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晋10民终23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吉县曹井农林牧副渔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发三，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关治国，山西中正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杨文敏，山西中正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霍州市陶唐峪乡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张伟，乡长。委托代理人：张玉龙，霍州市鼓楼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山西吉县曹井农林牧副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县曹井公司”）与被上诉人霍州市陶唐峪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陶唐峪乡政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经霍州市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2015）霍民初字第27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吉县曹井公司的起诉。上诉人吉县曹井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后，作出（2017）晋10民终303号指令审理的民事裁定书。该院经审理后作出了（2017）晋1082民初296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吉县曹井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吉县曹井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发三，委托代理人关治国、杨文敏，被上诉人陶唐峪乡政府委托代理人张玉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审理中，上诉人吉县曹井公司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下列证据：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组织机构代码证。3、吉县工商和质量监督管理局证明。4、开户许可证。以上证据用以证明原告的法人主体资格。5、吉县公安局曹井派出所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徐发三曾用名徐发山。6、闫家庄乡人民政府出具的收据。用以证明被告欠原告药材苗款的事实、欠款金额和欠款时间。7、鲁某出具的情况说明。8、股东会议纪要。证据7、8用以证明鲁某是原告公司董事长，其向被告供应药材苗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曹井村是原告公司的大股东，出资超过2/3。9、吉县曹井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徐发三和鲁某的身份、证据8的真实性以及原告公司向被告提供药材苗的情况。10、证人鲁某、尚某、陈某、徐某的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证人的身份。11、证人鲁某出庭作证。12、证人尚某、陈某出庭作证。13、证人徐某出庭作证。被上诉人陶唐峪乡政府为支持其主持其主张提供了下列证据：1、2013年4月1日中共霍州市委组织部关于张斌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2、门保生出具的证明材料。3张云峰出具的证明材料。3、荀彦龙出具的证明材料。4、张建民出具的证明材料。5、朱壮军出具的证明材料。以上证据用以证明自2001年3月至2013年3月，十多年时间原告没有找过被告。原审审理中双方质证意见如下：一、关于原告提供的全部证据。被告对证据5无异议。对证据1、2、3、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其与被告签订过买卖协议。对证据6提出异议，认为：该欠条实质上不是欠条，只是一个收条，其内容只能起到证明的作用，证明被告收到鲁某的党参苗，按照棵数计算价款，并不具备合同所包含的内容，此外，这份证明还证明了被告所收苗木的所有人是鲁某而非原告，证明此事发生的时间是2000年11月22日，距今17年之久。因而原告提供的这份证据不能够证明被告应偿还原告12万元。证据7是鲁某出具的情况说明，被告认为该情况说明所载:吉县曹井农林牧副渔公司如以债权人的身份向债务人主张权利，鲁某没有异议，落款时间是2015年9月24日。意思是在2015年9月份以前，鲁某没有放弃过债权，也恰恰证明被告和鲁某之间发生过买卖关系，和原告没有任何买卖合同关系。对证据8会议纪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其中没有授权鲁某代表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的相关内容，不能证明鲁某供应药材苗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对证据9的真实性有异议，本案的利害关系人是曹井村村民委员会成员，曹井村村民委员会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在本案第一次审理时，原告陈述药材苗是从吉县送过来的，但是现在却说是霍州分几次将药材苗从吉县拉走的，相互矛盾，推翻了整个证明的证明效果。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对其提供的证据发表支持意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6是被告出具的欠条，该欠条的内容包括了合同的基本要素，有买卖双方、货物、数量、单价、总价，完全可以证明买卖关系的存在并且欠条上明确写明了“欠总计12万元”，足以说明事实的存在，可以独立作为主张债权的依据。而且，欠条的形成时间在合同之后，说明欠条的双方对合同的履行情况做了了结。证据8，鲁某作为公司的董事长其履行职务的行为不需要特别授权，并且公司的大股东村委会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发三以及鲁某本人都认可鲁某的行为属职务行为，因此鲁某的行为系职务行为。证据9是曹井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因为以前说跟村里没关系，所以前后说法相矛盾。村委会依据法定程序和形式出具的证明具有法律效力。二、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认为因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虽然原告公司的员工对于索要欠款的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但他们到乡政府去要过钱是事实，而且接待人员不一定是乡长，所以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原审法院对双方提供的证据认定如下：原告、被告提供的全部证据都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本案的相关事实具有一定的证明效力，本院予以采纳，但证据的证明效力需综合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6其形式是收据而非欠条，只能证明被告收到原告提供的党参苗价值12万元，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成立需结合合同的约定才能加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9因其中关于药材苗是怎么到达霍州的，其说法前后不一致，对关于这部分内容的事实无法予以认定。证人鲁某的证言，其提到“霍州成立扶贫办，问我是否能带领农户致富，我答应了，可以提供药材苗，农户代种，到期由我回收”，而关于代种回购合同中药材苗提供方式、价款支付方式等未能清楚陈述，其所述“与农户无协议”与其提供的其他证言相矛盾，而且其与原告是利害关系人，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证人尚某、陈某的证言能够证明其2001年开始一直向霍州市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索要欠款，未向被告要过欠款，法定代表人徐发三也表示确实没到乡政府要过钱。被告提供的证据用以证明原告没有找被告主张过权利，虽然证人没有出庭作证，鉴于其内容与原告方证人证明的内容一致，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结合原告方证人尚某、陈某的证言及被告方出具的证据，可以认定原告15年间未按照被告出具的收据向被告主张债权，而是向其他单位主张债权，故该收据无法确定被告为债务人，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山西吉县曹井农林牧副渔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4月，徐发山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中药材种植、种子繁殖、收购加工等，鲁某为该公司董事长。2000年11月该公司向霍州市闫家庄乡人民政府提供党参苗。2000年11月22日，霍州市闫家庄乡人民政府出具一份收据，载明：今收到鲁某党参苗壹佰陆拾亩，每亩伍千，每棵壹角伍分，计捌拾万棵，欠总计壹拾贰万元。闫家庄乡人民政府后合并于霍州市陶唐峪乡人民政府。自2001年开始原告工作人员多次到霍州市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索要上述收据载明的款项。原告未向被告霍州市陶唐峪乡人民政府索要过上述收据载明的款项。二审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一致，还查明，2000年11月22日的条据上加盖有闫家湾乡人民政府印章，并有相关人员签字。对该份条据的真实性，被上诉人陶唐峪乡人民政府并无异议，但认为该条据显示的债权人是鲁某而非上诉人吉县曹井公司，被上诉人认可是和鲁某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对条据所涉12万元的给付，被上诉人陶唐峪乡政府称上诉人没有讨要过所以该费用也就没有支付，并称当时收到了鲁某的药苗，总价12万元，该款应在鲁某提供之后的技术指导等情形下才予以支付，但对于其主张的鲁某未按约履行义务，被上诉人无证据提供。还查明鲁某在2015年9月2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在2000年4月14日，经山西吉县曹井农林牧副渔有限公司董事会选举通过，任我为公司董事长，负责对外工作。在工作期间销往霍州市老张湾乡、冯村乡、闫家庄乡的药材苗属于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于本人无关。三个乡所出具的药材欠款单据，实际债权人为山西吉县曹井农林牧副渔有限公司。该公司如以债权人的身份向上述债务人主张权利，我没有任何异议。另审理中，上诉人吉县曹井公司称当时药材苗送到了被上诉人处后，发放给了农民，但农民私自将药材苗大量出售，上诉人发现后，才返回找到被上诉人，经双方核实情况后才出具的欠据。还查明，被上诉人陶唐峪乡政府未提供出具条据的经办人就本案相关内容进行的作证。以上为本案基本事实。山西省霍州市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原告以被告出具的收据向被告主张债权，要求被告偿还药材苗款120000元，应当对基础法律关系的成立即买卖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表示未与原告签订过任何合同，原告未能提供书面合同进行反驳，虽然证人鲁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双方签订过买卖合同，但鉴于其与原告有直接利害关系、不能对合同的要素内容进行说明、证言中存在矛盾之处，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徐发三以及证人尚某、陈某均表示未向被告索要过药材苗款，而是向农业综合开发办索要药材苗款。被告于2000年11月22日向原告出具药材苗收据后，原告在15年间均未以该收据向被告主张债权，而是向其他部门主张，因而无法认定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收据具有债权凭证的效力。鉴于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能有效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故原告的主张因证据不足无法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被告出具的收据内容包括了合同的基本要素，载有“欠共计12万元”，完全可以证明买卖关系的存在，可以独立作为主张债权的依据，理由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山西吉县曹井农林牧副渔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原告山西吉县曹井农林牧副渔有限公司负担。判后，上诉人吉县曹井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撤销霍州市人民法院（2017）晋1082民初296号民事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原判将本案中的欠条认定为收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提交的条据中，被上诉人注明“欠总计壹拾贰万元”，足以证明该条据的性质为欠条。原判认定条据为收条，但对“欠总计”的字样视而不见，也未作出分析说明，令人不服。二、本案欠条足以单独作为上诉人主张债权的凭据。1、本案中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公司药材苗是事实，对此条据中有记载、被上诉人也认可，原判对该事实也予以确认，足以证明上诉人已经履行了交货义务。2、欠条中记载了被上诉人当时收到药材苗的品种、数量、单价和总价，因此该欠条具备了合同的基本条款，并且载明了其未付款的事实和欠款金额。欠条是双方对合同履行的了结，足以单独作为上诉人主张债权的依据。故要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陶唐峪乡政府答辩称：1、上诉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2、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3、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鲁某作为上诉人公司董事长，在一审作证时，明确双方签有书面合同，而上诉人经过几审，均未提供合同，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本院认为，结合本案查明可知，被上诉人陶唐峪政府对上诉人吉县曹井公司持有的2000年11月22日的条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但认为该条据所载款项的债权人是鲁某个人，并认为被上诉人陶唐峪政府是与鲁某之间存在事实合同关系。但上诉人则认为鲁某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故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是本案所涉买卖合同的合同相对方如何认定。对此，本院认为，原审审理时已查明鲁某是上诉人吉县曹井公司的董事长；针对本案所涉买卖合同，鲁某本人也出具了“情况说明”，证明其行为系代表上诉人的职务行为，条据的实际债权人系上诉人；同时，鲁某原审时也出庭证明上述情况；且原审审理时，上诉人亦提供其公司员工尚某、陈某出庭证明多次和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发三一起追要款项的过程。上述证据已形成证据链条，能够认定上诉人吉县曹井公司为本案所涉买卖合同的出卖方。被上诉人陶唐峪乡政府虽认为应根据条据记载认定鲁某系本次买卖合同相对方，但对上诉人吉县曹井公司所提供的上述证据，被上诉人陶唐峪乡政府未提供出反驳证据，也未提供当时出具条据的工作人员说明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应负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本案所涉合同相对方为上诉人吉县曹井公司与被上诉人陶唐峪乡政府。被上诉人有义务根据条据记载履行付款义务，并自上诉人吉县曹井公司提起诉讼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偿还完毕止。对于被上诉人陶唐峪乡政府称对方未履行后期技术指导故而未付款的主张，因其未提供相应证据，本院无法支持。综上，原审认定不当，应予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霍州市人民法院（2017）晋1082民初296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霍州市陶唐峪乡人民政府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山西吉县曹井农林牧副渔有限公司药苗款12万元，并自2015年12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归还完毕止。一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总计5400元由被上诉人霍州市陶唐峪乡人民政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斌斌审判员  张桂香审判员  贾晓斌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日书记员  吴临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