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一中民终字第042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芦×1，男，1929年10月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吕笑微，北京市才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芦×2，男，1959年11月1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赵爱梅，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铁四房屋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35号。
法定代表人杜海涛，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崔桂萍，女，北京铁四房屋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房管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王继华，北京市铭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包城区望江东路96号。
法定代表人张河川，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蒲红鸣，男，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法律顾问。
原审原告芦×3，女，1962年10月1日出生。
原审原告芦×4，男，1964年2月2日出生。
原审原告芦×5，女，1969年7月8日出生。
上诉人芦×1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3）海民初字第72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芦×1及其委托代理人吕笑微，被上诉人芦×2及其委托代理人赵爱梅，被上诉人北京铁四房屋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铁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继华、崔桂萍，被上诉人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局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蒲红鸣、原审原告芦×3、原审原告芦×4、原审原告芦×5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芦×1、芦×3、芦×4、芦×5（以下简称四原告）共同起诉至原审法院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西街×乙（以下简称502乙）、×甲（以下简称601甲）和×号（以下简称303号）三套房屋均是四局公司拥有所有权的房屋，四局公司将上述房屋委托铁四公司管理。上述房屋是四局公司和铁四公司在1978年拆迁原告一家原来居住的3间半平房时，按照当时的拆迁办法分配给我全家8口人（芦×1夫妇及六个子女）共同居住，以上三套房屋承租人均是芦×1，铁四公司受四局公司委托与芦×1分别签订了《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其中502乙、601甲是与他人的合租房屋。2003年经全家家庭会议共同协商将上述房屋进行了指定居住，502乙由芦×4居住并负担所有费用，601甲由芦×2居住并负担所有费用，其他人均居住在303号。2012年铁四公司通知上述房屋进行拆迁，我们发现502乙和3号楼601甲的承租人由芦×1变更为芦×2。经过我们调查了解，得知上述两套房屋系芦×2与铁四公司、四局公司的房管科崔科长恶意勾结，芦×2违反有关规定在2004年7月25日擅自找到四局公司将上述房屋的承租人由芦×1的名字变更为芦×2，并与四局公司签订了新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市公有房屋管理的若干规定》及《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承租人外迁或者死亡，原同住者要求继续承租的须经过出租单位同意，其他家庭成员又无异议的，才能办理承租人变更手续，变更还要经全体共同居住人同意才能变更。但是本案的承租人芦×1既没有死亡也没有外迁，其他共同居住人也没有任何授权芦×2将上述两套房屋的承租人变更为芦×2。因上述601甲房屋所有权都是四局公司的，四局公司委托铁四公司管理，故四局公司、铁四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故我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芦×2与四局公司所属的中铁四局北京房屋管理处房管科于2004年7月25日签订的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西街16号院×甲《公有住宅房屋租赁合同》无效，2、请求铁四公司、四局公司将×甲《公有住宅房屋租赁合同》恢复到芦×1名下，3、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芦×2在原审法院辩称：诉争房屋在我方名下，我方与单位签订了住房协议及安置协议，我方有购房发票，诉争房屋归我方所有。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502乙和601甲房屋从2001年就到我名下，芦×1也同意，我一直在交房费。而且现在房屋已经拆迁，合同不存在无效的事由，也不可能再恢复到原告名下。
铁四公司在原审法院辩称：首先，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范围，应当从程序上裁定驳回芦×1等四人的起诉；其次，铁四公司变更承租人是基于芦×1本人的申请和有关规定办理，并未损害其他被答辩人的利益；最后，诉争房屋已经发生法律事实的改变，即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诉争标的物在法律上已经不存在。
四局公司在原审法院辩称：第一，原告中部分诉讼主体不适格，其诉讼请求不成立。第二，原告请求确认租赁合同无效，根据合同法规定，二被告签订的合同不属于其中的任何情形。第三，房屋产权属于我方，我方有权选择承租对象，根据北京市政府规定，承租人承租期满签订租赁协议应当经过产权人同意，原告当时因为有其他住房所以没有续签租赁合同，本着物尽其用原则我方与芦×2签订了租赁合同，后来据此进行安置。第四，原告对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断章取义。原告在诉状中称如承租人死亡，同住人要求承租，需要经过共同居住人同意，但关于公有房屋管理的若干规定中没有原告所称的条款，原告诉求没有法律依据。故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芦×1与刘×系夫妻，长子芦×6、次子芦×2、长女芦×3、三子芦×4、二女芦×7、三女芦×5，一家人户口在1974年1月登记在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西街×1号。601甲原系四局公司拥有所有权的房屋，四局公司将上述房屋委托铁四公司管理，该房屋系自管公房。铁四公司原称铁四局北京房屋建筑管理处，在2003年改制后称为中铁四局北京房屋建筑管理处，2008年取得法人资格后称铁四公司。铁四公司与四局公司系母子公司。
1996年5月20日，铁四局北京房屋建筑管理处房管所（甲方）与芦×1（乙方）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由芦×1承租601甲房屋，租赁期间为1996年5月20日至2000年12月31日，使用面积为20.1平方米，居室1间，乙方如发生变更（出国定居、调出、死亡等）时，本合同即中止（公派出国人员不在内）。原同住者如要求继续承租，须经甲方同意，并按甲方的有关规定重新签订租赁合同。其中该合同后所附601甲房屋的住户家属房屋设备情况登记卡片中户主姓名为芦×1，该房屋中同居家属情况记载为芦×2、芦×8。
2000年12月9日，芦×1向铁四公司出具《申请变更承租人》，该申请书载明：”我叫芦×1，现将我承租的北京海淀区502乙房间和万寿路西街房间变更给次子芦×2为承租人，望给予解决为盼，申请人：芦×1（按手印）”。
2001年1月1日，铁四局北京房屋建筑管理处房管所根据芦×1的申请将601甲房屋转由芦×2承租，铁四局北京房屋建筑管理处房管所（甲方）与芦×1（乙方）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由芦×2承租601甲房屋，租赁期间为2001年1月1日至2003年12月31日。
2003年1月14日，北京市海淀区新世纪法律事务所出具《见证书》，该文书记载：”芦×1、芦×2父子请我所对下面事项予以见证。兹证明：芦×1在我们面前表示，自愿将承租的海淀区万寿路502乙与601甲房屋变更其次子芦×2名下。芦×2表示接受其父意见。铁四局北京房屋建筑管理处同意双方意见将变更后的000022.000023号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已发放给芦×2。后面的《申请变更承租人》申请书系芦×1本人按手印、盖章，000022、000023号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复印件来自于原件。以上内容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真实有效的。见证人：赵会生、赵剑。”
2004年1月1日，中铁四局北京房屋建筑管理处房管科（甲方）与芦×2（乙方）续签了《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承租人仍为芦×2，租赁期间为2004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芦×2一直实际交纳该房屋租赁期间的房租、取暖费、燃气费及水电费。
2012年4月15日，北京铁四房屋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甲方）与芦×2（乙方）就601甲房屋签订《万寿路西街16号院房屋改造协议书》，该协议约定，乙方可选择一套2居室的安置房，建筑面积按照对应可选户型的整数50平方米预结算。乙方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十五日内完成原房屋腾退。乙方应向甲方实际支付预购房款123024元。
2012年4月24日，北京铁四房屋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就601甲房屋的房改售房款16380元向芦×2发出交款通知，芦×2于2012年5月3日缴纳该售房款项。2012年5月23日，芦×2支付了前述预购房款123024元。现芦×2已经交还了601甲房屋。
诉讼中，芦×6、芦×7向法院明确表示放弃对本案的程序权利及实体权利。
庭审中，四原告主张本案涉诉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无效的理由是芦×2与铁四公司、四局公司的房管科崔科长恶意勾结，违反有关规定将上述房屋的承租人由芦×1的名字变更为芦×2，并与四局公司签订了新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市公有房屋管理的若干规定》及《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承租人外迁或者死亡，原同住者要求继续承租的须经过出租单位同意，其他家庭成员又无异议的，才能办理承租人变更手续，变更还要经全体共同居住人同意才能变更。但是本案的承租人芦×1既没有死亡也没有外迁，其他共同居住人也没有授权芦×2将上述两套房屋的承租人变更为芦×2。对此，芦×2、铁四公司及四局公司均不予认可。此外，四原告主张从1974年开始芦×1一家8口人在诉争房屋中居住至今，该房屋是政府拆迁一家8口人原有的承租房后，给一家8口人安置的三套住房之一，该三套租房的承租人都是芦×1，但四原告未就601甲房屋系政府拆迁安置给其一家8人的房屋的主张进一步提交证据佐证。
另，四原告向法院提交了2003年4月30日的《规定》证明原告一家因住房分配问题产生矛盾，一家人于2003年4月30日重新规定了争议的601甲房屋由芦×2居住，但四原告根本就不知道601甲房屋己变更到芦×2名下，全家人在2003年还为居住矛盾换住房。如果该房屋变更到芦×2名下也就不会出现该《规定》了，这说明芦×2将房屋变更到自己名下的事实一直隐瞒四原告。芦×2对四原告的主张不予认可。四原告还提交了2003年4月30日的《协议》，用以证明全家因住房居住问题产生矛盾，全家人于2003年4月30日重新规定了争议的601甲房屋由芦×2居住。芦×2居住601甲房屋后将芦×4以前添置的物品折价给芦×2，芦×2将3200元付给芦×4，芦×4与芦×2就此签订了该《协议》，这也说明芦×2将房屋变更到自己名下的事实一直隐瞒四原告。芦×2对该主张亦不予认可。
此外，对于《申请变更承租人》，四原告主张芦×1并没有同意变更且芦×1本人不识字，该申请上的手印可能是芦×1的手印，但是表示不申请对该手印进行鉴定。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申请变更承租人》、《见证书》、《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万寿路西街16号院房屋改造协议书》、房屋所有权证、收据、费用票据等证据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601甲房屋当时系四局公司享有所有权的房屋，委托铁四公司管理，铁四公司在1996年5月20日与当时的承租人芦×1签订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到期后，芦×1本人申请不再由其承租该房屋，而由其子芦×2承租该房屋，铁四公司表示同意，并与新承租人芦×2签订了新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租赁期间为2001年1月1日至2003年12月31日，该合同到期后，铁四公司继续与芦×2续租至2008年12月31日，该租赁合同系合法出租权人及承租人双方的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应属合法有效。因601甲系四局公司自有产权的自管公房，在铁四公司与芦×1签订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到期后，其对房屋的租赁权享有自主处分的权利，其无需征得四原告同意，且四原告主张601甲房屋系安置给其全家的房屋，但并未就此进一步提交证据予以佐证，故四原告要求确认铁四公司与四局公司所属的中铁四局北京房屋管理处房管科于2004年7月25日签订的×甲《公有住宅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及铁四公司与四局公司将×甲《公有住宅房屋租赁合同》恢复到芦×1名下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法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芦×1、芦×3、芦×4、芦×5的全部诉讼请求。
芦×1不服，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为由，上诉至本院。上诉请求是：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上诉理由是：第一，上诉人及被上诉人芦×2、原审原告一家曾共同居住于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西街房屋。502乙、601甲以及303号三套房屋，系80号房屋被拆迁后，由四局公司分配给上诉人芦×1及其家人共同居住所用，由铁四公司代为管理，故双方当事人为上述三套房屋的共同居住人，对包括502乙房屋在内的三套房屋拥有共同的居住使用权。上述房屋虽登记在芦×1名下，但并非仅供芦×1个人居住使用。在此情况下，仅凭芦×1个人申请即准许变更承租人，侵害了上诉人芦×1及原审原告等人对上述房屋的居住使用权利。根据芦×2提供的《见证书》，经过上诉人芦×1查证所知，见证人及见证机构均不存在，因相关证明文件保存于海淀区司法局，上诉人芦×1无法自行调取，向原审法院申请调取，但原审法院未予调取。《见证书》的效力未予查证，《申请变更承租人》是否是上诉人芦×1的真实意思表示无从查证。该申请虽有芦×1的手印，但芦×1并不识字，真实性无从佐证。另外，四局公司和芦×2恶意串通，隐瞒了事实，变更了承租人，侵犯了上诉人和共居人的合法权益，故租赁合同应为无效。综上，请求支持芦×1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芦×2辩称：当时母亲刘×提过其他人分过房屋，芦×2一家四口和父母一起居住，将502乙房屋和601甲房屋的承租权变更为芦×2是芦×1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一直是芦×2交纳房租，另外并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关于见证的问题，当时我和父亲芦×1去的北京市海淀区新世纪法律事务所做的见证，后来该事务所被国家给停办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维持原判。
铁四公司辩称：我们是诉争房屋的实际管理人，该案属于单位内部分房，法院不应受理。对于租赁合同的变更，是我们按照程序进行审核以后进行的变更，我们和办理此事的老科长核实过，是申请人自己先提的申请，芦×2去办理的手续。按照公房居住登记情况，303号是单独的住户，登记的共居人包括芦×3、芦×4、芦×5，502乙房屋和601甲是合并户，登记的共居人是芦×2。芦×1先跟公司房管科的同志说变更承租人，公司答复需要变更文件，之后芦×1陆续提交了两次变更申请，公司审核后做的变更。我们当时核实了是否是申请人的真实想法，我们也审核了新的承租人是否符合我们对外出租自管公房的条件。我们认为芦×1变更承租人的意思表示真实有效，该变更符合单位的规定和合同法的规定，不同意芦×1的上诉请求。
四局公司辩称：四局公司是诉争房屋的产权人，诉争房屋属于单位自管公房，上诉人芦×1提了两次变更申请，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
原审原告芦×3、芦×4、芦×5同意上诉人芦×1的上诉请求及上诉理由。
在本院审理过程中，法院就承租人变更问题询问芦×1本人，芦×1称”忘了”，法院就《申请变更承租人》上芦×1本人是否按捺手印问题询问芦×1，芦×1称”忘了”。之后，芦×1又提供了由其口述由芦×7代笔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芦×2申请变更502乙和601甲屋的租赁合同的事情不知情，芦×1不识字，没按手印，也没签字，没有人告知变更内容，也没有人向芦×1核实，芦×1没有去过铁四局房管处申请变更，芦×1的目的是让芦×2退出502乙。
对该情况说明，芦×2称：上述内容不是父亲芦×1的真实意思，原审法院庭审笔录记载《申请变更承租人》上的手印是芦×1按的，另外，芦×1当时知道变更承租人的情况，办理公证时芦×1本人也到场了。
铁四公司称上述情况说明，是芦×1的单方陈述，不是证据也不是其他证明文件，在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芦×1已经明确认可《申请变更承租人》上的手印是芦×1按的，在芦×1提交的上诉书上也写的很清楚，原审法院曾经问芦×1是否申请鉴定，芦×1说不申请鉴定。
四局公司称上述情况说明不属于新证据，同意芦×2和铁四公司对该情况说明的质证意见。
原审原告芦×3、芦×4、芦×5同意上诉人芦×1的意见。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上诉人芦×1主张芦×2与铁四公司、四局公司构成恶意串通，私自将诉争房屋承租人变更为芦×2，但芦×1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芦×2与铁四公司、四局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依据现有证据，芦×1原审期间和上诉书均认可《申请变更承租人》上的手印是其按捺的，在本院审理过程中，对按捺手印和变更承租人的事宜，芦×1称”忘了”，之后芦×1又提交情况说明否认上述情况，但并未就此否认行为提供合理理由，由此，本院认为应以芦×1最初的陈述为准。虽然见证机构现被有关机关撤销，但并不能以此否认《见证书》的真实性。综合本案证据情况，芦×1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芦×2与铁四公司、四局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亦无充分证据证明《申请变更承租人》的申请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芦×1上诉主张芦×2与中铁四局北京房屋管理处房管科签订的《公有住宅房屋租赁合同》无效的依据不足，其上诉要求将诉争房屋恢复到芦×1名下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芦×1、芦×3、芦×4、芦×5负担（已交纳三十五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芦×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洁芳
审 判 员 刘国俊
代理审判员 冀 东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刘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