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闸民一（民）初字第1584号
原告陈海波，男，1982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委托代理人ＸＸ忠，上海市华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益典船舶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闸北区。
法定代表人周杰，职务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郭梦祺，上海金钻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海波与被告上海益典船舶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典船舶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3月23日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宋东来独任审判，于2015年6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海波及其委托代理人ＸＸ忠，被告益典船舶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郭梦祺到庭参加诉讼。后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6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海波及其委托代理人ＸＸ忠，被告益典船舶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郭梦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海波诉称，2012年，被告的员工沈勇持有被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与原告洽谈出售被告名下的牌号为沪K8XX**的奔驰牌轿车（以下简称奔驰牌轿车）及牌号为沪KBXX**的丰田牌轿车（以下简称丰田牌轿车）的事宜。沈勇提供了车辆的全部证照原件，并将两辆轿车交给原告试驾。2012年7月13日和7月24日，在被告的办公室，原告与沈勇签订了《购车协议》两份，分别约定奔驰牌轿车的售价为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930000元，丰田牌轿车的售价为350000元。原告先后支付了奔驰牌轿车的定金880000元，丰田牌轿车的定金320000元，共计XXXXXXX元。沈勇出具了两份收条。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被告不承认委托沈勇出售车辆。2013年3月，沈勇因涉嫌经济诈骗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14年2月24日，法院以沈勇构成合同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年，违法所得退赔给原告。然而原告并未获得任何退赔款项。原告认为沈勇持有被告的合法印章及两辆轿车的证照原件，向原告出售两辆轿车并收取原告定金XXXXXXX元，当时原告无法识别沈勇的犯罪行为。被告有义务保管好自己的印章和轿车，并及时发现其员工沈勇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犯罪的行为。被告对沈勇犯罪所造成的后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原告无法按照刑事判决书获得退赔款，被告应承担相应责任。故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请求判令：1、被告退还购车定金XXXXXXX元；2、被告支付迟延退还购车定金的利息，以XXXXXXX元为基数，自2012年8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被告益典船舶公司辩称，1、原、被告之间不存在真实的车辆买卖关系。被告的员工沈勇虚构被告出售两辆轿车并委托其办理相关手续的事实，被告对沈勇的犯罪行为毫不知情。沈勇盗用被告的印章从事犯罪活动，被告对此没有过错，无需对原告的经济损失承担法律责任；2、被告没有收取原告任何钱款，故也不存在退还定金的义务，原告的经济损失应由沈勇返还；3、原告与沈勇签订《购车协议》并非出于善意，且在购车过程中，未尽到注意义务，原告存在重大过失，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原告仅向沈勇支付了定金650000元，并非XXXXXXX元。原告与沈勇商定的购车款明显低于当时车辆的实际价值和市场价格。沈勇在原告未支付任何款项的情况下，就出具了XXXXXXX元的收条，且双方约定的定金数额高达购车款的90%，双方的交易过程明显违背正常的交易习惯。同时原告未就车辆的相关事实向被告核实，更是在明知车辆属于被告的情况下，将大额现金汇入沈勇的个人账户。原告在被告报案后，公安机关要求原告作为受害人配合案件侦查，原告以种种理由推脱。原告的行为不符作为受害人的正常表现。综上，被告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请。
经审理查明，原告提供的一份落款日期为2012年7月13日，并加盖有被告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被告银行账户、法定代表人个人印章的《授权委托书》载明：“上海益典船舶销售有限公司……现委托沈勇……全权办理如下事宜：车牌号：沪K8XX**……及沪KBXX**……本公司二部车辆的转让过户手续，及代收车款等一切事宜。（收款账号：农业银行……沈勇），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后果由我公司承担……”。该份《授权委托书》上的被告公章、财务专用章、被告银行账户以及法定代表人个人印章加盖在落款处被告公司名称与落款日期之间。
2012年7月13日，原告与沈勇签订《购车协议》一份，载明“上海益典船舶销售有限公司甲方：沈勇，乙方：陈海波，1、甲方以总价93万将牌号沪K8XX**的车辆转让给乙方，过户费由乙方支付。……3、付款方式：2012年7月13日支付定金88万人民币，余款车辆过户后于交车时（2012.10.13）付清。……甲方代表：沈勇，乙方：陈海波，2012.7.13”。该《购车协议》抬头被告名称上以及尾部“甲方代表：沈勇”上盖有被告的公章。同日，沈勇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沪K8XX**车辆购车定金人民币捌拾捌万元整（880000）。沈勇，2012.7.13”。该张收条上盖有被告的公章。
2012年7月24日，原告与沈勇签订《购车协议》一份，载明：“甲方乙方：陈海波，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1、甲方以总价叁拾伍万元人民币将牌号沪KBXX**车辆转让给乙方……，3、付款方式：2012年7月24，支付定金人民币叁拾贰万元整，2013年1月23支付尾款人民币叁万元整，同时办理车辆过户手续、车辆交接手续。……甲方：上海益典船舶销售有限公司，代理人：沈勇，乙方：陈海波，2012.7.24”。该份《购车协议》抬头及落款甲方处均盖有被告的公章。同日，沈勇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陈海波购车（KB8128）车款人民币叁拾贰元整。收款人：沈勇，2012.7.24”。该张收条上盖有被告的公章。
另查明，原告于2013年2月4日曾以同样事实向本院起诉被告，本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已经对沈勇涉嫌诈骗犯罪立案侦查，故作出（2013）闸民一（民）初字第85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后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沈勇犯合同诈骗罪，于2014年2月1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公诉机关指控称，沈勇于2012年2月起在益典公司担任司机。2012年7月沈勇为归还赌债，虚构益典公司出售奔驰牌轿车和丰田牌轿车，并委托办理上述车辆转让手续的事实，骗取本案原告的信任，与其签订了《购车协议》。本案原告先后将650000元转入沈勇名下的银行账户。在该起刑事案件的庭审过程中，被告人沈勇称其共收到被害人陈海波的钱款650000元左右，涉及本案的车款被害人是通过银行转账交付。被害人陈海波要求办理车辆过户时，其告知陈海波其没有权利办理过户手续。本院于2014年2月24日作出（2014）闸刑初字第250号刑事判决书，判决沈勇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责令退赔违法所得发还被害人。因沈勇正在服刑，其本人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本院于2015年2月5日出具（2015）闸执刑字第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本院（2014）闸刑初字第250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第二项关于退赔违法所得发还被害人的事项，在本次执行程序中终结执行。
再查明，原告提供的《授权委托书》、《购车协议》、收条上加盖的被告印章经鉴定均为被告公司真实的公章。自2012年7月24日至2012年9月13日，原告分六笔向沈勇的银行账户转账共计650000元。2012年7月18日，原告从其名下卡号后四位为6310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中取款510000元。
审理中，原告称，2012年7月，原告张贴收购二手车的广告后接到沈勇的电话称被告有两辆轿车想出售，双方约好看车时间。之后，原告来到被告位于闸北区永和东路的地址，沈勇出示了授权委托书、被告的营业执照以及车辆产权证、行驶证等材料。原告与沈勇商定好奔驰牌轿车的价格为930000元，丰田牌轿车的价格为350000元。2012年7月13日，在被告公司，沈勇书写了一份《购车协议》并加盖被告公章。之后，自2012年7月至2012年9月，原告开始陆续支付该辆奔驰车的购车款，原告每支付一笔款项，沈勇都会出具一张有沈勇签名并加盖被告公章的收条。2012年9月沈勇出具了一张汇总的收条，因为《购车协议》是2012年7月13日签订，原告第一笔购车款也是2012年7月13日支付的，所以汇总的收条落款日期写成了2012年7月13日。2012年7月24日，原告在被告公司又与沈勇签订了购买丰田牌轿车的《购车协议》，该份《购车协议》同样是由沈勇书写并加盖被告公章。原告同样是自2012年7月至2012年9月陆续支付车款，原告共计支付了320000元。沈勇收到原告支付的款项后会出具一张收条，最后于2012年9月出具了一张汇总的收条。原告将之前的收条还给沈勇。因为原告第一笔款项是2012年7月24日支付，故该张汇总收条的落款日期写成了2012年7月24日。沈勇告诉原告收款账户写成沈勇个人账户是被告公司老板要求的，原告去被告公司后看到沈勇能拿出被告的相关材料，故相信沈勇，并将款项汇入沈勇的个人账户。虽然《购车协议》上写明签协议当天支付定金，但是因为原告没有足够的资金，故改为陆续支付车款。沈勇认可原告陆续支付车款，《购车协议》也没有对付款方式重新更改。签订协议后，自2012年7月至2012年9月原告陆续转账650000元给沈勇，并支付给沈勇现金550000元。沈勇称被告购买新车需要现金，故原告按照沈勇的要求支付了部分现金。在签订协议过程中，原告也接触到被告的其他人员。2012年9月底，因为奔驰牌轿车的交车时间快到了，原告联系不上沈勇，找到被告公司，才发现自己被骗，原告即去公安机关报案。之后又向法院起诉。
被告称，沈勇是被告的司机，负责保险事故理赔时会用到被告的公章以及车辆的行驶证、产权证。被告的公章都是专人保管，沈勇知道公章放在何处，被告不清楚当时沈勇是如何获得被告公章，事后知道是沈勇私自偷盖了被告公章。2012年时，被告无意出售奔驰牌轿车和丰田牌轿车。后由于经营不善，被告还是将这两辆车出售。2012年10月，原告到被告公司要求交付车辆，被告才看到本案中的《授权委托书》、《购车协议》和收条。之后，被告向公安机关报案。
以上事实，除了原、被告当庭陈述外，有原告提供的《授权委托书》，机动车行驶证、登记证书，《购车协议》，收条，（2013）闸民一（民）初字第855号民事裁定书，鉴定意见通知书，（2014）闸刑初字第250号庭审笔录、刑事判决书，（2015）闸执刑初字第1号执行裁定书，中国农业银行取款业务回单、明细对账单等证据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的员工沈勇伪造《授权委托书》，并擅自偷盖被告印章，虚构被告出售两辆轿车的事实，与原告签订《购车协议》，骗取原告钱款。被告的公章系由专人保管，由于被告对公章的保管不善，导致沈勇多次擅自使用被告公章，分别加盖在《授权委托书》、《购车协议》和收条上，致使原告相信沈勇系接受被告委托，出售被告的车辆。故被告在本案中存在过错，且这一过错与原告被沈勇骗取钱款且无法获得退赔造成的损失有因果关系，被告应当对原告的损失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而原告在向沈勇购车的过程中，也未尽审慎的注意义务。沈勇提供的《授权委托书》上印章的位置确有不妥，未引起原告足够的重视并加以必要的核实。原告购买的车辆价值巨大，双方却并未签订正式的买卖合同，只是由沈勇手写了不规范的《购车协议》，且约定的定金数额高昂，明显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原告明知是被告出售车辆，却轻信沈勇，将购车款陆续汇入沈勇的个人账户，在整个购车过程中未向被告的其他人员进行核实。故原告对于自身损失存在较大过错，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至于原告损失的数额，原告主张其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购车款650000元，使用现金支付购车款550000元，其损失为XXXXXXX元。对此，本院认为，虽然沈勇出具的两张收条载明收到的金额为XXXXXXX元，但是原告并非在签订《购车协议》当日就按照约定支付了全部定金，原告称因资金不够自2012年7月至2012年9月陆续向沈勇支付车款，最后由沈勇出具了汇总的收条，即本案中的两张收条。这两张收条的落款日期却分别与《购车协议》的签订日期为同一天，有悖常理。原告提供的2012年7月18日银行取款510000元的凭证，不能反映该笔款项是原告支付给沈勇的购车款。公诉机关在指控沈勇犯合同诈骗罪时亦认定原告因本案支付给沈勇的钱款为650000元。原告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实际支付给沈勇XXXXXXX元，故原告主张其损失为XXXXXXX元，本院难以采信。原告无法获得退赔的损失应为650000元。综上，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被告对于原告的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迟延退还购车定金的利息，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益典船舶销售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海波支付购车款的损失人民币195000元；
二、原告陈海波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600元，由原告陈海波负担人民币11400元，由被告上海益典船舶销售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42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盛玉英
代理审判员 宋东来
人民陪审员 曹 旦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刘晓婕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五条……
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