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浙0106行初237号原告张智博，男，1999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委托代理人张俊健，与原告系父子关系，男，1973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委托代理人曾科荣，浙江中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浙江省教育考试院,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路***号。法定代表人孙恒，院长。委托代理人宋珩源，浙江泽大（金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智博（以下称原告）诉被告浙江省教育考试院（以下称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于2017年7月3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8月2日受理后，于次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张俊健和曾科荣、被告的副院长边新灿和委托代理人宋珩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是温州中学2017年应届毕业生，于2017年2月25日以85.26分的优异成绩通过了“厦门大学2017年高水平运动队专项测试”（录取分数为75分），于2017年3月12日通过了被告组织的“2017年浙江省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专项测试”且经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公示通过，并在2017年6月全国高考中取得577分的文化成绩。根据《厦门大学2017年高水平运动队招生简章》原告的各项成绩均达到该校的录取标准，该校亦根据原告的入选资格与原告签订了《厦门大学2017年招收高水平运动队协议书》。然而，被告却拒不向厦门大学投送原告的档案，致使原告的录取资格面临丧失之虞，原告多次与被告交涉无果。原告认为，被告拒不向厦门大学投送原告学籍档案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其行为已构成拒不履行法定职责。理由如下：第一、原告的报考程序合法有效。原告的报考条件符合厦门大学招生简章的规定。原告系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在22周岁以下，并在高中阶段取得了国家二级运动员称号，虽未参加省级项目比赛并获得前三名的经历，但根据体竞字[2013]177号《武术套路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第四条第（五）项的规定，原告已取得国家二级运动员称号，故原告的报考符合相关的条件。其次，根据厦门大学招生简章第一条第（三）项第三点之规定，原告的专项测试资格已被厦门大学审核通过，并实地参与了该校的现场测试，以85.26的高分通过。再次，原告的报考资格不仅获得厦门大学的审核，而且还获得了被告的审核，并于2017年3月12日通过了被告的现场测试，足以说明原告的报考资料齐全，具有相应的报考资格。最后，原告的报考资格、入选资格、专项测试成绩分别通过了招生院校、被告、教育部等单位四级公示一次公布，即被告以其行政行为对原告的入选资格予以确认，该行政确认一经生效便具有先天的公信力、执行力、拘束力，任何机关和个人不得随意撤销。二、原告的报考成绩已达到招生院校的录取标准。原告的专项测试成绩为85.26分，较厦门大学的录取分数75分高出10.26分；原告的文化成绩为577分，远超出厦门大学的录取分数线近100分。综上所述，原告的各项成绩均达到了拟报大学的录取标准。诉请判令：一、责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立即将原告的学籍档案投送到拟录取原告的厦门大学。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明确，被告已拒绝将原告学籍档案投送到厦门大学，原告认为该决定违法，要求予以撤销。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身份证。证明原告身份情况及诉讼主体资格。2、二级运动员证书。证明2015年10月10日原告获得国家体育部门颁发的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3、招生简章。证明：1、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且高中阶段在省级以上比赛中获得个人项目前三名者可以报考该校2017年度高水平运动队；2、该校须对报考人员资格进行初审，材料不全者不予审核；3、入选该校2017年高水平运动队B类本二线录取资格的考生，须与该校签订《厦门大学2017年招收高水平运动队协议书》。4、初审合格准予考试名单公布。证明：2017年2月20日，厦门大学对包括原告在内的，通过报考资格初审并符合要求的考生名单向社会公布。5、关于厦门大学2017年高水平运动队浙江考生张智博资格认定的说明。证明厦门大学向被告发函，确认原告参与专项测试的成绩已达到该校录取B类本二线标准。6、厦门大学2017年高水平运动队入选资格名单。证明：2017年3月17日，厦门大学对包括原告在内的通过其专项测试进入入选资格的考生名单向社会公示。7、2017年高水平运动队专项测试通知。证明：2016年12月29日，被告向全社会发布通知：参加专项测试的考生须持“报名证”领取准考证等主要事实。8、2017年高水平专项测试考点和时间安排。证明：2017年3月3日，被告向全社会公布专项测试的时间为2017年3月12日等主要事实。9、2017年浙江省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专项测试准考证。证明：原告的报考资格获得被告通过，被告为原告核发专项测试准考证、许可原告参加本年度高水平运动队的专项测试等主要事实。10、2017年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体育类专业特招生和高水平运动员体育专项测试合格考生名单公示。证明：2017年3月23日，被告在其网站上向全社会公示包括原告在内的，参加2017年高水平运动队的考生通过被告组织实施的专项测试的考生名单。11、浙江省2017年高水平运动队招生高校入选考生名单公示。证明：被告于2017年6月21日再次对包括原告在内的高校入选考生名单向全社会公示。12、2017年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测试合格考生名单。证明：2017年6月8日，被告在对其组织实施的专项测试及招生学校组织实施的专项测试均合格的考生，经重重审核后，将审核后确认的名单报送教育部，教育部通过“阳光高考”平台向全社会公示。13、厦门大学2017年招收高水平运动队协议书。证明：经拟招收原告的厦门大学综合考核，原告已入选该校2017年高水平运动队B类本二线录取资格。根据该校的招生简章与原告签订本协议。14、国家体育总局文件体竞字[2013]177号。证明：根据《武术套路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第四条第（三）项、第（五）项规定，全国武术学校比赛全能第四至第六名与省（区、市）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或锦标赛单项前3名，均可申请授权二级运动员称号的事实。补充证据：1、教学司[2014]2号《关于做好2014年普通高等学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证明：1、招生高校是考生报名条件的制定者；2、招生高校在要求、审查考生报名资格时，审查的是运动员技术等级，并未涉及其他参赛事项的审查；3、学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时，重点考察的是考生是否具有培养前途；4、《2010年办法》仅仅是参照执行。2、教学厅[2016]10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通知》。证明：1、考生的报名资格条件是由招生高校确定的；2、对考生资格的审查实行“学校负责、招办监督”的原则，即学校主导、省级招生考试机构配合高校复核考生报名资格；3、考生报名资格审查，仅限运动技术等级并不包括其他参赛事项。3、教体艺[2017]6号《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实施意见》。证明：1、高校是建设高水平运动队的第一责任主体；2、考生的报考条件可以不与运动员技术等级挂钩，考生所持有的运动员技术等级及参赛证书仅作为高校录取的参考；考生的实际技能应以现场测试为准；3、高水平运动员入学时，应与学校签订协议。4、教学函[2013]9号《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高校招生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证明：1、对考生资格公示包括考生的资格条件、所参加的测试项目等；2、考生资格公示的责任主体包括教育部、省级招生考试机构、高校及有关单位；3、公示实行“谁公开、谁负责信息审查”，“谁公开、谁负责解疑释惑”的原则。5、全国高校招生简章统计表。证明：1、全国招收高水平运动队的275所高校中，有119所高校的招生简章已对教育部2010年办法第1条的报名条件作了变动，占高校总数的43%以上；2、全国34个省、直辖市中有27个省市高校招生简章对教育部的上述《办法》作了变动，占全国总数79%以上。6、“北少林杯”2015年第十五届全国武术学校套路比赛综合成绩公告。证明：原告在该比赛中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称号；原告与一级运动的成绩仅相差0.03分。7、原告获奖情况。证明：原告自2007年8月至2015年10月期间共获得37项国际、国内各类体育比赛大奖，足以说明原告是一名品学兼优、具有良好培养前途的学生。被告辩称，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2010年普通高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教学司[2009]33号）附件《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办法》第一节第一条规定，除符合普通高校年度招生工作规定的报名要求，还需要达到“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含）以上证书，且高中阶段在省级（含）以上比赛中获得集体项目前六名的主力队员或个人项目前三名者”。厦门大学《2017高水平运动队和优秀退役运动员免试生招生简章》“报考条件”第1条“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含以上），且高中阶段在省级以上（含省级）比赛中获得集体项目前六名的主力队员或个人项目前三名者，该规定与教育部上述规定完全一致。本案原告张智博，于2015年8月份举办的第十五届全国武术学校套路比赛中获得男子b类（二类传统拳少年规定全能）第四名，并于2015年10月10日经温州市体育局审批，授予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根据教育部教学司[2009]33号文件以及厦门大学招生简章，原告虽具备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但不符合“高中阶段在省级以上（含省级）比赛中获得集体项目前六名的主力队员或个人项目前三名者”规定，故不符合普通高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报考条件。原告在诉状中陈述已经达到了报考条件，以国家体育总局《武术套路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规定“省体育局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或锦标赛单项前3名”可以申请授予国家二级运动员为由，认为原告已经被授予了国家二级运动员，就认为原告已经具备了报考条件，系对上述规定的曲解。规定中的两个条件“国家二级运动员”和“省级以上个人项目前三名”是并列关系，两者缺一不可。高水平运动队招生作为一种特殊高考招生制度，其报考认定不能突破规定的报考条件，否则将有损高考的公平、权威性。若按原告主张，将不具备报考条件的原告予以投档，受损的是广大考生及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证明被告主体资格。2、关于印发《浙江省教育考试院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浙编办[2005]109号）、《教育部关于做好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2017]1号）、《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教育部令第36号）、《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2017年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浙教试院[2017]46号）。证明：1、被告是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的常设办事机构，主要职责之一为“贯彻执行国家教育考试和招生工作法律法规、方针政策”；2、被告在2017年高招工作的职责；3、对原告诉请的投档事宜，教学[2017]1号文件第四章专门规定“省级招办不得违反投档工作程序或在政策之外降低标准向有关高校投放考生档案”，否则将违反《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教育部令第36条）规定，该办法第8条规定“对降低标准违规录取考生进行投档的”系违反国家招生管理规定；4、浙教试院[2017]46号“严格执行招生政策”规定,“自主招生、保送生、高水平运动队、高水平艺术团、三位一体综合评价等特殊类型招生须严格按规定公示，未经公示的考生不得录取。对考试招生任何环节发生的违规行为，实行何时查处何时处理，已经入学的一律取消学籍”。上述证据可以证明被告的主要职责之一为对高校招生进行监督，对符合条件的考生予以投档，对招生环节的违规行为进行查处。3、《全国武术竞赛获奖证书》、《关于做好2010年普通高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教学司[2009]33号）。证明：1、原告在2015年第15届全国武术学校套路比赛中获得男子b类第四名；2、报考普通高等学校高水平运动队的条件之一为“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含）以上证书且高中阶段在省级（含）以上比赛中获得集体项目前六名的主力队员或个人项目前三名者”，结合原告提交的厦门大学报考规定，与教育部文件规定完全一致，原告虽为国家二级运动员，但未能在省级（含）以上比赛中获得个人项目前三名，故不符合报考条件。4、原告向被告邮寄报考资料的邮政单据、被告向厦门大学发函及邮政单据。证明：被告在2017年6月28日收到原告寄送的报考材料后发现原告不符合报考条件，遂反馈原告及家长，以及被告于2017年7月8日向厦门大学发函，告知原告不符合厦门大学高水平运动队报考条件。5、浙教试院[2016]90号《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6、浙教试院[2017]26号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印发《2017年浙江省普通高校体育类专业招生办法》的通知。证据5-6，证明：特招生的招生标准低于高水平运动队的招生标准。经庭审质证，双方对上述证据发表了质证辩论意见。对原告的证据，被告的意见如下：证据1、2、3，无异议，招生简章恰恰可以证明原告不符合厦门大学的报考资格。证据4-6，结合厦门大学的招生简章和原告的报考资格，实际上厦门大学未对原告的报考资格进行严格审查。证据7-11，现场确认到入选考生名单公布，是在2017年6月对原告是否符合条件进行审核，被告始终对原告是否具有报考资格具有审查权。证据12，是由学校上传到教育部的相关网站，厦大上传时没有经过被告审核。证据13，对厦大作出的过程不了解，但是结果不符合教育部的规定，也不符合招生章程。证据14，与待证事实无关。补充证据：证据1-4，真实性无异议，不具有关联性。证据5，仅是原告自己制作的表格，也未提供这些简章，就算有调整也不符合教学司[2009]33号文件中的规定，对招生条件做擅自变更。证据6-7，真实性无异议，原告不符合报考资格。·对被告的证据，原告的意见如下：证据1，无异议。证据2，三性无异议，个别证明对象有异议。被告作为考试机构要对考试过程进行监督，主要是对会同有关部门报名资格的审核，试前要监督。考生的考试资格必须要被告确认，确认之后要上报教育部，被告试前要审查。重大国际比赛集体前六名或个人前六名，全国性比赛个人前六名，原告取得全国比赛第四名，原告是符合的，这三个条件是等同的。公示的考试资格条件，被告如有公示行为应对考生的资格条件予以确认。证据3，三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原告取得成绩与省前三是等同的。证据4，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第一段的录取时间是6月27日，被告要求6月28日向其寄送材料，寄送时间本身不合法，如果原告的材料被否定，救济途径没有了。原告寄送的材料无异议。证据5、6，原告的报考资格至少有七次包括温州的教育考试院就有9次之多予以确认。被告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被告的要求是额外的。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的证据：证据1-13，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定。证据14，不具有关联性，不予认定。补充证据：1-4，文件本身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定。证据5-7，与本案诉争行为的合法性不具有关联性，不予认定。被告的证据：证据1、2，可以证明被告的相应职责，予以认定。证据3-6，证据本身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定。至于以上证据所能达到的证明结果，本院将结合有效证据，综合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原告于2015年8月获得第十五届全国武术学校套路比赛男子B类第四名，据此于2015年10月10日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2017年1月11日，厦门大学公布《2017年高水平运动队和优秀退役运动员免试生招生简章》，其中高水平运动队的报考条件第1条规定：“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含以上），且高中阶段在省级以上（含省级）比赛中获得集体项目前六名的主力队员或个人项目前三名者”。第2条规定：“若生源所在省份统一组织高水平运动队测试，考生还必须参加所在省份统一测试并取得合格以上成绩方可报考我校高水平运动队。”2月20日，厦门大学公布《厦门大学2017年高水平运动队初审合格准予考试名单》，原告在名单内，并参加了考试。3月17日，厦门大学公布2017年高水平运动队入选资格名单，原告在名单内。3月30日，厦门大学向原告发出《厦门大学2017年招收高水平运动队协议书》，载明：原告入选该校高水平运动队B类本二线录取资格，入选资格名单将按规定报生源所在省级招生部门和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备案和公示。对于省级招生部门组织省级高水平运动队统一测试的省份，考生须按所在省份的有关规定参加统一测试，具备所在省份的高水平运动队资格。经公示无异议，并且经生源所在省级招生部门核准后，考生将最终获得我校高水平运动队资格。2016年12月29日，被告公布《2017年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体育专业特招生和高水平运动队体育类专项测试通知》。原告取得了被告发放的《高水平运动队专项测试准考证》，参加了测试。3月23日，被告公布了《2017年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体育专业特招生和高水平运动队体育专项测试合格考生名单公示》，原告在名单内。6月21日，被告公布《浙江省2017年高水平运动队招生高校入选考生名单公示》，原告在名单内，其上载明“公示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公示的对象有异议，可向省教育考试院举报”，公示期至7月4日。随后被告要求原告寄送报考材料，被告于2017年6月28日收到材料，审查后认为原告不符合报考条件，反馈原告及厦门大学。厦门大学于2017年6月30日向被告发函，说明：经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讨论通过考生入选我校高水平运动队B类资格，经各级公示无异议，最终确认考生张智博获得我校高水平运动队B类本二线录取资格。被告于2017年7月8日向厦门大学发函，告知：你校公布的《厦门大学2017年高水平运动队和优秀退役运动员免试生招生简章》规定报考条件为“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含以上），且高中阶段在省级以上（含省级）比赛中获得集体项目前六名的主力队员或个人项目前三名者”。此规定与教育部《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办法》一致。你校报送的高水平运动队考生张智博不符合报考条件。被告告知原告不符合报考条件，不予投档到厦门大学。原告不服，诉至本院。本院认为，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教育部令第36号）、《教育部关于做好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2017]1号），被告系浙江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的常设办事机构，负责组织实施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指导、监督高校执行国家招生政策及本校招生章程。前述教育部教学[2017]1号通知第四章规定“省级招办不得违反投档工作程序或在政策之外降低标准向有关高校投放考生档案”。因此，被告具有根据招生标准向有关高校投放符合条件的考生档案的职责。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认定原告不符合普通高校招收高水平运动队的报考条件因而拒绝向厦门大学投放原告的考生档案，是否合法。首先，需要厘清案涉普通高校招收高水平运动队的报考条件是什么。厦门大学向社会发布的《2017年高水平运动队和优秀退役运动员免试生招生简章》“报考条件”第1条规定，需要达到“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含）以上证书，且高中阶段在省级（含）以上比赛中获得集体项目前六名的主力队员或个人项目前三名者”。该规定符合教育部《关于做好2010年普通高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教学司[2009]33号）中的附件《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办法》的相关规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已向社会公布的招生简章是确认报考条件的明文依据，为了实现高考招生的公平、公正这一目标，所有高校的招生简章所规定的报考条件应当是清晰明确的，不应存在多种解释的可能性。无论是高校还是招生考试机构，都不能对报考条件作出违背招生简章的解释。本案中，厦门大学《2017年高水平运动队和优秀退役运动员免试生招生简章》“报考条件”第1条就非常清晰明确，两个报考条件之间的连接词为“且”，没有任何产生歧义或可供争议的空间，对此只有唯一的一个解释，即需要同时符合两个条件，第一个报考条件：“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含）以上证书”；第二个报考条件：“高中阶段在省级（含）以上比赛中获得集体项目前六名的主力队员或个人项目前三名者”。而本案原告只符合第一个报考条件，不符合第二个报考条件，该事实清楚明白。因此，被告审查后认定原告不符合报考条件而不予向厦门大学投放原告的考生档案并告知原告及厦门大学，该行为合法有据，属于依法履行其在高考招生工作中的职责。在招生简章表述如此清晰明确的情况下，原告仍主张其符合报考条件，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同时，本院也注意到被告在早期报名资格审查阶段未能仔细核查，向不符合高水平运动队报名条件的原告发放了《高水平运动队专项测试准考证》,存在工作上的失误。原告提出，其报考资格、入选资格、专项测试成绩分别通过了招生院校、被告、教育部等单位四级公示一次公布，即被告以其行政行为对原告的入选资格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告公布的《浙江省2017年高水平运动队招生高校入选考生名单公示》明确载明“公示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公示的对象有异议，可向省教育考试院举报”，公示并非行政确认，而是在最终作出是否投档的决定前广而告之，以接受社会的监督。原告的该主张系对公示行为性质的曲解，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还提出厦门大学对原告初审合格准予参加测试、已与原告签订招收高水平运动队协议书等事项。本院认为，首先，准予参加测试仅是经过初审，协议书明确的也仅是入选资格。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被告具有根据招生标准向有关高校投放符合条件的考生档案的职责，对考生是否符合招生标准依法行使审查判断权，且被告还具有监督高校执行国家招生政策及本校招生章程的职责。高校的行为不影响被告依法行使前述审查判断权及履行监督职责。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张智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张智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俊洁人民陪审员  狄建华人民陪审员  王琴君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书 记 员  何治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