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民终81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强新企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秦淮区中和桥路142号-10。
法定代表人龚爱英，南京强新企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志云，江苏袁胜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莉,女,汉族,1968年7月19日生。
委托代理人芮乐强，江苏刘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南京强新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袁莉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5）秦民初字第66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6年10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强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志云、被上诉人袁莉的委托代理人芮乐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双方无争议的事实
1992年6月30日，袁莉与南京强生家具有限公司签订期限自1992年7月1日至1993年6月30日止的书面劳动合同。2004年11月5日，强新公司合并南京强生家具有限公司。2012年1月1日，袁莉、强新公司签订期限自2012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止的书面劳动合同。2013年2月7日，袁莉在强新公司员工手册上签字确认，该员工手册规定：旷工一天者，按本人等级日工资的三倍扣除；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按照正常工作时间的基础工资计算。
2014年3月24日，强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杭兆强变更为方恒纲。2015年4月1日，强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方恒纲变更为龚爱英。同日，强新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东、企业类型均发生登记变更，其中，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股东由香港强新公司变更为龚爱英等4位自然人。强新公司发生上述工商登记变更之后，袁莉等职工与强新公司就经营、劳动补偿等问题多次协商。之后，强新公司以2015年4月旷工2.5天为由，扣除了袁莉部分工资。2015年6月10日，袁莉向强新公司邮寄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未足额支付加班工资、就劳动合同履行客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和强新公司商谈期间被以旷工为由扣发工资”为由，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2015年6月24日，袁莉向南京市秦淮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该委于2015年12月8日作出宁秦劳人仲案【2015】907号仲裁决定书，决定终结该案审理。后袁莉向法院起诉，诉讼请求是强新公司支付经济补偿103306元、支付2014年6月至2015年5月期间的休息日加班工资6620元、支付2015年4月被扣发的工资2102元、支付2015年6月工资1300元。
双方有争议的事实
1、袁莉的工作年限起始时间和工龄是否应当连续计算
本案中，袁莉主张其工作年限起始时间为1992年2月，提交南京市社会保险缴费清单、劳动合同、强新公司合并南京强生家具有限公司协议书予以证明，强新公司对南京市社会保险缴费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根据缴费清单，相应的劳动关系期间为2012年1月至2015年6月。
原审法院认定如下：法律规定，劳动者工作年限的举证责任由用人单位负担。非因劳动者本人原因产生的劳动关系主体变更等情形的，劳动者的工龄应连续计算。本案中，首先，根据劳动合同及强新公司陈述，强新公司认可袁莉自2012年1月1日之后在其单位就职，但未提交袁莉的入职登记资料，强新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负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其次，根据南京市社会保险缴费清单，2001年1月至2008年6月，强新公司为袁莉缴纳社会保险。2008年7月至2011年12月期间，长韦家具（南京）有限公司为袁莉缴纳社会保险。2012年1月至2015年6月，强新公司为袁莉缴纳社会保险。经查询，南京强生家具有限公司、长韦家具（南京）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强新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同为杭兆强，故可认定三公司系关联企业，而强新公司作为袁莉劳动关系的承继方，其并未在本案中就袁莉已领取相应工作年限的经济补偿进行举证。综上，采信袁莉关于入职时间的主张，工作年限应当自1992年2月起连续计算。
2、强新公司扣发袁莉2015年4月工资是否违法
袁莉主张强新公司扣发其2015年4月工资2102元；强新公司认为，因袁莉涉嫌信访且未办理请假手续，根据规章制度以旷工为由扣发了袁莉的该月部分工资。
原审法院认为，首先，2015年4月，强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股东、企业类型均发生登记变更，在此期间，双方就劳动合同继续履行进行协商。强新公司主张袁莉2015年4月存在2.5天旷工，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其次，强新公司并无证据证实袁莉在双方协商过程中有过激行为。再次，强新公司员工手册关于“旷工一天者，按本人等级日工资的三倍扣除”的规定缺乏法律依据及合理性，综上，强新公司以旷工为由扣除袁莉2015年4月工资不当。
3、强新公司是否足额支付袁莉休息日加班工资
袁莉主张强新公司支付休息日加班工资，强新公司则认为已按照员工手册的规定足额支付了加班工资。
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强新公司员工手册规定“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按照正常工作时间的基础工资计算”，该内容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且袁莉已对该员工手册签字予以确认，予以认可。其次，袁莉对于强新公司提交的考勤表、工资表真实性无异议，而根据考勤表、工资表的记载，强新公司已经按照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加班工资计算基数足额支付了加班工资。综上，强新公司已足额支付了休息日加班工资。
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1、强新公司是否应当支付2015年4月被扣发的工资；2、强新公司是否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3、强新公司是否应当支付休息日加班工资。
针对第1个争议焦点，根据前述已认定、查明事实及观点，原审法院认为，强新公司以旷工为由扣除袁莉工资缺乏依据，故对于袁莉要求强新公司支付2015年4月被扣发工资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酌情比照袁莉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标准进行计算，扣除已领取的该月工资，袁莉主张2102元并无不当，予以支持。
针对第2个争议焦点，根据前述已认定、查明事实及观点，原审法院认为，劳动者以用人单位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等违法行为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经济补偿金的计发应以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前十二个月劳动者的月平均正常收入为标准，故袁莉按照4396元/月的标准主张经济补偿并无不当。根据规定，2008年之前的工作年限最高计发12个月，所以袁莉应获得经济补偿金的数额为85722元〔（12个月+7.5个月）×4396元/月〕。
针对第3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前述已认定、查明事实及观点，强新公司已足额支付休息日加班工资，故对于袁莉要求强新公司支付休息日加班工资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袁莉主张强新公司支付2015年6月工资1300元，予以确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1、强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袁莉2015年4月工资2102元、2015年6月工资1300元；2、强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袁莉经济补偿金85722元；3、驳回袁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予以免收。
宣判后，强新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1、强新公司无需补发袁莉2015年4月份工资。首先，袁莉旷工的事实不容否定。强新公司提供的处警记录、录像等证据，足以说明袁莉等员工，因强新公司股东发生变化，采取了长时间的堵门、游行等过激行为，没有提供正常劳动，已经构成旷工。员工手册已经过袁莉签字确认。员工手册明确规定，旷工一日扣除三日本人等级日工资。员工手册的内容也不被法律法规禁止，强新公司依据员工手册规定扣除袁莉工资，与事实相符，不违反法律规定。2、原审判决关于袁莉的工龄计算错误。原审判决认定强新公司与长韦家具（南京）有限公司系关联企业没有依据。关联企业是指在法律上相互独立，但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存在着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同为第三者所控制或拥有、其他在利益上具有关联关系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强新公司虽然在一段时期内与长韦家具（南京）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相同，但是二者均为独立经营的企业，除法定代表人之外二者并无任何交集，互不影响。3、原审法院要求强新公司提供袁莉入职的资料，加重了强新公司的举证责任。强新公司在一审中提供了袁莉的劳动合同，结合袁莉提供的社保缴费记录，足以说明袁莉在强新公司工作的起止时间。由于强新公司在涉诉前发生了股权变更，未能找到袁莉入职时更多的材料，对此已经向原审法院作出说明。长韦家具（南京）有限公司与强新公司更是两家独立经营的公司，强新公司无法提供袁莉从长韦家具（南京）有限公司离职的资料。而袁莉提供从强新公司离职并加入长韦家具（南京）有限公司的相关资料更为容易。请求二审法院判决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中支付袁莉2015年4月工资2102元部分、第二项，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袁莉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强新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1、强新公司在一审中提供了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该登记表载明：接警时间，2015年4月15日；接警单位，秦淮分局机场派出所；处警经过及结果，经了解，强新公司从事家具生产经营，原老板系台湾的韩某（具体身份不详），有职工200余人，因公司经营不善，原计划决定于2015年3月份破产清算，韩某原定好员工按照工作年限予以相应的经济补偿。但2015年4月1日，龚爱英和王路二人从韩某处接手了强新公司，强新公司由之前的台资转变成内资控股。股东转让过程员工事先不知情。现在员工对龚爱英及王路二人不认可。在2015年4月7日上午，员工以3月份的工资未到账、原公司老板韩某对员工的经济补偿也未到位为借口，组织了一百余工人将强新公司门口路堵住。我所即和政府相关部门、劳动局协调处理此事。2015年4月15日上午，员工五六十人聚集在公司门口，要求破产清算，而公司老板称政府已答复工人代表，不愿意再与工人商谈。现我所已安排人员在现场，防止发生堵路及上访事件发生，及时掌握动态，并积极协助相关部门处理此事。2、经秦淮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协调，自2015年4月16日后部分员工恢复工作。3、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均提供了工资表，其中，2015年4月的工资组成、数额一致，应发工资3374.84元，旷工的天数、扣款的数额为2.5天、894.64元。4、强新公司提供职工年补偿金付款凭证，证明2002年9月26日已支付袁莉1992年7月至2002年6月工作年限补偿金7910元。
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2015年4月10日、4月13日至15日，袁莉没有向强新公司提供正常劳动是否构成旷工。
本院认为，强新公司、袁莉之间劳动合同成立、有效，双方均应依照劳动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享受权利、承担义务。旷工是指职工除有不可抗拒的因素影响外在正常工作时间不请假或请假没有批准的缺勤行为。2015年4月10日、4月13日至15日，就经营、劳动补偿等问题，员工与强新公司发生了较大的冲突。从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载明的内容看，当时强新公司的场面混乱，管理失控。在当时的情形下，仍要求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原因，也并不完全归咎于劳动者。强新公司认定袁莉旷工，并以旷工为由扣除相应工资，依据不充分。袁莉在解除劳动合同后主张强新公司支付经济补偿，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但是，2002年9月26日强新公司已支付袁莉1992年7月至2002年6月工作年限补偿金7910元，故本案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年限应自2002年7月起算，经济补偿的数额应为57148元（4396元/月×13月）。鉴于双方提供的证据均显示强新公司以旷工的名义扣发袁莉2015年4月工资894.64元，故强新公司支付袁莉2015年4月工资894.64元。原审判决认定强新公司支付袁莉2015年4月工资2102元，与双方提供的证据不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鉴于本案强新公司有过与南京强生家具有限公司合并的情形，以及长韦家具（南京）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强新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同为杭兆强，原审判决认定长韦家具（南京）有限公司与强新公司为关联企业，并要求强新公司对袁莉的工作年限承担举证责任，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综上，强新公司有关不支付袁莉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不支付袁莉2015年4月工资的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调整。原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5）秦民初字第668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变更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5）秦民初字第668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强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袁莉2015年4月工资2102元、2015年6月工资1300元”为，强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袁莉2015年4月工资894.64元、2015年6月工资1300元；
三、变更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5）秦民初字第668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强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袁莉经济补偿金85722元”为，强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袁莉经济补偿金57148元；
四、驳回强新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本院决定予以免收。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干
审 判 员 袁奕炜
代理审判员 李 斐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顾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