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53民终2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光，男，1953年7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东省阳春市。
委托代理人：黎石贤，广东石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一，系受害人何某某的继女儿，女，2000年6月16日出生，汉族，学生，住广东省阳春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二，系受害人何某某的继女儿，女，2003年4月7日出生，汉族，学生，住广东省阳春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一，系受害人何某某的儿子，男，2009年5月15日出生，汉族，学生，住广东省阳春市。
上述三被上诉人法定代理人兼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麦子媛，系受害人何某某的妻子，女，1973年9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东省阳春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严显兰，系受害人何某某的母亲，女，1938年4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东省阳春市。
上述五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甘永波，广东创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巧亮，男，1988年2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新兴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年，曾用名李大年，系李巧亮父亲，男，1942年2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新兴县。
被上诉人李巧亮、李年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国星，广东修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李巧亮、李年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苏少军，广东修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上诉人邓光因与被上诉人黄某一、黄某二、何某一、麦子媛、严显兰（以下简称“黄某一等5人”）、李巧亮、李年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新兴县人民法院（2015）云新法天民初字第1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4年9月间，邓光通过严某一介绍和严某一一起到新兴县天堂镇西震村委西震土地岗村找李年协商建房，李年口头委托李巧亮的妻子出面与邓光协商，双方口头约定：建二层半楼房，包工不包料，建房工价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70元计算，建筑材料由建房业主购买，每建完一层结算一层工钱。2014年12月初，邓光组织受害人何某某等人员进场施工，邓光作为代表对具体施工过程负责。2015年7月17日11时20分许，受害人何某某在建房屋二楼扎铁过程中不慎从二楼坠下跌倒在地面，在场工作的工人听到响声连忙察看，发现受害人何某某从二楼坠下跌倒在地面,邓光等人就跑下楼，一边打电话120救援、报警，一边用木板担架将何某某抬出村边等候医生，过了一会医生到场后证实受害人何某某已死亡。2015年9月15日,黄某一等5人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受害人何某某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同年10月23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作出穗司鉴15010010100543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何某某符合在酒后因高坠造成寰枢椎爆裂性骨折、脱位合并高位颈髓损伤致死。2015年11月16日,黄某一等5人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1、邓光、李巧亮共同赔偿339449.95元及鉴定费14560元给黄某一等5人，并互负连带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邓光、李巧亮承担。
庭审中，黄某一等5人变更诉讼请求，请求按2015年赔偿标准计算,其中变更请求丧葬费32395元、死亡赔偿金244912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00864元,总损失为547730元,邓光、李巧亮、李年承担383411元。邓光申请的证人莫桂友、邓伙叙、严某一、余沃庆到庭陈述了证言。莫桂友述称，2015年7月17日,莫桂友与受害人何某某等几个人在建房时,其听到有重物坠下的声音,往外看到受害人何某某倒在地上,就到地面将受害人何某某扶着,并打120救援及报警，医生到场后证实受害人何某某已死亡。邓伙叙述称，其与邓光是亲戚关系，不认识李巧亮，其于事发当天没有开工。严某一述称，与邓光系同事关系，帮李年、李巧亮建房子；受害人何某某出事时前两天都在其家里，很夜回家；事发时，其不在现场。余沃庆述称，其与邓光是工友关系，帮李年、李巧亮建房子，受害人何某某坠地时，余沃庆正做扎铁工作。
另查明，受害人何某某与严显兰系母子关系；严显兰于1938年4月7日出生，其与配偶何某二(2000年9月1日死亡）于1959年7月4日生育何某某，于1964年11月25日生育何某三，于1968年6月5日生育何某四，于1970年4月1日生育何某五，于1973年2月28日生育何某六；麦子媛与前夫黄某三（2004年1月17日死亡），于2000年6月16日生育女儿黄某一；于2003年4月7日生育二女儿黄某二；麦子媛与受害人何某某于2009年5月15日生育儿子何某一。
又查明，2015年3月9日，李年提出建设用地申请，该房屋位于新兴县，面积120平方米，东至李明，南至李志，西至李日华、北至李复。李年支付了22400元工钱给邓光，邓光收取工钱后支付了1700元工钱给受害人何某某。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受害人的各项损失赔偿数额如何计算？2、受害人何某某与邓光、李年、李巧亮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从而确定该由谁承担受害人何某某因伤死亡所受损失赔偿民事责任问题。
对第一个焦点，1、丧葬费问题，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为32395元（64790元/年÷2）。因此，黄某一等5人请求丧葬费32395元，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支持。2、死亡赔偿金问题，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为244912元（12245.60元/年×20年）。因此，黄某一等5人请求死亡赔偿金244912元，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3、被抚养人生活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本案中，受害人何某某与黄某一、黄某二系继父女关系，由黄某一等5人提供阳春市石望镇简明村委会及阳春市公安局石望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证实。因此，黄某一、黄某二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麦子媛以其属二级残疾人，从2003年开始领取低保金，请求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主张，无提供丧失劳动能力及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证据证明。因此，麦子媛提出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请求，缺乏证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被扶养人黄某一生活费为14646.32元（10043.20元/年即每月836.93元×2年零11个月÷2扶养人），前2年每年为5021.60元、第3年为4603.12元；被扶养人黄某二生活费为28874.19元（10043.20元/年即每月836.93元×5年零9个月÷2扶养人），前5年每年为5021.60元、第6年为3766.19元；被扶养人何某一生活费为59422.25元（10043.2元/年即每月836.93元×11年零10个月÷2扶养人），前11年每年为5021.60元、第12年为4184.65元；被扶养人严显兰生活费为10043.20元（10043.20元/年×5年÷5扶养人），每年为10043.20元。故前5年被扶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累计超过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10043.20元。因此，前5年被扶养人生活费按10043.20元/年计算5年，共为50216元；余下被扶养人生活费:被扶养人黄某二生活费第6年3766.19元+被扶养人何某一生活费第6年至11年为30129.60元(5021.60元×6年)+第12年为4184.65元,共计38080.44元。以上4人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为88296.44元。因此，黄某一等5人请求被扶养人生活费166870元过高，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4、精神损害抚慰金问题，因受害人何某某在工作中坠地死亡，故其亲属遭受了精神损害。根据原审法院所在地实际生活水平，原审法院酌情支持15000元。因此，黄某一等5人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过高，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5、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按3人3天计算为（27766元/年÷365天×3人×3天）共684.63元。因此，黄某一等5人主张5000元过高，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6、鉴定费14560元，因受害人何某某的死因进行鉴定所实际支出的费用，有鉴定机构出具的发票证实，应纳入本案赔偿范围，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因此，黄某一等5人请求鉴定费14560元，合理合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参照《广东省2015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及结合黄某一等5人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核定黄某一等5人的经济损失有：丧葬费32395元、死亡赔偿金244912元、被扶养人生活费88296.4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684.63元，鉴定费14560元，共计395848.07元。
对第二个焦点，首先，受害人何某某作为水泥工是邓光找来的，邓光可以安排受害人何某某的工作场所和工作内容，工钱是和邓光协商，并由邓光支付，受害人何某某与邓光之间的关系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因此，受害人何某某与邓光双方之间成立雇佣关系和劳务关系。邓光为雇主，接受劳务；受害人何某某为佣工，提供劳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动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受害人何某某是因劳务受到损害，其自身在此过程中存在过错，适用过错相抵原则。因此，本次事故产生的经济损失395848.07元，由邓光承担50%责任即197924.04元（395848.07元×50%）;由受害人何某某承担50%责任即197924.03元（395848.07元×50%）。
其次，涉案房屋由李年提出用地申请，故李年是屋主，其将建房工程以包工形式交由邓光施工，成立发包和承包的关系。受害人何某某在施工过程中因缺乏安全措施从高处摔下致死，为安全生产事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李年作为房主应该对承包人的资质及安全生产条件予以审查，明知邓光没有相应资质及安全生产条件而仍然交由其承包，应与邓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如下判决：一、邓光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经济损失197924.03元给黄某一、黄某二、何某一、麦子媛、严显兰。二、李年对邓光承担第一判项赔偿款197924.03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黄某一、黄某二、何某一、麦子媛、严显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525.58元，由黄某一、黄某二、何某一、麦子媛、严显兰负担1705.58元，邓光负担1820元。
宣判后，上诉人邓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黄某一等5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适用法律错误。1、邓光、死者何某某与李巧亮、李年是雇佣关系。一审法院认定邓光与李年是发包与承包关系错误。死者何某某及其他劳务提供者所提供的劳务是为李巧亮、李年提供，李年支付26900元工人工资，并由邓光代表签收，符合雇佣关系的法律特征。各同事服从李巧亮、李年的管理，根据李巧亮、李年的安排开展建房工作。建房的全过程中，由李巧亮、李年包料，由邓光及其同事提供劳务，按照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70元计算劳务费。因此，邓光及其同事与李巧亮、李年是雇佣关系，应由李巧亮、李年承担事故的赔偿责任。2、邓光与死者何某某是同事关系。一审认定“邓光可以安排受害人何某某的工作场所和工作内容，工钱是和邓光协商，并由邓光支付”的事实错误。邓光在一审提供的《证人书面证言》已证实，何某某是否参与本案工作，邓光是没有决定权的，也没有领导的作用，由同事共同商量决定，并非邓光一人承接工程后，再找其他人员组建施工队的。另一方面，死者何某某的工钱由李巧亮、李年发放，所得的工钱由邓光代为签收、平均分配，同事之间互不存在隶属、领导、支配等主从关系。至于“包工头”与“工头”的说法，是农村习惯中，对建筑手艺好、资历老、经验足而作为雇员代表的一种称呼，调查笔录中所称“包工头”和“工头”与法律意义上的包工头有着明显的区别，人民法院应审慎区分。（二）死者何某某明知建筑行业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明知自己处于严重醉酒状态（酒精含量高达261mg/100ml），任意不顾安全选择开工，自身有重大过错，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自负80%的责任。
被上诉人黄某一等5人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邓光与何某某是雇佣关系事实清楚，适用无过错责任分责。何某某虽然是醉酒状态，但一审认定同等责任适当，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李巧亮、李年答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邓光与李巧亮、李年是发包与承包关系正确。本案在建房屋所占用的土地是李年于1995年3月28日向新兴县天堂镇西震管理区受让所取得，有《收据》为证，在建的房屋也是李年直接报建。本案的工程发包，是邓光与李年商定，全部款项由李年直接支付给邓光，故李巧亮、李年根本不认识死者何某某。李巧亮既不是在建房屋的屋主，也不是雇主，同样李年也不是雇主。2、何某某作为水泥工是邓光找来，由邓光安排工作场所和工作内容，协商工钱，并由邓光直接支付，故何某某与邓光之间成立雇佣关系和劳务关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诉讼中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在鉴定何某某死因时，在何某某心血检出乙醇，含量为261mg/100ml，提示何某某生前饮酒。鉴定意见：何某某符合在酒后因高坠造成寰枢椎爆裂性骨折、脱位合并高位颈髓损伤致死。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二审法院应当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各方对何某某死亡造成的损失数额均无异议，本院应予以确认。现双方争议的焦点是邓光与何某某之间是否形成劳务关系以及本案的责任如何划分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本案中，李年需要建造房屋，经与邓光协商，双方口头约定了建房的承包方式（包工不包料）、建房工价计算及支付方式等。双方达成协议后，邓光组织包括受害人何某某在内的人员进行现场施工，李年亦按建房进度支付建房款给邓光。从双方约定及实际履行过程来看，邓光与李年之间确实存在承包与发包的关系。何某某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场所以及工资均由邓光支付，双方符合劳务关系的特征，因此何某某与邓光之间形成劳务关系。何某某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坠地死亡，属于因劳务受到损害，依上法规定，邓光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应与提供劳务一方根据各自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受害人何某某作为一名从事建筑的人员，明知建筑施工属于危险作业，饮酒后施工存在安全隐患，由于何某某酒后坚持施工，其自身也存在一定过错，应自负一定的责任。邓光作为工程承包人，对何某某酒后施工缺乏监管，对何某某在施工中坠地死亡也有一定的过错，应负一定责任。一审判决结合本案实际情况，确定由邓光与何某某各负50%的责任恰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依法应予以维持。上诉人邓光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7051.16元，由上诉人邓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伙钊
代理审判员 陈 阳
代理审判员 董振南
二〇一六年七月八日
书 记 员 王怡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