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4）蚌刑终字第00147号
原公诉机关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钟某，男，1947年2月14日，汉族，小学文化，无业。2012年8月16日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伪造公司印章罪被蚌埠市公安局禹会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20日被依法执行逮捕。2013年7月31日经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
辩护人石耀，安徽治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审理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钟某犯伪造公司印章罪一案，于2013年8月27日作出（2013）禹刑初字第00063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公诉机关即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本院受理后，于2013年12月25日作出（2013）蚌刑终字第00219号刑事裁定，裁定：撤销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2013）禹刑初字第00063号刑事判决，发回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重新审判。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31日作出（2014）禹刑重初字第00001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钟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7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蚌埠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崔林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钟某及其辩护人石耀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定：2011年6月9日，安徽三建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三建）承包国际服务外包示范基地办公楼、研发综合楼工程，并成立项目部。随后，安徽三建的该工程聘用人员姚某某、钟某、钱某某均进入施工工地，在无安徽三建书面授权的情况下，由工地施工负责人胡桂付找人刻制一枚名称为“安徽三建工程有限公司国际服务外包示范基地办公楼研发综合楼项目部”的椭圆形印章（以下简称椭圆形章），钟某安排工地员工洪某某刻制名称为“安徽三建工程有限公司蚌埠国际外包基地项目部”的圆形印章（以下简称圆形章）。2011年7月14日，安徽三建将工程中的砌筑、钢筋、模板等部分工程项目分包给姚某某，姚某某就其分包的工程又与钟某、钱某某二人进行合作承包，双方约定包括工地购买材料在内的全部业务由钟某、钱某某负责。同年7月19日，安徽三建又任命姚某某为现场负责人，钟某为技术负责人。自钟某进入工地后，在施工过程中，钟某作为工地的实际负责人，保管着项目部的椭圆形印章，并在与施工相关的一些文件中代表项目部使用上述椭圆形印章。之后，钟某在该工程仅需800吨钢材量的情况下，于2011年7月19日与上海谊储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谊储）签订了2000吨的钢材供应合同，合同盖有圆形印章，钟某又于2011年8月17日与安徽宏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宏远）签订了1500吨的钢材供应合同，合同盖有椭圆形印章。由于钟某不能完全履行钢材供应合同，上海谊储遂于2012年1月6日向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起诉安徽三建，安徽宏远于2012年1月10日向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安徽三建。安徽三建遂于2012年2月8日向公安机关报案称钟某私刻公章进行合同诈骗并造成公司经济损失。后经上海市两级法院的终审判决，安徽三建赔偿上海谊储钢材货款及合同违约金、补偿款达200余万元。安徽三建因安徽宏远所提供的钢材基本用于工地，遂与姚某某和安徽宏远在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达成了调解协议。
2012年8月15日晚，公安人员在合肥市瑶海区一宾馆将钟某抓获。
一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安徽三建报案材料、招标文件、施工承包合同、任命通知书、合同、民事判决书、相关说明，证人胡某某、洪某某、姚某某、钱某某、张某某、吴某某、王某乙、周某某、朱某某、王某甲、汤某、徐某某的证言及被告人钟某的供述与辩解。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钟某擅自伪造公司印章，侵犯公司的信誉和管理秩序，其行为已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伪造名称为“安徽三建工程有限公司蚌埠国际外包基地项目部”的圆形印章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依法予以支持；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伪造名称为“安徽三建工程有限公司国际服务外包示范基地办公楼研发综合楼项目部”的椭圆形印章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案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人钟某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管制二年。
宣判后，钟某上诉提出：其没有伪造公司印章，应宣告其无罪。
其辩护人提出：张某某能够证实钟某没有在合同上盖圆形章；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2）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69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安徽三建公司认可圆形章的效力，且这枚圆形章并非钟某所刻制，故请求二审法院宣告钟某无罪。
蚌埠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当庭发表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建议二审维持原判的出庭意见。
经审理查明，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案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招标文件、施工承包合同证实，安徽三建于2011年6月9日通过招投标承包了发包方为蚌埠投资集团工程代理有限公司的国际服务外包示范基地办公楼、研发综合楼工程。
2、安徽三建人教（2011）103号关于国际服务外包示范基地办公楼管理人员任命的通知证实，安徽三建于2011年7月19日任命姚某某为该工程的现场负责人、钟某为技术负责人。
3、安徽三建出具的钢材用量说明证实，国际外包示范基地工程办公楼A-D、研发综合楼钢材用量总计767.13吨。
4、安徽三建出具的关于安徽三建工程有限公司国际服务外包示范基地办公楼、研发综合楼项目部椭圆形印章、圆形印章的说明、关于卖钢材授权委托书的说明、关于聘用人员的说明证实，安徽三建没有刻制国际服务外包示范基地办公楼、研发综合楼项目部的椭圆形印章及圆形印章，也没有同意任何部门刻制和使用上述印章；公司仅为该工程项目部刻制资料专用章一枚；姚某某、钟某、钱某某均为该公司国际服务外包工程的聘用人员。
5、建筑用钢订货合同证实，上海谊储与安徽三建工程项目部于2011年7月19日签订购买建筑用钢2000吨的合同，钟某作为合同的担保方在合同书上签字，合同所盖公章为“安徽三建工程有限公司蚌埠国际外包基地项目部”圆形印章。
6、民事起诉状、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2）松民二初字第153号及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2）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693号民事判决书证实，上海谊储于2012年1月6日向上海市松江区法院起诉安徽三建支付货款纠纷，该案经两审法院终审判决由安徽三建偿付上海谊储公司货款及违约金、补偿款等合计200余万元。
7、上海谊储向法院起诉时提交的工程结算单证实，上海谊储与安徽三建工程项目部就供应的钢材量于2011年9月19日进行了结算，截止结算日，项目部欠货款本金1432963.29元及补偿金28271.075元，合计1461234.37元，在此份结算单上，张清平代表上海谊储公司签字，钟某代钱某某签字并加盖了椭圆形印章。
8、还款承诺书证实，2011年11月17日的还款承诺中载明安徽三建与上海谊储公司于2011年7月19日签订了合同，截止到承诺之日尚欠钢材款1461234.37元，姚某某在此份还款承诺上签字。
9、安徽三建报案材料及扣押物品清单证实，安徽三建在发现钟某私刻公章进行合同诈骗并造成公司经济损失后，遂于2012年2月8日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于2012年8月15日抓获钟某时，扣押了其随身携带的包，包内有大量的文件。
10、证人洪某某证言证实，2011年6月份，钟某、钱某某二人让他到大庆路工地干活，主要负责现场的施工安全工作。钟某除安排他施工外，还让他去刻一枚圆形印章，并把印章的尺寸及名称给他，但没有给他安徽三建的刻章证明或介绍信之类的证明文件，他到胜利路高架桥底下一个中学附近刻的印章，名称大致是“安徽三建国际外包示范基地”。刻好后回到工地，他就把那枚印章交给钟某了。
11、证人汤某证言证实，他在2011年6月到国际服务外包示范基地工作，到同年9月离开，当时工地是钟某和钱某某二人具体负责这个工程的施工与建设，在工地时，洪某某曾问他哪个地方有刻章的，并讲钟某让他去刻一枚公章，他讲不知道哪有刻章的，让洪某某自己去找。
12、证人张某某证言证实，他通过朋友认识刘各江，刘各江又介绍他们认识钟某，当时钟某是安徽三建“国际外包服务示范基地”项目技术负责人，他们就和钟某等人谈论钢材供应问题了，当时在谈合同时钟某及刘各江二人都在场，钟某讲工地上要使用两千多吨的钢材并要他们先垫资，他们就在合同上规定钢材使用量不到时要赔偿违约金。他代表上海谊储和钟某签订了2000吨的钢材供应合同，合同是钟某签名，但钟讲要到安徽三建去盖章，过几天他们到蚌埠将盖有公章的合同拿到手，这样他们就开始按照合同供应钢材了，送货后都是按合同上约定的签收人签收的。后来他和钟某对账时，钟某把每次供应钢材的签收单收回，给了一个总的结算单，他和钟某在结算单上签字，当时在进行结算时钱某某不在，钟某就打电话给钱某某讲了钢材供应总结算的事，记不清钟某是在当天还是在第二天才给的结算单，结算单上已盖好工地项目部的公章，具体谁盖的不知道。
13、证人王某甲证言证实，其系工地技术负责人，安徽三建临时聘请钟某在工地进行技术负责，姚某某是安徽三建聘用的工地负责人。工地需用材料，由项目部与其他单位签订，姚某某签字就可以了，工地项目部只有一枚资料专用章由姚某某保管，姚某某如需要盖章可以到安徽三建盖章。
14、证人姚某某证言证实，他于2007年到安徽三建任项目责任人，并被任命为国际外包工程的项目负责人。钟某和钱某某在2011年6月进入工地做前期准备，工地是2011年8月开始施工的，大庆路工地共需要750吨钢材，工地正式施工前他就把工程的标书及相关文件都给钟某了，工程标书及合同上都标明了所需要钢材的厂家及型号。大庆路工地只有一枚资料专用章，是他保管的，要用合同章到安徽三建盖他没有授权钟某签订合同和刻公章。2011年8月初他发现钟某有一枚“安徽三建工程有限公司国际服务外包示范基地办公楼研发综合楼项目部”公章时，他就问钟某和钱某某二人是否用这枚公章签订过合同，他们二人都讲没有签订合同，他讲这枚公章不能用，但他也没有把这枚公章收回，他让钟某销毁，不知是否销毁。钟某是大庆路工地技术负责人，开始让钱某某负责材料的购买，后来钱某某基本上不到大庆路工地，钟某对钱某某讲他认识卖钢材的人，钱某某就把材料购买交给钟某了。安徽三建于2011年10月收到上海谊储的律师函，他就问钟某怎么回事，钟某讲工地用了上海谊储三十多万元的钢材。上海谊储也到蚌埠大庆路工地找他，讲工地上使用他们钢材250多吨，他当时不知道钟某和多家签订钢材供应合同，也不知道工地上的钢材被钟某拉走，他就给上海谊储写了一个承诺，并付给上海谊储部分钢材款，后来他经过了解得知钟某与多家签订钢材供应合同，而实际上工地并没有使用那么多钢材，他就不愿意再付上海谊储钢材款了。并证实大庆路工地实际只需要700多吨钢材，但经了解钟某与四家公司签订钢材供应合同，第一家是与上海星添的邵某某签订108吨钢材供应合同，第2家是与上海谊储签订了2000吨钢材供应合同，第3家是与安徽宏远签订1500吨钢材供应合同，第4家是与蚌埠的程某某签订260吨钢材供应合同。钟某签订这些合同他均不知情。上海星添实际供货108吨、上海谊储实际供货258吨，工地实际仅使用40吨，安徽宏远实际供货466吨钢材，只有一车钢材被钟某拉走卖给邵某某，其余被用在工地上，蚌埠的程海涛实际供应钢材267吨，工地实际上只使用了很少一部分，绝大部分被钟某卖掉了，钟某共拉走500多吨钢材。
15、证人钱某某证言证实：（1）他通过胡某某介绍于2011年6月和姚某某合作国际外包工地，他在工地负责材料的购买，因他的其他工地比较忙，在大庆路工地的时间较少，钟某就背着他与他人签订钢材购买合同。（2）他与钟某在2011年8月5日与姚某某签订一份工程合作及利润分配合同，但当时钟某一分钱都拿不出来，履行不了合同的内容，姚某某就与他、钟某终止了那份合同，他和钟某、姚某某都在原合同上签名该合同作废。（3）钟某跟他讲，他与别人在上海合伙开了一个钢材市场，可以先进货，等拿到工程款再给钱，他就同意和邵中华商谈购买钢材的事情，也没签合同。邵中华陆续供应了108吨钢材，被他用掉一部分，他把用掉的钢材款交给钟某，让钟某与邵中华结算，钟某给邵中华写了一份“结算单”，并让钟某在结算单上签字，至于钟某是否将该款给邵某某，他就不知道了。（4）2011年7月19日钟某与上海谊储签订钢材供应合同时他不在蚌埠在北京，钟某打电话告诉他，他才知道的，但钟某没有讲购多少吨钢材。与上海谊储签订合同上的公章是钟某私下找大庆路工地上的洪某某刻的，刻好后钟某跟他讲钟某故意把公章上的一些字的顺序写乱，其他人都没看出来。工地上所有材料都是钟某保管，工程项目部的那枚椭圆形公章也在钟某那里，他看到和安徽宏远签订的合同上盖了这枚章，钟某还在好多东西上盖过这枚章。
16、上诉人钟某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与辩解：（1）大庆路工地是姚某某转包给他和钱某某承包。（2）工地实际只需要800吨钢材。（3）他和上海谊储钢材商签订了合同，他在合同上签字，钱某某在合同上盖章，这枚公章是钱某某让洪某某去刻的。（4）他和姚某某、钱某某签订的合作协议没有作废，协议上作废的签名不是其所签。因为邵中华及上海谊储提供的钢材都不合格，于是工地又同安徽宏远签订合同，合同也是他签字，由钱某某盖的章，不知公章哪来的。钟某当庭供述其承包的是一期工程，工地所需要钢材量为800吨，2011年5月底工程项目部就已经成立，2011年的5月至11月期间，工地实际由其一人负责。
上述证据相互印证，经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原判已作为定案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期间，辩护人向法院提交一份安徽三建专项安全施工组织设计（方案）会议纪要（复印件），该纪要载明“钱某某刻的安徽三建有限公司国际外包基地项目部圆形章停止使用，启用新椭圆形章，安徽三建工程有限公司国际外包服务基地办公楼研发综合楼项目部章由姚某某负责保管。”经查，会议纪要载明的参加人王某甲、姚某某均证实没有在2011年7月17日参加过专项安全施工组织设计会议，也没有在其他时间召开过讨论公章使用的会议，该份会议纪要系虚假证据。另查明，该会议纪要载明的圆形章名称与本案认定的圆形章名称不同，起不到证明作用。二审庭审中，钟某亦不能说出该份证据的合法来源，无法与原件核实，该份证据不符合刑事证据所要求的具有合法性、关联性、客观性，达不到刑事证据规则的标准，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
对辩护人提出的“张某某能够证实钟某没有在合同上盖圆形章”的辩护意见，经查，证人张某某证明“钟某在合同上签了字，但钟某讲要到安徽三建去盖章，过几天他才到蚌埠将盖好章的合同拿走”。证人张某某的上述证言只能证明钟某没有当时在合同上加盖圆形章，不能否定钟某有事后加盖圆形章的可能。且张清平证明钟某讲要到安徽三建去盖章，但钟某却没有到安徽三建盖章，而是加盖没有得到安徽三建授权许可的圆形章，从另一侧面证明钟某故意使用私刻圆形章的主观故意。对辩护人提出的“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能够证明安徽三建公司认可圆形章效力，圆形章非钟某私刻”的辩护意见，经查，该判决书证明，上海谊储根据钟某与之签订的2000吨钢材购销合同起诉安徽三建，安徽三建答辩称，钟某是安徽三建临时聘请的技术人员，钟某私刻项目部印章对外签订合同与安徽三建无关，安徽三建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上海谊储作为钢材供应商，并非报告管理机构，无从判断该项目部圆形章的真伪，钟某代表项目部确认了上海谊储送货的时间、数量、金额，事后姚某某作出还款承诺，且支付部分款项，钟某与上海谊储签约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其法律后果应由被代理人安徽三建承担，故上海谊储与钟某签订的2000吨合同应予以确认。该判决书还载明，蚌埠市公安局对钟某涉嫌诈骗虽已立案，但在目前公安机关未作出任何结论的情况下，该院无法确认合同上项目章的真伪性。由此得出，安徽三建至始至终没有认可圆形章的合法性，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该份民事判决书只是对2000吨钢材供应合同是否成立予以确认，没有确认圆形章的真伪，故辩护人辩称的上海判决书已确认安徽三建认可圆形章的意见不予采信。
对钟某上诉提出的“圆形章不是钟某找人私刻”及辩护人提出的“认定钟某构成犯罪的证据不足”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不仅证人洪某某能够证明钟某让其私刻圆形印章，证人汤某亦证明，洪某某曾经跟他讲钟某让洪某某刻章，证人钱某某证明，圆形章是钟某私下找洪某某刻的，而且工地上所有材料都是钟某保管，证人张某某虽不能证实钟某当时在合同上加盖圆形章，但该合同是钟某代表安徽三建签订，盖有圆形章的合同也是钟某交给张清平。钟某在明知签订合同应加盖安徽三建公章的情况下，不去安徽三建加盖安徽三建合同章，却故意加盖没有得到安徽三建授权或认可的圆形章，证明钟某存在故意使用私刻公章与他人签订合同的主观故意，客观上是钟某将盖有圆形章的合同交给上海谊储，证明该章是钟某所盖，或钟某授意他人所盖，无论属哪种情形，均可认定钟某属擅自使用圆形章，结合本案相关证据，认定上诉人钟某找人私刻公章并使用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故钟某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上诉人钟某擅自伪造公司印章，侵犯公司的信誉和管理秩序，其行为已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任秀莲
审判员 饶 刚
审判员 孙洪熙
二〇一四年七月八日
书记员 季 灿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