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徐民终字第27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何英，徐州市威尔达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魏红，江苏淮海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存明，个体工商户。
委托代理人王存花。
原审被告夏厚春，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魏红，江苏淮海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杜庆红。
上诉人王何英因与被上诉人王存明、原审被告夏厚春、原审第三人杜庆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4）泉民初字第5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1年10月18日，王何英经第三人杜庆红介绍向王存明借款，并出具内容为“今借王存明现金捌万元整，月底还清，用车抵押（车号是苏C×××××）”的欠条一张。
2011年10月31日，王何英偿还王存明1万元，并重新出具内容为“今还有欠款柒万元整”的欠条一张。
2011年11月7日，王何英向杜庆红的银行账户转款2万元。
2011年11月15日，王何英以杜庆红、王存明诈骗其6万元为由向徐州市公安局贾汪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该大队未正式立案处理。
2011年11月17日，王存明的妹妹王存花受其委托向王何英要款，因协商不成，王存花将王何英的车（苏C×××××号马自达轿车，登记车主为王何英之子马振瀚）开走，并于当日向徐州市贾汪区大吴镇派出所报警，王何英于同日向泉山分局和平派出所报警。后马振瀚向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起诉王存明、王存花，要求返还车辆，在王存明将车返还后马振瀚撤诉。
2012年6月27日，因双方就还款事宜产生争议，王存明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作出（2012）泉民初字第967号民事判决。王何英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将该案发回重审。原审法院立案受理后，依法追加杜庆红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在（2012）泉民初字第967号民事案件中，王何英为证实其主张，主要提供了撕碎的7万元欠条复印件，以及马振瀚诉王存明、王存花一案中，法院对姚炜、刘欢欢、贾兆辉、王金萍等人所做的调查笔录，以证明当时王存明把7万元欠条当面撕毁的过程，同时证明王何英给杜庆红出具了账已清的条子，而在王何英要求王存明也打一个清账条时，王存明说欠条已撕毁无需再打清账条。王存明质证认为，欠条复印件并非其所撕的，而该欠条在其向相关部门举报时曾大量复印；调查笔录为其他案件所作，作为证人也应出庭作证，该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但四位证人证言全部是证明王存明与王何英之间的借款还款的经过，且四位证人证言高度吻合，存在明显作假证的嫌疑。当时王存明确实找过王何英要款，但被多人所围，既未商谈与杜庆红清账的事，也未撕毁欠条。
王何英曾在2013年7月3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测谎一事对其所作谈话笔录中认可“欠条的复印件是我撕的”。在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署明日期为2013年7月3日的《声明》中，王何英称：因王存明要求增加对是谁撕毁的70000元欠条复印件进行测谎否则不同意测谎，故王何英考虑为尽快启动测谎程序节省测谎费用，故作出让步认可70000元欠条为王何英撕毁，但声明只在王存明同意对王何英是否通过杜庆红偿还王存明70000元借款进行测谎的前提下使用。
对王何英为何持有7万元欠条复印件问题，王存明在（2012）泉民初字第967号民事案件中陈述：“因为其它纠纷我已经向贾汪法院等部门交过该欠条的复印件，所以王何英很容易得到该欠条复印件”。在二审2013年4月25日庭审中，王存明陈述：“在王何英还我10000元的同时，因为当时没有纸张，其在80000元欠条的下半部分又写了还欠70000元，期间我去了一趟洗手间，回来时欠条已经打好了。写好后王何英就把该张纸的80000元部分撕走，留给我70000元的部分，当时王何英正在其店里打吊水。我不知道对方手里怎么会有欠条的复印件，王何英有机会复印这个欠条，不是当我面打的”。在二审2013年7月23日谈话笔录中，王存明称：“王何英手里持有的撕毁的欠条复印件不是我给王何英的，2011年11月7日，在王何英办公室，马永清说欠条上没有我的名字、我是替杜庆红收账的、王何英不欠我钱。马永清手里的欠条复印件是当时我给他的，马永清就把欠条复印件给了王何英，王何英看了一下就撕掉了。因为王何英的丈夫是法官，且对方已经报案，我心里担心会输，所以在一审及2013年4月25日开庭时就没说。”
在本案审理中，双方就本案基本事实存在重大争议，双方均明确表示同意以测谎的结果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亦同意对“王存明、王何英、杜庆红三人是否达成协议由杜庆红替王何英偿还借款70000元”进行心理测试。原审法院院遂组织王存明、王何英至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心理测试中心进行了心理测试，测试结果为：本次测试未检测到被测人王存明、王何英记忆中存在王存明、王何英等达成由杜庆红替王何英偿还王存明70000元欠款协议的相关信息（仅供参考）。
王存明对于上述测试结果无异议。王何英、夏厚春则主张：首先，要求测谎人到庭接受询问。其次，测谎程序和形式上存在问题：测谎时未通知王何英的代理人与夏厚春参加，第一次开庭时被告就明确表示不同意到北京测谎，除了北京别的地方都行。再次，测谎内容与本案所要确定的内容毫无关系，实际的测谎内容与开庭时确定的测谎内容、法院委托的测谎内容不一致。王何英主张的是债务转移而不是“替”。“替”的后果是如果杜庆红替还后还能向王何英主张权利，而债务转移后只要杜庆红给付王存明70000元，三方的账就全部清了，因此王何英记忆中不存在替还的记忆很正常。最后，测谎结果中“没有记忆”包括确实没有发生过或者是发生过但忘了，故这样的测谎没有意义，测谎内容与本案无任何关系。综上，该测试结果不能采用。
对于双方争议的事实，王存明主张：“对于本案所涉的80000元借款，我实际给了王何英79800元，王何英用我的卡取了这么多。2011年11月7日，我确实到王何英店里要过钱，当时是王何英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拿钱，我一进王何英的店门就看到有三个个高的年轻的男子，我问钱准备好了吗，然后他说你等一下，钱马上给你送过来，之后大约有半个小时又进来两个四五十岁的男的，其中一个是王何英的前夫马永清。然后王何英就说王存明我不欠你的钱，你是来替杜庆红收账的，你要不信就把你的条子看一下，上面也没有你的名，马永清给我说把条子拿来给他看看，我当时就把70000元欠条的复印件给马永清了，马永清接过条子之后就给了王何英，王何英拿走就撕了。我说钱没给我，你撕这个条是什么意思？她说我不欠你的钱。我就是欠也是欠杜庆红的钱。接着我就给她吵，当时马勇清也说这个钱我应该找杜庆红要。我当时没有给王何英说她撕的是复印件。另外，80000元欠条的原件也是王何英撕的。因我妹妹扣王何英车的事，在2011年11月23日我给和平派出所提供了两张欠条的复印件，当时70000元的是原件，我给派出所看了，80000元的是复印件。两张复印件上写有‘此复印件和原件一致’是因为派出所要求我在复印件上写这几个字，保证欠条真实存在过。在当时到王何英店里要钱时，王何英写过一张条子交给我让我交给杜庆红，条子上写的是‘今我和杜庆红债务已清’，上面还写着王何英的身份证号。王何英把该条子交给我之后我没有给杜庆红，出门就扔了，当时我就是很气愤，什么也没想就拿着了，拿着就扔了。王何英提到过以杜庆红对王何英的债务抵偿王何英对我的50000元欠款，但是我不同意。”
王何英陈述：“王存明实际一共只给付了77800元。杜庆红在2011年4月借了我50000元，说是一个月还款，但到现在为止都没还。在2011年5月17日，杜庆红给了我沈阳科力华房地产公司借款协议书及借据，上面的钱没有给。当时在4月14日我从银行取款40000元交给了杜庆红，加上杜庆红承认给王何英的利息10000元，共计50000元。由于王何英和杜庆红是好朋友，当时没有打借条。后来杜庆红在未经王何英同意的情况下，以王何英名义将该款放给沈阳科力华房产公司，但沈阳科力华房产公司金额为50000元的借款协议书和借据（含40000元本金、10000元利息，原件在杜庆红手里）上‘王何英’的签名并非王何英所签，而是杜庆红自己签的。二审时杜庆红说王何英借她200000元也没有打条，这200000元也还过了。我撕过一个80000元的条子，但后来才知道这个条子是复印件。在2011年11月7日三方达成清帐的协议之后第二天王存明就拿了两个条子问我要150000元，当时我以为他是和我闹着玩的，没有重视这个问题，所以没有立刻报警，到过了一个星期之后才报警。在报警前后我没有找过杜庆红。当时三方协议时是杜庆红给王存明打电话，先交代完王存明后，又让王存明把电话交给我，杜庆红给我说要是这样的话（指的是三方清帐）就把余下的20000元打到她的卡上吧，然后给了我她的卡号。因为我是从杜庆红手上拿的钱。杜庆红也说是叫王存明来给她结这个账，并且是杜庆红给了我她的银行卡号，叫我打给她。所以我就把20000元钱打给了杜庆红，没有直接给王存明。王存明当时没有说把20000元直接给他。达成三方协议后，我写了一张和杜庆红帐清的条子交给了王存明，王存明拿着条子就走了。”
在（2012）泉民初字第967号民事案件中，第三人杜庆红系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陈述：“我认识原、被告都很早。当时王何英让我帮她借钱，在她的一再要求下，我就找到王存明借给王何英8万元并打了欠条，当时是王何英拿王存明的卡取的钱。但是事后过了一段时间都没还，最后先还了10000元，还剩70000元，再往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关于王存明于2011年11月7日的时候找王何英要剩余的70000元的事情我不清楚，没有和我商量过。关于70000元如何偿还的问题，王何英有无给我打过电话商量过三人之间相互抵账的事情我想不起来了，我从来没有欠过王何英的钱，都是她找我借钱，所以不存在相互抵账的事情。对于王何英何时把钱还清我的，因我个人没有时间观念所以也记不清楚了。王何英从来没找我要过钱，我也不欠她的钱。对于2011年11月7日我是否与王存明或王何英打过电话，我记不清了，没有印象。在借80000元的时候，王存明与王何英是第一次认识。王存明曾告诉过我王何英还10000元的事情，还有一次王存明给我打电话说他去要钱去，说那里有好几个个头很高的男的围着他，我就跟他说好汉不吃眼前亏，让他抓紧回来。但这是何时给我打的电话我一点都记不清了。我只欠过王何英两回钱，一次100元一次300元，都已经还过了，其它的没有。王存明和我说过向王何英要款的情况，他当时跟我打电话说去要钱去，我说你自己去吧，一会又打电话来，说毁了，有好几个高个男的围着他想往我身上翻东西，这都是王存明打电话和我说的，我没有亲眼见，我就说让他抓紧回来，他回来后问我钱怎么弄，我说回来再托人慢慢要。2011年11月7日王何英是否向我的卡中汇入了20000元我记不清楚了，但是回去我可以去查账。”
在二审中，杜庆红陈述：“从我与王何英认识到2011年11月7日，我与王何英有过经济往来，王何英就欠我两次钱，数额都是100000元左右，陆陆续续都还清了，都没有打欠条。还款时间记不清了。两笔都是现金偿还，有一次不是一次性支付的。我不清楚王何英转账给我20000元的原因。”
本案中，杜庆红陈述：“沈阳科力华房地产公司金额为50000元的借款协议书及借据属实，原件都在王何英手里，我当时是受王何英委托让我把钱存到沈阳科力华公司，具体是在徐州百货大楼附近，我就帮忙去存了，条子上5万元是属实的，但是包括一部分息。存完以后我就把条子和协议一块给了王何英。沈阳公司那边还给了王何英一次利息。王何英在2011年11月7日打给我20000元是什么钱我不知道，我真记不清了。我想应该是还我的钱。”
原审法院认为，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支付利息。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首先，本案中，王何英主张王存明实际共给付其77800元，由于王何英对其上述主张未能举证证明，综合本案所涉欠条上载明的数额，对于王何英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但是，由于王存明在庭审中自认其实际给付的借款数额为79800元，故应以该实际给付的数额作为借款的本金。其次，对于第三人杜庆红欠其5万元的事实，王何英提交了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对账单一份及沈阳科力华房产公司金额为5万元的借款协议书、借据复印件予以证明。第三人杜庆红否认欠王何英5万元的事实，对于王何英所举借款协议书、借据的复印件，杜庆红陈述其系受王何英委托放款。综合上述证据并结合双方的陈述，尚不能得出第三人杜庆红欠王何英5万元的结论。再次，对于王何英所主张的三方协议，王存明及第三人杜庆红均否认其存在。在此情况下，王何英对其主张的本案所涉借款已通过三方协议的形式偿还完毕并未能举出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王存明持有本案所涉7万元欠条的原件，从证据的证明力上分析，其所持有的该欠条原件显然更强的证明力。综上，对于王何英关于涉案款项已偿还完毕的主张不予采信。王何英作为借款人，应对尚未偿还的69800元借款本金承担偿还责任；关于利息问题，对借款本金69800元自2011年10月31日至2014年6月30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予以支持。王何英承担责任后，可另行主张自己的权利。夏厚春虽与王何英为夫妻关系，但王何英所借款项为公司经营所用，王存明也无证据证实夏厚春有共同举债的意思表示，也无证据证实其从该笔借款受益，因此，对王存明主张二人共同偿还的诉请，不予支持。原审法院遂判决：一、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王何英偿还原告王存明借款69800元并支付上述借款自2011年10月31日至2014年6月30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原告王存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00元，心理测试费4000元，合计5600元，由被告王何英负担（案件受理费1600元原告王存明已预交，被告王何英随案款一并给付原告；心理测试费4000元被告王何英已交纳）。
王何英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借条记载金额为8万元，但王何英实际收到77800元，王存明虽称交付79800元，但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并且，三方均认可是杜庆红代王何英取款，而2011年10月18日从涉案银行卡中取出的钱是69000元。另外，在无息借款中，出具8万元借条，给77800元属正常。2、王何英2011年10月18日出具的借条中记载“月底还清”，即2011年10月31日还清，次日即2011年11月1日才构成违约，利息应从该日计算，原审法院自2011年10月31日计算利息错误。3、原审法院隐瞒了如下证据：（1）双方测谎时，王存明承认其是替杜庆红要账，要求王何英将钱交给王存明或者转给杜庆红，即王存明不认为王何英向其借款，王何英汇给杜庆红的款项即为偿还本案借款。王存明也认可其从王何英处拿走“今王何英与杜庆红账两清”的单据，说明三方当时算账、清帐的事实。（2）通过谁借款就通过谁还款，这在农村很正常，王存明也认可，结合测谎证据，也能说明王何英已还款。（3）原审庭审时，王存明曾说过“算完帐，王何英给杜庆红打了2万元”，但原审判决书中却未提及。4、杜庆红承认收到王何英4万元，但认为系委托放款，杜庆红应就此提供证据。并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原告提供转账凭证，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债务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结合王存明从王何英处拿走“今王何英与杜庆红账两清”及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能够说明杜庆红向王何英借款的事实。5、本案第一次二审时的测谎内容为“三方是否达成由王何英通过杜庆红还款，王何英与王存明账清的事实”，重点是存在双方协议且王何英与王存明账清的事实。发回重审后，最终的测试内容为：王存明、王何英是否达成由杜庆红替王何英偿还王存明7万元的协议。“替”是第三人代为清偿，而争议鉴定的是债务移转，差距就在于三方达成协议后王何英是否还应承担责任。对于王何英而言，其印象中当然不是杜庆红替还款，而是此债务由杜庆红向王存明偿还，与王何英无关。王存明认可的“今王何英与杜庆红账两清”，说明是债务移转，如果是替还款，杜庆红不还，就不能是“今王何英与杜庆红账两清”。综上，现有证据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能证明三方达成协议，由杜庆红偿还涉案借款，王何英免除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王存明对王何英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王存明答辩称：王何英在8万元欠条中清楚写明借王存明现金8万元，并用车辆抵押，其在偿还1万元后重新出具了7万元欠条，该行为说明8万元借款未还完。且测试结论也能说明没有三方协议的事实。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王何英的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夏厚春认可王何英的上诉意见。
原审第三人杜庆红答辩称：王何英应向王存明偿还借款，杜庆红也不清楚三方是否达成由杜庆红偿还本案借款、王何英不应还款的协议，且原审期间也进行了测谎，请求依法、及时判决。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借款本金及利息起算时间如何确定；二、王何英是否已通过债务移转免除了其对王存明还款7万元的责任。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借款本金及利息起算时间问题。首先，王何英先出具了金额为8万元的债权凭证，偿还1万元后又出具了金额为7万元的债权凭证，借条、欠条等债权凭证记载数额应被推定为债权债务数额。王何英虽称其仅收到77800元借款本金，但王存明不予认可，且现有证据也不能推翻债权凭证的效力，原审法院结合王存明自认的交付本金数额，认定本案借款本金为79800元并无不当。其次，关于利息起算时间问题。先前的债权凭证中虽记载“月底还清”，但“月底还清”并非意味着双方约定借款期限至2011年10月31日，该约定应视为对借款期限约定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对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权人可随时主张债权。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的规定，利息应从债权人催告债务人履行债务之日计算。本案中，经王存明催要，王何英于2011年10月31日偿还1万元并重新出具7万元的欠条，原审法院自2011年10月31日起计算利息并无不当。
二、关于王何英是否已通过债务移转免除了其对王存明还款7万元的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借款合同中，王何英作为履行义务一方，应提供证据证明其以合理方式履行了返还借款的义务。在本案一审及二审期间，王何英均主张其与杜庆红、王存明议定涉案债务由杜庆红偿还，该主张实质为免责式债务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部分或者全部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主张免责式债务承担者，应提供证据证明其与第三人达成债务受让协议，且债权人同意债务转让。本案中，王何英所称的受让人杜庆红、债权人王存明均否认三人商定由杜庆红偿还涉案7万元债务的事实，王何英亦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其主张。且针对王何英、王存明的心理测试结果为：本次测试未检测到被测人王存明、王何英记忆中存在王存明、王何英等达成由杜庆红替王何英偿还王存明70000元欠款协议的相关信息。因此，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王何英、王存明、杜庆红三人存在免责式债务承担的约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本案中，涉案欠条原件由王存明持有，王何英持有涉案欠条复印件及其交付杜庆红2万元的事实并不足以证明三方曾存在免责式债务承担的约定。综合本案现有证据分析，王存明提供的证据证明力明显大于王何英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原审判决王何英履行还款义务并无不当。至于王何英与杜庆红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问题，王何英可依法另行主张。
综上，王何英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45元，由上诉人王何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传宝
审 判 员 赵淑霞
代理审判员 王 夏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七日
书 记 员 薛淑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