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206民初1639号
原告：宁波乐达燃料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677656124G）。住所地：浙江省宁波保税区兴业三路*号***室。
法定代表人：王雷，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原告：宁波广龙航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671223707M）。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碶街道宁穿路**号*楼。
法定代表人：沃国平，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上述两原告委托代理人：施周，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原告委托代理人：胡松松，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国源海运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69137578-3）。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街道中河路**号*******室。
法定代表人：王会军，该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被告：宁波大唐海运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76452326-6）。住所地：浙江省象山县定塘镇宁波站村。
法定代表人：王成利，该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被告：宁波银星海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2572639132X0）。住所地：浙江省象山县丹城新华路***号*楼。
法定代表人：吴永飞，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沈克，上海司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石剑平，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成利（公民身份号码：3302251965********），男，1965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象山县。
被告：吴永飞（公民身份号码：3302251961********），男，1961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象山县。
被告浙江国源海运有限公司、宁波大唐海运有限公司、王成利、吴永飞委托代理人：沈克，上海司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国源海运有限公司、宁波大唐海运有限公司、王成利、吴永飞委托代理人：杨旭峰，上海司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宁波乐达燃料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达公司）、宁波广龙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龙公司）与被告浙江国源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源公司）、宁波大唐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公司）、宁波银星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星公司）、王成利、吴永飞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被告大唐公司于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裁定予以驳回后，被告大唐公司就该裁定提起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9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于2016年8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乐达公司、广龙公司委托代理人施周、胡松松，被告国源公司、大唐公司、银星公司、王成利、吴永飞委托代理人沈克到庭参加诉讼。经原告申请，本院作出财产保全裁定，该裁定已执行。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乐达公司、广龙公司起诉称：被告国源公司原向案外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借款2100万元，并以其所有的“新开源1”轮提供抵押担保。原告乐达公司原向浦发银行借款2900万元，被告国源公司以其所有的“新开源2”轮提供抵押担保，该笔借款中1900万元的实际借款人为被告国源公司。因此，上述债务事实上1000万元为原告乐达公司的借款，4000万元为被告国源公司的借款。后因各债务人无法归还到期款项，浦发银行诉至宁波海事法院，后调解结案。因各债务人未履行调解书的内容，浦发银行向法院申请执行拍卖“新开源1”、“新开源2”两艘船舶。被告大唐公司与被告国源公司为关联企业，两者受控于同一实际控制人王成利。原告广龙公司与原告乐达公司也为关联企业，两者受控于同一实际控制人沃国平。为解决上述债务，被告国源公司、大唐公司邀请原告乐达公司的关联方原告广龙公司出面为其托盘，经原告乐达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沃国平同意，原告广龙公司以5000万元价格竞得上述两艘船舶，但该5000万元仅为托盘价，拍卖时两艘船舶的实际价值仅为2500万元。
原告广龙公司托盘竞得上述两艘船舶后，更名为“广龙1”、“广龙2”轮。2014年1月27日，被告大唐公司出具了一份《担保函》，确认被告国源公司原4000万元的还款义务由被告大唐公司自愿承担。被告大唐公司以支付船舶租赁费的方式支付4000万元对应的利息。被告银星公司、王成利、吴永飞承诺对上述4000万元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现两原告要求被告国源公司、大唐公司立即归还所欠款项，并要求被告银星公司、王成利、吴永飞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诉请判令：1.被告国源公司、大唐公司共同偿还两原告借款4000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自2013年11月18日暂算至2016年2月20日为720万元，以后利息损失按每季度80万元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被告银星公司、王成利、吴永飞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五被告负担。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本院释明，如本院认定两原告主张的借款和以租金为标准主张的利息损失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时，两原告自愿将第一项诉讼请求调整为：被告国源公司、大唐公司共同偿还两原告借款4000万元，并支付该笔贷款自2013年11月2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其已付和应付的银行实际贷款利息。
被告国源公司答辩称：1.被告国源公司此前用两艘自有船舶，向浦发银行办理抵押贷款，帮助自己公司借款2100万元，同时帮助原告乐达公司借款2900万元，其中原告乐达公司实际使用了1000万元，其余4000万元确实是被告国源公司使用。2013年6月，为向浦发银行还款，被告国源公司将两艘船舶拍卖，当时原告广龙公司出资5000万元购买了该两艘船舶，并用该笔资金还清银行贷款。当时两原告和被告国源公司协商确定两船舶实际折价2500万元，并过户给原告广龙公司，因此被告国源公司实际借款4000万元中，仅剩余1500万元未归还。原告广龙公司购买船舶多付的2500万元，其中1000万元是原告乐达公司用来归还银行贷款的，因此原告广龙公司至多只能向被告国源公司索赔1500万元；2.两原告与各被告从未约定过利息，故无权就利息提出主张，即使被告国源公司应当支付利息，但原告广龙公司以与被告大唐公司签订光船租赁合同的方式，认可和接受了有关利息债权债务关系的转移和变更，即利息的债务人从被告国源公司变更为被告大唐公司，利息支付关系变更为租金支付关系，对此两原告自愿接受，故如两原告对被告大唐公司支付租金金额有异议，应另案向宁波海事法院起诉被告大唐公司；3.两原告从未要求被告国源公司就欠款和利息提供担保，《担保函》是两原告要求被告大唐公司就被告大唐公司所承诺的义务提供的担保，因此，被告银星公司等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和被告国源公司的欠款、欠息均无关；4.《担保函》所提及的被告大唐公司实际获得并使用银行借款4000万元一事未能实现，因此被告国源公司、大唐公司不应承担还款责任，被告银星公司等担保人也不应承担担保责任；5.被告国源公司剩余欠款1500万元发生于2013年，船舶过户、原告广龙公司和被告大唐公司签订光船租赁合同均在2013年11月，被告大唐公司在《担保函》上盖章是2014年1月，即使最晚从2014年1月起算，两原告的主张也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
被告大唐公司答辩称：1.被告国源公司共使用银行贷款4000万元，原告广龙公司竞拍船舶帮助被告国源公司向银行还贷，船舶以2500万元的价值转让给原告广龙公司后，被告国源公司还欠其1500万元，该债务与被告大唐公司无关；2.被告大唐公司在《担保函》中承诺，代替原告承担向银行还款的义务，是指新的银行借款，和被告国源公司原先的银行借款是两回事；3.《担保函》是由被告大唐公司单独与原告协商起草的，也是单独由被告大唐公司出面联系被告银星公司作为担保人，因此，被告银星公司只是被请求为被告大唐公司的合同义务提供担保，其担保责任和被告国源公司的遗留债务没有任何关系；4.被告银星公司签署《担保函》，仅是针对部分新借款可能由原告转给被告大唐公司使用而提供担保，但事实上，被告大唐公司未从两原告处取得任何借款使用权；5.如依原告的主张，把被告大唐公司的承诺义务和被告国源公司的旧债务混为一谈，被告大唐公司就变为被告国源公司旧债务的担保人，由于《担保函》中记载的还款承诺明确以银行新的借款为依据，而新借款到期日为2014年11月，则两原告起诉时已超过6个月的法定保证期间；6.被告大唐公司因通过光船租赁方式取得两艘船舶的经营权，自愿包揽原先被告国源公司遗留的全部利息支付责任，而原告广龙公司通过签署光船租赁合同，接受了债务转移，因此两原告无权在本案中向被告大唐公司或国源公司主张利息，只能就光船租赁合同向海事法院另案起诉；7.被告大唐公司已陆续向原告支付了光船租金3464703.60元，即使原告主张的利息能够得到支持，也应当抵扣该部分已付利息。
被告银星公司答辩称：1.被告国源公司之前共使用银行贷款4000万元，原告广龙公司竞拍船舶帮助被告国源公司向银行还贷，船舶以2500万元的价值转让给原告广龙公司后，被告国源公司还欠其1500万元，该债务与被告大唐公司无关，而被告银星公司仅是为被告大唐公司向原告提供担保，并没有为被告国源公司提供担保；2.被告银星公司只是对《担保函》签署时已成立的一年期的新的借款合同提供担保，原告未在新借款到期后6个月内向被告银星公司提出主张，其担保责任已免除；3.因《担保函》中未提及2100万元贷款，且当时被告大唐公司和两原告协商时明确，延续之前老的借款模式，由被告大唐公司或国源公司出面向银行借款2100万元，原告乐达公司或广龙公司出面向银行借款2900万元，因此新贷款中至少2100万元不是原告向银行借款，被告银星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而且两原告借款2900万元中只有最多1900万元是被告大唐公司使用，所以被告银星公司即使要承担担保责任，最高限额也不超过1900万元；4.被告大唐公司因通过光船租赁方式取得两艘船舶的经营权，自愿包揽原先被告国源公司遗留的全部利息支付责任，而原告广龙公司通过签署光船租赁合同，接受了债务转移，因此两原告无权在本案中向被告大唐公司或国源公司主张利息，只能就光船租赁合同向海事法院另案起诉。
被告王成利、吴永飞答辩称：除与被告银星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外，其在《担保函》中均是作为各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名，并非个人担保。
经开庭审理，以下事实原、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原告乐达公司与原告广龙公司为关联企业，两者受控于同一实际控制人沃国平。被告国源公司、大唐公司、王成利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被告国源公司、大唐公司为关联企业，两者受控于同一实际控制人王成利。
2013年6月13日，宁波海事法院出具（2013）甬海法商初字第375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浦发银行与被告国源公司等达成的调解协议：被告国源公司于2013年6月20日之前归还浦发银行借款本金2100万元、利息301350元及逾期利息；确认浦发银行就上述债权在2100万元范围内对被告国源公司所有的“新开源1”轮享有船舶抵押权。同日，宁波海事法院出具（2013）甬海法商初字第376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浦发银行与原告乐达公司等达成的调解协议：原告乐达公司于2013年6月20日之前归还浦发银行借款本金2900万元、利息416150元及逾期利息；确认浦发银行就上述债权在2100万元范围内对被告国源公司所有的“新开源2”轮享有船舶抵押权。
调解协议达成后，被告国源公司和原告乐达公司未按约还款，宁波海事法院于2013年9月刊登拍卖公告，对“新开源1”、“新开源2”两艘散货轮进行拍卖。原告广龙公司竞得上述两艘船舶，并于2013年10月至11月向宁波海事法院支付了拍卖保证金及购船款合计5000万元。2013年11月，宁波海事法院在扣除诉讼费、执行费后将4900万元汇给浦发银行，原告乐达燃料公司又向浦发银行支付了100万元诉讼费。原告广龙公司实际向浦发银行履行了5000万元的还款义务。上述两艘船舶拍卖后，船舶所有权人变更为原告广龙公司，船舶更名为“广龙1”、“广龙2”。2013年11月15日，原告广龙公司与被告大唐公司分别就上述两艘船舶签订《光船租赁合同》各一份，约定原告广龙公司将上述两艘船舶以光船租赁方式租赁给被告大唐公司，租赁期限为五年，自船舶交付被告大唐公司之日起算，租金从交船之日开始计算至最终还款之日，“广龙1”、“广龙2”船舶租金以每三个日历月为一期，分别按每期38万元和42万元计算，合同还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13年11月21日，上述两艘船舶的租赁情况在海事部门进行了登记。
2013年11月29日，浦发银行向原告乐达公司发放3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借款期限至2014年11月28日。2013年12月3日，浦发银行向原告乐达公司发放2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借款期限至2014年12月3日。上述贷款合计5000万元，以原告广龙公司所有的“广龙1”、“广龙2”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到期后，浦发银行通过与原告乐达公司重新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形式继续放贷5000万元，借款期限展期至2016年11月底。
2014年1月27日，被告大唐公司、银星公司、王成利、吴永飞出具《担保函》一份，约定：“原因我‘新开源1’、‘新开源2’号两船舶由贵司托盘事宜，我本人及宁波大唐海运有限公司特向贵方提供以下说明及保证：1、原宁波乐达燃料有限公司以‘新开源2’号船抵押向浦发银行借款2900万元，实际1900万元属我浙江国源海运有限公司借款，宁波乐达燃料有限公司实际借款1000万元，仅负1000万元的还贷义务，另1900万元还贷义务由我浙江国源海运有限公司负担；2、宁波广龙航运有限公司已应宁波大唐海运有限公司之邀出面以5000万元价格竞得上述船舶，并更名为‘广龙1’、‘广龙2’号船舶，上述船舶以光船租赁方式仍交由宁波大唐海运有限公司继续经营。租赁费不低于（至少等于）贵方4000万元实际银行贷款利息。3、宁波大唐海运有限公司承诺宁波广龙航运有限公司以5000万元竞买上述船舶完全是为维护各方与银行的良好关系，为我公司托盘而为之。上述两船舶竞买时的实际价值仅为2500万元。我方承诺上述船舶交割时以该2500万元实际船舶价值进行结算，放弃以竞买价5000万元向贵方主张权利。4、上述船舶由贵方托盘后仍进行银行抵押贷款，其中4000万元仍属于宁波大唐海运有限公司实际借款，4000万元还贷义务由我公司及本人共同保证偿还。贵方仍仅负1000万元的还贷责任。若此后我方不能按期还款或其它原因使上述两船舶交由贵方控制、处置或由第三方处置的，我方承诺上述两船舶价格以交割时实际价值2500万元为基准价，再考虑折旧情况与贵方结算。5、……。6、宁波大唐海运有限公司承诺所有在此签名或盖章的人员和单位对上述担保及承诺事项均负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承担相应责任。”被告大唐公司、银星公司分别作为承担单位和担保单位盖章，被告王成利、吴永飞作为保证人签字。
《担保函》出具后，被告国源公司、大唐公司、王成利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被告国源公司、大唐公司为关联企业，两者受控于同一实际控制人王成利。另，2014年1月27日《担保函》第1条中的另一笔本金2100万元的贷款，借款人为浙江国源海运有限公司，以‘新开源1’提供抵押担保。”被告国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对于2014年1月27日的《担保函》第1条中，原宁波乐达燃料发展有限公司以‘新开源2’抵押的2900万元借款中的1900万元实际上系我公司借款，该1900万元款项已经由我公司指令宁波乐达燃料发展有限公司支付给了第三方。我公司对该《担保函》的所有内容均无异议。”
2015年3月21日，原告广龙公司与被告大唐公司达成《协议》一份，约定：原告广龙公司自2013年9月21日至2015年3月21日代被告大唐公司支付银行利息为3625308.90元，且后续还是持续不断有固定利息产生，基于被告大唐公司不能按时支付利息，偿还之前代付的款项，现双方约定广龙1、广龙2两条船的运费均汇入双方指定的专用账户，此账户仅用于支付船舶正常费用及银行利息。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拍卖公告、《担保函》各1份，民事调解书、船舶登记证书、浦发银行进账单各2份，《情况说明》3份，银行借记通知和法院诉讼费专用票据14份，被告大唐公司提供的《光船租赁合同》2份，五被告的证人王某的证言，本院依被告银星公司申请调取的2013年11月及以后原告乐达公司向浦发银行的贷款资料予以证实。
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方主张的债务是原告广龙公司拍卖船舶归还银行欠款后被告方向原告方所负的债务，还是原告方于2013年11月向银行贷款后被告方向原告方新产生的债务，债务人是谁；2.债务金额是多少；3.原告是否有权在本案中主张利息或租金；4.被告银星公司、王成利、吴永飞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如果要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是多少。
关于争议焦点1，原告方认为，4000万元债务乃原告方出面拍卖船舶归还银行债务后被告方所负的原债务，与谁重新向银行贷款没有关系；被告国源公司、大唐公司则认为，只有4000万元系重新向银行贷款后归被告大唐公司使用，被告大唐公司才应承担还款责任，与船舶拍卖之前被告国源公司对银行的负债无关。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债务应为原告广龙公司拍卖船舶归还银行欠款后被告方向原告方所负的债务，被告国源公司和被告大唐公司为共同债务人。理由如下：
第一，被告国源公司、大唐公司以及被告大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成利以出具《情况说明》的形式表明两公司是关联企业，实际控制人是被告王成利，且《担保函》中多处表述为“我浙江国源海运有限公司”，而被告大唐公司对此盖章确认，应当认定被告大唐公司认可两公司具有关联性，在本案所涉的债务承担上被告国源公司与被告大唐公司债务主体混同，即被告大唐公司对被告国源公司基于《担保函》产生的债务也愿意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被告国源公司与被告大唐公司应当作为共同债务人看待；第二，从《担保函》的前后行文表述看，其内容是对本案所涉既有债务发展过程的概述，并将借款、租赁、担保等法律关系均涵盖其中，《担保函》第4点进一步强调了在原告广龙公司用拍卖款归还银行欠款后第一次结算时确认的债权债务关系，双方确认4000万元为被告国源公司、大唐公司的债务；第三，根据《担保函》第一段及第1、2、3点约定，结合被告国源公司、大唐公司事后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原告广龙公司通过远高于拍卖物实际价值竞拍船舶的方式消灭了浦发银行的原5000万元债务，而被告国源公司至今未向原告广龙公司支付其偿付的高于船舶实际价值的款项。如将《担保函》第4条的4000万元债务理解为重新向银行贷款产生的债务，则意味着原告在被告国源公司、大唐公司原债务未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再向其叠加提供新借款，这显然与被告大唐公司、银星公司、王成利、吴永飞出具《担保函》时的初衷相悖；第四，被告大唐公司、国源公司在《担保函》出具后又出具了《情况说明》，该两份《情况说明》均是对竞拍船舶之前由被告国源公司出面借款的2100万元和由原告乐达公司出面借款的2900万元中的1900万元，以及被告国源公司为实际借款人的事实作出说明，并没有涉及新贷款的内容，能够进一步印证《担保函》第4条约定的4000万元借款即为拍卖船舶之前被告国源公司、大唐公司向原告方所负的债务；第五，在认定被告国源公司与大唐公司为关联企业，将被告国源公司的债务视为被告大唐公司的共同债务的前提下，根据《担保函》第4条表述，将4000万元属于被告大唐公司借款用“仍”字进行限定，也进一步说明了该笔借款即为被告国源公司拍卖船舶之前被告国源公司、大唐公司所负的债务，而非重新向银行贷款产生的债务；第六，从原告广龙公司与被告大唐公司于2015年3月21日达成的《协议》来看，原告广龙公司代被告大唐公司支付银行利息的起始时间为2013年9月21日，而当时新的贷款还未产生，且原债务的债务人并非被告大唐公司，而是被告国源公司，更印证了被告国源公司和被告大唐公司在债务承担上的混同，并从利息支付的延续性上进一步体现出该笔债务即为拍卖船舶之前被告国源公司所负的债务；第七，按一般常理，如两原告要将被告银星公司等纳入新债务的担保人，则通常会要求其直接与银行签订担保合同，现通过《担保函》看似约定不明的条款表述来约束其履行新债务的担保义务，反而存在加大自身风险的可能，并非商主体的理性行为方式。
关于争议焦点2，本院认为，被告大唐公司、银星公司、王成利、吴永飞出具《担保函》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原告方在拍卖时以5000万元来竞拍船舶以清偿银行贷款，但两艘船舶的实际价值是2500万元，原告方实际上在原债务处理中多承担了1500万元。为对原告方多承担的该1500万元债务提供保障，被告方通过签订《担保函》的形式承诺愿意支付原告方多承担的部分，并提供相应担保。即在《担保函》签订时，双方对4000万元是原告方拍卖船舶后被告方所负债务进行了确认，同时对原告方除享有2500万元船舶所有权外，还有1500万元债权进行了确认。虽然双方当时并未在《担保函》中明确何时归还该笔债务，但自出具《担保函》后，债务视为又经过了被告方的确认，享有实体权利的原告方有权随时主张返还。
关于争议焦点3，原告在起诉时主张以光船租赁租金金额计收的利息，后经法庭释明后，在庭审中变更为主张所付和应付的银行实际贷款利息，但无论何种形式的利息，根据《担保函》约定及双方庭审陈述，双方一致认为被告国源公司、大唐公司应支付的贷款银行利息已通过光船租赁租金形式予以支付，而光船租赁租金是否足额支付则受《光船租赁合同》的约束，与本案原告方主张的债务本金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应当由本院在本案中一并进行审理。因此，本院对双方提供的关于租金是否支付以及支付金额的证据不再进行审查。
关于争议焦点4，根据对争议焦点1、2的分析，本院认定《担保函》第4条中约定的债务为船舶拍卖之前被告方所负的原债务，在船舶所有权归原告方的前提下，双方确认的债务金额为1500万元，该债务未约定还款期限，被告方又未提供《担保函》出具后原告方进行过催讨的证据，依据被告银星公司、王成利、吴永飞基于在《担保函》中做出的“4000万元还贷义务由我公司及本人共同保证偿还”的承诺，被告银星公司应当对本院认定的1500万元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被告王成利、吴永飞系作为保证人在《担保函》中签字，故其个人也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综上，本院认为：被告大唐公司、银星公司、王成利、吴永飞出具的《担保函》合法有效，各被告均应按约分别履行1500万元债务的还款和担保义务。被告国源公司作为被告大唐公司的关联企业，同时也系该1500万元债务的债务人，应当承担共同还款义务。因该笔债务实际由原告广龙公司出资竞拍船舶归还银行贷款后被告国源公司、大唐公司所负，原告乐达公司并未实际出资或参与该笔债务之前的还款，即使《担保函》向两原告出具，原告乐达公司也不是法律上享有实体权利的主体，故对原告乐达公司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对原告广龙公司提出的利息诉请，本院亦不予支持，原告方可另案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浙江国源海运有限公司、宁波大唐海运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宁波广龙航运有限公司欠款1500万元；
二、被告宁波银星海运有限公司、王成利、吴永飞对上述第一项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在履行保证责任后，有权就履行保证责任范围内的款项向被告浙江国源海运有限公司、宁波大唐海运有限公司追偿；
三、驳回原告宁波乐达燃料发展有限公司、宁波广龙航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案受理费2418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46800元，由原告宁波乐达燃料发展有限公司、宁波广龙航运有限公司负担154250元，被告浙江国源海运有限公司、宁波大唐海运有限公司、宁波银星海运有限公司、王成利、吴永飞负担925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判决生效后，如义务人拒绝履行，权利人可在判决书确定的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者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审 判 长 张 怡
人民陪审员 曹 忠 伟
人民陪审员 何 培 勇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代书 记员 张以筱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