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68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士付，男，1972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蒙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升，浙江九重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鲁俊伟，浙江九重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国强，男，1972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忠华，浙江巨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于士付、杨国强因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浙0110民初80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士付一审起诉称：于士付原系浙江海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惠公司）的股东，出资3000000元，持公司30%股权。2016年4月15日，于士付与同属公司股东的杨国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于士付所持30%股权以人民币2100000元转让给杨国强，股权转让价款于2016年5月8日之前支付。协议签订后，杨国强并未按时支付股权转让款。为此，于士付要求判令杨国强支付股权转让款3000000元，并按日0.33%的标准支付自2016年5月9日起至实际履行付款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损失（暂计算至2016年5月18日为99000元），本案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由杨国强负担。
杨国强一审答辩称：海惠公司2016年4月6日的股东会决议同意于士付将其持有的公司30%股权作价2100000元转让给杨国强。为此，于士付与杨国强于2016年4月15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东权益交割日为2016年5月8日。但到了2016年5月8日，于士付并没有与杨国强共同到工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根据合同法第67条先履行抗辩权的规定，在股权变更登记前，杨国强没有付款义务；与此同时，于士付至今没有兑现股东会决议第三条第2项内容，即应在2016年5月8日之前收回其负责的货款595189元；此外，于士付亦未归还公司借款，未移交银行法人印鉴章等，至今仍占据着“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位置却对公司撒手不管，严重妨碍公司正常经营，依据合同法第68条不安抗辩权的规定，杨国强有权中止支付股权转让款。关于按每日承担逾期付款金额0.33%的利息损失，因杨国强没有付款义务，也就不需要负担该利息损失。综上，于士付要求杨国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不成就，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于士付原系海惠公司的股东，向公司出资3000000元，持有公司30%股权。2016年4月6日，海惠公司通过《浙江海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第一届股东会临时会议及第一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同意于士付将其所持公司30%的股权以人民币2100000元转让给同属公司股东的杨国强，并约定：如果于士付故意不配合杨国强办理股权相关移交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则按未付款金额的每日0.33%赔偿利息损失；如果股权转让完毕十五日之内，杨国强未能在2016年5月8日股权交割日之前付清股权转让款，则支付股权转让款3000000元；于士付应在2016年5月8日之前，收回顺德海惠水产公司所欠全部货款（595189元），如不能如期收回，则从于士付投资款中扣除。2016年4月15日，于士付与杨国强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主要约定：于士付将其持有的海惠公司30%股权以人民币2100000元转让给杨国强，杨国强应于2016年5月8日前将2100000元股权转让款通过银行转帐方式支付于士付，如未能按期支付，则每日按逾期部分金额的5%支付违约金；股东权益交割日作为双方分别承担海惠公司权利、义务和风险的分界线，日期为2016年5月8日；股权交接手续应在股东权益交割日前办理完毕；双方应按本协议共同进行股权转让交接工作，并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于士付保证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其他形式的担保，不存在有第三方追索等情况，否则应承担由此而引起的所有经济和法律责任。《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于士付于2016年4月22日向杨国强及海惠公司办理了资产交接并签署移交手续，完成了股权转让交接，但至2016年5月8日股东权益交割日前，杨国强并未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也未进行海惠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另又查明，于士付提起本案诉讼后，海惠公司以于士付欠公司借款700000元为由向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冻结了于士付名下的海惠公司30%股权，即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所涉的30%股权，后因于士付提供反担保，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1日解除了对于士付名下的海惠公司股权的冻结。
一审法院认为：于士付与杨国强就公司股权转让，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并在此基础上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有效。协议签订后，于士付于2016年4月22日向杨国强及海惠公司完成股权转让交接，但杨国强未依约于2016年5月8日前支付股权转让款，属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杨国强辩称于士付未在指定日协同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而拒绝付款属行使先履行抗辩权，而事实上，双方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约定应先进行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后进行股权款支付，相反协议约定是先于2016年5月8日之前完成股权转让交接后再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因而杨国强行使先履行抗辩权明显缺乏依据。至于杨国强辩称于士付未依股东会决议收回货款，且存在严重妨碍公司正常经营行为，首先这一辩称缺乏有效证据证明，其次这些事项均不属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范围，不具备行使不安抗辩权的条件，而且案涉股权进行工商变更登记，至今不存在法律障碍，因而杨国强以前述事项行使不安抗辩权，其理由不成立。关于于士付主张股权转让款金额，虽然在股东会决议中附条件约定为3000000元，但此后杨国强与于士付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确定金额是2100000元，因而应以双方最后约定的金额为准；至于逾期利息损失，因双方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逾期付款是按逾期金额的每日5%标准支付违约金，虽然于士付已主动调低至按每日0.33%的标准主张，但该标准作为违约的利息损失标准缺乏依据，因此，予以参照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年利率5.15%标准支持于士付的利息损失。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杨国强支付于士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10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杨国强以2100000元按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年利率5.15%向于士付支自2016年5月9日起至本案判决确定履行付款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损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三、杨国强支付于士付因本案诉讼支出的财产保全申请费人民币5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四、驳回于士付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5796元，由于士付负担5092元，杨国强负担1070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至一审法院。
于士付、杨国强均不服以上一审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
于士付上诉称：请求纠正一审错误判决，改判杨国强向于士付支付股权转让款3000000元并按此基数计算逾期利息损失。事实和理由：双方于2016年4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所约定的股权转让款2100000元是基于杨国强按约履行的情形，并没有否定2016年4月6日海惠公司全体股东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中确定的杨国强在未按时付清2100000元时应按3000000元支付股权转让款的约定，一审判决认为应以双方最后约定的金额为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针对于士付的上诉，杨国强答辩称：2016年4月6日海惠公司的股东会及董事会会议决议中有关杨国强与于士付的股权转让事项，已被2016年4月15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替代。《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转让价为2100000元，并非3000000元。2016年4月18日的公司会议和2016年4月22日交接公章等资料，只是公司管理责任的移交和分配，并不能推定股权移交。股权至今没有转让，不适用违约责任条款。
杨国强上诉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于士付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2016年4月22日交接公章等资料只是公司管理责任的移交，并不能推定为股权移交。二、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故股权转让生效的起点是股东名册变更，在公司股东名册没有变更的情况下杨国强没有取得股权，不能行使股东权利，股权仍然属于原股东于士付，现公司法定代表人也仍为于士付。三、海惠公司起诉于士付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项下查封于士付的股权可以证明至2016年9月16日公司不认可股权已转让。四、按照双方2016年4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约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是合同义务，没有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就是于士付未履行“将转让的股权最终完整地移交给杨国强”的合同义务。根据合同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杨国强在股权变更登记前没有付款义务，于士付主张的付款条件不成就。
针对杨国强的上诉，于士付答辩称：于士付和杨国强的股权转让是建立在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的基础上，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2016年4月22日，于士付向杨国强及海惠公司办理了相关资产的交接手续，杨国强获得公司实际控制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2016年5月8日为股东权益交割日，该期限已至，杨国强根据协议约定获得了于士付对海惠公司的股权，也取得了股东权利。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权转让后公司应当签发新的出资证明书、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记载，杨国强在获得于士付的股权和公司实际控制权后，公司不及时履行该义务导致的后果，责任不在于士付。《股权转让协议》未约定工商变更登记作为支付价款的条件，也没有约定何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未经变更登记的不能对抗第三人，故工商变更登记仅为转让公示，而非股权转让生效的要件。而且，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是公司的职责和义务，公司怠于履行，责任不在于士付。于士付已经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中的义务，杨国强没有按协议约定支付对价，是杨国强违约，杨国强应该承担违约责任。
二审期间，双方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根据当事人一审中提交的有效证据及一、二审中的陈述，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于士付和杨国强于2016年4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自愿达成的合法有效的合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于士付和杨国强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股权转让中的各自义务。关于股权转让款数额，《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甲方）以人民币2100000元的价格有偿转让给乙方”，故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2100000元。而此前的海惠公司股东会决议中虽有关于股权转让款支付的内容，但并未成为于士付和杨国强之后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内容，两者有不一致之处的应以双方当事人后来达成《股权转让协议》为准。据此，杨国强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2100000元，于士付要求杨国强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000000元与合同约定不符。关于股权转让款支付期限，《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乙方应于2016年5月8日前将2100000元股权转让价款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甲方”，即杨国强向于士付履行支付价款义务的时间是确定的，杨国强未按此期限履行就是构成违约。杨国强认为因于士付未完成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故杨国强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但本院认为，同时履行抗辩权成立的一个前提是双方对合同债务的履行期限没有进行约定且法律对此也没有明确确定由哪一方先履行义务，即履行期限和顺序不明确。而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对杨国强履行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的期限已作出明确约定，且并未以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作为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同时履行条件，故杨国强应当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履行己方债务，其提出的同时履行抗辩权主张与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不符。综上，本案中于士付和杨国强各自提出的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592元，由于士付负担9478元，杨国强负担22114元。于士付、杨国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本院结算二审案件受理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沈 斐
代理审判员 李洁瑜
代理审判员 谢银芝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金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