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沪海法商初字第1603号
原告上海银河船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大克。
委托代理人华翎玲，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沈阳沃卡大件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巨臣。
委托代理人周海博。
原告上海银河船务有限公司为与被告沈阳沃卡大件货物运输有限公司航次租船合同纠纷一案，于2013年11月4日提起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后因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于2014年3月24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华翎玲律师、被告委托代理人周海博两次庭审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被告从2009年开始业务合作，至2013年9月，被告确认欠原告运费人民币150，000元。2013年10月8日和12日，原、被告又分别签订两份航次租船合同。原告按合同完成运输任务后，被告又拖欠该两份航次租船合同项下运费人民币90，000元。为此，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同意以案外人中国外运大件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运物流）应付被告的工程款中转付人民币240，000元给原告，并向原告出具了付款指示函，由原告通知案外人外运物流。但案外人外运物流告知原告，被告指示其不要向原告支付。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的运输业务已经完成，被告也对费用进行确认，并要求案外人向原告支付，但背地里又指示案外人停止付款，其行为违反了合同的约定和法律的规定，故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欠款人民币240，000元及该款项从2012年5月18日起按照日5％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违约金，赔偿原告由此支付的律师费人民币18，00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辩称，原告接受被告的付款指示函，债务已经转移到案外人外运物流，原、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结束；在履行航次租船合同中，因原告过失，造成被告损失人民币33，000元，应在被告的欠款中予以扣除；原告的律师费请求不合理，法院不应支持；逾期付款的违约金约定过高，计算日期也无依据，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诉请，向法院提供了两份航次租船合同，用以证明原、被告之间的航次租船合同关系以及原告起诉被告支付逾期违约金和律师费的依据；向法院提供了对账单、付款指示函以及快递记录，用以证明被告确认拖欠原告款项的金额，并指示案外人外运物流向原告支付该笔欠款；向法院提供了律师聘用合同和发票，用以证明原告支付的律师费的依据和金额。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付款指示函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终止，其余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认证认为，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证明内容与本案是否关联，可依据证据的记载加以判断，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可。
被告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原告的质证意见以及本院的认证意见如下：第一组、付款指示函和快递记录，用以证明被告已经指示外运物流付款，债权债务已经转移，其与原告之间的债务已经履行完毕。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债务转移，只能证明被告指示案外人外运物流付款。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原告提供的相应证据一致，其证明内容可依据证据的记载加以判断，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可；第二组、2013年10月8日和12日的航次租船合同，用以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待证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可；第三组、“皖安庆货9307”船船主出具的收条以及浮吊船主出具的收条和情况说明，用以证明在涉案租船合同中，因原告更改装货港和延误到港时间，造成被告代原告向船主支付转港放空费、港口建设费以及延误费等。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被告没有提供原件以及收条签字人的身份等内容，且从证据形式看系证人证言，因证人未能当庭参与质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证认为，被告的该组证据仅为复印件，出具收条和情况说明的人员身份无法核实，且经法院明示，被告未能通知具函人到庭参加质证，其证据形式不符合法律要求，对被告该组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可。
根据对本案证据的分析认定，并结合庭审调查，本院查明事实如下：2009年起，原告与被告就有相关租船、运输等业务往来。2013年8月20日，原告出具一份往来对账单，对原、被告之间从2009年11月起至2013年4月的业务往来以及被告的付款情况进行对账，结论为截止对账单出具之日，被告尚欠原告运费人民币150，000元整。被告于2013年9月4日在该对账单上盖章确认。
2013年10月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航次租船合同，约定原告安排“宏通海1”轮为被告运输一件单体压机，起运港为鲅鱼圈，到达港为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厂，受载日期为2013年10月9日，装船期限为1天，运到期限为开船后4天，滞期费率为人民币10，000元／天，运费为人民币90，000元，结算方式电汇。同时约定，设备安全到达目的港后，卸货前被告支付运费人民币20，000元，余下运费在2013年10月31日之前付清，滞纳金为5％／天，两港使费各负其责，港杂费由被告负责。同时约定，若发生合同纠纷诉讼地在上海海事法院，律师费等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2013年10月12日，原告又与被告签订另一份航次租船合同，约定原告安排“皖安庆货9307”轮为被告运输一件单体压机，起运港为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厂，到达港为芜湖海螺物流码头，滞期费率为人民币3，000元／天，运到期限为开船后3天，卸船期限1天，运费人民币35，000元，结算方式为现金。同时还约定，设备安全到达目的港后，卸货前被告将运费一次性付清，如未付，造成一切损失由被告负责；被告应在卸货港安排一个安全泊位进行卸货。船舶卸货时间为24小时，卸货时间自船舶抵卸货港锚地算起，以航海日志为准；两港使费各负其责，港杂费由被告负责。同时约定，若发生合同纠纷诉讼地在上海海事法院。
涉案货物在合同签订后，先由“宏通海1”轮运往上海。原定停泊于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厂码头，后原告通知“宏通海1”轮改停崇明岛大东船厂码头。“皖安庆货9307”轮在崇明岛大东船厂码头装上涉案货物后，启航前往安徽芜湖。据原告称，该轮于2013年10月18日中午到达海螺码头，后因改港到汽渡码头，涉案货物于10月19日下午才卸货。据被告称，“皖安庆货9307”轮10月19日早上就已抵达汽渡码头，因原告未曾向船主支付装货港从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厂码头改到崇明岛大东船厂码头所产生的转港费、港口建设费和押泊费，船主拒绝卸货。被告还称，因已经租用了浮吊等待卸货，遂向“皖安庆货9307”轮船主支付了人民币3，000元、向浮吊船主支付了延误费人民币30，000元，货物才于10月19日下午卸船。
还查明，2013年8月20日，原告向被告出具一份对账单，确认至2013年8月20日止，被告欠原告运费人民币150，000元整，被告于2013年9月4日盖章确认后回传给原告。2013年10月14日，原告开具编号为XXXXXXXX的发票，向被告收取2013年10月12日合同项下上海至芜湖的运费人民币35，000元，并要求被告将该笔款项汇入案外人郑某某的工行卡内。被告签收了该发票，于10月16日将该笔款项打入郑某某的工商银行卡。2013年10月15日，被告致函外运物流，请该司将应支付给被告的运费人民币295，000元中的240，000元直接支付给原告。之后，又以“皖安庆货9307”轮造成其损失为由，通知外运物流停止支付该笔费用。
再查明，原告为提起本案诉讼，委托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为其提供法律服务，支付律师费人民币18，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讼争事实涉及被告历年积欠原告的运费以及双方在2013年10月8日、10月12日签订的两份航次租船合同。其中2013年10月8日、10月12日两份航次租船合同运送的虽系同一货物，但起讫港分别是鲅鱼圈至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厂和上海沪东造船厂至芜湖海螺物流码头，承运船舶分别是“宏通海1”轮和“皖安庆货9307”轮。原、被告无争议的事实是，历年积欠运费为人民币150，000元、2013年10月8日航次租船合同下运费为人民币90，000元、2013年10月12日航次租船合同下运费为人民币35，000元。现有证据证明，2013年10月12日航次租船合同下的运费人民币35，000元被告已支付完毕，故原告诉请的人民币240，000元系由历年积欠的人民币150，000元和2013年10月8日合同下的人民币90，000元构成。对此，被告负有按照其确认的欠款金额和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的义务。被告曾指示案外人外运物流向原告支付上述欠款，原告表示认可，该行为属双方约定由第三人履行债务，但在第三人未履行的情况下，并不免除被告的付款义务，并应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
关于在2013年10月12日航次租船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因原告指派的“皖安庆货9307”轮拒绝卸货而造成被告损失人民币33，000元一节，以及该笔费用是否可以从原告本案诉请中扣减，双方存有争议。依据双方签订的合同，对船舶受载期限和装船期限均无约定，对卸船期限约定为一天，该约定和合同特别约定条款关于船舶卸货时间为24小时的约定相呼应，系双方真实意思的反映。而现今查明，“皖安庆货9307”轮到达芜湖的最早时间为10月18日的中午，其在10月19日上午安排卸货并不违反合同约定，更何况期间还存在被告变更卸货码头的事实。根据合同约定，由被告在卸货港安排一个安全泊位进行卸货，故卸货泊位由芜湖海螺物流码头改到汽渡码头，在无确切证据证明系原告所为之前，只能认定系被告要求。在此前提下，即使“皖安庆货9307”轮超过合同约定的卸货时间，在10月19日下午才卸货，也不能认定为原告违约。同时，被告虽提供了所谓“皖安庆货9307”轮船东的收条，用以证明该轮拒绝卸货是由于装货港改港的原因。但由于经法院要求，被告未能通知“皖安庆货9307”轮船东到庭作证，其证言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如该费用系装货港改港发生的费用，该轮在装港未向其合同相对方的本案原告提出，而是等到了卸货港向收货人提出，似与常理不符，被告对此亦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同理，被告称向浮吊船主支付了延误费人民币30，000元，亦不能让证人出庭，其证言同样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被告不能提供其与浮吊船主之间的合同，不能证明其支付该笔费用的合理性。据此，如前所述，原告诉请主张的系被告历年积欠及2013年10月8日合同下的运费，被告以2013年10月12日合同下的所谓损失进行抗辩，既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也缺乏合同关系上的对应性，故其要求在本案中作相应扣减的抗辩，本院难以支持。被告对此损失若确有其他充分证据足以佐证的，可向造成该损失的责任人另行主张。
其次，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诉请的违约金计算依据以及律师费是否合理。原、被告2013年10月8日签订的航次租船合同中约定，被告应将运费在2013年10月31日前付清，如未付，违约金金额为运费的5％／天。但该合同所涉运费仅人民币90，000元，其余部分原告并未证明合同中有相同约定，且从原告提供的其他合同中也可以发现，此类约定并未在每个租船合同中得以体现，故原告诉请以全部欠款金额人民币240，000元按5％／天计算违约金于法无据，本院不能予以支持。另，在2013年10月8日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标准为5％／天，被告已在庭审中提出违约金过高，请求法院予以调整。本院认为，原告未予举证证明其所遭受的实际损失，按每日5％标准计算违约金确实过高，故违约金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基础，上浮30％计算较为合理。律师费因双方订立的合同中均有明确约定，原告已经证明其为涉案合同的逾期付款提起诉讼，产生了相关的律师费，被告应按合同的约定支付相应的律师费。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五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九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沈阳沃卡大件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银河船务有限公司欠款人民币240，000元；
二、被告沈阳沃卡大件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针对欠款人民币90，000元向原告上海银河船务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30%，从2013年10月31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
三、被告沈阳沃卡大件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银河船务有限公司律师费人民币18，000元；
四、对原告上海银河船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被告沈阳沃卡大件货物运输有限公司如未按照本判决规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170元，由被告沈阳沃卡大件货物运输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金晓峰
审判员 刘 琼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日
书记员 周天娇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六十五条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四条……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第九十八条航次租船合同的装货、卸货期限及其计算办法，超过装货、卸货期限后的滞期费和提前完成装货、卸货的速遣费，由双方约定。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
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