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3民终28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炳贵，住重庆市。委托代理人李加山，广东镇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兴良，住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农林路与侨香路交界口深国投广场1栋7楼、2栋802、804。代表人尤程明。委托代理人陈婷，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江峰，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炳贵为与被上诉人郭兴良、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15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2年6月22日13时58分许，被告郭兴良驾驶粤B×××××号小型汽车行驶至本市罗湖区深南路与东门南路交汇处时，车头与在该路段行走的原告发生碰撞，造成原告受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被告郭兴良负主要责任，原告负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当即被送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于2012年7月12日治愈出院，共住院25天，出院诊断为（1）左颞顶部硬膜下血肿（2）左颞部头皮挫裂伤（3）左颞顶部头皮血肿（4）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5）全组副鼻窦炎（6）左侧眼球挫伤。出院医嘱载明：1、注意休息，加强营养；2、继续左肩及左小腿理疗；3、不适随诊。2013年1月17日，原告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其劳动能力丧失程度进行检验鉴定，该所于2013年1月21日出具鉴定意见书，按照《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06）标准，原告的颅脑损伤为拾级伤残；对照《职工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标准（试行）》，评定原告为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根据被告保险公司的申请，法院依法摇珠选定并委托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对原告的伤残等级进行重新鉴定，该所于2013年11月28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18667-2002）《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原告的损伤未达最低伤残等级。原告治疗期间共计产生医疗费17580.40元，被告保险公司向医院支付医疗费6000元，向被告郭兴良预赔3856.59元；被告郭兴良向医院支付医疗费4500元，原告自行支付了医疗费7080.40元。原告另支付了鉴定费2800元，被告保险公司支付了第二次鉴定费用2500元。另查，粤B×××××号小汽车在被告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事发时处于保险期间。原告提供了人口信息查询单、社保单及工资证明等证据，主张其已在本市连续居住一年以上，并有稳定的收入。其中，人口信息单显示原告自2008年起即在本市居住，社保单显示原告在本市连续缴纳社保已达一年以上；工资证明的出具单位为深圳市××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证明原告在该司从事垃圾清运工作，月薪2690元，此外原告出售垃圾中的废品收入每月300元以上，2012年6月22日至2012年8月1日，因原告交通事故受伤，其工作由他人完成，该司将该段时间的报酬3600元支付给他人。此外，原告在本案审理期间另提供了一份《深圳市工伤（职业病）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载明：经深圳市劳动能力鉴定专家组鉴定，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核准，根据（参照）《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06）标准，评定原告的颅脑损伤为九级伤残。庭审时，原告主张其在两家物业公司从事清洁工作，但均未签订劳动合同，工资均以现金形式发放，诉讼请求中的误工费按每月6000元计算，残疾赔偿金以十级伤残为依据，计算系数为10%，按年平均工资6000元计算20年。对于第二次鉴定意见，原告认为《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与《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标准是两个可以选择的并列标准，而《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06）标准是最准确的符合人身损害本质要求的标准，其作为受害者有鉴定标准选择权，应采纳根据该标准所做的鉴定意见。再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18667-2002）《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第1条“范围”规定：“本标准规定了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的原则、方法和内容”、“本标准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的伤残程度评定”；《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06）第1条“范围”规定“本标准规定了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原则和分级标准”、“本标准适用于职工在职业活动中因工负伤和因职业病致残程度的鉴定”。原告刘炳贵在一审时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刘炳贵残疾赔偿金120000元；2、被告支付原告刘炳贵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3、被告支付原告刘炳贵鉴定费2800元；4、被告支付原告刘炳贵住院伙食补助费1250元；5、被告支付原告刘炳贵住院护理费3750元；6、被告支付原告刘炳贵误工费12000元；7、被告支付原告刘炳贵医疗费7080.4元；8、被告支付原告刘炳贵营养费3000元。以上金额共计161880.4元。原审法院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者应当按照所负交通事故的责任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公安交警部门对本案交通事故的事实及责任认定，符合事实情况和法律规定，法院予以确认。原告因本次事故产生的损失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进行计算：1、医疗费。根据已查明事实，原告因伤治疗共计产生医疗费17580.40元，予以确认。2、护理费。无医嘱及鉴定意见证明原告住院治疗期间确需护理，故原告主张护理费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3、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本次因伤治疗住院共25天，按每天50元标准计算，补助金额应为1250元，原告的该项请求，予以支持。4、营养费。根据相关医嘱及本案实际，原告确有必要加强营养，根据本案实际，酌定支持1000元，原告该项过高的请求金额，不予支持。5、残疾赔偿金。本案系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涉案的当事人亦仅为交通事故的参与者和保险人，并不涉及原告作为职工与其所在用工单位之间的工伤认定问题，本案与工伤认定及工伤保险理赔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提起本案侵权诉讼，结合本案的侵权事实并对比《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GB18667-2002）与《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06）两份鉴定标准的适用范围，其伤情应以《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GB18667-2002）作为鉴定标准。原告主张以《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06）作为标准所作的鉴定结论为依据来计算本案的相关赔偿费用，属于法律认识错误。由于相关鉴定机构以《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GB18667-2002）标准所作出的鉴定意见认定原告的伤情未达最低伤残等级，故原告的残疾赔偿金请求，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6、误工费。由于原告出院时已经治愈，出院医嘱中并无需要继续病休的内容，其所在单位的工资收入及误工证明显示月薪仅为2690元，亦并未按2个月停发工资，故原告主张误工费按每月6000元标准计算2个月，依据不足。原告因伤住院25天，按每月2690元标准计算，本案误工费金额应为2241.66元（25×2690÷30），原告过高的误工费请求，不予支持。7、鉴定费。由于原告自行选择《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06）标准进行伤情鉴定，在本案中并不适用，由此产生的2800元鉴定费，应由其自行承担。被告保险公司支付的2500元鉴定费，属于其作为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亦应由其自行承担。8、精神损害抚慰金。依据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因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案原告虽因交通事故受伤，但如前所述，其伤情并未达到最低伤残等级，难以认定对其造成了严重精神损害，故原告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不予支持。上述各项损失除鉴定费外共计22072.06元，其中医疗费金额为17580.40元，其他损失为4491.66元。由于本次交通事故双方均为有责方，事故车辆亦在被告保险公司处投保交强险，故上述损失应首先由被告保险公司分别在交强险医疗费1万元及死亡伤残11万元限额内直接赔偿，其已垫付医疗费9856.59元，应在交强险医疗费限额内赔付差额143.41元，并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赔付除医疗费以外的4491.66元，两项共计4635.07元。对于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的7580.40元医疗费，因被告郭兴良负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且原告为非机动车驾驶人，应由被告郭兴良承担80%的赔偿责任即6064.32元，其已垫付643.41元（4500-3856.59），仍应承担5420.91元。被告郭兴良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自行放弃答辩及举证的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郭兴良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炳贵赔偿5420.91元；二、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炳贵赔偿4635.07元；三、驳回原告刘炳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09元（已由原告预交），由被告郭兴良负担50元，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负担50元，原告刘炳贵自行负担1209元。上诉人刘炳贵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残疾金12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鉴定费2800元。事实与理由为：一、上诉人确实存在残疾。2012年6月22日，上诉人被郭兴良撞伤，经专业机构鉴定劳动功能障碍伤残等级十级。最高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在有关司法解释出台前，可统一参照工伤标准确定残疾等级”，上诉人的损害后果已构成残疾。《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造成残疾的，应当赔偿残疾赔偿金。按照三段论逻辑推理，造成残疾是赔偿残疾赔偿金的大前提，个案中造成残疾后果是小前提，适用残疾赔偿金的法律规范时，需要确定个案中被侵权人存在残疾后果，因此查清上诉人是否存在残疾是本案关键事实，确定残疾事实需要对残疾进行量化，量化残疾需要-个明确的残疾定义。残疾的定义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在适用法律时就需要对残疾的含义进行解释，法律解释的方法有二种，一是文理解释，又称文义解释，是将法律文字按其最通行用法解释，即使如此做可能导致出现荒谬情况。支持者认为，法律往往是政治妥协的产物，所谓立法原意根本无法准确知道，而且普通公民不是立法者，无法确切知道立法者的原意，因此普通公民只能按照法律的字面意义去遵守，要求他们遵守法律背后的原意对他们不公平，如果因此出现荒谬结果，那是立法者的责任而非司法者的责任，否则法官就会变成立法者而非司法者。二是论理解释，叉称目的解释，是以法秩序之整体精神为基础，依一般推理，阐明法律文字的真意。如果文理解释不足以确定法律文字的真意，才能使用论理解释。如果文理解释与论理解释的结果互相抵触，应以论理解释的结果为准。到目前为止，残疾的含义没有论理解释，《辞海》的文义解释：“残疾”是指身体某部分因病伤造成缺损或者生理功能障碍而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状态。据此《国家赔偿法》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并参照工伤标准确定残疾等级。法律是否有必要定义残疾和是否有权定义残疾？这是需要追问的问题。自然人有别于正常的不利益状态，这种状态是客观存在，对客观存在残疾状态的评价，属于查清损害事实的活动，不是对侵权法律关系的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调整和分配，不属于调整人的行为规范，用劳动能力度量残疾程度是-项专门性的技术活动，并且是极其复杂的医学技术活动，因此，残疾定义并非法律问题；界定人身损害不利益状态的残疾定义，是个地地道道的技术问题，就如同用米度量人的身高，用千克度量人的体重，残疾的内涵不是法律问题，既然残疾概念不是法律问题，立法机关无权力无能力对自己职权外的残疾内涵进行定义，《侵权责任法》未定义残疾，并非有些人认为的立法疏漏，即使长达2281个条文的《法国民法典》也仅是规定“任何行为使他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行为发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责任”，至于损害如何度量和用什么标准这些技术性问题，法典并无涉及。-百年后的《德国民法典》第843条规定，“因侵害他人身体或者健康致受害人丧失或者减少劳动能力，应以支付金钱定期金对受害人赔偿损害。”虽然该条将损害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为“丧失或者减少劳动能力”，但对于如何度量“丧失或者减少劳动能力”这些医学技术问题，德国的立法者也未越权染指。从法理上讲，人身损害赔偿不是对器官的赔偿，也不是对健康权和身体权的赔偿，而是对侵权造成损失的赔偿，损失的产生是劳动能力减损所致，劳动能力减损是损害后果的表现形态，最高法院曾以《人民法院案例》的形式，阐释用劳动能力评价人身损害的法理；因此，司法中对残疾的认识与医学技术相冲突时，只能说明司法者知识欠缺，或者被过时的习惯所左右，医学技术不应随司法者的意志为转移，司法者的意志应该仆从于科学技术，司法活动只能遵守现有的残疾含义，无权制造司法中专用的残疾概念，更无超越审判权在本院管辖内以不成文的方式私立“贯常标准”。残疾一词在《侵权责任法》立法时就已经存在并广泛使用的名词，那时《辞海》已对残疾作了明确的定义，如果当时《辞海》中残疾的含义不足表达立法的意图，或者法律中的残疾-词有不同于现有文字含义，立法机关会在法条中定义残疾的含义，或者授权相关机关对残疾的含义进行立法，但法律没有对残疾进行专门的定义，也未授权相关机构进行立法，故立法机关使用残疾二字的已有含义能够表达立法的意图，法律中残疾的含义是立法时已有的文字含义，度量残疾以《辞海》中的含义鉴定劳动能力丧失程度即可，鉴定劳动能力国内已有与国际上同步的《劳动能力鉴定》标准，该标准以劳动功能障碍伤残等级（下称残疾等级）评价残疾，只是这个标准先用于工作场所侵权的残疾程度评价，工作场所侵权赔偿称为工伤赔偿，工伤赔偿和侵权民事赔偿都是对残疾后果的赔偿，只是赔偿路径存在差异，工伤赔偿是分多次小额的对残疾后果进行填平，即残疾者提供劳动量比残疾前少，用人单位仍然要按照残疾前的数额支付全工资，其中全工资待遇与残疾者提供劳动量价值的差额便是对劳动能力减损残疾的赔偿，包括退休金也不低于残疾前的数额，这是日积月累的终身赔偿，赔偿金与损失密切关联，精确的填平了侵权造成的财产性损失。而民事赔偿也是对劳动能力的赔偿，只是赔偿金是-次性大额的对残疾后果进行填平，二者仅是赔偿的路径不同，目的则是异曲同工。劳动能力概念源于1884年德意志帝国《法定事故保险法》，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伤保险立法，后来劳动能力被德国民法典采用，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评价人身损害的尺度。需要指出的是，使用工标度量残疾程度，并不是采用工伤保险规定的工伤待遇来裁判侵权责任的赔偿项目，亦非认定工伤。最高法院在《条文理解与适用》中认为，残疾赔偿金“目前可参照1994年出台的《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按照国家规定的伤残等级确定。”最高法院《条文理解与适用》认为，国家规定的伤残等级的确定可参照《职工工伤和职业致残程度鉴定》。故上诉人确实存在残疾。二、应当参照工伤标准确定残疾等级。路径一：省院意见第38条和司法解释25条。省院《关于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38规定：“2004年5月1日以前发生的交通事故，人民法院在2004年5月1日以后作为一审案件受理的，不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但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侵权赔偿是对损害后果的赔偿，是被侵权人损失的填平，损失的多少与具体的侵权形式没有因果关系，至于损害是汽车、机器、狗咬、警察殴打或者其他形式，被侵权人收入损失没有区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造成侵权损害的，都应承担相同的法律责任。因此，汽车造成的损害并无法外特权，这种特权不应向外扩散，更不应超越国家赔偿和工伤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鉴定劳动能力的唯-标准是工标，但”伤残等级”并不当然为《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下称道标）的“人体残废”伤残等级，因为，伤残等级的标准有N个，司法解释没说“或伤残等级”是人体残废伤残等级，最高法院出版物从没说“伤残等级”是人体残废伤残等级，学者们也无“或伤残等级”是人体残废伤残等级的学术观点，故应“参照‘工伤标准’确定残疾等级”。路径二：侵权法16条和辞海解释。《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造成残疾的，应当赔偿残疾赔偿金。《辞海》中“残疾是指身体某部分因病伤造成缺损或者生理功能障碍而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状态。”所以，应当“参照‘工伤标准’确定残疾等级”。路径三：侵权法16条和会议纪要。《侵权责任法》十六条规定，造成残疾的，应当赔偿残疾赔偿金。最高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法[1999]217号）规定，“残疾程序可以分为一股残疾（十至七级）、严重残疾（六至三级）、特别严重残疾（二至一级），六级以上视为‘严重残疾’。在有关司法解释出台前，可统一参照“‘工伤标准’确定残疾等级。”所以，应当“‘参照’工伤标准’确定残疾等级”。路径四：侵权责任法立法宗旨和民事审判参考。《侵权责任法》第一条规定：为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制定本法。在工标和道标的伤残等级难分离下时，要动用保护被侵权人和制裁侵权行为的立法原则。最高法院《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观点，劳动能力度量损失是最准确的，符合人身赔偿的本质要求，二个鉴定意见不一致，采用有利于受害人的鉴定意见。所以，应当“参照‘工伤标准’确定残疾等级”。路径五：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和国家赔偿法。《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造成残疾的，应当赔偿残疾赔偿金。法律没有规定用什么标准。《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按照国家规定的伤残等级确定。国家赔偿法采用“工伤标准“确定残疾等级”。国家赔偿与民事赔偿是特别法与一般法，故应当“参照‘工伤标准’确定残疾等级”。路径六：德国民法典。一八八四年德意志帝国的《法定事故保险法》，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伤保险立法，开创了依据赚钱能力减少程度评价人身损害侵权赔偿的先河，后来赚钱能力被日本人翻译为劳动能力。劳动能力受损，会导致将来收入损失，人身损害表像上是器官的器质性损伤，如器官损伤对人的功能没有影响，就不存在赔偿问题，人身损害实质是人的功能性损伤，无论人或是器官均无法用金钱计量，劳动能力科学巧妙的将无法计价的损伤换算成可以计量的财产损失，建立了损害与金钱赔偿之间的桥梁，劳动能力的依附对象是人，残疾内涵是人的劳动功能障碍，无定语的抽象的伤残等级无法表达侵权损失。《德国民法典》第八百四十二条和第八百四十三条吸收了《法定事故保险法》劳动能力概念，形成了普世的以“受害人丧失或者减少劳动能力”为评价尺度的侵权责任赔偿规则。现行法律已经抛弃了成于苏联源于《法国民法典》将劳动力视物的理念，取而代之的是《德国民法典》的劳动能力的人性化理念，故应当‘参照’工伤标准7确定残疾等级“。路径七：证据审查的路径。合法性，工标前言“适用于在职业活动中”的表述，并非只能用于职业活动中，亦无其他侵权不能参照之规定，不是禁止性规范，国家赔偿采用的便是工标，再说鉴定劳动能力只有工标，故“参照‘工伤标准’确定残疾等级”不违法。道标是《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附属标准，《办法》的赔偿规范属于诉讼范畴，违反了立法法已被废止，道标已经失去了依存的法律依据，公安机关制定法医学技术标准和道标已经失去了维护机构，导致各地鉴定协会越权补充和解释标准混乱情形，已经丧失了《标准化法》规定的有效条件，受害人采用不利于己的道标是对权利的处分，一审适用道标作为反驳证据是错上加错，故道标的鉴定意见不合法。市场经济下，人们通过劳动来获取社会财富，劳动功能障碍降低了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产生将来收入损失，故“参照‘工伤标准’确定残疾等级”与损害有密切的关联性。支付残疾赔偿金的大前提是造成残疾，道标的“伤残impainment”是“因道路交通事故损伤所致的人体残废”，残废伤残等级无法证明个案的小前题残疾状态是否存在，因此，道标的人体残废伤残等级与残疾赔偿金没有关联性。《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职工因交通事故死亡或者残疾丧失劳动能力的，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处理后，职工所在单位还应当按照有关部门的规定给工伤劳动保险待遇。因此，道标是度量《民法通则》的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的标准，计划经济时，伤者的工资由所在单位负担，并无收入损失，残废者生活补助费是补助性的，不是对损失的填平，其性质可从《苏俄民法典》溯源到《法国民法典》，将劳动力视为物的落后观念，道标的伤残内涵是人体残废．是物化的器质性损伤，与源于《德国民法典》的残疾赔偿金对人的劳动能力的功能性损伤的赔偿，在理念上完全不同，通俗的说法叫驴唇不对马嘴，故道标的人体残废伤残等级与残疾赔偿金没有关联性。三、混淆技术标准与法律规范，独断司法。技术标准是指经公认机构批准的、非强制执行的、供通用或重复使用的产品或相关工艺和生产方法的规则、指南或特性的文件。标准不是调整人的行为规范，不属于广义的法律。如果按照一审将标准与法律混为-谈的逻辑，把道标的前言视为法律规范的话，那么，根据道标2.4规定，鉴定人是“办案机关依法指派或聘请符合评定人条件”，本案无办案机关依法指派或聘请，故启动道标鉴定的程序同样存在违反了道标前言的问题，故一审以前言作为染指技术标准的依据，不仅超越了审判权，而且是断章取义，对普世的工标和中国特色的道标采用双重的判断标准。四、超越审判权，强迫证人作伪证。“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故一审法院应对《鉴定意见》进行关联性、真实性与合法性审查，不应越过《鉴定意见》，对证据背后的鉴定人选择技术规范的职权进行染指，因为法官对专门性和技术性的法医学知识并不内行。《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和第七十九条规定了对鉴定意见的专门审查方法。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解释理解与适用》认为：“劳动能力丧失程度一般由专业机构鉴定”，因此，司法者对残疾的认识与专门机构的鉴定意见相冲突时，对鉴定意见的否定只能通过质证程序，从关联性、真实性与合法性角度进行排除，而不能超越审判权的界限代替鉴定人选择专业标准，审判活动与专门技术活动互不隶属，法医和法官各有自己法定的职权范围，法官为鉴定人制定技术标准，侵犯了全国人大法律规定的“鉴定人依法独立进行鉴定”的职权。鉴定意见作为诉讼中的证据种类之一，实质上是-种个人意见，是鉴定人凭借其专门知识对某个问题作出的一种认识和判断。鉴定意见是否客观、准确，取决于鉴定人自己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判断能力，应当由鉴定人自己负责。有的国家的法律将鉴定人规定为“专家证人”，鉴定意见即专家证人提供的意见。故法官染指技术规范超越审判权，违反法定程序，从这种意义上讲，一审法官为鉴定人指定技术标准，是命令鉴定人按照自己的意志提供鉴定意见，无异于指使证人作伪证。被上诉人郭兴良答辩称，其垫付的医疗费发票都给了上诉人。对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需要承担80%的责任有异议，因为交通事故发生在机动车道上，上面并没有人行道。被上诉人平安财险深圳公司答辩称：一、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二、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职工工伤与职业病残疾等级和按照劳动能力鉴定致残等级标准进行的劳动能力等级鉴定，该鉴定标准只适用于对其劳动能力丧失程度进行的检验鉴定，而不适于交通事故受伤人员的残疾评定。且在一审中，法院依法摇珠，委托市二医院对伤残等级重新鉴定，上诉人并不构成伤残等级，该份鉴定报告合法有效，应当并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认定的责任比例和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均无异议，对相关判项，本院予以确认。就上诉人提起上诉的与鉴定结论相关的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问题，本院认为，因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伤残等级，应由鉴定机构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确定，该标准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18667-2002）,可普遍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的伤残程度评定，原审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依照该标准作出伤残等级鉴定，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应予以采信。原审法院采信该鉴定结论，认定上诉人未构成伤残等级，故未支持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和鉴定费，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称，不应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确定伤残等级，而应按照《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确定伤残等级，由于《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标准仅适用于工伤和职业病评残，由此确定的伤残等级及由此产生的赔偿项目、计算标准与机动车交通事故导致的伤残等级和由此产生的赔偿项目、计算标准完全不同，故该标准不具有适用的前提，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上诉主张的应按《辞海》、《国家赔偿法》及外国法律等综合理解“残疾”的含义，此为上诉人单方的错误理解。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伤残等级有确定的法律含义，应按国家标准进行确定，上诉人的相关意见，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64元，由上诉人刘炳贵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杰晖审 判 员  李小丽代理审判员  唐国林二〇一六年四月七日书 记 员  廖欣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