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2民终99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山东华龙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
法定代表人：丁宏利，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荆百礼。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平刚，山东阳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上海竹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
法定代表人：张羽，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梅荣生，上海市尚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浙江洁丽雅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
上诉人山东华龙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竹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竹丽公司”)、原审被告浙江洁丽雅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洁丽雅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8民初90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龙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6)沪0118民初9047号民事判决；2、判决支持华龙公司原审诉讼请求并驳回竹丽公司的原审反诉请求。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2014年10月13日双方对账确认的欠款数额人民币220,594.71元(以下币种同)，为基于华龙公司全部发货数额而形成，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双方当时的对账，仅是针对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供货部分进行核对。经对账，截至2014年9月30日，华龙公司向竹丽公司已开具的发票数额为16,905,891.39元，竹丽公司付款的数额为16,685,296.68元，两项折抵后(16,905,891.39元-16,685,296.68元)，竹丽公司尚欠220,594.71元未支付，该欠付货款金额并不包括当时双方已发货但尚未开具发票的货款部分。二、一审判决认定，竹丽公司在对账后向华龙公司支付款项110,7873.51元作为其预付的货款金额，以及认定竹丽公司在对账后应付款项为对账确认结欠金额加上对账后发生的业务金额，与事实严重不符。如上所述，双方对账时，仅仅是对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供货部分进行了核对，且付款与已开具发票额基本相当。此后，在竹丽公司多次催要发票的情况下，华龙公司又陆续向竹丽公司开具发票金额计1,144,743.84元，其中，2014年10月至12月份开具688,410元，竹丽公司对应付款为407,873.51元；2015年全年开具发票金额计431,900元，竹丽公司对应付款为650,000元；截至2016年8月，华龙公司又开具发票金额计24,433.84元，竹丽公司对应付款为50,000元，故竹丽公司尚欠华龙公司已开具发票部分的货款金额为257,465元。以上开具发票及付款事实过程完全能够证明，竹丽公司对账后支付的1,107,873.51元仍是对已收货部分货款的支付，而不是其辩称的为预付货款。况且，在华龙公司之前向竹丽公司索要货款的过程中，竹丽公司从未提到过预付货款的问题，只是要求华龙公司先行开具付款发票。在竹丽公司给华龙公司的《关于账务处理的意见》中还声称华龙公司给予其“100万元以内的账期”；“我公司共销售你公司竹系列纱线700多吨”，双方对账前已开具发票所对应的货品吨位数约为648.9911吨，加上此后开具发票所对应的货品吨位数约52.8386吨，再连同尚未开具发票的货品吨位数约22.5033吨，合计约为724.333吨(加上竹丽公司提供的竹纤维原料30.73145吨，则为755.06445吨)，与竹丽公司前述意见中所称的700多吨相互吻合。除外，竹丽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羽在案涉两次电话录音均承认欠华龙公司70多万元，预付货款的陈述明显与上述证据相矛盾。但一审判决竟然不予采信上述证据，认定竹丽公司关于预付货款的陈述理由，并进而认定“竹丽公司对账后应付款即对账确认结欠金额加上对账后发生的业务金额”，从而导致出现了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三、自华龙公司与竹丽公司发生买卖业务以来，华龙公司已累计向竹丽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计18,050,635.20元，并由竹丽公司全部用于向税务机关申报了进项税额的抵扣。根据我国《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第十一条、十二条的规定，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可以汇总开具且应与实际交易相符，否则将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且第十三条及第十四条又规定，开具专用发票后如发生销货退回或发票有误等情形，则应将专用发票退回作废或者向主管税务机关填报《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申请单》。但本案的事实是，竹丽公司针对本案其辩称的理由，既未对应将发票退回，也未向主管税务机关填报《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申请单》，故足以认定竹丽公司已经确认收到了与发票等额的货物，但一审判决却未对上述事实作出的合理认定。四、一审判决对案外人日照丽晶羊绒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晶公司”)代华龙公司发送4吨竹纤维纱的事实未予确认，构成认定事实错误。丽晶公司作为发货人，已经出具证明并提供了物流公司的发货证据证实于2015年6月13日发货的事实，并有收货人夏永生的明确联系方式及送货地址，且夏永生在书面提供的证据中也确认了该收货事实。但一审判决却以“孤证”为由不予采信，显然存在认定事实错误。五、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的规定，对无疑点的视听资料，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华龙公司提供了竹丽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羽的两次录音，张羽也对此予以确认。在录音中，张羽承认欠款70多万元的事实，与华龙公司提供的《财务处理意见》、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其它证据完全可以相互印证，但一审判决虽然确认了录音的证据效力，但却没有适用上述第七十条的规定，而适用了有关第二条的规定，认为华龙公司没有完成举证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六、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争议不大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但第一百六十三条又规定，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应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本案本来争议不大，但由于竹丽公司的虚假陈述导致案件事实出现较大争议，依法应当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况且，一审法院在三个月内的简易程序审限内也未实际审结本案。综上，请求支持华龙公司的上诉请求。
竹丽公司辩称，2014年10月13日，双方在对华龙公司全部发货数额以及竹丽公司的全部付款进行对账后，确认竹丽公司的欠付货款数额220,594.71元。之后，竹丽公司为取得更优惠的拿货价格而多次向华龙公司转款作为预存货款，累计支付金额为1,107,873.51元。但事实上，双方之后并未再发生业务往来。据此，在扣除双方对账确认的欠款金额后，华龙公司应将已收取竹丽公司预付货款的剩余部分返还竹丽公司。至于华龙公司辩称的双方2014年10月13日的对账，系针对双方已开票的供货部分；对应确认的220,594.71元欠付货款金额，并未包括双方间已供货但还未开具发票部分货款金额的理由，华龙公司没有证据可加以证明，应不予采信。综上，华龙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本案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所作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华龙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竹丽公司支付货款765,046.44元；2、判令竹丽公司偿付逾期付款利息9万元；3、洁丽雅公司对竹丽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审理中，华龙公司变更其第一、二项诉请为：判令竹丽公司支付货款755,990.28元，判令竹丽公司偿付逾期付款利息(以755,990.28元为本金，自2015年2月1日起计算至2016年8月30日止，按年利率8%计算)。
竹丽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的反诉请求：判令华龙公司返还预付款887,278.8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华龙公司与竹丽公司之间素有竹纤维纱的买卖业务往来。由竹丽公司向华龙公司采购竹纤维棉纱。双方交易惯例为竹丽公司通过传真打印的送货单向华龙公司确定购货品种、数量、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并明确交付地点为浙江省诸暨市迎宾路XXX号。华龙公司收到传真的竹丽公司抬头送货单后，安排发货并将送货单随货交承运人，经由指定签收人夏永生签收后承运人再将送货单带回交还给华龙公司，华龙公司再以该签收后的送货单与竹丽公司结算实际发生的业务量。业务开展之初双方实行一单一付，打款发货，现时结清。之后，华龙公司的开票及竹丽公司的付款均不与实际业务相对应。2014年10月13日，华龙公司与竹丽公司就往来款项进行对账。竹丽公司在往来款项对账单(回联)上加盖财务专用章，并填写相应金额与日期，具体内容为：华龙公司，你单位寄来的往来款项对账单已收到，经核对截止2014年9月30日我公司欠你单位货款220,594.71元，与你单位对账单所列金额220,594.71元相符。对账后，竹丽公司陆续以银行划汇或承兑等方式向华龙公司支付款项，具体如下：2014年10月8日支付15万元、11月4日支付10万元、12月12日支付57,873.51元、12月22日支付10万元；2015年1月6日、1月28日、1月30日、5月27日各支付10万元、5月29日支付5万元、6月12日支付10万元、11月30日支付10万元；2016年1月28日支付5万元。以上付款合计为1,107,873.51元。2014年10月至2015年5月期间，夏永生作为兰家纺公司仓库收发员，共签收了抬头为竹丽公司的送货单五份，并就签收数量分别进行了备注：2014年10月6日确认“实收棉纱叁仟公斤整”；10月11日确认“实收棉纱120件，合计叁仟公斤整”；12月6日确认“实收棉纱280件，合计柒仟公斤整”；2015年2月3日确认“实收棉纱120件，合计叁仟公斤整”；2015年5月28日确认“实收棉纱160件，合计肆仟公斤整”。上述签收竹纤维合计20吨。2016年6月8日，竹丽公司向华龙公司出具《关于账务处理的意见》一份，称两公司自2010年至2015年合作生产、销售竹纤维系列线纱业务，价格按华龙公司统一价格执行，年底给予平均每吨500元的返点；在华龙公司提出对账问题时，竹丽公司要求先支付35万元返点、承担业务损失并要求返还牦牛绒项目的原料。后因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华龙公司遂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2016年12月23日，山东华龙纺织有限公司更名为山东华龙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华龙公司与竹丽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华龙公司主张竹丽公司结欠货款金额755,990.28元，包括2014年9月30日对账确认的220,594.71元及对账后发生业务产生的569,600元货款，合计790,194.71元，因财务记账每吨价格略有差异，故诉请金额为财务账册反映的竹丽公司结欠金额。此后，华龙公司又表示，诉请金额的构成为华龙公司累计开票金额18,050,635.20元，减去竹丽公司实际付款17,793,170.19元，则已开票部分结欠货款257,465.01元；另有对账后发生业务尚未开票金额为498,525.27元；两项合计即本案诉请金额755,990.28元。竹丽公司抗辩，双方在2014年9月30日就全部已发生业务进行对账，竹丽公司在对账后已支付了全部所欠款项，华龙公司提供的双方对账后的送货单均系伪造，双方间除牦牛绒项目外未再发生其他业务。鉴于竹丽公司预付货款的金额远超双方此前对账确认的欠款金额，故华龙公司依法有权要求竹丽公司返还剩余款项。根据查明的事实，华龙公司所开发票与实际业务并不具有对应性，且华龙公司对其所主张的对账时未开票的货款金额及对账后开票所具体对应的送货情况均无法明确，故对于华龙公司根据目前开票金额计算竹丽公司未付货款金额的主张不予采纳。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竹丽公司应付款金额为双方对账时确认的结欠金额，以及再加上双方对账后又发生的业务金额。
关于双方争议的对账后有无实际发生业务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华龙公司提供的对账后发生的送货单，虽然在形式上与对账前送货单存在差异，但首先，其以案外人潍坊诺亚纺织有限公司的证明解释了送货单的形成及发货情况；其次，对账前后的送货单均由指定签收人夏永生进行签收，且夏永生本人确认其已代表浙江洁丽雅兰家纺织有限公司收到对应竹丽公司的供货；再者，该交易模式符合双方之前的交易惯例；故在华龙公司持签收后的送货单原件主张业务实际发生，而竹丽公司未能提供诸如其与浙江洁丽雅兰家纺织有限公司之间的结算依据以及夏永生签收证明系伪造等反驳证据的情况下，认定业务实际发生的盖然性高于竹丽公司否认送货事实的可信性。因此，针对华龙公司主张的在双方对账后又发生对应送货单载明的20吨32S/2竹纤维棉纱买卖业务的事实，可予以认定。至于华龙公司主张由丽晶公司履行发货义务的货款金额部分，因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夏永生亦未确认收货，则不予采信。关于发生业务的单价问题，双方均未提供书面约定，鉴于竹丽公司在其自行出具的《关于账务处理的意见》中确认，竹纤维纱价格均按华龙公司统一价格。据此，可根据华龙公司同时期开票单价予以酌情认定。除2015年5月28日供货单价为22,600元外，其余供货单价均为22,100元，合计供货金额为444,000元。竹丽公司主张其先预付较大金额款项，在实际业务发生后再从中抵扣相应货款，以取得更优惠的交易价格。就竹丽公司在对账后仍不断付款的事实，华龙公司予以确认。因华龙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对账后还有其他业务往来，故对于竹丽公司在对账后支付的1,107,873.51元，一审法院在扣减双方对账确认的结欠金额220,594.71元及对账后又履行的444,000元供货金额后，认定华龙公司还应返还443,278.80元。关于洁丽雅公司，因其非本案买卖合同关系当事人，华龙公司要求其承担共同付款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洁丽雅公司经一审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自己的抗辩权利。
综上，一审判决：一、驳回华龙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华龙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竹丽公司货款443,278.80元。本按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2,350.40元，减半收取计6,175.20元，由华龙公司负担；一审反诉受理费6,336.40元，由竹丽公司负担3,165.60元，华龙公司负担3,170.80元。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在本院审理中，华龙公司针对其主张的双方2014年10月13日的对账，仅系针对已开票的供货部分；对应确认的220,594.71元欠付货款金额，并未包括当时双方间已供货但还未开具发票的货款金额的理由。华龙公司提供了竹丽公司于2014年10月17日向华龙公司财务提交的书函一份，内容为：“我公司多次催要发票，但你司一直不予开票。(现客户要求必须发票到后供应部门才递交财务安排办款且由于资金普遍紧张，答应半月付款基本也要一个月，无票根本无法收款)，此情况已严重影响我公司收款及业务开展。请慎重考虑。祝工作愉快。上海竹丽纺织”，用于证明：在双方对账后，竹丽公司还在向华龙公司催要开具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而印证双方2014年10月13日的对账，只是针对双方已开票的供货部分，双方间还存在着已供货但还未开具发票的买卖交易事实。
竹丽公司认可该函件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华龙公司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竹丽公司表示，该函件反映竹丽公司向华龙公司催要发票的内容，实际是基于竹丽公司向华龙公司商请购买增殖税专用发票而用于抵扣税款的事实，之前竹丽公司也曾向华龙公司商请购买过增殖税专用发票。为此，本院要求竹丽公司就此进行举证，但竹丽公司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明依据，故本院对于竹丽公司所持辩称意见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的关键问题在于对双方2014年10月13日对账一节事实的认定。华龙公司主张双方该次对账仅是针对当时已开票的货款部分，并未涉及已供货未开票的货款部分，故当时对账所确认的220,594.71元欠款金额并非为竹丽公司截止该对账日的全部欠款金额。原审中，华龙公司针对其上述主张的理由，提供了竹丽公司于2014年10月17日向华龙公司出具的一份书面函件，用于证明在对账后不久竹丽公司即要求华龙公司履行对应的开票义务，从而印证双方对账时确实存在未开票的供货事实。虽然，竹丽公司对于华龙公司主张的理由表示不予认可，并解释该份函件是基于该公司向华龙公司商请购买增殖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的原因所出具。但从该份书面函件的文意内容，显然难以得出竹丽公司所陈述的意见，且竹丽公司对此也未能进行举证证明。故就该份证据的证明效力而言，本院采信华龙公司的主张。
根据华龙公司已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反映，本案华龙公司向竹丽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截至期限为2016年2月。因竹丽公司否认华龙公司在双方对账后存在继续供货的事实，故华龙公司在双方对账后所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应是针对双方对账以前的交易供货事实。也就是说，在双方对账时，确实存在如华龙公司主张的已供货但还未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情况，同前述本院对竹丽公司于2014年10月17日出具的一份书面函件所作出的认证意见。
对于华龙公司主张的在双方对账后履行的498,525.27元供货金额，原审经审理后最终认定该部分供货金额为444,000元，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认同。在双方对账后，竹丽公司共计支付价款金额为1,107,873.51元。据此，如华龙公司辩称的双方当时对账仅是针对已开票的货款部分的理由不成立，截止至双方对账日，竹丽公司的全部欠款金额应为220,594.71元；加上经原审认定的华龙公司在双方对账后履行的444,000元供货金额，合计欠付的货款金额为664,594.71元，与竹丽公司在此期间支付的1,107,873.51元价款金额存在较大的差额。即便按华龙公司主张的498,525.27元供货金额计算，竹丽公司也存在超额支付货款近39万余元的事实，明显有违常理。再则，在双方此前的交易中，也并不存在竹丽公司预付货款以及因此而获得华龙公司折价销售的事实。更何况，竹丽公司对于其为何预付本案所涉金额的货款且还带有角分的尾数，以及具体能获得的折价销售数与预付货款数额之间的联系均无法作出相应合理的说明。故本案竹丽公司主张的存在预付货款的辩称理由不能成立。
基于上述事实，本院有理由采信华龙公司的主张，即在双方对账时，确实存在华龙公司已供货但还未对应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部分交易事实；双方2014年10月13日的对账仅是针对当时已开票的货款部分，并未涉及已供货未开票的货款部分。鉴于在华龙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前，竹丽公司从未就华龙公司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项下的送货事实提出异议，且所开发票也全部由竹丽公司用于向税务机关申报了进项税额的抵扣，期间竹丽公司也在继续履行其货款的支付义务，故由此可以认定华龙公司已履行了其所开具增值税发票项下的全部送货义务。
综上，对于竹丽公司欠付货款金额的认定，应以华龙公司累计开票金额(18,050,635.20元)减去竹丽公司实际付款金额(17,793,170.19元)后所得差额(257,465.01元)，再加上在双方对账后产生的未开票供货金额444,000元，总计金额为701,465.01元。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至于华龙公司主张的由丽晶公司履行发货义务的货款金额的结算问题，本院认同原审的判决意见，在本案中不予采信和处理。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8民初9047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上海竹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山东华龙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701,465.01元；
三、驳回上诉人山东华龙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其余原审诉讼请求。
四、驳回被上诉人上海竹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原审反诉请求。
本案一审减半收取的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175.20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336.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686.80元，均由被上诉人上海竹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法官助理黄宇宏
审 判 长 高增军
审 判 员 王益平
代理审判员 丁海宁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黄宇宏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