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1民终34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某1，男，1948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智勇，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某2，男，1958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晨思，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某3，女，1952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某4，女，1953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上诉人姚某1因与被上诉人姚某2、姚某3、姚某4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17）闽0111民初20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姚某1上诉请求：改判驳回姚某2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1、《协议书》并不是一份“人民调解协议书”，不适用调解法的规定。村调解委员会未参与协议的订立过程，之所以有调解委员会的公某是因为马某俤在协议签订完成后，希望得到村委会的确认，从而将该协议拿到村委会进行了公某加盖。2、见证人姚某5虽不是调解委员会的成员，但系片长，从农村角度讲，片长出面作见证人更具有公正性，姚某5已病故多年，无法出庭作证的事实一审却未查清。3、见证人严某虽然与姚某1存在姻亲关系，但是同样是姚某2前妻姐妹，叫姚某颜舅公，与双方均有亲属关系，不会偏袒任何一方，且严某当时是村支书，有调解、见证的职责，出面参与调解与见证是理所当然的。4、《协议书》在形式上有父母姚某颜和马某俤以及姚某1、姚某2、姚某3、姚某4的签章，有见证人签字，并有村委会调解委员会盖章，符合当时当地农村分家析产协议程序及习惯，应属合法有效。各被上诉人否定《协议书》的效力，但没有证据予以推翻。5、《协议书》签订后已经履行，所涉房屋归姚某1所有并管业至拆迁征收，期间其余当事人均无异议，充分说明各当事人明知《协议书》是真实合法的。
姚某2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事实与理由：1、姚某2在一审有提交一份1991年的印章，该印章与本案《协议书》中的印章完全不同，《协议书》上的印章不是真的；姚某3、姚某4对《协议书》上各自印章的真实性予以否认。2、该《协议书》是事后拿到村委会盖章的，村委会没有当场见证《协议书》的形成过程。3、关于严某的见证人身份问题，严某是姚某1的姻亲，有能力和渠道获得公某并私自加盖，严某属于利害关系人。4、在一审法院的调查中，严某采取的是回避性回答，甚至不清楚《协议书》上的当事人是否在场，可见严某根本没有见证过《协议书》的过程；从姚某5签名的位置看，明显是盖公某之后再签字，可见，姚某5也不在《协议书》签署的现场。综合来看，《协议书》是不真实的。
姚某3、姚某4均辩称：没有在《协议书》上盖章，也没有见过该《协议书》。
姚某2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姚某2、姚某1、姚某3、及姚某4各享有位于福州市晋安区房屋（以下简称诉争房屋）征收补偿权益的四分之一份额。诉讼中，姚某2变更诉讼请求：确认姚某2、姚某3及姚某4各享有诉争房屋征收补偿权益的三分之一份额。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姚某颜、马某俤系夫妻关系，生育有四个子女，分别为长子姚某1、次子姚某2、长女姚某3以及次女姚某4。姚某颜、马某俤生前建有位于福州市晋安区（未办理权属登记，即诉争房屋）。后姚某颜、马某俤相继死亡，并于2000年注销户口，其父母均已先于其过世。2016年2月，因福州火车站片区综合改造工程收储地C地块项目，讼争房屋被征收。按《福州火车站片区综合改造工程收储地C地块项目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第八条规定“对无产权房屋的征收补偿原则上以福州市勘测院历年的航拍图（矢量图）为依据，经权利人具结并经村（社区）、镇（街道）确认并公示无异议后，根据建设年限区分处理。”为此，姚某1于2016年3月12日出具一份其本人签名并加盖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琴亭村民委员会及晋安区新店镇省是重点建设项目征地拆迁指挥部的《具结书》，载明坐落于诉争房屋系其本人出资建设，未办理权属登记，房屋建筑面积86.88平方米，为1984年前建成的砖木结构房屋。经公示后，姚某1以被征收人身份与房屋征收部门福州市晋安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福州地源房屋征收工程处于2016年3月19日就诉争房屋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姚某1获得90平方米安置房屋一套和货币补偿197807.61元。后姚某2与姚某1、姚某3、姚某4就房屋分割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姚某2遂诉至一审法院。诉讼中，当事人对上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除对姚某1为被征收人有异议外，其余内容无异议，且均确认安置房尚未交付。
一审法院对姚某1提供的1996年6月27日的《协议书》审查认定如下：该《协议书》的内容为打印件，载明“本人姚某颜，因年高体弱得重病在床，将不久人世。现经与妻子马某俤及家中子女协商，对我祖遗房屋以及今后多我夫妇俩的供养等问题作如下决定：（1）本人有祖屋壹直（包括上、下楼房）分给长子姚某1永远为业，与次子姚某2无关。该租屋我夫妇俩有权居住，直到去世为止，长子不得有异议。(2)长子姚某1，于前年由姚某4经手向我借去现金伍仟元，应如数交还（该款系由本人卖去草仓之款），分给次子姚某2作为房屋补偿款。（3）长、次两子应负责供养母亲生活费，每人每月叁拾元。（4）对今后我夫妇俩的生老病痛，两子应轮流负责照看，并共同负担医疗费用。（5）今后我夫妇俩年老病逝，所有费用，两子应共同负担，不得食言。（6）愿两子和睦相处，互相关心，发达兴旺。特此立约。”，落款“父亲”、“母亲”、“长子”、“次子”、“长女”、“次女”，依次加盖了姚某颜、马某俤、姚某1、姚某2、姚某3、姚某4的私章，见证人处加盖了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琴亭村调解委员会的公某及“姚某5”和“严某”的签名。因该协议书形成于1996年，落款人未签名捺手印而以私章替代，作为该证据的提供者姚某1对此并未作合理解释，故有违交易习惯；其次，姚某2、姚某3、姚某4对印章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而姚某颜及马某俤已死亡，其印章的真实性，姚某1亦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故对这六枚私章的真实性无法认定；再次，根据一审法院向时任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琴亭村调解委员会主任陈大立制作的笔录可以证明另一位见证人姚某5亦非调解委员会成员，以及陈大立作为公某的实际管理人，并未参与《协议书》的签订过程，且姚某5亦未出庭作证。结合见证人严某虽确认其在《协议书》签名真实，但其与姚某1系姻亲关系，与姚某1存在利害关系，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姚某2亦自认该协议书严某调解初期在场，后出具协议时已离开，及协商上见证人公某是其母亲事后拿到村委会盖章；故综上，姚某2、姚某3和姚某4对该份《协议书》的异议成立，不予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诉争房屋系无产权房屋，按已查明事实，可以认定诉争房屋建造于1984年前，系祖遗房屋，属于被继承人姚某颜和马某俤的遗产。姚某1关于对诉争房屋进行改建的辩称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不予采信；其主张该房屋已进行分家析产属于其个人财产所提供的《协议书》存在争议并非有效证据，而不成立。诉争房屋现因被征收而转化为征收权益，而被继承人姚某颜、马某俤生前未留有遗嘱，其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处理。姚某2、姚某1、姚某3、姚某4作为其法定继承人，均不存在多分、少分或者不分的情况，应均等分割，各继承四分之一的份额。姚某2以姚某1提交虚假遗产分割协议为由，主张其无权继承遗产，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被继承人姚某颜、马某俤原坐落于福州市晋安区房屋的征收补偿权益由原告姚某2与被告姚某1、姚某3、姚某4各继承四分之一份额；二、驳回原告姚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姚某2、姚某3、姚某4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未提出异议，姚某1对一审已认定的事实无异议，但是姚某1认为《协议书》是真实的，应予认定。姚某2、姚某3、姚某4未提交新的证据，姚某1申请证人严某作证称：其与当事人双方均系亲戚关系，其到姚某颜家中时，看到了打印好的《协议书》，协议上的当事人均用印章签署，姚某5先签署，其在姚某5之后签署。姚某2、姚某3、姚某4对严某所述过程予以否认；姚某2认为严某曾因渎职类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有私盖公某的可能，且从《协议书》上的见证人签名及公某位置看，应该是严某先签署，盖完公某事后再交由姚某5签署，因此严某的证言不足以采信。本院认为，严某在一审的调查笔录中陈述对本案四个当事人是否在《协议书》签署现场记不清了，也记不清其与姚某5的签名顺序；姚某2则在一审庭审中陈述严某在调解初期有参与，后来又离开了，其余当事人将协议写好盖章，再办完后续手续；因严某对其所述前后不一，且与姚某2的陈述有矛盾，现有证据仅能证明严某在《协议书》上确有签名，严某所述其它内容无法证实。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在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协议书》是否真实有效。姚某1提交的《协议书》，内容为打印件，落款“父亲”、“母亲”、“长子”、“次子”、“长女”、“次女”处，依次加盖了姚某颜、马某俤、姚某1、姚某2、姚某3、姚某4的私章，见证人处加盖了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琴亭村调解委员会的公某及“姚某5”和“严某”的签名。法律并未禁止自然人在民事活动中使用私章，但自然人的印章没有登记备案的要求，对外不具有公示效力，在私章所代表的一方否认该私章为其所有时，应由相对方举证证明该私章为其代表一方的真实性。本案中，姚某2、姚某3、姚某4对私章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而姚某颜及马某俤已死亡，姚某1主张《协议书》中的私章系私章所代表方即姚某2、姚某3、姚某4、姚某颜及马某俤所有，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这六枚私章的真实性无法认定。《协议书》上显示的见证人姚某5已经去世，见证人严某现仅能证明其在《协议书》上确有签名。《协议书》上还加盖了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琴亭村调解委员会的公某，但根据一审法院向时任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琴亭村调解委员会主任陈大立制作的笔录证明，陈大立作为公某的实际管理人，并未组织或参与姚某1所称的《协议书》的调解签订过程，也未在《协议书》上加盖公某，而《协议书》上签名的见证人严某、姚某5亦非调解委员会成员，即使公某的真实性能够确认，但公某加盖的合法性不明。综上所述，姚某1未提交有力证据证明《协议书》的真实性，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据此作出的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992元，由姚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 芳
审 判 员 林 峰
审 判 员 纪得军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刘茂元
书 记 员 涂腾香
附：本案涉及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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