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长中民四终字第086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姚程，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明光，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
两位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礼滨，湖南星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运斌，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
委托代理人：张大荣，湖南耀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克君，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
上诉人姚程、苏明光因与被上诉人郭运斌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以下称原审法院）(2015)雨民初字第028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姚程及其委托代理人陈礼滨、苏明光的委托代理人陈礼滨与被上诉人郭运斌的委托代理人张大荣、徐克君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李迟康系湖南博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其系苏明光、姚程岳父。郭运斌与苏明光系湖南博润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润公司）股东，苏明光为法定代表人，姚程为博润公司前股东。2011年11月15日，博润公司与博兴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双方约定：1、博兴公司将位于长沙市雨花区红星村（土地权证号2001-001，面积为3864.24平方米，土地性质为非出让地集体所有）作价4000万元；2、在本协议签订之前博润公司向博兴公司支付2000万元，在博润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经工商部门批准后，2011年11月28日前，博润公司支付1600万元（含股权转让款400万元）给博兴公司作为合作定金。如股权变更登记未在2011年11月28日之前办理完毕，博润公司支付以上款项的时间顺延，顺延的时间为股权变更登记批准后十个工作日以内。土地摘牌并过户至博润公司的名下后十个工作日内博润公司再向博兴公司支付400万元；3、如在2012年6月30日之前，博兴公司未将土地摘牌并过户至博润公司名下时，博润公司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博兴公司双倍返还合作定金给博润公司实际投入资金的股东。同年11月15日，郭运斌与苏明光、姚程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双方约定：1、苏明光将持有博润公司10%的股份转让给郭运斌（转让款800000元），姚程将持有博润公司40%的股份转让给郭运斌（转让款3200000元）；2、转让前，博润公司的股权结构为：苏明光占60%的股权，姚程占40%的股权；转让后，博润公司的股权结构为：苏明光占50%的股权，郭运斌占50%的股权。收款三个工作日内办理公司股权变更登记；3、博兴公司现有的土地不能或未能在公司与博兴公司约定的时间内摘牌并过户至博润公司名下时，苏明光、姚程应连带无条件按转让价格回购郭运斌受让的股权；4、股权变更登记经工商部门批准后，2011年11月28日前郭运斌向公司投入1600万元（含股权转让款400万元），作为公司与博兴公司的合作定金。上述协议签订次日，即2011年11月16日，郭运斌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4000000元股权转让款支付给苏明光。2013年1月14日，郭运斌与博润公司向本院起诉，请求判决：1、依法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2、博兴公司双倍返还定金3200万元给郭运斌，并从起诉之日起计算银行同期贷款利息；3、博兴公司、李迟康等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博兴公司、李迟康等承担该案诉讼费。2014年4月11日，本院作出（2013）长中民三初字第00104号民事调解书，双方当事人达成以下调解协议：1、博润公司与博兴公司签收民事调解书时解除双方的《合作协议书》；2、博兴公司返还博润公司及郭运斌人民币500万元，并承担利息240万元，共计人民币740万元，该款于2014年6月30日之前归还，逾期则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3、郭运斌支付的股权转让款400万元由郭运斌另行主张权利。后郭运斌与苏明光、姚程协商股权转让事宜未果，郭运斌于2015年5月26日诉至本院，请求依法裁判：1、解除郭运斌与苏明光、姚程于2011年11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2、苏明光、姚程连带返还郭运斌400万元股权转让款；3、自2012年7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赔偿郭运斌违约利息损失（计算至2015年4月30日止为725333元）。该案经主持调解，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协议。
原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焦点有两点，其一，郭运斌基于《股权转让合同》要求苏明光、姚程返还400万元股权转让款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其二，双方在《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股权回购条款是否有效。针对上述争议焦点，分述如下：1、郭运斌诉请苏明光、姚程返还400万元股权转让款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该案中，苏明光、姚程辩称郭运斌在博兴公司未能在2012年6月30日将土地摘牌并过户至博润公司名下时，即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但郭运斌直至2015年5月26日才向法院起诉，因此，其诉请苏明光、姚程无条件回购股权的请求权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且郭运斌在（2013）长中民三初字第00104号相关民事纠纷一案中，亦未向苏明光、姚程主张权利，其对（2013）长中民三初字第00104号的起诉未对该案的诉讼时效产生中断的法律效力。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该案中，郭运斌在博兴公司未在约定的时间内，即2012年6月30日将土地摘牌并过户至博润公司名下时，此时郭运斌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了侵害，诉讼时效期间从此起算，其有权要求苏明光、姚程连带无条件回购其受让股权的权利。2013年1月14日，郭运斌与博润公司作为共同原告向本院起诉，要求博兴公司等返还包括该案诉争的400万元股权转让款在内的合作款项，虽郭运斌并未直接向苏明光、姚程主张，但本院以调解书终结该案，并告知郭运斌支付的4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另行主张权利。因此，郭运斌在（2013）长中民三初字第00104号一案中，提出对包括400万元股权转让款在内的诉请，构成对该案诉讼时效的中断，故郭运斌的诉请并未超过诉讼时效。2、双方在《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的股权回购条款是否有效。该案中，博润公司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该案股权转让时，苏明光、姚程与郭运斌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关于股权转让和股权回购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义务。协议签订后，郭运斌依约向苏明光、姚程支付400万元股权转让款，履行了协议约定的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根据博兴公司与博润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及郭运斌与苏明光、姚程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郭运斌购买苏明光、姚程在博润公司的股权，目的是共同对目标地块进行开发，并约定如博兴公司未能在2012年6月30日约定的时间内将目标地块摘牌并过户至博润公司名下时，郭运斌有权要求苏明光、姚程无条件按转让价格回购其受让的股权。双方就股权回购设定的条件和回购股份价格约定明确具体，即在博兴公司至今仍未将其土地摘牌并过户至博润公司名下时，双方约定的股权回购条件已成就，双方应按约定履行回购的互负义务，即苏明光、姚程支付郭运斌股权转让款400万元，郭运斌向苏明光、姚程回转相应的股权份额，苏明光为10%，姚程为40%。因双方在《股权转让合同》中未对违约利息另有约定，结合该案实际，法院确认苏明光、姚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郭运斌支付自该案起诉之日，即2015年5月26日起至上述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对郭运斌超过部分诉请，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苏明光、姚程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郭运斌股权转让款4000000元；二、苏明光、姚程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以400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2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向郭运斌支付利息；三、驳回郭运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602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2301元，由苏明光、姚程负担。
上诉人姚程、苏明光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1、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中刑二初字第00066号刑事判决书中已经认定郭运斌支付的1600万（含400万股权转让款）是李迟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一部分，是李迟康的借款，并判决由李迟康负责退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民间借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既然该刑事判决书中已经判决由李迟康负责退赔此1600万，此1600万中又包含本案诉争的400万股权转让款，因此本案中郭运斌主张的400万股权转让款理应由李迟康负责，不应由姚程与苏明光承担。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因同一法院事实刑事审判已经对被告人的行为作出评价，并对涉案财产作出处理，原告应通过执行程序进行救济。本案中，郭运斌的1600万元李迟康已退还了700多万元，且李迟康名下仍有大量财产，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还未启动执行程序，故本案应直接驳回郭运斌的起诉。
被上诉人郭运斌答辩称：一、郭运斌1600万元的款项性质：2011年11月15日，郭运斌与苏明光、姚程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同日，博润公司与博兴创业公司之间签订《合作协议书》；郭运斌于2011年11月16日将400万元股权转让款打入到苏明光个人账户，11月23日，郭运斌、苏明光、姚程三人到长沙市工商局变更了股权登记，郭运斌占有博润公司50%的股权经过了工商登记；11月30日，郭运斌向博兴创业公司账户打款1200万元。1、郭运斌2011年11月16日打入到苏明光个人账户的400万元，其法律依据是《股权转让合同》，其款项性质是股权交易转让款。2、郭运斌2011年11月30日打入到博兴创业公司账户的1200万元，其法律依据是《合作协议书》，其款项性质相对于博润公司与博兴创业公司来说是属“土地开发合作款或合作定金”，相对于郭运斌与博润公司来说属“公司向股东个人借款（博润公司注册资金为800万）”，相对于博润公司内部各股东来说属“股东追加项目投资”。二、博润公司与博兴创业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合法有效。1、《合作协议书》签订当时，合作开发土地非常有可能，合作开发土地是合作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1993年11月10，李迟康用湖南博雅服装有限公司的名义，以24.8万元/亩的价格红星村村民集体购买了该块土地70年的使用权，并办理了《集体土地使用证》，登记在李迟康公司名下。直至李迟康出事前，李迟康公司一直实际持续占有、使用该集体土地，红星村作为长沙市“城中村”改造试点单位，该地块早已被长沙市政府划定在征收、拆迁范围，红星村村民大会也已通过了“同意将该集体建设用地变更为国有出让地”的决议，关于该块土地的征收、拆迁手续，2011年上半年已经通过了雨花区国土局的拆迁审批，李迟康公司上缴了国土局100万元的拆迁手续费，原来的三栋厂房也已经被全部拆迁完毕，政府拍卖是必然的。李迟康公司作为该地块实际使用人、被征收补偿对象，经过了多年跟踪运作，在国家变性该土地挂牌、拍卖过程中，出让给李迟康公司继续开发、使用是非常有可能的。2、《合作协议书》签订当时，李迟康本人对该土地情况的描述与实际情况是基本符合的，应当说李迟康当时并没有刻意虚构事实或有意隐瞒。3、《合作协议书》所约定的内容并非是集体土地的出售或转让，而是对政府未来拍卖、拿地及后续开发的一种预期约定，并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无效合同”的情形。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故，《合作协议书》应是合法有效的。关于郭运斌投入的1600万元（含股权转让款400万元），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以合同诈骗罪起诉李迟康，并没有得到长沙市中院（2014）长中刑二初字第00066号《刑事判决书》的支持。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应认为“还是值得商榷的”，即使构成，那也只是李迟康公司在《合作协议书》履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是事情时间演变的结果，合同履行的好坏，并不影响到合同的效力。三、郭运斌与苏明光、姚程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苏明光与姚程之间，应对回购原告股权承担连带责任。1、不管股权转让背后的目的（只有是不违法）是什么，但本案中，郭运斌与苏明光、姚程之间进行股权转让，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2、《股权转让合同》的内容并没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无效合同”的情形。3、合同前期已经得到了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履行，郭运斌已经支付了400万股权转让款，苏明光、姚程已将自己名下的公司股份登记在了郭运斌名下。由于合同约定的土地未能按时摘牌并过户至博润公司名下，致使郭运斌受让股权的目的无法实现，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第六条第1款的特别约定，郭运斌有权要求两被告按原转让价格回购股权，并相互承担连带责任。四、两被告硬要将400万元股权转让款往李迟康身上推毫无道理。1、郭运斌与博兴创业公司或李迟康个人未签订任何的法律合同或协议，双方或三方不存在任何直接经济法律关系；2、400万元的支付依据是《股权转让协议》；3、400万元是直接打入到苏明光账户（姚程指定）的，至于这400万最后是转到李迟康个人还是博兴创业公司的账户，已经不受郭运斌的控制或指派，那又经涉及到另一层法律关系了；4、这400万的资金源头确是郭运斌，但郭运斌却不是这400万的直接受害人，否则苏明光、姚程定是帮凶无疑，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综述，本案的法律关系并不复杂，将所有事情仔细剖析，本案就是股权转让纠纷，至于李迟康犯罪案也好、土地合作开发案也好，与本案虽有联系，但已经是另外一层法律关系了，且已经得到另案处理了。
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姚程、苏明光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2014）长中刑二初字第00066号刑事判决书》，证明目的：1、（2014）长中刑二初字第00066号刑事判决书中已经认定郭运斌支付的1600万（含400万股权转让款）是其与李迟康之间的借款，实质是合作开发的款项，是李迟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一部分，由李迟康负责退赔；2、本案诉争的400万元股权转让款实际给了李迟康；3、李迟康是博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证据二：《李迟康讯问笔录》，证明目的：1、本案诉争的400万元股权转让款实际给了李迟康；2、郭运斌事先知道，博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李迟康，姚程和苏明光只是挂名股东；3、《股权转让合同》与《合作协议书》实质是一个2000万的土地交易，博润公司50%股权是送给郭运斌的，郭运斌所支付的400万元股权转让款，实质是支付他与李迟康合作协议中的土地款。证据三：《（2013）长中民三初字第00104号案庭审笔录》，证明目的：1、郭运斌所支付的40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不是买股权，实质是支付他与李迟康合作协议中的土地款；2、（2013）长中民三初字第00104号庭审过程中，有当事人提出要追加姚程、苏明光为该案的当事人，主审法官也征求了郭运斌的意见，郭运斌均予以拒绝。
被上诉人郭运斌质证称：对于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刑事案件中李迟康开始就有诈骗的故意，最后1600万确实落入他的口袋。姚程、苏明光一直将债务推给李迟康，本案是民事案件，该1600万中的1200万是郭运斌替博润公司打入博兴公司的，进行该民事行为是博润公司和博兴公司。根据《股权转让合同》，郭运斌将400万打入的是苏明光的账户。该两份证据均未否认一个事实，即1200万是两个公司的合作定金，400万是股权转让款，法律关系明确。郭运斌损失的1600万已经法院刑事和民事审判确认，李迟康当时也已确认400万是股权转让款，与他没有关系。就400万而言，郭运斌是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产生的法律关系，该协议明确了姚程、苏明光自回购条件成就后必须无条件回购。对于证据三：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应作为本案的证据。并且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郭运斌从未放弃1600万的主张，因1600万包含两层法律关系：合作关系和股权转让关系。故郭运斌同意做两案处理。一审时庭审中的某句话不能作为案件最终认定的依据。关于追加当事人一事，郭运斌不同意，因当时那个案件是合同纠纷，而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没有必要将其他人拉入。
本院经审核认为：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因郭运斌对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三系上诉人在本院的（2013）长中民三初字第00104号卷宗中予以复印，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的来源合法，本院对该三份证据的合法性予以确认。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能证实本案的事实与本案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三份证据的关联性亦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1、本院于2015年10月14日作出的（2014）长中刑二初字第00066号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内容为：“经审理查明：……39、证人郭运斌的证言、《合作协议书》、《股权转让合同》、《还款承诺书》…李迟康与郭运斌经协商决定，由郭运斌出资1600万，其中40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占有博润公司50%的股权。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合作协议书》，后郭运斌将1600万元支付至苏明光和博兴公司账户。2012年12月，李迟康承诺还款及赔偿共计3200万元。……3、根据起诉书指控的事实，被告人李迟康伙同苏明光，在明知长沙市雨花区红星村土地权证号2001-001集体用地（即原洋格服饰用地）土地属于集体所有性质，尚未进行招拍挂程序，开发所有权未确定，不具备开发条件的情况下，骗取被害人郭运斌、虢松柏、吴某、肖某、湖南养天和大药房企业家集团有限公司（李能）与其签订合同，分别骗取郭运斌1600万元、虢松柏3000万元、吴某700万元、肖某800万元、湖南养天和大药房企业家集团有限公司（李能）200万元。根据指控的事实和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和第二条第（一）、（八）项的规定，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以投资入股合作开发房地产或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销售房产的方式，公开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属于变相吸收公存款行为，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构成要件，应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定罪处罚。……李迟康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外罚金四十万元；……责令李迟康将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获得的违法所得退赔给集资参与人。”2、一审法院在对本案作出判决时，本院的刑事案件尚在审理当中。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案情以及双方当事人发表的辩论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姚程与苏明光应否支付郭运斌股权转让款400万元。经审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2013年10月21日）法（2013）229号】的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据此，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具体内容，应当在判决主文中写明；其中，判决前已经返还被害人的财产，应当注明。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经本院2015年10月14日作出的（2014）长中刑二初字第00066号刑事判决确认，李迟康伙同苏明光，在明知长沙市雨花区红星村土地权证号2001-001集体用地（即原洋格服饰用地）土地属于集体所有性质，尚未进行招拍挂程序，开发所有权未确定，不具备开发条件的情况下，骗取郭运斌1600万元，李迟康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责令李迟康将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获得的违法所得退赔给集资参与人。该1600万元含股权转让款400万元。故郭运斌应先通过执行程序弥补损失，而不能径行提起民事诉讼。上诉人姚程、苏明光提出的应驳回郭运斌起诉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应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判处不当。上诉人姚程、苏明光提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案应驳回郭运斌的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法（2013）229号】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郭运斌的起诉。
本案一审受理费44602元，二审受理费44602元，共计89204元，退还郭运斌44602元、姚程和苏明光44602元。
审 判 长 李祖湖
审 判 员 王红兰
代理审判员 李雨佳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日
书 记 员 张 琦
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六十四条【犯罪物品的处理】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三十八条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一百三十九条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法（2013）229号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你院关于刑法第六十四条法律适用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据此，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具体内容，应当在判决主文中写明；其中，判决前已经发还被害人的财产，应当注明。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此复。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