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高民四（海）终字第52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上海康夫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某。
委托代理人：陈非易，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上海外经贸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某。
委托代理人：郑蕾，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蓝鹭安，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上海博晨海绵制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某某。
委托代理人：刘某。
上诉人上海康夫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夫特公司）因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海事法院（2014）沪海法商初字第13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4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5年5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康夫特公司委托代理人陈非易，被上诉人上海外经贸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经贸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蓝鹭安，被上诉人上海博晨海绵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晨公司）委托代理人刘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外经贸公司诉称，其接受康夫特公司委托办理三票货物分别于2013年10月21日、2013年10月23日和2013年12月4日自中国上海出运至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事宜。外经贸公司已代为垫付了上述三票货物的海运费及其他费用，并根据康夫特公司的指示向博晨公司开具了代理海运费发票。2014年1月17日，博晨公司向外经贸公司承诺其将于2014年1月25日前支付上述三票货物的海运费，但其未按承诺支付。随后，外经贸公司要求康夫特公司于2014年3月15日前支付相关费用，但康夫特公司至今仍未付款。外经贸公司认为，康夫特公司和博晨公司拖欠费用的行为已损害了外经贸公司的合法权益，造成其经济损失。据此，请求判令康夫特公司和博晨公司连带支付拖欠的代理海运费100，703.41元人民币及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自2014年1月26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并承担案件受理费和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
康夫特公司辩称，其仅系博晨公司的外贸代理人，涉案货物系由博晨公司直接委托外经贸公司出运，两者协商后认为以康夫特公司的名义出口将减少海关查验的风险，最终确定如此操作，故涉案的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应形成于外经贸公司与博晨公司之间，康夫特公司没有义务向外经贸公司支付相关费用。同时，康夫特公司从未指示外经贸公司向博晨公司开具发票，外经贸公司向博晨公司开具发票系因其在受托之初就知悉博晨公司才是涉案货物的实际托运人。据此，请求依法驳回外经贸公司的诉讼请求。
博晨公司辩称，涉案三票货物其中一票的货运委托书和提单上托运人的记载并非康夫特公司，因此不能凭货运委托书和提单上的记载即认定康夫特公司为涉案货物的实际托运人，康夫特公司仅系博晨公司的外贸代理人。同时，涉案货物从海关放行至今仍由外经贸公司控制，由于时间过长导致货物价值大幅缩减，博晨公司有权向外经贸公司追偿相应损失。据此，请求依法驳回外经贸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0月21日、2013年10月23日和2013年12月4日，博晨公司分别向外经贸公司发送出口货运委托书，要求外经贸公司办理三票海绵条自上海至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出口事宜，其中两票货物的出口货运委托书和提单上记载的托运人为康夫特公司，另一票货物记载的托运人系DATUMLIMITED，博晨公司陈述该票货物如此记载系根据收货人的指示。三票货物的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记载的经营单位及发货单位均为康夫特公司。三票货物均已按期出运，对应的提单编号分别为EGLV142353XXXX05、EGLV142353XXXX62和MOLU11024XXXX92。外经贸公司已代为垫付了上述三票货物出口的海运费等相关费用，并向博晨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金额共计100，703.41元人民币。外经贸公司陈述其系根据康夫特公司指示向博晨公司开具上述发票。
2014年1月17日，博晨公司向外经贸公司承诺其将于2014年1月25日前支付上述三票货物的费用，共计100，703.41元人民币。
另查明，2013年9月20日，康夫特公司和博晨公司签订代理出口协议，约定博晨公司委托康夫特公司代理货物出口事宜，由康夫特公司提供货物出口过程中所需的单证，具体操作由博晨公司实施。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现有证据表明，涉案出口的三票货物中，其中两票货物的出口货运委托书上和提单上记载的托运人系康夫特公司，另一票货物未被记载为康夫特公司系因为收货人的指示，康夫特公司亦系三票货物的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上记载的经营单位和发货单位，由此从证据表面来看，可以认为涉案货物系由其出口。
康夫特公司虽辩称其系博晨公司的外贸代理人，货物实际由博晨公司出口，外经贸公司应向博晨公司主张权利，并提供了其与博晨公司之间的代理出口协议予以佐证。但法院认为，首先，康夫特公司与博晨公司的代理出口协议仅在协议相对方之间发生效力，对外经贸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和对抗力。即便按照代理出口协议，康夫特公司与博晨公司约定的也是由康夫特公司提供出口单、证，即以康夫特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因此认定涉案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建立于康夫特公司与外经贸公司之间，同康夫特公司、博晨公司的代理出口协议并不冲突。其次，虽然博晨公司在庭审中确认涉案出口业务实际均由其与外经贸公司联系，但其发给外经贸公司的货运委托书记载的托运人、报关单上记载的经营人显示为康夫特公司，故外经贸公司有理由认为是博晨公司代康夫特公司向其进行委托。第三，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外经贸公司在接受涉案出运业务时知晓康夫特公司与博晨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根据我国合同法相关规定，在博晨公司同意康夫特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本案中即外经贸公司）订立合同，而外经贸公司不知道康夫特公司与博晨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的情况下，康夫特公司可以向外经贸公司披露博晨公司，但外经贸公司可以选择康夫特公司或者博晨公司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现外经贸公司确认其起诉康夫特公司系基于其与康夫特公司之间成立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其起诉博晨公司仅系基于博晨公司出具的付款保函。从外经贸公司的该项主张可以看出，其认定的合同相对方系康夫特公司，即其选择了康夫特公司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因此，法院对康夫特公司关于外经贸公司应向博晨公司主张权利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虽然康夫特公司对涉案代理海运费等费用金额提出异议，认为外经贸公司并未提供费用明细，且未与其进行确认，但法院认为，博晨公司在收到外经贸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未提出异议，并确认了涉案运输项下的代理海运费等费用共计100，703.41元人民币。虽然外经贸公司选择康夫特公司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但就康夫特公司和博晨公司而言，康夫特公司仍为博晨公司的代理人，在外经贸公司选择康夫特公司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后，康夫特公司应当承担博晨公司对外经贸公司所负的支付上述款项的义务。
一审法院认为，博晨公司出具付款保函的行为，应当视为其对外经贸公司收到涉案三份提单项下费用所做的承诺，该承诺付款的行为系博晨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对其具有约束力，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同时，博晨公司自认涉案货物系由其实际出口，涉案发票亦系外经贸公司开具给博晨公司。因此，博晨公司亦应向外经贸公司承担支付费用的义务，共计100，703.41元人民币。外经贸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系孳息损失，可予支持。但因外经贸公司未提供相应贷款依据，故法院认为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活期存款利率，自2014年1月26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较为合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三条第一、二款、第四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康夫特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外经贸公司支付代理海运费等共计100，703.41元人民币及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活期存款利率，自2014年1月26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二、博晨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外经贸公司支付代理海运费等共计100，703.41元人民币及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活期存款利率，自2014年1月26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三、康夫特公司和博晨公司中的任何一方在向外经贸公司履行了上述其应当承担的部分或者全部付款义务后，即相应免除另一方在该全部或者部分范围内的付款义务；四、对外经贸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2，314.07元人民币，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157.04元人民币，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1，067元人民币，共计2，224.04元人民币，由康夫特公司负担1，112.02元人民币，由博晨公司负担1，112.02元人民币。
康夫特公司上诉提出：1、康夫特公司提供的聊天记录可以证明涉案委托订舱、交付货物、运费确认和接受保函等货代业务是博晨公司与外经贸公司直接联系，外经贸公司在接受委托时明知康夫特公司是外贸代理，一审未予认定有误。2、为避免海关查验，外经贸公司和博晨公司使用康夫特公司的名义出口货物，康夫特公司在本案中是显名代理，一审法院使用隐名代理的法律规定有误。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重新处理。
外经贸公司答辩认为：1、聊天记录无法核实当事人的身份，没有货物的数量和体积，不是有效的证据。2、康夫特公司向外经贸公司提供了加盖其公章的报关单，外经贸公司是根据康夫特公司的委托办理了订舱、报关和出运事项，并垫付了相关费用。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博晨公司答辩认为，1、聊天记录和相关经办人员的身份是明确的。2、委托书是博晨公司制作的并传给外经贸公司。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重新处理。
二审期间，康夫特公司提供以下证据材料：
1、电子邮件及附件打印件，证据形成时间2013年8月期间，证明许某是外经贸公司办理涉案业务的销售主管，许某经办涉案业务与吴某某联系，费用确认单是外经贸公司的抬头。
2、（2015）沪静证经字第2084号公证书、（2015）沪静证经字第2060号公证书，形成日期2015年5月，上述经公证机关公证的聊天记录证明聊天记录存储在腾讯公司服务器中，证明外经贸公司办理涉案业务时明知托运人是博晨公司，康夫特公司仅仅是博晨公司的外贸代理人。
3、（2015）沪静证经字第2085号公证书，形成日期2015年5月，证明许某是外经贸公司的销售主管，英文名称是FXXXXXXu。
4、（2015）沪静证经字第2061号公证书，形成日期2015年5月，证明许某的QQ号码是451127582。
康夫特公司陈述以上证据材料与本案事实有关，故作为新证据提交。
外经贸公司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新的证据。证据1形式要件不合法、对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据2、3、4的公证程序存在严重瑕疵，部分公证书载明的内容是在康夫特公司有关人员自行携带的电脑上进行公证，而不是在公证机构的电脑上进行，公证机关也没有对当事人自行携带的电脑进行清洁性检查，且其内容不一致。故不予认可。
博晨公司质证认为，同意康夫特公司的意见。
本院认证认为，证据材料2、3、4均系原件，形成于一审庭审后，且与证据材料1互相佐证，虽然可以证明许某系外经贸公司涉案货代业务经办人的身份，但上述证据材料聊天记录中的刘某、吴某某与其相应的网名均无法证明，外经贸公司对此又不予认可，故本院对康夫特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的证明效力不予采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康夫特公司虽然对一审查明的货代合同关系等事实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其异议不能成立。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
本案是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各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主要是涉案货运代理合同法律关系和相应的责任承担。
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成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外经贸公司提供出口货物委托书、并单保函、报关单和提单等证据材料，形成一组证据链，可以证明外经贸公司接受康夫特公司的委托并且已经履行了货代合同项下义务的事实，双方货代合同关系成立有效，双方当事人应该履行涉案货代合同项下之义务。必须指出，康夫特公司和博晨公司的外贸代理合同关系是内部关系，康夫特公司与外经贸公司的货代合同关系是外部关系，外经贸公司有理由相信博晨公司是根据康夫特公司的指示办理业务，且康夫特公司又不能举证证明涉案货代合同项下代理业务的实际履行是发生在外经贸公司和博晨公司之间的事实，又不能证明聊天记录的证据效力，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关于康夫特公司和外经贸公司之间建立涉案货代合同关系的推定和判决康夫特公司博晨公司承担责任并无不当。康夫特公司关于其是外贸代理人等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康夫特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314元人民币，由上诉人上海康夫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辰旻
代理审判员 冯广和
代理审判员 周 燡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日
书 记 员 罗 罡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