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1民终34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应会，女，1962年09月0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修文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满增桂，北京创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和记英，北京创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省修文县洒坪镇青山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贵州省修文县洒坪镇青山村。
法定代表人：赵朝发，系该村村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帅波，贵州贵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大远，贵州贵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张应会因与被上诉人修文县洒坪镇青山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青山村委会”）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修文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黔0123民初11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依法审理终结。
张应会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二、案件受理费均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也理由：一、上诉人对于土地委托流转情况根本不知情，委托合同是被上诉人单方伪造的，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二、陈亨福是利害关系人，其证言不能采纳，一审法院依职权调查李高权、陈亨福不符合法律规定。
青山村委会辩称，上诉人主张《贵州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合同》系被告伪造不属实。被上诉人为发展本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将本村农户的承包地流转给贵州天茂智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栽种猕猴桃。在土地流转之前，被上诉人多次召开群众动员会及发放张贴《青山村猕猴桃标准园土地流转事项告知书》，向农户宣传讲解土地流转的内容及益处。上诉人之夫胡某大力配合、支持该项工作，并积极协助被告作群众动员工作。在签订上诉人户的《贵州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合同》时，因上诉人及胡某均不在现场，在胡某之母李恩仙电话征求胡某无意见后，村支部书记陈亨福代胡某在合同上签字，并由胡某之母李恩仙捺印确认。事后，李恩仙已收取2016年、2017年的土地流转款。《贵州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合同》系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应会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确认被告（伪造）与原告签订的《贵州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合同》不成立；2、案件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的农村土地位于贵阳市××（现××）××村。因“青山村猕猴桃标准园”项目，需要发生土地流转，原告依法对其享有合法权益。2017年01月13日，被告安排人员将原告的土地挖坏。原告即到洒坪镇人民政府反映及请求处理，洒坪镇政府回复：原告已与被告签订合同。同年01月14日，洒坪镇政府将《贵州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合同》送给原告。该合同标明的签订时间为2015年12月，但原告并未与被告签订该合同。后经原告查实，青山村支部书记陈亨福承认该合同系其代原告之夫胡某所签。原告认为，被告伪造《贵州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合同》，该合同不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之间并未达成合意，事后也未经原告追认，该合同依法不能成立。原告现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其诉请。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10月09日，农村实行第二轮土地承包（即延包）时，原告承包了所在村即修文县洒坪乡（现洒坪镇）青山村相应份额的土地，按原告提供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及《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记载：承包户姓名张应会，承包户人口1人承包面积1.1亩（习惯亩），其中“黄泥田”（地名）0.4亩、“胡家灶”（地名，又名唐家门口）0.7亩。2015年08月，被告为了发展本村经济，提高土地的使用价值和利用率，增加农民收入，决定将本村位于坝子中公路以下的农户承包地全部流转给贵州天茂智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用于栽种猕猴桃，打造猕猴桃标准化种植园；同时明确所涉农户分别与被告签订委托流转合同，委托被告与贵州天茂智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办理土地流转事宜。原告承包的土地属该次土地流转的土地范围。2015年09月至2015年11月，被告就土地流转事宜开展群众思想动员工作。期间，被告在本村多次召开群众会议，向人民群众宣讲土地流转的有关文件精神、土地流转的目的、内容及办理事项；组织部分群众外出参观猕猴桃标准化种植园建设。同时，被告向村内所涉农户发放《青山村猕猴桃标准园土地流转事项告知书》，向各农户告知土地流转的目的、土地流转期限、土地流转费及付款方式等流转内容。2015年12月1日，被告按议定程序开始与所涉农户正式签订《贵州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合同》。委托流转合同内容包括：委托流转期限为27年，委托流转方式为出租，委托流转价款及支付方式为每亩每年700.00元，每年的第一个月内支付土地流转金等。在被告签订原告户的《贵州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合同》时，因原告及其夫胡某不在现场，被告村支部书记陈亨福与原告之婆母李恩仙（现已去世）在电话征求原告之夫胡某后，陈亨福代原告之夫胡某在合同上签名。合同约定将原告承包的土地“黄泥田”（地名）及”唐家门口”（地名）共计面积2.61亩（实测面积，见合同附表）委托被告进行流转。所涉农户与被告签订《贵州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合同》后，被告受农户委托与贵州天茂智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具体办理土地流转事宜。2016年及2017年，被告向所涉农户先后发放贵州天茂智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猕猴桃高标准种植园2016年度土地流转款及2017年度土地流转款。2017年01月，原告因其流转的土地被毁坏，与被告发生纠纷。原告以《贵州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合同》系被告伪造为由，到有关部门反映并要求处理无果，原告遂向法院提起诉讼。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对原告已流转的土地（即地名为“黄泥田”及”唐家门口”土地）面积2.61亩发生争议。原告称原承包证（即2016年农村土地确权时原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实测面积登记为2.61亩属实，但主张该面积在丈量上有误，应为2.77亩，原告已向有关部门申请更改，现正在审批中。审理中，原告对此主张未提供证据证实，故认定原告已流转的土地（即地名为“黄泥田”及“唐家门口”土地）面积为2.61亩。
一审法院认为，合同的成立，需采取要约、承诺的方式，促成合同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一致，且不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本案中，被告将本村部分农户的部分承包地流转给贵州天茂智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栽种猕猴桃，这是一项符合当地实情、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举措，且在土地流转用途上，符合有关政策及法律的规定。由此，本案争议焦点为：原、被告在形成《贵州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合同》的过程中是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一致表示？在签订《贵州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合同》之前，被告通过召开群众动员会及组织部分群众外出参观学习、发放《青山村猕猴桃标准园土地流转事项告知书》等方式进行动员工作，向所涉农户告知土地流转及委托的具体事宜，这在当地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虽然原告未亲临被告的群众动员工作，但原告户的承包地属于该次土地流转的土地范围，也就是原告户人员属于被告进行土地流转事项告知的人员范围。在被告做群众动员工作过程中，众多农户人员亲临参与，其中包括原告的公爹、婆母等人，尤其是原告之夫胡某还协助被告做部分群众的思想动员工作。由此推定，原告知晓土地流转及委托的事宜；在被告发放的《青山村猕猴桃标准园土地流转事项告知书》内容上，该告知书明确告知委托土地流转的时间（即期限）、土地流转费用、付款方式等具体内容。以上情况，充分说明被告向包括原告户在内的所涉农户发出了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应视为要约，且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在签订原告户的《贵州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合同》时，虽然原告及其丈夫胡某未在场，但该合同系电话征求原告之夫胡某后所形成。法院结合原告之夫胡某参与群众动员工作的实际情况分析，应认定原告之夫胡某对合同内容的认可。因原告与胡某系夫妻这一特殊身份关系，故胡某的行为应视为原告之授意行为；再次，合同自2015年12月签订后，截止原告称纠纷发生时（即2017年1月），事隔一年之久，期间原、被告所在青山村进行了2016年度土地流转款发放、村内换届选举等较为重大影响的事件，原告也应当知道签订土地委托流转合同的事宜，而原告在此期间未提出任何异议，充分说明原告对土地流转及委托事宜的认可。经法院审查，原告户的《贵州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合同》内容的主要条款与《青山村猕猴桃标准园土地流转事项告知书》一致。综合分析，法院认定原告对《贵州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合同》内容已予以接受，应视为原告对被告要约的承诺，且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审理中，原告对其被流转的土地面积持有异议，因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实，故法院不予采纳，今后原告如持有充分有效证据后，可另行寻求合法途径解决。综上所述，原、被告之间所形成的《贵州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合同》系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一致表示，不违背法律规定，该合同依法成立。原告主张合同系被告伪造且未达成双方合意，诉请合同不能成立。因原告对其主张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故法院不予采信，对其诉请依法不予支持。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三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应会要求确认《贵州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合同》不成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元，由原告张应会负担。
二审中，张应会申请证人唐某、杨某、胡某出庭作证。唐某称，张应会拿着合同核对笔迹跟我说不是她签的字，我自家的合同也没签字，在政府组织的调解中我也没有答应。杨某称对张应会家的土地流转合同签订情况不清楚，但村委会将我们的土地强征强卖未经过我们的签字。胡某称自己未在合同上签字。张应会认为三个证人的证言可以证明涉案合同并非胡某签名，也未经胡某同意，因此流转合同不能成立。青山村委会对该三名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为：不认可其客观性，唐某陈述的内容只是转述张应会的意见，杨某的证言与本案无关，胡某的证言内容予以认可，村委会一直承认字是村支书经电话征得胡某同意后代签名的，再由胡某已过世的母亲按手印。上述证人证言仅系听说，也无其他证据印证，且未能证实新的事实，本院不予采纳。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贵州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合同》是否成立。合同自承诺时成立。在签订《贵州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合同》之前，青山村委会为了农村土地整体的利用，通过召开群众动员会及组织部分群众外出参观学习、发放《青山村猕猴桃标准园土地流转事项告知书》等方式进行动员工作，向所涉农户告知土地流转及委托的具体事宜，已经向本村集体组织成员进行公告。而村委会与各农户签订的《贵州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合同》内容的主要条款与《青山村猕猴桃标准园土地流转事项告知书》一致，应认定青山村委会向全村村民发出了明确清晰的要约。张应会本人虽然因未在本村从事农务，未亲自参加青山村委会的群众动员工作，但张应会户属于该次土地流转的土地范围，因此张应会属于此次动员和公告范围，且青山村委会在公开动员的工作中，张应会夫家的公婆健在，其家公胡观喜本人的土地也属于流转范围，而胡观喜夫妇也亲自参与了土地流转事务及其委托合同的签订，应认定胡观喜对于此次土地流转的方式、范围及补偿价格等合同内容清晰了解，根据农村的生产生活习惯，土地承包及其流转均是村民关注大事，留村的家庭成员均会将土地承包及流转等大事及时通知出外的家庭成员。由此可以推定，张应会知晓土地流转及委托的具体事宜。在签订原告户的《贵州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合同》时，虽然张应会及其丈夫胡某未在现场，但就该合同的签订已由李恩仙电话征求张应会之夫胡某同意后所形成。而结合胡某参与群众动员工作的实际情况分析，应认定胡某对合同内容的认可并同意合同签订。因原告与胡某系夫妻关系，胡某的行为应视为张应会认可之行为；再次，合同自2015年12月签订后，截止张应会称所纠纷发生时（即2017年1月），事隔一年之久，期间原、被告所在青山村进行了2016年度土地流转款发放、村内换届选举等村内重大影响的事件，张应会也应当知道签订土地委托流转合同的事宜，其在此期间未提出任何异议，充分说明张应会对土地流转及委托事宜的认可。而原告户的《贵州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合同》内容的主要条款与《青山村猕猴桃标准园土地流转事项告知书》一致。综合农村工作实际、张应会及其家庭成员在多户土地流转时以及流转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均未持异议以及其公婆李仙恩领取2016年度流转款后也未持异议等情况，应当认定张应会对《贵州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合同》内容明确了解并同意，且认可并接受陈亨福代胡某所签的贵州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合同》，应视为张应会对青山村委会以签订《贵州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合同》为内容的要约进行了有效承诺，争议的《贵州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合同》已经依法成立。至于，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目的在于正确、妥善处理农村土地流转矛盾，维护该村广大村民的公共利益，符合法律规定，而对陈亨福证言的采纳，因有其他证据印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受理费60元，由张应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 俊
审判员 姜彦宏
审判员 李云鹤
二〇一八年七月九日
书记员 陈金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