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甘民终3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涛。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向军，甘肃栖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兰州市红古区海石湾镇炭素路277号。法定代表人：闫奎兴，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彦珩，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莉，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兰州江海龙冶金炉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兰州市红古区海石镇红古路246号1单元802室。法定代表人：郭亚斌，该公司经理。上诉人刘涛因与被上诉人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公司)及原审被告兰州江海龙冶金炉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海龙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兰民一初字第1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向军，被上诉人方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彦珩、李莉，原审被告江海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亚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兰民一初字第141号民事判决；2．驳回方大公司的起诉或诉讼请求；3．案件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方大公司起诉的事实基于一起刑事案件导致的侵权责任，该行为已经被司法机关处理，不能再次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不应受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的规定，只有因人身权利遭受侵犯以及因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案件，法院才会受理。故对于侵犯商业秘密而言，其中既不涉及因人身权利遭受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也不涉及因财物被毁而遭受物质损失，因而依法不应属于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二）被上诉人方大公司提出的损失赔偿内容的性质不属于因行为人的行为直接导致的损害后果或者物质损失，充其量是企业经营过程中的预期利益，因涉及市场风险等因素，属于不确定事实或者结果，并不是被上诉人的实际损失（或者说现实损失）。原审被告江海龙公司与江苏鸿泰公司发生石墨电极交易行为，完全符合市场交易的特征，且江海龙公司与方大公司的每笔交易，均有合同为证,所有合同显示双方是购销关系，符合市场交易特征。不论上诉人刘涛为了谋利还是原审被告江海龙公司从被上诉人处购买石墨电极，其销售信息及价格完全符合被上诉人的销售状态和价格控制范围，与其他同等客户之间并不存在恶性竞争。被上诉人方大公司销售产品的渠道也不是单一渠道，并没有形成市场垄断；反而其为了拓展销售渠道，无数销售人员依然遵循市场规律推销其产品。而且，在市场竞争中，被上诉人并不必然会产生销售利润，或者说其销售的产品在与江海龙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履行完毕之时，利润已经产生；当合同履行完毕，其合法权益被保护的外延即行终止。至于江海龙公司将产品（石墨电极）如何销售，必须接受市场经济的风险因素调控，其结果如何对被上诉人并不产生影响。上诉人刘涛的行为并不具备侵权特征，并不必然导致被上诉人的权益受损。（三）民事诉讼中，不能完全援引刑事诉讼的事实和证据来确定案件事实；被上诉人也不能据此要求民事赔偿。1．刑事诉讼仅处理当事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刑法》条款的构成要件，对行为导致的后果并不是刑事诉讼审查的主要内容。所以，刑事案件中相关的证据审查与民事案件的证据审查标准、原则，均有不同；一审法院完全搬用，显然不合法。2．刑事案件中，在确定被上诉人方大公司的经济损失时，错误地采纳了2013年11月18日由甘肃中恒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2013商业秘密专项审计报告》。该报告参照了北京方大的销售情况，作出了方大公司的损益影响。北京方大与方大公司系两个独立的企业法人，两个市场主体，损益程度与地域、营销方式、产品质量以及客户群体、经营决策等多种因素有关，各不相同。即使被上诉人方大公司独霸市场，也与北京方大无关。综上，一审判决让上诉人再次身负巨债，实属法律不公，请求二审法院给予上诉人一个公平的法律裁判。方大公司辩称：请求依法驳回刘涛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受理本案，适用法律正确。刘涛和江海龙公司共同实施的侵权行为被兰州市红古区人民法院（2014）红刑初字第7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为违法行为，且造成答辩人的实际损失，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受理本案，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应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二）一审法院查明刘涛和江海龙公司共同侵犯答辩人的商业秘密，且造成答辩人经济损失4218415.53元，事实认定正确。1．刘涛的行为已经被兰州市红古区人民法院（2014）红刑初字第7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为侵犯商业秘密罪，其行为性质为侵权行为无疑。2．刘涛设立江海龙公司，截留了答辩人多年的直供客户江苏鸿泰公司的业务后，刘涛操控江海龙公司作为中间商从答辩人处以中间商低价购货，转而向鸿泰公司以市场价供货，赚取高额的差价，给答辩人造成的经济损失是4218415.53元。该损失有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认定，也有兰州市红古区人民法院（2014）红刑初字第71号刑事判决书的认定。因此，刘涛和江海龙公司的侵权行为，给答辩人造成4218415.53元经济损失的事实清楚确定。（三）刘涛和江海龙公司以不正当侵权行为挖走答辩人的直供客户江苏鸿泰公司，切断答辩人对江苏鸿泰公司的直供销售关系，由江海龙公司作为中间商向江苏鸿泰公司提供答辩人的产品，由此导致答辩人数年来减少利润4218415.53元，刘涛和江海龙公司的侵权行为与答辩人的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清楚确定。（四）刘涛作为答辩人的员工，在明知江苏鸿泰公司是答辩人的直供客户的情况下，通过设立江海龙公司、切断答辩人对江苏鸿泰公司的直销关系，由其居中操纵江海龙公司从答辩人处以对中间商的优惠价购货，然后加价销售给江苏鸿泰公司，从中牟利，其侵犯答辩人经营信息的主观过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刘涛和江海龙公司共同实施侵犯答辩人商业秘密的行为，给答辩人造成巨额经济损失，损害后果与其共同侵权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符合连带承担侵权责任的各项构成要件。（五）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刘涛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否定兰州市红古区人民法院（2014）红刑初字第71号刑事判决书中已经认定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除一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以外，另一方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的规定，直接援引兰州市红古区人民法院（2014）红刑初字第71号刑事判决书对本案事实的认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江海龙公司辩称：其公司法定代表人郭亚斌对公司没有出资，也没有经营，对公司的一切经营活动均不知情。方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刘涛和江海龙公司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218415.53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已生效的兰州市红古区人民法院(2014)红刑初字第7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方大公司前身为兰州炭素厂，国贸公司华东销售部为方大公司下属部门。1998年1月，刘涛通过招工进入兰州炭素厂工作，兰州炭素厂改制后，刘涛在方大公司所属国贸公司从事销售员、计划员工作。2008年1月，刘涛与方大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该合同第三条(二)项3款约定：“乙方(刘涛)应保守甲方(方大公司)商业秘密，不得利用甲方的商业秘密为本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谋取不正当的经济利益”。合同附件三《保密协议》第二条第5项规定的保密范围为：“产品销售情况及客户资料、产品销售渠道网络、公司产品的销售价格、存货的种类及数量”。2009年5月，刘涛被方大公司聘任为国贸公司华东销售部部长，主要负责华东地区市场产品的销售工作和市场开发工作。方大公司自2007年起向江苏鸿泰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鸿泰公司）直销石墨电极产品。2009年2月，刘涛租用其同事杨森位于兰州市红古区红古路246号金海天花苑小区1号l单元802室作为办公室，于2009年3月20日以其同学郭亚斌的身份信息注册成立了江海龙公司，注册资金50万元，全部由刘涛出资，该公司经营实际由刘涛掌控。自2009年4月起至2011年5月，刘涛以江海龙公司名义从方大公司购入石墨电极后加价销售给江苏鸿泰公司，从中获取利润3790848元。自江海龙公司与江苏鸿泰公司发生供货关系后，方大公司与江苏鸿泰公司未发生过供货关系。关于给方大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兰州市公安局在原审计单位甘肃泰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基础上，于2013年10月15日再次委托甘肃中恒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恒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专项审计，结论为：江海龙公司的销售行为致使方大子公司北京方大炭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方大）丧失客户，并由此丧失部分产品销售应得利益，北京方大应得的利益，最终构成对方大公司损益的影响，确认损益影响额为4218415.53元。上述刑事判决另认定，侦查期间侦查机关依法追缴江海龙公司案款1494324.89元，冻结江海龙公司账户存款1413574.85元。基于上述事实，兰州市红古区人民法院认定刘涛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刘涛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450万元。江海龙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由刘涛出资设立，该公司自2010年后未年检，现仍存续。刘涛无证据证明该公司财产独立于其本人财产。一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本案中，已生效的兰州市红古区人民法院(2014)红刑初字第7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刘涛侵犯方大公司的商业秘密且致方大公司遭受经济损失4218415.53元，其行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故刘涛所提其已经承担刑事责任，本案应不予受理的抗辩意见，于法相悖，不予采纳。同时，从本案查明事实来看，刘涛侵犯方大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是其以江海龙公司名义实施的，而江海龙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系刘涛出资设立，刘涛不能举证证明该公司财产独立于其本人财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刘涛与江海龙公司应就本案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方大公司诉请刘涛与江海龙公司赔偿损失，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关于涉案损害后果的认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除一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以外，另一方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刘涛虽对已生效的兰州市红古区人民法院(2014)红刑初字第71号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相关事实及案涉损失持有异议，但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反驳，故其所提异议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上述刑事判决所确认的经济损失4218415.53元，依法应当作为认定本案损害后果的依据，且本案中无证据证明方大公司遭受的经济损失经依法追缴或退赔得到了相应弥补，故刘涛与江海龙公司应向方大公司赔偿损失4218415.53元。综上，方大公司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刘涛所提抗辩意见，无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一款、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刘涛及江海龙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方大公司赔偿损失4218415.53元。案件受理费40547元，由被告刘涛及江海龙公司承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本院二审除确认一审认定的事实外，另查明如下事实：1．方大公司于2014年6月30日向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刘涛及江海龙公司请求赔偿损失4218415.53元，该院作出（2014）兰民一初字第109号民事裁定，驳回了方大公司的起诉。方大公司不服上诉至本院后，本院于2015年8月10日作出（2015）甘民一终字第152号民事裁定，认为一审以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受案范围的法律规定，推导出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民事诉讼的结论，无法律依据，遂撤销了前述裁定，指令该院对本案进行审理。2．本案一审审理期间，方大公司于2014年12月9日出具了一份关于该公司的《石墨电极产品销售情况的说明》，载明：“方大公司为了提高经营管理效率，实现公司内部的采购、生产、销售的分工，实现统一销售，统一回款。自2007年5月份开始，方大炭素将公司生产的石墨电极产品的销售安排子公司北京方大负责实施，方大炭素全力组织生产，不再直接向客户销售石墨电极产品。江苏鸿泰公司就是在此期间成为北京方大的直销供货客户的。北京方大作为方大炭素的子公司，只是代表方大炭素销售货物，这种安排是集团公司内部的管理行为，其并不是独立于方大炭素的销售主体。这一销售体制试用到2009年10月份。之后，方大炭素恢复向客户直接销售石墨电极产品，不再安排子公司北京方大销售石墨电极产品。此时，江苏鸿泰公司已经被刘涛及江海龙公司挖走，不再是北京方大和方大炭素的直销客户”。3．兰州市公安局在侦查刘涛犯罪行为过程中委托中恒会计师事务所对方大公司的损失情况作出全面审计认定。中恒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专项审计后于2013年11月18日作出甘中恒会审字（2013）第148号《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商业秘密专项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载明：“...五-1、审计认定损失的前提条件：由于北京方大系方大炭素的全资子公司，江海龙公司的销售行为致使北京方大丧失了对客户江苏鸿泰公司的销售，造成方大炭素部分权益的丧失。理由为：（1）在江海龙公司设立及对客户江苏鸿泰有产品销售行为之前(2009年5月之前），北京方大实际就对客户江苏鸿泰有产品销售行为，表明该客户属于北京方大早期客户。（2）通过北京方大的验资报告、方大炭素股权转让协议、方大炭素对外公开披露的信息，确认北京方大系方大炭素的全资子公司。2、审计方法与技术思路：鉴于北京方大系方大炭素的全资子公司，审计中以江海龙公司实际对江苏鸿泰销售的高功率石墨电极数量为基准，以北京方大同期实际对外产品销售的平均价格与方大炭素同期对江海龙公司的平均产品销售成本为依据，确定该期间的销售额，然后通过计算产品销售的毛利贡献，适当考虑方大炭素与北京方大该期间的销售费用，最终确定本次审计认定的结论。”该报告附件1《损益影响计算表》载明：“方大炭素损益影响额4218415.53元=方大炭素应实现收入（2009年5月—2011年5月)31182453.34元－江海龙公司向江苏鸿泰销售成本25516168.98元－北京方大与方大炭素销售费用1447868.83元。”4．兰州市公安局在对刘涛刑事犯罪侦查期间追缴的案款1494324.89元和冻结的江海龙公司账户中的案款1413574.85元合计2907899.74元，现已被兰州市红古区人民法院在执行已生效刑事判决的过程中作为罚金收缴并已上交财政。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2．江海龙公司和江苏鸿泰公司的石墨电极交易是否对方大公司构成侵权，如果构成侵权，中恒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结论能否作为认定方大公司损失的依据。1．关于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的问题刘涛上诉提出方大公司起诉的事实是基于刑事案件导致的侵权责任，该行为已经被司法机关予以处理，故不能再次提起民事诉讼。对此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的这一规定表明，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目的不同，前者的主要目的在于恢复原状，弥补损失，侧重对私人权利的维护；后者则旨在保护人权，惩罚犯罪，侧重保护公共利益。当侵权行为同时危及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时，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不能替代私人利益。侵权人在承担刑事责任后，依法仍然需要承担民事责任。所以虽然刘涛已经因为侵犯商业秘密罪被判处刑罚，但是依然不能免除其侵权的民事责任。刘涛上诉所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附带提起民事诉讼的范围问题作出的规定，其所涉及侵权行为的范围当然小于《侵权责任法》所涵盖的侵权行为及应承担侵权责任的范围，而且《侵权责任法》是规定民事侵权行为和责任的法律，在民事诉讼中，其当然应优先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这一刑事类司法解释而得到适用，且后者现已失效。因此，刘涛所提本案不应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的理由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江海龙公司和江苏鸿泰公司的石墨电极交易是否对方大公司构成侵权，如果构成侵权，中恒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结论能否作为认定方大公司损失依据的问题首先，刘涛通过其出资设立的江海龙公司从方大公司购进石墨后再加价出售给方大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方大的直销客户江苏鸿泰公司的行为，致使北京方大丧失了其长期的直销客户江苏鸿泰公司，这必然会导致北京方大公司石墨销售数量的降低及销售收入的减少，而北京方大对外销售的石墨均来源于方大公司的供货，北京方大销售量的减少必然会影响到方大公司的供货数量及销售收入。同时，《侵权责任法》中规定的“损失”可以分为直接财产损害和间接财产损害，其中间接财产损害指的是受害人必然或者极有可能获得的、但由于受到侵权而失去的财产利益，包括受害人可得的正常经营利润，方大公司所受到的损害即应属于此种间接财产损害。其次，北京方大与方大公司虽然是两个独立的法人，但北京方大是方大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方大公司作为其唯一股东，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其有权对北京方大的经营收益如何分配作出决定，当然也享有作为股东的收益分配权，北京方大经营收益的减损必然也会影响其出资股东所能分配的收益数额。因此，中恒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结论“江海龙公司的销售行为致使方大子公司北京方大丧失客户，并由此丧失部分产品销售应得利益，北京方大应得的利益，最终构成对方大公司损益的影响”是综合了侵权责任法财产损害中的间接财产损害的认定方法和公司法中股东对其出资的收益分配原理而作出的。再次，一审判决依据中恒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认定刘涛及江海龙公司的行为对方大公司的损益影响额为4218415.53元，该报告已经被兰州市红古区人民法院作为对刘涛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所采信，并已被生效的（2014）红刑初字第71号《刑事判决书》所确认，而刘涛未对上述刑事判决提出上诉，现其虽提出一审不应该完全援引该刑事判决作为认定本案民事侵权责任的依据，但其在一、二审中均未提出足以反驳上述《审计报告》审计结论的证据，故本案一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直接援引该已生效刑事判决所确认的事实作为认定刘涛及江海龙公司对方大公司存在侵权行为、方大公司存在侵权损失以及该侵权行为与方大公司所受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依据，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及民事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处理结果适当，本院二审予以维持。刘涛所提上诉请求和理由，证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547元，由上诉人刘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银伟代理审判员  陆 路代理审判员  芦 晨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马旭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