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临商终字第9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乃朋，男，19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沂南县。
委托代理人：宋国民，山东拓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建飞，山东拓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临沂市金雀山路**号开元上城国际大厦*座**层。组织机构代码：XXXX。
负责人：王某某，经理。
委托代理人：徐宪伟，男，19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刘冠玖，男，19XX年XX月XX日生，汉族。
上诉人胡乃朋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市中心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2013）临兰商初字第19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原告胡乃朋系车辆鲁Q×××××的车主。2011年9月7日，原告就车辆鲁Q×××××在被告处投保了机动车商业险，被告受理后向原告出具了相应保单。该保单载明保险车辆号牌为鲁Q×××××，被保险人为胡乃朋，保险期间自2011年9月8日零时起至2012年9月7日二十四时止。其中被告承保的机动车车辆损失险的保险金额为150000元、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金额为300000元、车上人员责任险（驾驶员）的保险金额为10000元／座、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的保险金额为10000／座＊4座。以上保险均投保了不计免赔险。以上保险的相应保费均已及时、足额缴纳。
临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沂南大队出具的临公交沂南认字（2011）第1206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2011年12月28日21时50分，原告驾驶保险车辆鲁Q×××××沿沂南县澳柯玛大道由西向东行驶至安居小区北门处时，将由北向南过路的魏瑜轩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撞倒，造成魏瑜轩受伤，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晚死亡，车辆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原告胡乃朋弃车逃逸，于2011年12月29日11时许，到沂南交警大队投案自首。经临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沂南大队认定，胡乃朋在此次事故中实施了驾驶机动车未确保行车安全的违法行为，其违法行为对发生此次事故起到了全部作用，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沂南县人民法院作出（2012）沂南刑初字第504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胡乃朋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规，驾驶机动车肇事，致一人死亡，且事后逃逸，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构成交通肇事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该判决书认定该案民事赔偿部分双方已达成600000元的协议，被害人表示谅解。
另查明，被告提交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六条约定：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六）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被告为证明其已就该条款向被告履行明确告知义务，提交由投保人签名的机动车保险投保单一份。原告认可该投保单中的投保人签名系其本人签名。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胡乃朋作为投保车辆鲁Q×××××的车主，其对投保车辆享有保险利益，其就该车辆与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市中心支公司签订的机动车辆保险合同，均系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为有效合同。依法缔结的合同对合同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双方均应如约履行己方义务。
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此次交通事故是否构成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责任免除情形。本案中，原告胡乃朋在事故发生后弃车逃逸，该事实已由临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沂南大队出具的临公交沂南认字（2011）第12060号交通事故认定书及沂南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沂南刑初字第504号刑事判决书予以认定，且在沂南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沂南刑初字第504号刑事判决书中载明在该案开庭审理时，胡乃朋对其在事故发生后驾车逃逸的事实无异议。故对原告胡乃朋在事故发生后驾车逃逸的事实予以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机动车商业险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条款约定：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六）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被告提交投保单及保险条款证明其已就该责任免除条款的字体予以加黑加粗，原告亦在投保单中签字确认，且原告认可该投保单中的签字系其本人所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本案中，原告在事故发生后弃车逃逸，该行为系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行为。对因该行为造成的保险责任免除，被告应当履行提示义务。被告提交的投保单及保险条款均证明其已就责任免除条款予以加黑加粗，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且原告已在投保单中签字予以确认，应视为被告已就该保险条款向原告履行了提示义务。原告在事故发生后驾车逃逸的行为符合原、被告双方约定的责任免除情形，且已履行保险法规定的提示义务，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在其承保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限额300000元内承担赔付义务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胡乃朋诉讼请求。案件审理费5800元，由原告胡乃朋负担。
上诉人胡乃朋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弃车逃逸现场，是否属于交通肇事逃逸或可否解释为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进而成立保险免责问题，应当针对个案，采取主客观要件相统一的标准，进行必要的价值判断，区分具体情形作出甄别。本案中，上诉人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问题考虑：1、《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在民事裁判中的效力问题。发生交通事故后，交警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对当事人之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事故责任所作的认定，从行为性质上讲，它是交警部门所进行的行政行为。而当事人基于道路交通事故提起损害赔偿之诉以及保险赔付之诉，人民法院对民事赔偿责任和保险赔付责任的认定，是依据侵权行为法中关于侵权责任原理和保险法原理等来进行判定的，是一种司法裁判行为，两者性质不同。就交通事故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而言，不能简单机械地将道路交通事故中的事故责任与民事赔偿责任划等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否认定交通肇事逃逸，不是一项终局认定，在基于交通事故所引发的民事诉讼中，对于责任认定书是否采信，属于证据的审查判断问题，归属于案件事实范畴，仍需要人民法院的审查范围，交警部门所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在民事裁判中并不具备既判力的效力。2、弃车逃离现场应区分情形作必要的价值判断。当事人弃车逃离现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逃逸，这属于案件事实认知范畴。通过以上不难看出，交通事故发生后，当事人是否弃车离开事故现场，这仅是一个事实判断范畴。判断它是否属于交通肇事逃逸和保险车辆肇事逃逸，能否成立保险免责问题，则不单纯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它还涉及价值判断问题。当事人弃车逃离现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逃逸问题，法律规范本身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价值判决的客观标准，那就是看三个要素：①救助义务、防止损失扩大义务；②保护现场义务；③损害救济。如果当事人逃离现场，造成三个要素之一缺乏，即可初步认定其具备的交通肇事逃逸的客观要件。相反，如果当事人逃离事故现场，并未侵犯三个要素的完整性，就不具备交通肇事逃逸的客观要件。二、从主观要件考察，弃车逃离现场如果成立为交通肇事逃逸和保险车辆肇事逃逸，它必须具备主观上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这一特定要件。这不仅是一个普通和善良人按照通常理解所能接受的，也是法律规范明确规定的，如前述《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七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以及法释（2000）33号司法解释的规定。如果当事人是基于其他原因，如为了躲避受害人亲友的殴打，或者为履行救助义务而离开现场等，都不应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当然，主观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它必须通过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的人的行为才能进行界定，也即通常所说的“主观见之于客观”。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此类纠纷时，充分正确地审查判断证据，针对个案特定的时空条件，以一定的社会常识为背景，公平公正地作出界定。按照主客观要件相统一标准，判断保险车辆肇事逃逸的本质内涵以及当事人行为能否成立保险免责，必须考虑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处于逃避法律责任的目的和动机，客观上是否侵害了前述三个要素。作为一个普通和善良人不难理解，不论哪种情形，当事人主观上必须是出于逃避法律责任的目的和动机，客观上必须是侵害了三要素之一或全部。如果当事人主观上是出于其他原因（如为了躲避殴打、履行救助义务等），客观上是离开现场的同时也履行拨打110或者120等救助义务，行为本身并未造成事故损失扩大和影响职能部门对现场的勘察及责任认定，保险公司也并未因此加重义务等情况下，就不应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保险公司不能依照保险车辆肇事逃逸的免责条款主张免责。也即保险车辆肇事逃逸与弃车逃离现场能否对接，按照第一顺位的通常理解即可有效予以解决，并无适用第二顺位的特殊解释规则的前提条件。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成为保险人免责的理由。本案中，保险人及法院均认定：国家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已有明文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因此，保险公司不再对第三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是对两种法律关系的有意混淆。首先，国家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它调整的对象是国家与公民、法人（含其他组织）以及公民、法人之间在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证交通安全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商业保险属于经济活动，其合同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以国家确定的交通事故规则方法作为确定保险人和投保人权利义务的根据。在现实中，驾驶人发生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原因很复杂，有的是为了逃避经济责任，有的是为了逃避法律制裁，有的是为了免受人身伤害-
所有这些原因，都不能成为惩罚投保人而免除保险人责任的理由。其次，商业三者险保证的就是一种责任风险，保险人的义务就是为投保人可能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责任买单，若投保人没有责任，保险公司可拒绝理赔。《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由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也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由此可见，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也不能作为认定保险事故责任的一锤定音的根据。本案中，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一概不提，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审查并确认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责任认定书的证明力，因本案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有充分理由可以证实本案上诉人实施的所有行为均不构成交通肇事逃逸，并且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是根据《保险法》及《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所做出的，制定的本意是要求驾驶人或者允许的驾驶人履行道路救助义务及防止事故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并防止事故责任无法做出认定等。交警部门出具的责任认定书认定责任的依据是上诉人实施了驾驶机动车未确保行车安全的违法行为，而非根据所谓的“逃逸”行为所做出的，并且根据沂南县人民法院所做出的刑事判决，上诉人被判决二年有期徒刑，缓期三年执行，从该点来看，沂南县法院也未认定上诉人交通肇事的情节，否则不可能被判处二年有期徒刑，因为事故致人死亡并逃逸的情节法定起点刑就是三年以上。另对合同中免责条款“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车车辆逃离事故现场所……”中的具体什么是未依据采取措施应在保险条款中予以列明，而被上诉人未列明，根据通常人的理解打110及120并及时送被害人到医院治疗就应是为依法采取了措施，该条款与交通肇事逃逸更不能直接简单划等号，故该项免责条款对于上诉人不适用，如果上诉人的所做的上述行为不能得到认可的话，于法理及情理不符，也与相关法律精神相悖。
综上，请求二审正确查明事实，准确适用法律，依法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判决，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市中心支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关于涉案保险合同的效力认定，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在二审中的诉辩主张其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与原审相同，即上诉人弃车逃离现场是否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赔事项。对此，本院针对上诉人的上诉主张，分述如下：
一、关于公安机关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在本案中的证明效力问题。涉案保险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接警至事故现场所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完全是在履行法律所赋予的职责，公安机关所作出的处理意见应当作为法院认定事实、确定责任及赔偿损失的直接证据，上诉人主张审理本案不能完全采纳公安机关所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采用主客观要件相统一的标准判断是否成立保险免责的上诉理由，无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难以采信。同样，沂南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沂南刑初字第50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了上诉人胡乃朋弃车逃逸的事实，因其有投案自首情节，适用法定减轻处罚。故上诉人主张该判决未认定其交通肇事情节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
二、关于上诉人弃车逃逸事故现场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免除保险人赔偿责任的认定问题。保险合同中有关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效力问题，《保险法》均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原审法院针对责任免除条款的效力问题，依据《保险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作出了充分的论述，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
关于上诉人主张本案是否应从主观要件及特殊解释规则认定上诉人不具有肇事逃逸的客观事实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在原审诉讼中，提供了其哥胡乃慧及受害人的证言，虽然该证言能够证明事故发生后，胡乃慧拨打报警电话并与上诉人胡乃朋一同跟随受害人到医院抢救的事实，但不能据此推翻上诉人逃离事故现场的客观事实。依照法律规定，驾驶人在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报警、抢救伤员、保护现场、配合调查并接受处理。如果驾驶人不在现场接受调查，对于存在酒驾、毒驾等其他违法行为无法进行查证，必然会给一些违法行为可乘之机，对执法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对上述行为不应得到支持和同情。本案中，上诉人胡乃朋在明知公安机关已经到达事故现场、受害人亲属也未对其实施暴力威胁的情况下，而是选择了逃离事故现场，该行为不但为法律所禁止，而且也符合双方约定的责任免除情形，故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之处。故上诉人胡乃朋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胡乃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申慧雁
审判员 翟建光
审判员 赵修娜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记员 张 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