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236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恒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炎鸿，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临鹏，男，该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国，男，该司办公室主任。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龙。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旗彬。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仙。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莉虹，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姣，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良军。
上诉人广州恒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龙公司）、周龙、吴旗彬因与被上诉人王仙、杜良军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2民初54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鉴于吴旗彬、杜良军放弃抗辩权，故对于王仙与恒龙公司、周龙没有争议的如下事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1.恒龙公司是本案人身损害事故发生地广州市黄埔区笔岗社区厂房仓库项目（以下简称“涉案工地”）的总承包方；2.王仙于2015年12月28日在涉案工地进行铝合金窗安装作业时从二层电梯口坠落受伤；3.吴旗彬为王仙垫付了住院期间的医疗费65298.5元，向王仙支付了生活费4900元。
各方当事人对如下事实存在争议：1.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及赔偿责任的承担；2.王仙各项损失数额。
对于第一项争议事实，王仙诉请恒龙公司、周龙、吴旗彬、杜良军连带承担其在涉案工地施工时发生人身损害所造成的损失，为此提交了广州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2016年6月2日出具的关于对王仙受伤事故的情况说明，该份说明载明：2015年12月25日至2015年12月28日期间，王仙在涉案工地进行铝合金窗安装作业，施工总承包方为恒龙公司，2015年12月28日20时50分许，王仙在作业时从二层电梯口处坠落受伤，事故正在调查之中。王仙主张该证据证明王仙在恒龙公司工作过程中受伤。恒龙公司认为该说明只能证明王仙在涉案工地受伤，不能证明王仙与恒龙公司存在劳务关系。
恒龙公司主张其承包了涉案工地的整体工程，将铝合金窗工程分包给吴旗彬，吴旗彬再分包给周龙，周龙通过包工的方式包给杜良军从事该工程，并提交了如下证据：1.劳动仲裁申请书和仲裁裁决书，王仙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其与恒龙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8月11日作出“穗劳人仲案[2016]2839号”仲裁裁决书，驳回了王仙的仲裁请求。2.杜良军于2016年2月15日出具的证明，载明了事故发生经过：2015年12月28日晚6时30分左右，杜良军和王仙准备加班把涉案工地的铝窗外框用电梯井里的吊葫芦从一楼电梯口吊到二楼电梯口（高度约12米），杜良军在一楼负责用钢绳绑住铝窗，挂在电葫芦上由杜良军控制开关吊到二楼平台，电梯口地面有一根1.2米高的钢管拦住。杜良军将铝窗吊到高出钢管5厘米左右，王仙叫杜良军停开关，然后就用杜良军事先给王仙准备好的铁钩勾住窗框，杜良军听口令往下放的同时，王仙往里面边走边拉。按照这样的工序连续吊了20次左右。大约在8时20分吊最后一次时，杜良军把窗吊上去，王仙和铝窗连同起阻拦作用的钢管一起摔了下来，杜良军听到王仙在电梯井里叫，电梯井里有梯子，杜良军就下去把王仙抱上来一楼平台，拨打120急救电话并通知了吴老板。诉讼中，恒龙公司称杜良军为了赶工期而加班夜间施工，电梯尚未交付使用，电梯井里只有吊葫芦，杜良军和王仙就是利用吊葫芦，将窗户从一楼吊到二楼，二楼的平台到电梯井口大约1米多，然后用钩子去钩铝合金窗，这种操作十分危险，恒龙公司认为王仙与杜良军在这次事故中应承担主要责任。3.协议书，该协议书甲方为“笔岗社区厂房仓库项目部”，乙方为吴旗彬，签约时间为2015年12月13日，双方约定甲方将笔岗社区厂房仓库厂房一铝合金按照工程交由吴旗彬施工，工期20天，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包质量、包安全、包文明施工，每平方米255元，经甲方验收后，在十天内一次性按实际发生工程量结算。3.情况说明，吴旗彬、周龙于2016年1月3日出具书面说明，承认涉案工地总承包方恒龙公司将铝合金安装工程项目以包工包料方式承包给吴旗彬，在总承包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吴旗彬分包给周龙，周龙在总承包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再分包给杜良军；王仙是杜良军雇佣的工人，工作安排及报酬由杜良军负责；杜良军为了赶工期，违规违章危险操作，导致事故发生。王仙对恒龙公司提交的仲裁裁决书真实性予以确认，确认杜良军出具的证明是其在劳动争议仲裁案件中所提交的证据；对协议书和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不予�认，认为该证据是恒龙公司为了本案的仲裁和诉讼自行制作，且铝合金窗的安装属于装饰装修工程，须具备相应资质；王仙承认是杜良军带其到涉案工地工作。周龙对恒龙公司提交的证据不持异议，称其以每平方米33元的人工费接下吴旗彬的安装工程，由于没有人手，于是以每平方米30元的价格转包给杜良军，由其分别与吴旗彬、杜良军结算。
对于第二项争议事实，王仙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明其损失：1.广东中能建电力医院出车单、急救病历、病情介绍证明书、诊断证明书、出院记录、住院病案病历、检查报告、诊断报告等，王仙受伤后由120送往广东中能建电力医院救治，其中出院记录、出院诊断证明书等载明，王仙入院日期为2015年12月28日，出院日期为2016年2月20日，共住院54天，治疗效果显示为治愈；诊断为：①左股骨近段粉碎性骨折；②L4、L5椎体压缩性骨折并L4左横突骨折；③轻度颅脑损伤；④全身多处软组织攃挫伤；出院医嘱：①门诊随诊，定期复查（术后1、2、3、4、5、6、9、12个月）；②继续活血化瘀治疗，加强营养，遵医嘱循序渐进腰背肌和下肢肢体功能锻炼，避免过早过度负重用力；③建议术后休息陆个月，术后壹年待左股骨骨折愈合后住院手术拆除内固定物；④视病情需要，可考虑专科康复理疗；⑤住院期间和术后半年陪护壹人；内固定取出术住院时间大约两周，费用约壹万元整。2.鉴定意见书及发票，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根据王仙的申请，对王仙的伤残等级、后期医疗费及误工、护理、营养时限进行评估鉴定，该所于2016年6月20日出具“粤恒[2016]临鉴字第137号”鉴定意见：①王仙伤残等级为一个捌级、一个拾级；②误工期90-240日；营养期90-120日，护理期60-120日；③内固定物后续治疗费12000元整；王仙为此支出鉴定费3240元。3.李玉英的身份证复印件，王仙主张受伤后由其母亲护理；4.证明，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诜村村民委员会于2016年10月12日出具证明，证实王仙从2013年12月起，一直居住在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诜村x号至今；房东梁某某在该证明上签名捺印。5.病历、DR（普放）影像诊断报告单、DR检查报告单、医疗收费票据、收款收据、发票，该组证据显示王仙出院后于2016年3月20日至2017年4月11日期间在广东中能建电力医院、广州市番禺区第二人民医院门诊复查情况，共支出医疗费3103.6元，由医疗机构开具了医疗收费票据和挂号、诊金收费收据；王仙所提交的收款收据为广州市立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开具的购买不锈钢拐杖110元和坐便器142元票据；发票为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具的购买“大保龙惠普生牌钙维D软胶囊”和“鹿筋”共361.26元的票据。恒龙公司和周�确认王仙提交的证据1和证据5的真实性，对鉴定意见书中的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不予认可，认为证据3和证据4均不能证明王仙所要证明的事实，王仙没有提供住房合同和收入证明。
恒龙公司提交了广东中能建电力医院开具的医疗收费票据，证明吴旗彬已经为王仙垫付医疗费65298.5元，提交了李玉英出具的写明吴旗彬支付生活费共4900元的两张收条。王仙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称其诉请的医疗费不包含上述医疗费，表示同意扣减生活费。
对于上述当事人没有争议的证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并付卷存查。对于双方有争议的恒龙公司所提交的协议书，周龙确认该协议上其签名的真实性，吴旗彬对该证据未提出异议，而王仙未能举证反驳，且从王仙的母亲李玉英所开具的收到生活费的收条中，可以认定王仙知道至少吴旗彬是责任人之一，故原审法�对协议书的证明力予以确认；王仙提交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诜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实其在城镇居住情况，提交李玉英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护理人员身份，恒龙公司虽然对此不予认可，却未能举证反驳，故原审法院确认该两份证据的效力。根据原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审查和认定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并参考《广东省2015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对王仙的损失核算如下：1.医疗费、医疗辅助器具费，根据王仙提交的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收费票据，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原审法院确定王仙的门诊医疗费3103.6元，医疗辅助器具费252元；王仙购买的保健品361.26元，并未在医疗机构核定的用药范围，且与其主张的营养费重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2.后续医疗费，王仙需行内固定取出术，因�产生的后续治疗费有医疗证明和鉴定意见确定为必然发生的费用，原审法院按照广东中能建电力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并参考鉴定意见，酌情确定后续治疗费10000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确定为5400元（100元/天×54天）。4.营养费，根据王仙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为3000元。5.护理费，王仙未举证证明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原审法院参考医疗证明和鉴定意见书确定护理期84天，参照广州市护工的劳务报酬标准支持王仙住院期间护理费8400元（100元/天×84天）。6.误工费，王仙的误工时间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为174天，王仙不能举证证明其平均收入状况，原审法院参照广东省建筑安装业职工平均工资计算为30094.37元（63129元÷365天×174天）。7.交通费，酌情支持500元；8.伤残赔偿金，王仙伤残等级一个捌级、一个拾级�按照广东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为193234.56元（30192.9元×32%×20年）。8.法医鉴定费3240元。上述损失合计257224.53元。
原审法院认为，吴旗彬、杜良军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视为其放弃抗辩权，故原审法院在审核王仙和恒龙公司、周龙的陈述和提交的书证基础上对本案进行裁判。
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王仙所受人身伤害的承责主体和责任分担的认定。首先，恒龙公司作为涉案工地的承包方，将铝合金窗安装以包工包料的方式，以每平方米255元的价格分包给吴旗彬，这一事实有恒龙公司与吴旗彬之间的协议书，结合周龙的陈述，以及吴旗彬支付王仙医疗费、生活费的事实可以做出认定，故吴旗彬与恒龙公司之间形成承揽关系；其次，周龙承认从吴旗彬处以每平方米33元的“人工费”获取分包铝合金窗安装工程后，由于没有人手遂以每平方米30元的价格转包给杜良军，该自认与其所主张的只是介绍人身份不符，其并非收取介绍费，而是赚取铝合金窗安装工程“人工费”差价，故周龙与吴旗彬之间为劳务分包关系；最后，王仙、周龙、恒龙公司均未能举证证明周龙与杜良军之间是劳务再分包关系，亦没有证据证明王仙与杜良军存在雇佣或帮工关系。综上，各方当事人对王仙在恒龙公司承包的涉案工地，从事恒龙公司分包给吴旗彬，再由吴旗彬转包给周龙的铝合金窗安装施工时受伤的事实不持异议，原审法院予以认可，吴旗彬和周龙均是王仙提供劳务的获益者，双方形成劳务关系，王仙在提供劳务中受到伤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吴旗彬和周龙作为接受王仙劳务的一方，应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综合各方应尽注意义务及过错情节，原审法院认定各方当事人应承担的责任及责任比例如下：王仙应当知道在夜间利用电梯井运送铝合金窗存在危险性，却在未采取相应安全措施的情况下作业，其对自身损害有一定过错，应自行承担其损失的20%；周龙和吴旗彬既未为其雇佣的施工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和管理，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配置必要的安全设施，因此，周龙和吴旗彬对王仙损害后果的发生存有过错，应承担80%的责任；恒龙公司将涉案工程交由吴旗彬承包，未能及时检查督促吴旗彬雇佣的人员安全施工，致使杜良军和王仙擅自利用未投入使用的电梯施工造成损害事故的发生，故�龙公司同样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存有过错，可作为适格被告，其抗辩主体不适格，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恒龙公司应在30%的范围内对吴旗彬和周龙所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王仙诉请杜良军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按照原审法院对王仙损失的事实认定，以及前述的责任分担原则，周龙和吴旗彬应赔偿王仙门诊医疗费、医疗辅助器具费、后续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205779.62元（257224.53元×80%），扣减吴旗彬已经支付生活费4900元，周龙和吴旗彬仍需赔偿王仙损失200879.62元。王仙因本次事故受到伤害致一个捌级伤残、一个拾级伤残，该损害后果确实给王仙造成较大的精神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应给予适当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综合考虑王仙的伤残程度、此前已获赔的情况及各方当事人对本起事故的过错程度、经济能力及本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酌定周龙、吴旗彬向王仙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2000元。周龙和吴旗彬应赔偿王仙人身损害损失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22879.62元，恒龙公司对周龙和吴旗彬的上述赔偿责任在30%的范围内，即在66863.89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恒龙公司对王仙损失的部分抗辩理由合理，原审法院予以采信，王仙诉请过高部分，原审法院不予保护。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最�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7年8月29日作出判决：一、周龙、吴旗彬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王仙人身损害损失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22879.62元；二、恒龙公司对周龙、吴旗彬的上项债务在66863.89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王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一审受理费6930元，由王仙负担2856元，周龙和吴旗彬负担4074元。
判后，恒龙公司、周龙、吴旗彬均不服该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
恒龙公司上诉请求：一、改判周龙、吴旗彬、杜良军共同连带赔偿王仙人身损害损失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97163.72元；二、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三、王仙、杜良军承担本案的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上诉的主要事实与理由：一、�龙公司与王仙不存在劳务合同或劳动合同关系，不存在承担责任的法律关系基础，一审法院判决恒龙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1．从恒龙公司提供的其与吴旗彬的协议书可知恒龙公司与吴旗彬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恒龙公司作为定作人在铝合金窗安装过程中无指示过失。吴旗彬具有安装从业人员的资质，恒龙公司无选任过失，故恒龙公司无需对涉案事故承担赔偿责任。2．从恒龙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及周龙、王仙的陈述中可知恒龙公司与吴旗彬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吴旗彬与周龙之间系劳务分包关系，周龙与杜良军系劳务再分包关系，杜良军与王仙系雇佣关系。3．恒龙公司将涉案工程交予吴旗彬承揽，即应由吴旗彬独立完成并承担相关责任，一审法院将检查督促吴旗彬雇佣的人员安全施工的责任强加于恒龙公司于法无据。二、王仙并未提供其在城镇�住满一年且有固定收入的证据，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系城镇居民，其伤残赔偿金应按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12245.6元计算。三、一审法院认定王仙承担20％的责任过轻，王仙应当能够充分认识到在夜间利用电梯井运送铝合金窗的操作存在违规的安全问题，至少应当承担30％的责任。四、吴旗彬已垫付医疗费用65298.5元，王仙己确认。即便一审法院认定吴旗彬须承担80％的赔偿责任，王仙须自行承担20％的责任，那么吴旗彬已垫付医疗费用的20%亦理应由王仙自行承担，在吴旗彬、周龙应赔偿款项中作出相应的冲抵扣减，一审法院对该情况不作出处理是遗漏重要的事实。
对恒龙公司的上诉，王仙二审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恒龙公司的上诉请求。
对恒龙公司的上诉，周龙二审答辩称，同意恒龙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
对恒龙公司的上诉，吴旗彬二审答辩称，同意恒龙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
对恒龙公司的上诉，杜良军二审未作答辩。
周龙上诉请求：一、改判杜良军赔偿王仙人身损害损失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二、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杜良军承担。上诉的主要事实与理由：一、周龙与王仙不存在劳务合同或劳动合同关系，不存在承担责任的法律关系基础，且周龙与王仙不认识，也没有参与工地的管理，一审法院判决周龙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王仙是杜良军请的帮工，杜良军应承担赔偿责任。杜良军为了赶工期，违规违章危险操作，导致事故发生。其余理由与恒龙公司的上诉理由第二、三、四点内容一致。
对周龙的上诉，王仙二审答辩称：不同意周龙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
对周龙的上诉，恒龙公司二审答辩称：周龙对原审判决第二项有误解，杜良军应承担直接责任。
对周龙的上诉，吴旗彬二审答辩称：同意周龙的上诉请求及理由。
对周龙的上诉，杜良军二审未作答辩。
吴旗彬上诉请求：一、改判杜良军赔偿王仙人身损害损失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二、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王仙、杜良军承担。上诉的主要事实与理由：一、吴旗彬与王仙不存在劳务合同或劳动合同关系，不存在承担责任的法律关系基础，一审法院判决吴旗彬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王仙是杜良军请的帮工，应判决杜良军承担赔偿责任。王仙是杜良军雇佣的工人，工作安排及报酬由杜良军负责；杜良军为了赶工期，违规违章危险操作，导致事故发生。法院应将涉案各方当事人的责任比例分清楚。其余的理由与恒龙公司的上诉理由第二、三、四点一致。
对吴旗彬的上诉，王仙二审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王仙要求由相关的责任人承担连带责任。
对吴旗彬的上诉，恒龙公司二审答辩称：恒龙公司应在周龙和吴旗彬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不是直接责任，恒龙公司作为总承包方一直就王仙的损害进行协调，请求法院将各方的责任分清楚，以便支付赔偿款。
对吴旗彬的上诉，周龙二审答辩称：同意吴旗彬的上诉请求及理由。
对吴旗彬的上诉，杜良军二审未作答辩。
各方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吴旗彬提供以下证据：1.与杜良军、周龙、王仙的电话录音共4份，拟证明王仙由杜良军雇请，两人在非施工时间违规操作。吴旗彬与周龙之间是劳务分包关系，周龙与杜良军之间是劳务再分包关系；2.民生银行吴旗彬名下账户资金流水记录，记录显示2015年12月23日吴旗彬向周龙转付4000元，2016年2月16日向王长英转付1000元，拟证明其与周龙之间为承包关系，及向王仙家人支付了1000元。
王仙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1.电话录音：吴旗彬提交的其与杜良军的电话录音已过举证期限，且没有电话清单印证，通话人的身份不明确，也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录音的真实性，故应不予采信。吴旗彬在与周龙的电话对话中，吴旗彬对周龙进行了诱导，不排除吴旗彬与周龙为逃避责任而制作相关电话录音的可能性。在吴旗彬与王仙电话对话中提到的违规操作问题，一审已对王仙应承担的责任作出认定，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且该证据已过举证期限，不属于新证据的情况下，应不予采纳。2.转账记录：不清楚吴旗彬与周龙之间的转款是否与涉案工程存在关联。王长英是王仙的父亲。
恒龙公司对上述证�质证认为：吴旗彬与杜良军的电话录音印证了杜良军与王仙之间是雇佣关系。同意吴旗彬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内容。
周龙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吴旗彬转账给付的4000元，其中1000元是吴旗彬的还款，其余3000元才是涉案的工程款。他收到后将其中2000元给付了杜良军，另外的1000元用于购买涉案工程的工具。同意吴旗彬提交其他的证据的证明内容。
二审庭审中，吴旗彬、周龙均承认其没有安装工程资质。恒龙公司也承认其对吴旗彬的安装工程资质没有作审查，不清楚吴旗彬的资质情况。恒龙公司与吴旗彬尚未对涉案工程进行结算。
本院认为，关于涉案各方当事人的责任分担问题。恒龙公司将涉案工程交由吴旗彬完成，双方之间形成承揽关系。吴旗彬并不具备工程安装资质，恒龙公司未对吴旗彬的资质进行审查，在选任承揽人上存在过错，故�龙公司上诉主张其不存在过错，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原审认定恒龙公司对王仙的损失承担责任，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恒龙公司主张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吴旗彬自身不具有工程安装资质，又将涉案工程转包给同样不具备资质的周龙，在施工过程中，吴旗彬与周龙未加强对工地的管理，及时制止杜良军、王仙的违规操作，导致事故发生，两人均有过错，故对王仙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周龙、吴旗彬上诉主张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虽然吴旗彬二审提供了其与杜良军、王仙的电话录音，但通话人身份的真实性无法确定，而且，除了电话录音以外，吴旗彬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杜良军是王仙的雇主。同样，恒龙公司、周龙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王仙由杜良军雇请。因此，恒龙公司、吴旗彬、周龙上诉主张杜良军�王仙的雇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恒龙公司、吴旗彬、周龙主张杜良军应当承担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吴旗彬二审提供证据证明其将涉案工程转包给周龙的事实，原审已作认定，在此不赘述。原审分析各方当事人在本次事故中的过错，并据此对各方的责任作出认定，理由阐述充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恒龙公司、吴旗彬、周龙上诉主张王仙的责任应增加至30%，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吴旗彬提出确认各责任人之间的赔偿比例的请求已超出本案的处理范围，故本院不予审查。吴旗彬可以另案主张。
关于王仙损失的计算问题。王仙已提供其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的证据。恒龙公司、吴旗彬、周龙上诉对此提出质疑，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故原审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王仙的各项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吴旗彬已垫付款项的抵扣问题。吴旗彬向本院提供了银行流水转账记录证明其向王仙的父亲转账支付了1000元，本院予以采信，该款在本案的赔偿款中予以扣除。另外，王仙确认其医疗费65298.5元已由吴旗彬垫付，故吴旗彬要求将已垫付的医疗费按王仙的责任比例抵扣，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即王仙应自行承担医疗费13059.7元(65298.5×20%)。经计算，王仙的各项损失为205779.62元，扣减吴旗彬已支付的生活费5900元及王仙应自行承担的医疗费13059.7元，即周龙和吴旗彬仍需赔偿王仙人身损害损失186819.92元。
王仙人身损害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08819.92元，恒龙公司对吴旗彬、周龙的赔偿责任在30%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即在62645.98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吴旗彬上诉的部分理由成立，�其相应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恒龙公司、周龙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杜良军经本院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作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2民初541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及诉讼费的决定；
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2民初541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周龙、吴旗彬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王仙人身损害损失和精神损害抚慰金208819.92元；
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2民初541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广州恒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对周龙、吴旗彬的第二项债务在62645.98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诉讼费6930元，由恒龙公司负担2310元，周龙负担2310元，吴旗彬负担231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何润楹
审判员 叶嘉璘
审判员 康玉衡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日
书记员 张树苑
邹沛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