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2民终2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熊国相，男，1956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海曙区和义路**号。
法定代表人：何承命，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露莺，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敏，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熊国相因与被上诉人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科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6）浙0203民初22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事实已核对清楚，决定径行判决。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熊国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熊国相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熊国相认为维科公司的除名决定实体错误，程序违法。1.除名决定缺乏依据。按照当时的《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规定，职工无正当理由经常旷工，经批评教育无效，连续旷工时间超过15天，或者一年以内累计旷工时间超过30天的，企业有权予以除名。熊国相按照单位要求履行了休病假的程序，并非旷工。退一步讲，连续旷工30日以上才能除名，且需经过批评教育，熊国相不符合被除名的条件，并且，除名需经工会讨论决定，熊国相也有权申辩，而维科公司在未履行相应程序的前提下擅自对熊国相除名，程序与实体均错误。证人徐某、忻仁康的证言是属实的，派出所作出的《关于对熊国相问题的处理意见》及保证书涉及的内容也非熊国相本人真实意思表示。2.关于本案的仲裁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于2007年正式实施，不能追溯发生在1994年的除名事件。熊国相在1994年被错误除名后，不断向有关部门维权，也与维科公司进行过阶段性调解，本案应适用时效中断。
维科公司答辩称：维科公司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熊国相的请求也已经超过仲裁时效。维科公司服从一审判决结果，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熊国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恢复熊国相的劳动权利，并赔偿熊国相误工损失880000元；2.要求补缴熊国相社保费用220000元；3.要求赔偿熊国相精神损失10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熊国相于1991年10月进入宁波第三针织厂工作。1994年1月25日，宁波第三针织厂下发《关于对熊国相予以除名的决定》文件[宁三针人保字（94）第4号]，对熊国相予以除名的处理。因熊国相对该除名决定不服，不断向相关部门反映，后经协调，熊国相于1996年4月6日被宁波线带（集团）公司招工。1996年4月17日宁波市劳动局出具《宁波市劳动合同制工人报到介绍信》，介绍熊国相至宁波敦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报到。后熊国相于1996年6月离开宁波敦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随后，熊国相继续就宁波第三针织厂除名一事向相关部门反映，2001年6月经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西门派出所协调，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敦煌分公司于2001年6月8日出具《关于对熊国相问题的处理意见》一份，对问题解决提出相关处理意见；后熊国相于2001年6月11日出具《保证书》一份，承诺“1.94年1月25日宁波第三针织对我除名处理是正确的；2.本人96年6月擅自离开企业是事实；3.对上述二事本人不再提出任何要求和采取过激行为”。后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敦煌分公司向熊国相支付一次性生活补助费23500元，熊国相出具收条一份。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敦煌分公司于2001年6月22日将熊国相个人档案材料送至宁波市海曙区就业管理处。2016年1月起，熊国相再次就宁波第三针织厂除名一事向相关部门反映，并向宁波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该委以“申请人的仲裁请求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为由，作出《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熊国相不服该通知，诉至法院，请求依法解决。
熊国相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情况如下：1993年缴费6个月、1995年缴费2个月、1996年缴费10个月，2003年5月起2016年12月以自由职业者（或失业）身份自行缴费或挂靠其他单位缴费。熊国相目前尚未办理退休手续。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宁波第三针织厂1994年1月25日作出的《关于对熊国相予以除名的决定》文件中，文件首部为“宁波市敦煌针织绣花线厂”，文件尾部加盖有宁波第三针织厂和“宁波敦煌针织绣花线厂”的公章；因此，虽然“宁波敦煌针织绣花线厂”并非熊国相的用工单位，但因其在文件尾部加盖公章，故应认定《关于对熊国相予以除名的决定》系宁波第三针织厂及“宁波敦煌针织绣花线厂”共同作出，故“宁波敦煌针织绣花线厂”应对该文件的内容及涉及的相关权利义务承担法律责任。其次，关于“宁波敦煌针织绣花线厂”的主体情况，根据维科公司提供的工商资料显示，宁波敦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以[宁敦煌企字（94）23号]文件形式设立“宁波敦煌针织绣花线厂”；但“宁波敦煌针织绣花线厂”仅由宁波敦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批准成立，未完成工商登记注册，故宁波敦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宁波敦煌针织绣花线厂”主管部门，应对“宁波敦煌针织绣花线厂”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第三，宁波敦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为现在的维科公司，故维科公司应对宁波敦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责任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维科公司抗辩，根据宁波经济发展的状况，九十年代初，宁波第三针织厂处于托管阶段，“宁波敦煌针织绣花线厂”应是宁波第三针织厂的托管企业，但目前无法查实该企业的工商登记情况，故无法确定该主体与维科公司是否存在关联；退一步讲，即使与维科公司存在关联，该企业当时也仅是托管单位，不应承担宁波第三针织厂的对外民事责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维科公司提供的工商登记材料已能证明“宁波敦煌针织绣花线厂”系维科公司设立，且维科公司系“宁波敦煌针织绣花线厂”的主管部门，既然“宁波敦煌针织绣花线厂”在《关于对熊国相予以除名的决定》加盖了公章，故其主管部门理应对该份文件涉及的权利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对维科公司的抗辩不予采信。
宁波第三针织厂的除名决定是否依法有据。关于该项事实，熊国相申请原宁波第三针织厂的工会主席忻仁康和原宁波第三针织厂的厂长徐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拟证明熊国相不存在旷工的事实。而维科公司提供了原宁波第三针织厂工会组成人员在2000年至2001年期间出具的关于《关于对熊国相予以除名的决定》形成过程的书面材料，拟证明《关于对熊国相予以除名的决定》系依据客观事实依法作出的。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首先，从证据角度而言，熊国相提供的证人徐某仅陈述熊国相确实不存在旷工行为，但对熊国相在宁波第三针织厂工作期间病休、待业等情况均无法进行回忆及陈述，故对该证人证言，一审法院难以采信；而熊国相提供的证人忻仁康虽表示熊国相不存在旷工行为，且其系事后知道熊国相被除名的决定，但证人忻仁康曾在2001年6月6日《关于对熊国相作自动离职予以除名的决定经过的回忆》材料中签名，并对该材料中记载的内容表示“情况属实”；因证人忻仁康的陈述与其之前签名的材料中的表述不能相互印证，故一审法院对其陈述，亦无法采信。其次，根据维科公司提供的2001年6月11日由其签署的《关于对熊国相问题的处理意见》及熊国相出具的《保证书》中相关内容的表述，熊国相已认可“94年1月25日宁波第三针织对其除名处理是正确的”的这一事实，故熊国相现在否认该除名决定的效力，且未提供足以支持熊国相主张的证据进行佐证，故一审法院对熊国相的主张难以支持。同时，熊国相在签署上述材料及出具《保证书》时，均已表明不再就本案纠纷提出任何要求，该表述应视为熊国相已放弃就本案纠纷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虽熊国相陈述上述材料及《保证书》是其被限制人身自由、受到胁迫威逼的情况下出具，但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一审法院对此难以采信。
关于本案的仲裁时效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系熊国相不服宁波第三针织厂1994年1月25日的除名决定而引发的劳动争议，结合熊国相的陈述，熊国相早在1994年便已知晓除名决定的存在，本案仲裁时效应当自1994年1月25日起算，故熊国相在2016年5月26日才向宁波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已超过法定的仲裁时效。熊国相主张，其自1994年起始终就本案纠纷主张权利，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熊国相在1994年至2001年期间不断就除名决定一事，向相关部门反映投诉，即使该行为可视作熊国相主张权利的方式，那么本案的仲裁时效也仅在1994年至2001年期间处于中断；现熊国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2001年至2015年仍就本案纠纷继续主张权利，故即使本案的仲裁时效自2001年再次开始起算，熊国相于2016年5月26日提请仲裁时，亦超过了仲裁时效。
综上，从本案纠纷的实体处理上看，根据熊国相签署的《关于对熊国相问题的处理意见》及熊国相出具的《保证书》中相关内容的表述，熊国相已认可宁波第三针织厂对其除名决定的效力，并已作出就本案纠纷放弃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从本案纠纷的程序处理上看，熊国相提请仲裁申请已超过了仲裁时效。同时，从熊国相的诉讼请求具体内容而言，熊国相目前已超过60周岁，要求恢复劳动权利，缺乏法律依据；熊国相要求维科公司赔偿误工损失、精神损失，缺乏法律依据；熊国相要求补缴社会保险费，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因此，熊国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无法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作出判决：驳回熊国相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上诉人熊国相与被上诉人维科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故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熊国相的主张所涉之纠纷发生于1994年1月25日，被上诉人维科公司在2001年6月曾对此纠纷向熊国相出具过相关意见，熊国相签署过该处理意见并出具保证认可宁波第三针织厂对其除名决定的效力，且同时保证不再对该事件提任何要求和采取过激行为，据此，本院认为，从实体上而言，熊国相已作出放弃对本案纠纷继续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虽熊国相主张该保证系被迫作出，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从程序上而言，虽纠纷发生于1994年1月，因熊国相2001年6月仍在主张权利，可视为仲裁时效中断，故应从2001年6月重新开始计算，但熊国相直至2016年5月才提起劳动争议仲裁申请，已超过仲裁时效的规定，因此，熊国相的各项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熊国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 晖
审 判 员 樊瑞娟
代理审判员 龚 静
二〇一七年三月六日
书 记 员 吴佳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