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宿中民终字第1386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袁圆。
委托代理人桑同云。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玉中。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孙汝元。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朱从高。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孙汝怀。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彦军。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林翠兰。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孙汝贯。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玉国。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吴守明。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陶朋玲。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孙汝来。
上述十一位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廖化凡。
上诉人袁圆因与被上诉人刘玉中等十一人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2014）沭开民初字第01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3月15日，刘玉中、孙汝贯、孙汝元受其它八名被上诉人的委托，到淮安购买“武运粳8号”水稻种子。袁圆在淮安市农资市场经营天圆种业经营部，从事种子销售，系个体工商户。刘玉中、孙汝贯、孙汝元在淮安市农资市场遇到袁圆，双方就“武运粳8号”水稻种子买卖达成合意，袁圆向刘玉中、孙汝贯、孙汝元销售该品牌水稻种子440斤，货款合计1144元。刘玉中等人将所购买的水稻种子全部进行了种植，在抽穗期发现水稻结实率较低，便向袁圆反映该情况，但双方就损失事宜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刘玉中等人便向沭阳县农业委员会申请对所种植的水稻进行技术鉴定，沭阳县农业委员会选择孙如意家种植的水稻作为鉴定对象进行了鉴定，并出具沭农鉴（2013）第11号鉴定书，认定：水稻平均结实率为46.19%，水稻结实率低与种子质量无直接关系，但“武运粳8号”水稻种不适宜在沭阳地区种植。“武运粳8号”水稻种审定编号为苏种审字第314号，适宜种植区域为江苏沿江及苏中地区，不包括淮北地区，
刘玉中等十一户农户种植“武运粳8号”水稻的土地面积分别为：刘玉中种植10亩、孙汝元种植5亩、朱从高种植6亩、孙汝怀种植3.5亩、李彦军种植7亩、林翠兰种植9亩、孙汝贯种植5亩、刘玉国种植3亩、吴守明种植4亩、陶朋玲种植1亩、孙汝来种植2.5亩。林翠兰与孙汝义（又名孙如意）系夫妻关系。“武运粳8号”水稻在正常情况下结实率能达到90%，亩产可达1200斤，2013年沭阳水稻收购价格为1.42元每斤。水稻在沭阳地区有零星种植，刘玉中等十一户农户种植该水稻结实率低的主要原因系在夏天水稻扬花期，遭遇持续半个月之久的高温、干旱天气，严重影响水稻授粉，与种子质量没有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就“武运粳8号”水稻种子买卖达成口头协议并实际履行，双方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因“武运粳8号”水稻种子不存在质量问题，购买人要求返还种子款的请求无法律依据，对此不予支持。刘玉中等人种植该品种水稻在抽穗期出现结实率低的主要系在水稻扬花期遭遇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导致。“武运粳8号”水稻种子不适宜在沭阳地区种植，袁圆在销售水稻种子时应当向购买人作明确告知，袁圆并无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故应对刘玉中等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酌定赔偿责任比例为30%。刘玉中等人称其所种植的“武运粳8号”水稻买卖价格为1.3元／斤，对此予以确认。正常情况下，该品种的水稻亩产量可达1200斤，刘玉中等人主张按每亩产量为1000斤，对该主张予以确认。据此，可以认定刘玉中等人每种植1亩“武运粳8号”水稻所产生的损失为569.53元［1.3元／斤＊1000斤＊（90%-46.19%）］。按照刘玉中等人种植面积，可以确定其损失分别为：刘玉中5695.3元、孙汝元2847.65元、朱从高3417.18元、孙汝怀1993.35元、李彦军3986.71元、林翠兰5125.77元、孙汝贯2847.65元、刘玉国1708.59元、吴守明2278.12元、陶朋玲569.53元、孙汝来1423.83元。遂判决：一、袁圆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刘玉中1708.59元、孙汝元854.3元、朱从高1025.15元、孙汝怀598.01元、李彦军1196.01元、林翠兰1537.73元、孙汝贯854.3元、刘玉国512.58元、吴守明683.43元、陶朋玲170.86元、孙汝来427.15元，共计9568.11元；二、驳回刘玉中等十一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刘玉中等十一人负担35元，由袁圆负担15元。
一审判决宣判后，袁圆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袁圆在向刘玉中等人销售“武运粳8号”水稻种子时，提供了产品标签，标签上载明该品种水稻的适宜种植区域，且袁圆在出售种子时也口头向刘玉中等人进行了告知。因此，袁圆向刘玉中等人履行了告知义务。刘玉中等人向沭阳县农业委员会申请对所种植的水稻进行鉴定时并未提出对“武运粳8号”水稻种子是否适宜在沭阳地区种植进行鉴定，以此可以推定刘玉中等人是知晓该事实的。2.刘玉中在向沭阳县农业委员会申请对其所种植水稻进行鉴定时称种植“武运粳8号”水稻面积不超过50亩，一审判决仅依据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就认定刘玉中等人种植水稻的面积合计达56亩，该事实认定依据不足。刘玉中等人种植“武运粳8号”水稻实际每亩损失应为349.83元，一审判决因对刘玉中等人种植水稻的实际产量计算错误，导致认定每亩损失金额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刘玉中等十一人答辩称：上诉人袁圆的上诉理由没有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袁圆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中关于“武运粳8号”水稻种子买卖数量及价款等事实的认定予以认可，对该事实予以确认。
袁圆称其出生于沭阳县，在出售水稻种子时知道刘玉中等人是沭阳县人。袁圆二审中提供了“武运粳8号”水稻种子纸质标签（长约15厘米、宽约10厘米），称水稻种子包装袋表面未载明水稻适宜的种植区域等说明内容，该标签是和水稻种子一起装入包装袋内的，打开包装袋就可以看到标签。刘玉中等被上诉人否认在包装袋中看到该标签。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袁圆应否对刘玉中等十一人因种“武运粳8号”水稻种子产生损失承担赔偿责任；2.刘玉中等十一人因种植“武运粳8号”水稻种子所产生的损失如何确定。
关于第一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不同品种的水稻，种植期及生长期等特性也不同。各地区的雨水、光照、平均气温等气候条件差异性也较大，而气候条件对水稻的生长影响很大，若种植不适当的水稻种子，因水稻的生长特性不能适应当地的气候，必然会影响水稻的产量。刘玉中等十一人种植的“武运粳8号”水稻在扬花期遭遇持续高温、干旱等因素导致减产，无法排除是由于该品种的水稻特性不能适应沭阳地区气候造成的。根据《江苏省种子条例》规定，种子经营者销售主要农作物种子时，应当就种子主要性状等事项向购种者提供说明。袁圆作为水稻种子的销售者，明知道刘玉中等人购买水稻种在沭阳地区种植，而“武运粳8号”水稻种子又不适宜在沭阳地区种植，袁圆应该就种子的适宜种植区域、种植时期等事项向购买者作明确的说明。袁圆出售的“武运粳8号”水稻种子包装上对该水稻种子的适宜种植区域等事项未作说明，即使袁圆主张在包装袋中放入纸质标签属实，也未尽法定的说明义务，应当对刘玉中等十一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袁圆对刘玉中等十一人的损失承担30%赔偿责任，刘玉中等十一人对此也予以认可，依法予以确认。
关于第二争议焦点。针对刘玉中等十一人种植“武运粳8号”水稻的面积，刘玉中等人虽然曾向沭阳县农业委员会称约为50亩，但陈述时用的是概数，且沭阳县农业委员会在对水稻进行鉴定时仅是选取其中一户种植的水稻进行实测鉴定的，并未实地测量水稻全部面积不能仅以此认定水稻的种植面积。“武运粳8号”水稻每亩地需要种子4公斤左右，刘玉中等十一人购买稻种220公斤，可种植55亩左右的土地，与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所载合计为56亩面积基本一致，故一审判决对刘玉中等十一人种植“武运粳8号”水稻面积的认定并无不当。针对刘玉中等十一人每亩种植“武运粳8号”水稻所产生的损失，沭阳县农业委员会根据刘玉中等十一人种植“武运粳8号”水稻的规模，选取孙如意种植的9亩“武运粳8号”水稻作为鉴定对象并无不当，该鉴定结论可以作为认定案涉水稻实际产量的依据。沭阳县农业委员会鉴定认为水稻实际每穗平均实粒数为70.28粒，而袁圆提供的“武运粳8号”水稻标签载明每穗实粒数应为130粒左右，据此可以认定水稻减产比例约为45.94%。“武运粳8号”水稻标签载明每亩可产水稻656.5公斤，可以确定刘玉中等人种植的“武运粳8号”水稻每亩减产水稻约为301公斤。参照刘玉中等十一人认可的较低的水稻市场价格2.84元／公斤，可以确定每亩损失约为854.84元。一审中，刘玉中等十一人提出按照每亩应产水稻500公斤计算减产量，按照2.6元／公斤计算每亩损失，一审判决在考虑水稻的正常结实率基础上确定刘玉中等十一人每亩水稻损失为569.53元，刘玉中等十一对此予以认可，依法予以确认。
综上，上诉人袁圆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上诉人袁圆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庄云扉
代理审判员 孙 权
代理审判员 王 雷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袁 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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