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冀民二终字第1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廊坊市汇鸿能源有限公司（原廊坊市汇鸿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廊坊市新世纪步行街第一大街*座**号。
法定代表人：谷正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德华。
委托代理人：陈华，河北君和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秦皇岛亿顺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新世纪小区******号。
法定代表人：王晓刚，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白忠英，河北法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振江，河北恒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廊坊市汇鸿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鸿公司）与秦皇岛亿顺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亿顺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廊民三初字第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赵国栋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张建岳、王洋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书记员赵瑞杰担任记录，于2014年9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汇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谷正娟，委托代理人王德华、陈华，亿顺公司委托代理人白忠英、王振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7月2日，汇鸿公司为卖出人，亿顺公司为买受人，双方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约定：一、交（提）货方式：交货地点为曹妃甸港煤码头，交货方式为场地车板交货。货物进港后卸入买受人（亿顺公司）指定场地，货权计入亿顺公司指定收货人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兴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公司）帐下；二、质量标准：蒙煤，低位发热量5000大卡／千克，拒收范围低位发热量≤4650大卡／千克；三、交货执行日期：2013年7月3日至2013年7月15日；四、数、质量的确定：1.数量的确定：5个大列约5万吨，以曹妃甸港铁路轨道衡数为结算数量。2.质量的�定：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标SGS）进行进港全过程机械采列后分样，由供需双方共同将分样送至秦皇岛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煤炭检测中心（以下简称秦皇岛煤炭检测中心）进行检测，供需双方以此检验证书为结算。如供需双方对此报告有异议，可送另一分样至供需双方均认可的化验单位进行仲裁。结算价格（场地交货价，一票增值税）＝基本价＋质量调整价。对基本价的确定方法和质量调整价的调整方法双方进行了明确约定。基本价的确定：基本价=5000大卡／千克秦皇岛煤炭价格行情挂牌价的下限-21元／吨-28.67元／吨（港杂费，建港费及全税）。质量调整价：1.发热量调整价：A、以发热量5000大卡／千克为基点计算加减价……C、当发热量4850大卡／千克≤实际发热量＜5000大卡／千克，=（实际发热量-5000大卡／千克）×（基本价÷5000大卡／千克）。D、�发热量4650大卡／千克≤实际发热量＜4850大卡／千克，=（实际发热量-5000大卡／千克）×（基本价÷5000大卡／千克）×2。货到曹妃甸港场地后，亿顺公司于第二个工作日支付汇鸿公司80%货款（以8000吨计重）。2.亿顺公司收到单列煤炭铁路过衡单，化验报告和全额增值税发票后，亿顺公司开出结算函后经汇鸿公司确认，亿顺公司另20%货款进行单列结清；六、违约责任：由违约方承担全部责任。上述合同签订后，亿顺公司为卖出人，浙江磊鑫能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磊鑫公司）为买受人，又签订一份与上述合同内容一致的合同。双方均认为上述合同标的一致，为“背靠背合同”。
上述合同签订后，汇鸿公司分别于2013年7月6日、7日、8日先后发出三列煤炭，其发运时填报的重量三列均是8160吨，发站公积坂计量分别为8017.99吨、8211.36吨、8120.21吨。上述三列煤炭分别在2013年7月8日、9日、10日到达曹妃甸港煤码头。在曹妃甸港2013年7月8日、7月10日出具的轨道衡衡重报告记载的衡重结果分别为7973吨、8006吨。另外，曹妃甸港于2013年9月12日出具《关于鄂尔多斯市神煜能源有限公司进港煤炭入账数量的函》，证明2013年7月10日，由于港口轨道衡故障，导致该煤炭未过衡，建议有关单位对该列煤炭数量进行协商。亿顺公司与磊鑫公司于2013年7月14日以第一列7973吨和第二列8006吨的平均值7990吨确认第三列的结算数量，汇鸿公司未予盖章确认。
2013年7月4日，内蒙古烨鑫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与华兴公司向曹妃甸港出具进港物权确认函，上述三列煤炭进港后，均计入华兴公司台账，在港一切业务手续及港口各项费用由华兴公司负责。
汇鸿公司为了证明以上三列煤炭质量，提供了以下证据：2013年7月6日、8日、9日，汇鸿公司化验室出具的三份检验证书，三列煤炭的低位发热量为5206.11大卡／千克、5113.25大卡／千克、5113.25大卡／千克，汇鸿公司以此证明三列煤炭在发站时检测低位发热量均超过5000大卡／千克。2013年7月19日，秦皇岛力鸿煤炭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皇岛力鸿公司）出具检验证书，载明送检日期为2013年7月18日，低位发热量为5015大卡／千克。2013年7月13日，贾丽霞化验室出具检验证书，采样日期为2013年7月13日，低位发热量为5096.94大卡／千克。汇鸿公司以此证明到站后，其又委托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如上。亿顺公司对以上证据均不认可，认为以上证据为汇鸿公司自行或自行委托检验，对检验样品与检验结果亿顺公司均不知情，对检验公司的资质也持有异议，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质量确定方式。
另外，汇鸿公司另提供了其法定代表人曾于2013年7月14日向亿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工作人员马某发送短信及电话通知，低于4850大卡／千克就不卖了。以及与磊鑫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涉的电话录音，做工作将煤的发热卡数调整不低于4850大卡／千克，价款不要“双扣”。
亿顺公司提供了通标SGS出具的三份煤炭检验证书，记载机械采样时间2013年7月8日、10日、11日，检验结果低位发热量4853大卡／千克、4815大卡／千克、4702大卡／千克，以此证明煤炭到港后，通标SGS进行了机械采样，并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如上。秦皇岛煤炭检测中心于2013年7月13日出具的检验证书，检验结果分别为低位发热量4745大卡／千克、4723大卡／千克、4618大卡／千克，硫份含量分别为1.09%、0.94%、1.07%，以此证明机械采样后，经双方合同约定的质量检测部门秦皇岛煤炭检测中心检验，检验结果如上。另提供了唐山海港力鸿煤炭检测有限公司于2013年7月11日出具的检验证书，检验结果为低位发热量4718大卡�千克、4321大卡／千克、4697大卡／千克。以此证明煤炭到港后，卸车完毕进行垛采的检验结果。2013年7月15日，秦皇岛煤炭检测中心再次出具的检验证书，检验结果为低位发热量4582大卡／千克、4472大卡／千克、4833大卡／千克，以此证明双方垛采样品后，亿顺公司将样品送到秦皇岛煤炭检测中心的检验结果。2013年7月16日，通标SGS出具的样品检验证书，检测结果为低位发热量4392大卡／千克、4522大卡／千克、4379大卡／千克，以此证明双方垛采样品后，汇鸿公司将分样送至通标SGS后的检测结果。亿顺公司另提供了检验证书说明函，证明2013年7月17日，汇鸿公司发运的煤炭装船前，汇鸿公司、亿顺公司、磊鑫公司及物权所有人华兴公司对该煤炭垛采后，送至曹妃甸商检局进行检验，检验结果为4551大卡／千克。但该说明函上只有磊鑫公司与亿顺公司盖章。对于上述检验证书，汇鸿公司均不认可，对秦皇岛煤炭检测中心于2013年7月13日出具的检验证书，认为是亿顺公司单方送检。其他检验证书不符合双方约定的采样方式和检验单位。
2013年7月12日，亿顺公司向汇鸿公司支付煤款400万元，对此汇鸿公司无异议。2013年7月29日，亿顺公司向汇鸿公司发传真，索要上述煤款的发票。
亿顺公司另提供了磊鑫公司出具结算单及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亿顺公司与磊鑫公司已经按2013年7月13日秦皇岛煤炭检测中心的检验证书的检验结果和轨道衡的称重进行了结算并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对此证据，原告汇鸿公司不予认可。
第一列煤炭挂牌价为505元／千克，第二列、第三列挂牌价为500元／千克。
原审法院认为，汇鸿公司与亿顺公司签订的合同，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对于煤炭的数量的确定，合�中约定以曹妃甸港铁路轨道衡数为结算数量。汇鸿公司主张以发站公积坂的数量结算，与合同约定不符，该院不予支持。故第一、二列煤炭数量以轨道衡所载数量7973吨、8006吨为结算依据。第三列煤炭数量，因轨道衡设备故障，导致未能过衡的责任不能归责于双方任何方。汇鸿公司虽主张以发站公积坂的数量结算，但通过第一列、第二列分析，发站公积坂的数量与轨道衡数量均有损耗，致使轨道衡数量低于公积坂数量。该院认为，第三列煤炭数量以前两列的平均值作为结算数量，符合客观情况且相对公平。故，第三列煤炭数量以7990吨，即（7973吨＋8006吨）÷2计算为宜。对于煤炭质量的确定，合同约定通标SGS进港后机械采样分样后，由供需双方共同将分样送至秦皇岛煤炭检测中心进行检测，供需双方以此检验证书为结算。汇鸿公司以其发运时的自行检验和到港后秦皇岛力鸿公司及贾丽霞化验室出具的检验证书作为确定煤炭质量的依据，因与合同约定的质量确定方式不符，该院对此不予采信。亿顺公司提供的秦皇岛煤炭检验中心出具的检验证书，虽为合同约定的检验单位出具的检验结果，但无证据证明是双方确认的煤炭分样共同送检，且汇鸿公司主张的此次检验为单方送检，对检验结果不予确认。因上述检验结果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检验方式，该院对此检验结果不予采信。合同又约定，如双方对检验结果有异议，应将分样共同委托另一化验单位检验，而双方未采取此方式进行再次检验。亿顺公司所提供的另外多次检验证书，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检验方式，且检验方式未经双方确认，故对其他检验结果，不能作为双方的结算依据。
该院认为，合同已约定质量和对质量异议的确认方式，双方应按合同约定方式履行，对于质量标准的确�，双方均有义务，而现由于双方未按合同约定确认质量标准，导致煤炭质量标准无依据，双方对此均应承担责任。在2013年7月14日，汇鸿公司法定代表人曾向亿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工作人员以发信息的方式表示，低于4850大卡／千克就不卖了，而双方未按合同约定方式解决质量的争议。综上，由于双方的过错导致质量标准不能确认，结合本合同的履行情况，该院酌定双方争议的煤炭质量以4850大卡／千克进行结算。按照合同约定，发热量调整价为：第一列：（4850大卡／千克-5000大卡／千克）×［（505-21-28.67）÷5000大卡／千克］≈-13.66元；第二列：（4850大卡／千克-5000大卡／千克）×［（500-21-28.67）÷5000大卡／千克］≈-13.51元；第三列：（4850大卡／千克-5000大卡／千克）×［（500-21-28.67）÷5000大卡／千克］≈-13.51元。故以上三列煤炭的结算价款为：第一列：（505-21-28.67-13.66）元×7973千克=3521434.91元；第二列：（500-21-28.67-13.51）元×8006千克=3497180.92元；第三列：（500-21-28.67-13.51）元×7990千克=3490191.8元。以上共计10508807.63元。亿顺公司已付煤炭款为400万元，故尚欠煤炭款6508807.63元。汇鸿公司主张亿顺公司自起诉日起支付四倍利息损失及首付款的滞纳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违约责任不明确，而双方又未对煤炭款进行结算，结合合同的履行情况，该院酌定自本案起诉日起（2013年8月4日）至本判决确定之日，亿顺公司向汇鸿公司按同期逾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亿顺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向汇鸿公司支付煤炭款6508807.63元，并自2013年8月4日至判决确定给付日，按同期逾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二、驳回汇鸿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040元，由汇鸿公司负担18582元；亿顺公司负担46458元。
汇鸿公司上诉称：一、一审未正确认定煤炭的重量、质量。始发站公积坂对汇鸿公司装列的三列煤炭逐车过衡同时出具了过衡记录，由于曹妃甸港轨道衡在第二列和第三列煤炭到站当天发生故障，并且第二列亏吨衡数大大超过正常途耗数值，所以第二列和第三列的重量应当按照公积坂发站时的轨道衡数扣除国家规范规定的2%合理途耗后的重量认定。一审法院简单地将第一列和第二列的平均数作为第三列的重量，对汇鸿公司有失公允。汇鸿公司对亿顺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单方面进行的煤炭检验的报告不予认可，亿顺公司未按合同约定的方式进行检测，造成煤炭既没有一份合格的检验证书，也没有合格的备查煤样进行复检。并在没有任何合法依据证明发热量不符合合同约定及汇鸿公司在得知检验证书后，明确告知亿顺公司煤炭的发热量达不到4850大卡就不卖了的情况下，擅自将煤卖掉，应当视为煤炭发热量符合合同约定的标准，即应当按照5000大卡作为结算依据，不应酌定发热量为4850大卡／千克。二、对于汇鸿公司损失的判决显失公正。亿顺公司构成迟延付款违约并造成汇鸿公司无法及时偿还银行到期贷款。汇鸿公司不得不借贷了大量民间资本，实际支付的利息已经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四倍有余，为此，汇鸿公司主张由亿顺公司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赔偿汇鸿公司因此产生的资金损失符合本案客观事实，是正当合法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亿顺公司向汇鸿公司支付煤炭款6896686.33元，并自每列煤炭到港后第二个工作日起至亿顺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银行利率的四倍赔偿汇鸿公司损失（截至9月22日为1356453.3元）。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亿顺公司承担。
亿顺公司答辩称：第一，一审法院关于三列煤炭重量的认定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维持。前两列煤炭，曹妃甸港出具了正式的《轨道衡衡重报告》，对重量的确定与双方合同约定相符，应当予以采信。因曹妃甸港铁路轨道衡故障，导致第三列煤炭未能过衡称重，过错不在亿顺公司。煤炭在运输过程中存在损耗，汇鸿公司主张按照公铁物流的过衡数据结算，与双方所约定不符。第三列煤炭的重量按照前两列煤炭的平均数来计算是亿顺公司、汇鸿公司以及煤炭买卖的下家磊鑫公司协商一致的结果，符合港口煤炭业务中的行业惯例，应依法维持一审法院对于煤炭重量的认定。第二，亿顺公司对一审法院酌定的4850大卡／千克的标准有异议，并已经就此提出上诉，对于汇�公司所称的应以5000大卡为准更是不能认可。汇鸿公司主张以出厂时的煤炭发热量进行结算与双方合同的约定不符。现有任何有正规检验资质的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证书都显示，汇鸿公司所发运的煤炭，根本达不到4850大卡／千克，一审法院酌定4850大卡／千克，与事实的煤炭质量不符。第三，亿顺公司在本案中不存在违约情况，不应承担违约责任。汇鸿公司无端不认可秦皇岛煤炭检测中心的检验结论，导致亿顺公司无法确定付款数额。煤款未能及时支付的原因不在亿顺公司一方。汇鸿公司要求亿顺公司支付四倍利息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不认可支付该滞纳金。第四，关于煤炭价款，一审法院的计算也存在错误，没有考虑硫分调整价。同时，汇鸿公司应当为亿顺公司出具增值税发票。因汇鸿公司未给亿顺公司出具增值税发票，导致亿顺公司全额为磊鑫公�出具了增值税发票，发生税费共计1396715.02元，而无法进行正常的抵扣，因此，由此产生的税金费用应当由汇鸿公司承担。在双方结算时，应该从结算价款中予以抵扣。
亿顺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酌定以4850大卡／千克进行结算的认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从本案实际履行情况看，煤炭到港后，在送检过程中，汇鸿公司的工作人员都是全程在场的，2013年7月13日秦皇岛煤炭检测中心出具的检验证书，符合双方合同之约定，一审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认定。本案所涉及到的多份检验证书，均能反映汇鸿公司所发运的煤炭根本达不到一审法院所谓“酌定”的4850大卡／千克，结算时应进行双扣。亿顺公司与磊鑫公司签订的与本案合同系背靠背的《煤炭买卖合同》，已经依据秦皇岛煤炭检测中心的检验证书进行了结算，磊鑫公司同样对上诉人进行“双扣”，一审法院酌定4850大卡�千克作为结算标准，导致亿顺公司与汇鸿公司在结算时无需双扣，侵害了亿顺公司的合法权益。
亿顺公司根本没有收到过“低于4850大卡／千克就不卖了”的短信，上述信息内容根本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汇鸿公司提交的“电话录音”中，其法定代表人谷正娟从未表达过煤炭不卖的意愿，只是提出做到“不双扣”就行。对于煤炭发热量不达标问题，汇鸿公司心知肚明，否则其不会找到磊鑫公司的王奎帮忙运作，试图改变对于三列煤炭的检验结果。上述录音证据与亿顺公司提交给法庭的检验证书可以相互印证，证明汇鸿公司发运的煤炭存在质量问题，且达不到法庭酌定的4850大卡／千克，对此关键证据及事实，一审法院却未予以认定。
对于双方的结算，根据双方买卖合同中第四条之约定，可以分别确定发热量调整价：第一列为-46.41元；第二列为-49.86元；第三列为-68.76元。硫分调整价：第一列为-11.6元；第二列为-5.6元；第三列为-10.8元。煤炭的质量调整价（发热量调整价＋硫份调整价）：第一列为-58.01元；第二列为-55.46元；第三列为-79.56元。结算价格：第一列为397.32元；第二列为394.87元；第三列为370.77元。结算价款：第一列为3167832.36元；第二列为3161329.22元；第三列为2962452.3元。总价款为9291613.88元，已付400万元，实际未结算的价款为5291613.88元。因汇鸿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出具增值税发票，导致亿顺公司自行为第三方磊鑫公司全额出具了该批增值税发票，发生税费共计1396715.02元，该笔费用依法应由汇鸿公司来承担，应该从结算价款中予以抵扣，即最终亿顺公司应支付给汇鸿公司的剩余煤款为3894898.86元。即使一审法院认为不应该抵扣，对于汇鸿公司为亿顺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义务也应�以确认。
一审法院判决亿顺公司支付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亿顺公司根本不存在违约情形，价款迟迟未能结算的原因是汇鸿公司对检验结论的无端不认可。汇鸿公司交付的煤炭存在较严重的质量问题，属于违约在先，而亿顺公司未能付款恰由此导致。恳请二审法院依法对本案予以改判或将案件发还重审，案件受理费（一审、二审）均由汇鸿公司承担。
汇鸿公司答辩称：关于煤炭质量，亿顺公司没有提交全程机械采样的证据，亿顺公司所说的2013年7月13日秦皇岛煤炭检测中心出具的检验证书是单方送检，故不认可此检验证书。此后的检验证书是进行的垛采，而不是委托通标SGS机械采样，没有进行机械采样的责任在亿顺公司，请求按合同的基准价5000大卡计算货款。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另查明：二审期间亿顺公司申请证人马某出庭作证，马某在二审庭审中作证称，通标SGS进港后机械采样分样后，他通知汇鸿公司谷正娟，谷正娟委托他全权办理取样的事情，他和亿顺公司和垒鑫公司一起将样品送至秦皇岛煤炭检测中心进行检测。一审期间庭审中，亿顺公司在对2014年7月14日谷正娟给马某的电话录音证据质证时，却称马某只是亿顺公司的公司经理。
本院认为：汇鸿公司作为卖出人与亿顺公司作为买受人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有效。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
本案上诉争议的焦点为：1.一审对汇鸿公司所发第二列、第三列煤炭数量、质量标准的认定是否正确；2.一审对于货款的计算是否正确；3.应否判决亿顺公司支付利息及滞纳金；4.亿顺公司是否应从货款中扣除增值税费。
关于对于第二列、第三列煤�数量的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煤炭买卖合同》第四条第一项约定的“数量的确定：5个大列约5万吨，以曹妃甸港铁路轨道衡数为结算数量”。汇鸿公司的煤炭到港后，曹妃甸港为第一列、第二列煤炭均出具了衡重结果，依据双方合同约定，该轨道衡数应作为第一列、第二列煤炭数量的结算依据。虽然汇鸿公司认为第二列煤炭的亏吨衡数大大超正常值数，但其没有足够的证据推翻曹妃甸港确定的铁路轨道衡数，且曹妃甸港出具说明，证明仅第三列煤炭因轨道衡故障未过衡。故不能证明第二列煤炭的曹妃甸港铁路轨道衡数不准确。诉争的第三列煤炭没有过衡系计量部门的轨道衡故障所致，不能归责于亿顺公司和汇鸿公司任何一方，一审以前两列的轨道衡数的平均值作为第三批煤炭的结算数量，损耗小于2%损耗数在合理范围内。一审的认定的数量兼顾了汇鸿公司和亿顺�司的主张，相对公平、合理，故汇鸿公司对后两列煤炭数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一审对于三列煤炭质量标准的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煤炭买卖合同》第四条第二项约定，双方共同将机械采列分样送秦皇岛煤炭检测中心进行检测，以此检验证书为结算。一审庭审中，汇鸿公司提交的煤炭出厂检验证书的检测单位系其自身，非合同约定的检测单位，上述报告的检测结果不能作为结算的依据，因此汇鸿公司主张以其出厂时的煤炭检测结果作为结算依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亿顺公司提交的2013年7月13日秦皇岛煤炭检测中心的检验证书的检测单位虽然符合合同约定，但由于样品系亿顺公司单方送检，对检验结果不认可，亿顺公司虽主张此次检验系双方共同送检，马某出庭作证证明其代表汇鸿公司全程参与送检，但亿顺公司一审庭审中确认马某为其公司经理，故马�与亿顺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本院对马某的证言不予采信。因此，2013年7月13日秦皇岛煤炭检测中心的检验结果不符合送检的约定，不能作为结算的依据。亿顺公司上诉称应以此结果为依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亿顺公司提交的7月15日的检验证书系垛采样品检测，与合同约定的机械采列后分样不符，汇鸿公司与亿顺公司提交的其他检验证书，存在检测单位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情形，故上述报告的检验结果均不能作为结算的依据。由于汇鸿公司与亿顺公司未按合同约定的的检测方式进行煤炭质量的检测，导致煤炭质量标准无法确认，对此，双方均有过错。本案所涉煤炭已经由亿顺公司转售，无法对煤炭的质量进行复检。因此一审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结合本案的履行情况，酌定双方争议的煤炭的最低发热量为4850大卡／千克，较为合理，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一审对于货款的计算是否正确的问题。亿顺公司上诉称一审计算货款时，没有考虑硫分调整价。《煤炭买卖合同》约定，质量调整价包含发热量调整价和硫分调整价。结算价款应为基本价＋质量调整价。但由于亿顺公司没有提交符合合同约定的煤炭质量检验证书，不能证明汇鸿公司所供煤炭的硫分的具体数值，无法进行硫分的价格调整，故亿顺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对于货款的计算符合双方合同约定，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应否判决亿顺公司支付利息及滞纳金的问题。汇鸿公司上诉称应由亿顺公司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并支付滞纳金。由于双方在合同中并未约定逾期付款的利息的计算方法及首付款的滞纳金，汇鸿公司主张亿顺公司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及滞纳金没有法律依据。亿顺公司上诉称其根本不存在违约情形，不�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亿顺公司拖欠汇鸿公司货款的事实存在，违反了合同约定，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合同中虽然没有约定具体的违约金，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一审法院判决亿顺公司向汇鸿公司按同期逾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亿顺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亿顺公司上诉称应从货款中扣除增值税费的上诉理由，亿顺公司向汇鸿公司支付货款，汇鸿公司依法应向亿顺公司出具增值税发票。在双方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亿顺公司要求从货款中扣除增值税费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适当，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040元，由秦皇岛亿顺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国栋
代理审判员 张建岳
代理审判员 王 洋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三日
书 记 员 赵瑞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