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渝四中法民终字第004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泽红农村承包经营户。
诉讼代表人：董泽红，男，1964年10月21日生，土家族，农民，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冉承华，重庆汇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波农村承包经营户。
诉讼代表人：董波，男，1988年10月12日生，土家族，农民，住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吴攀，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酉阳县龚滩镇大理村1组，住所地酉阳县龚滩镇大理村*组。
负责人：董泽红，该组组长。
上诉人董泽红农村承包经营户（以下简称董泽红农户）与被上诉人董波农村承包经营户（以下简称董波农户）及原审第三人酉阳县龚滩镇大理村1组（以下简称大理村1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26日作出（2015）酉法民初字第00092号民事判决。上诉人董泽红农户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董泽红农户诉讼代表人董泽红及委托代理人冉承华，被上诉人董波农户诉讼代表人董波及委托代理人吴攀，原审第三人大理村1组负责人董泽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本案讼争土地原属沿岩乡大田村8组，该组在2004年撤乡并村后变更为龚滩镇大理村1组。1981年土地下户时，董波的祖父董永清一家共7人，以董永清为户主，在沿岩乡大田村8组承包了讼争土地，其户内承包人口为董永清、冉光才、董延明、董延华、董秀英、董秀兰、董秀华。1987年董延华与冉素霞结婚，1988年10月12日董波出生，董永清、冉光才分别于1988年、2013年死亡。1990年，董延华与冉素霞离婚。之后，董延华将其全家除董波外的所有人的户籍迁往北京，并在该地居住生活至今，董波随其母亲在外生活。之后，董永清农村承包经营户（以下简称董永清农户）的承包地“七树坨”、“长坑三坵”、“石坝”一直由董泽红农户耕种。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大理村1组将讼争土地发包给董泽红农户耕种，并将“七树坨”、“长坑三坵”、“石坝”土地填上董泽红农户的承包证。2000年，董波之母冉素霞向大理村委会要求退回承包地未果。2014年3月28日，董波农户向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2014年6月25日作出（2014）渝酉农仲案字第0010号仲裁裁决，认定董波农户对“七树坨”、“长坑三坵”、“石坝”的土地拥有承包经营权。董泽红农户不服该裁决，于2014年7月31日提起诉讼。董波又名董世强，其户籍资料显示在龚滩镇大理村久居，农村户口。
董泽红农户一审诉称：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大理村1组已按政策收回了董永清家的承包地，并将争议地“七树坨”、“长坑三坵”、“石坝”发包给了董泽红农户，填上了土地承包合同。故请求确认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大理村1组将“七树坨”、“长坑三坵”、“石坝”发包给董泽红农户的承包合同有效。
董波农户一审辩称：1.1988年董波出生，属于董永清农户的新增人口。之后，董永清死亡，董延华与冉素霞离婚，董延华将全家除董波外的其他人户籍迁至北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董波农户在1990年就取得了讼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大理村1组将讼争土地发包给董泽红农户，这严重侵犯了董波农户的承包经营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承包期限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同时根据第二轮土地承包时重庆市委、黔江地委的文件精神，严禁利用“大稳定、小调整”的合法口号，任意收回农民承包地。
大理村1组一审述称：董波一直在该组生活不属实，该组将土地收回并重新发包是合法的，董波无权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董波是否具备大理村1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二、大理村1组将原董永清农户的土地发包给董泽红农户耕种，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分别评述如下：关于焦点一。董波系原董永清农户成员董延华之子，其于1988年出生，自出生之日起，董波即是大理村1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虽然董波的父母于1990年离婚后，董延华将其全家除董波之外的人的户籍迁入北京居住生活，且董波随其母冉素霞在外生活，也未长期居住在大理村1组，但董波并未在此期间成为其它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或迁入设区的市转变为非农业户口，故也不能认定董波在此过程中已经丧失大理村1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据此，可以认定董波仍是大理村1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关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董波作为大理村1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享有承包该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的权利。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市、县的土地承包政策是“大稳定、小调整”，但大理村1组在发包土地时，既未通知董波参加会议，也未调整承包方案，更未提交证据证明调整土地经过村民会议讨论同意，即单方决定收回原董永清农户所承包的土地，并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成员，明显侵犯了董波的承包经营权，该项调整和发包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综上，董波享有大理村1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其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大理村1组收回其土地的行为违法，与董泽红农户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董泽红农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元，由董泽红农户负担。
董泽红农户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1.董波在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不是大理村1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董波的父母于1990年离婚后，董波之父董延华将其全家人的户籍迁入北京居住生活，并将其全部房产合法处理给了本地村民，并未留下冉素霞与董波的户籍在沿岩乡大田村8组（即现在的大理村1组）。冉素霞当时户口在其娘家，婚后并未迁入婆家，而董波随其母冉素霞在另一地方上户，没有户口在沿岩乡大田村8组。2.大理村1组以前收回土地再行发包，合法有效。董延华将其全家的户籍迁入北京的情况下，依据当时的政策规定，户口迁入社区的市并转为非农业人口的人员，集体可以收回承包地，不需要被收回人员同意。3.董波在补录户口前并未在原沿岩乡大田村8组生活，应随其母亲冉素霞在另一地方上户，为另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补录上户后，大理村1组应否给董波发包承包地系另一法律关系，不能因为董波补录上户口，就撤销之前大理村1组收回土地重新发包的行为。
董波农户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大理村1组述称：同意董泽红农户的上诉理由及请求。
二审中，董泽红农户提交了董波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及董延华的户口信息表，拟证明董波系2005年在大理村1组补录上户，之前并没有在原沿岩乡大田村8组上户，不享有该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董波农户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补录不能证明董波之前未在原沿岩乡大田村8组上户。大理村1组质证认为，对证据无异议。经本院审查认为，各方当事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董波于2005年在大理村1组补录上户。董波在二审中主张其出生时就已在原沿岩乡大田村8组上户，且系董永清农户成员，在董延华将其全家户口迁入北京后，其基于继承取得了董永清农户承包地的经营权。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十五条的规定，农村承包经营户是指以家庭为单位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的农户，承包的一方只能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即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存在，需以该农户与集体经济组织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为先决条件。首先，不能以曾经存在董永清农户就认为自然存在董波农户。其次，当事人未提供证据证明集体经济组织与以董波为户主的农户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并据此产生董波农户这一民事主体。鉴于此，因无据表明存在董波农户这一民事主体，以董波农户名义申请仲裁，以及以董波农户为被告提起诉讼，均存在当事人主体资格不适格问题，故应依法裁定驳回董世富农户的起诉。另需说明的是，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仲裁委员会的（2014）渝酉农仲案字第0010号仲裁裁决，因董泽红农户不服该裁决在法定期间内提起诉讼而无效，本院裁定驳回董泽红农户的起诉后，该无效裁决不能因此而恢复效力，但当事人可以就原纠纷另行提起诉讼。
综上所述，因当事人在二审中提出新证据，导致本院纠正一审有关当事人主体资格事实的认定，进而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原审原告的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5）酉法民初字第0009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董泽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起诉。
审 判 长 谭中宜
审 判 员 王勐视
代理审判员 刘文玉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谢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