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衡民二终字第3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桥西区中华南大街***号。
法定代表人：张亚斌，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郑久先，男。
委托代理人：孙德强，河北合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衡水金昌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衡水市桃城区中华南大街*号。
法定代表人：邓秀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邓秀阁，女，1949年12月4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韩文举，河北维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鑫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衡水市桃城区胜利西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陈福利，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顾红星，男，1976年11月2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郑洪亮，河北人民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峰。
委托代理人：高超，男，1983年7月8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石家庄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集团）因与被上诉人衡水金昌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昌公司）、河北鑫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垚公司）、高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7日作出（2011）衡桃北民二初字第95号民事判决，建工集团不服上诉于本院。本院以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为由，作出（2013）衡民二终字第13号民事裁定书，发回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重审。2014年6月20日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衡桃西民二初字第120号民事判决，建工集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9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建工集团委托代理人孙德强、金昌公司法定代表人邓秀生及委托代理人邓秀阁、韩文举、鑫垚公司委托代理人顾红星、郑洪亮、高峰委托代理人高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昌公司在一审起诉称：2010年8月，建工集团与鑫垚公司经招投标建立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并于2010年8月15日签订了书面合同。建工集团在该工程中的实际负责人是高峰，主管材料的工作人员是赵洪才。高峰在本案涉案的工程中是职务行为，其代表的是建工集团。在施工中，工地悬挂建工集团的牌匾，所有工程管理部门的备案中也均确定建工集团是涉案工程的承包人。高峰本人与鑫垚公司并未就涉案工程建立施工合同关系。高峰与鑫垚公司之间的往来以及与金昌公司之间的往来均是以建工集团的名义进行的。2010年11月至12月间，高峰和建工集团授权由赵洪才经办从金昌公司处购买钢材，用于建工集团承建的鑫垚·和平嘉园住宅楼10#工程，赊借钢材总合款591905元，建工集团仅支付了50000元钢材款，剩余款项至今未付。同时在赊购钢材时双方约定2010年12月5日付清货款，如迟延付款，每月加付1.5%利息，并每月加付3%的滞纳金。因此，建工集团应向金昌公司支付拖欠的钢材款和滞纳金。另外，在诉讼当中，建工集团对书面合同提出异议，为此，金昌公司发现建工集团、鑫垚公司在管理中存在重大失误，由此而导致原告的钢材款迟迟不能给付，作为建设单位的鑫垚公司应对金昌公司所诉的钢材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建工集团在一审答辩称：建工集团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建工集团与金昌公司之间没有书面的钢材买卖合同，也不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关系。建工集团没有收到过鑫垚公司中标通知书，不是鑫垚和平家园10号、12号楼工程的承包方，也未曾与鑫垚公司签订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也从没有委托过高峰作为项目经理代理其进行施工，对外购买材料和支取工程款。本案购买金昌公司钢材的责任人员是高峰和赵洪才，高峰和赵洪才不是建工集团的员工，与建工集团没有任何关系。建工集团从没有收到过金昌公司所出售的钢材。建工集团不是本案金昌公司诉称钢材的买受人。所以建工集团与金昌公司之间不存在钢材买卖关系。金昌公司诉请建工集团偿还钢材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与鑫垚签订和平嘉园10号、12号楼施工合同上的石家庄建工集团的印章以及高峰签署并加盖给赵洪才的所谓联系钢材的授权委托书上的印章，还有高峰出具给鑫垚公司支取工程款的委托书上的印章都是高峰私刻的。对高峰伪造印章一案已有河北省景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景刑初字第80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对以上事实予以认定，并已生效。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对高峰私刻建工集团印章进行犯罪活动，应当由其本人负责。建工集团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应当依法驳回金昌公司对建工集团的诉讼请求。
鑫垚公司在一审答辩称：鑫垚公司与建工集团是建设工程发包、承包的关系。金昌公司与建工集团是买卖合同关系。高峰履行的是建工集团的职务行为。鑫垚公司不应承担责任。
高峰在一审没有发表答辩意见。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被告鑫垚公司在衡水市“一拆两改”工作总体部署中负责开发“鑫垚·和平嘉园”10#、12#住宅楼工程。衡水万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受托进行该项目的公开招标工作。2010年8月3日，涉案工程在衡水市政务中心开标大厅进行了公开投标、评标活动，被告建工集团委托代理人崔春健参加了和平嘉园10#、12#楼住宅楼投标并中标，中标价为13324342元（包括文明施工措施费330000元）。2010年8月15日，被告高峰以被告建工集团名义与被告鑫垚公司订立施工合同，并在衡水市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办公室和衡水市建筑市场管理处存档备案，双方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中明确写明“承包人任命高峰为承包人代表”。2010年9月10日，被告鑫垚公司以银行汇款的方式向被告建工集团支付文明措施费160000元。本案涉案的工程的施工现场树立公示牌，标注的施工单位是被告建工集团。在施工过程中，被告高峰委托赵洪才向原告金昌公司购买钢材，并于2010年11月15日，以被告建工集团的名义与原告金昌公司签订了还款协议。该协议约定，2010年12月5日付清货款，如被告建工集团迟延付款，每月加付1.5%利息，并每月加付3%的滞纳金。截止2010年12月18日，原告金昌公司向该工地送钢材共计591905元，已付款50000元，至今尚欠原告金昌公司货款541905元。景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景刑初字第80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高峰构成私刻印章罪。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在买卖合同中，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在本案中，被告鑫垚公司为鑫垚和平嘉园10#、12#住宅楼工程的招标单位，被告建工集团是竞标单位。该工程的招标、投标、评标、开标工作均是在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和招标代理机构的审查、监督和参与下进行的，整个过程程序合法、公正、有效。最终被告建工集团中标，且无其它证据表明被告建工集团弃标。后被告高峰以被告建工集团的名义与被告鑫垚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后证实被告高峰使用的是私刻的印章，但本案中没有证据证实被告鑫垚公司是恶意与被告高峰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且被告鑫垚公司将16万元的文明措施费打到被告建工集团的账户上。文明措施费属专项费用，被告建工集团作为专业的建设施工单位，理应知道文明措施费的性质和作用。另，被告建工集团提交的协助施工协议书，载明建工集团与鑫垚公司签订了鑫垚·和平嘉园10#、12#住宅楼工程施工合同和工程施工补充合同，被告高峰为被告建工集团承包工程代表。因此，本院认为被告鑫垚公司与被告建工集团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发包与承揽关系。另，原告金昌公司作为普通出卖人，尽到一般的注意义务，在被告高峰提供的委托书上有被告建工集团的印章，并且施工场地悬挂有被告建工集团的牌匾和标牌，被告建工集团主张是高峰个人承包，并未提供证据证实，且高峰个人无权承建该工程，故其主张因无据不予采纳。因此，原告金昌公司有理由认为案涉钢材的买受人为被告建工集团，原告金昌公司尽到了相应的注意义务，原告依据合同交付钢材并无过错，被告建工集团理应支付对价。因被告高峰私刻印章已被景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予以认定，被告高峰存在重大过错，但不能否认被告建工集团承揽鑫垚和平嘉园10#、12#住宅楼的建设工程，故对所欠原告金昌公司钢材款541905元及还款协议中约定的利息、滞纳金，被告建工集团理应承担给付责任。原告金昌公司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无权要求被告鑫垚公司支付货款、利息及滞纳金。故对原告主张被告鑫垚公司支付货款、利息及滞纳金的主张不予支持。因原告在原审中要求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和滞纳金，与法不悖，应与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遂判决：
被告石家庄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衡水金昌物资有限公司货款541905元及利息、滞纳金，利息、滞纳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自2010年12月18日起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
被告高峰对上述款项向原告衡水金昌物资有限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三、驳回原告衡水金昌物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1173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6173元，由被告高峰、被告石家庄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建工集团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民事判决，驳回金昌公司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改判鑫垚公司承担偿还责任。主要理由称：金昌公司主张欠款事实的证据自相矛盾，本案欠款基本事实不客观、不真实，高峰对欠款事实的认可不具有证据效力。如果存在欠款，由于高峰是涉案工程的承包人，高峰应当承担偿还义务，但是由于鑫垚公司与高峰有约定，应由鑫垚公司承担偿还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责任。金昌公司明知高峰是钢材的实际买受人，鑫垚公司与高峰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建工集团的利益。招投标书、中标书、施工合同、工地悬挂的标牌等不能成为金昌公司“有理由相信高峰有代理权”的依据；本案高峰以上诉人的名义出具委托书赊购钢材的行为不属于代理行为而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错误，依法应予纠正。
为支持其主张，建工集团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2011年7月18日，鑫垚公司与高峰、裴军签订的关于涉案工程转包的协助施工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也与鑫垚公司提供的大量证据证明高峰、裴军支取工程款的证明相印证，用以证明鑫垚公司原来就应该知道该工程不是建工集团所承建的事实，也证实了鑫垚公司实际上是把该工程承包给了高峰个人，因为涉及到工程的重大的变更事宜，而根本就没有建工集团的签章。
证据二、2012年11月6日桃城区人民法院对高峰的询问笔录。用以证明该工程尚没有结算，且当时转让该工程时将外欠都已报给了开发商，开发商承诺由其偿还。
证据三、衡水市建筑安全管理站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监督管理的通知。该通知要求安全文明施工费应该打入建设部门在建行的专项帐户，而且对它的使用也作了明确规定，从而也证实鑫垚公司不应该把该款项直接打入建工集团的帐户，鑫垚公司的行为不符合建设管理部门的要求，也足以证实鑫垚公司和高峰把文明施工费打入建工集团的帐户是另有目的。
证据四、景县人民法院（2014）景刑初字第80号刑事判决书一份。用以证明高峰用其私刻印章与鑫垚公司签订和平嘉园10号、12号楼的施工合同，并向赵洪才出具委托书，让其联系钢材，已构成私刻印章罪，建工集团对此当时毫不知情，该行为的民事责任应由其本人承担。
证据五、鑫垚公司关于和平嘉园10号、12号楼的招标文件。主要证实：一、在评标结束后，如果建工集团中标，鑫垚公司应当以书面形式向建工集团发出中标通知书，而建工集团从未接到过鑫垚公司的中标通知书，所以，建工集团对之后的事情根本就不知情。二、施工合同的签订，因没有中标通知书，所以，也就没有依据，不充分，也就不应该签订。三、在建工集团的投标文件中，从未委托过高峰作为项目经理，鑫垚公司认可高峰代表建工集团没有任何依据，且明显与招投标文件相违背，从而也就证实高峰和鑫垚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建工集团的利益。
证据六、桃城区人民法院（2011）衡桃西民二初字第411号民事卷宗。是马永瑞诉建工集团、鑫垚公司索要木材款的录音材料，用以证实当建工集团知道高峰、鑫垚公司在冒用建工集团的名义进行施工时，要求其把在和平嘉园悬挂的牌匾拆除的事实，证实高峰在假冒建工集团的名义进行施工。
金昌公司服从一审法院判决，针对上诉理由书面答辩称：一、建工集团负有不可推卸的给付材料款的义务。1、金昌公司向涉案工程供应钢材的数量及被欠款金额，及所供钢材用于涉案工程之事实，有工地材料负责人赵洪才代表建工集团出具的证明、签订的协议，及入库单足以证实。作为发包方的鑫垚公司及作为工地负责人的高峰对该事实予以认可。2、建工集团是涉案工程的总承包人。一审已经查实，建工集团就涉案工程进行了投标并中标，当场开标时其代理人崔春健与高峰同时在场接标。建工集团的投标书中，已对工程总造价及工期等合同主要内容进行了承诺。所以，建工集团中标后就已经与鑫垚公司建立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一审还查实，高峰代表建工集团与鑫垚公司签订了合同书，该合同书在衡水市住建局已备案，建工集团收取鑫垚公司16万元的文明措施费。在施工现场，悬挂了建工集团的牌子，在施工现场张贴的施工单位管理人员联系名单中，有赵洪才的名字。以上事实足以说明，建工集团是涉案工程的施工单位，赵洪才作为工地材料员代表建工集团从金昌公司处赊购钢材用于涉案工程，建工集团应就所欠钢材款承担给付义务。二、建工集团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l、金昌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充分证明建工集团欠金昌公司钢材款的事实。2、高峰虽构成私刻印章罪，但并未涉嫌合同诈骗，且高峰私刻公章并非是为了涉案工程。因此不能成为建工集团逃避责任的理由。3、金昌公司有充分理由相信高峰能够代表建工集团。因为高峰是工地负责人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涉案工程由建工集团投标并中标，工地现场悬挂建工集团牌匾。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管理部门备案登记的承包人就是建工集团，金昌公司没有理由怀疑国家管理部门的可信度。4、关于违约金，金昌公司与建工集团有明确约定。一审判决的银行四倍利息远远低于约定的违约金，是依法调整后的违约金。综上所述，建工集团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
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为支持其主张，金昌公司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赵洪才代表建工集团于2010年11月15日与金昌公司签订的还款协议一份。用以证明双方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不是赵洪才个人，而是建工集团。
证据二、高峰代表建工集团给赵洪才出具的委托书一份。该委托书有高峰亲笔签名，该委托书用以证明赵洪才有权代表建工集团与金昌公司签订协议并办理赊购钢材事务。
证据三、赵洪才代表建工集团出具的欠钢材款证明四份，该四份证明落款均为建工集团。
证据四、申请法院调取的涉案工程的施工资料一组。包括建筑施工合同书、中标通知书、建工集团出具的认可规划调整的证明、鑫垚公司规划调整说明、招标备案登记表、涉案工程的规划许可证及附图，用以证明建工集团是涉案工程的承包单位并经国家建筑工程管理部门备案。
证据五、涉案工程的照片四张。用以证明工地现场悬挂建工集团的牌匾，工地标牌上注明总承包单位是建工集团，证明建工集团对高峰以建工集团的名义组织施工是明知并认可的。
证据六、2010年11月13日至2010年12月18日工地入库单八张。证明所购钢材全部用于涉案工程工地施工。
上述六份证据，用以证明建工集团是涉案工程的承包施工单位，金昌公司所供钢材全部用于涉案工程。因此，建工集团应当承担给付货款的义务。并能够证实高峰代表建工集团负责涉案工程，高峰又代表建工集团授权赵洪才负责购买材料。因此，赵洪才代表建工集团与金昌公司所签订的所有的文件均合法有效。
鑫垚公司服从一审法院判决，针对上诉理由当庭答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为支持其主张，鑫垚公司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衡水市拆违和旧居住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办公室（2010）84号文件。用以证明衡水市拆违和旧居住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办公室向市建设局发文，作出了《关于要求做好城中村改造“鑫垚.和平嘉园”项目一期招投标相关工作的函》，要求市建设局做好项目一期1#-12#回迁楼的招投标工作及相关建设手续，并做好质量、安全监管，以促进该区域回迁安置房建设顺利开工建设。
本案涉及的10#、12#楼系回迁楼建设，涉及到回迁村民的切身利益。鑫垚公司按政府要求办理、开发，市级指挥部要求市建设局对招投标等相关建设手续把关。
证据二、建工集团《回复函》。用以证明建工集团收到了鑫垚公司招标邀请书，经过研究，同意邀请，参加鑫垚·和平嘉园10#、12#住宅楼工程的投标。
证据三、建工集团《鑫垚·和平嘉园10#、12#住宅楼工程投标文件》一套。用以证明在整本投标文件上，盖有建工集团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张亚斌手章，编制日期2010年7月27日。
投标文件包括：《投标信用手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建筑业承包资质证》、《进衡企业备案证》、郭昧银《项目经理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等。并载明：公司资质为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可承担40层及以下各类跨度的房屋建筑工程。企业注册资本8800万元。
2010年7月27日，衡水市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办公室为建工集团参投工程鑫垚·和平嘉园10#、12#住宅楼办理了投标信用手册。办理该信用手册时，招投标办公室审查了建工集团提供的：（1）本企业资质证、（2）营业执照等9项资料的原件及复印件。
2010年7月27日，衡水市建筑市场管理处为建工集团拟承接鑫垚·和平嘉园10#、12#住宅楼工程，办理进冀（衡）企业备案。
以上说明，衡水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认定建工集团的各项资质、材料、证照、信用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且明确了其拟承建鑫垚·和平嘉园10#、12#住宅楼。鑫垚公司作为企业，相信行政管理部门的公信力、公正性，也完全认可建工集团的实力。
证据四、2010年7月27日建工集团《投标函》。《投标函》中（“已收到招标文件”。（“我单位经考察现场和研究工程招标文件的投标须知、施工合同主要条款、评标办法及定标原则、投标文件格式及内容、图纸及工程量清单和其它有关文件后，我方愿以人民币13324342元的总价（其中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330000元），按上述合同条款、图纸、工程量清单的条件要求承包上述工程的施工、竣工，并承担任何质量缺陷保修责任”。（“一旦我方中标，我方保证在360天内竣工并移交10#楼工程，在270天内竣工并移交12#工程”。④“我方将与投标函一起，提交25万元作为投标保证金”。⑤我方同意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在“投标申请人投标须知”中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有效，在此期间内我方的投标有可能中标，我方将受此约束。
建工集团已收到了招标文件、来衡水实地考察了鑫垚·和平嘉园10#、12#住宅楼工程现场、知道了合同条款、报出总价包括文明措施费数额、在交投标函时交纳25万投标保证金、同意受中标后签订合同期限等要求。
证据五、鑫垚·和平嘉园10#、12#住宅楼工程招标情况备案资料招标文件。用以证明在《招标情况备案资料》中，盖有衡水万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印章的鑫垚招标文件，包括投标须知、合同条款、评标办法、投标文件内容、图纸与工程量清单等内容。其中第一章《投标须知》第1页明确：投标保证金25万元，要求在2010年8月1日内交付建设方。第9页中：评标结束五日内，招标单位将以书面形式向中标单位发出中标通知书。中标单位自收到中标通知书五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及中标价与招标方签订施工合同。
领招标文件登记表中领取单位有“建工集团”、联系人“崔春健”、联系电话“187××××8916”、领取时间“2010.7.26”。2010年7月26日，建工集团出具的承诺书。
证据六、2010年7月27日建工集团报价汇总表。用以证明盖有建工集团公章和法定代表人手章的《报价汇总表》，投标总价13324342元，其中明示：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330000元。
证据七、衡水万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加盖印章的《招投标情况总结报告》及材料一套。用以证明2010年8月3日，经公开投标程序，评委会主任庞高超，在开标大厅当众宣布：建工集团为鑫垚.和平嘉园10#、12#住宅楼工程的中标单位。
建工集团委托代理人崔春健参加了投标、宣布中标全过程，他知道公司中标的事实。
证据八、法院依据申请从相关建筑行政管理部门调取的2010年8月3日开标现场录像资料（光盘）。用以证明2010年8月3日，在开标大厅，当场宣布建工集团中标事实。从交资料、审查、宣布中标，建工集团委托代理人崔春健一直在现场。另外，高峰也一直在现场，并和崔春健二人交谈。
在《投标函》中，建工集团已明示：同意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在“投标申请人投标须知”中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有效，受此约束。那么，该公司在明知中标的情况下，亦应当知道“签订施工合同”相关要求。
证据九、建工集团与鑫垚公司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用以证明中标后，建工集团与鑫垚公司订立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了双方的权利及义务。
证据十、鑫垚公司向建工集团汇款160000元“文明措施费”凭证。用以证明2010年9月10日，鑫垚公司向收款人建工集团，通过银行汇款160000元，用途为“文明措施费”。上面有付款人名称：河北鑫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付款人帐号、收款人帐号、收款人名称是建工集团，附言：文明措施费。
依据建设部《建筑工程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及使用管理规定》第三条规定，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是指按照国家现行的建筑施工安全、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和有关规定，购置和更新施工安全防护用具及设施、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和作业环境所需要的费用。由《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中措施费所含的文明施工费、环境保护费、临时设施费、安全施工费组成。第十一条规定，施工单位应当确保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专款专用，在财务管理中单独列出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项目费用清单备查。施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负责对建筑工程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的组织实施进行现场监督检查，并有权向建设主管部门反映情况。工程总承包单位对建筑工程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的使用负总责。
除本案建设事务外，鑫垚公司与建工集团再无业务，建工集团专门委托代理人投标、交纳投标保证金，知道中标情况。作为大型、知名建设企业，该公司明知“文明措施费”的具体用途、法律性质、法律后果，收取后只能专项用于中标工程。建工集团收到鑫垚公司汇付的160000元“文明措施费”后，一直持有至今。
证据十一、崔春健电话号码显示（中国移动通信信息），用以证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电话号码信息显示，客户名称崔春健，号码187××××8916。这与建工集团领招标文件登记表中记载该公司领取人崔春健的手机号码完全一致。
证据十二、建工集团向高峰出具的《收款委托书》。用以证明2011年3月22日，建工集团委托高峰从鑫垚公司收款并处置，证明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建工集团出具授权委托书，同意鑫垚公司直接向高峰付款视为建工集团收款。
证据十三、2010年8月3日开标现场开标照片4张。用以证明在开标现场，有建工集团委托代理人崔春健交材料、参加投标会、提供自己的联系电话号码；高峰也在开标现场，并与崔春健在现场交谈。
证据十四、牛佐回迁楼10#、12#支取工程款情况及相应支款凭证。用以证明项目经理高峰、裴军已支取了18741654.99元。高峰向鑫垚公司出具扣款说明，同意税金1040346.65元从工程款中扣除。因高峰拖欠工人工资，大量农民工到衡水市政府上访，鑫垚公司代施工方向农民工支付了工人工资。经计算，已超支工程款372549.14元。
证据十五、衡水市清理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领导小组办公室（2011）5号文件。用以证明在衡水其他工地，因违法操作，建工集团受到衡水市清理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通报处理。
高峰服从一审法院判决，针对上诉理由当庭答辩称：高峰是工地负责人，不应当承担责任。对一审判决结果没有异议。没有提供证据。
另外，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6日和2014年3月30日对高峰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
各方所举证据及询问笔录均经原审庭审质证，并已随卷移送本院。本案二审诉讼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建工集团与鑫垚公司是否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是建工集团与鑫垚公司、金昌公司、高峰争执的主要焦点，也是应否支付钢材款的前提。本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已构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理由如下：1、本案所涉工程是委托衡水万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负责招投标等相关事宜；相关资料、手续均已经衡水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审查、监督、审批、备案，作为建设单位的鑫垚公司无理由怀疑与之签合同的不是建工集团。2、建工集团委托代理人崔春健参与开标并现场被宣布建工集团中标，即建工集团知道其已中标涉案工程。3、建工集团在中标后的一个多月后，即提供银行账户、账号收到了鑫垚公司汇的16万元文明措施费，至本案提起诉讼前建工集团对收到的款项未向鑫垚公司提出过异议。4、工程开工后建工集团即派出了职工崔春健在工地担任安全员，工地现场悬挂有建工集团的牌匾，工地标牌上注明承包单位是建工集团及派驻的人员名单，崔春健亦没有提出反对，可见建工集团对此认可或默许。5、2011年7月18日，鑫垚公司与高峰代表建工集团、裴军签订的协助施工协议书，事后高峰将该协议书交给了建工集团，建工集团将其作为证据提交法庭，说明高峰已将此重大事项告诉了建工集团且建工集团没有提出异议。综合以上理由，结合高峰在2008年建设的景县工商银行小区6号楼工程中与建工集团之间的工程关系，高峰用其私刻的建工集团公章与对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高峰在原审法院对其作的询问笔录中称“自己是实际施工人，用的建工集团名义，交管理费，建工集团派驻人员”。综合在卷证据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即建工集团直接参与投标、开标并接受了中标结果，又有履行合同内容的行为，因此，建工集团与鑫垚公司成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并已生效。虽然合同中加盖的是高峰私刻的公章，但并不因此影响合同的效力。建工集团辩称是高峰冒用其名义与鑫垚公司私自签订施工合同，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高峰私刻建工集团的公章构成犯罪但并不必然导致其他民事行为的无效，其行为亦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的建工集团不担责的情形。综上，建工集团的上诉主张不成立，不予支持。建工集团与鑫垚公司既然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建工集团应承担给付金昌公司钢材款的责任，原审判决建工集团承担给付责任正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判决结果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220元，由上诉人石家庄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晓
审判员 杨建一
审判员 高永胜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徐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