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海民初字第2574号
原告李某，男，1987年12月6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刘萍，广东特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丹娜，广东特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林某，女，1987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叶丽虾，福建秋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周某，女，1963年10月3日出生，系台湾地区居民。
委托代理人李瑞芬，福建秋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某与被告林某、第三人周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的委托代理人刘萍、黄丹娜，被告林某的委托代理人叶丽虾，第三人周某的委托代理人李瑞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某诉称，2013年11月原告经人介绍与被告认识恋爱，2014年2月，被告以怀有身孕为由要求原告与其结婚。在筹备婚礼的过程中，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准备了60万元（人民币，下同）礼金以及1.2斤黄金（折价169487元）于2014年3月28日由原告及表弟亲自将该60万元和1.2斤黄金等八样彩礼送至被告位于思明区松岳里67号602室的家中，当面付给被告及其父母。后被告提出婚礼前再支付26万元礼金，原告于2014年5月10日向本案第三人（即被告的母亲）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26万元礼金。2014年5月27日，原、被告在原告汕头家中举行了婚礼仪式，婚礼后双方居住在原告父母提供的位于汕头的房屋中。婚礼后，被告明知原告打工收入有限，彩礼及婚礼费用均系原告父母垫付，仍多次以生活无保障为由向原告及原告父亲无理索要房产及数百万资金才同意去登记结婚。被告得知原告无法满足其要求后，不但拒绝与原告办理结婚登记，且不顾及腹中胎儿安危于2014年8月16日带上首饰等离家出走，原、被告遂分居至今。离开汕头住所后，被告变更了联系方式，导致原告一直无法找到被告。2015年5月4日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与被告解除同居关系并进行亲子鉴定后主张孩子抚养权。被告突然称其已经于2014年9月3日在云南景洪住院自行要求引产，后进行了引产。被告因为怀孕而要求结婚，婚礼前索要了100多万的礼金，但在原告要求登记结婚时，被告又进一步提出为保障其日后生活再次索要厦门的一套房子及数百万元，得知不能如愿后，又一走了之，现在又擅自将孩子引产。被告一系列行为让人怀疑其系有预谋的骗婚行为。故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及第三人共同返还原告礼金86万元；2、被告及第三人共同返还原告1.2斤黄金折价169487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林某答辩称，一、原告诉求的恋爱经过、发现怀孕的时间、给付彩礼的方式和金额、分手过程均与事实不符：1、原告诉称在2013年11月经人介绍与被告认识并恋爱，2014年2月被告以怀孕要求与原告结婚不是事实。原、被告在2011年就认识，原告2013年11月份向被告提出建立恋爱关系，2013年12月原、被告发生性关系并一直保持到分手。第三人周某在得知两人交往且原告没有工作时即表示反对，但原告提出他名下的房产厦门和汕头两处近两千万元并且还有对外债权100万元，现在所住厦门的房产也是别人抵债给他的。被告执意要跟原告一起，没有听取母亲好言相劝，继续与原告保持亲密关系。原告称被告在2014年2月以怀有身孕要求与其结婚，筹备过程要求准备礼金完全不符合实际。事实上，2014年4月初被告才发现怀孕，第三人坚决不同意未婚先孕更不同意结婚，但原告坚决要求把孩子生下来并唆使被告离家与其同居。2014年4月14日原告来到被告家中带走被告并写下保证书。2、原告诉称分两次支付彩礼，2014年3月28日以现金形式支付60万元及1.2斤的黄金，2014年5月10日通过转账再次支付26万元的彩礼给第三人不是事实。被告确认收到的是26万元。原告所述现金支付60万元及1.2斤黄金的过程既不符合风俗习惯也有悖常理。首先，送礼时间不合常理。被告父母一直反对原、被告之间的交往，4月中旬之后在原告及家人强烈要求下，第三人才勉强同意了两人结婚，之后才开始筹备婚礼，因此3月份原告不可能上门提亲并赠送巨额彩礼。其次，送礼方式不合常理。原告述称其与表弟邱某两人上门送彩礼，原告父亲将彩礼送至厦门却未到被告家，明显不符合送彩礼的风俗习惯。邱某陈述不知所送何物，以现金方式送60万彩礼不安全也不现实。再次，款项来源不合理。原告主张60万元彩礼系证人廖某分三次从银行支取同样不合常理。原告及其父母为何将巨款交由他人管理？且廖某提起的两笔都精确到分，当天同一账户又有30万元的存入，取出款项是何用途，无法得知，且根据原告所提供的银行记录也显示廖某的账户日常均有较大数额的支取，显然不能明确为了支付彩礼而支取。最后，原告称黄金的购买时间为2012年5月30日，与原告主张支付彩礼的时间相去甚远，数量上也完全不符合，只能证明廖伟曾经购买过金条，不能证明原告将1.2斤黄金作为彩礼交付给被告。3、2014年3月31日被告存入银行的60万元是自有资金，并非原告支付的彩礼。被告家境优厚，奶奶在香港，父母都是做生意的，有充足的资金流，平常账户中均有款项用于理财。结婚时被告陪嫁了大量的首饰，12万元的压箱礼以及100万元存款嫁妆。4、原、被告在分手后的短信往来中均陈述26万元彩礼。在原告向思明法院起诉的抚养权纠纷案中，原告亦要求退还26万元彩礼，而并非86万元及1.2斤黄金，可见原告所诉并非事实。5、原告诉称被告2014年8月16日带上细软首饰离家出走并变更联系方式导致原告无法找到并非事实。被告并非离家出走，而是回厦门取户口簿办理结婚登记。被告回厦门后，因原告及父母一直未兑现举办婚礼前的购房、房产加名一事的承诺，而原告却指责被告，称被告与之结婚的目的不纯，总是要钱要房子。加之被告父母看到原告仍然无所事事、没有工作，更没有任何养家的行动，担心孩子出生后一家三口生活无以为继，被告父母要求原告找稳定工作。后双方误会太深，矛盾不可调和。原告在未告知被告的情况下，将双方共同居所的锁更换，被告发现后询问原告，原告竟称已经将房子出租，导致被告的衣物、行李及其他贵重物品全部无法取得，双方关系决裂。2014年9月1日，被告到云南旅游散心，但仍多次给原告发短信、微信、打电话并表示不需要任何要求的条件下与原告办理结婚登记，但原告置之不理，被告经过痛苦折磨后，严重影响胎儿健康状况，只好在云南医院引产。二、彩礼26万用于购置黄金首饰、婚纱、婚鞋等物品，宴请亲朋好友，养胎购买燕窝、冬虫夏草等，全部花费完毕。1、被告为结婚购置了金花手镯一对（黄金200克，355元／克，71000元）、龙凤手镯三对（45克一对，共135克，355元／克，47925元）、金手排链一个（17.15克，4888元）、金项链一条（91.357克，33528元）、金戒指八枚（10287.7元）、钻戒一个（34000元）、送男方钻戒一个（28000元），共计约229628.7元，另外购置了婚纱两套38000元，皮箱两个5500元，婚鞋两双11600元，12套衣服10000元。被告2014年8月16日回厦门时只佩戴戒指一枚以及一条项链，其他所有为结婚购置的金首饰、钻戒全放置汕头原告的家中，还有结婚时两个红皮箱装的12万元“压箱钱”，还有2010年购于新加坡乌节路宝兴珠宝行人民币33万元玉镯一只。所有的凭证（除大金花手镯是老金没有凭证外）都放置汕头家中的柜子里。被告要求原告归还以上放置汕头跃进路海悦花园住所的黄金首饰、现金、玉镯及个人生活用品。2、被告父母为被告结婚购买喜糖约6000元，宴请亲朋好友支付餐费约10000元，烟酒30450元。3、被告在怀孕后为补养身体，购买了燕窝2万元（5盒，4000元／盒）、冬虫夏草9.5万元（190克，250元／克）。三、原、被告虽然没有办理结婚登记，缔结法定婚姻关系，但双方按照民间习俗举办了结婚仪式，得到亲朋好友、周围群众的认可，并以夫妻名义同居共同生活，且被告怀孕8个月之久。虽然最终胎儿没有保住，但被告的身体和精神受到双重打击，被告的损失更非以金钱能够弥补。双方具备婚姻生活的实质内容，不属于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应当返还彩礼的情形。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周某答辩称，在被告答辩意见的基础上补充如下：第三人没有收取彩礼，无需承担返还责任。26万元虽然是通过第三人账户支付，但是是支付给被告而非第三人的，同时转账记录不能证明原告支付的是彩礼。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该款项是被告办理结婚事宜的花销，且已经由被告在婚礼筹办和之后的共同生活中花费完毕。原告为举办结婚仪式给予被告26万元主要是用于婚礼筹办费用，这不属于彩礼的范围，且原告也实际用于购买亲戚礼、共同居所的物品、钻戒、婚纱、补品等，甚至用于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的花费。第三人从未收到过原告以人民币给付的任何彩礼，也从未收到过以人民币之外的方式给付的任何彩礼。原告提交的证据，也无法证明第三人收到原告的任何彩礼。
经审理查明，原告李某与被告林某原系同居恋人，第三人周某系被告之母。2014年初，被告怀孕，预产期为2014年11月25日，双方遂开始协商结婚事宜。2014年3月28日，原告与表弟邱某一起前往被告及第三人的住所厦门市思明区松岳里67号602室向被告及第三人支付彩礼。2014年5月10日，原告通过建行向第三人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26万元。2014年5月27日，原、被告在被告父母所在的广东省汕头市举行了婚礼仪式，婚礼当天，原、被告双方父母均有到场见证。2014年8月16日，被告离开汕头市的居所回到厦门，欲说服自己父母同意办理结婚登记。后因原告认为被告及第三人要求结婚的条件一再加码，被告及第三人认为被告及其父母未能兑现房屋加名等承诺，双方关系恶化，原、被告未去办理结婚登记，并于此后未再见面。2014年9月1日，被告怀孕8个月时，在第三人的陪同下，从厦门飞赴云南景洪。2014年9月3日，被告在景洪市橄榄坝农场医院采用药物行引产手术并于同月5日排出一死婴。2015年5月，原告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思明法院）起诉【案号为（2015）思民初字第7468号】，要求与被告解除同居关系并进行亲子鉴定后主张亲子抚养权，该案审理过程中，原告代理人持法院开具的调查函到云南景洪橄榄坝农场医院调查核实后，得知被告腹中胎儿已被引产。该案后由思明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求。2015年6月，原告又向思明法院起诉，提出本案诉求，审理过程中，第三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称其系台籍人士，根据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涉台民商事案件集中管辖的实施办法》之规定，应由本院管辖。经思明法院查明，第三人周某目前持有签发于2012年6月25日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并拥有台湾身份证，确系台籍人士。思明法院裁定第三人周某对本案管辖权的异议成立，故将案件移送本院审理。
另查明，第三人周某述称，将户籍迁往台湾后，因未及时更改注销大陆户籍，在人口信息系统中尚保存有自己的户籍资料。原告确认己方起诉系作为被告林某母亲的第三人周某，被告及第三人均对被告及第三人的关系予以确认。
以上事实，有人口信息表、门诊病历及检验报告单、婚礼录像光盘、建设银行转账凭条、原、被告微信及手机短信往来记录、证人证言、珠宝销售单、云南景洪橄榄坝医院病历资料，思明法院（2015）思民初字第9105号民事裁定书，本院依法调取的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等可以证实，足以认定。
对本案争议的事实，结合双方举证情况，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2014年3月28日，原告是否有向被告及第三人支付现金60万元及1.2斤黄金的彩礼。
原告举证原、被告之间微信记录，证人廖某、邱某证言附廖某名下的账户存折交易明细，本院调取的被告、第三人名下的银行卡交易明细，购买黄金的发票等，欲证明2014年3月28日，原告向被告及第三人支付了60万元及1.2斤黄金的彩礼。被告则对此予以否认。
本院认为，证人邱某的证言可以证实原告与其确于2014年3月28日至被告及第三人在思明区松岳里67号602室的住所送彩礼，证人廖某的证言及其名下的建行取款明细可以证明其确实有受原告父亲之托从建行汕头安平支行取出60万元以备原告彩礼之用。原、被告之间2014年3月31日上午10：17至11：10的微信往来记录可以证实被告及第三人在2014年3月31日上午在漳州向银行存入60万元且钱是来源于汕头的银行，原告提交的双方的微信内容表达清晰，内容完整，且能与法院依法调取的被告名下漳州工行的账户明细相对应。原告的上述举证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原告确于2014年3月28日向被告及第三人以现金方式支付了60万元彩礼。被告辩称微信内容可以删除、可做其他理解，但既未举证原告曾删除微信内容足以改变对双方意思的理解，又与原、被双方当时语境下的情形相悖，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及第三人自始对原告曾以现金方式支付60万彩礼的事实不予认可，并辩称自己家境优厚、有充足的资金流，结婚时被告陪嫁了大量的首饰、12万元的压箱礼以及100万元存款嫁妆等，但其主张事实均未能有证据证实，且即使被告及第三人上述辩称成立，也与原告支付60万现金彩礼没有关联性。证人邱某的证言同时证明原告除现金彩礼外尚有给付被告及第三人黄金，但并未明确黄金的具体数量，仅凭原告母亲于2012年5月30日购买黄金的发票，不能证明原告给付现金彩礼的同时曾给付1.2斤黄金，故对原告主张给付被告及第三人黄金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可。
二、2014年5月10日，原告通过建行向第三人的银行账户转账支付的26万元是否为原告向被告及第三人支付的彩礼。
原告主张，被告及第三人婚礼前加码要求将原告名下的厦门房产添加被告名字，后经双方协商，被告放弃房屋加名，由原告再向被告及第三人支付26万元彩礼。被告及第三人对转账26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被告同时辩称彩礼26万用于购置黄金首饰、婚纱、婚鞋等物品，宴请亲朋好友，养胎购买燕窝、冬虫夏草等，已全部花费完毕。第三人同时辩称26万元是给被告而非第三人的，且该款项不是彩礼，而是被告办理结婚事宜的花销，已由被告在婚礼筹办和之后的共同生活中花费完毕。
本院认为，原告支付款项是否为彩礼，应视支付时是否为双方婚姻约定初步达成及男方是否有促成双方婚姻关系的意思表示。2014年5月10日原告向第三人账户转款，2014年5月27日原、被告按照民间习俗举办婚礼仪式，仅相隔十几天时间，且原、被告双方及父母均到场参加婚礼，故本院认为，原告的转账行为符合给付彩礼的特征，性质应为彩礼。第三人辩称该款项不是彩礼，应承担双方形成其他形式合意的举证责任，第三人并未举证，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被告及第三人辩称该款项已全部花费完毕，应承担举证责任。被告举证珠宝销售单、黄金珠宝质量保证书，证明为结婚购置首饰、钻戒等，但被告该部分证据中购买时间介于2014年5月10日至2014年5月27日且有合法证据形式的仅有2014年5月16日购买于香港铜锣湾启超道10号地下六福珠宝的龙凤手镯一对（价值14188元）及2014年5月22日购买于厦门的千足金排链一条（价值4888元）。被告举证的其他证据均无法证明其为婚礼有支出其他费用，更无法证明被告系从26万元中支付了这些费用。故本院认定被告确为婚礼的支出花费为14188＋4888=19076（元）。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本案系婚约财产纠纷。原告以结婚为目的按照习俗向被告及第三人前后支付了共计86万元彩礼，该行为应视为附条件的赠与行为，从本案情形看，所附条件当然包括被告生下双方子女、原、被告双方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并形成法律上的夫妻关系。现原、被告因种种原因关系破裂，自2014年8月底之后未再见面，被告亦将腹中8个月胎儿引产，导致双方并未缔结法律意义上的婚姻关系，原告赠与行为所附条件并未成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之规定，彩礼收取人应返还收取的彩礼。被告及第三人主张原、被告已经举行婚礼，同居了几个月并有实质意义上的夫妻生活，具备婚姻实质，该主张不符合法定婚姻关系的要件，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中，被告及第三人共同参与了涉及礼金的协商、收款、存款等各个环节，被告及第三人共同收取了60万元并存入被告名下，第三人通过其个人账户收取了26万元，故被告及第三人应作为彩礼收取人共同承担返还彩礼的责任。关于返还彩礼的数额，本院认为，原、被告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成年人，相识相恋后又曾共同孕育子女，本应努力和相爱的人经营生活，互相珍惜，却因相互猜疑、家人干预等无法尊重、信任对方，导致双方关系陷入僵局，以致孩子被引产、感情破裂、精神遭受伤害等状况。双方最终未能缔结婚姻关系，原、被告在整个过程中，都应负有相当的责任，鉴于本案实际，本院酌定被告及第三人返还收取彩礼扣除合理已支出费用的一半，即（860000-19076）＊50%=420462（元）。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林某、第三人周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李某彩礼款项420462元。
案件受理费14065元，减半收取7032.5元，由原告李某负担3803.5元，由被告林某负担3229元。
如不服本判决，原、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第三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刘亚帆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李 馨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