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随州中民一终字第000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发旺，男，1964年9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学元，男，1963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冯辉（代理权限：参加诉讼，和解，代收法律文书），随州市曾都区淅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发辉，男，1982年8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陈德芳（代理权限：一般代理），女，1961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系沈发辉之母。
原审被告：张祖春，男，1965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农民。
上诉人沈发旺为与被上诉人余学元、沈发辉、原审被告张祖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2014）鄂曾都民初字第002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26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姚仁友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张欢、熊飞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沈发旺，被上诉人余学元及其�托代理人冯辉，被上诉人沈发辉的委托代理人陈德芳，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张祖春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余学元诉称，2013年4月，沈发旺承建沈发辉的私房建设，我和周某、李传家、余会云等多人受雇为其帮工。5月11日，由于沈发辉建房超层，被城管部门强拆而停工。当日中午，沈发旺通知我们强行施工，14时30分许，我在施工过程中，张祖春开吊机从我身后吊起石料，因其操作不当，将我从四楼撞倒至一楼地面，造成我左上肢和右下肢骨折、腰部受伤的事故。事故发生后，我随即被送往淅河卫生院治疗，由于伤情严重又转入随州市中心医院治疗，我的伤情经鉴定为玖级伤残。从受伤至出院至今，三被告共支付我的医疗费17000元，我多次与三被告协商赔偿事宜无果，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三被告�同赔偿我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77409.35元。
原审被告沈发旺辩称，1、我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我与原告等人是自愿临时组合的施工人员，报酬一样结算，并都受雇于沈发辉；2、事发时，我们是根据沈发辉的安排在城管部门的限高范围内施工，不是强行施工，而原告在开工前饮酒，导致施工时失控而跌至地面，并非被吊机所撞；3、我已实际垫付原告的费用为24053元。
原审被告沈发辉辩称，1、我为解决家庭住房问题，与具有二十多年建房经验的沈发旺签订了《建房承包合同》，约定将我房屋的主体及附属建设项目全权发包给沈发旺承建，我只负责购进工程所需材料及提供水电支持，房屋整体工程质量及人员安排、安全生产措施、雇员的人身意外伤害等，均由沈发旺负责；2、我与沈发旺之间形成的是承揽定作关系，沈发旺作为承揽人应独立承担意外风险责任，且沈发�在明知原告饮酒作业、施工中的吊机存在安全问题的情况下，不采取措施，事发当日也不在现场指导监督，是导致原告受伤的直接原因；3、沈发旺在承包我家建房的同时，另外承包了多家工程，施工人员经常调换，我与原告互不认识，更不存在雇佣关系；4、原告对其自身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原审被告张祖春辩称，原告不是我开吊机撞倒跌至地面，而是自己从三楼顶滑倒致伤。
原审查明，2013年3月9日，沈发旺与沈发辉签订了《建房承包合同》一份，合同中有如下约定：沈发辉将私房的建设工程承包给沈发旺施工，承包价格为一层150元／㎡、二层以上130元／㎡，沈发旺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安全事故负全部责任。沈发旺承接工程后即雇用余学元、张祖春等人施工，同年5月11日14时30分许，余学元在四楼屋面上施工时，被张祖春所开吊机吊起的石�撞倒，致余学元从四楼屋面摔至一楼致伤。现场施工人员随即将余学元送往随州市开发区卫生院救治，由于伤情严重，又转随州市中心医院治疗40天，共用医疗费80347.35元。余学元的伤情，经随州市中心医院诊断为：1.左股骨转子间骨折；2.左桡骨小头粉碎性骨折；3.左尺骨冠状撕脱性骨折；4、右侧腰部肌肉损伤。2013年10月10日，湖北随州正义司法鉴定中心对余学元的伤情作出了（2013）医鉴字第2185号司法鉴定书，鉴定意见为：（一）余学元的损伤评定为玖级伤残；（二）从受伤之日起治疗休息6月，一人护理3月（包括二次手术休息、护理时间）；（三）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列入赔偿；（四）从鉴定之日起后续治疗费拟定为9000元或按实际发生赔偿（包括后期康复及二次手术等费用）。沈发旺在余学元住院期间，支付医疗费18053元，余学元另从沈发旺手中支取现金4000元，�计22053元。后余学元索赔未果，遂诉至法院。
原审另查明，湖北省2013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7852元／年、农业人员平均工资为22886元／年、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为23624元／年。据此，余学元受伤后应列入赔偿范围的有：医疗费80347.35元、误工费9530.40元（22886元÷365天×152天）、后期治疗费9000元、护理费5824.80元（23624元÷365天×90天）、交通费200元、鉴定费1350元、住院伙食补助2000元（40天×50元／天）、残疾赔偿金31408元（7852元／年×20年×20%）。以上合计139660.55元。
原审又查明，沈发旺无建筑工程施工资质。
原审法院认为，余学元在沈发旺承包的工程工地上施工并发生了安全事故的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佐证，足以认定。沈发旺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张祖春在雇佣活动中，从事沈发旺安排的工作，致余学元受伤，应当�雇主沈发旺承担民事责任，故余学元要求张祖春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应当不予支持。沈发辉明知沈发旺无建设工程资质，而将工程承包给其施工，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应当与沈发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余学元要求赔偿其在随州市中心医院请专家会诊的费用6000元，因无正规的票据，应当不予支持。余学元要求误工费按每天170元计算的请求，因缺乏相关的证据支持，应当不予支持。余学元要求赔偿交通费800元的请求，因未提供相应的交通费票据予以支持，根据余学元的受伤情况，酌情支持200元。余学元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的诉讼请求，因余学元在事故中受伤至玖级伤残，必然导致其身体及精神上的痛苦，结合当地的生活标准及本案的实际情况，酌情支持6000元。沈发旺关于“与余学元无雇佣关系、余学元在施工前饮酒”的辩解，因沈发旺不能提�相关的证据支持，应当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二款、第十七条第一、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沈发旺赔偿原告余学元因本案受伤形成的经济损失145660.55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元），扣减已支付的22053元，还应支付123607.55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付清；被告沈发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驳回原告余学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余学元负担700元，沈发旺负担3000元。
宣判后，上诉人沈发旺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判决，向本
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查明的事实不清。我并没有于2013年3月9日与沈发辉签订《建房承包合同》，而是在建房竣工后于2014年1月26日签订的此合同，因为，如果不签订沈发辉事先打印好的《建房承包合同》，沈发辉拒绝支付工程尾款，故我代表合伙人签订此合同，并特别注明了签字时间为“2014年1月26日”；我与余学元之间是常年合作伙伴关系，不是雇佣关系。事发当天，工地由余学元负责，他不但没有履行合伙人的重托，反而带头饮酒后施工，导致在施工中摔伤致残；余学元是从楼上掉下受伤，但究竟是怎么受伤的，一审没有查清事实，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是被吊机吊起的石料撞倒。余学元饮酒上岗，导致高空失足摔伤的事实，有两个合伙施工人员的证明，但原审法院对上述的证人证言未予采信。2�一审审判程序违法，审判组织成员未全部参加庭审。综上，一审认定的事实不清，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不明，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余学元答辩称，上诉人和答辩人是雇佣与被雇佣关系，不是合伙关系。答辩人在上诉人处为其打工，在工作过程中受伤，上诉人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答辩人在事发之前并没有饮酒，上诉人所称“余学元饮酒后施工”，没有证据证实。
被上诉人沈发辉答辩称，沈发旺所称“建房合同是被胁迫签订的”，毫无事实依据。当初建房时，沈发旺称他有建筑行业相关资质，蒙骗了我们，我也是受害者。余学元是沈发旺雇请的，由沈发旺发工资，余学元的伤是沈发旺自带的设备和人员造成的，与我无关，我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上诉人沈发旺、被上诉人沈发辉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余学元申请证人周某、余某甲出庭作证。证人周某出庭作证的主要内容为：余学元在沈发旺承包的工地上做工，本案事发当天，余学元在做乳胶漆墙体时，被吊机撞下来了。证人余某甲出庭作证的主要内容为：去年的某天下午两点左右，余学元、李传家和我在沈发旺承包的工程的三楼砌墙，当时墙体上架设了一个小型吊机，操作吊机的人是张祖春，当时余学元在靠近吊机的地方，背对着吊机，操作吊机的张祖春没有看到余学元，致吊机在转动的过程中将余学元撞了下来而摔伤。余学元申请上述二证人作证的“证明目的”为：余学元是沈发旺雇请的工人，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伤。
上诉人沈发旺对出庭作证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为：证人周某是弱智，他的证言不能采信；证人余某乙的证言是属实的。
被上诉人沈发辉对出庭作证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为，对上述证人证言均无异议。
对上述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本院审查后认为，从证人周某出庭作证的情况来看，该证人思路清晰，能够辨别是非、正确表达，上诉人沈发旺所称“周某是弱智”没有任何依据。并且，证人周某的证言内容，与证人余某甲的证言，所证内容基本一致，上诉人沈发旺对证人余某甲的证人证言没有异议，也可以以此判断证人周某的证言是客观真实的。综上，对于上述两位证人的证人证言，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
另查明，根据沈发旺本人在二审庭审中的陈述，余学元的工资由沈发旺按每天170元发放，施工现场所使用的吊机属沈发旺所有。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上诉人沈发旺与被上诉人沈发辉达成协议，由沈发辉将其房屋主体建设项目发包给沈发旺建设，沈发旺雇请了余学元、张祖春等工人在其承包的建房工地上施工，由沈发旺向余学元发放劳务报酬，因此，沈发旺与余学元之间，沈发旺与张祖春之间，均已形成劳务关系，余学元、张祖春为提供劳务者，沈发旺为接受劳务者。沈发旺所称“与余学元之间不是雇佣关系”的上诉理由，与余学元的陈述、张祖春的陈述均不相符，本院不予采纳。
根据被上诉人余学元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在二审中申请作证的证人证言可见，余学元在从事劳务的过程中，被张祖春操作的吊机撞倒，致使余学元受伤，该事实经过亦经沈发旺本人予以认可，故上诉人沈发旺上诉称“一审没有查清余学元怎么受伤的事实”的上诉理�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因发生事故的吊机属沈发旺所有，张祖春也系沈发旺雇请操作吊机的人员，故沈发旺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应对余学元受伤遭受的损失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沈发旺在原审虽然提交了证人张某、沈某的证明各一份，但证人张某、沈某均未出庭作证，未接受各方当事人的质询，证人的身份难以识别，证人证言的真实性难以确定，故上诉人沈发旺上诉称“余学元饮酒上岗导致高空失足摔伤”的依据不足，不能得到其他证据相印证，法院不能采纳。沈发旺在组织安排施工的过程中，未提供相应的劳动安全设施，对劳动安全的监督不到位，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并且，沈发旺不能证明余学元对其所受损害存在自身过错，因此，原审法院判决由沈发旺对余学元所受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沈发旺与沈发辉之间构成农村建房施工合同关系，双方均应遵守国家对“建筑工程施工资质”的法律规定。建设方选用的施工方不具备建筑工程施工资质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对于上诉人沈发旺上诉所称“我与沈发辉签订建房承包合同的时间是建房竣工后的2014年1月26日，并非于2013年3月9日签订的合同”的上诉理由，经本院审查，上诉人沈发旺与被上诉人沈发辉签订的《建房承包合同》上打印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3月9日”，而且，合同下方有另注明的“工程款一切付清。2014年1月26日”字样。一审期间，对于被上诉人沈发辉在原审提交的沈发旺本人书写的、沈发旺从沈发辉处领取建房工钱的“收条”七张，上诉人沈发旺均无异议。综合分析上述书证，应当认定，沈发旺手写的“2014年1月26日”，属于其与沈发辉结清工程款的时间，并非签订《建房承包合同》的时间。此外，即使按照沈发旺所称“是2014年1月26日补签的该《建房承包合同》”，但沈发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应该知道补签合同的后果，应视同其追认了该合同上约定的内容。因此，沈发旺对《建房承包合同》“签订时间”的辩解，不影响沈发辉与沈发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成立。原审法院依据双方构成的农村建房施工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沈发辉对沈发旺赔偿余学元受伤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关于沈发旺上诉所称的“本案一审审判程序违法”问题，因其在一审庭审时未当庭提出异议，该上诉理由也未得到各被上诉人的认可，故本院对沈发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适当，应予维持。上诉人沈发旺的上诉理由和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29元，由上诉人沈发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姚仁友
代理审判员 张 欢
代理审判员 熊 飞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朱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