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p t ” >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晋05民终2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春菊，女，1958年2月22日出生，汉族，翼城县人，农民，现住翼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学科，翼城县南梁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红丽，女，1972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翼城县人，农民，现住沁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引海，山西恒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学勤，男，1976年11月5日出生，汉族，翼城县人，农民，现住翼城县。
王春菊与石学勤、张红丽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沁水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7日立案受理，并于2016年4月21日做出（2016）晋0521民初230号民事判决。判后，张红丽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后，于2016年8月10日做出（2016）晋05民终522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沁水县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了本案，并于2016年12月13日做出（2016）晋0521民初975号民事判决及（2016）晋0521民初975号民事裁定。王春菊对判决及裁定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后，于2017年6月21日作出（2017）晋05民终263号之一民事裁定，撤销山西省沁水县人民法院（2016）晋052l民初975号民事裁定，指令沁水县人民法院审理，并于同日作出(2017）晋05民终263号之二民事裁定，裁定本案中止诉讼。沁水县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并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2017）晋0521民初650号民事判决。张红丽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春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学科，上诉人张红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引海，被上诉人石学勤到庭参加了诉讼。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春菊不服一审法院（2016）晋052l民初9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王春菊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并改判确认张红丽与石学勤签订的《土地使用经营权转让协议》无效，本案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上诉人所有。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自相矛盾。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石学勤自1999年1月1日起签订《合伙协议》，成立合伙关系，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勤丰农场最基本的财产权利，并据此认定2015年5月27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石学勤签订的《退伙协议》有效；但又认定：《退伙协议》中约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移，由于被上诉人石学勤的先合同义务，且被上诉人石学勤与张红丽签订的《土地使用经营权转让协议》已经被晋城中院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有效，故不支持上诉人要求确认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诉讼请求，与上述认定矛盾且违背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2、1999年1月1日上诉人被上诉人石学勤合伙承包涉案土地，至2015年被上诉人石学勤退出，上诉人独自承包经营，有客观事实证实且被多个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合法有效。被上诉人石学勤与张红丽2013年12月6日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是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石学勤合伙期间，是被上诉人石学勤单方擅自处分的行为，是被上诉人张红丽明知上诉人是合伙人而恶意串通所为。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有效，损害上诉人权益。3、被上诉人石学勤与张红丽2013年12月6日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是无效协议，对已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的事实，上诉人有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无需提起撤销之诉或申请再审。一审法院作出的（2015）沁民初字第427号民事判决和晋城中院作出的（2015）晋05民终字第1016号民事判决虽然均认定被上诉人石学勤与张红丽2013年12月6日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有效，但前提是上诉人对此不知情，也没有任何人通知上诉人参加诉讼，两级法院在二被上诉人隐瞒客观事实的情况下才认定转让协议有效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6条、最高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296条的规定及最高院《关于能否以判决主文或判决理由作为执行依据的复函》，判决主文是人民法院就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出的结论，而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是人民法院就认定的案件事实和判决理由所作的叙述，其本身不构成判决内容，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前提是第三人对判决主文的内容有独立请求权。一审法院作出的(2015）沁民初字第427号民事判决主文内容为驳回原告石学勤的诉讼请求，晋城中院作出的（2015）晋05民终字第1016号民事判决的主文内容为维持原判，并未侵害上诉人的民事权益，上诉人无法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虽然上述两份判决事实认定部分认定转让协议有效，但其不发生既判力，仅为说理论述，依据最高院证据规定第9条第4项的规定，已为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当事人在后续诉讼中可以通过反证予以推翻。上诉人提供的生效判决书足以推翻对转让协议有效的认定，上诉人没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必要性。
张红丽辩称：1、被上诉人石学勤是拿土地承包经营权与上诉人王春菊合伙经营农场，双方合伙标的为“共同投资经营勤丰农场”，并非本案所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物权法定原则，所涉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用益物权，在流转前依法应认定为被上诉人石学勤一人享有，答辩人通过土地流转方式从被上诉人石学勤处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且有法院生效判决书予以认定。本案中的《土地使用经营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依法应认定为有效协议。2、一审法院驳回王春菊其他诉讼请求是正确的。答辩人已通过转让的方式从被上诉人石学勤处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诉人王春菊与被上诉人石学勤签订的退伙协议中合伙经营权的标的物仅为勤丰农场，并非土地承包经营权，该退伙协议仅应认定为石学勤退出合伙经营勤丰农场，其他约定内容不具有法律效力。请求驳回王春菊的上诉请求。
石学勤辩称：1、答辩人与王春菊于1999年合伙承包了涉案土地，是答辩人父亲石国荣与王春菊谈的，当时是口头协议，承包后王春菊要求写书面协议，答辩人才与王春菊补写的书面协议。1999年2月2日虽然是以答辩人名义与村委签订承包协议，实际是答辩人与王春菊共同合伙承包经营。2、答辩人与王春菊合伙承包后，所设立的勤丰农场一直是答辩人跑外面的事务，王春菊负责财务、投资、经营，一直到2014年9月1日答辩人与王春菊在诉讼中达成补偿退伙协议。因王春菊约定付最后一笔退伙款时间是2015年5月27日，所以当日王春菊付清全部退伙款后，答辩人才在退伙协议上补签字。3、因张红丽与王春菊是亲戚，所以答辩人与王春菊是合伙承包经营的事实张红丽是早知情的。2012年12月14日答辩人与张红丽签订的第一份转让协议上写明答辩人与王春菊是合伙关系。2013年12月6日，在答辩人与王春菊诉讼过程中，张红丽承诺能做通王春菊工作，能让王春菊退伙，于是答辩人与张红丽第二次签订了转让协议。然而张红丽并未做通王春菊的工作，答辩人于2014年5月15日找到张红丽，张红丽承诺一切由她全权处理，并于当日给答辩人写了补充说明。然而张红丽不守承诺，无奈答辩人与王春菊达成退伙协议后，答辩人退出合伙，由王春菊独自经营，王春菊撤回对答辩人的起诉。4、答辩人与张红丽签订的转让协议是无效的。答辩人与张红丽两次达成转让协议，都是私下达成的，王春菊均不知情，张红丽说她有办法摆平王春菊，答辩人与王春菊之间的诉讼由她全权处理，能让王春菊撤诉并与她合伙。在答辩人与王春菊的合伙关系没有解除，张红丽也不能说服王春菊同意或追认的情况下，答辩人与张红丽签订转让协议是答辩人擅自处分了王春菊的合伙财产，因此是无效的。5、答辩人与王春菊签订的合伙、退伙协议是合法有效的。
张红丽不服一审法院（2017）晋0521民初6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张红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王春菊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石学勤签订的《土地使用经营权转让协议》转让的是石学勤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并不是与被上诉人王春菊合伙的勤丰农场，一审判决将勤丰农场与石学勤自己的土地使用权混为一谈是错误的。石学勤与上诉人签订转让协议时申明：与村委签订的四荒拍卖协议不涉及任何第三人；常柏村磨头河6亩荒滩地是2009年石学勤与王春菊起诉常柏村委时，王春菊伪造了一份合伙协议挣回来的，法院判决的这6亩荒滩地，不能转让给上诉人；合伙协议是为了打赢官司由王春菊伪造的，既不是1999年1月1日签订，也不是由石学勤本人签字，这从协议用纸就可以看出。正因如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石学勤签订转让协议时，并未涉及6亩河滩地。2、所谓合伙协议，既不是1999年1月1日签订，也不是石学勤本人签字，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王春菊与石学勤1999年1月1日签订合伙协议，成立合伙关系，同年以石学勤名义与村委签订四荒拍卖协议，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是错误的。本案中，上诉人明确指出被上诉人王春菊伪造合伙协议骗取一审法院作出（2010）沁民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但一审法院仍然以（2010）沁民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为依据，且不顾该判决主文要义，再次错误确认被上诉人王春菊与石学勤合伙关系从1999年1月1日起就成立，并以此为据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石学勤签订的转让协议属于恶意串通，属于错误认定。为此，上诉人要求对合伙协议的签订时间及是否石学勤本人签字进行鉴定。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石学勤签订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不存在恶意串通问题，不损害被上诉人王春菊的利益，故王春菊要求确认协议无效没有道理。该合伙协议是2009年为了和常柏村委的诉讼由王春菊伪造，合伙协议的标的是勤丰农场，并不涉及被上诉人石学勤转让给上诉人的荒山。一审法院作出的（2010）沁民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的判决主文是常柏村委将6亩荒滩地交由石学勤和王春菊承包，并不是被上诉人石学勤通过拍卖取得的四荒土地全部归其合伙承包，被上诉人石学勤与上诉人签订转让协议时，就说明情况并将6亩河滩地排除在外，不存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石学勤恶意串通，损害王春菊利益的问题。
王春菊辩称：1、勤丰农场以石学勤为代表签订四荒拍卖协议，本身就是一回事，从勤丰农场设立的工商登记资料就可以证实。答辩人与石学勤的合伙关系，被生效的（2010)沁民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及（2012）晋市法民终字第702号民事判决认定为有效合同。2012年12月14日上诉人与石学勤签订的转让协议中的条款可以证实，上诉人2012年就知道答辩人与石学勤是合伙人。2、答辩人与石学勤的合伙关系，无论书面协议是什么时间签订的与上诉人均无关系，因为石学勤认可合伙关系是于1999年1月1日产生并有约束力，同时也有答辩人从1999年2月至今实际投资经营的证据予以证实，而上诉人与石学勤签订的转让协议都在这之后，该事实也被生效的判决认定。上诉人作为合伙之外的第三人，无理由否认答辩人与石学勤的合伙关系的成立和存在。3、上诉人与石学勤的转让协议在答辩人合伙关系之后，答辩人不知情更不同意，损害了答辩人的合伙经营权，因而转让协议无效。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王春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石学勤签订的退伙协议有效；2、被告张红丽与石学勤签订的土地使用经营权转让合同无效；3、沁水县龙港镇常柏村“四荒”地经营权、使用权归原告所有。
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晋052l民初975号民事判决查明以下事实：1999年1月1日，原告与被告石学勤达成合伙协议，约定由双方共同投资经营勤丰农场，由被告石学勤出面办理相关事宜，由原告负责生产经营。同年2月2日被告石学勤以个人名义与常柏村委签订了《拍卖“四荒”协议书》，约定常柏村委将本村所属梁坪、上庄、羊坡地、羊马腰、鹿角、北庄、杂木凹七座荒山，面积共3180余亩（其中荒坡2000余亩，弃耕地500亩），以及磨头河滩6亩荒滩的使用权一次性拍卖给被告石学勤，使用期限自1999年2月1日起，荒山50年，弃耕地30年。同日，协议双方在沁水县公证处办理了合同公证。当月，以被告石学勤的名义办理了编号分别为1999集用（沁）字第21012300l、210123002号集体土地使用证。2002年7月24日，原告在工商行政部门申请注册了沁水县龙港镇勤丰农场的工商登记，组成形式登记为个人经营。2009年12月18日，原告与被告石学勤以合伙人身份作为共同原告以常柏村委侵犯其承包地经营权为由，将常柏村委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常柏村委停止侵权，返还侵占的承包地，由原告与被告石学勤行使经营权。2010年11月1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0）沁民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对原告与被告石学勤的合伙关系予以确认。2014年9月1日，原告王春菊和被告石学勤共同作为承包地经营权方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山西煤层气勘探开发分公司签订了《补偿调解协议书》，该协议对原告与被告石学勤之间的承包地补偿收益进行了分配。该协议书约定原告王春菊补偿被告石学勤土地转让费45万元，被告石学勤退伙。2015年5月17日原告将承包地的土地转让费45万元交被告张学勤后，2015年5月27日被告石学勤与原告王春菊签订了《退伙协议书》，《退伙协议书》上约定：原告与被告石学勤共同经营的常柏村委土地3186亩，以被告石学勤身份登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全归原告王春菊经营，被告石学勤自2014年9月1日起退出其与原告自1999年起在常柏村委合伙承包土地的经营权，由原告单方经营。在此之前的2013年12月6日，被告石学勤与被告张红丽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该合同约定，将石学勤拍卖取得的常柏村委面积为3180亩荒山的使用经营权转让给被告张红丽，并约定被告张红丽支付被告石学勤转让费30万元。2013年12月11日，双方又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对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进行了补充约定。在此期间被告张红丽支付被告石学勤转让费18万元。2015年5月28日，被告石学勤以其与被告张红丽所签上述协议未经发包方同意为由将被告张红丽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决确认双方所签上述协议无效。一审法院作出的（2015）沁民初字第427号民事判决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该规定是对家庭承包的限制性规定，对其他方式承包并无类似的限制条件，被告石学勤通过拍卖取得荒山土地使用权属于其他方式的承包，故二被告签订土地使用经营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石学勤主张合同无效，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况且被告已履行了大部分合同义务，石学勤的主张有悖情理。因此，判决驳回石学勤的诉讼请求。石学勤不服，上诉于本院。本院作出的（2015）晋市法民终字第1016号民事判决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3年12月6日、11日分别签订的《土地使用经营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依法予以确认，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王春菊就二被告签订上述协议与二被告交涉未果，2016年3月7日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2015年5月27日原告与被告石学勤签订的《退伙协议书》有效，并确认承包经营权归原告所有。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石学勤自1999年1月1日起签订合伙协议，成立合伙关系，协议约定双方共同投资经营勤丰农场，由被告石学勤出面办理相关事宜，由原告负责生产经营。同年2月2日以被告石学勤的名义同常柏村委签订“四荒”土地拍卖协议，并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书，取得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用益物权是共同投资经营勤丰农场最基本的财产权利。2015年5月27日，被告石学勤与原告签订《退伙协议书》，约定将其与原告共同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原告王春菊一人经营，勤丰农场的财产归原告一人所有，被告石学勤退出勤丰农场的经营管理，该《退伙协议书》是原告与被告石学勤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的规定，因此，原告王春菊请求确认其与被告石学勤于2015年5月27日签订的《退伙协议书》有效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但《退伙协议书》中约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移转，由于被告石学勤的先合同义务，且因被告石学勤与被告张红丽签订的《土地使用经营权转让协议》已经被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有效，致使原告基于《退伙协议书》中约定的诉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其享有的请求，无法支持。原告主张的2013年12月6日被告石学勤与张红丽签订的《土地使用经营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因已经被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确认有效，原告可以通过提起撤销之诉或者申请再审等途径获得救济。综上所述，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判决如下：一、原告王春菊与被告石学勤于2015年5月27日签订的《退伙协议书》有效；二、驳回原告王春菊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晋052l民初650号民事判决查明以下事实：1999年1月1日，原告与被告石学勤达成合伙协议，约定由双方共同投资经营勤丰农场，由被告石学勤出面办理相关事宜，由原告负责生产经营。同年2月2日，被告石学勤以个人名义与常柏村委签订了《拍卖“四荒”地协议书》，约定常柏村委将本村所属梁坪、上庄、羊坡、羊马腰、鹿角、北庄、杂木凹七座荒山，面积共3180余亩及磨头河滩6亩荒滩的使用权一次性拍卖给被告石学勤，使用期限自1999年2月1日起，荒山50年，弃耕地30年。同日，协议双方在沁水县公证处办理了合同公证。当月，以被告石学勤的名义办理了编号分别为1999集用（沁）字第210123001、210123002号集体土地使用证。2002年7月24日，原告在工商行政部门申请注册了勤丰农场的工商登记，组成形式登记为个人经营。2009年12月18日，原告与被告石学勤以合伙人身份作为共同原告以常柏村委侵犯其承包地经营权为由，将常柏村委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常柏村委停止侵权，返还侵占的承包地，由原告与被告石学勤行使经营权。2010年11月2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0）沁民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对原告与被告石学勤的合伙关系予以确认。2012年7月31日，被告石学勤以原告王春菊侵犯其合伙权益为由将原告诉至一审法院，请求解除双方于1999年1月1日签订的合伙协议，确认上述承包地的经营权归其享有。2012年10月2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2）沁民初字第299号民事判决，认为被告石学勤主张事实不符合法定的合同解除情形，判决驳回被告石学勤的诉讼请求。判后，原告王春菊不服上诉于本院。2013年1月5日，本院作出（2012)晋市法民终字第702号民事判决，认为沁水法院作出的(2010）沁民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已经确认王春菊与石学勤系合伙关系，王春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该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2年12月14日被告石学勤经和被告张红丽协商，双方签订了《土地使用经营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石学勤）将自己通过拍卖所取得的沁水县龙港镇常柏村荒山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乙方（张红丽），由乙方依照甲方和常柏村委所签拍卖四荒协议书所确定的四至界限和面积行使经营和使用权，乙方同意接受（具体详见拍卖四荒地协议书和集体土地使用证）。该协议第三项约定“甲方（石学勤）转让宗地，若有纠纷甲方必须出面协助乙方（张红丽）解决。甲方与王春菊就该宗地的合伙纠纷，依法院判决执行”。第四项约定“转让费为人民币叁拾万元整，由乙方在签订本协议时给甲方预付定金贰万元，剩余贰拾捌万元在甲方与王春菊合伙纠纷案二审判决确认合伙和发回重审成立送达后，一次性付清。若不付清余款，此协议作废。”协议签订后，被告张红丽于当日支付被告石学勤定金2万元，后于2013年3月18日支付石学勤1万元。2013年12月6日，二被告再次签订了《土地使用经营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石学勤）将自己通过拍卖所取得的沁水县龙港镇常柏村荒山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乙方（张红丽），由乙方依照甲方和常柏村委所签拍卖四荒协议书所确定的四至界限和面积行使经营和使用权，乙方同意接受（具体详见拍卖四荒地协议书和集体土地使用证）；甲方转让后，必须将该宗地的拍卖四荒地协议书和集体土地使用证交由乙方掌管，并协助乙方办理集体土地使用证的变更手续；甲方转让该宗地，若有纠纷甲方必须出面协助乙方解决；转让费为人民币30万元整；转让后该宗地的所有利益均归乙方享有，与甲方无关；本协议系甲、乙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必须严格执行，任何一方均不得中途反悔或变更，也不得以任何借口解除；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共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协议签订后，被告石学勤将涉案土地交由被告张红丽经营，2013年12月11日被告张红丽又支付被告石学勤转让费5万元。2013年12月11日，二被告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约定：土地使用经营权转让费张红丽已付被告石学勤8万元，还欠22万元；张红丽现将余款22万元折合成锦丽农牧开发有限公司25％的股份给石学勤；张红丽于2014年6月30日之前付清石学勤22万元余款，石学勤将锦丽农牧开发有限公司25％的股份归还张红丽；2014年6月30日之前公司各项收入首先用于归还石学勤的22万元余款。后张红丽于2013年12月28日、2014年15日又分别支付石学勤转让费2万元、8万元。综上，张红丽共支付石学勤转让费18万元。2015年5月28日，被告石学勤以其与被告张红丽所签上述协议未经发包方同意为由将被告张红丽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决确认双方所签上述协议无效。一审法院作出的（2015）沁民初字第427号民事判决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该规定是对家庭承包的限制性规定，对其他方式承包并无类似的限制条件，被告石学勤通过拍卖取得荒山土地使用权属于其他方式的承包，故二被告签订土地使用经营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退一步讲，即使法律对其他方式承包也有类似的规定，在本案中取得发包人同意也应属于转让方石学勤的义务，石学勤以自己不履行义务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况且张红丽已履行了大部分合同义务，石学勤的主张更有悖情理，故驳回石学勤的诉讼请求。石学勤不服，上诉于本院。经审理，本院于2015年11月27日作出（2015）晋市法民终字第10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明：原告王春菊系被告张红丽母亲王秀琴的妹妹；2013年，被告石学勤全权委托被告张红丽管理经营上述荒山并办理经营中相关事宜。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石学勤之间从1999年1月1日起签订合伙协议，成立合伙关系，协议约定双方共同投资经营勤丰农场，由被告石学勤出面办理相关事宜，由原告负责生产经营。同年2月2日以被告石学勤的名义同常柏村委签订“四荒”土地拍卖协议，取得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告负责生产经营，二人系合伙关系的事实已被生效判决确认。根据法律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按照法律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用益物权，在合伙人共同合伙经营期间，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全体合伙人共有。石学勤起诉王春菊请求解除二人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月5日作出终审判决，认定王春菊与石学勤在该案诉争土地上系合伙关系。在此种情况下，石学勤仍于2013年12月6日、11日再与被告张红丽签订《土地使用经营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并先后收取被告张红丽转让款18万元，属于与张红丽恶意串通，损害了合伙人王春菊的利益。从石学勤与张红丽于2012年12月14日签订的《土地使用经营权转让协议》内容的第三项、第四项可以得知，被告张红丽在签订上述两份协议时明知原告王春菊与被告石学勤在诉争土地的权属上存在争议，在此种情况下仍与被告石学勤签订转让协议，属于与石学勤恶意串通，损害了原告王春菊的利益。综上所述，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石学勤与被告张红丽分别于2013年12月6日、11日签订的《土地使用经营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无效。
二审经审理查明：1999年2月2日，石学勤以个人名义与常柏村委签订了《拍卖“四荒”地协议书》，约定常柏村委将本村所属梁坪、上庄、羊坡、羊马腰、鹿角、北庄、杂木凹七座荒山，面积共3180余亩以及磨头河滩6亩荒滩的使用权一次性拍卖给石学勤，使用期限自1999年2月1日起，荒山50年，弃耕地30年。同日，协议双方在沁水县公证处办理了合同公证。当月，以石学勤的名义办理了编号分别为1999集用（沁）字第210123001、210123002号集体土地使用证。
2002年7月24日，王春菊在工商行政部门申请注册了沁水县龙港镇勤丰农场，组成形式登记为个人经营，经营场地为3180余亩，经营地址为沁水县龙港镇常柏村。
2009年12月18日，王春菊与石学勤以合伙人身份作为共同原告以常柏村委侵犯其承包地经营权为由，将常柏村委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常柏村委停止侵权，返还侵占的承包地，由王春菊与石学勤行使经营权。2010年11月2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0）沁民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该判决查明：1999年1月1日，石学勤与王春菊签订合伙协议书，石学勤办理承包地土地使用证后，该承包地实际由王春菊经营管理，并以王春菊名义办理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其他有关承包地的一切事宜均由王春菊交涉办理。王春菊在该承包土地上进行种粮和养殖，每年上报有粮食直补面积并领取相应的直补款。2002年12月30日，王春菊曾向常柏村委缴纳8000元农业税。该判决认定：王春菊以合伙人身份实际经营管理石学勤承包的6亩荒滩地，并上报和领取相关部门发放的种粮直补款，且常柏村委收取了以王春菊名义交纳的农业税款，常柏村委长期和王春菊交涉承包土地的一切事宜。该判决的主文为：一、常柏村委已垫成地的6亩荒滩由石学勤、王春菊继续承包使用；二、驳回王春菊、石学勤其他诉讼请求。
2012年7月31日，石学勤以王春菊侵犯其合伙权益为由将王春菊诉至一审法院。石学勤诉称：石学勤于1999年2月2日通过拍卖取得了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后，交由王春菊管理并经营，双方口头协议石学勤以该宗地经营权无形资产作为合伙出资，王春菊以管理、经营及经营期间的生产费用投资作为合伙出资。王春菊接管经营后，私自注册勤丰农场，致使双方合伙有名无实，请求解除双方于1999年1月1日签订的合伙协议，确认上述承包地的经营权归石学勤享有。2012年10月2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2）沁民初字第299号民事判决，该判决查明：1999年1月1日，石学勤与王春菊签订合伙协议。石学勤办理承包地土地使用证后，该承包地实际由王春菊经营管理，并以王春菊名义办理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其他有关承包地的一切事宜均由王春菊交涉办理。王春菊在该承包土地上进行种粮和养殖，每年上报有粮食直补面积并领取相应的直补款。2002年12月30日，王春菊曾向常柏村委缴纳8000元农业税。该判决认定：石学勤与王春菊于1999年1月1日签订的合伙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属有效合同，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要求解除合伙协议不予支持。该判决主文内容为：驳回石学勤的诉讼请求。判后，原告王春菊不服上诉于本院。2013年1月5日，本院作出（2012）晋市法民终字第702号民事判决，认为沁水法院作出的（2010)沁民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已经确认王春菊与石学勤系合伙关系，王春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该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3年，王春菊将石学勤诉至一审法院，诉讼请求为：1、解除双方1999年1月1日合伙协议；2、确认2002年7月26日转让协议合法有效；3、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王春菊诉称：2002年7月26日，双方签订了转让协议，石学勤将土地使用权证原件交由王春菊，之后由王春菊经营至2009年，期间被告一直没有过问。2009年，由于常柏村委更换了村委主任，将勤丰农场的土地经营权分给本村村民，王春菊将村委起诉，当时由于代理人不知实情，误把石学勤写入原告名列。石学勤借此对勤丰农场进行妨碍侵害。一审法院于2013年12月10日作出（2013）沁民初字第352号民事裁定，认定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已为生效判决认定为合法有效，而转让协议未予认定。现王春菊就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再行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裁定驳回原告王春菊的起诉。王春菊不服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于2014年3月31日作出（2014）晋市法民终字第280号民事裁定，撤销原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王春菊提出回避申请，本院指令阳城法院审理本案，阳城法院审理过程中，因与石学勤达成退伙协议，王春菊撤回起诉。
在石学勤与王春菊诉讼期间，2012年12月14日石学勤经和张红丽协商，双方签订了《土地使用经营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石学勤）将自己通过拍卖所取得的沁水县龙港镇常柏村荒山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乙方（张红丽），由乙方依照甲方和常柏村委所签拍卖四荒协议书所确定的四至界限和面积行使经营和使用权，乙方同意接受（具体详见拍卖四荒地协议书和集体土地使用证）。该协议第三项约定“甲方（石学勤）转让宗地，若有纠纷甲方必须出面协助乙方（张红丽）解决。甲方与王春菊就该宗地的合伙纠纷，依法院判决执行”。第四项约定“转让费为人民币叁拾万元整，由乙方在签订本协议时给甲方预付定金贰万元，剩余贰拾捌万元在甲方与王春菊合伙纠纷案二审判决确认合伙和发回重审成立送达后，一次性付清。若不付清余款，此协议作废。”协议签订后，张红丽于当日支付石学勤定金2万元，后于2013年3月18日支付石学勤1万元。2013年12月6日，石学勤与张红丽再次签订了《土地使用经营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石学勤）将自己通过拍卖所取得的沁水县龙港镇常柏村荒山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乙方（张红丽），由乙方依照甲方和常柏村委所签拍卖四荒协议书所确定的四至界限和面积行使经营和使用权，乙方同意接受（具体详见拍卖四荒地协议书和集体土地使用证）；甲方转让后，必须将该宗地的拍卖四荒地协议书和集体土地使用证交由乙方掌管，并协助乙方办理集体土地使用证的变更手续；甲方转让该宗地，若有纠纷甲方必须出面协助乙方解决；转让费为人民币30万元整；转让后该宗地的所有利益均归乙方享有，与甲方无关；本协议系甲、乙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必须严格执行，任何一方均不得中途反悔或变更，也不得以任何借口解除；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共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协议签订后，石学勤将涉案土地交由被告张红丽经营，2013年12月11日张红丽又支付石学勤转让费5万元。2013年12月11日，石学勤与张红丽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约定：土地使用经营权转让费张红丽已付石学勤8万元，还欠22万元；张红丽现将余款22万元折合成锦丽农牧开发有限公司25％的股份给石学勤；张红丽于2014年6月30日之前付清石学勤22万元余款，石学勤将锦丽农牧开发有限公司25％的股份归还张红丽；2014年6月30日之前公司各项收入首先用于归还石学勤的22万元余款。后张红丽于2013年12月28日、2014年5月15日又分别支付石学勤转让费2万元、8万元。综上，张红丽共支付石学勤转让费18万元。
2014年9月1日，王春菊与石学勤签订《补偿调解协议书》，约定：王春菊支付石学勤中国石油山西煤层气勘探开发公司占地补偿款45万元，石学勤收款后退出双方合伙经营承包地经营权，此协议之前未经双方签字同意的单方对外签订的任何协议双方不予认可，谁单方对外签订谁单方独立承担法律后果。石学勤取得45万元补偿款后，保证张红丽撤离承包经营地，如张红丽因石学勤关系十日内不撤离，石学勤承担违约责任。双方在阳城县法院的诉讼案件，王春菊保证在2015年1月22日开庭前撤诉。
2015年5月17日，石学勤向王春菊出具收据，收到王春菊支付的补偿款45万元。
2015年5月27日，王春菊与石学勤签订《退伙协议书》，约定：1、石学勤从2014年9月1日退出双方合伙承包经营土地的经营权，此后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全由王春菊经营，与石学勤无关。2、合伙期间的经济利益，双方已清算，无任何纠纷。3、石学勤同意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权利凭证变更为王春菊，石学勤有义务协助办理变更手续。4、双方合伙期间单方对外签订的协议，单方签订人自己负法律责任。
2015年5月28日，石学勤以其与张红丽所签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未经发包方同意为由将张红丽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决确认双方所签上述协议无效。一审法院（2015）沁民初字第427号民事判决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该规定是对家庭承包的限制性规定，对其他方式承包并无类似的限制条件，被告石学勤通过拍卖取得荒山土地使用权属于其他方式的承包，故石学勤签订土地使用经营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退一步讲，即使法律对其他方式承包也有类似的规定，在本案中取得发包人同意也应属于转让方石学勤的义务，石学勤以自己不履行义务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况且张红丽已履行了大部分合同义务，石学勤的主张更有悖情理。故驳回石学勤的诉讼请求。石学勤不服，上诉于本院。经审理，本院于2015年11月27日作出（2015）晋市法民终字第10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另查明：王春菊与石学勤签订的《合伙协议》系事后补签，实际签订时间并非1999年1月1日，协议中石学勤的签字系由其父亲石国荣代签。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一、张红丽与石学勤签订的《土地使用经营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否为无效协议；二、王春菊要求确认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属王春菊所有，是否应当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作出的（2010）沁民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2012）沁民初字第299号民事判决及本院作出的（2012）晋市法民终字第702号民事判决三份生效裁判文书均认定：1999年1月1日，石学勤与王春菊签订合伙协议，后石学勤以个人名义与常柏村委签订承包协议并办理了土地使用证，涉案土地实际由王春菊经营管理，王春菊上报有种粮直补面积并领取相应直补款，以自己名义向村委交纳农业税款，以自己名义交涉办理有关承包地的事宜。上述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足以证明石学勤与王春菊合伙承包经营涉案土地的事实。张红丽主张石学勤与王春菊签订的《合伙协议》系2009年为了与常柏村委的诉讼而由王春菊伪造，协议并非石学勤本人签字，王春菊以虚假协议骗取一审法院作出错误判决，已生效的（2010）沁民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不能作为本案依据。对此石学勤与王春菊均认可该协议并非1999年1月1日签订而是事后补签，是经石学勤认可后由石学勤的父亲石国荣代签。王春菊与石学勤的陈述可以说明上述三份生效的裁判文书认定的协议签订时间及签订人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但这并不足以推翻上述三份生效的裁判文书认定的石学勤与王春菊合伙承包经营涉案土地的事实。从石学勤在本案二审答辩时的陈述及其在（2010)沁民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2012）沁民初字第299号民事判决中作为原告的诉称内容来看，石学勤在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后，王春菊以合伙人身份共同承包经营，故合伙协议的实际签订时间和签字人并不影响二人合伙承包经营涉案土地的事实。张红丽主张石学勤与王春菊合伙经营的是勤丰农场而不是合伙承包经营涉案土地，但石学勤在（2012)沁民初字第299号民事判决中作为原告诉称：其取得土地使用权后，交由王春菊经营管理，双方口头协议石学勤以土地经营权无形资产作为合伙出资，王春菊以管理、经营及经营期间的生产费用作为合伙出资；且从石学勤与王春菊签订的《退伙协议书》及《补偿调解协议书》内容来看，二人均认可双方于1999年合伙承包经营涉案土地并以石学勤名义办理登记的事实。张红丽并非合伙协议当事人，故合伙经营的标的应当以合伙协议当事人的陈述为准，张红丽该主张没有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石学勤与王春菊之间成立个人合伙，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作为石学勤投入的合伙财产，属于合伙人共有，合伙人均有权管理和使用，在处分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时，应当经全体共有人同意。从石学勤与张红丽于2012年12月14日签订的《土地使用经营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第四条的内容及石学勤、张红丽对上述条款的含义的陈述来看，二人在签订协议时，对石学勤与王春菊因合伙承包经营涉案土地产生纠纷正在诉讼，案件尚未审结均是明知的。在本院就石学勤与王春菊之间的纠纷作出终审判决，认定石学勤与王春菊的合伙协议有效的情况下，石学勤仍于2013年12月6日、11月再次与张红丽签订《土地使用经营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石学勤与张红丽在未征得王春菊同意的情况下恶意串通，签订上述协议并处分了石学勤与王春菊合伙经营的共有财产，损害了王春菊的合法权益，一审判决认定上述协议无效正确，应予维持。石学勤与张红丽之间因协议无效产生的纠纷，二人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另案处理。
关于争议焦点二。王春菊请求本院确认其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但因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现登记在石学勤名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百二十七条第二款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流转后，由当事人向政府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登记，对其承包经营权予以确认。王春菊与石学勤签订的《退伙协议》约定石学勤退出涉案土地的经营，由王春菊独自经营，石学勤有义务协助王春菊办理权利凭证的变更手续，该协议内容系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流转的约定，协议当事人石学勤、王春菊可依据该协议及相关规定向政府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登记，对其承包经营权予以确认，石学勤拒不履行协议义务的，可另案处理。
综上，上诉人王春菊、张红丽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作出（2016）晋0521民初975号民事判决及（2017）晋0521民初650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均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l00元，由上诉人王春菊负担50元，由上诉人张红丽负担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马晋
审判员程浩
审判员崔胜利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牛彦坤
书记员徐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