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一终字第54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女，1927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甲，女，1950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乙，女，1951年11月19日出生，香港居民，澳港证件号码P193684（4）。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李倩雯，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甲，女，1985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乙，男，1953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址。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柳鹏，广东希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马某、陈某甲、陈某乙因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3）穗云法民一初字第16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陈维龄出生于1919年9月7日，为两航起义人员，解放后先于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民用航空局担任驾驶员。其与樊琼瑛于1950年9月13日生育陈某甲，于195l午11月19日生育陈某乙。后陈维龄与马某于××××年××月××日登记结婚。马某的原户籍地为河北省抚宁县，于1980年2月将户籍迂至广州。马某萍于1954年12月29日出生，原户籍地为河北省抚宁县，1981年5月将户籍迁至广州，并落户于户主为马某的户籍档案当中，在户籍档案当中登记为马某的女儿。××××年××月××日，马某萍与李某乙登记结婚，于××××年××月××日生育女儿李某甲。陈维龄于1980年定居香港，1981年办理退休手续，1987年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后于2001年3月25日在广州民航医院去世。马某一方及李某甲一方均称陈维龄生前没有订立遗嘱和遗赠抚养协议。马某萍于2008年10月11日去世，生前没有订立遗嘱和遗赠抚养协议。2009年5月15日，马某在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公证处办理《放弃继承权声明书》的公证手续，在该声明书中，马某陈述其是马某萍的母亲，马某萍死后遗留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向云西路10号X栋XX房的房屋其是继承人之一，其自愿放弃对马某萍该房屋及其他现有及日后取得的一切动产、不动产的继承权利。2010年5月7日，马某、陈某甲、陈某乙在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办理了亲属继承的公证手续，陈维龄死亡时遗留的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松云街X号XXX房的房屋为陈维龄与马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两人各占1／2的产权份额，陈维龄死亡后由马某占有上述房屋2／4的产权份额，陈某甲、陈某乙各占-
有上述财产1／4的产权份额。同日三人在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办理了《赠与合同》的公证手续，马某自愿将其占有的上述房屋1／2的产权份额无偿赠与给陈某甲、陈某乙个人所有。2010年6月29日，马某在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公证处办理了遗嘱公证手续，立下遗嘱在其去世后，将属其所有的一切财产交由陈某甲、陈某乙两人共同继承，各占二分之一份额。
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松云街X号XXX房的房屋现时为陈某甲、陈某乙两人按份共有，两人是通过赠与及继承的方式取得该房屋所有权，产权登记时间为2010年5月26日。
原审审理过程中，李某甲、李某乙拟证实马某萍生前与陈维龄、马某建立起养父母子女关系，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离退休管理部及人力资源部开具的证明，内容为马某萍为南航退休干部陈维龄之女，两人为父女关系；2.陈维龄出殡时的现场照片，显示当时的花圈挽幅上写有“悼念爱夫陈维龄”“马某、伟才、中光、李某乙、安琪、安琳、文萍”，马某萍在现场穿白衫手臂缠黑袖纱，与马某、陈某甲、陈某乙一同追悼陈维龄；3.陈维龄下葬时设立的墓碑照片，在墓碑上刻有“女陈某甲陈某乙马某萍，婿林伟才邓中光李某乙，二零零二年重阳敬立”的内容；4.马某萍与被告一家的生活照片；5.马某萍生前工作单位的人事档案表格，在该表格中马某萍填写的亲属关系情况为父亲陈维龄、母亲马某。对上述证据，马某、陈某甲、陈某乙认为不足以证实马某萍生前与陈维龄、马某建立起养父母子女关系，称2009年5月15日马某在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公证处办理《放弃继承权声明书》的公证手续是由于当时李某甲、李某乙需领取马某萍的保险金及遗产要求马某协助，马某对马某萍无收养意图亦从不视马某萍为养女，所以爽快地办理了放弃继承权的声明手续，陈维龄年老时主要在香港生活由陈某乙一家在照顾，而马某萍一家对陈维龄并没有尽到赡养的责任；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开具的证明情况并不属实，是李某乙以欺骗的手段获得的；陈维龄出殡时，所有亲属均是统一以白衬衫、黑袖纱的着装出席，马某萍一家是作为马某娘家的亲属代表出席的；而陈维龄的葬礼是由其生前单位布置的，因为当时非常悲痛，对于花圈挽幅上出现马某萍和李某乙的名字并无深究，而且挽幅上并无显示马某萍的女儿身份；陈维龄设立的墓碑上并无马某萍及李某乙的名字；马某萍生前不仅与马某、陈某甲、陈某乙一家，而且与其老家的姐妹均有往来并拍有照片；马某萍的人事档案是其自行填报的材料，目的是为了妥善地安排工作户口等问题。马某、陈某甲、陈某乙对于其陈述提交了以下证据作为佐证：1.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离退休管理部开具的证明，内容为马某与陈维龄为夫妻关系，两人的子女只有陈某甲、陈某乙，以及为李某乙开具亲属关系证明仅是用于协助马某萍购买墓地的情况说明；2.陈维龄生前所写的信件、报告及缴税单据，内容显示陈维龄于1980年开始在香港定居，后来申请陈某乙一家前往香港定居以便照顾其晚年生活，陈某乙后于1992年取得香港永久居民居留权；3.陈维龄在香港所持有房屋的产权登记情况，显示陈维龄在香港所持有的房屋陈某甲、陈某乙为共同持有人；4.陈维龄葬礼上的照片，显示当时在场的亲属大部分都是以白衬衫、黑袖纱的着装出席；5.陈维龄的墓碑照片，该照片与李某乙一方所提交的照片并不相同，在墓碑上刻字的内容为“女陈某甲陈某乙，婿林伟才邓中光，携外孙邓任雨二零零二年重阳敬立”；6.马某萍生前与陈某甲、陈某乙及其他家属一起的生活合照；7.马某萍其他亲属写给陈维龄的信件，内容显示写信人称陈维龄为“姑父”，但自称“女儿”，是因为马某萍老家的习俗有把侄女称为女儿的习惯。而李某甲、李某乙对于马某一方所提交的证据则认为关联性不足，不能否认马某萍与陈维龄之间的养父母子女关系。
鉴于双方的争议分歧较大，且各自提供的证据有较大的出入，为了查明事实，法院前往了陈维龄生前的单位中国南方航空股份公司调查了解陈维龄的人事档案。陈维龄在1954年的《干部履历书》中填写的家庭主要人员，妻子为樊琼瑛（当时陈维龄尚未与马某结婚），女儿为陈某甲、陈某乙；陈维龄在1981年的《干部退休申请表》中填写家庭人口状况，爱人马某，女儿陈某甲，二女儿陈某乙，三女儿马某萍，其中马某、陈某甲、陈某乙的内容均是用黑色墨水笔进行书写，而马某萍的内容是用蓝色墨水笔进行书写。此后，法院又前往广州市银河革命公墓进行调查，发现现时陈维龄的墓碑刻字的内容与马某一方所提交的相片一致，但在广州市银河革命公墓管理处所保存的档案当中，发现立碑时的家属经办人为陈某甲，陈某甲在立碑手稿内容写的是“女陈某甲、陈某乙、马某萍；婿林伟才、邓中光、李某乙，二零零二年重阳敬立”。对于法院调查的相关结果，李某甲、李某乙认为足以证实马某萍生前与陈维龄、马某建立起养父母子女的关系；而马某一方则认为陈维龄在1954年的《干部履历书》中填写的情况是真实的，而1981年的《干部退休申请表》中填写的内容实际上是由马某代为填写的，由于当时陈维龄在香港定居，所以退休手续均是委托马某代为办理，当时马某考虑到为马某萍妥善调动工作，故在该表的家庭人口状况中进行更改，用蓝色墨水笔补充填写了马某萍的名字；在广州市银河革命公墓为陈维龄处置安葬事宜时，考虑到当时马某萍及李某乙也是在民航系统工作，为了顾及影响和声誉，所以才在手稿的内容上写上马某萍和李某乙的名字，但此后考虑到马某萍终非陈维龄的女儿，而且其他亲属都不同意将马某萍的名字刻在墓碑上，所以最终立碑时并没有刻上马某萍和李某乙的名字。
原审法院认为，对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之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2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20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本案中马某、陈某甲、陈某乙于2010年5月7日办理了亲属继承的公证手续，涉案房屋于2010年5月26日办理了产权登记，李某甲、李某乙称其于2013年8月才知道此事，而马某、陈某甲、陈某乙并无充分证据证实李某甲、李某乙此前就已知道或应当知道此事，故其所称李某甲、李某乙于2013年9月2日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马某萍生前，是否与陈维龄、马某建立起养父母子女的关系。马某萍出生于1954年12月29日，根据李某甲、李某乙的陈述，马某萍在4、5岁时被陈维龄、马某收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于1992年4月1日起施行。在此之前建立的收养关系，其成立条件，应当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规定，综合考虑到当时的历史、社会环境和是否有实际的事实作为判断依据。按照现实生活情况，亲属关系情况一般人事、户籍档案当中反映，在本案中，马某萍在1981年5月将户籍迁移落户于户主为马某的户籍档案当中，在户籍档案当中马某萍登记为马某的女儿，且马某萍生前工作单位的人事档案表格中反映其父亲为陈维龄、母亲为马某，而并非马某萍的亲生父母；与之对应的是，陈维龄的《干部退休申请表》中填写家庭人口状况明确注明三女为马某萍，虽然马某、陈某甲、陈某乙称该表是马某代为填写的，而马某在本案中否认其与马某萍建立收养关系，但其在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公证处办理《放弃继承权声明书》中曾经陈述其是马某萍的母亲；另一方面，在陈维龄出殡时的现场照片显示当时写有“悼念爱夫陈维龄”的花圈挽幅上马某萍及其丈夫李某乙的名字与马某、陈某甲、陈某乙及陈维龄女婿的名字共同落款，马某、陈某甲、陈某乙作为陈维龄的妻女，与陈维龄有最直接的近亲属关系，马某萍及李某乙的名字能够与三人的名字合署在同一花圈挽幅上，说明马某萍已被视为陈维龄家庭成员的一份子，而且生养死葬乃我国传统生活习俗中的大事，马某、陈某甲、陈某乙称当时非常悲痛，对于葬礼是由组织安排，故对于花圈挽幅上马某萍和李某乙的名字与他们自身名字共同合署并无深究的说法明显与现实传统观念和行为习俗不相符；再者，广州市银河革命公墓管理处所保存的档案当中显示陈某甲在立碑手稿内容上写的是“女陈某甲、陈某乙、马某萍；婿林伟才、邓中光、李某乙”的内容，说明当时陈某甲本人也认同马某萍为陈维龄的女儿，将马某萍一家视为其近亲属。虽然马某、陈某甲、陈某乙反复强调是为了马某萍的工作及户口安排才在各种材料上申报其为陈维龄、马某的子女，但综合上述证据，从传统宗族观念、生活习俗考虑，双方的实际情况并非如马某、陈某甲、陈某乙所称马某萍与其家人只是一般亲属关系，而是可以判断出陈维龄、马某在当时已是将马某萍视为其女儿，马某萍生前确与陈维龄、马某建立起养子女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之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马某萍作为陈维龄的养女，与其妻子马某、女儿陈某甲、陈某乙均是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拥有均等的继承权利。陈维龄死亡时遗留的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松云街X号XXX房的房屋为陈维龄与马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两人各占1／2的产权份额，陈维龄死亡后其所占该房屋1／2的产权份额按照法定继承的原则，应该由马某、陈某甲、陈某乙、马某萍四人均等继承，每人各继承的份额为1／2÷4=1／8。马某萍生前并无实际继承该房屋的产权份额，马某萍死亡后，其应继承的房屋份额应转移由其养母马某、丈夫李某乙、女儿李某甲进行转继承，但由于马某2009年5月15日在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公证处办理《放弃继承权声明书》的公证手续中声明，其自愿放弃对马某萍房屋及其他现有及日后取得的一切动产、不动产的继承权利，故马某萍应继承的房屋份额应由李某甲、李某乙进行继承，李某乙及李某甲实际应继承该房屋1／8的产权份额。
由于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松云街X号XXX房的房屋现时产权登记为陈某甲、陈某乙两人按份共有，产权已发生实际转移，而李某甲、李某乙现要求马某、陈某甲、陈某乙支付该房屋的折价补偿款25万元，马某、陈某甲、陈某乙明确表示不同意支付。本案为继承的法律关系纠纷，故法院明确李某甲、李某乙与马某、陈某甲、陈某乙双方应继承该房屋的产权份额后，如李某乙及李某甲认为马某、陈某甲、陈某乙侵犯了其财产的合法权利，双方可另行主张解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陈维龄死亡时遗留下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松云街X号XXX房房屋1／2的产权份额，应由马某、陈某甲、陈某乙各继承1／8的产权份额，李某乙与李某甲共同继承1／8的产权份额。一审案件受理费5150元，由李某甲、李某乙负担1289元，由马某、陈某甲、陈某乙各负担1287元。
判后，上诉人马某、陈某甲、陈某乙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李某甲、李某乙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李某甲、李某乙称2013年8月才知道涉案房屋进行了产权过户，但其提交的证据却能证明其在2010年6月18日已经知道房屋过户的情况。2.马某萍未与马某、陈维龄以父母子女关系共同生活，首次与马某以母女关系登记户籍信息时已满27周岁，不符合事实收养和法定收养条件。3.马某的户籍资料存在缺陷，陈维龄1981年退休申请表中登记的“家庭人口生活状况”所显示的马某萍的信息是马某擅自添加。4.2009年5月马某办理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和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开具的证明已经被其他书证取代。5.原审以陈维龄去世后的葬礼安排、挽联、墓碑手稿作为认定马某萍的养女身份的证据没有法律依据。6、李某甲、李某乙原审诉请系要求马某、陈某甲、陈某乙支付现金补偿，在第二次开庭最后陈述又称如果马某、陈某甲、陈某乙不同意支付补偿款则要求占有讼争房屋八份之一的产权，属于变更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7.陈维龄生前与马某、陈某甲、陈某乙共四人在分配其香港房屋时，没有考虑及反映马某萍的分配安排，足以反映陈维龄并不认可马某萍的养女身份。7.一审认定马某的原户籍地为河北省抚宁县错误，该处为马某祖籍，马某并无在该处生活和工作过。
被上诉人李某甲、李某乙答辩称：关于马某的户籍，一审表述正确，且马某的户籍跟本案没有关系。同意一审判决。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某甲、李某乙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及陈维龄、马某夫妻与马某萍是否成立收养关系。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李某乙举证的短信显示，其在2010年6月18日已经收到发信人为“陈某甲”发来的短信并得知房屋过户的情况，但该短信内容为同意分房屋份额给李某甲、李某乙，并不能证明李某乙在当时已经得知其无法享有房屋产权。且上诉人并不认可该短信的真实性，故对于李某乙一方何时知道其权利被侵犯，双方都未能举证。涉案房屋并非李某乙居住，李某乙亦未参与过户手续的办理，故其对于房屋产权信息的了解存在滞后符合常理，考虑到自涉案房屋过户到李某乙一方提起诉讼时间间隔尚短，一审认定李某乙的起诉在诉讼时效内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对于陈维龄、马某夫妻与马某萍是否成立收养关系的问题，原审法院已以本案事实为基础，结合我国传统宗族观念、生活习俗作出认定，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提出的马某萍首次与马某以母女关系登记户籍信息时已满27周岁，而陈维龄1981年退休申请表是马某擅自填写，不能成立收养关系的意见，首先，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尚未颁布实施，当时并无法律对被收养人的年龄作出限制性规定，上诉人亦未能举证证明本案相关人员生活的地区有类似习俗，故马某萍的年龄并不影响收养关系成立。其次，户籍登记表、退休申请表等材料是国家和单位对公民、职工进行人事管理的重要凭证，均具有对外公示的效力，办理两项登记时马某系成年人，陈维龄就办理退休事宜亦对马某出具了委托书，故两人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另外，对于陈维龄出殡时的花圈挽联上，马某萍及其丈夫李某乙的名字与三上诉人及陈维龄女婿的名字共同落款的原因，上诉人称该葬礼布置系由陈维龄生前单位的安排，其因为悲痛并没有深究挽联的含义。但通常情况下，单位即使帮助安排葬礼，也不会在不征求死者家属的同意，或者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就随意将某人的名字与死者家属的名字列在同一幅挽联上，故该情况更加说明当时马某萍作为陈维龄女儿的身份已经得到了陈维龄单位的认可。关于上诉人提出的李某乙在一审庭审时变更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提出的一审认定马某的原户籍地为河北省抚宁县错误的意见，一审并未将该情况作为认定收养关系的依据，故该上诉意见对本案没有关联，本院不予处理。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马某、陈某甲、陈某乙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javascript：SLC（5110，0）﹥》第一百七十条﹤javascript：SLC（5110，153）﹥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上诉人马某、陈某甲、陈某乙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姝
审 判 员 赵剑奕
代理审判员 任 慧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书 记 员 杨 晶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