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一终字第36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耀森，男，1949年9月20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惠芳，女，1957年9月18日出生，汉族。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启军，广东金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韩志旅，男，1951年4月有17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国兰，女，1965年10月9日出生，汉族。
原审第三人：叶立有，男，1963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
原审第三人：幸水得，男，1947年7月9日出生，汉族。
原审第三人：潘伦，男，1968年3月29日出生，汉族。
原审第三人：何裕华，男，1970年8月6日出生，汉族。
原审第三人：麦铁中，男，1946年1月16日出生，汉族，同时系原审第三人何裕华与潘伦的委托代理人。
原审第三人：郑东安，身份不详。
上诉人邵耀森、梁惠芳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1）穗海法民一初字第9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2年11月1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西街居民委员会向鹭江小区各住户发布通知，载明“原鹭江小区物业管理撤出，由鹭江社区居民委员会牵头，由鹭江小区业主委员会暂时管理”。2005年，丁国兰受鹭江小区业主自管组（以下简称自管组）聘用任小区专职收费员，工资亦由自管组支付，其工作由自管组分配并向自管组负责。2005年10月20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鹭江社区居民委员会发布公告，载明“小区的各项收费工作，由小区值班管理员：麦添成、王寿银、丁国兰负责收费。执行当天收费、当天结算，金额交给小区业主自管组成员邵耀森监管……”原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均确认，丁国兰的工作流程为：丁国兰向邵耀森领取有邵耀森个人印章及自管组公章的空白收据，并向小区业主进行收费。收费项目及金额由丁国兰在收据中进行填写，并由丁国兰签名后将收据交换给邵耀森。双方实行每天交钱、每月结账的方式。收据一式三联，除第二联交缴款人外，一、三联均由邵耀森持有，丁国兰代收款项也由邵耀森进行管理。邵耀森、梁惠芳称，丁国兰缴纳的款项均经双方核对并在笔记本签名确认，笔记本由邵耀森、梁惠芳持有。因笔记本记载的款项与上述收据第一联记载的金额产生差额，故邵耀森、梁惠芳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法院于2011年7月28日作出（2011）穗海法民一初字第955号民事裁定书，认定以邵耀森及梁惠芳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非适格主体为由驳回邵耀森、梁惠芳起诉。邵耀森、梁惠芳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1年11月作出（2011）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652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自管组不具备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本案在邵耀森提起诉讼后，应追加自管组其他成员参加诉讼，故依法指令原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原审诉讼中，原审法院依法追加自管组成员叶立有、幸水得、何裕华、潘伦、麦铁中、郑东安等六人到庭参加诉讼，但他们以邵耀森、梁惠芳对丁国兰的起诉并无真凭实据为由，拒绝以原告身份到庭参加诉讼；但其表示，不放弃诉讼权利，且愿意向法庭陈述所知事实，故要求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此外，自管组成员郑安东拒绝到庭，原审法院亦无法通过其他途径查实其身份信息。
邵耀森、梁惠芳向原审法院起诉称，鹭江小区于2002年11月由业主推举成立由七人组成的小区业主自管组，邵耀森担任自管组负责人。丁国兰受邵耀森委托，自2005年8月开始负责向小区业主收取管理费及水电费，并经邵耀森、丁国兰双方签名认可当月实际所收总款后，由丁国兰将所收款项转交邵耀森，再由邵耀森向有关水、电部门代业主缴纳相应水电费及小区日常开支等。自2005年8月至2009年12月31日，丁国兰在邵耀森处领取收款收据519本，收取水电费、管理费1925932.3元，但只交回1880525.1元；另丁国兰代收小区居民其他总电房维修费、清理化粪池费用4789.7元，两笔未交还款项共计50196.9元。梁惠芳系邵耀森妻子，受邵耀森委托与丁国兰对其收取款项予以核算。起诉请求丁国兰向其返还自2005年8月至2009年12月其收取的款项50196.9元。本案受理费由丁国兰承担。
丁国兰在原审辩称，不同意邵耀森、梁惠芳的诉讼请求。其担任鹭江小区收费员期间，代收款项均定期与邵耀森、梁惠芳核对、交接，包括小区收费单据、收费记录等，其手中未留任何收费底单。邵耀森起诉的收据登记并无标明其拖欠费用，款项交收最后梁惠芳亦写明2010年1月19日多项钱账结清，并附有签名。至于电房维修、清渠、运粪等费用是从每户已缴的物业管理费中支出，现再以此名目收费，受到部分住户的质疑，有违规之嫌，邵耀森把自己认为应收费而未收部分强加其头上不合理。其无收费存根，无法核实。邵耀森、梁惠芳主张其欠款缺乏事实依据。
原审第三人麦铁中、叶立有、何裕华、幸水得、潘伦共同陈述意见称，他们均是自管组成员，聘请丁国兰做收费员。邵耀森与丁国兰一直采取日结和月结两种制度。按照日结制度，丁国兰每日都要和梁惠芳就代收的水电费进行结算，如果丁国兰存在私扣水电费的问题，应该很快就能发现。但他们从来没听邵耀森说过此事。2010年邵耀森要辞退丁国兰，自管组其他成员不同意，邵耀森才说丁国兰扣下代收水电费20多万元没有上交。因此，他们要求查账。此事经过街道和居委会协调但没有结果，邵耀森拒绝对账目进行审计。他们一直要求邵耀森与丁国兰各留一份收费底单，但丁国兰手中没有保留底单，所有账目都由邵耀森管理。他们作为自管组成员，对其管理的账目完全不知情。他们不同意对丁国兰的诉讼。根据邵耀森提交的账目，其与丁国兰在2009年10月以前的账目已经结清。
原审第三人郑东安没有提交答辩意见及证据。
原审法院认为，邵耀森、梁惠芳于2011年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丁国兰返还2005年至2009年的代收款项差额。丁国兰与邵耀森、梁惠芳在实际工作中，实行每天交钱、每月结账的方式，如丁国兰存在少缴费用的情况，邵耀森、梁惠芳应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及时发现。但邵耀森、梁惠芳在长达六年的时间内并未就此提出异议，亦无证据证实其向自管组其他成员或相关部门反应过相关情况并进行追讨；其次，丁国兰收取的费用及记载费用的凭证均由邵耀森、梁惠芳保管，丁国兰无任何单据存留，无法与邵耀森、梁惠芳主张的事项及金额进行核对，邵耀森、梁惠芳在使用笔记本与丁国兰核对账目并签名确认的同时，尚有其他单据记载丁国兰交钱的金额，故笔记本记载内容并非丁国兰向邵耀森、梁惠芳交款的唯一凭证；且笔记本由邵耀森、梁惠芳自行制作并保管，部分账目的更正亦不清楚是否经邵耀森、梁惠芳与丁国兰协商一致进行修改。同为自管组成员的第三人均不认可丁国兰存在欠费未交的情况。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邵耀森、梁惠芳并无充分的证据证实丁国兰欠款的事实，邵耀森、梁惠芳应因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邵耀森、梁惠芳的主张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判决：驳回邵耀森、梁惠芳的全部诉讼请求。
判后，邵耀森与梁惠芳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原审判决错误。一、原审适用法律错误，颠倒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导致裁判错误。原审以“原告无充分的证据证实被告欠款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驳回其诉讼请求是错误的。1、邵耀森与梁惠芳已提供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丁国兰应返还收取的款项50196.9元，完成了举证责任。2005年8月到2009年12月，丁国兰共从邵耀森处领取了519本三联单收据用于收费。该收据显示丁国兰经手收取费用1925932.30元。邵耀森与梁惠芳收到丁国兰交回款项1880525.10元。在原审时，邵耀森与梁惠芳提交了519本收据凭证证明丁国兰收费数额的原始证据，也提交了双方共同签字确认的丁国兰交回所收款项的原始证据，完成了举证责任。2、丁国兰应对已收款项交还给邵耀森与梁惠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合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邵耀森与梁惠芳聘用丁国兰收费，双方形成了聘用合同关系。邵耀森与梁惠芳向丁国兰支付聘用报酬是其合同义务，丁国兰向住户收取各项费用后，向邵耀森与梁惠芳交回所有款项是其合同义务。丁国兰对是否交回所收款项以及交回款项数额多少应承担举证责任。原审将“交还多少款项”应属于丁国兰的举证责任强加给了邵耀森与梁惠芳，颠倒举证责任，且忽视邵耀森与梁惠芳的证据效力。二、原审依据推测与丁国兰单方陈述事实定案，丧失法律的公平、公正。1、原审单方推测邵耀森与梁惠芳在六年内没对丁国兰少缴费用提出异议。邵耀森与梁惠芳严格控制收费收据的领取、使用，采取日结和月结方式，从制度上严格监管控制收费及时上缴。最初丁国兰还能按时全额交还所收款项，后期就迟延和拖欠代收款项。为了追回欠费，2008年11月邵耀森与梁惠芳停发丁国兰的工资。丁国兰找到凤阳街鹭江社区居委会投诉解决。为维护和谐居委会要求邵耀森与梁惠芳先发放丁国兰的工资，再由丁国兰返还欠款。邵耀森与梁惠芳发放丁国兰的工资后，丁国兰却没有返还欠款。2、原审采纳丁国兰和第三人的单方陈述认定案件，显失公正。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供其他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丁国兰陈述“自己没有任何单据存留”，第三人陈述“不认可丁国兰欠费的情况”的主张，没有其他证据的支持，却被原审作为定案的依据。三、原审判决令长期热衷公益事业的邵耀森与梁惠芳心寒，让侵占公众利益的丁国兰逍遥法外，产生了恶劣的社会效果。涉案鹭江小区是农用地，至今未改变用地性质，原开发商“南方国际科工贸”下落不明，全小区325户居民用水、用电只有一个总表计量收费，每月供水局、供电局只按总表实际使用量收费。小区属临水临电，一户不按时交费就会导致全区停水停电。2002年10月底，该小区物业停水停电并欠水电费107万余元。当地政府指导业主自管，邵耀森与梁惠芳与第三人成立自管组接手小区，不领取劳动报酬，义务负责小区集资复电、管理小区水、电、卫生、治安等日常事务。邵耀森作为自管组负责人，从1997年至今一直在小区居住。梁惠芳与邵耀森是夫妻，丁国兰是邵耀森聘用的收费员，每月领取1100元劳动报酬。邵耀森与梁惠芳每日和每月底都要与丁国兰交接结算现金，整理账目。从2002年11月至2010年7月期间都是免费作义工。丁国兰欠交水电费用，为了不让全小区几百户业主停水停电，都是由邵耀森与梁惠芳垫付水电费。邵耀森与梁惠芳垫付的40余万元至今没有收回。2010年7月后邵耀森不再作为自管组负责人，小区由他方管理，已欠水电费160万元，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据此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丁国兰向邵耀森与梁惠芳返还2005年8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收取的款项50196.9元；3、丁国兰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丁国兰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对方的陈述都不是事实。其收费期间，每天与邵耀森对收费结账，每月结总账，其手上什么单据都没有，其签字的账本都是由邵耀森与梁惠芳保管，邵耀森当时就说账目由他保管，有什么事由他负责。后来丁国兰要求邵耀森将缴费底单留给她，但邵耀森不理。邵耀森与梁惠芳以不发工资相要挟，迫其离开。在街道和派出所处理涉案纠纷时，其要求审计，邵耀森不同意。
原审第三人麦铁中、叶立有、何裕华、幸水得、潘伦等陈述意见称，邵耀森与梁惠芳主张因为丁国兰截留款项而停发其工资不是事实，当时收费不足，需要用钱先交水电费，全小区的授薪人员都没有发工资。丁国兰收费是日交月结的，如果这6年来丁国兰有截留费用，邵耀森与梁惠芳不可能不提出异议，但是，邵耀森与梁惠芳在6年中从没有提出异议。当丁国兰要求保留收费单据存根时，邵耀森就辞退丁国兰。丁国兰要求留收费存根是正确的。在小区财产上有纠纷，自管组要求邵耀森与梁惠芳交出账目，由第三方进行审核或审计，但邵耀森不同意。邵耀森与梁惠芳虚报水、电费，在2011年以电压不够为由，骗取小区住户的钱财。供水部门还发来律师函，称小区从2009年就没有交费。现小区由居委会管理。邵耀森称其垫付水电费等事实不属实。
原审第三人郑东安没有到庭陈述意见。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丁国兰将所收款项交回给邵耀森与梁惠芳时，经双方核对，除了在笔记本上有双方签名确认的款项外，另有数十张“大城小厨美食酒廊海鲜单”上有双方签字确认的款项。在笔记本“备注”一栏上有梁惠芳个人填写的内容。
在2011年6月28日原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开庭审理时，邵耀森与梁惠芳主张其与丁国兰每天结算一次，后来丁国兰有时几天才结账，有时候只把单给他，钱没有当天给他们；从2008年11月16日才开始这种情况；2008年11月16日前双方都已签名结算完毕。在邵耀森与梁惠芳提交的笔记本证据中，最后一页记载有“2009年12月尚欠的47份（单据），金额5263.20元，于2010年1月19日全部结清”的内容，有梁惠芳与丁国兰签名。
在本院审理过程中，邵耀森与梁惠芳为证明其上诉主张，申请伍凤章、李树佳、李杰余与杨那顺等证人出庭作证。伍凤章作证称，其在丁国兰之后在涉案小区做收费员；每天都要要在小区收费，当天收的钱，当天晚上就要上交邵耀森结算，钱和收费单核算后，在大（笔记）本里登记并由双方签名；如果住户不交齐钱，其就不会收住户的钱，其收的钱都按日核算的；对于以前丁国兰是否有收费没有交给邵耀森不清楚。证人李树佳作证称，小区是自管组的邵耀森在管理，进行收费和维修工作，原审第三人是自管组成员，但没见他们管理小区；听说过丁国兰收了水电费没有交给邵耀森，他们怎么交接费用其不清楚，也没有亲眼见过。证人李杰余看到丁国兰去邵耀森的店铺交钱；麦先生（麦铁中）让丁国兰不要交费给邵耀森，具体时间不记得；听说过丁国兰有欠费的问题；收费员收费后交费给邵耀森需要在（笔记）本在签名；听说丁国兰没有交钱，所以邵耀森不给她发工资；见到丁国兰拿单据来交给邵耀森，但没有交钱。证人杨那顺作证称，邵耀森在自管组管钱，其他自管组成员很少管理；丁国兰当天收的钱，都是先拿单据，但是没有交钱；有一段时间因为丁国兰回家过年，没有上班，所以邵耀森没有给她发工资；收费员收钱后，到邵耀森的店铺交费。丁国兰对上诉证人证言质证称，不确认四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证人称其只交收费单，而不交钱给邵耀森不属实，如果其只交收费单而不交钱，邵耀森或梁惠芳不可能核实签字。麦铁中等原审第三人对上述证人证言陈述意见称，这四位证人与邵耀森一起长期拒绝交水电费和物业管理费；伍凤章曾收费也是邵耀森私自聘请的，自管组其他成员都不同意；杨那顺与伍凤章是夫妻关系；李杰余长期与自管组有矛盾；李树佳与邵耀森曾欺骗麦铁中交电压稳定费。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丁国兰是否应返还邵耀森、梁惠芳自2005年8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代收小区水电费等款项差额。丁国兰在收费期间，实行每日交钱、每月结算的方式，双方对其收费均已进行核算并确认，且丁国兰向邵耀森交回了所有收费单据。现邵耀森、梁惠芳主张丁国兰在收费期间有代收款项差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邵耀森、梁惠芳应对其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首先，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与本案事实，丁国兰在实际工作中，实行每日交钱、每月结账的方式，并且双方对丁国兰的收费情况均已签字确认，由此可以认定双方对收费已进行了核算结清。如果丁国兰存在代收款项有差额的情形，邵耀森、梁惠芳应该能够在短时间内及时发现，并向丁国兰提出异议，但邵耀森、梁惠芳在长达六年多的时间内并没有就此提出异议，亦没有证据证实其向自管组其他成员反映或者寻求其他途径进行追讨。邵耀森与梁惠芳主张在2008年11月曾以丁国兰欠交费而停发其工资，但没有足够证据证实。直至2011年5月31日邵耀森与梁惠芳才提起本案诉讼。很显然，邵耀森与梁惠芳的诉讼主张不符合生活常理。其次，丁国兰在收费后，将收取的费用及记载收费的凭证等证据均交给邵耀森、梁惠芳保管，丁国兰没有任何收费单据存留，现在无法与邵耀森、梁惠芳主张的事项及金额进行核对。记载丁国兰交费情况的笔记本由邵耀森、梁惠芳自行制作并保管，部分账目的更正亦不清楚是否经邵耀森、梁惠芳与丁国兰协商一致后修改，梁惠芳亦认可在笔记本“备注”一栏上有其个人填写的内容。且记载邵耀森、梁惠芳与丁国兰核对收费账目的，除了笔记本外，还有其他单据记载丁国兰交费的情况。因此，在双方对丁国兰收费已经签名确认，且丁国兰已没有持有任何收费单据的情况下，邵耀森与梁惠芳提供的其持有的收费单据、笔记本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再次，丁国兰受自管组的聘请从事小区收费工作，但是，麦铁中等其他自管组成员均否定丁国兰有欠费不交的事实，在2010年以前也没有听邵耀森说过丁国兰有收费不交的情形。最后，对于邵耀森与梁惠芳在本院审理过程中申请证人作证。本院认为，第一，邵耀森与梁惠芳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没有申请这些证人出庭作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已经过了举证期限。第二，即使该证人证言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这四位证人的证言内容亦不能证明邵耀森与梁惠芳的上诉主张。因此，邵耀森、梁惠芳没有足够证据证实丁国兰有代收款项差额未交回的事实，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邵耀森与梁惠芳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1055元，由上诉人邵耀森与梁惠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 琳
审判员 陈 丹
审判员 刘小鹏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日
书记员 林颖敏
曾凡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