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民监二抗再终字第00020号
抗诉机关：湖北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山西澳瑞特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郊区漳泽新型工业园区健康路1号。
法定代表人：张俊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杜朝文，该公司员工。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琳，女，1952年9月20日出生，汉族，武汉大公实业有限公司退休职工。
委托代理人：吴香芳，武钢集团汉阳钢铁厂退休职工，系李琳之夫。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武汉市汉口江滩管理公办室，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五福路闸门内。
法定代表人：胡志军，主任。
委托代理人：鲁军锋，湖北津廷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山西澳瑞特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瑞特公司）因与被申诉人李琳、武汉市汉口江滩管理公办室（以下简称江滩公办室）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武汉中民再终字第00010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2013年10月24日，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作出鄂检民抗（2013）80号民事抗诉书，对本案提出抗诉。本院于2014年1月20日作出（2014）鄂民监二抗字第0000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8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检察机关指派检察员黄炎子、邓莹出庭履行职务。澳瑞特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杜朝文、李琳的委托代理人吴香芳、江滩办公室的委托代理人鲁军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0年11月15日，一审原告李琳起诉至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称：2010年5月31日早上7时许，其在汉口江滩游泳池边健身器材区使用划船器健身时，发生垮塌造成其严重摔伤，后被送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六一医院（以下简称一六一医院），诊断为脊椎脱位，高位截瘫。手术后经法医鉴定为二级伤残，需长期护理。江滩公办室是健身器材的管理者，应当对健身器材负有维护管理责任，发生事故的健身器材是澳瑞特公司生产制造的，该公司应对其产品的质量和性能负责。请求判令澳瑞特公司、江滩公办室向其支付损害赔偿金906805.16元（医疗费153661.16元、后期治疗费3万元、护理费5450元、后期护理费360000元、伤残赔偿金289044元、法医鉴定费2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450元、营养费1万元、交通费1200元、精神抚慰金5万元）；本案诉讼费及相关费用由澳瑞特公司、江滩公办室承担。
江滩公办室辩称：李琳诉称的在健身器材区发生坍塌受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作为公共体育设施的管理单位，已经在醒目位置表明设施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已经尽到管理职责；李琳起诉程序不当，起诉状上的具状人是其丈夫吴香芳。综上，李琳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程序错误，请求驳回对李琳的诉讼请求。
澳瑞特公司辩称：该公司对吴香芳作为李琳的法定代理人签字、起诉有异议，本案吴香芳不能作为法定代理人；起诉状中所诉的器材垮塌以及器材本身已经损坏不能满足健身，与事实不符，李琳受伤存在事实不清；该公司生产的器材没有任何质量问题，没有产品缺陷；其在本案中没有侵权行为，没有过错，与李琳受伤没有因果关系，该公司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0年5月31日上午7时许，李琳在汉口江滩游泳池边健身器材区使用划船器健身时，因其使用的划船器已损坏，李琳使用时发生垮塌，造成其摔伤，当场昏迷。周围群众报警后，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水上分局王家巷派出所民警出警后将李琳送至一六一医院救治。经诊断为颈5椎体脱位伴截瘫。2010年6月25日，李琳由一六一医院转至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以下简称同济医院）继续治疗，同年9月17日出院。2010年9月29日，经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李琳所受伤评为二级伤残，后期医疗费3万元，自受伤之日起给予治疗及休息时间十二个月，长期需人护理。李琳于2010年5月31日至6月25日在一六一医院治疗，支出各项医疗费及护理费等16334.95元；于2010年6月25日至9月18日在同济医院治疗，支出各项医疗费及护理费等113408.1元；2010年9月20日至2010年9月29日在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医院治疗，支出医疗费5602.19元，2010年9月30日至2011年8月9日期间，支出各项医疗费89752.46元。此外，还支出了法医鉴定费2000元。
该院另查明：造成李琳受伤的划船器健身器材是由澳瑞特公司生产，2003年5月由湖北省体育用品管理中心向澳瑞特公司购买后，安装在武汉市汉口江滩，供市民免费使用，江滩公办室负责日常的管理和维护。该器材的使用年限不少于4年。本案事故发生后，江滩办公室更换了发生事故的器材。导致李琳受伤的划船器上注明有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其中注意事项中注明使用前应对器材进行检查，确保器材完好；严禁在器材损坏情况下使用。汉口江滩管理公办室在汉口江滩全民健身路径沿线（三阳路闸口至卢沟桥闸口段），设置有注意事项提示牌，内容为“请严格按照每件器材标牌中的使用说明进行操作，未按规定使用器材造成人身伤害者责任自负……请不要使用已损坏的器材……”。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江滩办公室作为汉口江滩的综合管理机构，对江滩内的健身器材负有管理维护的责任而末尽到自己相应的责任，致使已损坏的划船器在事故发生前未及时修理或采取禁止使用的措施，造成李琳使用划船器时受伤，虽然江滩公办室设置的提示牌中有免责条款，但该条款不能免除其应承担的法定职责，该办公室应对李琳的损害后果承担主要责任。李琳在使用器材前未注意健身区域附近的提示牌内容，亦未按照器材标牌上的注意事项使用前检查器材，故其对自身的损害后果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澳瑞特公司虽然是器材的生产厂家，但无证据证明器材存在质量问题，且发生事故的器材已过了保修期，故澳瑞特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综上，原一审法院确定江滩公办室对李琳的损害后果承担80%的赔偿责任，李琳自身承担20%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结合本案证据，原一审法院核定李琳的损失如下：1、伤残赔偿金289044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1635元（15元／天×109天）；3、医疗费153561.16元；4、住院期间护理费，根据实际支出的票据为9800元；5、后期护理费，根据李琳的年龄，结合湖北省平均寿命，确定护理时间暂定10年，为182500元（50元／天×365天×10年）；6、法医鉴定费2000元；7、后期治疗费，虽然法医鉴定为3万元，但2010年9月29日法医鉴定后李琳的实际治疗费已超过3万元，李琳应根据实际发生的费用另行主张；8、营养费，根据李琳的损害后果，对其主张的l万元营养费，予以支持；9、交通费，李琳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不予支持。以上合计648540.16元，由江滩办公室承担80%赔偿责任，即518832.1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责任程度酌定由江滩办公室赔偿3万元。据此，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14日作出（2011）岸民初字第149号民事判决：一、江滩办公室赔偿李琳各项经济损失共计548832.13元；二、驳回李琳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380元（其中缓交1880元），邮寄费60元，由李琳负担688元，江滩公办室负担2752元。
江滩办公室不服一审判决，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基本一致。该院另查明：本案所涉划船器在李琳使用时并未垮塌。该划船器在本案损害发生后，由澳瑞特公司拆除并作为废品处理掉。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虽然本案所涉划船器在李琳使用时并未垮塌，但因有现场照片、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及出警证明、证人证言加以证明，并不能否定李琳在使用时受伤的事实。湖北省体育用品管理中心向澳瑞特公司购买时约定该划船器的保修期为一年，根据2004年3月份实施的国家标准，该器材的使用年限不少于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并符合下列要求：（一）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二）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三）根据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需要标明产品规格、等级、所含主要成份的名称和含量的，用中文相应予以标明；需要事先让消费者知晓的，应当在外包装上标明，或者预先向消费者提供有关资料；（四）限期使用的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清晰地标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五）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应当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本案所涉划船器是限期使用的产品，澳瑞特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在该划船器上按照上述规定明确标明安全使用期限为4年，未尽到其产品的说明义务，对消费者警示不够，且客观上造成该产品超期使用，故澳瑞特公司在本案中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江滩办公室作为器材的管理者，对器材负有管理维护的责任，对已损坏的划船器在事故发生前未及时修理或采取禁止使用的措施，造成李琳使用划船器时受伤，虽然江滩管理公办室设置的提示牌中有免责条款，但该条款不能免除其应承担的法定职责，江滩办公室应对李琳的损害后果也承担相应责任。李琳在使用器材前未注意提示牌内容，亦未按照器材标牌上的注意事项使用前检查器材，故其对自身的损害后果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该院确定各方承担的责任比例为：李琳自担20％的责任，澳瑞特公司承担20％的责任，江滩办公室承担60%的责任。即原一审认定李琳的损失648540.16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由李琳自担129708.03元，澳瑞特公司承担139708.03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江滩办公室承担409124.10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据此，该院于2012年5月9日作出（2012）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187号民事判决：一、维持湖北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1）岸民初字第0014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湖北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1）岸民初字第0014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江滩办公室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李琳409124.10元；三、澳瑞特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李琳139708.0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380元，由李琳负担676元，澳瑞特公司负担676元，江滩办公室负担2028元。一审案件受理费3380元，邮寄费60元，共计3440元，由李琳负担688元，澳瑞特公司负担688元，江滩办公室负担2064元。
澳瑞特公司、江滩办公室均不服原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2年8月20日作出（2012）鄂民申字第01031号民事裁定，指令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原一审起诉、办理委托手续、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及开庭等诉讼程序均是以李琳本人名义进行，并未将吴香芳作为其法定代理人。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的其它事实与原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湖北省武汉市三元里江边体育场是否应追加为本案当事人。2、澳瑞特公司是否应当在本案中承担责任。
关于湖北省武汉市三元里江边体育场是否应追加为本案当事人的问题，江滩办公室提交的“协议书”系湖北省体育局、湖北省武汉市三元里江边体育场和湖北省武汉市体育局“就接受全民健身器材，兴建全民健身工程一事”达成的三方协议，该协议中的内容并未明确指向涉案的体育器材，仅凭该份协议不能证明涉案器材的所有权应归属湖北省武汉市三元里江边体育场。江滩办公室认为湖北省武汉市三元里江边体育场应以涉案体育器材的所有权人作为本案当事人承担责任证据不足。江滩办公室作为汉口江滩的综合管理机构，具有对江滩内的健身器材负责维护的管理职责。因其对已经发生损坏的体育器材未及时维修或拆除导致李琳使用时受伤，其应当对李琳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澳瑞特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并符合下列要求：……（四）限期使用的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清晰地标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的规定，澳瑞特公司作为产品的生产厂家，依法应当对其产品的使用年限负有说明义务。本案中，澳瑞特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在该划船器上明确标明了该产品的安全使用期限，且客观上造成该产品超期使用，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澳瑞特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将涉案健身器材拆除并处理导致不能进行产品质量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该公司在不能证明该产品没有缺陷和质量问题的情况下，主张涉案健身器材是合格产品，其不应当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原一、二审法院以李琳之夫吴香芳作为其法定代理人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依据该院再审查明的事实，原审诉讼程序中并未将吴香芳作为李琳的法定代理人，原一、二审并未违反法定程序。据此，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24日作出（2013）鄂武汉中民再终字第00010号民事判决，维持该院（2012）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187号民事判决。
澳瑞特公司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再审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理由如下：一、再审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是再审判决认定“澳瑞特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在该划船器上按照规定明确标明安全使用期限为4年，未尽到限期使用产品的说明义务，对消费者警示不够，且客观上造成该产品超期使用”，缺乏证据证明。经检察机关查明：武汉市所有社区公共场所器材，均为澳瑞特公司生产，与本案同期安装并仍在使用中的设施，均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七条第一款关于产品包装规定的说明、有关于安全使用期为四年的说明。二是再审判决认定系澳瑞特公司自行拆除涉案器材，与事实不符。原再审判决认定“澳瑞特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将涉案健身器材拆除并处理导致不能进行产品质量鉴定”，而在2012年3月9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开庭笔录中和2013年3月13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笔录均清楚载明：涉案健身器材并非澳瑞特公司自行拆除。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武汉中民再终字第00010号判决认定事故后澳瑞特公司自行拆除涉案器材，与事实不符。二、再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为一般人身侵权纠纷而非产品质量纠纷，基本事实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健身器材使用严重超期，争议焦点是导致产品使用严重超期而没有拆除的责任主体是否包含澳瑞特公司。因此，澳瑞特公司作为生产者和销售者，不需要承担证明自己提供的产品质量合格的证明责任。再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认定“申诉人在不能证明该产品没有缺陷和质量问题的情况下，主张涉案健身器材是合格产品，其不应当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系分配举证责任错误。2、本案属于一般人身侵权，按照一般侵权构成要件，实施侵权行为并且有主观过错的主体才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原审已经查明：涉案健身器材的管理者是江滩管理公办室，不是澳瑞特公司。检察机关另查明：涉案健身器材的管理者承担“要严格执行生产厂家器材使用年限的规定，按时报废”的管理职能。相反，没有证据证明拆除过期器材的义务归澳瑞特公司。2010年5月12日长江日报报道中，江滩管理处综合部何主任自述“健身器材是2003年7月由市体育局捐赠给汉口江滩，至今已使用7年。由于器材使用年限是4年，故器材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其已于2009年向武汉市体育局发函请求将器材更新换代，获得批准，即将全面更新”。该报道补强性地证明江滩管理办公室对使用期限是明知的。本案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正是划船器已经超期达三年之久，严重过期，江滩管理公办室既没有拆除，也没有维修。而澳特公司作为生产者和销售者，在提供的产品质量及其标示说明符合要求，使用过程中的责任即告免除，不存在以上这些维护管理义务，当然不应承担因为管理义务的不作为而导致的侵权责任。
澳瑞特公司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
江滩办公室答辩称：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第一，本案涉案器材系2003年7月安装，当时没有国家标准，澳瑞特公司没有任何的使用期限的标识，2004年以后才有四年的使用期限的国家标准。故该产品存在缺陷。检察机关称与涉案健身器材同期安装的产品符合四年期限的认定错误，本案是2003年安装，原二审法院曾要求澳瑞特公司提供2003年安装的注明使用期限的健身器材，其无法提供。第二，涉案健身器材系澳瑞特公司拆除，原二审判决对此已有认定，事实亦为如此。澳瑞特公司作为健身器材安装人，既没有交付验收合格的证明，也无将器材移交给江滩办公室的证据，因其自行拆除导致无法查明事发原因，安装者应当承担责任。第三，检察机关以一篇新闻报道作为证据使用并不客观，该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没有核心，且与本案事实不符。汉口江滩管理办公室并无“何”姓主任。第四，汉口江滩管理办公室既非涉案健身器材的所有者，也非管理方，本不应承担责任。其本着和谐、人道主义考虑，与李琳达成执行和解，请求再审维持原判决。
李琳答辩称，本案涉案器材使用时间较长，已经坏了。其不懂法律，但希望能由一家单位承担责任，便于其执行。
本院再审过程中，针对检察机关自行调查的证据，本院组织各方进行了质证。检察机关收集的第一份新证据系一组照片，系澳瑞特公司安装在其他小区的健身器材，拟证明与涉案器材同一时期安装的健身器材均标有使用期限；第二份新证据系《长江日报》2010年5月12日的新闻报道，拟证明在案发前江滩办公室明知澳瑞特公司2003年安装的健身器材使用期限为4年，已超期使用，并存在不同程度的毁损，其已报武汉市体育局准备近期更换。对于检察机关调查的证据，澳瑞特公司表示认可，并提供了其拍摄的其他照片，拟证明同期安装的健身器材标有使用期限。江滩管理办公室质证称，检察机关拍摄的照片时间不清，无法确定是否为2003年安装，澳瑞特公司提供的照片则是2004年、2006年安装，不能达到证明目的；《长江日报》的新闻报道并不客观，其单位并无姓何的主任，该报道亦不能达到证明目的。
经本院审查，检察机关自行拍摄的照片中健身器材的安装时间均在2004年以后，无法证明该健身器材与涉案器材系同期安装的产品，故对该照片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认可。至于《长江日报》2010年5月12日的新闻报道，经查系该报2010年5月11日《江滩健身器材损毁严重盼修补》新闻报道的后续报道，因该报道在李琳遭受人身损害之前，故能较为客观的反映当时健身器材的使用情况，且汉口江滩办公室并无证据证明上述新闻报道存在虚假之处，故对该新闻报道所记载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可。
关于检察机关提出本案涉案健身器材并非由澳瑞特公司自行拆除的事实认定问题，经查阅原审卷宗，证人徐敏树在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1年11月4日庭审笔录中称“事发后隔了一段时间就将那个坏的健身器械拆除了，再后来就将所有的健身器械整体更换了”；2012年3月9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庭审笔录中，汉口江滩管理办公室的委托代理人称划船器由“体育局通知澳瑞特处理掉了”，澳瑞特公司代理人亦称“已经把那个划船器报废掉了”，“当做废品处理掉了，当时换了一批新的”，李琳的委托代理人则称“6月13日江滩公园将发生事故的器械更换拖走，7月28日其他所有老化器材都换掉了，在报上有报道”；2013年3月13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庭审笔录中，澳瑞特公司代理人称涉案划船器“是应江滩管理办公室的要求才拆的”，李琳的委托代理人吴春芳称涉案器械“我妻子摔伤后，我们照了相过了几天就被拆了。摔伤我妻子的划船器是先拆的，是江滩管理办公室拆的。后来对于其他损坏的器材，经过报道后才是澳瑞特公司拆的”。综合以上各方当事人在历次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涉案健身器材系由澳瑞特公司拆除。
本院再审查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再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针对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澳瑞特公司是否应对李琳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根据李琳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现场目击者的证人证言、李琳丈夫吴春芳案发后拍摄的照片，已证明涉案健身器材在案发时已经损坏，李琳系使用毁损健身器材导致人身伤害。汉口江滩管理办公室作为涉案健身器材的管理者，在本案事故发生前即已得知辖区内的健身器材超期使用多年，毁损严重，但其既未在涉案健身器材旁设置警示标语也未及时予以更换，故其应当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章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对李琳的损害后果承担未尽安全管理义务的赔偿责任。而澳瑞特公司作为健身器材的生产者，在其产品导致他人人身损害时，亦应承担其产品不存在质量缺陷的证明责任。本案中，因澳瑞特公司将涉案健身器材拆除后销毁，导致无法对该产品的质量问题进行鉴定，从而无法查明涉案健身器材的损坏与该产品的质量问题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虽然澳瑞特公司称系受他人指示拆除该涉案器材，且拆除时亦不知晓发生了人身损害事故，但因该涉案器材最终在其掌控下，故相应的举证责任亦应由其承担。现澳瑞特公司在涉案器材销毁后，既不能提供产品质量合格的证明文件，也未能提供同一生产批次或同期安装的其他产品以供鉴定参考，故原再审判决判令其承担产品责任并无不当。检察机关抗诉认为本案系一般侵权责任，相应的举证责任应由受害人李琳承担。但汉口江滩管理办公室承担的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章第三十七条规定的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而澳瑞特公司承担的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章规定的产品责任，二者并非同一侵权行为，因双方共同行为导致同一损害后果，故江滩办公室与澳瑞特公司应当分别按照各自的侵权行为类型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考虑到汉口江滩管理办公室未尽管理义务系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澳瑞特公司作为生产者系在举证不能的情况下承担的产品责任，故原二审、再审判决根据本案事实划分责任并判令澳瑞特公司承担次要责任的处理方式适当。澳瑞特公司再审主张其不承担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
综上，检察机关以澳瑞特公司不应承担举证责任、汉口江滩管理办公室明知涉案健身器材超期使用、未尽管理义务为由，认为澳瑞特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湖北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武汉中民再终字第00010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袁 正 英
代理审判员 戴 威
代理审判员 宋 攀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朱红祥（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