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皖08民终3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绍兴市帝姿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澄湾区村1幢。
法定代表人：袁晓芳，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峰，浙江泰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全发，男，1982年5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潜山县，住上海市青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清，安徽安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绍兴市帝姿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姿公司）与被上诉人汪全发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潜山县人民法院（2016）皖0824民初26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帝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峰，被上诉人汪全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帝姿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帝姿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汪全发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一审法院无视汪全发自认的延期交货、擅自处分帝姿公司所定做服装的证据，仅因帝姿公司由于客观原因无法提供所有单据造成的证据细微瑕疵而否定本案基本事实不当。一审法院认为帝姿公司委托加工的服装数量不清，帝姿公司提供购买面料的证据不能证明加工服装的数量，帝姿公司不能证明《订购合同》中4950件服装除1223件S码外已全部交付给汪全发加工的认定错误。帝姿公司提交的电话录音、微信记录中，汪全发承认与帝姿公司存在加工承揽合同关系，并擅自处理了帝姿公司所定做的服装，确认了交付服装的数量为：S码1715件、M码1807件、L码1108件、XL码310件、XXL码10件合计4950件，故不存在委托加工数量不清的问题。2、一审法院要求帝姿公司承担全部举证责任并承担相应不利后果，违背了举证责任合理分配的原则。应客户浙江纳雅服饰有限公司的要求，帝姿公司所提供的服装须由汪全发负责加工制作，帝姿公司与汪全发口头约定由汪全发为帝姿公司加工服装。嗣后，帝姿公司多次要求汪全发订立书面合同，但汪全发拒绝订立。汪全发是否依约履行义务的举证责任应由汪全发承担举证责任。一审中，汪全发拒绝应诉答辩，参加庭审，是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是变相认可帝姿公司的诉讼主张，一审法院却要求帝姿公司承担全部举证责任及相应不利后果，违背了举证责任合理分配原则，使帝姿公司合法的诉讼请求无法得到保障。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判决不公。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帝姿公司的诉讼请求。
汪全发辩称，帝姿公司诉请汪全发赔偿其损失306815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帝姿公司未举证证明汪全发应当完成的加工服装的数量和帝姿公司损失的金额，帝姿公司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汪全发在一审中因故不能参加庭审，并不能得出汪全发认可帝姿公司诉讼主张的结论。人民法院应对帝姿公司是否完成对基本事实的举证责任进行审查。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帝姿公司对本案的基本事实未提交证据证明，且其陈述自相矛盾，据此判决驳回帝姿公司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汪全发已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帝姿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帝姿公司与汪全发之间的加工承揽合同关系；2、汪全发赔偿帝姿公司损失306815元（根据客户订单及客户实际已收服装初步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汪全发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22日帝姿公司与浙江纳雅服饰有限公司签订《订购合同》，约定：浙江纳雅服饰有限公司向帝姿公司订购服装4950件（型号D54DZ7213，其中S码1715件）。帝姿公司与汪全发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帝姿公司委托汪全发进行服装加工。2015年8月6日帝姿公司与绍兴县鎏和针纺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约定：绍兴县鎏和针纺有限公司提供布匹，通过物流运输至汪全发处。汪全发交付部分服装后，以上海睿良服饰有限公司的名义开具了4份增值税发票，收取帝姿公司3112件服装加工费。期间，帝姿公司又将其中部分服装委托南京海欣丽宁服饰有限公司加工，由南京海欣丽宁服饰有限公司加工结束后发送至汪全发处，由汪全发交付给帝姿公司。南京海欣丽宁服饰有限公司开具1份增值税发票，收取了帝姿公司660件服装加工费33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帝姿公司提供的证据及陈述，能够证明帝姿公司与汪全发之间存在的口头承揽合同关系。该承揽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严格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为交付服装原材料及成衣数量的问题。首先，对委托加工数量的问题。帝姿公司提交的购买服装面料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委托汪全发加工的服装数量。帝姿公司称将《订购合同》中4950件除1223件S码外全部交付给汪全发加工，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委托加工的数量不能确定。其次，对已接受服装数量的问题。帝姿公司陈述，加工费按9批次交付，前8批次均已结算加工费。其举出的4张加工费增值税发票显示的加工数量为3112件，而不是其所称的2840件。按帝姿公司的陈述，汪全发交付了2840件，加上南京海欣丽宁服饰有限公司交付的1223件，合计应为4063件，但帝姿公司却称浙江纳雅服饰有限公司实际只收到3565件，对此数量差额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再者，对交付南京海欣丽宁服饰有限公司服装数量的问题。帝姿公司陈述，1223件交由南京海欣丽宁服饰有限公司加工，但其提供的南京海欣丽宁服饰有限公司加工费增值税发票证明的加工费为33000元，加工数量为660件，而不是其所称的1223件，南京海欣丽宁服饰有限公司加工的原料布匹系由帝姿公司提供，而非从汪全发处提供。综上，帝姿公司认可交付服装数量不明，却以自己违约数额为依据计算损失，要求汪全发进行赔偿，系举证不足，不予支持。服装加工承揽合同具有季节性，帝姿公司与汪全发口头达成的加工承揽合同已超过一年，由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全面实现，继续履行已经不可能，故帝姿公司要求解除与汪全发之间的加工承揽合同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绍兴市帝姿纺织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汪全发之间的承揽合同关系；二、驳回原告绍兴市帝姿纺织品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902元减半收取2951元，由原告绍兴市帝姿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帝姿公司提交的南京海欣丽宁服饰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该证据为税务机关的公文文书，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发票与帝姿公司是否向汪全发交付原材料的数量并不具有当然的关联性，且帝姿公司与南京海欣丽宁服饰有限公司发生加工服务的时间为2015年，但直到本院二审开庭日的2017年3月10日才开具发票，明显不合常理，且汪全发对此发票又不予认可，故对帝姿公司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对帝姿公司的经办人员苏德琳与汪全新间的往来短信记录，因汪全发对该短信显示的手机号码为其所有不持异议，故对短信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从短信显示的内容的看，只有帝姿公司经办人员苏德琳发送服装材料数量的显示，并没有汪全发认可收到该材料的相关内容，故对帝姿公司的汪全发已收到4950件服装材料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上诉请求及诉辩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问题为汪全发收到帝姿公司服装材料的数量及其向帝姿公司交付成衣数量的问题。《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帝姿公司主张汪全发因少向其交付所定做的服装造成其损失，要求汪全发进行相应赔偿。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帝姿公司诉讼请求若要得到支持，首先，其要证明其已向汪全发交付了其所主张赔偿的服装原材料。本案中，帝姿公司对此并未能举出有效的证据证明；其次，帝姿公司对其提交的证据与其陈述相矛盾之处，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具体理由一审法院已作出阐述，本院不再赘述。综上，帝姿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应承担不利的后果。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51元，由上诉人绍兴市帝姿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再松
审判员 陈澜竞
审判员 查世庆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
书记员 陈碧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