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9民终3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范国领，男，1971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射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全林，四川泽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贵芳，女，1963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射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李丽，四川鑫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微，四川鑫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范国领因与上诉人赵贵芳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法院（2017）川0922民初29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范国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全林，上诉人赵贵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丽、张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范国领上诉请求：1.判令赵贵芳因故意隐瞒代收款项未及时转交范国领造成的损失，按年利率24%计算至还清为止；2.判令赵某诉范国领一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赵贵芳承担；3.判令赵贵芳承担诉讼保全费和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4.本案诉讼费由赵贵芳承担。事实和理由：1.范国领与赵贵芳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造成的明显可见损失应该由赵贵芳全额赔偿，一审法院判决从2016年7月2日后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没有法律依据，应改判以年利率24%为标准计算利息至还清时为止；2.赵某诉范国领一案的诉讼费是因赵贵芳的过错给范国领造成的损失，系合理必要费用，理应由赵贵芳承担；3.诉讼保全费和诉讼保全担保保险费属于诉讼中的合理必要费用，是守约方损失的一部分，应当由违约方承担相应费用。
赵贵芳辩称，1.范国领与赵贵芳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因为在赵某诉范国领一案中，范国领陈述从来不知道将款项转给赵贵芳，而赵贵芳也从未认可接受范国领的指示收钱，双方没有对收付款达成合意，故不形成委托合同关系；2.范国领与赵贵芳之间系合伙关系，所筹借的资金是用于合伙事务，在合伙事务未清算之前，各合伙人之间不存在所谓的清退返还的义务；3.如果二审法院坚持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那么范国领则存在故意扩大损失的情形，无偿委托的受托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才应承担相应的损失，一审法院未申领是有偿还是无偿的委托合同就判令赵贵芳承担资金利息损失是对法律的错误适用。
赵贵芳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7）川0922民初2991号民事判决书，根据查明的事实，改判由范国领、赵贵芳及文映傚共同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在赵某与范国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范国领从未披露过赵某转款给赵贵芳的行为具有赵贵芳代范国领收款的意思表示，且在赵贵芳收款后，范国领也从未要求过赵贵芳将取得的款项转入其账户，故范国领与赵贵芳之间未签订书面的委托合同，更不构成事实上委托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错误；2.本案的实际情况是范国领、赵贵芳及文映傚共同商量在蓬溪投资一个项目，由范国领向赵某借款100万元用于这个项目，项目投资失败后，投资人之间发生纠纷诉至法院，范国领、赵贵芳与文映傚三人系合伙投资的合伙关系；3.从2011年转款发生至今，范国领从未主张过要求赵贵芳支付100万元，且2017年1月24日赵贵芳出具的《承诺协调书》也不是还款承诺，故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4.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即使按照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系委托合同关系，双方也属于无偿委托，范国领未提供证据证明赵贵芳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且范国领在借款期限明确的情况下不积极履行还款义务，因此产生的利息损失不应由赵贵芳赔偿。
范国领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事实和理由：1.范国领在与赵某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以未收到款项为由提起了上诉，经过二审才确认赵贵芳收到了款项，故诉讼时效应当从（2016）川09民终508号民事判决生效起算，故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2.范国领与赵贵芳虽未签订书面的委托合同，但从事实来看，借款时是各方约定将款项由赵贵芳代收，但赵贵芳在收取资金后私自挪用，一审认定双方形成委托合同关系是正确的，由此造成的利息损失也应当由赵贵芳承担。
范国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赵贵芳向范国领支付100万元；2.判令赵贵芳赔偿范国领因案外人起诉产生的诉讼费及利息损失；3.本案诉讼费由赵贵芳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9月29日，范国领经文映傚、赵贵芳介绍与赵某相识并借款。范国领向赵某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条今借到赵某人民币壹佰万元正（小写1,000,000.00）。借款期限两个月。利息按月息叁分计算。借款人：范国领2011年9月29日”。范国领出具借条后，文映傚在借条下方签署“同意担保文映傚2010年9月29日”。同日，赵某通过遂宁市商业银行向赵贵芳6210900100000020659账户转入100万元。赵贵芳收款后，一直未将该笔款项支付给范国领。2013年10月27日，范国领、文映傚再次在原借条下方签字，分别为“2013年10月27号文映傚”，“范国领2013年10月27号”。2015年6月27日，赵贵芳向赵某出具《经济往来结算函》，载明“……2.2011年范国领在你处借款100万元，文映傚做担保。此笔款你受范国领委托，将100万元打入我的账户，而后我将这笔款转给了借款人。所以这100万元不是我向你借的，是范国领向你借的，请你去向范国领收取，与我无关。……”。2015年8月18日，赵某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范国领、陈霞偿还100万元本金及利息，文映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6年3月25日，法院判决由范国领、陈霞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1年9月29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付清时止；由文映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6年5月23日，范国领上诉至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6月21日，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1月24日，赵贵芳向范国领出具《承诺协调书》，载明“……4.关于赵某诉范国领一案，赵某已在范国领账上扣了70万元左右，先由赵贵芳支付范国领35万元，其余款项待蓬溪任总结算后再清算（已划去）”。2017年11月29日，范国领诉至法院，要求按前述请求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范国领向赵某借款，并约定赵某将借款转入赵贵芳账户，赵贵芳向赵某出具的《经济往来结算函》亦载明“……2.2011年范国领在你处借款100万元，文映傚做担保。此笔款你受范国领委托，将100万元打入我的账户，而后我将这笔款转给了借款人。所以这100万元不是我向你借的，是范国领向你借的，请你去向范国领收取，与我无关。……”，表明赵贵芳系代范国领收款，范国领与赵贵芳之间虽未签订书面的委托合同，但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委托的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赵贵芳受范国领的委托收款后，一直未将该笔款项支付给范国领，法院生效判决书判决由范国领偿还赵某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范国领要求赵贵芳给付本金100万元及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范国领要求赵贵芳给付因赵某起诉其偿还借款一案所产生的诉讼费，该案诉讼费系因范国领自身未履行还款义务所产生，对范国领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2017年1月24日，赵贵芳向范国领出具的《承诺协调书》中载明“……4.关于赵某诉范国领一案，赵某已在范国领账上扣了70万元左右，先由赵贵芳支付范国领35万元，其余款项待蓬溪任总结算后再清算（已划去）”，赵贵芳对向范国领进行了还款承诺，其称范国领的主张已过诉讼时效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规定，判决：一、由赵贵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范国领给付1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1年9月29日起按年息24%计算至2016年7月1日，从2016年7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付清时止；二、驳回范国领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0元，减半收取计6,900元，由赵贵芳负担。
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赵贵芳提交的范国领于2012年7月19日出具的借条复印件，范国领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该借条虽然能证明范国领与赵贵芳在2011年9月29日后存在其他的经济往来，却不能证明双方系合伙关系，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赵贵芳提交的任勇于2011年11月28日出具的借条系复印件，无法与原件进行核对，亦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3.赵贵芳提交的文映傚于2018年3月6日出具的收据、文映傚与赵贵芳于2015年11月30日签订的协议，由于文映傚系赵某诉范国领、文映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保证人，与本案涉及的100万元款项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故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存疑，也不能证明范国领、文映傚与赵贵芳三人就案涉100万元存在合伙投资的关系，本院不予采信；4.赵贵芳提交的其于2018年3月6日出具的委托书系其自己所书写，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5.赵贵芳提交的2014年5月31日的合伙合同书、2014年5月3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2016年8月17日的协议书，范国领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该组证据仅能证明范国领、文映傚与赵贵芳三人存在其他的合伙关系，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6.赵贵芳提交的文映傚与范国领于2016年12月1日签订的协议，范国领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该协议系范国领和文映傚作为赵某起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的借款人和保证人，就各自承担的还款责任所作的约定，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也不能证明涉案的100万元款项用于了范国领、文映傚与赵贵芳三人的合伙投资项目，本院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7.赵贵芳提交的承诺协调书系一审中范国领所出具，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由于该承诺协调书中所载“其余款项待蓬溪任总结算后再清算”的内容已被划去，故不能达到赵贵芳拟证明涉案的100万元款项用于了合伙事务的证明目的，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二审诉辩双方的意见，围绕本案的争议焦点及相关问题逐一评述如下：
一、关于范国领与赵贵芳是否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的问题。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根据赵贵芳向赵某出具的《经济往来结算函》所载明的内容，以及证人赵某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可知，在范国领向赵某借款100万元时，范国领与赵贵芳达成了委托收款的合意并取得了出借人赵某的同意，赵贵芳是受范国领的委托，代范国领收取其在赵某处的借款，故范国领与赵贵芳之间存在口头委托合同关系，该委托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赵贵芳上诉认为其与范国领、文映傚三人就案涉100万元借款属于合伙投资的关系，但既没有三方的书面合伙协议，也没有其他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三人对此达成了口头合伙协议，其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也仅能证明三人存在其他的合伙关系，不能证明三人就案涉100万元借款达成了合伙投资的合意，并且赵贵芳在赵某诉范国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以及本案一审中均从未提出过案涉100万元借款属于合伙投资款的主张，其说法前后不一致，缺乏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因此，赵贵芳主张其与范国领不是委托合同关系而是合伙关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赵贵芳是否应承担还款及赔偿损失的责任的问题。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因此，赵贵芳在接受范国领的委托收取了赵某出借的100万元款项后，基于双方的委托合同关系，赵贵芳应当将其收取的100万元款项交与范国领，该义务是赵贵芳的法定义务，一审判决由赵贵芳向范国领支付该100万元款项并无不当。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委托的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从现有证据看，范国领与赵贵芳在约定委托事务时，未约定委托报酬，此后范国领也未向赵贵芳支付相应的报酬，故双方之间应为无偿委托合同关系。在双方当事人的无偿委托合同关系中，受托人赵贵芳所负有的是一般的注意义务，因此，对于范国领主张赵贵芳故意隐瞒代收款项未及时转交造成的损失，即赵某诉范国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范国领应承担的利息、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是否应由赵贵芳承担的问题，重点需要审查赵贵芳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给范国领造成了以上的损失。本院经审查，虽然范国领一直主张赵贵芳故意隐瞒已经收到了案涉100万元借款的事实，但其说法不能成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范国领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出具借条，应当知晓其出具借条的法律后果；二是其在出具借条2年后再次在原借条上签字确认，且不能提供受到胁迫的证据；三是范国领在出具借条后，还与赵贵芳存在诸多的合伙和经济往来；四是证人赵某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对于100万元借款转给赵贵芳是赵某、范国领、文映傚、赵贵芳四人共同协商一致的结果；五是在范国领出具借条多年后均未向赵贵芳主张过要求其转交该笔款项，不合常理。以上事实表明范国领对于赵贵芳早已收到借款的事实是知情并认可的，赵贵芳并不存在故意隐瞒或欺骗的行为，现范国领不能证明赵贵芳没有按照其指示处理委托事务，故赵贵芳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范国领所主张的相关损失不应由赵贵芳赔偿。一审判决由赵贵芳承担相应的利息损失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最后，由于范国领委托赵贵芳收取款项后没有向赵贵芳明确提出交付款项的时间，所以在范国领提起诉讼之前不应计算资金占用利息，但因范国领在2017年11月29日提起诉讼时向赵贵芳提出了支付利息的请求，故本院对范国领主张的资金占用利息，酌情考虑从其起诉之日予以支持，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进行计算。
三、关于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于赵贵芳将收取借款后交与范国领的时间没有明确约定，应视为对委托合同的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确，范国领可以随时要求赵贵芳履行交付该款项的义务，故范国领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赵贵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范国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法院（2017）川0922民初2991号民事判决；
二、赵贵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范国领给付100万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法为：以本金100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11月2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进行计算。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范国领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减半收取计6,900元，由赵贵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赵贵芳负担9,936元，范国领负担3,86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文晓萍
审判员 姚梓佳
审判员 魏 星
二〇一八年六月四日
书记员 陈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