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民终47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献军，男，1953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济南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献良，男，1956年5月25日出生，汉族，济南铁路局济西车辆段职工，住济南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献贵，男，1959年12月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济南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玉燕，女，1962年9月29日出生，汉族，济南火车站退休职工，住济南市。
以上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山东易焕之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艳艳，山东易焕之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省警官总医院，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沈明云，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俊杰，山东丰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飞，山东丰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因与上诉人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4）市民初5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基本事实不清，对于山东省警官总医院一方是否存在销毁或者隐匿病历没有作出清楚地事实认定。根据法律、法规之规定，病历原件由医疗机构保管。在一审诉讼过程中，病历原件理应由山东省警官总医院提供，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可视为销毁或隐匿病历。山东省警官总医院主张病历是由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抢夺走，并提出报警记录作为证据证明。但该项证据只能证明确实存在过争执，报警过，并不能证明病历由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抢夺走。根据一般正常人理解如果病历确实是由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抢夺走，那么就不会出现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再与民警联系，不用民警出警，自行处理的情况出现。原审法院以此认定，实属举证责任错误，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二、济南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鉴定时间为2013年12月19日，当时山东省警官总医院提交的是病历原件（63334）共84页，其中包含“危重患者护理记录单”共27页，并于2013年12月19日由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取回。而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与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发生争执的时间为2013年8月8日，如果当时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抢夺了其中部分危重患者护理记录单原件，那么在济南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中就不可能再出现病历原件的可能，故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存在销毁或隐匿病历之行为。三、责任比例过轻。山东省警官总医院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病历原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编著-
奚晓明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之规定，销毁或隐匿病历的行为，应加重山东省警官总医院的过错比例。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基本事实认定不清，责任比例过轻，请求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山东省警官总医院辩称，一、山东省警官总医院提交的“2013年8月5日至8月7日的10页危重患者护理记录单”复印件，符合证据规则要求，被答辩人对其真实性及内容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并不存在《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的情形。山东省警官总医院提交的涉案病历资料，是与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双方于2014年1月17日共同签字、盖章确认的病历，并依法予以封存。根据医疗机构病历相关管理规定，封存的病历可以是复印件。涉案“2013年8月5日至8月7日的10页危重患者护理记录单”复印件已经为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所签字确认。一审法院调取六里山派出所2013年8月8日接警单，双方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内容合法且与涉案具有关联性。而且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也认可双方在2013年8月8日发生争执。这一系列证据能够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同时，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在申请济南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时，也提交“2013年8月5日至8月7日的10页危重患者护理记录单”复印件并作为鉴定材料无异议，而且在之后组织鉴定均同意该复印件作为鉴定材料，以行为表示对该复印件真实性及内容均无异议。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山东省警官总医院提交的“2013年8月5日至8月7日的10页危重患者护理记录单”复印件，符合证据规则要求，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对其真实性及内容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并不存在《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正确。二、答辩人尽到合理诊疗义务，没有违反诊疗规范和诊疗常规，对患者死亡没有过错，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况且济南医学会于2013年12月19日作出不属于医疗事故鉴定书，认为答辩人在对患者的诊疗过程中，无导致患者死亡的违法违规医疗行为，患者的死亡与高龄、疾病本身有关。答辩人对患者死亡没有过错，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山东省警官总医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书。发回重审、重新鉴定。事实与理由：1.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对重庆市明正司法鉴定所对“李云茂一案”做出的司法鉴定书（明正司鉴所[2015]医鉴字第2号）及补充说明存在异议如下：（1）“入院时”“心肌酶谱”“未检查”，为鉴定书中山东省警官总医院的首条过错，在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已经补充提供该项检查证据的情况下，明正鉴定所认为该检查证据的提供对检查结果不存在影响，存在逻辑矛盾，鉴定失实。（2）在法庭质证过程中，明正司法鉴定所鉴定人彭天贵多次以自己非执业医师为由，拒绝答复山东省警官总医院提出的质证或模糊应答，影响了案件的审判。综合以上异议，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对重庆市明正鉴定所对“李云茂一案”做出的司法鉴定书（明正司鉴所[2015]医鉴字第2号）及补充说明不认可，特申请法院对该鉴定意见不予采纳，并重新选择鉴定机构。2.由于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在本案中无任何过错因此本案中所产生的任何费用应由李献良、李献军、李献贵、李玉燕负担。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山东省警官总医院请求，维护山东省警官总医院的合法权益。
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辩称,一、警官医院上诉认为一审法院委托的重庆明正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存有异议，入院时心肌酶谱未检查，院方认为自己检查过，明正鉴定所认为医院对患者李云茂的检查结果对司法鉴定意见最终的判定不存在影响，这一点是鉴定机构的鉴定专家根据患者情况和医院实施医疗行为的具体情况作出的判定，警官医院虽有异议，但其异议的证明力与鉴定机构鉴定意见的证明力应具有差异，在二审中警官医院的异议和鉴定机构鉴定意见的证明力请合议庭予以判定。二、在一审时鉴定人在出庭接受质询中，鉴定人所作出答复最终由一审法院法官予以判定，我方认为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时，鉴定意见的答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法官的判定符合法律规定。
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山东省警官总医院赔偿医疗费1009.15元、死亡赔偿金78862.50元、护理费1337.8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00元、复印费148元、交通费5700元、住宿费1178元、餐饮费448元、丧葬费14549.25元、鉴定费87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万元。2、诉讼费由山东省警官总医院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云茂与张秀云系夫妻关系，两人婚后生育子女四人，分别为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张秀云于2004年12月27日死亡。2013年8月5日，李云茂因“反复胸闷、心前区不适20年余，加重伴憋喘5天”到山东省警官总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1、急性心力衰竭；2、慢性心功能不全（1）心功能Ⅳ级；3、肺栓塞？4、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1）陈旧性心肌梗死；5、慢性支气管炎合并肺部感染；6、慢性阻塞性肺疾病；7、陈旧性股骨颈骨折。李云茂于2013年8月11日在山东省警官总医院住院期间死亡，死亡原因为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诊断为：1、急性心力衰竭；2、心源性休克；3、多脏器功能衰竭；4、肺栓塞；5、慢性心功能不全（1）心功能Ⅳ级；6、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1）陈旧性心肌梗死；7、慢性支气管炎合并肺部感染；8、慢性阻塞性肺疾病；9、贫血；10、电解质紊乱；11、低蛋白血症；12、陈旧性股骨颈骨折。除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之外，李云茂无其他第一顺序继承人。李云茂在山东省警官总医院住院期间产生的医疗费为12510.72元，其中个人负担部分为2018.29元，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已将该2018.29元作为补助支付给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2013年11月15日，根据李玉燕的申请，济南市卫生局委托济南医学会对李云茂与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医疗纠纷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为进行该项鉴定，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向济南医学会提交了李云茂在山东省警官总医院的住院病案复印件（其中包含2013年8月5日至8月7日的危重患者护理记录单10页）。济南医学会于2013年12月19日作出济南医鉴[2012]016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结论是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为此支出医疗事故鉴定费2500元。
本案审理中，根据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的申请，一审法院曾委托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山东省警官总医院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5年3月26日上午在武汉召开了医、患方意见陈述会。因无法确定李云茂根本死亡原因，该中心对该项鉴定最终未予受理。根据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的申请，一审法院又委托重庆市明正司法鉴定所对下列事项进行鉴定：1、根据李云茂住院期间心电图和心梗三项检查明确其住院期间是否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2．如发生急性心肌梗塞，医院的治疗措施是否恰当？3．如诊断治疗错误，则与患者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参与度？该所于2016年3月18日在重庆进行了鉴定听证，并于2016年6月20日作出明正司法鉴定所[2016]医鉴字第2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李云茂在山东警官总医院住院期间“急性心肌梗塞”的诊断依据不足，故无法进一步对“医院的治疗措施是否恰当？与患者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关系及参与度”作出明确判断。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对该鉴定意见书提出异议，要求该所对下列问题进行答复：1、李献军等四人诉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中，诊断“急性心梗”是以心电图为准，还是以心肌酶变化为准？依据是什么？2、李献军等四人诉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中，是否还存在违背法律、行政法规、技术规范之处？如有，是否与患者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是多少？该所于2016年9月13日作出一份“对李云茂与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司法鉴定的补充说明”，对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异议书中第一个问题的答复意见是：1、诊断“急性心梗”，临床上既要结合心电图，亦要结合检测心肌坏死血清生物标志物检测结果综合考虑，还要结合患者临床症状体征表现。2、重庆市明正司法鉴定所[2016]医鉴字第2号鉴定书分析说明中第（二）款作出的“急性心肌梗塞”的诊断依据不足的意见是根据送检病历记录分析得出结果，即李云茂2013年8月7日9:30病情突然变化，心率148－150次/分，血压86/56mmHg，心电图Ⅲ、avF出现ST段抬高，持续10分钟回落至入院时状态，心电图为一过性改变，病后1小时及发病后32.5小时检查心肌酶谱（CK－MB）无明显增高，故“急性心肌梗塞”的诊断依据不足。对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异议书中第二个问题的答复意见是：李云茂系89岁超高龄患者，自身基础疾病危重，心、肺、肝等多器官功能不全，针对肺栓塞的部分治疗方案实施困难（如肺栓塞需行肺CTA检查和积极抗凝治疗等）。“急性心肌梗塞”的诊断依据不足，应考虑肺栓塞的可能性大。因此，患者自身疾病危重是导致其死亡的主要因素。2、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在李云茂病情加重后，以挽救生命为主线，针对症状进行降心率、升血压的治疗，病情加重后的治疗方向及措施无明显不妥，但在整个诊治过程中存在以下过错和不足：（1）对病情严重程度重视不够，治疗措施不完善：①患者罹患冠心病20多年，入院时主要表现为“急性心力衰竭；慢性心功能不全”。入院时未行心肌酶谱及心脏超声检查；未使用ACEI、β-阻滞剂予以纠正心衰（此系抗心衰金三角方案）。②患者入院时存在肺部重度感染（肺部感染系诱发心衰的重要原因之一），未作血培养、痰培养、药敏试验等，未早期选择使用高档抗生素控制肺部感染（8月10日才改用泰能），实为控制肺部感染不力。③未积极履行组织院内外会诊（如全院或全市）或建议转院治疗义务。（2）患者病情发生变化后，医患沟通方式欠妥，给患者家属增加心理压力，激化了医患矛盾。（3）医疗文书欠规范，存在管理缺陷，如：患者20年冠心病史，对其症状、体征、实验室资料等描述不充分；左下肢屈曲，外旋，轻度水肿，右下肢无描述；少量吸烟30年，已戒烟40年；去钾肾上腺素用量医嘱为2g，护理记录为2mg；查房记录中心肌酶谱及肌钙蛋白升高不明显（没有记明具体数据）。综上所述，患者自身疾病危重是其死亡后果的主要因素，医院的部分过错对患者的死亡后果有促进和诱发作用（间接因果关系），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其死亡的进程。参考《法医临床学》渡边方式第C款“己发现可能由事故造成的伤病，但其作为死亡（伤害后遗障碍）原因不如其他疾病，事故参与度为20%”之条文，其过错参与度约20%左右。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对该补充说明提出异议并申请鉴定人出庭，鉴定人彭天贵出庭接受了当事人的质询。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为此垫付鉴定费12000元和专家会诊费2000元。山东省警官总医院为此垫付鉴定人出庭费用9000元。因山东省警官总医院提出委托鉴定的住院病案中缺少李云茂入院当日心肌酶谱检查化验单，一审法院致函重庆市明正司法鉴定所询问山东省警官总医院所提交的2013年8月5日检验报告单对于补充说明中的鉴定意见有无影响，该所于2016年12月13日出具复函载明：山东省警官总医院现提供的化验单，第一，可以证明李云茂入院时已作心肌酶谱检查；第二，此化验单进一步证明了李云茂入院时发生“急性心梗”的诊断依据不足，其主要表现为“急性心力衰竭；慢性心功能不全”。因此该化验单对该所作出的补充说明鉴定意见无任何影响。
当事人对下列事实存在争议，一审法院结合当事人的举证、质证以及一审法院审查情况予以认定：
一、山东省警官总医院是否存在销毁或隐匿病历的行为
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主张山东省警官总医院所提供的10页李云茂2013年8月5日至8月7日危重患者护理记录单均为复印件，山东省警官总医院未能提交相应的原件，构成侵权责任法所规定的销毁或隐匿病历的行为，应当据此加重山东省警官总医院的赔偿责任，故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应当承担50%的赔偿责任。山东省警官总医院主张上述护理记录单的原件已被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强行夺走，当时曾经报警。根据山东省警官总医院的申请，一审法院从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分局六里山派出所调取接警单一份，接警时间为2013年8月8日5时11分37秒，报警人为匿名，报警方式为电话报警，案发地址在警官医院住院楼二楼，报警内容为报警人称有医患家属闹事，出警情况为及时与报警人联系，报警人称自己处理，不用民警出警了。当事人对该接警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一审法院审查认为，因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调取的六里山派出所接警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该证据内容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从该证据可以看出，在2013年8月8日当事人之间确实发生过较为激烈的争执，不排除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从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处强行夺走10页护理单原件的可能性。在济南医学会组织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过程中，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所提交的李云茂住院病案复印件中就包含2013年8月5日至8月7日的10页危重患者护理记录单，这说明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当时对该记录单的复印件并无异议，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存在销毁或隐匿该部分病历资料的行为。故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主张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存在销毁或隐匿病历的行为，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二、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所主张的各项费用
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主张护理费1337.86元，护理人员为李玉燕、李献良，护理期限为6天，计算方式为按照2015年山东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58197元除以261天乘以6天乘以2人再乘以50%。
山东省警官总医院主张李云茂一直在重症监护室，不需要家属护理。
一审法院审查认为，因李云茂入院后即在重症监护室治疗，无需家属护理，故不存在相应的护理费。
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300元，计算方式为100元乘以6天乘以50%。
山东省警官总医院不予认可，认为没有陪护人员，所以没有该项费用。
一审法院审查认为，住院伙食补助费并非陪护人员的费用，李云茂住院6天，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按照每天100元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并无不当，故一审法院认定相应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为600元，至于具体的赔偿金额需要结合山东省警官总医院的责任比例予以认定。
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主张复印费148元，是其复印病历和诉讼材料的支出，为此提交复印费发票4张（金额合计80元）、山东省警官总医院门诊收费专用票据1张（金额15元）、道克图文业务承接单1张（金额201元）。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对业务承接单不予认可，对其他的单据予以认可。
一审法院审查认为，因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对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提交的复印费发票和门诊收费专用票据无异议，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提交的业务承接单并非复印费发票或收据，不能证明实际支出的复印费，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支出的复印费为95元。
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主张餐费448元，是李玉燕到重庆进行鉴定听证所支出的餐饮费用，当时去的是李玉燕及其女儿周敬东、律师张静，2016年3月17日23时乘飞机到重庆，2016年3月20日23时45分从重庆乘飞机回济南，为此提交餐费发票3张，金额合计448元。山东省警官总医院认为应当按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标准计算该项费用，不应按照李玉燕实际支出的金额，而且李玉燕提交的餐饮费发票中有两张是北京和济南的，与本案无关；也不认可周敬东的费用，她是跟着去重庆玩的，并没有参加鉴定听证；山东省警官总医院认为2016年3月18日进行的鉴定听证，当天晚上就能赶回济南，所以2016年3月17日至18日是合理的在途时间，超出的时间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审查认为，周敬东并非本案原告或原告代理人，故其差旅费用并非本案中必要合理的支出，鉴定听证的日期为2016年3月18日，乘坐飞机往返的合理时间应当为两天。山东省警官总医院认为应当按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标准计算李玉燕、张静两个人自2016年3月17日至18日的餐费并无不当，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李玉燕因参加鉴定听证的合理餐费支出为400元（100元×2人×2天）。
李玉燕主张交通费5700.09元，是用于去重庆和武汉进行鉴定听证的费用，其中去武汉的是李玉燕和张静，时间是2015年3月25日至3月27日，为此提交飞机票7张（李玉燕从济南至武汉的往返飞机票丢失，参照张静的飞机票计算）、火车票5张、出租车发票48张、加油费发票4张。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只认可张静去武汉的交通费以及李玉燕、张静去重庆的交通费，对其他的交通费均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审查认为，如前所述，李玉燕、张静两人从济南至重庆的往返交通费系合理支出，张静从济南至武汉的往返交通费也属于合理范围，且山东省警官总医院予以认可，故一审法院对相关的交通费单据予以采信。李玉燕提交的其他交通费单据无法确定属于合理必要范围及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虽然李玉燕未能提交其从济南至武汉的往返交通费单据，但考虑到其确实存在该项支出，一审法院酌定参照张静从武汉到济南的返程火车票金额计算李玉燕从济南至武汉的往返交通费。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李玉燕合理的交通费支出为6153.50元。
李玉燕主张住宿费1178元，是李玉燕、周敬东、张静在重庆、武汉、北京的住宿费用，为此提交住宿费发票8张（其中重庆的住宿费发票4张，金额合计584元；武汉的住宿费发票3张，金额合计300元；北京的住宿费发票1张，金额100元）。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只认可在重庆、武汉各两天的住宿费用，而且认为不能超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出差住宿费标准。
一审法院审查认为，根据机票载明的往返时间,可以推断李玉燕、周敬东、张静三人在重庆的住宿日期是2016年3月17日至19日,如前所述,一审法院认为李玉燕、张静两人在重庆住宿两晚的费用系合理的支出，故李玉燕在重庆的合理住宿费为259.56元（584元×2/3×2/3）。根据张静的单程机票和回程火车票载明的往返时间，可以推断李玉燕、张静两人在武汉的住宿日期为2015年3月25日至26日，故李玉燕在武汉的合理住宿费为300元。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李玉燕合理的住宿费支出为559.56元。
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主张死亡赔偿金78862.50元，按照2015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545元乘以5年再乘以50%得出。山东省警官总医院请求法院依法处理。
一审法院审查认为，李云茂系城市居民且死亡时已超过75岁，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按照2015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545元乘以5年计算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故一审法院认定相应的死亡赔偿金为157725元，至于具体的赔偿金额需要结合山东省警官总医院的责任比例予以认定。
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主张丧葬费14599.25元，按照2015年山东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58197元除以2再乘以50%得出。山东省警官总医院请求法院依法处理。
一审法院审查认为，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按照2015年山东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58197元计算6个月的丧葬费并无不当，故一审法院认定相应的丧葬费为29098.50元，至于具体的赔偿金额需要结合山东省警官总医院的责任比例予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对李云茂的死亡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应承担，具体的赔偿责任比例是多少？二、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所主张的各项费用是否合法？
关于焦点一，重庆市明正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书和补充说明，程序合法，从具体内容上来看也不存在矛盾之处，故一审法院对该鉴定意见书和补充说明的结论予以采信。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在对李云茂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对李云茂的死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关于具体的赔偿责任比例，因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存在销毁或隐匿病历的行为，故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所主张的应当加重山东省警官总医院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重庆市明正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和本案的具体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应当承担20%的赔偿责任。
关于焦点二，一审法院已经认定李云茂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为600元，死亡赔偿金为157725元，丧葬费为29098.50元，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支出的复印费为95元，餐费为400元，交通费为6153.50，住宿费为559.56元，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对于上述费用应当按照20%的比例予以赔偿。关于精神抚慰金，李云茂的死亡必然会给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带来精神上的痛苦，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应当赔偿2万元。关于医疗费和护理费，因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不存在实际损失，故一审法院对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的相关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医疗事故鉴定费2500元，因最终鉴定结果为不构成医疗事故，故不应由山东省警官总医院承担。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山东省警官总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住院伙食补助费120元。二、山东省警官总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死亡赔偿金31545元。三、山东省警官总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丧葬费5819.70元。四、山东省警官总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复印费19元。五、山东省警官总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餐费80元。六、山东省警官总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交通费1230.70元。七、山东省警官总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住宿费111.91元。八、山东省警官总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精神抚慰金2万元。九、驳回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24元，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负担2450元，山东省警官总医院负担1274元；鉴定费及鉴定人出庭费23000元，由山东省警官总医院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认定，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主张山东省警官总医院不能提交2013年8月5日至8月7日的10页危重患者护理记录单原件，认为存在销毁或隐匿病历的行为。山东省警官总医院辩称封存的病历可以是复印件，上述复印件在双方共同封存时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已经签字进行确认，不存在销毁或隐匿病历的行为。本院认为，在一审质证笔录中，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认可是其向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机构提交了李云茂住院病案复印件作为鉴定检材，其中包含2013年8月5日至8月7日的10页危重患者护理记录单，在鉴定过程中双方均未对用于鉴定的住院病案资料提出异议，在之后组织的鉴定中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均同意该复印件作为鉴定材料，且双方共同封存了包括涉案复印件及其他病历原件的病历资料，对封存的内容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即未提出异议，并签字进行确认。根据涉案复印件在本案中的使用情况，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并未否定该复印件的内容及真实性。现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仅以山东省警官总医院不能提供原件为由要求认定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存在销毁或隐匿病历的行为，本院难以支持。如上所述，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主张的应当加重山东省警官总医院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明正司法鉴定所做出的[2015]医鉴字第2号司法鉴定书及补充说明，程序合法，结论相对科学、公正。山东省警官总医院虽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符合重新鉴定的条件，且鉴定人员在一审中出庭接受了质询对异议作出了答复，对山东省警官总医院重新鉴定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一审根据鉴定意见中对诊疗过错的认定，判决山东省警官总医院承担相关的赔偿费用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山东省警官总医院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24元，由李献军、李献良、李献贵、李玉燕负担1862元，山东省警官总医院负担186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周江
审判员 郭维敬
审判员 陈 勇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吴颖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