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深中法房终字第13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文玉，该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国安，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中波，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松林。
委托代理人：易建国，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玉亭，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深圳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础公司”）与被上诉人魏松林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3）深福法民三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5年，深圳市某某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房地产公司）与基础公司签订一份《协议书》，某某房地产公司同意用某某花园一号楼某座某房、一号楼某座某号房、一号楼某座某号房三套房总价款2870886元冲抵应付基础公司的某某花园二期及某某花园项目工程款，基础公司委托某某房地产公司办理上述用于冲抵工程款的房产转让手续，某某房地产公司在收到买方全部房款后将房款划付魏松林，某某房地产公司按房产成交价的4%向基础公司收取代理费用。其后，基础公司收取了扣除销售代理费用的售房款，其中某某花园一号楼某座某房售房款为927145.64元。
魏松林系基础公司的股东之一，自1993年始承包基础公司的部分地基基础工程项目，以基础公司名义签订施工合同，由魏松林实际施工，魏松林按约定比例向基础公司交纳管理费。庭审中，魏松林、基础公司确认，基础公司向某某房地产公司承揽的某某花园、某某花园二期、某某花园等工程项目均是由魏松林施工完成。本案审理过程中，魏松林表示，因某某花园二期、某某花园等工程项目系由魏松林施工完成，魏松林、基础公司在结算工程款时，口头达成以某某房地产公司抵偿的三套房抵付基础公司应付魏松林工程款的协议，除某某花园一号楼某座某房售房款外，其余两套房的售房款基础公司已经支付魏松林。
2012年9月6日，魏松林向基础公司递交《付款申请》，指称其于2005年12月收回某某花园一号楼某座某房工程款927145.64元到基础公司账户，基础公司已于2006年1月支付魏松林615302元，现申请将剩余311843.64元工程款支付魏松林。2012年10月24日，基础公司财务部经理姜雪红在《文件审批单》上确认“某某花园1号楼工程于2005年12月收款927145.64元，于2006年1月支付工程款615302元”，基础公司总经理麻某某、原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尚增树签名确认同意支付。
另查，基础公司主张2012年8月18日，基础公司召开股东会，修改了公司章程，选举赵文玉为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并免去了尚增树原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职务，同日，赵文玉行使执行董事权利，免去麻某某总经理职务，因此，麻某某、尚增树于2012年10月24日在《文件审批单》的签字不属于职务行为，基础公司不予认可。基础公司就其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关于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共同提议》、《临时股东会程序及议程》、会议签到表、股东授权委托书、2012年8月18日《深圳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草案）》、《深圳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会关于任免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的决议》、《总经理任命书》等证据为证，其中提交原审法院的《关于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共同提议》复印件上无会议时间，会议地点为“公司会议室”，原件上手写添加会议时间为“2012年8月18日星期六上午十点至十一点”，会议地点为“深圳方都酒店388房”。魏松林否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表示魏松林亦系股东之一，但却从未收到召开股东会的通知及参加2012年8月18日股东会，魏松林提交的《深圳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会关于任免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的决议》内容与股东签名不在同一页面上，第二页股东签名没有落款时间，其真实性不予认可。
另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档案资料显示，2012年11月22日，基础公司修订了公司章程，同日，基础公司股东会决议选举赵文玉为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免去尚增树原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免去尚增树、姜雪红、麻某某等人的公司董事职务。赵文玉于同日出具《总经理任免书》，免去了麻某某公司总经理职务。
以上事实，有魏松林提交的《付款申请》、《文件处理审批单》、《深圳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总经理任免书》，基础公司提交的《协议书》、《承包合同》、《关于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共同提议》、《临时股东会程序及议程》、会议签到表、股东授权委托书、2012年8月18日《深圳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草案）》、《深圳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会关于任免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的决议》、《总经理任命书》等证据及庭审笔录为证。
魏松林的诉讼请求为：1、基础公司立即给付魏松林311843.64元及利息800元（自2012年9月7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2、基础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魏松林、基础公司确认魏松林系基础公司向某某房地产公司承揽的某某花园、某某花园二期、某某花园等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涉案房产系某某房地产公司用于抵偿欠某某花园二期、某某花园项目工程款的，基础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尚增树、总经理麻某某、财务部负责人姜雪红于2012年10月24日确认出售涉案房产的剩余购房款311843.64元应作为工程款支付魏松林，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基础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尚增树、总经理麻某某等人于2012年10月24日在《文件处理审批单》上的签字行为是否是职务行为，是否确认了魏松林、基础公司间存在未付工程款311843.64元的债权债务。
就尚增树、麻某某的免职时间，基础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2012年8月18日《深圳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会关于任免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的决议》、《总经理任命书》与魏松林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档取得的《股东会决议》、《总经理任免书》存在冲突，二份文件关于尚增树、麻某某的免职时间不一，就此，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公司变更登记事项，应当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未经变更登记，公司不得擅自改变登记事项”。第三十条规定“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应当自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作出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本案中，魏松林提交的《股东会决议》、《总经理任免书》来源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档案资料，故其证明力应当优于未经登记备案的基础公司提交证据。2012年10月24日，尚增树、麻某某等人尚在基础公司任职中，分别任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故尚增树、麻某某于2012年10月24日在《文件处理审批单》的签字行为应认定为系履行其职务的行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基础公司承担并履行，因此，原审法院确认魏松林、基础公司间存在应付工程款311843.64元的债权债务关系。另一方面，基础公司主张某某花园、某某花园二期、某某花园等工程项目的工程款已付清魏松林，但却未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应负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基础公司在《文件审批单》上虽同意支付该工程款，但魏松林、基础公司并未协商约定付款时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魏松林有权随时要求履行，故魏松林主张基础公司支付该欠付工程款311843.64元，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魏松林请求自2012年9月7日始计付利息，缺乏合同依据，应自魏松林请求基础公司履行之日即魏松林起诉之日（2012年12月26日）起计算利息。
魏松林完成案涉工程项目虽系发生于2005年前，但基础公司于2012年10月24日经核账才与魏松林明确该债权债务，至魏松林起诉时，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基础公司辩称魏松林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基础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魏松林工程款311843.64元及利息（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2年12月26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的应付款之日止）；驳回魏松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基础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988元（已由魏松林预交），由基础公司负担。保全费120元（已由魏松林交纳），由基础公司负担。
上诉人基础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3）深福法民三初字第55号民事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二、驳回魏松林的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魏松林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对本案的重要事实未能查明，在事实严重不清的情况下，作出错误的认定。1、魏松林声称自己作为基础公司的股东之一，却未收到召开股东会的通知，明显与事实不符。2012年6月29日，基础公司向所有股东（包括魏松林）发出《关于股权对内集中转让的股东会通知》，魏松林已于2012年7月3日在通知上签字，证明已收到此通知。至此，基础公司已经按《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的规定履行了召开股东会的通知义务。同年8月17日，魏松林在股东大会《会议签到表》上签字。据此，一审开庭时魏松林辩称从未收到召开股东会通知之说，不攻自破。2012年7月6日，基础公司董事会成员尚增树、麻某某等与受让人赵文玉分别在《股东转让基本条款》签字，对股权转让的基本条款达成一致意见。2012年7月7日，基础公司如期召开股东会，形成《深圳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股东会决议》，36位股东除了赵福星、王治国、魏松林三人未到会，其余股东均签字认可。虽然魏松林未参会，但其已收到上述参加股东会的通知，对召开股权对内集中转让会议一清二楚。2、尚增树的签字是否属实，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一审未予查实。上述7月6日《股权转让基本条款》写明签字即成立并生效，并经7月7日的股东会决议通过。双方应遵守基本条款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股权转让基本条款》第五条：“有部分应先付到位的债务，受让方核实后同意支付到位”；根据第七条：“受让方支付给同意转股的股东转让总价款的50%后，即可介入公司工作，共同管理”。作为受让方的赵文玉，已在7月底按约定将50%的转让款支付给所有同意出让股权的股东。在此之后，受让人赵文玉按约定享有“介入公司工作，共同管理”的权利。但是，魏松林在一审提交的2012年9月6日的《文件处理审批单》上，尚增树于同年12月24日批示：“同意待付”。尚增树未按约定转赵文玉核实，违反约定。以上，如果尚增树的签字属实，显然违约损害基础公司及受让人的权益、而上述文件是否为尚增树的亲笔签字、是否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原审法院并没有查清。一审过程中，基础公司曾申请尚增树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但原审法院并没有批准。而这个重要事实未查明。显然是无法查清全案情况。二、根据本案情况，受让公司近80%股权的股东赵文玉及股东、原董事长尚增树，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应参加本案诉讼，一审判决遗漏诉讼当事人，按程序应当发回原审法院重审。1、赵文玉是深圳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最大股东，占有其79.7%股份。2012年7月6日基础公司董事会通过的《股权转让基本条款》，最后写明：“本条款经深圳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董事会与受让人赵文玉签字即成立并生效”。第二天，同年7月7日通过的《股权转让股东会决议》，尚增树等也签字同意。可是，在这之后的同年10月24日和10月26日，尚增树在公司股东之一的魏松林要求支付两笔工程款及利息的文件上签字而未经受让人赵文玉核实同意。一审法院已判决尚增树的行为是履行职务的行为，两笔债权成立。案件判决结果与赵文玉有重大利害关系，他应依法参加诉讼。一审未通知其参诉，等于剥夺了他的诉讼权利。2、尚增树作为公司股东和董事长，在明知上述两个决议已经生效的情况下，未经受让人“核实同意”，就代表公司在处理前述两笔债务的文件上签字，不仅是严重越权，而且是滥用股东权利。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法院认定尚增树的前做法构成滥用股东权利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和赵文玉的利益，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案件判决结果与尚增树也有重大利害关系，法院应当依法追加他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否则，就是遗漏案件当事人，无法查明案件事实。综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四）项的规定，请二审法院全面查清案件情况，依法公正审理，作出公证判决，维护基础公司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魏松林二审答辩称：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基础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法应予以全部驳回。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基础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2012年6月29日的《关于股权对内集中转让的股东会通知》，用以证明魏松林已知悉股权对内转让事宜；2、2012年8月13日的《股东会通知》、8月17日的《会议签到表》，用以证明魏松林参加股权转让受让及工作交接会议；3、2012年7月6日的《股权转让基本条款》、7月7日的《股权转让股东会决议》，用以证明董事会、股东会已与受让人就股权转让达成协议，受让人赵文玉有权参与公司管理，对公司债务款项的支付有审批权；4、《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单》，证明赵文玉是基础公司的最大股东，与本案有利害关系；5、2008年9月2日的董事会决议，证明原法定代表人尚增树任职时间为2008年9月2日（公司改制之后），其无权对改制前的历史债务进行认定；6、2009年4月16日的《关于强烈要求处理公司改制前遗留坏账及不良资产的联名上访书》，证明魏松林及原法定代表人尚增树均签字明确表示现有股东绝不承担企改前的债务包袱。魏松林对基础公司的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均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基础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尚增树、总经理麻某某等人在涉案《文件处理审批单》上的签字行为的法律效力如何认定以及基础公司与魏松林之间关于311843.64元工程款项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
根据来源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基础公司《股东会决议》、《总经理任免书》等档案资料，2012年10月24日尚增树、麻某某仍在基础公司任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尚增树、麻某某等人在《文件处理审批单》的签字行为系履行职务的行为并无不当，尚增树、麻某某等人职务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理应由基础公司予以承担，故基础公司应当依据《文件处理审批单》所确认的金额向魏松林支付311843.64元的工程款项。基础公司虽对尚增树的签名真实性提出质疑，但并没有提出相应的笔迹鉴定申请，在其二审申请尚增树出庭作证经本院许可后，尚增树亦未能到庭作证，因而基础公司应对其该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
基础公司在二审中提交了《关于股权对内集中转让的股东会通知》、《股权转让股东会决议》等证据材料证明基础公司的内部股权变更情况，本院认为，首先，上述证据材料内容并未涉及尚增树、麻某某等人履职期限及职务权限问题，不足以否定相关职务行为的成立；其次，本案中基础公司与魏松林所争议的311843.64元款项属于基础公司经营过程中对外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与基础公司内部的股权转让关系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无论魏松林对基础公司的股权变更情况是否知情，在工商登记管理部门对外公示的尚增树、麻某某等人的职务并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尚增树、麻某某等人对外职务行为的效力并不受基础公司内部股权转让情况及内部审批权限变化的影响。故基础公司以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基础公司提出本案应当追加基础公司股权转让后的新股东赵文玉及公司股东、原董事长尚增树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标的属于基础公司的对外债务，与其内部股权、股东变化情况无关，赵文玉及尚增树与本案的审理结果并无法律上直接的利害关系，故基础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基础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988元，由上诉人基础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钟 波
审 判 员 聂 效
代理审判员 许 莹 姣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邹俊辉（兼）
附录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