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16民终4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蒋福兰，居民。
委托代理人刘建军、蒋芳，山东昌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国，居民。
委托代理人高新华，无棣证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蒋福兰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无棣县人民法院（2015）棣商初字第5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2002年1月29日，王玉国与蒋福兰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一份，该契约约定王玉国将其所有的位于棣庆大街2号区的5号楼以16万元的价格出售给蒋福兰。该合同有红契和白契(附件)两份。白契中第三条约定“双方同意于2000年6月29日由甲方（王玉国）将上述房地产正式交付给乙方（蒋福兰）”。该条中的时间“2000年6月29日”系笔误，实为2002年6月29日。该份契约并非双方真实的交易，系双方为了少交房产交易税而签订。契约签订当日，王玉国与蒋福兰办理了房产过户手续。无棣县房产行政管理局为蒋福兰颁发了房产证，产权证号为棣房权证（2002）字第041**号。
2002年6月29日，王玉国与蒋福兰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契约》一份，该契约约定王玉国将其所有的位于棣庆大街2号区的5号楼以23.5万元的价格出售给蒋福兰。该合同有红契和白契(附件)两份。红契中，第一条有早已打印好的“买方已将房地产价款人民币万千元角分如数付给卖方”的格式条款，王玉国在相应的空白处填写了23.5万元的数额；该契约出卖人处除有王玉国的签字外，还加盖有“无棣县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的印章。同日，无棣县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证明：“我单位在王玉国与蒋福兰楼房买卖契约上盖有印章，此印章只用作证明该笔交易的真实性”。白契第二条付款方式栏目有王玉国手写的“注明房地产交易契约写有一次付清不代表付买楼房款买楼房款有本契约另行议定乙方三年内付清买房款以甲方收据为准”字样。第三条注明双方同意于2000年6月29日由甲方将上述房地产正式交付给乙方。该条中的时间“2000年6月29日”系笔误，实为2002年6月29日。合同签订后，王玉国将该案涉房产交付给蒋福兰。2010年9月7日，无棣县国土资源局为被告蒋福兰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证号为棣国用（2010）第10233号。
另查明，案涉两份房地产买卖契约上手写部分的文字，除蒋福兰本人的签字外，均系王玉国书写。王玉国的叔伯姐姐系蒋福兰的娘家嫂子。2014年春节前夕，蒋福兰给付王玉国购房款7000元。
原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蒋福兰是否已经将案涉楼房款23.5万元如数给付王玉国。双方对于2002年1月29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系为了少交房产交易税而签订，真实的交易是2002年6月29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这一事实，均予认可，对此予以确认。蒋福兰主张已经给付的依据是红契中明确写着“23.5万元房款已如数付给卖方”，另外房产过户手续及土地使用权证均已办理完毕。如果蒋福兰没有给付房款，隔上这么多年，王玉国不主张权利不符合常理。从双方于2002年6月29日签订的真实交易契约来看，在白契中第二条付款方式栏目中，王玉国明确注明“注明房地产交易契约写有一次付清不代表付买楼房款买楼房款有本契约另行议定乙方三年内付清买房款以甲方收据为准”，正是王玉国为了防止出现误解所设置的约束。蒋福兰在庭审中对该契约质证时对红白契上王玉国书写的其他文字不持异议，仅对白契中付款方式栏目中的这段文字提出系王玉国后来自行添加的，其应当对此负有举证责任。经法庭释明，对于争议的该条款中的文字是否与其他文字系同一时间完成申请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其明确表示不鉴定，视为举证不能；其提出的自己手中并没有双方真实交易的该份房地产买卖契约，当年给王玉国的是现金，王玉国给其出具的收据由于时间久远，又加之交易早已完成，收据找不到了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双方于2002年6月29日签订的真实交易契约白契中第二条付款方式栏目注明的“注明房地产交易契约写有一次付清不代表付买楼房款买楼房款有本契约另行议定乙方三年内付清买房款以甲方收据为准”文字，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当作为定案依据，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综上，蒋福兰尚欠王玉国购房款22.8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王玉国诉求蒋福兰给付，于法有据，予以支持；王玉国诉求超出的部分，于法无据，不予支持。蒋福兰提出的其已经给付购房款，请求驳回对其诉讼请求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蒋福兰提出的已超诉讼时效，应不受法律保护的辩解意见，原审认为，房地产作为日常生活中贵重的生活资料，对一个家庭的经济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王玉国称因亲戚关系迟迟没有诉诸法律，符合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美德中的“仁义”之道。其在2014年春节前夕仍然向蒋福兰主张权利，要回购房款7000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蒋福兰的该项辩解意见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故对蒋福兰的该项辩解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蒋福兰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王玉国购房款22.8万元；二、驳回原告王玉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12元，由被告蒋福兰负担2360元，原告王玉国负担52元。
宣判后，蒋福兰不服，提起上诉，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我方已经一次性付清购房款23.5万元，涉案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双方之间的购房合同发生于14年之前，且王玉国已经与我方办理了变更登记，双方交易早已完成，时隔久远且我方多次搬家且家中遇窃，丢失众多贵重物品，收据找不到也符合常理。若王玉国未收到购房款，怎么会和我办理过户手续，这不符合常理。2.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我方未于2014年春节向王玉国支付7000元，涉案购房款早已付清，过户后我方未支付过任何款项。原审法院在王玉国未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即认定了上述事实，与事实不符。王玉国自认收到我方支付7000元房款明显是为了延续诉讼时效，原审法院认定该事实，损害了我方的权益。王玉国与蒋福兰之间虽有亲戚关系，但关系并不亲近，原审法院以双方之间系亲戚关系，王玉国迟迟未诉诸法律符合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美德中的“仁义”之道为由，认定本案未超诉讼时效，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明显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3.原审判决出现多处低级错误。首先将王玉国的身份信息出生年月日搞错，其次庭审中王玉国也已经承认两份房地产买卖契约签订于2002年1月29日，但一审法庭主观判定23.5万元的契约签订于2002年6月29日，明显违背常理。而且双方都承认在23.5万元房地产买卖契约第三条的时间“2000年6月29日”系笔误，但判决书中将笔误时间定为“2000年6月9日”，我方认为该份判决书粗制滥造，不能维护上诉人一方的权利。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王玉国辩称，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
二审庭审中，2016年4月6日，王玉国与蒋福兰应法庭要求本人到庭接受法庭调查。王玉国与蒋福兰均认可2002年1月29日，王玉国（甲方）与蒋福兰（乙方）先后签订了两份相同格式的《房地产买卖契约》，先签订售价为23.5万元的《房地产买卖契约》（为方便叙述以下简称23.5万元合同），后为节省办理房产证等费用签订了售价为16万元的《房地产买卖契约》（为方便叙述以下简称16万元合同），双方均认可23.5万元合同为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经查，两份《房地产买卖契约》均分为红契、白契两部分，两份《房地产买卖契约》除约定售价不同外，白契部分的付款方式约定不同。16万元合同载明：“付款方式：一次性”，23.5万元合同载明：“付款方式：注明，房地产交易契约写有一次付清不代表付买楼房款买楼房款有本契约另行议定乙方三年内付清买房款以甲方收据为准”。两份《房地产买卖契约》手写部分除蒋福兰签名外均为王玉国书写，蒋福兰称其签23.5万元合同时，王玉国已经填写好了，未详细阅读合同内容便在合同中签名。原审法院在庭审中释明蒋福兰是否对23.5万元合同中付款方式部分的填写内容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蒋福兰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
关于购房款是否交付，蒋福兰称其于签订合同当时便将23万元以现金方式交付给王玉国，因当时交款，故王玉国便又让了5000元。王玉国出具了收条。后因其家中失窃，该收条及家中首饰等贵重物品一并被盗，被盗后并未报警。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涉案购房款有无全部付清的问题。双方均认可16万元购房合同系双方当事人为办理房产登记手续签订，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为23.5万元合同。23.5万元合同中对于款项交付约定为三年内付清，以收据为准。上诉人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其已经付清购房款，且其陈述家中被盗却未报警的理由有悖于常理，本院不予采信。故原审认定上诉人未付清本案购房款并无不当。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涉案房屋从签订合同至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相隔八年，且双方之间关系密切，被上诉人陈述多次当面索要涉案购房款符合常理，原审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判决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824元，由上诉人蒋福兰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立俊
审 判 员 王正真
代理审判员 张 珊
二〇一六年六月七日
书 记 员 董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