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2民终31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关士荣，女，1967年8月7日出生。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金才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西路**号6-F-1101。负责人：郭陆炎，主任。上诉人关士荣与上诉人北京市金才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才律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6民初168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关士荣和上诉人金才律所的负责人郭陆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关士荣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金才律所赔偿关士荣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共计6277元。事实与理由：关士荣提出的诉讼请求包括要求金才律所赔偿因本案发生的差旅费共计7277元，一审法院支持了其中1000元差旅费。在二审诉讼中，关士荣提交了因本案一审诉讼往返北京的火车票、汽车票、住宿费票据以及收入证明等。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关士荣的诉讼请求。另外，一审法院决定案件受理费25元中的13元由关士荣负担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金才律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关士荣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如下：一、金才律所与关士荣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关士荣主张于2016年6月1日与金才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但早在该协议签订之前，金才律所主任郭陆炎已于2015年12月29日将律所转让给马延军律师。马延军指派崔永刚为其代理人负责处理转让事宜，郭陆炎与崔永刚于2015年12月31日进行了金才律所证照、印章的交接。但交接后马延军未完成金才律所合伙人变更登记，故马延军无权开展业务。上述事实有《转让协议书》、《补充协议》、金才律所物品交接清单、郭陆炎与马延军的微信记录、郭陆炎与崔永刚的微信记录、北京市司法局做出的京司罚决[2017]1号北京市司法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哈尔滨市公安局道外分局出具的情况介绍为证。其中，哈尔滨市公安局道外分局于2016年12月29日出具的情况介绍载明：在侦办宋立辉、宋立国在哈尔滨、北京两地冒用北京市金才律师事务所的名义诈骗案的过程中，通过对案涉人员崔永刚的讯问，了解到金才律所在2015年底转让给马延军时，马延军指派崔永刚代收代管律所证照、印章，此后崔永刚擅自将律所证照、印章转让。另外，崔永刚在与郭陆炎微信聊天中承认其利用受托之机私自将证照、印章交给犯罪嫌疑人。以上证据均证明了金才律所证照、印章被盗用的事实。因此，关士荣系与犯罪嫌疑人签订涉案《委托代理协议》，金才律所与关士荣未形成委托合同关系。二、金才律所依法不应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本案中，马延军、崔永刚利用保管金才律所证照、印章之机，超越权限以金才律所名义与关士荣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对金才律所不发生效力，金才律所不应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马延军、崔永刚在未完成金才律所合伙人变更登记的情况下，崔永刚利用受马延军委托代管金才律所印章之机勾结犯罪嫌疑人，致使犯罪嫌疑人冒用金才律所名义，骗取关士荣财产归个人所有。因此，依照前述法律规定，金才律所对关士荣主张的损失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综上，金才律所不应承担犯罪嫌疑人盗用其证照、印章等行为所产生的民事法律责任，应直接由犯罪嫌疑人向关士荣进行赔偿。关士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金才律所向关士荣返还代理费5000元、差旅费727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1日，关士荣与金才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金才律所接受关士荣的委托，指派办案人员作为代理人，代为办理诉讼案件相关事宜。同日，关士荣向金才律所支付代理费用5000元、差旅费1000元，金才律所出具了相应收据。上述合同签订后，金才律所未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另查，金才律所的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均未在北京市司法局备案，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亦未查到金才律所相关印章的备案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关士荣与金才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义务。金才律所关于关士荣提交的《委托代理协议》所盖合同专用章及收据所盖财务专用章均为虚假印章的辩称，既未向一审法院提交有效证据加以证明，经该院释明亦未申请进行司法鉴定，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一审法院对该答辩意见不予采信。关士荣支付了代理费，金才律所应依约履行代理义务，其未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系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关士荣要求金才律所返还代理费、差旅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但关士荣关于差旅费的具体数额计算有误，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予以确定。金才律所关于“经营场所”、“合同样本”、“律所转让”等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北京市金才律师事务所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关士荣6000元；二、驳回关士荣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分别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关士荣提交了以下证据：1.鸡西往返北京的火车票、长途汽车票，金额合计920.5元；2.北京、哈尔滨的住宿费收据，其中哈尔滨住宿系因从北京回鸡西途中在哈尔滨转车；3.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有限公司的定额发票联，金额合计280元；4.鸡西市兴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关士荣每月工资3000元；5.快递寄件联。本院认证如下：首先，证据2哈尔滨住宿费收据上的金额大小写不一致，故以大写金额为准，即哈尔滨住宿费为100元。其次，证据5快递寄件联中的收件人为“朱律师”，且“内件品名”一栏未填写，故本院对该快递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确认。最后，本院对上述证据1-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能否证明关士荣主张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损失，将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论述。金才律所提交了以下证据：1.北京市司法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哈尔滨市公安局道外分局刑侦二大队分别于2016年12月29日、2017年2月6日出具的情况介绍；3.哈尔滨市公安局道外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发还物品、文件清单。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关士荣于2016年8月8日向一审法院递交起诉状、于2016年11月22日参加一审开庭。关士荣主张的交通费如下：第一次从鸡西往返北京的时间为2016年7月25日、2016年8月8日，第二次从鸡西往返北京的时间为2016年11月16日、2016年11月23日，两次往返支出交通费共计920.5元；另外，关士荣主张其在北京市内支出交通费共计280元。关士荣主张的住宿费如下：第一次在北京住宿12天，每天房费150元；第二次在北京住宿7天，每天房费130元；关士荣于2016年11月24日在哈尔滨住宿的费用为100元。关士荣主张误工费按照每天100元计算，其提交了鸡西市兴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22日出具的证明，载明：关士荣在该公司担任副经理，工资每月3000元。北京市司法局于2017年1月22日作出京司罚决[2017]1号北京市司法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如下：金才律所不按规定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长期不召开合伙人会议，日常管理松懈、混乱；2015年12月29日，金才律所负责人郭陆炎与他人签订《转让协议书》，约定以人民币20万元将该所“转让”；2015年12月31日，郭陆炎将金才律所的执业许可证、税务登记证以及公章、合同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等交付给“受让”方代表崔永刚（非律师）；金才律所在执业过程中，对本所律师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致使律所无法正常运转；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八项和司法部《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三十条第一项规定的应予处罚的情形；依据司法部《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规定，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应予从重处罚；经北京市司法局2017年1月22日局长办公会集体研究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给予北京市金才律师事务所吊销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的行政处罚。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根据已查明的事实，金才律所负责人郭陆炎在“转让”该律所过程中，将金才律所的执业许可证、公章等交与案外人，导致案外人利用持有金才律所证照及印章的便利条件与关士荣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关士荣基于对案外人持有金才律所公章的合理信赖，有理由相信其系与金才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因此，金才律所应对案外人以金才律所名义对外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相应责任。其次，金才律所主张案外人擅自使用其公章对外签订合同涉嫌刑事犯罪，应直接由犯罪嫌疑人向关士荣进行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北京市司法局对金才律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关士荣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与金才律所的“转让”行为及证照、印章保管不善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且金才律所具有明显过错，依法应当对关士荣遭受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故本院对金才律所的上诉意见不予采纳。金才律所在向关士荣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依法再向相关责任人进行追偿。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因金才律所既未依约履行合同义务，也未及时退还代理费，导致关士荣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因关士荣家住黑龙江省鸡西市，两次前往北京分别进行立案和参加开庭，从而产生了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费。因此，关士荣有权要求金才律所赔偿上述费用。根据关士荣在二审诉讼中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关士荣主张的以下费用属于合理且必要的支出：1.鸡西往返北京的交通费共计920.5元；2.因途中转车在哈尔滨的住宿费100元；3.停留北京的交通费和住宿费均按照2天计算，两次在北京的住宿费共计560元（第一次每天房费150元×2天、第二次每天房费130元×2天），两次在北京市内的交通费按照每天20元标准计算共计80元（每天20元×2天×2次）；4.两次前往北京的误工时间均酌定为6天，按照每天100元标准计算共计1200元（每天100元×6天×2次）。以上费用合计2860.5元。因此，金才律所除应向关士荣退还收取的代理费、差旅费以外，还应向关士荣赔偿损失2860.5元，对于关士荣主张的其余损失费用本院不予支持。最后，《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因本案支持了关士荣的部分诉讼请求，故本院依法有权决定关士荣负担部分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综上所述，因关士荣在二审诉讼中提交了有关证据，故对其上诉请求予以部分支持；金才律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以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6民初1681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6民初1681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北京市金才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关士荣赔偿损失2860.5元；四、驳回关士荣的其他上诉请求；五、驳回北京市金才律师事务所的上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元，由关士荣负担6元（已交纳）、由北京市金才律师事务所负担1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分别由北京市金才律师事务所负担50元（已交纳）、由关士荣负担12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菁审判员  罗珊审判员  李丽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