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豫0103行初1号
原告：司扎根，男，汉族，1948年9月8日出生，住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现住郑州市。
委托代理人：左林源，河南英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住所地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烟厂后街**号。
法定代表人：胡广宇，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祥国，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徐滟，河南法学汇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司扎根诉被告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以下简称管城征收办）撤销行政行为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司扎根及其委托代理人左林源，被告管城征收办的委托代理人陈祥国、徐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司扎根诉称：原告的房产一部分是家庭分家，2004年母亲范桂芝以遗嘱形式分给原告的，一部分是原告自己出资建设的，还有一部分是与开发商合建分得的，都有相关手续。因范桂芝和原告年龄大，文化水平低，不懂法，导致遗嘱形式不合法而被法院认定遗嘱无效，但是遗嘱内容是客观真实的，范桂芝、司建生、司海棠、原告都在遗嘱上签名确认，遗嘱上签字人都是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家庭房产都是合法的、真实存在的，被告在2008年拆迁时测量登记，总建筑面积是143.4平方米，原告家的其他设施也是经过被告和原告核实确认，登记造册的，原告也是拆迁安置时的被拆迁人。被告补偿安置是基于原告家庭地上房产和家庭其他财产，以及原告家庭成员进行的，不是仅仅凭一个房产证。2010年司建生为了独占原告家庭全部房产，与河南锦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合谋，在范桂芝不清醒的状态下给范桂芝违反规定做律师见证遗嘱，然后司建生以范桂芝的名义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原告的房产证。被撤销的房产证是开发商收走原告房屋的原来的手续后，重新在房管局给原告办理的房产证，如何办理原告不清楚，是司建生提起诉讼后，房管局提供的档案里有一份公证书，这份公证书被认定为伪造的，办理房产证程序违法，房产证才被撤销，房产证的撤销只是意味办证程序不合法，不等于房产不存在，不等于被告没有拆迁原告家庭的房产。办理房产证只是把房产登记在谁的名下问题，这纯属原告家庭内部纠纷问题，原告家庭正在为确定房屋所属进行民事诉讼，一切处于待定状态，在没有定论之前，原来的补偿安置应当保持现状，所有的征收手续属于待定状态，并非属于无效状态，待民事判决出来后，要么继续履行原补偿安置协议及其他征收手续，要么签订补充协议等等，被告不能在民事判决结果没有出来前解除与原告的补偿安置协议，并宣布征收手续无效。房产证在2011年已经被撤销，事情已经过了7年，这中间原告多次到被告处反映问题，并把原告起诉的一审和二审判决书提供给被告，被告从来没有提出解除补偿安置协议的事情。原告的弟弟司永利的房产证因同样的情况被撤销，所以司永利提起确权的民事诉讼，2017年11月10日开庭，开庭中，司建生提供了被告2017年11月8日作出的《通知》作为证据，该《通知》是通知原告和司永利的，但是，被告没有把《通知》交给原告和司永利，而是在开庭前提供给司建生作为证据使用，显然被告是为司建生出具假证据，司永利因为《通知》案子败诉。即使被告要求解除补偿安置协议，这属于重大事项，在解除前被告应当按照程序举行听证，听取原告的意见，但是，被告没有举行听证，做出《通知》后，也没有通知原告和司永利，至今没有通知原告和司永利，属于程序违法，该《通知》对原告和司永利无效。综上所述，被告做出解除与原告的补偿安置协议的《通知》程序不合法，宣布征收手续无效违法，解除补偿安置协议及宣布征收手续无效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目前如何安置处于不确定状态，等待民事判决结果，应当维持现状。被告在民事案件开庭前2天做出解除的《通知》，不通知原告和司永利，而交给司建生进行民事诉讼，并直接影响判决结果，显然，被告的做法是为了干扰司法，这是一种违法行为，甚至其中有可能存在涉嫌犯罪问题，就此原告将向纪委部门反映，调查落实，因此，被告的《通知》应当予以撤销，现依法提起诉讼，要求：1.依法撤销被告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2017年11月8日做出的《通知》；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司扎根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2017年11月8日《通知》，证明被告2017年11月8日做出的《通知》，但至今没有向原告下发，而提供给无关人员司建生作民事诉讼证据，程序违法。原告对被告做出该《通知》不服，认为其做出该《通知》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撤销；2.传票、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1民终1436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在2017年11月10日开庭前的2017年11月8日，被告做出该《通知》并向司建生提供，2017年11月10日开庭时，司建生作为证据提交法庭，直接导致司永利民事案件败诉，损害了司永利和本案原告的合法利益，被告的行为目的纯粹是为司建生提供不合法证据，干扰民事诉讼正常审理；3.1966年《建筑修理许可证》、1996年《建筑许可证》、《郑州市城市个人投资建造住宅证明》，以及原告建房办证的交费票据，证明原告的房屋是依法建造，其中23.01平方米是原告父亲司同顺1966年建造，72.24平方米是原告1996年建造；4.郑房权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证明1996年6月1日，郑州市房管局给原告办理了95.25平方米的房产证，原告的房产是合法的；5.2004年2月28日《遗嘱》，证明2004年2月28日，原告的母亲以遗嘱形式进行分家，原告建的72.24平方米属于原告，原告母亲将23.01平方米房子分给了原告；6.郑房权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证明原告母亲把23.01平方米房屋分给原告之后，原告与开发商合作建房分得48平方米房屋，开发商给原告办理了郑房权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7.《拆迁补偿安置方案》、《拆迁安置通知单》、《房屋拆迁补偿、各种补助费及奖励结算单》、《面积划分和选房范围一览表》、《拆迁户旧房产证书收据》，证明原告是被拆迁安置人，被告确实对原告进行了拆迁，被告对原告的房产以及其他被拆财产进行了测量、清点、登记造册，被拆房屋是真实的，数据是正确的。关于房产证应该登记在谁的名下，需等待原告家庭民事诉讼结果。拆迁过程中，原告非常配合被告拆迁工作，被告收走了原告的郑房权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该房产证被撤销，只是因办证程序不合法，不能认定原告家庭房产没有被拆迁。被告在原告家庭正在进行遗产诉讼中，民事权利尚未确定时，单方解除与原告签订的协议，宣布征收手续无效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被告管城征收办辩称：1.原告的诉请不是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依法应当予以驳回。被告管城征收办不是行政机构，对原告发出的“通知”，是解除协议的通知，是一种民事行为而不具有行政强制力。2.被告管城征收办与原告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等协议，属于欺诈的无效行为，依法应当予以解除。被诉房屋在被告管城征收办的征收范围之内，因原告家庭内部矛盾问题，使用假的公证书骗取房管部门办理房屋产权证，造成法院判决撤销房产证。造成与其签订的协议无效。
被告管城征收办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依据有：1.司扎根、司永利的房产证2份，已被郑州市中院的终审判决撤销；2.与司扎根、司永利签署的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3.房屋拆迁补偿各种补助费及奖励结算单；4.被拆迁人房屋情况查验单；5.选房顺序通知单；6.交回拆迁房屋的接受单据；7.私房单位住房兑换产权结算凭证；8.拆迁安置通知单；9.法院判决书；10.通知。其中证据2-8中拆迁单位的签章处均是郑州市管城拆迁补偿安置事务所，证据2中拆迁人（甲方）签章处是郑州商都文化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确认以下事实：2007年11月12日，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为原告司扎根颁发了郑房权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该房屋坐落在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小西门南拐27号，建筑面积143.40㎡。后郑州商都文化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与郑州市管城拆迁安置补偿事务所（以下简称拆迁安置事务所）上述房屋签订了私有、单位住宅房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该协议上无原告签名，亦无落款时间。2008年8月8日原告与拆迁安置事务所签订了被拆迁人房屋情况查验单、选房顺序通知单、交回拆迁房屋接收单据、2008年8月27日、2010年10月27日，原告与拆迁安置事务所分别签订了两份房屋拆迁补偿、各种补助费及奖励结算单。2011年5月16日原告与拆迁安置事务所签订了拆迁安置通知单。另拆迁安置事务所还出具了一份涉案房屋“私房、单位住宅房兑换产权结算凭证”，该凭证上无原告签名，亦无落款时间。原告母亲范秀枝曾不服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为司扎根颁发的郑房权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向郑州市管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郑州市管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了（2011）管行初字第1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了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作出的郑房权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司扎根不服上诉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5日作出（2011）郑行终字第203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11月8日，被告对原告作出通知，该通知载明：鉴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郑行终字第203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了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对原告作出的郑房权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基于上述原因，被告于2011年5月16日分别与原告签署的《私有、单位住宅房产权调换补偿安置协议》、《被拆迁人房屋情况查验单》、《房屋拆迁补偿、各种补助费及奖励结算单》、《选房顺序通知单》、《交回拆迁房屋接收单据》、《私房、单位住宅房兑换产权结算凭证》、《拆迁安置通知单》也失去了签署依据，通知解除与原告签订的上述协议，征收手续无效，由此造成的损失由原告负责。现原告诉至本院，要求撤销被告2017年11月8日作出的《通知》。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本案中，涉案通知本身只是被告对解除其与原告签订的涉案相关协议行为的告知行为，该通知行为本身对原告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司扎根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待本裁定生效后退还原告司扎根。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十二份，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西俊
人民陪审员 赵红彩
人民陪审员 王泽清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高重坤
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一）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
（二）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
（三）行政指导行为；
（四）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
（五）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
(六)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论证、研究、层报、咨询等过程性行为；
（七）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的执行行为，但行政机关扩大执行范围或者采取违法方式实施的除外；
（八）上级行政机关基于内部层级监督关系对下级行政机关作出的听取报告、执法检查、督促履责等行为；
（九）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复查、复核意见等行为；
（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
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
（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
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