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翔民初字第2261号
原告王兴才，男，1970年12月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杨基壬，福建平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郑子荣，男，1969年7月3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庄旭东，福建银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郑松林，男，1990年1月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吕启明，福建夏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兴才与被告郑子荣、郑松林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0月14日予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张春雷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王兴才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基壬、郑子荣及其委托代理人庄旭东、郑松林的委托代理人吕启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兴才诉称，被告郑子荣系无证的个体建筑承包商。2013年2月间，其在承包同村被告郑松林的铁皮房搭建工程（未获建设许可）时，雇佣王兴才进行劳务作业，双方口头约定人工工资按10元每平方米计算。因所承建的铁皮房顶接近高压电线，2013年2月28日上午11时多，正在房顶进行作业的王兴才受电击从顶楼掉落。造成1、骨盆多发骨折：（1）右趾骨上支骨折；（2）右坐骨下支多发骨折；（3）右坐骨下支骨折；（4）右髋臼骨折；（5）右侧骶骨翼骨折；2、腰5右侧横突骨折。受伤即被送往翔安区同民医院住院，至2013年4月19日出院。共住院50天。出院后医嘱继续休息，三个月后拄拐下地行走。为此，王兴才损失医疗费30271.04元、鉴定费2600元、误工费20300元、护理费6666.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000元、营养费4000元、交通费1000元、残疾赔偿金75152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0439.2元和取内固定物费用8000元，共计191428.94元。王兴才认为，其在受雇劳动中受伤，应由雇主即郑子荣承担赔偿责任，郑松林将搭建违章建筑工程发包给无资质的个人承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为此，扣除郑子荣垫付的医疗费，王兴才请求判令：1、郑子荣赔偿原告因人身伤害造成的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营养费等损失191428.94元；2、郑子荣应赔偿王兴才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元；3、郑松林在郑子荣应承担的赔偿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郑子荣辩称：一、原告王兴才主张郑子荣承包事发铁皮房搭建工程并雇佣其进行作业不是事实。1、郑子荣与被告郑松林系叔侄关系，平时郑松林在村里有事均是找郑子荣帮忙。本次铁皮屋搭建中，郑子荣系应郑松林的请求，从中介绍王兴才为郑松林进行搭建。劳务费用的商定及与搭建相关的事宜，郑子荣并未参与商谈，王兴才称与其口头约定人工工资每平方米10元，纯属子虚乌有。2、据了解，该铁皮屋的总造价为一万多元，单材料费就有万把块，剩余的也只有两三千元劳务费。从常理看，郑子荣身为郑松林的叔辈，平时帮忙从不计报酬，根本不可能在本次铁皮屋搭建中去赚取那一点微薄的劳务费。3、郑子荣并不是所谓的个体承包商，在本次事故中仅仅是充当介绍施工的角色，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二、本次事故应由王兴才自行承担责任。1、王兴才并不是雇工，而是实际承包者，与郑子荣不存在雇佣关系。2、事发时，王兴才正将一根长12米的方管从地面抬至一楼顶，地面距离村中高压线约9米，本次作业本应将方管平吊至一楼顶，然而王兴才指令工人在地面斜立方管，其本人在楼顶拉抬，在长度及角度控制不当才发生事故，故事故的根本原因在于王兴才。3、在王兴才拉抬方管时，郑松林的母亲多次提醒其不能这样处理，小心触电，然而身为资深工头的王兴才却毫不在意，继续违反常规操作而放任事故发生，存在明显的主观间接故意，故应自行承担责任。三、王兴才主张的赔偿项目及金额缺乏法律依据。1、医疗费。郑子荣已替郑松林向王兴才垫付医疗费29926.3元，并非王兴才所诉称的29321.86元。事发后郑松林称暂无资金，而郑子荣认为自己既是介绍人又与郑松林系叔侄关系，与王兴才也是多年的朋友，故才应郑松林的请求帮忙垫付医疗费。2、误工费。王兴才主张误工203天及按每天100元计算没有依据。根据规定，误工时间可计至定残前一天，即鉴定书出具的日期2013年8月30日。王兴才入院时间为2013年2月28日，共为180天。王兴才的十级伤残属最低等级，误工期限应相对减少，可以住院50天加休养40天为宜，故其误工费应计算为90天×70元／天=6300元。3、护理费。王兴才主张两人护理及每天80元没有依据。住院期间医院已有专门的护士护理，该费用已计入医疗费，故王兴才再次主张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系重复计算，不应予以支持。出院后的护理期限鉴定为20天，依赖程度为大部分护理，故该期间产生的护理费应为20天×60元／天×2／3=792元。4、营养费。王兴才在住院期间，医院在治疗过程中已为其加强了相应的营养支持。根据医院出具的疾病证明书，所开具的五张中仅有一张提到加强营养，故王兴才经过复诊后的营养支持是足够的，其该项主张不应予以支持。5、交通费。王兴才未能举证证明其交通费损失，故该项主张没有依据。6、被扶养人生活费。该项主张大部分没有依据，王兴才仅提供证据证明其父母的身份及子女情况，未能证明其父母没有劳动能力且无收入来源，已无法证明是否健在。因此，该项主张中仅有彭佳祥的生活费可以支持，即24922元／年×3.75年÷2×0.1=4672.87元。7、取内固定物费用8000元没有依据，该费用尚未实际发生，不应予以支持。8、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没有依据，事故主要是王兴才自身造成。综上，王兴才对郑子荣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
被告郑松林辩称：一、郑松林与被告郑子荣之间属承揽合同关系，与原告王兴才之间不存在直接的雇佣关系。2013年2月间，郑松林将在自家搭建铁皮屋的工程包工包料给郑子荣承建，双方口头约定了完成整个工程的全部价款。之后，郑松林实际支付给郑子荣总款项50000元。郑松林没有直接对施工人员进行选任，也不直接支付给施工人员工资。二、王兴才与郑子荣之间亦属承揽合同关系，其在承揽业务操作中对自身的人身安全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应根据自身过错的责任大小承担责任，并相应减轻郑松林与郑子荣的责任。王兴才在诉状中表示，其与郑子荣口头约定“人工工资按10元每平方米计算”，可见，郑子荣已将从郑松林处所承包工程的施工业务转包给王兴才。简单的说其二人之间是“包工”的关系，王兴才与郑子荣之间亦存在承揽合同关系。承揽合同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一方按照他方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他方接受工作成果并给付约定报酬的合同。雇佣关系是指根据当事人的约定，雇员按照雇主的指示，在一定或不定的期限内利用雇主提供的条件提供劳务，雇主向提供劳务的雇员支付劳动报酬。承揽合同的目的是工作成果，而非劳务。在承揽合同中，虽然承揽人为了完成工作成果需付出劳动（即劳务），但劳动本身不是加工承揽合同的目的，而是完成工作成果的手段。雇佣合同则是直接以劳务为目的，其标的在于劳务本身。故在支付报酬上，雇佣关系一般表现为按提供劳务的时间计算工钱，而承揽合同则是按完成的工作成果计报酬。本案中，王兴才从郑子荣处以10元每平米的价格承揽业务后，又自行雇佣了几个工人前来从事作业，其他工人由王兴才直接选任，工钱实际上也由王兴才承担。不管从劳务的目的以及支付报酬的方式上看，可认定双方间的法律关系并非雇佣关系，而符合承揽合同关系的特征。因此，作为承揽人的王兴才在承揽业务操作中对自身的人身安全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此次作业不仅需考虑高空作业因素，还应充分考虑其作业的周围环境因素，应观察周围的情况，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事故的发生是因为王兴才在作业的过程中没有注意到周边高压电线布网，才受电击从高空掉落。据悉，此次作业之前已经有多人提醒过王兴才在施工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周边的高压电线。据此，郑松林认为本案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因王兴才自身存在过错，相应减轻郑松林、郑子荣的责任。三、应对王兴才诉求的各项损失予以依法认定，并作出调整。1、医疗费用已经全部由郑子荣垫付，郑松林也已经负担了其中的5000元，遗漏部分请求依法认定；2、王兴才出院小结上，“出院时情况、治疗结果”一栏明确记录：腹股沟处手术切口干燥，双下肢各关节活动度正常，足趾感觉、血运、活动正常。在“出院后用药及建议”以及术后复诊疾病证明书上均没有载明王兴才需陪护，表明其出院后无需特殊护理，因此不宜支持其出院后的护理费；3、因王兴才未提供相应的交通费用票据，交通费不应予以支持；4、除了出院之时有加强营养的医生建议，尔后王兴才每一次复诊时，疾病证明书上均未再有加强营养的建议，因此营养费应不高于医疗费用的10%；5、被抚养人生活费一项请求法院依法予以减少。首先，王兴才的父母虽然已经达到了国家法定的退休年龄，但是并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其父母“丧失劳动能力、且无其他生活来源”；其二，王兴才父母系农村户口，应按厦门市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10152元计算；其三，王兴才经鉴定构成10级伤残，相应系数应该是10%而非30%。因此，郑松林认为不应支持其父母的生活补助费，且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应以10%的系数计算。综上所述，郑松林认为其与郑子荣之间是“包工、包料”的承揽关系，王兴才与郑子荣之间也是“包工”的承揽关系。如果说作为工程所有人的郑松林将工程发包给没有资质的郑子荣承建存在过错责任，那么没有任何施工资质的王兴才又以10元／平方米的价格从郑子荣处承揽业务，并且未尽相应的注意义务，导致事故的发生，其自身应该承担不低于30%的责任。故郑松林请求依法认定郑松林的各项损失，并在依法减轻郑子荣、郑松林责任后，依据过错责任依法判决，并驳回王兴才要求郑松林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2月28日上午11时许，原告王兴才在为被告郑松林搭建铁皮屋时，不慎触电从屋顶跌落，后被送往厦门市翔安区同民医院治疗，出入院诊断均为1、骨盆多发骨折：（1）右趾骨上支骨折；（2）右坐骨下支多发骨折；（3）右坐骨下支骨折；（4）右髋臼骨折；（5）右侧骶骨翼骨折；2、腰5右侧横突骨折。王兴才住院期间，郑子荣为其垫付医疗费29926.3元，其中5000元系由郑松林转账给郑子荣作为王兴才的医疗费。2013年4月19日，同民医院出具疾病证明书，建议休息一个月后复诊、加强营养等。同日，同民医院出具证明书一份，称骨折愈合后取出内固定所需费用大约8000元。2013年5月17日、6月18日和7月19日，同民医院分别出具三份疾病证明书，其中均建议继续休息一个月。
2013年5月20日，王兴才申请对其伤残等级、劳动能力丧失程度、出院后护理依赖程度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依法予以委托。2013年8月30日，福建义成司法鉴定所出具闽义成司鉴（2013）临鉴字第194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认为王兴才右下肢丧失功能10%以上，评定为十级伤残，劳动能力丧失程度为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出院后护理期限内的护理依赖程度为大部分护理依赖。2013年9月2日，王兴才自行委托福建义成司法鉴定所对其护理期限进行评定。福建义成司法鉴定所于2013年9月4日出具闽义成司鉴（2013）临鉴字第206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认为王兴才出院后护理期限评定为20日。
另查明，郑松林与郑子荣系堂叔侄关系。王兴才与其配偶彭淑红于1999年5月26日生于一子彭佳详。王兴才的父亲王国真（1946年4月2日出生）、母亲付德英（1947年10月14日出生）共育有四个子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赔偿项目和赔偿标准，以及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情况，参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厦门市上一年度的统计公报，本院对王兴才因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认定如下：
1、医疗费。王兴才主张因事故支出医疗费28944.57元＋377.29元＋243.76元＋101元＋604.44元=30271.04元。因王兴才和郑子荣提供的医疗费发票金额共为30271.06元，故王兴才主张的30271.04元未超出实际金额，本院予以支持。
2、鉴定费。王兴才主张其支出的鉴定费为2000元＋600元=2600元，因本院对两份鉴定意见均予以采信，且有相应票据予以支持，故本院予以照准。
3、误工费。王兴才主张其该项费用为（50天＋153天）×100元／天=20300元。因事故发生于2013年2月28日，王兴才于2013年8月30日定残，且其主张的计算标准未超出法律规定，故王兴才的误工费应为183天×100元／天=18300元。
4、护理费。王兴才主张护理费为（20天×2人＋30天）×80元／天＋20天×80元／天×2／3=6666.7元。本院认为，王兴才未能举证证明其在部分住院期间内需两人护理，故其关于其中20天按两人护理计算护理费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同时，福建义成司法鉴定所认为王兴才出院后护理期限评定为20日，郑松林、郑子荣虽以该鉴定系王兴才在诉前自行委托为由不予认可，但其二人均未申请重新鉴定，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推翻，故本院对上述鉴定意见予以采信。因福建义成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闽义成司鉴（2013）临鉴字第194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认为王兴才出院后护理期限内的护理依赖程度为大部分护理依赖，且王兴才主张的护理费计算标准过高，故本院认定其护理费为50天×70元／天＋20天×70元／天×2／3=4433.33元。
5、住院伙食补助费。王兴才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为60元／天×50天=3000元。因其受伤后住院50天，且主张的计算标准未超出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6、营养费。王兴才主张该项费用为4000元，因医嘱中有“加强营养”的内容，且其主张的数额未明显偏高，故本院对王兴才的该项诉求予以支持。
7、交通费。王兴才主张交通费为1000元，结合其住院时间及就诊情况，本院认为王兴才的该项诉求数额偏高，故予以酌定为800元。
8、残疾赔偿金。王兴才主张其残疾赔偿金为37576元／年×20年×10%=75152元，被抚养人生活费为（24922元／年×4年×1／2＋（13年＋14年）×12585.7元／年×1／4］×30%=40439.2元。对王兴才主张的75152元残疾赔偿金，因符合法定标准，本院予以确认。对王兴才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部分，考虑其伤残等级和受伤的部位，同时因其误工费已计算至2013年8月29日，结合王兴才的主张，本院认为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4922元／年×3.74年×1／2＋（12.66年＋14年）×12585.7元／年×1／4］×30%=39146.35元。综上，王兴才的残疾赔偿金应为75152元＋39146.35元=114298.35元。
9、后续治疗费用。王兴才主张其后续取内固定物费用为8000元，郑子荣、郑松林认为该费用尚未实际发生，不应予以支持。本院认为该费用必然发生，且作为专业医疗机构的同民医院已出具证明称骨折愈合后取出内固定所需费用大约8000元，郑子荣、郑松林虽有异议，但未能举证推翻同民医院的意见，故本院对王兴才的该项诉求予以支持。
综上第1至9项，王兴才因事故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为185702.72元，本院予以认定。
上述事实，有原告王兴才和被告郑子荣、郑松林陈述在案的庭审笔录及王兴才提供的厦门市翔安区马巷镇郑坂社区居委会证明、厦门市翔安区同民医院门诊病历、住院病历、手术记录单、疾病证明书、医疗费发票、鉴定费发票、居民户口簿、贵州省遵义县石板镇柑子树村委会证明、闽义成司鉴（2013）临鉴字第194号和第206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录音、郑子荣提供的医疗费发票、现场照片、郑松林提供的转账凭证予以佐证，以上证据已经公开开庭质证，并经本院审核，可以采信。
根据庭审双方的举证、质证情况，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有：1、被告郑子荣、郑松林及原告王兴才之间属何种法律关系？2、王兴才因事故造成的损失应当由谁承担？本院予以分析认定如下：
王兴才主张其受郑子荣雇佣，故郑子荣应承担赔偿责任，郑松林将搭建违章建筑工程发包给无资质的郑松林承建，应承担连带责任。郑子荣认为其只是从中介绍王兴才为郑松林施工，不应承担责任，且王兴才在施工中存在过错，应自行承担责任。郑松林认为其与郑子荣之间属承揽关系，郑子荣与王兴才之间亦属承揽关系，王兴才在施工中具有过错，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院认为，根据王兴才的陈述，当时是郑子荣联系其去施工的，并约定按照10元／平方米的标准支付报酬，所需的材料和工具也是由郑子荣提供。因一人无法完成，故王兴才又联系另外两个人参与施工，三人工资相同，均由郑子荣支付。郑松林对王兴才陈述的上述内容无异议，且称当时是将铁皮屋包工包料给郑子荣，总价格45000元。同时，王兴才提供了其配偶彭秀红与郑子荣的谈话录音，郑子荣对该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在录音中，彭秀红两次说到郑子荣是老板、应当承担责任，郑子荣均未予以否认，并表示其会承担应负的责任。因此，结合王兴才与郑松林的陈述、郑松林与郑子荣的关系、郑松林提供的转账记录及王兴才提供的录音，本院对郑子荣主张其系从中帮忙介绍王兴才为郑松林施工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并认定郑子荣与王兴才之间存在劳务关系。根据王兴才的陈述，事发时其站在屋顶架子上，高压线距离头顶2米多，在把长11米多的铁管往上拉的过程中触电。因此，作为提供劳务的一方，王兴才应当意识到高压线的危险性，但其在拉铁管的过程中未尽充分的注意义务，导致自己触电跌落并受伤的后果，因此应当自行承担40%的责任。郑子荣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未采取足够的安全保障措施避免事故的发生，亦存在过错，应承担60%的责任。郑松林作为房东，将铁皮屋建设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郑子荣施工，应当依法与郑子荣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本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根据前述分析认定，原告王兴才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为185702.72元，其中，由王兴才自行承担40%的责任，郑子荣承担60%即111421.63元的赔偿责任，扣除郑子荣、郑松林垫付的医疗费29926.3元，郑子荣还应赔偿王兴才的经济损失81495.33元。同时，考虑到事故确实给王兴才造成了一定的精神痛苦，且其主张的6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未明显过高，本院予以照准。因此，郑子荣应向王兴才赔偿经济损失81495.33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元，郑松林应对郑子荣的上述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郑子荣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王兴才的经济损失81495.33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元，共计87495.33元；
二、郑松林对郑子荣应承担的上述第一项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郑子荣、郑松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三、驳回王兴才的其余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87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为543.5元，由原告王兴才负担304.5元，由被告郑子荣、郑松林负担239元，款均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张春雷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三日
代书记员 陈江林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
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
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
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
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
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
“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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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