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皖11民申2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汉寿，男，1961年1月3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凤阳县，经常居住地安徽省凤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继东，安徽环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广明，男，1977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凤阳县。
再审申请人刘汉寿因与被申请人刘广明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7）皖11民终27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刘汉寿申请再审称，一、原判适用法律错误：一、二审法院均已查明借款人张晓红因涉嫌诈骗犯罪被刑事拘留，凤阳县公安局已受理刘广明报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应裁定驳回刘广明的起诉，且二审法院对相同性质的案件已裁定驳回，根据同案同判原则，不应对本案作出截然不同的判决；二、案涉担保合同无效：1、张晓红为非法占有借款，谎称向刘广明借取现金，使再审申请人误以为张晓红与刘广明之间存在真实借贷关系而承诺担保，而依据刘广明一、二审证据可知，张晓红的80万元借款是通过多次转账累计发生，并非借条记载的现金方式出借，张晓红与刘广明隐瞒真实情况，恶意串通，骗取再审申请人提供担保，使刘汉寿在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作出保证表示，且再审申请人并非依据刘广明的要求提供担保，担保合同无效；2、刘广明出借巨额资金谋利，积极参与张晓红的借贷活动，客观上为张晓红利用民间借贷骗取他人财物提供便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三、本案应通过刑事追赃程序解决：张晓红借款涉嫌诈骗已由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诈骗犯罪的被害人起诉要求诈骗过程中的保证人代偿“借款”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人民法院在后续刑事判决中应责令张晓红退赔，刘广明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再审申请人承担保证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即便判令再审申请人承担赔偿责任，亦不应超过张晓红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刘广明提交意见称：被申诉人在另案中同样因为担保行为被原审法院判决承担还款责任，恰恰证明了同案同判；被申诉人同样是张晓红借贷行为的受害人，不存在伙同张晓红欺骗再审申请人的情形；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终审判决正确，再审毫无意义，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
经阅卷审查并综合各方意见，本院认为本案焦点为：一、案涉保证合同是否有效，刘汉寿应否承担保证责任；二、本案应否移送侦查机关通过刑事追赃程序解决。
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无效保证有两种情形：一是因主合同无效致保证无效；一是因保证合同无效致保证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对涉嫌犯罪的民间借贷合同效力及担保人民事责任进行了规制，认为涉嫌诈骗犯罪的民间借贷以及与犯罪行为有关的其他民事合同，其效力并不当然受犯罪与否的影响。其法理基础在于：一、涉合同的诈骗犯罪存在着有所牵连但截然不同的两个行为——单方诈骗行为与双方合同行为；当事人一方的诈骗行为，在民法角度，无非属于性质更加严重的欺诈，因欺诈订立的合同为可变更、可撤销合同。二、在民事审判中，人民法院应从民法的视角看待合同的效力，以民法的思维判断合同的效力，不能简单粗暴地以刑法思维定向取代，以单方的犯罪行为代替双方的合同行为。本案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情形。首先，公诉机关虽已指控张晓红自2016年至2017年3月明知自己无经济偿还能力以拍卖业务和房地产开发为由向刘广明借款380万元，构成诈骗罪，但再审申请人刘汉寿并无证据证明刘广明事先知道或者参与张晓红的诈骗活动、刘广明与张晓红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情形，故涉案民间借贷主合同属于可变更、可撤销合同。刘广明作为权利人不行使撤销权，而是直接提起保证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其次，刘汉寿对刘广明与张晓红之间的民间借贷签字担保，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自身并不存在保证主体不适格、受欺诈、胁迫等致使保证合同无效情形，刘汉寿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本院不予支持。
另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中的“目的”，是指合同双方共同目的，以签订合同的形式实施诈骗，如果仅仅是合同一方的目的而非双方共同目的，并不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构成要件，在效力认定上也得不出合同无效的结论。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刘广明存在犯罪等非法目的，故对刘汉寿有关被申请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保证合同无效的申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又因保证合同属无因合同、出借人以现金或转账方式出借款项对民间借贷合同成立并无影响，刘汉寿有关并非刘广明要求担保，80万元借款系转账形成、并非借条记载现金方式出借，担保合同无效的申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焦点二，有关本案应否通过刑事追赃程序解决。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过程中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裁定驳回出借人的起诉，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侦查机关。而在由第三人提供担保的民间借贷中，就法律关系而言，存在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的借款关系以及出借人与第三方的担保关系两种法律关系，而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被生效裁判认定为有罪，并不涉及担保法律关系，就法律责任的主体而言，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仅与民间借贷纠纷中的借款人重合，而出借人起诉担保人的案件，其责任主体与刑事案件的责任主体并不一致。可见，借款人涉嫌犯罪，出借人仅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案件，属于刑事和民事法律关系、责任主体部分重合的民刑交叉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针对借款人涉及刑事犯罪时出借人起诉担保人的纠纷，采取了“民刑分离”的程序处理模式，即“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已对最高人民法院1990年10月13日《关于诈骗犯罪的被害人起诉要求诈骗过程中的保证人代偿“借款”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进行修正。本案为保证合同纠纷，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刘汉寿的通过刑诉追赃解决的申诉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刘汉寿所称同案不同判问题，本院认为，同案或类案是否同判并非法定之准则，同案或类案中可能基于不同的当事人、不同事实、不同法律关系等因素而致判决有所区别。况且，同案不同判并非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情形，本院亦不予采纳。
综上，刘汉寿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刘汉寿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董乃康
审判员 蔡太传
审判员 闫 真
二〇一八年八月六日
书记员 王 蕾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八条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十三条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