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4）锡刑二终字第0003号
原公诉机关江阴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潘某，在上海市某甲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作。2012年10月24日因本案被抓获，次日因涉嫌犯伪造公司印章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9日因涉嫌犯骗取贷款罪被逮捕，2013年1月18日被取保候审。2013年12月16日被江阴市人民法院决定逮捕。现羁押于江阴市看守所。
辩护人梁永伟，江苏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肖某，在苏州某乙钢铁有限公司工作。2010年6月9日因嫖娼被行政拘留十五日；2011年7月21日因嫖娼被行政拘留十五日，同年8月2日被劳动教养一年。2012年10月23日因本案被抓获，同日因涉嫌犯伪造公司印章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9日因涉嫌犯骗取贷款罪被逮捕，2013年1月18日被取保候审。2013年12月16日被江阴市人民法院决定逮捕。现羁押于江阴市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恽某，原在江阴市某丙钢铁有限公司工作。2012年10月23日因本案被抓获，次日因涉嫌犯伪造公司印章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9日因涉嫌犯骗取贷款罪被逮捕，2013年1月18日被取保候审。
江阴市人民法院审理江阴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肖某、潘某、恽某犯骗取贷款罪一案，于2013年12月16日作出（2013）澄刑初字第0736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潘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永祥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潘某及其辩护人梁永伟、被害单位YY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诉讼代理人周冬蕾及原审被告人肖某、恽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潘某原系AAAA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AAA发展银行）上海虹桥支行信贷部客户经理，被告人肖某系苏州某乙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乙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恽某系江阴市某丙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丙公司）上海办事处销售员。2010年下半年，被告人恽某得知被告人肖某经营的某乙公司资金压力较大，融资较为困难，即介绍被告人潘某到被告人肖某处联系融资业务，后被告人潘某对某乙公司进行了考察。
2011年4月，被告人潘某、肖某、恽某针对AAAA发展银行上海分行、某乙公司及某丙公司之间开展三方合作协议业务进行了商议。按照正规流程，某乙公司应当在贷款前先行将贷款金额30%的保证金交至AAAA发展银行上海分行的指定账户，AAAA发展银行上海分行在同意贷款后将贷款总金额汇至某丙公司账户，某丙公司在收到款项后应向AAAA发展银行上海分行出具加盖某丙公司合同专用章的《收到商业汇票／款项确认函》，且需在收到AAAA发展银行上海分行的发货指令后才可发货。某乙公司如需提货，应当在提货前将相应金额的货款交付给AAAA发展银行上海分行并提交提货申请，AAAA发展银行上海分行则经审核向某丙公司发出《提货通知书》，通知某丙公司可为某乙公司办理相应价值货物的提货手续，某丙公司应当在收到《提货通知书》后向AAAA发展银行上海分行出具加盖某丙公司合同专用章的《提货通知书回执》，并根据《提货通知书》向某乙公司发货。
因按照上述正规流程操作对某乙公司利益不大，被告人潘某提出对操作方式进行“变通”，即按照如下违规模式操作：AAAA发展银行上海分行、某乙公司及某丙公司之间开展三方合作协议业务会签订《合作协议书》，《合作协议书》的附件包括《收到商业汇票／款项确认函》、《提货通知书》和《提货通知书回执》，《合作协议书》会写明某丙公司的传真号码，AAAA发展银行上海分行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将《收到商业汇票／款项确认函》、《提货通知书》和《提货通知书回执》传真至某丙公司，某丙公司便会知晓《合作协议书》履行情况，为逃避某丙公司监管可将某丙公司传真号码填写为恽某家中传真号码，相关文件会直接传真至恽某家中，而《收到商业汇票／款项确认函》和《提货通知书回执》上某丙公司的业务专用章只要“差不多像”，加盖后即可交给AAAA发展银行上海分行。上述违规操作使得某丙公司不知道《合作协议书》的履行情况，认为AAAA发展银行上海分行汇入其账户的款项为普通货款，在某乙公司未向AAAA发展银行上海分行支付货款的情况下提前发货，从而使某乙公司可以套用AAAA发展银行上海分行的贷款向某丙公司购买钢材。被告人肖某、恽某对于以上违规操作模式表示同意。
2011年6月初，被告人潘某、肖某持已加盖某乙公司公章的《合作协议书》至某丙公司商谈开展三方合作协议业务，某丙公司表示同意。尔后，被告人恽某将加盖好某丙公司公章及合同专用章（3）的《合作协议书》交给被告人肖某，同时交给被告人肖某加盖有某丙公司公章及合同专用章（3）的旧《合作协议书》一份，并告知其比照旧《合作协议书》上的某丙公司公章及合同专用章（3）刻制假印章两枚。后被告人肖某持样本至上海市松江区DDD经营部刻制了某丙公司的公章及合同专用章（3）各一枚，并将《合作协议书》及两枚伪造的某丙公司印章交给被告人潘某。
在收到《合作协议书》后，被告人潘某在《合作协议书》上某丙公司传真号码处填写被告人恽某家中传真号码，并将《合作协议书》提交AAAA发展银行上海分行进行审核。在此过程中，被告人潘某在《合作协议书》第一条付款方式部分及第七条联系方式部分的修改处加盖了伪造的某丙公司公章，并将在此前业务往来过程中获取的某丙公司基础资料加盖伪造的某丙公司公章提交AAAA发展银行上海分行用于贷款审批。2011年7月初，AAAA发展银行上海分行经审批开始以流动资金贷款方式向某乙公司发放贷款。按照规定，AAAA发展银行上海虹桥支行应当向某丙公司发出《收到商业汇票／款项确认函》，但被告人潘某在拿到《收到商业汇票／款项确认函》后并未发给某丙公司，而是加盖伪造的某丙公司合同专用章（3）后直接提交AAAA发展银行上海分行存档。2011年10月，被告人潘某从AAAA发展银行上海虹桥支行辞职，此后AAAA发展银行上海分行继续以信用证代付方式向某乙公司发放贷款，被告人潘某告知接替其主办某乙公司贷款业务的客户经理，《收到商业汇票／款项确认函》可由其转交某丙公司，某丙公司盖好章后再由其转交银行，而被告人潘某在拿到《收到商业汇票／款项确认函》后即加盖伪造的某丙公司合同专用章（3）交给银行。此外，贷款发放期间，AAAA发展银行上海分行根据《合作协议书》上所写的被告人恽某家中传真号码将《提货通知书》及《提货通知书回执》传真至被告人恽某家中，被告人恽某再回传给被告人潘某，而被告人潘某在收到《提货通知书》及《提货通知书回执》后即加盖伪造的某丙公司合同专用章（3）交给银行。
2011年7月至2012年3月间，被告人潘某、恽某通过上述操作模式，为被告人肖某所经营的某乙公司向AAAA发展银行上海分行贷款十次，贷款金额共计人民币3550万元。其中，2012年2月至3月间，某乙公司向AAAA发展银行上海分行贷款三笔，贷款金额共计人民币1000万元，扣除某乙公司已交的保证金人民币313万元，尚有贷款人民币687万元无力偿还。
2012年10月23日，被告人恽某自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本案审理期间，被告人恽某自愿退出人民币20万元，扣押在原审法院。
另查明，AAAA发展银行上海分行于2012年9月27日变更企业名称为YY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YY银行上海分行）。
上述事实，有某丙公司提供的采购螺纹钢明细、汇兑来账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送货通知单，YY银行上海分行提供的合作协议书、某丙公司基础资料、收到商业汇票／款项确认函、提货通知书，民事诉状、房屋登记簿证明、查询冻结登记簿、合作协议书、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国内信用证开证总合同、国内信用证开证合同、买方押汇总合同、退款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被告人潘某发给被告人肖某的短信照片，某丙公司、某乙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告人潘某、肖某、恽某的辨认笔录及照片，物证鉴定书，证人徐某、刘某、黄某、周某的证言，三被告人的人口信息、行政处罚决定书、劳动教养决定书，刑事案件侦破经过及三被告人的供述等证据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肖某作为某乙公司法定代表人伙同被告人潘某、恽某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且属有其他严重情节，被告人肖某系某乙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三被告人的行为均确已构成骗取贷款罪，系共同犯罪。被告人肖某作为某乙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鉴于其能如实供述，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潘某、恽某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结合被告人潘某能如实供述，被告人恽某系自首，依法均予以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恽某的犯罪情节、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其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依法可以宣告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之规定，以骗取贷款罪，判处被告人肖某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判处被告人潘某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判处被告人恽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上诉人潘某提出的上诉理由是：其与肖某、恽某主观上没有骗取银行贷款的故意，只是意图通过违规操作使某丙公司在某乙公司付清货款前就发货，其行为不构成骗取贷款罪。
上诉人潘某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潘某没有骗取贷款的主观故意，也不存在套用银行贷款的情形；2、银行没有过错或过失，上海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确认了三方协议的合法性，并判决某丙公司向银行返还贷款，故银行不是本案被害人，某丙公司才是被害人；3、原审判决对潘某量刑过重，建议对潘某适用缓刑。
被害单位YY银行上海分行提出的意见是：1、其没有因误导而发放贷款，因可以行使民事追偿权，尚不能判断其债权是否存在损失，其不是本案被害人；2、肖某、潘某、恽某欺骗的是某丙公司而非银行，三人的行为未扰乱金融秩序，其仿造印章并变更、修改的部分不影响合作协议书的效力，本案不应定性为骗取贷款罪。
原审被告人肖某、恽某对原审判决未提出异议。
为证明其主张，辩护人和诉讼代表人还提供了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沪一中民六（商）终字第426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该生效判决判令某丙公司退还被害单位YY银行上海分行相应贷款，不存在贷款无法收回的问题，以此证明YY银行上海分行没有损失，不是本案被害人。
出庭检察员对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民事判决违反了先刑后民的处理原则，且该民事判决不影响本案对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追究。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定性、量刑准确，建议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认定上诉人潘某、原审被告人肖某、恽某犯骗取贷款罪的证据已在原审判决书中列举，列举的证据已在一审开庭审理时当庭宣读、出示并质证。本院对一审判决书中所列证据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23日作出（2013）沪一中民六（商）终字第426号民事判决，维持了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2）浦民六（商）初字第6643号民事判决，判令某丙公司退还被害单位YY银行上海分行相应贷款本金、违约金。此项事实，有经过庭审举证、质证的民事判决书予以证明，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潘某、原审被告人肖某、恽某犯骗取贷款罪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量刑符合法律规定，诉讼程序合法。
关于上诉人潘某提出的上诉理由、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诉讼代表人发表的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首先，关于YY银行上海分行有无损失，是否是本案被害人。经查，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是人身、财产或其他合法权益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本案中，上诉人潘某、原审被告人肖某、恽某违规操作的行为，直接侵害的是YY银行上海分行的合法权益，某丙公司虽然也受到欺骗，但并未因此产生直接经济损失。YY银行上海分行也正是因为犯罪行为给其造成了经济损失，才提起民事诉讼，意图通过民事救济途径挽回损失。上诉人潘某、原审被告人肖某、恽某是否构成犯罪，应依照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予以判定，不受民事判决的影响。
其次，关于上诉人潘某、原审被告人肖某、恽某的行为是否具有骗取贷款的主观故意，是否构成贷款诈骗罪。经查，骗取贷款罪是指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信用证、票据承兑等，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其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但这里的故意并不是非法占有贷款的故意，否则应当以贷款诈骗罪论处。只要行为人故意以欺骗手段获取贷款，使贷款无法处于银行的正常监管下，面临可能无法收回的巨大风险，并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有其他严重情节，就构成本罪。本案中，上诉人潘某、原审被告人肖某、恽某经事先合谋，将《合作协议书》中某丙公司传真号码填写为恽某家中传真号码，使银行为达到监管目的而本应传真给某丙公司的《收到商业汇票／款项确认函》、《提货通知书》和《提货通知书回执》，传真至恽某家中，由恽某交给潘某，潘某加盖私刻的假某丙公司印章后交给银行，致使银行根据《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付款方式（即某乙公司授权银行直接将给其的贷款付至某丙公司账户）划款后，某丙公司误以为汇入其账户的款项是普通货款，在某乙公司尚未向银行支付货款，银行也尚未发出《提货通知书》的情况下就提前发货，使某乙公司得以套用银行贷款向某丙公司购买钢材。其行为实质上骗取了银行贷款，同时使贷款脱离了银行正常监管，面临无法收回的巨大风险。最终，给YY银行上海分行造成人民币687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上诉人潘某和原审被告人肖某、恽某的行为符合骗取贷款罪的构成要件，具有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应受刑法处罚。
再次，原审法院根据上诉人潘某的犯罪情节、危害结果和悔罪表现，对其已予以较大幅度从轻处罚，所作量刑不存在偏重的情形，其也不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
综上，上诉人潘某的上诉理由、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诉讼代表人发表的意见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出庭检察员的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马小卫
代理审判员 华 栋
代理审判员 张健彤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蒋 剑
本案援引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