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肇州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州民初字第3号
原告北京义利食品公司肇州联营厂清算组，住所地肇州县工信局。
负责人武加行，职务组长。
委托代理人谢春雷，系黑龙江司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柴春柱，男，1950年生，汉族，职业干部，现住肇州县。
被告刘亚彬，男，1958年生，汉族，职业个体，现住肇州县。
委托代理人刘亚杰，男，1953年生，汉族，无职业，现住肇州县。
被告李淑芝，女，1964年生，汉族，职业个体，现住肇州县。
委托代理人毕国峰，系黑龙江峰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义利食品公司肇州联营厂清算组与被告刘亚彬、李淑芝物权保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1月20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杨辉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孙艳梅主审本案，与人民陪审员殷丽娟共同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北京义利食品公司肇州联营厂清算组委托代理人谢春雷、柴春柱、被告刘亚彬及其委托代理人刘亚杰、被告李淑芝及其委托代理人毕国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北京义利食品公司肇州联营厂清算组诉称，北京义利食品公司肇州联营厂（下称原联营厂）是独立法人单位，1997年宣告破产，被告刘亚彬是破产时第三顺序破产债权人。原联营厂破产时，破产财产包括京州宾馆房屋一栋，宾馆附属房屋若干（下称京都宾馆），以及砖厂设备298，187.4元，根据分配方案应当分配给职工，1998年3月刘亚彬依据《拨离决定》取得了京都宾馆及砖厂上述资产。2004年刘亚彬将京都宾馆转卖给被告李淑芝。原告认为拨离决定违背了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和法律规定，应属无效，请求人民法院：一、确认《肇州县糖果厂重组领导小组关于京都宾馆拨离经营的决定》（下称拨离决定）无效。二、判决被告刘亚彬、李淑芝返还京都宾馆房屋及附属房屋。三、判决被告刘亚彬赔偿砖厂设备298，187.4元。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一、出示北京义利食品公司肇州联营厂破产财产评估报告及盘点名细表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当时宾馆是三层，宾馆总占地面积5360平方米，房屋面积为1830.9平方米。经庭审质证，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质证意见相同。第二被告对原告所举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该评估报告虽然证实房屋面积及土地面积，但不能证实是拨离时的面积，也不能证明该楼房就是三层，因为从时间看，拨离决定在前，该评估报告形成在后，并且在拨离决定中已经明确认定该房屋在拨离决定做出前一直由刘亚彬承租，在其承租期间内投入扩建和维修资金120余万元，扩建房屋1400平方米，所以即使按原告的主张，评估时的面积减去刘亚彬扩建的面积，才是该房屋的原始面积。
二、出示2014年3月25日出具的证明及通知一份、2013年7月出具的通知一份，证明武加行为清算组组长，清算组为依法设立的主体，符合诉讼主体资格。由于原组长为刘冰，后来更换为武加行，成立清算组时间并不是2014年3月25日，是2013年7月成立的。经庭审质证，第一被告与第二被告质证意见相同。第二被告有异议，一、2014年3月25日出具的证明是原告为证明自己身份所做的证明，加盖的是清算组的公章，但我方已对原告主体身份提出异议，自己给自己证明没有任何意义。二、关于通知有异议，根据《破产法》及《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破产程序终结后不适用再审程序，该通知所引用的条文《破产法》第二十四条其记载的内容是成立破产清算组的，而不是恢复破产清算组，同时根据《破产法》的其他规定，对于破产过程中遗漏的财产应当在法定时效内，由当年的破产清算组或者由人民法院依法追回，但该法定期限为一年，所以现在的清算组即非当年的清算组也不是法院，其本身没有追回遗漏财产的权利，同时我方认为该通知是由肇州县人民法院做出的，而通知的前提应当有依法恢复的相关决定，所以该通知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具有合法性，肇州法院因为出具该通知恢复清算组所引发的本案诉讼，我们认为肇州县法院审理此案也不合适。我们认为2013年7月2日的通知也没有出现的依据，而且不合法。
三、证人卢某出庭证实，我是原北京义利食品公司肇州联营厂职工，1995年以前，原京都宾馆三层餐厅窗户都是我们修理工焊的，还有宾馆中间后接的地方有610平方，窗户是我们焊的。经庭审质证，第一被告称证人证实的不属实，后接的房屋是我建的，具体哪年接的、多少平现在都记不清了。第二被告称证人表示其所知道涉案房屋的相关情况是根据破产评估报告确认的，所以我方认为该证人所陈述的内容均是按照案件中原有的书面证据所做的陈述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其出庭程序也不合法，我方不认可。
四、证人韩某出庭证实，我是原北京义利食品公司肇州联营厂职工，1995年前糖果厂有京都宾馆、北京餐厅、糕点车间、仓库、锅炉房和后面纸箱厂（纸箱厂车间是平房）、车库具体面积多少不知道。现在京都宾馆西侧也变成二楼。后来上述京都宾馆、北京餐厅、糕点车间、仓库、锅炉房和后面纸箱厂、车库没了，怎么没的我不知道。经庭审质证，第一被告称证人证实的不属实，房子是我花钱买的。第二被告称证人对原糖果厂相关资产的变更过程及第一位证人证实的改造过程均不清楚，仅对其书面形成的内容做出确认，证人所述内容不具有客观真实性，是根据他人的指导按照书面内容所做的陈述，通过询问证人，证人陈述多年来一直参与追回糖果厂资产这件事，故与本案原告有利害关系，请求法庭不予采信。
第一被告刘亚彬辩称，一、主体错误，北京义利食品公司肇州联营厂清算组与现行清算组是一个组织，拨离决定是县委的决策，也是县法院宣布破产的一项内容，所以以前做出的决定，现在不能否认。该决定是前清算组做出的，前清算组是法院的派出机构，一个自己17年前的决定现在予以否定是荒谬的。刘亚彬仅是一名职工，他无权做出任何决定，清算组自我否认涉及不到刘亚彬，以此做为刘亚彬的错误是主体不适格。二、1997年原联营厂宣布破产，当时联营厂贷款，出资方是典当行，用中层领导的房照做的抵押，原联营厂无法偿还贷款，该厂的资产被银行封存，因此糖果厂多项事宜无法运营，在这种情况下，刘亚彬用自己的资产抵顶银行贷款解封，其中宾馆及砖厂设备给刘亚彬，同时按县政府决定肇州县糖果厂重组领导小组做出了拨离决定，该决定是清算组在评估基础上做出的，因此该决定是合理合法的。这是当时县委县政府的意见，同时也符合《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对于确认决定是否无效不在法院审理范围。因此也不存在审理原告第二、三诉讼请求。刘亚彬与李淑芝房屋买卖价格符合市场规律，且已办理了过户手续，买卖合法有效。而且事隔十七年，已超过诉讼时效。三、糖果厂宣告破产已经17年，肇州法院无权审理该案，应到中级人民法院立案。现在虽然立案但属于错误立案。
被告刘亚彬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
第二被告李淑芝辩称，一、我方认为原告主体不适格；二、本案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三、原告的诉讼请求违反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因为拨离决定是在清算组与刘亚彬之间形成的，不涉及李淑芝。而买卖合同是在刘亚彬与李淑芝之间形成的，作为原告其无权要求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在十七年后返还当年的拨离财产。四、从原审原告所举的证据来看，原告没有证据证实拨离决定做出时所涉及到的房屋面积及坐落位置，即原告的诉讼请求并不明确，同时在原审中，包括本次明确的诉讼请求并没有请求确认刘亚彬与李淑芝之间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所以买卖合同是否有效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之内，原告也无权根据合同效力要求李淑芝返还房屋。五、李淑芝在购买该房屋时向刘亚彬支付了相应的兑价，查证了刘亚彬所持的产权手续，购买后依法办理了过户，其持有合法产权手续十余年，李淑芝的购买行为属于善意取得。六、本案从根源上讲是基于破产清算而产生的纠纷，而破产清算着重解决的是企业的债权问题，即破产还债，而李淑芝所取得的房屋产权属于物权，从法理上讲原告基于债权所提出的诉讼主张，不能对抗李淑芝所取得的物权，并且一旦确认拨离决定及买卖合同均无效，则造成无效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年的清算组，由于合同无效或者买卖行为无效而导致的法律后果，即李淑芝当年购买房屋的价格所产生的贬值损失应由责任人，即当年的清算组承担责任，综上原告诉讼请求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其无权对李淑芝提起诉讼请求，请法院依法驳回对李淑芝的诉讼请求。
为证实自己的主张，被告李淑芝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一、出示肇州县人民法院（1997）州经破字第37号民事裁定书、37-9号裁定书复印件，欲证明肇州法院受理的原联营厂破产一案自1997年6月21日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于1998年2月10日终结破产程序，当年成立的清算组在2001年6月25日依法注销了破产企业，据此破产清算组已完成破产清算义务，在2001年时已解散。所以本案的原告主体系不适格。经庭审质证，原告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我方提供证据证明重新恢复清算组进行清算，因为当时存在清算未完成的情形，所以该份证据在清算组重新恢复后，不能否认清算组的主体身份。第一被告无异议。
二、出示1997年6月25日法院做出的37-8号通知书，1998年3月20日资产评估委托协议书、1998年3月25日资产评估确认报告书，证明原联营厂清算组组织构成情况，同时证明当年清算组所用的印鉴与本案原告使用的公章明显不一致（字体和编号均不同），证明原告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经庭审质证，原告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虽然印鉴不一致，但主体是同一主体，原告方是处理清算的组织，原印鉴所记载的内容与原告方名字相符，能够证明原告主体资格，虽然印鉴载体不同，但内容相同，因此不能证明被告方所主张的事实。第一被告无异议。
三、出示2011年12月6日肇州县法院出具的关于解决原糖果厂职工上访问题的建议、大庆市司洋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糖果厂有关问题的答复（在本案的原审卷宗），欲证明做为本案的受理法院肇州县人民法院和原告代理人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在本案启动诉讼程序前，均认为原联营厂清算组不是争议标的权利人，即不能成为本案的原告，并且肇州法院建议由职工代表向人民法院提起维权诉讼，所以原告主体不合法，而在律师事务所的答复中所称的应启动再审程序，重新成立清算组这种答复不合法，我国法律规定破产案件不适用再审程序，据此可证明原告所举的肇州县法院在2013年7月2日违背其答复内容出具通知恢复清算组资格这一行为是不合法的，也是无效的。经庭审质证，原告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这只是当时的建议和意见，并不能证明内容就是正确的，通过几次诉讼可以证明当时的意见及建议并不正确，同时现在并不属于进行再审，而是对当时的未尽事宜进行处理，再审指的是对已经处理完成的事情再一次进行处理，而本案中所涉及的标的物当时并没有在破产分配方案中进行分配，属于没有分配的标的物，现在进行处理也不属于再审。第二被告举这二份证据不能做为抗辩理由的确认证明。一、从这二份答复看不是法律和规章，因此不是依据。二、这二份答复对本案争议的事实均没有做原始的证明，不属于证据。被告恰为原告举证，法院的建议虽然没有加盖公章，但是上面明确表示任何人都不能侵害糖果厂职工的财产，因此该诉讼有理，应予以支持。第一被告无异议。
四、出示1995年10月1日刘亚彬与原联营厂签订的租赁合同一份、1997年12月5日原联营厂清算组出具的破产财产评估报告、1998年3月20日拨离决定，欲证明早在1995年10月，刘亚彬即承租原糖果厂所属的京州宾馆，约定租赁期限为十年，在租赁期间肇州糖果厂依法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经清算组核实，确认在刘亚彬租赁前，主楼的建筑面积为1220.9平方米，刘亚彬承租期间补建的三楼简易仓库610平方米，破产时宾馆院内固定资产评估价为81万5千余元，结合拨离决定第二条、第三条能够证实宾馆原有的产权面积并不是拨离决定做出时的面积，该决定做出时所包含的面积中含刘亚彬承租期间自行投资扩建的1400余平方米，所以原告以1998年3月25日的评估报告来证明其所主张的应当返还的房屋面积是不客观的。经庭审质证，原告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评估报告中评估的基准日为97年6月25日，在拨离决定前，同时评估报告明确记载了租赁前主楼1220.9平方米，三楼610平方米，并不是租赁后刘亚彬进行建设的三楼，至于刘亚彬在租赁后是否扩建应有证据证明，该份证据无法证明被告的主张。剥离决定属于违背破产清算分配方案，刘亚彬虽属于职工，但另一身份属于债权人，从分配方案中知道刘亚彬的债权不在第一分配顺序中，而财产又不足第一分配顺序，所以拨离决定将宾馆拨离给刘亚彬属于无效。从97年评估报告上看，评估报告是对三楼进行的确认，如果有人在建三楼当时应申报财产，而查阅破产的全部卷宗建三楼的人均未申报财产，因此三楼无论从证据的事实和法律规定的要件上均属于原告要求返还的财产。第一被告无异议。
五、出示2002年8月6日房屋产权证复印件一份，产权人为刘亚彬，2004年5月13日二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一份、2004年5月14日房屋所有权证书一份，产权人为李淑芝，证明被告李淑芝在购买刘亚彬房产时已尽到善良注意义务，并支付了合理的价款，办理了产权手续，其基于对国家颁发的产权证书的信任而购买的房产应属于善意取得或者说是合法取得。所以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及于物权变更的范围，即不能针对李淑芝。经庭审质证，原告称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被告方主张属于善意取得，但是在购买房屋时，在形式上产权登记是刘亚彬，这样刘亚彬成了形式上有权处分人，不符合善意取得要件中处分人对标的物应属无权处分的要件，所以不属于善意取得，并且当时土地是属于划拨的土地也没有进行过户，李淑芝明知产权存在瑕疵的，并进行购买，其内心也不属于善意，所以约定了过高的违约责任，能够得知其内心当时是有所担心的，并且之所以登记在刘亚彬名下，所依据的是拨离决定，而拨离决定属于无效的决定，即使登记在刘亚彬的名下，该房屋也失去了物权存在的前提，所以无论是登记在刘亚彬名下，还是李淑芝名下均不合法，因为该房屋应属于原告所有。原告请求返还应得到支持。第一被告无异议。
本案经开庭审理，对证据的质证、认证，确认本案的法律事实如下：
1997年北京义利食品公司肇州县联营厂宣告破产，1998年3月20日肇州县糖果厂重组领导小组作出关于京都宾馆拨离经营的决定（盖北京义利食品公司肇州县联营厂清算组印章），将该厂所属京都宾馆与该厂生产厂房设备分离经营，京都宾馆评估后清偿租赁人刘亚彬的债权。刘亚彬依据《拨离决定》取得京都宾馆，2004年被告刘亚彬将京都宾馆转卖给被告李淑芝。原告诉至法院，请求：1、确认《肇州县糖果厂重组领导小组关于京都宾馆拨离经营的决定》无效。2、判决被告刘亚彬、李淑芝返还京都宾馆房屋及附属房屋。3、判决被告刘亚彬赔偿砖厂设备298，187.40元。4、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本院认为，我院于1998年2月10日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北京义利食品公司肇州联营厂破产程序，但该厂破产财产尚未进行变现、债权人未受领财产，因此北京义利食品公司肇州联营厂清算组作为原告起诉，符合法律规定。1997年12月25日北京义利食品公司肇州联营厂破产清算小组作出的破产分配中第一分配顺序只有职工工资、福利费等，并未包含欠被告刘亚彬的债务，1998年3月20日北京义利食品公司肇州联营厂破产清算小组作出的京都宾馆拨离经营决定中所阐述的刘亚彬的债务列入应付工资，是当时县政府的意见，并无事实依据，所以，该拨离决定损害了原破产企业职工的利益，是无效的民事行为。被告刘亚彬所取得的京都宾馆及附属房屋、砖厂设备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其取得的合法性。所以，被告刘亚彬应返还原告京都宾馆及附属房屋以及砖厂设备的折价款298，187.40元。由于该房屋已经出卖给被告李淑芝，被告李淑芝属于善意、有偿取得该房屋，并已办理了产权过户，被告刘亚彬与李淑芝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有效，应依法予以维护。京都宾馆及附属房屋已无法返还原物，所以，被告刘亚彬应按当时的评估价815，441.53元赔偿给原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第二款、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肇州县糖果厂重组领导小组（破产清算小组）作出京都宾馆拨离经营的决定无效。
二、被告刘亚彬于本判决书生效后立即返还给原告北京义利食品公司肇州联营厂清算组京都宾馆及附属房屋折价款（当时的评估价）815，441.53元、砖厂设备的折价款298，187.4元，合计：1，113，628.93元，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利息损失至实际给付之日。
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773元，由被告刘亚彬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辉
审 判 员 孙艳梅
人民陪审员 殷丽娟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李 雪
本判决书生效后，义务人在规定的时限内不履行义务的，权利人可向本院申请执行。提出申请执行的期限，为本判决书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次日起二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