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粤12行终50号上诉人（重审原告）梁亚佑，男，汉族，1929年10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代理人：梁志和，男，汉族，1963年12月29日出生，住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系梁亚佑的儿子。被上诉人（重审被告）肇庆市国土资源局高要分局，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府前大街2号。负责人：黄伟尧，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朱丽雯，该局不动产登记中心职员。委托代理人：张少英，广东勤思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重审被告）肇庆市国土资源局，住所地：肇庆市端州区信安六路9号。法定代表人：黄建平，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孔智影，该局科员。委托代理人：黄秋实，广东勤思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亚佑因肇庆市国土资源局高要分局（以下简称高要国土局）、肇庆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肇庆国土局）土地行政登记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2017）粤1203行初字12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重审法院审理查明，1988年9月9日，梁亚佑的儿子梁志和与高要县县城建设开发公司签订了《买卖商品房合同书》，订购该开发公司建于南亭新邨第十一幢商住楼201房，建筑面积81.72m2，总售价41110元；梁亚佑分别于1988年10月17日和12月8日付款33000元和3775元，发票注明业主梁亚佑；1989年9月16日，高要县国土局向梁亚佑核发了高国建（87）字第041872号高要县土地使用证，该证确认土地使用者梁亚佑，住址南岸镇南亭新邨第十一幢201房，分占面积14m2，该证没有使用权类型这个栏目，也没有明确土地属划拨土地；1990年5月16日，梁亚佑取得上述房屋的粤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2015年7月20日，梁亚佑向高要国土局申请办理换证，高要国土局根据梁亚佑提交的申请人身份证、土地登记委托书、高国建（87）字第041872号土地使用证、继承公证书、房产证、土地登记申请表等资料，经审核批准，于2015年8月3日向梁亚佑颁发了高要国用（2015）第02265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确认土地使用权人梁亚佑，座落广东省肇庆市高××区××街道南亭新邨第十一幢201房，使用权类型划拨，使用权面积13.8m2。梁亚佑不服，由其儿子梁志和向高要国土局提出诉求及相关资料，高要国土局于2015年11月24日作出《关于梁志和的复函》，认为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并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征地管理费与出让金属不同概念，该宗地需先申请补办土地出让手续，补缴土地出让金后方可转让（包括出售、交换和赠与）。2016年9月26日，梁亚佑向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起诉要求判令确认高要国用（2015）第02265号土地使用权类型“划拨”是错误的和要求更正使用权类型是“出让”，该院于同日受理并立案号为（2016）粤1203行初166号，并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梁亚佑的诉讼请求；梁亚佑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日作出（2017）粤12行终50号行政裁定书，认为（2016）粤1203行初166号案违反法定程序将肇庆国土局追加为共同被告，裁定发回重审。重审法院又查明，肇庆市机构编制委员会于2015年9月16日作出肇机编[2015]6号《肇庆市国土资源局高要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原高要市国土资源局更名为肇庆市国土资源局高要分局，为肇庆市国土资源局的派出机构；记载高要国土局的主要职责包括土地登记发证等工作。本案审理过程中，梁亚佑申请追加肇庆国土局为本案共同被告，该院依法予以追加。重审法院认为，本案属重审案件，系土地登记行政纠纷。根据《广东省实施办法》第六条“土地登记发证工作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负责实施。……”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或者派出机构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规定，结合肇机编[2015]6号《肇庆市国土资源局高要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高要国土局有权进行高要区行政区域内的土地登记发证工作，由于高要国土局为肇庆国土局的派出机构，故肇庆国土局为本案适格被告。《国务院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1984年09月18日颁布施行）第四条规定：“建立城市综合开发公司，对城市土地、房屋实行综合开发。有条件的城市和大型工矿区要逐步建立若干个这一类的开发公司，实行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综合开发公司要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制定开发区的建设规划。通过招标组织市政、公用、动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和房屋建设以及相应配套设施的建设。所需周转资金，由建设银行贷款。已建立的开发公司要积极创造条件，尽快成为经济实体。综合开发公司对土地的开发建设和房屋建筑、工程设施实行有偿转让和出售。未经开发的土地，不得收取开发费用。”《国家计委、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的通知》（1984年10月26日施行）第二条规定：“开发公司的主要任务是：经营城市土地开发和房地产业务。城市用于建设的土地，由地方政府统一审批、统一征用和统一管理，由开发公司进行土地开发和建设。开发公司接受当地人民政府的委托或投标中标，承担开发任务。开发公司要按照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制定开发区的具体规划，搞好市政、公用、动力、通讯等基础工程和相应配套设施的建设。然后将经过开发的地皮（土地所有权仍归国家）有偿转让给其他单位兴建工程项目，也可以直接组织兴建住宅和其它经营性房屋（如贸易中心、综合服务楼、办公楼、仓库、旅馆和公用性质的厂房等）进行出售。”《国家计委、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的通知》第七条规定：“开发公司接受建设项目任务，可由有关主管部门或使用单位委托，或经过投标中标进行承包。也可以由开发公司在规划指定的地区内，自行开发和建设，出售开发设施或商品房屋。”《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1982年5月14日施行，1987年1月1日止）第七条规定：“征用土地的程序：。四、划拨土地。征地申请经批准后，由所在地的县、市土地管理机关根据计划建设进度一次或分期划拨土地，并督促被征地单位按时移交土地。”11987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建设单位必须持国务院主管部门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批准的设计任务书或者其他批准文件，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由土地管理部门划拨土地。”根据梁亚佑提供的高要县工商企业商品销售发票，显示高要县县城建设开发公司因购南亭新邨的13403.5平方米的土地，向高要县建设南岸镇指挥部支付482526元，开票时间是1987年7月25日；梁亚佑的儿子梁志和与高要县县城建设开发公司于1988年9月9日签订了《买卖商品房合同书》，购买高要县县城建设开发公司建设的南亭新邨第十一幢商住楼201房；高要县国土局于1989年9月16日向梁亚佑核发高国建（87）字第041872号高要县土地使用证，该土地使用证上没有土地使用类型的记载；高要国土局于2015年8月3日向梁亚佑颁发了高要国用（2015）第02265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该土地使用权证记载土地使用类型为划拨。高要县县城建设开发公司属高要县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其取得案涉南岸新邨的土地的时间在1987年7月25日前，该土地由地方政府统一征用后，由高要县县城建设开发公司进行土地开发和建设，高要县县城建设开发公司可以将该经过开发的地皮有偿转让给其他单位兴建工程项目，也可以由其直接在该经过开发的地皮上组织兴建住宅和其他经营性房屋进行出售。本案中，案涉南亭新邨第十一幢商住楼201房是由高要县县城建设开发公司直接在其经过开发的南岸新邨的土地上兴建住宅并出售给梁亚佑，故案涉的南岸新邨土地是由高要县县城建设开发公司直接向地方政府取得。即对案涉的南亭新邨土地，该土地的用地单位是高要县县城建设开发公司，根据1987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该土地属地方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划拨土地。且梁亚佑在1988年9月9日购买案涉南亭新邨土地上建成的房屋，于1989年9月16日申办土地使用证，当时国有土地使用权只有划拨这一渠道，还未规定有出让方式，即梁亚佑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同时，根据《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第九条、第十条和1987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用地单位需支付土地补偿金、附着物和青苗补偿金、安置补助费等费用。故梁亚佑诉请确认高要国用（2015）第02265号土地使用权类型“划拨”是错误的和要求更正使用权类型是“出让”的主张，理据不足，不予支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四条“建设单位使用国有土地，应当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第五十五条“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标准和办法，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土地有偿使用费和其他费用后，方可使用土地。”的规定，本案中，高要国土局对梁亚佑办理换证的申请，根据梁亚佑提交的申请人身份证、土地登记委托书、高国建（87）字第041872号土地使用证、继承公证书、房产证、土地登记申请表等资料，经审核认定梁亚佑无证据证明其已办理土地出让手续及已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后，为梁亚佑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确认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该土地登记发证工作事实清楚、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且没有违反法定程序。同时，本案审理过程中梁亚佑向该院提交书面材料要求增加诉讼请求，本案属重审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五条的规定，该院依法不予准许并向梁亚佑予以释明。综上所述，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梁亚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梁亚佑负担。上诉人梁亚佑不服重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确认（2017)粤1203行初125号行政决书判决是错误的；2.确认高要国用（2015)第02265号土地使用证使用权类型“划拨”是错误的；请求更正梁亚佑的房屋使用权类型是“出让”。事实和理由：一、梁亚佑证据合法，事实明确，国家法规文件明确清楚。1.梁亚佑提供证据能证明梁亚佑住宅与现在出售转让的商品房条件标准是相同的，因此梁亚佑的住宅是使用权有偿转让的商品房，高要国土局在无法提供有效证据情况下，主观地认定开发商交纳的购买土地款金是政府土地“划拨”用于补偿安置补偿青苗等款金，是错误的。购买与补偿是俩个不同性质的概念。1982年宪法、1984年国务院的暂行规定、1986年土地法都明确规定：城市建设用地征用，只能由政府统一办理，包括统一征地青苗补偿，补偿安置及规划管理等，任何单位、个人不得违法征地。1984年国务院暂行规定规定，国有已开发了的土地，土地使用权实行有偿转让给兴建项目单位，1986年、1988年颁发的土地法也明确标注，国有土地使用权实行有偿转让。因此，开发公司支付通过交易购买的土地款金是政府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土地金，即现在高要国土局所说的土地出让金。而不是高要国土局主观认定及鼎湖区人民法院判定的所谓征地青苗补偿及补偿安置款金。2.梁亚佑提供国家法规文件有：（1）1984年9月18日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暂行规定》（2001年终止执行）第四条规定可知，国有土地使用权实行有偿转让。（2）1984年10月26日国家计委、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印发的《城市综合开发公司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可知，土地征用只能是政府办理，征地过程中涉及到关于青苗及补偿安置等问题均由政府统一办理，这是政府与被征收土地的单位或个人之间关系，与政府将征用的土地开发后将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给兴建项目单位建设是不同性质。（3）1988年12月29日修订的土地法第二条第4、5段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实行转让，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法规文件明确显示，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并不是高要国土局所称的1998年才开始实行土地有偿转让。（4）1987年11月2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城乡建设环保部，国家统计局颁发《关于加强商品房屋建设计划管理的暂行规定》对商品房屋作定性：商品房屋指由开发公司综合开发，建成后出售的住宅……，个人所购买的商品住宅，列入固完资产投资计划规模。高要国土局将梁亚佑住宅更改为补偿安置“划拨房”是错误的，因为政府历来对补偿购置人员及房屋补偿价格都有严格审核的规章制度。（5）1987年1月广东省印发执行土地管理实施办法第六条第三段规定及1988年12月19日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二章第九条第二段规定等表明早在梁亚佑1989年领取国土使用证之前，中央及省文件就明确要求国土部门颁发的国土使用证一定要明确土地使用权属。但梁亚佑国土证没有该栏，也没有文字加注说明。（6）1987年12月15日国家土地管理局发布《关于对开发公司建商品房出售的定性及法律适用问题的请示的答复》指示：“原有实行划拨的土地必须补充土地出让金，重新办理出让金手续后才能转让，否则不能进入市场交易”。二、高要国土局证据部份虚假、错误。1.高要国土局只凭主观认定梁亚佑住宅属“划拨”。无视国务院及中央有关法规文件，因此是错误的。2.高要国土局提供的《土地登记证委托书》《土地登记书申请表》（编号201520045),是高要国土局自己填的。梁亚佑办理换证时间是2015年5月8日，当天填好所有表格，梁亚佑按了指纹，交缴了应缴纳的款项金（有银行收据为证）。2015年7月20日，梁亚佑代理人梁志和在超过高要国土局公示受理办理证件所需工作日，到高要国土局部门要求领取新证。高要国土局工作人员告知梁亚佑因市改区未能完成换新证。梁志和强烈要求高要国土局工作人员给出合理解释。高要国土局工作人员与上级电话联系后，将一份填好的申请表格要求梁志和重新按指纹、签名，等待通知。2015年9月28日接到高要国土局可以领证通知后，梁志和在29日领证。高要国土局所示表格没有梁亚佑指纹，只有梁志和指纹。高要国土局提交的申请表并不是梁亚佑在5月8日填写的。3.高要国土局引用1986年、1988年土地法及1998年土地法没有错误，与梁亚佑提供的法规没有冲突，都强调国有土地使用权要实行有偿转让。因此梁亚佑提交的购地发票可证明案涉土地是有偿转让的。三、重审法院判决有失公正。1.梁亚佑当初已提交2015年5月8日申请办理土地使用证换证时在银行缴交款项金银行收费单给法院验证时间（缴交款项金收据）但法院依然不相信梁亚佑证据，偏听高要国土局提出的7月20日申请办理，强调梁亚佑是2015年7月20日办理，以法律文字逼梁亚佑确认高要国土局提出的所谓申请表格证据。2.高要国土局无法否决梁亚佑的证据，只能主观否定及提出不同解释。在高要国土局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却不尊重梁亚佑证据，相信高要国土局的一面之词，完全无视国务院及中央各部门有关法规文件（2001年终止）及1982年宪法、1988年土地法及有关征地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实行有偿转让的法规，主观判决开发商购买兴建项目的土地金就是补偿青苗补偿安置的补偿金。综上所述，梁亚佑不服（2017)粤1203行初125号判决，特提出上诉。高要国土局辩称，1.重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1）高要国土局办理土地使用证登记、换发新版土地使用证，主体适格。根据肇庆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肇机编〔2015〕6）《肇庆市国土资源局高要分局主要职责内部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之主要职责（六）土地登记发证工作是高要国土局的职责范围。高要国土局根据梁亚佑申请换发土地使用证是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关于高要国土局的主体资格，梁亚佑在重审诉讼过程中也认同。（2）高要国土局在梁亚佑换领的高要国用（2015）第02265号“使用权类型”栏填写“划拨”事实清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根据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划拨土地使用权，是指土地使用者通过除出让土地使用权以外的其他各种方式依法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案涉宗地使用权未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签订国有土地出让合同，属于“划拨”土地。而梁亚佑持有的土地使用证，没有注明使用年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属于“划拨”土地。虽然梁亚佑在再审期间提交了1988年高要县城建设开发公司购地发票，以证明其房屋占用的土地是购买的，属于“出让”土地使用权。但是未能提供土地使用者与国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签订出让合同、补缴土地出让金的依据，宗地仍然属于“划拨”性质。2015年7月20根据梁亚佑的申请，为其办理换证手续。高要国土局在其高要国用（2015）第02265号土地使用证“使用权类型”栏，只能填写“划拨”。该土地登记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3）重审行政诉讼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作出判决合法适当。案件发回重审后，鼎湖区人民法院依法通知高要国土局答辩，高要国土局明确坚持重审答辩意见，并在原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及其证明的基础上补充提交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有关土地使用权“出让”取得和“划拨”取得的规定。重审法院经开庭审理，对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了质证，1988年高要县城建设开发公司购地发票只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情形，不属于出让土地使用权情形。用地单位向土地开发部门支付购地款，不能等同于其向政府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重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作出驳回梁亚佑诉讼请求的判决，合法公正。2.梁亚佑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确定某宗地的使用权类型，是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不是由高要国土局的工作人员或梁亚佑根据个人的意愿确定，宗地使用权来源于1998年《土地管理法》第二次修订之前，根据当时适用的土地管理法规定，政府供地只有“划拨”未有“出让”的说法。而事后，梁亚佑未补办出让手续，宗地使用权类型未发生变化，依然属于“划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划拨”土地使用权的情形。在高要国土局的具体行政行为及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全过程，不存在梁亚佑上诉状中指出的错误。综上所述，重审法院作出驳回梁亚佑诉讼请求的判决属于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肇庆国土局辩称，梁亚佑持有的高国建（87）字第041872号土地使用证，是1989年9月16日由高要县国土局根据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核发的。1987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建设单位必须持国务院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批准的设计任务书或者其他批准文件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由土地管理部门划拨土地”的规定，当时土地使用权类型只有划拨，没有出让，因此，该土地的使用权类型只能是划拨。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划拨土地要转变为出让土地，必须补办出让手续和补缴土地出让金，但经审查，梁亚佑并没有补办出让手续和补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目前该土地仍为划拨，而且梁亚佑申请登记时，申请书上也载明，该土地为划拨。高要国土局作为不动产登记机构，根据梁亚佑的申请，依法于2015年8月3日向梁亚佑颁发了高要国用(2015)第0226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并登记该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上述情况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且程序合法，应于维持。综上，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恰当，梁亚佑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本院于2018年5月29日对本案进行了法庭调查，期间梁亚佑提交了一份《不动产查询结果证明》，拟证明：高要国土局没有事实依据，定为“划拨”本身没有资料。现有土地权属性质有三种出让、出租、划拨，无论哪种形式的转让都有合同或批文，作为高要区土地主管部门，应该查清土地上的性质到底是出让、出租还是划拨，需要尽自己行政机关的责任查清情况。现在定梁亚佑的土地为划拨，是高要国土句、肇庆国土局不负责任，浪费公民的资源。对于梁亚佑的缴款是有发票证明日期的，高要国土局重复收取出让金是伪造行为。高要国土局、肇庆国土局对该份证据均提出异议，认为上该份证明材料与本案涉诉的土地登记行为无关联。同时，高要国土局提出，在高要国土局登记档案材料里，找不到南亭新邨小区登记的资料，所以作出相应的查询结果，对该查询结果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无关联性。梁亚佑认为高要国土局重复收取土地出让金没有事实依据，本案涉及登记的宗地，土地使用者没有与高要国土分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也未缴纳土地出让金，所以对土地性质认定为“划拨”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本院经审查认为，梁亚佑向本院的提交的证明材料仅证明其查询不到南亭小区的土地登记资料，与本案无关联性，故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重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肇庆市机构编制委员会于2015年9月16日作出肇机编[2015]6号《肇庆市国土资源局高要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第一条第（六）项规定，高要国土局的主要职责之一有：组织土地资源调查，地籍调查，土地统计和动态监测；负责土地确权，城乡地籍，土地定级，土地登记发证等工作，负责全区土地、房屋、林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五年过渡期之后承接）等不动产登记发证工作。本院认为，本案是土地行政登记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有：1.肇庆国土局是否属于本案的适格被告；2.高要国土局将案涉土地使用权登记为划拨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高要国土局虽然是肇庆国土局的派出机构，但是《肇庆市国土资源局高要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明确规定高要国土局有负责土地登记发证、全区不动产登记发证的职责。高要国土局为梁亚佑换发新证，是其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故高要国土局应是本案的适格被告，重审法院将肇庆国土局追加为共同被告属违反法定程序，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争议焦点二，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7年1月1日施行）第二十三条规定：“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建设单位必须持国务院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批准的设计任务书或者其他批准文件，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由土地管理部门划拨土地。”本案中，高要县县城建设开发公司取得案涉南岸新邨土地时间为1987年7月25日，根据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获得的方式仅有划拨的渠道。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建设单位使用国有土地，应当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第五十五条规定：“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标准和办法，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土地有偿使用费和其他费用后，方可使用土地。”本案中，梁亚佑申请办理换证时，仅提交的申请人身份证、土地登记委托书、高国建（87）字第041872号土地使用证、继承公证书、房产证、土地登记申请表等资料，而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有提交已办理土地出让手续及已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第三，梁亚佑提交的购地发票也无法证明该笔款项是否属于缴纳土地出让金。因此，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是以出让的方式取得，梁亚佑要求“高要国土局更正案涉土地使用权类型属出让”的意见，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重审判决虽将肇庆国土局列为共同被告不当，但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上诉人梁亚佑上诉请求改判的意见，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梁亚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国 鑫审 判 员 彭 卓 腾审 判 员 张 国 良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欧阳平平书 记 员 何 剑 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