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河中法民二终字第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伟刚。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仕强。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河源市万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紫金县苏区镇黄布村。
法定代表人：罗思林，该公司总经理。
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梁志铭，广东创杰（河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许以谦，广东创杰（河源）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龚立祥。
委托代理人：赵塞竣，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邹华锋，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徐伟刚、唐仕强、河源市万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龚立祥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紫金县人民法院（2014）河紫法民二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6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梁志铭、许以谦，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赵塞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龚立祥一审诉称：2004年6月，第三人万丰公司主动与河源市强宇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宇公司）协商受让强宇公司持有的紫金县苏区镇黄布瓷土场采矿权（以下简称黄布瓷土采矿权）相关事宜。期间，持有强宇公司23.81%股权的龚立祥与万丰公司的全体股东徐伟刚、唐仕强商定：龚立祥同意万丰公司受让黄布瓷土采矿权；其前提和对价是：除万丰公司向强宇公司支付的转让款外，龚立祥单独持有万丰公司18%的股权。2004年8月，经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批准，强宇公司将其黄布瓷土采矿权转让给了万丰公司，万丰公司也领取了相应的采矿许可证，证号为4416000420027。鉴于上述客观事实，2004年9月10日，作为甲方的徐伟刚、唐仕强与作为乙方的龚立祥及邓建强、龚立忠三人签署了《股份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同意以万丰公司的名义开展一切矿业活动；万丰公司拥有江西省星子县华林万丰瓷土矿（以下简称华林瓷土矿）及紫金县苏区镇黄布瓷土矿（以下简称黄布瓷土矿）二矿山的采矿权；万丰公司的股份分配为：徐伟刚和唐仕强占62%，龚立祥占18%，邓建强和龚立忠各占10%；该协议同时约定：龚立祥无需出资。该协议同时还就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股份协议书》签订后，万丰公司通过开采黄布瓷土矿等矿山矿藏收益甚丰。龚立祥曾多次要求到工商部门登记股份、分配利润，但被徐伟刚、唐仕强花言巧语哄骗、推诿至今，其始终不履行相关义务。龚立祥请求确认龚立祥自2004年9月10日起是第三人万丰公司的股东，且持有该公司18%的股权。
唐仕强辩称：一、龚立祥在万丰公司并没有股份。其诉称的万丰公司受让黄布瓷土采矿权的前提和对价是除万丰公司向强宇公司支付转让款外，龚立祥单独持有万丰公司18%股份，当时的股东徐伟刚、唐仕强表示同意并签订有协议，纯属歪曲事实。实际情况是：龚立祥为当时强宇公司四股东之一，占有该公司23.81%股份，但强宇公司的黄布瓷土采矿权转让给万丰公司后，万丰公司已向强宇公司付清全部转让款，龚立祥也分得了其应得的份额，不存在万丰公司另外给其18%股份作为对价的情形。之所以协议给其18%股份，是因为大家是朋友关系，而龚立祥对黄布瓷土矿和华林瓷土矿的情况比较熟悉，为便于开发，所以协议给其18%股份（是干股）。但后来，因万丰公司已与龚立祥协商将华林瓷土矿转给龚立祥，还有（加上）龚立祥向万丰公司的30万元借款，从而抵销了其在万丰公司18%的股权。自2006年以后，龚立祥再无过问黄布瓷土矿的事情。2007年，唐仕强将自己在万丰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曾坤祥，从此不再是万丰公司的股东。此外，自始自终，龚立祥都没有要求徐伟刚和唐仕强办理股权登记。二、龚立祥确认股权的请求早已超过诉讼时效。龚立祥与徐伟刚和唐仕强签订《股份协议书》时间是2004年9月10日，而龚立祥于2013年12月4日才提出确认股权要求，时间已过了九个年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请求早已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因而丧失了主张确认股权的权利。此外，当时的协议明确约定龚立祥无需投资，（18%的股权）属赠与性质，因该赠与股权没有进行公司股东名册记载，没有颁发股权证，也没有到工商部门进行股东变更登记，所以早已失效。综上，龚立祥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并由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徐伟刚辩称：一、龚立祥诉称的其持有强宇公司23.81%的股权与万丰公司的全体股东徐伟刚、唐仕强一致同意：龚立祥同意万丰公司受让黄布瓷土采矿权的前提和对价是：除万丰公司向强宇公司支付转让款外，龚立祥单独持有万丰公司18%股权不是事实。万丰公司于2004年5月份受让强宇公司股权时，双方从来没有关于龚立祥单独持有万丰公司股权的约定，与强宇公司也没有关于其持有万丰公司18%股权作为转让前提的约定。2004年至2008年万丰公司的全部投资，包括支付强宇公司股权转让款，都是徐伟刚支付的，龚立祥和邓建强、龚立忠都没有出过资。2004年9月10日签订的股份协议，是基于朋友关系和为便于开展工作，徐伟刚赠与股份给他们三人的约定，只是赠与的方式各有不同。二、龚立祥诉称“《股份协议书》签订后，万丰公司通过开采黄布瓷土矿等矿山收益甚丰，龚立祥曾多次要求到工商部门登记股权、分配利润，被两被告花言巧语哄骗、推诿至今始终不履行相关义务”也不是事实。自受让强宇公司的股权后直至2008年的四年间，黄布瓷土矿只有投资没有利润分配。2004年至2006年，对华林瓷土矿，也只有投入而没有收入。2004年龚立祥向徐伟刚的万丰公司借款30万元自用。2006年，徐伟刚和龚立祥商定：将华林瓷土矿的采矿权送给龚立祥，其30万元借款不用偿还，以“换抵”其在万丰公司的18%股权，龚立祥不再持有万丰公司的股权，不参与黄布瓷土矿的经营管理。从2006年至2012年，龚立祥从来没有过问黄布瓷土矿的经营情况，更没有要求到工商部门登记股权。近几年黄布瓷土矿的经营才有起色，略有盈利，于是龚立祥于2012年持《股权协议书》提出分红，徐伟刚明确向其表示其对黄布瓷土矿没有股权，不可能参与分红。徐伟刚已于2012年11月将自己在万丰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蓝文辉，从此，徐伟刚不再是万丰公司的股东。三、徐伟刚赠与股权给龚立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应当经过工商登记才生效，在登记之前不生效；同时，徐伟刚完全有权随时撤销赠与。退一步讲，即使徐伟刚没有以华林瓷土矿和30万元借款换抵龚立祥18%股权，也可以随时撤销股权赠与。四、从2004年9月10日签订《股份协议》至今，时间已过了9年多，龚立祥现在才主张股权，无论其是否有理，也早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期间，其股权主张也失去了法律保护，依法应予以驳回。
万丰公司述称：龚立祥诉请确认其为万丰公司的股东并持有万丰公司18%的股权没有任何依据。理由如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成为公司的股东，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已经出资或认缴出资；2、已经受让或继受公司股权。龚立祥从来没有在万丰公司处出过资或认缴过出资，也没有从前股东受让或继受过任何股权。二、万丰公司的现股东是罗思林和徐捷科，法定代表人是罗思林；在工商登记和万丰公司的内部登记中均没有龚立祥为万丰公司股东的登记。公司股东罗思林的60%股权和徐捷科的40%股权均为其个人全部拥有，均不含有龚立祥的任何股权，且其也不是罗思林或徐捷科的隐名股东。三、万丰公司于2004年成立之初的股东是徐伟刚和唐仕强。2007年9月13日，唐仕强的股权转让给了曾坤祥，从那时起，唐仕强不再是万丰公司的股东；2012年11月28日，徐伟刚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了蓝文辉，从那时起，徐伟刚也不再是万丰公司的股东。现公司股东徐捷科的股权是于2012年7月31日从曾坤祥处转让而来的，罗思林的股权是于2013年10月23日从蓝文辉处转让而来的；徐捷科和罗思林受让的股权中，均没有龚立祥的份额。四、龚立祥与徐伟刚、唐仕强签订的《股份协议书》，万丰公司的现两股东均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万丰公司处保管的所有资料中，没有龚立祥成为股东和持有股权的任何资料。2004年至2008年，只有投资而没有利润，因而没有分红；从2009年开始，万丰公司虽然有所盈利、股东有所分红，但分红的名单从来都没有龚立祥，也就是说，龚立祥从来没有作为股东的事实存在过。综上所述，龚立祥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原审法院查明：龚立祥为强宇公司的股东之一，持有该公司23.81%的股份。2004年5、6月间，强宇公司与万丰公司签订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黄布瓷土采矿权转让给后者。后广东省国土资源厅批准了该采矿权转让。2004年8月，河源市国土资源局向万丰公司颁发了该转让矿区的采矿许可证（证号：4416000420027）。
2004年9月10日，当时万丰公司的全体股东即徐伟刚、唐仕强与龚立祥等人签订《股份协议书》，约定由龚立祥等人与徐伟刚、唐仕强联合开发矿业，并约定：“公司已拥有采矿权的江西星子县华林万丰瓷土矿及紫金县苏区黄布瓷土矿山，其股份分配为徐伟刚、唐仕强占62%，龚立祥占18%，邓建强、龚立忠各占10%。以上两矿山除龚立祥无需出资外，其余人员原则上应按投资总额中的股份比例出资。”该协议的最后一条有如此记载：“本协议一式陆份，经双方签名后生效，相关人员各执一份，公司存档一份”。该协议书还对合同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作了约定。2012年，龚立祥持《股权协议书》向徐伟刚、唐仕强提出分红未果。2013年12月20日，龚立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又查明：《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及《企业机读档案变更登记资料》显示，受让黄布瓷土采矿权及与龚立祥等人签订《股份协议书》时的万丰公司的工商登记股东为徐伟刚、唐仕强，后该公司的股东进行了多次变更登记，但始终没有将龚立祥登记为股东，现登记股东为蓝文辉和徐捷科。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限徐伟刚、唐仕强和万丰公司应在开庭审理后七天内向原审法院提供万丰公司的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公司股东会议纪要和有关股权转让协议等证据材料，并向其释明，若不提供，将作出对其不利的判决。至原审法院作出判决时止，徐伟刚、唐仕强和万丰公司均未提供上述证据材料。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包括：一、龚立祥是否因《股份协议书》而取得万丰公司股东资格；二、龚立祥的股东资格，是否已被“换抵”；三、龚立祥是否为现万丰公司股东。对此，原审法院作如下评判：
首先，因徐伟刚、唐仕强即为当时万丰公司的全部股东，其与龚立祥等人于2004年9月10日签订的《股份协议书》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无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是合法有效的合同。该协议中有关由龚立祥继受万丰公司18%股权的约定当然也合法有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等法律规定，公司股东资格不以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登记或变更登记为必要条件。本案龚立祥在万丰公司的股东资格经当时万丰公司的全体股东（即徐伟刚、唐仕强）与龚立祥签订股份协议予以认可而获取。将龚立祥的股东身份记载于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并办理相关公司股东变更登记是作为当时万丰公司两股东的徐伟刚、唐仕强的义务；徐伟刚、唐仕强在与龚立祥签订《股份协议书》后，未将龚立祥登记为公司股东，责任在于徐伟刚、唐仕强及其公司。同时，有无将龚立祥股东身份记载于股东名册或公司章程，对龚立祥的真实股东身份并无影响，且徐伟刚、唐仕强及万丰公司均未向原审法院提供证据证明万丰公司的股东名册或公司章程中没有龚立祥股东身份的记载。综上，徐伟刚、唐仕强及万丰公司以龚立祥的股东身份未记载或未登记作为龚立祥不是公司股东的抗辩没有理据，不予采纳。徐伟刚、唐仕强提出的该18%股权性质为赠与、该赠与经登记才生效且徐伟刚、唐仕强随时可予以撤销的抗辩也没有理据，亦不予采纳。
其次，徐伟刚、唐仕强称龚立祥曾向万丰公司借款30万元，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而龚立祥又不予认可，故对徐伟刚、唐仕强的该主张不予采信。徐伟刚辩称，公司已以华林瓷土矿的采矿权送给龚立祥作为“换抵”龚立祥在万丰公司18%的股权的条件之一，而唐仕强则称该采矿权是转给龚立祥作为换抵股权的条件之一；徐伟刚、唐仕强对该采矿权的处置方式（“送”还是“转”）的陈述并不一致。同时，众所周知，采矿权通常能给权利人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徐伟刚称其送给龚立祥，让人难于相信，而且，既然是“送”，就不再产生“换抵”股权的后果。此外，徐伟刚、唐仕强均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故不予采信。综上，徐伟刚、唐仕强有关已以龚立祥的30万元借款和“华林瓷土矿”的采矿权“换抵”龚立祥18%股权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
再次，万丰公司的现登记股东要否认龚立祥的股东资格，除相关受让股权已登记外，还需证明其受让涉案股权时是善意的，且转让价格合理，从而排除其与徐伟刚、唐仕强恶意串通共同损害龚立祥合法权益的可能性。《股份协议书》明确记载，该协议书相关人员即龚立祥、徐伟刚、唐仕强等人各执一份，公司也存档一份。徐伟刚、唐仕强有关上述资料已在公司搬迁时遗失的答辩意见难于采信，万丰公司现股东及其前任股东在受让相关股权时理应与出让方的相关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也应承接并妥善保管自万丰公司成立以来的包括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及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在内的公司重要资料。经释明，在指定的期限内，徐伟刚、唐仕强及万丰公司均拒不提供万丰公司的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公司股东会议纪要和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等证据材料，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对万丰公司有关龚立祥不是其股东的有关答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龚立祥自2004年9月10日起是万丰公司的股东，且持有该公司18%的股权。
此外，徐伟刚、唐仕强有关龚立祥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原审法院亦不予采纳。理由如下：本案徐伟刚、唐仕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是股权这一物权请求权而非债权请求权。此外，据徐伟刚的陈述，龚立祥在2012年才向其提出分红请求，根据该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的规定，即使股权请求权可以提出诉讼时效抗辩，龚立祥在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后的二年内（2013年12月20日）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并无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龚立祥自2004年9月10日起是万丰公司的股东，且持有该公司18%的股权。案件受理费5836元，由徐伟刚、唐仕强负担。此款龚立祥已预交，原审法院不作清退，由徐伟刚、唐仕强迳付给龚立祥。
上诉人徐伟刚、唐仕强、万丰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上诉人的原审诉讼地位错误，原审法院遗漏本案当事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本案应以上诉人万丰公司为被告，以徐伟刚、唐仕强为第三人。同时，根据工商登记信息，罗思林、徐捷科作为万丰公司的现任股东，与本案争议股权具有利害关系。曾坤祥、蓝文辉均是万丰公司前任股东，曾依法受让、转让其在万丰公司的股权份额，支付合理对价并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其二人与本案存在实际利害关系。原审法院未依法追加其四人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违反法定程序。综上，上诉人请求撤销原判，依法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龚立祥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得当，判决结果公正、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被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龚立祥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本案应确定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龚立祥依据《股份协议书》提起诉讼，协议当事人徐伟刚、唐仕强应列为被告，万丰公司应列为第三人。原审法院认定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正确，本院予以确认。《股份协议书》订立之前万丰公司的股东是徐伟刚、唐仕强，各方当事人对2004年9月10日签订的《股份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股份协议书》的内容可知，徐伟刚、唐仕强明确龚立祥占万丰公司18%股权，《股份协议书》实为股权转让合同。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有效。各方均应按照协议的内容履行各自的义务。《股份协议书》至今未解除，龚立祥主张依据《股份协议书》的约定确认其从2004年9月10日起取得万丰公司的股东资格，并享有18%的股权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但龚立祥从2004年9月10日起取得的18%股权，因未办理登记手续，因而不得对抗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罗思林、徐捷科、曾坤祥、蓝文辉不是2004年9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当事人，与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是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原审法院未追加其为本案第三人并无违反法定程序。万丰公司的现登记股东是否属于善意受让人，龚立祥应另行诉讼解决。上诉人以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为由主张对本案发回重审，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徐伟刚、唐仕强、万丰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部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变更原审判决为：龚立祥自2004年9月10日起是万丰公司的股东，且持有该公司18%的股权，但不得对抗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836元，由上诉人徐伟刚、唐仕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邹建忠
审 判 员 张振华
代理审判员 邓菊花
二〇一四年七月七日
书 记 员 黄纯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