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123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1，男，1975年5月2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赵华，北京市方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崔春辉，北京市方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2，女，1971年7月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开，女，1958年10月28日出生，北京市平谷区南独乐河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原告蔡×3，女，1970年1月1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1（蔡×3之女），女，1994年7月13日出生。
上诉人蔡×1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5）平民初字第047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蔡×1及其委托代理人赵华、崔春辉，被上诉人蔡×2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开，原审原告蔡×3及其委托代理人王×1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蔡×3、蔡×1在原审法院诉称，蔡×4与王×2婚后共生育子女三人，长女蔡×3、次女蔡×2、长子蔡×1。2011年，王×2去世；2014年10月1日，蔡×4去世。蔡×4与王×2生前均未订立遗嘱，且二人生前有位于北京市平谷区×1号宅院一处（以下简称×1号宅院），现该处宅院已被拆迁。×1号宅院拆迁后，分得位于北京市平谷区×2号及×3号房屋两套；分得拆迁安置补偿款900000元。现双方就相应的继承问题未达成一致意见，故我方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位于北京市平谷区×2号及×3号房屋由二原告各享有一套；相应的拆迁安置补偿款由二原告各享有300000元。
蔡×2在原审法院辩称，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第一，蔡×4与王×2婚后共生育子女三人，长女蔡×3、次女蔡×2、长子蔡×1。第二，×1号宅院系蔡×4祖遗房产，该房产建造于1955年，至2013年从未翻建过。2012年9月7日，蔡×4将该房赠与给我，故×1号宅院的相关拆迁权益应归我所有，与原告方无关。第三，1969年，蔡×4与王×2登记结婚；1997年，获批位于北京市平谷区×4号（以下简称×4）的宅基地一处；1998年，蔡×4、王×2在×4建造房屋；2004年，在×4宅院内建筑平房2间、车库1间，均位于×1号宅院北侧。综上，作为法定继承财产应继承×4宅院及空院当中的平房2间、车库1间的相应拆迁权益，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69年，蔡×4与王×2结婚。婚后共生育子女三人，长女蔡×3即本案原告、次女蔡×2即本案被告、长子蔡×1即本案原告。1972年，蔡×4因分家取得×1号宅院。1997年，蔡×4在韩庄村申请一处宅基地即×4宅院。此后，×4宅院进行了相应的建筑。另外，在蔡×4的小园子里亦有一些建筑。2011年6月20日，王×2去世；2014年10月1日，蔡×4去世。
2013年11月1日，原告蔡×1与首创嘉铭新城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嘉铭公司）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4宅院拆迁安置补偿款共计678462元（其中宅基地区位补偿款152896元、房屋重置成新价361071元），同时确定安置人为蔡×1、王×3（蔡×1之妻）、蔡立蕊（蔡×1之女）、蔡婧蕊（蔡×1之女）。同年11月4日，原告蔡×1与首创嘉铭公司签订定向安置房认购单，该认购单约定：原告蔡×1购买位于北京市平谷区×5号，购买价值为135895.50元；原告蔡×1购买位于北京市平谷区×6号，购买价值为129498.60元。另外，原告蔡×1就蔡×4小园子内的建筑物单独与首创嘉铭公司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该协议约定小园子内的拆迁补偿款共计475688元。2013年11月11日，蔡×2与首创嘉铭公司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1号宅院拆迁补偿款共计499813元，同时确定被安置人为蔡×4。当日，蔡×4与首创嘉铭公司签订定向安置房认购单，该认购单约定：蔡×4购买位于北京市平谷区×3号，购买价值为137102.50元；蔡×4购买位于北京市平谷区×2号，购买价值为141860元。二原告表示，办理×1号宅院迁拆手续时，二原告不在场，但认为×1号宅院拆迁手续为蔡×4办理。被告表示×1号宅院的拆迁手续为其办理，但蔡×4亦在场。
双方就×1号宅院是否赠与给被告存有争议。被告表示，2012年9月7日，蔡×4与被告签订了赠与协议，该协议约定：×1号宅院为1955年所建老宅，此后未翻建；1972年蔡×4因分家取得该处宅院；蔡×4将×1号宅院赠与给被告，赠与物于签字之日交付给被告。为此，被告提供了经北京市平谷区×镇法律服务所（以下简称马昌营法律服务所）加盖公章的赠与协议。经本院向马昌营法律服务所调取档案材料，显示马昌营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与蔡×4有较为详细的谈话材料。二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并认为2014年9月9日，蔡×4生前已订立遗嘱，且订立遗嘱时原告蔡×1在场。为此二原告提供了遗嘱原件及代书人戴×，见证人张×、白×出庭接受质询。二原告提供的遗嘱写明：×1号宅院为蔡×4与王×2共同拥有，与被告达成的赠与协议不是蔡×4的真实意愿，那个协议无效，该遗嘱多次显示蔡×4与被告的赠与协议无效。证人白×、戴×在订立遗嘱的细节问题上与原告蔡×1陈述明显不一致。同时，二原告在本案起诉状中写明，王×2、蔡×4生前皆未立遗嘱。2014年12月25日，二原告在本院第一次看见被告赠与协议时的质证意见是：对赠与协议不知情，即使是真的，赠与协议也只写了祖宅，而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楼房问题。经本院向北京市平谷区×村民委员会调查，该村民委员会证实因被告离婚无固定住所，故蔡×4希望将×1号宅院赠与给被告，为此事曾找过村委会。二原告表示2013年×1号宅院进行过一些建筑行为，但二原告均未出资，同时二原告表示系蔡×4出资。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2013年×1号宅院内的建筑行为均为被告出资。
双方就×4宅院的建造存有争议。原告认为×4系蔡×4分家给原告，但蔡×4在北京市平谷区马昌营司法所订立赠与协议时向工作人员明确表示×4宅院及×1号宅院均为蔡×4所有，且未进行分家。为此，被告提供了×4宅院的宅基地申请表（复印件），该表显示申请户主为蔡×4。经本院调取×4宅院门牌号的户籍登记情况证实该宅院门牌号登记在蔡×4名下。经本院向北京市平谷区×村民委员会调查，该村委会表示×4宅院宅基地系以蔡×4名义申请。
双方就非住宅拆迁权益存有争议。被告认为非住宅拆迁权益有蔡×4遗产，应予以继承。二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并表示非住宅拆迁权益应属于原告蔡×1。
另查，原告蔡×3表示仅要求继承×1号宅院的拆迁权益，不要求继承×4宅院的拆迁权益。同时，原告蔡×3表示×4宅院的拆迁权益应归原告蔡×1所有。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当事人双方的陈述，被继承人死亡证明，原告提供的遗嘱，被告提供的赠与协议，原审法院调取的拆迁安置补偿资料及赠与协议档案材料、原审法院制作的调查笔录等。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继承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为×1号宅院及其所对应的拆迁权益是否为蔡×4与王×2的遗产。被告提供的赠与协议经无利害关系第三方确认，经本院调取第三方保管的档案材料，可知赠与当时第三方与赠与人之间有较为充分的交流，故应认可被告所提供的赠与协议系蔡×4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原告提供的蔡×4订立遗嘱时间在蔡×4赠与时间之后，从二原告提供的遗嘱内容可知，蔡×4确实曾与被告达成过赠与协议，且原告蔡×1表示蔡×4订立遗嘱时其在场，故原告蔡×1应知晓赠与一事，这与蔡×1在本庭陈述不一致。其次，二原告在本案起诉状中已写明蔡×4、王×2二人未订立遗嘱，同时，二原告在本院第一次质证时对被告提供的赠与协议并未说明有蔡×4的遗嘱为抗辩亦与常理明显相悖。结合本院向村民委员会调查所得情况可以佐证蔡×4在生前确有将×1号宅院赠与给被告的意图。综上，本院对二原告提供的遗嘱真实性不予认可。但从×1号宅院的历史沿革情况来看，×1号宅院应为蔡×4与王×2二人夫妻共同财产，在王×2未订立遗嘱时，蔡×4将王×2享有的房产部分赠与被告应属无效，故王×2享有的×1号宅院部分应属于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予以继承。现×1号宅院的拆迁安置款由被告实际控制，考虑到×1号宅院的拆迁安置人仅为蔡×4，故×1号宅院拆迁安置补偿款扣除购买房屋后的款项应由二原告与被告继承，相应的款项应由被告向二原告予以返还。因×1号宅院所对应的拆迁安置补偿房屋由被告实际控制，故该房屋均由被告享有所有权，二原告所应享有的拆迁安置房屋面积由被告给付折价款。
×4宅院宅基地申请表显示蔡×4为申请户主，且经公安机关证实房屋门牌号登记在蔡×4名下。结合，蔡×4在生前订立赠与协议时明确表示×4宅院的情况，并否认与原告蔡×1分家的事实。故本院认定×4宅院应属于蔡×4与王×2的遗产，由原、被告共同继承。现原告蔡×3表示放弃×4宅院的继承份额并认为将相应的份额给予原告蔡×1，本院对此不持异议。根据原告蔡×1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可知，×4宅院的安置人口为原告蔡×1的妻子与女儿，故拆迁安置补偿款中宅基地区位补偿款及房屋重置成新价作为遗产处理，而有关拆迁奖励及拆迁安置款项不作为遗产处理。现×4宅院的拆迁款由原告蔡×1实际控制，故×4宅院拆迁款属于遗产部分扣除购买房屋后的款项应由原告蔡×1与被告共同继承，相应的款项应由原告蔡×1向被告蔡×2予以返还。因×4宅院所对应的拆迁安置补偿房屋由原告蔡×1实际控制，故该房屋均由原告蔡×1享有所有权，被告蔡×2所应享有的拆迁安置房屋面积由蔡×1给付折价款。
至于非宅基地拆迁部分，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系蔡×4与王×2遗产，故本院对相应的拆迁权益不作为遗产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法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之规定，2015年7月13日，原审法院判决：一、位于北京市平谷区×3号房屋及×2号房屋均归被告蔡×2所有（已执行）；二、被告蔡×2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蔡×3拆迁安置补偿款及拆迁安置房屋折价款共计十三万五千七百三十一元三角一分；三、被告蔡×2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蔡×1拆迁安置补偿款及拆迁安置房屋折价款共计十三万五千七百三十一元三角一分；四、位于北京市平谷区×5号房屋及×6号房屋均归原告蔡×1所有（已执行）；五、原告蔡×1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被告蔡×2拆迁安置补偿款及拆迁安置房屋折价款共计三十七万二千五百零七元六角三分；六、驳回双方的其他诉讼请求。
蔡×1不服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上诉理由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审判程序错误。
被上诉人蔡×2认可原审判决，认为原审判处涉案×4宅基地的拆迁权益符合法律规定，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原告蔡×3认可原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蔡×1认为原审未查明涉案×4房屋系其建造，属认定事实不清。原审据此迳行判决，属程序不当。经审查，在原审诉讼期间，蔡×1仅主张其本人是×4宅基地使用权人和房屋建造人，但就此未提交相应证据加以证明。原审法院依照宅基地属蔡×4申请所得认定为遗产，不属原审查明事实不清。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就蔡×2提交的赠与协议的真实性，本院向本市平谷区×镇法律服务所收集证据，其工作人员庞×和胡×均证实，蔡×4赠与蔡×2“宅子”意思表示真实，赠与协议“赠与人”处的印纹属蔡×4捺印。经质证，蔡×1不认可证人证言，蔡×3无质询意见。另查明，蔡×1就主张由其独建×4房屋的事实，提交了如下证据：1.证明信；2.记工记录;3.储蓄凭证及明细单复印件；4.证人证言。证明信由本市公安局金海湖派出所出具，内容为2000年3月13日，蔡×4夫妇户籍由韩庄大街×4迁入同村北街×1号。蔡×1以此证明涉案×4宅基地及地上物属蔡×1所有。经质证，蔡×2认可证据真实，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蔡×3不发表质证意见。“记工记录”为蔡×1自书文字，记载雇佣大小工等内容。储蓄凭证及明细单复印件记载自1997年5月始至2000年6月初期间蔡×1的收入和支出情况。蔡×1以此证明自己有工作单位和固定收入，具有独自建造房屋的能力。经质证，蔡×3认可其工作单位真实，蔡×2则不认可证据的证明目的。证人蔡×4、蔡×5、蔡×6和訾×到庭为蔡×1作证。蔡×4和蔡×5分别证实由蔡×1雇佣自己承包土木工程，建造涉案×4房屋的事实。蔡×6证明涉案×4房屋为蔡×1建造，其父母仅提供辅助劳动。訾×证明房屋建成后供蔡×1结婚使用并居住至被拆迁。经质证，蔡×3不认可蔡×4、蔡×5和蔡×6的证言，蔡×2则不认可上述证人证言。蔡×3、蔡×2仍认为涉案×4宅基地申请人属其父母，建房时蔡×1未婚且未分家，房屋属父母遗产或家庭成员共有财产。现当事人双方在×1号拆迁权益归属和认定×4物权人等问题上仍存争议。本院为各方主持调解，但未达成一致。
本院认为：被继承人蔡×4去世后,其子女蔡×2、蔡×1即以父母生前未立遗嘱为由，起诉请求法定继承。诉讼中，蔡×2提出涉案标的属被继承人生前赠与自己的抗辩后，蔡×1才提出其父立有遗嘱，指定由其独自继承遗产的主张。故首先审查蔡×2和蔡×1各自的主张及证据，综合分析判断蔡×4生前与子女间发生的民事行为，对本案法律适用及处理具有决定意义。根据蔡×2提交的书证，2012年9月蔡×4已将涉案房屋等赠与蔡×2。蔡×1等虽不认可，但其提交的“遗嘱”印证了赠与的民事行为客观存在。结合一、二审法院依法收集的证据，蔡×2主张受赠的事实已形成证据链。2012年9月，蔡×4与蔡×2订立有赠与协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依照赠与协议，蔡×4自愿将涉案×1号房屋等赠与蔡×2，并约定赠与物自签名之日交付。无证据证明该协议是蔡×4在受胁迫情形下订立，该合同属当事人自愿，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现赠与合同已履行，受赠房屋被拆迁后的财产权利已不属赠与人。但应指出，赠与物属蔡×4夫妇共有财产，被继承人王×2生前未立遗嘱，蔡×4处分配偶财产的行为无效。王×2遗产份额应按法定继承处理，由配偶蔡×4和子女分别继承。就蔡×3、蔡×1继承王×2的财产份额，可由受赠人蔡×2补偿对价。关于蔡×1所出示“遗嘱”的效力问题，根据诉讼中其提交的证据，可证明蔡×42014年9月初立有“遗嘱”，要求撤销赠与合同，并指定由蔡×1独享安置后的房屋所有权等。该遗嘱由蔡×1召集证人到×。蔡×4口述“遗嘱”时，蔡×1亦在现场,并在“遗嘱”上签名捺印。其对父赠与后又立遗嘱的事实均明知。但其向原审起诉却诉称被继承人生前皆未立遗嘱、（亦）未处分遗产，请求按法定继承处理涉案财产。现又反悔请求按“遗嘱”继承，其言行有悖常理，不能自圆其说。其出示的遗嘱真实性存疑。即使遗嘱真实，还应指出，2014年9月蔡×4立“遗嘱”时，其已非财产所有权人，蔡×4再行处分权指定继承人，属无权处分。现蔡×1基于蔡×4的“遗嘱”请求继承，无法律依据。其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涉案×4房屋因拆迁所得的财产应否在本案处理的问题。一审蔡×1等起诉时，蔡×2的答辩及庭审陈述，除提出其已受赠财产的抗辩外，亦主张×4房屋属父母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分割。一审根据×4宅基地的取得、父母与蔡×1未分家及当事人举证情况等所作处理本无不妥，不属程序不当。但二审期间，蔡×1对此提交了新证据，对方对其证据不认可。在此情形下，涉案×4被拆迁的财产是否属遗产存疑。故本案可不予处理，由当事人另行解决。对于涉案非宅基地拆迁部分，原审法院判处后，蔡×3、蔡×2对原审法院的判处未提出上诉，本院照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2015）平民初字第04717号民事判决第四、五、六项；
二、维持（2015）平民初字第04717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
三、驳回蔡×1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蔡×3、蔡×1负担3266元（已交纳），由蔡×2负担1634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蔡×1负担3267元（已交纳），由蔡×3负担3267元、蔡×2负担3266元（均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伟
代理审判员 郑吉喆
代理审判员 王世洋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张荣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