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厦民再终字第6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文虎，男，1960年1月19日出生，汉族。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豪德（厦门）石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庆如，董事长。
上列申请再审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罗长水、张玮，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郑庆全，男，1967年2月17日出生，汉族，（6）。
委托代理人刘俊，福建信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王文虎、豪德（厦门）石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德公司）与被申请人郑庆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5月10日作出（2009）思民初字第11005号民事判决。王文虎、豪德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0年9月28日作出（2010）厦民终字第1614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王文虎、豪德公司不服，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19日作出（2010）闽民申字第171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申请再审人王文虎、豪德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罗长水、被申请人郑庆全的委托代理人刘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9年11月11日，郑庆全起诉至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称，2009年6月30日，王文虎、豪德公司确认向郑庆全累计借款人民币（币种下同）510万元，并承诺在同年7月31日前还款，但迄今未还款，已构成违约，故请求判令王文虎、豪德公司立即向郑庆全归还借款510万元，并支付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王文虎、豪德公司辩称，王文虎、豪德公司与郑庆全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本案所谓的“借条”是王文虎、豪德公司根据厦门融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泰公司）的要求，为确认《合作协议书》及《终止合作确认书》项下1250万元借款在2009年7月份的利息而出具的确认书，其实质不是借条。融泰公司已将对王文虎、豪德公司包含本案涉及的2009年7月份的利息在内的全部债权转让给周依娟，郑庆全主张该债权主体不适格。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09年6月30日，豪德公司、王文虎出具一份借条给郑庆全，载明“兹自2009年7月，我们豪德（厦门）石材有限公司和王文虎累计向郑庆全借现金5100000元。现将原各借款凭证收回，并作此新的借款确认，以此借条作为唯一的借款凭证。本公司将在2009年7月31日前还清……”。豪德公司、王文虎均以借款人名义签字盖章确认。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讼争借款关系的真实性，即讼争借款和豪德公司与融泰公司的债权债务是否具有关联性。由于郑庆全及王文虎、豪德公司均对2009年6月30日出具的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故对借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王文虎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备识别判断能力，其及其代表的豪德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向郑庆全借款并出具借条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该借条明确载明了借款的具体数额和借款期限，符合借条的一般要素，应认定郑庆全和王文虎、豪德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王文虎、豪德公司认为是高利贷，是以向郑庆全出具借条的形式来确认其对融泰公司欠款的月利息，但所提交证据体现的债权主体与本案借条的债权债务主体并不一致，故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综上，郑庆全与王文虎、豪德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真实、合法有效的。王文虎、豪德公司未依约履行还款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郑庆全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王文虎、豪德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郑庆全偿还借款本金510万元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09年11月11日起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3750元，由王文虎、豪德公司负担。
王文虎、豪德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郑庆全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王文虎、豪德公司从未向郑庆全借款，豪德公司是与郑庆全持股的融泰公司存在非法借款关系，融泰公司付给豪德公司1250万元，以“利滚利”的方式计算利息，截止2007年8月16日，本息合计2190万元。本案的“借条”就是王文虎、豪德公司应融泰公司及其股东的要求为确认豪德向融泰公司借款1250万元的其中2009年7月份的利息而出具的；二、本案的“借条”确认的是企业之间非法拆借的利息，不受法律保护；三、一审认定借款有效，事实上保护了借款的非法利息，属适用法律错误。
郑庆全答辩称，一、豪德公司与融泰公司之间的关系属另一法律关系，其法律性质、行为主体均与本案不同；二、如王文虎、豪德公司应融泰公司的要求向郑庆全出具借条，则要承担双重债务，显然有违常理；三、本案借条确认的是现金借款，且已体现“原各借款凭证收回，并作此新借款确认，以此借条作为唯一的借款凭证”。故豪德公司的上诉不能成立，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予以确认。
二审庭审中，王文虎、豪德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厦门天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借款利息计算表”复核报告》（以下简称《复核报告》），证明融泰公司将借款的非法利息分阶段确认给融泰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和亲属；2、融泰公司工商登记材料，证实郑庆全等为公司股东；3、应诉通知书、起诉状等材料，证实融泰公司将纯利息合并成一张《确认书》出具给郑振星，郑振星将债权转让给周依娟，周依娟已起诉。本院二审认为，由于郑庆全对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故予以确认，但上述材料与本案缺乏关联性。
本院二审认为，王文虎、豪德公司向郑庆全出具借条是本案的一个客观事实，借条明确载明了借款的具体金额和还款期限，并确认“现将原各借款凭证收回，并作此新借款确认，以此借条作为唯一的借款凭证”，虽然借条并不是确认债权的唯一凭证，但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该借条足以认定双方的借款关系成立。在本案一、二审中，王文虎、豪德公司一再强调讼争借条项下的款项实际上是豪德公司与融泰公司非法拆借所产生的部分利息，但其提交的证据均为间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直接联系，所体现的法律关系及债权主体、欠款金额等并不一致，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锁链证实其主张，故王文虎、豪德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750元，由王文虎、豪德公司共同负担。
王文虎、豪德公司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原判，该判驳回郑庆全的诉讼请求。理由是：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㈠、本案郑庆全提供的《借条》是王文虎和豪德公司应融泰公司的要求，为确认豪德公司2005年向融泰公司所借款项1250万元以逐月复利计息的方法计算的2009年7月份的复利而出具的。1250万元的借款按月利率2.5%计至2007年8月16日的本息合计2190万元，2007年8月17日起，融泰公司要求王文虎和豪德公司以2190万元为基数，按每日0.2%的利率同样采用如上逐月计息的方法，将各期利息分别确认给其法定代表人等个人（其中，2007年8月17日至2008年9月30日的利息2654万元确认给郑振星、2008年10月1日至2009年1月31日的利息1306万元确认给郑振星的侄子郑国跃、2009年2月1日至4月30日的利息1160.8万元确认给郑振星的儿子郑国鸿、2009年5月1日至6月30日的利息919万元确认给郑振星的儿子郑国达、2009年7月的利息取整后510万元确认给郑庆全）。融泰公司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其意识到企业间的借贷是非法的，其利息不受法律保护。王文虎、豪德公司与郑庆全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㈡、该借条内容虚假、漏洞百出，不能证明借款关系的存在。1、没有借款支付的任何证据，郑庆全所称510万元的巨款全部现金交付，完全违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2、郑庆全一、二审均未能说清如此巨额款项的资金来源。3、该借条落款日期是2009年6月30日，确认的却是截止7月份的借款数额，借条时间与内容矛盾。4、如此巨额款项如果是借款不可能不约定利息；5、该借条体现的“借款人”是两个，根据“一物一权原则”，该笔款项，不可能既借给豪德公司同时又借给王文虎个人，可见该借条不可信。6、王文虎根本不认识郑庆全，万邦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友进在一审也证明这一事实，郑庆全怎么可能借贷如此巨额的款项给素不相识的人。7、郑庆全是融泰公司的股东，对豪德公司始终无力偿还融泰公司的借款1250万元很清楚，而且按其一审的说法，豪德公司前期的几笔借款都分文未还，在此情况下，其怎么可能还一直借款给豪德公司。㈢、王文虎、豪德公司提交的《合作协议书》、《记账凭证》、《进帐单》、《利息计算明细表》、《确认书》、《借条》、《终止合作确认书》、《复核报告》，以及厦门市万邦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邦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利息计算明细》等相反证据，环环相扣，相互印证，已经形成完整证据链，充分证明豪德公司以合作为名向郑庆全持股的融泰公司借款1250万元并以逐月复利计息方式计算出上述利息，证明本案借条的来源，证明王文虎、豪德公司与郑庆全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二审以“债权主体、欠款金额不一致”为由不予确认，殊不知“债权主体的不一致”正是郑庆全及其持股的融泰公司试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所必须的、也是一贯的手法。二审事实认定明显错误。二、原判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案借条是对企业间非法借贷产生的利息确认，是非法的，原判予以保护系适用法律错误。
郑庆全答辩称，原判符合客观事实，适用法律无误。王文虎、豪德公司所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郑庆全出借款项与融泰公司毫无瓜葛，王文虎、豪德公司关于本案借款系其向融泰公司所借款项的复利纯属主观臆断；二、本案的借条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客观反映了双方之间的借贷事实；三、王文虎、豪德公司申请再审并无新的事实和依据，而郑庆全经多方查找，发现了双方在2006年4月3日发生借贷的证据，这足以证明双方之间有着借贷事实。
本院再审查明，双方当事人对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05年10月8日，融泰公司，万邦公司，豪德公司签订一份《合作协议书》，约定了欲将豪德公司位于厦门市何厝村内的用地开发建设为安置房项目的相关权利义务。其中关于协议解除的主要约定内容为：如果万邦公司不能在2005年11月30日前办妥选址意见书，三方又不能达成新的协议，则三方同意不再进一步合作，协议解除。在此期间各方发生的费用各自承担，但除：豪德公司应当将收到的融泰公司的款项返还给融泰公司、同时偿付给融泰公司自收到款项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每月2.5%计算的筹集资金费用。……。
2005年8月16日至2005年10月21日，融泰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豪德公司合计1250万元。2009年8月16日，融泰公司、万邦公司、豪德公司签订一份《终止合作协议书》，确认2005年10月8日的《合作协议书》解除，融泰公司截止2007年8月16日投入的各项资金和支出累计达2190万元，相关凭证各方均已收回，豪德公司计划在2007年10月31日前偿还，逾期则还应按每日0.2‰承担自2007年8月17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等。2009年7月9日，融泰公司与周依娟签订一份《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融泰公司将其对万邦公司、豪德公司及连带责任保证人王和平、王文虎享有的应返还的房地产项目投资和支出款项2190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等债权转让给周依娟。
2009年7月30日，周依娟向本院起诉，请求判令豪德公司承担主债务2190万元及利息；……。2010年9月8日，本院作出（2009）厦民初字第411号民事判决，认定融泰公司与豪德公司、万邦公司三方于2005年10月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名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实为转让集体土地，依法应确认无效。《终止合作确认书》实为对融泰公司支付给豪德公司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款及其复利的结算，亦为无效。豪德公司基于无效协议而取得的转让款1250万元应返还给融泰公司，超出1250万元部分实为复利，不受法律保护。鉴于豪德公司实际占用资金，根据公平原则，豪德公司应对其占用款项期间支付相应的利息，该利息以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每期款项实际收到之日起至2007年8月16日的《终止合作确认书》之日。因此，融泰公司仅有权转让该1250万元债权及豪德公司占用期间的利息，超出部分的转让无效。周依娟就此受让债权及相应从权利仅限于1250万元及豪德公司占用期间的利息计至2007年8月16日。
2008年8月22日，王文虎、豪德公司出具《确认书》，载明：王文虎、豪德公司因与郑振星的经济往来及其他债务等累计尚欠郑振星2654万元。现将原各凭证收回，并作新的债务确认。王文虎、豪德公司将陆续还款清偿，最迟不超过2008年9月30前全部还清。如果逾期，则未清偿的款项按每日0.2%计承担直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2009年7月9日，郑振星与周依娟签订一份《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郑振星将其对王文虎、豪德公司及万邦公司、王和平、何创新享有的2654万元债权转让给周依娟，双方同意以周依娟最终实际收到的向债权人追回的款项冲抵郑振星对周依娟部分借款债务。
2010年5月19日，周依娟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文虎、豪德公司向周依娟支付其与郑振星经济往来及其他债务欠款2654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2012年12月13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闽民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认为：郑振星关于案涉款项为借款除了2008年8月22日《确认书》外未能提交相关的支付凭证予以佐证，且主张案涉款项是现金支付，因案涉款项数额巨大，仅凭2008年8月22日《确认书》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王文虎、豪德公司为证明其从未向郑振星借款，2008年8月22日《确认书》载明的金额是豪德公司向原法定代表人为郑振星的融泰公司借款1250万元的复利，提交了《复核报告》以及相应的《确认书》、《借条》的复印件。《复核报告》以2007年8月16日的《终止合作确认书》载明的金额2190万元为基数按“日0.2%，以一个月为周期，并将当月利息纳入下月本金”的计算方法，就相应期间计算得出的金额取整后与豪德公司提交的2008年2月15日的《确认书》及2008年4月1日、5月1日、6月1日、7月1日《借条》复印件中载明的金额一致，也与周依娟提交的2008年8月22日的《确认书》及2008年5月1日的《借条》载明的利息计算标准和金额一致。因此，王文虎、豪德公司提交的《复核报告》与周依娟提交的2008年5月1日的《借条》及2008年8月22日的《确认书》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证明2654万元系在2190万元的基础上计算得出的金额。基于郑振星在2009年11月11日融泰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之前为融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王文虎、豪德公司主张的2654万元的计算方式确与2190万元存在关联关系，在郑振星未能证明2654万元的支付凭证的情况下，王文虎、豪德公司的抗辩主张成立，即2654万元实际上是在2007年8月16日《终止合作协议书》载明的2190万元的基础上计算得出的2007年8月17日至9月30日的“利息”，王文虎、豪德公司与郑振星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周依娟依据债权转让协议向豪德公司等被告主张权利缺乏依据。综上，因周依娟未能证明2008年8月22日《确认书》项下债权的真实存在，王文虎、豪德公司不承担还款责任，《确认书》项下担保人亦不承担责任。据此判决：驳回周依娟的诉讼请求。
周依娟不服该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3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3）民四终字第33号民事判决，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周依娟及郑振星应对2008年8月22日《确认书》载明的2654万元款项的交付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周依娟及郑振星未能提交该款项交付的直接证据，一审据此认定仅凭《确认书》不足以证明案涉借款关系真实存在并无不当。周依娟和郑振星虽不认可《复核报告》，但亦未能提交相反证据推翻《复核报告》，一审综合全案证据对《复核报告》予以采信并无不当。综上，周依娟和郑振星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郑振星对豪德公司和王文虎享有2654万元的借款债权，周依娟依据郑振星转让的该债权主张权利缺乏法律依据。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再查明，郑庆全2004年8月20日担任融泰公司监事，2007年3月5日经工商登记为融泰公司股东。王文虎、豪德公司二审提供的《复核报告》显示，以2007年8月16日的《终止合作确认书》载明的金额2190万元为基数按“日0.2%，以一个月为周期，并将当月利息纳入下月本金”的计算方法计算，2009年7月的利息为5102599.56元，取整后为510万元。
又查明，郑庆全在一审庭审时针对其本案主张的510万元系由哪些款项构成的法庭调查回复表示，王文虎和豪德公司自2005年9月开始陆续向其借款，各笔借款金额分别为200万元、170万元、50万元、40万元、30万元、20万元，最后汇总出具了本案510万元的借条。
再审期间，郑庆全为证明其与王文虎和豪德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提供以下证据：1、2006年4月3日郑庆全与王文虎、豪德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及王文虎和豪德公司同日出具的《借条》复印件各一份、豪德公司同日同意向郑庆全借款的《董事会决议》一份，证明其2006年4月3日出借60万元给王文虎、豪德公司；2、《招商银行户口交易明细表》一份，证明郑庆全于2009年7月3日将两笔金额分别为150万元和200万元的借款转账支付到王文虎的个人银行账户。
王文虎和豪德公司质证认为，郑庆全提供的上述证据均非再审新证据，与本案也没有关联，且其中第1组证据中的《借款合同》和《借条》的真实性无法确认，郑庆全一、二审确认的本案510万元的构成并不包括该笔款项，《董事会决议》不能证明该借款有实际发生；第2组证据的款项仅有银行转款记录不能证明是借款，转款时间2009年7月3日与讼争《借条》的款项发生于2009年6月30日前也不一致。
以上事实有王文虎、豪德公司二审提交的《复核报告》和融泰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再审提交的（2009）厦民初字第411号民事判决书、（2010）闽民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及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四终字第33号民事判决书；郑庆全再审提交的《借款合同》、《借条》、《董事会决议》、《招商银行户口交易明细表》；一审及再审庭审笔录等为证。
本院认为，郑庆全主张王文虎和豪德公司向其个人现金借款510万元，在一、二审期间除2009年6月30日的《借条》外，并未能进一步提供其有实际支付该款项的相关证据佐证。再审期间，郑庆全虽提供了上述两组证据主张其有实际支付借款，双方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但因这些证据均形成于一审起诉之前，并不属再审的新证据，且其中第1组证据体现的借款金额60万元，并不在郑庆全一审陈述的510万元的付款构成范围内；第2组证据体现的两笔均系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与借条体现的“借现金”以及郑庆全关于510万元均为现金支付的陈述存在矛盾，该三笔款项均不足以认定与本案的510万元存在关联性。由于郑庆全主张的借款510元金额巨大，故在其未能就该款项有实际发生进一步举证的情况下，仅凭借条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
而王文虎和豪德公司抗辩认为其与郑庆全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2009年6月30日的《借条》记载的510万元实际上是以豪德公司之前向融泰公司的借款1250万元，按月利2.5%逐月复利计至2007年8月16日的本息2190万元为基数，再按“日0.2%，以一个月为周期，并将当月利息纳入下月本金”的计算方法，计算得出的2009年7月份的利息5102599.56元的取整金额。该主张既有王文虎和豪德公司提供的《复核报告》相佐证，亦有上述本院作出的（2009）厦民初字第411号民事判决和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民四终字第33号民事判决所查明认定的融泰公司之前的通常做法相印证。鉴于郑庆全自2004年8月开始即陆续担任融泰公司的监事及股东的事实，应认定王文虎和豪德公司的该抗辩主张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因此，在郑庆全未能依法就其出借510万元是否实际发生举证的情况下，应采信王文虎和豪德公司的抗辩主张，即认定2009年6月30日的《借条》体现的“借现金510万元”并非双方基于真实的借贷关系而产生。郑庆全本案依据该《借条》提出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应予驳回。王文虎和豪德公司的再审诉求，应予支持。一、二审认定事实有误导致判决错误，应予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0）厦民终字第1614号民事判决和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09）思民初字第1100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郑庆全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23750元，均由郑庆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常红
审 判 员 吴 琦
审 判 员 周 锋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日
代书记员 陈雅萍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十八条人民法院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再审案件，发现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认定事实不清的，应当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但原审人民法院便于查清事实，化解纠纷的，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原审程序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且无法达成调解协议，以及其他违反法定程序不宜在再审程序中直接作出实体处理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