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温商终字第22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益宣。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林勇。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宇。
上列两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王浩，浙江金土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育志。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兆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兆友。
上诉人黄益宣为与被上诉人周林勇、王宇、余育志、黄兆建、黄兆友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4）温鹿商初字第30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鞠海亭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金晓平、吴润崇参加评议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1月17日，黄益宣与王宇、余育志三人作为委托方，周林勇作为受托方，共同签订《委托持股协议书》一份，约定：受托方与委托方各成员同意共同出资受让杭州博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特公司）的部分股权。周林勇个人出资208万元，并分别代表黄益宣出资172万元、代表王宇出资56万元、代表余育志出资20万元。
黄益宣通过银行转账方式陆续向周林勇交付上述投资款172万元。至此，博特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的股权情况为：黄益宣占3%，周林勇占47%（含黄益宣委托部分），王宇、余育志及案外人范玉雄分别占10%、10%、30%。
2012年9月11日，周林勇与王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周林勇将其持有的博特公司47%的股权（包括黄益宣委托持股部分）以376万元转让给王宇。同日，博特公司召开股东会，包括黄益宣在内的全体股东同意周林勇将该公司47%的股权转让给王宇，并签字确认。
2013年1月24日，黄益宣与王宇、余育志、范玉雄作为博特公司股东，与案外人施明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黄益宣与王宇、余育志及案外人范玉雄分别将持有的博特公司3%、57%、10%、20%的股权以453.88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施明君，股权转让款分三期由施明君支付至王宇的银行账户内。
同年4月16日，黄益宣与王宇、余育志及范玉雄、施明君五人就股权转让尾款183.88万元的支付方式达成《关于股权转让尾款支付的补充协议》。协议载明：施明君于2015年4月1日前向黄益宣、王宇、余育志支付股权转让尾款及利息。
2013年5月18日，黄益宣作为债务人，周林勇、黄兆建、黄兆友、余育志、王宇等5人作为债权人，共同签订了《债权债务约定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一份，当事人对相互之间的债权债务（包括本案股权转让款在内）进行结算，约定：黄益宣可收回的股权本金为1703700元；黄益宣欠周林勇36万元、黄兆建20万元、黄兆友80万元、余育志11.4万元、王宇22万元，合计169.4万元债务；周林勇替黄益宣优先偿还上述债务后，余款9700元归黄益宣；黄益宣放弃对博特公司的股权转让尾款的全部收益，不再向案外人施明君追索，并与周林勇签订书面的债权转让协议；案外人黄益埔向余育志借款100万元（属于周林勇出资所有）至今未还，现周林勇与黄益宣协商，黄益宣先替黄益埔支付给周林勇40万元，待黄益埔全部归还给周林勇后，周林勇必须支付给黄益宣60万元；温州借款人周伯华20万元（黄益宣出资所有）至今未还，归周林勇收取。
另查明，2011年5月31日，王宇通过林晓飞向黄益宣提供借款100万元。黄益宣偿还部分款项后，于2011年7月21日向王宇出具借条一张，确认尚欠50万元。
2013年5月1日，出具承诺书一张，承诺：欠王宇本金10万元及利息12万元，欠余育志118900元，以上欠款王宇、余育志有权在黄益宣代挂在周林勇名下的博特公司股权转让款中扣除。
黄益宣向原审法院起诉称：黄益宣与周林勇、王宇、余育志、黄兆建、黄兆友原系博特公司的股东。2012年1月17日，黄益宣与周林勇签订《委托持股协议》一份，黄益宣委托周林勇持有博特公司172万元的股权。同年9月11日，周林勇将自己在博特公司所持有的全部股权47%（其中包括黄益宣委托其持有的）转让给王宇，转让价格为376万元。周林勇转让股权后一直未将应付款项支付给黄益宣。经多次催要，周林勇提出与黄益宣签订债权债务协议，黄益宣迫于该款项在周林勇处拿不回来，也考虑到本人及家人受到威胁，且在黄益宣误以为自己对王宇尚有欠款的情况下，于2013年5月18日与周林勇、王宇、余育志、黄兆建、黄兆友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将黄益宣作为债务人，约定将黄益宣可收回的170余万元的股权本金作为黄益宣与周林勇、王宇、余育志、黄兆建、黄兆友其他款项的抵扣款，并将黄益宣对案外人的债权及不属于黄益宣的债务均在转让款中扣除。同时，周林勇、王宇、余育志、黄兆建、黄兆友要求黄益宣放弃对博特公司股权转让尾款的全部权益。黄益宣本该收回股权转让款、违约金、债权等合计266万元，却被迫与周林勇、王宇、余育志、黄兆建、黄兆友之间合计107.4万元的债务予以全额抵消，致使黄益宣在经济利益上遭受重大损失，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也违反了当事人的自主自愿。现要求：1、判令撤销黄益宣与周林勇、王宇、余育志、黄兆建、黄兆友签订的《协议书》；2、判令周林勇向黄益宣支付172万元及违约金51.6万元。庭审中，黄益宣撤回第二项诉讼请求。
周林勇、余育志、王宇在一审期间共同答辩称：《协议书》是在黄益宣与周林勇、王宇、余育志、黄兆建、黄兆友存在真实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签订的，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可撤销的情形。
黄兆建、黄兆友在一审期间未发表答辩意见。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首先，关于是否存在受胁迫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失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黄益宣提供的两份短信记录，表述上存在威胁的语气，但无法反映系周林勇指使。发送短信的时间与本案《协议书》没有必然的联系。另外，从黄益宣提供的录音材料看，相关当事人就本案纠纷进行了长时间的协商，虽然协商过程中存在争执，但并不符合上述规定中的“胁迫”。黄益宣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协议书》，黄益宣的该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是否存在重大误解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黄益宣提出误以为欠王宇债务，才签订《协议书》，其实不欠王宇债务。该院查明黄益宣与王宇之间的债权债务，事实清楚，真实存在，黄益宣主张重大误解不成立。第三，关于是否存在显失公平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条规定：“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黄益宣主张其本应收回的170余万元股权本金及对案外人享有的债权被迫与不属于黄益宣的债务相抵消，违反了公平等价的原则。该院认为，黄益宣虽然是作为债务人与周林勇、王宇、余育志、黄兆建、黄兆友签订《协议书》，但黄益宣与周林勇、王宇、余育志、黄兆建、黄兆友之间的地位平等，黄益宣对部分债务的放弃，并不是在缺乏优势或经验的情况下做出的，不符合上述规定关于“显失公平”的适用条件。因此，黄益宣显失公平的主张，缺乏依据，该院不予采纳。
综上，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黄益宣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协议书》的，也无法证明《协议书》的内容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等情形，黄益宣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规定，依法有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71条、7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黄益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黄益宣负担。
黄益宣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应予撤销。黄益宣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书》，从涉案短信中可以看出黄益受到了胁迫，一审法院对于黄黄益宣提供的证据未予认真审查即作出错误认定。二、黄益宣是在误认为对王宇尚有欠款的情况下出具了承诺书并签订了《协议书》，而实际上黄益宣于2012年4月13日通过博特公司员工高佳璐偿还了王宇100万元，而一审法院却对黄益宣所诉称事实未予查明。三、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在签订《协议书》时，黄益宣对部分债务的放弃不符合显失公平的适用条件系未查明事实。综上，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撤销《协议书》，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周林勇、王宇、余育志、黄兆建、黄兆友负担。
周林勇、王宇在二审期间答辩称：一、黄益宣不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书》。首先，周林勇和王宇对黄益宣锁主张的卢成岳、王强所发送的短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次，王强与黄益宣之间存在着经济纠纷，并非黄益宣所称的没有经济纠纷。然后，发短信的事实发生于2012年12月19日，是在签订《协议书》之前，公司股权转让事实发生的时间是2013年1月份。最后，《协议书》的条款是经过各方长时间的磋商达成的，根本不存在有威胁黄益宣及其家人的情况。二、黄益宣签订《协议书》时不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黄益宣所称的100万元款项与本案中的100万元款项毫无关联。三、《协议书》的签订并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涉案债务均是与黄益宣有关联的，从《协议书》中可以看出黄益宣可收回股本金是170.37万元，而其对外债务是169.4万元，从数额上来看也是大致对等的，根本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余育志和黄兆友在二审期间的答辩意见与周林勇、王宇的答辩意见一致。
黄兆建在二审期间未发表答辩意见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新证据。
经审理本院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本案各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存在可撤销的情形。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首先，黄益宣在二审中承认发短信的卢成岳、王强与本案当事人没有直接关系，而黄益宣提交的录音证据也仅能证明各方当事人在签订《协议书》时存在争执，并不能证明存在黄益宣被胁迫并作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故而原审法院认定黄益宣并非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协议书》并无不当，黄益宣关于《协议书》是其受胁迫而签订的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黄益宣在二审中明确其主张《协议书》的签订存在重大误解的理由是其认为其已于2012年4月13日通过高佳璐偿还了王宇100万元，而在《协议书》中并未体现此100万元款项，原因在于其在签订《协议书》时遗忘了其曾偿还王宇100万元借款的事实。本院认为，虽然王宇在二审中否认其曾收到黄益宣所主张的已通过高佳璐偿还王宇100万元的事实，但同时认可了黄益宣所主张的该100万元并没有在《协议书》中进行结算，故而黄益宣所主张的该笔100万元款项若真实存在，黄益宣可以另行起诉，《协议书》的履行并不影响黄益宣财产权利的实现。故而黄益宣关于其签订《协议书》时存在重大误解情形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最后，黄益宣在签订《协议书》时对于部分债权的免除与债务的承担，是黄益宣对自己的财产权利进行正当处分的结果，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二条所规定的显失公平的情形，原审法院认定《协议书》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并无不当，黄益宣关于其签订《协议书》时存在显失公平情形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黄益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鞠海亭
代理审判员 金晓平
代理审判员 吴润崇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杨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