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鄂08民终7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某，女，2009年11月8日出生，汉族，湖北省钟祥市人，学生，住湖北省钟祥市。法定代理人：冯某（系徐某之父），男，个体工商户，住所同上。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金玉，广东华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岳某2，男，1974年12月3日出生，汉族，湖北省钟祥市人，农民，住湖北省钟祥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向贤福，女，1966年4月8日出生，汉族，湖北省钟祥市人，农民，住所同上。上诉人（原审被告）：岳某1，男，1999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湖北省钟祥市人，无业，住所同上。法定代理人：岳某2（系岳某1之父），男，农民，住所同上。上列三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定贵，钟祥市郢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徐某与上诉人岳某2、向贤福、岳某1因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钟祥市人民法院（2016）鄂0881民初8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1日受理后，鉴于本案两造主要当事方均系未成年人，为贯彻对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原则，切实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依法由熟悉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因本案涉及未成年人隐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徐某的法定代理人冯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金玉，上诉人岳某2、上诉人岳某1的法定代理人岳某2、上诉人岳某2、向贤福、岳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定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徐某诉称，2015年10月4日，岳某1在钟祥市××镇中心小学厕所内，同时对徐某及案外人实施了猥亵行为。徐某父母在次日发现后，立即向钟祥市××镇派出所报案。文集镇派出所在立案侦查后发现岳某1确对徐某及案外人实施了猥亵行为，但因岳某1在实施行为时不满十六周岁，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遂撤销该案。2015年10月15日，钟祥市公安局因此事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岳某1处以行政拘留十日（不执行），责令家长和监护人加以管教。岳某1的加害行为对徐某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经医院检查：由于岳某1实施猥亵行为极其粗暴恶劣，导致徐某下体多处擦伤，并对其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无法磨灭的创伤。为此，徐某的父母多次带其到医院进行心理辅导和干预，但是效果甚微。目前，徐某越来越不爱说话，惧怕和陌生人交流，可见，岳某1所实施的加害行为对徐某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然而，岳某1的违法行为却并未受到任何实质性惩罚。同时，鉴于岳某1未满18周岁，岳某2、向贤福作为岳某1的监护人，对岳某1疏于管教，理应对其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综上，为维护徐某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岳某1赔偿徐某医药费、误工费、交通费共计3000元，并赔偿徐某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岳某2、向贤福对岳某1应承担的上述责任负连带清偿责任，诉讼费用由岳某2、向贤福、岳某1负担。原审被告岳某2、向贤福、岳某1辩称，对误工费、交通费等实际财产损失，请人民法院据实审核，同意赔偿；对精神损害抚慰金，因岳某1也属未成年人，已受到行政处罚，即便没有实际执行，这也在其人生道路上落下了污点，故不同意对精神损害抚慰金进行赔偿。原审查明，2015年10月4日15时许，岳某1趁徐某在钟祥市××镇中心小学操场玩耍之际，将徐某抱到学校厕所，对其实施了猥亵行为。徐某的父母在次日发现异常后，立即向钟祥市公安局文集镇派出所报案。同年10月9日，钟祥市公安局将该案作为刑事案件进行立案侦查。10月12日，钟祥市公安局以“（该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为由，决定撤销该案。10月15日，钟祥市公安局对岳某1猥亵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决定对岳某1行政拘留十日（不执行），责令家长和监护人加以管教。11月16日，因徐某父母对钟祥市公安局撤销案件决定不服，向钟祥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该院作出答复函，函复“岳某1出生于1999年10月14日，实施猥亵行为时不满十六周岁，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不构成猥亵儿童罪”，该院最后认为“公安机关撤案符合法律规定”。另查明，岳某1实施加害行为时未满十六周岁，徐某未满六周岁。原审认为，岳某1侵害徐某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岳某1理应赔偿侵权行为造成徐某的经济损失。徐某要求岳某1及其监护人赔偿经济损失的请求，合法有理，原审予以支持，但对其无证据证明的经济损失，原审不予支持。岳某1侵害行为给年仅几岁的徐某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徐某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原审依法酌定为5000元。岳某2、向贤福不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连带责任的辩解，于法无据，原审未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岳某1、岳某2、向贤福赔偿徐某经济损失300元；二、岳某1、岳某2、向贤福赔偿徐某精神抚慰金5000元；三、驳回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应付款项，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徐某负担100元，由岳某1、岳某2、向贤福负担100元。宣判后，徐某对原审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明显偏低，不足以弥补徐某遭受的心理伤害，依本案情形理应调整至30000元。理由包括：第一，徐某尚属幼儿，身体和心理极其脆弱，岳某1采取恶劣手段并且两次猥亵徐某，给其身体特别是心理造成了严重创伤，表现在不敢在学校上厕所、害怕与同学说话、性格越来越内向及半夜经常害怕哭泣等。这种心理创伤必然对其今后交友、择偶等正常生活造成极为不良的影响，难以用金钱弥补。第二，抚平徐某心理创伤，必须通过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进行科学辅导，而这些机构均是按小时计费，资费不菲，对徐某家人是不小的经济负担；第三，岳某1在实施侵害行为时距离十六周岁仅差十天，其心智成熟程度已与年满十六周岁之人没有差别，且选择侵害地点在学校，侵害对象包括徐某在内的三人，其行为性质相当恶劣，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因其年龄因素，无论从刑事还是行政处罚上，岳某1均未受到应有的实质性惩罚。第四，岳某1的监护人有经济能力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2、一审酌定徐某经济损失300元明显与事实不符。本案中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是实际发生的费用，至于费用金额的证明问题，徐某在一审中作出了符合情理的书面说明，即医疗费（主要是心理咨询服务费），因钟祥市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心理咨询收费没有发票，故无法提供，但确实实际发生；误工费，徐某父亲从事摩托车个体修理，因陪同徐某进行治疗致相应收入减少的损失，虽无证据，但确实发生。综上，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徐某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岳某1、岳某2、向贤福对原审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岳某1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法律依据，亦不应由岳某2、向贤福对此负担连带赔偿责任；2、一审判决酌定交通费300元，没有事实依据。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徐某全部诉讼请求。针对徐某上诉，岳某1、岳某2、向贤福答辩称：1、徐某精神抚损害抚慰金不应予以支持，且岳某1对此不承担赔偿责任，岳某2、向贤福亦不负连带赔偿责任；2、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没有证据证实，对徐某主张费用发生及数额均不认可。针对岳某1、岳某2、向贤福上诉，徐某答辩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岳某1在实施侵害行为时未满十六周岁，属限制行为能力人，其侵害他人造成的损害应由其监护人岳某2、向贤福承担赔偿责任。其他答辩意见与上诉意见一致。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二审庭审中，经本院询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事实均无异议。经二审开庭审理及核查一审卷宗，一审查明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一审判决对徐某精神损害抚慰金认定、处理是否恰当；2、一审判决对徐某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认定、处理是否正确；3、一审判决对赔偿责任主体的确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本院认为：一、关于徐某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否支持及金额确定问题。1、应否支持徐某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八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诉讼当事人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否支持，主要应从两个方面进行评判，即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前者解决何种民事权益受到侵害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后者侧重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可否成立。本案中，岳某1对徐某施以猥亵行为，该行为性质属非法侵扰公民身体，是对公民维护自己身体安全以及支配权利的侵害，实质是对徐某身体权的侵害。身体权在理论上属“物质性人格权”，是自然人人格的物质基础，是最基本的人格要素，已纳入前述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一）项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客体范围。同时，岳某1对实施猥亵行为、该行为侵害徐某身体权、主观上有故意过错等责任要件均无异议，唯提出未造成严重后果，不应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岳某1侵害行为虽尚未对徐某生理健康等造成严重物质性损害后果，但前述司法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之“严重后果”并非仅限定于现时的物质性损害后果，还包括长期、潜在、难以磨灭的精神损害后果，后者“沉默于内心深处，却无时不彰显其存在”。精神损害对于受到性侵害的幼童尤甚，鉴于幼童在身心、智力等方面尚未发育成熟，一旦遭受性侵害，将会给儿童留下终身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扭曲受害儿童的自我概念、世界观和感受力，进而形成独有的创伤反应。故于本案情形，徐某遭受猥亵侵害时年龄尚不足六周岁，此种遭遇对其身心之损害不可谓不严重，此时岳某1等若认为此种后果尚不严重，应承担相应举证责任，若不能举证，则应自负相应后果。综上，一审判决支持徐某精神损害抚慰金诉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2、徐某精神损害抚慰金金额确定精神损害系受害人痛苦之感受，然而受害人痛苦之有无、大小、长短、因人而异。精神损害既不具有金钱价值，又没有为人们易于辨识的物理特征，因此，受害人精神损害抚慰金之确定，须就个别案件，斟酌一切情势，始能实现抚慰金制度之抚慰、惩戒及调整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对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考量因素有原则性规定，即，一方面，考虑受害人的损害程度、经济状况、年龄、性别、社会地位等因素；另一方面，考虑加害人的过错程度、侵权的具体情节、经济状况、认错态度等因素，并辅之以侵权行为地一般收入水平、经济状况等外在环境因素。从本地区司法实践的经验及居民收入水平、经济状况看，对于侵害身体权所致精神损害的抚慰金最高限额一般不超过30000元。同时，为使抚慰金数额的确定兼采定量与定性方法，在此限额内可将其金额概分为低、中、高、最高四个档次，再依个案情形予以档次增减，并在对应档次限额内酌定具体数额。其中，低档以5000元为限，中档以15000元为限，高档以25000元为限，最高以30000元为限。就本案精神损害抚慰金金额确定，结合具体案情兹悉述如下：第一，从受害人的损害程度、经济状况、年龄、性别、社会地位等因素考量。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心理学、××学、社会工作以及医学大量研究表明：性侵犯是影响儿童精神健康的重大风险因素之一，受害儿童将出现各种心理适应困难，甚至持续到成年。本案中，徐某不足六周岁即遭受此种侵害，且已在其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恐惧、害怕、自卑、难以信任他人、注意力不集中等心理障碍，足见此种伤害对其幼小心灵是难以承受的生命之痛。同时，侵害给其投射的心理阴影还具有长期性，若不能及时获得专业、科学、有效的心理干预治疗，将直接影响其未来的家庭关系、社会人际关系、婚恋状况、工作状况等。可见，徐某作为幼童所受之精神损害，较之成人遭受同类损害，损害程度更深，心灵获得慰藉、心理获得治愈的成本更高、难度更大，与此同理，幼童遭受其他身体权侵害的精神创伤，亦往往远不及性侵害所造成的影响之巨，故从精神损害程度及心理抚慰成本等考虑，一审判决将本案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为5000元的低档标准，似将其等同于普通主体身体权受到一般侵害之情形，而未充分斟酌案件之特定情势，确值检讨。从受害人的社会地位考量，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未来，人人“都希望孩子们幸福，这一直是并将继续是人类最普遍珍视的愿望”，但儿童、特别是女童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又往往成为亟需社会特殊保护的弱势群体。我国向来重视对儿童权利的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有儿童优先保护、全面保护、特殊保护的基本原则。在司法领域也确立有“坚持最低限度的容忍、最高限度的保护”之原则。然本案一审判决在酌定徐某精神损害抚慰金时，似未照顾到其作为幼童的特定社会身份，未充分贯彻前述儿童保护之原则，确存改善余地。从受害人是否因加害人承担其他方式责任而获得较为充分的物质赔偿和精神抚慰因素考虑，本案中岳某1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等因素，未受刑事处罚，行政处罚亦免予执行。若依一审判决结果，民事责任方面仅需承担300元经济损失赔偿，此一责任显然难与徐某所遭受之精神损害衡平。如此则既不能抚慰徐某精神痛苦，更可能扭曲其基本正义观念，毕竟“惩罚是对正义的伸张”，是非、善恶的判定亦是治愈受害者心灵创伤的良药。正义的实现固然无法用金钱数量衡量，但公正、恰当的精神抚慰金金额，彰显的是司法机关对于法律框架内正义执著以求的态度。一审判决在确定本案抚慰金时未能考虑此一情节，将抚慰金标准限度在低档次，稍显遗憾。第二，从加害人的过错程度、侵权的具体情节、经济状况、认错态度等因素考虑。从加害人的过错程度而言，岳某1实施猥亵行为主观上为故意自不待言，但其实施侵害行为时尚不满十六周岁，其对所实施行为主观认知程度及恶性较成人为弱，亦可肯认。从加害人的具体侵害情节而言，岳某1实施猥亵行为性质本已恶劣，其施暴对象为幼童更不足原谅，但较之有预谋、以暴力方式侵害的情形，岳某1临时起意、未采取明显暴力方式，且在受害人抵抗后未进一步侵害的行为表明，其侵害手段、方式并非极端恶劣。从加害人家庭状况而言，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功能之一即在于调整、平衡双方当事人间的经济利益，若完全不考虑加害人方责任承担能力，亦难免在当事人间造成新的失衡。岳某2、向贤福系离异后重新组合之农村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于家庭成员务农及闲时外出打工收入，家庭状况难称富足。综合考虑以上诸方面因素，从实现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抚慰、惩戒、调整功能着眼，并坚持双向保护的原则，本院认为，一审判决酌定本案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元，所选档次偏低，应予纠正；徐某上诉认为应按最高标准30000元确定抚慰金，但本案情节尚未达到最高标准的极端情形，故亦不予支持。根据本案具体情形，本院决定在高档次标准内，酌定本案抚慰金为25000元。二、关于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问题。首先，医疗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本案中，徐某未能提供任何接受治疗的医疗费收款凭证，故一审判决未支持其医疗费主张并无不当，依法予以维持。其次，误工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本案中徐某系幼童，没有职业，不存在误工，其主张的误工费系其父亲误工收入减少，并非受害人本人收入减少，故不属于徐某本人损失，一审判决未支持该项误工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交通费，徐某一审提供有交通费的相关票据，原审酌定支持其中部分费用，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三、关于责任承担主体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本案岳某1在实施侵害行为时未满十六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本案诉讼时仍未满十八周岁，且无承担责任之经济能力，故其造成他人损害，应由其监护人即岳某2、向贤福承担侵权责任。一审判决由岳某1、岳某2、向贤福承担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岳某2、向贤福应赔偿徐某经济损失3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八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钟祥市人民法院（2016）鄂0881民初875号民事判决；二、岳某2、向贤福赔偿徐某经济损失3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三、驳回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上列第二项金钱给付义务，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岳某1、岳某2、向贤福负担180元，由徐某负担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岳某1、岳某2、向贤福负担180元，由徐某负担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宏琼审判员  许德明审判员  肖 芄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周 立陈士桢、其其格：《儿童性侵犯及其影响》，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龙迪：《性之耻，还是伤之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