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泉民终字第14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省莆田市水电工程处，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城厢。
法定代表人郑金通，该工程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杨丽英，福建倍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乌金，男，1961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
委托代理人黄斌全、姜小燕，福建志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康昌文，男，1976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
委托代理人王志红，福建正成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付生，男，1959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哲锋，男，1986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上诉人福建省莆田市水电工程处（下称莆田工程处）因与被上诉人李乌金、康昌文、郑付生、郑哲锋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2014）南民初字第12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8年4月16日，莆田工程处与南安市溪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南安市河滨旱闸工程协议书》一份，约定南安市溪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南安市河滨旱闸工程发包给莆田工程处承建，莆田工程处承包工程后将工程转包给郑哲锋。郑哲锋雇佣康昌文现场管理并于2008年9月11日通过康昌文与李乌金签订《供需合同书》一份，约定将南安市河滨旱闸工程闸门（包括埋件钢结构）以每吨9250元价格交由李乌金施工。2009年9月11日，康昌文参加了由南安市溪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组织包括莆田工程处等单位参加的南安市河滨旱闸工程完工验收会议，莆田工程处在庭审中明确南安市河滨旱闸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合格并由其交付业主使用。2012年12月11日，康昌文核实并确认李乌金的工程量及价格为：A闸24.272吨、B闸48.545吨，合同价9250元／吨；电动葫芦安装6台共计5000元，但未与李乌金结算工程款。庭审时，康昌文根据其与李乌金签订《供需合同书》及双方口头约定，与李乌金进行结算，确认李乌金施工的工程款为：A、B闸（24.272吨＋48.545吨）×9250元／吨=673557.25元、电动葫芦安装6台共计5000元、闸门吊点改装3套共计500元，以上工程款共计人民币679057.25元，李乌金自认已陆续收到工程款人民币686057-229248=456809元。
原审法院认为：郑哲锋向莆田工程处承包工程后，通过康昌文将分项工程转包给李乌金，与李乌金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李乌金系实际施工人。虽然李乌金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其与郑哲锋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鉴于莆田工程处已确认诉争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业主使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李乌金请求郑哲锋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合理合法，予以支持。郑哲锋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证据，而被告莆田工程处也未提供被告郑哲锋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的证据，经法院释明后，莆田工程处仍拒绝提交，因此，可推定郑哲锋不具有建筑施工企业资质。莆田工程处承包工程后，转包给不具有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的郑哲锋，存在过错，应与郑哲锋承担共同偿付工程款的民事责任。李乌金请求莆田工程处与郑哲锋共同偿付工程款，依据充分，予以支持。康昌文为郑哲锋的雇员，其与李乌金签订合同、核实确认工程量系履行职务行为，与李乌金不存在合同关系，李乌金请求康昌文偿付工程款，证据不足，不予支持。郑付生未承包诉争工程，与李乌金也不存在合同关系，李乌金请求郑付生偿付工程款，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李乌金提起诉讼之前，郑哲锋通过康昌文只与李乌金约定工程项目及价格，确认工程量，未与李乌金结算工程款，李乌金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尚未开始计算。因此，莆田工程处辩解李乌金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证据不足，不予采纳。庭审时，莆田工程处确认其承包的工程有李乌金主张施工的工程项目，却未提交该工程项目的工程量、工程款的证据，在法院释明后，莆田工程处仍拒绝提交证据，但认可康昌文确认李乌金施工的工程量、工程款。因此，李乌金施工的工程量、工程款可以康昌文与李乌金共同确认的工程量、工程款为依据。康昌文与李乌金共同确认李乌金施工的工程款共计人民币679057.25元，扣除李乌金自认收到的工程款人民币456809元，莆田工程处、郑哲锋尚应共同偿付李乌金工程款人民币222248.25元。李乌金请求其他工程款，证据不足，不予支持。郑付生、郑哲锋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莆田工程处、郑哲锋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付李乌金工程款人民币222248.25元；二、驳回李乌金其他诉讼请求。莆田工程处、郑哲锋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39元，由李乌金负担100元，莆田工程处、郑哲锋共同负担4639元。
原审判决宣判后，莆田工程处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请求撤销南安市人民法院（2014）南民初字第121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李乌金对莆田工程处的诉讼请求。理由是：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认为“郑哲锋向莆田工程处承包工程后，通过康昌文将分项工程转包给李乌金，与李乌金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李乌金系实际施工人”是错误的。首先，上诉人在原审一再指出并未将诉争河滨旱闸工程转包给郑哲锋，系自己购买材料及施工，李乌金并未在此地施工及安装闸门等。其次，李乌金认为上诉人承包给了康昌文，而唐昌文认为上诉人承包给了郑哲锋，郑哲锋未能出庭质证或抗辩或认可，因此，原审在关键事实无法查清，对康昌文超过举证期限所出示的郑哲锋的委托书及声明明显系事后所制，真实性无法确认的情况下，并根据上诉人工作人员的录音，即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进而因上诉人丢失相关内业资料就推定上诉人将工程转包给他人是错误的。2、原审认定“康昌文为郑哲锋的雇员，其与李乌金签订合同、核实确认工程量系履行职务行为，与李乌金不存在合同关系”是错误的。李乌金签订合同、核实确认工程量均是与康昌文相联系，据李乌金所述，其认为合同对象是康昌文而不认识郑哲锋，康昌文为唯一与李乌金洽谈相关事实及唯一知道李乌金是否确在此处施工的人，没有直接证据证实该施工合同的当事人是郑哲锋而非康昌文。目前仅有郑哲锋的委托书及声明，该证据又是康昌文所提供，真实性无法查明且其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又不属于新证据。康昌文与郑哲锋的委托关系并未向李乌金报备或者事后得到李乌金的认可。因此，依靠目前单一证据认定康昌文是履行职务行为，和郑哲锋是当事人，证据不足。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对此，上诉人认为，郑哲锋并未主张莆田工程处对其还有欠款并提供相关证据，而李乌金及康昌文对此也并不清楚，因此，即使原审认定上诉人将诉争工程承包给郑哲锋，因无证据证明上诉人对郑哲锋还有欠款，因此，莆田工程处不承担责任。另，即使上诉人对郑哲锋还有欠款，也是承担连带责任而非共同偿付责任。三、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李乌金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已丧失胜诉权。即使该工程确为李乌金施工，因李乌金于庭审中称于2008年10月中旬已完成施工，且与康昌文的供需合同中也明确约定10月底付清余款。则2008年10月底诉讼时效开始计算，但李乌金在2012年才得到康昌文的结算确认，从未向上诉人确认或主张工程款，因此，其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其诉求。
李乌金答辩称：1、上诉人称诉争工程“系自己购买材料及施工”是不能成立的。上诉人的办公室主任林飞升承认诉争工程由郑哲锋承包施工，且签有内部合同，有录音资料为据。郑哲锋的父亲郑付生承认郑哲锋承包了诉争工程，有录音资料为据。受郑哲锋雇佣的康昌文提供的声明书、委托书及答辩内容证实诉争工程是由上诉人分包给郑哲锋，并通过郑哲锋转包给李乌金施工，且经过法庭释明，上诉人无法提供自行施工的内业资料，因此，诉争工程不是上诉人自行施工的，实际施工人是李乌金。2、李乌金并非不认识郑哲锋，而是直接与康昌文签订《供需合同书》，没有直接的证据证实与郑哲锋有直接的合同关系，所以在起诉时无法直接将郑哲锋列为被告，只能在诉讼中追加。3、诉争工程的发包人是南安市溪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而不是上诉人，上诉人将承包的工程违法转包给无资质的郑哲锋施工，上诉人是违法分包人，郑哲锋通过康昌文将诉争工程分包给李乌金施工，郑哲锋是转包人，李乌金是实际施工人。上诉人称其是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是对法律规定和法律关系的错误理解。4、康昌文于2012年12月11日才确认部分工程量给李乌金，尚有闸门吊头改装的工程量没有确认，其在庭审时才确认该部分工程价款，此时工程款才开始结算，诉讼时效才开始起算，因此，上诉人称李乌金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是不能成立的。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康昌文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根据，请求二审予以驳回。
二审中，上诉人莆田工程处对原审查明的事实除了南安市溪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南安市河滨旱闸工程发包给莆田工程处之外的部分均有异议。上诉人莆田工程处与被上诉人李乌金、康昌文对原审查明的工程发包的事实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康昌文提供如下证据：南安市人民法院（2014）南民初字第1216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康昌文与李乌金签订的供需合同书确系履行职务行为，其向李乌金签订的供需合同确系用于诉争工程。上诉人莆田工程处质证称：与案件无关联；无法证明李乌金所主张的证明内容，也无法证明系诉争工程；3、无法证明是履行职务行为。该判决书是判决福建省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与郑付生共同承担责任，主体不同，因此不能以该案的合同来推定诉争的合同关系。被上诉人李乌金质证称无异议。
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有：1、李乌金请求莆田工程处偿付诉争工程款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李乌金主张诉争工程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上诉人莆田工程处与被上诉人李乌金、康昌文对该争议焦点的理由与各自的上诉、答辩意见基本相同。
本院认为，双方共同确认的事实是莆田工程处向南安市溪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包诉争工程，而莆田工程处主张该工程未再转包或分包，系其自行购买、自建，因该工程已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莆田工程处持有诉争工程的内业资料，但经法院释明要求其提供诉争工程的内业资料，其拒不提供，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李乌金与康昌文签订的《供需合同书》约定就诉争工程的闸门及埋件钢结构等分项工程由李乌金施工，李乌金原审中主张该工程系莆田工程处转包给康昌文、郑付生、郑哲锋施工，要求该三被上诉人与莆田工程处共同偿付尚欠工程款，而康昌文提供的郑付生与林飞升的录音证据、诉争工程完工验收会议纪要和会议签到表、委托书和声明书，以及其于二审提供的南安市人民法院（2014）南民初字第1216号民事判决书，证据之间能够互相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共同证明诉争工程系郑哲锋向莆田工程处转承包，康昌文系受郑哲锋委托管理工地的事实，前述事实足以认定，上诉人主张郑哲锋未到庭质证，无直接证据证实该分包合同的当事人是郑哲锋，但其未能提供反证推翻前述事实，且如前所述，其持有内业资料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可以认定李乌金系实际施工人，康昌文受郑哲锋委托与李乌金签订《供需合同书》，莆田工程处为转包人，郑哲锋由于没有施工资质为违法分包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由于莆田工程处将工程转包给没有资质的郑哲锋施工，存在过错，对此应与郑哲锋对尚欠李乌金工程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上诉人莆田工程处对该法律规定理解为其作为合同主体“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是错误的。因诉争工程款在原审庭审时方由康昌文作为违法分包人的代理人与实际施工人即李乌金结算清楚数额，之前双方并未完成结算也未约定具体的付款时间，因此李乌金的原审诉求诉讼时效并未超过，上诉人该方面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信。
综上，莆田工程处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4739元，由上诉人莆田工程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海清
代理审判员 付莉苹
代理审判员 李 芳
二〇一五年六月三日
书 记 员 李祖山
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