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一中民二终字第01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宝斌。
委托代理人张钧霞（马宝斌之妻）。
委托代理人赵炳为，天津天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宝兴。
委托代理人乔汝木，天津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时凤兰（周宝兴之妻）。
委托代理人乔汝木，天津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马宝斌因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2014）青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宝斌的委托代理人张钧霞、赵炳为，被上诉人周宝兴、时凤兰的委托代理人乔汝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原告与被告周宝兴于2006年开始建立废旧电线电缆交易关系，原告给付被告货款，被告周宝兴向原告提供从国外进口的废旧电线电缆。
被告周宝兴于2006年2月5日向原告出具收据一份，该收据载明：“今收到马宝斌人民币120000元，该金额为荷兰订货押金，待业务结束后退还。”
原告提供2006年2月5日的《业务流程及购销协议》一份，该协议中甲方为“周宝兴”，乙方为原告，合同约定双方交易货物种类、付款方式、交货方式、货物质量等内容，该协议左下方甲方处有“周宝兴”签名。
原告提供2007年5月16日的《欠条》一份，该欠条载明：“周宝兴欠马宝斌货款叁佰捌拾捌万元整，周宝兴定于2007年7月30日之前一次性还清以上货款，如到期不偿还，马宝斌可以连本加利息去当地法院起诉”。该欠条右下方有“周宝兴”签名。
双方业务共涉及109个集装箱货物，双方对于前100箱货物的交付及货款的已给付均无异议。对于后9箱货物，2006年8月16日原告向被告周宝兴转账3420000元，被告周宝兴将9箱货物进行加工出售，而未交付原告。被告周宝兴已返还原告1150000元，并把宝来车一辆抵给原告抵款130000元，合计1280000元。
原告于2007年9月12日以被告周宝兴涉嫌合同诈骗为由向天津市公安局静海分局（以下简称静海公安局）报案，静海公安局于2007年10月13日按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2008年1月29日，静海公安局作出（2008）52号《撤销案件决定书》，该决定书载明：“我局办理的周宝兴涉嫌合同诈骗案，因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决定撤销此案”。同日，静海公安局给原告做询问笔录，在笔录中告知原告决定撤销原告举报的周宝兴合同诈骗一案。2008年12月17日，天津市公安局静海分局向马宝斌出具津公静经告字（2008）44号《告知书》，该告知书载明：“根据《天津市公安局接受群众报案若干规定》，特向你告知如下事项：你举报的周宝兴合同诈骗一案，于2008年1月29日被我局依法撤销案件，我分局已于当日告知你，现因你本人要求出具撤销案件告知书用于民事诉讼，我局特向你出具此告知书。”
2010年12月22日，原告起诉至静海县人民法院，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静海县人民法院裁定将本案移送至原审法院审理。
另查，被告周宝兴对原告提供的2006年2月5日的《业务流程及购销协议》、2007年5月16日的《欠条》上“周宝兴”签名的真伪有异议，被告周宝兴申请对上述两份材料上“周宝兴”签名的真伪及材料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经被告申请，原审法院依法委托天津市中胜物证司法鉴定所对检材2006年2月5日的《业务流程及购销协议》、2007年5月16日的《欠条》上“周宝兴”签名字迹是否为被告周宝兴所书写及材料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14年7月18日出具（2014）文鉴字第020号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2006年2月5日的《业务流程及购销协议》、2007年5月16日的《欠条》上“周宝兴”签名字迹不是被告周宝兴所书写。该鉴定机构于2014年7月22日出具《终止鉴定的函》，该函载明：“2014年5月30日，我所受贵院‘（2014）青重字第2号’委托书委托，就‘马宝斌与周宝兴、时凤兰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中，被告周宝兴申请对原告马宝斌提交的证据《业务流程及购销协议》的形成时间和“周宝兴”签字真伪及《欠条》的形成时间和“周宝兴”签字真伪进行司法鉴定。由于对文书形成时间的鉴定超出了本机构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决定终止对《业务流程及购销协议》和《欠条》形成时间的鉴定。”后被告周宝兴撤回对《业务流程及购销协议》和《欠条》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的申请。
原审庭审中，原告认为，双方于2006年2月5日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即原告与被告周宝兴于2006年2月5日签订《业务流程及购销协议》。被告认为，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于2006年1月建立委托合同关系，被告周宝兴受原告委托与荷兰公司签订合同，本案所涉及的109箱货物便是该公司供应；对前100箱货物的交付及货款的已付无争议，100箱货物总重2548.34吨，价值合计45962431.27元，原告直接支付给荷兰公司11223211.52元，原告将剩余货款打入被告账户，被告再按原告指示打入指定账户，货物都是原告通过天津海通伟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办理的全部进关手续及费用，货物到港之后全部由原告自行提走。原告认为，双方对于前100箱货物的交付及货款的已付无争议，对于100箱货物的重量及价值无法核实，原告从未向荷兰公司汇款。
原告认为，货物交易流程为：每次被告会通知原告有货物，并告知货物的重量等信息，原告于发货前给付被告货款，付款后荷兰公司发货，货到天津后被告通知原告，被告负责将货物运到原告指定地点。被告认为，被告作为原告的委托人与荷兰公司共签订18份买卖合同，荷兰方组织货源，货物到港或离港后，要求付款，原告为了规避风险，采取通过黄牛党，把款项汇到荷兰公司，并将汇款水单出示给被告看，货到港口放行后原告提走货物，已履行了13份合同。
原告认为，因被告周宝兴供应的前100箱货物中部分货物存在质量问题，被告周宝兴同意补偿原告200000美元，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1620000元。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被告认为，货物系荷兰公司供应，针对前100箱货物存在的质量问题，被告及时与荷兰公司联系并提出赔偿要求，荷兰公司回复同意补偿200000美元，但该补偿款采取从以后供货中每吨货款降价100美元的方式支付。
原告认为，2006年8月份被告告知原告有9箱货物，经双方协商将货物价值定为5040000元，扣除被告应赔偿原告的1620000元，原告需再付3420000元，原告于2006年8月16日给被告货款3420000元，但被告未交付原告货物。被告认为，双方不存在口头协商赔偿原告1620000元的事实；9箱货物价值为5042219.77元，当时与荷兰公司协商可以冲抵赔偿1620000元，仅支付3420000元即可，但货物到港后，荷兰公司要求继续支付剩余货款，1620000元补偿款从以后的供货中每吨减100美元支付，直至补偿至200000元美金为止；因为国内市场铜价下跌，原告不愿提已到港的9箱货，在原告同意下对该货物进行了加工处理并出售（对此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并返还原告1150000元。
原告提供张洪记、李宏星、马宝发、曹广坛的证人证言，张洪记（自2001年至2007年就职于信用社，原告系其客户）、曹广坛（系原告客户，承包原告工程）出庭作证，以证实原告不间断的向被告周宝兴催要货款，原告的诉讼未过诉讼时效。被告周宝兴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证人与原告存在亲属及经济往来的利害关系，证人证言不可采信。
另外，原告提供静海县政法委于2013年4月24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该证明载明：“天津市静海县沿庄镇吉祥村人马宝斌，在2008年12月份来静海县政法委反映周宝兴合同诈骗一案的相关情况，经政法委同志了解情况后，于2008年12月10日安排马宝斌在静海开发区新区派出所与天津市公安局领导见面，协调解决具体问题，之后又先后多次到公安、法院反映要求解决。”原告亦用来证实其诉讼未过诉讼时效。被告周宝兴对此不予认可。
此外，原告主张，诉请的货款及赔偿款合计3882280元包括：被告应给付原告的货款2140000元、赔偿款1620000元，退还原告押金120000元。
原告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原告货款及赔偿款合计3882280元；被告支付原告自2007年1月1日至欠款付清日止的利息；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提供其与被告周宝兴于2006年2月5日签订《业务流程及购销协议》，原告认为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购买被告周宝兴进口的废旧电线电缆，协议签订后被告周宝兴依约供应原告100箱货物；双方业务终止后，被告周宝兴于2007年5月16日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载明被告周宝兴尚欠原告货款3880000元。被告周宝兴否认《业务流程及购销协议》、《欠条》上“周宝兴”签名系其本人所签。原审法院委托天津市中胜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的（2014）文鉴字第020号鉴定意见书证实，《业务流程及购销协议》、《欠条》上“周宝兴”签名字迹不是被告周宝兴所书写，因此对《业务流程及购销协议》、《欠条》的内容不予认可。被告周宝兴于2006年2月5日向原告出具的收据明确载明：“今收到马宝斌人民币120000元，该金额为荷兰订货押金，待业务结束后退还。”从该收据的内容分析，原告交付的120000元押金系向荷兰客户订货的押金，若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向荷兰客户订货所需押金应由被告周宝兴交纳，而不应由原告交纳。综合以上事实，不能认定原告与被告周宝兴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委托合同又称委任合同，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一方委托他人处理事务，他人同意为其处理事务的协议。关于受托人以谁的名义处理委托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可以委托人的名义、亦可以受托人自己的名义从事代理活动。从本案中货物的交付流程来看，被告周宝兴告知原告每单货物的数量、种类等内容后，原告按照被告告知的内容将款项支付给被告周宝兴，被告周宝兴办理向境外付款和海关手续，货物到港放行后交付原告，之后就每单货物双方无其他结算手续。从以上流程可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原告委托被告周宝兴从国外进口废旧电线电缆。
关于原告主张的货款2140000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约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第四百零四条约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第四百零六条约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关于本案所诉争的9箱货物，原告给付被告3420000元，9箱货物到港后，被告周宝兴进行了处理，并返还原告1150000元，用车抵款130000元，合计返还原告款项1280000元。被告周宝兴主张，因国内市场铜价下跌，原告不再提9箱货，被告不得已进行处理，对此被告周宝兴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故其主张不予采信。因此，作为受托人的被告周宝兴在未得到委托人即原告的授权下，擅自处理9箱货物，并给原告造成了该批货物实际付款的损失，故被告周宝兴应返还原告货款2140000元。
关于原告主张的押金120000元问题。原告于2007年9月12日以被告周宝兴合同诈骗为由向静海公安局报案，此时原、被告之间的委托业务合同关系已终止，故被告周宝兴应将此款返还原告。
关于原告主张的赔偿款1620000元（即200000美元）问题。因原、被告系委托合同关系，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的损失客观存在的事实及该损失系被告周宝兴所造成，故原告的该项诉请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问题。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撤销案件决定后，应当在三日以内告知原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法定代表人以及案件移送机关。……。”原告于2007年9月12日以被告周宝兴合同诈骗为由向静海公安局报案，静海公安局于2007年10月13日以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诉讼时效于2007年9月12日中断。静海公安局于2008年1月29日作出（2008）052号撤销案件决定书，并于同日告知原告，诉讼时效中断事由消除，诉讼时效期间自2008年1月29日的次日即2008年1月30日重新起算，至2010年1月29日期限届满。原告于2010年12月22日向静海县人民法院起诉，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庭审中，原告提供证人证言以证实期间多次向被告周宝兴催要欠款、原告的诉讼请求未过诉讼时效，由于证人与原告均存在利害关系，故对该两份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原告提供静海县政法委于2013年4月24日出具的《证明》以证实多次向被告周宝兴催要欠款、原告的诉讼请求未过诉讼时效，但从该证明的内容看，不能证实原告于2010年1月29日诉讼时效期限届满前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没有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故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因此，原告已丧失胜诉权，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马宝斌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764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20000元，合计69764元，全部由原告马宝斌负担。
上诉人马宝斌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为：1、本案应为买卖合同纠纷而非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被上诉人应给付上诉人货款、定金及赔偿款3882280元。上诉人同被上诉人周宝兴于2006年2月5日签订的《业务流程及购销协议》，证明二人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而非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从货物的通关材料看，九个集装箱货物价值240余万元，所有人为案外人公司，报关行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报关行，而不是被上诉人周宝兴所说的价值504万元，报关行是天津海通伟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证明被上诉人周宝兴虚构9箱货物骗取上诉人货款，同时反映出9箱货物实际价值同被上诉人周宝兴所说的价值差距大，显示巨大的利益空间，即使此货物真的是被上诉人周宝兴进口，此利益显然是此次买卖履行后被上诉人周宝兴的盈利而由其占有。由此可以看出，上诉人同被上诉人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2、上诉人的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曾多次向被上诉人追索欠款及向公安静海分局报案、向有关政法部门反映案件情况，至2010年12月8日起诉前，上诉人都在采取各种办法向被上诉人追款。综上，本案应为买卖合同纠纷而非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上诉人同被上诉人周宝兴所签订的协议及被上诉人周宝兴所出具的欠条均是合法有效的、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起的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本案诉争的欠款事实发生在二被上诉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二被上诉人作为夫妻理应对本案所诉争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并承担该款自欠款日至还款日的银行贷款利息。故请求：1、撤销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2014）青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2、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货款、定金及赔偿款3882280元并要求将本案移送到公安机关；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周宝兴、时凤兰共同辩称，一、关于诉讼双方之间关系问题。1、被上诉人周宝兴原系天津市外经贸委派往欧洲的贸易代表，对欧洲市场较熟悉。上诉人系从事加工国外进口废旧铜线专业户，聘被上诉人为业务员并委托被上诉人主管从欧洲金属公司进口废旧铜线业务。双方口头商定由被上诉人代上诉人与外商洽谈，经上诉人同意后代签买卖合同；2、诉讼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在周宝兴代上诉人与荷兰公司洽谈合同时，荷兰公司提出要买方付12万元订货押金，上诉人同意付此款。若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向荷兰公司订货所需押金应由周宝兴付款而不可能是上诉人付款；3、上诉人在一审法院立案后的审理阶段，提交了《业务流程及购销协议》和欠条，并伪造周宝兴的笔体分别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名，但经原审法院委托的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后，认定是一伪证，更进一步说明诉讼双方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给付货款、定金及赔偿款3882280元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1、关于上诉人要求赔偿20万元美金（折合人民币162万元问题）。荷兰公司并没有将20万元美金补偿给周宝兴，不存在周宝兴自愿赔偿给上诉人20万元美金一事；2、上诉人因其不履行与荷兰公司买卖合同所产生12万元押金风险应自行承担；3、被上诉人不同意一审判决中周宝兴应返还上诉人货款2140000元事实的认定。三、上诉人提出的未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是不成立的。另被上诉人时凤兰没有参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周宝兴之间所发生的委托业务，被上诉人时凤兰不是委托合同中的当事人，不清楚上诉人与周宝兴之间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上诉人把被上诉人时凤兰作为本案被告没有任何依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审判决并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诉讼费用全部由上诉人承担。
经本院审理查明，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上诉人马宝斌提供其与被上诉人周宝兴签订的《业务流程及购销协议》及被上诉人周宝兴向其出具的《欠条》，证明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周宝兴尚欠上诉人马宝斌货款3880000元。但被上诉人周宝兴否认《业务流程及购销协议》、《欠条》上“周宝兴”签名系其本人所签。且经原审法院委托天津市中胜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证实，《业务流程及购销协议》、《欠条》上“周宝兴”签名字迹不是被上诉人周宝兴所书写，该鉴定机构系经原审法院依法委托的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因此对《业务流程及购销协议》、《欠条》的内容不予认可。
被上诉人周宝兴于2006年2月5日向上诉人马宝斌出具的收据明确载明：“今收到马宝斌人民币120000元，该金额为荷兰订货押金，待业务结束后退还。”上诉人马宝斌交付的120000元押金系向荷兰客户订货的押金，若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向荷兰客户订货所需押金应由被上诉人周宝兴交纳，因此不能认定上诉人马宝斌与被上诉人周宝兴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马宝斌按照被上诉人周宝兴告知的内容将款项支付给被上诉人周宝兴，被上诉人周宝兴办理向境外付款和海关手续，货物到港放行后交付上诉人马宝斌，从以上流程可以确认，双方之间应为委托合同关系。
关于原审法院认定的被上诉人周宝兴应返还上诉人马宝斌货款2140000元，被上诉人周宝兴应将押金120000元返还上诉人马宝斌，上诉人马宝斌主张的赔偿款1620000元（即200000美元）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定。
关于上诉人马宝斌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问题。上诉人马宝斌于2007年9月12日以被上诉人周宝兴合同诈骗为由向静海公安局报案，静海公安局于2007年10月13日以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诉讼时效于2007年9月12日中断。静海公安局于2008年1月29日作出（2008）052号撤销案件决定书，并于同日告知上诉人马宝斌，诉讼时效中断事由消除，诉讼时效期间自2008年1月29日的次日即2008年1月30日重新起算，至2010年1月29日期限届满。上诉人马宝斌于2010年12月22日向静海县人民法院起诉，上诉人马宝斌的诉讼请求已过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上诉人马宝斌提供的证人证言及静海县政法委于2013年4月24日出具的《证明》，不能证实上诉人马宝斌于2010年1月29日诉讼时效期限届满前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没有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因此，上诉人马宝斌已丧失胜诉权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858元，由上诉人马宝斌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蕾
审 判 员 从士康
代理审判员 沈剑辉
二０一五年七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王淑霞
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