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定安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琼9021行初18号
原告：陈一某，男，汉族，住（略）。
被告：定安县黄竹镇人民政府，住所地（略）。
法定代表人：张一某，该镇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一某，女，定安县司法局黄竹司法所司法助理。
原告陈一某与被告定安县黄竹镇人民政府不服土地行政处理决定纠纷一案，原告陈一某于2016年12月1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一某，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一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定安县黄竹镇人民政府于2016年11月28日作出黄府决字【2016】第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驳回原告陈一某确认宅基地使用权的申请。
原告诉称，原告与案外人陈德锋发生土地使用权纠纷，于2013年12月24日向被告提出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申请，因被告不履行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的法定职责，原告于2015年4月14日向定安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定安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0日作出（2015）定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被告定安县黄竹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对原告陈一某于2013年12月24日提出的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的申请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被告于2015年8月12日作出不讲理的《关于陈一某申请处理土地权属争议一事的处理决定》。原告不服该处理决定，于2015年9月7日又向定安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定安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1日作出（2015）定行初字第14号行政判决书。原告不服该判决书于2015年11月2日依法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20日作出（2015）海南一中行终字第59号行政判决：一、撤销定安县人民法院（2015）定民初字第14号行政判决；二、撤销被上诉人定安县黄竹镇人民政府于2015年8月12日作出的《关于陈一某申请处理土地权属争议一事的处理决定》；三、被上诉人定安县黄竹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上诉人陈一某于2013年12月24日提出的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的申请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综上，定安县人民法院（2015）定行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以及（2015）海南一中行终字第59号行政判决一致认定原告陈一某请求合法，事实清楚，理由正当，证据确实充分。2016年4月12日被告黄竹镇人民政府又作出黄府决字【2016】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该决定，于2016年6月6日向定安县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定安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8月9日作出定府复决字【2016】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仍不服此决定书于2016年8月22日依法向定安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定安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2016年9月29日定安县人民法院以被告黄竹镇人民政府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为由作出（2016）琼9021行初8号行政判决：一、撤销被告定安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8月9日作出的定复决字【2016】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二、撤销被告定安县黄竹镇人民政府于2016年4月12日作出的黄府决字【2016】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三、被告定安县黄竹镇人民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原告陈一某于2013年12月24日提出的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的申请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被告黄竹镇人民政府拒不履行上述行政判决书保护原告的合法权利，而又以同一事实与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结果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黄府决字【2016】第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驳回申请人陈一某确认宅基地使用权的申请。原告不服被告该行政行为，理由如下。一、首先审查被告经查部分，被告对该争议地认定“因为历史原因，该地并未确权给河头村委会的任何一个村民小组，河头村委会并未对该地的处理召开过村民会议。”是认定事实错误，主要证据不足。依据《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十七条：“承办人在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过程中，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取证。被调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协助，并如实提供有关证明材料。”本案中，原告为了解决土地权属争议，于2013年12月24日己向被告递交《调取证据申请书》，请求被告向当时参加村民会议的有关领导取证，即向原定安县民政局局长王朝栋同志、原定安县黄竹镇镇长符祥彬（斌）同志、原河头村委会书记黄振光与张基清同志调查取证。因被告玩忽职守拒不向上述有关人员调查取证与不依法履行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的法定职责作出上述认定，是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的。二、被告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原告缴交宅基地款500元后申请集体土地使用证是河头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原告的权利，证明土地使用权来源合法。而被告没有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进行审查作出认证，故意曲解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其理由是：本案案由是土地使用权纠纷，应当适用《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与《海南省土地权属确定与争议处理条例》有关规定处理，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另是，原告在2013年1月5日向被告提出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申请时，被告2013年4月15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作出的关于陈一某《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申请书》的回复行政行为已被定安县人民政府定府复决字（2013）第1号行政复议书依法撤销。故该法条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再审查被告行政行为认定从一个村民想要获得一块宅基地的使用权需要经过三个法定的步骤：第一、向所在村委会递交申请；第二、镇政府审核；第三、县政府的最终批准。可见被告行政行为没有向原告作出土地权属争议的决定，而是告知原告按土地登记申请的程序，是以同一事实与理由作出与关于陈一某申请处理土地权属争议一事的处理决定以及黄府决字（2016）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相同的行政行为。综上所述，被告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事实与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之规定。该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第（二）项的规定，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决：一、撤销被告作出的黄府决字（2016）第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二、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l、现金收入凭单，拟证明原告依照河头村讨论方案缴交宅基地费，说明土地权属来源合法；证据2、集体土地使用证申请书，拟证明原告向定安县人民政府申请土地登记颁发集体土地使用证，程序合法；证据3、《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申请书》，拟证明原告向黄竹镇政府申请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的事实；证据4、通知书，拟证明黄竹镇政府通知原告与陈德锋参加听证的事实；证据5、关于陈一某《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申请书》的回复，拟证明黄竹镇政府作出适用法律错误与处理土地争议无关的回复；证据6、行政复议申请书，拟证明原告不服黄竹镇政府于2013年4月15日作出的《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申请书》的回复，向定安县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的事实；证据7、定安县人民政府定府复决字（2013）第l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复议机关依法撤销黄竹镇政府于2013年4月15日作出的回复的事实；证据8、定安县人民法院（2013）定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判决结果驳回原告诉讼请求，释明原告重新向黄竹镇政府提出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申请；证据9、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海南一中行终字第27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判决驳回上诉，维护原判，释明原告再次向黄竹镇政府提出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申请；证据10、再次提出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申请书，拟说明原告依照原二审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向黄竹镇政府提出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申请；证据11、《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与《海南省土地权属确定与争议处理条例》，拟证明原告援引法律作准绳，请黄竹镇政府依据本法作出正确处理土地权属争议；证据12、调取证据申请书，拟证明原告申请被告向有关人员调查取证作为定案的依据；证据13、收据，拟证明被告收到原告交来相关证据材料；证据14、补充证据材料（相片），拟证明土地争议相对人陈德锋在河头村宅基地规划范围内己建280平方米房子，其无权与原告发生争议；证据15、行政复议申请书，拟证明被告行政不作为，原告依法向定安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的事实；证据16、定府复决书【2015】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复议机关驳回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的事实；证据17、（2015）定民初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定安县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对原告提出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的申请作出处理决定；证据18、关于陈一某申请处理土地权属争议一事的处理决定，拟证明被告违法作出行政行为；证据19、行政起诉状，拟证明原告不服被告黄竹镇人民政府于2015年8月12日作出的《关于陈一某申请处理土地权属争议一事的处理决定》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事实；证据20、（2015）定行初字第14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定安县人民法院判决错误的事实；证据21、行政上诉状，拟证明原告不服（2015）定行初字第14号行政判决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的事实；证据22、（2015）海南一中行终字第59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二审法院撤销定安县人民法院（2015）定行初字第14号行政判决及撤销黄竹镇政府2015年8月12日作出的《关于陈一某申请处理土地权属争议一事的处理决定》的事实；证据23、定安县黄竹镇人民政府黄府决字【2016】第l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拟证明行政行为违法的事实；证据24、行政复议申请书，拟证明原告不服被告黄竹镇人民政府黄府决字【2016】第l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依法向定安县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的事实；证据25、定府复决字【2016】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该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作出错误复议决定的事实；证据26、行政起诉状，拟证明原告不服定府复决字【2016】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与黄府决字【2016】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事实；证据27、（2016）琼9021号行初8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定安县人民法院撤销定府复决字【2016】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与黄府决字【2016】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并责令被告黄竹镇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事实；证据28、黄府决字【2016】第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拟证明被告黄竹镇人民政府作出行政行为违法的事实。
被告辩称，一、被告于2016年11月28日向原告做出黄府决字【2016】第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程序合法、正当。第一点，定安县人民法院（2016）琼9021行初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内容第三项判决被告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原告于2013年12月24日提出的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的申请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该判决书于2016年9月29日作出，被告于2016年l1月28日作出黄府决字【2016】第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并送达原告,系严格依照定安县人民法院（2016）琼9021行初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所要求，履行行政行为。因此被告所作出的黄府决字【2016】第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程序合法、正当。第二点，依据《海南省土地权属确定与争议处理条例》第四十二条“乡镇人民政府和土地权属争议调处机构对受理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要求争议各方提交相关的证据，必要时，可以依照职权收集和调取相关的证据。对证据应当组织当事人进行公开听证，听取各方的陈述、辩解的意见。对土地权属争议，乡镇人民政府和土地权属争议调处机构应当先行调解，当事人也可以自行协商、调解或者自行协商达成调解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书。”的规定，本府召集原告与争议相对人进行调解工作，但是双方并未能达成调解意见。因此被告依职权向相关职权部门调取了河头村村庄建设规划图、组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召开镇委领导会议讨论相关案情。被告基于对上述事实的调查作出黄府决字【2016】第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二、被告于2016年l1月28日向原告做出黄府决字【2016】第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所做行政处理决定内容合法。第一点，原告在诉状中诉称，原告2004年11月25日向河头村缴交了宅基地款500元，所以取得该土地权属合法。这是原告事实认识错误。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1、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2、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3、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的三款规定，认定一个村民是否获得宅基地使用权，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原告缴交宅基地款500元的行为，只是获得了申请宅基地的资格，并不是实体权利的赋予。即是原告如果未缴交500元宅基地款将没有申请的资格。从一个村民想要获得一块宅基地的使用权需要经过三个法定的步骤第一申请，第二镇政府审核，第三县政府的最终批准。原告缴交宅基地款500元的行为只是停留在第一个步骤，所以原告并未取得宅基地的使用权。同理，原告所提交的《集体土地使用证申请书》也是证明了原告仍然处在申请的步骤中，未能证明原告已经获得了县政府的批准。第二、经本府向定安县国土资源局申请调查原告宅基地的现状，原告已经有一块103.95平方米宅基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1、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原告的条件不符合该规定。第三、原告依据所谓90年代的宅基地使用方案，于2004年向河头村缴交500元宅基地费，并于2010年6月5日向河头村申请集体土地使用证。1998年II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生效，该法第十九条第七项：“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七）宅基地的使用方案。”经本府调查，并无相关的会议记录。原告也未能向本府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因此，本府做出了驳回原告确认宅基地使用权的申请。第二点，原告于2013年12月24日向被告提交《再次提出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申请书》，被告在收到该申请书后，依法受理了原告的申请。在审核中被告发现原告提交的《再次提出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申请书》的格式不符合《海南省土地权属确定与争议处理条例》第三十七条“当事人申请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应当向有管辖权的乡镇人民政府和土地权属争议调处机构提交书面申请书和争议案件的有关权属来源证明文件等材料，并按照被申请人数提交副本。申请书应当载明以下事项：（一）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邮政编码、法定代表人姓名和职务：（二）请求的事项、事实、理由和相关证据；（三）争议土地的位置、面积和四至范围。”之规定，原告提交的第10份证据可以看出。因此，被告作出黄府决字【2016】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不予采纳。但是定安县人民法院（2016）琼9021行初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了该决定，于是本府针对原告的申请做出了黄府决字【2016】第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驳回原告确认宅基地使用权的申请。两个行政决定书针对的是两个不同的事项。不属于结果相同的行政行为。黄府决字【2016】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针对的是原告的申请书格式错误而作出的驳回决定。黄府决字【2016】第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针对的是原告实体权利的处分。第三点，原告诉状中诉称其申请的宅基地是属于河头村集体所有。根据被告的调查，原告申请的宅基地所属地块至今仍是河头村委会所辖的几个村集体的争议地，定安县人民政府的相关权力机关至今仍未确权给任何一个村集体。原告也无相关的证据证明其申请的争议地属于任何一个村集体。原告申请的宅基地不在被告依据河头村庄规划图所确定的河头村红线图范围内，因此，原告称被告认定事实错误无法律依据。第四点，原告在诉状中诉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颁布《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十七条“承办人在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过程中，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取证。被调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协助，并如实提供有关证明材料01lydyh01的规定，被告未向原告第12号证据《调查取证申请书》所列名单中的人进行取证，违背事实。《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十七条是授权性条款，该条款中明确规定了是“可以”，而不是“应当”，即被告在处理争议时对于是否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取证，被告有选择权，可以调查，也可以不调查。《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十九条“土地权属争议双方当事人对各自提出的事实和理由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及时向负责调查处理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供有关证据材料。”规定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原告主张其所提供的《调查取证申请书》所列名单中的人可以知悉相关事实，属于证据当中的证人证言，不属于原告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的证据及需要被告依职权调取或者调查的证据，所以应当由原告进行举证，如果原告无法举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被告未向原告第12号证据《调查取证申请书》所列名单中的人进行取证并无违反法律规定及违背事实。第五点，原告在诉状中诉称本府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是错误的，应该适用《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与《海南省土地权属确定与争议处理条例》。本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是上位法，《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与《海南省土地权属确定与争议处理条例》是规章条例，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综上所述，被告所作的黄府决字【2016】第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证据1、调解笔录，拟证明黄竹镇人民政府已履行了调解职责以及调解会上宅基地纠纷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调解不成功；证据2、《关于陈一某申请处理土地权属争议一事的处理决定》，拟证明黄竹镇人民政府按照法律规定要求陈一某按照法定程序申请宅基地；证据3、调解通知书，拟证明黄竹镇人民政府按照法定程序通知当事人到场调解；证据4、《关于陈一某再次提出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申请书的回复》，拟证明黄竹镇人民政府依法受理陈一某申请的事实；证据5、会议签到表，拟证明河头村委会召开了村集体村民代表会表决该宗宅基地归属；证据6、表决同意表，拟证明河头村委会按照法定程序投票，表决同意该宗宅基地归属河头村集体；证据7、公示，拟证明河头村委会将投票结果依法公开的事实；证据8、黄府决字【2016】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拟证明黄竹镇人民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并未处分当事人的实体权利；证据9、黄府决字【2016】第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拟证明黄竹镇人民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针对的事项与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针对的事项不同，不属于结果相同的行政行为。证据10、《土地登记申请书》，拟证明陈一某名下已有一块面积为103.95平方米的宅基地。证据11、《农村宅基地地籍调查表》，拟证明陈一某名下的宅基地四至范围和面积。证据12、宗地图。拟证明陈一某已取得一块面积为103.95的宅基地的使用证书。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所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
一、对原告所提交的证据1-10、12、13、15-28，经被告质证无异议，经审查，证据1现金收入凭单有黄竹镇河头村民委员会的出纳王朝良的签字和会计陈德雄加盖的私章，可以作为认定原告于2004年11月25日向黄竹镇河头村民委员会缴交宅基地款500元的事实根据，不能作为认定原告已经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的根据；证据2集体土地使用证申请书是原告单方直接向县政府提出的用地申请，未向集体经济组织书面申请并经镇政府审批，也没有被申请人的签收或处理意见，不能作为认定原告申请办理土地使用证的程序合法的事实根据；证据4-10、12、13、15-26，上述证据是本次诉讼前原、被告因涉案土地纠纷过程中的发生的行为及法院作出的判决，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中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无关，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11系规章及行政法规，不符合证据类型，本院不予认证；证据14拍摄的是案外人陈德锋所建房子的情况，与本案无关，不予确认；对证据3、27、28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
二、被告提交的12份证据，经原告质证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12的关联性有异议，经审查，对证据1、3-7、9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认定被告就涉案宅基地权属争议组织原告及案外人调解并作出处理决定，黄竹镇河头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决定涉案宅基地使用权归属并将表决结果公示等事实根据；证据2、8、10-12与本案无关，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本院采信的上述证据，本院查明如下事实：2004年间，原告向定安县黄竹镇河头村民委员会口头申请用地，并于同年11月25日向其缴纳宅基地费500元，村委会向其出具了现金收入凭单。2013年12月24日，原告向被告提出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申请，请求被告对原告与案外人陈德锋之间的土地权属争议进行处理和权属确认，并提交了现金收入凭单作为确定土地权属的依据。被告多次进行调解未果，因不作为被本院判决对原告所提上述申请做出行政行为。其后，被告于2015年8月12日作出《关于陈一某申请处理土地权属争议一事的决定》，经原告起诉、上诉，被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并责令重做。再后，被告于2016年4月12日作出黄府决字【2016】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经原告起诉，被本院判决撤销并责令重做。被告于2016年11月28日作出黄府决字【2016】第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驳回原告确认涉案宅基地使用权的申请。原告不服，于2016年12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如前述。
另查明，涉案原告陈一某与案外人陈德锋争议的宅基地四至为东至陈德军宅基地，西至人行道路，南至洪尚文宅基地，北至陈德民宅基地，面积为280平方米。定安县黄竹镇河头村民委员会为涉案宅基地使用权归属的问题于2015年5月29日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应到村民代表17名，实到村民代表11民，发出表决票11张，收回表决票11张，其中赞成涉案宅基地使用权归属原告陈一某0张，归属案外人陈德锋1张，归属定安县黄竹镇河头村民委员会10张。会议表决结果于2015年6月2日进行公示。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定安县黄竹镇人民政府作出驳回原告确认涉案宅基地使用权的申请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
一、关于涉案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是否证据确凿的问题。1、被告在其作出的黄府决字【2016】第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中认定涉案宅基地的所有权未确权给定安县黄竹镇河头村民委员会的任何一个村民小组，然而在本案诉讼中，被告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上述事实，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2、被告在其作出的黄府决字【2016】第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中认定定安县黄竹镇河头村民委员会未对涉案宅基地的处理召开过村民会议，然而在本案诉讼中，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会议签到表、表决同意表及公示等证据，上述证据的法律效力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评述，但上述证据所证明的内容却与被告认定的上述事实相互矛盾。综上，被告作出涉案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属于主要证据不足。
二、关于涉案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的问题。根据《海南省土地权属确定与争议处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和土地权属争议调处机构对受理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要求争议各方提交相关的证据，必要时，可以依照职权收集和调取相关的证据。对证据应当组织当事人进行公开听证，听取各方的陈述、辩解和意见。本案中，原告陈一某因与案外人陈德锋对涉案宅基地使用权发生争议向被告提出涉案宅基地权属确定申请。被告受理后，对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未组织陈一某及陈德锋进行公开听证，亦未听取两人的陈述、辩解和意见，迳行作出涉案行政行为，剥夺了行政相对人与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利，应认定涉案行政行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综上所述，被告作出驳回原告确认涉案宅基地使用权的申请的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定安县黄竹镇人民政府于2016年11月28日作出的黄府决字【2016】第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二、被告定安县黄竹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原告陈一某于2013年12月24日提出的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的申请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定安县黄竹镇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罗 剑
审 判 员 王 愿
人民陪审员 郑 凡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郭送梅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