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合民一终字第010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宗付，男，1964年3月15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王代德，安徽天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何宗友，安徽天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陶新余，男，1980年8月16日出生，汉族。
法定代理人：李红，女，系陶新余之妻。
委托代理人：丁宏武，安徽文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雪梅，安徽文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合肥金色货运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69573865-X。
法定代表人：刘渠，董事长。
原审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
负责人：蒋素华，总经理。
上诉人周宗付因与被上诉人陶新余、原审被告合肥金色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运公司）、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财保安徽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13）庐民一初字第016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经审理查明：2012年3月22日6时55分左右，周宗付驾驶车牌号为皖AH08**号轻型普通货车，沿合肥市环湖北路由西向东行驶至合淮路交叉路口左转弯，遇由北向南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的陶新余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致陶新余摔倒受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经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庐阳大队认定，周宗付驾驶车牌号为皖AH08**号轻型普通货车转弯未让直行车先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七）项之规定，应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陶新余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二轮普通摩托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周宗付不服该认定，于2012年6月14日向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提出复核申请，复核审查期间陶新余诉至本院，故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终止复核，并于2012年6月25日向周宗付、陶新余发出合公交终字（2012）第3401000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终止通知书。
事故发生当日，陶新余被送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零五医院住院治疗，医院诊断为：1、重型开放性颅脑损伤。1.1弥温性轴索损伤；1.2右颞顶硬膜下血肿；1.3脑肿胀；1.4前颅底骨折伴脑脊液鼻漏；1.5右侧颧弓、上颌窦、额窦、眶后壁、额骨骨折。2、闭合性胸部损伤。2.1双肺挫伤。3、软组织伤。完善相关检查后，医院给予脱水、止血、抑酸、镇静、预防感染、脑保护、营养支持、维持水电解质平衡及补液等处理，并给予呼吸机辅助呼吸，后陶新余昏迷程度加深，瞳孔散大，复查头颅CT提示颅内出血较前有所增加，脑肿胀明显，双侧侧脑室受压明显，中线结构向左偏移，环池不清，脑疝形成，脑肿胀明显，医院急诊在全麻下为陶新余行双侧额颞开颅颅内血肿清除＋去颅骨骨瓣减压＋内减压术，2012年3月24日，医院在局麻下行气管切开术，治疗上予脱水、抑酸、预防感染、脑保护、营养支持、活化脑细胞、改善微循环、维持水电解质平衡及补液等处理，并给予高压氧疗程及康复理疗。2012年7月6日，医院在局麻下为陶新余行神经干细胞移植术，并于2012年7月26日在全麻下行双侧额颞颅骨缺损修补术，2012年9月19日在全麻下行脑室-
腹腔分流术，2012年9月20日在全麻下行脑室-
腹腔分流管调整术。病程中陶新余发生癫痫3-4次，医院给予对症处理后稍稳定。陶新余住院225天后于2012年11月2日出院，出院医嘱：1、注意休息，加强康复训练，定期复查血常规及肝肾功能；2、按时服药，定期复查，每月复查一次；3、动态观察脑积水分流情况，必要时需新换分流管；4、积极功能锻炼，必要时可行干细胞种植术。截至本案庭审辩论终结前，陶新余主张的医疗费471186.49元均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零五医院正规医疗费票据印证，上述费用中周宗付垫付115000元，太平财保安徽分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项下支付10000元。另，陶新余自行购买轮椅、护理床垫、护理垫、料理机共支付4178.50元。
2012年12月19日，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应急联动中心检验鉴定办公室委托安徽全诚司法鉴定中心对陶新余的人体损伤程度、伤残等级进行鉴定。同时，陶新余的哥哥陶新春委托对陶新余的护理依赖程度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13年3月26日分别作出皖全诚司法鉴定中心（2013）临鉴字第0202-1号、皖全诚司法鉴定中心（2013）临鉴字第0202-2号、皖全诚司法鉴定中心（2013）临鉴字第0211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被鉴定人陶新余因道路交通事故致头部等处损伤，损伤程度属重伤。2、被鉴定人陶新余因道路交通事故致四肢肌力下降，伤残等级属叁（III）级。3、被鉴定人陶新余因道路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遗有中度偏重精神障碍，伤残等级属肆（IV）级。4、被鉴定人陶新余道路交通事故后存在大部分护理依赖。该案鉴定过程中，安徽全诚司法鉴定中心已于2013年1月20日委托合肥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所对陶新余有无外伤性精神、智能障碍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13年2月4日作出合精（2013）精鉴字第027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智能损害（中度偏重）。
另查明：周宗付系皖AH08**的货车的实际所有人，其将该车辆挂靠在金运公司名下从事营运活动。金运公司为该货车在太平财保安徽分公司投保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20万限额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且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
又查明：陶新余系农业家庭户，事故发生前陶新余一直在外地务工，长丰县吴山镇人民政府和长丰县吴山镇车左村民委员会共同出具证明一份，证明陶新余长期在上海市务工。证人李某等出具证明，证明陶新余自2011年3月8日至2011年12月12日期间在内蒙古包头市从事装潢工作，李某同时也到庭作证。陶新余家庭情况如下：父亲陶余良，出生于1950年7月11日；母亲殷卫侠，出生于1955年9月7日；女儿陶李如馨，出生于2010年1月20日。陶余良和殷卫侠两人共生育子女两人。陶余良、殷卫侠和陶李如馨三人均为农业户口。
再查明：太平财保安徽分公司已在交强险医疗费项下垫付陶新余医疗费10000元，并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垫付陶新余100000元。本案审理过程中，陶新余又向该院提出先予执行的申请，请求先予执行太平财保安徽分公司赔偿款100000元，该院于2013年7月24日作出（2013）庐民一初字01698-1号先予执行的民事裁定。太平财保安徽分公司于2013年7月30日履行上述义务。因周宗付对本案事故责任认定提出异议，该院自合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庐阳大队调取了涉案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照片、笔录、事故现场图，并和该大队交警制作书面笔录一份，一并在2013年10月14日庭审中出示，听取了双方当事人意见。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由于过错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周宗付驾驶车牌号为皖AH08**的轻型普通货车发生交通事故，致陶新余人身受到损害，周宗付对本次交通事故负主要责任，且事故车辆已在太平财保安徽分公司投保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故太平财保安徽分公司首先在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履行赔付义务，不足部分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赔付。超出保险范围的损失，根据本案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情况，由事故车辆驾驶人周宗付和事故车辆挂靠单位金运公司连带承担70%的赔偿责任。关于周宗付对本案事故责任认定提出的异议，经审查，涉案道路发生在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交叉路口，机动车通过该交叉路口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七）项之规定，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行人先行，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机动车让左转弯车辆先行。同时，周宗付在事故发生后在交警部门所作笔录是其单方陈述，也不足以证实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前周宗付沿合肥市环湖北路由西向东行驶至合淮路交叉路口左转弯时交通信号灯是绿灯，故周宗付对本案事故责任认定提出的异议，事实、法律依据均不足，不予采纳。
对于陶新余的各项损失赔偿数额，认定如下：1、陶新余的医疗费。截至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陶新余主张的医疗费471186.49元均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零五医院正规医疗费票据印证，故对陶新余主张医疗费471186.49元的诉请予以支持。2、生活辅助器具费。因陶新余伤情严重，达到三级和四级伤残，购买轮椅、护理床垫和护理垫是其病情需要，且陶新余医嘱需进食流质食物，购买料理机符合其生活需要，上述费用予以支持，并确认生活辅助器具费为4178.50元。3、护理费。陶新余主张按32048元／年的标准计算护理费，不超过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因医嘱未载明陶新余需2人护理，按1人护理计算。护理期可首先计算陶新余住院225天期间，确定为19756元（32048元／年÷365天×225天=19756元）。鉴定结论确定陶新余道路交通事故后存在大部分护理依赖，其后期护理费确定为496964元（32048元／年÷365天×（20年×365天-225天）×80%=496964元］。合计护理费为516720元（19756元＋496964元=516720元）。4、营养费。陶新余住院期间确需加强营养，按照每天30元的标准计算225天，营养费应为6750元（30元×225天＝6750元）。5、住院伙食补助费。陶新余住院225天，其按照每天20元的标准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符合相关规定，支持其住院伙食补助费4500元（20元×225天＝4500元）。6、交通费。陶新余提交的交通费发票与门诊病历及医疗费票据不能一一对应，结合鉴定意见、门诊病历及治疗情况，酌定交通费为2000元。7、误工费。陶新余自事故受伤至定残前一日（即自2012年3月22日至2013年3月25日计368天）期间存在误工情形，因陶新余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收入情况，按照上一年度建筑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39920元／年的标准计算，确定误工费为40248元（39920元／年÷365天×368天＝40248元）。8、伤残赔偿金。鉴定结论评定陶新余因道路交通事故致四肢肌力下降，伤残等级属叁（III）级；因道路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遗有中度偏重精神障碍，伤残等级属肆（IV）级。事故发生前，陶新余在城市工作居住已满一年，参照上一年度安徽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024元的标准计算，确定伤残赔偿金365818元（21024／年×20年×87%＝365818元）。被扶养人生活费，陶新余的父亲陶余良、母亲殷卫侠、女儿陶李如馨三人系农业户口，赔偿标准均按照上一年度安徽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5556元的标准计算，陶余良与殷卫侠的扶养期限、陶李如馨的抚养期限分别为18年、20年和15年，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故确定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02675元（5556元／年×15年＋5556元／年×87%×3年＋5556元／年×87%×2年÷2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上述费用应计入伤残赔偿金，故伤残赔偿金项下损失合计468493元。9、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事故致陶新余三级伤残和四级伤残，结合陶新余的伤情、周宗付的过错程度和受诉法院当地生活水平，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0元。10、鉴定费。陶新余实际支出鉴定费3991元，予以认定。11、财产损失费。本起交通事故致陶新余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受损，因陶新余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实际损失的情况，该院酌定为1000元。综上，陶新余的损失合计为1569067元，应由太平财保安徽分公司在其承保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赔偿111000元（其中死亡伤残项下赔偿110000元、财产损失项下赔偿1000元，医疗费项下10000元太平财保安徽分公司已赔偿，该预付赔偿款在赔偿总额中予以扣减），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的部分为1448067元，由周宗付、金运公司连带赔偿70%即1013647元，上述款项中，太平财保安徽分公司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20万元（该20万元太平财保安徽分公司已履行），剩余813647元由周宗付、金运公司连带赔偿。为避免诉累，可将周宗付垫付的115000元核减，陶新余实际获得的赔偿款为698647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其承保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陶新余111000元；二、周宗付与合肥金色货运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陶新余698647元；三、驳回陶新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84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4846元，由陶新余负担4846元，周宗付、合肥金色货运有限公司负担20000元。
周宗付上诉称：一审法院在本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划分以及在计算被上诉人护理费、误工费、伤残赔偿金数额时，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改判。理由如下：
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交强险范围之外对本案承担70%的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驾驶的机动车转弯未让直行的被上诉人驾驶的摩托车，是造成事故主要原因，应承担70%的赔偿责任。上诉人认为，该项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机动车通过有信号灯控制的路口时，应当按照信号灯的指示通行。结合本案两机动车的通行方向，以及事故认定书适用的法条、上诉人的询问笔录、陈齐的证言等，均可以证明，上诉人驾车经过事发路口时是绿灯放行状态，而被上诉人所在道路是红灯禁行状态，因此，并不存在转弯让直行的情况。2、一审法院同时认为，上诉人因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七）项“在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交叉路口，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行人先行……”的规定，是发生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上诉人认为，适用该法条处理本次交通事故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该条规定是针对“十”字路口在同一条道路通行的车辆而设的规定，因丁字路口无相对方向来车，不存在左转弯让直行状态，无适用本法条的余地。另外，适用这一法条认定事故成因的前提条件是，上诉人一方一定是处于绿灯放行状态，如果是红灯，则上诉人一方禁行，不可能出现转弯让直行的情况。其次，该条规定与本案事故发路口情况不符，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只要是本车辆所在道路为绿灯放行状态，其就有权优先通行。而此时其他相交道路内的直行车辆应当禁止通行。本次事故中，当上诉人驾车通过该路口时，正好遇环湖北路为绿灯通行信号，其享有正常的通行权利，而此时，合淮路方向应当是红灯，处于合淮路上的直行车辆即被上诉人是禁止通行的。因此，一审法院适用该条认定事故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3、被上诉人无牌无证驾驶机动车，并违反道路通行规定行驶，是导致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理应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第一，被上诉人无机动车驾驶资格驾驶无牌号摩托车，主观上具有过错，应当承担主要事故责任。依据《安徽省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确定规则》（皖公通（2007）105号）第三条第（三）项、第六条第（四）项的规定，被上诉人无牌无证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在交通事故违法行为中属于隐患类行为，本次事故本可避免，但恰恰因被上诉人不具有安全行车的能力而未能避免，被上诉人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第二，上诉人驾驶摩托车严重违反机动车通行规定，是造成本次事故伤害的主要原因。一是被上诉人严重违反摩托车在右侧车道行驶的通行规则。本次事故的事发路段为双向四车道路况，摩托车应当在最右侧车道行驶。然而，从事故现场照片可见，被上诉人所驾摩托车却违反规定行驶在左侧车道。严重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摩托车应当在最右侧车道行驶。……”的规定。如果被上诉人当时按照上述通行规则行驶在右侧车道内，则本次事故完全可以避免。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这一违法行为直接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理应承担主要责任。二是被上诉人未按交通信号指示灯通行，且车速较快。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五）项明确规定“遇停止信号时，依次停在停止线以外。没有停止线的，停在路口以外”，然而，被上诉人却无视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在事发路口遇有红灯禁止通行时，仍欲高速通过，结果与绿灯放行的上诉人所驾车辆相撞（本次事故两车相撞地点位于人行横道内侧）。上诉人认为，本次事故的发生与被上诉人闯红灯的行为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主要责任理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三是被上诉人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然而，被上诉人事发当时并未按规定佩戴头盔。而被上诉入主要伤害部位为头部，该伤害的发生与其未佩戴头盔也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扩大了损害后果，其主要责任理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综上，上诉人认为，本次事故中，被上诉人在主观上和客观上均存在严重过错，且其过错行为是发生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考虑到被上诉人受伤害较为严重的实际情况，上诉人认为，本案双方按同等责任承担损失较为公平、合理。
二、本案部分赔偿项目的计算标准过高，且无事实依据。第一，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标准过高。被上诉人一审所举村委会证明和李某的证言等均不能作为认定被上诉人从事建筑业劳动及其收入情况的法定证据，同时，本案也无其他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在城镇居住、务工满一年以上，且被上诉人受伤前并未脱离农业生产。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误工损失应当按照安徽省上一年度农林牧渔业平均工资计算，其残疾赔偿金应当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标准进行计算；第二，护理费计算标准过高，且应当分期支付。首先，关于护理费计算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21第二款规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根据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无论是住院期间，还是在家养伤期间，其护理工作主要由妻子李红承担，而李红为农业从业人员，其收入主要是农业生产收入。因此，上诉人认为，本案护理费应当按照农林牧渔业平均工资为标准进行计算。其次，关于护理期限和护理费的支付方式。上述司法解释同条第三款规定：“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上诉人认为，本案被上诉人尚在进一步治疗和康复之中，其身体状况正在逐步恢复，若干年后，是否仍需护理、护理依赖程度有无变化尚无定论。如果按最长期限二十年一次性计算并支付护理费，则对上诉人来说有失公允。况且，被上诉人一审过程中也并未举证证明其需要护理的期限。结合实际，上诉人认为，本案护理费以两年为一期分期支付较为客观。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的内容，改判周宗付与合肥金色货运有限公司连带赔偿陶新余205347.5元；并改判周宗付与合肥金色货运有限公司在上述赔偿款范围内每两年支付一次被上诉人护理费18390.65元；并判决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陶新余二审辩称：一、一审法院向合肥市交警部门调取了事故的相关材料，查明了该事故发生在无交通信号灯的路口，事发在道路中心线右侧，上诉人车辆右侧与被上诉人摩托车右侧碰撞，因此可以得知是上诉人的过错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上诉人称被上诉人违反信号灯导致交通事故，没有证据支持。上诉人违反交通规则，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二、一审判决关于误工费的认定正确，事故发生前，被上诉人一直在外地务工，有镇政府和村委会共同出具的证明和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可以证实被上诉人长期从事装潢工作。三、关于护理费的认定，被上诉人的妻子虽然是农业户口，但其有劳动收入，目前从事护理工作，一审按照护理人员工资标准计算护理费正确。一审判决关于护理期限和护理费支付方式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金运公司二审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太平财保安徽分公司二审未作答辩。
原判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一、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照片、笔录、事故现场图以及调查笔录一份，可以确认事故发生的路口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七）项的规定，转弯的机动车应让直行的车辆、行人先行。周宗付在通过该路口时，未能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避让直行的陶新余，应对本起交通事故造成陶新余的人身财产损失承担责任，考虑到陶新余系无证驾驶无号牌摩托车，对本起事故的发生亦存在过错，故一审判决认定周宗付承担70%的主要责任并无不当。周宗付上诉称陶新余在通过交通事故发生路口时存在闯红灯的情形，仅有其单方的询问笔录证明，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二、陶新余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的认定。陶新余一审期间提供的长丰县吴山镇人民政府、吴山镇车左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以及证人证言等，可以认定陶新余长期在外从事房屋装潢工作，一审判决据此按照上一年度建筑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计算其误工费，并按照城镇人口标准计算其残疾赔偿金并无不当。三、陶新余护理费的认定以及护理费的支付方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本案中，陶新余的护理人员为其妻子，陶新余未能提供其护理人员的收入证明，故一审判决参照本省上一年度服务行业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其护理费，并无不当。根据陶新余的伤残等级鉴定，陶新余因道路交通事故致四肢肌力下降，构成叁级伤残，并因道路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遗有中度偏重精神障碍，伤残等级属肆级。结合其年龄，其定残后的护理期限应为二十年。周宗付上诉称陶新余尚在进一步治疗和康复之中，其身体状况正在逐步恢复，定残后的护理费应以两年为一期分期支付，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陶新余的年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能性，一审判决周宗付一次性支付定残后的护理费用并无不当。对周宗付要求分段支付护理费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周宗付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700元，由上诉人周宗付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烜
审 判 员 张 虹
代理审判员 程 镜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刘付兴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