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6）晋06行赔初4号原告郭培录，男，1955年1月13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X，汉族，山阴县古城镇人民政府退休工作人员，住址朔州市。被告山阴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南志中，职务县长。委托代理人卢跃，男，山阴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文娟，山西业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郭培录因与被告山阴县人民政府土地征收行政赔偿一案，于2016年3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2016年3月25日立案后，于2016年3月2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郭培录、被告山阴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卢跃、王文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郭培录诉称，2008年初被告在未经国务院批准的情况下，非法批准为北同蒲铁路韩家岭至应县新增四线工程项目供给了土地，其中占用了古城镇古城村原告使用的土地22.821亩，在征占过程中，原告未知情未参与，为此原告于2015年4月2日向朔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朔州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9月15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确认被告行为违法。2015年10月26日、2016年1月14日原告通过快递向被告邮寄了行政赔偿申请书，但赔偿义务机关逾期未作决定。依照土地法、物权法、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被告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权，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请求被告赔偿原告2649518元，计算标准以省政府2013年制定的统一年产值标准，原告土地位于山阴县平川区，年产值标准为1290元/亩，面积22.821亩，承包经营合同剩余年限为90年，三项数字乘积（视同有偿转让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费）即为损失值，扣除2009年村干部给付的112500元，剩余2537018元。原告提供的证据有：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2、行政赔偿申请书；3、朔州市人民政府朔政行复[2015]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4、山西省人民政府晋政发[2013]22号关于调整全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的通知；5、山阴县“四荒”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合同书；6、山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调查报告；7、特快专递签收证明；8、山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证明。被告山阴县人民政府辩称，《山西省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二十八条规定，荒地征收支付青苗补偿费和土地补偿，不支付安置补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的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本案所涉土地征收时并无青苗，所涉征收补偿也只有土地补偿费一项，而该项补偿的支付对象是古城村集体，原告无权就补偿数额的多少提出要求，更无权要求赔偿；原告主张按照2013年的土地补偿标准减去2009年的补偿款取得差额部分，是按照新修改的土地补偿计算已经完成的征收及补偿行为，是其预想的补偿数额，不属于行政赔偿的直接损失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原告领取补偿款的时间为2009年9月，要求行政赔偿的时间是2016年3月，已经超过两年的法定时效；被告依法依规计算土地补偿费支付数额，计算方式及依据合法正确，不存在再重复补偿的可能；原告依据的承包合同签订于1997年，但却加盖了2001年后才成立的行政区划名称的公章，合同真实性存疑；土地补偿费是按照土地年产值标准计算，并非原告所主张按照剩余承包年限计算，且100年的承包期限违反了法律规定，起诉状中补偿款的计算完全错误。请求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被告山阴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山阴县国土资源局调查报告、占地补偿金领取表，证明原告领取补偿金时间为2009年9月1日，至2016年3月主张行政赔偿，已经超过两年的行政赔偿期限；2、山阴县人民政府山政发[2000]38号关于行政区划调整的请示、山西省人民政府晋政函[2001]49号关于山阴县调整乡镇行政区划的批复,证明山西省批复古城镇的设置时间为2001年2月6日，承包合同签订于1997年，加盖2001年之后成立的“古城镇”字样的公章，合同真实性待定；3、吴广明、赵广珍证明材料，证明原告提供的承包合同存在不真实的可能；4、山西省国土资源厅晋国土资函[2007]611号关于朔州至准格尔线（山西段）、北同蒲韩家岭至应县段增建四线及应县至原平取直线铁路工程建设用地有关问题的通知、山西省国土资源厅晋国土发[2007]193号关于山西省建设项目征地补偿意见的通知、《山西省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证明涉案建设用地的征地标准为每亩土地补偿金5026.5元，荒地的土地补偿金应该支付村集体组织，原告对所谓的赔偿款计算方式错误，承包合同100年期限不符合法律规定。经庭审质证，被告认为，市政府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对合同真实性提出质疑；未批先征不等于申请人据此获得赔偿；山西省人民政府晋政发[2013]22号通知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退一步讲，根据该规定其他农用地根据补偿标准减少四倍执行，也并非申请人所主张的数额和计算方式；承包合同没有原件不发生证据效力，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合同于1997年签订，盖章的山阴县古城镇古城村是2001年改的名称，二者相互矛盾，合同上文字表述山阴城镇，而公章是古城镇，二者不一致，合同上村主任马贡元并非合同签订时1997年12月26日时的村主任，当时村主任是吴光明，合同内容无法核实具体条款，100年的承包期限违反法律规定，合同上没有加盖山阴城镇经管站的公章，通过名称看出是四荒地承包，四荒土地补偿金支付对象是村集体，并非承包人；山阴县征地情况调查报告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申请人证明征地损失的目的，2012年4月11日原告向朔州市政府法制办就征地补偿款问题进行反映信访的事实，以此时间作为起算，原告请求赔偿超过两年的法定期限，且调查报告反映申请人是古城镇人民政府全额在职事业人员，身份限制不符合取得土地补偿的条件。原告认为，占地补偿金领取表的占地面积不真实，领取补偿款签名不是本人，没有领取到补偿款，身份证号是虚假的，征收的不是荒地；山阴县人民政府山政发[2000]38号请示、山西省人民政府晋政函[2001]49号批复不符合事实，山阴县人民政府2000年提出的请示，省政府2001年批复的行政区划调整，没有将山阴城村变为古城村；土地承包合同是1997年12月签订的，当时没有规范性合同，给法庭提供的合同是原告后补的合同，合同上的公章是马贡元在变为古城镇后加盖的；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县政府不能取证，被告提供的证明材料不能作为本案证据；2009年9月18日马贡元给了我一个11.5万元的现金支票；原告一直上访，但市政府、国土局有关部门从未答复。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山阴县“四荒”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合同书中出让方名称与加盖的公章不符，虽然原告述称合同系后补但没有提供相应证据，故不能确定其真实性及效力；山西省人民政府晋政发[2013]22号通知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因该通知不适用本案所涉土地征收，故不作为本案的证据；吴广明、赵广珍证明材料其内容无其他证据印证，且山阴县国土资源局和山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的调查报告对征收原告土地并予以补偿的事实均予认可，故对该证明材料不予采信；对双方当事人的其余证据予以确认，并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经审理查明，1997年12月26日，山阴县山阴城镇山阴城村村民委员会作为出让方与原告郭培录签订“四荒”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合同，约定出让期限100年，土地面积200亩，成交总额600元，出让方加盖“山阴县古城镇古城村村民委员会”公章。2008年，北同蒲铁路改建工程征用原告上述土地中的22.5亩。2009年，原告领取占地补偿金112500元。2015年4月2日，原告向朔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要求确认山阴县人民政府征地行为违法并给予赔偿。2015年9月15日，朔州市人民政府作出朔政行复[2015]14号行政复议决定，确认山阴县人民政府征地行为违法。2015年10月26日、2016年1月14日原告以邮寄方式向被告山阴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赔偿，被告逾期未作决定。2016年3月22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认为，原告郭培录在朔州市人民政府确认被告山阴县人民政府征地行为违法后申请行政赔偿，且在赔偿义务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后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没有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规定的起诉期限，故原告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征收原告土地后，依照山西省国土资源厅晋国土资函[2007]611号、晋国土发[2007]193号通知确定的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山西省实施办法》规定的征收荒地补偿费支付标准，支付了原告占地补偿金112500元，原告亦认可领取占地补偿金的事实，且山阴县国土资源局的调查报告已经对少计算596.25元补偿款的事实予以确认，原告可以直接申请领取。原告要求按照山西省人民政府晋政发[2013]22号通知确定的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及承包经营合同剩余年限支付赔偿金，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的行政行为虽经行政复议确认为违法，鉴于被告已经对原告作出相应补偿，对原告合法权益并未造成损害，且原告的赔偿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根据，故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郭培录的赔偿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春山审 判 员  智秀兰代理审判员  孙林海二〇一六年九月五日书 记 员  宁慧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