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岱山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舟岱行初字第10号
原告林炳君。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郑雄，舟山市秉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岱山县海洋与渔业局，住所地岱山县高亭镇追鱼路2号。
法定代表人唐松标，局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虞宏权，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王永国，浙江蓬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祝蕾。
第三人赫子民。
原告林炳君诉被告岱山县海洋�渔业局渔业行政强制一案，本院于2015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因祝蕾、赫子民与本案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二人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于同年2月13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炳君、被告委托代理人虞宏权、王永国、第三人祝蕾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赫子民经依法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后于同年2月28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炳君及委托代理人郑雄、被告委托代理人虞宏权、王永国、第三人祝蕾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赫子民经依法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8月2日，被告岱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在岱山县长涂港对原告林炳君所有的普渔5689号渔船进行扣押。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2014年8月2日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证明涉案渔�船头二侧没有书写船名号及船籍港；
2、浙江省渔政管理暂扣实物（证书）凭证，证明被告依法暂扣原告的相关船舶证书；
3、渔船照片及东极镇人民政府、东极镇东极村庙子湖经济合作社出具的证明，证明涉案渔船船头二侧没有书写船名号及船籍港；
4、原告渔船持有的小型渔业船舶登记证书、海洋捕捞许可证、渔业捕捞许可证年审登记，证明原告渔船没有农业部颁发的合法有效的证书；
5、国家统一制作的海洋捕捞许可证样式，证明国家统一有效的许可证样式；
6、2014年8月4日询问笔录，证明执法人员对船员祝蕾的询问情况，原告渔船系“三无”船舶；
7、2014年9月28日被告发送给原告的通知书，证明被告已将原告渔船系“三无”船舶、应予以拆解的情况通知原告，并要求原告主动办理相关拆解手续，否则将会按照渔业法规作出没收处理等法律后果；
8、“三无”捕捞渔船拆解申请表，证明原告已于2014年11月26日主动将涉案渔船上交给政府部门，同意统一拆解；
9、渔业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证明2014年8月2日被告执法大队检查发现无船名号船，进行立案调查；
10、2014年9月28日通知书邮寄送达证明，证明通知书邮寄送达给原告；
11、渔业行政处罚案件移送函，证明被告已将涉案渔船移送普陀区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
被告向本院提供规范性文件有：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以下简称《渔业法》）第二十三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八条；
2、《国务院对清理、取缔“三无”船舶通告的批复》；
3、《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四十一条；
4、《浙江省渔业管理条例》第十七条；
5、《浙江省渔港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
6、《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港航监督行政处罚规定》第十六条；
7、《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修复振兴浙江渔场的若干意见》（即浙委发（2014）19号文件）。
原告诉称：2014年7月25日，原告所有的普渔5689号渔船在普陀区东极进行油漆和船体维护，因整体刷油漆刷盖了渔船的船名和船号。2014年第12号台风“娜基莉”于7月30日到达，因东极无法避风，距沈家门有4个多小时路程，距长涂只要2个小时，故原告将维修到半拉子的渔船驶到长涂避风。7月31日，原告渔船被被告拖走。8月2日，原告前去交涉，被告知渔船因船体未标识船名号被查处扣押。8月4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暂扣小型渔业船舶登记证书壹本”的暂扣凭证。原告多次交涉说明不该扣船，但被告始终未同意，致使原告无法捕鱼生产，造成损失惨重。原告认为，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严重侵害了其合法权益，故请求法院确认被告扣押原告渔船的行为违法。
原告�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浙江省渔政管理暂扣实物（证书）凭证，证明被告扣押船舶证书的情况；
2、原告渔船持有的小型渔业船舶登记证书、海洋捕捞许可证、渔业捕捞许可证年审登记，证明原告渔船系有证船舶，不是“三无”船舶；
3、普陀区海洋与渔业局出具的关于要求对普渔5705、普渔5689号二艘渔船妥善处置函，证明该船的归属地，且是有证书的。
被告辩称：一、原告渔船系“三无”船舶。根据被告执法人员现场勘验，涉案渔船船头二侧没有书写船名号，该船与原告提供的“普渔5689”小型渔业船舶登记证上记载信息不符，原告持有的相关证书与国家农业部统一制定的样式不符，系“三无”船舶，根据《渔业法》、浙委发（2014）19号文件等规定，应予以取缔、拆解。二、被告执法行为充分考虑了原告的实际利益，始终体现了柔性执法的理念，不存在任何违法。被告在查扣原告渔船后，认为该船涉嫌“三无”船舶，依法应予以查扣。因有关政策规定“三无”船舶在规定期限内主动上交登记的，船主可在转产就业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故被告未当场作出行政强制决定书，而是将船拖至政府指定的“三无”船舶拆解点，以便原告能获得补助。三、原告已于2014年11月26日自愿将渔船上交政府部门拆解，同年11月28日，被告将该船移交普陀区海洋与渔业局，原告也获得相关补助。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祝蕾在庭审中陈述意见：其系普渔5689号渔船船员，与原告、第三人赫子民拼股从事渔业生产，其与原告意见一致。
第三人祝蕾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第三人赫子民未向本院陈述意见及提供证据。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对本案证据进行了质证。
原告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2、3、5、8、10、11，原告无异议；证据1，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现场笔录内容不详细，对船舶系因维修才未刷船名号的情况未予反映，笔录地点和第三人祝蕾签字时间均与实际不符；证据4，原告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该船证书虽与国家统一的证书样式不符，但系普陀区海洋与渔业局颁发，属于有证船舶；证据6，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该笔录未涉及船舶证书的相关情况，无法说明涉案船舶系“三无”船舶；证据7，原告对关联性有异议；证据9，原告对立案时间有异议，提出被告实施扣船时间系7月31日，非8月2日。
第三人祝蕾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原告一致。
被告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被告无异议；证据2，被告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该些证书和农业部制定的证书样式不一致；证据3，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该�未涉及原告渔船证书情况。
第三人祝蕾对原告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证：
一、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证据2、3、5、8、10、11，原告、第三人祝蕾无异议，且符合有效证据的条件，予以采信；证据1，针对原告提出的异议，庭审中被告无法予以明确，故本院向当时两位现场执法人员核实，执法人员承认因8月2日扣船时船上无人，该份笔录系8月4日事后在局里补作。本院认为，根据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要求，现场笔录应当场制作，并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不到场的，应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本案执法人员在扣船时当事人未到场，也未邀请见证人到场，未当场制作现场笔录，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以下简称《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据4，该份证据可证明该船证书确与国家统一的证书样式不符，被告证明内容成立，予以采信；证据6，该笔录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予以采信；证据7，该证据与本案有关联，原告异议不成立，予以采信；证据9，因原告在证据6询问笔录中已承认系8月2日被扣押，原告未提供渔船系7月31日被扣押的有关证据，根据现有的证据，原告该异议不成立，故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二、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据1、2，即被告提供的证据2、4，被告证据部分已做认证，故不再阐述；证据3，该函上有普陀区海洋与渔业局的盖章，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函未涉及原告证书事宜。
经审理查明，原告林炳君系普渔5689号渔船船主及船长，第三人祝蕾、赫子民系该船船员，三人拼股从事渔业生产，每人各占三分之一船股。该船持有普陀区海洋与渔业局颁发的小型渔业船舶证书一套（�称“三合一”证书），内含小型渔业船舶登记证书、海洋捕捞许可证、渔业捕捞许可证年审登记，其海洋捕捞许可证与农业部制定的样式不符。2014年8月2日，被告岱山县海洋与渔业局下属的中国渔政33021号船在岱山县长涂港发现原告渔船未标识船名号，当时船上无人，被告执法人员登船检查后发现船上装载延绳钓工具，认为该船涉嫌未依法取得捕捞许可证擅自进行捕捞，故扣押了该艘渔船，当时无见证人在场。同年8月4日，被告对原告作了询问笔录，并补作了现场检查笔录，向原告出具了浙江省渔政管理暂扣实物（证书）凭证，载明“暂扣小型渔业船舶登记证书壹本”。同年9月28日，被告向原告邮寄通知书，告知其渔船证书与农业部统一印制证书不符，属涉渔“三无”船舶，通知其前来办理相关手续，准予其自行拆解。同年11月26日，原告在普陀区“三无”捕捞渔船拆解申请表上签字，同意将渔船交由政府统一拆解。同年11月28日，被告将案件移送普陀区海洋与渔业局处理。事后，该船被拆解完毕，原告获得相关经济补偿。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2014年7月18日，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下发《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修复振兴浙江渔场的若干意见》，从2014年开始，用3年左右时间，在沿海组织开展以严厉打击涉渔“三无”船舶及其他各类非法行为、整治“船证不符”捕捞渔船和渔运船、整治禁用渔具、整治海洋环境污染等为主要内容的“一打三整治”专项执法行动。
本院认为，被告岱山县海洋与渔业局作为本行政区域内的海洋渔业主管部门，依法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渔业工作。《渔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国家对捕捞业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第三条及第四十一条�一款规定，国家对捕捞业实行船网工具控制指标管理，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和捕捞限额制度，《渔业捕捞许可证》由农业部规定样式并统一印制，而本案中原告渔船所持有的《海洋捕捞许可证》与农业部规定样式不符，属未依法取得捕捞许可证进行捕捞，事实清楚。《渔业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未依法取得捕捞许可证擅自进行捕捞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没收渔具和渔船”，第四十八条规定“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决定。但是，本法已对处罚机关作出规定的除外。在海上执法时，对违反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或者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进行捕捞，以及未取得捕捞许可证进行捕捞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是当场不能按照法定程序作出和执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先暂时扣押捕捞许可证、渔具或者渔船，回港后依法作出和执行行政处罚决定”，故被告依法享有对原告渔船进行扣押、查处的职权。但是，被告的执法程序存在严重问题。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扣押系法定的行政强制措施种类之一，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行为必须依照该法规定的法定程序进行。本案中，被告在扣押涉案渔船时没有履行通知当事人到场、告知救济途径、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等程序，现场笔录未在当场制作，也未作出扣押决定书，出具给当事人的暂扣凭证上载明的仅是暂扣证书未包括渔船，违反了《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第二十四条的有关规定，属程序严重违法。《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扣押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而�案中被告扣押期限已超过上述规定。
综上，本案中被告作出的强制扣船行为程序严重违法，因涉案渔船事后原告已同意交由政府部门处置并拆解完毕，本案不具备可撤销内容。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岱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强制扣押普渔5689号渔船的行为违法。
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岱山县海洋与渔业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时，应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至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舟山市农行南珍支行；户名：浙江省省级财政专户结算分户；帐号：19×××06。汇款时应同时注明一审案件案号）。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7日内仍不预交并且未在上诉时依法申请司法救助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郑力奋
代理审判员 余金津
人民陪审员 虞惠儿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代书 记员 朱哲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