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赣05民终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拓佳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铜陵北路信地红星美凯龙家居广场C8069-2号。
法定代表人：丁邦忠，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国栋，男，系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一道河中路126号亿家综合办公楼1-3层。
负责人：张健，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善文，男，系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某1，男，2006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系受害人彭永靖儿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暨被上诉人彭某1的法定代理人：马玉红，女，1977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系受害人彭永靖妻子，系被上诉人彭某1母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中一，男，1946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系受害人彭永靖父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夏少珍，女，1952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系受害人彭永靖母亲。
以上四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治飞，湖北瀛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某1，女，2009年8月22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某2，女，2017年1月26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某3，男，2017年1月26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暨以上三位被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段伟，女，1983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鄂州市花湖经济开发区，系上述三被上诉人的母亲。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春喜，女，1952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浠水县。
以上五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耕，江西弘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桐庐豪韵运输有限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庐经济开发区董家路178号4幢二层。
法定代表人：陈小仪，系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分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银保大厦。
负责人：朱文东，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桐庐支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迎春南路121号汇丰大厦1203号。
负责人：ＸＸ峰，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丽君，女，系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士华，男，1965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南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阜阳市咸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安徽省阜阳市开发区105国道61号世纪家园113号。
法定代表人：袁勤海，系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水县八都中顺物流有限公司，住所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八都镇圩镇。
法定代表人：袁海峰，系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朝阳洲中路367号。
法定代表人：王江军，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梅海英，江西强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省公路路政管理总队新余高速公路路政管理支队，住所江西省新余市高新区姚家边路***号。
法定代表人：廖华凯，系该支队支队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小宝，江西弘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自春，男，1983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项城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占华，男，1978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扶沟县。
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因与上诉人合肥拓佳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拓佳公司）、被上诉人马玉红、彭某1、彭中一、夏少珍、段伟、程某1、程某2、程某3、袁春喜、蒋自春、桐庐豪韵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庐豪韵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财保合肥分公司）、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桐庐支公司（以下简称天安财保桐庐支公司）、高士华、阜阳市咸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阳咸通公司）、吉水县八都中顺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水物流公司）、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西高速投资公司）、江西省公路路政管理总队新余高速公路路政管理支队（以下简称新余高速路政管理支队）、杨占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法院（2017）赣0521民初5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善文，上诉人合肥拓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国栋，被上诉人蒋自春，被上诉人马玉红、彭某1、彭中一、夏少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治飞，被上诉人段伟、程某1、程某2、程某3、袁春喜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耕，被上诉人天安财保桐庐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丽君，被上诉人江西高速投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梅海英，被上诉人新余高速路政管理支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小宝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高士华、阜阳咸通公司、吉水物流公司、杨占华、桐庐豪韵公司、人民财保合肥分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合肥拓佳公司上诉请求：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段伟、程某1、程某2、程某3，袁春喜承担30%以下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1、程强并非从事帮工活动，其驾车未与前方车辆保持必要距离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具有重大过错；2、原审法院未保障上诉人的应诉权利，一审提交了答辩状未认定，未预留足够时间；3、事故责任划分不合理，掉落货物方承担的责任应不低于其他责任方。
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上诉人承担受害人损失不超过95698.1元。2、本案上诉费由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不应认定江西高速投资公司履行了相关的管理职责而不承担赔偿责任，新余高速路政管理支队属于普通民事主体，上述二主体均应承担赔偿责任；2、受害人不应认定为城镇户口；3、赔偿比例分配不当；4、死亡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错误，二者皆应分别按照农村标准计算；5、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在死亡伤残限额内应给伤者蔡传所预留份额。
被上诉人马玉红、彭某1、彭中一、夏少珍辩称：1、本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已经由交警部门作出，且一、二审上诉人未提出有效证据推翻，对该责任划分认可合理；2、认可程强开车的行为与拓佳建材公司构成帮工与被帮工的法律关系，在程强非故意和重大过失情况下，程强作为帮工人不承担相关责任；3、已提交马玉红等人身份信息、户口信息、居住地社区证明等证据，能够证实受害人彭永靖是居住在城镇，工作收入来源于城镇，其户口上仅显示“湖北居民户口”，没有注明“非农户口”系因户籍改革所致，改革后湖北户口本均只记载“湖北居民户口”，且彭永靖的父母均大学毕业，其一家人多年来在湖北黄石市市区区居住，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赔偿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4、一审根据本案事故责任划分情况而作出的赔偿比例划分符合审判实践，至于交强险份额预留问题，因为伤者蔡传所还在治疗，有关伤残等级无法计算，交强险伤残部分不预留，只能为他预留医疗费部分；综上，如果一审程序上有问题，同意发回重审，如没有问题，希望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段伟、程某1、程某2、程某3、袁春喜辩称：1、在一审已提交相关证据并经举证质证，证明城镇人口身份；2、事故的发生是上诉人保险车辆引起，承担30%责任有理可依；3、被扶养人生活费分段计算没有超过法律标准；4、精神损失主要是对生者的赔偿，法律并没有严格规定；5、交强险份额的分配涉及多个主体，先起诉的应优先赔偿；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天安财保桐庐支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同意判决，其不应承担上诉费，请求依法驳回上诉。
被上诉人蒋自春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的责任比例划分，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江西高速投资公司辩称：其不是本案侵权责任人，也如实全面履行了管理、养护职责，尽到了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被上诉人新余高速路政管理支队辩称：上诉状认可其行使的是路政管理与执法权，其不是本案民事诉讼的适格主体；若视其为普通的民事主体，其并非本路段的所有权人也未收取通行费，主张其在本次事故中构成过错无法律依据；故一审判决并无不当，请求驳回上诉人对新余高速路政管理支队的相关诉请。
被上诉人杨占华述称，同意原审判决意见。
马玉红、彭某1、彭中一、夏少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各被告在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741567.5元（损失计算方式为：死亡赔偿金587720元，丧葬费25707.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70140元，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损失8000元，共计741567.5元）；本案诉讼费由各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20日凌晨，高士华驾驶的（皖Ｋ×××××/赣Ｄ×××××）货车沿大广高速由北往南行驶，当行至2770KM+100M路段时，所载货物部分掉落在高速路上。同日凌晨2时10分左右，杨占华驾驶浙Ａ×××××货车途径该路段，在躲避障碍物时因采取措施不当导致车辆横停在高速路上。随后，驾驶人程强驾驶皖Ａ×××××货车未与前方车辆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与浙Ａ×××××货车车厢相撞，造成皖Ａ×××××车辆驾驶人程强当场死亡、乘车人彭永靖当场死亡，乘车人蔡传所受伤及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2017年1月21日，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直属四支队第三大队作出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人程强承担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杨占华承担此次事故的同等责任，高士华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乘车人彭永靖、蔡传所不承担责任。（皖Ｋ×××××/赣Ｄ×××××）实际所有人为高士华，该车辆挂靠在阜阳咸通公司、吉水物流公司，在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其中主车商业三者险最高限额为500000元，挂车最高限额为50000元，但不可重复计算。浙Ａ×××××货车实际所有人为蒋自春，杨占华受其雇请，该事故发生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浙Ａ×××××货车挂靠在桐庐豪韵公司，在天安财保桐庐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最高限额为15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皖Ａ×××××货车登记所有人为合肥拓佳公司，在人民财保合肥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大广高速2770KM+100M路段投资经营者系高速投资公司，路政执法系新余高速路政管理支队，段伟、程某1、程某2、程某3、袁春喜系程强第一顺位继承人。事故发生后，蒋自春支付了原告赔偿款20000元。
另查明：彭永靖常住人口登记卡显示的为家庭户口，其在湖北省黄石市市区居住多年，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其儿子彭某1跟随其在城镇生活。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本案的争执焦点为:各被告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如承担，怎样承担？原告各项赔偿项目如何确定？
一、关于各被告在本案中责任承担的问题。
（一）关于被告杨占华、蒋自春、桐庐豪韵公司责任承担问题
被告杨占华驾驶浙Ａ×××××货车，在遇有紧急情况时操作不当，致使车辆横停在高速公路上，是此次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高速交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确定杨占华在此次事故中承担同等责任；被告蒋自春提出异议，认为杨占华应承担次要责任。本院认为，高速交警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是根据事故现场图片、勘验笔录等作出的专业性认定，并无不当，本院对该事故责任划分予以认定。被告蒋自春对其辩论意见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因此对该辩论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确定杨占华在本次事故中承担同等责任，责任比例确定为35%。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本案中，被告杨占华受雇于被告蒋自春，此次事故发生在从事雇佣活动的过程中，且并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错，因此对于被告杨占华在此次事故中给原告带来的经济损失由被告蒋自春承担，被告杨占华不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桐庐豪韵公司为浙Ａ×××××货车登记所有人，其向本院提交了与被告蒋自春签订的委托合同，该合同约定：桐庐豪韵公司代办车辆上户、年检、年审，代收、代缴各种税费，代办车辆保险、理赔，协助处理交通事故等。由此可见蒋自春与桐庐豪韵公司实际上形成的是一种车辆挂靠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被告桐庐豪韵公司与被告蒋自春对原告的损失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责任比例为35%。被告桐庐豪韵公司与被告蒋自春在双方签订的委托服务合同中，约定了事故发生造成的损失由被告蒋自春自担；但该约定系其双方的内部约定，对外不产生拘束力，因此对被告桐庐豪韵公司提出的对原告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被告高士华、阜阳咸通公司、吉水物流公司责任承担问题。
被告高士华驾驶（皖Ｋ×××××/赣Ｄ×××××）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时，车辆所载货物掉落，影响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高速交警根据《道交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确定高士华在此次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被告高士华提出异议，认为物件掉落应定性为意外事件，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从事故现场图片可以看出，被告高士华掉落的货物对正常行驶的车辆确有影响，且该掉落物是诱发此次交通事故的最直接原因，因此高速交警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并无不当，本院对该事故责任划分予以认定。另外，掉落货物属于人为事件，如尽到必要安全检查义务，采取必要防范措施，完全可以避免；因此被告高士华认为是意外事件的辩论意见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确定高士华在本次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责任比例确定为30%。
被告阜阳咸通公司系（皖Ｋ×××××/赣Ｄ×××××）车辆登记所有人，其对与高士华之间存在挂靠关系并无异议，但认为其与高士华之间有约定，应由高士华单独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阜阳咸通公司与高士华之间的约定系内部行为，对外不产生拘束力；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故被告阜阳咸通公司与被告高士华对原告的损失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责任比例为30%。被告阜阳咸通公司提出的对原告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辩论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吉水物流公司系（皖Ｋ×××××/赣Ｄ×××××）车辆登记所有人，其与高士华之间形成的也是一种挂靠关系，因此对于原告的损失其与被告阜阳咸通公司、高士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责任比例为30%。
（三）关于被告合肥拓佳公司、段伟、程某1、程某2、程某3、袁春喜责任承担的问题。
程强驾驶皖Ａ×××××货车未与前方车辆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高速交警根据《道交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确定程强在此次事故中承担同等责任，该事故责任划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定。至于事故责任的比例，本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确定为35%。
被告合肥拓佳公司系皖Ａ×××××货车登记所有人，其是否承担责任取决于与驾驶人程强存在何种法律关系。证人胡某陈述，合肥拓佳公司安排蔡传所将一批货物从安徽运送至海南；考虑到路途遥远，且仅有一名司机，程强就帮忙开车一起将该批货物运送至海南，程强与合肥拓佳公司之间就此事并没有约定报酬。从上述证言可以看出，程强并非合肥拓佳公司员工，其帮助合肥拓佳公司开车的行为具有临时性、短期性、一次性特征，且没有计算报酬，该行为属于帮工行为，双方形成的也是一种帮工与被帮工的法律关系。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事故发生时程强正在从事帮工活动中，合肥拓佳公司对程强的帮工行为没有拒绝，也没有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抗辩，且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自身诉讼权利的放弃。另外，程强并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错，因此对于程强在此次事故中给原告带来的经济损失由被告合肥拓佳公司承担，程强不承担赔偿责任。
因程强造成原告的经济损失由被告合肥拓佳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程强不承担；因此作为程强第一顺位继承人的被告段伟、程某1、程某2、程某3、袁春喜对原告的经济损失也不承担赔偿责任。
（四）关于被告高速投资公司、新余高速路政管理支队责任承担的问题。
本次交通事故责任划分明确，就事故责任而言，高速投资公司并非实际侵权主体，对交通事故本身不承担责任。但高速投资公司系高速公路的投资方，对过往车辆收取过路费，系受益人，因此具有保障过往车辆正常通行的义务。本案事发地点为江西省分宜县境内，事发地点没有监控，但高速交警通过关卡监控、行车速度以及对高士华作出的询问笔录，可以确定高士华洒落货物的时间为2016年12月20日凌晨，皖Ａ×××××货车与浙Ａ×××××货车相撞的时间为2016年12月20日凌晨2时10分。因洒落货物的时间与事故发生时间相隔较短，且均为凌晨，并非正常巡逻作业的时间，在该时间段也没有接到清理障碍物的相关电话，因此对于高速投资公司第一时间没有清理障碍物不能太过于苛责。另外，高速投资公司向本院递交了正常的巡查记录，履行了相关的管理职责，因此本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确定高速投资公司在本案中对原告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
新余高速路政管理支队系事业单位法人，并非大广高速2770KM+100M路段投资经营者，其接受委托对所辖高速公路行使路政管理和执法权，其执法工作属于具体的行政行为。另外，其不是本次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主体，也并非本案民事责任承担的主体，因此在本案中对原告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
（五）关于被告人民财保合肥分公司责任承担的问题。
肇事车辆皖Ａ×××××货车，在被告人民财保合肥分公司处仅投保了交强险。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本案中，彭永靖系事故车辆皖Ａ×××××货车的车上人员，不属于该条例所规定的第三者，因此对于原告的损失被告人民财保合肥分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六）关于被告天安财保桐庐支公司、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责任承担的问题。
被告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认为，此次事故为物件掉落所致，并非（皖Ｋ×××××/赣Ｄ×××××）车辆与其他任何物体相撞，也并非驾驶员操作不当，与（皖Ｋ×××××/赣Ｄ×××××）车辆没有关系，不属于保险责任限额范畴，故其不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彭永靖系皖Ａ×××××货车乘客，皖Ａ×××××货车与（皖Ｋ×××××/赣Ｄ×××××）车辆虽没有直接发生碰撞，但（皖Ｋ×××××/赣Ｄ×××××）车辆掉落货物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彭永靖属于（皖Ｋ×××××/赣Ｄ×××××）、浙Ａ×××××车辆保险合同约定的第三者。另外，肇事车辆浙Ａ×××××在被告天安财保桐庐支公司处购买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皖Ｋ×××××/赣Ｄ×××××）车辆在被告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处购买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因此被告天安财保桐庐支公司、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均需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提出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辩论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赔偿项目及内容如何确定问题。
1．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按湖北省2016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386元标准计算20年，共计587720元。被告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提出异议，认为受害人彭永靖常住人口登记卡显示的为家庭户，并非居民户口，应该按农村标准计算。本院认为，受害人彭永靖常住人口登记卡显示的户别虽为家庭户，但家庭户系国家城镇一体化改革后的一个称谓；而彭永靖生前住所地为黄石市城区，收入也来源于城镇，故本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被告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提出的辩论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另外，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三十条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湖北省2016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江西省，因此原告主张按湖北省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2.丧葬费。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之规定，故本院参照江西省2016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57470元标准计算六个月，即57470元÷12×6=28735元。原告主张25707.5元，为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确认。
3、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主张按湖北省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0040元计算7年，即20040×7÷2=70140元。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另外，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三十条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本案中，被扶养人彭某1出生于2006年1月4日，现年11周岁，且生活在城镇，而湖北省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高于江西，因此原告主张按湖北省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4.精神损害抚慰金。此次交通事故造成彭永靖当场死亡的严重后果，无疑给原告造成极大的精神损害，故原告要求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5.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损失。原告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但考虑原告家住湖北省黄石市，事故发生在江西省境内，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住宿费用相对较高，且有一定的误工损失，故本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对该笔费用酌定为5000元。上述总费用共计738567.5元。
根据《道交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之规定，故原告的损失应先在交强险范围内予以赔偿，超出交强险部分按事故责任划分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彭永靖、程强两人死亡，蔡传所受伤的严重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同一交通事故的多个被侵权人同时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的赔偿数额。”之规定，故原告损失应按比例进入交强险范围内予以赔偿。
本案中，彭永靖死亡的损失进入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的总额为738567.5元（包括死亡赔偿金587720元、丧葬费25707.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701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处理丧葬事宜的相关费用5000元），程强死亡的损失本院在（2017）赣0521民初709号民事判决书中已确定，进入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的总额为1134367元（包括死亡赔偿金587720元、丧葬费25707.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709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故彭永靖、程强进入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的总额为1872934.5元。综上，原告损失中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应赔偿的金额为（738567.5÷1872934.5）×110000元=43377.08元。故被告天安财保桐庐支公司、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需分别向原告赔偿43377.08元。至于本次事故伤者蔡传所，其目前仍在医院治疗，并且就前期医疗费已经向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其伤残等级没有确定，因此本院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无法为其预留，但在交强险医疗费范围内其可主张。
原告总损失为738567.5元，扣除交强险范围内理赔43377.08元×2=86754.16元，剩余损失651813.34元按事故责任比例承担。故被告桐庐豪韵公司、蒋自春应承担的损失金额为651813.34元×35%=228134.67元，又因蒋自春已经向原告支付了20000元，故被告桐庐豪韵公司、蒋自春还需赔偿原告208134.67元。被告高士华、阜阳咸通公司、吉水物流公司应承担的损失金额为651813.34元×30%=195544元，被告合肥拓佳公司应承担的损失金额为651813.34元×35%=228134.67元。
浙Ａ×××××货车在被告天安财保桐庐支公司交强险及最高限额为15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且投保了不计免赔，故对于被告桐庐豪韵公司、蒋自春承担的208134.67元损失及蒋自春垫付的20000元可进入商业三者险由被告天安财保桐庐支公司理赔。两险相加，故被告天安财保桐庐支公司应向原告赔偿的总金额为43377.08元+208134.67元=251511.75元。为减少诉累，天安财保桐庐支公司对蒋自春垫付的20000元，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应直接返还给蒋自春。但天安财保桐庐支公司不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皖Ｋ×××××/赣Ｄ×××××）车辆在被告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处购买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其中主车商业三者险为500000元，高士华、阜阳咸通公司、吉水物流公司承担的195544元损失可进入商业三者险由被告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理赔。两险相加，故被告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应承担的总金额为43377.08元+195544元=238921.08元，但不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被告桐庐豪韵公司、吉水物流公司、合肥拓佳公司、人民财保合肥分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对自身诉讼权利的放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桐庐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马玉红、彭某1、彭中一、夏少珍各项经济损失251511.75元（其中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43377.08元，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208134.67元）；二、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马玉红、彭某1、彭中一、夏少珍各项经济损失238921.08元（其中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43377.08元，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195544元）；三、被告合肥拓佳建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马玉红、彭某1、彭中一、夏少珍各项经济损失228134.67元；四、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桐庐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被告蒋自春垫付的费用20000元；五、驳回原告马玉红、彭某1、彭中一、夏少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216元，由被告桐庐豪韵公司、蒋自春负担3804元，由被告高士华、阜阳咸通公司、吉水物流公司负担3614元，由被告合肥拓佳建材有限公司负担3450元，由原告马玉红、彭某1、彭中一、夏少珍负担348元。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一、关于上诉人合肥拓佳公司所提原审法院未保障其应诉权利，其在一审提交了答辩状未认定且未预留足够时间的上诉理由。经查，在案邮件回执单记载：原审法院于2017年6月16日向合肥拓佳公司寄出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传票等诉讼材料，同月18日合肥拓佳公司签收，且一审诉讼卷宗未见合肥拓佳公司所称答辩状，二审期间上诉人合肥拓佳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已保障合肥拓佳公司的应诉权利，上诉人合肥拓佳公司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上诉人合肥拓佳公司所提程强并非从事帮工活动的异议，本院认为，证人胡某的证言可以证明程强并非合肥拓佳公司的员工，其帮助合肥拓佳公司开车且未就开车收取报酬，可以认定系帮工行为，合肥拓佳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自己异议的主张，故上诉人合肥拓佳公司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三、上诉人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对一审判决依据江西高速投资公司提交的高速公路养护日常巡查记录表、公路养护技术规范条款含义的答复、上高管理中心日常养护管理办法等证据认定其履行合理巡查的事实有异议，并且认为其并未防止事故发生，应承担管理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可以证明江西高速投资公司作为事故路段的公路管理者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和《公路养护技术规范》的标准尽到日常定期清扫的义务，事故发生在凌晨时的高速公路上，公路管理者虽未能阻止本案事故的发生，但对其义务不能唯结果论而过分苛责。上诉人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四、根据我国交通运输部《路政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81号）的规定，“路政管理”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或者其设置的公路管理机构，为维护公路管理者、经营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公路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实施保护公路、公路用地及公路附属设施的行政管理。本案交通事故系因路面上的障碍物引起，非路政养护维修不善造成，上诉人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要求新余市高速公路路政管理支队在本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人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所提新余高速路政管理支队属于普通民事主体，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五、上诉人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上诉提出对一审判决认定受害人彭永靖为城镇户口有异议。本院认为，彭永靖的户口簿信息与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大桥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可以相互印证证实受害人彭永靖自2011年7月已在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居住，受害人彭永靖的死亡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应当适用城镇标准确定赔偿数额。上诉人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所提死亡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查明的事实与本院查明的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以上事实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保险合同、身份证、常住人口登记卡、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等证据及一审、二审庭审笔录在案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属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责任纠纷。针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根据本院认定的案件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本院评判如下：
一、关于赔偿责任比例的划分问题。本院认为，皖Ｋ×××××/赣Ｄ×××××车在高速公路行驶时所载货物遗撒，妨碍通行，浙Ａ×××××货车驾驶员遇紧急情况采取措施不当致使车辆横停在高速公路上，皖Ａ×××××货车未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与浙Ａ×××××货车相撞。上诉人所承保的皖Ｋ×××××/赣Ｄ×××××车虽然未和另外两辆机动车接触，但本案交通事故肇始于该挂车，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确定该挂车承担30%的次要责任，低于其他两车35%的同等责任，并无不当。两上诉人所提赔偿比例分配不当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是否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预留伤者蔡传所份额的问题。本院认为，蔡传所在本案一审期间已就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向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院作出的（2017）皖0104民初2468号民事判决对不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给蔡传所预留份额的处理方式予以认可，本院亦予以尊重，蔡传所的伤残等级未确定导致其相关伤残赔偿金额无法计算，上诉人天安财保阜阳支公司所提应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预留伤者蔡传所份额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合肥拓佳建材有限公司、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350.14元，由合肥拓佳建材有限公司负担11185.68元，由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阜阳中心支公司负担3164.4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简云洪
审 判 员 徐三庆
审 判 员 潘小庆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刘思彦
书 记 员 黄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