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13民初14910号
原告：北京卓良模板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聚源工业区2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7577427438。
法定代表人：刘志坚，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玉恒，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史月娟，女，1984年5月28日出生，汉族，北京卓良模板有限公司员工，住北京市顺义区。
被告：重庆市四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铜梁区巴川街道办事处建设路5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4771770257T。
法定代表人：ＸＸ，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晨明，北京市恒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凯，北京市恒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卓良模板有限公司（下称卓良公司）与被告重庆市四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下称四通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6月15日作出（2015）顺民初字第8729号民事调解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2日作出（2016）京03民再57号民事裁定，撤销（2015）顺民初字第8729号民事调解�，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卓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玉恒，被告四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ＸＸ，委托代理人李晨明、周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卓良公司诉称：原告于2013年3月13日与被告就信丰大桥工程签订《模板租赁合同》，约定原告出租约定货物，被告按约定支付相应价款。合同签订后，原告已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被告未全面履行付款义务，至今仍有大量租赁费逾期未付。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自2013年4月2日起至全部货物退货之日发生的全部租赁费，暂计算至2015年5月6日为1098957.78元；2.被告支付以上拖欠租赁费的违约金309291元；3.被告承担原告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65000元，以上共计1473248.78元；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四通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四通公司从未与原告发生任何经济往来，从未签订过合同。原告提供的租赁合同、供货单、价款情况四通公司从未见过，也未给原告支付过任何款项亦未收到任何货品。四通公司从未接过江西省信丰大桥的工程，未参与原一审诉讼过程，直到执行部门从公司扣划案款才知道本案情况。
经审理查明：
江西省信丰县大桥工程由江西省地质工程公司承建。
2013年3月13日，四通公司（甲方）与卓良公司（乙方）签订《模板租赁合同》，四通公司租赁卓良公司的模板及支架、配件，用于江西省信丰县信丰大桥工程。合同约定了交货时间、交货地点，收货手续约定：乙方送货至甲方指定地点时，由甲方物资部张友汉收货，收货员在乙方送货单上签字或盖章确认已收货。确认后的货物数量作为结算的依据，如甲方指定人员不在现场，甲方现场其他人员签收具有同等效力。合同同时约定了价款及付款方式，租赁物资的回收和丢失损坏的赔偿等权利义务。供货内容及数量附有清单。
后卓良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了租赁物并收取部分租赁费。为证实其履行合同的情况，卓良公司提供了送货单9张，其中收货人处有邓恩波签字8张，张友汉签字1张。关于收款情况，卓良公司提供入账凭证3张：2013年2月25日中国建设银行联网业务入账通知书一张，摘要记载张友汉购模板，入账15万元；2014年6月10日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一张，邹文龙转账10万元；2015年8月7日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一张，张友汉转账10万元。卓良公司主张除上述35万元外，其余款项四通公司并未给付，故提起原审诉讼。
关于签订合同的情况，卓良公司称是公司的销售总监邓勇军与张友汉签订的。邓勇军陈述：我�张友汉是在2009年重庆的韩家沱大桥项目上认识的，当时张友汉以公司的名义做劳务，但具体是哪个公司、与四通公司有何关系、四通公司是否参与项目我不清楚，那时张友汉认识了我公司的产品，但是双方没有直接订立合同，而是该工程甲方直接承租我公司的模板，之后双方没有其他接触。直到张友汉承接了信丰大桥的项目，他就主动联系我公司，双方通过网络签订合同。张友汉和四通公司的关系我不清楚，我没有见过四通公司给张友汉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只是签合同的时候我们发现四通公司注册资金有点少。卓良公司认可邓勇军的陈述。
卓良公司还提供顺义法院扣划1129462元执行款回单，来源是张友汉通过彩信将此单据发给卓良公司代理人的，卓良公司据此认为，如果张友汉与四通公司没有关系，其不可能取得此单据。
四通公司坚持其辩称�见，否认参与《模板租赁合同》，并提交如下证据：1.2008年7月1日四通公司与张友洪签订的关于哈大铁路普兰店海湾大桥的《联合承包施工协议》、2009年12月16日四通公司与张友明签订的关于重庆韩家沱长江大桥的《联合承包施工协议》，用以证明其公司参与的挂靠施工都是签有合同的，且是与张友明和张友洪签订的，并没有与张友汉签订过合同。2.2016年1月27日重庆市公安局案（事）件接报回执，记载四通公司法人ＸＸ报警称：2016年1月21日四通公司在铜梁建行开户的账户上的1129462元资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划走。后ＸＸ了解到是卓良公司伪造相关资料到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认为卓良公司涉嫌合同诈骗，到经侦支队报警。3.四通公司营业执照，用以证明张友汉在原审诉讼中提交的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已经作废。4.西南政法大学司法�定中心鉴定意见书，用以证明张友汉参与原审案件所持的2015年5月16日的《证明》、6月6日的委托书、6月15日的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上的四通公司印文与供检的样本不是同一枚印章所盖，2015年6月6日的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处ＸＸ的署名字迹和供检的ＸＸ签名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
再审过程中，四通公司申请对《模板租赁合同》中四通公司的公章进行鉴定，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调取在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铜梁区分局带有四通公司印文的文件材料3份作为样本，鉴定结论是，检材《模板租赁合同》中的印文与样本中的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为此，四通公司支付鉴定费33520元。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多次与张友汉电话联系，并当庭给张友汉打电话，张友汉陈述事实如下：其在2009年时曾经挂靠四通公司，工程项目是重庆韩家沱长江大桥�当时四通公司为其出具了营业执照、委托手续，其代表四通公司与工程承包方签订了合同。此后至今，再未与四通公司合作过。本次信丰大桥的工程，张友明从未参与。与卓良公司的本次合作，其实际上是介绍人，因为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卓良公司要求有公司的盖章，不能是个人，因其曾经与四通公司合作过，其就想盖四通公司的章，但是其在江西，去一趟重庆太远，又考虑工程承包方江西省地质工程公司能够很快将租赁费付清，不会有事，所以自己到外面私刻了四通公司的章盖在合同上。其与ＸＸ不认识，也没有跟他说过与卓良公司合作的事情。合同履行过程中，验收租赁物的邓恩波是其手下的工人，在前期支付卓良公司的租赁费中，有其个人的汇款，另一个叫邹文龙汇款10万元，是工程承包方江西省地质工程公司的会计。原审诉讼中其提供的委托手续、法定代表人证明等文件所盖的四通公司的章均是同一个其私刻的章。
经向信丰大桥工程技术负责人肖七长了解情况，其陈述：信丰大桥的施工单位是江西省地质工程公司，其是江西省地质工程公司聘请的信丰大桥技术负责人。张友汉负责信丰大桥劳务施工队。张友汉与江西省地质工程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并未见过原件。其不清楚张友汉是以个人名义还是挂靠在其他公司签订的合同，其听说过重庆劳务公司，但不清楚具体名字是不是四通公司，工地上没有出现过四通公司的标识，张友汉是否挂靠在四通公司其不清楚。邹文龙是项目部的人，是江西省地质工程公司聘请的。
经向江西省地质工程公司了解情况，信丰大桥项目部负责人陈某（其拒绝告知姓名）陈述，江西省地质工程公司与张友汉之间有合同，合同上张友汉签字了，有没有公章记不清楚了，江西省地质工程公司把工程款全部给了张友汉，是否听说过四通公司记不清了。邹文龙是在项目部做事。陈某未能提供江西省地质工程公司与张友汉签订的施工合同。
另，本案再审期间，本院执行部门已将原审执行案款退还四通公司。
卓良公司认为，张友汉的兄长张友明在重庆韩家坨长江大桥项目上挂靠四通公司，在挂靠当中，张友汉在现场从事了劳务工作和组织，四通公司的手续在当时合法流入到张友明和张友汉的手上。在本次信丰大桥的工程中，张友汉与四通公司之间仍然是挂靠关系，四通公司应当对正常挂靠行为产生的相应后果负责。鉴定中的样本不是四通公司原始预留章，因此不排除张友汉所使用的章是四通公司原始预留章，同时，一个劳务公司拥有多个印章是正常现象，在经营当中同时使用两个章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因此鉴定结论不能证明张友汉与我公司签署的合同上的四通公司的章是假的。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模板租赁合同》、中国建设银行联网业务入账通知书、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联合承包施工协议》、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鉴定文书》、电话录音、询问笔录、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模板租赁合同》对四通公司是否具有约束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规定：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
卓良公司主张张友汉与四通公司系挂靠关系，对此应负有举证责任。尽管张友明及张友洪与四通公司在2008年哈大铁路普兰店海湾大桥及2009年重庆韩家沱长江大桥工程中为挂靠关系，张友汉也陈述其在2009年重庆韩家沱长江大桥工程中挂靠四通公司，并表示当时四通公司为其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其代表四通公司与工程承包方签订了施工合同，但是四通公司并不认可，且仅凭2009年重庆韩家沱长江大桥工程的挂靠事实不足以直接认定在时隔四年的信丰大桥工程中四通公司与张友汉之间仍然是挂靠关系。卓良公司并未对其主张的挂靠事实提供有力证据证实。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出具的鉴定结论表明检材《模板租赁合同》中的印文与样本中的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卓良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实该公章四通公司在其他场合承认或者使用过或证实其所主张的四通公司的公章不具备唯一性。另外，从本院调查核实的情况以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看，均没有反映出四通公司实际参与并履行了《模板租赁合同》或参与了信丰大�工程的建设，不存在四通公司对《模板租赁合同》追认的意思表示或行为。因此，卓良公司主张张友汉与四通公司在信丰大桥工程中系挂靠关系，依据不足，本院难以采信。
卓良公司此前并未与张友汉曾作为代理人的四通公司发生过订立合同的行为，同时根据张友汉的陈述，四通公司的公章系被其伪造。本案没有卓良公司有理由信赖张友汉有代理权的基础，因此本案没有表见代理适用的空间。
综上，本院认定《租赁模板合同》并非四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在卓良公司与四通公司之间并不成立。卓良公司主张四通公司承担合同义务，本院不予支持，其可向行为人张友汉另行主张权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北京卓良模板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九千零三十元，由原告北京卓良模板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鉴定费三万三千五百二十元由原告北京卓良模板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高 蕾
审判员 屈敬贤
审判员 刘必钰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魏 薇
书�员于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