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杭下商初字第02762号
原告：杭州富井汽车事务代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伟民。
委托代理人：咸越、吴永福。
被告：苏语晴。
委托代理人：张赵泳。
被告：刘宏飞。
原告杭州富井汽车事务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井公司）为与被告苏语晴、刘宏飞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6月23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詹琳玲独任审判，于同年8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原告富井公司补充提交证据，本院于同年9月15日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质证。又因案情需要，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于2015年12月25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富井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咸越、被告苏语晴的委托代理人张赵泳两次开庭和质证均到庭参加诉讼；原告富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伟民和被告苏语晴、刘宏飞到庭参加2015年9月15日的质证；被告刘宏飞经本院合法传唤，两次开庭均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富井公司起诉称：原告与两被告于2014年2月26日签订《内部合作协议》1份，对双方的权利义务作了明确约定，其中第十五条后段约定两被告在对外业务中应维护原告的声誉、形象和利益，否则承担50000元至100000元违约金；第十六条约定原告有权主张的损失包括诉讼费、律师费；第十七条第二句约定本案由原告所在地管辖。此后，两被告担任原告宁波分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开展相关业务。2015年2月3日，双方签订《合同终止协议书》，约定以800000元作为逾期风险、逾期归还、退押金及续保等一切相关事务的买断费，扣除该800000元后，由原告退还两被告270000元。2015年2月6日，原告依约退还了270000元。此后，原告发现部分客户反映两被告收取过的押金并未移交给原告。为此，2015年4月2日，原告至两被告处进行询问。两被告承认曾收取押金，且至今未告知原告，也未将押金移交给原告，但已在着手将以原告分公司名义开具的押金条更换掉。被告苏语晴表示尚有19人未更换，并手写了这19人的名单。后经原告发函确认，已反馈的情况与两被告所述不一致。2015年5月14日，原告具函通知两被告，因其于办理终止合作关系及移交时未提及前述巨额押金，为维护原告及客户的利益，望两被告尽快提供收取押金的客户清单并移交押金。该函件于次日为两被告签收，但至今未有答复。2015年6月10日，原告委托律师事务所代为维权，支付律师费20000元。鉴于以上事实，原告认为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签订有真实、合法、有效的合作协议用以约束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双方均享�该协议项下的权利，也应履行相应的义务。本案之纠纷系因在该合作协议结算过程中两被告骗取原告签署《合同终止协议书》所致，应受合作协议的调整，故本案应依据合作协议的约定由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也有权主张律师费。由于两被告隐瞒事实，致使原告陷入对事实的错误认识，违背真实意思签署了《合同终止协议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可撤销的合同，委托人有权予以撤销，且该权利未因超过时效而消灭。《合同终止协议书》被撤销后，依据前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两被告应返还因《合同终止协议书》所取得的270000元并赔偿占有该270000元所造成的损失。两被告假借原告宁波分公司的名义私自收取押金且未通知原告的行为已造成部分客户对原告商誉的怀疑，也已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原告有权要求两被告支付违约金。综上所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请求判令：1.撤销2015年2月3日签订的《合同终止协议书》；2.两被告返还270000元，并按6%年息支付自2015年2月6日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的占用资金损失（暂计算至2015年6月23日为6165元）；3.两被告支付违约金50000元、律师费20000元；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富井公司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为：撤销2015年2月3日签订的《合同终止协议书》中关于清理结算的约定。
原告富井公司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提交以下证据：
1.《内部合作协议》1份，欲证明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的合作约定。
2.《合同终止协议书》1份，欲证明双方于2015年2月3日签署《合同终止协议书》，并约定由原告退还270000元的事实。
3.中国工商银行镇海区支行回单补制证明1份，欲证明原告于2015年2月6日已依约支付270000元的事实。
4.征询函及回执4份、邮寄凭证5份、收款收据8份，欲证明两被告曾私下以原告分公司名义收取押金，并调换了部分押金单的事实。
5.录音光盘、文字整理稿各1份，欲证明两被告于合作期间曾私自收取押金，且在签署合同终止协议书时并未将该情况告知原告，两被告自称至今只剩19人的押金单尚未调换的事实。
6.苏语晴手写的19人名单1份，欲证明两被告自称尚有19人的押金单尚未调换的事实。
7.《催告函》1份，欲证明2015年5月14日原告发函要求两被告移交收取押金的名单及押金的事实。
8.国内特快专递邮件直查查单及查单答复情况1份；
9.国内标准快递面单1份；
证据8、9欲共同证明两被告于2015年5月15日签�了前述催告函的事实。
10.《委托代理合同》1份，欲证明2015年6月10日，原告委托律师事务所维权，约定律师费为20000元的事实。
11.律师费发票1份，欲证明原告已支付律师费20000元的事实。
12.富鑫企业集团员工手册1份，欲证明被告作为原告公司的员工应受员工手册约定的内容约束，其中前言部分记载了富兴企业集团包括原告，被告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正文第一页第六条、第七条，第二十一页第二条、第四条和第二十二页第九条、第十条，第二十九页第一条、第二条，被告收取押金未出具正规的财务收据并加盖财务专用章，违反了员工手册的规定，进而也证明收取押金是被告私自恶意的事实。
13.律师费支付凭证1份，欲证明原告已支付案涉律师费20000元的事实。
14.刘宏飞的《全日制劳动合同》、职工社保登记表各1份，欲证明被告刘宏飞系原告富井公司员工，应受员工手册约束的事实。
15.苏语晴的《全日制劳动合同》、职工社保登记表各1份，欲证明被告苏语晴系原告富井公司员工，应受员工手册约束的事实。
16.尾号为2960的按揭结算清单1份，欲证明被告苏语晴于2014年11月7日确认收取客户冯某2000元履约保证金的事实。
17.冯某押金交款凭证1份，欲证明2014年11月10日，被告苏语晴将冯某的押金（即履约保证金）2000元交给原告富井公司的事实。
18.尾号为0454的收据照片1份，欲证明收到冯某的押金后，原告富井公司开具了列明缴款人为冯某、收款单位为原告富井公司并加盖原告发票专用章的正规财务收据；原告所开具的财务收据的形式，进而证明以宁波分公司公章开具收据的行为系被告刘宏飞、苏语晴隐瞒原告，私自所为的事实。
证据16-18还欲共同证明被告刘宏飞、苏语晴自录音中所称的2014年9月7日的会议后，仍在向原告富井公司交纳部分收取的押金，进而反驳被告刘宏飞、苏语晴对“公司放弃掉了的”是指原告富井公司允许被告刘宏飞、苏语晴自行收取押金不再上交原告富井公司的解释，并佐证原告富井公司就此做出的解释，即如因要求客户交纳押金将导致客户拒绝签约的，宁波分公司可不向客户收取押金，但收取了押金的，一定要按相应规章制度按时、足额交还原告富井公司，由原告富井公司出具相应正规财务收据。
被告苏语晴答辩称：一、双方签订的《合同终止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原告所指恶意欺诈、隐瞒的行为，不应当被撤销。理由如下：1.原告诉称被告隐瞒了客户押金一事与事实不符，《合同终止协议》中已经明确提到“退押金及续保”等事宜以800000元一次性�断，终止协议已经对押金作出了妥善的处理，何来隐瞒一说？并且双方签订的内部合作协议的期限是2014年2月20日起至2015年2月19日止，而被告却在2015年2月3日签订终止协议，即被告用800000元的代价提前解除16天后本会自动终止的协议。如若对逾期风险、押金、续保等问题没有达成共识，被告是断然不可能做出如此决定的。2.押金的保管权应当由被告享有。按照双方签订的内部合作协议可知，原告是将分公司业务承包给被告，在此期间所有权利义务均由被告享有，每年根据业务额向原告支付费用。而《合同终止协议》约定“被告将宁波分公司所产生的车贷业务中的逾期风险、逾期未归还等折价800000元一次性买断”，也可以确定原告认为逾期风险是应当由被告承担的，那么根据权利义务相对等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贷款客户未按时还款所缴纳的押金，也应当由被告享有。二、返还270000元以及支付利息的诉求于法无据。即使合同撤销了，也应当由原告向被告支付拖欠的业务员的提成、经销商返利、杂开等合计1080000元的费用以及30余万元的净利润提成。三、《合同终止协议》并没有关于违约金和律师费的约定，该项主张于法无据。内部协议也只约定违反保密义务等需支付违约金、损坏公司声誉、形象和利益才需要承担律师费损失。
被告苏语晴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提交以下证据：
收款收据3份，其中，编号0979408的收款收据欲证明原告提交的录音整理材料第一页16分18秒处徐某所说“去年9月7日开会之前是50%在交，开会之后你也提出来这边押金不好收”是不正确的，开会以后被告曾向原告上交押金39175元，即开完会后都是在收取押金的，原告的意思是押金能收就收，不能收就由被告自行处理，公司放弃掉；编号0979406�0979409的收款收据欲证明收据编号是原告公司内部收据的编号，第一份收款收据的出具时间是2014年9月。
被告刘宏飞未作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证：
（一）关于原告富井公司提交的证据。被告苏语晴、刘宏飞对原告富井公司提交的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王晓莺的收款收据的日期看不清楚，录音材料提到2014年9月7日前双方是协商一致收取押金的，该证据无法反映是在2014年9月7日前还是后形成的；且该组证据在形式上是征询函、回执，属于证人证言，需要王晓莺、叶碎林等客户出庭作证，否则无法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原告也没有提供押金单原件，被告无法判断其真伪，即使是真的，该押金单只能证明叶碎林等4位客户向宁波分公司缴纳了押金，�不能证明被告系私自向他们收取，也不能证明原告对此不知情。对证据5的三性均不认可，认为该录音证据不能判断录音的时间、地点、以及人员，且原告提供的录音非常模糊，不能听清楚具体内容，提供的录音整理稿有大量的删减，不能反映录音的真实内容以及案情的原貌，一个多小时的录音材料只整理了8页文字材料，第二次加工痕迹过于明显，按照证据提交的规定，应当如实充分反映全部录音内容；该录音光盘前十几分钟是没有声音的，说明原告在见到被告之前的十几分钟就把录音打开，录音没有征得被告的同意违法录取，系非法证据，应当排除；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在录音光盘中也有出现，按照法律规定，委托代理人和证人不能是同一人，且证人是有优先权的，对该录音材料的证明力有异议；对该证据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原告提供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是“证明被告在签署合同终止协议书时并未将该押金情况告知原告”，相反，原告在录音中多次提及的内容都能反映出原告对被告收取押金的行为是知情的，首先被告苏语晴在16分18秒时说“所以说我要换啊，但是你们打电话说不要换了”，而原告员工胡鹏说“我们没有说不要换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这些对话可以明确一点，就是双方对押金的事情是知晓的，双方也对此有过讨论，只是在苏语晴变更押金单时对客户拿着单子找总公司来收取押金很意外，也不知道是否应当更换押金条；其次徐某在16分18秒时也提到“去年9月7号开会以后，因为押金不好收，公司也同意放弃掉”，这句话就更加表明原告同意9月7号以后放弃押金，由被告自由处置押金一事，既然被告有自由处置的权利了，也断然不会也没有必要隐瞒原告。对证据六无异议，认为是被告苏语晴手写的，也确实�到了该19个客户的押金，但是总公司对此是知情的，并不能证明被告存在欺诈的行为。对证据7-9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被告确实收到了，但是被告不需要向原告退还押金。对证据10、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缺少转账凭证，不能证明原告已经将律师费实际足额交付；根据双方终止协议和内部合作协议的规定，不需要支付原告所花费的律师费。对证据12的三性均不认可，认为被告从未见过该员工手册，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职工手册的生效具备两个条件：职工手册必须由工会制定，必须向劳动者告知该员工手册，被告从未收到该员工手册；被告并非富兴企业或原告的职工，根据原告的证据1，原、被告之间是平等的内部承包合作关系，而非隶属于富兴企业或原告的职工，劳动关系是有隶属性质的，而原、被告之间的合作关系是平等的，一切权利义务已经在合作协议中做了约定，内部协议并未约定员工手册作为合同附件，或者员工手册对被告有约束力，即使该员工手册真实有效，也不约束本案被告。对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不需要支付原告案涉的律师费，其余质证意见同对证据10、11的质证意见。被告苏语晴对原告富井公司提交的证据14、15，认为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且该组证据并非新证据，原告在第二次开庭时才提交，浪费司法资源，建议法庭不予采信；对于《全日制劳动合同》，被告确与原告签订该合同，但是签订的目的是为了办理社保关系，劳动合同的内容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全日制劳动合同》与原告提供的《内部合作协议》、《合同终止协议书》相矛盾，《内部合作协议》确定的双方系内部合作关系，并将分红方式约定为提成制度，即扣除税费后的50%的净利润作为分红，而《全日制劳动合同�约定被告的月薪为2200元，《内部合作协议》约定被告向原告缴纳500000元的保证金及每月15%左右的净利润提成，却只能领到每月2200元的工资，并且在《合同终止协议书》中需要一次性支付800000元的买断金，被告支付如此大的代价，却只能领到每月2200元的工资，工作一年后却要支付800000元的买断金，这与常理不符，故该《全日制劳动合同》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证据16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确实签过该结算清单，但是是以部门负责人的身份签订，最终是由原告法定代表人徐某审查并核实的。对证据17，认为被告苏语晴确实曾向原告转交2000元押金，但只是转交，根据证据18可以确定押金的收取人是原告，被告苏语晴只是代为转交。对证据18，认为该收据是富井公司盖章的，是以原告总公司名义收取的，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该证据只能证明富井公司以总公司的名义向冯某收取了押金，不能证明二被告私自收取押金。被告刘宏飞未到庭对原告富井公司提交的证据14-18予以质证，系自动放弃质证的权利。
经审查，本院认为，原告富井公司提交的证据1-3均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4中征询函所载需核实的内容为“如宁波分公司曾以我公司或我公司宁波分公司名义向您收取过任何款项，且您保留向我公司主张权利的权利的，望至迟于接函后3日内书面答复我司，并提供有关凭证的复印件”，回执单所载内容为“本人有贵司开出履约保证收据”，且所附收款收据均系复印件，无法核实真伪，故本院均不予确认；证据5被告质证时虽不予认可，但庭审中及庭后均认可录音内容系原告公司人员与被告的对话，且不申请对该证据进行鉴定，故本院予以确认；证据6-11、13、16-18被�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均予以确认；证据12、14、15因原告富井公司自认其与两被告系内部合作关系，故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确认。
（二）关于被告苏语晴提交的证据。因被告苏语晴未当庭提交证据原件，原告富井公司提出该证据的真实性由法庭核对，并认为如果被告能提供原件，因被告提供的是第二联，被告主要提供的尾号是408的收据根本没有日期，即便是用尾号是406、409的收据来佐证尾号是408的收据的出具时间，也无法确认就是9月17日以后的，也有可能是8月收取的，假设9月30日尾号是408的收据发生了，该笔押金交给了原告，也无法证明该笔押金是在9月7日后发生的；录音部分徐某的陈述只是表明因为被告提出收取押金可能造成客户流失，原告提出不收取押金以保持客户，并不是让被告任意收取处置。
庭后，被告苏�晴向本院提交了编号0979408、0979409的收款收据的原件。经审查，本院认为，编号0979406的收款收据系复印件，不符合有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不予确认；编号0979408、0979409的收款收据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事实如下：
2014年2月26日，原告富井公司作为甲方，被告苏语晴、刘宏飞作为乙方签订《内部合作协议》（001）1份，约定：甲方指定乙方为富井公司宁波分公司的负责人，积极配合乙方开展汽车贷款业务，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甲方同意将富井公司宁波分公司净利润每月28日前50%支付给乙方，净利润是指收入总和减去房租水电、员工工资、日常开销、资金成本、税务费用等一切因合作业务产生的费用；甲方每月对连续三期以上（含）未正常归还的乙方提供的借款人欠款本息进行总汇�乙方同意由甲方将需偿付的借款人逾期部分（银行代扣甲方银行保证金为准）欠款本息直接从乙方质押给甲方的保证金中扣除甲方实际损失的50%偿付给甲方；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按月归还贷款本息，甲方应及时告知乙方，乙方应采取必要措施积极协助甲方开展催收工作；乙方承诺对本协议涉及的合同内容进行保密，同时在对外业务中努力维护甲方的声誉、形象和利益，否则，视为乙方违约并承担5-10万元的违约金；在合作期内，如遇乙方管理不善或有较大责任事故或违法事件的发生，造成宁波分公司或甲方声誉、形象和利益损失的，甲方可随时终止本协议且有权追偿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法、律师费等）；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生效，合作期为1年，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计；等等。
2015年2月3日，原告富井公司作为甲方，被告苏语晴、刘宏飞作为乙方签订《合同终止协议书》1份，约定：乙方自愿将从2014年2月20日起至2015年2月19日止，在富井公司宁波分公司所发生车贷业务的逾期风险、逾期未归还、退押金及续保等一切相关事务以800000元一次性买断，从此与乙方无关。甲方将剩余270000元一次性在2015年2月6日之前全额退还乙方。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同意协议成立，并从签字之日起生效。原富井公司内部合作协议（001）从即日起作废。
庭审中，原告富井公司、被告苏语晴均确认截至2015年2月3日，被告以富井公司名义收取的押金均已全部移交原告富井公司。
2015年2月6日，原告富井公司通过其银行账户将上述270000元转账至被告苏语晴银行账户。
2015年4月2日，原告富井公司员工徐某等人至被告苏语晴、刘宏飞处，徐某表示两被告未告知其曾以富井公司分公司的名义收取押金，被告�语晴称“所以说我要换啊”、“就是因为我们承认这笔押金，三年以后我们要退这笔押金，我们要更换”、“我现在就算告诉你，经销商要做这个保险，你也不会相信我，所以说，我还不如不说”。同日，被告苏语晴将以富井公司宁波分公司名义收取押金、尚未结算的19名客户名单提供给原告富井公司。庭审中，被告苏语晴自认在将上述19名客户的押金单更换为以被告名义开具的押金单。
2015年5月14日，原告富井公司向被告苏语晴、刘宏飞发出《催告函》1份，载明：富井公司于2014年2月20日与苏语晴、刘宏飞签订了合作协议，并且作为公司在职员工，苏语晴、刘宏飞知晓且须遵守富井公司员工手册所规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双方经协商已于2015年2月3日终止合作关系，终止时，苏语晴、刘宏飞本应向富井公司忠实履行交接义务，移交包括但不限于所有业务合同及相关账目、财务支出凭证及相关票据等。终止合作关系后，富井公司发现苏语晴、刘宏飞存在违规向客户收取押金等行为，且在办理交接时未向富井公司交代此类押金收取情况及移交相关收款凭证和款项，而且所收押金的金额累计巨大。现富井公司为维护自身及客户合法权益，特发函给苏语晴、刘宏飞，要求苏语晴、刘宏飞于2015年5月25日前，将所收押金金额，统计并附清单和有关凭证，以用书面形式完整地移交富井公司。被告苏语晴于同年5月15日签收上述函件。
另查明，原告富井公司委托浙江楷立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案，并支付律师费20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合同终止协议书》中所载“退押金”是否包含两被告以富井公司宁波分公司名义收取的押金；若原、被告双方在该协议中未对以富井公司宁波分公司名义收取的押金进行结算，是否必然导致该协议中关于清理结算的约定被撤销。首先，被告苏语晴在2015年4月2日与原告富井公司徐某对话中表示，“我现在就算告诉你，经销商要做这个保险，你也不会相信我，所以说，我还不如不说”，表明其并未将以富井公司宁波分公司名义收取押金的事情告诉过原告富井公司；其次，在2015年4月2日的对话以及庭审中，被告均认可正在更换以富井公司宁波分公司名义开具的押金单，由其负责退还这部分押金，若该部分事务已在《合同终止协议书》中一并予以一次性买断，其此种做法显然不符合常理。故本院认为，《合同终止协议书》中所载“退押金”不包含两被告以富井公司宁波分公司名义收取的押金。至于上述情形是否必然导致《合同终止协议书》中关于清理结算的约定被撤销，本院认为，案涉《合同终止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有效，对双方结算时未移交部分押金，原告可以另案起诉，向被告主张相关权利，无需通过撤销该协议的形式进行主张。原告富井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因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均不予支持。被告刘宏飞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杭州富井汽车事务代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492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251元，合计8743元，由原告杭州富井汽车事务代理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案件�理费，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本院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由本院另行书面通知。
审 判 长 叶盛华
代理审判员 詹琳玲
人民陪审员 周文灿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九日
代书 记员 陈肖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