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晋0821行初13号
原告宁某某，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武克军，男，1970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万荣县育英西街枫苑小区*****号。身份证号：1427251970********。
被告万荣县公安局，住所地：万荣县县城汇源街。
法定代表人王永斌，局长。
委托代理人范正武，系万荣县公安局法制大队队长。
原告宁某某诉被告万荣县公安局治安行政管理一案，于2018年5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于2018年5月3日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6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被告负责人及委托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宁某某诉称，1994年11月11日晚，我和同村李安仁等在家玩麻将，时任被告万荣县公安局高村派出所所长秦爱国、曹建民带领几人以抓赌为名强行闯入我家，未出具任何法律手续对我家进行搜查，发现我家传古玩等财物后，秦爱国出具了一张宁某某家文物登记表，并强令我在表上签字，随后将我的紫檀木笔筒，鎏金佛像等41类131件财物强行扣押拉走。之后，被告对在赌博行政案件中所扣押的案外物品不鉴定、不没收、不返还，使这些财产至今处于非法扣押状态。2018年3月26日，在万荣县公安局信访办公室我才知道被告已将这些财物移交给万荣县文物局，损害了我的财产权。依据《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二款、第七条、第九条和《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十二款之规定，现提起诉讼，请求被告解除对我财物强制非法扣押措施，归还非法扣押我的财物41类131件。
原告宁某某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以下证据：
1、秦爱国情况说明一份
2、文化保护法相关法律依据一份
3、秦爱国询问笔录一份
4、曹建民情况说明一份
5、曹建民询问笔录一份
6、宁某某文物登记表一份
上述证据来源于被告信访室,复制于2018年3月26日，用以证明原告自2018年3月26日才知道被扣押的财物移交至万荣县文物局，自己的财产权受到了侵害。
被告万荣县公安局辩称，1994年，山西省委、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南征北战”打击文物犯罪活动。为严厉打击文物犯罪，1994年11月份的一天晚上，我局时任高村派出所所长秦爱国带领民警曹建民、孙志斌等人在查处正在赌博的宁某某、李安仁等人过程中，发现宁某某家有大量疑似文物，遂当场将41类131件物品扣押至高村派出所。之后派出所以治安案件立案调查。1997年，曹建民负责高村派出所工作期间，在分管治安副局长李新荣的监交下，将宁某某家扣押的物品移交至当时的万荣县博物馆（现更名为万荣县文物旅游局，下称文物局）馆长贾全贵。我局严格依照相关法律办案，扣押宁某某家物品有法律依据，并非非法扣押。原告依据《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二款、第七条、第九条之规定，请求解除对其财物非法扣押措施，并追索返还原告财物的请求不成立。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赔偿请求人的赔偿请求已超过两年时效。综上，我局扣押原告财物，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请求已过追究时效，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被告万荣县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以下证据、依据：
1、宁某某文物登记表一份，用以证明当时扣押的情况。
2、秦爱国情况说明一份。
3、秦爱国询问笔录一份，证据2-3证明扣押财物背景。
4、曹建民询问笔录一份。
5、曹建民情况说明一份，证据4-5证明移交情况。
6、时任高村派出所所长秦爱国手抄文化保护法相关法律依据一份，证明扣押原告物品的法律依据情况。
7、秦爱国第二次情况说明一份，证明扣押背景、经过、法律依据。
8、后任高村派出所所长曹建民第二次情况说明一份，证明扣押移交过程。
9、时任分管治安副局长李新荣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向文物局移交过一批文物鉴定。
10、孙志斌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向文物局移交过文物。
11、文物局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当时在万荣县文物局收过高村派出所移交的文物。
经庭审质证，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无异议；认为其余证据均为2017或者2018年后所取得的，不能够证明1994年被告扣押原告物品时，原告的这些物品具有或者属于重要文物，也不能证明原告利用所拥有的物品从事非法经营、倒卖活动；被告不能提供原始案卷，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告答辩当时按治安案件呈卷调查，1994年至今，高村派出所人员机构变动，经调查未找到案卷，为了还原当时经过，由法制大队、信访室干警，对当时的人员进行询问，后续制作案卷，证明当时扣押、办案过程合法以及把当时扣押的文物移交给万荣县文物局的事实。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均无异议。
被告所提供的证据材料是被告法制大队、信访室干警调查当时扣押宁某某财物执法情况而产生和记载的证据，原告对被告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原、被告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
根据原告起诉、被告答辩以及对证据的质证、认证，本院对以下事实进行确认：
1994年11月11日晚，被告高村乡派出所所长带领几名民警在原告宁某某家查处原告等人打麻将赌博的过程中，发现原告宁某某家有许多财物疑似文物，经当场清点登记，共计41类、131件，被告给原告宁某某出具了一份文物登记表，原告本人签名确认后，将上述物品扣押至高村乡派出所。被告扣押原告疑似文物41类、131件的事实原、被告均无异议。高村乡派出所原任所长调离后，该案由新任所长负责，1997年前半年，在副局长李新荣的监交下，高村乡派出所向万荣县文物局移交过一次文物，当时的馆长贾某进行了拍照、录像、签字，移交单存放原始案卷。万荣县文物局现藏有八件文物系被告高村乡派出所移交，但不能确定为宁某某家扣押物品。上述事实，依据被告提交被告法制大队、信访室干警调查当时扣押宁某某财物执法情况时产生和记载的证据予以确认。被告扣押宁某某的财物是否是文物、是否全部移交万荣县文物局本案没有证据予以证实。被告1994年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原始案卷找不到，没有向法庭提供当时行政执法过程中产生和记载的原始证据。庭审中，原告认为被告扣押行为违法，理由是:原告的财物是家传的，这些物品具有或者属于重要文物，也不能证明原告从事非法经营和倒卖活动，依据2006年公安部88号令的规定，扣押期限为30日，案件重大复杂的经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延长30日，逾期不作出处理的公安机关应将扣押的物品退还给当事人。被告认为，原告以2006年公安部88号令的规定来否定扣押行为的合法性，理由显然不成立，2006年的法律规定不能调整1994年发生的事情。1994年山西省委、省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南征北战”打击文物犯罪活动，被告依据1991年6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相关法律规定处理，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告称，2018年3月26日，原告从万荣县公安局信访办得到相关材料和证据后才知道物品移交给万荣县文物局，财产的所有权受到了侵犯，所以原告的诉讼时效应从2018年3月26日开始计算。被告认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原告起诉已过时效，原告依据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二款、第七条规定，被告不认可。
本院认为，本案被告于1994年11月11日扣押原告疑似文物41类、131件的事实，双方均无争议，被告对原告所述物品所实施的扣押行为存在，本院予以确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不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的，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规定，原告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被告1994年对原告财物即已作出扣押措施，原告本人签名确认，原告至今提起行政诉讼，明显已超过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诉讼时效。原告诉称其2018年3月26日才知道被扣押的财物移交至万荣县文物局，自己的财产权受到了侵害，认为起诉在法定期限内，理由显然不成立。原告宁某某在起诉状中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下称《赔偿法》）的相关条文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返还扣押原告物品，但《赔偿法》规定请求行政赔偿的前提是行政行为违法，本案被告的扣押行为在原告诉讼前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确认是否违法。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扣押物品没有法定理由，且《赔偿法》规定了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故原告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宁某某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宁某某。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聪玲
人民陪审员 薛伟霞
人民陪审员 樊晓娜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洪亚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