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16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金汇联合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B座2108室。
法定代表人荣十庆，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蔡靖，男，1984年10月10日出生，北京金汇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张延庆，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南汇恒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河南省漯河市人民路美盛大厦*座**楼。
负责人李广涛，主任。
上诉人北京金汇联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河南汇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汇恒律所）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3）东民初字第135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闫飞担任审判长，法官杨光、卓燕平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2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金汇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延庆，被上诉人汇恒律所的负责人李广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汇恒律所在一审中起诉称：2010年9月20日，金汇公司委托汇恒律所以风险代理的方式代理其与河南宏泰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泰公司）借款纠纷一案。汇恒律所接受委托后指派汇恒律所律师李广涛具体负责该案。2011年4月25日，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宏泰公司向金汇公司偿还本金10193000元及利息18550237.02元。后宏泰公司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金汇公司继续委托汇恒律所代理二审案件。2011年10月20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该案发回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2012年10月25日，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宏泰公司偿还本息28743237.02元。宏泰公司再次上诉，该案经承办法官调解，金汇公司最终与宏泰公司达成和解，宏泰公司向金汇公司支付1119万元，并将款项付至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账户。但金汇公司仅同意支付汇恒律所部分律师代理费，故起诉要求金汇公司支付汇恒律所律师代理费171.42万元，并给付自2013年11月13日起至一审裁决之日，按未付款的日万分之五计算的违约金。
金汇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本案的协议是风险代理协议，在协议签订前后，汇恒律所并没有按照律师收费标准及河南省关于律师收费规定的要求，事先向当事人明示律师收费指导价的标准，只有在当事人自行要求下才能实行风险代理，依据河南省规定的指导价，金汇公司应给付汇恒律所律师代理费273500元。依据协议约定金汇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的前提是收到汇恒律所出具的书面报告及汇恒律所开具的发票后才能支付，但汇恒律所并没有提交书面报告并开具发票；故汇恒律所要求金汇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条件不具备，逾期付款违约金亦不存在；另汇恒律所在整个代理期间没有重视委托方的权益，汇恒律所没有按约定每两个月提交工作报告，汇恒律所没有履行作为称职代理律师的义务，导致金汇公司未能对案件及时了解，汇恒律所要求计算律师代理费基数是1119万，也与事实不符，应当扣除所有的诉讼成本及汇恒律所曾收到的3万元律师代理费，现不同意汇恒律所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9月20日，汇恒律所与金汇公司及案外人北京市资略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资略律所）签订一般代理协议，协议约定，金汇公司委托汇恒律所及资略律所代理金汇公司与宏泰公司的借款纠纷一案，代理期限至2011年7月31日止，汇恒律所按照协议的约定完成立案和财产保全工作的，在完成财产保全之日起5日内，金汇公司向汇恒律所支付3万元律师代理费，代理期限届满且未延期的协议终止。2012年4月24日，汇恒律所与金汇公司及资略律所再次签订一般代理协议，三方同意对2010年9月20日签订的一般代理协议进行续签，代理期限自2011年8月1日起至2013年2月1日止。2013年5月4日，汇恒律所与金汇公司签订一般风险代理协议，约定金汇公司委托汇恒律所代理金汇公司与宏泰公司的借款纠纷一案，代理期限至2014年4月30日止。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由金汇公司承担。代理期间发生的与委托案件诉讼、执行相关的费用（包括代理期间发生的差旅费、调查取证费及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其他费用）由汇恒律所承担。金汇公司胜诉后并收到执行、调解款后，金汇公司将以回现净值（等于现金资产加非现金资产减金汇公司承担的费用）为基数按下列标准计算律师代理费：回现净值金额100万元以下的（含100万元），按照回现净值额的6%计提律师代理费；回现净值金额100万元至300万元之间的（含300万元）部分，按照回现净值额的12%计提律师代理费；回现净值金额300万元至600万元之间的（含600万元）部分，按照回现净值额的16%计提律师代理费；回现净值金额超过600万元的部分，按照回现净值额的18%计提律师代理费。律师代理费以汇恒律所提前交付律师费票据并提供代理工作汇总报告为付款条件。于财产保全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或回收现金到达金汇公司指定账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电汇至汇恒律所账户。金汇公司逾期支付律师代理费的，应按照日息万分之1（但不应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利率）向汇恒律所支付逾期部分的违约金。
在上述协议签订及上述协议约定的代理期间内，汇恒律所指派律师李广涛代理了金汇公司的案件。2010年9月13日，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份民事裁定书，查封了金汇公司的车辆及冻结宏泰公司28743237元的存款或查封、扣押相当价值的财产。2011年4月25日，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宏泰公司向金汇公司偿还本息28743237.02元。该判决书中载明的金汇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为汇恒律所指派律师李广涛及资略律所指派的律师张秋敏。后宏泰公司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2011年10月20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将该案发回重审。该裁定书中载明的金汇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为汇恒律所指派律师李广涛。2012年10月25日，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重审判决，判决宏泰公司偿还金汇公司本息28743237.02元。该判决书中载明的金汇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为汇恒律所指派律师李广涛及金汇公司的职员瞿阳。宏泰公司再次上诉。2013年10月15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调解书，金汇公司与宏泰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宏泰公司向金汇公司支付1119万元（该款项已由漯河昌建地产有限公司代宏泰公司汇至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账户）。一审案件受理费18551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90517元，由金汇公司负担。该调解书中载明的金汇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为汇恒律所指派律师李广涛及金汇公司的职员瞿阳。
一审庭审中，汇恒律所向金汇公司交付了律师费票据（非税务发票）并提供代理工作汇总报告。
本案在一审审理期间，依据汇恒律所的申请冻结了金汇公司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案款171.42万元。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剩余案款9475800元发还给金汇公司。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汇恒律所、金汇公司签订的代理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定履行相应的权利义务。合同签订后，汇恒律所指派律师代理金汇公司参加了委托案件的一审、二审、重审的一审及重审后的二审，履行了合同义务，金汇公司亦应按协议约定给付金汇公司律师代理费。因一般风险代理协议约定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由金汇公司承担。金汇公司胜诉后并收到执行、调解款后，金汇公司将以回现净值（等于现金资产加非现金资产减金汇公司承担的费用）为基数计算律师代理费。金汇公司在与宏泰公司签订调解协议时，宏泰公司向金汇公司支付1119万元又已汇至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的账户，由此足以认定金汇公司的回现净值为1099.9483万元（1119万元扣减金汇公司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及财产保全费190517元）。一般风险代理协议虽约定律师代理费以汇恒律所提前交付律师费票据并提供代理工作汇总报告为付款条件，但未约定律师费票据为税务发票，故在本案审理期间，汇恒律所向金汇公司交付了律师费票据并提供了代理工作汇总报告，使付款条件成就，故金汇公司应按约定给付汇恒律所律师代理费167.99万元。因一般风险代理协议约定律师代理费于回收现金到达金汇公司指定账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电汇至汇恒律所账户，现部分案款已冻结，无法全额发还金汇公司，故金汇公司未给付汇恒律所律师代理费不构成违约，故汇恒律所要求金汇公司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关于金汇公司所述在协议签订前后，汇恒律所并没有按照律师收费标准及河南省关于律师收费规定的要求，事先向当事人明示律师收费指导价的标准，只有在当事人自行要求下才能实行风险代理，依据河南省规定的指导价，金汇公司应给付汇恒律所律师代理费273500元的答辩意见。因金汇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汇恒律所与金汇公司签订的3份代理协议均不是金汇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对金汇公司此答辩意见，该院不予采信。关于金汇公司所述的汇恒律所在整个代理期间没有重视委托方的权益，汇恒律所没有按约定每两个月提交工作报告，汇恒律所没有履行作为称职代理律师的义务，导致金汇公司未能对案件及时了解的答辩意见，因3份代理协议均未约定汇恒律所有每两个月提交工作报告的义务，且汇恒律所代理的案件审理期限较长，经历了诉讼保全、二次一审、二次二审，在诉讼保全过程中，金汇公司提供了担保财产，在第二次一审、二审期间，金汇公司的工作人员均作为委托代理人参加了诉讼，由此足以证明金汇公司熟知案件的审理情况。关于认为律师代理费基数应当扣除汇恒律所曾收到的3万元律师代理费的答辩意见，因双方签订过3份代理协议，前2份的代理期限均已届满，现汇恒律所依据第3份代理协议向金汇公司主张权利，但第3份协议中没有3万元律师代理费的约定，且该协议中约定金汇公司以回现净值为基数计算律师代理费，而回现净值等于现金资产加非现金资产减金汇公司承担的费用，并未约定要扣减已支付的3万元律师代理费，故对金汇公司上述答辩意见，该院亦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判决：一、北京金汇联合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河南汇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一百六十七万万九千九百元；二、驳回河南汇恒律师事务所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金汇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汇恒律所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签订《一般风险代理协议》前已按法律规定向金汇公司履行了律师风险代理收费预先告知义务，但一审法院仍认定《一般风险代理协议》有效，显属错误。根据《价格法》规定，律师服务收费属于实施政府指导价的目录范畴。因此，金汇公司和汇恒律所之间关于律师费的约定应当首先符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司法部联合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费管理办法》）、河南省司法厅《关于明确和规范律师事务所风险代理行为的通知》（以下简称《风险代理通知》）以及河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司法厅《关于规范我省律师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的通知》（以下简称《收费标准通知》）的规定。
《收费管理办法》第11条规定，律师在与当事人达成风险收费前，有义务告知当事人关于政府指导价收费标准的规定，当事人知道政府指导价标准后仍然要求律师风险代理的，律师才能与当事人达成风险代理协议。同时，《风险代理通知》进一步明确，当事人要求律师代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时，律师事务所应当首先告知当事人按政府指导价收费的办法和标准，当事人在知情的情况下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的，律师事务所才可按风险代理收费方式办理委托代理手续。本案中，汇恒律所有义务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与金汇公司签订《一般风险代理协议》前已按上述规定向金汇公司履行了律师风险代理收费预先告知程序；且该等举证责任应由且仅应由作为专业法律服务者的汇恒律所承担。既然汇恒律所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则《一般风险代理协议》应当依法认定为无效，双方之间的律师费用应当按照《收费标准通知》确定，即应当按照汇恒律所受托代理金汇公司的案件诉讼标的总额（人民币28743237.02元）计算确定律师费金额，依此计算的律师费金额为人民币273574元。
二、截止至金汇公司提起上诉之时，汇恒律所要求金汇公司支付律师费的条件仍未完全满足，汇恒律所要求金汇公司根据约定支付律师费没有依据，也不符合国有资产管理原则。一审法院依据汇恒律所庭审过程中提交的《代理工作报告》和非税收据即认定付款条件已经具备，显属错误。根据《一般风险代理协议》第九条第2款约定，金汇公司在回收现金到达其指定账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汇恒律所支付律师费用，且支付律师费以汇恒律所提前交付律师收费票据并提供代理工作汇总报告为条件。截至汇恒律所起诉之日（2013年10月17日），金汇公司委托其代理执行的案件并未回收获得任何款项到达金汇公司指定账户，且汇恒律所也未向金汇公司交付律师费发票和代理工作汇总报告。直至2013年10月29日，金汇公司委托汇恒律所代理执行的案件回收获得9475800元人民币才到达金汇公司指定账户。虽然汇恒律所在庭审过程中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代理工作报告》，但该报告仅是对案件办理过程的简单罗列，并非对代理工作的全面总结，显然不符合《一般风险代理协议》的约定。更为甚者，截至金汇公司提起上诉之时，汇恒律所也未提供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合法税务发票。即使如一审法院所认定的，金汇公司与汇恒律所在《一般风险代理协议》中未约定律师费票据为税务发票，一审法院也应当按照我国有关发票管理和税务管理的法律规定，确认上述律师费票据应当为税务发票，而非汇恒律所可以随便开具且并不受有关税务机关核查的收据。因此，截止至今，汇恒律所要求金汇公司支付律师费的条件仍未完全满足，金汇公司无合同和法律规定义务向汇恒律所支付律师费。
三、就金汇公司委托汇恒律所代理的案件，金汇公司已经支付律师费人民币3万元，该已付律师费应当包含计入金汇公司应付汇恒律所律师费的总金额之中，并予以直接扣减。无论是金汇公司与汇恒律所于2013年签订的《一般风险代理协议》，还是之前金汇公司与汇恒律所以及案外人资略律所签订的一般代理协议，汇恒律所受金汇公司委托代理的案件仅为金汇公司与宏泰公司之间的借款纠纷案件；因此，汇恒律所就该受托案件已收取的律师费用应当在其应收律师费用的总额中予以直接扣减。一审法院依据汇恒律所所述，认定该3万元律师费用是基于金汇公司与汇恒律所之间签署的前两份代理协议，而非基于本案所涉争议的《一般代理协议》；但同时，一审法院又根据汇恒律所所述，将汇恒律所基于之前签署的代理协议所完成的代理工作一并认定为本案所涉争议的《一般代理协议》中汇恒律所完成的工作，显然存在逻辑矛盾。
综上，金汇公司请求：一、依法撤销（2013）东民初字第13570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汇恒律所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汇恒律所承担。
汇恒律所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针对金汇公司的上诉理由答辩称：第一，双方之间签订的《一般风险代理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首先，三份《一般风险代理协议》均是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自愿原则。风险代理是律师提供法律服务中一种法律服务方式，本案中的《一般风险代理协议》约定的内容均符合《律师法》、《合同法》、《价格法》的规定，而《收费管理办法》、《风险代理通知》仅是一般性的行业指导性意见，不是确认协议无效的依据，无论汇恒律所是否告知了金汇公司关于风险收费的行业规定，金汇公司以此作为主张《一般风险代理协议》无效是对法律的曲解。其次，金汇公司作为一家专门设立的不良资产处置公司，对外委托律师代理案件几乎全部是以风险代理的形式进行的，金汇公司是《一般风险代理协议》的起草者、拟定者、提供者、履约者，是其主动找到汇恒律所要求以这种方式履约的。如果按照金汇公司的逻辑，所有案件中与律师事务所签订《一般风险代理协议》未事先告知的都属无效协议，那么代理目标一旦实现其便可以独享全部成果，让律师应得报酬成为一场空，这是强盗逻辑。再次，金汇公司对律师收费标准理解得如此娴熟，但之前从未对三份《一般风险代理协议》的效力提出过质疑，更未提出撤销之诉，却在一审答辩时主张确认无效并在一审败诉后仍以该理由提出上诉，这是在缠诉、滥诉。最后，金汇公司称应按照正常（非风险代理方式）付费标准（20余万）支付代理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第二，金汇公司关于汇恒律所提交的书面报告、非税收据不符合约定、目前其不具备支付代理费的理由不能成立。其一，三份《一般风险代理协议》并没有明确约定报告的书写形式、书写内容、提交方式等。事实上汇恒律所向一审法院及金汇公司提交的报告全面总结了案件的代理情况。其二，关于代理费的结算票据，三份《一般风险代理协议》均未约定要求汇恒律所提供税票。非税收据是交易结算的一种正常方式，法律并不禁止。金汇公司作为格式合同的提供者并没有明确约定以税票的形式出具结算凭证，汇恒律所出具一般性收据符合约定。金汇公司以非税收据”不符合国有资产管理原则”来支持其主张是不成立的，无论是国有公司还是民营公司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都应当遵守交易约定。当然金汇公司如需要税票汇恒律所可以开具，但需先行支付税费。其三，本案至此，汇恒律所是否出具书面报告、收据均不影响向金汇公司主张代理费的权利，因金汇公司前期明确表示不按约定支付代理费，汇恒律所有权依据《合同法》、《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出诉讼主张权利的。所以，金汇公司关于1119万元的案件款未到账不应支付代理费的辩称也不能成立，汇恒律所应当获取的代理费受法律保护。
第三，汇恒律所充分、有效履行了案件情况告知、沟通义务，金汇公司关于未定期提交书而报告影响其实现权益的辩称不能成立。其一，金汇公司与汇恒律所签订的都是《一般风险代理协议》，所授权是一般代理。在此情况下，如金汇公司不参与立案、交纳诉讼费、参与查封、冻结宏泰公司财产、参与一、二审法院主持的调解，案件根本不可能在二审期间达成和解，所以对案件的进展情况、节点其都是知晓和掌控的。其二，2010年金汇公司为便于项目开展，不但在郑州设立有办事处，而且在漯河设立豫南项目组。并先后指派有王现平（现在光大工作）、金虎（现在上海工作）、云平（现在内蒙呼和浩特长信资产公司工作）、周通（同上）、郑亮（现在金汇公司任职）、赵金龙（辞职）、瞿阳（在郑州办事处）、蔡靖（同上）、李蕊（同上）等人负责案件联系或常驻漯河，在工作上一直与代理人保持密切联系，同时汇恒律所的代理人对宏泰公司案件进展的重大事项亲自到郑州办事处（原在楷林国际写字楼租住，现在郑州北区一小区租住）10余次向有关负责人商讨案件工作。另外，双方还利用便捷的互联网传输法律文书、沟通报告案件情况，可以说双方之间案件信息沟通顺畅，最终案件取得胜诉的成果。其三，截至汇恒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前，金汇公司对上述工作方式从未提出质疑，从无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向汇恒律所提出要求必须定期向其提供书面报告，如果协议有约定，那么后来在履行中双方以默认的方式调整了对于文书传递、案件进展沟通形式。其四，金汇公司称因未出具书面报告、未传递有关法律文书由此影响了其权益的实现。但是金汇公司并未在履行期间要求汇恒律所出具书面报告，且四个阶段都没有提出该要求，对于未转交司法文书资料，金汇公司没有证据予以证明。既然汇恒律所指派的代理人对该案如此”不负责任”，金汇公司在诉讼的四个阶段都委托汇恒律所代理，与常理不符。尤其是，原来委托的还有一家北京律师事务所，后来却只委托汇恒律所一家并提高了代理费支付标准，金汇公司如此辩称明显是罔顾事实。众所周知，不良资产的收购成本相当低（通常5%左右），而本案中，因为前期在汇恒律所代理下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宏泰公司大量的财产，在案件审理阶段后期迫使对方回到谈判桌上，宏泰公司所支付案件款项由300万、600万、900万直至最终增加到1119万元，可以说这样的回报率是相当高的，这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充分证实汇恒律所的工作是尽职尽责的。
第四，2010年9月20日双方签订的《一般风险代理协议》约定金汇公司所支付的3万元代理费不应当从2013年5月4日签订的《一般风险代理协议》约定的应付代理费中扣减。汇恒律所代理金汇公司诉宏泰公司案件历时3年多的时间，经四个审判阶段，金汇公司均委托汇恒律所代理，并在不同的阶段签订了三份《一般风险代理协议》，代理工作具有延续性，但在代理费数额和付费方式上稍有微调。2010年9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之所以约定支付3万元代理费，其目的是鼓励汇恒律所能够更多的查封、冻结宏泰公司的财产，2013年5月4日签订的《一般风险代理协议》约定的”回现净值”内没有涉及到3万元应扣除的内容，所以金汇公司要求扣减的理由不能成立。在一审庭审中，金汇公司代理人明确表示了三份代理协议不具有延续性的，按其如此之辩，那么3万元更不应当扣减。
综上，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金汇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代理协议、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民事调解书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关于金汇公司提出的因汇恒律所未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向金汇公司履行律师风险代理收费预先告知义务，故《一般风险代理协议》无效的主张，金汇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汇恒律所签订的《一般风险代理协议》以及其中关于律师代理费收费方式的内容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故对于金汇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金汇公司提出的其向汇恒律所支付律师费的条件未完全满足，故其不应支付律师费的主张，《一般风险代理协议》第九条第三款第一项约定，律师代理费以汇恒律所提前交付律师收费票据并提供代理工作汇总报告为付款条件。双方对律师收费票据的具体类型及代理工作汇总报告需包含的具体内容并无明确约定，且该协议第九条第三款第二项约定，律师代理费于回收现金到达金汇公司指定账户、非现金资产交接完毕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电汇至汇恒律所指定账户，此系双方对付款时间的约定，并非付款条件。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汇恒律所已向金汇公司交付了律师费票据并提供了代理工作汇总报告，可以认定付款条件已成就，金汇公司应当向汇恒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故对于金汇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金汇公司提出的其向汇恒律所支付律师代理费应当扣除已经支付的3万元的主张，金汇公司系依据其与汇恒律所、资略律所于2010年9月20日签订的《一般代理协议》的相关约定，向汇恒律所支付的3万元律师代理费，现该协议的代理期限已届满。本案系汇恒律所依据双方于2013年5月4日签订的《一般风险代理协议》要求金汇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该协议中明确约定律师代理费以金汇公司回现净值为基数进行计算，且回现净值为金汇公司收到的被执行人所支付的现金资产及非现金资产之和，并扣除需由金汇公司承担的费用后的值，但并未约定此前支付的3万元律师代理费的扣减问题，故对于金汇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5114元（含保全费5000元），由河南汇恒律师事务所负担155元（已交纳）；由北京金汇联合投资有限公司负担1495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至一审法院）。
二审案件受理费20228元，由北京金汇联合投资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闫 飞
代理审判员 杨 光
代理审判员 卓燕平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徐 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