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民终70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女，1922年9月28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张×1（蔡×之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男，1965年3月6日出生。
上诉人蔡×因与被上诉人张×赡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453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蔡×的法定代理人张×1、被上诉人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蔡×法定代理人张×1上诉请求：改判被上诉人张×每月支付赡养费3500元并承担2016年1月至判决生效日医疗费不报销部分的50%。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对蔡×法定代理人提交的赡养协议，未充分认定；未认定张×1和张×承担同等的赡养义务。2、一审法院判决赡养费过低，蔡×现在每月基本支出合计费用超过7600元，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张×承担的赡养费为1000元，明显过低。3、被上诉人张×具有履行赡养义务的能力：张×家庭月总收入40000元左右，还有自住房屋一套和轿车一辆，生活富裕，完全有能力承担法定且属于自己应当承担的赡养义务。
张×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
蔡×法定代理人张×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张×每月支付赡养费3500元，并承担养老院和医药费等费用的50%。
张×在一审法院辩称，此次诉讼是张×1利用手中监护人权利的又一次恶意诉讼。从2013年张×1要求将母亲蔡×确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开始，直到现在，主要诉讼就达到13次之多。张×1在担任蔡×监护人期间，不将心思用在怎样照顾好母亲，而是挖空心思来侵吞母亲和家庭成员的钱财。我母亲每月退休工资2000多元，父亲和母亲的劳龄款有10万元，还有母亲的个人存款。我母亲的马连洼201室及103室都被张×1出租了，每月租金有1万多元。按照现在的人均生活标准，我母亲的收入完全可以保证自己晚年生活无忧无虑。关于赡养费纠纷，已经经过海淀区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也驳回了张×1的申请，此次是张×1提起的一起恶意诉讼。现在我母亲所住的养老院每月费用3500元，张×1却另外给我母亲找了一个保姆，在养老院接受服务还另行聘请保姆这在养老院是破天荒的。另外，我每月工资5000余元，我爱人每月领取最低工资1600元左右，两个孩子都在上研究生，以我现在的经济情况我也承担不了。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蔡×与张×2（1991年去世）系夫妻，生育子女三人，即儿子张×、长女张×3、次女张×1。
1995年6月6日，中国海淀×建设处与蔡×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直接安置蔡×两套两居室即现北京市海淀区201室和405室。1995年6月5日，张×1、张×、张×3（曾用名张×4）签订《关于拆迁分房及母亲养老问题协议》，约定张×1和张×各分得蔡×住房两居室，蔡×由张×1和张×共同负责赡养，张×3因将来需另购置住房，可根据自己条件尽义务。现张×1承租了北京市海淀区马连洼201室，张×承租了北京市海淀区马连洼405室。蔡×占用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马连洼103室房屋一套。
2013年，张×1向法院申请宣告蔡×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经法院委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科进行鉴定，确定蔡×“临床诊断器质性智能损害，认识及预期能力不完全，应评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法院遂判决宣告蔡×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并同时指定张×1为蔡×的监护人。
随后，张×1以蔡×的名义诉至法院，要求张×、张×3每月分别给付赡养费2300元并支付医药费、生活费等。本院于2013年9月作出判决，判令张×自该判决生效当月每月给付蔡×赡养费200元，判令张×3自该判决生效当月每月给付蔡×赡养费50元。蔡×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蔡×申请再审，亦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
2014年，张×1与蔡×作为原告起诉张×、张×3，要求按照法定继承依法分割张×2的劳龄份额款74760元及利息11932元。法院判决蔡×分得张×2的劳龄份额款37243.12元及利息7457.5元。张×1、蔡×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2015年2月，蔡×再次起诉张×，要求张×增加赡养费3500元。法院审理后于2015年4月判决驳回了蔡×的诉讼请求。
蔡×于2015年12月又提起了本案诉讼。根据相关证据可以确认：蔡×现在北京市海淀区×敬老院接受养老服务，每月需支出床位费1500元，服务费1200元，餐费600元，另根据季节需支付制冷或取暖费用。蔡×享受医疗报销，其法定代理人张×1称自费部分为20%，张×称自费部分为5%，但均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根据张×1自己计算，截至2016年6月底，蔡×在医保基本费用1300元之外，自费支出挂号费123.91元、药费2139.94元。蔡×法定代理人张×1还提交了其在2016年6月30日与×家政公司签订的《北京市家政服务合同》，证明其为了照顾蔡×，另行聘请了家政服务员，每月需支付工资3000元、家政管理费680元及食宿费260元。
另查，蔡×每月有1800元左右的低保收入。张×系北京市×学校员工，每月收入5600元左右，其配偶2013年每月收入1500元左右，张×称其配偶现已退休。经法院释明，蔡×的法定代理人坚持只起诉张×，并表示对于张×应承担的比例由法院依法判定。
一审法院认为，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父母有权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蔡×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张×1作为其法定代理人，有权提起诉讼。张×称张×1恶意诉讼，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对其抗辩理由法院不予采信。
蔡×现已九十四岁高龄、身患多种疾病，其确实需要专人予以照顾、护理。在其三名子女均无法采用亲自照顾、护理等方式履行赡养义务的前提下，张×1将蔡×送至养老机构接受服务并无不当。基于上述情况，蔡×在养老机构所需费用及其必要的医疗费用在蔡×的收入无法负担时，应由其子女以给付赡养费的方式予以给付。同时，张×1亦系蔡×之女，其除作为蔡×的法定代理人代理蔡×提起诉讼外，其亦有赡养蔡×之义务。另张×1作为蔡×的法定代理人坚持只起诉张×，故法院在确定蔡×所需的全部费用后，对张×应负担的部分，按照张×在三名子女中应负担的比例予以判定。
根据蔡×法定代理人张×1提供的证据，蔡×现在北京市海淀区清河敬老院接受养老服务，每月需支出床位费、服务费、餐费等共计3300元，另根据季节需支付制冷或取暖费用；蔡×的医药费用其法定代理人并未提供相关证据并将自费部分单独计算，故法院只对蔡×发生的自费部分的医药费中张×应负担的比例予以确定。另外，蔡×法定代理人张×1虽提交了证据证明其为了照顾蔡×，另行聘请了家政服务员，每月需支付工资3000元、家政管理费680元及食宿费260元，但蔡×在养老机构接受的服务中已包括了基本护理服务，其法定代理人的上述做法虽系出于更好地照顾老人的目的，但亦应结合老人的需要及其子女的负担能力而量力而为，法院对于上述费用在考虑子女应负担的赡养费用时酌情予以判定。
蔡×法定代理人张×1要求张×每月给付赡养费3500元并负担养老院及医药费用的50%，因赡养费用应包括老人生活所必需的费用，而蔡×现在养老机构接受服务，所支付的费用已能维系蔡×基本生活所需，故其要求再行负担养老院费用的50%属于重复主张，法院对其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遂于2016年9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五条，判决：一、张×自二○一六年九月起每月给付蔡×赡养费一千元，并负担蔡×所支出的医药费中自费部分的百分之四十。二、驳回蔡×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我国法律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和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在父母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时，给予父母经济上的扶助和精神上的慰藉，是成年子女对父母应尽的基本义务，亦是人类本能和文明的体现，是和谐社会的基础。蔡×年老体弱且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其子女均有对蔡×进行赡养、扶助的法定义务，并根据各自的身体状况和经济能力尽可能多的给予老人抚慰和帮助。根据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考虑蔡×的实际生活需要及张×的经济状况，和蔡×的子女状况，确定张×自二○一六年九月起每月给付蔡×赡养费一千元并负担蔡×所支出的医药费中自费部分的百分之四十，并无不当。蔡×法定代理人主张张×每月支付蔡×赡养费三千五百元，并承担养老院和医药费等费用的百分之五十，依据不足。
综上所述，上诉人蔡×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蔡×法定代理人张×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懿荣
审 判 员 胡 沛
代理审判员 钟家正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五日
书 记 员 武 霞
书 记 员 张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