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3民终98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某1，男，1962年1月2日出生，北京市顺义区村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思霄，男，住北京市石景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段某，女，1933年8月22日出生，北京市顺义区村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段某之外孙女），住北京市顺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一强，北京尚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某2，男，1955年10月12日出生，北京市顺义区村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某（魏某2之妻），住北京市顺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一强，北京尚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某3，女，1958年7月6日出生，北京市顺义区村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某（魏某3之女婿），住北京市顺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一强，北京尚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魏某1因与被上诉人段某、魏某2、魏某3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3民初83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魏某1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镇×村×1号院落内北正房四间中西数第一间由魏某1继承所有，位于该宅院东南位置南倒座房东数第一间门道大街门及院内供水供电设施及北后兜房内的卫生间双方共用；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段某、魏某2、魏某3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仅凭一审认定的事实及证据不能认定已经分家的事实，更不能认定具体分家内容的事实。一审认定存在口头分家事实及具体分配方案的依据是段某的陈述及魏某4、魏某5（魏某5）的证言。段某作为本案被告，其直接陈述内容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人与本案被告方的关系为近亲属关系，且平时与其关系往来甚为密切与魏某1并无往来，证人证言证明力极低，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唯一证据。庭审中，魏某1陈述分配给魏某1和魏某2房屋但始终未陈述分配给了魏某3房屋。而实际居住情况段某也承认魏某3之所以在此居住是因为和老人一起居住方便，并不是因为分家而在此居住。结合土地使用证登记情况，分配给魏某1、魏某2的房屋将土地使用证登记在了各自名下，魏某3和父母一同居住的房屋没有登记在魏某3名下，这也印证了没有将房屋分配给魏某3的事实。结合20世纪80年代北京农村地区的习俗，家中房屋本身就不会分配给女儿，一审法院推理已经进行了分家并推断出具体分配方案是认定事实错误。
段某、魏某2、魏某3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魏某1的上诉请求。
魏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镇×村西一条×1号院落内北正房四间中西数第一间由其继承所有，南倒座房东数第一间门道、大街门及院内供水供电设施及北后兜房内的卫生间双方共用；2．案件受理费由段某、魏某2、魏某3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魏某6与段某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两子一女，按长幼次序分别为魏某2、魏某3、魏某1。魏某6于2012年1月10日去世。魏某6之父母均先于魏某6去世。
经双方一致确认，位于顺义区×镇×村西一条×1号院落内现有正房四间（另有后兜房四间），南倒座房四间（含门道一间），西厢房两间。该宅院的宅基地登记卡登记在魏某7名下，顺义区×镇×村村委会出具证明，证明宅基地登记卡上的魏某7与本案中魏某6系同一人。
庭审中，魏某1为证明涉诉房屋为父母所建出具了村委会证明并申请当时参与建房的部分工人出庭作证，段某、魏某2、魏某3为证明涉诉宅院内后兜房、南倒座房及西厢房系魏某3所建申请当时建房的部分工人出庭作证并提交部分装修购买建材的票据。段某、魏某2、魏某3为证明魏某6生前已对包括涉诉宅院在内的×村西一条×2号、×1号和×3号宅院已经进行了分割，申请魏某6外甥女魏某7出庭作证，证明魏某3与魏某6夫妻在涉诉宅院共同居住生活二十多年，魏某6生前表示三处房子一个儿女四间（每个儿女一处宅院），同时提交魏某4和魏某5（魏某5）的证言录像，证明她们在1983年与魏某6夫妇共同商量确定将三处房产每个儿女四间。对段某、魏某2、魏某3主张涉诉房屋已分配的证人证言，魏某1表示不认可证明目的：魏某6生前没有通过书面形式确定对三个子女进行分家，房屋分配是怎样居住的情形，对所有权并没有实际分割；即使老一辈人对房屋分配有过探讨，但没有告知魏某1进行了这样的分配，魏某1继承父亲留下来的财产是有依据的。段某、魏某2、魏某3对魏某1的意见不认可，认为房屋如果当时只是分配如何居住，那么在1993年宅基地登记时就不会直接将×村西一条×2号和×3号直接登记在魏某1和魏某2名下了，而本次魏某1主张的遗产范围也就应当包括×村西一条×2号和×3号。魏某1对此不认可，认为1993年确立宅基地使用权不等同于分割房产，虽然父母特别是魏某6生前对三个子女居住和使用房产是有过一个分配，但分配的是居住的情形，没有形成书面的分家，所有权没有进行分割，实际也是这样居住的。
魏某1自认在1984年结婚前所住的×村西一条×2号院内有父母已建好的四间正房，去年九月份将父母之前分给他的四间正房拆除，在拆除之前其也对那四间正房进行过装修。另，魏某1称其主张的房屋是1980年到1981年父母所建正房八间中东数四间，西数四间已分给魏某2了，1993年确权时将西数四间正房就划到魏某2的宅基地范围内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法定继承纠纷，前提是先确定被继承人魏某6的遗产内容。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魏某6生前对于涉诉房屋是否已经通过分家方式进行了处分。经过法庭调查可以确认，包括涉诉宅院在内的位于×村西一条×2号、×1号和×3号宅院内在1983年时均有四间正房，均为魏某6、段某所建。段某的陈述及证人魏某4、魏某5（魏某5）的证言可以认定魏某6与段某在当时将×村西一条×2号、×1号和×3号分别分给魏某1、魏某3和魏某2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且从之后的履行情况来看，双方亦按照此分家来履行，各自在自己分得的宅院内居住生活。另从魏某1陈述：“去年九月我就把我父亲之前分给我的那四间房子拆除。”结合土地使用证登记情况，可以认定魏某6、段某对其所有的三处房产进行了所有权的分割。在1993年宅基地使用权登记时也实际将×村西一条×2号和×3号登记在魏某1、魏某2名下，双方在该宅院内实际居住生活至今。魏某3与父母共同居住生活，涉诉宅院的宅基地登记卡虽然没有登记在魏某3名下，但这不能推翻此前家庭内部对于分家事实的确立。魏某1主张涉诉宅院内除正房外的其余房屋也均为其父母所建，并向法院申请当时建房的部分工人出庭作证并出具村委会证明，但村委会证明中载明对于房屋出资情况系了解所知。段某、魏某2、魏某3亦申请当时建房的部分工人出庭作证证明上述房屋为魏某3所建，除了证人证言外，作为魏某1所述的建房当事人之一的魏某1之母段某以及与本案涉诉财产亦有利害关系的魏某1之兄魏某2均认可涉诉宅院内除正房外的其余房屋均为魏某3所建。综上，涉诉宅院内的正房已在魏某6生前进行处分，后兜房、西厢房和南倒座亦无法认定为魏某6所建，故魏某1主张的涉诉宅院内所有房屋不属于魏某6的遗产，魏某1以法定继承纠纷为由主张分割上述房屋，并同时主张南倒座房东数第1间门道、大街门、院内供水供电设施及北后兜房内的卫生间共用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判决：驳回魏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证人魏某4系魏某6之姐，证人魏某5（魏某5）系魏某6之妹，二证人与本案各方当事人均存在亲属关系，且一审法院系综合证人证言、段某的陈述、魏某1的陈述及之后的居住、履行情况，认定魏某6与段某将×村西一条×2号、×1号和×3号分别分给魏某1、魏某3和魏某2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魏某1上诉主张魏某4、魏某5（魏某5）的证人证言证明力极低，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唯一证据，经本院上述分析，其主张与事实不符，无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主张不予采信。涉案宅院的宅基地登记卡虽然未登记在魏某3名下，但魏某3对此已作出合理解释，且前述事实可以综合确定魏某6生前与段某已将×村西一条×2号、×1号和×3号分别分给魏某1、魏某3和魏某2，涉案宅院的宅基地登记卡情况亦不能推翻此前家庭内部对于分家事实的确立。
此外，关于涉案宅院内除北正房之外的后兜房、西厢房及南倒座的建造情况，一审法院综合建房时部分工人的证人证言、与本案涉诉财产具有利害关系的魏某1之母段某、之兄魏某2的陈述，无法认定魏某1主张的事实成立，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魏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魏某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淑敏
审 判 员 周熙娜
审 判 员 付 辉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楚 静
法官助理 石艳明
书 记 员 李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