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一中民（商）终字第98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秦明彬，男，1968年1月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文富，男，1982年12月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金印，北京市义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秦明彬因与被上诉人王文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5）石民（商）初字第4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李春华担任审判长，法官吴扬新和法官邵普参加的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文富在一审中起诉称：2011年至2013年期间，秦明彬多次向王文富购买建材，经过双方对账，2013年11月5日，秦明彬取走了王文富的记账凭证并向王文富出具收条，载明拿走共计6张条，合计26760元。秦明彬称曾经向王文富交付过一张北京科学研究总院出具的转账支票（票号为0164），金额为45600元，而王文富及其家属均未收到该支票，双方对秦明彬是否已经付清货款存有争议，故双方协商诉至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秦明彬向王文富给付货款2486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秦明彬负担。
秦明彬在一审中答辩称：1、秦明彬收取王文富6张记账凭证并非认可欠款数额为26760元，经秦明彬核算6张记账凭证上记载的欠款数额应该为22565元，故不认可王文富主张的欠款金额；2、在秦明彬欠王文富一万余元时，秦明彬曾在收取王文富一万多元的前提下向王文富的妻子交付了一张出票日期为2012年2月21日金额为45600元的转账支票，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不存在欠款，故不同意王文富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秦明彬系装修人员，长期自王文富处购买扣板等吊顶建材。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亦不存在供货的书面凭证，仅由王文富单方记账，双方不定期进行核算。2013年，秦明彬曾取走王文富记账凭证六张，并出具书面材料载明“今拿走共计6张条26760元，秦明彬”。秦明彬称王文富以现金或者支票的形式收取货款从未出具收条。
该院根据秦明彬的调查申请查询北京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出票的×××号转账支票，�款人为北京腾顺宏大商贸中心，秦明彬和王文富均确认并非王文富实际入账。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王文富提供的收条、秦明彬提交的六张记账凭证和该院调取的转账支票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意见等。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秦明彬自王文富处购买扣板等装修建材，双方之间已经建立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的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侵害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合法有效。双方之间订货、交货、结算均无书面交接凭证，供货数额仅凭王文富的单方记账，六张记账凭证字迹潦草并存在多处勾画涂抹，秦明彬应在取走王文富的记账凭证出具收条时对数额予以核对并及时提出异议，现双方对六张记账凭证上记载的数额存在分歧，秦明彬辩称的22565元欠款无法查实，王文富诉讼请求中主张的欠款金额少�秦明彬收条中记载的金额，与该院工作人员计算的金额基本相符，故该院按王文富的主张认定货款总额。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现秦明彬无法提供自己已经给付货款的相应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秦明彬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王文富给付货款二万四千八百六十四元。
秦明彬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是：2011年到2013年期间，双方之间形成不定期建材买卖关系。秦明彬分别于2012年7月29日、2012年8月14日以现金支票（工行门头沟龙泉支行，北京红朝萱建材销售中心，2012年7月29日，支票号13997309，金额5万元；2012年8月14日，支票号21914574，金额2万元）的形式预付货款给王文富。2013年11月5日，秦明彬从王文富处拿走6张记账凭证，实际货�双方当时并未核实确认。事后，秦明彬经核对实际购买货款额为22565元，也就是说秦明彬实际上多付了货款给王文富，王文富理应把多余货款返还给秦明彬。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本院予以撤销，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王文富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秦明彬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认为秦明彬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本院补充查明：双方之间存在长达十余年的买卖建材业务关系。2013年11月5日秦明彬从王文富处取走6张记账凭证后，王文富的爱人到秦明彬家找秦明彬要钱，当时秦明彬给了王文富爱人一张金额为2万元的支票，但没有告知其密码。现该支票仍在王文富处，并未入账。该支票并非秦明彬上诉理由中提及的支票。对此，有双方当事人向本院所作陈述在案证明。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审理中，秦明彬称其上诉提及的两张支票中有一张交给了王文富，但不记得是那张以及王文富是否入账，并希望本院对此予以查核。王文富称该两张支票其均未收到，并认为即使存在付款情况，也是针对本案2013年欠条之前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毫无关联。
本院认为：基于秦明彬向王文富购买扣板等装修建材的事实，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
本案中，王文富诉请秦明彬支付涉案6张记账凭证项下货款，而秦明彬自2013年11月5日从王文富处取走该6张记账凭证后并未向实际王文富付款。秦明彬上诉称，其于2012年以上述两张支票（支票号13997309，金额5万元；支票号21914574，金额2万元）中的一张（称不记得是那张了），以预付款的方式向王文富支付了涉案6张记账凭�项下货款。但王文富对秦明彬该说法予以否认，称秦明彬所提的该两张支票其均未收到，并认为即使存在付款情况，也是针对秦明彬出具在案书面材料之前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秦明彬为对抗王文富的诉请，在一审中提出其曾给付王文富一张出票日期为2012年2月21日、金额为45600元的转账支票，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不存在欠款。但经一审法院查询，该支票收款人并非王文富，秦明彬确认并非王文富实际入账。在一审法院据此判决的情况下，秦明彬在上诉中又提出其以上述支票付款的主张。对此，本院作如下阐述和认定：
首先，需要指出，法院审理案件处于居中裁判的地位，对民事案件事实的认定，法律强调当事人举证，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树立风险意识。除了对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获取的证据，而该证据又直接关乎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案件处理，法院可根据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依法调取的情形外，法院不宜为当事人搜集证据，否则就有违法律规定和法院的中立原则。本案中，秦明彬对其上诉主张，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将上述支票交付给了王文富，而且称不记得交付的是那一张，足见其疏忽懈怠及诉讼主张的不明确。在此情况下，对于秦明彬提出的由本院查询该两张支票入账情况的想法，本院认为，秦明彬的上诉主张是建立在上�支票款项是作为涉案6张记账凭证项下货物的预付款之基础上，在王文富对此不予认可，且双方之间业务往来多年且极不规范、总的购货和付款情况无法明确的情况下，即使该支票入到王文富账户，也不足以认定是支付涉案6张记账凭证项下货物的货款或支付多少，因此，查询该支票是否入王文富账户与本案认定和处理缺乏直接、必然的关联。综上，本院对秦明彬提出的该查询要求不予支持，秦明彬应对其上诉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其次，秦明彬于2013年11月5日从王文富处取走涉案6张记账凭证并为王文富出具载有“今拿走共计6张条26760元”内容的书面材料之举，应视为秦明彬认可其对王文富负有该6张记账凭证项下货款之债务，秦明彬关于该6张记账凭证项下货款其已于此前支付的主张与其上述行为不符。此外，根据本院审理中秦明彬自认的事实情况�即：其取走该6张记账凭证并为王文富出具上述书面材料后，王文富的爱人到其家中找其要钱时，其交给王文富爱人一张金额为2万元的支票，此情形亦可印证秦明彬的欠款事实。综上，本案王文富的诉讼主张具备相应事实依据，可以采信。
关于涉案6张记账凭证项下的货款数额，秦明彬在本院审理中仍认为是22565元，但其提出的该数额与其为王文富出具的书面材料中载明的数额不符，同时也无法查实。而王文富诉请的货款数额与一审法院对涉案6张记账凭证统计计算的数额基本相符，并按王文富主张的数额对其诉请予以支持，本院对此不持异议。
综上所述，秦明彬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四百二十二元（王文富已预交二百三十五元），由秦明彬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四百二十二元，由秦明彬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春华
代理审判员 吴扬新
代理审判员 邵 普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李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