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湘民再4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肖运军，男，1970年8月22日出生，汉族，湖北省鄂州市人，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翁新明，湖北长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柯有道，男，1961年8月15日出生，汉族，湖北省大冶市人，住湖北省大冶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政，湖北维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劲牌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大冶市大冶大道169号。
法定代表人：吴用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柯生钢，该公司工作人员。
原审被告：周克顺，男，1968年2月23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上诉人肖运军因与被上诉人柯有道、湖北劲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劲牌公司）、原审被告周克顺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4民再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6月7日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肖运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翁新明，被上诉人柯有道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政，被上诉人劲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柯生钢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周克顺经公告送达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肖运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由两被上诉人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其主要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2018年5月25日签订的《湖南长宁大禹矿业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的转让方为大冶仁达公司、杨学明，协议书后签名盖章处只有柯建华的个人签名，受让方签名处也只有周克顺的个人签名，且大冶仁达公司、柯建华都不是大禹公司的股东，柯建华的委托书是事后补签的，故该协议应属无效，本案涉及的矿山股权买卖完全是一个圈套；2.本案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涉及到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两部门，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为维护其自身法院的利益，不可能做到公平、公正处理；3.一审法院认定肖运军承担涉案付款责任错误。2800万元来源于周克顺、杨学明与大冶仁达公司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1.28亿元，该协议并无上诉人签字，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与柯有道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只是为了履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其无支付价款义务，对于周克顺于股权转让后的6月13日向大冶仁达公司出具的欠条，上诉人并不知情，涉案股权转让款2800万元与上诉人无关。
柯有道辩称：1.答辩人、劲牌公司持有湖南常宁大禹矿业公司100%股权，该股权已经全部转让给肖运军和周克顺，且工商手续已经全部办理，不存在圈套之说，被答辩人认为股权转让价格等事实均存在问题的理由不能成立，签订协议可以是当事人本人签订，也可以委托他人签订或事后追认，本案5月25日《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前有授权委托书存在，且当事人事后也完全认可，故协议不存在任何问题；2.对于本案的股权转让，不光有2012年5月25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2015年6月6日签订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且工商变更已经履行，三者之间构成一个整体；3.6月13日周克顺出具的欠条意思表示很明确，股权受让方尚差股权出让方2800万元，至于出具方的身份不影响其欠款的结果；4.根据2012年5月25日的《股份转让协议》，余款2800万元在协议签订起按月息1.5%计息。调解协议之后，陆续支付了320万元，该320万元也应从5月25日起计息，从此角度上，一审判决在利息计算方面答辩人还吃亏了，并非如被答辩人所说的一审判决不公；5.依据常理，被答辩人应当知道5月25日的《股份转让协议》及转让价款，且其通过周克顺的账户代为支付款项，有理由认为周克顺的诸多行为应当均对被答辩人发生效力，周克顺与被答辩人系共同受让股份，在未有明确的份额分担的情况下，应当对股权转让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综上，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其上诉请求。
劲牌公司辩称：1.大禹公司的股权转让后，答辩人的员工均已经撤出，答辩人已将工厂等资产全部移交给被答辩人和周克顺；2.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完成足以说明答辩人已履行其义务，但是没有证据证明被答辩人履行了付款义务，股权转让系整体转让，被答辩人自始至终没有直接向答辩人支付一分钱。故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
柯有道、劲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克顺、肖运军立即给付矿山转让金2800万元；2.判令周克顺、肖运军给付约定的利息（按月息1.5%计算，从2012年5月2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常宁市大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禹公司）成立于2007年8月30日，法定代表人为柯有道。大禹公司的股东分别为柯有道和劲牌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柯有道持有70%的股权，劲牌公司持有30%的股权。柯有道与劲牌公司欲转让大禹公司股权，经柯有道的朋友杨学明介绍，周克顺、肖运军同意受让大禹公司股权。2012年5月10日，柯有道、劲牌公司签订《授权书》，授权柯建华作为柯有道和劲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代为将大禹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周克顺和肖运军。2012年5月25日，柯建华以大冶仁达公司的名义与周克顺签订了一份《股份转让协议》，出让方（甲方）为大冶仁达公司、杨学明，受让方（乙方）为周克顺、杨学明，协议约定：“一、股份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甲方将大禹公司100%股份作价人民币壹亿贰仟捌佰万元整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上述价格受让大禹公司100%股份。本协议生效后，乙方需向甲方支付现金人民币壹亿元整；余款贰仟捌佰万元整于2012年11月15日前支付，贰仟捌佰万元自本协议订立之日起按1.5%每月计息。周克顺、杨学明以其在海南省海口市海甸岛在建的房产作为上述贰仟捌佰万元及利息款项的担保。大禹公司股份转让价款为税后价款，因转让股份需要交纳的税费全部由乙方支付或代付。二、股权转让期限及交割方式：本协议签订生效，乙方向甲方支付完成壹亿元人民币十五个工作日内，甲方必须配合乙方完成大禹公司90%股份过户手续（包括股权变更的工商备案、税务登记证、公司代码证及所涉90%股权及法人变更或备案等手续）；甲方并须向乙方移交大禹公司名下的所有资料原件、所有对外对内的合同或协议原件、公司印鉴、资产等，并办理相应的移交手续。余下10%的股权在2012年11月15日前付清款项一次性转出10%计100%股权。……”协议还对风险责任、遗留问题处理、违约责任、协议效力等相关问题作了约定。
2012年6月1日，大禹公司召开股东会议，股东会通过如下决议：“一、同意劲牌公司将拥有大禹公司30%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周克顺。二、同意柯有道将拥有大禹公司70%的股份，分别转让给周克顺37%的股份和肖运军33%的股份……”。
2012年6月6日，劲牌公司与周克顺、柯有道与周克顺、柯有道与肖运军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劲牌公司持有大禹公司30%的股权转让周克顺；柯有道持有大禹公司70%的股权中的37%的股权给周克顺；柯有道持有大禹公司70%的股权中的33%的股权给肖运军，三份协议均没有约定股权转让价款，协议同时约定：“本协议签订后，双方应积极配合大禹公司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相关手续；柯有道和劲牌公司将不再就转让的股权部分享有和承担投资者权利和义务，周克顺、肖运军就其受让的股权享有和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附随于股份的其他权利随着股权的转让而让；……”协议还约定了其他相关事项。协议签订后，周克顺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数次向柯有道的个人银行账户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共计1亿元人民币。
2012年6月6日，转让方和受让方办理了大禹公司的资产移交。2012年6月12日，周克顺出具承诺书称：“兹有周克顺与仁达公司签订的（关于大禹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款项支付中的应付款约定，现特作如下承诺：一、按股权转让协议之约定应付尾款为人民币贰仟捌佰万元整，该本金即利息在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前结清；二、在股权变更过户时，大禹公司原股东的债权债务（除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全部由原股东承担（二〇一二年六月六日之前）。如有不可预见的债权债务，经双方核实后，由原股东承担的原股东应在三十日内予以结算完毕，否则，该承诺书自行作废。”2012年6月13日，周克顺向柯有道和劲牌公司出具了一张欠条“今欠大冶仁达公司矿山款贰仟捌佰万元。欠款人周克顺2012年6月13日”2012年6月13日和14日，柯有道、劲牌公司与周克顺、肖运军在湖南省常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大禹公司股东变更登记，将股东由柯有道、劲牌公司变更为周克顺、肖运军，其中周克顺持股比例为67%，肖运军持股比例为33%。2012年6月13日大禹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一、第十一条股东姓名柯有道、劲牌公司修改为周克顺、肖运军；二、股东出资额和出资方式修改为周克顺出资额670万元，肖运军出资额330万元。”
2012年8月9日，湖南明正律师事务所接受大禹公司的委托，就股份转让前的遗留债务事宜向柯有道、劲牌公司发出律师催告函。2012年8月30日，柯有道、劲牌公司以大冶仁达公司的名义对催告函作出了回函，其中提醒周克顺应在11月份还款2800万元。此后，周克顺、肖运军未按约定向柯有道和劲牌公司支付2800万元，柯有道、劲牌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该案原审达成调解协议后，周克顺、肖运军向柯有道、劲牌公司支付了320万元，尚余2480万元仍未支付。
一审法院认为,《股份转让协议》的出让方（甲方）为大冶仁达公司、杨学明，受让方（乙方）为周克顺、杨学明，柯建华、杨学明、周克顺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名。其中柯建华是柯有道、劲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2012年5月10日柯有道、劲牌公司签订《授权书》，授权柯建华作为柯有道和劲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代为将大禹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周克顺和肖运军。柯建华是有权代理，其以大冶仁达公司的名义与周克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转让大禹公司的全部股份，而大禹公司的股东是柯有道和劲牌公司，柯有道和劲牌公司已经授权柯建华代为转让大禹公司股份，对柯建华与周克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不持异议并予以确认，因此，该协议书的实际出让方（甲方）是柯有道和劲牌公司，并非大冶仁达公司。周克顺作为股份转让的受让方（乙方），对大禹公司的股东是柯有道和劲牌公司是明知的，之后周克顺与柯有道和劲牌公司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该《股份转让协议书》是大禹公司股份转让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柯有道与劲牌公司是该协议书的适格主体，有权对该协议主张权利。杨学明虽然列在协议的出让方和受让方名下，但其既不是大禹公司的股东，无权处分大禹公司的股份，也没有实际受让大禹公司股份，杨学明显然只是大禹公司股份转让的介绍人，而不是股份转让的主体，与本案没有关系。肖运军与柯有道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肖运军受让柯有道转让大禹公司33%的股权，同样，周克顺与柯有道和劲牌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周克顺受让柯有道转让大禹公司37%的股权，受让劲牌公司转让30%的股权，二人分别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只在受让大禹公司股权的比例上有所不同，对于各自受让股权的价格并没有特别约定。上述协议签订后，肖运军也没有单独向柯有道支付股权转让款，而是按照2012年5月25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与周克顺共同通过周克顺的个人账户向柯有道支付了股份转让款1亿元。之后，柯有道和劲牌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办理了大禹公司股东工商变更登记及资产移交手续。肖运军与周克顺共同支付了股份转让款，共同办理了大禹公司的股东变更手续，共同成为大禹公司新的股东，共同接受了大禹公司的资产，二人分别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与《股份转让协议书》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相互联系、相互关联，在事实上是整体受让大禹公司股份的共同主体。因此，肖运军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应当与周克顺共同对下欠的股份转让款承担偿还责任。肖运军称其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周克顺出具的2800万元欠条，写明是欠大冶仁达公司矿山款，该欠条在金额和时间上与《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股份转让价格及付款内容相互关联，与其2012年6月12日出具的承诺书的内容是一致的，周克顺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所欠的2800万元属于其他债务。因此，该欠条足以认定所指即为大禹公司股份转让欠款。周克顺提出：柯有道、劲牌公司没有按《股权转让协议》交付全部公司资料导致股权转让后，受让方无法正常经营，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根据双方的《股份转让协议》，柯有道、劲牌公司在周克顺、肖运军给付1亿元转让款后，依约办理了股份过户手续，变更了股东备案工商登记，移交了全部股份资产及相关资料，履行了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周克顺、肖运军通过律师函提出的遗留问题，柯有道、劲牌公司也一一予以回复，并没有回避或怠于履行义务；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周克顺、肖运军在受让股份之后无法正常经营。因此，周克顺提出驳回柯有道、劲牌公司之诉讼请求的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柯有道、劲牌公司授权柯建华与周克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以及劲牌公司与周克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柯有道与周克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柯有道与肖运军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均合法有效，肖运军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应当与周克顺共同支付股份转让欠款，肖运军与周克顺未按期支付股份转让欠款应当按照协议约定支付欠款利息。柯有道、劲牌公司主张判令周克顺、肖运军给付欠款，并给付约定的利息，利息从2012年5月2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月息1.5%计算。柯有道、劲牌公司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条第二款、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周克顺、肖运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柯有道、劲牌公司转让大禹公司股份欠款248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2012年5月25日起按月息1.5%计算至欠款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生效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18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86800元，由周克顺、肖运军共同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双方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亦无争议，本院二审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并查明：2010年6月10日，大冶仁达公司的股东结构发生变更，变更后显示柯有道，600万元，占60%股份；石水莲，400万元，占40%股份。2018年4月3日企业股东结构再次发生变更，大冶仁达公司变更为柯有道持股100%、注册资本600万元的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控辩理由，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2012年5月25日柯建华以大冶仁达公司的名义与周克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否有效；2.肖运军是否应对涉案股权转让欠款2800万元承担偿还责任。
1.关于《股份转让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大禹公司的实际股东系柯有道和劲牌公司，两者委托柯建华处理股权转让的事宜，并出具了委托书。《股份转让协议》实际上是柯有道、劲牌公司与周克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考虑到柯建华当时拥有仁达公司60%股权，系大冶仁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仅是以大冶仁达公司的名义签订协议，而未加盖公司公章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即便如肖运军所述，柯建华的委托书系事后补签，《股份转让协议》也不当然无效，因为在周克顺给付1亿元转让款后，柯有道、劲牌公司依约办理了股份过户和股东变更登记手续，移交了全部股份资产及相关资料，上述事实证明柯有道、劲牌公司和周克顺均认可《股份转让协议》内容，柯有道、劲牌公司实际履行协议的行为亦构成对柯建华之行为的事后追认，《股份转让协议》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条件。综上，上诉人肖运军以仁达公司和柯建华都不是大禹公司的股东、柯建华委托书系补签为由主张《股份转让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2.关于肖运军是否应对股权转让欠款2800万元承担偿还责任的问题。2012年6月6日，上诉人肖运军与柯有道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柯有道将其持有的大禹公司33%股权转让给肖运军，但未涉及转让价款，肖运军实际也未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给柯有道，而是通过周克顺的账户代为支付，上诉人在庭审中承认其为取得大禹公司33%股份而支付了4000多万元给周克顺，上述事实能够证明肖运军知晓《股份转让协议》的存在并认可该协议中对转让价款的约定，上诉人肖运军主张《股份转让协议》与其无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从本案事实来看，上诉人肖运军与周克顺共同支付了股份转让款，共同办理了股东变更手续成为大禹公司新股东，共同接收了大禹公司的资产，两人事实上系整体受让大禹公司的共同主体，其对约定的股份转让款1.28亿元应共同承担给付义务，周克顺依据《股份转让协议》向大冶仁达公司出具的2800万元欠条对肖运军具有约束力。故上诉人主张对周克顺出具的欠条不知情，股权转让欠款与其无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上诉人肖运军主张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无法公正审理本案，因上诉人肖运军未提供证据证明，亦未在原审中行使其享有的申请回避的权利，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肖运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1800元，由肖运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建立
审判员 吴爱莲
审判员 周光清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刘盼清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