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17）最高法执监273号申诉人（被执行人）：浙江东海岸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方盛兆。委托代理人：孙新昱，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执行人：浙江海洋大学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殷文伟。委托代理人：黄炜，浙江六和（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执行人：浙江银坊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国平。委托代理人：黄炜，浙江六和（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执行人：乐利平。委托代理人：黄炜，浙江六和（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执行人：舟山加藤佳食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焦忠伟。被执行人：舟山港明食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焦忠伟被执行人：胡佰海。被执行人：章虹。浙江东海岸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岸实业公司）不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执复41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执行监督。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2011年8月31日，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舟山中院）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市分行（以下简称中行舟山分行）与舟山加藤佳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藤佳食品公司）、东海岸实业公司、舟山港明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明食品公司）、胡佰海、章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0）浙舟商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判令：一、加藤佳食品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行舟山分行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6000万元，利息10412628.79元（计算至2010年6月20日）；赔偿中行舟山分行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律师代理费180000元，合计70592628.79元。并支付其中2060万元借款本息自2010年6月21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3.446%计算的罚息及复利；其中2790万元借款本息自2010年6月21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5.687%计算的罚息及复利；其中1150万元借款本息自2010年6月21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2.3255%计算的罚息及复利；二、胡佰海、章虹对加藤佳食品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如加藤佳食品公司未能支付前述款项，中行舟山分行有权拍卖、变卖属加藤佳食品公司所有的位于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浦西开发区的八处抵押房产以及土地使用权，所得价款优先清偿中行舟山分行上述借款中的770万元借款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和中行舟山分行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其中23100元律师代理费（即：编号为713108051的借款合同）；四、如加藤佳食品公司未能支付前述款项，中行舟山分行有权拍卖、变卖属东海岸实业公司所有的位于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兴建路807号的三处抵押房产以及土地使用权，所得价款优先清偿中行舟山分行上述借款中的4910万元借款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和中行舟山分行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其中147300元的律师代理费（即：编号为713108050、713108057、713108080、713108097、713108108、713108115、713108125、713108137的借款合同）；五、如加藤佳食品公司未能支付前述款项，中行舟山分行有权拍卖、变卖属港明食品公司所有的位于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勾山街道新花村的一处抵押土地使用权，所得价款优先清偿中行舟山分行上述借款中的320万元借款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和中行舟山分行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其中9600元律师代理费（即：编号为713108052的借款合同）。加藤佳食品公司不服，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浙江高院）。2011年12月21日，浙江高院作出（2011）浙商终字第5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因债务人未按判决履行，中行舟山分行向舟山中院申请执行，舟山中院于2012年2月13日立案执行。执行过程中，中行舟山分行将案涉债权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后又将案涉债权转让给浙江海洋大学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曾用名浙江海洋学院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6月28日该公司名称变更为浙江海洋大学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浙海大资产公司）、浙江银坊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坊商贸公司）、乐利平等。舟山中院分别于2013年11月8日、2014年5月20日作出（2012）浙舟执民字第11-3号执行裁定、（2012）浙舟执民字第11-5号执行裁定，最终变更浙海大资产公司、银坊商贸公司、乐利平等为申请执行人。2015年3月18日，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2015年7月15日、7月20日，舟山中院分别作出（2012）浙舟执民字第11-8号执行裁定、（2012）浙舟执民字第11-9执行裁定，解除了对被执行人胡佰海、章虹案涉财产的冻结、查封措施。2016年5月17日，浙海大资产公司、银坊商贸公司、乐利平等向舟山中院请求恢复执行。同日，舟山中院作出（2012）浙舟执民字第11号函称：胡佰海、章虹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舟山中院已于2013年11月25日作出（2012）浙舟执民字第11-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被执行人东海岸实业公司所有的位于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兴建路807号的三处房产以及土地使用权。因双方当事人和解而中止拍卖。现申请执行人浙大海洋资产公司，银坊商贸公司、乐利平等以《和解协议》未被东海岸实业公司方履行为由，向舟山中院要求恢复拍卖，继续执行。舟山中院经初步审查，决定恢复对被执行人东海岸实业公司上述抵押资产的评估、拍卖，案件继续执行。东海岸实业公司不服舟山中院恢复执行行为，2016年5月20日向舟山中院提出书面异议称，申请执行人主张被执行人没有履行《和解协议》，应有事实依据。如果缺乏事实依据，只能说明申请执行人一方违约。执行法院对此负有审查责任，如果未查清被执行人是否违约就恢复执行，难以令人信服。舟山中院（2012）浙舟执民字第11号函，未对被执行人是否违约写明初步审查结果，无法得出被执行人究竟违反了《和解协议》哪一条约定的结论。依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举证责任在申请执行人一方。综上，东海岸实业公司请求撤销舟山中院（2012）浙舟执民字第11号函。舟山中院认为，第一，东海岸实业公司认为申请执行人要求恢复强制执行的理由失实，其已履行《和解协议》，理应举证证明其履约事实。而东海岸实业公司并未提交任何履行《和解协议》的证据材料，且在执行过程中，《和解协议》未在舟山中院备案。执行异议过程中双方也未提供《和解协议》至执行法院，故舟山中院无法对《和解协议》是否履行作出认定。第二，被执行人的债务尚未履行完毕，其仍负偿还债务的义务。按照申请执行人的要求，对暂停处置的财产恢复强制执行是本案执行之必要，是符合执行程序规定的行为。因此，舟山中院作出恢复对东海岸实业公司抵押资产的评估拍卖，案件继续执行的决定并无不当。东海岸实业公司要求撤销舟山中院（2012）浙舟执民字第11号函的理由并不成立。2016年6月22日，舟山中院作出（2016）浙09执异3号执行裁定，驳回东海岸实业公司的异议。东海岸实业公司不服，向浙江高院申请复议。浙江高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于2015年3月18日达成和解方案后，因保密原因并未将《和解协议》提交舟山中院备案，也未要求将和解内容记入执行笔录，故当事人间即使达成《和解协议》，但因未向执行法院公开而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执行和解，且案涉三申请执行人也未以执行和解为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六十六条，申请撤回执行申请或中止执行，故案涉《和解协议》未产生执行程序上的效力。舟山中院对本案继续执行，程序合法，并无不当。2016年12月1日，浙江高院作出（2016）浙执复41号执行裁定，驳回东海岸实业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舟山中院（2016）浙09执异3号执行裁定。东海岸实业公司不服，向本院申请执行监督称，第一，相关司法解释没有限定当事人必须将和解协议在执行法院备案，有关记入笔录的规定同样也仅是对执行人员和人民法院的内部工作程序要求，而非执行和解协议成立或者生效的要件。本案中，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并据此向执行法院申请中止执行，执行法院也已中止执行，这说明案涉《和解协议》属于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执行和解，已经发生了有关执行和解的效力。至于备案、记入笔录等人民法院内部工作完成与否，非为当事人之义务，亦不影响执行和解的法律性质和效力。第二，本案多份法律文书可以证实舟山中院暂停对案涉财产的执行，系以当事人自行和解为由。其一是舟山中院（2012）浙舟执民字第11号函载明“因双方当事人和解而中止拍卖”。其二是舟山中院（2016）浙09执异3号执行裁定亦载明“变更后当事人双方以自行和解为由，舟山中院暂停对东海岸实业公司所有的三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的拍卖”。其三是浙江高院（2016）浙执复41号执行裁定以“对舟山中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的方式再次对前述内容予以确认。三份法律文书足以证明本案中止执行的原因系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舟山中院对此明知。第三，申请执行人主张恢复执行的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舟山中院依据当事人的申请暂停对案涉财产的执行，证明执行法院已经审查并认可《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东海岸实业公司已经依约履行《和解协议》，履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确认了接收的资产，不存在申请执行人主张的未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形。申请执行人违反约定，拒绝履行《和解协议》，其不具备申请恢复执行的法定条件。申请执行人已将《和解协议》提交舟山中院，舟山中院以及浙江高院对于有效《和解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未予审查，在申请执行人违约的情况下，不能依据其提出的申请，恢复执行。案涉《和解协议》是个需要一定期限来履行的长期协议，存在需要各方当事人相互配合的事项，同时还涉及一些政策性因素，因此，《和解协议》对具体的履行时间节点没有明确约定。然而，2016年5月17日，即《和解协议》签订后的1年多时间，申请执行人公然违反约定申请恢复执行，毫无诚信及理由擅自反悔。舟山中院、浙江高院对此事实均未予审查，径行恢复执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执行法院已经依据《和解协议》中止执行的情况下，未审查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即依据拒不履行《和解协议》的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恢复执行，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据此，东海岸实业公司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依法监督并予以纠正，撤销浙江高院（2016）浙执复41号执行裁定；舟山中院（2012）浙舟执民字第11号函、（2016）浙09执异3号裁定，停止对东海岸实业公司财产的执行；对舟山中院（2012）浙舟执民字第11号执行案件中止执行。加藤佳食品公司、港明食品公司、胡佰海、章虹等提交意见称，同意东海岸实业公司的意见。《和解协议》合法有效，任何人均无权单方申请恢复执行。舟山中院明确知晓《和解协议》内容，并据此停止了强制执行。申请执行人是《和解协议》的违约方，无权申请恢复执行。本案纠纷真实原因在于乐利平在其他案件中被东海岸实业公司的关联公司申请执行。浙海大资产公司、银坊商贸公司、乐利平等提交意见称，乐利平在《和解协议》签字后交胡佰海拿回由各被执行人签字盖章，胡佰海一直没有将完成签字盖章的《和解协议》交申请执行人。东海岸实业公司提交的《和解协议》，与乐利平当时签字的版本存在多处出入。原经乐利平签字确认的《和解协议》前6页已被调换，每页页底已无“乐利平”签字，内容已发生实质性变化；《和解协议》第7页原落款时间“2015年1月18日”被涂改为“2015年3月18日”；原由乐利平签字时的6份《和解协议》全部在左侧用订书钉进行固定，现《和解协议》的左侧变化为骑缝处用胶水粘合最外层另用纸张进行覆盖粘合。《和解协议》实质根本没有成立过，也没有提交给执行法院，《和解协议》的内容具有不可操作性、违法性和显示公平性。因此，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执行和解。胡佰海提供的《和解协议》系伪造，涉嫌诈骗罪、伪造证据罪、虚假诉讼罪等相关罪名，应移交公安机关侦查处理。东海岸实业公司的执行监督申请超过期限。本院查明，舟山中院2015年7月15日执行笔录载明，乐利平同意解除案涉财产的查封；当日，舟山中院即作出执行裁定，解除对被执行人胡佰海所有的浙江海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90%股权的冻结。浙江高院2016年9月20日调查笔录载明“当时我（乐利平）去中院找的吴处长，口头说明了协议的签订情况，谈了中止执行的事情，好像做过笔录”。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执行法院恢复本案执行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否充分。执行当事人达成和解唯一的条件是自行和解，而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将和解协议副本附卷等，是法律、司法解释对执行人员在和解协议成立后的工作要求。因此，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如无法定无效情形，不应以未提交执行法院为由否定其法律效力以及执行程序上的效力。本案中，东海岸实业公司提交的2015年3月18日签订的《和解协议》上有各方签字、盖章。浙江高院2016年9月20日调查笔录可证实，乐利平曾告知执行法院案涉《和解协议》的签订情况，并谈及中止执行。2015年7月15日，舟山中院在征得乐利平同意的情况下，解除了对被执行人案涉财产的查封。舟山中院（2012）浙舟执民字第11号函也载明“因双方当事人和解而中止拍卖”。显然，舟山中院（2012）浙舟执民字第11号执行案确因当事人达成和解而中止。因此，浙江高院以当事人未将执行和解协议提交执行法院为由，作出关于案涉《和解协议》不属法律意义上的执行和解且未产生执行程序上效力的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此外，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并未规定执行当事人申请执行监督的期限，因此，乐利平关于东海岸实业公司申请执行监督超过期限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第二款规定：“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因此，当事人订立和解协议后，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守约履约。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的，执行法院应审查案件是否存在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应予恢复的情形。本案中，舟山中院、浙江高院在执行异议、复议审查中，均未查明案涉《和解协议》的履行情况，案件事实不清。综上，舟山中院（2016）浙09执异3号执行裁定，浙江高院（2016）浙执复41号执行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欠当，应撤销后发回舟山中院，对案涉《和解协议》真实性，执行当事人履行《和解协议》情况等问题，重新审查后另行作出裁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执复41号执行裁定及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9执异3号执行裁定；二、本案发回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查，重新审查期间应停止采取处分性措施。审判长 黄 金 龙审判员 刘 少 阳审判员 朱   燕二〇一八年八月七日书记员 魏丹（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