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云01民终32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文虎，男，1992年10月10日生，彝族。
上诉人（原审被告）：钟高云，男，1988年9月10日生，彝族。
上诉人（原审被告）：姜建锐，男，1992年4月13日生，彝族。
三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冬梅，云南滇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梅树萍，女，1966年9月6日生，汉族。
原审原告：陈洋，男，1990年8月2日生，汉族。
原审原告：陈妮，女，1997年4月19日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佳，云南同润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杨文虎、钟高云、姜建锐与被上诉人梅树萍，原审原告陈洋、陈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石林县人民法院（2017）云0126民初19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杨文虎、钟高云、姜建锐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梅树萍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应为侵权引发的身体权纠纷，而不该按照合同纠纷处理。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丈夫陈旭升发生纠纷发生后，被上诉人作为代理人参与调解，被上诉人代理行为的后果由其丈夫承担。其次，在被代理人死亡后，被代理人因为身份关系而产生的财产关系就此而分离，该财产仍属被代理人的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的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但侵权人已支付该费用的除外,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合同内容只能约束合同双方当事人，被上诉人之夫死亡之前，被上诉人不具有对其丈夫因身份关系而取得的财产权利，故一审法院对本案法律关系的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对主要证据认定错误导致判决错误。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调解意见》存在诸多疑点，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理由如下：首先，双方当天关于赔偿事宜没有达成协议，上诉人仅在第二页签字，第二页中最后一行内容是被上诉人一方事后添加，且该协议由被上诉人一方持有，调解协议由陈旭升的弟弟陈旭东书写，被上诉人一方随时可以替换协议第一页的内容，故不能排除被上诉人篡改协议内容的可能性。其次，即使《调解意见》系双方签署，该《调解意见》的性质也为意向性协议，并未生效。《调解意见》所载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不能证实上诉人殴打陈旭升，也不能证实陈旭升十级伤残。再次，《调解意见》的签订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陈旭升的损失最高不超过3万元，但调解协议记载的赔偿数额为16万元，上诉人被错误引导，陷入错误认识才会签订调解协议，且陈旭升从本案案发到因交通事故死亡有近一年的时间，未依据调解意见向法院起诉或做出追认的行为，进一步证实双方并未达成调解协议，而在本案发生后，上诉人杨文虎赔偿陈旭升的11462.3元弥补了陈旭升的损失。三、一审法院认定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属事实认定错误。一方面调解意见未实际履行，另一方面双方又于2015年12月23日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已明确载明“因杨文虎、钟高云、姜建锐三人无法支付陈旭升医疗费、护理费等费用，调解不成功，陈旭升委托人陈旭东要求追究杨文虎三人的刑事责任”。因同一事由双方先后签订了两份意思相反的协议，明确调解不成功，应视为双方对合同的变更，应以最后签订的协议来处理本案纠纷。按照常理，若双方签订调解意见时就达成了一致意见，又为何会产生了第二次调解，并签订调解不成功的调解协议，既然未达成调解协议，被上诉人应按照侵权法律关系主张赔偿。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自相矛盾。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梅树萍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错误，陈旭升才是合同的当事人。最后，被上诉人诉请的资金占用费不应得到支持。综上，请求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梅树萍与原审原告陈洋、陈妮共同答辩称，本案纠纷是因侵权行为而产生，双方就侵权损害达成调解赔偿协议，故法律关系已经转化为合同纠纷，一审法院以合同纠纷来进行处理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对主要证据认定无误，涉案协议的签订是双方自愿协商一致的结果，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在签订协议之后，上诉人未按约定履行赔偿义务，故双方再次到人民调解委员会处理此事，双方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真实意图是为加重上诉人的义务，并非是对调解协议内容的改变。
梅树萍、陈洋、陈妮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继续履行达成的赔偿协议，向原告支付约定的赔偿金额共计16万元人民币;2.判令三被告按6%的年利率向原告支付迟延履行赔偿协议造成的资金占用费直至上述赔偿金付清为止（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18693.00元；3.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律师费等相关费用。
一审法院确认本案如下法律事实：原告陈洋、陈妮系原告梅树萍与陈旭升（已故）的子女。2015年12月18日，原告梅树萍作为家属代表，与三被告签订《关于杨文虎等人故意伤人致使陈旭升伤残的调解意见》，载明：“经过现场自我调解，杨文虎、钟高云、姜建锐三人对故意伤人致使陈旭升拾级伤残事件供认不讳（有派出所笔录为证），同意对受害人陈旭升及其家属赔偿全额损失，总共赔偿金为人民币壹拾陆万元（160000.00元），其中：主犯杨文虎赔偿壹拾万元（100000.00元），从犯钟高云赔偿叁万元（30000.00元），从犯姜建锐赔偿叁万元（30000.00元）。赔偿金支付完毕，受害人及其家属同意不追究三人的刑事责任。赔偿金支付时期：①2015年12月22日前支付50%，即杨文虎支付5万元，钟高云支付1.5万元，姜建锐支付1.5万元。②2015年12月30日前支付剩余的50%，即杨文虎支付5万元，钟高云支付1.5万元，姜建锐支付1.5万元。③首期赔偿金暂时支付到混凝土公司，等总赔偿金收齐后，当事各方当天到柏枝营派出所签署调解协议书”，梅树萍、杨文虎及其父亲杨志斌、母亲钟桂之，钟高云、姜建锐及混凝土公司代表李某、保安公司代表李永满在上面签字。因三被告未按上述约定支付赔偿款，双方于2015年12月23日经吴家营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未果。另查明，陈旭升因交通事故于2016年12月16日死亡，其继承人有妻子梅树萍、儿子陈洋、女儿陈妮；案发后，案外人李某为陈旭升垫付医疗费了11462.30元，杨文虎于2015年12月23日将该款支付给了李某。
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本案中，原告梅树萍作为受害人陈旭升的家属代表与三被告签订《调解意见》，对陈旭升被殴打致伤的赔偿事宜作出约定，但该约定并非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而是双方当事人之间自行协商后达成的和解协议，该和解协议对赔偿款项的金额及支付时间均作出了明确约定，协议双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自己的民事权利有独立的处分权，且双方关于民事赔偿部分的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三被告虽认为不属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实，且与证人李某、龚某的证言及原告方的陈述不符，三被告也未在法定期间内请求变更或撤销，故一审法院对三被告的辩解不予采纳，故双方签订的《调解意见》符合民事合同的法律要件，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梅树萍要求三被告按照《调解意见》的约定履行义务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对被告杨文虎通过李某向原告支付的11462.30元，应当予以扣减。原告陈洋、陈妮虽系陈旭升的子女及法定继承人，但本案为合同纠纷，梅树萍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在《调解意见》上签字获得陈旭升的委托或授权以及陈旭升本人对该《调解意见》进行过追认，故该意见的当事人为梅树萍及三被告。陈洋、陈妮并非《调解意见》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二人依法不享有合同权利，故陈洋、陈妮的诉讼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费，双方虽无明确约定，但三被告未按《调解意见》约定期限付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资金占用费的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原告主张按年利率6%计算无相关依据，一审法院认为三被告逾期支付款项的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主要为利息损失，故一审法院确定资金占用费的计算标准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对起算时间，一审法院认为应当按照双方在《调解意见》中约定的最后的付款时间即2015年12月30日起。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八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杨文虎向原告梅树萍支付赔偿金额100000.00元，扣除已付的11462.30元外，还应当支付88537.70元，由被告钟高云、姜建锐分别向原告梅树萍支付赔偿金额30000.0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梅树萍计算支付各自所欠款项自2015年12月3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以上款项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二、驳回原告梅树萍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陈洋、陈妮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对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的认定，以及上诉人未按协议约定支付赔偿款提出异议。被上诉人对原判认定事实无异议。对于上诉人所提异议是否成立在本院认为当中一并评述。二审经审理确认的法律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本案法律关系是否应为合同纠纷？上诉人是否应当按照调解协议的约定向被上诉人进行赔偿？本案中，被上诉人梅树萍在其丈夫陈旭升受伤之后代陈旭升与上诉人就涉案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达成调解协议，双方使侵权赔偿责任转化为合同违约责任，故一审对本案法律关系认定为合同纠纷并无不当。在上诉人作为赔偿协议义务人不履行赔偿协议的约定时，受害人陈旭升作为赔偿协议的债权人有权要求上诉人履行赔偿义务。对于上诉人提出梅树萍与上诉人签订的调解协议并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在受害人陈旭升受伤治疗期间，梅树萍作为其配偶有权代理陈旭升办理与上诉人之间的赔偿事宜，上诉人在与梅树萍订立赔偿协议时应当知道梅树萍与陈旭升之间的代理关系，梅树萍与上诉人订立的赔偿协议直接约束陈旭升和上诉人之间。另外，在卷证据并不能有效证实上诉人在调解协议中署名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虽然上诉人未在调解协议第一页署名，按照通常的协议签订习惯，协议双方在协议主文之后进行签字捺印就足以证实协议双方对协议约定内容的确认，上诉人也未能就协议内容遭到篡改提交有效证据加以证明，从《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上理解，其并未对调解协议的内容进行变更或撤销，故本院认为上诉人所提该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因陈旭升在达成赔偿协议之后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一条之规定，陈旭升的继承人有权代为向合同的债务人提起诉讼，故被上诉人梅树萍与原审原告陈洋、陈妮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一审法院以梅树萍为赔偿协议一方当事人为由，仅认定梅树萍为权利人明显错误，但原审原告陈洋、陈妮并未就此提出上诉，本院仅予指出，不予处理。一审判决对于赔偿责任人以及赔偿金额、资金占用费的认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3874元，由上诉人杨文虎、钟高云、姜建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希
审判员 蔡芸
审判员 李娜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一日
书记员 温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