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终字第035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夏×1，男，1951年7月12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夏×2（夏×1之女），1978年3月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董大伟，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3，男，1942年6月2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夏×4，女，1978年5月21日出生。
二被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周伟，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夏×1因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232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9月，夏×1诉至原审法院称：1988年4月18日，徐×1与我协商，将徐×1名下位于北京市×××41号二层3间房屋61.4平方米及一层门道的四分之一以6万元价格卖给我，但由于当年政策限制，农业户口的我无法办理房屋买卖过户手续，因此，我找到我四叔夏×3，双方口头约定以夏×3名义购买此房屋，全部购房款由我出资，所有权全部归我。经过我、夏×3、徐×1三人共同协商，徐×1和我二人以赠与合同形式完成买卖，我向徐×1支付了全部购房款6万元，之后涉案房屋过户到夏×3名下。90年代初，夏×3由于经济犯罪被判刑14年。1995年，我代夏×3领取隆华信用社（现北京市商业银行）股金104400元。2002年5月17日，我与夏×3之女夏×4就上述股金归还及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和过户手续事宜签订了相关协议和《欠款收条》、《证明》。其中，《证明》明确写明：“1989年（以房管局登记为准）以夏×3名义购买的北京市×××41号二层房屋3间，由于当时在市区购房政策必须使用非农业户口，故使用夏×3名义，但房款是由我交付的。故夏×3只是名义上的房屋所有权人。1989年（以房管局登记为准）以夏×3名义购买的北京市×××41号二层3间由我交付的陆万元非纸袋厂集体财产，而是我个人财产。”涉案房屋从1988年我实际购买后，一直由我及我的家人居住使用，有时也用于出租。2006年我由于疾病而丧失行为能力，现我女儿夏×2为我的监护人。2008年门道四分之一过户至夏×4名下。近来，我找到夏×3、夏×4要求履行当年约定，将涉案房屋过户至我名下，然而夏×3、夏×4却不配合。无奈之下，诉至法院。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位于北京市×××41号1号楼二层房屋3间61.4平方米及一层门道的四分之一归我所有。2、要求夏×3、夏×4配合我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3、诉讼费用由夏×3、夏×4承担。
夏×3、夏×4辩称：涉案房屋系经夏×3的老同事介绍由夏×3与原房主徐×1接洽、磋商，并最终购得房产，并非夏×1所述。1988年购房时，夏×1之父夏×5及其亲弟弟夏×6都是非农业户口，没有理由找到做为四叔的夏×3，以夏×3的名义购房。夏×1所述购房款是由其支付的，与事实不符，涉案房屋的购房款6万元全部由夏×3支付。另外，夏×3及女儿从未与夏×1就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和过户签订过任何协议，所谓夏×4的《证明》，形式不完整，且是在受到夏×1胁迫下书写，不具证明力和法律效力。事实上是，2002年5月17日《欠款收条》及所谓《证明》的背景是，1995年，夏×1冒领夏×3北京银行股金，后既未告知更未归还夏×3，直到1998年底或1999年初，北京银行通知夏×3补交1995年领取分红的税费，至此，夏×3才知道夏×1冒领分红款事宜。此后，夏×3一直找夏×1索要，夏×1以种种托辞不给，直到2002年，夏×1才同意。夏×3让女儿夏×4代收并出具收据，但夏×1竟以夏×3保外就医一事威胁夏×3女儿书写《证明》，故所谓《证明》夏×4未予署名和日期。以上，不论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不是夏×3与夏×1关于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和过户手续的协议，对夏×3与夏×1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更关键的是，此后，夏×3从未授权夏×1办理拆迁手续，夏×1也未依此向夏×3、夏×4就涉案房屋主张过任何权利。反而，夏×1却在2002年5月通过伪造夏×3身份证件，串通公证处，利用虚假的公证书，骗取房屋登记部门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夏×1的弟弟夏×6名下。现夏×3已通过公证复查程序及行政诉讼程序，撤销了公证书及违法登记行为，夏×1才不得以恶意提起本案诉讼，颠倒是非，公然抢夺夏×3、夏×4的房产。另外，涉案房屋购买后，基本没有人长期居住，夏×1的弟弟夏×6借用当过办公室，但也不是长期正式使用。直到1994年，夏×4和夏×1之女夏×2上中学，涉案房屋一直由两个孩子长期共同居住。2001年夏×2出国，由夏×4居住。后直到2002年5月，夏×1经常威胁骚扰夏×4的生活，且鉴于房屋已是危房，夏×4才从涉案房屋搬走。综上，夏×1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房屋购房款是由其支付及借用夏×3名义购房，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夏×1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本案涉案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为夏×3、夏×4，夏×1主张涉案房屋当年经双方口头约定以夏×3的名义购买，全部购房款由夏×1出资，所有权全部归夏×1，夏×3对此予以否认。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夏×1与夏×3曾经有过上述约定，也不能证明涉案房屋的购房款系夏×1支付及从购买后一直由夏×1及其家人居住使用。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本案涉案房屋登记在夏×3、夏×4名下，夏×1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故对夏×1的诉讼请求，法院无法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4年12月判决：驳回夏×1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夏×1不服，持原诉理由，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夏×3、夏×4同意原判决。
经审理查明：夏×3为夏×1之四叔，夏×4为夏×3之女。
1988年4月，涉案房屋原产权人徐×1与夏×3签订赠与书，赠与书中写明“我本人经公证析产分得北京市×××41号楼上三间房及门道四分之一份额。我因在天津工作无力管理，愿将此房及门道四分之一赠与夏×3同志所有。”产权所有人徐×1、受赠人夏×3在该赠与书中签名并盖章。依据该份赠与书，涉案房屋及门道四分之一所有权过户至夏×3名下。
2002年5月30日，夏×3及其妻子石×与夏×6签订《赠与合同》，约定夏×3、石×自愿将本人所有的涉案房屋及门道的四分之一部分赠给夏×6所有，夏×6接受赠与人夏×3、石×赠与的房产。同日，北京市海淀区第二公证处（现为北京市求是公证处）出具（2002）京海民证字第0670号《公证书》，“证明夏×3、石×夫妇与受赠人夏×6于2002年5月30日来到我处，自愿签订上述《赠与合同》，并在我的面前，在该合同上签名。”依据上述《赠与合同》及《公证书》，涉案房屋过户至夏×6名下。2013年5月，夏×3、石×向北京市求是公证处申请撤销（2002）京海民证字第0670号《公证书》，北京市求是公证处于2013年11月作出公证复查处理决定，该决定写明“经查阅公证卷宗、与承办公证员及双方当事人调查、到平房派出所核实，现查明卷宗中留存的夏×3一代身份证复印件与平房派出所留存的户口底档中的夏×3一代身份证不符。根据公证程序规则第六十三条之有关规定，我处决定撤销该公证书。”该《公证书》被撤销后，夏×3不服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作出的将涉案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到夏×6名下的行政行为，将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夏×6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撤销了夏×6所取得的房屋所有权证。夏×6不服，上诉至我院，我院经审理于2014年9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判决后，涉案房屋恢复登记到夏×3名下。另，门道四分之一的共有份额于2008年登记于夏×4名下。
2007年，经夏×1之女夏×7申请，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2007）朝民特字第152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宣告夏×1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夏×2为夏×1的监护人。
现夏×1、夏×3均主张涉案房屋及门道四分之一份额系1988年从徐×1处以六万元价格购买所得，与徐×1签订赠与书的真实目的是为了避税。
夏×1主张涉案房屋及门道四分之一份额归其所有，购房款共计六万元系夏×1以安家费形式支付给徐×1，涉案房屋一直由其居住、控制。为证明其主张，夏×1提交如下证据：1、徐×1与夏×3签订的房屋馈赠协议书复印件，该房屋馈赠协议书中约定徐×1将涉案房屋及门道四分之一赠与给夏×3，其中一部分划掉的内容涉及到夏×3以安家费形式发给徐×1等人安家费六万元，夏×1欲以此证明涉案房屋购房款六万元系以安家费形式支付。2、徐×1、徐×2、杨×一家三人领取安家费收条三张，载明“兹有徐×1、徐×2、杨×同志对我单位经济发展有贡献，特发给安家费”，经手人有夏×1签字，刘×盖章，此三张收条欲证明徐×1已收取购房款六万元。3、2002年5月17日夏×4书写的《欠款收条》和《证明》，《欠款收条》其中有一段涉及涉案房屋：“另夏×3将于3日内签字委托夏×6将其名下×××41号房3间相关拆迁手续予以办理”。《证明》的内容为“1989年（以房管局登记为准），以夏×3名义购买的北京×××41号2楼房屋3间，由于当时在市区购房政策必须使用非农业户口，故使用夏×3名下，但房款是由夏×1交付的，故夏×3只是名义上的房屋所有权人。1989年（以房管局登记为准），以夏×3名义购买的北京市×××41号2楼房屋3间由夏×1交付的陆万元非隆华纸袋厂集体财产，而是夏×1个人财产。”夏×1欲以此证明2002年双方针对涉案房屋的由来和房屋所有权做了书面约定，夏×3仅是名义上的购房人，购房款是夏×1支付的。4、夏×42007年发给夏×2的短信，其中提到×××楼下小房产挂失手续已经办完，夏×1欲证明夏×3、夏×4早于2007年已经知晓产权变更到夏×6名下并对此没有异议。5、公证复查程序中公证处对夏×6的询问笔录，欲以此证明涉案房屋购房款的来源。6、证人徐×3、王×、夏×8、夏×6、夏×9的证言，其五人均出庭作证表示曾听说夏×1出资六万元购买了涉案房屋及门道四分之一的份额，其中徐×3系涉案房屋之邻居，王×系夏×1单位职工，夏×8系夏×1姑姑、夏×3妹妹，夏×6、夏×9为夏×1亲兄弟。7、证人徐×4证言和夏×1妻子史×与徐×4签订的租房协议，该协议载明：“房费每季度一结，2005年6月1日起算起，到租期为一年”，夏×1欲证明2005年6月开始涉案房屋由夏×1家人进行出租管理，证明其从夏×1之妻史×处租住涉案房屋已近10年。8、徐×1妻子杨×从美国以邮件形式邮寄的书面证言，证明1988年4月经夏×3介绍，夏×1向徐×1购买了涉案房屋及门道四分之一的份额，办理相关手续时夏×3没有出现过，涉案房屋为夏×1所有。9、徐×5的证言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政治部出具的徐×5为杨×之子的证明，徐×5出庭称听其母杨×说涉案房屋系夏×1出资购买，为夏×1所有。夏×3、夏×4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该协议书为复印件且有被划掉的内容，不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另外内容上也是原房主与夏×3协商，与夏×1无关。2、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经手人虽有刘×的印章，但刘×根本不知此事。证据1中关于安家费的内容已被划掉，不能证明该笔款项就是证据1项下的款项，与涉案房屋无关。收条上的款项如果是单位支付的，应当出示单位账目。3、《欠款收条》和《证明》的内容是在夏×1胁迫下由夏×4所写，但没有签名及日期，不能证明是夏×3与夏×1之间就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和过户手续的协议。4、短信只能证明2007年夏×2和夏×4的感情很好，具体内容应当到电信部门调取信息并公证。5、公证复查询问记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为公证员的表述。6、证人徐×3、王×、夏×8、夏×6、夏×9均是听说涉案房屋是夏×1购买，且王×、夏×6、夏×9与夏×1存在利害关系。7、证人徐×4，称租住涉案房屋，夏×1提交的租房协议不是有效的租赁协议，不能认定夏×1将涉案房屋出租的事实。租房协议不是有效的协议，不能认定夏×1将房屋出租的事实。8、杨×之书面证言是在境外形成的，应办理公证认证，形式上不符合法律要求，该书面证明亦不能证明是杨×本人书写，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9、不认可徐×5的身份，徐×5陈述均是听说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
夏×3、夏×4主张涉案房屋登记在其名下，应归其所有，涉案房屋购房款系夏×3支付，为反驳夏×1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夏×3、夏×4提供了下列证据：1、1988年4月26日夏×3书写的欠条一张，写明“今有夏×3欠徐×1同志现金2000元，还款日期在徐×1馈赠于我的房产证正式下来之日起十日内还清”，欲证明夏×3已向徐×1支付了全部购房款6万元。2、公证处卷宗资料及行政判决书，欲证明涉案房屋曾通过造假手段过户至夏×6名下，现夏×1提起本案诉讼纯属恶意。3、夏×6在公证复查程序中和行政诉讼中分别提交的张建忠出具的证明，写明房屋是以夏×3名义购买，房款是夏×1交付的，以此欲证明夏×4书写《欠款收条》及《证明》也是按此内容书写。4、证人赵×、张×、刘×的证言。赵×系夏×3同事，其出庭证明听说夏×3购买了涉案房屋，张×出庭称其公公范延亮曾经借钱给夏×3用于购买涉案房屋，刘×出庭证明夏×1提交的领取安家费收条中刘×的名章不是其加盖的，其不知晓支付给徐×1安家费的事实。夏×1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并且对该欠条的形成时间表示异议。此外，该欠条只能证明欠款的事实，至于何时还钱、过户手续何时办理及谁交的购房款之间没有关联性。2、对公证复查处理决定有异议，我们现在正在投诉，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另外，我们无法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行政判决书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判决并没有说房屋归夏×1所有，公证材料、行政判决书与本案的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3、对其真实性暂时无法核实，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暂时不予认可。4、关于三名证人：证人赵×与夏×3是老同事，双方关系密切，存在利害关系。涉案房屋是由谁购买的，证人是听夏×3的，是传来证据，在法律上属于没有经过核实的，不具有法律效力，不予认可。证人刘×，夏×3是刘×的表叔，且以常人的角度看待刘×，明显身体患有疾病，不仅行动受限，头脑也不清晰，并且视力上无法识别文字材料，其证言从法律上没有证明效力，不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人张×称她公公当年与夏×3是非常好的朋友关系，从法律上讲有利害关系，证人对借钱的用途不清楚，假设借钱了，也不一定是购买本案涉案房屋，对其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
二审庭审中，关于涉案房屋居住使用情况，夏×1称1988年后涉案房屋一直由其居住并实际控制，夏×2曾与夏×4一起居住过一段时间，后一直由夏×1家人控制出租；夏×3、夏×4称1988年后将涉案房屋借给夏×6使用过一段时间，后夏×4与夏×2同住过一段时间，2002年后没再管过涉案房屋。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房屋所有权证、公证复查处理决定、民事判决书、房屋馈赠协议书、领取费用收条、租房协议、欠条及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本院对双方提供的证据作出如下确认：
夏×1提供的证据：1、房屋馈赠协议书，该协议书系复印件，并非房管局备案之合同，故该证据真实性本院无法确认。2、领取费用收条三张，收条中载明给付徐×1、徐×2、杨×三人安家费用共计六万元，并非涉案房屋购房款，且收条中记载的经手人刘×出庭证明并未在该收条上盖过名章，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无法认定该笔款项系涉案房屋购房款。3、夏×4书写的《欠款收条》和《证明》，虽然夏×4主张此份证据系受胁迫所写，但其对此并未举证，本院对于《欠款收条》和《证明》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夏×4所写《欠款收条》中并未涉及涉案房屋由谁购买由谁出资的内容，不能证明涉案房屋系夏×1所有，而《证明》中虽然提到关于涉案房屋购买及出资情况，但夏×1主张的借名关系存在于夏×1与夏×3之间，夏×4无权代表夏×3认可夏×3与夏×1之间的借名买卖关系，故本院难以以此认定夏×3与夏×1之间的借名买卖关系。4、短信，该短信存于夏×2的手机中，夏×4表示异议，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短信内容也并未提及借名买卖。5、公证复查程序中公证处对夏×6的询问笔录，该笔录为复印件，夏×3、夏×4表示异议，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该笔录中亦未提及涉案房屋归夏×1所有，由夏×1出资。6、证人徐×3、王×、夏×8、夏×6、夏×9的证言，上述五人均称听夏×1说涉案房屋由夏×1购买，故不能证明涉案房屋由夏×1购买。7、租房协议和徐×4证言，虽然协议上的租房人徐×4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但没有后续协议及支付租金等相关证据佐证，夏×3、夏×4亦表示异议，故不能认定夏×1主张的涉案房屋自2005年6月1日起一直由夏×1之妻租给徐×4租住使用。8、杨×书面证言，该书面证言系从境外以邮件方式邮寄至我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证据系在我国领域外形成的，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我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而该书面证言未经公证、认证，故本院无法确定其真实性。9、徐×5证言，徐×5称听其母亲杨×说涉案房屋系夏×1出资购买，故亦不能证明夏×1出资购买涉案房屋之事实。
夏×3、夏×4提供的证据：1、欠条，该欠条系夏×3自行书写，按照日常行为习惯，在欠款还清后，欠条应当销毁或者由债权人书写收条，但夏×3、夏×4以此欠条来证明曾欠付徐×12000元购房款未支付，不符合日常之行为习惯。且就欠条内容而言，也只能证明欠款2000元的事实，不能证明涉案房屋购房款6万元由夏×3全款支付。2、公证处卷宗资料和行政判决书，从上述证据能够看出涉案房屋曾由夏×3以公证赠与的形式赠与给夏×6并过户至夏×6名下，后又撤销赠与公证，涉案房屋恢复至夏×3名下，但并不能证明本案系夏×1恶意诉讼。3、夏×6在公证复查程序中和行政诉讼中分别提交的张建忠出具的证明，该证据为复印件，夏×1亦表示异议，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4、三位证人的证言：证人赵×称其听说夏×3购买了涉案房屋，本院对此证言不予采信。证人张×的证言系孤证，不能认定夏×3借钱购买了涉案房屋的事实。证人刘×的民事行为能力在没有被否认前，对于该证言，本院予以确认。
夏×1主张夏×3仅为名义上的所有权人，涉案房屋购房款由其支付并一直由其居住控制，应归其所有。为证明其主张，夏×1提交了房屋馈赠协议书、领取费用收条、夏×4书写的《欠款收条》和《证明》、短信、公证复查询问笔录、租房协议、杨×书面证明及相关证人证言作为证据，但结合对于上述证据的认定情况，本院认为，现有证据尚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能有效证明夏×1与夏×3曾达成借名买卖协议，不能有效证明涉案房屋系由夏×1出资购买。虽然夏×3亦并没有提供充足有效证据证明其支付了涉案房屋购房款项，但涉案房屋及门道四分之一份额登记于夏×3、夏×4名下，在没有充分证据能够形成对物权的对抗的情况下，夏×1之主张暂不能得到支持。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35元，由夏×1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夏×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宝钟
审 判 员 霍翠玲
代理审判员 马 潇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