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3）鄂江夏行再字第00001号
抗诉机关武汉市人民检察院。
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彭开芳，男，1962年7月25日出生，汉族，武汉市人。
委托代理人彭开东，男，1956年3月12日出生，汉族，武汉市人。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何艳，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黄建华，湖北君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武汉市江夏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原审第三人）。
法定代表人闵运奎，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段波平，男，1974年2月23日出生，汉族，系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被申请人杨腊平（原审第三人），女，1964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武汉市人，系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红灯小学教师。
第三人史如英，女，1962年8月6日出生，汉族，武汉市人。
彭开芳诉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颁发给杨腊平的武房夏0203943号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行政登记行为一案，本院于2010年5月7日作出（2010）夏行初字第5号行政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彭开芳不服，向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作出武检行抗（2013）1号行政抗诉书，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鄂武汉中行抗字第00001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对本案再审。本院于2013年5月21日立案，并分别于2013年5月27日、2013年6月18日向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武汉市江夏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原武汉市江夏区房产管理局）、杨腊平送达了行政抗诉书副本。因史如英与本案审理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职权追加其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并于2013年6月13日向其送达了行政抗诉书副本及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答辩状及证据。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3年7月1日、7月4日、7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指派助理检察员阮涛出庭。再审申请人彭开芳及其委托代理人彭开东，被申请人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的委托代理人黄建华，被申请人武汉市江夏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的委托代理人段波平，被申请人杨腊平，第三人史如英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彭开芳原审中诉称，2000年间，我与杨腊平在婚姻存续期间在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永胜村大吴湾建造了一栋三层面积为188.71平方米的私房，同年间，以我的名义在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武房夏2000042181号。2001年4月18日，我与杨腊平离婚，离婚时约定房屋归杨腊平管理和使用，但并没有对房屋所有权进行约定。离婚后，我才发现杨腊平向史如英借款2.7万元并将房产证擅自抵押给史如英，我多次找史如英要求收回房产证，并与史如英于2002年1月22日签订还款协议，约定：由我在2004年4月前代杨腊平偿还借款本息3万元，2004年4月我还款时，史如英却要归还6万元。2009年12月3日，我才知道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没有通知我到场违反房屋过户登记程序，擅自将我所有的房产证过户至杨腊平名下，要求依法撤销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违反程序颁发给杨腊平的武房夏0203943号《房屋所有权证》。
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辩称，我局为杨腊平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符合法定程序，彭开芳与杨腊平因离婚引起的财产争议及与案外人之间的民事争议应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彭开芳至迟在2004年3、4月份就知道房屋发生转移登记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彭开芳提起行政诉讼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应裁定驳回其起诉。
武汉市江夏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述称，我局在本案中不具备第三人的身份，彭开芳与杨腊平因离婚引起的财产争议及民事争议应当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彭开芳提起行政诉讼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应裁定驳回其起诉。
杨腊平述称，我与彭开芳离婚时，彭开芳就知道我向他人借款的事实，房产证我给了柳士荣，而不是史如英，我没有亲自到武汉市江夏区房产管理局办理过户手续。彭开芳诉称过户一事我至今不清楚，与我无关。为查清案件的真实情况，我申请法院追加史如英和柳士荣为第三人。
原审法院查明，彭开芳与杨腊平原系夫妻关系，1999年杨腊平以开煤厂为由经柳士荣介绍在史如英处出具借条借款27000元，借款及出具借条时，彭开芳均在场。2000年，彭开芳与杨腊平在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永胜村大吴湾建造了一栋三层面积为188.71㎡的私房，同年10月25日以彭开芳的名字在原武汉市江夏区房产管理局办理了权属登记手续，《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武房夏200004281号。2001年4月28日杨腊平与彭开芳在武汉市江夏区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离婚后，杨腊平将涉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等材料抵押给了史如英，并在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第二条后面添加“产权属于杨腊平”字样。彭开芳得知房屋已抵押给史如英后，于2002年1月22日与柳士荣、史如英签订了《付款协议》一份，双方约定：还款30000元，从2002年4月底起每月付款1500元，如不付清，房屋二栋和机械设备由史如英处理。协议签订后，因彭开芳未按协议约定的内容偿还借款，史如英就向原武汉市江夏区房产管理局金口房管所申请办理房屋权属过户手续。该所工作人员审核后，2002年9月4日，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先将涉案房屋权属登记到杨腊平名下后，又于2002年9月23日转移登记至史如英名下，史如英在2003年间曾数次告知彭开芳涉案房屋已经转移登记至其名下，并要求彭开芳将屋内物品搬走。2004年前后，彭开芳还曾到原武汉市江夏区房产管理局金口房管所质问该所工作人员涉案房屋为什么转移登记至他人名下。
原审法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的规定，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在将权属登记在彭开芳名下的涉案房屋转移登记至他人名下时，虽未向彭开芳告知诉权及起诉期限，但其至迟在2004年间就知道涉案房屋权属已转移登记至他人名下的事实，彭开芳提起行政诉讼时，已超过了法定的期限，且无正当理由，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辩称应裁定驳回彭开芳起诉的理由成立，予以采纳。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彭开芳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彭开芳负担。
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2010）夏行初字第5号行政裁定认定事实错误。原审裁定以王明发、史如英、柳士荣的证人证言认定彭开芳的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而王明发为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且为作出涉案房屋权属变更登记具体行政行为的经办人，属与彭开芳有不利关系的证人；史如英和柳士荣虽不是案件当事人，但二人是向行政机关申请将涉案房屋权属变更登记至杨腊平名下，又变更至史如英名下的实际申请人，全程参与了涉案房屋权属变更的过程，是原审裁定的受益人，与案件诉讼结果有重大利害关系，也属与彭开芳有不利关系的证人。在彭开芳对自己2004年前后知晓变更登记的事实明确予以否认的情况下，原审裁定以王明发、史如英、柳士荣所作的对彭开芳不利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而本案中除王明发、史如英、柳士荣的证人证言外，原审诉讼中再无其他证据证明该事实，故原审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证据不足，导致起诉期限的计算错误。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特提起抗诉，请依法再审。
彭开芳申诉认为，2002年，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原武汉市江夏区房产管理局在我本人未到场，我和杨腊平未签字，也未授权任何人签字的情况下，违反法律规定，将我的房屋过户给他人。我是在2009年到原武汉市江夏区房产管理局查询时，才知道房屋被过户的事实，请求法院依法撤销颁发给杨腊平的武房夏0203943号《房屋所有权证》。
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辩称，1、我局为杨腊平办理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符合法定程序。原武汉市江夏区房产管理局于2000年10月25日为涉案房屋办理了初始登记。2001年4月28日，彭开芳与前妻杨腊平感情不和，经双方协商一致，在武汉市江夏区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并签订了《离婚登记当事人子女抚养、财产分割协议书》。2002年9月2日，彭开芳与杨腊平持相关材料，填写了《武汉市房地产交易权属登记申请表》，要求将登记在彭开芳名下的涉案房屋转移登记至杨腊平名下。登记机构经审查核实，认为材料齐全，符合办证要求，于2002年9月4日为杨腊平核发了武房权证夏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2、根据彭开芳同杨腊平于2001年4月28日签订的《离婚登记当事人子女抚养、财产分割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我局有理由相信杨腊平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该协议第2条明确约定“楼房由杨腊平管理使用，彭开芳不得限制和干涉，产权属于杨腊平”。该协议同时写明“杨腊平于2001年12月30日付给彭开芳10000元，做房子的欠款28000元由杨腊平偿还”。根据协议约定的上述内容，我局有理由相信杨腊平与彭开芳离婚时分割了涉案房屋，我局在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时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3、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5月7日作出（2010）夏行初字第5号行政裁定驳回彭开芳的起诉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的武检行抗（2013）1号行政抗诉书抗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在原审时，在证人出庭作证后，审判长询问彭开芳是否知道在2004年间涉案房屋已过户至他人名下，彭开芳明确表示知道。武汉市人民检察院的行政抗诉书认为原审裁定仅以证人证言证实的事实作为定案依据不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行政抗诉书的抗诉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行政抗诉书所提出的抗诉不能成立，原审裁定驳回彭开芳的起诉正确。
武汉市江夏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述称，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我局在本案中不具备第三人的身份。2、彭开芳与杨腊平因离婚引起的财产争议以及同史如英之间的民事争议应当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与房屋行政登记行为无关。3、原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武汉市人民检察院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是在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证据、彭开芳的庭审陈述以及证人证言来认定彭开芳在2004年已经知晓具体行政行为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彭开芳提起诉讼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原审裁定驳回彭开芳起诉正确。
杨腊平述称，1、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武汉市江夏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为我办理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不符合法定程序。我和彭开芳在2002年9月2日并未到任何房管部门填写申请表，也没有签字和按手印。2、我与彭开芳于2001年4月28日在武汉市江夏区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双方签订了《离婚登记当事人子女抚养、财产分割协议书》，但该协议并未对涉案房屋产权进行分割。武汉市江夏区住房保障与房屋管理局档案中留存的该协议书上“产权属于杨腊平”字样，是柳士荣在2002年4月份在我宿舍拿证件时逼我添加的，房屋登记部门在未核实该协议真伪的情况下就办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其行为严重侵犯了我和彭开芳的合法权利。3、史如英伪造《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并无视双方借款协议私自将房屋过户，完全是强夺他人财产的强盗行为。史如英在与彭开芳签订还款协议，且该协议履行期限未到时，又找我要相关证件办理涉案房屋过户手续，一笔债款由两人承担不符合情理。综上所述，我认为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2010）夏行初字第5号行政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行政抗诉书中所提出的抗诉理由成立。
史如英述称，1、我在1999年借钱给杨腊平后，她一直未还钱，我没办法才去她单位找她要钱，杨腊平当时也没钱，就主动要求将房子抵债给我，我当时根本不想要她的房子，我只想拿回我的借款。2、我在2002年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至我的名下后，就将房屋所有权证给彭开芳看了，他也将房子里的东西搬走了，后来我就开始做院墙。综上，彭开芳与杨腊平陈述均不属实。
经再审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基本一致，同时还查明，2004年12月3日，史如英交纳了涉案房屋自来水安装费500元。2005年左右，因史如英在涉案房屋前面搭建院墙与彭开芳发生冲突，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永胜村村民委员会相关领导及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居民胡某某均参与了协调，在协调时，彭开芳亲口陈述虽然涉案房屋已经转移登记至史如英名下，但以后有钱了他要赎回该房屋或通过司法程序将房屋要回。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23日立案受理彭开芳诉杨腊平、史如英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并于2011年5月4日作出（2010）夏金民初字第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彭开芳的诉讼请求。彭开芳做生意的门面在涉案房屋斜前方，两房相距10米左右，其一直居住的房屋与涉案房屋紧相邻。
又查明，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提供的证据3《武汉市房地产交易权属登记申请表》上出让人彭开芳和承受人杨腊平的签字均非本人所签。
本院再审认为，根据《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规定，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负有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房屋权属登记的职责。本案被诉的房屋登记行为虽系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作出，但是由武汉市江夏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初审、复核，其应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的规定，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在将权属登记在彭开芳名下的涉案房屋转移登记至他人名下时，虽未向其告知诉权及起诉期限，但根据原审查明事实及再审补充查明事实均能证明彭开芳至迟在2005年间就知道涉案房屋权属已转移登记至他人名下的事实。首先，彭开芳知道涉案房屋权属证书抵押给史如英，并与史如英签订还款协议，彭开芳未履行还款协议，就应当预见涉案房屋所有权转移的可能性；其次，涉案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史如英名下后，史如英要求彭开芳、杨腊平清理房内物品，彭开芳工作和居住的房屋与涉案房屋紧邻，对史如英行使所有权的行为应当清楚；最后，在史如英兴建涉案房屋的院墙时，彭开芳与史如英发生纠纷，经当地基层组织和其他人员协调，彭开芳亲口陈述知道涉案房屋转移至史如英名下，要通过司法程序要回，其也向法院提起了确权之诉。综上，上列证据形成证据链，相互应证，足以证明彭开芳至迟在2005年就知道涉案房屋转移登记至史如英的事实。彭开芳于2009年提起行政诉讼时，已超过了法定的期限，且无正当理由，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故本院原审裁定并无不当。关于武汉市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行政执法人员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本案中，王明发作为武汉市江夏区住房保障与房屋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是办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的经办人，不能认为是与彭开芳有不利关系的证人，且原审裁定认定彭开芳起诉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并不仅是依据王明发、史如英、柳士荣的证言，而是在综合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以及彭开芳的庭审陈述基础上作出的认定，故对抗诉机关关于原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的意见不予采纳。原审诉讼费50元应依法免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七十六条、第九十七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维持本院（2010）夏行初字第5号行政裁定。
本案预交诉讼费50元退还再审申请人彭开芳。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玲霞
审 判 员 姚文清
人民陪审员 张 燕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余海燕
附：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
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诉权或者法定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六）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
第七十六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
第九十七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十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阐述理由方面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人民法院应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上述瑕疵后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