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27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戴海林。
委托代理人陆月辉，上海东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樊聿平。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卫龙。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霍俊娟，上海建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戴海林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13）青民一（民）初字第17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戴海林及其委托代理人陆月辉，被上诉人樊聿平、赵卫龙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霍俊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4月11日，案外人上海期望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期望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50万元，其中股东樊聿平（即本案当事人之一）出资17万元，股东赵卫龙（即本案当事人之一）出资人民币33万元］及其法定代表人樊聿平全权委托戴海林办理位于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四街坊的工业土地转让出售事宜。2011年6月18日，案外人林某某与上海期望公司授权代表即戴海林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将上海期望公司股东100%的股权（包括该公司所有的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胜新村27亩土地，房地产权证号为沪房地青字（2007）第0097**号）以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1，9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案外人林某某。协议还约定：“协议签订后，林某某当场支付转让金50万元，协议签订后双方共同办理公司股东及公司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原法定代表人签字变更手续，取得工商部门受理收件收据，林某某并取得新的更名后的上海期望公司的执照。林某某支付转让费950万元。剩余900万元转让费待三户民宅迁出后由林某某全部付清。”协议签署当日，戴海林出具三份收条收到土地转让款共计50万元，即林某某支付的定金50万元。
原审法院另查明，2011年6月27日，林某某作为乙方与甲方上海期望公司签署《补充协议》，樊聿平在甲方和担保方处，林某某在乙方处，戴海林在担保方处分别签字。协议约定：一、若甲方不能办出上海期望公司法定代表人、股权股东工商、税务等变更登记的，自不能办出之日起五日内，甲方应将退还乙方已支付的转让款给予乙方，逾期，甲方应向乙方支付逾期款项的每日万分之十的滞纳金。二、甲方应在办理好转让手续十五天内，将上海期望公司名下白鹤镇胜村24.06亩土地除合同第三条、第四条第五项外、其他杂物全部清理完毕。为了督促甲方尽快完成清理工作。逾期没完成将从本协议第四项付立项完成款中扣除100万元赔偿款，并处以5万元／天的违约金。三、为使本协议顺利履行，避免今后发生甲方公司股权转让钱的债务纠纷，影响乙方的正常经营活动，乙方要求甲方的法定代表人樊聿平、全权委托代理人戴海林以个人的名义进行担保。承担连带法律责任。四、立项报告批复成功，乙方收到立项报告的政府批复后再付给甲方土地转让金300万元。合同第二章第三条中的第三项改为：剩余600万元转让费待三户民宅迁出后由乙方全部付清。五、以上条款与股权转让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原审法院又查明，2011年6月30日，林某某与樊聿平、赵卫龙一起向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青浦分局递交《股权转让协议书》等文件，并于当日办理完毕股东等工商变更登记。当日，樊聿平向林某某出具收条，收到土地转让款589万元。该收条上除有樊聿平签字外，还有戴海林以全权代理人的名义进行签字。同日，戴海林以上海期望公司全权代理人的名义向林某某出具收条，收到土地转让款支票两张，共计261万元，后戴海林取得该261万元，但至今未将该261万元归还樊聿平、赵卫龙。故樊聿平、赵卫龙委托代理人霍俊娟于2013年6月28日以EMS快递方式向原审法院邮寄诉状，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戴海林返还代领的股权转让款261万元。
原审法院再查明，案外人林某某作为申请人于2012年1月31日以樊聿平、赵卫龙及戴海林作为被申请人向上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1、樊聿平、赵卫龙立即将青浦区白鹤镇胜新村上海期望公司场地的杂物清理完毕并办理移交手续，2、樊聿平、赵卫龙赔偿申请人100万元，戴海林承担连带责任，3、樊聿平、赵卫龙承担违约金278.16万元，戴海林承担连带责任。仲裁审理过程中，申请人撤回了第一项仲裁请求。仲裁庭经审理认为，本案戴海林向申请人林某某收取的50万元及261万元应视为其代理樊聿平、赵卫龙向申请人林某某收取的股权转让款。并认为，申请人林某某未按照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违约在先，故于2012年7月11日依法裁决对申请人林某某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还查明，2012年2月23日，樊聿平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兹收到上海谋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上海银行支票壹张，号码为XXXXXXXX，票面金额为人民币贰佰陆拾壹万元。”后该支票未能兑现，樊聿平、赵卫龙亦未收到该261万元，2012年2月24日、2月27日，樊聿平又分别出具收条各一份，载明分别收到戴海林5万元和25万元。2012年2月28日，戴海林支付樊聿平现金20万元，樊聿平对此款项未出具收条。
原审法院审理中，当事人均一致表示没有约定报酬。另，双方当事人存在以下争议：
一、是否系委托合同关系
戴海林主张，当时戴海林已经受让了樊聿平、赵卫龙的股份，案外人林某某是戴海林找来的，当时林某某想买土地，实际上合同是戴海林和林某某之间的约定，股权转让协议书上虽是戴海林本人作为甲方授权代表亲笔签字的，授权代表意思是为了方便，就直接以樊聿平、赵卫龙名义和林某某签订，当时樊聿平、赵卫龙开具的委托书，只是名义上的委托关系。委托书上全权委托的意思是为了配合股权转让协议，只是名义上的代理人，也就是全部由戴海林负责，包括土地出让、签字等。戴海林不可能无偿的帮助樊聿平、赵卫龙出卖股权，所以不存在委托关系。261万元是两份转让股权的差价，是戴海林应得的报酬或利益。全权代理就是帮助樊聿平、赵卫龙找下家，协助双方签订合同，没有约定收款问题，是居间合同。261万元的支票是上海谋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谋创公司）开具的，这个项目是谋创公司的投资行为，故该笔261万元是作为戴海林及谋创公司的投资利润。
樊聿平、赵卫龙主张，戴海林在其与案外人卢某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上是作为见证人签字的，在补充协议上则是作为担保方，故对戴海林的说法不认可，认为并非先受让再转让，戴海林也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委托书和收条上全权代理的意思是樊聿平、赵卫龙委托戴海林就股权转让和林某某签订相关协议及代领款项。由于戴海林在樊聿平、赵卫龙与林某某签署转让协议过程中是全权代理，戴海林收取261万元后没有告知樊聿平、赵卫龙，也没有将钱给樊聿平、赵卫龙，故戴海林应当将这笔钱款还给樊聿平、赵卫龙。戴海林应当举证双方是居间关系。樊聿平、赵卫龙与戴海林之间系无偿委托。并不能因为261万元的支票是谋创公司出具的，就否认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
原审法院对此认为，在上海期望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樊聿平出具委托书，全权委托戴海林办理位于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四街坊的工业土地转让出售事宜后，戴海林以上海期望公司授权代表名义与林某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并以担保方名义在上海期望公司与林某某签署的补充协议上签字，且在589万元收条上以及戴海林本人出具的261万元收条上均以全权代理人的名义进行签字，足以说明双方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戴海林先主张其已经受让了樊聿平、赵卫龙的股份，261万元系其投资收益，后又主张双方系居间关系，前后明显相互矛盾，且均缺乏证据佐证，樊聿平、赵卫龙亦予以否认，故对戴海林的上述主张难以采信，对双方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的主张予以确认。
二、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以及戴海林2012年2月24日至28日共计支付樊聿平的50万元钱款，系返还代收的50万元定金还是包含在261万元股权转让款中。
戴海林主张，其取得款项261万元是在2011年6月30日，与林某某支付樊聿平、赵卫龙589万元系同一天，且双方都在场，所以樊聿平、赵卫龙是知道的，故诉讼时效应自戴海林收取款项开始计算，樊聿平、赵卫龙起诉是在2013年8月，已经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当时是樊聿平、赵卫龙和林某某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就找到戴海林，叫戴海林将收取的投资款盈利261万元退还给樊聿平、赵卫龙，当时戴海林说只要他们确实解除合同，戴海林同意退还261万元，就开具了261万元的支票。当时支票开具后，樊聿平要求戴海林先支付一部分现金需要周转，戴海林就分批给了樊聿平共计50万元，实际上这50万元是用来归还261万元的。且按照樊聿平、赵卫龙陈述，樊聿平、赵卫龙是先收到50万元，再收到589万元，共计639万元，戴海林当时拿到261万元，加起来900万元，故戴海林后续给樊聿平、赵卫龙的50万元包含在261万元当中。
樊聿平、赵卫龙主张，案件起诉材料是在2013年6月20日左右邮寄到法院的，在诉讼时效内。且樊聿平、赵卫龙是在案外人林某某申请仲裁开庭时，才知道这261万元的，之前樊聿平、赵卫龙一直不知道戴海林另外从案外人林某某处收取了261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关于双方先得50万元，后得589万元的问题，系樊聿平、赵卫龙在诉状上的笔误，且戴海林是全权代理人，并不排除戴海林欺上瞒下的行为，樊聿平、赵卫龙尚有100万元未收到，故诉讼时效应从林某某申请仲裁时，即2012年1月开始计算。当时案外人卢某某与樊聿平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卢某某支付了50万元定金，后来由于卢某某未能按期支付余款，双方转让合同未能达成，但戴海林立即找了另外一个下家林某某，同时林某某也支付了50万元定金，当时樊聿平默认两个50万元定金相抵，即同意不再没收卢某某支付的定金，准备退还给卢某某，所以要求戴海林代收的林某某支付的50万元定金退还给卢某某，至于戴海林是否将这50万元给卢某某，樊聿平、赵卫龙不清楚。樊聿平、赵卫龙知道戴海林代收了261万元后，就要求戴海林返还其从案外人林某某处代收的50万元定金和261万元股权转让款，不再同意将卢某某支付的50万元定金予以返还，也即不再同意将林某某支付的50万元定金与卢某某支付的50万元定金予以抵销。当时戴海林也同意将代收的50万元定金和261万元股权转让款返还，所以戴海林就于2012年2月23日交给了樊聿平261万元的现金支票，并于次日即2012年2月24日至28日分三次支付给樊聿平、赵卫龙现金50万元，这50万元不是用于归还260万元，而是案外人林某某支付的定金。
原审法院就此认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樊聿平、赵卫龙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戴海林代收了股权转让款之日起计算。戴海林主张林某某支付其261万元时，樊聿平、赵卫龙在场且知晓，对此樊聿平、赵卫龙予以否认，而戴海林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对戴海林该主张法院难以采信，对樊聿平、赵卫龙自认系于林某某申请仲裁即2012年1月方知晓戴海林从林某某处代收了该261万元股权转让款，法院予以确认。从2012年2月23日戴海林出具261万元支票给樊聿平，并于次日至28日先后三次共支付樊聿平50万元的情况来看，结合本案查明事实以及当事人相关陈述，说明樊聿平、赵卫龙在知晓戴海林代收261万元后对戴海林代收的款项进行了催讨，之后戴海林将代收的款项交给樊聿平。故本案诉讼时效应自樊聿平、赵卫龙催讨时中断，并应重新计算。综上，可见本案并未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戴海林主张，在樊聿平、赵卫龙要与林某某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情况下，才同意退还261万元并开具支票，2012年2月份支付樊聿平的50万元定金系归还该261万元，樊聿平、赵卫龙予以否认，而戴海林亦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故法院难以采信。综上，结合在案证据及双方陈述，从高度盖然性来看，樊聿平、赵卫龙的陈述更为可信，故法院对樊聿平、赵卫龙关于戴海林于2012年2月份支付樊聿平的50万元，系向樊聿平、赵卫龙返还其代收的案外人林某某支付的50万元定金的主张予以采纳。
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民事行为及诉讼活动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本案当事人之间约定为全权委托，委托合同履行过程中，戴海林也以全权代理人的名义从案外人林某某处代收了款项，而樊聿平、赵卫龙也对全权代理权限包括代领款项予以确认。故对戴海林向案外人林某某收取的定金50万元及261万元股权转让款应视为其代理樊聿平、赵卫龙向案外人林某某收取的款项。委托人处理受托人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且本案当事人之间亦未约定报酬，故戴海林未将代收的款项及时返还给樊聿平、赵卫龙，显属不当。现戴海林已返还代收的50万元定金给樊聿平、赵卫龙，故还应将代收的261万元股权转让款返还给樊聿平、赵卫龙。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戴海林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樊聿平、赵卫龙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61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原审判决后，上诉人戴海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其与案外人卢某某共同收购了被上诉人的股权，价格为1，539万元，后上诉人再寻找到下家林某某转让该股权，价格为1，900万元，故其中差价为261万元系上诉人及卢某某的利润。而上诉人之所以以被上诉人委托人的身份与林某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只是为股权转让的操作方便。由此，上诉人请求本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樊聿平、赵卫龙共同辩称：其确实事先与上诉人及卢某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双方口头解除。而在被上诉人与林某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上，上诉人系作为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卢某某为见证方签字盖章，充分说明其与上诉人解除了股权转让协议。由此，被上诉人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认为本案系争的261万元系其与卢某某事先收购被上诉人的股权，再将该股权转让给林某某而获取的利润。首先，上诉人与卢某某虽与被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股权亦未转让至上诉人和卢某某名下；其次，在林某某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出让股权方仍为被上诉人，上诉人仅为被上诉人的代理人，而卢某某为见证人，均非股权出让方，故上诉人和卢某某与被上诉人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显然无法再予履行；第三，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其代表被上诉人与林某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真实目的为“操作方便”，而被上诉人对此予以否认。由此，上诉人上述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审认定戴海林以被上诉人代理人的身份与林某某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判决戴海林将收取的261万元应返还被上诉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7，680元，由上诉人戴海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汤佳岭
代理审判员 刘 佳
代理审判员 杨 礼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仲 鸣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