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罗甸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罗行初字第3号
原告罗甸县红水河镇下宜村一组，地址：下宜村一组。
法定代表人杨光英，系该组组长。
原告罗甸县红水河镇下宜村二组，地址：下宜村二组。
法定代表人罗朝仙，系该组组长。
共同委托代理人伍涵，系贵州契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共同委托代理人兰航，系贵州契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地址：龙坪镇和平路。
法定代表人杨兴华，系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黄顺祥，系罗甸县法制办工作干部。
第三人罗甸县红水河镇羊里村一组，地址：羊里村一组。
法定代表人罗朝阳，系该组组长。
第三人罗甸县红水河镇羊里村二组，地址：羊里村二组。
法定代表人罗克很，系该组组长。
第三人罗甸县红水河镇羊里村三组，地址：羊里村三组。
法定代表人韦盆，系该组组长。
共同委托代理人王丰武，罗甸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罗甸县红水河镇下宜村一、二组不服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10月23日作出的罗府土字（2013）4号《罗甸县人民政府关于红水河镇下宜村二、二组与羊里村一、二、三组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罗府土字（2013）4号处理决定），于2014年3月31日向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4日立案受理，分别向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第三人罗甸县红水河镇羊里村一、二、三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相关的法律文书。2014年6月5日，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黔南行管字第9号行政裁定书裁定移交本院审理。本院于2014年7月8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袁廷刚担任审判长并主审本案，审判员蒙荣普、张祖飞参加评议，并于2014年8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甸县红水河镇下宜村一、二组法定代表人杨光英、罗朝仙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兰航、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黄顺祥、第三人罗甸县红水河镇羊里村一、二、三组法定代表人罗朝阳、罗克很、韦盆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王丰武到庭参加诉讼。原告罗甸县红水河镇下宜村一、二组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伍涵、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杨兴华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罗甸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10月23日作出的罗府土字（2013）4号处理决定，认定：申请人红水河镇下宜村一、二组与被申请人罗甸县红水河镇羊里村一、二、三组争议的土地有两处，即“翁把好坡”（申请人称“翁把得坡”）和“里外坡”。“翁把好坡”位于羊里大桥罗甸方向的桥头斜面，四至范围：北起毛顶岗（638高程点）顺毛翁亚诺坡脊（被申请人称把赖坡脊）下至羊里河（下宜河）又顺河往上至下宜庙，再顺朗把好坡脊（被申请称毛顶列坡脊）上至毛顶岗，面积244.18亩；“里外坡”，位于红水河镇新址的西面，四至范围：从南面的按交里外（被申请人称按老姐）顺把纳劳坡脊下至里外沟沟口下至羊里河（下宜河），又顺朗交里林坡脊（把平、把林坡脊）上至毛里外坡顶（被申请人称交里鸭坡脊），顺坡脊至按交里外（按老姐），面积458.82亩。土地改革时期，罗甸县人民政府已将争议地划给被申请人村民管理，“合作化”、“四固定”时期所有权未变更过。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罗甸县人民政府明确争议地内的山林落实给被申请人羊里大队第二生产队（现在的羊里村二组）管理，被申请人未将争议地内的山林落实到户，由集体管理至今，有被申请人持有的罗林权字第6
--13号、罗林权字第6--
118号《罗甸县山林所有证》证实。1998年，被申请人开始在争议地内种植玉米、麻竹、艾纳香、芭蕉等农作物和经济作物。2001年，申请人借故老板开发在争议地内种植麻竹，引发土地权属纠纷。特别是龙滩电站库区蓄水发电，双方大量的土地被淹，土地增值，申请人以其农户在争议地开发种植农作物、经济作物和放牧为由，主张争议地归其所有，被申请人主张争议地全部归其集体所有。
（一）申请人主张对争议地享有权利的证据，不能作为确权的依据，理由是：（1）《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系1991年，国家为了查清土地数量、质量、分布、利用和权属状况而组织的土地调查工作，调查成果不具有法律效力，且该协议书中的签名系一人的笔迹，没有经双方权利人共同认可，不能作为认定土地权属争议的依据；（2）罗林权字第6
--
011号《罗甸县山林所有证存根》，记载的地名为拉林坡至里外坡，四至界线：东抵交里外坡脊、南抵交好坡脊国有林为界、西抵拉林坡脊国有林为界、北抵昂腊坡为界，不在争议地内；（3）罗林自第94号《罗甸县社员自留山证》，该证系复印件，没有提供原件与之相印证，不予认定。（二）被申请人主张对争议地享有权利的证据，能作为本案确权的依据，理由是：（1）罗林权字第6
--13号《罗甸县山林所有证》，该证与罗甸县林业局保存的存根相符，在争议地“翁把好坡”范围内；（2）罗林权字第6--
118号《罗甸县山林所有证》与罗甸县林业局保存的存根相符，在争议地“里外坡”范围内；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四条、第六条、第十条的规定，作出处理决定：
（1）争议地“翁把好坡”（申请人又叫“翁把得坡”）和“里外坡”，面积703亩，所有权归被申请人所有；（2）争议地内的插花地保持现状管理不变。
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向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提供并移送本院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有：
1、立案审批表，证明行政程序合法；2、现场堪验笔录，证明争议地的位置、面积，四至情况；3、罗林权字第6-118号《罗甸县山林所有证》及存根，证明争议地“里外坡“归第三人所有；4、罗林权字第6-13号《罗甸县林权所有证》及存根，证明争议地“把好坡“归第三人所有；5、编号为：522728260301JPY00065林权证附图，证明原告持有的罗府林证字（2009）第03399号《林权证》不在争议地“里外坡”内；6、羊里村一、二、三组群众代表指认争议地范围及地名，证明争议地地名、范围和位置；7、下宜村一、二组群众代表指认争议地范围及地名；证明争议地地名、范围和位置；8、红水河镇下宜村1、2组持有林权证附图有误的情况说明，证明小班号00015号，录入错误，不能作证据使用；罗林发（2014）16号文件《罗甸县林业局关于收回刘仲恒林权证更正的通知》，证明编号为520801687137的罗府林证字（2009）第03400号《林权证》收回，不能作证据使用，所指的争议地为“把好坡”；9、案件受理及举证通知书、送达回证，证明原告没有举证，不影响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原告罗甸县红水河镇下宜村一、二组诉称：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朗把好”坡（被告认定为“翁把好”坡或“翁把得”坡--
下同）和“里外坡脊”（被告认定的“里外坡”--下同）两幅林地，面积合计345.61亩。两幅林地，自建国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被告均颁发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证书予原告，明确属于原告集体所有或村民管理使用。
（一）第一幅争议地“里外坡脊”，有下列证据证实归原告所有：（1）被告颁发给原告的“罗府林证字（2009）第03399号《林权证》”，该证记载：小班：00065；小地名：里外坡脊，面积138.72亩；土地四至为：东至里外坡脊，南沟、西至里好沟下部、北至岔沟；（2）被告颁发给原告的“罗林权字第6
--
011号《罗甸县山林所有证存根》”记载：山林所有者，罗羊公社下宜一队，面积100亩，地名四至：拉林坡至里外坡，东：交里外坡脊、南：交好坡脊国有林为界、西：拉林坡脊国有林为界、北：昂腊坡为界：（3）土地改革时期，被告颁发给原告村民“黄少七（已故）的罗证字第13017号《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山林：里外坡，东里林坡脊、南交里外坡脊、西里外大沟、北毛平坡脊”；（4）1991年，由罗甸县国土局和罗甸县羊里乡（现在的红水河镇）组织实施开展的土地详查，羊里村和下宜村签订的《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明确的界线和界址，“里外坡”属于原告管理的范围，虽然该协议书的署名和签字捺印等存在一些瑕疵，但确实是符合历史客观事实的证据之一；（5）原告与黔南州林业运销公司签订的《关于红水河镇下宜村进行非耕地开发的合同》对“里外坡”进行农业开发，原告依据合同组织村民在“里外坡”种植麻竹、芭蕉和油桐等经济林木，并管理至今，原告对“里外坡”享有所有权。
（二）第二幅争议地“朗把好”坡，有下列证据证实归原告所有：（1）被告颁发给原告的“罗府林证字（2009）第03400号《林权证》”，该证记载：小班：00015；小地名：朗把好，面积206.89亩，四至为：东至朗把好、南至库区水面、西至沟、北至公路；（2）被告颁发给原告村民罗景明（已故）的“罗林字第94号《罗甸县社员自留山证》，明确记载：翁把好翁把得坡，东抵翁亚落沟、南抵河、西抵平改怀坡、北抵把得坡脊，面积7亩，且该证据经黔南州人民政府复议已对该证效力予以确认。二幅林地权属应归原告所有，但第三人以人多势众和横蛮无理，强取豪夺而引发纠纷。
综上，被告在作出处理决定，对原告提供的各个时期的林权证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可，尤其对原告持有的罗府林证字（2009）第03399号《林权证》和罗府林证字（2009）第03400号《林权证》，最具有法律效力的权属证书只字不提，显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三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十条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被告在依职权处理纠纷过程中，歪曲事实，罔顾国家法律，作出错误的事实认定和明显违反国家法律，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请求法院撤销被告于2013年10月23日作出的罗府土字（2013）4号处理决定；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原告向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提供并移送本院的证据有：
1、红河村委会“证明”和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身份情况；2、罗府土字（2013）4号处理决定，证明土地争议被告已处理；3行政复议送达回证，证明原告在法定期限内起诉；4、编号尾数为9573的《林权证》，证明原告对“朗把好坡”的土地、林木享有所有权；5、编号尾数为9575的《林权证》，证明原告对“里外坡脊”的土地、林木享有所有权；6、《关于红水河镇下宜村进行非耕地开发的合同》，证明原告长期在争议地“里外坡脊”的土地上合法经营；7、土李清文的土地承包证复印件，证明“里外坡”属于原告所有；8、黄少七（已故）的“罗证字第13017号《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黄少七持有的山林在“里外坡”内，争议地归原告所有。
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辩称：原告在起诉称，争议地“朗把好”坡和“里外坡脊”两幅林地，面积345.61亩，自建国以来各个历史时期都归原告管理使用，并向法庭提供了各个时期的确权依据，主张争议地归原告所有，原告的诉讼主张不成立，对原告的诉请提出如下答辩意见：（一）第一幅争议地“里外坡脊”，1、原告提供的“罗府林证字（2009）第03399号《林权证》”所记载的四至，不在争议地内，属于证明对象错误；2、林业三定时期，原告持有的“罗林权字第6
--011号《罗甸县山林所有证存根》”记载的地名和四至与“罗林权字6--
011号《罗甸县山林所有证》”记载的地名四至不一致，与被告于2008年5月20日组织原告与第三人现场指认，原告自称争议地为“朗把片坡”的地名不一致，错用证据歪曲事实。原告没有该证，仅有存根记载，于法无据；3、黄少七（已故）的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与争议地无关，不能说明争议地属于原告所有；4、原告提供的《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系1991年，国家为了查清土地数量、质量、分布、利用和权属状况而组织的土地调查工作，调查成果不具有法律效力，且该协议书中的签名系一人的笔迹，没有经双方权利人共同认可，不应作为认定土地权属争议的依据；5、《关于红水河镇下宜村进行非耕地开发的合同》，第三人曾制止原告在争议地“里外坡”进行开发，对争议地权属问题发生纠纷多次，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对“里外坡”土地享有所有权；（二）第二幅争议地“朗把好”坡，原告诉称持有“罗府林证字（2009）第03400号《林权证》”证明归原告所有，理由不成立，该证在举证期间没有提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第四款规定，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在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期间，该证据系罗甸县林业局委托贵阳电脑科信公司在制作该宗土地数据时出现录入失误造成，根据《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第五条第三款规定，该证不能作为权属证据使用；原告村民罗景明持有的“罗林字第94号《罗甸县社员自留山证》，因无原件核实，证据来源的合法性无法证实。
原告与第三人的纠纷，是因为龙滩电站淹没争议地上的部份土地获得补偿所引发的纠纷，不是第三人以人多势众和横蛮无理，强取豪夺而引发的纠纷。
综上，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四条、第六条、第十条的规定，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不存在歪曲事实，罔顾国家法律。为此，请求法院维持罗府土字（2013）4号处理决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罗甸县红水河镇羊里村一、二、三组述称：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并向法庭提供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的权利证书，主张对争议地“翁把好坡”、“里外坡”拥有所有权，第三人认为原告的诉讼主张不成立，理由是：1、罗林权字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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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号证系存根，没有提供原件证书核实，属于效力待定，记载的地名，不在争议地内；2、罗林字第94号《罗甸县社员自留山证》，因无原件核实，无法确认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3罗府林证字（2009）第03400号证，属于效力待定，因原告与第三人于2001年发生林权林地纠纷后，欺骗国家行政机关，进行申请登记，颁发证书，侵占了第三人的“朗把好坡”土地。原告取得该证与《林木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要件相悖，应予撤销，原告申请确权时，未提供该证；4、原告与黔南州林业运销公司签订的非耕地开发合同，属于单方民事行为，第三人不知道，当第三人发现原告承包“里外坡”给他人开发时，曾已制止、没收工具，导致纠纷。由此，该合同不是处理林权、林地的依据；5、《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是行政机关对土地的详查，不是利害双方当事人真实明确林权边界的协议，该协议仅有一方当事人签名，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6、原告诉称两幅争议地归其所有，试问：龙滩电站修建，争议地部份土地被淹没，原告在无安插居住时，为何于2006年10月21日与第三人在争议地内达成《征地协议》（地名：毛平坡），支付相关征地费，符合情理吗？希望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秉公执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向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提供并移送本院的证据有：
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第三人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情况；2、红水河村委会“证明”，证明第三人法定代表人的诉讼主体资格；3、罗权林字第6-118号《山林所有权证》及附图、罗权林字第6-13号《山林所有权证》及附图，证明“里外坡”和“把孬坡”归第三人所有，该证是处理山林权属争议的直接依据；4、《协议书》，证明原告于2006年10月21日与第三人达成现争议地内“毛平坡”征地补偿协议，原告已承认“把孬坡”属于第三人所有；5、申请书，证明原告向被告申请确权中，采用4个证据，未提供罗府林证字（2009）第03400号证，属于放弃权利，不影响被告认定证据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6、夏某某证言，证明第三人曾制止没收原告租地（争议地）开发工具，原告与第三人发生纠纷的时间和一些基本情况。
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现场堪验指认图》四份以及照片一组，证明争议地范围、四至情况；原告与第三人指认：里外坡中的里外沟一致，但“里外坡脊”指认不一致，原告指认：里外坡脊位于“把纳劳坡”的对面；第三人指认：“把纳劳坡”梁即为里外坡脊。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作如下确认：
（一）被告提供的第1、2、5、6、9号证据，原告和第三人质证无异议；原告提供的第1、2、3号证据，被告和第三人质证无异议；第三人提供的第1、2、6号证据，原告和第三人质证无异议；本院调取的证据《现场堪验指认图》，原告、被告和第三人质证无异议；被告和第三人对照片注明的原告指认的“里外坡脊”位置有异议。上述证据与本案事实之间存在相应的联系，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三性”原则，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二）被告提供的证据：第3号证据所标明的四至，与处理决定载明的《争议地示意图》标明的四至不相符，难以认定与争议地具有关联性；第4号证据，原告质证有异议，但未提供反驳的证据，应作证据使用；第5号证据，原告质证，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主张争议地归原告所有，应作证据使用；第7、8号证据是被告在行政诉讼中收集的，取证程序不合法，不能作证据使用。
（三）原告提供的证据：第4号证据，被告质证，有部份土地在争议地“翁把好坡”内，第三人质证不在争议地内，应作证据使用；第5号证据，经审查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作证据使用；第6号证据，虽然没有提供原件核实，但与本案争议地确存在有关联性，应作证据使用；第7号证据，原告、第三人质证因没有提供原件核实，不能作证据使用，经庭审后，本院核实与原件无异，但与争议地无关，不能作证据使用；第8号证据，在林权证存在的前提下，该证不能作证据使用。
（四）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第3号证据，认证意见与被告提供的第3号证据意见相同，不能作证据使用；第4号证据，被告在作出处理决定时，《争议地示意图》没有标明“毛平坡”包括在争议地内，不能作证据使用；第5号证据，证人虽未到庭，但确证实了原告与第三人为争议地发生纠纷的客观事实存在，应作为证据使用；
（五）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系原告和第三人对争议地四至范围的指认，客观真实，应作证据使用。
四、查明的事实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本院确认以下事实：
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林地共有二幅，面积共计703亩。第一幅争议地“里外坡”（原告在起诉中称为：里外坡脊），位于红水河镇新址的西面，从羊里大桥至红水河镇政府的复建公路环绕通过争议地，公路坎上有原告村民莫云八家修房居住，四至范围：从南面的按交里外（第三人称：按老姐）、顺把纳劳坡梁（第三人称：朗外坡）到里外沟口下至下宜河（第三人称：羊里河），又顺朗交里林（第三人称：把平、把林）至毛交里外（第三人称：交牙坡）到按交里外、面积458.82亩，争议地是幅缓斜坡，生长有灌木，原告村民与第三人村民在争议地内种植有芭蕉、麻竹、艾纳香等经济作物，里外沟位于“里外坡”内（里外沟从坡的斜面顺坡下到下宜河）；把纳劳坡梁有原告部份村民在此修建房屋居住。第二幅争议地“翁把好坡”（又称翁把得坡、把好坡、原告起诉称为：朗把好坡），位于羊里大桥至罗甸县城二级公路处，是一幅缓斜坡，内有灌木丛生、间杂荆棘，四至范围：北起毛顶刚（638高程点）顺毛翁亚坡脊（第三人称：把赖、把别）下至下宜河（第三人称：羊里河），又顺河往上至下宜庙（第三人称：土地庙），再顺朗把好坡脊（第三人称：毛顶利坡）到达毛顶刚（第三人称：毛顶刚坡顶），面积244.18亩。龙滩电站未修建时，原告村民居住在下宜河的上游，第三人村民居住在下宜河的下游，龙滩电站375水位围堰蓄水，争议地部份土地被淹，双方村民后靠搬迁。1981年7月农村土地承包、“林业三定”时期，被告分别颁发《山林所有证》给第三人：（1）被告颁发罗权林字第6-13号《山林所有证》给原罗羊公社羊里大队一生产队（第三人），明确“把好坡”归其所有，四至范围：东至羊里三队、南至纳平坡、西至下宜庙、北至毛顶岗，面积100亩，在争议地内；（2）被告颁发罗权林字第6-118号《山林所有证》给原罗羊公社羊里大队二生产队（第三人），明确“里外坡”归其所有，四至范围：东里林坡、南交里外坡脊顶、西里外坡脊、北里好坡沟，面积260亩。1991年，罗甸县土地管理局开展土地详查，争议双方就争议地签订了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1999年12月20日，原告与黔南州林业运销公司签订了《关于红水河镇下宜村进行非耕地开发的合同》，事后，第三人发现原告承包“里外坡”给他人开发，曾制止没收工具，导致纠纷发生。2008年3月22日，原告向被告申请确权，被告于同年的4月30日立案受理，5月19日至20日，被告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争议地进行了现场堪验，（1）第一幅争议地“里外坡”：原告群众代表“刘仲衡”指认：从下宜河的羊里大桥处的把里好（地名）顺梁到毛平坡顶至毛里林坡梁至坡顶在顺梁到交里外坡顶为界，往界线南面的土地归下宜村集体；往界线东面的土地归羊里村集体；第三人群众代表“白学明”指认，从里好顺沟上到里外坡梁至交里外坡顶为界，界线往南方向的土地所有权归下宜一、二组所有，界线东面方向的土地所有权归羊里一、二、三组所有；（2）第二幅争议地；原告群众指认：从下宜河羊里大桥往西约十米“朗把片”坡梁顺梁直上毛顶岗坡顶为界，界线往西方向归下宜，东面归第三人；第三人指认，从下宜河下宜庙穿山甲树顺梁把好坡上至毛顶岗坡顶，往东归第三人、往西面归原告。
另查明，（1）2008年12月30日，罗甸县林业局颁发罗府林证字（2009）第03400号《林权证》（申请表编号：522728260301JDYMSY00015）给原告，明确“朗把好”林地面积206.89亩归原告所有，被告认可有部份林地在争议地“翁把好坡”内；（2）罗府林证字（2009）第03399号《林权证》（申请表编号：522728260301JDY00065）给原告，明确“里外坡脊”归原告，原告委托代理人认为，对“里外坡”地块虽然没有最新的凭证登记为原告所有，但土改时期曾经明确为原告所有，原告长期经营管理，依法应归原告所有。
另查明，原告与第三人对“里外坡脊”位置，认识不一至，第三人指认“把纳劳坡梁”为“里外坡脊”，原告指认“把纳劳坡”对面顺坡梁至毛平坡顶到下宜河为“里外坡脊”。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争议地块示意图》没有标注“里外坡脊”和“里外坡脊顶”地名，为此，难以认定罗权林字第6-118号《山林所有证》登记的地名是否在争议地“里外坡”内。被告辩称，土地改革时期，被告已将争议地划给第三人村民管理，“合作化”、“四固定”时期其所有权未变更过，但被告未提供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本案被告作为县级人民政府，有权对原告和第三人单位之间发生的山林权属争议作出处理决定。根据《林木林地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林权证书是处理林木林地的法律依据，本案争议地“翁把好坡”，原告和第三人都能提供合法有效证据证明归其所有，即原告能提供罗府林证字（2009）第03400号《林权证》（申请表编号：522728260301JDYMSY00015）证明归其所有、第三人能提供罗权林字第6-13号《山林所有证》证明归其所有，根据《林木林地处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同一起林权争议都能出具合法凭证的，应当协商解决，经协商不成的，由当事人共同的人民政府按照双方各半的原则，并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其权属，本案原告在行政确权程序中，没有提供《林权证》，不影响被告所作出的处理决定，在行政诉讼程序中原告了提供合法的《林权证》，根据实际情况，为了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群众的生产生活，应当明确原告对争议地“翁把好坡”地块享有一定的所有权。对争议地“里外坡”，原告提供的罗府林证字（2009）第03399号《林权证》（申请表编号：522728260301JDY00065），不在争议地内，不能证明原告享有所有权；被告提供的罗权林字第6-118号《山林所有证》记载的四至与被告作出处理决定中所制作的《争议地块示意图》，记载的四至不相符，难以确定该证标明的地块在争议地“里外坡”内，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10月23日作出的罗府土字（2013）4号《罗甸县人民政府关于红水河镇下宜村二、二组与羊里村一、二、三组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
二、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由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罗甸县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袁廷刚
审判员 蒙荣普
审判员 张祖飞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五日
书记员 王文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