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一中民（商）终字第82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木樨地支行，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茂林居9号楼西2楼。
负责人冯剑，行长。
委托代理人邹雪梅，北京市名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心玉，女，1973年4月1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海壮，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木樨地支行（以下简称中行木樨地支行）因与被上诉人叶心玉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初字第50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邹明宇担任审判长，法官黄占山、法官刘海云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12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行木樨地支行的委托代理人邹雪梅、被上诉人叶心玉的委托代理人李海壮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叶心玉在一审中起诉称：叶心玉于2009年3月2日在中行木樨地支行开户办理了礼仪存单，存款金额为46000元，存期为36个月，起息日为2009年3月2日，到期日为2012年3月2日，利率为3.33％。叶心玉因在日本读书，经常往返于中日间。叶心玉办理了礼仪存单后，从未想过进行提前支取，只想等礼仪存单到期后再行支取。待礼仪存单到期后，叶心玉至中行木樨地支行欲将礼仪存单的本金及利息一并取出，令叶心玉意想不到的是，中行木樨地支行竟告知叶心玉其礼仪存单已于2010年11月3日办理了提前支取、结清关户及注销手续，且个人业务交易单中显示的是叶心玉本人亲自办理。但事实是，叶心玉于2009年12月28日从北京出境至日本后，因怀孕不宜乘坐飞机，一直在日本东京疗养，并于2010年8月在日本生子、坐月子、疗养，至2011年5月18日护照到期期间，叶心玉从未入境而一直在日本。叶心玉护照也显示其2010年11月3日在日本而不在中国境内，表明2010年11月3日叶心玉不存在亲自办理礼仪存单提前支取、结清关户及注销手续的可能性。《中国人民银行储蓄存款章程》第八条规定：“各种定期储蓄、存款未到期，储户如急需全部或部分提前取款时，可凭存单和存款人身份证，经核对无误后办理。如委托他人代取，还需验对代取人身份证件”。《中国人民银行储蓄所管理暂行办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定期储蓄存款提前支取时，必须认真核对存款人身份证明，委托他人支取的，还需核对委托人的身份证明，并做相应记录，必要时也可向发证机关查对”。中行木樨地支行未按照上述规定认真核对，在叶心玉未亲自办理礼仪存单提前支取、结清关户及注销手续的情况下，使本该发现的不是叶心玉本人办理的业务却未被发现，致使叶心玉的礼仪存单被冒领。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叶心玉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中行木樨地支行赔偿叶心玉礼仪存单本金46000元；2、中行木樨地支行赔偿叶心玉存款利息4595.4元；3、中行木樨地支行赔偿叶心玉自2012年3月3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以46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4、本案诉讼费用由中行木樨地支行承担。
中行木樨地支行在一审中答辩称：不同意叶心玉的诉讼请求，理由主要有：1、叶心玉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取款行为应当是叶心玉本人所为，叶心玉仅凭护照无法证明其在礼仪存单支取时没有在国内，叶心玉所谓的冒领人为何在取款的时候拿着礼仪存单的原件和身份证原件输入正确的密码并将存单款项取走，以及叶心玉与冒领人之间是否存在恶意冒领银行存款的事实均没有得到相关部门认定。2、叶心玉起诉中行木樨地支行主体有误。如果叶心玉的礼仪存单被他人冒领，造成叶心玉损失的是冒领人，获取利益的是冒领人，侵犯叶心玉权益的也是冒领人，叶心玉应当依据相关法律途径追究冒领人的法律责任，而非追究银行责任。3、叶心玉起诉中行木樨地支行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叶心玉在中行木樨地支行处开立礼仪存单，存期3年，自2009年3月2日至2012年3月2日，支取时间是2010年11月3日，叶心玉护照显示其于2011年8月25日入境中国，在叶心玉入境的时间段，其礼仪存单已经被叶心玉所称冒领人冒领，即使叶心玉称不知道被冒领，也应当知道身份证件丢失后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包括银行存单被冒领的风险。因此，自2011年8月25日至今已经超过普通诉讼时效的规定。4、本案应适用先刑后民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问题的相关规定》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存单纠纷案件后如发现犯罪线索，应将犯罪线索及时书面告知公安或检察机关，如当事人存在伪造、变造情形或涉嫌诈骗的，有关国家机关已立案侦查，存单纠纷案件确需刑事案件审理终结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综上，请求驳回叶心玉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3月2日，叶心玉的母亲高立冬来到中行木樨地支行，为叶心玉申请开立存期为3年的礼仪存单，并向账户内存入4.6万元。高立冬在《中国银行开户申请书》中填写了叶心玉和高立冬的身份证号等信息，在“申请人签名”处写明“叶心玉，高立冬代办”。《中国银行开户申请书》背面后附《中国银行储蓄账户客户须知》，其上载明如下条款：请妥善保管存款凭证和取款密码，存款凭证和密码一旦被他人窃取并支取存款，由客户自行承担可能造成的一切损失；办理定期存款提前支取和存款挂失业务时，须向银行提供本人法定身份证明。
同日，中行木樨地支行向叶心玉出具了一张《2009礼仪存单》，金额为4.6万元，起息日为2009年3月2日，到期日为2012年3月2日，利率为3.33％，存单为凭密码支取。
2010年11月3日，上述礼仪存单被提前支取，提前支取的利率按照0.36％的标准计算，利息为281.06元，本金及利息金额共计46281.06元。在《中国银行个人业务交易单》上，“客户（代理人）签字”处显示为“叶心玉”。当日，中行木樨地支行通过人民银行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核对了取款人提交的身份证件，系统显示核对结果为：公民身份号码与姓名一致，且存在照片。2013年8月8日，叶心玉到中行木樨地支行，就礼仪存单被提前支取一事与该行进行交涉。2013年12月11日，叶心玉提起本案诉讼。经查，叶心玉于2009年12月28日出境前往日本，直至2011年8月25日入境。经询，叶心玉称其于2010年10月份丢失过身份证。经询，中行木樨地支行称因时间久远故未保留2010年11月3日的取款视频，其不申请对《中国银行个人业务交易单》上“叶心玉”的签名进行鉴定。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叶心玉于2009年3月2日委托其母亲高立冬向中行木樨地支行申请开立存期为3年的礼仪存单，并向账户内存入4.6万元，叶心玉与中行木樨地支行之间成立合法有效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中行木樨地支行负有依约支付相应本金及利息的义务，叶心玉负有妥善保管存单和密码的义务。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叶心玉于2010年11月3日当天并不在国内，故当日发生的取款行为并非其本人所为，中行木樨地支行对此并未核查发现，未留存取款行为人的身份证件，而是按照储户本人取款的方式办理了支取业务，对损失的发生负有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叶心玉作为储户，并未妥善保管存单以及身份证，致使存款安全受到巨大威胁，其应对损失的发生负主要责任，同时，在叶心玉未举证证明中行木樨地支行对密码泄露负有过错的情况下，由于取款密码系由叶心玉自行设定和保管，故该院认定密码泄露应属叶心玉自身过失所致。该院综合考虑叶心玉及中行木樨地支行对合同义务的违反程度，酌定叶心玉承担70％的责任、中行木樨地支行承担30％的责任。若存单于2012年3月2日到期被支取，叶心玉可以获得存款本金46000元以及存款利息4595.4元，对于上述金额，中行木樨地支行应向叶心玉赔偿本金13800元以及利息1378.62元。但是，因存单被提前支取导致中行木樨地支行对外支付了281.06元的存款利息，叶心玉对此应当负担70％即196.74元的责任。综上，对于叶心玉要求中行木樨地支行支付存款本金13800元及存款利息1181.88元的诉讼请求，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对超出部分该院不予支持。此外，叶心玉要求中行木樨地支行赔偿自2012年3月3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以46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因中行木樨地支行存在违约行为且对损失的发生负有30％的责任，故该院仅支持上述损失的30％的部分，对超出部分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中行木樨地支行主张叶心玉于2011年8月25日回国时应当知晓存单被冒领，缺乏充分理由，鉴于存单于2012年3月2日到期，故此时系叶心玉最早“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点，叶心玉提起本案诉讼距该时点并未超过两年，故对中行木樨地支行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提出的抗辩，该院不予采信。本案中，叶心玉有权依据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要求中行木樨地支行承担违约责任，中行木樨地支行辩称叶心玉起诉主体错误，缺乏依据，该院不予采信。此外，取款行为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中行木樨地支行有关案件处理应先刑后民的抗辩意见，于法无据，该院亦不予采信。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判决：1、中行木樨地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叶心玉礼仪存单本金损失13800元以及截至2012年3月2日的利息损失1181.88元；2、中行木樨地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叶心玉自2012年3月3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30％；3、驳回叶心玉的其他诉讼请求。
中行木樨地支行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叶心玉称其于2010年10月份丢失过身份证，对于该情况，叶心玉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未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既没有报警记录，也没有身份证丢失后补办的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叶心玉在其礼仪存单被领取时并未在国内，故当日的取款行为并非本人所为，但是冒领人怎么会知道礼仪存单的支取密码，这一事实直接关乎到本案的审理结果及中行木樨地支行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一审法院对此未查清。二、一审法院认定叶心玉在2010年11月3日当天并不在国内，就此认定中行木樨地支行对叶心玉按照储户本人取款的方式办理了支取业务，对损失的发生负有一定过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金融机构对于提前支取款项须审查的要素为：身份证、存单及密码。三者合一确认无误为支取款项的唯一条件，至于人证是否合一，银行并不具备核查人证合一的专业技术条件和专业技能。自叶心玉办理礼仪存单之日，中行木樨地支行与叶心玉之间形成储蓄存款法律关系，在建立合同关系后，中行木樨地支行明确告知叶心玉应妥善保管身份证件、存单和密码，如身份证件、存单或密码丢失，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损失的发生，如立即向银行办理挂失止付手续。但事实上，叶心玉自称身份证件丢失后，其并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是放任法律风险的产生。因此，叶心玉身份证件丢后产生的全部法律风险和法律责任应由其个人全部承担。中行木樨地支行认为，中行木樨地支行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切实履行了合同义务，中行木樨地支行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本案损失的发生完全由叶心玉的过错所致。综上，中行木樨地支行请求本院依法改判驳回叶心玉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
叶心玉服从一审判决。其针对中行木樨地支行的上诉理由及请求答辩称：一、中行木樨地支行在上诉状中所称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成立。一审法院并未认定叶心玉身份证丢失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叶心玉未妥善保管身份证，致使存款安全受到巨大威胁，对其损失发生负主要责任，也据此判定承担了主要责任。一审法官为了核实确认，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到北京市出入境管理局调取了叶心玉的出入境记录，出入境记录显示叶心玉不在国内。二、中行木樨地支行对损失的发生负有过错。《中国人民银行储蓄存款章程》第八条规定：“各种定期储蓄、存款未到期，储户如急需全部或部分提前取款时，可凭存单和存款人身份证，经核对无误后办理。如委托他人代取，还需验对代取人身份证件”。《中国人民银行储蓄所管理暂行办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定期储蓄存款提前支取时，必须认真核对存款人身份证明，委托他人支取的，还需核对委托人的身份证明，并作相应记录，必要时也可向发证机关查对”。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本院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在本院组织的询问中，叶心玉称存单密码与其身份证号具有关联性。中行木樨地支行称储户凭存单取款时，银行工作人员需扫描储户身份证，进而联网核查储户身份信息，核查中会显示储户身份证照片。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尚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叶心玉向中行木樨地支行申请开立礼仪存单，并向账户存入4.6万元，其与中行木樨地支行之间形成合法有效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取款人凭存单及身份证在银行取款时，银行有义务核验取款人身份信息。本案中，2010年11月3日取款人凭存单取款时，该存单并未到期，中行木樨地支行对于存单的提前支取，应当认真核对存单和储户身份证明，委托他人支取的，还需核对委托人的身份证明。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取款发生时叶心玉不在国内，当天发生的取款行为并非储户叶心玉本人所为。中行木樨地支行在联网核查中，未发现取款行为非叶心玉本人所为，而是按照储户本人取款的方式办理了支取业务，对损失的发生负有一定过错，中行木樨地支行因未能全面适当履行其合同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叶心玉并未妥善保管存单以及身份证，设置的存单密码亦与身份证号具有关联性，致使存款安全受到巨大威胁，应对损失的发生具有主要责任。因此，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叶心玉及中行木樨地支行对合同义务的违反程度，酌定叶心玉承担70％的责任，中行木樨地支行承担30％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一千零六十五元，叶心玉已预交，由叶心玉负担七百五十元；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木樨地支行负担三百一十五元（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一千零六十五元元，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木樨地支行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邹明宇
审 判 员 黄占山
代理审判员 刘海云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丁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