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15民终5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义千，男，1972年4月16日出生，汉族，建筑业务工人员，住江苏省涟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毅，北京市天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菅磊，北京市天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汉虎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115号B座105室。
法定代表人：季卫华，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一，北京市摩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义千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汉虎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虎劳务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7）鲁1502民初56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义千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人工费759203.01元;以该数额为基数，自2015年10月1日起至实际偿付日止按照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损失；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事实调查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并依法改判。一、上诉人主张人工费759203.01元的依据是实际施工的工程量，双方应当按照工程量进行结算。(一)2014年8月25日王义千与汉虎劳务公司签订协议，双方签订了工程款的结算方式，2015年6月27日王义千委托曾行勇派入现场，负责向工人结算工资，之后曾行勇所从事的所有项目均是一种受托行为，王义千根据双方签字认可的工程量，结合双方签订的合同主张相关费用合理合法，一审法院存在两个事实认定错误。1.2015年7月1日有曾行勇签字的工程结算单，系曾行勇在2016年领取最后一笔工程款时补签，该签字为无权签字，2015年9月16日王义千曾向曾行勇、王加刚及汉虎劳务公司发送短信、邮件，明确表示曾行勇无权代王义千签订任何结算协议，2016年、2017年在王义千和曾行勇的通话录音中曾行勇明确表示该签字为2016年领取最后一笔工程款时根据汉虎劳务公司要求进行的补签，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7月1日的结算单合法有效是错误的。2.上诉人施工的工程量既包括停工前的工程量，也包括继续施工的工程量，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7月之后的工程是由汉虎劳务公司与曾行勇、杜瑞亮、戚保军分别签订与王义千无关系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在庭审中明确表明，2015年6月2日，被上诉人为了以工人停工为条件向总发包方索要工程款，要求上诉人予以配合，暂停施工。此举造成上诉人工人不再继续施工，为此，上诉人委托曾行勇与被上诉人就工程量进行核对，并与工人进行工资结算和发放。解决该问题后，2015年7月9日，被上诉人要求继续施工，上诉人委托曾行勇签订了施工班组协议书，并履行了该协议。2017年8月6日曾行勇出具说明，证明其签订协议时明确表示是代王义千签订，所涉工程的全部权利义务由王义千承担，2015年7月至2017年6月曾行勇、王加刚、王义千的通话短信可以证明曾行勇、王加刚的行为是接受王义千的委托。从工程实际履行情况来看，2016年8月6日曾行勇根据委托人王义千的要求，将相关财务账本、财务资料向王义千做了汇报，2016年9月12日王加刚根据王义千的要求对现场的财务资料进行统计，向王义千做了汇报，在曾行勇的汇报资料中曾将部分领取款项转账给了王义千。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后续合同的履行，王义千本人实际承担了后续工程款的相关垫付事宜，2016年9月26日曾行勇曾向王义千出具2015年7月至9月工程款的实际花费，该笔费用为王义千支付给曾行勇之后，曾行勇根据工程的实际需要进行的花费，在涉案工程后续处理过程中，王义千与施工班组之间签订了相关的结算协议，在该协议中明确体现的有王义千、曾行勇、王加刚，工程范围为2016年7月之后的工程量，所涉施工班组有杜瑞亮、王保成、王秉能、郑克铅、洪永富、刘景超、邱庆华、张金锁等施工班组，结合王义千与杜瑞亮之间的短信通话也可以证明，杜瑞亮是在替王义千干活，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与杜瑞亮签订了独立的施工协议。基于上述事实及证据材料，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存在着非常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另外，就举证规则而言，上诉人主张后续施工的主体是上诉人，并提交后续施工的班组协议书、上诉人对曾行勇的授权以及曾行勇本人对此事的说明，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已经充分举证证明了后续施工的主体仍是上诉人。被上诉人仅仅抗辩施工班组协议的签字人是曾行勇，不足以对抗上诉人的证据链条。但是，一审法院却认定没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曾行勇的说明，该认定违反民诉法关于证据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应当承担更大的举证责任，证明曾行勇系施工班组协议的履行主体，然而被上诉人并未尽到举证证明责任，一审法院的认定显然存在明显错误。3.上诉人认为曾行勇与本案有着非常直接的利害关系，应当追加为本案的第三人参与诉讼，一审法院存在着法律程序错误。(二)被上诉人明知曾行勇无权进行工程价款结算，仍与之结算，应自行承担相应后果。1.双方所签合同约定付款必须由上诉人签字认可方可支付，被上诉人违反了该项约定，所付款项对上诉人不产生法律效力。第十四条约定“所有款项支付必须有乙方合同法定代表人和甲方现场负责人同时在场确认签字认可”。“乙方合同法定代表人”系双方约定俗成的称呼，由于该合同系与上诉人个人签订，故“乙方合同法定代表人”即指上诉人本人。该条款提及被上诉人时，使用的是“甲方现场负责人”字眼，也表明上诉人的真实意图是其本人与被上诉人的现场负责人共同确认，而非其本人委托的现场负责人代为确认。因此，双方约定了所有款项支付必须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现场负责人签字方可，被上诉人违反了双方约定，应当承担相应的后果。2.2015年6月27日，上诉人向曾行勇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内容为“施工中所完成的工作量核算、工时考勤核对、往来账户核对及结算工资发放”。由于本次授权是为了解决6月2日停工事件，因此，“施工中所完成的工作量核算”仅指停工前所完成的工作量核算，不包括后续的工程施工工作量。被上诉人擅自与曾行勇就后续工程进行结算，对上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3.曾行勇的受托权限为依据合同约定的价款计算标准，而不得擅自更改侵害王义千的合法权益。由于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价款计算标准，故上诉人很明确地在授权委托书中表明对曾行勇的授权只有工作量的核算，价款无需核算，故被上诉人和曾行勇也无权核算。曾行勇超出授权权限的行为，未受到上诉人的追认，对上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故价款标准仍然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履行。4.被上诉人对于上诉人提出的施工面积并无异议，工程价款结算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款标准计算。上诉人诉称施工的总工程量是3224726.01元，该数额是根据实际施工的工程量计算出来的，被上诉人并未对计算方法提出异议，仅仅是对总价款数额有异议，可以理解为被上诉人对于施工的工程量不持异议。5.曾行勇进行价款结算前，上诉人已经通知了被上诉人及曾行勇，在上诉人签字确认之前不得办结算，被上诉人违反上诉人要求，与曾行勇进行结算，存在明显主观恶意及过错。2016年9月16日，上诉人通过短信分别通知被上诉人公司负责人和现场负责人以及曾行勇，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工人账目未确认清楚办结算签字前，不得自作主张办结算，否则法律后果由责任方承担。该短信通知送达了各方。被上诉人对于款项存在异议且需上诉人确认一事是明知的，仍然在收到通知后与曾行勇办理结算，且不通知上诉人，被上诉人的主观恶意很明显，对此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三)被上诉人未举证证明其已履行付款义务，对此法庭未予查明。1.对于停工前的工程款，被上诉人未证明款项已全部、适当地付清。上诉人对曾行勇的授权并无代领工程款，关于款项的授权只有已结算工资的发放，2015年7月1日的结算单中，即便如被上诉人所称，扣除了预支款、生活费等款项之后，“结算工程款为40186.1元”，被上诉人明知曾行勇无权代领工程款，仍将工程款支付给曾行勇，应当自行承担相应后果。2.被上诉人未举证证明后续施工的工程款全部、适当地支付给上诉人。被上诉人一方面称曾行勇有权进行全部工程量和工程价款的结算，一方面又表示后续工程系与曾行勇签订协议，自相矛盾。由于后续工程的施工、工人雇用、工资结算仍由上诉人履行，故被上诉人对于合同主体为上诉人是明知的，此外，被上诉人对于曾行勇自2016年9月16日开始无权结算也是明知的，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仍然与曾行勇进行结算并支付款项，该行为应当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后果。3.被上诉人的表述存在明显漏洞。上诉人的起诉状中已经明确表明，被上诉人已经支付给上诉人2465523元工程款，按照被上诉人所称工程量仅限于2015年7月1日的结算单为18355505.3元，则无法解释被上诉人自认的支付数额与实际的支付数额之间66万元的巨大差额。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仅进行了部分施工，并未按照协议的约定完成工程施工，假如此为事实，那么被上诉人明知上诉人存在违约却不起诉或者反诉主张相关权利，反而超额支付了工程款，这样的行为又该如何理解。二、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只包括人工费，诉讼中没有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诉讼请求中不包括外墙保温的相关费用，一审法院无权对此作出裁判。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主张增加了施工外墙保温，但是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中并未包括该项请求，仅仅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与本案的诉讼请求没有关联，不属于本案处理的范围，上诉人完全可以另案起诉。但是，一审法院却在判决中表明“本院不予支持”，为上诉人另案起诉制造了法律障碍。综上，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不得与他人进行结算的事实视而不见，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故不予采信，事实调查不清，据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所作判决依法应予撤销。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汉虎劳务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认定事实错误的问题，且上诉人在上诉当中始终没有对自己委托代理人所产生的责任自觉的承担，要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王义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人工费759203.01元；2.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拖欠款利息损失，利息以759203.01元为基数，自2015年10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还款之日止；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4年8月25日，原告作为承包方（乙方），被告作为发包方（甲方），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班组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的主要内容为：工程名称：聊城民生凤凰城四号院（端庄棚户区改造）；结构形式：筏板基础，全现浇剪力墙结构，地下2层至地上22层；开始工作日期2014年9月25日，暂定完工日期2015年2月28日；质量标准为合格；承包方式及合同综合单价：按模板展开面积综合单价计算，工程单价一次包死不再调整。工程单价为：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后模板综合单价30元/平方米，未封顶主体结构模板综合单价22元/平方米，现场发生的零用工，由甲方签认综合单价为130元/工日；工程款结算与支付：本合同无预付款，乙方承包的所有楼号完成地上十二层后支付所有地上十层工程量的65%，封顶后付至已完成工程量的80%（经总包、监理、业主及其他相关单位对结构验收合格后10天），结构封顶后100天时（最晚不超过春节前10天）付工程款的95%，余款5%待主体结构封顶结束半年后无质量问题将全部结清。甲方应付款总和不得超过合同总额，如工程量增减，双方应另行签订补充合同；工程量计算方式：按《国家标准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50353-2005）执行，但外保温层不计算建筑面积；双方在合同中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2.协议书签订后，原告组织人员进行施工。2015年6月27日，原告出具书面授权委托书，主要内容：“我王义千委托曾行勇先生作为我的合法代理人。全权处理聊城端庄4号院棚户区1﹟、2﹟楼工程施工中所完成的工程量核算、工时考勤核对、往来账目核对及结算工资发放。本人均承认。代付项目部工程款，代付班组工资及工程款的支付发放给工人”。2015年7月1日，双方对原告施工的1﹟、2﹟楼负二层至十四层签署工程结算单，载明的主要内容：模板完成量58153.03㎡，工程单价30元/㎡，工程款1744590.90元；未拆除模板量4545.72㎡，工程单价20元/㎡，工程款90914.40元。工程款总额1835505.30元。零工费10780元。预支款总计﹣1636830元，生活费总计﹣108240元，扣工费总计﹣10450元，突出质量维修费﹣33749.2元，地下室外墙切割螺杆﹣3230元，罚款﹣13600元。结算工程款为40186.1元。以上款项全部结清。曾行勇、王加刚、李跃华在结算单上签名。原告对授权委托书异议称仅是授权曾行勇对工程量进行核算及对工人考核发放工资，曾行勇无权与被告结算价款。而且原告在2016年9月16日短信告知被告，曾行勇、王加刚支付工人工资混乱，虚报账目，受委托人不得自作主张办理结算，如发生一切经济损失由责任方承担，因此，在2016年9月16日后曾行勇、王加刚无权领取结算工程款40186.1元；3、2015年7月9日、9月15日、9月22日，被告又分别与曾行勇、杜瑞亮、戚保军签订聊城民生凤凰城四号院1﹟、2﹟楼建设工程施工班组协议书，双方对于价款、支付方式、质量标准等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由曾行勇对1﹟、2﹟楼十五层至十八层进行施工，杜瑞亮对1﹟楼十九层进行施工，戚保军对1﹟楼二十层进行施工。2016年3月25日曾行勇与被告签署工程款结算单，2016年3月26日戚保军与被告签署工程款结算单，2016年4月29日杜瑞亮与被告签署工程款结算单，三份结算单上均载明款项全部付清（结清）。原告异议称被告与曾行勇签署的施工协议是曾行勇代表原告，所有权利应由原告主张，并提交了曾行勇的书面说明予以佐证，书面说明的主要内容：“2014年8月，王义千承揽聊城民生凤凰城四号院中1﹟、2﹟楼主体分项模板工程，主体施工至十四层时，因拖延支付人工费而停工。2015年7月应汉虎劳务公司要求，我又以自己的名义与该公司签订施工协议书，对该工程十四层以上主体模板工程再次进行约定。签订协议时我将受王义千委托的事宜告知了该公司，我是基于王义千的授权委托代为签署该协议。涉及具体施工工人的雇用、工资结算等均是王义千统一安排，我仅是受托在现场负责。与汉虎劳务公司就整个工程（含十四层以上）的结算事宜，均由王义千主张全部权利”；4.原告还主张增加施工了外墙保温，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双方口头协商的单价20元/平方米，但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且被告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于2014年8月25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班组协议书后，原告组织人员进行了部分施工，并未按照协议的约定完成工程施工。2015年6月27日原告出具书面授权委托书，委托案外人曾行勇与被告就已完成的工程进行工程量核算、工时考勤核对、往来账目核对及结算工资发放。2015年7月1日，曾行勇与被告对原告施工的1﹟、2﹟楼负二层至十四层签署工程结算单，被告已按结算单支付了工程款。法律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依据书面授权委托书载明的权限来看，原告所称的曾行勇无权与被告结算价款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故被告与曾行勇的结算及支付工程款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原告王义千承担。原告称被告与案外人曾行勇于2015年7月9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班组协议书，是代表原告与被告签订，该协议书的所有权利应由原告主张。本院认为，原告针对上述主张仅提交了曾行勇的书面情况说明，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原告不是2015年7月9日的协议书的合同相对人，无权主张该协议所涉工程的工程款。且曾行勇与被告在2016年3月25日签署工程款结算单，结算单载明款项结清。故原告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告主张按20元/平方米由被告计付外墙保温工程款，但原告无证据证明，且被告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可待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本案原告无证据证明被告尚欠其工程款759203.01元，故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其工程款并赔偿拖欠工程款的利息损失，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义千对被告北京汉虎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392元减半收取5696元，由原告王义千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以下证据：1.提交王义千与曾行勇的通话录音，拟证明曾行勇明确表示2015年7月1日的结算单是自己在2016年领取最后一笔工程款时按照汉虎劳务公司的要求补签的，结合着我们提交的2015年9月16日王义千向曾行勇、王加刚、汉虎劳务公司现场项目经理李跃华发送的短信、邮件，可以证明该结算协议为曾行勇无权签订。2.提交2016年7月份王加刚给我们提供的没有签字的183万元结算单，王义千没有同意，所以才有9月16日发文的事情。3.提交2016年8月6日曾行勇向王义千做的聊城工地工资汇报，2016年9月26日曾行勇向王义千做的关于聊城工地2015年7月到9月的款项说明，结合一审提交的曾行勇2017年8月6日的说明“我是基于王义千的授权委托代为签署的该协议书，后续14层以上工程施工中涉及具体施工工人的雇佣、工资结算等均是由王义千统一安排，我仅是受托在现场负责”，拟证明在后续工程中，王义千承担了实际的工程费用，曾行勇的行为只是一种受托行为，曾行勇根据王义千的要求向王义千就受托事项作了汇报，在2016年9月26日的说明中明确提到了王义千将钱交付给曾行勇，曾行勇根据工地需要对钱款进行了安排发放，关于一审中提到的是由曾行勇缴纳保证金，在该份材料也提到是由王义千安排支付的。4.提交王加刚于2016年9月12日向王义千做的工地、钱款、工时统计报告，拟证明王加刚是王义千安排在现场的负责人，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或是汉虎劳务公司提交的王加刚是曾行勇的现场代表，从一审王义千提交的与王加刚之间的短信通话可以看出王加刚是王义千的现场代表，而非曾行勇的现场代表。5.提交2016年9月26日王义千、曾行勇、王加刚签字的关于2015年7月之后的工程与杜瑞亮、王保成、王秉能、郑克铅、洪永富、刘景超、邱庆华、张金锁等施工班组之间的结算单，证明施工的主体是王义千，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曾行勇、杜瑞亮。至于一审法院提到的戚保军，王义千对此人不知情。
被上诉人汉虎劳务公司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认为1.关于上诉人2015年9月16日发给曾行勇、王加刚的短信和邮件，这是上诉人和案外人之间的行为，与本案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关于所谓曾行勇向汉虎劳务公司现场项目经理李跃华发的短信，第一李跃华没有收到这个短信，不认可，第二短信没有任何的实质性意义，因为这是上诉人个人的行为，他在2015年7月26日也就是所谓的短信发出之前的两个月已经委托曾行勇办理了他所签订合同的结算手续，已经办理与汉虎劳务公司签订的工程的结算手续，款项也已经由曾行勇结算完毕，双方的合同自双方结算完毕后已经解除和终止，上诉人和汉虎劳务公司之间没有任何的法律上的关系，不存在后续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因此，对上诉人的所谓的新证据，我们不认可。对于录音的内容不认可，曾行勇和他们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其提供的录音或者是所谓的书面证明不具有证据上的效力。2.结算单由于没有双方的签字，是不能够作为证据的。3.对证据3的真实性我们存疑，因为这是上诉人和曾行勇之间的结算，结算的真实性到底怎样，我们不清楚，我们不认可，曾行勇在2015年7月1日之前是王义千在聊城工地的班组负责人，他们之间确实存在雇佣或者其他劳动关系，签订工地的结算不排除是2015年7月1日之前，因此对证据1我方存疑，我们不认可。对证据4、5的质证意见同证据3的质证意见。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外人曾行勇是否有权代王义千结算2015年7月1日之前的工程款；2.王义千与汉虎劳务公司之间就2015年7月1日之后的工程是否存在合同关系，汉虎劳务公司与曾行勇结算工程款是否适当。
关于焦点一，2015年6月27日，上诉人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曾行勇代其处理聊城端庄4号院棚户区1﹟、2﹟楼施工中所完成的工作量核算、工时考勤核对、往来账目核对及结算工资发放、代结项目部工程款、代结班组工资及工程款的支付发放给工人。依据该委托书，2015年7月1日，汉虎劳务公司与曾行勇对涉案的1#、2#楼负二层至十四层工程进行工程结算，并按签署的工程结算单支付了工程款项，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之规定，曾行勇与汉虎劳务公司结算工程款并签署工程结算单的行为对王义千发生效力。故一审法院对王义千提出的曾行勇无权与汉虎劳务公司结算工程价款的理由不予采信，并认定曾行勇实施的工程款结算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王义千承担，符合法律规定。二审中王义千主张2015年7月1日的工程结算单中曾行勇的签字为2016年领取最后一笔工程款时补签，该签字行为为无权代理，一审法院认定该结算单合法有效有误，并提交其与曾行勇的通话录音予以证明，但该录音证据不足以证明2015年7月1日的工程结算单系补签的事实。故对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二，2015年7月9日、9月15日，曾行勇、杜瑞亮分别以个人名义与被上诉人汉虎劳务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班组协议书。上诉人主张该两份建设工程施工班组协议书系曾行勇、杜瑞亮代其签署，该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实际是上诉人和汉虎劳务公司，并提交曾行勇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曾行勇与上诉人之间的通话录音、曾行勇向上诉人所作的聊城工地工资汇报、王家刚向上诉人作的工地、钱款、工时统计报告、结算单等证据予以证明。汉虎劳务公司对王义千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可，且曾行勇与王义千存有利害关系，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2015年7月9日、9月15日的两份建设工程施工班组协议书系曾行勇、杜瑞亮代表王义千与汉虎劳务公司签署。据此，一审判决认定王义千不是该协议书的合同相对人，无权主张该协议所涉工程的工程款，并无不当。且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曾行勇与汉虎劳务公司在2016年3月25日签署了工程款结算单，结算单载明款项结清。因此，对于王义千所提出的2015年7月1日之后的涉案工程款项应由其本人与汉虎劳务公司进行结算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外墙保温工程款问题，上诉人称其一审诉求中不包括该项请求，一审法院无权对此作出判决。本院认为，王义千在其一审诉状中有“后增加外墙保温按建筑面积20元/平方米计算”的陈述，汉虎劳务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并进行了答辩，一审法院经审理对双方存有争议的该项事实未予认定，且明确告知“原告可待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权利”，并无不当，亦未剥夺王义千对该项事实的诉权。因此，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义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392元，由上诉人王义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任家红
审 判 员 关 淼
审 判 员 杨 轲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日
法官助理 徐营营
书 记 员 张鸿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