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鄂江汉行初字第00160号
原告袁传忠，男，1957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江汉区，现住址武汉市江汉区。
委托代理人周新宝，男，1941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武昌区，现住址武汉市武昌区。
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发展大道199号。
法定代表人黄晓屏，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映竹，女，1973年10月7日出生，汉族，系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董俊杰，男，1962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系该局工作人员。
原告袁传忠（以下简称“原告”）不服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以下简称“被告”）治安管理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7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本案的审理须以相关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相关案件尚未审结，故本院于同月31日裁定中止诉讼，同年12月2日本案恢复审理。本院于同年12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周新宝，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陈映竹、董俊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于2015年4月5日作出的汉公（常）行决字（2015）114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2013年11月至2014年11月之间，袁传忠私自到北京在中南海、天安门等地多次进行非正常上访，在信访和公安部门多次对其训诫的情况下，又于2014年11月5日至7日到中南海进行非正常上访，后于2014年11月8日被带回进行调查，后被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2015年3月，袁传忠再次私自到北京进行非正常上访，到京后第二天到国家信访局上访，被告知以前登记过不予接待；4月4日其又到长安大街中南海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民警查获。于2015年4月5日被带回武汉市进行调查。上述事实有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书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现决定对袁传忠治安处罚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伍佰元。执行方式和期限：本决定书送达后，由本机关将被处罚人送交江汉区拘留所执行拘留。限被处罚人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中国工商银行江汉支行银行交纳罚款。
为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和规范性文件依据：
一、证据材料：1、《行政案件结案综合报告》；2、汉公（常）行受字（2015）1551号《受案登记表》；3、汉公（常）行决字（2015）114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4、《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及《呈请行政处罚报告书》；5、《送达回执》；6、《武汉市江汉区拘留所执行回执》；7、《行政处罚告知笔录》；8、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常青街派出所出具的《到案经过》；9、对原告的《询问笔录》2份；10、武汉市江汉区驻京群众工作组出具的《情况说明》；11、《检查笔录》；12、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常青街派出所查询的原告身份信息；13、汉公（常）行决字（2014）36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14、汉公（常）行拘通字（2015）870号《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15、武汉市江汉区信访局出具的《接访工作情况说明》；16、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对原告的《训诫书》1份；17、武汉市江汉区常青街邬家墩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18、《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以上证据共同证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
二、规范性文件依据：1、职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第七条、第十条；公安部令125号《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的规定。2、其他规范性文件依据：国务院令第431号《信访条例》第十六条、第十八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公安部公通字（2013）25号《关于公安机关处置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第一条第一款；武公（2014）63号《关于依法处置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第二条的规定。
原告诉称：2005年，原告经民主选举当选为武汉市航侧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航侧公司”）董事会董事，分管经济工作。2008年1月，原告被违法剥夺董事资格和代表公司股东分管经济工作的权利。原告逐级向上级反映、直至国家信访局等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不进行纠正。2015年4月4日，原告再次进京上访，路过长安大街，被民警拦住查询收容登记，被用公交车送至马家楼救济中心。21时许，驻京办工作人员将原告接出，交给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用北京牌号Q-
DX287面包车押送回汉。4月5日，常青街派出所在北京公安没有移交给被告的情况下，非法对原告制作询问笔录，于21时许宣布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十天，并罚款伍佰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被告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违法，理由如下：一、被诉行政处罚超越、滥用法定职责，执法违法。1、被告不是北京地区行政区域内的公安机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的法律规定。2、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称“被北京公安局民警查获”。“查获”不是行政案件，被告作出行政处罚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二款“移交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的行政案件，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在移交前应当及时收集证据，并配合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的规定。二、被诉行政处罚无事实根据，适用法律法规错误。1、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称“于2015年4月5日被带回武汉市进行调查”。原告在北京上访，带回武汉市调查，证明北京公安机关没有向居住地被告移交，也没有在移交前完成应当及时收集证据，开展调查取证的工作。2、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所称“训诫书”应该是被训诫人持有。被告持有则其来源不合法。“查获”是“训诫书”的根据，“训诫书”不是行政处罚的证据。被诉行政处罚没有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的事实，是对原告人格的尊严、履行共产党员权利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维权行为的打击迫害。综上，被告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条、第三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作出对原告行政处罚没有事实根据，适用法律错误，超越、滥用法定职责，程序违法，故原告诉请法院依法判决：1、撤销被告作出的汉公（常）行决字（2015）第1147号《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赔偿造成伤害的损失费人民币壹万元、加倍返还“扰乱公共秩序”罚款费；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明其诉讼请求：1、汉公（常）行决字（2015）第1147号《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湖北省罚没收入票据》；3、国内挂号信函收据9份。
被告书面答辩称：原告因不满航侧公司免去其董事职务，于2012年开始多次到武汉市江汉区信访局信访。后又于2013年9月4日至2014年11月期间多次到北京中南海地区进行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派出所先后给予23次书面训诫。鉴于原告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扰乱该地区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我局于2014年11月8日依法对其作出汉公（常）决字（2014）3609号《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其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原告不服该处罚决定，于2015年1月向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行政处罚。2015年2月10日，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鄂江汉行字第00022号行政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于2015年4月4日再次到北京中南海地区进行非正常上访时，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查获，给予书面训诫。北京市公安机关将原告移交市驻京群众工作办公室，同时一并移交证明其违法事实的《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书》1份。我区信访局驻京办事处工作人员将原告接回后，交原告的实际居住地我局常青街派出所依法处理。我局经调查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量罚适度。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依法调取（2015）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296号《行政判决书》，以证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了本院作出的（2015）鄂江汉行初字第00022号行政判决。
综合原告、被告的质证意见及当庭陈述，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规范性文件依据、本院调取的证据作如下确认：一、被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所属常青街派出所接受治安管理案件移送后，对原告的违法行为予以立案，在展开调查后收集了相关证据及被告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二、被告提交的法律法规均为有效依据。三、原告提交的证据1、2能够证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及其已经交纳罚款的事实。原告提交的证据3不能证明原告多次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上访合法。四、各方当事人对（2015）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296号《行政判决书》无异议，该证据能够证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了本院作出的（2015）鄂江汉行初字第00022号行政判决。
经审理查明：2015年4月4日，武汉市江汉区驻京群工组接武汉市驻京办的通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查获武汉市江汉区下牯牛洲四村102号居民袁传忠（本案原告）在北京市中南海地区进行非正常上访，对原告进行书面训诫后将送其至国家信访局分流中心，要求江汉区驻京群工组接回武汉市并依法予以处理。同月5日，武汉市江汉区驻京群工组将原告送回武汉市，并将原告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扰乱该地区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移交被告所属常青街派出所调查处理。同日，常青街派出所依法予以受理，向原告告知其在行政案件中的权利和义务，对原告予以传唤并进行了询问。原告自认：因不满航侧公司内部人事安排，于同月4日到北京天安门附近进行上访；原告曾多次到北京上访。常青街派出所展开调查，收集了对原告违法行为作出处理的汉公（常）行决字（2014）36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书》及相关证据，并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告知了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原告依法享有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同日，被告作出并向原告送达汉公（常）行决字（2015）114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治安处罚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伍佰元。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2014年11月8日，被告作出并向原告送达汉公（常）行决字（2014）36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2013年11月至2014年11月之间，原告私自到北京在中南海、天安门等地多次进行非正常上访为由，决定对原告治安处罚行政拘留十日。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2015年2月10日，本院作出（2015）鄂江汉行初字第00022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该判决，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2015年7月20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296号行政判决，维持了本院作出的（2015）鄂江汉行初字第00022号行政判决。
本院认为：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被告负责本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职权。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是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罚正确，程序合法。1、被告的证据9对原告的《询问笔录》和证据17武汉市江汉区常青街邬家墩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能够证明原告的居住地为武汉市江汉区下牯牛洲四村102号，属于被告所属常青街派出所治安管辖范围。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的规定，被告所属常青街派出所对移交的原告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的违法行为作为治安案件予以受理，具有本案的行政管辖权。2、在治安管理行政处罚程序中，被告所属常青街派出所依法告知了原告在行政案件中的权利和义务，依法对原告进行了询问，调查收集了原告在北京市中南海、天安门周边非正常上访时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区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被被告行政处罚的证据材料，在被诉行政处罚作出之前告知了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原告所享有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被告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在信访过程中违反《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的规定，多次实施了在北京市中南海、天安门周边非正常上访的行为。根据《信访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二款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被告认定原告上述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构成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且情节较重，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罚程序并无不当。3、被告认定原告的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扰乱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规定而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但被诉汉公（常）行决字（2015）114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却载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引用法律款项不规范，属行政行为的瑕疵，应予纠正。综上，本院对原告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袁传忠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50元、其他诉讼费用人民币40元，合计人民币90元由原告袁传忠负担（原告已预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夏 俊
人民陪审员 方 毅
人民陪审员 熊昌全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曹 馨
速 录 员 徐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