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20民终4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山市辉荣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陈建东，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郑军，广东广信君达（中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苏丽珊。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纸立方可再贴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组织机构代码07253885－4。
法定代表人：姚智峰，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兴锋高粘胶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组织机构代码59302811－2。
法定代表人：聂小兰。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百可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隋书歌。
上诉人中山市辉荣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荣公司）与被上诉人深圳市纸立方可再贴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纸立方公司）、深圳市兴锋高粘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锋高公司）、深圳市百可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可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5）中一法张民二初字第4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10月12日，百可公司通过其传真号码0755－28632182向辉荣公司传真一份水性油墨及改进PET油墨样品申购单，要求订购水性荧光墨和油性改进PET油墨各18公斤（颜色不限定）。申购单下方落款“深圳百可文化用品公司贺先生”。同年10月12日和10月18日，百可公司通过上述传真号码，以兴锋高公司的名义向辉荣公司传真采购单各一份，采购单显示采购油墨的金额分别为56721元和15858元。2013年10月16日，辉荣公司向百可公司指定的惠阳市新墟镇坑塘工业区送货一批，送货单左上角注明：收货单位为纸立方公司，联系电话为百可公司股东贺某的电话139××××1411，送货单收货人处加盖的为纸立方公司的公章。2013年10月21日，辉荣公司向百可公司指定的惠阳市新墟镇坑塘工业区送货一批，送货单左上角注明：收货单位为纸立方公司，联系电话为百可公司股东贺某的电话139××××1411，送货单收货人处加盖的为纸立方公司的公章。2013年11月6日，辉荣公司向纸立方公司出具一张金额为74380元的增值税发票。2013年12月5日，辉荣公司向百可公司指定的惠阳市新墟镇坑塘工业区送货一批（附着力促进剂360公斤），送货单左上角注明：收货单位为纸立方公司，联系电话为百可公司股东贺某的电话139××××1411，收货人处签名为张永梅。2013年12月11日，辉荣公司向百可公司指定的惠阳市新墟镇坑塘工业区送货一批（天那水320公斤），送货单左上角注明：收货单位为纸立方公司，联系电话为百可公司股东贺某的电话139××××1411，货物由百可公司工作人员签收。经辉荣公司统计，辉荣公司2013年12月5日、12月11日共送货的金额为14520元。2015年5月下旬，辉荣公司通过顺丰快递向兴锋高公司发出偿还款项的通知，兴锋高公司确认于2015年5月27日收到该信件，但未作回复。辉荣公司遂于2015年6月19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纸立方公司向其清偿拖欠的货款8890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5年6月19日起计至还清之日止）；2.兴锋高公司对纸立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和诉讼保全费由兴锋高公司、纸立方公司承担。原审法院追加百可公司为本案的共同被告之后，辉荣公司要求百可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原审另查明：本案第一次开庭时，纸立方公司申请证人贺某出庭作证，原审法院予以准许。证人贺某作证称：百可公司共有九个股东，证人系百可公司大股东，王飞华和黄建为公司小股东。本案的买卖合同交易系百可公司与辉荣公司进行的，对辉荣公司起诉的货款88900元，系百可公司所欠下的债务。辉荣公司提供的证据1、2的两张采购单是百可公司的文员通过百可公司深圳的传真号码0755－28632182传真的。送货单上0752－3336607的传真号码是百可公司在惠阳工厂的传真号码，送货单上的电话号码139××××1411系证人使用的号码。在回答原审法院“证人，为何采购单要以兴锋高公司的名义？”的问题时，贺某回答：“因为兴锋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聂小兰是我妻子王飞华的堂姐，我公司借兴锋高公司的名义向辉荣公司订货。”在回答原审法院“证人，既然是你公司向辉荣公司订货，为何要以纸立方公司的名义收货，并让纸立方公司盖章？”的问题时，贺某回答：“纸立方公司是我公司的客户，我公司没有开具发票的资质，为了进账跟开发票的方便，就让纸立方公司盖章，送货单的地址是我公司的地址。”在回答辉荣公司“证人，证据二的采购单上显示的是你公司的传真号码，但为何以兴锋高公司的名义采购？”的问题时，贺某回答：“因为2013年时我公司还在注册中，兴锋高公司之前曾通过我妻子王飞华代购了一批油墨，我就借了兴锋高公司的名义向辉荣公司发采购单，兴锋高公司对此不知情。辉荣公司之前有一名姓杨的工程师，与我关系很好，我们共同开发了油墨，经他介绍才有本案的交易。”在回答原审法院“证人，2013年6月7日的发票是开给兴锋高公司的，请证人解某原因。”的问题时，贺某回答：“该批货物是我方代兴锋高公司购买的。”面对辉荣公司“证人，既然2013年5月份的货物是你公司代兴锋高公司采购的，为何是纸立方公司付款？”的问题时，贺某答道：“兴锋高公司把货款支付给我妻子王飞华，王飞华再通过纸立方公司的账号付款。”
基于贺某的上述证言，原审法院向辉荣公司释明是否追加百可公司为本案的共同被告，辉荣公司明确表示同意，并向该院提交追加百可公司为本案的共同被告的申请，该院予以准许。
原审另查明：辉荣公司提供该公司2013年5－6月相关的对账单、订购合同、订购单、送货单、增值税发票和业务回单，拟证明纸立方公司和兴锋高公司长期混同经营。经核实，上述证据的具体情况如下：对账单的客户名为兴锋高公司；增值税发票单位为兴锋高公司，订购合同的抬头名称为深圳兴锋［百可］高粘胶制品有限公司订购合同，其中的联系人、联系电话分别为贺先生和139××××1411；订购单的抬头为百可文化订购单；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的付款人为纸立方公司，收款人为辉荣公司，附言为百可油墨货款；送货单左上角注明：收货地址为兴锋高公司惠阳市新墟镇坑塘工业区，联系电话为百可公司股东贺某的电话139××××1411，收货人处签名为百可公司的工作人员郑奎利或杨秀虹（杨秀虹签收那张送货单有加盖“深圳百可文化用品有限公司”公章）。
原审诉讼中，原审法院依辉荣公司的申请，冻结了纸立方公司和兴锋高公司部分银行存款。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从辉荣公司提供的2013年6月的订购合同（载明联系人为贺先生，联系电话139××××1411）和百可文化订购单来看，与辉荣公司进行业务往来的联系人为贺某。辉荣公司提供的日期为2013年10月12日的水性油墨及改进油墨样品申购单的下方明确写明“深圳百可文化用品公司贺先生”，表明与辉荣公司建立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百可公司，联系人也为贺某。辉荣公司从2013年5月起已与贺某发生多次业务往来，理应知道贺某的真实身份，即贺某系百可公司的工作人员。而辉荣公司没有与纸立方公司或兴锋高公司签订过相关的买卖合同，据此原审法院认定与辉荣公司建立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百可公司，而非纸立方公司或兴锋高公司。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百可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拖欠辉荣公司货款88900元，未及时履行付款义务，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辉荣公司要求百可公司支付货款88900元及利息损失（计算方法：以889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5年6月19日起计至货款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由于纸立方公司、兴锋高公司与辉荣公司不构成买卖合同关系，辉荣公司要求纸立方公司、兴锋高公司承担支付货款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百可公司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原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百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辉荣公司支付货款88900元及利息损失（计算方法：以889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5年6月19日起计至货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辉荣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22元，减半收取1011元，由百可公司负担；诉讼保全费909元，由辉荣公司负担。
上诉人辉荣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应将贺某列为本案被告，但却将其列为本案证人。贺某对本案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假借兴峰高公司的名义向辉荣公司订购货物，但其并未通过兴峰高公司的授权，买卖合同也并无兴峰高公司的盖章，依法应认定贺某为与辉荣公司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同时也应认定贺某是买卖合同原始的付款责任人。（二）一审法院没有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进行判断，仅凭贺某在送货单上留下的通讯方式（传真号码）是百可公司的，就认定贺某代表百可公司与辉荣公司进行交易，导致本应认定贺某与辉荣公司之间建立合同法律关系错误认定为百可公司与辉荣公司之间建立合同法律关系。（三）纸立方公司因受让贺某的债务成为辉荣公司的债务人，贺某与纸立方公司之间应认定存在债务转让关系。辉荣公司履行完毕与贺某的买卖合同交货义务后，基于以往5月份贺某与辉荣公司交易产生的付款责任最终由纸立方公司承担的交易惯例，贺某、纸立方公司、辉荣公司经协议一致同意由纸立方公司承担贺某的付款义务，在此基础上，辉荣公司向纸立方公司开具金额为74380元的增值税发票请求纸立方公司付款；纸立方公司收到辉荣公司要求其付款的增值税发票后不但没有拒绝，反而接受该增值税发票并用于抵扣进项税额，就是各方就债务转移协商一致的明证。另外纸立方公司对辉荣公司向其发送的催告函载明的债务也没有表示异议。因此贺某将债务转移给纸立方公司的行为成立，纸立方公司应对辉荣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违法法定程序，遗漏重要当事人，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重审；若不发回重审，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由纸立方公司清偿辉荣公司的货款本金889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一审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被上诉人纸立方公司、兴锋高公司、百可公司均没有参加二审诉讼，也没有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辉荣公司的上诉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本案所涉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否是为纸立方公司。本案中，辉荣公司提交的2013年6月的订购合同和百可文化订购单均载明联系人为贺先生，联系电话139××××1411，辉荣公司提供的日期为2013年10月12日的水性油墨及改进油墨样品申购单的下方明确写明“深圳百可文化用品公司贺先生”，且贺某又出庭证明，上述贺先生即为其本人，上述联系电话号码也为其本人使用，辉荣公司对此也无异议，表明与辉荣公司建立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并非纸立方公司，实为百可公司。原审认定与辉荣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百可公司，并据此判决由其承担本案货款的付款责任并无不当，原判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辉荣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理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22元，由上诉人中山市辉荣化工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亦和
审判员 刘运充
审判员 尹四娇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胡银芳
童天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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