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3民终7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刚，男，1972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泉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立波，江苏清正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丽丽，女，1981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鼓楼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忠强，男，1975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鼓楼区。二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滨，江苏忠清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承儒，江苏忠清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刘刚因与被上诉人董丽丽、孙忠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7）苏0311民初52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立波，被上诉人董丽丽、二上诉人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孟滨、杨承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刚的上诉请求为：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对法律依据的理解错误。一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作出判决，该条内容如下：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惜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该条规定的意思应为：被告有证据可以证明，转账凭证是且仅是偿还之前借款或系其他债务这两种情形的前提下，举证责任才转移到原告。在被告没有证据证实存在上述两种情形的前提下，转账凭证本身即足以认定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他债务是指转账凭证双方之间，非借款性质的法律关系，如买卖合同中所欠的货款。本案中，案外人胡勇转账1890000元人民币给董丽丽的事实已查清。一审法院认定：该款(银行卡)是案外人袁卫杰实际支配使用。该认定，首先，已经确定不是偿还之前借款;其次，恰好表明胡勇与董丽丽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其含义为：胡勇将款项借给董丽丽，由董丽丽实际支配使用，董丽丽行使实际支配使用权，再将款项转借给袁卫杰实际支配使用。其次，胡勇和董丽丽之间显然不存在借款之外的其他债务关系。因此，即便按照一审认定的事实，本案仍旧是民间借贷纠纷。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首先，董丽丽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显示：董丽丽账户中的很多款项转到了案外人袁卫东的账户，与一审认定是袁卫杰实际支配使用的事实不符。其次，袁卫东、袁卫杰、袁帅的证词虚假，系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的行为，一审法院不顾三人是父子，兄弟关系，证词与书证矛盾，采信三人证词，认定事实不清。三人均称：董丽丽、袁卫东的账户均归袁卫杰使用，袁卫杰完全可以直接从董丽丽的账户中取现，但胡勇打给董丽丽的账户之后，又从董丽丽的账户流入袁卫东的账户，多此一举，不合常理。合理的解释是：董丽丽的账户根本就不在袁卫杰的手中，所以袁卫杰才不能直接从董丽丽的账户中支取现金。189万元的款项，并非小额资金，不可能凭空消失，衰卫杰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收到款项，以及款项去处。三人均称：胡勇与袁卫杰合伙做生意，袁帅跟随胡勇打工，袁帅是袁卫杰儿子，父亲与人合伙，儿子不为父亲做事却为胡勇做事，显然有悖常理。且胡勇与袁卫杰合伙做生意，却没有任何书面文件，和利润分配，风险承担的行为。董丽丽并非袁卫杰的会计。三人证词矛盾、不合理之处还有很多。根据一审法院开庭审理查明的情况，可以确认的事实如下：胡勇的确已将189万元借给董丽丽，之后，董丽丽可能又将款项打给了袁卫东(因为董丽丽转款行为未经一审法庭认定和双方对账，所以是可能)。至于董丽丽和袁卫东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不影响胡勇与董丽丽之间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因此，胡勇将债权转让给上诉人，合法有效。民间借贷纠纷也是合同纠纷，所以上诉人起诉合同相对方，即被上诉人，于法有据。袁卫杰主动认可该借款，实为董丽丽、袁卫东、袁卫杰三方恶意串通，逃避债务。根据袁卫杰庭审证词自述：其本人账户无法使用，所以借用董丽丽和袁卫东的，显然袁卫杰本人的账户处于查封状态，而且至今，袁卫杰尚有执行案款未缴清。而上诉人起诉董丽丽催还借款，董丽丽也必然向袁卫东催还借款。袁卫东和袁卫杰是亲兄弟，袁卫东尚有财产而袁卫资产为负，所以袁卫杰才一力承担。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对法律依据的理解错误，认定的事实不清。被上诉人董丽丽、孙忠强共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刘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董丽丽、孙忠强返还借款18900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董丽丽原在案外人袁卫杰的公司任会计一职，因案外人袁卫杰个人原因，2013年4月至2015年11月期间，案外人袁卫杰借用董丽丽的多张银行卡进行公司业务款项往来，其中包括卡号为62×××17的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卡号为62×××72的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卡号为62×××88的中国建设银行借记卡。期间，案外人袁卫杰同案外人胡勇经营煤炭业务，因业务往来需要，袁卫杰借用董丽丽的银行卡同胡勇之间发生过多笔转账，其中胡勇向董丽丽卡号为62×××72的中国工商银行卡转账如下：2014年7月16日转账150000元、9月14日转账70000元、9月15日转账80000元、9月28日转账20000元、10月8日转账200000元、10月8日转账500000元、12月23日转账300000元、2015年3月10日转账85000元、7月20日转账50000元，以上合计1455000元；胡勇向董丽丽卡号为62×××88的中国建设银行卡转账如下：2014年1月17日转账165000元、1月20日转账170000元、1月22日转账100000元，合计435000元，总计1890000元。董丽丽上述账户在此期间还发生多笔和其他人之间的频繁转账。以上款项均由案外人袁卫杰支配使用。2017年4月20日，刘刚（乙方）与案外人胡勇（甲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向乙方转让其对第三方董丽丽拥有的债权199万元，乙方同意受让上述债权；甲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及时将债权转让通知到第三方。7月24日，胡勇书写债权转让通知书一份，内容为：“董丽丽：截止到2015年7月20日，你共计欠我借款199万元整，至今未还。2017年4月20日，我已与刘刚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该借款199万元的债权，全部转让给刘刚。现根据该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你所欠我的199万元债务，自接到本通知之日起，由你直接向刘刚偿还。偿还的内容为：全部欠款和利息，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如：诉讼费、鉴定费、保全费、律师费、拍卖费和执行费等”。8月16日，胡勇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向董丽丽邮寄该份债权转让通知书。另查明，董丽丽与孙忠强系夫妻关系，于2004年6月10日在鼓楼区民政局登记结婚。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是自然人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被告抗辩系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刘刚依据董丽丽与案外人胡勇的银行转账记录及胡勇的债权转让协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董丽丽、孙忠强抗辩其与胡勇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系案外人袁卫杰借用董丽丽的银行卡与胡勇之间的业务转账，通过董丽丽、孙忠强提供的证人证言及法庭调查可以认定，董丽丽、孙忠强的抗辩有相应的证据支持，故董丽丽、孙忠强的抗辩成立，刘刚仍应就借贷关系成立承担举证责任，而刘刚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董丽丽与胡勇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故胡勇与刘刚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应属无效，刘刚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以驳回。遂判决，驳回刘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90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5905元，由刘刚负担。二审期间，被上诉人董丽丽、孙忠强向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临汾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警八中队的询问笔录，拟证明胡勇与袁卫杰两人之间是合作经营煤炭，胡勇涉嫌私刻公章被公安机关进行调查。2、灵石县德鑫源矿产品经销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出具证明人是赵刚，拟证明2013年8月到2013年9月之间，案外人袁卫杰和胡勇共同出资的徐州市鹏达公司到德鑫源矿产品经销有限公司采购电煤，并且一直居住在德鑫源矿产品经销有限公司公司内。3、鹏达公司记账凭证复印件，银行网上交易记录，付款人袁帅，收款人胡勇，拟证明是付胡勇用于发煤的款项，鹏达公司记账凭证载明收胡勇、付胡勇收购煤炭的款项。三组证据证明袁卫杰、胡勇是利用鹏达公司经营煤炭的关系。上诉人刘刚质证认为，对于询问笔录，发生一审诉讼期间，被上诉人有能力在一审向法院提供，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其真实性亦不予认可，被上诉人提供的是复印件，该两份笔录中胡勇从未认可是与袁卫杰合作经营煤炭，仅仅只有袁卫杰在笔录中自述在2015年12月份，即涉案民间借贷发生后才有合作关系，除此之外并没有任何书面证据可以证实胡勇与袁卫杰之间存在合作经营关系。胡勇与袁卫杰之间是否存在合作经营关系与本案胡勇与董丽丽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没有关联性。对于灵石县德鑫源矿产品经销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公章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该证明的内容显示是由赵刚作为证明人出具证明而不是公司出具的证明，赵刚应当出庭接受质证，该证据亦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该证据内容也是错误的，鹏达公司由谁出资应当以工商登记为准，赵刚作为该公司之外的另一公司工作人员，是不可能知道袁卫杰和胡勇出资成立鹏达公司，在另一案件中袁卫东和袁卫杰均认可鹏达公司法人代表是袁卫东，股东也是袁卫东和其爱人，因此鹏达公司与袁卫杰和胡勇没有关系。对于鹏达公司记账凭证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系复印件，其记账的真实性无法进行确认，鹏达公司有收胡勇款和付胡勇款，并不表示胡勇与袁卫杰之间就是合作关系，也有可能是胡勇与鹏达公司之间有交易往来，可能是民间借贷也可能是业务往来，该证据亦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袁帅与胡勇之间的转账记录与本案无关。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案外人胡勇与董丽丽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民间借贷纠纷中，出借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关系的事实。既要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合意，又要证明出借款项已经实际交付借款人。本案中，上诉人刘刚提供案外人胡勇与被上诉人董丽丽之间的银行转账记录主张胡勇与董丽丽之间存在189万元借贷关系，被上诉人董丽丽对此不予认可，上诉人刘刚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仅反映了胡勇资金的流向，不能反映资金所承载的法律关系。上诉人刘刚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胡勇与董丽丽之间就该189万元款项存在借贷合意。通过本案庭审调查，案外人胡勇在庭审中明确陈述，其与被上诉人董丽丽因案外人袁卫杰介绍认识，后因其对袁卫杰的信任而向董丽丽出借资金，其本人与董丽丽并不熟识。首先，胡勇与董丽丽之间并无亲属关系或其他特殊社会关系，胡勇主张其向董丽丽共计出借189万元，出借资金数额巨大，且分数笔进行银行转款，时间跨度从2014年1月至2015年7月。胡勇称系因为袁卫杰提供担保故未要求董丽丽出具借据，但实际情况是袁卫杰未向胡勇提供任何担保，胡勇仍未要求董丽丽出具借据，其实际行为与其陈述理由并不相符。其次，胡勇陈述双方未约定借款利息，系无息借款，且每笔借款借期大概一、两个月。胡勇在庭审中陈述其因基于对案外人袁卫杰的信任，在收到部分转账款项后未实际核实打款人是否系被上诉人董丽丽以及具体收到多少款项，直到与案外人袁卫杰对账时才知道被上诉人董丽丽并未还款。由于案外人胡勇与被上诉人董丽丽前后多次发生银行转账关系，胡勇作为涉案借款的出借人，每次借款数额较大，实际收到还款数额应当是其主要关注内容。案外人胡勇在其主张的出借涉案款项后，并未向被上诉人董丽丽主张还款，而是直接向袁卫杰要求还款、进行对账；在未核实董丽丽是否还款、实际还款数额多少的情况下，仍持续向董丽丽提供大额无息借款等陈述不具有合理性，本院难以采信。再次，被上诉人董丽丽主张其银行卡账户系出借给案外人袁卫杰使用，袁卫杰对此予以认可，且陈述其与胡勇合伙从事煤炭生意，借用董丽丽、袁卫东、袁帅的卡多次与胡勇发生款项往来。胡勇陈述其与董丽丽、袁卫东、袁帅发生的款项往来均系基于对袁卫杰的信任产生的借贷关系，在法庭问及胡勇与案外人鹏达公司经济往来情况时，胡勇亦称双方存在借款关系，但在鹏达公司向胡勇的打款流水中的部分打款用途注明为货款，且其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亦陈述其曾向鹏达公司打款250万和向袁帅打款100万元系想继续使用前述款项发运煤炭，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与其本案中的相关陈述亦不吻合。综合前述情况，胡勇主张其与董丽丽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既无借款凭据予以证明，其相关陈述亦难以采信，上诉人仅依据银行转账凭证主张胡勇与董丽丽之间存在涉案借款关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在现有证据条件下，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起诉，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810元，由刘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乔英武审判员  陈 禹审判员  赵东平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书记员  杨荔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