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6民终1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天祥，男，1984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军，男，1985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柯桥区。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陶鹏，浙江中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毕耀，男，1985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温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斌，北京天达共和（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炎炯，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毕剑锋，男，1986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炎炯，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君，男，1985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月芬，浙江鉴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林天祥、王军因与被上诉人蔡毕耀、毕剑锋、胡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5）绍柯商初字第26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2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林天祥、王军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陶鹏、被上诉人蔡毕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斌、被上诉人蔡毕耀、毕剑锋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炎炯、被上诉人胡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月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天祥、王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林天祥在签订《协议书》时对于该180万元款项之性质系蔡毕耀代胡君还款存有明知，并无误解”、“林天祥、王军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应当从2013年1月28日起算，至2014年1月28日终止”的认定有误。首先，2012年2月和4月期间，蔡毕耀分两次向林天祥借款共计300万元，胡君则分五次向林天祥借款共计结欠500万元。2012年7月16日，蔡毕耀向王军借款300万元时，蔡毕耀、胡君、林天祥曾口头协商，由于蔡毕耀此前欠胡君180万元，而由蔡毕耀在获得王军的300万元借款后，直接把180万元替胡君归还其欠林天祥的180万元借款。该事实由2012年12月20日林天祥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及（2014）浙绍商终字第758号民事判决书、（2016）浙民终470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据此可以认定，在2012年7月16日，林天祥认为，蔡毕耀即将汇给自己的款项中有180万元系替胡君偿还的。其次，在蔡毕耀、胡君、林天祥就180万元的款项处理进行口头协商后，胡君即被公安机关羁押。此后，蔡毕耀和林天祥均无法与胡君取得联系。对此，（2014）浙绍商终字第758号案件审理时曾对蔡毕耀制作了笔录，蔡毕耀陈述其付款时不知道胡君被羁押，和胡君还没有谈拢，打款那天蔡毕耀已经决定直接归还自己的债务，上述180万元归还了《协议书》项下的债务，该《协议书》中明确蔡毕耀本人已经归还180万元。该笔录已经作为证据收集在（2014）浙绍商终字第758号案件中。据此，蔡毕耀在签署本案《协议书》前已经对当初蔡毕耀、胡君、林天祥三人达成的代偿方案表示反悔，认为该180万元是归还自己的债务。第三，2013年1月28日，因蔡毕耀对此前三方代偿方案的反悔，同时款项又系蔡毕耀直接汇至林天祥账户中，而林天祥也无法与羁押中的胡君进行核实，因而林天祥采信了蔡毕耀的意见，各方签署了《协议书》，确认蔡毕耀已经归还了180万元。同时，从《协议书》第一条“上述借款乙方蔡毕耀本人已经归还了180万元，尚欠240万元”的内容可以判断，该180万元约定为蔡毕耀归还自己的债务，而不是林天祥放弃180万元的债权。据此，在《协议书》签订时即2013年1月28日，林天祥的认知已经因蔡毕耀提供信息的变化而变化，由之前认为该180万元系蔡毕耀替胡君归还的认识，变化为该180万元系蔡毕耀归还自己的债务。第四，2013年6月28日，林天祥向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越城法院）对胡君提起诉讼，要求胡君归还借款500万元，案号为（2013）绍越商初字第1620号。在该案一、二审中，林天祥均主张“该180万元系蔡毕耀归还其本人尚欠林天祥的债务，并在2012年11月2日林天祥起诉蔡毕耀、毕剑锋后签订的和解协议书中确认为蔡毕耀的还款”，同时蔡毕耀在该案的二审中也表示该180万元是其归还自己的借款。据此，从林天祥对胡君主张500万元借款的行为可以判断，林天祥在《协议书》签订后就一直相信该180万元系蔡毕耀归还自己的债务，蔡毕耀在二审中的陈述更是加强了林天祥的这种认识。第五，2015年1月19日，（2014）浙绍商终字第758号案件作出民事判决，认定该180万元系蔡毕耀替胡君归还的借款。林天祥在收到该判决书后，于2015年7月24日向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提出撤销之诉。据此，林天祥在收到该份判决书后，对180万元款项性质的认知再一次发生变化，认为该180万元是蔡毕耀替胡君归还的款项。综上，一审判决认定的明知实际是林天祥在2012年的认知状态，林天祥的认知在2013年1月双方签订《协议书》时已经发生变化。由于林天祥相信了蔡毕耀对款项性质已改变的陈述，从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签订了权利义务明显失衡的《协议书》，该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的状态一直延续至2015年1月19日（2014）浙绍商终字第758号民事判决作出之时，林天祥此时才明确知晓。2.一审判决作出“林天祥在签订《协议书》之时对于该180万元款项之性质系蔡毕耀代胡君还款存有明知，并无误解”的认定，明显有违常理。首先，2013年1月28日的《协议书》存在特定背景，即林天祥向越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向蔡毕耀主张200万元借款，即在林天祥采取诉讼行为保护自己债权的过程中。若《协议书》签署时，林天祥明知该180万元款项系蔡毕耀代胡君归还，仍然同意再次作为蔡毕耀的还款进行重复计算，则等同于放弃了180万元的债权，这与林天祥主张债权的本意明显相悖。第二，《协议书》中“上述借款乙方蔡毕耀本人已经归还了180万元，尚欠420万元”的约定，明显是对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确认，没有对于债权债务关系进行调整的意思表述，若林天祥明知并同意放弃或者免除180万元的债权，则该内容应当写在协议中关于双方权利义务调整的部分，而不是表述在事实确认部分。第三，《协议书》“现甲方同意乙方一次性付给甲方款项人民币335万元了结上述所有债务”的约定，则是对于双方债权债务的调整，即林天祥同意放弃85万元的债权，若林天祥除了同意放弃85万元债权外，还同意放弃诉争的180万元债权，则总共放弃债权金额为265万元，超过了林天祥当时起诉蔡毕耀时主张的200万元，林天祥的诉讼将失去意义。综上所述，《协议书》是在林天祥、王军对180万元款项的性质产生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署的，完全背离了林天祥、王军签署协议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明显失衡，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未作正确认定。蔡毕耀辩称，1.上诉人主张对180万元款项性质存在动态认知，没有事实依据。（2016）浙民终字第740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上诉人林天祥在公安机关询问时供述，2012年7月12日蔡毕耀又问我来借钱，要借300万元，我不敢再借，于是给他介绍了我亲戚王军，借条出给王军的，借款协议是在毕剑锋家里面签的，在场的有我、蔡毕耀、王军，钱也是王军打给他的……至于蔡毕耀问王军借的300万元，是分两次150万元打的。之前我知道蔡毕耀欠胡君180万元钱，胡君因为欠我钱，所以胡君叫蔡毕耀把180万元直接打给我好了，所以这300万元蔡毕耀到手后直接在银行给我打了180万元加利息钱，他实际到手只有90多万的。”该判决还载明：“2012年7月17日，蔡毕耀的农业银行账户分两次转入各150万元，共300万元。蔡毕耀在收到第一笔150万元后，随即全部转账给了林天祥；收到第二笔150万元后，转账给林天祥57.5万元，该日账户余额为92.5万元”。上述事实相互印证，可确认蔡毕耀还款时的事实状态。2012年11月2日，林天祥将蔡毕耀、毕剑锋因民间借贷纠纷诉至越城法院，诉请金额为借款本金200万元以及相应利息，上述法院认定的事实均能确认上诉人在签订《协议书》时的意思表示是稳定、确定的。2.上诉人林天祥、王军与蔡毕耀、毕剑锋于2013年1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符合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林天祥变化的不仅是心态，还包括对案件行使撤销权的理由，一审时上诉人提出行使撤销权的理由是重大误解，诉讼过程中又变更为显失公平。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对方缺乏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等价有偿原则的情形。本案中，根本不存在被上诉人利用优势或上诉人没有经验的情况，《协议书》没有显失公平的情形存在。3.一审判决认定撤销权行使期限自《协议书》签订之日开始起算，具有相应的证据，上诉人在签定《协议书》时对协议内容有准确和稳定的认知，上诉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4.上诉人主张《协议书》的180万元款项是蔡毕耀归还其自身借款的款项，这属于概念偷换。5.《协议书》明确约定协议书履行完毕后，双方再无其他债权债务。蔡毕耀与毕剑锋还一并辩称，1.《协议书》的签订背景：协商谈判的是上诉人方与毕剑锋方，当时林天祥在越城法院起诉蔡毕耀、毕剑锋，蔡毕耀已经下落不明，林天祥撤回了对蔡毕耀的起诉，仅起诉毕剑锋，同时查封了毕剑锋的房产。当时由担保人毕剑锋出面与林天祥进行协商，协议形成后由蔡毕耀到场签字。2.毕剑锋对林天祥、王军与蔡毕耀之间实际发生的借款的金额不是很清楚。3.毕剑锋对林天祥和蔡毕耀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完全不知情。同时毕剑锋并不是刑事案件的当事人。4.《协议书》第5条约定，本协议履行完毕后双方之间再无任何纠葛。5.本案担保人已经按照《协议书》支付了335万元。6.上诉状中上诉人陈述放弃了85万元债权不是事实，一审中林天祥陈述收到了蔡毕耀交付的300多万元款项，包括讼争180万元。双方在协商过程中约定相应利息冲抵本金，所以出现85万元的差额。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胡君辩称，1.上诉人主张的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对被上诉人胡君而言根本不存在。涉案《协议书》没有胡君签名，也没有其他相应证据可以证明与胡君有关。事实上，《协议书》在后，林天祥的笔录在前，故上诉人的第一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上诉人起诉胡君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且在上诉期间也没有新证据。因此，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对胡君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1月2日，林天祥为与蔡毕耀、毕剑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起诉至越城法院，案号为（2012）绍越商初字第2246号，诉请金额为借款本金200万元及相应利息。后因林天祥申请撤回对蔡毕耀的起诉，该院于2012年11月30日裁定予以准许。2013年1月28日，林天祥、王军作为甲方，与乙方蔡毕耀、毕剑锋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鉴于蔡毕耀向林天祥借款200万元，由毕剑锋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蔡毕耀向王军借款300万元，由毕剑锋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蔡毕耀向林天祥借款100万元，由胡君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现甲乙双方通过友好协商，就上述借款的归还问题达成如下协议：1.上述借款乙方蔡毕耀本人已经归还了180万元，尚欠420万元，现甲方同意乙方一次性支付给甲方款项人民币335万元了结上述所有债务。2.335万元的款项在甲方撤诉以后的当天，由乙方一次性汇入甲方林天祥的账户，甲方林天祥和王军的债权由甲方内部自行分配。3.乙方支付款项的同时，甲方应当将上述三笔借款合同或者借据原件交付给乙方。4.蔡毕耀向林天祥借款200万元，由毕剑锋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一案，林天祥已向越城法院起诉，甲方应当在2013年1月28日上午申请撤诉并申请解除财产保全，相关诉讼费用由甲方承担。5.本协议履行完毕后，甲乙双方之间再无任何的纠纷。协议签订后，335万元于当日由毕剑锋控制的红山芋公司支付完毕。同日，林天祥向越城法院申请撤回对毕剑锋的起诉，越城法院于同日裁定准许。林天祥亦于该日出具《情况说明》一份，确认：依据上述协议书约定，三笔借款的借款合同或借据的原件应交付给蔡毕耀、毕剑锋。现因林天祥诉毕剑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林天祥已向越城法院起诉，借款及担保协议的原件存放于越城法院无法交付，故林天祥承诺，该借款和担保协议作废，不再作为结算依据。本说明之前的借款合同或借据全部作废，双方的权利义务以2013年1月28日签订协议书为准。上述《协议书》所载的由蔡毕耀归还的180万元，系蔡毕耀于2012年7月17日分两笔，分别为150万元、57.5万元，合计207.5万元中的180万元。上述《协议书》中所载的由蔡毕耀向原告王军所借的300万元，即是2012年7月17日所借，王军分两笔150万元汇给蔡毕耀。2015年1月19日，本院就胡君与林天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2014）浙绍商终字第7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认定：林天祥、蔡毕耀在该案诉讼中称上述180万元系蔡毕耀归还其个人债务，与两人此前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不符，也与林天祥于2012年11月2日仍起诉蔡毕耀要求其偿还200万元借款本息的事实矛盾，故认定2013年1月28日《协议书》中所涉的上述180万元款项系蔡毕耀代胡君的付款。本案审理过程，蔡毕耀就以上述民事判决损害其利益为由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要求撤销上述判决。本院受理后作出（2016）浙06民撤2号民事判决，驳回其诉请。后蔡毕耀不服本院判决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浙江高院），浙江高院于2016年8月18日作出（2016）浙民终47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载明：“2012年12月20日，林天祥在公安询问时供述2012年7月16日，蔡毕耀又问我来借钱，说要300万元，因为我前面已经借给他300万元，我不敢再借给他了，于是给他介绍了我亲戚王军，借条出给王军的，借款协议是在毕剑锋家里面签的，在场的有我、蔡毕耀、王军，钱也是王军打给他的……至于蔡毕耀问王军借的300万元，是分两次150万元打的。之前我知道蔡毕耀欠胡君180万元钱，胡君因为欠我钱，所以胡君叫蔡毕耀把180万元直接打给我好了，所以这300万元蔡毕耀到手后直接在银行给我打了180万元加利息钱，他实际到手只有90多万的。”该判决尚载明：“2012年7月17日，蔡毕耀该农业银行账户分两次转入各150万元，共300万元。蔡毕耀在收到第一笔150万元后，随即全部转账给了林天祥；收到第二笔150万元后，转账给林天祥57.5万元，该日账户余额为92.5万元。该银行账户款项进出情况与林天祥供述的还款经过也能互相印证。以上证据内容能够互相印证，真实性较强，可以证明蔡毕耀系根据胡君的指示，代胡君向林天祥还款，且已实际履行完毕。”另，林天祥在2012年12月20日公安询问中尚供述：“蔡毕耀是分两次问我借的，后来还通过我问我亲戚王军借了一次，第一笔是今年3月31日，由胡君作担保，问我借了100万元……第二笔是在4月16日，借了200万元，担保人是蔡毕耀的弟弟毕剑锋……最后一笔在7月16日蔡毕耀又问我来借钱，说要300万元，因为我前面已经借给他300万元，我不敢再借给他了，于是给他介绍了我亲戚王军，借条出给王军的，借款协议是在毕剑锋家里面签的，在场的有我、蔡毕耀、王军，钱也是王军打给他的……以上总共600万元钱蔡毕耀也是一分未还……蔡毕耀前面两笔还了3-4个月，我收了大概50多万元的利息，欠王军的300万元还了大概2个月利息……”2015年7月24日，林天祥、王军以2013年1月28日协议书订立存在重大误解，后变更为显失公平为由诉至本案一审法院，要求撤销与蔡毕耀、毕剑锋签订的《协议书》，同时判令蔡毕耀归还借款265万元并由毕剑锋、胡君各自承担相应担保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或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本案双方争议焦点问题在于林天祥、王军诉请要求撤销案涉协议书是否存在撤销事由，以及林天祥、王军行使撤销权有无超过法律规定的1年除斥期间？林天祥、王军主张案涉协议书显失公平，且其知道存在撤销事由系从（2014）浙绍商终字第758号民事判决作出之后，故其在本案的撤销权除斥期间应当从其时开始起算，尚未超过一年。蔡毕耀、毕剑锋、胡君均辩称，林天祥、王军对于案涉协议书所载的180万元款项性质存有明知，故其案涉撤销权之除斥期间应当从协议书签订之日即2013年1月28日起算。对此，该院认为，假定林天祥、王军就案涉协议书因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之事由而享有撤销权，其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应当自签订案涉《协议书》之日即从2013年1月28日起算。理由如下：其一，林天祥、王军与蔡毕耀、毕剑锋于2013年1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一条所约定的，由蔡毕耀归还的180万元款项交付经过如上所述，林天祥其实之前对此款系代偿胡君向其借款之事实即存有明知。其二，（2014）浙绍商终字第758号民事判决、（2016）浙06民撤2号民事判决及浙江高院的（2016）浙民终470号民事判决均确认林天祥对该180万元款项之性质存有明知。其三，案涉协议书系在是2012年11月份林天祥向越城法院起诉要求蔡毕耀、毕剑锋归还200万元借款及利息过程中达成的，亦即在2012年11月份林天祥仍然认为该180万元并非系蔡毕耀归还自身借款。其四，2012年12月20日，林天祥在公安讯问中仍供述亦确认上述180万元系代胡君归还，且确认蔡毕耀欠其300万元及欠王军300万元，合计600万元款项尚未归还。综上，林天祥在签订《协议书》之时对于该180万元款项之性质系蔡毕耀代胡君还款存有明知，并无误解。双方仍然将该180万元在协议书中确认为蔡毕耀归还其自身借款，该等约定有违林天祥与蔡毕耀在此之前在公安讯问中的陈述，亦与林天祥在2012年11月份仍然起诉要求蔡毕耀归还200万元借款之行为不符。从上可以看出，双方特别是林天祥在《协议书》签订之前对于该180万元款项的性质存有明确且稳定的认知。亦即，林天祥对《协议书》对该180万元款项作此约定可能损及其利益的情况，在签订协议书之时即应存在明知。所以，即便案涉《协议书》存在撤销事由，林天祥、王军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应当从2013年1月28日起算，至2014年1月28日终止。林天祥、王军未在此期间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故蔡毕耀、毕剑锋、胡君之该项辩称主张，合法有据，该院予以采纳。林天祥、王军据此主张撤销案涉《协议书》并要求蔡毕耀归还借款及要求毕剑锋、胡君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林天祥、王军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000元，依法减半收取140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9000元，由林天祥、王军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林天祥、王军在二审期间向本院申请调取本院（2014）浙绍商终字第758号案卷中公安机关于2013年1月9日、2012年9月25日对蔡毕耀所作的询问笔录、公安机关于2012年7月25日、2012年9月21日对胡君所作的询问笔录、本院对蔡毕耀所作的询问笔录。该申请不符合申请法院调取证据的法律规定，本院不予准许，并另以书面方式通知了林天祥、王军。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林天祥、王军以重大误解为由起诉要求撤销涉案《协议书》，后在一审中明确将撤销《协议书》的事由变更为显失公平。法院审理案件应当严格围绕当事人诉请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故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是涉案《协议书》是否存在显失公平这一可撤销事由。《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当事人一方可以请求法院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2条对显失公平的定义为“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即只有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这种不对等已违反公平原则，并超过法律允许的限度时，一方当事人才能以显失公平为由主张撤销双方签订的合同。林天祥、王军主张与蔡毕耀、毕剑锋签订的《协议书》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应当举证证明《协议书》是在蔡毕耀、毕剑锋存在明显优势或蔡毕耀、毕剑锋利用了本方没有经验的情形下签订的，双方的权利义务已明显不对等。显然，林天祥、王军在本案中未提交相应证据。相反，依据林天祥、蔡毕耀等在本案中所作陈述及另外相关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协议书》的签订是经过充分的平等协商的。因此，林天祥、王军在签订《协议书》时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仅据此，对林天祥、王军以显失公平为由提出撤销《协议书》之诉请应予以驳回。退而言之，即便涉案《协议书》约定的权利义务存在明显失衡的情形，因在该《协议书》签订之前，林天祥于2012年12月份所作的公安笔录、于2012年11月份对蔡毕耀、毕剑锋提起的民事诉讼，均可表明林天祥在签约前明知涉案180万元款项是蔡毕耀替胡君代还的借款，该事实业已被多份生效判决所认定。即便如林天祥、王军上诉所称，对该180万元的性质存在动态认识过程，但仅凭单方听信蔡毕耀反悔三方代偿方案的一面之词，在未经胡君同意的情况下并不足以达到改变蔡毕耀代胡君清偿180万元债务的法律效果，林天祥、王军的上诉所称反而能反映林天祥、王军在签订《协议书》时应当认识到可能发生权利义务不对等的法律后果。据此，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亦应从《协议书》签订之日起算显失公平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一审对此所作的相应评析并无不当。综上，林天祥、王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偿，适用法律正确，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28000元，由上诉人林天祥、王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田 欣审 判 员  孙世光代理审判员  黄哲锋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张银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