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09民终10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银娇，女，1950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斌、杨惠森，福建人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安市人民政府城南街道办事处南郊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福安市城南街道南郊村委大楼（闽东医院对面）。
负责人：余廷雄，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毅生，福安市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余银娇因与被上诉人福安市人民政府城南街道办事处南郊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南郊村）侵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福安市人民法院（2016）闽0981民初32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银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斌、被上诉人福安市人民政府城南街道办事处南郊村民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毅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银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余银娇在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余银娇丈夫温德顺出生于南郊村，其父较早去世，随母到棠发洋生活。虽然温德顺在棠发洋加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分配责任田，但户籍从1985年迁回南郊村后，至今没有迁出。余银娇作为温德顺的妻子，理应取得南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二、南郊村为余银娇全家办理了社会保障卡、最低生活保障证等，说明南郊村认可余银娇全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三、余银娇丈夫温德顺祖籍、土地、房产等均在南郊村，现户籍也登记在南郊村，与南郊村形成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四、土地补偿费和其他集体利益分配是基于成员身份确定，是不区分能力大小和贡献多少的均等分配，余银娇作为南郊村一员也有权利取得。
南郊村答辩称，一、尽管温德顺出生于南郊村，但是出生于南郊村并不等于是南郊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其应当在棠享有各项权益，其子女和配偶理所当然随同户主享有该权益，不能异地主张。二、在南郊村办理的社会保障卡、选民资格等，与有没有成为南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没有必然的联系，必备的条件是有参与土地承包以及生产、劳动。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余银娇在一审的诉讼请求：依法判决南郊村向余银娇支付土地补偿款人民币5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余银娇和丈夫温德顺于1990年7月4日生育温碧仙。于1992年1月6日生育次女温贝贝。1999年12月15日，温德顺和余银娇补办结婚登记手续，结婚证字号为闽安民城婚字第520号1999年，余银娇加入福安市郊老龄协会。温余银娇户籍在寿宁县，于2001年11月30日迁入福安市城南街道鹤山路74号。
2001年12月25日，《福建省人民政府批转省公安厅关于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意见的通知》（闽政［２００１］４８号）规定：“建立全省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按照实际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在全省范围内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自理口粮户口及其他类型的户口性质划分，实行户口登记管理一体化，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余银娇在2001年12月取消户口性质前属于农业户口。户籍迁入后，余银娇在福安市郊社区享有选民资格，在福安市郊社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一审法院另查明，余银娇丈夫温德顺户籍在迁入福安市郊社区前在福安市下步下村，并在福安市××社区（××）参与了责任田的分配。
一审法院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应以户籍为重要依据，同时以是否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为条件，兼顾是否有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情形，并充分考虑是否以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包括自然取得（出生取得）和加入取得（因婚姻、收养、行政命令取得等）两种情形。余银娇主张其丈夫温德顺于21世纪80年代回迁南郊村，其与丈夫温德顺结婚后，加入取得南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本院认为，虽其在2001年12月取消户口性质前属于农业户口，并参加了只有农村居民才能参加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且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但这并不当然意味着其户籍迁入南郊社区后，自动成为南郊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余银娇在诉状中已自认其丈夫温德顺自幼随母改嫁到福安市下步下村（属原棠管辖）生活，因余银娇丈夫温德顺随其母亲到继父家生活时年纪尚小，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其户籍当时在福安市下步下村，又在其继父所在的原棠（今棠发洋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参与了责任田分配，故可认定温德顺与其继父所在的原棠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即便温德顺后将户籍迁入南郊社区，但温德顺并未参与南郊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温德顺与南郊村已不存在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其不具有南郊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享有南郊村土地补偿款的分配权，故原告不因和温德顺结婚而加入取得南郊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另一方面，余银娇户籍于2001年11月30日才从寿宁县迁入南郊社区，其未参与南郊村的土地承包经营，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不享有原户籍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余银娇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享有南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应承担举证不足的不利后果，因此，关于余银娇要求南郊村支付征地补偿款人民币5000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余银娇的诉讼请求。
二审诉讼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一般应以与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形成较为紧密的生产、生活关系作为判断依据，并结合是否取得及何时取得户籍作为参考。
在我国农村及城市周边农村居民，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就是农村土地。是否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关键看是否拥有农村土地的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依此判断，余银娇并不具备南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首先，民事诉讼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余银娇虽主张其具有南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但在一、二审诉讼中，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拥有南郊村主要的生产、生活资料，而南郊村亦否认余银娇具有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因此，余银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其次，余银娇主张其随丈夫温德顺到南郊村生活后，因其丈夫温德顺是南郊村人，土地，田产、房屋等都在南郊村，而享有南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该主张与温德顺的身世相悖。温德顺自幼随母到棠发洋生活，并在棠发洋分有田产、土地等生活资料，并在棠发洋参加责任田的分配，已经成为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一。其在南郊村虽拥有房产，但并没有证据证明，其拥有南郊村的土地、田产等。与南郊村并不存在生产上的联系，更无证据证明存在紧密的联系。因此，温德顺虽在南郊村生活，但其并不属于南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附随其到南郊村生活的余银娇，亦不可能成为南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再次，根据一审查明、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余银娇原户籍在寿宁县。于2001年11月30日才从寿宁县迁入南郊社区，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参与南郊村的土地承包经营和其他生产活动，或以南郊村所有的资料，作为自己生活的来源。无法判断余银娇属于南郊村集团经济组织成员。
第四，余银娇虽参加了南郊社区的社会保险等，但社会保险属于国家对国民的福利补助。南郊社区为余银娇办理社会保险，行使的是社会管理职能，与生产无关。更与南郊村集体经济组织无关。
综上所述，余银娇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余银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树惠
代理审判员 易丽容
代理审判员 陈光华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九日
书 记 员 何斌坤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