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8民终3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希理，男，1962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荆门市掇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峰，湖北中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明学，湖北兴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福元，男，1969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沙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颖，女，1992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沙洋县，系周福元之女，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静，湖北同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荆门鑫星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荆门市掇刀区白庙街办江山村四组（荆门化工循环产业园），组织机构代码79879447-8。法定代表人：李鑫，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鑫，男，1970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荆门市东宝区。上诉人王希理与被上诉人周福元、荆门鑫星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星能源公司）、李鑫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2017）鄂0802民初22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希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峰、周明学，被上诉人周福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颖、郭静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鑫星能源公司及李鑫，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此次庭审中，王希理补充提交了新证据，为此，本院于2018年5月31日至荆门市看守所，将证据交由李鑫质证。经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希理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周福元的诉讼请求；2、判令周福元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李鑫代周福元持有鑫星能源公司股权的事实不能成立。1、周福元与李鑫于2010年10月14日签订的入股协议，是周福元出资50万元入股湖北鑫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星科技公司），并非本案的鑫星能源公司。2、一审法院认定李鑫向周福元转让股权，收款人应当为李鑫，但收据却由公司出具，不符常理。3、一审法院认定该50万元用于鑫星能源公司的增资，但另一案件的当事人李琴陈述，2010年12月1日的增资资金来源于会计事务有限公司的垫资。4、证人李某与李鑫系堂兄弟关系，周福元与李鑫系朋友关系，证人与本案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且证人证词存在虚假和矛盾之处，表现为：李某称2010年筹备注册鑫星科技公司，但因该名称被他人注册而未能设立该公司。但根据工商企业信息查询，至今没有人注册鑫星科技公司。5、一审法院于2016年7月11日即裁定拍卖李鑫持有的鑫星能源公司的股权，但直至2017年8月周福元才提出执行异议，如确由李鑫代持股，则李鑫应直接向一审法院说明代持股的情况，而非待挂网拍卖股权时才由周福元提出执行异议。二、一审法院根据李鑫出具的声明推定王希理知晓周福元系鑫星能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及周福元与李鑫之间存在代持股关系，于法无据。周福元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李鑫代周福元持有鑫星能源公司股权正确。1、周福元一审提交的收据和转账凭证，可证明其已完成出资，收款人李某、李鑫对该事实也予以认可。2、王希理不是善意第三人。王希理以债转股的形式成为鑫星能源公司股东，在其进入公司之前，李鑫已向其明确告知代他人持有股权的事实，此时王希理仍愿意入股鑫星能源公司，应视为其对李鑫代持股的认可。3、由李鑫代持股的部分人员在鑫星能源公司任职，其中易庭玉、徐刚系公司监事，作为公司管理层多次参加公司会议，在会议上也提及李鑫代持股的事实，一审时周福元提交的会议记录及证人证言均可证明。李鑫、鑫星能源公司未予答辩。周福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李鑫持有的鑫星能源公司的股权中有70万元系为周福元代持股权，对王希理的执行申请不予执行；2、请求判令鑫星能源公司将周福元登记为股东，并确定出资额。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鑫星能源公司于2007年4月27日注册成立，原注册资金为50万元，其中李鑫出资30万元（占股60%），王金荣出资20万元（占股40%）。2010年12月1日，鑫星能源公司申请增资到1000万元，股东变更为李鑫、李某，其中李鑫出资800万元（占股80%），李某出资200万元（占股20%）。2012年5月9日，工商部门核准鑫星能源公司变更投资人和股权，变更后李鑫出资600万元（占股60%），任执行董事，王希理出资400万元（占股40%），任总经理。2010年10月，李鑫和李某筹备成立鑫星科技公司。2010年10月14日，李鑫（甲方）与周福元（乙方）签订一份入股协议，内容为：“……二、甲方作为乙方代理人，将乙方所出资金入股鑫星科技公司，股权所获收益全部由乙方所得。三、乙方自愿出资伍拾万元入股鑫星科技公司，入股金额以公司收据为准（此收据出资人、代理人各执壹份）。四、乙方入股资金不得随意退出，如有特殊情况需退出或转售给第三方，必须征得代理人和公司的同意。……”同日，周福元向李某账户转款50万元，李某向周福元出具一张收据，记载“今收到周福元股金湖北鑫星科技股权有限公司金额伍拾万元”。2011年6月28日，周福元向李某账户转款193000元，李某作为经手人向周福元出具一张收据，记载“今收到周福元股金贰拾万元整荆门鑫星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并加盖鑫星能源公司公章。一审法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王希理与被执行人李鑫合伙纠纷一案时，于2016年6月2日作出（2016）鄂0802执337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冻结了李鑫在鑫星能源公司60%的股权份额；2016年7月11日，作出（2016）鄂0802执337号之六执行裁定书，裁定对上述股权份额予以拍卖。周福元以其为李鑫名下隐名股东为由提出执行异议，要求中止对上述股权的执行。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17日作出（2017）鄂0802执异6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驳回周福元的异议请求。周福元不服该裁定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李鑫是否为周福元在鑫星能源公司代持股权；二、若李鑫代持周福元股权，王希理对此是否知情；三、周福元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执行李鑫代持的归其所有的股权是否有依据；四、周福元请求鑫星能源公司将其登记为股东及确定出资额是否有依据。本案因王希理申请执行诉争股权，当事人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股东取得完整无瑕疵的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须符合两个要件，即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实质要件是以出资为取得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形式要件是对股东出资的记载和证明，是实质要件的外在表现，形式要件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涉及交易第三人时对善意的保护。一般情况下，取得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是统一的，但也存在例外情形，例如登记出资人与实际出资人不一致时，此时即涉及隐名股东资格确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可见，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判断隐名投资的股权归属应以实际出资为依据，即实际出资具有推翻形式登记的内部效力。从公司股东的外部债权人来看，由于股权登记具有公示效力，隐名股东不得以其实际出资对抗名义股东外部善意的债权人。本案处理的关键即在于周福元是否具有实际出资人的身份，以及周福元能否以其享有诉争股权的出资人权益对抗名义持股人李鑫的债权人王希理的执行行为。关于李鑫是否为周福元在鑫星能源公司代持股权的问题。周福元和李鑫均主张双方存在代持股权合同关系。周福元提交了转账凭证、收据、入股协议予以证明。从50万元的收据和入股协议看，李鑫与周福元在2010年10月14日达成了由周福元出资50万元入股拟成立的鑫星科技公司的协议，周福元履行了付款义务。鑫星能源公司原股东李鑫、李某均陈述，因鑫星科技公司未能注册成立，二人将筹集的鑫星科技公司的股金全部转入鑫星能源公司。从之后鑫星科技公司未成立以及鑫星能源公司于2010年12月1日增资的事实看，鑫星能源公司增资的资金应该部分来源于鑫星科技公司筹集的股金。即虽然李鑫与周福元协商由李鑫代理持有周福元在鑫星科技公司股权，但实际上李鑫将周福元对鑫星科技公司的出资款增资于鑫星能源公司。从2011年6月28日的20万元收据看，此收款行为发生在鑫星能源公司增资完成后，股东出资是股东（包括发起人和认股人）在公司设立或者增加资本时，为取得股份或股权，根据协议的约定以及法律和章程的规定向公司交付财产或履行其他给付义务，故周福元的该转款行为不属于对鑫星能源公司的直接出资。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以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可见，股东可以转让出资，受让人支付对价受让股东转让的出资后，可以取得对公司的出资人身份。本案中，鑫星能源公司出具的20万元的收据明确载明系“股金”，原鑫星能源公司股东李鑫、李某均认可周福元持有鑫星能源公司出资额70万元对应的股权，故该20万元的转款应为周福元受让李鑫持有的鑫星能源公司出资，即属于周福元通过受让方式完成对鑫星能源公司出资，该转让出资行为获得另一股东李某认可，转让行为有效。周福元的两次出资未记载于鑫星能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系对鑫星能源公司的隐形出资。同时，结合三份会议记录来看，2017年7月6日的会议记录显示，周福元参加会议并发表意见“我在厂已几年……我的要求按2015年的模式经营，不然我们小股东退出”，可以认定周福元以鑫星能源公司股东身份参加了公司的管理活动，即周福元具有实质上的鑫星能源公司股东身份。鑫星能源公司在收取周福元70万元时，周福元具有出资入股鑫星能源公司的意思表示，鑫星能源公司出具收款收据，视为鑫星能源公司同意周福元入股。综上，李鑫与周福元之间存在代持鑫星能源公司股权的合同关系。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故该合同为有效合同。周福元已依据该合同履行了出资义务，理应享有投资人的相关权利。故一审法院对于周福元要求确认李鑫持有的鑫星能源公司的股权中有70万元对应的出资额系为周福元代持股权的诉请予以支持。关于王希理对李鑫代持周福元股权的事实是否知晓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从周福元以股东身份参加的2017年7月6日会议记录看，王希理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显然，王希理明知并认可周福元是鑫星能源公司实际出资人即隐名股东，并且周福元一直在参与鑫星能源公司管理经营。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王希理对周福元的实际出资人身份以及李鑫代持周福元股权的事实是明知的。关于周福元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执行李鑫代持的属其所有的该部分股权是否有依据的问题。周福元主张，王希理对于李鑫代持其股权，以及周福元一直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事实明知，不属于善意第三人，周福元有权以实际出资对抗王希理对李鑫持有的股权的执行行为。一审法院认为，股权代持协议系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关于出资权利义务的约定，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该协议仅在当事人之间具有效力。对外而言，股权登记具有公示公信力，隐名股东对外不具有公示股东的法律地位，不得以内部股权代持协议有效为由对抗外部债权人对显名股东的正当权利。此处的“外部债权人”应为善意债权人，即债权人对于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的代持股权行为不知情，只有如此，外部债权人对于股权公示信息的信赖才是合理的。本案而言，对于诉争的70万元出资对应的鑫星公司股权，李鑫是名义出资人，即显名股东，周福元为实际出资人，即隐名股东。入股协议属于显名股东李鑫与隐名股东周福元之间的股权代持合同，该协议在李鑫和周福元之间发生法律效力。王希理系显名股东李鑫的债权人，其与李鑫同为鑫星能源公司股东，对于周福元系实际出资人以及李鑫持有的股权中包含代持的周福元部分股权的事实是明知并认可的，即王希理对于登记在李鑫名下的股权的信息是有充分认识的，故王希理不属于善意的债权人，进而，周福元可以以有效的股权代持协议对抗王希理对李鑫持有的本案诉争部分股权的强制执行行为。因此，对于周福元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执行李鑫代持的归其所有的股权的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周福元请求鑫星公司将其登记为股东并确定出资额是否有依据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换言之，实际出资人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须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该条所规定的“公司其他股东”应指代持股权的显名股东之外的其他登记股东。本案中，鑫星能源公司登记股东为李鑫和王希理，因李鑫代持周福元股权，其不能行使对该事项的表决权，王希理明确表示不同意将周福元登记为股东和确定出资额，故周福元的该项请求不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条件，不予支持。综上，周福元与李鑫之间的入股协议有效，周福元请求确认李鑫持有的鑫星能源公司的股权中有70万元出资额对应股权系为周福元代持股权，并不得执行该部分股权的诉请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周福元要求鑫星能源公司将其登记为股东并确定出资额没有依据，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李鑫持有的荆门鑫星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中有70万元出资额对应的股权系为周福元代持股权；二、不得执行李鑫代持的周福元享有出资权益的70万元出资额对应股权；三、驳回周福元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900元，由周福元负担100元，王希理负担10800元。二审中，双方争议的事实问题为：李鑫是否代周福元持有鑫星能源公司的股权。周福元主张由李鑫代其持有鑫星能源公司股权，一审其提交入股协议、收据、转账凭证及证人证言，予以证明。王希理认为入股协议、2010年10月14日的50万元收据及转账凭证只能证明周福元向鑫星科技公司入股，与本案鑫星能源公司无关。2011年6月28日出资的20万元发生于鑫星能源公司增资扩股完成之后，不能证明该20万元系对该公司的出资。证人李某、周某与李鑫有利害关系，同时其证言不真实。二审中，王希理补充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2014年11月24日的股东会决议一份；证据二、2017年3月28日的股东会决议一份；证据三、一线员工绩效考核办法一份；证据四、工作协调会议纪要一份。以上证据拟证明鑫星能源公司仅有李鑫和王希理两名股东。周福元质证认为，1、前三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证据四属于超过举证期限提交的证据；2、鑫星能源公司在工商登记部门登记的股东确实只有李鑫和王希理，但是周福元参加过鑫星能源公司的股东会议，王希理在会议上也认可周福元的股东身份。李鑫及鑫星能源公司对上述四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理由为：上述证据仅涉及公司经营管理而不涉及股权归属。王希理以债转股的形式成为鑫星能源公司股东，其进入公司时即已知晓李鑫代他人持有股权的事实，只是不知道具体人数。王希理曾向李鑫提及将隐名股东的股份均归置李鑫名下，由李鑫与隐名股东作权益分配，待公司效益好转再将股份收回由李鑫自己持有。对该项争议，本院认为，一审时周福元提交的2010年10月14日的50万元收据、银行转账凭证，可证明周福元曾以入股之事由向鑫星科技公司交纳50万元，入股协议则可证明李鑫作为周福元的代理人，将周福元出资的50万元入股鑫星科技公司。2011年6月28日20万元的收据载明该款为股金，结合银行转款凭证，可证明周福元以入股之事由向鑫星能源公司交纳20万元。就款项用途，收、付款人分述如下：（1）周福元称其一直在鑫星能源公司从事管理工作，50万元最初是对鑫星科技公司的出资，但后来鑫星科技公司未能注册成功，出资遂转入鑫星能源公司，20万元系对鑫星能源公司的出资。（2）70万元款项的经办人李某一审出庭陈述，周福元等人出资拟用于设立鑫星科技公司，但后来没有注册成功，遂将该款项转入鑫星能源公司。（3）二审询问李鑫时其陈述，周福元等人出资拟用于设立鑫星科技公司，后因其从事的行业不属于科技行业，拟使用的公司名称在工商部门未能审查通过，故仍使用鑫星能源公司的名称，出资也用于该公司增资扩股。鉴于（1）收、付款人对款项用途及去向陈述一致；（2）周福元出资50万元之后，李鑫并未注册成立鑫星科技公司；（3）周福元出资20万元虽发生于鑫星能源公司增资扩股之后，但该款系由鑫星能源公司收取，并由该公司出具收据；（4）鑫星能源公司登记的股东仅李鑫、王希理二人。因此，可认定周福元对鑫星能源公司增资扩股进行了出资，并由李鑫代其持有鑫星能源公司股权的事实成立。至于王希理就代持股事实所提出的其他异议，（1）对于鑫星能源公司2010年12月1日增资扩股验资的资金来源，李鑫陈述，当时确有部分资金是向他人借贷所得，验资完成后，其亲戚朋友筹集入股资金交给李鑫，李鑫再将款项还给垫资人。因李鑫陈述仅有部分款项系向他人借贷，且周福元实际通过银行汇款50万元的行为发生在验资前，故可确认一审时李琴所述验资资金向他人借贷应属实但并不准确，李鑫向他人借贷部分资金用于验资不能否定周福元向鑫星能源公司出资的事实。（2）对于周福元等人拟出资设立鑫星科技公司但最终出资用于鑫星能源公司增资的问题，由李某经手向部分人出具的收据记载收款单位为鑫星科技公司，收款事由为股金，据此，李鑫及李某所称最初拟设立鑫星科技公司应属实。但因其后李鑫未注册成立鑫星科技公司，而是由其经手实施了鑫星能源公司增资扩股，且其收取的周福元等人的款项亦未退回，此情形下，一审法院采纳周福元、李鑫的陈述，认定出资用于了鑫星能源公司增资，并无不当。对于王希理二审补充提交的证据，因（1）据现有证据，已可认定李鑫代周福元持有鑫星能源公司股权；（2）代持股关系所固有之含义，即在于实际权利人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不向其他股东显名。据此，王希理补充提交的上述鑫星能源公司管理资料不能否定代持股事实的存在，对该部分证据不予采纳。二审查明，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执行异议之诉系基于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即就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实体权益以及执行行为是否妨害其实体权益发生争议。就本案而言，争议焦点为：周福元是否享有登记在李鑫名下出资70万元对应的鑫星能源公司股权的实际权利；若是，周福元享有的实际权利可否排除执行。就周福元是否享有李鑫名下股份的实际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二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委托持股合同，无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情形的，合同有效，双方因投资权益归属发生争议的，应当支持实际出资人关于投资权益的主张。由此可见，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判断投资权益归属时，实质要件是重要的判断标准，而这里的实质要件是指出资协议以及实际出资人出资的事实。本案中，周福元出资50万元，与李鑫签订了鑫星科技公司入股协议。双方约定，李鑫代理徐刚将其出资50万元入股鑫星科技公司，股份所获收益由周福元所得，后将该50万元转至鑫星能源公司，该约定无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情形，合法有效，2011年6月28日的20万元，亦是对鑫星能源公司增资扩股的出资。鉴于双方对70万元投资权益归属有明确约定，且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二款之规定，故以李鑫名义对鑫星能源公司出资70万元取得的股份之投资权益（实际权利），应归徐刚享有。至于周福元享有的收益给付请求权，是否能对抗李鑫的债权人王希理对该股权申请强制执行。王希理主张，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不论周福元是否为鑫星能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公司没有将其姓名及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之前，不得对抗第三人。因此，本案可以继续采取执行措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系商事外观主义原则于具体法条中的体现。商事外观主义原则作为商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实际上是一项在特定场合下权衡实际权利人与外部第三人之间利益冲突所应遵循的法律选择适用准则，通常不能直接作为案件处理依据。外观主义原则的目的在于降低成本，维护交易安全，但其适用会损害实际权利人的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主体仅限于与名义股东存在股权交易的第三人。据此，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的适用范围不包括非交易第三人。从立法目的看，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系对股权交易或处分中的相对方，因信赖股权登记而与登记股东进行交易的行为予以保护。此时，所以牺牲实际权利人的利益，是因为第三人因合理信赖股权登记而相信登记股东有相应的处分权，从而与之交易，在第三人善意无过失的情况下，其信赖及交易安全更值得保护。可见，此举旨在维护交易安全和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如果将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中的“第三人”理解为任意人，一个明显的后果将是一方面确认登记股东以外的某人享有对特定股份的财产权利，另一方面将该股份作为登记股东的财产予以执行。如此，显然存在财产权保护的冲突。本案中，王希理申请执行的是其与李鑫之间因合伙关系而形成的债权，王希理并没有与李鑫就登记在李鑫名下的股权从事民事交易，其仅仅因为合伙纠纷寻查李鑫的财产还债，王希理从事的民事法律行为与李鑫的鑫星能源公司股东身份无涉，本案没有需要维护的交易安全，亦无可以保护的信赖利益。因此，王希理不属于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中的第三人，王希理的债权请求不能受到优先于实际权利人周福元的保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不得执行李鑫代持的周福元出资70万元对应的股权，并无不当。综上，王希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王希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俊审 判 员  王小云审 判 员  马晶晶二〇一八年七月二日法官助理  王 冉书 记 员  肖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