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107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华园一里三区14号楼一层。
负责人：景龙，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卫江，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祥元，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瑞堂，男，1961年12月1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北京市大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因与被上诉人李瑞堂借记卡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5民初20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信银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瑞堂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本案中对李瑞堂的损失具有赔付责任的应当是作为收单机构的交通银行滨洲支行，而非中信银行。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对交通银行滨洲支行在本案中的地位及其所应承担的责任未予考虑，遗漏案件当事人，导致本案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不公。本案所涉借记卡具有购物消费、转账结算、存取现金、通存通兑等多种功能，而并非只有存款功能。也正因此，中信银行在借记卡合同中所负义务除了保证存款安全外，还应保证借记卡的便捷使用，即在收到其他银行通过银联系统发来的清算支付指令后及时进行支付。
本案一审判决中也提到“借记卡具有转账结算、支取现金、购物消费等功能”，因此“本案中的借记卡领用合同关系兼具储蓄存款合同、委托合同、服务合同等的特征”。因此，在李瑞堂开卡后，其实际上就与包括交通银行滨洲支行在内的银联系统的所有加盟银行建立了金融服务合同关系，在其将货币存入借记卡后，其与中信银行间所形成的就不只是债权债务关系，也包含接受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银行卡的各项管理规范及银联系统相关规定，同意银联公司所有加盟银行为其提供取现及消费服务，授权中信银行在收到银联系统发来的清算划款指令后及时进行支付的委托合同关系。如果李瑞堂认为中信银行划款给工商银行支付其在ATM机上的取款不存在过失，那么中信银行根据银联系统的划款指令划款给交通银行也同样不存在过失。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POS机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除收单机构与发卡机构为同一法人主体内部交易外，收单机构应将受理的所有银行卡交易信息发送至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银行卡跨行清算机构进行转接和清算，不得发送至发卡机构、无跨行清算资质的机构或其他收单机构”。据此，中信银行在本案中的支付都是基于银联公司的清算指令，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并不存在任何过失。
本案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收单机构交通银行滨洲支行疏于对特约商户及POS机的管理，导致其所发放的POS机被犯罪分子取得使用，因此是交通银行滨洲支行对李瑞堂构成金融服务合同违约而非中信银行违约。根据《POS机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由于收单外包服务机构的过失，造成发卡机构和持卡人资金损失的，应由收单机构先行赔付，再根据收单业务外包合作协议进行追偿。”第五十九条规定：“收单机构可根据商户交易量和风险等级，向特约商户收取风险保证金。风险保证金应实行专户管理，不得擅自挪用。因商户欺诈等原因造成的风险损失，收单机构有权从风险保证金中偿付”。上述规定也表明，对本案中李瑞堂所受损失的赔付主体应为收单机构交通银行滨洲支行，而非作为发卡机构的中信银行。
李瑞堂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瑞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信银行支付李瑞堂1099000元；2.判令中信银行支付李瑞堂自2014年9月19日起至2014年12月19日的利息370.5元，并支付利息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利息的计算以1099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1月1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诉讼费由中信银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瑞堂曾在中信银行办理了借记卡一张，卡号为×××，即涉案借记卡。2016年1月10日0时许，涉案银行卡通过POS消费支出1099000元，即涉案交易。根据中信银行提供的查询记录，该POS机登记在山东省滨州市恒信石材经营部（经营者为崔新杰）名下。当日，李瑞堂发现涉案银行卡支出异常，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平房派出所报案。李瑞堂于2016年1月10日1点5分在北京市朝阳区使用涉案借记卡取现100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平房派出所当日受理了李瑞堂的报警。
一审法院认为，因本案李瑞堂系台湾地区居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故本案诉讼应参照涉外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涉外民事诉讼，适用本编规定。本编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他有关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因本案系银行卡纠纷，属于合同纠纷，本案中涉及合同关系的成立与履行均发生在中国大陆境内，故应适用中国大陆法律。
一、关于中信银行与李瑞堂之间的法律关系
本案中，中信银行向李瑞堂发放卡片，双方之间即成立借记卡领用合同关系。借记卡具有转账结算、存取现金、购物消费等功能但不具有透支功能。因此，本案中的借记卡领用合同关系，兼具储蓄存款合同、委托合同、服务合同等的特征。具体而言，李瑞堂将货币存入开通的借记卡后，即将所属货币的所有权转移给中信银行，并且对银行形成债权。此后，李瑞堂根据自己的转账结算、支取现金、购物消费等需求向中信银行提出支付要求时，中信银行即负有在借记卡存款余额内给付本金及相应利息的义务。根据李瑞堂的主张，本案案由为借记卡纠纷，为合同纠纷的下级案由。因此，李瑞堂作为借记卡领用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基于其与中信银行之间的合同关系，提起本案诉讼，主体并无不当。
二、关于涉案交易性质的认定
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交易系于2016年1月10日0时通过登记在山东省滨州市个体户崔新杰名下的POS机进行。按照有关金融法律法规的要求，POS机的申领和使用，除航空、物流等特殊行业外，严格坚持属地原则。因此，在其有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法院认定涉案交易系在山东省滨州市发生。
根据现有证据查明的情况，涉案交易于2016年1月10日0时发生于山东省滨州市，李瑞堂在涉案交易发生不到1小时的时间内即在北京市使用涉案银行卡在ATM取款100元。从现实及常理判断，李瑞堂难以使用同一张银行卡在如此短时间内往返两地操作。此外，李瑞堂在发现银行卡账户资金被他人支取后，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而中信银行未能提交相反证据证明李瑞堂本人或授权他人持涉案银行卡进行了涉案交易。因此，中信银行关于涉案银行卡不能排除系李瑞堂本人或其授权他人进行交易的答辩意见，无证据支持，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法院判定涉案交易系他人使用伪造银行卡进行的交易。
三、关于伪卡交易情形下本案的受理问题
李瑞堂与中信银行之间存在借记卡领用合同关系，这与他人使用伪卡进行交易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分属不同的、互相独立的法律关系。具体言之，李瑞堂基于与中信银行之间的合同关系起诉要求中信银行承担民事责任，与他人使用伪卡进行交易是否涉嫌犯罪以及最终的责任问题，并无法律意义上的关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按照约定解决”。因此，本案审理的重点在于，在他人使用伪卡进行交易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何人违反了借记卡领用合同的约定，何人应当承担合同责任的问题，而这些均无必然依据公安机关对他人使用伪卡交易是否涉嫌犯罪的处理结果。综上，中信银行关于本案事实涉嫌刑事犯罪应当先处理刑事的答辩意见，依据不足，法院不予采纳。
四、关于本案中中信银行的民事责任
中信银行应对本案的伪卡交易向李瑞堂承担民事责任,理由如下:
第一，保障交易安全是中信银行的法定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第三十三条也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证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支付，不得拖延、拒绝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可见，李瑞堂将其所有的货币存入开通的借记卡后，中信银行即负有满足李瑞堂在存款额度内的支付本金和利息的义务。为保障储户的资金支付请求，中信银行不仅需要保障自己的资金储备满足支取要求，同时，也需要保障其发放的借记卡的信息安全，防止被他人伪造。因此，李瑞堂持有的借记卡被他人伪造后而发生的交易，应视为其违反了保障交易安全的法定义务。在中信银行未有证据证明前述后果应归责于李瑞堂的情况下，对此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第二，中信银行与伪卡使用者之间发生的事件，对李瑞堂不应产生法律效力。在实践中，各商业银行的借记卡章程大多有类似规定，即“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发卡银行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法院认为，该条适用的前提应属于通过真卡进行交易的情形。具体言之，他人使用伪卡向中信银行提出付款请求，不应视为李瑞堂本人的付款请求行为；中信银行据此付款，也不应视为对李瑞堂履行付款义务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李瑞堂基于借记卡领用与银行之间形成合同关系，李瑞堂在该合同的范畴内，将资金存入中信银行，由中信银行管理和使用，是中信银行的资产。货币资金本身，属于中信银行，不属于被告李瑞堂，李瑞堂所拥有的，是对中信银行的债权，该权利不包括对货币资金的占有、使用等权利。李瑞堂行使债权，使用该银行卡提取现金之后，货币资金才属于李瑞堂，债权数额亦相应减少。据此，案外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在刑事上可能构成犯罪，在民事上则属于侵权，其侵权对象，不是李瑞堂，而是中信银行。该行为不影响李瑞堂基于银行卡合同关系对银行形成的债权，李瑞堂对中信银行可请求的付款数额不因此而减少，其仍然有权依据双方的借记卡领用合同向中信银行主张支付相应的本金和利息。因涉案银行卡的性质为借记卡，故相关利息应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为宜，李瑞堂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李瑞堂人民币一百零九万九千元及相应的利息（利息以一百零九万九千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自二○一六年一月十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李瑞堂与中信银行之间成立借记卡服务合同，发卡行中信银行的主给付义务是在存款余额范围内向李瑞堂提供现金支取、消费结算和转账汇款等服务。涉案POS机虽非中信银行布设，但由其联网通用，属于其向持卡人履行借记卡服务合同的工具。发卡行应当保障银行卡信息不易复制，确保本行布设或联网通用的POS机能够识别伪卡，保障用卡环境安全可靠。这是发卡行作为银行卡业务推出方和银行卡服务提供者对持卡人的合同义务，也是发卡行保障自身财产安全的应有之义。发卡行对其占有的货币享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能，亦应承担货币毁损灭失的风险。
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涉案交易系伪卡交易。发卡行与伪卡盗刷人之间的交易行为对持卡人不产生法律效力。中信银行对伪卡盗刷人的付款行为不构成对李瑞堂的履约行为，中信银行仍应在原有存款余额范围内向李瑞堂履行主给付义务，提供现金支取、消费结算和转账汇款等服务。据此，中信银行以其并非涉案POS机的收单机构为由主张其不应向李瑞堂承担付款责任，并认为一审法院遗漏案件当事人，该上诉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中信银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691元，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兆晖
审 判 员 葛 红
代理审判员 赵婧雪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崔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