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12民终4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金娥，女，197X年X月X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思南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涂福金，男，199X年X月X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思南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涂补红，女，199X年X月X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思南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涂雪山，男，199X年X月X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思南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羽兰，女，194X年X月X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思南县。
上述五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建文，广东正明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肇庆市和平路44号14、15卡。
法定代表人：梁华忠，该公司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陈永喜，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张金娥、涂福金、涂补红、涂雪山、张羽兰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保险公司）保险纠纷一案，不服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2016）粤1202民初13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金娥、涂福金、涂补红、涂雪山、张羽兰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太平洋保险公司向张金娥等人支付保险金500000元（人民币，下同）；二、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条款》第十二条规定的“责任免除”条款有效是错误的。理由是：1、根据太平洋保险公司提交的《投保单》所能反映的内容来分析，该《投保单》无法证实太平洋保险公司已向投保人对《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条款》第十二条规定的“责任免除”条款进行了有效的说明解释条款内容的义务，且该《投保单》性质上也属于格式条款，不能以“格式条款”的形式与内容来说明解释其余“格式条款”的内容。2、依据《投保单》的内容，投保人盖章时投保日期是空白的，即投保人没有书写日期，而保险人一栏的日期却打印为2014年4月23日，从这一日期区别来看见，应当可以推定该《投保单》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事先打印好后直接叫投保人盖章的，在此过程中，太平洋保险公司是没有向投保人进行任何的说明解释义务的。由此可见，由于太平洋保险公司对“责任免除”条款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说明解释行为，所以《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条款第十二条规定的“责任免除”条款是无效条款，依法不能作为本案责任免除的条款依据。二、一审判决认定“2016年1月12日，太平洋保险公司与张金娥、涂显强与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华生鉴定中心）签订了《司法鉴定协议书》，委托华生鉴定中心对涂某进行毒物鉴定（酒精测试、毒品化验）”是错误的。理由是：1、太平洋保险公司在庭审时明确确认太平洋保险公司在张金娥与华生鉴定中心签订的《司法鉴定协议书》中的盖章是事后补盖的。2、依据张金娥与华生鉴定中心签订的《司法鉴定协议书》中“委托人一栏是：涂显强、张金娥，完全没有显示有太平洋保险公司的名称。3、仅仅根据太平洋保险公司支付了鉴定费用这一事实不能推定太平洋保险公司也是该《司法鉴定协议书》委托人之一这一事实。三、一审判决认定“华生鉴定中心当时委托广东明镜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明镜鉴定所）在解剖涂某尸体时代为提取检材（血液和尿液）”是错误的。理由是：1、在2016年1月12日，张金娥与涂显强在《司法鉴定协议书》签名时，华生鉴定中心是没有任何人在场的，都是在明镜鉴定所所内签名的，张金娥与涂显强从来没有与华生鉴定中心进行任何的接触，也更没有委托其再让明镜鉴定所代为提取检材。2、无论是太平洋保险公司还是华生鉴定中心，其均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张金娥与涂显强等人已委托其让明镜鉴定所在解剖涂某尸体时代为提取检材（血液和尿液）”这一事实是真实发生过的。3、在没有张金娥与涂显强的授权下，华生鉴定中心是无权自行委托明镜鉴定所在解剖涂某尸体时代为提取检材（血液和尿液）的。四、一审判决以华生鉴定中心粤华生司鉴中心[2016]毒检字第36、37号《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是错误的。理由是：1、任何鉴定结论无论是在程序上还是实体上都必须如实的反映客观事实，都必须如实地反映鉴定的过程，而〔2016]毒检字第36、37号《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在委托人、采集程序、检材提取日期、送检人、送检日期等方面都已经严重失真，已丧失了真实性。2、华生鉴定中心的鉴定人员在2016年1月14日的尸体解剖全过程中没有到场，鉴定的检材也不是其鉴定人员提取的。3、明镜鉴定所没有“法医毒物鉴定（金属毒物检验除外）”的鉴定业务范围，故其鉴定人员在尸体解剖时提取血液和尿液的行为是不合法的，超越了其鉴定业务范围。４、明镜鉴定所在2016年1月14日进行尸体解剖时提取的“血液和尿液”没有经过张金娥等人的确认，也没有进行封存，无法确认所提取“血液和尿液”就是死者涂某本人的。五、一审判决以广东华生鉴定中心于2016年8月12日作出粤华生司鉴中心[2016]0637号复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是错误的。理由是：1、[2016〕毒检字第36、37号《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是由华生鉴定中心出具的，其依法必须对客观性、真实性负责，但该两份《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不能如实地反映鉴定过程，已严重失真，故由作出该《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的鉴定机构自行作出的解释依法是不能被采信的。2、该《复函》所陈述内容也不属实，分析是：第一，太平洋保险公司在张金娥与华生鉴定中心签订的《司法鉴定协议书》中的盖章是在2016年1月12日之后补盖的，故华生鉴定中心在2016年1月12日不可能知道太平洋保险公司是委托人的。第二，张金娥和涂显强没有要求或再委托其再转委托明镜鉴定所在解剖涂某尸体时代为提取检材（血液和尿液）。第三，张金娥与涂显强从来没有与华生鉴定中心进行任何的接触，也没有到过华生鉴定中心。3、任何一份合法有效的鉴定结论，在委托日期、委托人、送检日期、送检人员、检材都必须客观真实，如实地反映整个鉴定经过。但是依据《复函》所陈述的内容，《复函》已完全变更了[2016]毒检字第36、37号《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所记载的上述内容，这些内容对鉴定结论是至关重要的，不允许有任何的差错。4、没有任何有效的证据可以证实《复函》内容是真实的，依据该《复函》的《委托函》、《交接单》都是其单方面出具的，无法证明其真实性。５、依据法理，《复函》对“[2016]毒检字第36,37号《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作出了大部分的内容修改，其已丧失了合法性，且自己对自己作出的鉴定结论作出否定性的修改内容的话，该《复函》就不能属于有效补充。所以，一审判决认为该《复函》的解释说明符合客观事实、合乎常理是不能成立的。六、综合上述第二至五点的理由，张金娥等人有充分地事实和理由认定：明镜鉴定所依据华生鉴定中心粤华生司鉴中心[2016]毒检字第36、37号《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而作出的[2016]病鉴字第00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是错误的，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死者涂某的死亡原因的依据。七、关于涉案检材是否被污染的理由分析及举证责任承担问题，作如下分析：１、明镜鉴定所在2016年1月14日进行尸体解剖时提取的“血液和尿液”没有经过张金娥等人的确认，也没有进行封存，无法确认所提取“血液和尿液”就是死者涂某本人的。２、依据华生鉴定中心的陈述：明镜鉴定所的法医蒋劲鹏是2016年1月15日将“血液和尿液”交接给华生鉴定中心的何滨的。那么，交接之前，明镜鉴定所是如何进行保管的、又是否具有保管的条件，这些情况均无法证实。３、依据华生鉴定中心所提供的《交接单》所记载的接受人为何滨，但是在明镜鉴定所[2016]病鉴字第00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本鉴定所主要鉴定人”一栏中：何滨是明镜鉴定所的法医。也就是说，明镜鉴定所的法医蒋劲鹏在2016年1月15日将“血液和尿液”交接给同是明镜鉴定所的法医何滨。那么，这样交接的“血液和尿液”是如何去到华生鉴定中心的呢？又如何确保其真实性呢？４、也就是说，在华生鉴定中心的鉴定报告无法客观真实地证实涉案检材没有可能被污染的情况下，张金娥等人是不承担举证责任的。八、基于上述第七点理由的分析，当太平洋保险公司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时，由于涉案检材存在可能被污染的情况、也不存在重新鉴定的现实性，张金娥等人不同意重新鉴定所产生的不利后果依法不应当由张金娥等人承担。而且，关于免责条款的成立依法应当由太平洋保险公司一方承担举证责任。综上所述，张金娥等人认为：2015年12月29日，死者涂某在肇庆市××区顺群新型墙体材料厂（以下简称顺群材料厂）厂内因高坠致颅脑损伤死亡（意外），属于在保险期间内发生的保险事故，太平洋保险公司依法依约应当在保险限额内向张金娥等人支付保险金人民币500000元，太平洋保险公司提出“死者涂某醉酒状态下（含量为250.7mg/100m1）高坠致颅脑损伤死亡”的责任免除之抗辩理由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也是不能成立的。一审判决认定“由于涂某醉酒状态下（含量为250.7mg/100m1)高坠致颅脑损伤死亡，根据《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条款》第十二条规定，该情形属于责任免除的情形之一，太平洋保险公司不负给付保险金责任”也是错误的，依法应当予以改判。
太平洋保险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合理，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并由张金娥等人承担案件诉讼费。二、针对张金娥等人各理由，答辩如下：（一）关于保险条款“责任免除”效力问题。1、与太平洋保险公司签订《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20版》保险合同是投保人顺群材料厂，而涂某是其员工，是被保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之规定，保险公司只需要向投保人说明合同内容，不需向涂某说明。2、《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条款》的被保险人只是相对确定，并非完全确定，保险人不可能也没有法律规定需向每个被保险人说明解释条款。所以张金娥等人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没有资格评价该合同条款的效力。3、投保人在投保单上盖章确认的行为，足以证明投保人对合同内容的认可，而“投保人盖章时投保日期是空白”，是投保人的疏忽，再从投保单、保险单的报销期限“2015年5月1日零时起至2016年5月1日零时止”和“支付确认日、有效可生成时间2014-4-24”均可以判断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时间，所以这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退一步讲如果合同无效也不会引起诉讼。综上，保险条款的全部内容合法有效。（二）关于张金娥与华生鉴定中心签订的《司法鉴定协议书》是否错误的问题。1、整个鉴定过程主要是涂某的兄弟涂显强和涂某的妻子张金娥一起参与的，两人均为死者的家属。其次，华生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议书》均有委托人签名确认，委托检验内容也有清楚列明，并不存在张金娥等人所说的未经其同意单方面委托的情形。2、签订《司法鉴定协议书》是除张金娥等人外，还有保险公司员工梁灿奋在场，作为国有企业，保险公司对公章有使用有严格的规定，不可能将公章由人员随身携带，在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再后补盖章也是合情合理，且保险公司已在协议签订的第二天补上盖章并支付了鉴定费3400元。3、据在场的法医蒋劲鹏（电话136××××2099）和保险公司员工梁灿奋所述，这份《司法鉴定协议书》不仅是由涂显强（张金娥不识字由涂显强代写）亲自签名，而且整张协议的其它内容也是由他亲笔填写，即这份《司法鉴定协议书》的每一个字都是其亲笔所写，不存在对内容误解和意思表示不真实的问题。（三）关于华生鉴定中心委托明镜鉴定中心解剖尸体、提取检材是否错误的问题。1、整个处理过程都有涂某的兄弟涂显强和涂某的妻子张金娥一起参与。明镜鉴定所的《司法鉴定协议书》、华生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协议书》均有委托人签名确认，委托检验内容也有清楚列明，并不存在张金娥等人所说的未经其同意单方面委托的情形，据明镜鉴定所法医蒋劲鹏所述，整个签名授权委托、到殡仪馆解剖尸体的过程涂显强、张金娥均有亲自到殡仪馆。从常理分析，如果没有得到涂某家属的同意，任何人都无法到殡仪馆接触到余显勇的尸体，更不可能做出解剖、取样、检验等行为，所以也印证了法医蒋劲鹏所述的情况属实。2、明镜鉴定所、华生鉴定中心作为专业、独立第三方机构，具备相关的鉴定资质和鉴定工作人员，保险公司作为委托方之一，有理由相信两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真实、客观，不需要也不可能亲自参与整个检验过程。且从目前的证据看，两鉴定所均受到张金娥等人的委托后才开展相关工作，而张金娥等人称未经其同意却没有提供任何反证支持，理由显然不成立。（四）关于华生鉴定中心第36、37两份鉴定意见的检验过程是否合法、鉴定意见是否真实的问题。1、鉴定程序。首先，明镜鉴定所、华生鉴定中心在开展鉴定工作前已得到张金娥等人的书面同意。其次，两鉴定所作为从事专业业务的市场主体，在开展工作时都受到国家法律、法规约束，且两鉴定所对本次鉴定项目均有相关的资格，在鉴定过程中出现笔误问题，经法院调查核实和华生鉴定中心的复函已得到合理的解释，且对鉴定的结果没有实际的影响。因此36、37两份鉴定意见鉴定过程是正当合法的。2、鉴定结果。张金娥等人多次提出华生鉴定中心委托明镜鉴定所提取的检材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法确保，认为检材已被污染，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据了解华生鉴定中心至今仍保留死者涂某检验时提取的样本，如双方有疑问可以重新鉴定。一审时，张金娥等人又不同意保险公司提出重新鉴定的意见。华生鉴定中心作为专业的鉴定机构，其作出的36、37号检验报告，有高度的权威性，是客观真实的报告，报告的意见也充分反映了涂某在发生意外时处于严重醉酒的事实。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张金娥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涂某生前是肇庆市端州区顺群新型墙体材料厂的员工。2014年4月23日，顺群材料厂作为投保人，在太平洋保险公司处为左昌海、涂显强、涂某等十七名员工购买了《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总保险金额为6300000元，保险期限从2015年5月1日0时起至2016年5月1日0时止，其中涂某的伤残、死亡赔偿限额为500000元。顺群材料厂支付了保险费15600元，太平洋保险公司收到保险费后出具了保险单。太平洋保险公司与投保人顺群材料厂签订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条款》第十二条规定：“责任免除…二、下列任一情形下，保险人对被保险人身故、残疾不负任何给付保险金责任：…（三）被保险人醉酒或受毒品、管制药物的影响期间；…”。
2015年12月29日凌晨，涂某在顺群材料厂围墙外边处倒地死亡，公安部门经核查认定死亡原因为高坠致颅脑损伤死亡。2016年1月12日，太平洋保险公司、张金娥（死者涂某配偶）、涂显强（死者涂某哥哥）与华生鉴定中心、明镜鉴定所分别签订了《司法鉴定协议书》，委托华生鉴定中心对涂某进行毒物鉴定（酒精测试、毒品化验），委托明镜鉴定所对涂某的死因（含尸体检验、尸体解剖、病理诊断）进行鉴定。华生鉴定中心当时委托明镜鉴定所在解剖涂某尸体时代为提取检材（血液和尿液）。2016年1月14日，明镜鉴定所对涂某尸体进行解剖时为华生鉴定中心提取了检材（血液和尿液）并于2016年1月15日将检材交付给华生鉴定中心。
2016年1月25日，华生鉴定中心作出二份《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编号：粤华生司鉴中心[2016]毒检字第36号和37号），其中粤华生司鉴中心[2016]毒检字第36号报告书的检验结果为：送检的涂某血液和尿液样本未检测到苯丙胺、甲基苯丙胺、亚甲基二氧甲基苯丙胺、亚甲基二氧苯丙胺、氯胺酮、可卡因成分；粤华生司鉴中心[2016]毒检字第37号报告书的检验结果为：送检的涂某血液检验出乙醇成份，含量为250.7mg/100ml。2016年1月29日，明镜鉴定所作出[2016]病鉴字第00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涂某在醉酒状态下（含量250.7mg/100ml）高坠致颅脑损伤死亡。
张金娥等人向太平洋保险公司提出理赔要求时，太平洋保险公司以涂某发生事故时处于严重醉酒状态，属于责任免除为由拒不赔偿。张金娥等人经索赔无果后，遂于2016年5月24日向该院提起诉讼，请求：1、太平洋保险公司向张金娥等人支付保险金500000元；2、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庭审时，张金娥等人对华生鉴定中心所作出的二份《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粤华生司鉴中心[2016]毒检字第36号、37号）均不予认可，认为该两份报告书中的检材（血液、尿液）送检时间（2016年1月12日）与尸体解剖时间（2016年1月14日）存在冲突（尸体未开始解剖，检材从何得来），华生鉴定中心委托明镜鉴定所代为取样，其鉴定报告是不合法的。为查明事实，该院于2016年8月1日发函给华生鉴定中心，要求其解释说明检材（血液、尿液）的获取详细过程和检材的送检日期（2016年1月12日）与尸体解剖日期（2016年1月14日）不符的原因。2016年8月12日，华生鉴定中心作出粤华生司鉴中心[2016]0637号复函，答复如下：一、粤华生司鉴中心[2016]毒检字第36号和粤华生司鉴中心[2016]毒检字第37号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存在笔误：“送检日期”应该改为“委托日期”，检案提要：“对其送检”应该改为“对其委托”。一般情况下，委托单位是带着检材来委托的（委托与送检同日），但本例特殊，是先委托再取材。二、2016年1月12日，我中心受理了对涂某的血液和尿液进行酒精及毒检验的申请，据委托方说其委托明镜鉴定所进行尸检，我中心应委托方的请求也委托明镜鉴定所在尸检中代为取材，并对检材的相关要求进行了说明，同日制作了标示卡（日期：2016年1月12日）交给了明镜鉴定所。后明镜鉴定所于2016年1月14日在解剖过程中提取了涂某的血样和尿液，并加上我中心预先准备好的标示卡（日期：2016年1月12日）照相，没意识到应该修改标示卡的日期为2016年1月14日。我中心于2016年1月15日派工作人员取回了明镜鉴定所所提取的涂某的血样和尿液检材，并办理了交接手续。
另查明：华生鉴定中心获得广东省司法厅颁发的司法鉴定许可证（证号：4401105），有效期限2014年9月26日至2018年3月27日，鉴定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听觉功能、性功能鉴定除外），声像资料鉴定（含电子数据）、法医毒物鉴定（金属毒物检验除外）、法医病理鉴定、文书鉴定、法医物证鉴定、痕迹鉴定、微量鉴定。明镜鉴定所获得广东省司法厅颁发的司法鉴定许可证（证号：4417203），有效期限2014年11月27日至2016年11月27日，鉴定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法医物证鉴定。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张金娥等人的诉求和太平洋保险公司的抗辩意见，结合本案查明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华生鉴定中心的二份《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编号：粤华生司鉴中心[2016]毒检字第36号和37号）和明镜鉴定所的[2016]病鉴字第00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否有效。首先，华生鉴定中心、明镜鉴定所作为独立第三方机构，具备相关的鉴定资质（具有司法鉴定许可证）和鉴定工作人员（具有执业资格证），能够独立开展工作，依法能对死者涂某进行毒物鉴定（酒精测试、毒品化验）和死因鉴定（含尸体检验、尸体解剖、病理诊断）。其次，华生鉴定中心、明镜鉴定所与死者涂某家属及太平洋保险公司签订了《司法鉴定协议书》，是在征得对方同意委托后才开展死者涂某的毒物鉴定和死因鉴定工作，并非张金娥等人所称没有同意委托情况下自行开展相关工作的。第三，二份《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编号：粤华生司鉴中心[2016]毒检字第36号和37号）是华生鉴定中心依法独立作出的，对于二份《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中的检材（血液和尿液）的送检日期（2016年1月12日）与尸体解剖日期（2016年1月14日）不相符等情况，华生鉴定中心作出复函，对检材送检日期与尸体解剖日期不相符和检材的提取过程作出了解释说明。该解释说明符合客观事实、合乎常理，对二份《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进行了有效补充。张金娥等人主张华生鉴定中心委托明镜鉴定所提取的检材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法确保，认为检材已被污染，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不同意太平洋保险公司提出的重新鉴定意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华生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报告具有真实性、科学性和公正性，是合法有效的，该院依法予以确认。明镜鉴定所根据尸体解剖检验并结合华生鉴定中心二份《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而依法独立作出的[2016]病鉴字第00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也是合法有效，该院亦予以确认。由于涂某在醉酒状态下（含量250.7mg/100ml）高坠致颅脑损伤死亡，根据《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条款》第十二条的规定，该情形属于责任免除的情形之一，太平洋保险公司不负给付保险金责任。因此，对于张金娥等人要求太平洋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500000元的诉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张金娥、涂福金、涂补红、涂雪山、张羽兰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8800元（原告张金娥等人已预交一半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张金娥等人承担。张金娥等人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该院缴纳另一半案件受理费44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太平洋保险公司提供的《人身保险保险单》“保险公司提示”一栏中已经提示投保人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尤其是黑体字标注部分的条款内容，并听取保险公司业务人员的说明，如有不明白或有异议的在填写保险单之前询问业务人员，如未询问，视同已经对条款内容完全理解并无异议；“保险事项销售确认书”一栏中，端州区顺群新型墙体材料厂盖章确认保险销售人员已向其详细解释有关保险条款内容，并作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再查明，2015年1月12日，张金娥、涂显强、太平洋保险公司共同签订《司法鉴定协议书》（编号：MJSJ/QR-6-3），委托明镜鉴定所对涂某尸体一具进行死因鉴定（含尸体检验、尸体解剖、病理诊断），委托人处有张金娥、涂显强签名和太平洋保险公司的盖章。2015年1月12日，张金娥、涂显强、太平洋保险公司共同签订《司法鉴定协议书》（HSSFJD/QR-6-3），委托华生鉴定中心对涂某尸体一具进行毒物鉴定（酒精测试、毒品化验），委托人处有张金娥、涂显强签名和太平洋保险公司的盖章。
本院认为，本案是保险纠纷。根据当事人的上诉、答辩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条款》中第十二条“责任免除”条款是否有效；2、案涉三份鉴定报告的效力问题。
关于焦点一，张金娥等人认为《投保单》无法证实太平洋保险公司进行有效的解释说明义务，保险合同中的责任免除条款不产生效力。端州区顺群新型墙体材料厂向太平洋保险公司为涂某等人投保，保险合同缔约双方是端州区顺群新型墙体材料厂和太平洋保险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对象应当是端州区顺群新型墙体材料厂，而非涂某。太平洋保险公司提供的《人身保险保险单》“保险公司提示”一栏中已经提示投保人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尤其是黑体字标注部分的条款内容，并听取保险公司业务人员的说明，如有不明白或有异议的在填写保险单之前询问业务人员，如未询问，视同已经对条款内容完全理解并无异议；“保险事项销售确认书”一栏中，端州区X新型墙体材料厂盖章确认保险销售人员已向其详细解释有关保险条款内容，并作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第二款“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的规定，本院认定太平洋保险公司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2013版）条款》中第十二条“责任免除”条款发生法律效力。张金娥等人上诉认为“责任免除”条款无效的主张，于理无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焦点二，张金娥等人认为华生鉴定中心作出的两份鉴定报告在委托人、采集程序、检材提取日期、送检人、送检日期等方面已经严重失真，且检材有被污染的可能，故鉴定报告已经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不是合法有效的，不能作为认定涂某死亡原因的依据，所以明镜鉴定所依据上述两份鉴定报告作出的死因鉴定报告也是错误的，一审判决不应采信上述三份鉴定报告，不能以此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以及第二十九条“审判人员对鉴定人出具的鉴定书，应当审查是否具有下列内容：（一）委托人姓名或者名称、委托鉴定的内容；（二）委托鉴定的材料；（三）鉴定的依据及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四）对鉴定过程的说明；（五）明确的鉴定结论；（六）对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七）鉴定人员及鉴定机构签名盖章。”的规定，现对案涉三份鉴定报告的效力问题作出评述。关于委托人的问题，两份《司法鉴定协议书》中，张金娥、涂显强在委托人处签名，太平洋保险公司也在委托人处盖章，委托人姓名或者名称、委托鉴定的内容清楚、明确，由此可知鉴定机构是在征得死者家属张金娥和涂显强的同意以及张金娥、涂显强与太平洋保险公司的共同委托后开展相关工作的，一审判决认定张金娥、涂显强与太平洋保险公司共同委托鉴定，并无不当，予以维持。关于鉴定过程，华生鉴定中心在一审法院发函后，通过《复函》对鉴定报告书中存在的笔误和鉴定程序中委托明镜鉴定所代为提取检材以及检材的交接过程进行了解释说明，该解释说明符合常理、合乎事实，华生鉴定中心对鉴定过程进行了合理的说明和有效的补充，一审判决采信该复函，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华生鉴定中心、明镜鉴定所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具备相关的鉴定资质和鉴定工作人员，在征得死者家属的委托和同意后独立开展鉴定工作，对鉴定过程中存在的疑问作出了合理的解释说明，如实反映了鉴定过程，依法独立作出鉴定报告，得出的鉴定结论明确、清晰，并有鉴定人员的签名和加盖鉴定机构的公章，张金娥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案涉三份鉴定报告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需要重新鉴定的情形，且张金娥等人也不同意重新鉴定，故本院认定案涉三份鉴定报告是真实有效的，应予采信，张金娥等人认为鉴定报告存在错误的上诉主张，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其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明镜鉴定所的［2016]病鉴字第00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涂某在醉酒状态下高坠致颅脑损伤死亡”的鉴定结论，得出涂某的死亡原因是醉酒状态下高坠致颅脑损伤死亡。依据《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2013版）条款》第十二条第二款“下列任一情形下，保险人对被保险人身故、残疾不负任何给付保险金责任：……被保险人醉酒或受毒品、管制药物的影响期间；……”的约定，涂某在醉酒状态下高坠致颅脑损伤死亡，属于免责条款约定的情形之一，一审判决太平洋保险公司不负有给付保险金责任，一审法院驳回张金娥等人诉讼请求，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张金娥、涂福金、涂补红、涂雪山、张羽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张金娥、涂福金、涂补红、涂雪山、张羽兰负担。
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 桑
审 判 员 李升文
代理审判员 赵晓云
二〇一七年六月七日
书 记 员 陈唐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