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14民终16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涛，男，1962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学良，山东阳光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红梅，女，1969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商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永忠，男，1968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商河县。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盖晓华，山东九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洪升，男，1970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
上诉人陈涛因与被上诉人赵红梅、王永忠、孙洪升买卖纠纷一案，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30日作出（2016）鲁1402民初188号民事判决，陈涛不服该判决，向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3日作出（2017）鲁14民终222号民事裁定，撤销（2016）鲁1402民初188号民事判决，发回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重审。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并于2017年6月1日作出（2017）鲁1402民初1260号民事判决，上诉人陈涛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支持陈涛诉讼请求，判决赵红梅、王永忠返还陈涛车款95万元及利息，孙洪升承担连带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赵红梅、王永忠、孙洪升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陈涛的主张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调取的2015年公安机关对陈涛的询问笔录和对王永忠、赵红梅的二次询问笔录足以证实陈涛举报赵红梅、王永忠涉嫌诈骗后一直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权利救济。正是因陈涛的申诉，德州市公安部门才又于2014年对赵红梅、王永忠进行二次询问，也证明本案诉讼时效在2014年再次中断。因为公安部门继续侦查询问嫌疑人，陈涛一直没有收到书面撤案决定，德州市公安局也没有通知撤案决定何时生效，因此，诉讼时效应自2015年12月重新开始计算。另外，陈涛向德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申诉、德州市人民检察院向公安局的督办及陈涛向德州市纪检委的控告均足以证明陈涛一直通过法律途径主张权利，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诉讼时效因陈涛的主张而中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的规定，陈涛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报案或者控告也是通过法律途径行使救济权利，是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之一。3.本案是兼具物权性质的纠纷，陈涛的请求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陈涛购买的是鲁Ｋ×××××号的客车及线路运营权，并且赵红梅、王永忠也已将车辆交付陈涛。后因赵红梅、王永忠不具有物权权利才导致车辆被第三方收回。在赵红梅、王永忠不能交付的情况下，陈涛才主张返还车款，根据物权请求权的概念，陈涛作为物权人为恢复其物权圆满状态，请求妨害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兼具物权性质，故权利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4.赵红梅、王永忠应当返还车款及利息。一审已经查明，案涉买卖合同成立，赵红梅、王永忠将不属于自己的车辆及自己无权转让的汽车经营线路转让给陈涛，车辆所有人及线路权利人威海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五分公司（以下简称威海运输五公司）已通过法院收回案涉车辆，以上事实能够证实系赵红梅、王永忠的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故王永忠、赵红梅应当返还陈涛车款及利息，孙洪升应承担连带责任。庭审过程中，陈涛补充认为2012年5月11日公安机关电话告知撤案决定，因没有书面通知，没有当面送达，也不是两个承办人员进行通知故送达方式不合法，所以撤案决定不生效。事实上，公安机关并未撤案，案件仍在侦查中。陈涛在2015年向公安机关索要书面撤案决定时，公安机关再一次向陈涛做了询问笔录。陈涛的观点是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合同，但因赵红梅、王永忠的原因案涉购车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因此要求赵红梅、王永忠返还车款及利息。
赵红梅、王永忠共同答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案明显已过诉讼时效。《协议》签订于2008年6月23日，距本案第一次诉讼已过8年之久，《协议》是由陈涛起草，且《协议》已明确表明双方暂不办理“生产过户手续”，双方实际上是一种车辆运营权的有偿转让交易。一审中陈涛谎称孙洪升是担保人，而孙洪升实际是陈涛的合伙人共同向赵红梅、王永忠购买案涉车辆运营权，上述事实已经由发生法律效力的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威商终字第202号民事判决书查明，故本案不存在诈骗性质。陈涛与孙洪升是采取歪曲、隐瞒事实真相的方式进行虚假报案，公安机关已于2011年10月在公安“清网”时撤销了对赵红梅、王永忠的立案，并于2012年5月11日告知了陈涛，该时间距离陈涛诉讼已经过三年零七个月，因此即使不考虑本案的实际性质，也早已过诉讼时效。2014年的两份询问笔录是德州市公安局严重违法的产物，询问笔录是在撤案以后作出的，且没有询问人和记录人的姓名，也没有表明询问原因，该笔录也没有存放在已撤案的案卷中，是违法行为。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后半部分已明确规定“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该法规规定保护的是民事权利，而陈涛控告的涉嫌诈骗是刑事犯罪，不适用该规定中的中断，即使适用诉讼时效也已于2012年5月11日撤案起重新计算，至陈涛起诉也已过诉讼时效。3.本案是典型的买卖合同中的债权纠纷。从案件性质及陈涛的诉讼请求中可以看出陈涛始终未提过车辆过户登记的请求，本案案由也为买卖合同，所以本案并非物权纠纷。陈涛在上诉状中所称的物上请求权在学术中仍然存在着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争议，并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4.赵红梅、王永忠不应返还车款及利息。造成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原因是陈涛、孙洪升造成的，其也明知还有两年半的经营期限，车辆在其手中有3年半的时间，停止运营也是因陈涛与孙洪升合伙原因而自动停止。按照陈涛的逻辑，陈涛应退还赵红梅、王永忠车辆及两年半的营运权及赵红梅、王永忠为其垫付的所有费用391027.18元。
孙洪升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陈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赵红梅、王永忠返还陈涛车款本金95万元及利息（自2008年6月24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按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孙洪升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由赵红梅、王永忠、孙洪升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涛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协议》，证明陈涛与赵红梅、王永忠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008年6月23日，陈涛和赵红梅、王永忠签订车辆买卖《协议》，并约定赵红梅、王永忠将鲁Ｋ×××××号客车及线路（德州-
威海）线路运营权转让给陈涛，转让价格为95万元。证据二《收条》，证明陈涛已向赵红梅、王永忠付清购车款95万元。2008年6月24日，赵红梅、王永忠收到陈涛购买鲁Ｋ×××××号客车车款95万元，赵红梅出具收条证明。证据三《承诺书》，2008年6月23日，孙洪升介绍陈涛购买鲁Ｋ×××××号客车及营运权，为此向陈涛提供担保，孙洪升应承担连带清偿购车款的保证责任。证据四德公刑立字【2010】40号《德州市公安局立案决定书》。2010年5月24日，德州市公安局作出《德州市公安局立案决定书》，证明陈涛因买卖合同纠纷，举报王永忠、赵红梅涉嫌诈骗，陈涛一直通过司法救济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本案不超时效。证据五2015年12月22日对陈涛的《询问笔录》，案涉买卖合同一案德州市公安局于2012年5月11日撤销案件但没有送达通知陈涛。为此，陈涛申诉要求督办刑事案件，2015年12月22日公安局办案人员告知陈涛已经撤销案件，证明陈涛的主张不超时效。证据六2010年6月29日对赵红梅的《讯问笔录》、2011年11月10日对王永忠的《讯问笔录》，证明德州市公安局对赵红梅、王永忠的讯问，赵红梅、王永忠对买卖合同关系及收到车款认可，买卖合同履行地发生在德城区。证据七2008年1月29日《营运客车承包经营合同》，赵红梅和威海运输五公司签订《营运客车承包经营合同》，证明赵红梅只有承包营运权，对鲁Ｋ×××××号客车没有所有权，承包期3年。证据八2014年8月19日的德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对赵红梅的《询问笔录》、同日对王永忠的《讯问笔录》，证明德州市公安局2014年仍然侦办赵红梅、王永忠涉嫌诈骗一案，对赵红梅、王永忠进行询问。陈涛通过公安机关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本案不超时效。
赵红梅、王永忠对陈涛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1.对《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此证据证实运营权的购买方为陈涛、孙洪升两人，协议书中约定的是办理“生产”过户手续，即运营权的承包过户。对于暂不办理生产过户手续也是应购买方的要求在运营期满时再进行办理。因陈涛及孙洪升为避免被没收5万元的营运押金而不让赵红梅、王永忠办理过户，若在这时办理过户，这5万元将被威海运输五公司没收，将由陈涛及孙洪升承担。2.《收条》应当是与《协议》一体的，证明是交付了协议约定的营运权购买款。3.对《承诺书》部分内容有异议，孙洪升是与陈涛合伙购买的运营权，不是单纯的介绍。此《承诺书》中孙洪升对于另一合伙人的承诺内容是其自己的意思表示，对此王永忠、赵红梅不发表意见。4.对《德州市公安局立案决定书》的证明内容不认可，第一、立案侦查与立案不是一个概念。立案侦查是指公安机关接到公民报案、控告、举报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或者触犯刑法的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以及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移送的案件，受理后经领导批准，立为刑事或治安案件查处的行为。立案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它行政执法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自首以及自诉人起诉等材料，按照各自的管辖范围进行审查后，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并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时，决定将其作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或者审判的一种诉讼活动。第二、在2012年5月11日公安机关对于王永忠、赵红梅的诬告予以撤销案件。5.对陈涛的《询问笔录》的证明内容有异议，第一、陈涛并没有因买卖合同被骗，这已经过公安机关的确认。第二、公安机关的案件撤销及告知是正确的结论和程序，陈涛也认可已经在2012年被告知，绝不是在2015年才进行的告知。公安机关不能代陈涛向王永忠、赵红梅主张权利。6.对王永忠、赵红梅的《询问笔录》能够证明《协议》的真实意思是办理“生产过户”，而当时未办理生产过户是应运营权购买方的要求。陈涛所认为赵红梅在《询问笔录》中说自己有诈骗行为，实际上更能表现出当时公安办案人员的违法性，及赵红梅所受到的极大的精神威胁，在这种严重恶意执法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对赵红梅不利的表述都不可能作为证据使用。7.对《营运客车承包经营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运营权购买方在购买之前就知晓此合同的存在。此证据在第八页违约责任中明确约定，无故解除合同应当支付违约金5万元，这就是赵红梅、王永忠在质证陈涛所提交的证据一中所述的营运押金5万元的损失，若当时办理生产过户手续，这5万元将由陈涛及孙洪升承担。8.关于陈涛申请法院所调取的证据：首先，在申请书中陈涛承认已经于2012年被通知到撤案。其次，对于这两份询问笔录其不具有合法有效性，第一、关于王永忠、赵红梅的举报已经于2012年以撤销的结果而终结。第二、询问笔录上根本就没有询问人和记录人的姓名，也未表明向被询问人进行询问的原因。第三、此询问笔录根本就不应存在于已经撤案终结的案卷当中，如果是恢复调查，其没有相关手续，这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如果这样的证据被采纳，则意味着认可了公安机关违法行为的合法性，请人民法院对此不予采纳。
赵红梅、王永忠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如下反驳证据：证据一《协议》。证明：第一、陈涛与孙洪升合伙购买的车辆营运权，双方约定的是生产过户手续，并不是车辆的买卖。第二、协议签订日期为2008年6月23日，已过诉讼时效。证据二具有法律效力的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威商终字第20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第一、陈涛、孙洪升和王永忠、赵红梅“于2008年6月23日就鲁Ｋ×××××号客车签订买卖协议前就已经多次考察鲁Ｋ×××××号客车的相关情况，知悉被告赵红梅与原告（威海五公司）之间存在客运承包经营合同，其作为长期从事客运的人员……持有登记权利人为原告（威海五公司）的行驶证、营运证等相关证件进行营运，且对原告（威海五公司）谎称其系被告赵红梅的亲戚，代赵红梅运营鲁Ｋ×××××号客车，时间长达近二年，故其关于不知道鲁Ｋ×××××号客车所有权人系原告的主张，与事实不符”，证明陈涛和孙洪升对于购买标的情况是明知的，其要求返还合同价款没有事实依据。第二、本案已经过两年的诉讼时效。第三、证明赵红梅、王永忠代为陈涛、孙洪升垫付了承包费73507.18元。证据三民事起诉状，证明因为陈涛和孙洪升在经营K09192号客车时其运营不善所欠承包金损失123480元，不能经营损失194040元，违约金5万元，上述款项均由赵红梅、王永忠进行了垫付。证据四2010年7月1日德州市公安局《询问笔录》，证明陈涛自认赵红梅、王永忠为其营运的车辆向公司垫付过“基数”款项。证据五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该笔录是在威海运五公司诉讼中由威海法院向作为被告的陈涛进行的询问，此询问笔录，是由陈涛代理人在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0）威高商初字第75号案卷中拍摄取得，当时法院没有应代理人要求加盖相应印章。证明：第一、陈涛和孙洪升停运的原因是自己运营情况不好造成的。第二、在2010年春节春运期间，陈涛就将车交给了孙洪升自己运营，费用及利润均与陈涛无关，全归孙洪升所有。第三、陈涛与孙洪升出资情况为孙洪升出了20万，剩余的75万由陈涛所出，因此，本案属于陈涛与孙洪升恶意串通、虚构事实进行的虚假诉讼。
陈涛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不认可，当时买的是经营权及线路运营权，合同签订时间是2008年6月23日，在2010年5月份发现车不是其所有的，不超诉讼时效。2.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多次考察不属实，没有考察，是赵红梅、王永忠介绍的，赵红梅在公安局笔录也提到有人去公司了解该车，但没有见到是谁去的。运输公司的车辆一种是自有一种是挂靠，但行车证必须是运输公司，否则无法办理营运证，所以行车证是威海运输五公司不能证明车是威海运输五公司所有，对垫付的承包费不认可，车辆停运是威海运输五公司发现私下转让要将车辆扣回。3.只是威海运输五公司的单方说法，不能证明是经营不善欠的承包费，违约金是赵红梅、王永忠与威海运输五公司签订的协议，与陈涛无关，违约金应是扣赵红梅、王永忠的。4.垫付内容不属实。5.要求赵红梅、王永忠提供法院加盖公章的询问笔录，不认可证明内容。
经一审法院向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发函查询，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加盖法院档案证明的询问笔录邮寄一审法院，经双方质证，对该笔录真实性无异议。
经开庭审理和质证，一审法院查明如下法律事实：
1.陈涛与孙洪升作为甲方，于2008年6月23日与赵红梅、王永忠签订《协议》一份，双方约定：甲方以95万元的价格购买乙方的威海-
德州的鲁Ｋ×××××号客车及运营权，并于2008年6月24日交付车辆及运营权；运营过程中，双方暂不办理该车辆的生产过户手续，乙方协助甲方办理所需要的具体事务。双方在此协议中还就价款的给付方式、车辆交接时的债权、债务等问题作出了说明。
2.2008年6月24日，赵红梅给陈涛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陈涛购买鲁Ｋ×××××车款95万元。
3.陈涛在庭审中向一审法院出具的承诺书显示2008年6月23日，孙洪升给陈涛出具承诺书，承诺为陈涛购买威海-
德州鲁Ｋ×××××号客车及运营权做保证，如陈涛被骗，自己愿承担相应的责任。
4.陈涛在庭审中向一审法院出具的立案决定书及相关询问笔录证实德州市公安局于2010年5月24日就对王永忠、赵红梅诈骗案立案侦查。于2012年5月11日对该案作出了撤销案件的处理，公安部门通过电话通知的方式将撤案情况告知陈涛。
5.2010年3月15日威海运输五公司向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递交诉状，以营运客车经营合同纠纷为由起诉赵红梅、陈涛、孙洪升。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以（2010）威高商初字第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威海运输五公司和赵红梅签订的《营运客车承包经营合同》；陈涛、孙洪升返还威海运输五公司鲁Ｋ×××××号客车及行驶证、营运证等相关证件。判决后，陈涛、孙洪升不服该判决，向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1年9月20日，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1）威商终字第20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1年7月，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委托德城区法院执行局将案涉车辆扣回。
一审法院认为，陈涛与赵红梅、王永忠、孙洪升因购买威海-
德州的鲁Ｋ×××××号客车及运营权的相关事宜发生争议，双方系买卖合同纠纷，陈涛按照约定支付了全部款项，赵红梅、王永忠亦按照协议内容将鲁Ｋ×××××号客车运营权及相关手续交付陈涛。2010年3月威海运输五公司向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陈涛对此曾向公安机关举报，2010年5月24日，德州市公安局依据法律规定对王永忠、赵红梅涉嫌诈骗进行了立案侦查。2011年9月20日，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1）威商终字第202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0）威高商初字第75号民事判决。陈涛在本案诉讼中只是请求判令赵红梅、王永忠返还车款本金95万元及利息，双方是基于买卖合同纠纷的债权请求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陈涛在庭审中向一审法院出具的询问笔录证实德州市公安局于2012年5月11日对该案作出了撤销案件的处理，公安部门通过电话通知的方式将王永忠、赵红梅涉嫌诈骗的撤案情况告知陈涛。此时，陈涛在知道撤销案件后应积极通过法律途径寻求权利救济。自2012年5月11日至陈涛起诉至一审法院已经三年多的时间，超过了法律规定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陈涛在庭审中虽陈述对公安机关撤案后又进行了信访、向相关部门反映问题等途径挽回损失，但庭审中陈涛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赵红梅、王永忠在庭审中也提出了陈涛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陈涛申请本院调取的2014年8月19日的德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对赵红梅、王永忠的两份询问笔录，不能证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情况，故不能证明该案诉讼时效中断，对陈涛要求的赵红梅、王永忠返还车款本金950000元及利息、孙洪升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孙洪升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依法视为其自动放弃诉讼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陈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650元，申请诉讼财产保全费5000元，以上合计11650元，由陈涛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陈涛的诉求是否已过诉讼失效？2.赵红梅、王永忠是否应返还陈涛95万元购车款及利息？3.孙洪升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诉讼时效制度设置的目的在于敦促当事人积极行使民事权利。陈涛提供的公安机关2014年对赵红梅、王永忠的《询问笔录》及2015年对其本人的《询问笔录》能够证实，虽然陈涛于2012年5月被告知其举报赵红梅、王永忠涉嫌诈骗一案已经撤案，但公安机关一直未向其送达书面的撤案法律文书，也因陈涛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案件情况，促使公安机关撤案后又分别于2014年8月19日向赵红梅、王永忠就案涉车辆买卖的情况进行调查询问，后又于2015年12月22日向陈涛释明撤案情况。上述情况应当视为作为权利人的陈涛一直在通过公安机关积极主张其权利，并在公安机关最终明确告知其与赵红梅、王永忠的纠纷属经济纠纷后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即陈涛并未怠于行使其权利，一审法院仅以公安机关电话告知陈涛的刑事撤案时间就认定陈涛诉请已过诉讼时效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虽然赵红梅、王永忠并不拥有《协议》中所约定的鲁Ｋ×××××号客车的所有权及线路运营权，但案涉《协议》仍应为有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或其他违约行为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及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案涉鲁Ｋ×××××号客车的实际所有权及线路运营权人均为威海运输五公司，赵红梅、王永忠自签订合同之初即明知其并不享有该车辆所有权和线路运营权，却仍与陈涛签订买卖车辆所有权及线路运营权合同并接收陈涛支付的95万购车款，有违合同法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现案涉车辆已被威海运输五公司收回，赵红梅、王永忠已无法完成合同交付义务，转让车辆及线路运营权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即案涉买卖合同已经于车辆被收回时法定解除。陈涛亦在法庭调查时明确，其提出返还车款的诉讼请求是基于案涉合同已经法定解除，故，本院认为，陈涛以案涉买卖合同已经法定解除为由要求返还损失即购车款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支持。赵红梅、王永忠虽主张《协议》中所约定的仅是转让案涉车辆线路运营权，但该主张与《协议》所约定的“购买乙方威海—德州鲁Ｋ×××××号客车及运营权”明显不符，其也无充分证据证实双方均明知买卖标的物仅为案涉车辆承包运营权。对于赵红梅所主张的系陈涛与孙洪升合伙购买案涉车辆运营权及陈涛曾自认其仅支付了75万元购车款、其余款项系孙洪升支付的问题系陈涛与孙洪升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综上，本院认为，陈涛持有《协议》及《收条》原件，作为收款方和出卖方的赵红梅、王永忠应向陈涛返还购车款并承担利息损失，即赵红梅、王永忠应返还陈涛购车款95万元及占用购车款导致的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1月8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对于赵红梅、王永忠所主张的其为陈涛垫付的其他款项可另行主张权利。
关于焦点三，本院认为，孙洪升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对自己诉讼权利的放弃。因孙洪升向陈涛出具《承诺书》自愿为陈涛购买案涉客车及运营权承担保证责任，故孙洪升应对返还购车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陈涛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2017)鲁1402民初1260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赵红梅、王永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上诉人陈涛购车款95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1月8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三、被上诉人孙洪升对上述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付款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650元，诉讼财产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650元，均由被上诉人赵红梅、王永忠、孙洪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芳
审判员 高红梅
审判员 郑卫华
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鲍荣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