公司在刘洪军处陆续购买煤炭55车，共计1851吨，煤炭总价款818187元。刘洪军将煤炭运送至双益公司场地，并由双益公司检斤员张某1检斤确认后为刘洪军出具了检斤单，之后又由双益公司齐会计为刘洪军出具了对账单。双益公司于2017年7月21日至2017年9月11日期间分七次陆续给付刘洪军购煤款209950元，尚欠煤款608237元。此款刘洪军经多次催要，双益公司均以各种理由推托至今未付，故诉至法院。
双益公司在原审中辩称：由于双方没有最后结算，刘洪军主张的事实不能成立。刘洪军、双益公司双方没有最终形成对账协议，刘洪军提供的对账单没有双益公司加盖公章或者相关负责人的签字，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刘洪军提供张某2的证人证言缺乏客观性，不应当采信。我公司已给付刘洪军煤款263390元（包括运费53440元），因为刘洪军、双益公司双方对货款没有最后决算，所以不应当主张所欠货款的利息。请求驳回刘洪军的诉讼请求。
原审经审理查明：2017年7月15日，刘洪军与双益公司经理张玉娟达成双益公司向刘洪军购买煤炭的口头协议，于2017年7月17日至2017年9月25日期间，刘洪军向双益公司出售煤炭55车，共计1851吨，双益公司检斤员张某1给刘洪军出具检斤单55枚。刘洪军多次找双益公司经理张玉娟催要煤款，2017年10月末，双益公司齐会计按照张玉娟的交代与刘洪军对账，为刘洪军出具对账单一份，对账单共5页，第1页：共计13车，共计吨数：419.74×450/t=188883元；第2页：共计11车，共计吨数：365.16×470/t=171625.2元；第3页：共计11车，共计吨数：357.18×470/t=167874.6元；第4页：共计11吨，共计吨数：373.82×470/t=175695.4元；第5页：共计9车，共计吨数：335.1×500/t=167550元-运费53440元=114110元。合计吨数：1851吨，合计金额：818187元，双益公司已给付刘洪军209950元，尚欠刘洪军608237元。双益公司给付刘洪军的运费款53440元已在对账单第5页的煤款中扣除。对账后，刘洪军经催要未果，故刘洪军诉至法院。
原审认为：刘洪军、双益公司之间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刘洪军提供的检斤单、对账单，可以认定刘洪军与双益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成立，双益公司会计给刘洪军出具的对账单虽没有加盖公章和相关人员的签字，但可与张玉娟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和证人张某2当庭的证言形成证据链，应当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现刘洪军已按照双方口头的约定为双益公司提供了煤炭，双益公司应按约履行支付煤款的义务，经刘洪军催要，双益公司未及时结清煤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刘洪军要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符合法律规定，原审予以支持，但双方没有约定给付时间，应从刘洪军主张权利之日即起诉之日起算，超出部分，原审不予保护。对于双益公司提出的“刘洪军、双益公司双方没有最终形成对账协议，刘洪军提供的对账单没有双益公司加盖公章或者相关负责人的签字，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证人证言缺乏客观性”的辩解意见，因双益公司会计是受其经理张玉娟的指派与刘洪军对账，张玉娟向原审提出公司会计对的账不一定准确，需要时间对账，原审根据双益公司的要求已提供足够的对账时间，双益公司提出对账单不准确又未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故其辩解理由不能成立，原审不予采信。综上，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判决：一、双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刘洪军煤款608237元及利息（利息从2018年4月2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刘洪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941元，由双益公司负担，于判决生效后给付。
宣判后，双益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依法撤销长春市双阳区人民法院(2018)吉0112民初931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查清事实，重新作出判决。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理由如下：原审法院认定2017年10月末双益公司会计按照经理张玉娟的交代与刘洪军对账并出具了对账单，认为双益公司用货1851吨合计金额为人民币818187元，双益公司给付209950元尚欠608237元是错误的。双益公司与刘洪军是经过多次对账。但都未形成最终的对账单，因为双益公司与刘洪军已经合作多年，有的以个人名义与其对账并结算，有的以公司名义与其结算，而且双益公司的接收人员保留的存根的票据联与被上诉人提供的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所以说双益公司在出具对账单前，单位内部只有先对完账，对每一客户单位的具体欠款形成确认的数额才能与客户单位对账，并按照公司的习惯出具由单位加盖公章并由负责人签字的对账单，只有这样的对账单才是单位对外及对内承认的对账单。另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0条关于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针对证据证明力有无以及证明力的大小、进行质疑、说明与辩驳的相关规定，本案的证据之一的所谓的对账单是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的，因为该证据就是一个随处都可能打印出来的，没有任何单位加盖公章和负责人签字的，这样的证据无法保证其内容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虽然有证人作证也无法证明该证据的客观性，因此该对账单不能作为案件认定事实的依据。综上，一审法院的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被上诉人承担责任是错误的。
刘洪军答辩称：第一，双益公司不承认没有其单位加盖公章并由负责人签字的对账单，换句话说无论刘洪军找谁对账，对完账后只要双益公司不加盖公章，负责人不签字，就可以不认账。刘洪军是于2018年4月23日将双益公司起诉至双阳法院，双阳法院于2018年5月9日传票传唤双方开庭，双益公司经理张玉娟到庭后，以要对账为由要求法庭推迟庭审时间，一审办案法官同意推迟庭审，并当场制作了询问笔录，张玉娟在一审庭审时对询问笔录没有异议，并承认“是齐会计给对的帐”。会计的职责就是对账务往来进行财务核算，会计和刘洪军对账的行为，就是代表单位履行职责的一种职务行为。第二，刘洪军在一审庭审时，向法庭提交了与双益公司经理张玉娟的通话录音，双益公司庭审质证时对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通话录音是刘洪军与被双益公司经理张玉娟从2017年12月23日至2018年4月9日期间的10次催款过程，一审时刘洪军已将录音整理为文字资料。2017年12月31日的通话录音中，刘洪军与双益公司经理张玉娟有这样对话，刘洪军说：“4-5号回来呀啊，回来咱哥俩到一起连把原先的账对一下吧，时间太长了”。双益公司经理张玉娟说：“那不对完了吗，那不对齐了吗”。张玉娟在原审庭审中承认是齐会计给对的帐，通话录音中又承认账已经对齐了，10次通话录音每次都是在搪塞刘洪军无钱还款，或者向刘洪军索要卡号，谎称为刘洪军打款，上述能够充分证明双益公司欠款是不争的事实。第三，证人张某2的证言能够证明其与刘洪军一起在双益公司与齐会计对账的整个经过，齐会计出具的对账单除了用电脑打印的文字外，还有齐会计亲笔书写的文字，双益公司如还有异议可申请对齐会计出具对账单上的笔迹进行鉴定，以确定其真伪。另外，只要对对账单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对账单的真实性。因为对账单上煤炭的数量是两个数字，一个数字是刘洪军送煤提货时的检斤数量，另一个数字是双益公司收货时的检斤数量，当提货时的检斤数量大于收货时的检斤数量时，齐会计就以双益公司收货时的检斤数量为准进行结算，反之则以提货时的检斤数量为准进行结算，涨称多出来的是双益公司的，亏吨减少的是刘洪军的，刘洪军一审提交的对账单能够证明以上事实，对账单上有齐会计的笔迹，对刘洪军如此严重不公平的对账单，应当认定系真实、合法、有效的。第四，一审庭审时刘洪军向法庭提交了55份收料单，所有收料单上均有双益公司经理张玉娟哥哥检斤员张某1的签字，双益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对检斤单有异议，因为部分是第三联，标注是仓库，按双益公司规定及习惯应当由公司检斤人员处保留，按公司规定送货人员应保留第二联”。以上证据是经双益公司检斤员签字的收料单，只要有双益公司检斤员签字就应视为收货。至于第几联由谁保留是双益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与刘洪军无关。一审法院对最原始的收货凭证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建议合议庭将收货凭证真实性作为争议焦点进行审理，以查明案件事实。55份收料单、对账单、张某2的证言、双益公司经理张玉娟通话录音中“帐已对齐”的自认、2018年5月9日张玉娟申请推迟开庭一审办案人对张玉娟的询问笔录，以上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相互印证完全能够证明双益公司欠刘洪军608237元煤款的事实。综上可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客观存在，适用法律正确。
二审中，双益公司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人齐某出庭证实：2017年11月份，我和刘洪军在单位，我给刘洪军出具了5张对账单，手写内容是我写的，是刘洪军找我帮忙，他让我写什么我就写什么。我认为没盖章就没有问题。
双益公司对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没有异议。
刘洪军对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有异议，证人是上诉人单位会计，与上诉人有直接利害关系，证人证言明显有庭前培训之嫌，证人证言不应得到采信；证人在庭审中对5份对账单是其本人机打及手写笔迹均认可，对于被上诉人的发问作出不符合常理的回答。
证人张某1出庭证实：我在单位负责过称，给送货的人开票签字，票据一式三联给对方红联算账用，黑联在我这保管，两三年前刘洪军在我这将黑联取走说要算运费，黑联在我这没有用，取走不用经领导同意。
双益公司对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没有异议。
刘洪军对证人证言发表质证意见：有异议，证人和对方张玉娟经理是兄妹关系，证人是上诉人单位员工，与单位有利害关系，证人证言不应得到采信；证人所陈述的借检斤单过程说是两到三年，而本案的买卖交易发生在2017年，不到一年的时间证人不会忘记被上诉人向其借检斤单的事实，所以证人证言属伪证。
本案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2017年12月23日刘洪军与双益公司经理张玉娟的通话录音中包含以下内容：刘洪军：“上次和会计对一下账是将近61万元。”张玉娟：“行，你等我忙过这一阵子的，我把他进来，叫他把咱们这火点着了，都转悠起来了，我坐着静下心来把咱们这事情弄弄，好不好刘哥。”2017年12月31日刘洪军与张玉娟的通话录音中包含以下内容：刘洪军：“4-5号回来啊，回来咱哥俩到一起连把原先的账对一下吧，时间太长了。”张玉娟：“哪不对完了嘛，那不对齐了嘛。”2018年1月5日刘洪军与张玉娟的通话录音中包含以下内容：刘洪军：“三十几十的你这么大的厂子还安排不着了，你不多给我，原先陈账20来万咱先不算，你把新账你先给我一半也行，六十万，六十多点，你给我三十就行，行不行？”张玉娟：“行，尽量吧，尽量想办法。”张玉娟对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
本院认为：一、关于双益公司应向刘洪军支付的煤款数额的问题。双益公司对于与刘洪军之间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无异议，但主张双方并未对账，对刘洪军主张的欠付货款数额有异议。原审中刘洪军提交了五张对账单，双益公司对于该对账单由公司会计齐某出具无异议，但齐某二审中出庭证实出具对账单系应刘洪军的要求，内容并非依据双方买卖煤炭过程中的检斤单形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齐某系双益公司会计，与双益公司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应认定齐某向刘洪军出具对账单，系履行职务行为。同时，依据2017年12月31日的录音内容可知，张玉娟作为双益公司的经理对于双方曾对过账是认可的。且5张对账单中记载的55车煤，刘洪军均提交了对应的检斤单，检斤单上签字的张某1在二审中已出庭证实其真实性，说明5张对账单真实反映了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系双方结算内容，结合刘洪军与双益公司经理张玉娟的通话录音中，刘洪军几次谈及欠款数额，张玉娟均未否认的事实，应认定对账单内容真实，双益公司应依据对账单内容向刘洪军给付煤款608237元。双益公司主张刘洪军留存的检斤单应为财会联，仓库联由双益公司留存，而刘洪军提交的检斤单包含仓库联，是从张某1处借出，说明存在重复，不应当依据检斤单计算刘洪军送煤的数量。刘洪军主张送煤时检斤单一式三联，不一定交给其哪一联，所以其手中既有财会联也有仓库联，不存在重复。因双益公司的库管员张某1对于仓库联及财会联上其签字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55张仓库联与财会联上的送煤时间及数量并无重复，说明财会联与仓库联的检斤单均为实际发生，能够证实双方之间实际发生煤炭买卖的数量，本院对双益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
二、关于双益公司应向刘洪军支付利息的计算方式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双益公司与刘洪军之间关于煤炭买卖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对于违约金亦无约定，但依据刘洪军提交的与双益公司经理张玉娟的通话录音可知，刘洪军多次向双益公司主张煤款，双益公司以种种理由未予支付，应赔偿逾期付款给刘洪军造成的损失。由于刘洪军并未举证证明其损失的具体数额，故其损失应为双益公司应付未付货款给其造成的利息损失。原审法院判令双益公司从刘洪军起诉之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向刘洪军支付利息，未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范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故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82元，由上诉人长春市双益玻璃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陶铮
审 判 员 谷娟
代理审判员 闫冬
二〇一八年八月八日
书 记 员 苏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