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苏商终字第003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洪武路137号太平洋大厦1层、10层、11层。
负责人沈丹吉，该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唐浩，江苏华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爱中，江苏华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鸿翔钢结构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浙江省海宁市尖山新区闻澜路18号。
法定代表人戴建康，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黄晋，江苏仁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明荣，江苏仁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鸿翔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翔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宿中商初字第02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9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委托代理人唐浩、刘爱中，被上诉人鸿翔公司委托代理人黄晋、陈明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原审诉称：2012年11月19日，被保险人江苏力帛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帛公司）与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订立企业财产一切险保险合同，保险期间自2012年11月27日至2013年2月26日，保险金额17495.553552万元，每次事故免赔额为5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保险财产所在地为宿迁市经济开发区吴风路1号。2012年11月29日，被保险人力帛公司与鸿翔公司订立《建筑钢结构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11*29施工合同》），由鸿翔公司承接力帛公司的钢结构施工工程。2012年12月12日13时许，鸿翔公司电焊工虞某甲在电焊施工过程中，电焊渣飞落引燃力帛公司车间可燃物发生火灾，致力帛公司产生巨大损失。火灾发生后，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与力帛公司共同委托上海东太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太公估公司）对因火灾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最终认定损失为1367.611008万元，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扣除免赔率10%，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应付保险金1230.849908万元。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于2013年3月13日、8月6日分别向力帛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300万元、930.849908万元。另外，为确定房屋损失，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还向江苏建研建设工程质量安全鉴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研公司）支付房屋鉴定费9.5万元。上述损失合计1240.349908万元。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在支付保险赔偿款后依法获得保险人代位求偿权。虞某甲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应由鸿翔公司承担，故鸿翔公司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请求判令：1、鸿翔公司向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赔偿1240.349908万元；2、鸿翔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在原审庭审中明确，鸿翔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消防与安全义务，构成违约，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在本案中按照合同关系向鸿翔公司主张违约责任。
鸿翔公司原审辩称：一、鸿翔公司没有与力帛公司签订《11*29施工合同》。顾某某是鸿翔公司的项目经理，曾以鸿翔公司名义承建力帛公司经规划许可的钢结构厂房，但本案所涉钢结构施工合同是顾某某以个人名义私下受雇于力帛公司承建，且该工程未经规划部门核发规划许可证及施工许可证。虞某甲系顾某某手下电焊工。二、顾某某等人系受力帛公司雇佣搭建违法建筑，该建筑消防设施不全，施工现场堆放大量易燃物品，力帛公司对火灾造成的损失负有直接责任，对损失的扩大负有重要责任。起火原因在火灾事故认定书中表述不明，在火灾事故现场发现熔珠，而熔珠是电线短路的直接原因，因此，事故认定书没有将火灾的全部原因予以认定。综上，请求驳回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的诉请。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1月29日，力帛公司负责人钮某某与鸿翔公司第一项目部项目经理顾某某就力帛公司车间、废品仓库、蒸纱房钢结构工程签订《建筑钢结构工程施工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工程总造价165万元及分期付款事项。合同在消防与安全部分约定，力帛公司不得在施工场地及附近十米内堆放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无关人员不得进入施工区域，有权督促和检查鸿翔公司在施工过程中的安全、消防措施工作；鸿翔公司施工人员在施工过程中必须按建筑施工安全组织施工，明火作业前，应做好防范措施，若遇在有发生火险隐患可能的区域作业时，应事先书面与力帛公司联系，确认安全后方可作业，施工中安全由鸿翔公司自负，施工期间，鸿翔公司的施工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工厂的各项规章制度，禁止在厂区内吸烟。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力帛公司持有的合同文本上发包方由钮某某作为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力帛公司印章，顾某某持有的合同文本上发包方处仅有钮某某签字，没有加盖力帛公司印章。两份合同文本上承包方处均由顾某某作为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鸿翔公司第一项目部印章。
《11*29施工合同》签订后，顾某某安排刘某某组织人员施工，刘某某遂安排虞某甲等5人对案涉工程进行施工。2012年12月12日施工过程中，力帛公司倍捻2号车间厂房发生火灾，火灾造成厂房内部分机器设备、成品及半成品烧毁，厂房受损，无人员伤亡。2013年2月1日，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公安消防大队出具火灾事故认定书，经调查，对起火原因认定如下：起火时间为2012年12月12日13时10分许，起火部位为倍捻2号车间内西墙自南向北第四根横梁下方堆放的加捻丝部位。起火原因是电焊工虞某甲电焊过程中焊渣飞落引燃厂房内可燃物所致。
另查明：2012年11月19日，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与力帛公司订立财产一切险保险合同，约定：保险财产地址为宿迁市宿城经济开发区（南区）吴风路1号，营业性质为纺织业，保险金额17495.553552万元，保险期限自2012年11月27日0时起至2013年2月26日24时止，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5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案涉火灾事故发生后，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与力帛公司共同委托东太公估公司对力帛公司因火灾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定损金额1442.346003万元，残值金额49.735536万元，“房屋及建筑（含装修）”项的不足额保险比例为92.32%，最终确定理算金额1367.611008万元，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扣除免赔率10%，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应付保险赔偿金1230.849907万元。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于2013年3月13日、8月6日分别向力帛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300万元、930.849908万元。另外，为确定房屋损失，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还向建研公司支付房屋鉴定费9.5万元。
还查明：2009年9月17日、2010年1月23日、2010年5月23日、2011年5月23日，力帛公司（包括力帛公司更名前的江苏富丽华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丽华公司）与鸿翔公司分别签订《全钢结构工程承包合同》各一份，顾某某均作为鸿翔公司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字，合同上均加盖鸿翔公司合同专用章。案涉火灾事故发生后，2013年1月8日，力帛公司与鸿翔公司签订《全钢结构工程承包合同》一份，合同加盖鸿翔公司合同专用章，施某某作为鸿翔公司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字。
再查明：顾某某系鸿翔公司第一项目部项目经理。虞某甲在案涉火灾事故发生时与鸿翔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
本案原审争议焦点为：一、鸿翔公司是否承建了案涉力帛公司车间、废品仓库、蒸纱房钢结构工程，是否系《11*29施工合同》的相对方；二、案涉火灾事故的成因是虞某甲在电焊过程中焊渣飞落引发，还是鸿翔公司所主张的电线短路原因所致；三、力帛公司对案涉火灾事故的发生是否有过错，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四、如鸿翔公司应对案涉火灾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具体的赔偿数额。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本案中，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作为保险人在发生案涉火灾保险事故后已向力帛公司赔偿保险金，故在其赔偿金额范围内取得了向造成被保险人损失的第三者代位求偿的权利。对被保险人造成损失的基础原因并不局限于侵权行为，也包括因合同关系、第三者的其他行为等。根据查明的事实，公安消防部门经调查认定案涉火灾事故的起火原因是电焊工虞某甲在电焊过程中焊渣飞落引燃厂房内可燃物所致，而虞某甲的施工行为系履行《11*29施工合同》。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在本案中明确其依据合同关系代位向鸿翔公司请求赔偿，因此，首先需要审查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引发案涉火灾保险事故的《11*29施工合同》的合同相对方是否系鸿翔公司。原审法院认为，综合分析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所举证据，能够认定鸿翔公司并非《11*29施工合同》的相对方，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不能据此向鸿翔公司主张权利。具体理由如下：
一、顾某某订立案涉合同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虽然顾某某的身份系鸿翔公司第一项目部项目经理，但并非其在职期间以鸿翔公司名义履行的所有行为均系职务代理行为。
1、项目经理的职权范围应当在法律规定和企业授权范围之内。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施工单位的项目经理是指受企业法人委派，对工程项目施工过程全面负责的项目管理者，项目经理的常规性授权范围并不包括自行对外以公司名义承接工程。鸿翔公司所提供的其公司印章使用管理规定也能够印证这一事实。虽然鸿翔公司与力帛公司自2009年起就力帛公司钢结构厂房工程所签订的数份合同中，均系顾某某作为鸿翔公司委托代理人签字，但合同上同时加盖鸿翔公司合同专用章，应视为鸿翔公司对顾某某的明确授权，而《11*29施工合同》所加盖的并非鸿翔公司合同专用章，而是第一项目部印章。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鸿翔公司对顾某某作为第一项目部项目经理代表鸿翔公司签订《11*29施工合同》有具体性授权。
2、从力帛公司负责人钮某某和顾某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及其出庭证言来看，二人的陈述基本稳定，且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证明顾某某在与力帛公司签订案涉合同时主观上为了其自己的利益或者说为项目部员工的个人利益，而非鸿翔公司的利益。顾某某在火灾发生后的第二天即2012年12月13日赶到火灾事故现场，其在事发第一时间在公安机关所作陈述可信度较高。顾某某在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询问时明确陈述，案涉钢结构厂房是以其个人名义承建，不是鸿翔公司承建的前期厂房工程的尾期工程，以前的工程都是挂靠鸿翔公司承建，但这个工程没有挂靠。顾某某和钮某某均陈述双方在签订合同前的磋商过程中即已表明案涉工程未办理规划及施工许可证，由顾某某的项目部私下承接，不通过鸿翔公司财务走账，不开票，之所以加盖鸿翔公司第一项目部印章是为了力帛公司财务结算之便。
3、从力帛公司与鸿翔公司的交易惯例来看，也能够印证顾某某及钮某某二人的陈述。力帛公司及其前身富丽华公司与鸿翔公司自2009年起就力帛公司钢结构厂房建设工程签订多份合同，上述合同均采用一致文本，名为《全钢结构工程承包合同》，内容涉及税费发票等，鸿翔公司在合同上均加盖了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力帛公司也在合同上加盖了印章，而《11*29施工合同》与前述合同文本不同，内容未涉及税费发票事宜，与钮某某和顾某某关于不走公司财务、不开发票的陈述吻合，承包方一栏所加盖的系在此前及此后的合同中从未出现过的鸿翔公司第一项目部印章，而顾某某持有的合同文本上甚至未加盖力帛公司印章，与两公司之间前期合同签订惯例不符。
4、从力帛公司与鸿翔公司就前期工程的结算来看，大部分为汇款及承兑汇票，即便是由顾某某领取的现金也由鸿翔公司出具加盖财务专用章和发票专用章的收款收据入账，而没有证据表明案涉工程款的结算通过了鸿翔公司的财务账户。
二、顾某某订立案涉合同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虽然顾某某系以鸿翔公司名义签订案涉合同并在合同上加盖鸿翔公司第一项目部印章，但如前述分析，根据力帛公司负责人钮某某及顾某某的证言及其他证据，能够证明其二人在签订合同前的磋商期间即已表明案涉工程由顾某某的项目部私下承接，因此，力帛公司不具备构成表见代理的相对人所必须具备的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条件，所以顾某某以鸿翔公司名义订立案涉合同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
综上，鉴于顾某某以鸿翔公司名义与力帛公司订立《11*29施工合同》的行为既非职务代理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故鸿翔公司并非《11*29施工合同》的合同相对方，虞某甲受雇在履行该合同过程中的行为也并非代表鸿翔公司的职务行为，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不能据此合同代位力帛公司向鸿翔公司请求赔偿，对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6221万元由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负担。
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关于顾某某签订《11*29施工合同》行为并非职务行为的认定错误。首先，顾某某和钮某某在公安机关以及诉讼中的陈述前后矛盾，且其与案涉工程存在利害关系，故原审法院依据顾某某和钮某某在原审诉讼中的补充证言作为定案主要依据错误。且力帛公司于2013年7月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能够证明案涉施工合同是力帛公司与鸿翔公司签订的，钮某某并非力帛公司法定代表人，其诉讼中的陈述不能推翻力帛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其次，参与工程实际施工的虞某甲、虞某乙、赵某某、王某某、刘某某均与鸿翔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且与顾某某无雇佣关系，在公安机关陈述时，均认为其是代表鸿翔公司施工。二、即便顾某某不构成职务代理，也应构成表见代理。首先，案涉合同系顾某某以鸿翔公司名义签订并加盖鸿翔公司第一项目部印章。其次，力帛公司知晓鸿翔公司第一项目部及相应印章的存在。再次，力帛公司与鸿翔公司之前的施工合同均由顾某某作为鸿翔公司委托代理人签订。第四，之前的施工合同履行中，顾某某多次领取汇票和现金。第五，钮某某在2013年6月26日《谈话笔录》中陈述：“回来后我们发现他们公司盖的是鸿翔公司第一项目部的印章，因为和他们比较熟了，我们也没有计较。”可以表明钮某某认为案涉合同相对方是鸿翔公司。第六，顾某某在2012年12月13日江苏省宿迁市公安局宿城分局《询问笔录》中陈述：“况且力帛公司还差我三、四百万元钱没有付给我。”可见，顾某某将自己与鸿翔公司视为一体，可以推断钮某某也是如此认知的。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
鸿翔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顾某某以及钮某某的陈述并不存在前后矛盾，能够证明案涉工程系顾某某私下承接。二、如果案涉工程系鸿翔公司承建，火灾事故发生后，处理火灾事故的行政部门应向鸿翔公司作调查。相关行政部门未作调查，能够印证案涉工程并非鸿翔公司承建。三、参与案涉工程实际施工的虞某甲、虞某乙、赵某某、王某某、刘某某的陈述，均表明其系为顾某某施工。
二审中，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提交力帛公司于2013年1月29日出具的《权益转让书》一份，拟证明力帛公司在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之前，将向鸿翔公司的追偿权转让给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力帛公司在本案诉讼前即已认定火灾致害方是鸿翔公司，而非鸿翔公司第一项目部或者顾某某。
鸿翔公司对于该份证据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提出异议，认为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关于《权益转让书》形成于本案诉讼之前的主张无证据证明，且在处理火灾事故的行政部门未就致害人作出结论的情况下，力帛公司认定应向鸿翔公司追偿并无依据。
本院认为，因鸿翔公司对《权益转让书》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不予确认。且即便认可《权益转让书》真实性，内容与本案也无关联性，具体理由将在裁判理由部分加以阐述。
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江苏省宿迁市公安局宿城分局于2012年12月13日制作的《询问笔录》中，顾某某陈述：“这次其实是我帮力帛公司的忙的，这是小工程（案涉工程），所以就没有安全员了。”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公安消防大队于2012年12月13日制作的《询问笔录》中，顾某某陈述：“以前工程都是挂靠的，但是这个工程（案涉工程）没有挂靠。”该消防大队于2012年12年14日制作的《询问笔录》中，顾某某陈述：“合同模板是我提供的，我已经签过字和盖过项目部的章。”顾某某原审出庭作证陈述：案涉工程系以其个人名义承接，因为是违章工程；钮某某知道案涉工程由顾某某私下承接，当时钮某某称不要发票，要求顾某某私下帮忙施工。
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原审提交2013年6月26日向钮某某《谈话笔录》一份，载明：钮某某陈述，“我们公司与鸿翔公司履行了第三份合同了，项目经理是顾某某。这个合同是我公司和顾某某先签字，然（后）顾某某带着全部合同去回公司盖章，回来后我们发现他们公司盖的是鸿翔公司第一项目部的印章。因为和他们比较熟了，我们也没有计较。”钮某某原审出庭作证称：钮某某与顾某某商谈确定案涉工程由顾某某私下承接；案涉工程款不经过鸿翔公司；之前的施工合同均要加盖合同专用章，并注明税费、发票等事项，但案涉合同是私下承接，故未注明上述事项；要求顾某某回去盖章，目的是为财务结算方便；顾某某持有的合同文本没有力帛公司印章，之前与鸿翔公司签订合同均是力帛公司先盖章，鸿翔公司后盖章，但案涉工程是私下承接，故力帛公司无需盖章。
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原审中提供力帛公司于2013年7月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载明：“我公司（力帛公司）于2012年11月29日与鸿翔公司的项目经理顾某某先生签订了《建筑钢结构工程施工合同》，然后顾某某回公司去盖章，后来他拿回了合同。2012年12月12日，我公司的厂房在修复工程是与鸿翔公司订立的，顾某某还是他们公司的项目经理。”
鸿翔公司原审中提供力帛公司于2013年12月2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我公司（力帛公司）因生产需要建设废品仓库等钢结构工程，委托顾某某承建，因废品仓库等未经宿迁市规划局规划，在鸿翔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我公司与顾某某个人经私下协商在2012年11月29日签订建筑钢结构工程施工合同一份，该合同非正式合同，未盖合同专用章。”
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顾某某订立《11*29施工合同》的行为是否是履行鸿翔公司职务行为；二、顾某某行为如不属于职务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
本院认为：一、顾某某签订《11*29施工合同》行为并非履行鸿翔公司职务行为。顾某某作为鸿翔公司第一项目部项目经理，以鸿翔公司名义对外签订施工合同是否构成职务行为，适用的应是代理制度，须有鸿翔公司的明确授权。但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顾某某签订《11*29施工合同》具有鸿翔公司明确授权，故顾某某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至于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二审庭审中关于按照鸿翔公司印章使用管理规定，项目部印章由鸿翔公司统一管理、加盖第一项目部印章表明鸿翔公司已授权的主张，因该印章印文仅为“鸿翔公司第一项目部”，从印文不能得出加盖此印章即为有鸿翔公司明确授权的结论，故该主张不能成立。
二、顾某某签订《11*29施工合同》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可见，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应当出于善意无过失。本案中，力帛公司并非善意无过失地相信顾某某有代理权。
（一）力帛公司知晓案涉工程系顾某某私下承接，并非善意无过失。力帛公司及其前身富丽华公司与鸿翔公司于《11*29施工合同》签订之前订立的四份施工合同以及于2013年1月8日签订的施工合同名称一致、文本一致、内容均涉及税费发票、加盖的均是鸿翔公司合同专用章，而案涉施工合同与前述合同文本不同、名称不同、未涉及税费发票事宜、加盖的是鸿翔公司第一项目部印章，且顾某某关于案涉工程系以其个人名义承接的陈述前后一致，加之顾某某持有的案涉合同文本未加盖力帛公司印章，均可以与钮某某在原审庭审中关于案涉工程由顾某某私下承建、不通过鸿翔公司财务走账、无需加盖力帛公司印章的陈述，以及顾某某关于案涉工程不开票、合同模板由其提供、钮某某知道案涉工程由顾某某私下承接的陈述相互印证。因此，可以认定钮某某作为力帛公司签订案涉施工合同的委托代理人，知晓顾某某私下承接案涉工程。而赵某某、刘某某、虞某甲、虞某乙、王某某仅是工程实际施工人员，并未参与合同签订，其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不能证明案涉工程系鸿翔公司承建。至于顾某某关于案涉合同是否签订事实的陈述，因与其关于案涉工程由其私下承接的陈述并无关联，故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关于顾某某就案涉合同是否签订事实的陈述前后矛盾、其陈述及证言不应采信的主张不能成立。此外，即便认可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于2013年6月26日向钮某某所作《谈话笔录》的真实性，同时亦认可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二审提交的《权益转让书》真实性，以及力帛公司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存在矛盾之处，但钮某某上述陈述以及力帛公司出具的上述证明材料的证明内容并无其他证据相印证。
（二）即便力帛公司并不知晓顾某某私下承接工程，但力帛公司对案涉合同相对人身份也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首先，从项目经理职权看。项目经理系指受企业法定代表人委托对工程项目施工过程全面负责的项目管理者，以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代表身份自理与所承担的工程有关的内外部关系，受委托签署有关合同，但并无代表建筑企业对外承接工程的常规职权。本案中，《11*29施工合同》的签订主体系作为鸿翔公司第一项目部项目经理的顾某某，加盖的也是鸿翔公司第一项目部印章，力帛公司理应予以注意，且亦有能力作必要核实。
其次，从交易惯例看。力帛公司及其前身富丽华公司与鸿翔公司在《11*29施工合同》之前订立的四份施工合同所形成的交易惯例是，鸿翔公司由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鸿翔公司合同专用章。而案涉施工合同加盖的却是鸿翔公司第一项目部印章，不符合交易惯例，力帛公司也应予以注意。由此也可见，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关于力帛公司与鸿翔公司之前的施工合同均由顾某某作为委托代理人签订、案涉施工合同符合交易惯例的主张不能成立。
再次，关于钮某某的陈述。即便认定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委托代理人于2013年6月26日向钮某某所作《谈话笔录》内容真实，钮某某关于“回来后我们发现他们公司盖的是鸿翔公司第一项目部的印章、因为和他们比较熟了、我们也没有计较”的陈述，也恰印证了力帛公司对相对人身份应予注意却未作必要核实，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关于钮某某上述陈述能够证明顾某某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主张不能成立。至于钮某某于2012年12月14日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关于“钮某某让顾某某的公司做的，以前钮某某这里的厂房都是顾某某做的”陈述，即便表明钮某某在陈述时将顾某某与鸿翔公司混同，也并不表明力帛公司可以不针对合同相对人身份作必要核实。
第四，关于力帛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权益转让书》。力帛公司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内容矛盾，即便认可力帛公司于2013年7月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真实以及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二审提交的《权益转让书》真实性，该《情况说明》及《权益转让书》也仅是力帛公司的认知，并不能证明力帛公司签订案涉合同时善意无过失。
第五，关于五名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员的陈述。即便赵某某、刘某某、虞某甲、虞某乙、王某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能够指明案涉工程承建方，也仅表明施工过程中顾某某具有代理权表象，但并不免除力帛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对合同相对人身份的注意义务。
综上，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关于顾某某签订《11*29施工合同》行为是履行鸿翔公司职务行为，以及即便不属于职务行为，也构成表见代理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9.6211万元，由太平洋财保南京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建功
代理审判员 杨 艳
代理审判员 李 荐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七日
书 记 员 刘尚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