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13民终255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萍，女，1963年3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九龙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孔行，山东诚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卡特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临沭县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张士志，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惠民，山东启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区友谊路4628号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贾大林，董事长。
原审被告：贾大林，男，汉族。
以上二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伯昌，山东铭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蔡杰，男，1983年5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原审被告：覃静，女，1982年8月10日出生，壮族，居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
上诉人李萍因与被上诉人山东卡特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山东卡特公司）、原审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原审被告贾大林、原审被告蔡杰、原审被告覃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临沭县人民法院（2014）沭商初字第1391411431441481741801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孔行、被上诉人山东卡特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惠民、原审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伯昌、原审被告贾大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伯昌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蔡杰、原审被告覃静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萍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的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不当，判决错误。一、原审判决将34个案件合并成一个判决结果，适用程序不当，严重违反民诉法的规定。1、山东卡特公司起诉上诉人买卖合同纠纷34个案件，分别立有34个案号，属于34个独立案件，每个案件都有独立的、不同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将34个案件合并审理，并将34个案件合并判成一个判决结果，没有按照被上诉人的各案诉讼请求进行判决。根据民诉法的规定，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及判决，被上诉人起诉了34个案件，每个案件都有独立的诉讼请求，而一审法院没有按照被上诉人各案件诉讼请求进行判决错误。同时民诉法规定了同类案件可以合并审理，但没有规定可以将合并审理的所有案件合并成一个判决结果，没有法律依据，严重违反民诉法诉讼程序的规定。2、上诉人可以选择对34个案件中部分案件上诉，而一审法院将34个案件合并成一个判决结果，上诉人要么对34个案件全部上诉，要么对34个案件全部不上诉，致使上诉人不能对其中某个案件单独上诉，一审法院将34个案件合并判决实际上剥夺了上诉人的选择上诉权，是严重的违法行为。第二、一审判决认定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已向山东卡特公司实际支付的货款数额不正确，原审判决按照山东卡特公司单方制作的付款明细认定34个案件各案欠款数额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已通过银行向山东卡特公司支付分期购机款9065917.24元，这是真金白银打给山东卡特公司的，而不是山东卡特公司单方面制作的付款明细所示6272060元。2、山东卡特公司按每台机械向一审法院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已付款9065917.24元是无法区别到具体的每台付款数，山东卡特公司没有证据证实每台机器实欠具体数，一审法院应当认定被上诉人举证不能，依法驳回山东卡特公司的起诉。3、山东卡特公司应向上诉人承担的年度三包服务费479600元、销售返利443680元、大额借款费用支持750000元、装修费用支持233120元、调机运费26000元、2013年业务奖励2000元及未开专用发票税金377705.13元，合计2312105.13元。该款项属于履行买卖合同过程山东卡特公司应支付给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款项，双方在对货款进行最终清算时，广西科特宏天有权要求冲抵货款。第三、原审判决上诉人李萍在抽逃出资500万元的范围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不当。1、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为“依法判令上诉人及其他原审被告在出资范围内承担本案民事责任”，山东卡特公司在诉讼请求仅要求上诉人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上诉人的出资为300万元，而一审法院却判决上诉人在500万元的范围承担补充责任，已超过山东卡特公司要求上诉人承担的诉讼请求的金额。2、上诉人以借款形式将500万元借走，其后又根据公司需要资金的情况，将所借500万元资金陆续补足，不应当认定为上诉人抽逃出资。假如上诉人存在抽逃出资情况，上诉人已陆续补足500万元，出资也没有抽走，没有损害公司及债权人的利益，也没有造成公司偿债能力的降低。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在抽逃出资50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3、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提交的银行入账凭证与上诉人抽逃出资贷款没有关联性，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26份银行入账凭证，该26份银行入账凭证均为银行在业务实际发生的时间出具，从2011年8月份开始至2012年12月止，上诉人及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是无法事后造假的。重庆斗山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和广西科联机械有限公司均为上诉人投资的公司，上诉人通过其投资公司归还借款也属于正常。广西科特宏天公司仅经销被上诉人的产品，与重庆斗山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和广西科联机械有限公司没有什么业务往来。综述，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查清事实，撤销一审判决，并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山东卡特公司答辩称：一、原审程序合法、有效，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因涉案34案原、被告主体相同、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货款）、且庭审中已经原、被告各方同意，原审法院决定将34案合并审理依法有据，原审判决在列明34案案号及各案诉讼标的额的前提下，依法查证属实，支持山东卡特公司的全部请求数额，将34案诉讼请求标的额合并判决，并无不当，并不违背民诉法的上述规定，也不损害任何一方合法利益或加重其责任，且本案其他原审四被告对此服判未提出上诉，请二审予以支持。2、如上所述，原判决已列明34案案号及各案诉讼标的额，上诉人可以对34案或部分案件或某个案件提起上诉。由于上诉人的上诉状内容均相同，实际并未对34案中的部分案件或某个案件提出不同的、具体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因此“致使上诉人不能对其中某个案件单独上诉”的上诉理由无事实支持，上诉人诉称原判剥夺其选择上诉权不能成立。3、鉴于上诉人上诉称广西科特宏天公司的已付款“是无法区别到具体的每台付款数”，但对算总账结清货款双方无可非议。事实上，并非上诉人诉称的“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每台机器实欠具体数”，被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的分期付款进度记账、计算的34案每案的请求数额是正确的，与总账一致并不矛盾；矛盾的是上诉人明知欠款属实，故意谎称其付款“无法区别到具体的每台付款数”，意图制造混乱、逃避责任，且无证据证明，显然是徒劳的。因此，一审判决将山东卡特公司所诉34案的标的总额合并审理合并判决，就本案来讲是合理、合法的，不仅有助于简化诉讼程序，实现诉讼经济，更重要的是可以防止当事人推诿扯皮、推卸责任、拖延诉讼以及分案裁判之间的矛盾。山东卡特公司同意将34个案件的诉讼请求合并判决，这样更有利于及时查清案件事实，明确责任。一审判决是正确的，并无不当。二、原审认定数据正确无误，上诉人上诉称证据不足与事实不符。1、原审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公司一审举证称已支付5994245元（见其证据目录），而非上诉人上诉所称的9065917.24元，且其一审未提供证据，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山东卡特公司与广西科特宏天公司签订分期购机合同36份（含已结清的2份），合同总价款13419500元；签订按揭购机合同21份，合同总价款8743500元，两项合计22163000元，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应与山东卡特公司结清。根据山东卡特公司一审举证的86份收款凭证（银行凭证39份、收据47份）以及4份扣款凭证，证明包含银行按揭贷款付款6591300元在内，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实付总款额为14125795.80元（其中：含分期购机合同付款6272060元；含银行按揭付款在内的按揭购机合同付款7853735.80元），尚欠货款8037204.20元未付，其中：尚欠分期购机合同款7147440元；尚欠按揭购机合同首付代垫款889764.20元(不在本案诉讼请求范围内)。上述欠款与山东卡特公司一审第5号证据《往来业务对账单》相互印证，且上诉人一审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足以证明山东卡特公司34案诉请的分期购机合同欠款7147440元是正确的。3、上诉人上诉所称的三包服务费479600元、销售返利443680元、费用支持750000元、装修费用233120元、调机运费26000元、奖励2000元及税金377705.13元均为其单方陈述，且无证据支持，山东卡特公司不予认可。对此，一审判决已告知其可另行主张权利，因此上述有关费用不在本案审理范围内，双方可根据代理协议等另寻法律途径解决。三、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抽逃50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其为逃避承担法律责任虚构“借款”一说不能成立。1、根据庭审查证属实的证据看，广西科特宏天公司的三位股东500万元出资于2011年8月5日汇入公司临时账户，广西汇力会计师事务所8月5日出具验资报告，8月9日公司经登记设立。2011年8月12日，上诉人李萍将连同其他二股东在内的出资转至其个人账户，并当日通过转账、取现予以支配，500万元的出资最终全部由其个人抽逃。据此，一审判决其在“抽逃出资”50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本案民事责任符合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并未超过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金额。上诉人的此上诉理由不成立，是对被上诉人诉讼请求的误读，无任何事实依据。2、上诉人关于抽逃出资的其他上诉理由，山东卡特公司已在一审提供了书面质证意见，在此不再赘述。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公司述称，一审判决主要事实没有查清，认定欠款数额错误，程序实体出现多处严重错误，应予改判或发回重审。一、基本案件事实没有查清，认定欠款数额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总价款错误。总价款错误，其他怎么算都错了。一审判决第七页认定“上述55份合同，其中34份分期合同总价款13419500元、按揭21合同8743500元，总数为221663000元”错误，此后以此为基数算账只能是一错再错。事实上，34份分期合同总价款12788000元（附清单、合同，卷二31页被上诉人提供一致），按揭合同数字正确，这样总价款为21531500元。2、广西卡特宏天公司总付款为15857299.31元（均有原始付款凭证），一审判决认定广西科特合同公司共付款14125795.80元是错误的。其中付按揭部分双方认可为6591300元，付分期部分9265999.31元（附凭证）。3、从以上的证明可以得出：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总欠款（按揭加分期）为21531500元15857299.31元=5674200.7元。其中：分期127880009265999.31=3522000.69元（本案起诉的部分）。按揭8743500元6591300元=2152200元（未在本案起诉，但已在临沭法院起诉）。4、一审判决欠款7147440元没有任何出处，仅是山东卡特公司提供的数字而已。一审判决第7页认定上述55份合同，其中34份分期合同总价款13419500元，被告共付给原告14125795.80元（其中分期款6272060元，按揭款7853735.80元）没有任何根据。原审卷宗第125页，山东卡特公司提供的材料认为在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所付14125795.80元中6591300元是由银行提供，其他部分是广西科特宏天公司付的分期款，即14125795.806591300=7534495.80元，13419500元7534495.80元=5885004.20元，则按照山东卡特公司的说法，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应该欠5885004.20，而一审判决的数额，不知是如何得出的。二、一审判决程序出现多处严重错误。（一）、将34个独立的案件作出一个判决没有法律依据。1、我国民诉法52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这里首先要求“并经当事人同意”，而在本案中各被告方从来没有同意过，故不得合并审理，本案各方面均不符合合并审理的法定条件。所有合并审理的案件，在判决时仍应单独判决，出具不同的判决书，而本案却34个案件出具了一个判决书，侵犯了上诉人和其他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严重违反民诉法的规定。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08]10号、《最高人民发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15]7号之规定，自2008年到2015年5月1日，临沭县人民法院级别管辖的范围是原、被告不在一个省级行政区的标的额200万以下，本案起诉时间是2014年初，判决的结果是7147440加违约金，严重的超出了200万的限制，又没有中级人民法院的授权，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将一个本该由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的案件由临沭县人民法院审理，违反、规避级别管辖规定。(二)、一审判决“对于被告抗辩的服务费，返利、装修费、业务奖励等，被告可另行主张权利”是违法的，系严重的程序错误。原、被告之间从来不存在单纯的买卖关系，而是代理销售关系。原、被告均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代理协议、服务协议并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在这些材料中，双方约定了区域代理卡特挖掘机的销售、技术服务、返利等，这些内容本来就是一起履行，一起结算的（如2012年产品代理协议书中第1、2条规定我方代理销售被上诉人方挖掘机产品及销售支持，第5条规定返利标准及时间），实际上在此前的账目中已经相互冲抵（如履行中16次将费用转为贷款冲抵），双方并非单个挖掘机的销售关系，至于履行中又单独签订了单个合同是因为价格政策变化，并不改变双方的代理销售关系，这本来就是一个合同结算关系，依法可以相互冲抵，只要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抗辩要求冲抵，一审判决就应一起审理。一审判决将本来就是一个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分割开来审理，应当分别审理、分别判决的一起审理判决，应该一案审理的又分开审理，只能反映一审法院的故意违法不公平对待。三、关于一审判决认定的上诉人李萍归还借款没有抽逃注册资金，一审判决简单的认定借款、还款不实，根本无法解释26份银行凭证上注明的“李萍归还借款”注释的意义，因为这些原始凭证形成于2011年8月至2012年12月间，是银行当时出具的，根本不存在造假的可能，如果没有借款，何来还款？四、关于担保责任的问题，一审判决按照担保法中关于一般担保的规定判决，但本案中的担保合同约定中没有担保数额，根据担保法第十五条之规定，一般担保的合同应有担保的种类、数量。一审判决裁决贾大林等人为一段时间内没有最高限额的不确定的欠款承担担保责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综上，一审判决在本案存在庞杂55台挖掘机销售、上百次汇款、转账而且只起诉其中一部分的情况下，没有组织双方对账，只是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数字，没有计算的过程，认定欠款数量错误，同时程序、实体多处错误，请求依法将本案改判或发回重审。
原审被告蔡杰、覃静未到庭，亦未提交答辩意见。
山东卡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偿还山东卡特公司挖掘机分期货款合计7147440元（其中139号为171000元、140号为170640元、141号为144000元、143号为40000元、144号为89000元、148号为33000元、149号为228000元、150号为353000元、151号为354000元、152号为394500元、153号为363900元、154号为343500元、155号为231500元、156号为243500元、157号为10500元、158号为393500元、159号为187000元、160号为64500元、161号为243500元、162号为165000元、163号为32500元、164号为244000元、165号为199500元、166号为243500元、167号为236000元、168号为199500元、169号为243500元、170号为243500元、171号为240000元、172号为319000元、173号为180000元、174号为172400元、180号为199500元、181号为171000元）；2.判令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每日按合同标的物价款总额的千分之五支付违约金；3.判令被告贾大林、李萍、覃静、蔡杰与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被告贾大林、李萍、覃静在出资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5.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山东卡特公司与广西科特宏天公司自2011年起建立挖掘机销售业务关系，先后签订了2011年度《产品经销协议书》和2012年度《产品代理协议书》。自开展业务以来，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共与原告山东卡特公司签订《买卖合同》59份，购买原告挖掘机59台，其中分期38份，按揭21份。在分期的38份《买卖合同》中，有2份《买卖合同》已经解除，即：涉及客户王斌购买的CT857B挖掘机一台，由于王斌连续3个月未还款，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将该挖掘机拖回原告处返修，经原告与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协商，返修费由原告承担了5000元，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承担了10000元，双方签订的该台挖掘机的《买卖合同》予以解除；另一份是涉及客户张瑞新购买的CT2407A挖掘机一台，在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后不能正常做工，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将其拖回返厂（原告处）处理，经原告与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协商，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公司付90000元的使用费，原告补偿20000元（含运费），即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实际应付使用费70000元，双方签订的该台挖掘机的《买卖合同》予以解除。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应当承担的上述80000元的费用，原告分别向其出具了10000元和70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没有支付款项。另外，在分期的38份《买卖合同》中，还有2份《买卖合同》的货款已经付清，即2011年9月19日签订的关于CT807B挖掘机的《买卖合同》和2012年5月6日签订的关于CT607B挖掘机的《买卖合同》，其余34份《买卖合同》涉及的货款均未付清，即原告诉讼的该34个案件。
在按揭的21份《买卖合同》中，涉及客户覃明席购买的挖掘机，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应支付保证金24000元、综合保险费18000元、公证费300元，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没有支付；涉及客户卓树青购买的挖掘机，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应支付保证金10300元、综合保险费6164.2元、公证费300元，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没有支付。上述共计59064.2元，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应付而未付。
上述55份《买卖合同》（已不含2份解除的、2份已付清货款的）涉及的挖掘机，其中分期价款共计为13419500元，按揭价款共计为8743500元，合计价款为22163000元。截止到2013年12月底，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共向原告支付款项14264860元，扣除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在解除合同的2台挖掘机中应当承担的80000元的费用和按揭合同中应当支付的59064.2元的保证金、综合保险费、公证费，原告实际收取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公司55台挖掘机的货款合计金额为14125795.80元（含按揭首付代垫款6591300元），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尚下欠原告分期货款额为7147440元，下欠原告按揭款首付代垫款额为889764.20元。原告此次诉讼的34个案件，便是要求被告支付下欠的分期货款7147440元。
原告与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公司之间所签订的涉案34个买卖合同中，其中有2011年11月21日签订的涉案标的款为172400元的174号案件、2011年11月28日签订的涉案标的款为89000元的144号案件、2011年12月3日签订的涉案标的款为170640元的140号案件和涉案标的款为40000元的143号案件，合计标的款额为472040元。另30个买卖合同均是2012年以后签订的，合计标的款额为6675400元。合同均约定了挖掘机的型号、价款、首付款额、剩余货款的支付情况及期限。还约定了买受人逾期支付货款的，自逾期之日起，买受人每日应按合同标的物价款总额的千分之五向出卖人支付违约金。
为确保债权人山东卡特公司与债务人广西科特宏天公司于2012年度至2015年度签订的所有买卖合同和样机协议中确立的债权债务的有效履行，被告蔡杰、覃静、贾大林作为保证人，与山东卡特公司签订了《保证担保合同》，向山东卡特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担保合同约定了保证期间为：自被担保的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在2012年度至2015年度签订多个买卖合同和样机协议的，则保证期间分别计算。庭审中，山东卡特公司还向法庭提供了李萍作为保证人签名和捺印的《保证担保合同》，李萍申请对其在《保证担保合同》上的签字及指印进行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日照浩德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日照浩德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日浩【2015】文痕鉴字第314号文书鉴定意见书认为，送检的《保证担保合同》中“李萍”签名笔迹、压名指印与样本笔迹、样本指印不是同一人所为。
另查明，广西科特宏天公司于2011年8月9日经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登记设立，注册资金500万元。该500万元由股东以现金出资，其中李萍出资300万元，蔡杰出资100万元，黄德元出资100万元（该100万元于2012年2月5日分别转让给贾大林35万元，蔡杰65万元）。以上出资于2011年8月5日汇入公司临时账户后，由广西汇力会计师事务所当日进行验资，出具验资报告。验资后该500万元注册资金即从公司账户转入李萍个人账户。
庭审中，广西科特宏天公司主张上述从公司账户转入李萍个人账户的500万元注册资金，系广西科特宏天公司股东同意借给李萍使用，并非抽逃出资，并已偿还，且未损害广西科特宏天公司的权益。广西科特宏天公司为此出具股东会决议、借款合同、收条、银行转账凭证、收据、还款协议等证据。山东卡特公司对此质证意见为：1、该组证据中股东会决议、借款合同、收条的制作人、行为人均系本案被告，与本案有利害关系；2、银行入账凭证与被告李萍抽逃出资款无关联性，且与2011年度《公司年检报告书》相矛盾。其中有13笔共计1016685.11元记载有“李萍归还借款”，但仅凭此点不能证明与其抽逃500万元有何关联；有6笔共计303781元记载有李萍“往来款”，此款与李萍等抽逃的500万元没有关系；根据该宗证据中《广西科特公司资本金归还记录》，李萍“借款”5000466.11元，截止2011年底，公司收到李萍所谓“还款”5笔共计163781元，“借款”余额4836685.11元按照会计记账规定年终作“其他应收款”处理。但依据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提供的2011年度《公司年检报告书》中的资产负债表来看，截止2011年12月31日公司“其他应收款”为1383287.17元，而非4836685.11元，相差近350万元，况且，不能证明该挂账的“其他应收款”1383287.17元与李萍等抽逃的500万元有关联性。根据该《年检报告书》的数据，足以证明李萍的“借款”、“还款”5134466.11元不具真实性。另外，该5134466.11元亦与《广西科特公司资本金归还记录》中，李萍“借款”5000000元，实际转款5000466.11元，数额不一。不难看出该组证据中的数据系事后造假、拼凑。对于银行凭证后所附的25份收款收据，均系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单方制作，山东卡特公司不予认可。3、还款协议的三方主体和补充协议的四方主体，与本案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该两协议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银行入账凭证中，重庆斗山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广西科联机械有限公司分别汇给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共计294万元、86万元，从附言记载可以明确看出，与李萍无任何关系，更非重庆斗山公司替李萍还款，也非广西科联机械有限公司代重庆斗山工程机械公司替李萍还款。
庭审中，山东卡特公司还向法庭提供了2013年8月31日，山东卡特公司与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对账的“往来业务对账单”传真件，意在证实截至2013年8月31日，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尚欠山东卡特公司各种款项总计为8338841.25元，但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对此予以否认。
一审法院认为：山东卡特公司与广西科特宏天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与贾大林、蔡杰、覃静签订的保证担保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当共同遵守。山东卡特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将挖掘机交付给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后，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货款。55份买卖合同约定了55台挖掘机的总价款是22163000元，86份收款凭证证实了山东卡特公司共收取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涉及55台挖掘机的货款14125795.80元，两组证据与对账单相互印证，证实了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尚欠山东卡特公司挖掘机款8037204.2元的事实，证实了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尚欠原告分期货款额为7147440元、按揭款首付代垫款额为889764.20元。
贾大林、蔡杰、覃静与山东卡特公司签订《保证担保合同》，对于2012年至2015年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欠原告货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但对于2011年所签订的四个买卖合同所涉及的债务，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故山东卡特公司要求贾大林、蔡杰、覃静承担欠款担保责任，只能承担2012年以后签订的买卖合同所涉及的6675400元债务的担保责任，不应当对全部欠款承担担保责任。李萍未在《保证担保合同》上签字或捺印，山东卡特公司要求李萍承担欠款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公司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李萍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的行为，属于《公司法》和司法解释上述规定的抽逃资金行为，应在其抽逃资金500万元本息范围内承担责任。广西科特宏天公司主张的该500万元系李萍借款，并非抽逃出资，所提供的证据不具有客观性，且证据之间有的地方相互矛盾，不能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同时有悖《公司法》上述规定，故对广西科特宏天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
山东卡特公司要求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按合同标的物价款总额每日千分之五支付违约金，虽合同有约定，但约定数额过高，可酌情按照欠款数额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违约金，自2014年1月1日起计算。
对于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抗辩的服务费、返利、装修费、业务奖励等，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一）项、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山东卡特重工机械有限公司34个涉案买卖合同的分期货款7147440元；二、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对上述欠款额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向原告山东卡特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自2014年1月1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三、被告贾大林、蔡杰、覃静对2012年以后签订的30个买卖合同所涉及的欠款6675400元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追偿；四、被告李萍在500万元范围内对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偿还原告货款7147440元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五、上述一、二、三、四项，均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合计143911元，财产保全费合计54330元，鉴定费4000元，总计202241元，由原告负担4000元，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负担198241元。
二审中，上诉人李萍及被上诉人山东卡特公司、原审原告贾大林均未提交新证据。原审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提交19份付款明细，证明其已经支付分期付款数量及一审中提供的付款数量共计9265999.31元。被上诉人山东卡特公司质证称，该组证据均包含在山东卡特公司一审举证数额的范围内，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应不予采纳，且广西科特宏天公司一审服判未上诉，以其上述非分期客户付款充当、冒充分期客户付款，其主张不能成立。上诉人李萍对该份证据质证称无异议。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5年9月22日，一审法院开庭审理本案，对涉案34件案件合并处理征求当事人意见，李萍、贾大林、覃静、蔡杰、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均未对此提出异议，并对山东卡特公司的诉求及证据一并进行了答辩和质证。一审被告蔡杰对山东卡特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称“原被告之间的业务是连续的，被告向原告付款也会是连续付款，被告向原告付款时也没有区分是为哪个合同付款，因为原被告之间签有年度的经销协议，之间结算也是按照年度协议来计算的”，二审中，原审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公司亦认可其向山东卡特公司的转款明细中部分未载明转款用途，即该部分转款单据亦不能确定系针对哪台设备的价款。
二审查明，山东卡特公司与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就挖掘机买卖已订立并实际履行57份买卖合同，包括：（1）、34份分期付款买卖合同，合同总价款1278.8万元；（2）、2份已经付清货款的合同，即2011年9月19日、2012年5月6日订立的合同，该两份合同价款分别为35.3万元、27.85万元，共计63.15万元；（3）、按揭买卖合同21份，合同总价款847.35万元，山东卡特公司称为其垫付按揭首付款88.97642万元已另案主张。以上买卖合同的总价款共计2216.3万元，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实际已经支付货款共计1412.57958万元，扣除垫付按揭首付款88.97642万元，尚有714.744万元尚未支付。
另查明，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于2011年8月5日出资，成立时股东为李萍、蔡杰和黄德元，分别持股比例为60%、20%、20%。2011年8月12日，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向李萍账户转款500.046611万元。广西科特宏天公司称上述500.046611万元转款系李萍向其借款，为证明李萍已经归还上述借款，广西科特宏天公司一审提交了26份银行转款回单，分别如下：2012年4月2日，李萍向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汇款5万元，银行出具的入账通知载明的汇款用途为“李萍归还借款”；2012年4月24日，李萍向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汇款20万元，银行出具的入账通知载明的汇款用途为“李萍归还借款”；2012年4月24日，李萍向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汇款10万元，银行出具的入账通知载明的汇款用途为“李萍归还借款”；2012年6月8日，李萍向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汇款10万元，银行出具的入账通知载明的汇款用途为“李萍归还借款”；2012年6月25日，李萍向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汇款14万元，银行出具的入账通知载明的汇款用途为“李萍归还借款”；2012年7月4日，李萍向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汇款2.9万元，银行出具的入账通知载明的汇款用途为“李萍归还借款”；2012年7月16日，李萍向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汇款5万元，银行出具的入账通知载明的汇款用途为“李萍归还借款”；2012年7月25日，李萍向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汇款7万元，银行出具的入账通知载明的汇款用途为“李萍归还借款”；2012年7月26日，李萍向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汇款4.9万元，银行出具的入账通知载明的汇款用途为“李萍归还借款”；2012年7月27日，李萍向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汇款4.946611万元，银行出具的入账通知载明的汇款用途为“李萍归还借款”；2012年8月1日，李萍向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汇款9.8万元，银行出具的入账通知载明的汇款用途为“李萍归还借款”；2012年8月2日，李萍向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汇款3万元，银行出具的入账通知载明的汇款用途为“李萍归还借款”；2012年8月8日，李萍向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汇款5.1219万元，银行出具的入账通知载明的汇款用途为“李萍归还借款”；以上13笔转款共计为101.668511万元。
2011年8月12日，李萍向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汇款4万元，银行出具的入账通知载明的汇款用途为“往来款”；2011年10月10日，李萍向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汇款2.4781万元，银行出具的入账通知载明的汇款用途为“往来款”；2011年10月10日，李萍向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汇款4.9万元，银行出具的入账通知载明的汇款用途为“往来款”；2011年10月10日，李萍向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汇款2万元，银行出具的入账通知载明的汇款用途为“往来款”；2011年11月23日，李萍向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汇款3万元，银行出具的入账通知载明的汇款用途为“往来款”；2012年2月12日，李萍向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汇款14万元，银行出具的入账通知载明的汇款用途为“往来款”；广西科特宏天公司为李萍出具的时间2012年12月5日收据，载明：“今收到李萍归还借款1.4万元”；以上款项共计31.7781万元。
2012年2月13日，重庆斗山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向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汇款123万元，银行出具的入账通知载明的附言“大额转网内借款转金凯支行”；2012年2月15日，重庆斗山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向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汇款50万元，银行出具的入账通知载明的附言“大额转网内借款（请转金凯支行）”；2012年8月8日，重庆斗山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向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汇款20万元，银行出具的入账通知载明的附言“大额转网内借支，转金凯支行”；2012年8月10日，重庆斗山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向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汇款100万元，银行出具的入账通知载明的附言“大额转网内货，转款转金凯支行”；2012年4月13日，广西科联机械有限公司向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汇款60万元，银行出具的入账通知载明的附言“大额转网内代斗山支付款”；2012年4月27日，广西科联机械有限公司向广西科特宏天公司汇款26万元，银行出具的入账通知载明的附言“大额转网内归还重庆斗山借款”；以上6笔转款共计379万元。
另查明，重庆斗山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股东为李萍、贾大林。二审中上诉人李萍自认其系重庆斗山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亦系广西科联机械有限公司的股东。上诉人李萍称通过上述公司向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归还借款，之所以未载明转款用途为代上诉人李萍还款的原因是财务不规范。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1、一审法院将山东卡特公司所诉34件案件合并审理并出具同一份判决是否得当；2、一审判决认定广西科特公司已经支付山东卡特公司的货款是否正确；3、上诉人李萍是否应在500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关于焦点一，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对其与山东卡特公司订立的2011年度的《产品经销协议书》、2012年度《产品代理协议书》均无异议，对山东卡特公司一审提交的为履行上述协议而订立的57份挖掘机买卖合同的真实性亦无异议，故一审判决认定双方成立买卖合同的事实并无不当。2015年9月22日开庭审理时，一审法院告知双方当事人将涉案34件案件合并审理并征求当事人意见时，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上诉人李萍、原审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公司、蔡杰、覃静对山东卡特公司的诉求及证据一并进行了答辩和质证，亦未提交证据证明86次转款（其中银行凭证39份、收款收据47份、扣款凭证4份）系针对上述57台挖掘机的那一台具体设备而支付的货款。二审中，原审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公司亦认可其向山东卡特公司的转款明细中部分未载明转款用途，亦不能确定该部分转款单据系针对哪份合同、哪台设备而支付的价款，故山东卡特公司与广西科特宏天公司之间挖掘机买卖业务是连续的，付款也是连续的，双方当事人应一并对该阶段的买卖货物的货款共同进行结算，一审法院据此并案审理并判决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二，一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李萍、原审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对山东卡特公司提交的57份买卖合同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山东卡特公司提交的86份收款凭证证明广西科特公司已经支付1412.57958万元亦无异议，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采信。上诉人李萍称一审判决认定广西卡特宏天公司支付给山东卡特公司的货款数额不正确，但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原审被告广西科特宏天公司、上诉人李萍及被上诉人山东卡特公司均认可广西科特宏天公司的付款无法区分到具体的每台设备，故一审判决依据涉案合同的总价款2216.3万元，扣除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实际已经实际支付货款共计1412.57958万元，扣除垫付按揭首付款88.97642万元（另案主张），对山东卡特公司向广西科特宏天公司主张未支付剩余货款714.744万元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三，广西科特宏天公司于2011年8月5日出资并经验资，其控股股东李萍（持股60%）于2011年8月12日即将500.046611万元注册资金从广西科特宏天公司转至其个人账户，故一审判决认定李萍抽逃出资并无不当。
李萍在将上述500.046611万元转至其个人账户后，又陆续通过银行向广西科特宏天公司转款13笔（共计为101.668511万元），银行为之出具的入账通知载明的汇款用途为“李萍归还借款”，即李萍在抽逃上述出资后，又以归还借款的名义返还101.668511万元，故李萍实际占有广西科特宏天公司资金398.3781万元（500.046611101.668511=398.3781）。
对于李萍通过银行向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另6笔转款（共计31.7781万元）、重庆斗山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向广西科特宏天公司4笔转款、广西科联机械有限公司向广西科特宏天公司2笔转款（共计379万元），银行为之出具的回单载明的用途“往来款”、“大额转网内借款”、“大额转网内代斗山支付款”，均未能体现转款的实际用途及代李萍归还借款的意思表示，即该宗转款与李萍归还广西科特宏天公司出资无关联性，对李萍称该宗转款系重庆斗山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广西科联机械有限公司代其归还借款，应从上述款项中予以扣除的陈述，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广西科特宏天公司为李萍出具的时间2012年12月5日收据，载明“今收到李萍归还借款1.4万元”，但未提交通过银行转款的回单等其他证据，对于该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上诉人李萍利用其在广西科特宏天公司的控股地位，在公司验资后7日即抽逃出资，虽李萍陆续向公司返还101.668511万元，但至本案诉讼之日尚未全部补足，上述行为客观上降低了广西科特宏天公司的对外偿还债务的能力，已经对山东卡特公司的债权造成损害，故上诉人应在其300万元的实际出资范围内对广西科特宏天公司不能清偿山东卡特公司债权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审判令上诉人在500万元范围内对广西科特宏天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萍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一）项、第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东省临沭县人民法院（2014）沭商初字第139141143144148174180181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及一审诉讼费负担部分；
二、变更山东省临沭县人民法院（2014）沭商初字第139141143144148174180181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上诉人李萍在300万元范围内对广西科特宏天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偿还山东卡特重工机械有限公司货款7147440元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143911元，由上诉人李萍负担86346.6元，山东卡特重工机械有限公司负担57564.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 骏
审判员 李言涛
审判员 张念国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日
书记员 崔凯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