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沪海法商初字第1022号
原告（反诉被告）上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国际货运分公司。
负责人罗莉生。
委托代理人沈强，上海富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上海高鸿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瑞敏。
委托代理人刘淑军，北京长安（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国际货运分公司（以下简称上港货运）为与被告上海高鸿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鸿物流）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于2013年7月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了审理。此前，上港货运曾向本院提出冻结高鸿物流银行存款45，000美元的诉前保全申请并提供了担保。经审查，本院依法作出（2013）沪海法海保字第78号民事裁定，对高鸿物流相应银行存款实施了冻结措施。诉讼中高鸿物流提出反诉，本院受理后依法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同年9月18日公开开庭对本案本、反诉合并进行了审理。上港货运委托代理人沈强，高鸿物流委托代理人刘淑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港货运诉称，2012年6月至7月间，高鸿物流委托其代理出运货物。上港货运接受委托后，完成了订舱安排出运等货代事宜，涉案货物均已顺利运至目的港。然高鸿物流拖欠货代费用至今未付。为此，上港货运请求判令高鸿物流支付货代费用27，960美元和人民币84，082.20元（美元诉请按判决当日汇率中间价标准折算为人民币）。
高鸿物流辩称，其不应向上港货运支付涉案货代费用；且双方并未就货代费用金额进行过确认。为此，高鸿物流请求驳回上港货运的诉讼请求。
高鸿物流反诉称，其与上港货运曾签订订舱协议，并据此委托上港货运订舱。后经对账，高鸿物流发现上港货运将本应向案外人上海晋豪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豪货代）收取的2011年9月订舱费用，实际向高鸿物流进行了收取。上港货运虽对此确认，但至今未将多收取的上述货代费用返还给高鸿物流。为此，高鸿物流请求判令上港货运返还多收取的货代费用33，115.31美元和人民币22，080元（美元诉请按判决当日汇率中间价标准折算为人民币）。
上港货运辩称，反诉所涉货代费用，实际系高鸿物流代晋豪货代向上港货运支付，故并非多收取。为此，上港货运请求驳回高鸿物流的反诉请求。
就本诉部分，上港货运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海运出口订舱协议，用以证明双方间约定的权利义务。高鸿物流对该证据效力予以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效力因高鸿物流认可而应予认定。
2-3、催账单及货代发票，用以证明上港货运曾通过传真向高鸿物流发出催账单并载明其欠付货代费用金额，且上港货运已向其开具货代发票。高鸿物流认为其并未收到通过传真发送的催账单，对该证据效力不予认可；认为高鸿物流亦未曾收到过货代发票，同样对该证据效力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货代发票可与原件核对一致，在高鸿物流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该证据效力可予认定；催账单无法与原件核对一致，亦无在案证据可证实确曾向高鸿物流发出，故对该证据效力无法认定。
4、提单领取单，用以证明高鸿物流就涉案业务曾委托上港货运订舱，并已从上港货运处领取相关提单。高鸿物流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对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高鸿物流虽对该证据合法性、关联性提出异议，但并未说明任何理由，其质疑缺乏相应的事实与法律基础，在高鸿物流认可该证据真实性的前提下，对该证据效力应予认定。
5、电邮，用以证明高鸿物流曾对涉案欠付的货代费用金额予以确认。经上港货运当庭通过互联网登录邮箱展示该电邮，高鸿物流仍表示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并认为高鸿物流是否曾通过该电邮回复上港货运并不清楚；同时又认为上港货运提供的电邮并不完整，其中还有一份附件费用清单，已作为反诉证据提供；还认为即使电邮真实，实际向上港货运回复电邮的仅系高鸿物流业务员，并不能代表高鸿物流的真实意愿。本院认为，高鸿物流在已将该电邮附件费用清单作为反诉证据提供的情况下，又否认同一电邮的真实性，显示其质证意见存在逻辑上的前后矛盾，故对该质证意见不予采信，对该证据效力应予认定。同时，高鸿物流已确认电邮回复人身份系其公司员工，但却在未提供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否认其在职务行为中所作意思表示的效力，缺乏相应事实与法律依据，故对该抗辩意见亦不予采信。
6、风险保证金管理、处置协议，用以证明双方在签订海运出口订舱协议时，还曾约定由高鸿物流向上港货运支付人民币100，000元风险保证金，协议终止后予以返还，这与高鸿物流在前述电邮中确认的费用金额可相互印证。高鸿物流对该证据效力予以认可，但认为其证明目的不能成立。本院认为，该证据效力因高鸿物流认可而应予认定。
就本诉部分，高鸿物流未向本院提供任何证据。
就反诉部分，高鸿物流为支持其反诉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上港货运盖章确认的费用清单及明细表，用以证明高鸿物流多支付给上港货运的货代费用已为后者所确认，且上港货运亦知晓所涉业务并非高鸿物流委托其订舱，而是案外人晋豪货代所委托。上港货运对费用清单证据效力予以认可，但认为其中的手写批注文字并非上港货运所写；认为明细表此前并未看见过，且无上港货运盖章，故对该证据效力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费用清单证据效力因上港货运认可而应予认定；明细表无法与原件核对一致，且无在案其他证据可予印证，故对该证据效力不予认定。
就反诉部分，上港货运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保函及公司变更通知，用以证明高鸿物流及案外人晋豪货代曾向上港货运说明货代费用的承担方式，但事后高鸿物流以实际行动对保函内容进行了变更。高鸿物流对上述证据效力均予认可，但认为上述证据已明确显示2011年10月1日前的订舱业务所涉费用均应由案外人晋豪货代承担。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效力因高鸿物流认可而应予认定。对反诉所涉货代费用承担问题，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
2、银行汇款凭证，用以证明高鸿物流就反诉所涉订舱业务向上港货运支付了货代费用，表明其以实际行动对保函内容进行了变更。高鸿物流认为该证据无法与原件核对一致，故对该证据效力不予认可；同时又认为高鸿物流确已就反诉所涉订舱业务向上港货运实际支付了货代费用，但并不认可该行为表明对保函内容进行变更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因高鸿物流认可其已就反诉所涉订舱业务向上港货运支付了货代费用，对该节事实应予确认。对高鸿物流支付货代费用行为的法律定性，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
根据上述认证意见，结合上港货运、高鸿物流当庭陈述，本院查明案件事实如下：
2011年9月22日，高鸿物流及案外人晋豪货代共同向上港货运出具关于公司变更的通知称，因发展业务需要，自同年10月1日起，晋豪货代将其公司业务变更至高鸿物流，对于原先以晋豪货代名义订舱并于同年10月1日前产生的费用由晋豪货代承担，此后产生的费用由高鸿物流承担。同年11月14日，高鸿物流及晋豪货代共同向上港货运出具保函称，晋豪货代将从同年12月1日起主动终止与上港货运间的出口订舱业务，考虑到在此之前有部分业务属于原晋豪货代合作方高鸿物流，为明确责任划分，晋豪货代及高鸿物流共同承诺：同年10月1日前的订舱业务，无论开具发票抬头是否为晋豪货代，相关费用及责任均由晋豪货代承担；同年10月1日起至11月30日间以晋豪货代名义进行的订舱业务，相关费用及责任均由高鸿物流承担。
另查明，2011年11月17日，上港货运与高鸿物流签订海运出口订舱协议，约定由高鸿物流委托上港货运办理上海港集装箱海运出口订舱事宜；高鸿物流同意无需特别授权，上港货运可代替其先行向船公司垫付费用，高鸿物流负有向上港货运支付所有垫付费用的义务；该协议项下争议如双方协商不成，则提交上海海事法院裁决；协议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为时一年，期满前双方若无异议，则续签一年；在协议期内，双方从事的海运出口订舱业务完全遵照该协议之约定。同日，上港货运与高鸿物流还签订了风险保证金管理、处置协议，约定由高鸿物流向上港货运支付风险保证金人民币100，000元，用以清偿、补偿因高鸿物流不履行义务或履行义务不恰当而给上港货运造成的损失，包括应收取的费用和因此遭受的额外损失；若经协商终止海运出口订舱协议，在双方结清全部费用六个月后，由上港货运将保证金退还高鸿物流。后高鸿物流向上港货运实际支付了上述保证金。诉讼中，双方均确认该保证金仍在上港货运处尚未退还。
又查明，上港货运接受高鸿物流委托，在协议期间办理相关海运出口订舱业务。其中，2012年7月26日，高鸿物流凭加盖业务专用章、并由经办人周浩签字的提单领取单向上港物流领取了编号为HLCUSHA1206JWCR2等相关提单。该提单领取单上载明，高鸿物流委托上港货运代理订舱的货物现已出运，特委托周浩前来办理提单领取事宜；高鸿物流确认该提单领取单可作为其委托上港货运从事订舱行为的书面凭证，并承担该委托订舱行为产生的一切费用、责任和法律后果。同年8月2日，上港货运就上述提单相关业务，向高鸿物流开具了两张金额分别为人民币2，205.20元和212元的货代发票。按上述业务操作模式，高鸿物流凭提单领取单领取了相关提单，随后上港货运于同年8月15日、9月19日向高鸿物流开具了三张金额分别为人民币68，865元、人民币12，800元及人民币475，517.38元（74，985美元，按美元与人民币汇率6.3415折合）的货代发票。诉讼中，上港货运确认，就前述货代费用高鸿物流已支付47，025美元，尚拖欠货代费用共计27，960美元和人民币84，082.20元。
还查明，2013年6月20日，上港货运向高鸿物流发送电邮称，高鸿物流尚拖欠货代费用共计27，960美元和人民币84，082.20元，并列明了费用明细。同年7月15日，高鸿物流回复电邮称，经反复确认，2011年其多付误付上港货运的代理费用共计33，115.31美元和人民币22，080元，所涉业务不属于高鸿物流，且事后上港货运亦予以确认；高鸿物流请上港货运核查后扣除其欠款，并将余款5，155.31美元和人民币37，997.80元予以退还。该回复电邮中所附附件为案外人晋豪货代订舱且高鸿物流实际付款的费用清单，载明高鸿物流实际已向上港货运支付货代费用共计161，664.36美元和人民币90，365元；其中2011年9月由案外人晋豪货代订舱的业务所涉货代费用共计31，011.31美元和人民币22，080元；另在打印文字下方，手写批注有“12318548$1012＋982”字样。上港货运在该费用清单上加盖财务计划部印章予以确认。
关于本诉部分争议，本院认为，上港货运与高鸿物流通过签订海运出口订舱协议方式，有效建立起了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双方均应按约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在案证据显示，就协议项下具体货代业务的开展，双方间已形成业务操作模式，即上港货运接受高鸿物流委托办理相关海运出口订舱业务后，由高鸿物流凭提单领取单向上港货运领取相关提单，并按照上港货运开具的货代发票支付货代费用。在高鸿物流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本诉所涉发生于双方协议有效期内的货代业务真实存在，且上港货运均已履行完毕。事实上，2013年7月15日，高鸿物流回复电邮所称2011年其多付误付上港货运的代理费用共计33，115.31美元和人民币22，080元，考虑高鸿物流在缔约时向上港货运支付的风险保证金人民币100，000元，以及高鸿物流要求扣除其欠款后将余款5，155.31美元和人民币37，997.80元予以退还的表述，显示高鸿物流已认可其拖欠货代费用金额为27，960美元和人民币84，082.20元，与上港货运本诉主张金额一致。高鸿物流关于双方并未就货代费用金额进行过确认的抗辩，显然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对此本院不予采信。由此，作为货运代理人的上港货运已完成委托事务，高鸿物流亦应按约支付货代费用。现高鸿物流在已确认货代费用金额的情况下仍未支付，已构成违约，理应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按2013年11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外汇交易中心发布的美元与人民币汇率标准1：6.1447折算，高鸿物流应向上港货运支付货代费用共计人民币255，888.01元。
关于反诉部分争议，本院认为，因反诉所涉货代业务发生于涉案海运出口订舱协议之前，上港货运与高鸿物流虽可通过实际业务往来建立事实上的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但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不应以之后所签订协议中的约定作为约束双方权利义务的当然依据。根据双方确认的费用清单所载内容，2011年9月由案外人晋豪货代订舱的业务所涉货代费用共计31，011.31美元和人民币22，080元。尽管费用清单上还有手写批注“12318548”（发票编号）“$1012＋982”（费用金额）字样，但并无证据可证实上述手写文字在上港货运盖章确认时即已存在，且亦无证据可证实其与反诉部分争议存在关联性，故本院无法确认手写批注部分货代业务的相关事实。在案证据显示，同年9月22日、11月14日，高鸿物流及案外人晋豪货代曾共同向上港货运出具关于公司变更的通知及保函，说明了两公司关于订舱业务的变动情况，并提出了业务变动期间的相关货代费用承担方案。对此，应认定高鸿物流及案外人晋豪货代就业务变动期间相关货代费用承担问题向上港货运作出了要约。诉讼中，上港货运已将上述通知及保函作为证据提供，结合其在庭审中所作抗辩，可认定上港货运已通过行为作出同意要约的承诺并在诉讼中加以追认。由此，上港货运、高鸿物流及案外人晋豪货代对业务变动期间相关货代费用承担方式已形成合意，即同年10月1日前订舱业务所涉货代费用由晋豪货代承担。按此约定，同年9月案外人晋豪货代订舱业务所涉货代费用不应由高鸿物流承担。退而言之，即使上港货运未对高鸿物流及案外人晋豪货代作出的上述要约予以承诺，案外人晋豪货代委托订舱业务所涉货代费用亦不应由非委托人的高鸿物流承担。上港货运虽辩称高鸿物流对同年9月货代费用的实际支付表明其对保函内容进行了变更，但在高鸿物流对该行为作“误付”合理解释的情况下，上港货运理应就“高鸿物流明知非其订舱业务仍自愿承担他人债务”作进一步举证，以证实高鸿物流具有接受债务转移的真实意思表示，否则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由此，同年9月由案外人晋豪货代订舱的业务所涉货代费用共计31，011.31美元和人民币22，080元不应由高鸿物流承担，上港货运向高鸿物流实际收取的上述货代费用于法无据，应予返还。按2013年11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外汇交易中心发布的美元与人民币汇率标准1：6.1447折算，上港货运应向高鸿物流返还共计人民币212，635.20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上海高鸿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上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国际货运分公司支付货代费用人民币255，888.01元；
二、原告（反诉被告）上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国际货运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反诉原告）上海高鸿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返还人民币212，635.20元；
三、第一、第二项规定的金钱给付义务冲抵后，被告（反诉原告）上海高鸿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上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国际货运分公司支付货代费用人民币43，252.81元；
四、对被告（反诉原告）上海高鸿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被告（反诉原告）上海高鸿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如未按本判决规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497元，由被告（反诉原告）上海高鸿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556元，由原告（反诉被告）上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国际货运分公司负担人民币2，41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上海高鸿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46元。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反诉被告）上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国际货运分公司、被告（反诉原告）上海高鸿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ＸＸ.
代理审判员 徐国凤
代理审判员 林 焱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五日
书 记 员 孙 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二十一条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
第二十二条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
第一百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