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荆门中民二终字第000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荆门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荆门市东宝区长宁大道28号，组织机构代码67036266-8。
负责人陈永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炜，湖北邦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翠华，女，1967年12月8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刘捍东，湖北京中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荆门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保寿险公司）与王翠华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2015）鄂东宝民二初字第000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中国人保寿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炜，被上诉人王翠华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捍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4年6月，王翠华在中国人保寿险公司处为其丈夫潘卫东投保了人保寿险百万身价惠民两全保险和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惠民意外伤害保险，保险期间均为30年，基本保险金额分别为10万元、10万元，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王翠华。保险合同于2014年6月7日生效。保险合同约定，被保险人驾驶自驾车发生交通事故意外身故的，分别按照人寿保险百万身价惠民两全保险、人保寿险加百万身价惠民意外伤害保险基本保险金额的10倍即200万元支付保险金。2014年9月18日22时45分，被保险人潘卫东驾驶鄂HBJ3**号轻型普通货车行至沪渝高速1519KM＋172M路段时发生交通事故意外身亡。王翠华作为受益人申请中国人保寿险公司按照人保寿险百万身价惠民两全保险、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惠民意外伤害保险的“自驾车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条款赔偿保险金共计200万元，中国人保寿险公司以被保险人发生事故时驾驶的车辆为非自驾车为由依照人保寿险百万身价惠民两全保险的“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条款进行理赔，支付保险金20万元。双方为此发生争议，诉至法院。
另查明，人保寿险百万身价惠民两全保险和人保寿险附加百万身价惠民意外伤害保险的条款均约定，“自驾车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的赔偿标准为，按照基本保险金额的10倍给付保险金。人保寿险百万身价惠民两全保险条款还约定，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身故或全残的，按照基本保险金额的2倍给付保险金。被保险人潘卫东发生交通事故身故时驾驶的鄂HBJ3**号车辆为轻型普通货车，登记使用性质为非营运，限乘人数为5人。人保寿险百万身价惠民两全保险条款第7.4条约定：“自驾车指同时符合以下三条规定的车辆：（1）符合汽车分类国家标准（GB／T3730.1-2001）”中的乘用车定义；（2）在境内登记、登记的使用性质为非营业性运输（非营运）且有合法有效机动车行驶执照的机动车；（3）主要用于载运乘客及其随身行李或临时物品，包括驾驶员作为在内最多不超过9个座位。登记为非营业性运输（非营运）的机动车，如从事以牟利为目的的旅客运输、货物运输的行为，视为营业性运输（营运）。”汽车分类国家标准（GB／T3730.1-2001）将被保险人潘卫东驾驶的轻型普通货车划为商用车辆，不属于乘用车范畴。
本案争议焦点为，投保时中国人保寿险公司是否就自驾车的定义向王翠华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
原审法院认为，王翠华与中国人保寿险公司签订的人身保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应的义务。
关于投保时中国人保寿险公司是否就自驾车的定义向王翠华履行了提示和说明义务的问题。王翠华主张，中国人保寿险公司在其投保时并未提供汽车分类国家标准（GB／T3730.1-2001），亦未就自驾车的定义进行解释说明，其对自驾车的理解为，自己购买的并由自己驾驶的车辆。中国人保寿险公司则主张，王翠华在投保人声明栏签字，表明其认可保险公司在投保时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原审认为，我国保险法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保险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自驾车”属于涉案保险的专业性术语，中国人保寿险公司在保险格式合同中对“自驾车”进行了界定，依照法律规定，应当就其内容向投保人履行说明义务。从本案事实来看，中国人保寿险公司并未就该术语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原因在于：其一，保险条款预定“自驾车”应当符合汽车分类国家标准（GB／T3730.1-2001）中的乘用车定义，即汽车分类国家标准（GB／T3730.1-2001）应该属于保险合同的附属条款，属于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提供并解释说明的条款范围，中国人保寿险公司并无证据证实其向王翠华提供了该汽车分类国家标准；其二，从王翠华提交的录音资料看，中国人保寿险公司对该录音资料的真实性不予否认，虽然中国人保寿险公司认为录音内容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但从录音情况看，保险公司业务员并无受到胁迫或者诱导的情形，且两名业务员均陈述汽车分类国家标准内容很多，投保时不可能向投保人解释清楚，故原审对中国人保寿险公司业务员陈述的事实予以采信，即投保时中国人保寿险公司未就自驾车的范围履行说明义务。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该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本案中，双方对格式条款中“自驾车”的理解存在根本分歧，按通常理解，“自驾车”意为自己操纵行使的车辆，保险条款中的“自驾车”含义与通常理解不同，保险人应就此向投保人作明确解释说明。因中国人保寿险公司亦未就该内容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故对“自驾车”的理解应当按通常理解解释，即应当将被保险人潘卫东驾驶的轻型普通货车归入保险合同约定的自驾车范畴进行理赔。根据保险合同约定，被保险人因驾驶自驾车身故，应当按照基本保险金的10倍给付保险金，即200万元，扣除中国人保寿险公司已支付的20万元保险金，其还应支付王翠华保险赔偿金180万元。综上，王翠华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证据充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荆门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翠华保险赔偿金180万元。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被告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荆门中心支公司负担。
宣判后，中国人保寿险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1、原审法院的裁判理由与原告诉讼请求之间矛盾。王翠华在诉状及一审诉讼中均坚持认为中国人保寿险公司认可其车辆属于自驾车范围，但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却认为中国人保寿险公司没有尽到说明义务，并据此作出判决，这显然与原告的诉讼矛盾。2、中国人保寿险公司的业务人员未对王翠华陈述过鄂HBJ3**车属于自驾车，投保人提供车辆信息是为了核实被保险人的财务状况；即使业务人员向投保人陈述过该车属于自驾车，因投保单中也明确约定了“本人已经知晓其他任何人（包括营销人员）对保险条款、投保单等内容作出的与之相违背或增减的口头说明及书面陈述均为无效，一切均以保险合同载明为准。”投保人已经在该投保单上签字认可。3、中国人保寿险公司已经尽到明确说明义务。4、原审适用不利解释原则有误。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中国人保寿险公司不承担支付保险赔偿金的责任。
王翠华答辩称，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得当。2、王翠华请求请求中国人保寿险公司进行赔偿的请求是明确的，其事实依据是在双方签订保险合同时，中国人保寿险公司不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使得王翠华认为自己拥有的车辆属于自驾车，故缔结了合同。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请求中国人保寿险公司按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王翠华在投保时，将车辆行驶证、购车发票均提交给中国人保寿险公司，王翠华认为该行为就是中国人保寿险公司对车辆进行审查，审查车辆是否符合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公司未说明、未主动提示或提醒的情形下，王翠华认为自己的车辆属于自驾车范围。基于此，原审法院的判决与主张并不矛盾。3、中国人保寿险公司对一般格式条款没有履行说明义务，对责任免除条款没有履行提示义务和明确说明。4、对“自驾车”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二：第一、程序方面，一审是否存在判非所请的问题。第二、中国人保寿险公司是否向投保人就自驾车的含义履行了明确说明、解释义务；第三、本案应否适用不利解释规则。
一、关于程序方面，一审是否存在判非所请的问题。一审中，王翠华认为鄂HBJ3**车属于自驾车，且中国人保寿险公司投保时也认可该车属于自驾车，故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中国人保寿险公司向其另外支付自驾车意外身故保险金180万元。中国人保寿险公司则根据《汽车和挂车类型的术语和定义》及保险合同关于自驾车的定义条款，认为该车不属于自驾车，而属于商用车，故应当驳回王翠华的请求。本案中，双方实质上对“自驾车”这一非保险术语的含义产生了争议。据此，法院应当首先审理中国人保寿险公司就自驾车这一术语是否向投保人进行了解释；然后才能确定中国人保寿险公司引用该合同条款抗辩的理由能否成立。审查中国人保寿险公司是否向投保人解释“自驾车”的含义是处理本案的前提；也就是说，中国人保寿险公司的抗辩理由要成立，至少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对“自驾车”这一非保险术语向投保人进行了解释；第二、该解释符合专业意义。如此，审查中国人保寿险公司是否向投保人就“自驾车”这一术语履行解释、明确说明义务，是本案审理的范围。中国人保寿险公司认为一审以其未履行解释、明确说明义务为由，要求中国人保寿险公司承担责任，判非所请，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中国人保寿险公司就“自驾车”的含义向投保人是否履行解释、明确说明义务。该保险合同中，将“自驾车”作如下定义，即自驾车符合以下三条规定的车辆，（1）符合汽车分类国家标准（GB／T3730，1-2001）中的乘用车定义；（2）在境内登记、登记的适用性质为非营业性运输（非营运）且有合法有效机动车行驶执照的机动车；（3）主要用于载运乘客及其随身行李或临时物品，包括驾驶员座位在内最多不超过9个座位。本案中，双方争议主要在中国人保寿险公司是否向投保人明确解释了该定义中第（1）项的内容。该定义中引用了国家标准（GB／T3730，1-2001），作为投保人而言，在中国人保公司未提供该国家标准作为合同附件的情况下，无法了解什么是自驾车；且其业务员也陈述因该条款涉及内容较多不可能向投保人解释清楚。由此观之，中国人保寿险公司称其履行了解释说明义务的理由是不成立的。
三、本案应否适用不利解释规则。在中国人保寿险公司提供的格式保险合同中，未对自驾车这一专业术语作出明确解释，而是要根据保险合同的指引，查阅国家标准（GB／T3730，1-2001）方可知道具体内容。在此情形下，投保人通过保险合同，是无法判断出哪些车辆属于自驾车。同时，自驾车这一术语在日常生活中也常用，对于不具有汽车专业知识的投保人而言，自驾车的概念就是自己驾驶的车辆，这一通行的认知使投保人对于保险合同的保障功能可以抱有如下利益期待，即因乘坐或驾驶鄂HBJ3**车造成的伤亡，保险公司将给予赔偿或支付保险金。本案中，投保人依据其对“自驾车”的上述理解及抱有的上述期待签订了保险合同。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保险人未就非保险术语“自驾车”作出专业、明确的解释，当投保人的理解符合非专业的普通公众的通常理解时，应当适用不利解释规则，以保护投保人的合理信赖，维护保险合同的实质公平。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21000元，由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荆门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宽军
代理审判员 熊 蓓
代理审判员 马晶晶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陈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