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民终14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景山支行，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63号。
负责人王耀红，行长。
委托代理人邢磊，男，1984年11月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斌，男，1980年7月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蒲超，男，1987年7月30日出生。
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景山支行（以下简称石景山支行）因与被上诉人蒲超借记卡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4）石民初字第34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李利担任审判长，法官张岩、刘婷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蒲超在一审中起诉称，2014年1月30日，蒲超在石景山支行办理一张储蓄卡，用于工资存款。2014年3月3日13时左右，蒲超正在北京的家中午休，且卡仍在本人手中，却连续收到石景山支行四条短信提醒，提示卡内的24792元被人取走。通过拨打客服电话得知，卡内存款被人在海南省海口市海垦路海垦支行通过ATM机取走。事件发生后，蒲超迅速申请冻结此卡，并于当天16时左右向公安机关报案，协助石景山支行调取被盗过程及取款地点，但案件至今尚未侦破。鉴于上述事实，蒲超认为，自2007年1月蒲超在石景山支行处办理银行卡时起，双方就形成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石景山支行负有保障蒲超用卡安全、降低用卡风险的义务，而且蒲超从办卡至今从未发生过丢失、未在异地进行过任何消费，而且从未到达过本卡被盗刷地点，因此石景山支行应承担蒲超的损失。故起诉至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石景山支行赔偿蒲超经济损失人民币24792元及利息损失（以24792元为本金，从2014年3月3日起至实际给付止，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2、由石景山支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石景山支行在一审中答辩称，1、在本案中石景山支行不存在违约情形，蒲超诉讼请求应依法驳回。蒲超在石景山支行开办银行结算帐户时确认遵守工行章程，凡使用密码进行的操作都应由蒲超承担责任，石景山支行按蒲超的指令对其进行了支付，蒲超应举证证明石景山支行违约。2、石景山支行履行合同约定无过错，而蒲超未能妥善保存银行卡存在过错。石景山支行交付蒲超的银行卡是符合各项法律规定，磁条完全符合国家有关银行卡的标准，银行卡密码由蒲超本人掌握，妥善保存密码和介质是蒲超的义务，如果蒲超称支付行为不是其本人在ATM机上进行操作，则应推定其没有妥善保管银行卡及密码所致。3、蒲超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应待公安机关查明事实之后再进行判决，现应裁定予以驳回。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6月蒲超在石景山支行办理牡丹灵通卡。2014年3月3日13时左右，蒲超在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七星园家中收到手机短信提醒，其卡内24792元人民币被人取走的信息。蒲超与工行客服联系得知取款人是在海南省海口市海垦路海垦支行持伪卡通过ATM机取走，具体交易金额为于2014年3月3日13时19分05秒支取20000元、第二笔于13时19分14秒支取2000元、第三笔于13时21分30秒金额为2000元、第四笔于13时21分59秒支取700元、手续费92元。蒲超立即申请将卡内现金冻结，并于当日16时许持牡丹灵通卡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受理。现该案正在侦破中，尚无结果。
另外，石景山支行未向法院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蒲超有泄露银行密码或将牡丹灵通卡交给他人使用情况。
上述事实，有受案通知、受案回执、牡丹灵通卡、存折以及双方当事人当庭有关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判决认为，蒲超向石景山支行申请办理牡丹灵通卡，石景山支行同意并交付牡丹灵通卡，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石景山支行有义务保障牡丹灵通卡卡内存款安全，并按蒲超的指示将存款支付蒲超或其代理人。双方借记卡纠纷涉及刑事犯罪案件，而刑事犯罪案件与民事案件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民事案件的处理不以刑事案件的处理为依据。对于案外人使用伪卡恶意支取牡丹灵通卡卡内存款的情况，与作为普通储户蒲超相比，石景山支行更有条件、有机会、有能力通过改进加密识别，改变交易场所来减少安全漏洞，识别伪卡，防止犯罪行为的发生。现石景山支行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蒲超对于牡丹灵通卡卡内存款损失主观上存在过错，因此不能减轻或者免除石景山支行赔偿责任。现蒲超要求石景山支行赔偿24792元及利息损失，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石景山支行辩称先刑事后民事确定犯罪事实之后再进行判决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景山支行赔偿蒲超二万四千七百九十二元及利息损失（以二万四千七百九十二元为本金，自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
石景山支行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蒲超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蒲超承担。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石景山支行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缺乏事实依据。结合一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不能就此推定银行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片面要求银行承担识别银行卡真伪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不合理的，也是于银行卡的交易规则相违背的。（二）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一审法院没有明确认定伪卡的存在。在不能排除涉诉交易时使用真实的银行卡交易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石景山支行承担赔偿责任所依据的证据并不确实、充分。二、一审法院认定石景山支行应就蒲超银行卡内存款损失主观上存在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不合理的扩大了石景山支行的举证责任。即便涉诉交易系伪卡交易，石景山支行也无需对蒲超是否存在过错进行举证。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适用最高法院规定驳回蒲超的起诉，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诺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在案件中有经济犯罪嫌疑时，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诚然，在请求权竞合的情况下，蒲超有权选择以银行卡纠纷起诉石景山支行，但一审判决割裂了民事程序与刑事程序的关系。一审法院应驳回蒲超的诉讼请求，待公安机关查明事实后再对本案进行审理。
石景山支行在本院审理期间就其上诉未提交新的证据。
蒲超服从一审法院民事判决。其针对石景山支行的上诉理由答辩称：石景山支行有能力保证储户安全，蒲超只需保证银行卡没有丢失。银行密码仅为六位数字，可以猜测或非法取得，银行应以身份证验证身份。银行的ATM机设施没有起到防护作用，没有辨别银行卡真伪功能。请求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蒲超在本院审理期间就其答辩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二审询问笔录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蒲超在石景山支行办理了牡丹灵通卡，其与石景山支行之间形成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石景山支行作为发卡行负有按约给付存款本息、保障持卡人用卡安全等义务。蒲超在发现银行卡内钱被取走后联系了工商银行客服、到公安机关报案并提交了受案通知、受案回执等证据予以证明。石景山支行上诉称不排除涉诉交易时使用真实的银行卡的可能，但其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蒲超将涉诉银行卡交给他人使用，故本院对该项上诉意见不予采纳。
石景山支行上诉称其不应就蒲超存在泄漏密码的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依约给付存款本息、保障资金安全系石景山支行最主要的合同义务。根据该合同义务，在客户资金安全出现问题时，石景山支行应就其不存在过错或蒲超存在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故本院对石景山支行的该项上诉意见不予采纳。
石景山支行还上诉称本案应驳回蒲超起诉，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中，蒲超与石景山支行之间的银行卡纠纷与蒲超银行卡被盗刷并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亦无证据证明蒲超存在经济犯罪的嫌疑，故本案人民法院应继续审理，对石景山支行的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四百二十元（蒲超已预交二百一十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景山支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一审法院）。
二审案件受理费四百二十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景山支行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利
代理审判员 张 岩
代理审判员 刘 婷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王昕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