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铜中民二终字第001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根来,男,1969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山区，
委托代理人：冯玮，安徽铜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大道,组织机构代码61043625-8。
法定代表人：袁菊兴，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先龙，该公司财务总监。
委托代理人：王庆川，安徽润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根来因与被上诉人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纳达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山区人民法院(2015)铜官民二初字第006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5年9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何根来的委托代理人冯玮、被上诉人安纳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庆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安纳达公司一审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何根来配合原告卖出其持有的限制性股票10万股，卖出价款归原告所有；2、被告2011年限制性股票分获红利9000元归原告所有；3、被告承担股票最终依法卖出时股价低于起诉前一个月收盘平均价给原告造成的损失(2015年4月8日至2015年5月7日收盘平均价为每股14.94元)。
原审被告何根来一审答辩称：1.《限制性股票激励协议书》及《协议书》中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的约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的强制性规定，属无效条款；2.原告以其实际行为变更了《限制性股票激励协议书》及《协议书》中涉及限制性股票回购的条款；3.本案应当从2008年10月21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原告起诉已超出诉讼时效期间。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7月31日，原告（甲方）与包括被告在内的共50名员工（乙方）签订《限制性股票激励协议书》，将从银控公司回购的179万股股份无偿奖励给包括被告在内的50名员工，每人获得的股份从1.5万股到15.44万股不等，其中被告获得股份为2.5万股。该协议书同时约定以下有关事项：1.乙方自获得限制性股票之日至安纳达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满1年期间，为限制性股票禁售期，禁售期内乙方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将被锁定，不得转让；2.乙方任一成员自取得限制性股票之日起三年内，因辞职而终止与甲方的劳动关系时，安纳达公司有权无偿收回该成员持有的奖励限制性股票及以该成员成本价回购其所持购买的限制性股票并予以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协议书》签订后，被告除获得原告无偿奖励的股票2.5万股外，被告又获准购买限制性股票2.5万股，共计持有股票为5万股。2007年5月30日，原告公司股票在深交所上市。2008年5月23日，上述包括被告在内的50名原告员工向原告出具《关于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函》，承诺：1.自安纳达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首次发行前所持有的安纳达股票，也不由安纳达收购该部分股份；2.上述禁售期满后五年内，每年申请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持有安纳达股份总数的20%。2008年9月16日，被告向原告提交《辞职信》，要求从原告处辞职。2008年10月20日，原告向被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解除了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2009年6月25日，原被告签订《协议书》一份，就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后上述被告所持的5万股限制性股票处理问题进行了如下相关约定：1.原告回购被告所持限制性股票5万股；2.被告同意将持有的2.5万股奖励限制性股票无偿转让给原告，将持有的2.5万股购买限制性股票以每股1.12元的价格回售给原告，原告于协议签订10日内，将回购款28000元一次性支付给被告；3.原告按照《公司法》相关规定处置回购股份，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至被告持有的限制性股票转让完毕期间，原告代为管理被告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包括代为管理期间的红股和转增的股份），并享有如下选择权：既可依约回购被告持有的限制性股票，也可在该股票限售期满后将之卖出，所得价款全部归原告享有，届时被告无条件配合原告办理相关提款手续。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于2009年9月11日将转让前的股息8656.96元支付被告，又于2009年10月22日将退股本金28000元支付给被告。2011年9月2日，经原告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转增后，被告持有原告股份共计10万股。2012年4月10日，原告公司股东大会通过201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即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扣税后，被告分得红利为9000元整，并于2012年4月26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直接划入被告资金账户。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所签订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协议书》以及《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已依约将退股款及退股前红利支付给被告，被告现不依照约定卖出其所持股票并向原告交付2011年限制性股票分获红利以及出售股票价款的行为构成违约，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但本案讼争股票最终依法出售时股价无法确定，原告由此造成的损失是否实际发生以及损失的数额均亦无法确定，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股票最终依法卖出时股价低于起诉前一个月收盘平均价给原告造成的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在庭审答辩中所称相关法条未明确规定违反将直接导致合同无效。该部分法律条款均为管理性规范，旨在对违反规定的交易行为进行管理和处罚，但并不否定相关行为在民事法律上的效力。而且，被告无偿获得2.5万股限制性股票及被允许购买2.5万股限制性股票，是以其具有原告公司员工身份为前提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协议书》明确约定被告一旦丧失员工身份，即应将其所持股票由原告无偿收回或购回予以注销。现原告要求按照双方《协议书》约定由被告将其所持股票卖出，并由原告获得相应价款，该约定与被告答辩中所称相关法条并无冲突。2011年9月，经原告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以资本公积金向向全体股东转增股份，该决议系原告依法进行的公司经营决策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原被告双方在《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原告代为管理被告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包括代为管理期间的红股和转增股份，不能认定为对《限制性股票激励协议书》及《协议书》进行了变更。原被告双方在《协议书》中并未明确约定被告卖出所持股票的履行期限，而且，原告公司股票于2007年5月30日上市，被告出具的《关于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函》载明本案限制性股票禁售期为自安纳达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且禁售期满后五年内，每年申请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持有安纳达股份总数的20%。故本案被告所持限制性股票可全部出售的期限为2015年5月30日，现原告于2015年5月8日起诉，未超出诉讼时效。综上，对被告的相关辩解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何根来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将其持有的原告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10万股股票售出，并将出售所得价款支付给原告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二、被告何根来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将2011年限制性股票分获红利9000元支付给原告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三、驳回原告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163元（已减半），由被告何根来负担。
上诉人何根来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定限制性股票的获得是上诉人具有被上诉人员工身份为前提，一旦丧失员工身份，即应将其所持股票由原告无偿收回或购回予以注销，事实上该约定是有附加条件的，协议还有“其所持限制性股票不受影响”的规定，有许多与上诉人一样持有限制性股票的高管离职时并没有被要求回购。2、被上诉人以其实际行为表明对《限制性股票激励协议书》及2009年6月25日《协议书》中涉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条款进行了实质性变更。被上诉人在其对外公布的《关于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函》及诸多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中多次强调，包括上诉人在内的股东承诺自愿将其股份进一步延长，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首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被上诉人明确对外表明上诉人仍然拥有该公司股份，包括之后的转增股份及分红都表明被上诉人纠正了之前要求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违法行为。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协议书》及2009年6月25日《协议书》中涉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条款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均属无效条款。4、被上诉人的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根据双方《限制性股权激励协议书》的约定，原告主张权利的时间是劳动关系终止时，即自2008年10月20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时起算，即使按照公告中36个月禁售期满(2010年5月30日)也远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安纳达公司二审答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所谓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是断章取义，“其所持限制性股票不受影响”是针对“职务变动”而言，不属本案情形。2、所谓上诉人以其行为表明对《限制性股票激励协议书》和《协议书》中有关股票回购条款的实质性变更是不成立的。《关于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书》只是对禁售期和限售期的延长，与上述两份协议并无冲突之处，也没有对其进行变更，3、一审适用法律正确，并无错误。《协议书》第六条第一款约定，既可依约回购乙方持有的安纳达公司限制性股票，也可在等该股票限售期满后将之卖出，该条并没有违反《证券法》第三十八条，也不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本案不属禁止公司收购股份的情形。4、本案诉讼没有过诉讼时效。本案限制性股票的全部出售期限为2015年5月30日，被上诉人2015年5月8日起诉未超出诉讼时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举证质证意见同于一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同于一审。
综合双方一、二审过程中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限制性股票激励协议书》和《协议书》是否有效，安纳达公司能否据此要求何根来售出股票并交付售股款；2、安纳达公司一审诉讼请求是否超出诉讼时效期间。
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2006年7月31日，上诉人何根来与被上诉人安纳达公司签订《限制性股票激励协议书》，约定上诉人自取得限制性股票之日起三年内，因辞职而终止与安纳达公司劳动关系时，安纳达公司有权无偿收回上诉人持有的奖励限制性股票及以成本价回购其持有的购买限制性股票。据此，上诉人何根来向被上诉人安纳达公司提出辞职后，双方又于2009年6月25日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由安纳达公司回购何根来持有的限制性股票50000股，且自协议签订之日至何根来持有的限制性股票转让完毕期间，由安纳达公司代为管理该股票并享有或依约回购或限售期满卖出股票的选择权。上述协议签订后，安纳达公司即向何根来支付了相应的回购款，履行了合同义务，何根来却不同意按照安纳达公司的要求将其名下的股票售出并交付售股款，显已构成违约。上述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安纳达公司要求何根来按约售出股票并交付售股款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上诉人何根来辩称《限制性股票激励协议书》和2009年6月25日《协议书》中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条款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三十八条关于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内不得买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关于股份有限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的规定，均属管理性规范，违反上述规定的合同，并非当然无效；其次，安纳达公司虽然在不符合公司法回购条件的情形下与何根来签订具有回购性质的协议，但安纳达公司在协议签订后，没有改变该限制性股票的持股现状，且最终选择要求何根来售出股票并交付售股款，故安纳达公司公司法意义上的回购行为尚未实际发生，不构成对证券市场交易秩序的破坏；再次，何根来持有的该部分股票系安纳达公司员工持股激励机制的产物，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性，在何根来丧失员工身份的情形下，依约由安纳达公司回购股份或取得售股款，符合社会公平正义原则，故也不宜认定上述协议无效。《协议书》第六条明确约定在股票限售期满后将之卖出，本案何根来持有的限售股限售期满之日为2015年5月30日，故安纳达公司一审诉讼请求未超出诉讼时效期间。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何根来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327元，由上诉人何根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迟 友 林
代理审判员 陈 锦 松
代理审判员 柳 乐 安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日
书 记 员 陶志(代)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