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1民终58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孔令英，女，1936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敬涛，山东避风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正兰，女，1954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玉刚，山东公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秦万荣，男，1951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原审被告：田汝广，男，1958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原审被告：田汝玉，男，1963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原审被告：田玲，女，1970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上诉人孔令英因与被上诉人李正兰、原审被告秦万荣、田汝广、田汝玉、田玲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6）鲁0104民初13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孔令英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李正兰对孔令英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李正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涉案房屋已被征收，根据《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争议双方现均非该房屋物权法意义上的权利人，事实和法律上已丧失办理房屋产权证件的条件。2.涉案房屋的买卖方应为李正兰与秦万荣，孔令英非合同相对方，不是适格当事人。从孔令英给秦万荣的《授权委托书》可看出，其系居间合同关系，不是行纪合同关系，双方应适用《合同法》第二十三章居间合同相关的法律规定，不适用“隐名代理”的相关规定。3.涉案《房屋买卖协议》是秦万荣与李正兰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孔令英亦是身陷房子被他人占有而亦不能收取房款的尴尬境地。
李正兰辩称，1.房屋是否被征收并不影响李正兰主张对所购房屋的所有权，及要求孔令英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进行，且确定房屋所有权也是进行征收补偿安置的前置必经程序。2.关于房屋买卖协议，该协议虽由秦万荣代为签字，但李正兰与田树昌事后公证授权委托书，对秦万荣的行为予以追认，该房屋买卖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依法履行。综上，李正兰作为一名残疾人，倾其一生积蓄购买房屋，因孔令英擅自抬高价款而无法办理过户手续，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合法有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秦万荣述称，对一审判决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维持。
田玲述称不，对事情不清楚，无意见。对一审判决有意见，认为一审法院判决矛盾。
田汝广、田汝玉未到庭陈述。
李正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位于济南市的房屋归其所有，并由被告协助其办理相关房屋的过户手续；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孔令英与田树昌系夫妻关系，两人育有三个子女，即被告田汝广、被告田汝玉、被告田玲。2005年田树昌死亡。
2001年9月30日前，原济南市槐荫区拆迁办公室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被告孔令英签订《产权调换协议（住宅房屋）》一份，约定为实施五里牌坊工程建设，甲方需拆除乙方西街63号房屋，居住面积11.69平方米，建筑面积13.24平方米。甲方将乙方固定安置在五里牌坊小区4号楼3单元402号房屋，居住面积20.12平方米，建筑面积46.04平方米。依据现行拆迁法规有关规定，双方签订协议如下：一、甲方同意乙方安置房屋实行产权调换的申请，偿还建筑面积与原房建筑面积相等部分13.24平方米，按重置价格结算结构差价，每平方米40元，计529.60元；正常安置标准内超过原建筑面积部分26.28平方米，按建筑面积的优惠价格结算，每平方米360元，计9460.80元；超过正常安置面积部分6.52平方米，按商品房价的优惠价结算，每平方米1200元，计7824元，合计17814.40元。乙方需向甲方交款17814.40元，并于迁入到位安置房前全部结清，逾期将按放弃产权调换处理，本协议自行作废。二、乙方结清产权调换款额后，凭甲方出具的产权调换证明、协议书和安置楼房平面图在房屋交付使用三个月内到房管部门办理产权证件。该项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该协议甲方落款加盖原济南市槐荫区拆迁办公室公章，乙方落款处加盖被告孔令英人名章。落款时间在复印件上无法辨认。原告李正兰还提交一份收据复印件显示，被告孔令英于2001年11月14日向济南市槐荫房屋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交付10564.40元，交款事由为“牌坊4-3-402产权调换”。
原告李正兰称，2001年其欲购买房屋一套，在“方园房产中介公司”工作人员被告秦万荣的介绍下，其获知涉案房屋正在出售。基于对中介公司的信任，其与被告秦万荣于2001年12月16日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卖方：秦万荣，买方：李正兰，经买卖双方协商，五里牌坊小区4#楼3单元402室房屋买卖达成如下协议：一、此房售价8万元；二、此房暂无证，待证发下后再办理过户手续；三、房产证下发前一切费用由卖方承担，买方需负担一次性过户费用（户主为李正兰）；四、房产证下发前如出现房屋纠纷均由卖方承担。五、本协议一式两份，买卖双方各执一份。卖方：秦万荣（签名捺印），买方：李正兰（签名捺印）。落款时间为2001年12月16日。该协议底部另有汪仁伟、石宪荣的签名捺印。原告李正兰称石宪荣是其同事，签字为见证合同的签订，签订合同当日其向被告秦万荣交纳定金5000元，之后在银行其又向被告秦万荣支付购房款7.5万元。被告秦万荣为原告李正兰出具了上述款项的收到条，但其称，上述购房款实际为“方园房产中介公司”的经营者孟建真收取，其仅是出具了收条。原告李正兰称2002年1月19日（腊月初七）其入住了涉案房屋，此时其得知涉案房屋的房主为被告孔令英。
2002年1月10日田树昌及被告孔令英作为委托人向被告秦万荣出具《委托书》一份，该委托书载明：“济南市五里牌坊小区4号楼3单元402号房屋系委托人产权调换所得，现全权委托秦万荣办理：一、将上述房屋出售并办理房屋过户的一切相关手续。二、受托期限至上述房屋售出并办理完过户手续后为止。三、受托人无转委托权。四、受托人在授权范围内所签署的一切相关文件，委托人均予承认，如超出权限，一切责任由受托人承担。”济南市槐荫区公证处对上述《委托书》进行了公证，公证书号为（2002）济槐证民字第175号。
被告孔令英对《产权调换协议（住宅房屋）》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其认为此证据可以证明涉案房屋为其与田树昌的夫妻共同财产。且该证据可以证明原告李正兰与被告秦万荣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被告秦万荣处分该房屋时并没有获得其与田树昌的授权，被告秦万荣根本没有涉案房屋的处分权，该协议对其没有约束力。对于公证的《授权书》，被告孔令英称该证据只能证明委托被告秦万荣办理过户的相关手续，只能从事事务性手续，不能代理法律行为，该委托具有居间合同性质，被告秦万荣无权代其决定涉案房屋的价格，被告秦万荣超越代理权的行为对其没有法律效力。被告孔令英否认收到了涉案房屋的购房款，并称其在2008年时找到“方园房产中介公司”询问涉案房屋情况时才获知该房屋已经出售给原告李正兰居住，之后多次向原告李正兰索要房屋均被拒绝。
被告秦万荣则称，被告孔令英最初到“方园房产中介公司”卖房时，口头上授权其出售涉案房屋，在其与原告李正兰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因要办理房屋过户等手续，被告孔令英及其丈夫田树昌为其出具了经过公证的委托书。按照上述委托书的授权，其有权代售涉案房屋并收取购房款。
被告田汝广称其见过房屋买卖协议，但没有见过其他证据。被告田汝玉称其对产权调换协议没有异议，但其他证据均没有见，被告孔令英及被告田汝广从未向其告知过涉案合同已经出售的事实。被告田玲称其没有见过原告李正兰提交的所有证据，但其称很久之前，原告李正兰曾约其母亲被告孔令英办理过户手续，当时其听其母亲说起过涉案房屋出售的事实。
经查，涉案房屋所在楼幢已由济南市槐荫房屋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办理了所有权初始登记，该楼幢其他部分回迁户于2009年左右办理了自己房屋的所有权登记。2015年10月20日，济南市槐荫区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出济（槐荫）征冻告字【2015】第23号《征收冻结公告》，该公告将涉案房屋所在楼幢划入五里牌坊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范围。冻结期限为2015年10月20日至2016年10月19日，冻结事项为自冻结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冻结公告期限届满之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房屋征收范围内新建、扩建、改建、翻建房屋及附属物，改变房屋和土地用途。有下列行为的，不予增加补偿费用：（一）房屋的析产和过户；……。
被告田汝广称，2008年左右其曾代被告孔令英去办理涉案房屋的房产证，但其将办证材料交给济南市槐荫房屋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后，原告李正兰去找过该公司，该公司发现双方对该房屋存有争议，就将办证的事情搁置了。原告李正兰认可2008年被告孔令英曾要办证的事实，其称当时被告孔令英要求其再支付3万元购房款，才同意办证后再将房屋向其转让，其没有同意，之后该房一直未能办理房产证。2015年，涉案房屋面临拆迁，其又要求被告孔令英协助其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被告孔令英又将额外支付的购房款增加至5万元，其仍未同意被告孔令英的意见，导致发生本次诉讼。被告孔令英则称其对被告秦万荣将其房屋出售给原告李正兰的事情在2008年前一直不知晓，根据物权法的规定，涉案房屋已经被政府征收，自征收决定作出之日起，该房屋的所有权已经转移至政府名下，该房屋已经丧失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条件，故原告李正兰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二，一是原告李正兰与被告秦万荣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中被告秦万荣的身份地位问题及该合同是否对被告孔令英及田树昌产生法律约束力；二是原告李正兰是否有权要求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如其有权，该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应如何办理。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原告李正兰主张虽然买卖协议中写明被告秦万荣为卖方，但被告秦万荣的真实身份为被告孔令英及田树昌的代理人，该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为被告孔令英及田树昌。被告孔令英称被告秦万荣为合同当事人，其向被告秦万荣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在上述协议签订之后，且委托事项仅为代办事务性工作，并不包括签订涉案房屋的买卖协议及收取购房款。被告秦万荣称被告孔令英及田树昌在其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前对其进行了口头授权，并在签订协议后进行了公证授权，故在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中其为被告孔令英及田树昌的委托代理人。被告田汝广、被告田汝玉及被告田玲同意被告孔令英的主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该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的相对人。”以上即我国法律对隐名代理的部分法律规定。由上述规定可知，在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委托代理关系的情况下，即使合同系以受托人自己的名义与合同相对方签订，在合同相对方签订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或者事后委托人向合同相对人披露了委托人的情况下，受托人以自己名义与合同相对方签订的合同仍然可以约束委托人。
原告李正兰与被告秦万荣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时，虽然被告孔令英及田树昌未向被告秦万荣出具书面的授权委托书，但此时存有两种可能，一是两人确实未给予被告秦万荣授权；二是两人向被告秦万荣进行了口头授权。如果当时两人未给予被告秦万荣授权，但两人于合同签订后的2002年1月10日向被告秦万荣出具书面委托书。该《委托书》经过了法定的公证程序，原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被告田玲虽然称被告孔令英并参与公证程序，但其未能提交相反证据推翻涉案的公证证明，原审法院对其否认《委托书》真实性的质证意见，不予采纳。即使被告秦万荣与原告李正兰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时为无权代理，那么上述《委托书》的签订也对被告秦万荣的无权代理进行了追认。根据书面委托书的记载，两人向被告秦万荣的委托权限为：“将上述房屋出售并办理房屋过户的一切相关手续。”该权限中的委托出售房屋，按正常语义，明显应当包含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授权权限。被告孔令英及被告田汝广、被告田汝玉、被告田玲否认被告秦万荣有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代理权的答辩意见，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虽然涉案房屋买卖协议为被告秦万荣以自己的名义与原告李正兰所签，该协议也签订在被告孔令英及田树昌出具书面的委托书之前，但被告秦万荣签订协议后向原告李正兰披露了被告孔令英及田树昌的委托人身份，两人也对被告秦万荣的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代理行为进行了事后追认，故被告秦万荣为该房屋买卖合同中被告孔令英及田树昌的合法代理人，该合同的合同相对方为原告李正兰及被告孔令英、田树昌，该协议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被告孔令英还辩称其给被告秦万荣的授权并不包括收取购房款，其实际上也没有收到过原告李正兰向其支付的购房款，故被告秦万荣出具的收到条不能证明其收取了原告李正兰的购房款。原审法院认为，委托书上记载的被告秦万荣的代理权限为“将上述房屋出售并办理房屋过户的一切相关手续。”从字面上看该授权未明确载明收取购房款的代理权，但上述表达将被告秦万荣的代理权表述为出售并办理房屋过户的“一切相关手续”，出售房屋即买卖房屋，买卖法律关系即一方支付对价以获得另一方所有的物的所有权，该法律关系中必然包含对价的收取问题。但委托书笼统的表述为“一切相关手续”，该表述应当认定为委托权限不清，授权不明，而并非明确排除了收取房款的代理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委托书授权不明的，被代理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负连带责任。”由该法律规定可知，在被告孔令英及田树昌向被告秦万荣出具的委托书委托权限不明的情况下，被告秦万荣收取的原告李正兰的购房款仍然应当认定为代被告孔令英及田树昌收取。被告孔令英称其没有授权被告秦万荣收取购房款的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由此可以认定，原告李正兰已经按照房屋买卖协议的约定履行了支付购房款的义务。
另，原告李正兰与被告孔令英均居住于五里牌坊南街19号4号楼，原告李正兰在3单元，被告孔令英在2单元。被告孔令英向被告秦万荣出具授权委托书至今已经将近15年，在双方居住如此之近的情况下，被告孔令英应当知道原告李正兰已在涉案房屋内长期居住的事实。如被告孔令英认为其与原告李正兰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认为原告李正兰未向其支付购房款，正常情况下，其应当向原告李正兰主张权利。其在本次诉讼中，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向原告李正兰主张过相关权利，其该消极行为明显与常理不符。被告孔令英在与原告李正兰建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已近15年，且原告李正兰已经支付了合同约定的购房款的情况下，否认其对被告秦万荣的具体授权，否认与原告李正兰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其行为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与基本的契约精神相背离。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原审法院认为，被告秦万荣代被告孔令英、田树昌与原告李正兰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李正兰与被告孔令英及田树昌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按照该合同第二条约定：“此房暂无证，待证发下后再办理过户手续。”由该约定可知，被告孔令英、田树昌首先有义务按照原产权调换协议的约定，在符合办理房产证的条件时，办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登记；其次在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登记后，其有义务将该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原告李正兰名下。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所在楼幢已经符合按照原产权调换协议办理房产证的条件。被告田汝广在审理中也自认，其2008年左右曾代被告孔令英到济南市槐荫房屋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办理涉案房屋的房产证，但因原告李正兰与被告孔令英存在纠纷，导致房产证未能办理。故在原告李正兰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购房款的情况下，被告孔令英有义务办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登记并按照合同约定将该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原告李正兰名下。
经查，原房屋产权调换协议的相对方为被告孔令英，该协议约定了拆迁机构为被告孔令英办理房产证的义务，并未载明田树昌的权利，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及拆迁政策规定，拆迁机构有义务为被告孔令英办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登记。但因被告孔令英与田树昌系夫妻关系，上述产权调换协议签订于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在具体办理所有权登记时，存在需要田树昌协助的可能性。田树昌与被告孔令英共同委托卖房的行为已经表明，其同意被告孔令英出售产权调换房屋的事实，故在被告孔令英办理涉案房屋所有权登记时，按照所有权登记的具体程序要求，如需夫妻一方协助办理的事项，田树昌有义务予以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由上述法律规定可知，在田树昌已经死亡的请下，被告田汝广、被告田汝玉及被告田玲作为田树昌的继承人，在其未放弃继承的情况下，其均有义务履行田树昌应当履行的协助涉案房屋过户的义务。原告李正兰要求该三被告履行协助办理涉案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该三被告以涉案房屋为田树昌的遗产，不同意原告李正兰诉讼请求的答辩意见，无理无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另需说明，按照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被告孔令英办理自己的房屋所有权登记时的各项税费由其个人承担，而转移登记时的各项税费则由原告李正兰负担。
原告李正兰还要求确认涉案房屋归其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原告李正兰通过与被告孔令英、田树昌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方式，取得了要求被告孔令英、田树昌将涉案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其该项请求权基于双方的合同关系而产生，但该请求权并非所有权。涉案房屋现在并未登记在原告李正兰名下，其要求确认该房屋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被告孔令英还提出涉案房屋已经被征收，其已经丧失了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条件的抗辩意见。通过调查，涉案房屋所在小区现在仅是被征收冻结，冻结期限为2015年10月20日至2016年10月19日，冻结事项为自冻结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冻结公告期限届满之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房屋征收范围内新建、扩建、改建、翻建房屋及附属物，改变房屋和土地用途。有下列行为的，不予增加补偿费用：（一）房屋的析产和过户；……。上述冻结事项并未禁止房屋过户，仅是规定在房屋析产或过户的情况下不予增加补偿费用。被告孔令英无证据证明涉案房屋已经被征收的事实，政府部门所发征收冻结公告也无禁止过户的规定，故其该项答辩意见，无理无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因被告秦万荣为被告孔令英、田树昌的代理人，其并非房屋买卖合同一方当事人，其行为应当由被告孔令英、田树昌承担法律责任，原告李正兰要求被告秦万荣承担法律责任，无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一、被告孔令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办理济南市房屋的所有权登记手续，将该房屋所有权登记至其名下（所有权登记过程中需缴纳的各项税费由其本人负担），被告田汝广、被告田汝玉及被告田玲对此应予协助；二、被告孔令英于办理完毕上述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之日起十日内将该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原告李正兰名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中需缴纳的各项税费由原告李正兰负担），被告田汝广、被告田汝玉及被告田玲对此应予以协助；三、驳回原告李正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34元，由被告孔令英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孔令英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槐荫区人民政府于2016年7月29日作出的征收决定公告打印件一份，证明涉案房屋已经被征收，涉案房屋已不具备办理房屋产权证的条件。2.孔令英与秦万荣于2001年12月4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一份，证明本案李正兰与秦万荣之间的合同与孔令英无关，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李正兰无权直接向孔令英主张权利。3.房屋补缴款收据一份，证明涉案房屋当时的价格。李正兰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孔令英应提交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文件；对证据二李正兰不清楚，而且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认可；对证据三李正兰认为与本案没有关系。秦万荣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三不清楚。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是，一、涉案李正兰与秦万荣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对孔令英及田树昌是否发生法律效力；二、涉案房屋能否办理过户手续。
关于争议焦点问题一，2001年12月16日，李正兰与秦万荣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双方约定李正兰向秦万荣购买涉案房屋，虽然涉案房屋的权属人并不是秦万荣，但2002年1月10日，该房屋的权属人孔令英及田树昌向秦万荣出具书面委托书并经过法定公证程序，孔令英及田树昌委托秦万荣将涉案房屋对外出售并办理房屋过户相关手续。由此可见，即使李正兰与秦万荣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时，秦万荣无权处分该房屋，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当时秦万荣如实向李正兰披露了孔令英、田树昌委托人的身份，之后孔令英及田树昌亦向秦万荣出具书面委托书，该行为构成对秦万荣之前签订房屋买卖协议行为效力的追认。故秦万荣与李正兰2001年12月16日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的效力应当及于委托人孔令英及田树昌，该协议亦应对孔令英及田树昌发生法律效力。孔令英上诉主张其不是上述房屋买卖协议的相对方，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该主张明显与事实不符，亦有违诚实守信原则，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问题二，李正兰与孔令英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在李正兰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购房款的情况下，孔令英有义务将该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至李正兰名下。孔令英主张涉案房屋已被政府征收，但其提供的征收公告系复印件，对此本院难以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退一步讲，如果房屋因被政府征收或冻结而导致不能办理房屋过户手续，鉴于李正兰对涉案房屋已实际占有使用十余年，亦不应影响李正兰对该房屋享有相应权利。
综上所述，孔令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134元，由上诉人孔令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褚 飞
代理审判员 黄宏伟
代理审判员 李 静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朱俞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