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96民终1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爱国，
委托代理人姚习洪，湖北瑞通天元（仙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仙桃支行。住所地：仙桃市复州大道***号。
代表人杨俊青，该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陈醇，该行职员。
委托代理人周红兵，湖北龙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爱国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仙桃支行借记卡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法院（2015）鄂仙桃民二初字第008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3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爱国及其委托代理人姚习洪，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仙桃支行（以下简称中行仙桃支行）的委托代理人陈醇、周红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09年10月4日，周爱国在中行仙桃支行所属的城中分理处（现为商城支行）开户办理了账号为46×××29的存折一本和卡号为45×××46的长城借记卡一张。随后陆续存入155100元。2009年10月29日下午4时许，周爱国持折到中行仙桃支行处取款时，发现账户余额仅为185.90元，经该行工作人员查账得知账户中的存款于2009年10月28日在澳门、香港刷卡消费和取现共154902.10元，手续费12元。尔后，周爱国向仙桃市公安机关报案，仙桃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于2009年11月11日立案，该案至今未侦查终结，亦未为周爱国追回分文损失。周爱国于2015年5月28日向该院起诉，要求中行仙桃支行给付周爱国存款154934.10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09年10月29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审另查明，2009年8月底，周爱国收到一份关于联合办3G手机加工厂的传真件，随后，周爱国按传真件上所留电话号码，分别与一个叫李杰东和一个自称名叫ＸＸ阳的香港人联系。约十天后，ＸＸ阳打电话约周爱国面谈，2009年9月中旬，周爱国携爱人一起赴厦门与ＸＸ阳等人见面。2009年9月30日，ＸＸ阳等人赴周爱国在仙桃市杨林开办的公司了解相关情况，在杨林胜福酒店住了两个晚上，随后又转住仙桃市花源酒店1005号房，双方于2009年10月3日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2009年10月4日，ＸＸ阳要求周爱国在银行开一个账户，于是周爱国与ＸＸ阳等人一起到中行仙桃支行所属城中分理处开户，开户后，周爱国用一张纸将户名、账户、卡号等信息写给了ＸＸ阳。2009年10月26日，ＸＸ阳打电话给周爱国，要求周爱国在所开账户中存入20万元左右，2009年10月28日，周爱国分几次共存入15.5万元，并将余额情况电话告知了ＸＸ阳。账户中的存款被消费和取现后，周爱国拨打ＸＸ阳等人的电话，电话已停机，再也无法联系。
原审认为，2009年10月4日，周爱国在中行仙桃支行所属的城中分理处（现为商城支行）开户，获取了账号为46×××29的存折一本和卡号为45×××46的长城借记卡一张，双方当事人之间已形成了储蓄存款合同或借记卡合同关系，该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周爱国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卡（折）内的存款154902.10元于2009年10月28日在澳门刷卡消费和在香港取现，还能证明周爱国在2009年10月1日至同年12月1日间无出境记录的事实，不能证明刷卡人、取款人为何人，不能证明存款被刷卡消费和取现系他人盗取的事实，不能证明周爱国一直持有卡折，也不能证明中行仙桃支行存在过错。相反，中行仙桃支行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周爱国将卡（折）上的户名、账号、卡号和存款余额等重要信息告知自称名叫ＸＸ阳的香港人，使自己的银行卡内信息和存款一直处在高度危险之中。对周爱国要求中行仙桃支行给付存款154934.10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2009年10月29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或无证据予以证明，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周爱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98元，由周爱国负担。
周爱国上诉称，1.原审认定周爱国存款减少是在境外消费及取现没有证据证实，涉案存款可能系中行仙桃支行错误扣划。2.即使原审认定的前述事实存在，周爱国举出的证据可以证明其一直持有银行存折及银行卡。中行仙桃支行未举出任何证据证明存款被刷卡消费和取现是周爱国自己或者委托他人刷卡消费、取现所致，只可能系他人盗刷或者盗取。本案中周爱国一直自己持有银行卡、存折和密码，但账户余额却被他人盗刷和盗取。因此，中行仙桃支行存在重大过错。该行违反法律规定的保障储户存款安全义务，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3.周爱国将自己的卡号、户名和账户余额等信息告知他人，并不会导致自己的银行卡内信息和存款一直处于高度危险之中。4.原审对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导致裁判错误。银行的举证能力要远优于储户，储户只要证明其与银行存在储蓄关系和存款丢失的基本事实即可，银行在不能证明储户存在过错，其自身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周爱国向中行仙桃支行反映存款异常后，该行不积极配合，未保存好相关取款的视频资料和刷卡消费记录，理应为其举证不能承担法律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中行仙桃支行给付周爱国154934.1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赔偿周爱国自2009年10月29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损失。
中行仙桃支行答辩称，1.周爱国账户存款减少是在澳门和香港发生，但周爱国无证据证明存在他人盗刷或盗取存款的基本事实。2.本案中周爱国存在重大过错，依法应对其损失自负责任。3.中行仙桃支行在本案中无任何过错，已尽到充分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当事人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二审查明，根据涉案存折上打印出的交易记录显示，2009年10月1日至同年10月28日期间，周爱国的涉案账户被陆续存入155120元。2009年10月28日该账户分8次，每次4元，共计被扣划32元，中行仙桃支行陈述其系ATM异地查询费；被扣划151356.3元，中行仙桃支行陈述其系通过境外POS机消费；被扣划3545.8元，中行仙桃支行陈述其系ATM异地取款交易。原审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涉案银行卡系借记卡，其卡面上标有银联标识。周爱国在2009年10月29日发现银行账户中的款项减少后，向公安机关报案，并致电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客服电话95××6查询其银行账户存款变动情况，经查询得知其银行账户于2009年10月28日下午6点半左右被人在境外刷走154193.96元，但又归还，随后又在境外分别被刷走151356.3元和3545.8元。该事实有周爱国的报案材料及公安机关向其做出的询问笔录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周爱国通过填写个人开户申请材料，经中行仙桃支行核发银行账户存折和借记卡，双方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涉案存款交易记录是否真实及中行仙桃支行是否应当对涉案银行账户存款减少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针对争议焦点及周爱国的上诉理由，分析评判如下：
关于中行仙桃支行打印在涉案存折上的交易记录是否真实的问题。本案中，当事人双方对于存款记录均无异议。对于存款被扣划的情况，中行仙桃支行主张涉案存款的减少系因境外消费、取现及其他手续费的扣划导致，周爱国主张其存款减少可能系中行仙桃支行错误扣划导致。本院结合以下因素，认定中行仙桃支行打印在涉案存折上的交易记录系真实记录。1.周爱国在向公安机关的报案材料中陈述，其曾致电案外人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查询其银行账户交易情况。该公司对周爱国银行账户大额存款变动情况的答复，与涉案存折信息及中行仙桃支行的陈述基本一致，能够相互印证。2.本院依当事人的申请向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查询涉案交易详情时，被告知其只能查询60个自然月内的交易信息，2009年10月28日的交易已过查询期限，无法查询。3.涉案账户存款减少发生于2009年10月28日，中行仙桃支行在同年10月29日即向周爱国提供了交易记录。根据现有证据显示，周爱国向公安机关报案时仅对其存款被支取提出了异议，时至2015年5月其向原审法院起诉时，才明确对交易记录的真实性向中行仙桃支行提出异议并主张权利，时隔5年多，贻误了取证的最佳时机。综合考虑前述情况，在周爱国未能举出有效证据证明中行仙桃支行确实存在错扣款项行为的情况下，对其主张涉案存款减少并非交易所致，可能系被中行仙桃支行错误扣划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中行仙桃支行是否应当对涉案银行账户存款减少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银行账户存款的支取需要交易凭证及密码。涉案交易发生在2009年10月28日，大额交易发生于境外，周爱国仅能证明涉案银行账户存款被支取时，其不在交易所在地，且于2009年10月29日报案时随身携带了存折，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同时尽到了妥善保管银行卡的义务或银行存在对外泄露交易密码的情形，加之周爱国前期将账户余额变动情况等相关信息告知第三人的行为增加了其银行账户风险，故对周爱国关于其存款被盗刷或盗取，中行仙桃支行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存在过错及原审分配举证责任不当等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周爱国未能举证证明中行仙桃支行存在违约行为导致其存款减损，对其要求该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鉴此，原判决认定事实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98元，由上诉人周爱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煜婷
代理审判员 刘汝梁
代理审判员 任 婕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宋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