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83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光大格瑞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蓟县兴华大街中段北侧光大商务中心301。
法定代表人：刘丹，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星，天津陈宝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省广弘商贸有限公司（原名称广东省广弘商贸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白云路27-1号27、28楼。
法定代表人：邝国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贤永，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天奇，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天津市光大格瑞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省广弘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弘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4民初226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光大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广弘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向光大公司送达起诉状、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光大公司并不知晓本案，但一审法院却以已经依法传唤、光大公司未到庭为由进行缺席判决，程序违法。（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光大公司与广弘公司之间既存在买卖关系，又存在合作关系。从买卖关系来看，双方存在真实的供货事实，本案不是光大公司应退回货款，而是广弘公司还应向光大公司支付280万元左右货款。从合作关系来看，广弘公司主动联系光大公司合作煤炭销售事宜，并承诺在指定电厂接货、验收，电厂定价及付款均无问题并确保能够盈利，最终却在交易的多个环节出现问题，导致合作失败、亏损严重，广弘公司要求光大公司支付利润及利息，承担全部亏损无理。
广弘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予以维持。（一）2017年9月22日，广弘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向光大公司工商登记的住所地邮寄开庭传票被退回，随后一审法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程序合法。此外，一审法院邮寄开庭传票与邮寄一审判决书的地址为同一地址，光大公司未收到开庭传票，却收到了一审判决书，证明其是为了拖延时间故意不签收开庭传票。（二）一审法院判决正确，广弘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光大公司已经收到了相关款项，后光大公司未履行供货义务，向广弘公司退回了部分款项。该行为也充分证明光大公司收到了广弘公司1500万元货款但未供货，现其已经返还1085万元，尚欠415万元。（三）光大公司主张其与广弘公司存在合作关系，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
广弘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光大公司向其返还拖欠的货款人民币4150000元及利息740861.46元，合计4890861.46元（以拖欠的货款41500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1月1日起算，暂计至2017年9月14日，以后按照实际拖欠款项，按上述标准计至全部还清之日止）；2.光大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4月23日，广弘公司（甲方、需方）与光大公司（乙方、供方）于广州市越秀区签订了合同编号为20120401的《煤炭买卖合同》，约定：自2012年4月23日至2012年12月31日，乙方向甲方供应煤炭86万吨（具体供应煤炭数量和时间，以甲方通知为准）；到站收货单位：甲方指定客户，交货地点为中电投宁夏能源铝业临河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厂）指定煤场；付款方式及结算方法采用两票结算制（只是货款部分，运费由甲方凭发票直接与电厂结算），根据电厂结算方式结算（若电厂以电汇方式结算，甲方也以电汇方式与乙方结算；若电厂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结算，甲方也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与乙方结算），需方与电厂结算所有货款后，且在收到供应方增值税发票后5个工作日内结清20%余款。2012年6月11日，广弘公司（甲方）与光大公司（乙方）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甲方在收到乙方支付的30%保证金后，将以六个月银行承兑汇票的形式提供预付货款，贴现利息由乙方自行承担；在甲方提供的预付货款有效期内，乙方保证甲方按开出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每月收益为1%，每月结算一次，把每月的收益加在当月经营煤炭的利润中反映。
2013年3月26日，广弘公司（买方）与光大公司（卖方）签订编号为20130301的《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广弘公司向光大公司购买原煤25万吨，规格为水分﹤8、全硫﹤1、挥发分为﹥20、灰分﹤25，煤炭质量为发热量4200大卡，单价为230元/吨；合同执行期为2013年3月26日至2013年12月31日。同年，广弘公司（买方）与光大公司（卖方）签订编号为20130302的《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广弘公司向光大公司购买原煤17000吨，规格为水分﹤8、全硫﹤1、挥发分为﹥20、灰分﹤25，煤炭质量为发热量4200大卡，单价为119元/吨；合同执行期为2013年至2013年12月31日。两份合同均约定，提货、验收和计量方式为公路运输，买方自提；卖方磅秤房交货买方现场验收；计量以卖方磅秤房计量结果为准；货款结算方式为经买方煤炭验收和收货后，并由卖方提供全额增值税发票后6日内付清全部货款。
广弘公司称，上述两份合同签订后，由于光大公司需要向案外人进货，遂经双方协商后，广弘公司先付款给光大公司购买煤炭。广弘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九张银行承兑汇票存查联记载，付款人为广弘公司，收款人为光大公司，出票日期分别为2013年12月4日、2013年12月11日、2013年12月27日，汇票金额共计1500万元。根据广弘公司提供的三张天津市企业专用往来收据记载，光大公司确认分别于2013年12月5日、12月12日、12月28日各收到广弘公司500万元的汇票。而广弘公司提供的纸质银行承兑汇票收款回单记载，上述九张银行承兑汇票均已承兑。广弘公司称光大公司收款后并未履行供货义务并向广弘公司返还货款。根据广弘公司提供的《中国银行对公账户收款通知单》显示，2014年1月3日至2015年9月29日期间，光大公司共向广弘公司账户汇入1085万元。2017年9月18日，广弘公司以光大公司尚欠415万元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广弘公司主张其与光大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广弘公司预付货款1500万元后光大公司没有履行供货义务，在返还货款1085万元后光大公司尚欠广弘公司415万元。广弘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煤炭买卖合同》《银行承兑汇票》《天津市企业专用往来收据》《纸质银行承兑汇票收款回单》《中国银行对公账户收款通知单》，上述证据已形成证据链。光大公司经一审法院传唤未到庭参加庭审，也未提交证据及抗辩意见，应自行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故对广弘公司主张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广弘公司诉请光大公司返还货款415万及并支付利息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光大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广弘公司货款415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拖欠的货款415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自2014年1月1日起算计至判决限定还款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5926.89元，由光大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光大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一审法院向光大公司邮寄送达开庭传票、判决书的邮件全程跟踪查询结果清单、信封及快递单号记载的详细信息，拟证明一审送达程序违法；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企业网上银行支付凭证》，拟证明光大公司在广弘公司未付款前已经向其支付450万元保证金；3.记账凭证、出库单、光大公司向广弘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天津市企业专用往来收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客户回单》，拟证明2012年9月3日至2014年2月24日光大公司共向广弘公司供应22953717.81元货物，但广弘公司只支付20101375.46元，尚欠货款2852342.35元；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电汇凭证》《企业网上银行支付凭证》及广弘公司向光大公司开具的电子发票，拟证明2012年7月30日至2014年4月30日，光大公司每月向广弘公司支付15万元，共计270万元；以上证据拟共同证明加上2014年1月3日至2015年9月29日光大公司向广弘公司返款的1085万元，广弘公司共计欠付光大公司20902342.35元，扣除其已经支付的1500万元，还应向光大公司支付5902342.35元。
广弘公司发表意见称，上述证据均不是新证据，不同意质证。如果法院将上述证据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将使广弘公司丧失依据该部分证据认定的事实的上诉权。证据1拟证明的送达程序问题，以法院的审查结果为准；对证据2中2013年12月2日、11日、24日支付的三笔共计450万元款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予确认其关联性，该三笔款项为光大公司开具承兑汇票应承担的保证金，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虽然证据3的复印件与原件核对一致，但其中记账凭证为光大公司自行制作的材料，出库单均没有任何单位的盖章或经手人签名，且双方交易中不存在2012年9月2日货物出库的情况，对其三性均不予确认；且光大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不完整，不能真实反映双方之间的全部款项往来，其也未提交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单据对应的货物流转凭证，故不能将上述材料作为本案证据予以采信；对于证据4，因双方之间既存在买卖关系也存在合作关系，而该证据实为光大公司每月为双方合作运营办事处所支付的成本。本案仅审理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但是光大公司提交的大部分证据是基于双方合作关系产生的，光大公司应对该部分证据对应的合作关系另行起诉。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光大公司提交的证据1为法院邮寄开庭传票、判决书的信息和投递情况，与本案送达程序相关，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广弘公司确认证据2、4的真实性，且该二份证据与案件事实相关联，本院予以采信；证据3的付款凭证及单方制作的出库单等均无法证实光大公司已供应22953717.81元的货物，且广弘公司对此亦不予确认，故本院不予作为本案证据采信。鉴此，本院查明以下事实：1.2017年10月27日，一审法院向光大公司住所地“天津市蓟县兴华大街中段北侧光大商务中心301”寄送开庭传票，收件人姓名“刘丹”，电话“022-2903****”，该邮件经两次投递未成功后，于2017年10月31日被退回妥投；2.光大公司与广弘公司确认2013年12月间光大公司支付的450万元款项为承兑汇票保证金；3.2012年7月30日至2014年4月30日期间，光大公司每月向广弘公司支付15万元，共计270万元，支付时所形成的《电汇凭证》或《企业网上银行支付凭证》或电子发票等凭证中的“附加信息及用途”“开票项目说明”或“备注”一栏分别显示款项性质为“手续费”“融资利息”“往来款利息”“还款利息”“往来款”或“利息”。
二审审理过程中，经本院询问，广弘公司提交一份《关于广弘公司与光大公司买卖合同一案相关事实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称双方交易时间发生在2012年4月至2013年12月。2012年，广弘公司共向光大公司支付货款33118632.28元，购进煤炭5000002.71元，光大公司向其返还款项16550018.88元；2013年，广弘公司向光大公司支付货款46327250.44元，购进煤炭15282354.57元，光大公司向其返还款项32407599.56元；2014年，广弘公司向光大公司支付货款7160343.6元，光大公司向其返还款项4400000元。以上合计后，广弘公司共向光大公司支付货款86606226.32元，购进煤炭20282357.28元，光大公司向其返还款项53357618.44元，还有12966250.6元未供货亦未返还。即便扣除光大公司于2012年7月30日至2014年3月28日每月支付的15万元共计270万元款项，光大公司还需要向其支付10266250.6元。
光大公司对此发表意见称：广弘公司的陈述不符合事实，双方为合作关系，共同成立办事处及运输公司经营煤炭买卖交易，双方共同参与经营，应共负盈亏，广弘公司却独享收益、收取利息，不承担任何亏损。广弘公司提交的往来账目仅为其单方陈述，本案账目复杂且时间久远，不易查明，并且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本案应当发回重审。
另查明：二审庭审中光大公司陈述称其与广弘公司同时存在合作关系、买卖合同关系，随后又称双方真实存在的为合作关系，实际上不存在买卖关系，而是双方共同作为出卖方互相合作向下游电厂销售煤炭；其每月向广弘公司支付的15万元即为广弘公司获取的合作利润。广弘公司则称双方同时存在合作及买卖关系，在合作关系中其无须向广弘公司支付任何款项，仅在买卖关系中需要支付购买煤炭的货款。双方2012年的《煤炭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诉争款项是其支付的2013年合同项下的货款。
又查明：2017年9月29日，一审法院通过法院专递向光大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登记的住所地“天津市蓟县兴华大街中段北侧光大商务中心301”寄送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邮单号码为“1017673450392”。邮单详情显示2017年10月1日至10日该快递每天由快递员进行一次投递，共计投递十次，但均未妥投，其中10月1日、10月3日、10月4日未妥投的原因为“法定假日，无法投递”；10月2日、10月5日至10日未妥投的原因为“收件人不在指定地址”。该邮件于10月12日被退回妥投。2017年10月27日，一审法院再次通过法院专递向光大公司的上述住所地寄送开庭传票，邮单号码为“1016813835992”，邮单详情与光大公司提交的证据1一致，该邮件于2017年10月29日、10月30日经快递员两次投递未妥投，原因分别为“收件人不在指定地址”和“收件人名址有误”，10月31日，该邮件被退回妥投。同时，一审法院于2017年10月27日在该院网站公告栏向光大公司公告送达应诉材料及开庭传票，公告载明一审开庭日期为2018年2月7日。
再查明：一审法院于2018年3月14日通过法院专递向光大公司的上述住所地寄送判决书，2018年3月17日至20日该快递经过多次投递均未妥投，其中2018年3月20日8时48分33秒未妥投的原因为“收件人要求自取”，同日9时10分24秒该快递被签收，签收人：本人收。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公民的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不能确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注册地或者登记地为住所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其送达与人民法院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据此，一审法院于2017年9月29日向光大公司的住所地邮寄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由于上述邮件经多次投递均不能妥投，且无法获知光大公司的其他送达地址，一审法院遂于2017年10月27日通过法院网站公告栏向光大公司公告诉讼信息，并于同日再次邮寄诉讼材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公告送达可以在法院的公告栏和受送达人住所地张贴公告，也可以在报纸、信息网络等媒体上刊登公告，发出公告日期以最后张贴或者刊登的日期为准。对公告送达方式有特殊要求的，应当按要求的方式进行。公告期满，即视为送达”之规定，一审法院的送达程序并无不妥之处。此外，一审法院采取同样的邮寄方式向同一地址分别寄送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和判决书，前者未能妥投，后者却被光大公司签收，本院有理由推断光大公司此前有故意躲避或者规避送达之嫌。综上，光大公司关于其未收到一审开庭传票等的主张，不足以反驳一审法院已经依法送达上述诉讼材料的事实。本院确认一审法院的送达程序合法恰当。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光大公司应否返还广弘公司已支付的货款及相应的利息。本案中，光大公司上诉主张其与广弘公司存在合作关系，将双方合作期间的往来款相互扣减后，广弘公司尚拖欠其部分款项，故光大公司无需另行返还货款。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
首先，二审庭审中，光大公司与广弘公司均确认双方共同成立办事处，合作经营煤炭销售业务，但区别在于光大公司认为双方始终是合作关系，其是按照广弘公司的指示向下游客户交付煤炭，下游客户向广弘公司提供交付单据，并将相应货款支付给广弘公司，随后广弘公司再与光大公司进行结算，案涉1500万元是广弘公司在合作中提供的经营性出资，其每月向广弘公司支付的15万元则为合作分成；广弘公司则认为双方共同成立办事处确为合作关系，对此其仅派出人员参与运营，光大公司则每月另行支付15万元的运营成本，而其从光大公司处购买煤炭实际属于两公司之间独立的买卖交易行为，在该环节其向光大公司收取保证金后，预付了1500万元货款，光大公司却未如约交付货物。根据上述陈述，可以推断光大公司与广弘公司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合作，但是双方对于合作的形式以及案涉1500万元款项的性质存在分歧。对此，广弘公司主张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和买卖合同关系可以截然分开，本案中只诉请买卖合同关系；光大公司则主张双方始终属于合作关系，共同向下游需方销售煤炭，并自述从上游提取货物由其负责、向下游交付货物由双方各派人员参与其中，但其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双方是以合作的形式履行案涉合同，也未提交诸如合作协议、提货单据、运输单据、交货凭证等的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共同经营关系，而其每月向广弘公司支付的15万元备注为“手续费”“融资利息”“往来款利息”“往来款”“还款利息”等，亦无法证实是向广弘公司分配的合作利润，因此，光大公司的该项主张缺乏充足的依据，其与广弘公司之间是否始终以合作关系经营煤炭业务存疑。
其次，在上述合作的程度存疑的情况下，广弘公司主张案涉所有合同项下的交易均是其与光大公司之间单纯的买卖行为，而光大公司亦确认案涉合同真实有效，且2012年的《煤炭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只是有部分款项未结清。据此，不管光大公司与广弘公司是以何种形式进行合作，其双方实际上也已经以履行案涉合同的行为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如此，如果广弘公司确实向光大公司预付了1500万元货款，则光大公司在未供货的情况下理应全额退回货款。但是，广弘公司称其预付的是2013年《煤炭买卖合同》项下的货款，而该合同却明确约定货款结算方式为“经买方煤炭验收和收货后，并由卖方提供全额增值税发票后6日内付清全部货款”，合同执行期限至2013年12月31日，因此，广弘公司在2013年12月合同期限即将届满之时预付大笔款项，显然不符合合同约定，亦不符合常理。且即便如其所述，预付资金是为了便于光大公司向案外人购买煤炭，考虑到双方自2012年开始即存在多笔款项往来、互有支付行为，且双方均确认之前的账目未结算清楚，也不能当然推定该1500万元即为预付的货款。何况，广弘公司提交的《说明》显示，其在2012年购买了50000002.71元的货物，其间光大公司向其返款16550018.88元，合计21550021.59元，但其却支付了33118632.28元货款，不仅无法与2012年《煤炭买卖合同》合同载明的总价款196940000元（860000吨*229元/吨）相对应，还远高于其应支付的货款金额；同时，其主张光大公司未交付2013年《煤炭买卖合同》项下已预付货款的货物，却又在2014年继续支付了7160343.6元货款，此时双方之间所有的合同期限均已届满、其也已经超额支付了大量款项。此外，即使仅以光大公司于2013年12月4日、11日、27日支付的承兑汇票保证金450万元以及2014年1月3日至2015年9月29日返还的1085万元计算，光大公司汇入广弘公司的款项也已经超过广弘公司支付的1500万元。可见，广弘公司关于双方买卖合同关系的自述亦存在诸多不合常理之处。综上，根据现有证据，本院无法查明广弘公司支付的1500万元是否为2013年《煤炭买卖合同》项下的预付货款，以及该部分款项是否已经偿清，故广弘公司要求光大公司依据该合同确定的权利义务退回剩余货款，缺乏充足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最后，关于光大公司申请本院前往天津市调取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情况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据此，光大公司以其向广弘公司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主张已经超量交付货物，缺乏依据；且调查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情况与否并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因此，对于光大公司的该项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本案中，光大公司与广弘公司之间的交易往来已经持续近两年之久，公司之间遇到矛盾纠纷，理应友好协商解决或在账目清晰的情况下请求法院予以认定、裁判。但是，本院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已经给予了两个月的调解时间，两公司却均以对方不予配合、无法对账等理由消极应对，而将双方近两年间往来的数百张单据交由法院评判，且这些书证与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亦无法相互印证，形成统一的证据链。此举是对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对此，光大公司与广弘公司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光大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部分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由于二审时光大公司到庭应诉并提交了新的证据、双方增加了新的案情陈述导致本院对案涉1500万元款项的性质的认定发生变化，应予调整。鉴于本案二审改判是由于光大公司未能在一审应诉以及在指定期限内举证所致，故二审受理费由其单方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4民初2263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广东省广弘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5926.89元，由广东省广弘商贸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5927元，由天津市光大格瑞商贸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田绘
审判员 莫芳
审判员 杨凡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日
书记员 李佳
徐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