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55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鲍金祥，户籍地湖北省当阳市。
委托代理人赵鹏，广东君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晶晶，广东君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民中心支行，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市民中心地下一层。
负责人谢晓敏。
委托代理人蔡伟雄，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曹干云，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傅昌木，户籍地浙江省瑞安市。
委托代理人钟洪平，广东华埠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邵志强，户籍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上诉人鲍金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民中心支行（以下简称市民中心支行）因与被上诉人傅昌木、原审被告邵志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一重字第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2年5月31日，原告向被告傅昌木名下银行账户转款160万元。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傅昌木口头形成借贷合意，并约定利息为月息2%，被告傅昌木主张本笔借款的月息系8%，但不确认其曾与原告形成借贷合意，主张原告系与被告邵志强形成借贷合意，自己仅提供账户代收借款并随即将借款转交被告邵志强。
同日，被告邵志强在其办公室向原告交付了一份《资金监管支付承保函》，并在当面于该承保函签字及加盖了”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民中心支行业务公章”。该承保函载明：“致：鲍金祥（身份证号码：××）鉴于贵方将人民币壹佰陆拾万元（小写￥1600000.00元），经我行开立账户（账号：62×××58）拨给本行客户傅昌木（身份证号码：××（账号：62×××02）作借款使用，我行负责监管该笔资金的使用安全，资金监管期限为60天，从2012年5月31日起至2012年7月29日止，我行特此承诺并保证该笔资金在使用安全的同时并能在到期日内将由本行客户傅昌木（账号：62×××02），该款项人民币壹佰陆拾万元（小写￥1600000.00元），依期转入贵方账户（账号：62×××58）或由贵方指定的其他账户，如果客户傅昌木（借款人）不能依时归还该笔资金壹佰陆拾万元（小写￥1600000.00元），本行将无条件于到期当日代客户傅昌木支付给贵方，并承担贵方由此引起的一起经济损失。”对于该承保函的形成，双方均确认被告邵志强系在其位于被告市民中心支行的行长办公室内签字并加盖印章，当时在场的系原告与被告邵志强；原告主张该承保函由被告邵志强拟写打印并由其签字盖章，被告邵志强主张系由原告将打印好的承保函交其盖章签字。
另查，本案借款发生时，被告邵志强系被告市民中心支行的负责人。原告与被告傅昌木系该支行储户，三人因工作关系认识，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傅昌木、被告邵志强均系业务往来并无私人往来，被告傅昌木确认其与被告邵志强有私下交往。
再查，被告邵志强因私刻被告市民中心支行业务公章被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检察院以伪造公司印章罪提起公诉，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年）深罗法刑一初字第886号刑事判决书，判决邵志强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该判决书查明以下事实：“2012年5月7日被告任邵志强为帮助其银行客户傅昌木借款，利用银行理财产品的形式向出借人何龙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然后在2012年第150期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人民币理财产品说明书，理财专项资金付款指令书，理财资金委托监管承诺的说明书加盖上伪造的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民中心支行业务公章。2012年5月31日，被告人邵志强又用伪造的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民中心支行业务公章加盖在傅昌木向鲍金祥借款人民币160万元的《资金监管支付承保函》上。另外，被告人邵志强还加盖该伪造印章为傅昌木的公司出示《关于为金中汇进行资金监管的情况说明》等证明材料。”
原审案件中，法院依职权向公安机关调取前述刑事案件的讯问笔录，其中在被告邵志强作为被讯问人的2012年9月16日至2012年11月22日的被告邵志强多次笔录中，被告邵志强对本案标的借款的发生均供述系由其从中牵线，原告向被告傅昌木出借款项，再由被告傅昌木将该笔款项转账交付被告邵志强，借款交付前原告要求被告邵志强以被告市民中心支行名义出具承保函。其中2012年11月7日的讯问笔录第2页，被告邵志强供述：“当时我缺钱用，这一百四十七万是我跟傅昌木借的，他同意借给我的，所以才会出现傅昌木让我在鲍金祥的那种《承保函》上盖伪造工商银行印章的事情”、在笔录第2页至第3页，被告邵志强供述“……我跟傅昌木提出要借一百多万，当时他说可以，不过要等一等。过了几天之后他跟我说他要找鲍金祥借钱，然后鲍金祥提出要在《承保函》上面该银行的印章，之后才发生了我同意傅昌木伪造了个假的工商银行印章以及我用这枚假印章在《承保函》上盖章的事。5月31日鲍金祥把160万元打给傅昌木之后，6月1日傅昌木就转了一百四十七万贰仟元给我。”对于“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找鲍金祥借款？”的问题，其供述“鲍金祥不可能借给我，因为我跟鲍金祥的关系没有我跟傅昌木之间的关系好。”
被告傅昌木在2012年10月29日的公安机关讯问笔录中第5页，对于“为何该笔款项（即本案借款）会给邵志强？”的问题，被告傅昌木答：“是邵志强说因为我自己有公司，这样对方会放心借钱给我。……”；2012年10月30日的讯问笔录中第2页，其陈述”……而鲍金祥的那些钱是我借的款，都是给了邵志强用的。”
原告在2012年8月20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2年4月份，我经朋友卢先生介绍认识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市民中心支行行长邵志强，5月底邵志强找我说中国银行要做业绩，要我在银行存一笔钱，银行和他个人可以高一点的利息，口头协议是每个月2分息，我考虑后同意了，于是找了几个朋友集资了人民币160万，5月31日存入邵志强预先给我开设的卡号：62×××58，当天在邵志强的要求下把这笔钱转账到另一个工商银行户名为傅昌木的私人账户里面去了，同时，工商银行和我签订一份资金监管支付承诺书，承诺书内容是我的这笔钱作为银行借款拨给傅昌木，工商银行负责监管资金的使用安全，期限为60天，若到期后傅昌木归还的话，银行无条件归还。”“到了2012年6月30日，我去找邵志强，当天他没有给我……（我）于是就向邵志强提出提前退还存款，也愿意退还利息，经多次商议和强烈要求，邵志强才分两次于7月27日和30日退还存款30万。但是我还觉得不妥，就把事情反映到一名叫李小惠的副行长那里，她说银行是不会做这种承诺的，我就把承诺书的复印件给她看……”
再查，原告主张未预扣利息，被告傅昌木、被告邵志强主张标的借款预扣了12.8万元利息，被告市民中心支行依法院要求提交原告的本案放款银行卡的交易明细，该支行一并提交案外人严英奎的银行交易明细，根据该交易明细，原告向被告傅昌木交付借款的当日，被告傅昌木向案外人严英奎名下账户转账汇款12.8万元，该转账事实发生后，案外人严英奎同日向原告名下转账13.6万元，原告随后向其名下转账2.6万元，被告主张案外人严英奎向原告的转账即转交本案借款预扣之利息，原告主张其与案外人严英奎之间有其他经济往来，双方的转账与本案借款无关。庭审中，双方对于被告的还款进行对账，确认2012年7月27日至同年8月15日共还款11笔，合计80.5万元，原告主张其中本金79万元，利息1.5万元。被告傅昌木及被告邵志强主张共还款82万余元，且被告傅昌木将其名下一辆宝马牌小汽车交原告使用作为债务担保，原告对此不予确认。
应法院要求，被告市民中心支行提交原告的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根据该银行交易明细，在本案借款发生前，2012年5月4日，原告向被告傅昌木名下账户转账交付60万元。被告市民中心支行主张两人于本案借款发生前已认识，本案借款也并非因原告信任被告市民中心支行进行保证而发生。
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二被告依法偿还原告借款本金810000元、利息33200元（自2012年7月1日起暂计至2013年8月30日），及后期利息（计至付清全部欠款之日）;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包括：1、谁是本案的借款人；2、被告市民中心支行应否承担保证责任，如不承担保证责任，其应否就本案纠纷承担过错责任，责任的比例；3、本案是否预扣12.8万元利息。
第一，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确定借款人即确定借款合同的当事人，合同的订立系通过要约、承诺方式。根据原告向被告傅昌木交付标的借款，以及原告、被告傅昌木和被告邵志强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的陈述，原告与被告傅昌木就本案借款形成要约与承诺关系，本案借款合同订立时，原告作出的意思表示系对于被告傅昌木的借款要约作出承诺，无论被告傅昌木的借款要约是否由被告邵志强代为向原告作出或者借款的实际使用人是谁，要约均是被告傅昌木向原告借款，借款合同生效后，被告傅昌木是合同当事人，三被告主张被告邵志强系借款人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不予采信。至于被告邵志强实际使用了该款项，此事实系被告傅昌木与被告邵志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事实属不同法律关系，法院依法不予处理。
第二，至于本案被告市民中心支行是否应负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因此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根据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被告市民中心支行是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无证据证明其就本案承保函向被告市民中心支行进行书面授权，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中规定“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应当遵守以下规定：（一）上市公司不得为控股股东及本公司持股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无论是部门规范还是内部管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均不得对自然人间借贷进行担保，故该《资金监管支付承保函》无效，被告市民中心支行无需就本案借款承担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资金监管支付承保函》形成时，被告邵志强作为被告市民中心支行的负责人，在办公时间于被告市民中心支行的行长办公室在该承保函上签字并加盖之被告市民中心支行的业务公章，即便该业务公章系被告邵志强私刻，但客观上足以使原告相信承保函系被告市民中心支行作出，且考虑到原告作为普通储户，对于相关法律法规知识难有具体了解，对该承保函无效没有过错，被告邵志强以犯罪手段作出虚假的承保函，对于承保函无效应承担全部责任。被告市民中心支行之负责人以职务身份对原告进行不实游说、并在办公时间、办公地点以该银行支行名义出具承保函，被告市民中心支行对于工作人员的选用、监督方面确有过失，但鉴于原告与被告傅昌木于本案借款发生前即有大额款项往来，原告与之应已建立了信任关系，原告主张其全因落款为被告市民中心支行的承保函而出借款项的情况与事实不符，法院不予采信。综合本案情况，法院酌定被告市民中心支行就承保函无效对原告造成的损失承担10%的赔偿责任。至于被告市民中心支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主张其对被告邵志强私刻公章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法院认为，该条规定系针对通过私刻公章进行犯罪活动的情形，本案被告邵志强系通过私刻公章促成本案借款发生，不属于该条规定之情形，对被告该辩称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第三，关于本案借款是否预扣12.8万元利息，根据本案查明事实，被告傅昌木确于原告交付借款的当日向案外人严英奎转账交付12.8万元，且原告与案外人严英奎之间有经济往来，但是被告仅以被告傅昌木、被告邵志强在刑事案件中的公安机关进行的询问笔录作为证据，该证据属言辞证据，在未有其他证据足以证明案外人严英奎系收取该12.8万元系由原告指定收取本案利息的情况下，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证明力的原则，两被告的言辞证据不足以认定其所辩称系事实，并且根据案外人严英奎与原告的银行交易明细，两人在本金借款交付当日的资金往来金额与被告所主张的收取12.8万元利息不符，故被告该辩称没有事实依据，法院依法不予采信。
被告主张偿还借款82万余元，但未有证据予以证明，原告主张被告已还借款本金79万元、利息1.5万元，与庭审中各方确认之还款事实相符，法院依法予以采信，故本案尚欠本金81万元，最后还款日系2012年8月15日，则应自次日起算本案利息。原告主张约定利息为月息2%，被告傅昌木主张系月息8%，原告之主张低于被告自认，法院依法予以确认。
至于被告傅昌木主张借款发生时其向原告交付车辆作为抵押，因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充分证明，且原告对此不予确认，法院对于被告该主张依法不予采信。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傅昌木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鲍金祥借款本金81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81万元为本金，按照月利率2%，自2012年8月15日计至付清之日）；二、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民中心支行应就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被告傅昌木的债务的10%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鲍金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2232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傅昌木负担11009元，由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民中心支行负担1223元。
上诉人鲍金祥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深福法民一重字第12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傅昌木偿还原告借款本金81万元并支付利息（按月利率2%，自2012年7月1日起计）；3、被上诉人市民中心支行对被上诉人傅昌木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由被上诉人傅昌木、市民中心支行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其事实和理由为：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一、借款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便涉案《资金监管支付承保函》无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傅昌木之间的借款合同为主合同，主合同为有效合同，即便涉案《资金监管支付承保函》无效，在上诉人无过错的情况下，即债权人无过错，担保人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应当适用担保法解释第七条之规定，由被上诉人市民中心支行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不能由法院酌定被上诉人市民中心支行仅承担10%的赔偿责任。二、关于利息的计算问题。本案利息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160万元本金尚欠的利息，一部分为81万元本金尚欠的利息。涉案借款本金原为160万，每月利息3.2万元。2012年8月7日，被上诉人傅昌木支付160万元本金7月利息1.5万元，尚欠7月利息1.7万元。以81万为本金的利息自2012年8月1日起算。故本案利息为160万元为本金尚欠的7月份利息1.7万元，及自2012年8月1日起以81万元为本金的利息。
上诉人市民中心支行亦不服原审判决，上诉：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鲍金祥对市民中心支行的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鲍金祥承担本案全部诉讼程序产生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审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导致错误适用法律判决市民中心支行承担不应有的连带清偿责任。一、原审未查明涉案民间借贷资金的真实数额。涉案借款金额并非160万元，而147.2万元。市民中心支行按原审法庭要求补充查询提交的傅昌木、严英奎、鲍金祥银行账户明细显示，2012年5月31日，傅昌木按照三人（傅、鲍、邵）事先的约定，从自己名下尾号××02的银行账户向严英奎名下尾号××13的银行账户支付预付利息128000元，傅昌木于同日收到鲍金祥支付的160万元后，再将实际借款金额147.2万元支付给邵志强。而严英奎于同日将其账户内的余额转出至鲍金祥名下尾号××58的账户，严英奎与鲍金祥之间有频繁的大额收支记录，鲍金祥系通过严英奎收取涉案借款预付利息。在市民中心支行应原审法庭要求提供补充查询的上述银行账户明细前，傅昌木、邵志强在庭审中均已有借款被预扣128000元利息的主张，傅昌木还提交了公司账务清单证明利息出账，同时在(2013)深罗法刑一初字第886号刑事案件讯问笔录中，傅昌木、邵志强也有预付128000元利息的供述。故严英奎银行账户的该项收支情况是对本案事实的准确佐证，原审法庭不予采信预付利息的情况系认定事实不清。二、原审未查明涉案民间借贷资金出借的真实情况。邵志强不是为促成鲍金祥与傅昌木之间的借款关系，而是为自己获得款项。不管鲍金祥是否知情，邵志强伪造印章在鲍金祥提供的《资金监管支付承保函》上使用，就是为了从鲍金祥处获得款项。在886号刑事案件讯问笔录中，有邵志强和傅昌木承认涉案资金实际上是邵志强占有使用的内容，两人在原审庭审答辩中亦予承认。邵志强伪造业务公章在鲍金祥提供的《资金监管支付承保函》上盖章，是为了获得涉案资金用于偿还其个人的到期借款等，邵志强在刑事案件笔录中陈述借用傅昌木的名义系因鲍金祥不会直接将款项借给自己。按照最高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市民中心支行对邵志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但原审法庭认为邵志强系通过私刻公章促成本案借款发生，而上述法条系针对通过私刻公章进行犯罪活动的情形，故在本案中不适用。市民中心支行认为，私刻公章并不能促成本案借款的发生，市民中心支行包括其他任何银行金融机构，均没有为个人借款提供担保的业务，盖不盖银行印章根本不对自然人间借款发生产生影响，原审法庭对本案是否适用上述法条进行了错误的认定。三、所谓担保关系自始未成立而非无效。本案中所谓有担保内容的《资金监管支付承保函》，工商银行并无该形式内容的担保合同，也无为自然人借贷提供担保的业务和职权，包括其他银行金融机构也均无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提供银行担保的业务。傅、鲍、邵三人实际上是自行创设这种担保关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并非拉工商银行承担借款担保责任，而是借此迫使邵志强全力偿还高息借款。如法庭因不可能成立的银行担保关系，错误认定担保无效而适用法律，涉事人员仅实际承担伪造公司印章的法律责任，而让银行承担所谓担保无效的连带赔偿责任而实际支付赔款，即使在本案中是承担80万元的10%赔偿责任，案件裁判的示范效应也将让银行金融体系再无安全可言。本案所有涉案资金并未进入过市民中心支行的资金监管账户，市民中心支行对借款人签订的借款合同、资金流向、承保协议完全不知情。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通过内部监察系统发觉邵志强有利用伪造印章实施犯罪的异常情况后，立即向公安局报案，最终邵志强被罗湖区法院以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市民中心支行对邵志强个人犯罪行为事前并无法预知，而在事后市民中心支行在监管防控上又已做到尽责，并无过错。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支持市民中心支行的全部上诉请求。
上诉人市民中心支行针对上诉人鲍金祥的上诉答辩称，我方的答辩意见与一审的答辩意见一致。
被代上诉人傅昌木答辩称，我方的答辩意见与一审的答辩意见一致。
上诉人鲍金祥针对上诉人市民中心支行的上诉答辩称，1、市民中心支行的上诉状是不真实的，借款本金是160万元，并非其所说的147.2万元。2、其他意见与我方的一审及上诉意见一致。
原审被告邵志强未作答辩。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对于双方当事人上诉提出的问题，本院认定如下：
一、关于借贷资金真实数额的问题。上诉人鲍金祥和被上诉人傅昌木双方合意借贷的数额为160万元，上诉人鲍金祥向被上诉人傅昌木银行账户转款的数额亦为160万元，即上诉人鲍金祥已实际履行支付160万元出借款项的义务。至于被上诉人傅昌木在收到上诉人鲍金祥支付的出借款项后，转账交付给案外人严英奎的12.8万元，不属于出借人在支付出借款项时预先扣除利息的情形，也无直接证据证明该款属于预扣的利息。以上事实，足以认定本案借款数额为160万元，对上诉人市民中心支行上诉认为本案借款并非160万元而是147.2万元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上诉人市民中心支行对本案所应承担的责任问题。上诉人市民中心支行上诉认为其不应承担责任，而上诉人鲍金祥则上诉要求市民中心支行承担全部借款的连带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综合本案原审被告邵志强伪造公章假借市民中心支行名义出具《出具资金监管支付承保函》、上诉人鲍金祥作为普通储户对此没有过错、且市民中心支行对于工作人员的选用、监督方面存在过失等事实，原审酌情认定市民中心支行对本案损失承担10%的赔偿责任，是适当的，本院应予维持。对于上诉人鲍金祥、市民中心支行的上诉主张，本院均不予采纳。
三、关于利息计算问题。原审依据当事人的主张，以及本案特殊情况，确定的利息计算方式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鲍金祥对此所提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32.5元，由上诉人鲍金祥负担407.5元，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民中心支行负担18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赖建华
审 判 员 李君贤
代理审判员 易 静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黄光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