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中牟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豫0122行初36号
原告田学伟，男，1977年6月14日生，汉族，住河南省新蔡县。
委托代理人张佳佳，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硕儒，河南天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住所地郑州市兴荣街三十六号。
法定代表人张予西，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锦萍，河南齐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范长杰，男，1972年10月16日生，汉族，住河南省淮阳县。
委托代理人李钢，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田学伟不服被告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以下简称郑东分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田学伟委托代理人张佳佳、张硕儒，被告郑东分局委托代理人刘锦萍，第三人范长杰委托代理人李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郑东分局于2017年9月8日作出郑公郑东（治）行罚决字[2017]10686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2017年7月15日16时许，在郑州市郑东新区东风南路与榆林北路交叉口建业天筑小区11号楼2单元地下负二层的停车场电梯门口处,准备往楼上搬钢琴的田学伟发现一醉酒女子坐在其钢琴板凳上,就劝其起来，醉酒女子的丈夫范某因此与田学伟发生争执。之后范某通知范长杰等人过去帮助接送妻子回家。范长杰闻讯到达现场，向田学伟的左肩打了一下，并将田学伟的上衣扯破。被告郑东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项和《郑州市公安局行政处罚裁量标准暂行规定》之规定，决定给予范长杰以殴打他人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原告田学伟诉称，2017年7月15日下午16点左右，原告在自家小区楼房负二层停车场电梯门口往楼上搬钢琴，一名醉酒女子坐在原告的钢琴板凳上，原告便让该女子的老公范某劝其妻子起来，范某与原告发生争执，并辱骂原告，双方被小区保安拉开后，范某继续辱骂原告,同时纠集范长杰等人到现场，并对原告进行殴打。原告报警后，被告于2017年9月8日，作出对范长杰罚款500元的决定。但被告处理案件存在以下问题：1.认定违法嫌疑人不准确，导致本案的主要违法嫌疑人范某逃脱法律制裁，且对第三人范长杰处罚较轻。范某酒后无理与原告纠葛，并扬言要弄死原告，随即叫来范长杰等七、八个人前来对原告进行殴打，并将原告衣服撕烂，是组织策划者和主要违法嫌疑人，且属结伙殴打，是从重情节，但被告却未对范某进行处罚，仅对范长杰处以500元罚款，裁量畸轻。2.严重违反法定期限。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30日。原告事发当天报警，案情清楚明了，不存在重大复杂的情形，被告却在2017年9月8日作出处罚决定，为时55日，严重超期。3.违规组织调解。相关法律法规和《河南省公安机关办理伤害案件工作细则》的规定，调解原则上以一次为限，必要时可以增加一次，自原告第一次到达派出所就明确表示不同意调解，但是被告多次组织调解，属办案程序违法。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也存在严重的错误。请求法院：1.撤销被告作出的郑公郑东（治）行罚决字[2017]106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3.本案的诉讼费用等由被告承担。
原告田学伟提供的证据有：郑公郑东（治）行罚决字[2017]106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证明：1.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2.该处罚决定程序违法，且认定违法行为人有遗漏，事实不清，应予以撤销。
被告郑东分局辩称，被告于2017年9月8日作出的郑公郑东（治）行罚决字[2017]10686号《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证据确实充分，正确有效。1.根据证人郭某、薛某、张某、叶某、付某等人的笔录,证明田学伟与范长杰、范某发生争执，但未发生肢体冲突，只有范长杰将田学伟的衣服撕烂。证明范某没有对田学伟进行殴打，故被告作出以上行政处罚。2.因案情复杂，取证困难，且范长杰一方一直积极与田学伟调解，故被告延长30日。3.被告在案件发生时对双方进行调解，并于2017年7月17日再次对双方进行调解，后范长杰一方私下和田学伟一方进行调解，故被告未违规组织调解。4.被告作出的106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事实清楚，证据程序合法，不应被撤销。被告提供的行政处罚卷宗材料，原告、第三人及多名证人笔录均清楚记录事发现场无殴打行为，唯一的肢体接触是本案第三人推原告一把，被告认定违法嫌疑人准确，第三人违法行为轻微。5.本案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受案范围，依法应当裁定驳回原告起诉。
被告郑东分局提供的证据有：1.受案登记表及到案经过，证明被告及时处理，准确锁定违法嫌疑人。2.违法行为人范长杰笔录，证明第三人自述及在笔录中对违法事实的确认。3.受害人田学伟笔录及报案材料，证明原告主观有过错，阻挠第三人离开。4.证人范某、郭某、薛某、张某、叶某、付某笔录，证明案件事实情况，违法行为轻微。5.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证明被告依法履行案件审批程序，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处罚，不存在违反法定期限办案。
第三人范长杰述称，同意被告答辩状的意见且第三人认为原告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原告既不是本案的行政处罚相对人，与处罚行为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应该驳回原告的起诉。
第三人范长杰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田学伟对被告郑东分局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内容均有异议。认为该表记录“其中一名叫范某的司机看见自己老板和对方吵起来了，于是便用右手推了报案人左肩一下，并将报案人的衣服扯破”错误，明显与事实及其他证据不符，实际上推报案人左肩的为范长杰；到案经过中被告工作人员陈述2017年7月17日再次将范长杰传唤至单位进行处理，但证据2中仅有对范长杰的唯一一次询问笔录，该证据证明被告没有及时对违法行为人处理，且并未对共同违法行为人范某追究行政处罚责任。
原告对被告郑东分局提供的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内容均有异议。认为范长杰为治安违法行为人，其陈述不足以信，且范长杰生于1972年，范某生于1974年，范长杰称范某妻子为嫂子，明显不合常理。
原告对被告郑东分局提供的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没有主观过错，没有作出任何违法行为，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在自己的笔录中已明确与其发生冲突的是范某。他在发生纠纷后打电话喊了六七个人并直接围堵原告，其行为明显有教唆，发生了后续的违法行为。
原告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4中对证人范某所做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第一份笔录中范某自认饮酒，并与原告发生冲突，为案件当事人，但被告将其作为证人进行询问，明显与事实不符；第二份笔录中其自己与“保安”发生口角，违法行为人范长杰打的是“保安”，上述两份笔录内容明显矛盾，范某无法对原告与身穿制服的保安进行区分,并且当时范某存在饮酒情形,询问笔录记录时间为案发后不到2小时,范某明显意识不清,该证据不应被采信。对证据4中对证人郭某、薛某、张某、叶某、付某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原告认为这几份笔录证明了与原告发生口角的范某教唆范长杰等人实施了违法行为。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5的真实性有异议，被告没有提供原件。对其合法性有异议，本案作出行政处罚的单位是被告，而该审批表显示批准同意延长办案期限的机关也是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30日，被告自行决定延长办案期限，程序违法，并且在该表上，郑州市公安局郑东第一分局治安管理服务大队与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为同一机关，其无权自行决定延长办案期限。
第三人范长杰对被告郑东分局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证明了案发后公安机关及时出警，及时处理，调查搜集了大量的证据，通过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还原了事实原貌，确定了违法行为人违法事实情况：原告和第三人偶然的因为日常琐事发生了争执，但没有殴打的情况，仅有第三人与原告有轻微的肢体接触，不存在原告所说的预谋、教唆、意图更严重的犯罪等情况；2.通过卷宗材料也能看出来，原告不是本案的行政处罚相对人，就本案来讲原告也不属于与行政处罚决定有法律利害关系的人，原告没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3.被告不存在超期办案的情形，即便超期也不构成撤销行政行为的必然理由和依据。
被告郑东分局对原告田学伟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认为该处罚决定书证明本案的行政相对人是范长杰，原告不是本案适格原告；被告对违法行为人的违法事实认定清楚，及时作出处理，已经依法追究了违法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第三人范长杰对原告田学伟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的质证意见相同，认为被告对第三人的处罚是适度的，没有显失公平，处罚结果是被告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原告主张处罚畸轻的理由不成立。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虽对相关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提出异议，但对所主张的异议理由并未提出证据予以证实，结合庭审中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符合法定形式，取得程序合法，证据之间具有关联性，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依据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明被告作出了涉案行政处罚行政行为，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7年7月15日16时许，原告田学伟在郑州市郑东新区东风南路与榆林北路交叉口建业天筑小区11号楼二单元地下负二层停车场电梯门口往楼上搬钢琴时，发现一名喝醉酒的女子坐在原告待往楼上搬运的钢琴板凳上，便让旁边该女子的丈夫范某劝其起来，范某因此与原告发生争吵，后小区保安闻讯赶到，将双方劝开。随后，范某让自己的司机，即本案第三人范长杰等人到现场接送妻子回家。范长杰到现场后，与原告发生了冲突，向原告田学伟的左肩部打了一下，并将原告的上衣扯破，之后被保安制止。原告随即报警。被告郑东分局治安管理服务大队四中队民警及时赶到现场，先后对涉案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取证。后来，被告曾组织原告与第三人进行调解，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
另查明，2017年8月14日，郑东分局治安管理服务大队报被告郑东分局，申请对原告一案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被告于2017年8月14日作出同意延长办案期限的审批。
再查明，2017年9月8日，被告郑东分局作出郑公郑东（治）行罚决字[2017]106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本案第三人违法行为轻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项和《郑州市公安局处罚裁量标准暂行规定》之规定，对范长杰以殴打他人罚款伍佰元。原告不服，认为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及程序存在严重错误，故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在于原告主体资格是否适格，被告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是否清楚，处理是否正确以及程序是否违法。
首先，关于原告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相对人以及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责任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根据以上规定，本案原告田学伟系本案涉治安案件中的受害人,被告的行政行为对原告权利有着直接的影响，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原告因对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要求依法追究加害人的法律责任，故而提起诉讼，符合以上法律规定，其主体适格，被告辩称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的理由不能成立。
第二，关于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是否清楚，处理结果是否正确。本案中，被告在接到原告报案后，及时对案件当事人及相关证人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取证，认定第三人殴打他人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在此基础上，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第三人作出适当的行政处罚，裁量适当，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诉称“范某是本次殴打事件的组织者、策划者，是本案的主要违法嫌疑人”等，要求追究范某的法律责任，却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亦没有其他相应证据加以证明和事实根据。因此，对原告以上陈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第三,关于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过程中延长办案期限和进行调解的行为，是否存在程序违法。1.关于延长办案期限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而从本案所涉案件发生的原因、经过、结果，以及报案、取证、认定的违法事实和处理结果等各方面衡量，明显不属于重大、复杂情形。本案中，被告认定所涉治安案件“重大、复杂”，此认定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以此为由办理审批，延长办案期限，在行政程序上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对原告依法享有的听证、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不产生实质损害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程序轻微违法”：（一）处理期限轻微违法；（二）通知、送达等程序轻微违法；（三）其他程序轻微违法的情形。按照以上规定，本案被告延长办案期限的行为，虽然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但对原告的听证、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未造成实质损害，可认定为轻微违法，依法不撤销被告已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维持其既定效力,但应确认被告行政行为违法。2.关于调解问题。本案所涉治安案件当事人双方原本素不相识,偶因生活琐事引发案件,第三人的违法行为情节以及原告所受到的损失都比较轻微,被告根据案情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不违反相关法律原则性规定,并无不当。
综上，原告主张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严重违法，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请求被告追究范某法律责任等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但被告在办案过程中违法延长办案期限，属程序轻微违法，因此原告主张被告延长办案期限违反法定程序的理由成立，对被告已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予撤销，但依法确认其违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于2017年9月8日对第三人范长杰作出的郑公郑东（治）行罚决字[2017]10686号行政处罚决定违法。
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被告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九份，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之日起七日内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费，同时将缴费凭证交本院查验，逾期视为放弃上诉。
审 判 长 王文胜
人民陪审员 刘合升
人民陪审员 刘松喜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日
书 记 员 杨晓宁
附：本判决使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对原告依法享有的听证、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不产生实质损害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程序轻微违法”：
（一）处理期限轻微违法；
（二）通知、送达等程序轻微违法；
（三）其他程序轻微违法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