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0281民初2297号
原告：王家斌，男，1970年3月2日生，汉族，无职业，现住辽宁省长海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威，系大连市瓦房店大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杨柳，女，1990年11月18日生，汉族，系个体业主，现住辽宁省瓦房店市。
被告：杨虎生，男，1995年8月3日生，汉族，无职业，现住同被告杨柳。
原告王家斌与被告杨柳、杨虎生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7日作出（2017）辽0281民初5509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原告王家斌的起诉。原告王家斌不服，上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3日作出（2018）辽02民终2816号民事裁定书，撤销（2017）辽0281民初550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审理。本院于2018年4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家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威，被告杨柳、杨虎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家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给付原告赔偿款150000元。事实与理由：2015年11月1日，原、被告就交通事故赔偿事宜达成协议书，约定二被告赔偿原告人民币300000万元，协议签订后二被告给付60000元；另被告杨柳以其所有别克牌轿车作价低顶给案外人，抵销赔偿款50000元；此外，被告杨虎生以其劳务抵顶了部分赔偿款。原告在进行抵扣后，诉至法院，请求二被告给付赔偿款150000元。
被告杨柳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没有在合同上签字，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也不应是本案的被告。在交通事故中，我们方的车辆也受损了，对于我们的损失，原告并没有赔偿，因原告负事故的次要责任。被告杨虎生给原告出劳务不是开车，而是保姆，什么活都要干，但原告没有说劳务抵了多少钱，是给原告做了一年的保姆，什么活都要干。赔偿谅解协议书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定的，当时虽然有我舅舅陪同，但我舅舅也是在严重病态情况下去的，头脑不清楚，该协议应当予以撤销。
被告杨虎生辩称，同意被告杨柳的答辩意见。另外，我们曾经给原告赔偿款60000元。
原告王家斌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下列证据：
证据1.交通事故赔偿谅解协议书一份，证明双方发生车损后在交通队达成和解；证据2.欠条一份，证明2015年11月5日被告对履行协议书第一项赔偿款所出具的欠条。
在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调取瓦公交认字[2015]第1131511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杨虎生询问笔录各一份。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当庭质证，经审核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
本院依法调取的瓦公交认字[2015]第1131511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杨虎生询问笔录，原、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原告提供的证据1、证据2，被告对于该两份证据确系杨虎生本人签字没有异议，但辩称系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应予以撤销。本院认为，被告杨虎生在签订交通事故赔偿谅解协议书及欠条时，已年满20周岁，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是具有认知和判断能力的，且签订交通事故赔偿谅解协议书及欠条时被告杨虎生的舅舅亦在场，虽然被告辩称系受胁迫而签订的赔偿谅解协议书与欠条，但其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本案被告杨虎生主张系受胁迫，其在签订交通事故赔偿谅解协议书及欠条时对于受胁迫的事实就应当已经知晓，其应当自签订交通事故赔偿谅解协议书及欠条之日（2015年11月1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其在本案庭审中提出该协议应当予以撤销，显然已经超过1年的除斥期间。综上，原告提供的证据1、证据2系真实有效的，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5年10月16日21时30分许，被告杨虎生驾驶辽B×号轿车载乘刘建伟、陈福强沿盖亮线由西向东行驶至85KM+300M路段时，车辆越中心单黄实线驶入道路左侧，与相对方向原告王家斌驾驶的辽BZ×号小型越野客车载乘王家全发生交通事故，辽BZ×号小型越野车又撞到王家奎家院墙，此事故导致肇事车辆损坏，王家奎家院墙损坏，刘建伟、陈福强、王家斌、王家全受伤，发生交通事故后，被告杨虎生弃车逃逸。本次事故经瓦房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杨虎生负主要责任，王家斌负次要责任，王家奎、刘建伟、陈福强、王家全无责任。”
2015年11月1日，原告王家斌（甲方）与被告杨虎生（乙方）签订交通事故赔偿谅解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1、乙方赔偿甲方叁拾万元整人民币（先支付现金陆万元整），余款陆续偿还；2、乙方为甲方免费出劳务，时间长短以后商定；3、乙方车辆损失自行承担。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及瓦市交警大队各执一份，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当日，被告杨虎生又给原告王家斌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杨虎生、杨柳今欠王家斌交通事故赔偿款叁拾万元整。”被告杨虎生的舅舅作为担保人在该欠条上签字。在庭审中，原告王家斌自认交通事故赔偿谅解协议书及欠条上被告杨柳的签字系被告杨虎生所代替，被告杨柳没有在场。
原告王家斌与被告杨虎生签订交通事故赔偿谅解协议书和欠条后，被告杨虎生给付原告王家斌赔偿款60000元；另，被告杨柳将其所有的别克牌轿车一辆按照原告王家斌的要求，过户给案外人，价款为80000元；此外，被告杨虎生根据双方签订的交通事故赔偿谅解协议，给原告王家斌出劳务，在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7)辽0281民初5509号案庭审中，被告杨虎生自述出劳务5个多月，在本案庭审中又自述出劳务1年，原告王家斌认可其出劳务时间为1个月，劳务报酬按同行业职工工资标准计算。
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受法律保护，因自己或他人的侵权行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致使他人财产遭受损害的，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杨虎生忽视驾驶安全，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越中心单黄实线驶往道路左侧，发生交通事故并弃车逃逸，经瓦房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被告杨虎生负事故主要责任。因此，被告杨虎生对于原告王家斌所有的车辆在本次事故中所遭受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王家斌与被告杨虎生基于本次交通事故而达成的交通事故赔偿谅解协议书符合法律规定，真实有效，原告王家斌与被告杨虎生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被告杨虎生不及时、足额履行，已经违反了双方的协议约定，且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现原告王家斌主张被告杨虎生按协议进行赔偿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被告杨虎生关于“其系在受胁迫情况下签订的协议，该协议应予撤销的”的辩驳意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告杨虎生虽辩称其受胁迫，但其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且其主张撤销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1年除斥期间，因此对于被告杨虎生的该辩驳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杨柳关于“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辩驳意见，本院认为，原告王家斌提供的交通事故赔偿谅解协议书及欠条，是基于交通事故而达成的，被告杨柳并不是本次事故的侵权人和责任人，且被告杨柳并未在交通事故赔偿谅解协议书及欠条上签字，该两份证据上“杨柳”的签字系被告杨虎生代替，签订协议及欠条时被告杨柳并不在场，对此原告王家斌亦予以认可。由上可见，被告杨柳既不是侵权人，原告王家斌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被告杨柳愿意承担赔偿责任，虽然被告杨柳以其所有的别克轿车为被告杨虎生抵顶了部分赔偿款，但不能由此认定被告杨柳对全部赔偿款应当承担给付义务。因此，对于被告杨柳的该辩驳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关于原告请求赔偿的数额，根据原告王家斌与被告杨虎生签订的交通事故赔偿谅解协议书及欠条，被告杨虎生应给付的赔偿款总额为300000元，因被告杨虎生曾给付赔偿款60000元，被告杨柳以其所有的别克牌轿车折价80000元抵顶了部分赔偿款，因此上述两笔款项应从赔偿总额中予以扣除。另外，原、被告均认可被告杨虎生曾给原告王家斌出劳务，原告王家斌应当给付被告劳务报酬，原告王家斌亦认可以劳务报酬抵顶部分赔偿款。关于已出劳务的时间，被告杨虎生在两次庭审中陈述不一致，其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出了多长时间的劳务，原告王家斌认可出劳务的时间为1个月，劳务报酬按同行业职工工资标准计算，对于原告王家斌的自认本院予以确认。大连市2016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6147元，原告王家斌与被告杨虎生约定的赔偿总额扣除已给付的60000元和以别克牌轿车抵顶的80000元，以及被告杨虎生劳务报酬6147元，未超过原告起诉时所主张的150000元，因此原告王家斌所请求给付的赔偿数额合理，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杨虎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给付原告王家斌赔偿款150000元；
二、驳回原告王家斌对被告杨柳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被告杨虎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玲
人民陪审员 张民香
人民陪审员 蒋淑凤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王思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