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云高民二终字第2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泰华无磷洗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田钲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明东，云南云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王中，云南王中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绍春，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于琨，云南泓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被告李民利，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商睿，云南协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云南泰华无磷洗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苏绍春及原审被告李民利撤销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昆民四初字第2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4年9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泰华公司法定代表人田钲葛及委托代理人杨明东，被上诉人苏绍春的委托代理人于琨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李民利经依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如下事实：苏绍春系原昆明市双哨客运队法定代表人。李民利以泰华公司与昆明市双哨客运队存在债权为由，以泰华公司委托代理人身份作为债权人于2008年8月10日与案外人肖波、孙昆宁（已被刑事处理）签订《三方协议》，将泰华公司债权转让给肖波。2008年8月14日肖波、孙昆宁等人以威胁、限制人身自由等暴力手段迫使苏绍春签订《还款协议》，并进行敲诈勒索。在此期间，李民利利用肖波、孙昆宁对苏绍春造成的内心恐惧，于2008年11月24日以让苏绍春摆脱肖波、孙昆宁等人骚扰和威胁为条件，与苏绍春再次签订了《和解协议书》，其内容主要是由苏绍春为李民利支付养老费、购买汽车、入股苏绍春开办的公司及聘任其为公司高管人才等。2009年2月，泰华公司针对与肖波签订的《还款协议》提起诉讼。经审理，原审法院二审以李民利无权处分泰华公司债权且未得到泰华公司追认为由判决该《还款协议》无效。泰华公司在本案庭审中对李民利代表公司与苏绍春签订《和解协议书》的行为予以追认。苏绍春以签订《和解协议书》过程中受到胁迫且李民利在签订《和解协议书》时未得到泰华公司授权为由起诉至昆明市西山区法院，请求撤销苏绍春与李民利于2008年11月24日签订的《和解协议书》。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3年5月27日裁定移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在《和解协议书》中李民利作为甲方，列明的身份为“泰华法人田钲葛的全权委托人”，协议附注“本协议书甲方李民利应附原法定代表人田钲葛委托书复印件才发生法律效力”，根据庭审中苏绍春与李民利的陈述，李民利在签订协议时并未出具其代表泰华公司或经泰华公司法定代表人田钲葛委托的授权证明。对于泰华公司出具的两次授权证明，李民利认为系泰华公司的单方行为，其本人并不知晓。虽协议还款内容均涉及李民利个人，与泰华公司无关，但泰华公司庭审中仍对李民利的代理行为予以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应确认李民利与苏绍春签订《和解协议书》有泰华公司的授权，该协议的后果由泰华公司承担。针对李民利的代理行为，因其利用肖波等人敲诈勒索对苏绍春精神造成恐慌及压力的情况下，要求苏绍春与之签署前述《和解协议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之规定，《和解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并非苏绍春的真实意思表示，苏绍春主张撤销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针对泰华公司抗辩苏绍春的主张已超过撤销权行使期间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在李民利刑事案件终审裁定未作出之前，苏绍春无法确定本案《和解协议书》涉及的相关事实与刑事案件处理的案件事实是否相关，故应以原审法院于2012年7月11日作出（2012）昆刑终字第123号刑事裁定书的时间为应当知道撤销事由的起算点，苏绍春于2012年9月17日向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权之诉，未超过撤销权法定行使期间。综上，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撤销苏绍春与泰华公司于2008年11月24日签订的《和解协议书》。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泰华公司承担。
原审判决宣判后，泰华公司不服，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苏绍春的诉讼请求。主要事实与理由是：1.《和解协议书》合法有效，苏绍春对《和解协议书》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且进行了部分履行。2.原审判决对撤销权行使期间的认定与事实不符，且违反法律规定。苏绍春是否受到胁迫，是在行为当时就必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而不是取决于法院对另案事实的认定。《和解协议书》签订于2008年，苏绍春主张撤销，已超过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
苏绍春答辩称，《和解协议书》是李民利以其个人身份，在苏绍春受到肖波等人敲诈的持续恐惧心理下，运用非法手段迫使苏绍春签署的，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另外，《和解协议书》虽于2008年签订，但其与刑事案件相关，除斥期间应当从刑事案件审理终结后起算，苏绍春诉讼时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
二审庭审过程中，除泰华公司认为李民利在签订《和解协议书》过程中不存在胁迫苏绍春的事实外，各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所确认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归纳各方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和解协议书》是否存在撤销事由？撤销权是否已过除斥期间？
本院认为，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昆刑终字第123号刑事裁定书确认，在2008年7月至2009年1月间，肖波、孙昆宁、李民利对苏绍春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等暴力手段进行威胁。虽该刑事裁定书并未确认三人以此要求苏绍春签订《和解协议书》，但已确认三人采用暴力手段对苏绍春进行威胁的犯罪期间为2008年7月至2009年1月，而《和解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为2008年11月24日，该签署时间在李民利等人的犯罪期间内。同时，李民利自认在签订《和解协议书》过程中系以肖波、孙昆宁等人不再威胁为由逼迫苏绍春签订，该协议书的签订构成胁迫。结合《和解协议书》的内容，虽该协议书确认了泰华公司对苏绍春的债权，但实现债权的方式均系为李民利支付养老金、购买轿车、聘任李民利担任公司高管等个人利益。综上，苏绍春称《和解协议书》系李民利以肖波、孙昆宁等人不再威胁为由逼迫其签订，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诉讼主张具有事实依据，应当予以支持。另外，泰华公司抗辩称《和解协议书》已超过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在肖波、孙昆宁、李民利敲诈勒索案审理完结之前，苏绍春无法确认《和解协议书》涉及的事实与刑事案件处理的案件事实是否有关联，亦并不确定李民利的行为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撤销权事由。故除斥期间的起算应当从肖波、孙昆宁、李民利刑事案件审理完结之日，即原审法院作出终审刑事裁定之日（2012年7月11日）起算。据此，苏绍春于2012年9月17日向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权之诉，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泰华公司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泰华公司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泰华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王 娟
代理审判员 郭婷婷
代理审判员 陈少飞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王艺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