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嘉行初字第305号
原告荣维彬，男，1941年4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梁山县韩岗镇刁集村。身份证号码：3729271941********。
委托代理人荣垂来（系原告荣维彬之子），男，1973年1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同上。身份证号码：3729271973********。
委托代理�郭庆山，山东君诚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梁山县公安局。住所地：梁山县水泊中路***号。
法定代表人黄涛，局长。
委托代理人马双文，男，1972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梁山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大队长，住该局家属院。
委托代理人关妍，女，1981年7月17日出生，汉族，梁山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住该局家属院。
被告济宁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济宁市红星中路**号。
法定代表人傅明先，代市长。
委托代理人王亚庚，山东金华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乔龙飞，男，1989年1月5日出生，汉族，济宁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住济宁市共青团路**号。
第三人田洋，男，1979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济宁市任城区李营镇柏行村。身份证号码：3708111979********。
原告荣维彬不服被告梁山县公安局梁公（岗）行罚决字（2015）000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济宁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济宁市政府）济政复决字（2015）38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5年10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10月9日立案后，于2015年10月11日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第三人田洋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荣维彬及其委托代理人荣垂来、郭庆山，被告梁山县公安局负责人戚元学，被告梁山县公安局委托代理人马双文、关妍，被告济宁市政府委托代理人王亚庚、乔龙飞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田洋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梁山县公安局经受案、调查、行政处罚告知、�政处罚审批、决定、送达等程序，于2015年5月5日对第三人作出梁公（岗）行罚决字（2015）000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主要内容是，第三人于2015年5月1日下午15时40分许，在韩岗镇刁集村西洼地与原告因卖树出车问题发生矛盾，第三人将原告的电动车掀翻，后第三人拿土坷垃威胁原告。上述事实有田洋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对第三人处以行政拘留五日。原告不服，于2015年6月29日向被告济宁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济宁市政府于2015年9月21日作出济政复决字（2015）38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梁山县公安局作出的梁公（岗）行罚决字（2015）000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荣维彬诉称：一、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二被告只是简单的认定第三人对原告恐吓，未认定第三人伙同其兄田伟用拳头殴打原告头部、脸部致原告左颧部肿胀、脑震荡和多处软组织损伤并引发心脏病及第三人持铁锨威胁原告，声称用车轧死原告、花50万元买原告的命等事实，对第三人处罚较轻。二、被诉行政行为程序违法。被告梁山县公安局在未充分调查查清案件事实，在接受原告2015年5月3日的伤情鉴定申请未出鉴定结果的前提下，于2015年5月5日就草率作出被诉原行政行为，程序违法；被告济宁市政府在听证程序中对被告梁山县公安局未加盖公章的伤情鉴定意见不作为证据，严重偏袒被告梁山县公安局和第三人，被诉复议行为不客观、不公正，程序违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被告梁山县公安局于2015年5月5日作出的梁公（岗）行罚决字（2015）000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济宁市政府于2015年9月21日作出的济政复决字（2015）38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违法，并责令被告梁山县公安局依法进行处理。
原告提供的证据：1、梁山县人民医院住院病历。2、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病历。3、照片一张。以1-3号证据证明原告被殴打的伤情。4、光盘一张。5、证人徐保杰的庭审证言。6、证人荣维文的庭审证言。以4-6号证据证明第三人殴打原告的事实。
被告梁山县公安局、济宁市政府辩称，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梁山县公安局及被告济宁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1、2015年5月5日对马文生的询问笔录。2、2015年5月1日对田伟的询问笔录。3、2015年5月21日对田振华的询问笔录。4、2015年5月21日对田玉峰的询问笔录。5、2015年5月21日对杜存启的询问笔录。6、2015年5月20日对李正伟的询问笔录。7、2015年6月7日对刘彦仓的询问笔录。8、光盘一张。9、2015年5月5日对田洋的询问笔录。10、2015年5月1日对原告荣维彬的询问笔录。11、原告荣维彬的现场照片。12、梁山县人民医院门诊病历、住院病历。13、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病历。14、田洋的户籍证明。以1-14号证据证明被诉原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15、受案登记表。16、受案回执。17、传唤审批表。18、延长时限审批表。19、行政处罚审批表。20、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1、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22、传唤证。23、行政处罚告知笔录。24、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25、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证及行政拘留执行回执。26、现场检测报告。以15-26号证据证明被诉原行政行为程序合法。
被告济宁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复议程序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及附件。2、梁山县�民医院门诊病历。3、申请书。4、授权委托书。5、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6、被申请人答复书。7、被诉原行政行为卷宗。8、光盘一张。9、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10、第三人行政复议答辩书。11、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12、听证通知书。13、听证笔录。14、延期审查通知书。15、行政复议决定书的送达证。16、《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1-16号证据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
第三人田洋未到庭，亦未提供书面陈述意见。
根据原告要求证人马文生出庭作证的申请，由于其不能到庭，本院于2015年11月16日制作的对该证人的调查笔录。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梁山县公安局、济宁市政府提供的1-26号证据除对10号、14-15号、20-24号、26号证据外均有异议。对1�证据对马文生的询问笔录认为，该证人长期与第三人存在生意合作关系，第三人提供的该证人，不是被告梁山县公安局传唤，且也没有传唤手续，而是在同天下午先询问的证人，又询问的第三人，能够证明证人和第三人田洋一起去被告处，第三人殴打原告时无现场证人，第三人殴打原告后对原告威胁时，证人才到现场，证人隐瞒了第三人殴打原告、拿铁锨威胁原告，声称用车将原告轧死，花50万元买原告的命的事实。对2号证据对田伟的询问笔录，除同对1号证据的质证意见外，认为田伟和第三人田洋是兄弟关系，该证言不真实，事实是田伟伙同第三人田洋殴打了原告。对3号证据对田振华的询问笔录认为，该证人未在现场，属于假证，且该证据形成的时间2015年5月21日在被诉原行政行为作出后，不能作为被诉原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对4号证据对田玉峰的询问笔录、5号�据对杜存启的询问笔录、6号证据对李正伟的询问笔录的质证意见，同对3号证据的质证意见。此外，上述证人均不是当地人，与第三人田洋存在一定关系，是第三人田洋让他们去被告处接受的询问，被告梁山县公安局对证人作询问笔录时，第三人田洋已被治安拘留，被处罚人被处罚后依然配合被告梁山县公安局提供自己违法的材料，这违背情理，说明存在背后协商处罚、避重就轻的行为。7号证据对刘彦仓的询问笔录是在被诉原行政行为作出后形成，不能证明被诉原行政行为合法，但该证言能够证明原告右臂有淤血，不是由医院造成的事实。对8号证据光盘一张认为，办案人员对证人说没有看到打架的事，明显诱导证人，对第三人具有倾向性。对9号证据对田洋的询问笔录认为，原告在案发现场指认第三人和其兄田伟殴打了原告，办案人员在案发4天后才传唤第三人，�使第三人与其他人串供，当天接受询问，当天得到从轻处罚。11号证据原告的现场照片，能够证明原告的脸部有淤血的事实。对被告梁山县公安局在行政复议时提交的12号证据梁山县人民医院门诊病历、住院病历，13号证据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病历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组证据不全面，但能证明原告左颧部皮肤肿胀及有外伤的事实。对16号证据受案回执认为，被告梁山县公安局于2015年5月2日受理，5月5日作出处罚才通知原告，能够证明被告梁山县公安局在整个案件中对原告有隐瞒。对17号证据传唤审批表有异议，认为办案人员应在案发现场当场传唤第三人。对18号证据延长时限审批表有异议，认为延长询问的事实不存在。对19号证据行政处罚审批表有异议，认为确认的违法事实、证据不真实，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办理期限是30日，被告梁山县公安局在本案有争议的情况下，草率结案，剥夺了原告举证的权利。对25号证据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被告梁山县公安局未将涉诉行政处罚决定送达原告，被诉原行政行为程序违法。
对此，被告梁山县公安局辩驳认为：一、经被告梁山县公安局调查，第三人与证人马文生只有这一次买卖关系，原告辩解的第三人与证人马文生存在长期的买卖关系不符合事实。二、对证人询问不需要传唤。三、被告梁山县公安局的8号证据光盘能够证明三个证人齐绪英、朱在个、吴秀芬在现场，原告辩解打人时现场无证人与事实不符。四、从询问笔录看，被告梁山县公安局调查的证人与第三人田洋不认识，不存在原告所述的串供、作假证的情况。五、案发后，原告到被告梁山县公安局韩岗派出所报案称，第三人田洋打了原告头部一拳，未陈述原告右臂有淤血，但原告的头部没有明显外伤，被告梁山县公安局对原告的脸部进行了证据固定即11号证据原告荣维彬的现场照片。六、原告于2015年5月20日到被告梁山县公安局韩岗派出所称其右臂有淤血，要求公安机关出具法医鉴定，对此，被告梁山县公安局调查了现场挖树工人田振华、田玉峰、杜存启、大夫刘彦仓及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病历，即3-5号、7号、13号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右臂淤血与第三人无直接因果关系。被告梁山县公安局在查清殴打事实不存在的情况下，不可能委托鉴定原告的伤情。
原告对被告济宁市政府提交的1-16号证据除对13号证据外均无异议。对13号证据听证笔录认为，原告于案发后的5月3日申请鉴定，5月4日被告梁山县公安局同意鉴定，并委托被告梁山县公安局技术科鉴定，原告将委托书交到了技术科。该听证笔录记载被告梁山县公安局提交�不构成轻微伤的鉴定意见，原告质证后交给了听证主持人，被告梁山县公安局当场表示不提交该鉴定意见，原告要求听证主持人将该鉴定意见存卷，但被告济宁市政府让被告梁山县公安局当场将该鉴定意见拿走，能够证明原告在作出涉诉行政处罚前申请了伤情鉴定，被告梁山县公安局也作出了鉴定结果，被告济宁市政府未将该鉴定意见作为证据，复议程序违法。
对此，被告济宁市政府辩驳认为，听证时在被告梁山县公安局提交的案卷中夹着一份未加盖公章的伤情鉴定意见，被告梁山县公安局未将其作为被诉原行政行为的证据向复议机关提交，符合法律规定，复议程序不存在瑕疵和违法之处。
被告梁山县公安局、济宁市政府对原告提交的1-6号证据均有异议。认为1号证据梁山县人民医院住院病历，不能证明原告的伤情与本案有关。2号证据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病历，证明原告是因心脏病住院，手术记录记载原告的手术是支架介入手术，与第三人田洋无因果关系。3号证据照片一张，结合被告的7号证据对刘彦仓的询问笔录，能够证明2015年5月9日晚大夫对原告的身体检查时没有发现其右臂内侧有青紫淤血，原告的该伤情不排除手术药物造成。4号证据光盘一张，不符合证据的合法性要求，与本案无关联性。5号证据证人徐保杰的庭审证言，不能证明第三人田洋对原告殴打的事实。6号证据荣维文的庭审证言，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原告对本院对证人马文生的调查笔录认为，证人马文生的陈述内容不真实，与被告梁山县公安局对其询问笔录记载的掀翻电动车的情况相矛盾，亦未如实陈述打架的过程，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
二被告对本院对证人马文生的调查笔录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证据认证如下：
被告梁山县公安局及济宁市政府提供的1-26号证据，庭审质证时，原告对14-15号、20-24号、26号证据无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七条之规定，14-15号、20-24号、26号证据能够作为被诉原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的定案依据。1-3号证据对马文生、田伟、田振华的询问笔录，能证实原告与第三人发生口角，田洋威胁原告但未殴打原告的事实；8号证据光盘一张，能证明第三人没有殴打原告；11号证据原告的现场照片，证实原告脸部无明显外伤。上述1-3号、8号、11号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2015年5月1日下午，在刁集村村西洼地，原告与第三人因原告的电动三轮车占路，妨碍第三人拉树的车通行，双方发生口角，第三人将原告的电动三轮车掀翻，拿东西威胁原告的事实，符合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要求，能够作为被诉原行政行为事实清楚的有效证据使用。4-6号证据对田玉峰、杜存启、李正伟的询问笔录证实第三人田洋未殴打原告；7号证据对刘彦仓的询问笔录，证实在原告入院后大夫刘彦仓对原告检查，未发现原告右臂淤血及手术时发现原告右臂淤血，不排除药物原因造成该淤血的情况；13号证据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病历，证实原告的手术是心脏病介入手术。从4-7号、13号证据形成的过程看，该组证据是被诉原行政行为作出后，原告向被告梁山县公安局提出其右臂有淤血，被告梁山县公安局为排除疑问而调查的证据，不能作为被诉原行政行为的证据使用。9号证据对田洋的询问笔录，符合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要求，能够作为被诉原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的有效证据使用。10号证据对原告荣维彬的询问笔录，记载两个人每人朝原告头上打了一拳。结合被告济宁市�府提供的复议程序合法性的13号证据听证笔录第8页，记载原告陈述“他打了我一下子，岁数大了，身上立马就觉的不舒服”。原告在起诉状中又述称第三人伙同其弟弟田伟持拳对原告头部、脸等处实施殴打。上述均是原告的陈述且不一致，故10号证据中涉及原告被打的内容不符合证据的真实性要求。12号证据梁山县人民医院门诊病历、住院病历，显示诊断为原告脑震荡、多次软组织损伤，但入院情况记载只记录了原告左颧部皮肤肿胀，未记载其他的软组织损伤的情况，与诊断结果多次软组织损伤不符，结合上述认定的第三人田洋未殴打原告头部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七）项之规定，12号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证明第三人或者第三人和田伟殴打原告的证据使用。16号证据受案回执记载被告梁山县公安局于2015年5月1日�案，于2015年5月5日将受案回执一份送达报案人荣维彬之子荣垂来，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未明确送达期限，被告梁山县公安局在受案后第4日送达上述受案回执，并未违反法律规定，16号证据能够作为被诉原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的有效证据使用。对17号证据传唤审批表，被告未当场传唤第三人，未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17号证据能够作为被诉原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的有效证据使用。18号证据延长时限审批表，是被告梁山县公安局据案情需要作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并无不当。19号证据行政处罚审批表是在被告查清涉诉案件事实后作出的审批，未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对待证事实被诉原行政行为程序合法具有证明力，应予采信。25号证据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证是被处罚人田洋在涉诉处�决定书上的签字，还有被告两名工作人员签署的姓名、时间“2015.5.6”及“已复印送达被侵害人”等内容，结合原告申请行政复议时向复议机关提交的涉诉行政处罚复印件，能够证明被告梁山县公安局将该涉诉处罚决定书送达了原告，符合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要求，能够作为被诉原行政行为合法的有效证据使用。
原告对被告济宁市政府的1-12号、14-16号证据证明复议程序合法无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七条之规定，能够作为复议程序合法的定案依据。13号证据听证笔录，记载被告梁山县公安局对未加盖印章的内容为不构成轻微伤的鉴定意见不予作为证据使用，第三人坚决要求作为证据使用，被告济宁市政府同意被告梁山县公安局将该材料收回。结合庭审中被告梁山县公安局陈述因查明原告的右臂淤血与第三人田洋无关，对原告的伤情鉴定申请不予委托，故不予出具伤情鉴定。能够证明该不加盖印章的材料不是被诉原行政行为的证据，复议机关同意被告梁山县公安局将材料收回并无不当，13号证据对待证事实行政复议程序合法具有证明力，应予采信。
原告的1号证据梁山县人民医院住院病历、2号证据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病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七）项之规定，不能单独作为原告的伤情系第三人田洋殴打所致的定案依据。3号证据照片一张，对待证事实原告的伤系第三人殴打所致不具有关联性要求，不予采信。4号证据光盘一张，系第三人田洋之岳父与其邻居的对话，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亦不能单独作为证明第三人田洋对原告实施了殴打的定案依据。对5号证据证人徐保杰的庭审证言、6号证据证人荣维文的庭审证言，证人徐保杰陈述其到案发现场时未看到第三人田洋殴打原告，证人荣维文陈述其未在案发现场，均不能证实第三人田洋殴打原告的事实存在，且二证人系原告的近亲属，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不能作为第三人殴打原告的有效证据使用。
本院对证人马文生的调查笔录，能与被诉原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相印证的内容，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被诉原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另查明，被诉原行政行为已执行完毕。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写恐吓信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本案中，被告梁山县公安�经受案、调查、行政处罚告知、行政处罚审批、决定、送达等程序，认定第三人田洋采取掀翻电动三轮车、拿东西恐吓的方法，威胁原告，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被告梁山县公安局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对第三人田洋处以行政拘留五日，量罚适当。且被诉复议行为程序合法。原告主张第三人田洋和田伟殴打了原告，被诉原行政行为事实不清的观点，未提供确凿证据，不予支持；其坚持被诉原行政行为调查、送达、审批等程序违法及被诉复议行为调取证据程序违法的观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均不予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荣维彬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荣维彬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宝厅
审 判 员 高中谦
人民陪审员 孙学军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日
书 记 员 李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