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624民初3号
原告：张军，男，1967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新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旭初，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稳涛，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新昌县春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4698269000Q），住新昌县七星街道（潜溪区域）珑源一品花园“珑玺”10号。
法定代表人：邱克武，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应胜南，浙江计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军与被告新昌县春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军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旭初、被告新昌县春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应胜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撤销原、被告2016年6月2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6月19日，原告之子张鉴雄与被告签订了编号为Y2015002017号、Y2015002016号的《房屋买卖合同》，向被告购买由其开发的新昌县珑源一品二期珑庭3幢1、2号房屋。珑庭3幢为一体建筑，房屋附随的庭院面积也为一整体。后经测量，房屋的实际面积比约定面积少32.78平方米，因此被告依合同约定应退还张鉴雄购房款314185元。2016年6月29日，被告要求原告签订了预先拟定的《补充协议》。协议约定，被告本应退还给张鉴雄的房款314185元由原、被告各承担50%即157093元，被告应承担部分转为原告向被告支付的珑源一品二期珑庭2幢1号房的购房款；原告应分别在2016年6月30日和8月31日间就珑源一品二期珑庭2幢1、2号按被告拟定文本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事后原告发现在签订《补充协议》时对诸多方面存在重大误解，该协议的内容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原告签订《补充协议》时未告知张鉴雄，未取得张鉴雄的授权。原告误以为作为张鉴雄的父亲，理所当然可以代为签约、处分其权利，被告作为专业房产开发公司也未就签约主体向原告作出提示，反而一再催促原告签约。基于错误认识和被告的催促，原告才同意《补充协议》中有关张鉴雄房屋面积补差款的约定。张鉴雄知悉后并不认可对其权利的处分。二、因为张鉴雄与被告签订的3幢1、2号房屋的买卖合同约定有庭院面积，原告认为被告同样会就2幢1、2号房屋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整体约定相应的庭院面积，因此同意《补充协议》“按甲方拟定文本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事实上，原告签订了2幢1号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后，要求被告在2幢2号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中整体约定2幢1、2房的庭院面积时，却遭被告拒绝。原告才发现《补充协议》“按甲方拟定文本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是被告设下的合同陷阱，完全排除了原告协商确定合同内容的权利，原告因此将无法取得不低于730.86平方米的庭院面积。原告认为，原告因法律知识欠缺、购房签约经验不足、对被告作为专业公司的信任，加之被告签约过程中的故意误导和合同陷阱等原因，在对当事人资格、法律性质、合同内容等产生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了本案《补充协议》。该协议损害了案外人张鉴雄的合法权益，而且有关原告违约责任的约定也显失公平，故诉请撤销。
被告新昌县春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答辩称：一、原告以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为由提起本案的诉讼已经超过法律规定一年的除斥期间。二、张鉴雄系原告儿子，购房时尚属在校学生，其购房款都是原告所出，实际上相当于原告购房写在张鉴雄名下，所涉买卖合同都是原告代为或由原告确定后授意张鉴雄签订。因此，原告对张鉴雄有完全的代理权。而且原告行使代理权的后果已经由张鉴雄承受，涉案协议其中约束张鉴雄与被告部分，尽管是原告签字的，但已经归属于张鉴雄，原告无权要求撤销。三、《补充协议》不存在原告所谓的重大误解，而是双方协商的产物，也不存在不公平。综上，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原告张军就其事实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原、被告2016年6月2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协议一方当事人为原告，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要求原告处分了案外人张鉴雄的购房款，并约定原告应按被告拟定的文本签订珑庭2幢1、2号的《房屋买卖合同》。
被告质证认为：《补充协议》真实性无异议。我国法律允许受托人以其自己的名义对外实施代理行为，协议是张军签订的，但相关内容分别涉及原告及其子张鉴雄，对此原、被告均是认可的，因此原告的代理行为可以约束委托人即张鉴雄。张鉴雄虽就此提起过诉讼，但撤回了起诉，可以证明张鉴雄已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接受《补充协议》的相关内容。
2、编号为Y2015002017、Y2015002016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明被告开发的二期珑庭3幢1、2号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张鉴雄与被告签订的，不是原告代张鉴雄签订，其中3幢1号房屋的买卖合同中约定了房屋整体庭院总面积。
被告质证认为：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主张的证明目的。
3、编号为Y2016003689号《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明2016年6月29日原告夫妇与被告就二期珑庭2幢1号房屋签订的买卖合同未约定庭院面积，被告有义务在2幢2号房屋的买卖合同中就2幢的庭院面积做出约定。
被告质证认为：买卖合同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主张的证明目的。
4、二期珑庭2、3幢绿化面积的测量。证明2幢和3幢的建筑面积、房屋结构一样，仅是庭院面积不同，2幢规划了庭院面积，被告有义务在2幢2号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庭院面积。
被告质证认为：证据4不能认定。原告把整个小区的占地面积减掉建筑占地面积都当成绿化了面积，系对绿化面积的错误认识。2幢2号房屋的买卖合同至今未签订，也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
5、起诉人张鉴雄的民事起诉状、案件受理通知书。证明张鉴雄在2017年9月份从美国路易斯安那大学毕业之后知道《补充协议》，因不认可该协议而向法院提起了确认无效的诉讼，原告因此才发现《补充协议》可以撤销，即原告行使撤销权是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一年内提出。
被告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张鉴雄起诉后已撤诉，表明张鉴雄接受了《补充协议》相应条款内容。
被告新昌县春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其事实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6、张军针对新昌县春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起诉其承担逾期交付购房款违约责任一案提交的反诉状、反诉证据清单及本票申请回单、《购房补充协议》、现金缴款单、缴款明细、发票联。证明原告在另案反诉中明确承认张鉴雄向被告购买商品房的相应事宜都是由原告代理的，而且张鉴雄的购房款实际是由原告夫妻支付的。
原告质证认为：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一、反诉状恰恰可以证明直到2017年3月20日原告都不知道存在有可撤销的事由，事实是张鉴雄在2017年9月份回国后，原告才知道可撤销事宜。二、张军在向原告购房事宜上只做了两件事，在购买3幢1、2号房屋时代张鉴雄签订了意向协议与将相应房款交付给了被告。购房意向不是买卖合同，最终买还是不买还是由张鉴雄决定的；3幢1、2号房款仅仅是张军代为支付，这些款项来源于张军的父亲，是张鉴雄的爷爷出资为孙子购房。
7、珑源一品一期21幢不动产销售统一发票记账联。证明原告夫妻、张鉴雄原先订购的是珑源一品一期21幢1、2号房屋，后改为定购二期珑庭2幢、3幢，21幢已交付的购房款转为2幢、3幢的房款，即张鉴雄的房款是由张军两夫妻支付的。
原告质证认为：证据真实性无异议。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确显示张军之前支付过相应款项，但这些款项来源于张军父亲。
本院认为：证据1，双方当事人认可2016年6月29日签订有该《补充协议》，争议的仅是该协议是否可撤销，故证据1本院可确认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至于是否可撤销待裁判理由中予以阐述。证据2、3，关于珑庭3幢1、2号及2幢1号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认可被告分别与张鉴雄签订有珑庭3幢1、2号、与原告夫妻签订有2幢1号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就原告是否对张鉴雄有代理权问题不能单凭此来认定，而应依据商品房买卖中其他相关事实与证据来综合认定；原告关于被告应在珑庭2幢2号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庭园面积的主张，因该买卖合同尚未签订，合同订立属当事人意思自治，不属本案审理范围。证据4，原告主张的是2幢房屋的庭院面积，庭院绿化面积应该不同于庭院面积，且如前所述2幢2号房屋买卖合同尚未订立，证据4不能证明本案相关事实，不予认定。证据5，张鉴雄曾于2017年12月1日提起诉讼，同年12月25日撤回起诉，对此事实双方认可一致可予确认。证据6，原告对证据真实性并无异议。针对被告要求原告承担逾期交付房款的违约责任一案，原告曾提起反诉，要求被告开具3幢1、2号购房款558万元的不动产销售统一发票。反诉中原告主张其向被告订购珑源一品一期珑玺组团21幢1、2号房屋，后签订购房补充协议改为定购二期珑庭2幢、3幢；3幢1、2号房屋《商品房买卖合同》系由被告与张鉴雄间签订，该房屋购房款总价7782100元，现金支付4092100元，余款3690000元为按揭贷款，证据6中本票申请回单、《购房补充协议》、现金缴款单等证明所支付的房款4092100元，实际付款人为原告张军夫妻；《购房补充协议》中乙方当事人显示为张军、张鉴雄及张军妻吕嫣三人，实际签订人为张军，张军另在协议上签了张鉴雄名字。以上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证据7，原告对证据真实性并无异议，该证据与证据6可相印证，可以证实被告主张的事实，本院亦予认定。原告虽主张3幢1、2号房款是张鉴雄爷爷出资，但没能提交相应证据。
综上，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张军曾经以其及妻吕嫣、子张鉴雄名义向被告订购珑源一品一期珑庭组团21幢1号、2号商品房。2014年7月11日，原告张军以其夫妻及子张鉴雄作为乙方，与甲方即被告签订了《购房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甲方同意乙方退购21幢1号、2号商品房，乙方支付的2417610元房款转为购买二期组团2幢、3幢独栋房屋，其中2幢房价9319800元，3幢房价7782100元。《购房补充协议》乙方由原告张军签名并代签了张鉴雄名字。2016年6月19日，张鉴雄与被告就前述珑源一品3幢商品房分别签订了编号为Y2015002016、Y2015002017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房款7782100元，由原告夫妻支付了4092100元，余款由张鉴雄办理了按揭贷款。该商品房交付后经实测，3幢2号的面积为518.32平方米，与合同约定面积551.1平方米相差32.78平方米，实测面积存在差价314185元，且原告未与被告签订上述珑源一品2幢房屋的买卖合同。因此，2016年6月29日原告张军为乙方，被告作为甲方签订了《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3幢2号房屋差价款314185元由甲、乙双方各承担50﹪即157093元，应由甲方承担的补差款直接转作乙方支付2幢1号的等额首付款；乙方定购的2幢1号房屋由乙方在2016年6月30日前至甲方处按拟定文本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付清首付款（总价款4400190元），其余款项3080000元在2016年6月30日前向银行办理按揭贷款，逾期承担违约责任；乙方应在2016年8月31日前至甲方处按甲方拟定文本签订2幢2号《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一次性付清购房款4919610元，合同面积与实测面积的差价款同样各承担50﹪即150000元，乙方应付购房款4769610元同时应归还甲方垫付的石材款216500元，乙方逾期履行上述义务的应自2016年7月1日起按房屋总价4919610元以月利率1.2﹪支付违约金等。同日，原告夫妻与被告就前述2幢1号签订了编号为Y2016003689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此后，原告未就珑源一品2幢2号房屋与被告签订买卖合同，双方因此产生纠纷。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以其与被告2016年6月2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系因重大误解订立、内容显失公平为由诉请撤销。《合同法》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所谓重大误解，是指表意者作出意思表示时，对涉及合同法律效果的重要事项存在着认识上的显著缺陷，致使其利益受到较大的损失，或者达不到其订立合同的目的。一，原告主张的重大误解理由之一为对《补充协议》的签约主体认识错误。《补充协议》系原、被告就2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时间、房价款支付等事项而签订，合同相对双方明确为原、被告。其中涉及3幢房屋的差价款，双方也均知晓3幢房屋《商品房买卖合同》买受方为张鉴雄，因此原告关于签约主体存在误解的主张不能成立。但其中3幢房屋的差价款处分涉及到原告代理权，这也是双方争议焦点。二，原告主张《补充协议》约定的“按甲方拟定文本签订2幢2号《商品房买卖合同》”属于其因重大误解订立，将使其失去2幢房屋的庭院面积。原、被告签订协议时涉案房屋已建成，原告对房屋基本情况是经过了一定的了解的，也认可“2幢规划了庭园面积”，且双方关于2幢2号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尚未签订，故原告关于“按甲方拟定文本签订2幢2号《商品房买卖合同》”将会使其失去庭院面积的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三、原告主张《补充协议》有关原告的违约责任约定显失公平。协议约定原告逾期交纳房款的违约责任为按应交房款以月利率1.2﹪支付违约金，该约定的违约金标准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认定其显失公平亦无法律依据。至于前述《补充协议》涉及3幢房屋差价款处分是否构成有权代理问题。本院认为，本案原告夫妻与张鉴雄系组团向被告订购商品房，《购房补充协议》中该三人都是由原告作为代表签名，3幢房屋的房价款是由原告夫妻向被告交付，即有关3幢商品房从房源的选定，到房价的商定，到房款的交付均是由原告办理，因此尽管3幢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签约买受人是张鉴雄，但作为被告完全有理由可以相信原告有权代理其儿子张鉴雄处理该房屋的差价款。综上，原告要求撤销本案《补充协议》，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军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80元，依法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张军负担（已缴）。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伟东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王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