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10民终15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文登市恒泰道路设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临港区苘山镇正气路东首。
法定代表人：许善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强，山东阔海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住所地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滨路中段。
负责人：程玉，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晓成，男，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丛璟，女，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市中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岛中路-196、198号。
法定代表人：林治森，经理。
原审被告:威海市中顺汽车维修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温泉镇柳林工业园（运管处检测线）。
法定代表人：林治森，经理。
原审被告：林治森，男，1967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
原审被告：孙建秀，女，1970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
上诉人文登市恒泰道路设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商行经区支行）、威海市中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顺销售）、原审被告威海市中顺汽车维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顺维修）、林治森、孙建秀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鲁1092民初15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恒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商行经区支行要求恒泰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十六条规定，为他人提供担保，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担保的数额有限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依据该规定，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这一影响公司股东利益的场合，并非公司内所有从业人员都有权决定是否提供担保，是否同意担保需要经过董事会和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本案中许善兰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和总经理，占60%的公司股份，邵某为公司监事，占40%的公司股份，邵某的身份以及股权比例均无权决定恒泰公司是否为他人担保。2.一审认定恒泰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证据为银行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而在一审中已确定该合同中加盖的恒泰公司公章并非恒泰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虽恒泰公司在办理中国银行的担保业务是使用了同一非备案公章，但该笔业务系在中国银行续贷，恒泰公司为中顺销售公司提供担保的行为，恒泰公司是知情并同意的，且许善兰在合同中签字确认。而本案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加盖非备案公章，且没有公司任何人员的签字确认，故不能代表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3.即便该非备案公章可以视为恒泰公司认可的公章，但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的公章并非恒泰公司的工作人员加盖，本合同存在串通损害恒泰公司利益的可能，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恒泰公司不予认可。
商行经区支行答辩称，商行经区支行已经要求恒泰公司提交了股东会决议，作为金融机构，商行经区支行对股东会会议进行了形式上的审查。关于印章的问题，2016年6月24日恒泰公司为本案借款提供担保加盖了涉案印章，2016年7月21日恒泰公司在中国银行为中顺销售另案借款提供担保，亦加盖涉案印章，恒泰公司认可其在中国银行加盖的公章，并因此承担法律责任，恒泰公司在同一时间段为同一公司使用相同的印章分别提供担保，现以不知情否认在本案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加盖的公章，与事实不符。
中顺销售答辩称，本案不存在串通，对恒泰公司加盖的公章是否是备案章不清楚。
中顺维修、林治森述称，同意中顺销售意见。
商行经区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顺销售向商行经区支行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000000元、利息85382.42元（截至2017年7月20日），合计2085382.42元，及自2017年7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的利息、罚息等；2.其他四被告对中顺销售的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五被告承担案件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24日，商行经区支行与中顺维修、林治森、孙建秀签订三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中顺维修、林治森、孙建秀为中顺销售自2016年6月24日起至2017年6月24日止在商行经区支行处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务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500万元提供担保。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所有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为实现债权、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律师费等）。保证方式为对本合同项下保证范围内就所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按法律规定或主合同主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债务到期之日起两年。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约定，有各方当事人盖章或签字。同日，还形成一份加盖商行经区支行与恒泰公司印章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内容与商行经区支行与其他被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一致。落款处除加盖恒泰公司及商行经区支行的公章，还有商行经区支行及恒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姓名印章。恒泰公司对合同中恒泰公司的印章真实性有异议。
2016年7月11日，商行经区支行与中顺销售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中顺销售向商行经区支行借款人民币2000000元用于购车。借款期限自贷款人向借款人实际发放贷款之日起至约定还款之日止，最长不超过12个月。借款利率为年利率，按合同生效日对应的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水平上浮60%，即6.96%。借款期间以及本合同项下借款逾期后，遇法定利率调整，当事人同意本合同利率固定不变。借款人按月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约定，加盖双方当事人印章。当日，商行经区支行向中顺销售发放借款人民币2000000元，借款到期后，中顺销售未能按期偿还借款本息，截至2017年7月20日，尚欠借款本金2000000元，利息85382.42元。另查，2016年7月21日，中顺销售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申请贷款200万元，中顺维修、林治森、恒泰公司、许善兰、邵某等提供担保，最高额保证合同有恒泰公司法定代表人许善兰的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后因逾期还款，中国银行起诉至法院，2017年9月19日，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以（2017）鲁1002民初4243号调解书结案，恒泰公司对该案保证合同中法定代表人许善兰的签字及贷款事实予以认可。以上事实，各方当事人没有争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各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是：1、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恒泰公司印章是否为该公司备案的真实印章；2、除备案印章外，恒泰公司是否使用过其他印章。
商行经区支行对此申请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山东永鼎司法鉴定中心对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恒泰公司的印章与文登区公安局图章备案簿中恒泰公司的印章、中国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恒泰公司的印章是否一致分别进行司法鉴定。该中心对照不同检材出具两份鉴定意见：
鲁永司鉴中心[2017]文鉴字第586号鉴定意见书得出鉴定意见如下：本案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恒泰公司的印章与自中国银行调取的2016年7月21日《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恒泰公司的印文一致。
鲁永司鉴中心[2017]文鉴补字第586号鉴定意见书得出鉴定意见如下：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恒泰公司的印章与该公司在威海市文登区国收刻字店调取的2005年10月18日《文登市公安局图章备案簿》印文不一致。
商行经区支行质证后认为：认可鲁永司鉴中心【2017】文鉴字第586号鉴定意见书，证实中顺销售在中国银行有贷款，恒泰公司为该笔贷款向中国银行提供了最高额保证，与本案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印章一致，并有法定代表人许善兰的签字，证明恒泰公司对这个公章是认可的。对于鲁永司鉴中心【2017】文鉴补字第586号鉴定意见书，虽然鉴定结论与中行的印章不一致，但否认不了恒泰公司以该公章为中国银行提供过保证的事实，即恒泰公司对以该印章出具的资料是认可的。
中顺销售、中顺维修、林治森、孙建秀质证后认为，对鲁永司鉴中心【2017】文鉴字第586号鉴定意见书调取的鉴定样本予以认可，当时中顺销售在中国银行有贷款，恒泰公司为该笔贷款向中国银行提供最高额保证，借款方和担保方都到场办理了手续，贷款已经发放，后期因未还款，中国银行将被告都起诉了，在环翠区法院，现已经调解结案并进入执行程序。对于鲁永司鉴中心【2017】文鉴补字第586号鉴定意见书为何鉴定结论不一致，中顺销售、中顺维修、林治森、孙建秀并不清楚,一开始是林治森、孙建秀拿着贷前审查资料去恒泰公司盖章，后期许善兰丈夫出差，就把公章和姓名章交给二人，二人拿着印章去原告处办理手续并盖章。
恒泰公司质证后认为，鲁永司鉴中心【2017】文鉴字第586号鉴定意见书调取的鉴定样本并不是公司备案的公章，是法定代表人的丈夫私刻的，盖章是林治森与许善兰的丈夫共同操作的，许善兰并不知情。对鲁永司鉴中心【2017】文鉴补字第586号鉴定意见书没有异议，公司备案的公章只有这一枚。综上，根据当事人举证、质证意见，一审法院对争议事实认定如下：1、本案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恒泰公司的印章并非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2、本案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恒泰公司的印章，在为中顺销售向中国银行贷款提供保证业务中使用过，并有法定代表人许善兰签字。
一审法院认为，商行经区支行与中顺销售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与中顺维修、林治森、孙建秀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信守履行。商行经区支行已按借款合同约定向被告中顺销售发放了借款，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现借款期限已过，中顺销售未能按期偿还借款本息，理应按借款合同约定向原告履行还款义务，中顺销售对商行经区支行起诉主张的借款本息数额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对于商行经区支行要求各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中顺维修、林治森、孙建秀对此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恒泰公司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的争议，虽然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印章并非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但恒泰公司在办理中国银行的担保业务中使用此印章，公司法定代表人也在合同上签字，对该笔业务恒泰公司也没有异议。由此，可证实恒泰公司在同一时期内同时使用过两枚印章，对本案恒泰公司的印章，应认定其法律效力。虽然本案最高额保证合同没有法定代表人许善兰的签字，但加盖其个人名章，应当认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真实性。现恒泰公司以其法定代表人对盖章不知情为由进行抗辩，与事实不符，亦无其他证据佐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因此，在中顺销售未能按期还款的情况下，在保证期间之内，中顺维修、林治森、孙建秀、恒泰公司均应根据合同约定向商行经区支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顺维修、林治森、孙建秀、恒泰公司未约定保证份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之规定，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保证人的，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保证人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务，故应认定中顺维修、林治森、孙建秀、恒泰公司互负连带责任，商行经区支行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依法应予支持。综上所述，商行经区支行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恒泰公司的抗辩，理由不当，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规定，判决：一、中顺销售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000000元及截至2017年7月20日的利息85382.42元；二、中顺销售偿还原告自2017年7月21日至实际还款之日的利息（按合同约定的方式计算）；三、中顺维修、林治森、孙建秀、恒泰公司对被告中顺销售的上述付款义务在合同约定的最高额保证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可向中顺销售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承担的份额。上述一、二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742元，由五被告负担，鉴定费16300元，由恒泰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商行经区支行提交了股东会决议一份，顶端手写字迹标注担保人为“文登市恒泰道路设施有限公司”，时间一栏手写字迹为“2016年6月14日”，地点一栏手写字迹为“会议室”，决议事项一载明：同意本公司为“威海市中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威海市商业银行办理的信贷业务提供担保，……信贷业务申请人本次办理的前述业务总余额不超过人民币“伍佰”万元。其中借款人名称及借款金额为手写字迹。落款股东签名处有“许善兰”、“邵某”字样签名，担保人公司确认签章处加盖了“文登市恒泰道路设施有限公司”印章。商行经区支行称该份股东会决议手写内容是银行工作人员填写，后交由中顺销售转给恒泰公司进行签章。
恒泰公司申请证人邵某出庭作证，邵某称，并未与另一股东许善兰召开过股东会，没有形成股东会决议，商行经区支行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其本人签名属实，但“许善兰”的签名不是本人所签，估计是中顺销售的法定代表人林治森拿着空白材料找他签的。商行经区支行的工作人员曾经到恒泰公司，说林治森的公司要贷款，找恒泰公司提供担保，当时公司法定代表人不在，他负责接待，没有签任何书面材料。后来他要去北京查体，林治森说准备贷款资料需要盖章，他就把私刻的恒泰公司印章和许善兰个人名章交给了林治森，但并不知道林治森去哪里贷款，不知道林治森用该印章签订了最高额为500万元的担保合同。为中顺销售在中国银行的借款提供担保，是他拿着私刻的恒泰公司印章到中国银行加盖的。
恒泰公司认为，股东会决议应当是商行经区支行提供给恒泰公司的，除签名盖章以外的字迹都是银行人员书写。许善兰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该股东会决议无效。邵某的证言能够证实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是林治森持邵某交付的印章与商行经区支行签订，银行没有尽到审查义务，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不是恒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商行经区支行认为提供的股东会决议上有邵某的签字，说明他知晓并同意提供担保，邵某主观上存在脱保故意，其证言不应采信。林治森同时代表中顺销售、中顺维修表示对股东会决议记不清楚，邵某将恒泰公司印章交给他时知道中顺销售要贷款，但可能不清楚贷款金额，记不清是他没交代清楚还是邵某没听明白。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否合法有效，恒泰公司应否承担保证责任。
关于股东会决议的证据效力问题。公司法第十六条是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程序的规定，不能以此约束行为相对人。股东会是否实际召开、股东签字是否属实，均超出行为相对人的判断和控制能力范围。就本案而言，股东会决议虽系商行经区支行预先填写了有关内容，但须经股东签字确认后方可产生法律效力，邵某确认其签字属实也表明恒泰公司已经收到该份股东会决议。从形式上看，股东会决议上有恒泰公司两股东签名并加盖了公司印章，且商行经区支行事先已经到恒泰公司进行了核保，该份股东会决议的证据效力应予认定。商行经区支行已经尽到审查义务，有理由认为恒泰公司为涉案借款提供担保是其真实意思表示。
关于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加盖的恒泰公司印章的效力问题。恒泰公司在同一时期办理的中国银行的担保业务中也使用了该枚非备案印章，并认可其效力，表明恒泰公司对外用章不具有唯一性。恒泰公司明知该枚印章存在并对外使用，并未采取措施防止相对人利益受损，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对于该枚印章，恒泰公司不能在不同的合同中分别选择有效或无效，本案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加盖的虽非备案印章，亦应有效。
关于非恒泰公司工作人员加盖印章的行为效力是否及于恒泰公司的问题。邵某、林治森均陈述，邵某将私刻的恒泰公司非备案印章交由林治森办理了本案的相关担保手续；邵某与妻子许善兰共同出资成立恒泰公司，负责公司业务管理，商业银行经区支行到恒泰公司核保时由邵某出面接待；办理中国银行的担保业务时，邵某持其私刻印章代表恒泰公司在担保合同上盖章。结合上述事实，应认定邵某将印章交由林治森是代表恒泰公司授权林治森办理本案担保业务。邵某接待过商行经区支行的核保人员，对中顺销售准备在商行经区支行贷款应为明知，邵某称不知道中顺销售在哪里贷款，不予采信。邵某称不知道担保的借款数额为500万元，林治森亦表示可能没向邵某交代清楚，但在借款、担保合同订立过程中，核实担保债务是保证人应尽的审慎注意义务，即使对自己的民事行为采取随意放任的态度，授权借款人的法定代表人代为签订担保合同，也应视为放弃审查其担保债务相关信息，也应承担因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合法有效，恒泰公司应按约承担保证责任。恒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484元，由文登市恒泰道路设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苏丽杰
审判员 王玲丽
审判员 刘志敏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刘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