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民二终字第000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新华下路**号。
代表人：车敬，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李晏，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喻蓉，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姚京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建瑞，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勇，该公司员工。
原审被告：长航凤凰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民权路**号汇江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万早元，该公司法律顾问。
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以下简称交行江汉支行）为与被上诉人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长航集团公司）、原审被告长航凤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航凤凰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2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代理审判员董俊武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张云燕、牛卓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4年5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交行江汉支行的委托代理人李晏、喻蓉，被上诉人长航集团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建瑞、李勇，原审被告长航凤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万早元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交行江汉支行一审诉称：2010年1月11日，长航集团公司与交行江汉支行签订一份编号为保A101B10000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为长航凤凰公司在2010年1月11日至2011年1月11日期间向交行江汉支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10年12月27日，交行江汉支行与长航凤凰公司签订一份编号为A701B10002号《借款合同》约定，交行江汉支行向长航凤凰公司发放美元贷款500万元，期限自2010年12月29日至2020年12月29日，利率为一年Libor＋3.2%。该合同签订后，交行江汉支行依约发放了贷款。因长航凤凰公司违约还贷，并涉及重大诉讼和经营状况恶化等原因，交行江汉支行依合同约定，即时宣布该合同到期，然长航凤凰公司至今仍未还本付息，长航集团公司亦未履行保证义务。现诉请法院判令：1、长航凤凰公司立即偿还借款本金500万美元，以及按合同约定暂计算截止2013年7月10日的利息和逾期罚息102360.82美元，具体偿还金额以全部债务清偿之日核算为准；2、长航集团公司对长航凤凰公司的欠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长航集团公司和长航凤凰公司承担。一审庭审中，交行江汉支行变更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长航凤凰公司立即偿还借款本金500万美元，以及按合同约定计算自2012年12月21日起至长航凤凰公司破产申请受理之日，即2013年11月26日止的利息191136.61美元。
长航凤凰公司一审辩称：对尚欠交行江汉支行借款本金500万美元的事实无异议，亦认可交行江汉支行对借款利息起止时间的确定，但希望债权人提供利息计算的明细。且因长航凤凰公司的重整申请已于2013年11月26日被法院受理，在重整案件尚未审结的情形下，长航凤凰公司对交行江汉支行申报的该笔债权亦不能最终确认。
长航集团公司一审辩称：长航集团公司为长航凤凰公司担保属实，但该担保的金额应仅限于两亿元人民币流动资金，然本案借款的币种、期限及受信额度均不在长航集团公司的担保范围内。请求驳回交行江汉支行对长航集团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查明：2010年1月11日，长航集团公司（保证人）与交行江汉支行（债权人）签订一份编号为保A101B10000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该合同的主要内容为，保证人长航集团公司为债务人长航凤凰公司在2010年1月11日至2011年1月11日期间与债权人交行江汉支行因借款而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债权人债权的币种、本金金额、利率、债务人的债务履行期限等以主合同的约定为准。保证人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2亿元，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在全部主合同下最后一笔主债权的发生日（主债权确定日）确定。保证责任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范围包括各主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保证期间根据各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间分别计算，每一主合同项下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中最后到期的主合同约定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两年止。债权人宣布一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的，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等。该合同经签约双方分别签章当日，长航凤凰公司即与交行江汉支行签订一份编号为A101B100001号《借款合同》。双方约定，长航凤凰公司向交行江汉支行借款2亿元人民币，借款期限自2010年1月11日至2011年1月11日，借款利率为在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下浮10%等。该合同经当事各方签章后，交行江汉支行即按约向长航凤凰公司发放了贷款2亿元人民币。
2010年3月23日，长航凤凰公司就其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十三家金融机构申请人民币40.6亿、美元0.455亿元贷款事宜，形成《长航凤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并一致审议通过“关于2010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计划安排的议案”。同年12月27日，交行江汉支行与长航凤凰公司签订一份编号为A701B10002号《固定资产贷款合同》。该合同的主要内容为，长航凤凰公司向交行江汉支行借款500万美元用于香港公司造船，借款期限自2010年12月29日起至2020年12月29日止，利率为一年Libor＋3.2%，每季末月的20日结息。一年Libor按季浮动，整体利率每年调整一次，贷款发放日起，每六个月等额归还一次本金。若借款人经营出现严重困难，财务状况恶化，或发生对借款人经营、财务状况或偿债能力或经济状况有负面影响等其他事件，均视为本合同提前到期事件，贷款人有权单方宣布已发放贷款本金全部提前到期，并要求借款人立即偿还所有到期贷款本金并结清利息。若借款人未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息或未按本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贷款的，贷款人按逾期贷款罚息利率或挪用贷款罚息利率计收利息，以及对应未付利息计收复利，并承担贷款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催收费、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等。该合同经借贷双方分别签章确认后，长航凤凰公司于借款合同签订之当日和同年12月29日分别向交行江汉支行提交了《短期借款申请书》及《提款申请书》，交行江汉支行亦于2010年12月29日和2011年1月7日分两笔向长航凤凰公司发放贷款20万美元和480万美元，共计500万美元，并按发放金额分别出具了《借款凭证（借据）》。
2011年1月11日，长航凤凰公司向交行江汉支行归还了编号A101B100001号《借款合同》项下2亿元人民币借款。
2013年7月12日，交行江汉支行鉴于长航凤凰公司经营状况出现恶化，分别以特快专递方式向长航凤凰公司和长航集团公司发出《通知函》称，交行江汉支行依2010年12月27日A701B10002号借款合同向长航凤凰公司发放了贷款500万美元，贷款到期日为2020年12月29日。现因长航凤凰公司在履行其他借款合同时未及时清结贷款本息，其违约行为致使交行江汉支行依约有权单方宣布A701B10002号借款合同项下贷款到期，并要求长航凤凰公司于2013年7月15日前立即清偿所有到期贷款本息等。长航凤凰公司收函后，未能偿付500万美元贷款本金。一审审理中，经原审法院组织借贷双方对账，长航凤凰公司认可尚欠交行江汉支行贷款本金500万美元，并承认自2012年12月21日起至长航凤凰公司重整一案受理之日，即2013年11月26日止的利息为191136.61美元。
另查明：2013年11月26日，南通天益船舶燃物供应有限公司及珠海亚门节能产品有限公司申请长航凤凰公司重整一案，经原审法院以（2013）鄂武汉中民商破（预）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后，作出（2013）鄂武汉中民商破字第1-2号《决定书》，指定由武汉市人民政府金融办、武汉市人民政府法制办、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政府、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组成长航凤凰公司清算组担任长航凤凰公司管理人。
原审法院认为，交行江汉支行分别与长航凤凰公司及长航集团公司所签订的编号为A701B10002号《固定资产贷款合同》和编号为保A101B10000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亦未违反我国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均应认定为有效。交行江汉支行依约履行了贷款义务，而长航凤凰公司因其经营状况恶化，交行江汉支行有权行使不安抗辩权，并按合同约定要求长航凤凰公司立即归还尚未到期的借款。鉴于长航凤凰公司在一审审理中已确认其尚欠交行江汉支行借款本金500万美元及自2012年12月21日起至2013年11月26日止的利息191136.61美元，故交行江汉支行主张长航凤凰公司偿还该部分借款本息的诉请，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长航凤凰公司认为确认该笔债权应待其重整一案审结的答辩观点，因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二十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之规定，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交行江汉支行要求长航集团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因长航集团公司与交行江汉支行在其间《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2亿元，且被担保的主债权在全部主合同下最后一笔主债权的发生日（主债权确定日）确定。这即表明无论借贷双方在担保人承诺的保证存续期内共发生几笔借款，只要连续贷款的汇总金额满足保证合同所设定的最高债权额，即可以该部分实际发放的贷款确定为保证人所应承担的债权限额。简言之，确定保证债权额的时间系以满足最高限额保证贷款的实际发生时间为成就条件。本案中，交行江汉支行在与长航集团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当日，即向长航凤凰公司发放了2亿元人民币贷款，其贷款总额已满足保证合同所设定的最高债权限额，虽本案500万美元贷款亦发生于该保证的存续期内，但前述2亿元人民币贷款因已成就长航集团公司担保债权额的确定条件，故在长航凤凰公司已在保证期届满之日对该笔2亿元债务全部清偿完毕后，长航集团公司的担保责任理当应予免除。据此，交行江汉支行主张长航集团公司承担本案500万美元保证责任的诉请，因有悖于当事人意思之表达，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长航凤凰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交行江汉支行偿付借款本金500万美元及利息191136.61美元。二、驳回交行江汉支行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821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长航凤凰公司负担。
交行江汉支行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在所约定的最高债权额2亿元保证责任发生时，长航集团公司就2010年1月11日至2011年1月11日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在2亿元的限额内应承担保证责任，本案的500万美元理应属于长航集团公司应承担的保证责任。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最高债权额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在《最高额保证合同》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罔顾上述法律规定，依据错误的认定作出错误的判决。综上所述，本案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为交行江汉支行与长航凤凰公司在2010年1月11日至2011年1月11日之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项下将要发生的不特定全部债权提供担保，对决算期届满时债务人未清偿的全部债务以2亿元为限承担保证责任。请求二审法院：1、依法撤销（2013）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296号判决第二项，改判由长航集团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二审上诉费用由长航集团公司承担。
长航集团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长航凤凰公司答辩称：交行江汉支行与长航凤凰公司之间的500万美元贷款属信用贷款，交行江汉支行与长航凤凰公司签订的2亿元人民币借款合同及交行江汉支行与长航集团公司签订的2亿元最高额保证合同也可以反证500万美元贷款为无担保信用贷款。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长航集团公司提交两份《固定资产贷款合同》（编号A701B11001、A601B11002），拟证明该两笔固定资产贷款与本案的500万美元固定资产贷款均属4550万美元固定资产贷款授信范畴，由于该两笔贷款均属信用贷款，则涉案500万美元的固定资产贷款也应属于信用贷款，不属于本案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的范围。
交行江汉支行质证认为，对长航集团公司提交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两笔贷款已于2011年3月11日和4月29日发放，到期后已向武汉中院提起诉讼，由于该两笔借款发放时间不在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确定的决算期内，故与本案纠纷无直接关联。长航凤凰公司质证认为，上述《固定资产贷款合同》与本案500万美元系一起办理的手续，属于信用贷款。
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真实性可以认定，但其并非二审出现的新证据，亦与本案争议事实缺乏关联性，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加以采信。
交行江汉支行、长航凤凰公司二审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各方当事人的上诉、答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长航集团公司是否应对交行江汉支行承担保证责任。对此，本院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按照担保法基本原理，最高额保证合同是指保证人对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不特定债权，在最高限额内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方式。缔约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的规定。该担保方式的特征包括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权系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债权，且所担保的债权不特定。在该类合同中约定有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若出现最高额担保的债权确定前所发生的债务总额累计已经大于设定的最高限额，担保人也仅在最高限额内承担保证责任。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并非一定时间内多笔债务的简单累计，而是特定时间内的债务整体。一旦决算期届至，被担保的不特定债务即特定化，此时转化为普通保证，保证人对特定化后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上述规定表明，最高额保证的保证范围只是决算期届至之前实际发生的债务余额。最高额保证人应当以约定的最高额为限，对决算期前的剩余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结合本案实际，从交行江汉支行分别与长航凤凰公司及长航集团公司签订编号为A701B10002号《固定资产贷款合同》、编号保A101B10000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具体条款和履行情况可以看出，保证人长航集团公司系对债务人长航凤凰公司与债权人交行江汉支行之间2010年1月11日至2011年1月11日期间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该主合同指债权人与债务人因借款而订立的授信业务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一条明确约定债权人债权的币种、本金金额、利率、债务人的债务履行期限等以主合同的约定为准。上述约定表明长航集团公司在设立最高额担保时其意思表示明确，是对一年期间内所发生的长航凤凰公司与交行江汉支行之间的任何类型的借款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借款的币种由债权人和债务人签订的主合同确定。虽然该最高额保证合同封面上载明适用于非额度合同，同时在第一条约定中使用了授信业务合同的概念，但上述两个合同未在合同法中作为有名合同加以规定，长航集团公司也并未能在二审期间向本院说明上述非额度合同及授信业务合同的准确概念及人民银行对此曾出台专项的管理规定。故可认定上述两个概念并不排斥外币贷款作为本案最高额保证范围内的单笔债务出现，并计入保证范围之中。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所约定的被担保债权发生期的截止日即决算期为2011年1月11日，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2亿元。在此日期前，依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显示交行江汉支行与长航凤凰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且实际履行的有且只有该两笔（2010年1月11日和2010年12月27日），金额分别为2亿元人民币和500万美元。该500万美元的借款合同中并无明确此笔贷款独立于《最高额保证合同》之外的特别约定。由于2011年1月11日，长航凤凰公司向交行江汉支行实际归还了2亿元人民币借款，故决算期当日该笔最高额保证的保证范围为500万美元本金及其利息、复利、罚息等。
原审判决认为只要连续贷款的汇总金额满足保证合同所设定的最高债权额，即可以该部分实际发放的贷款确定为保证人所应承担的债权限额。该认定明显与最高额保证所担保的债务不特定性相悖，按此理论分析，在约定的期间内一次性发放满额的债权额度即视为债权已然特定并进入决算期，那么当事人设定此种特殊担保方式与普通保证无异，缔结最高额保证合同也就成为不必要。原审法院认为满足设定额度的2亿元贷款全部清偿，即表明长航集团公司理当免除保证责任，这明显与法律规定不符，亦与常理相悖。长航集团公司、长航凤凰公司虽然强调本案之外另存在两笔外币贷款，与本案的500万美元系同一种类，属于无财产担保的信用贷款，并举出授信通知和另外两份合同加以佐证。但另两份合同的签订时间明显晚于最高额保证合同设定的期间，且已另案讼争解决。长航集团公司、长航凤凰公司并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500万美元贷款不属于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故在该500万美元贷款形式要件完全符合最高额保证合同含盖债权范围内的情况下，如合同中无明显的特别约定，从维护银行债权的角度出发，依法应认定长航集团公司应承担担保责任。
综上所述，涉案《固定资产贷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产生约束力，长航凤凰公司、长航集团公司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交行江汉支行依约诉请债务人长航凤凰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并同时要求长航集团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事实及法律依据充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审法院虽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实体处理欠妥，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29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29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对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29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所列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9821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长航凤凰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98213元，由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董俊武
代理审判员 张云燕
代理审判员 牛 卓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李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