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03民初8528号
原告：杭州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新兴西路**号。
法定代表人：陈伟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伟文，万剑飞，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万盛燃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新塘路旺座中心*座9F。
法定代表人：卢有来，现羁押于浙江省。
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庆春支行。营业场所：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320号。
负责人：王澍，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加宁、韩妮，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营业场所：杭州市开元路19-1，19-2号。
负责人：史杰文。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妮、崔恩瑞，该公司员工。
原告杭州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城公司）为与被告浙江万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盛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庆春支行（以下简称中行庆春支行）抵押合同纠纷一案，于2016年11月28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后因案情需要，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审理中，因出现了需要案件中止审理的情形，本案中止审理；情形消失后，本案恢复审理。审理中，本院追加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省分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于2017年11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嘉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剑飞、金伟文，被告万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卢有来，被告中行庆春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加宁，第三人华融省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妮、崔恩瑞到庭参加诉讼。经审批，本案延长审限四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嘉城公司起诉称：2011年11月起，案外人卢有来经营的被告万盛公司连续亏损，资不抵债。卢有来为使被告万盛公司获得银行授信，隐瞒没有履约能力的事实，向被告中行庆春支行提供虚假的审计报告等材料，并向原告隐瞒实际经营情况，让原告将位于富阳区新登镇新兴西路的41套房屋为被告万盛公司在最高额6605万元内提供抵押担保，使被告万盛公司获得被告中行庆春支行5700万元的贸易融资专项授信。2015年12月2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5）浙杭刑初字第18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卢有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提供虚假的授信资料向中行庆春支行申请开立国际信用证，同时隐瞒其控制的万盛公司资不抵债的经济状况，骗取被害单位嘉城公司提供抵押担保，之后将信用证项下货物低价抛售，所得货款用于归还债务等灭失性处理，导致无力归还信用证垫资款人民币56961323.28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判决卢有来犯合同诈骗罪。根据前述判决书的认定，原、被告之间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系原告在被诈骗的情况下违背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而订立，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有权请求法院予以撤销。综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撤销原被告之间的编号为11JRD043《最高额抵押合同》；2.诉讼费由各被告负担。
为证明其事实主张，原告嘉城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授信额度协议》1份，证明：万盛公司与中行庆春支行于2011年11月14日签订授信额度协议，额度种类为贸易融资额度，授信额度5700万元，签订授信额度协议时万盛公司已经资不抵债；协议第七条担保中约定了就万盛公司对庆春支行的债务，双方同意采用以下方式进行担保：由嘉城公司提供最高额抵押，并签订相应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条款的约定能够证明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系授信额度协议的必要内容和必要程序，嘉城公司与中行庆春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基于主合同授信额度协议的约定和要求，同时作为卢有来合同诈骗罪骗取担保的环节，嘉城公司在受到卢有来欺诈的情况下与中行庆春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并非嘉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嘉城公司作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法院撤销其与庆春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授信额度协议》中第六条叙作单项授信业务的前提条件中约定了万盛公司申请信用证所需的条件，在万盛公司不满足合同约定的条件下，中行庆春支行仍然为其提供授信额度，能够证明中行庆春支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万盛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其与嘉城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为可撤销合同。
2.《最高额抵押合同》1份，证明：嘉城公司与中行庆春支行于2011年11月14日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该《最高额抵押合同》系在万盛公司和卢有来实施欺诈的情况下与中行庆春支行签订，中行庆春支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万盛公司和卢有来存在欺诈行为，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可撤销。
3.（2015）浙杭刑初字第182号刑事判决书1份，证明：2011年起，卢有来对外背负巨额债务，其经营的万盛公司连续亏损，资不抵债；卢有来为使万盛公司获得银行授信，隐瞒根本没有履约能力的事实，向中行庆春支行提供虚假的审计报告等材料，为满足授信的前提条件，卢有来又隐瞒其实际经营情况，骗取嘉城公司抵押担保的事实；判决认定卢有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提供虚假的授信资料向中行庆春支行申请开立国际信用证，同时隐瞒其控制的万盛公司资不抵债的经济状况，骗取嘉城公司提供抵押担保，构成合同诈骗罪；刑事判决中已经认定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系嘉城公司受卢有来欺诈而与中行庆春支行所签订，且中行庆春支行对其欺诈行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嘉城公司作为受欺诈人有权申请撤销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
4.（2013）浙杭刑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书1份，证明：判决书中公诉机关提交的大量证据证明了万盛公司自2008年起账面上都是亏损的，公司业务少，资金往来不正常，没有业务的资金也在走账，从2011年起开始业务不正常，公司欠银行贷款共计1.82亿，已到期贷款达1.27亿等事实，同时证明了万盛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卢有来和其妻子杨立群系多宗民事诉讼案件的被告人，在杭州市多个人民法院进行审理，所拥有的多处房产均已被多家法院查封，涉及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标的约人民币1.3亿元，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标的约人民币1.3亿余元，还有人民币3700万元的担保之债等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中行庆春支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在进行授信尽职调查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万盛公司存在上述情形，仍为万盛公司提供授信额度并要求嘉城公司提供担保，嘉城公司作为受欺诈人有权撤销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
5.房产记载信息查询记录1份，证明：在2011年11月14日万盛公司与中行庆春支行签订《授信额度协议》、2011年12月1日中行庆春支行开立信用证之前，万盛公司、万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卢有来、卢有来的妻子杨立群的房产均有抵押、法院查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中行庆春支行仍然向万盛公司提供授信额度、开立信用证，违反了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的相关规定。
6.法院民事诉讼清单1份及诉讼文书26份【（2012）浙杭商外初字第41号民事判决书、（2011）杭上商初字第1294号民事调解书、（2012）杭上商初字第241号民事判决书、（2012）杭西商初字第587号民事判决书、（2011）杭西商初字第1851号民事判决书、（2011）杭拱商初字第918号民事调解书、（2011）杭拱执民字第1920号执行和解协议书、（2012）杭下商初字第150号民事判决书、（2012）杭下商初字第100号民事判决书、（2011）杭下商初字第1933号民事判决书、（2011）杭下商初字第1445号民事调解书、（2011）杭下商初字第1426号民事调解书、（2012）杭江商初字第428号民事判决书、（2012）杭江商初字第219号民事判决书、（2010）杭江商初字第1108号民事判决书、（2012）杭江商初字第211号民事判决书、（2011）杭富商初字第564号民事判决书、（2012）杭富商初字第1015号民事判决书、（2011）杭富商初字第1281号民事调解书、（2011）杭富商初字第1281-1号民事裁定书、（2011）杭富法执字第2499号民事裁定书、（2012）杭富执民字第2812号民事裁定书、（2012）杭富商初字第824号民事判决书、（2012）杭富商初字第477号民事判决书、（2012）杭富执民字第3406号民事裁定书、（2012）杭富商初字第477-1号民事裁定书】，证明：万盛公司、卢有来、杨立群自2008年以来就涉及大量的债务纠纷，在2011年11月14日万盛公司与中行庆春支行签订授信额度协议、2011年12月1日中行庆春支行开立信用证之前，已经有部分案件进入法院审理或者执行程序中，法院的审理和执行信息都属于公开公示的信息，在涉及大额诉讼和执行案件的情况下，中行庆春支行应当完全清楚万盛公司的资信风险问题，仍然向其提供授信额度和开立信用证，在授信实施后，也没有对万盛公司可能影响还款的因素进行持续监测，没有调查万盛公司是否按约定用途使用授信、法律地位是否发生变化、财务状况是否发生变化等就直接开立了信用证，违反了商业银行授信工作的相关规定。同时也能够证明中行庆春支行在明知万盛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卢有来可能存在资信不良、授信欺诈的情况下为保全中行庆春支行自身的利益仍要求嘉城公司提供担保，嘉城公司在受到卢有来欺诈行为以及中行庆春支行故意回避和无视授信风险的影响下同意为万盛公司提供担保，中行庆春支行对可能存在的信用证诈骗、合同诈骗的风险采取主动无视的态度，已经构成了对于万盛公司、卢有来的欺诈行为的知道或应当知道情形，嘉城公司有权撤销案涉的《最高额抵押合同》。
7.关于浙江万盛燃料有限公司5700万元授信总量的调查报告1份，证明：中行庆春支行于2011年11月8日出具调查报告。根据中行庆春支行的授信调查报告中所述，万盛公司经营情况良好、主营业务突出、销售前景看好，但实际上万盛公司已经处于资不抵债的情况，该调查报告中也指出万盛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较2010年有所上升，且万盛公司2009年、2010年的销售收入的增长均需要靠银行融资解决，万盛公司在其他金融机构已经有11000万元的授信，对外有4800万元的担保，对于万盛公司与多家国内外公司是否有真实的贸易往来也没有进行核查，在万盛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涉及执行案件和诉讼案件的情况下仍认为其信用记录良好，在进行授信调查时没有对授信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进行审慎的核查，也并没有进行实地调查，对于可能存在的授信风险采取回避的态度，甚至无视可能会存在的信用证诈骗和合同诈骗的经济犯罪情形，中行庆春支行作为专业的银行金融机构在应当知道上述情形的情况下仍为万盛公司提供授信额度，违反了商业银行授信尽职工作的相关规定，能够证明中行庆春支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欺诈行为。
8.中国银行客户信用等级和债务承受额通知单1份，证明：中行庆春支行于2011年10月8日出具的客户信用等级并没有对万盛公司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行核查，仅凭万盛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自行提供的材料就做出一个并不符合万盛公司实际信用状况的书面材料，能够证明中行庆春支行在签订授信额度协议前是应当知道万盛公司真实的信用情况的，中行庆春支行未按照审慎的要求对客户的信用进行真实评价导致万盛公司犯罪行为的继续，欺诈嘉城公司提供担保，嘉城公司有权要求撤销与中行庆春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
9.询问笔录（证叶某1筠，时任中行庆春支行国际结算部副主任）1份，证明：银行在提供授信额度前只需要万盛公司提供一些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基础资料，仅仅将该基础资料输入评级系统中就能够得出一个最高额的授信额度，之后银行的领导层对万盛公司的办公场所进行实地考察，对担保单位、抵押物进行了解考察，授信审查就结束了，之后就可以签订授信额度协议。能够证明中行庆春支行的授信审查完全不符合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的相关规定，既没有对万盛公司所提供的基础资料、财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做实质的审查，也没有调查相关贸易是否真实存在，也没有对万盛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进行资信信用的相关核查。在国际信用证的发放、兑付过程中，中行庆春支行也没有进行具体的审核，中行庆春支行于2011年12月8日收到海运提单全是副本，其中一份是复印件、另外二份是影印件，发送承兑电文的时间是2011年12月9日，即在没有收到海运提单正本的情况下就进行了兑付，中行庆春支行违规兑付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也应当由其自身承担。同时其陈述在2011年12月8日当天查看了提单正本的陈述系虚假陈述。
10.询问笔录（证陈某博，时任中行庆春支行中山支行行长）1份，证明：银行出于业务指标未完成、拉业务的动机办理案涉的授信业务，并且只要有合适的抵押物的情况下并不会考虑主债务人自身的资信状况，所进行的授信审查也仅仅需要万盛公司自己提供的相关基础资料、审计报告、经营数据等，而不会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进行核实，所制作的授信报告也仅仅是建立在万盛公司自己提供的材料基础上，银行并不进行核查，银行也并没有要求万盛公司提供纳税申报表等材料，银行在2012年之后才对万盛公司进行后续跟踪，在签订授信额度协议前以及开立信用证前均没有对万盛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进行相关的资信调查。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在进行授信额度和办理国际信用证业务时应当对客户有着真实、全面、充分的了解，应当知道万盛公司可能存在欺诈甚至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况，但银行在存在抵押物的情况下而忽视主债务人的责任承担，认为只要有抵押物就不需要对主债务人的偿债能力、资产情况、信用等级等进行审核调查就能够保障银行的权利，实际上放任和纵容了主债务人的犯罪行为，加重了担保人的担保责任，担保人嘉城公司有权依据民法总则的规定要求撤销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
11.询问笔录（证吴某捷，三川国际亚某洲）有限公司副总经理）1份，证明：三川国际亚某洲）有限公司在2011年12月10日将海运提单正本递交给万盛公司。中行庆春支行出具承兑的报文的时间为2011年12月10日前，即中行庆春支行在承兑前没有拿到过海运提单正本，中行庆春支行违规承兑所造成的损失应当由其自身承担。
12.电子报关单证档案查询（出证）申请单、自动进口许可证各1份，证明：在2011年，企业进口电解铜需要有进口许可证，中行庆春支行在万盛公司没有提交进口许可证的情况下为其开立信用证违反规定，存在过错。
13.询问笔录（证叶某2萍，致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经理）1份，证明：致远公司与三星物产香港有限公司签订购买1000吨电解铜合同，并向中行乐清支行申请开立信用证，三星物产公司根据信用证要求所制作的包括提单正本在内的全套单证，是由三星物产公司的收单行邮寄给致远公司的开证行即中行乐清支行，说明同样作为中国银行分支机构的中行庆春支行应当知道信用证承兑的前提就是收到全套单证。中行庆春支行违规承兑所造成的损失应当由其自身承担。
14.询问笔录（证傅某驰，万盛公司员工）1份，证明：万盛公司在向中行庆春支行申请开立信用证之前并未从事过大宗物品国际贸易、电解铜国际贸易等，在向中行庆春支行申请授信额度和开立信用证之前万盛公司都没有正常大量的经营业务，而中行庆春支行在授信调查报告中对于万盛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的描述都是主营煤炭贸易、电解铜贸易，证明中行庆春支行在进行授信额度审查时并没有对万盛公司业务情况、经营状况进行实地考察和真实性调查。而根据商业银行授信尽职工作的相关规定，在提供授信额度前应当对于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财务情况进行全方面的调查，应当对企业的上述情况有充分的了解，应当知道万盛公司经营状况不佳、资不抵债的真实情况，万盛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卢有来骗取嘉城公司提供担保，通过欺诈嘉城公司导致嘉城公司与中行庆春支行签订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嘉城公司同时也系基于对银行授信前期审查的信任的基础下同意提供担保，中行庆春支行应当知道该万盛公司的欺诈行为却仍然要求嘉城公司提供担保，嘉城公司有权要求撤销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
被告万盛公司答辩称没有意见，被告万盛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被告中行庆春支行答辩称：1.根据生效的（2015）浙杭刑初字第182号刑事判决书，被告万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卢有来犯有合同诈骗罪而不是信用诈骗罪，而且该刑事判决书将原告列为被害人；但是如果抵押是无效的，原告被列为被害人没有依据，所以抵押是有效的。2.当时被告中行庆春支行在审查时也尽到了谨慎义务，如果不是原告提供了41套商铺作为抵押，被告中行庆春支行也不会向被告万盛公司提供案涉授信，原告提供的抵押担保是被告中行庆春支行作出大金额授信的因素之一。3.根据合同法只有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权利人才能行使撤销权。原告作为一家专业房地产开发公司，其显然具备充分商业经营判断能力，其自愿为被告万盛公司提供41套商铺的抵押担保，不是空穴来风，而可能是与被告万盛公司存在互保关系或者其他商业利益交换，才可能做出这样的抵押担保。被告中行庆春支行认为原告提起合同撤销之诉的原因是不存在的，且合同法规定撤销权行使的时间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1年。原告早在几年前就向公安机关举报万盛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涉嫌经济犯罪，那个时候原告就提出了相应的权利主张，但是其也没有提出合同撤销之诉，直至被告中行庆春支行向下城法院起诉要求原告承担担保责任，原告为了拖延时间才提起本案的合同撤销之诉，根据合同法规定程序上行使撤销权的时间早已超过，本案也不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的情形，不存在欺诈的情形，原告提起本案之诉浪费司法资源。
被告中行庆春支行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第三人华融省分公司陈述称：其是从中行庆春支行受让的该笔债权。其与中行庆春支行的意见一致。
为证明其事实主张，第三人华融省分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1份；
2.《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1份；
3.《债权转让协议》1份。
证据1-3共同证明被告万盛公司、中行庆春支行的债权已经转让给第三人华融省分公司。
经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一）对原告嘉城公司提交的证据。被告万盛公司对证据1-14均无异议。被告中行庆春支行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对万盛公司的授信是基于其提供的相应财务资料，而且审查是形式审查，对其授信合法合规，并基于原告提供的41套商铺的抵押担保才做出较大金额的授信；原告声称被告中行庆春支行知道或应当知道被告万盛公司存在欺诈没有事实依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该抵押合同是原被告双方自愿合法签订，不存在被告中行庆春支行知道被告万盛公司和卢有来存在欺诈行为。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原告声称被告中行庆春支行对被告万盛公司和卢有来欺诈行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没有事实依据，该判决书判定卢有来犯有合同诈骗罪而不是信用证诈骗罪，且认定被害人是原告，显然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可本案原告的房屋抵押担保责任，所以本案原告应该向被告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对证据4的三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对该判决书的内容不能确定，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6的三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这些证据是从中院档案室调取的复印件，无法判断这些证据是否有原件，是否经过生效法律文书认定。证据5、6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7-8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根据对证据1的质证意见，被告中行庆春支行的授信合法合规，没有过错，所以原告的指责没有事实依据。对证据9-10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被告中行庆春支行的审查符合银行法规定的形式审查义务不存在过错，对信用证项下款项的议付也符合UCP600的规定。对证据11、13的三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信用证项下的不符点经开证申请人同意接受，银行仍然可以对外议付。对此UCP600有明确规定。对证据12的三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4的三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被告中行庆春支行开证授信已经审查过被告万盛公司的相关情况，并要求其提供资料，基于原告提供的房屋抵押担保。原告声称被告中行庆春支行应当知道被告万盛公司的欺诈行为没有事实依据。第三人华融省分公司对原告嘉城公司证据1-14的质证意见同被告中行庆春支行。
本院认为，原告嘉城公司的证据1、2、3均与本案事实相关，本院予以认定。证据4-14均系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案件中调取，本院对其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对第三人华融省分公司提交的证据。原告嘉城公司对证据1-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两份债权转让协议主体不一样，债权通知书由浙江省分行发布，本案债权转让存在异议；本案是撤销权纠纷，债权转让是仅是债权转让，合同主体仍是原告和被告中行庆春支行。被告万盛公司对证据1-3没有异议。被告中行庆春支行对证据1-3没有异议，认为省分行与第三人签订不良资产转让协议，且在浙江日报发布了公告，中国银行下属支行再与第三人签订协议，并不矛盾。
本院对第三人华融省分公司提交的证据1-3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
综上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1年11月14日，甲方万盛公司与乙方中行庆春支行签订编号为11JRSX009号的《授信额度协议》一份，约定乙方根据本协议向甲方提供授信额度，在符合本协议及相关单项协议约定的前提下甲方可向乙方申请循环、调剂或一次性使用，用于叙作短期贷款、法人账户透支、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本协议所称贸易融资业务包括开立国际信用证、开立国内信用证、进口押汇等业务；授信额度为57000000元；在本协议约定的授信额度使用期限内，甲方可以在不超过本协议约定的各单项授信业务的额度范围内循环使用，具体包括的额度种类为贸易融资额度；授信额度的使用期限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12年11月14日止；双方同意由浙江万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卢有来提供最高额保证，由嘉城公司提供最高额抵押；等等。
2011年11月14日，抵押人嘉城公司与抵押权人中行庆春支行签订编号为11JRD043号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约定：主合同为万盛公司与中行庆春支行签订的编号为11JRSX009号的《授信额度协议》；主债权及其发生期间为自《授信额度协议》生效之日起至该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所规定的授信额度使用期限届满之日；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66050000元，及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因债务人违约而给抵押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抵押物为抵押物清单中所载明的位杭州市富阳区房产；等等。
另查明，2015年12月2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5）浙杭刑初字第182号刑事判决书，该刑事判决书认定卢有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提供虚假的授信资料向中行庆春支行申请开立国际信用证，同时隐瞒其控制的万盛公司资不抵债的经济状况，骗取被害单位嘉城公司提供抵押担保，之后将信用证项下货物低价抛售，所得货款用于归还债务等灭失性处置，导致无力归还信用证垫款人民币56961323.28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判决卢有来犯合同诈骗罪，并责令卢有来退赔违法所得，发还被害单位嘉城公司。
再查明，2014年6月16日，甲方中行庆春支行与乙方华融省分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其对万盛公司的主债权转让给乙方，主债权截至2014年4月30日共计本金人民币56960907.48元、利息14610577.25元；主债权之从属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与该主债权对应的保证、抵押、质押等一切从权利，随主债权一同转让给乙方；本协议生效后，乙方成为新的债权人，取代甲方的债权人地位；前述债权自2014年4月30日起（不含本日）产生孳息及甲方收回的现金及非现金资产归乙方所有；甲方承诺与乙方共同发布《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等等。同日，甲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乙方华融省分公司签订《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一份。2014年7月8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华融省分公司在浙江日报共同发布《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案涉债权位列其中。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嘉城公司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中行庆春支行在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存在欺诈，也没有证据证明中行庆春支行对案外人卢有来骗取被害单位嘉城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情况是明知的，故其主张撤销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杭州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杭州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谈 敏
人民陪审员 王惠民
人民陪审员 倪 健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代书 记员 冯荔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