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103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庆伟，男，1979年4月2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蕾蕾，北京东远鹤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仲才，男，1971年6月10日出生。
上诉人宋庆伟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4）丰民初字第095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5月，宋庆伟起诉至原审法院称：2011年6月23日，我经陈仲才介绍与北京万泉建筑物拆除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北京万泉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泉公司）签订《渣土清运协议书》，由我负责位于本市房山区长阳镇轨道交通稻田站A-E（高佃一村、二村）拆除工程的渣土清运工作，该工作由我自行完成。2014年4月，我与万泉公司进行工程劳务费结算时，该公司告知我，劳务费中10万元已经交由陈仲才领取。当我向陈仲才索要该笔劳务费时，陈仲才将该笔劳务费据为己有，拒不返还。为此，我诉至法院要求陈仲才返还劳务费10万元，诉讼费由陈仲才承担。
陈仲才辩称：第一，我与宋庆伟是合伙关系，二人在2011年6月23日共同与甲方万泉公司签署了《渣土清运协议书》。也就是在签署协议的那天，甲方才第一次见到宋庆伟。该协议书的第一页“乙方”明确写着的是我，而没有宋庆伟的名字。在本协议书的第三页的签字栏中，甲方要求我先在乙方处签字，故乙方一栏中先有我的签字，后有宋庆伟的签字。这份《渣土清运协议书》足以说明我与宋庆伟是合伙关系，否则宋庆伟的签字就不可能在协议书第三页乙方一栏中出现。第二，宋庆伟在诉状中所说在2014年4月才得知我领取10万元劳务费一事与事实不符。我提供万泉公司出具的证据一份，证明我分别于2011年7月8日领取一张10万元支票和2011年7月20日领取一张20万元支票。时隔三年时间，宋庆伟提出索要所谓的10万元劳务费一事，让人匪夷所思。如果当时有异议为什么不提出来，反而近三年之后才提出来？第三，宋庆伟的证据《声明》不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我是文盲不识字不认字只会写自己的名字，此份《声明》是宋庆伟哄骗我说“是为了不让我承担法律责任”而签字，我认为签署《声明》是为了让我就此项工程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第四，从宋庆伟提供的一系列证据先有2014年4月1日签署的声明，再有2014年4月21日万泉公司帅克林出具的领款证明，还有2014年5月19日起诉中所说2014年4月才得知我领取10万元劳务费一事，这些证据说明宋庆伟从一开始就设计好，真实意图就是此项工程款项与我无关。宋庆伟认为我只是介绍了工程而已，不应该参与此项工程款项的分配。第五，我认为宋庆伟与我是合伙关系并达成口头协议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工程款各享有35万元。现在我已取得10万元，待此项工程款项结清时应将剩余的25万元支付给我。综上所述，宋庆伟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请求驳回宋庆伟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6月23日，万泉公司（甲方）与陈仲才（乙方）签订渣土清运协议书，约定：甲方将轨道交通稻田站A-
E地（房山区长阳镇高佃一村、二村）拆除渣土清运工程承包给乙方清运；工程总价款人民币70万元；付款方式：工程完成百分之五十付百分之二十，完成百分之七十付百分之四十工程款，工程完工待业主方验收合格付清等内容（该协议落款处陈仲才、宋庆伟签名）。后陈仲才于2011年7月8日、7月20日从万泉公司共领款30万元。
2014年4月1日，陈仲才在打印好的《声明》上签字，《声明》载明：“由（甲方）：万泉公司与（乙方）：陈仲才和宋庆伟共同在2011年6月23日签署的轨道交通稻田站A-
E号地拆除渣土清运，施工地点在房山区长阳镇高佃一村二村的《渣土清运协议书》中陈仲才仅作为本次工程的介绍人，宋庆伟为本次工程施工方，与甲方的工程款结算，洽商等一切事务均由宋庆伟负责。陈仲才与本次工程再无任何其它关系。本次声明真实有效，对于本次声明陈仲才愿负法律责任”。陈仲才主张其不识字，该《声明》系受宋庆伟哄骗，在宋庆伟打印好的《声明》上签字，对内容不予认可。2014年6月23日，陈仲才在该《声明》下方再次签字确认，内容为：“以上声明是我本人签字画押、本人不再追究北京万泉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任何法律责任”。宋庆伟于2014年5月19日、6月23日从万泉公司领款20万元。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渣土清运协议书》系宋庆伟、陈仲才共同签订的，该合同的权利义务应由双方共同享有；虽然宋庆伟提交陈仲才于2014年4月1日出具的声明，但陈仲才对该声明内容不予认可且宋庆伟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陈仲才在此次工程中仅仅为联系人，故宋庆伟要求陈仲才返还10万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8月判决：驳回宋庆伟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宋庆伟不服，上诉至本院要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理由如下：第一，《渣土清运协议书》虽为我与陈仲才共同签订，但陈仲才仅仅是因为与本工程的甲方相熟，在其本人无法完成该工程的情况下，才将工程介绍给我，陈仲才并未实际参与该工程任何工作，也未出资，仅仅是作为工程介绍人参与签订协议书，协议书的权利义务不应由我和陈仲才共同享有。第二，2014年4月1日，陈仲才在声明中签字；6月23日，在我、陈仲才与万泉公司三方洽商过程中，陈仲才再次在声明下方确认声明真实性。第三，陈仲才谎称只有他本人利用关系才能向甲方结算工程款，因此我被迫同意由陈仲才向甲方领取工程款，陈仲才单独从甲方处领取了两次工程款，但其于2011年7月8日领取10万工程款一事未告诉我，直至2014年4月21日我向甲方结算工程款时才得知陈仲才侵吞10万元工程款一事。综上，陈仲才不承担工程成本和实际施工工作，其领取本属于我的10万元工程款应当予以返还。
陈仲才同意原审判决，并答辩称：就本工程，宋庆伟与工程的甲方不认识，我与宋庆伟是合伙关系，我们分工不同，我负责签合同，我做了自己负责的工作部分，我取得10万元有依据，不同意宋庆伟的上诉请求。
二审中，本院补充查明以下事实：宋庆伟称其与陈仲才原来不认识，不是朋友关系，因涉案工程的原因，其与陈仲才经中间人介绍认识。陈仲才对此予以认可。关于宋庆伟、陈仲才二人就工程款的分配问题，宋庆伟主张二人没有口头或者书面对此进行过约定，其认为陈仲才只是介绍工程，不是施工方，所以不应获得任何工程款。
就《声明》的出具背景，宋庆伟称：我单独找工程的甲方结算工程款，甲方不给我单独结算并要求陈仲才同时到场，所以我找陈仲才出具了《声明》，之后甲方又找到陈仲才再次确认，故陈仲才在《声明》中写下“以上声明是我本人签字画押、本人不再追究北京万泉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任何法律责任”的内容，之后，我才单独从甲方处领取了工程款。宋庆伟提交2014年8月14日的《补充协议》，打印内容为：发包方（甲方）是万泉公司，承包方（乙方）是陈仲才，甲方将渣土清运工作承包给乙方，双方于2011年6月23日签订《渣土清运协议书》，2014年4月1日，乙方书面声明，将协议的全部权利义务转由宋庆伟承担。协议末尾乙方处宋庆伟手写签字。陈仲才对此质证称此协议形成时间为《声明》之后，10万元钱为签《声明》之前领取的，与签《声明》之后的事情无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渣土清运协议书》、《声明》、万泉公司证明、《补充协议》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审法院未支持宋庆伟要求陈仲才返还10万元劳务费的请求是否适当。
宋庆伟主张因为陈仲才仅起到了介绍涉案工程的作用，不参与具体的施工工作，故不应享受《渣土清运协议书》的相关权利，因此要求返还10元工程款，但根据查明的事实，《渣土清运协议书》的封皮及首页中乙方均列为陈仲才，在协议末页乙方签字处为陈仲才与宋庆伟两人的签字，故在签订该协议时陈仲才系承包方的身份，协议签订后，陈仲才能够独自分两次从发包方处领取30万元工程款，而发包方拒绝宋庆伟单独领取工程款的事实亦印证了陈仲才作为协议乙方即承包方的身份，故陈仲才根据上述协议约定享受权利包括从发包方处领取工程款具有合法理由。至于陈仲才与宋庆伟的内部分工以及对工程款的内部分配并不影响《渣土清运协议书》的法律效力。宋庆伟关于陈仲才不享有协议项下权利义务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万泉公司分两次向陈仲才支付的30万元为协议书中约定的工程款，宋庆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与陈仲才共同作为协议乙方对工程款的分配约定，宋庆伟主张此款项均为其作为具体施工人应取得的劳务费，要求陈仲才返还，缺乏证据。
根据宋庆伟提交的《声明》及《补充协议》可以看出，万泉公司认可陈仲才作为承包方签订的《渣土清运协议书》，亦同意陈仲才声明将协议书中承包方的全部权利义务转由宋庆伟一人承担，故万泉公司与宋庆伟签订了该《补充协议》，应当指出的是：协议权利义务转让的前提为原协议有效，转让人享有原协议的权利义务，宋庆伟提交的上述证据同时佐证了在《声明》及《补充协议》形成前，陈仲才具有协议一方的法律地位，享有协议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宋庆伟依据上述证据要求陈仲才返还于上述证据签署前已经领取的工程款，依据不足。故，原审法院未支持宋庆伟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宋庆伟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宋庆伟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保河
审 判 员 王云安
代理审判员 李 倩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六日
书 记 员 卢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