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606民初9396号原告：江阴市祝塘祝达轧辊厂，住所地江苏省江阴市祝塘镇文林环南路**。经营者：孙操。原告：孙操，男，1985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江阴市。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扬辉，广东昊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佛山市顺德区金卡钢铁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力源物流城金属加工区****div>法定代表人：何敬忠。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子彬，男，1971年3月16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系该公司员工。原告江阴市祝塘祝达轧辊厂（下称祝达轧辊厂）、孙操诉被告佛山市顺德区金卡钢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20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于2017年7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上述当事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约7657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起诉日起计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的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5年6月30日向被告供应轧辊一批，价值76570元，但被告至今一直没有付款。被告辩称：一、答辩人从未与被答辩人见过面，亦未就本案所称的涉案轧辊签订、达成、落实过任何关于涉案物品的供需合意。2015年3月27日，自称祝达轧辊厂的孙跃进通过手机信息向答辩人的法人代表何敬忠提出合作意向，内容为：“何总，这次来我想改变销售方式，现在办厂都很难，已到微利及共度难关的时候了，我公司今年准备做成本价销售，以每吨1.6万元让利给压延厂，压延厂再把废辊给我们作为我们的利润，或者自己把废辊卖掉给我们每吨1千元利润，450元运费，让压延厂降本节支，共度难关。”之后，双方就合作条件有过断断续续的磋商，但在此过程中答辩人从未与被答辩人就涉案轧辊的材质、型号、价格、废辊、退辊处理等基本必要问题达成过合意。二、2015年7月3日，答辩人职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收到被答辩人单方面通过物流公司送至答辩人的货物31支轧辊，同时，送货单显示金额为“31（支）×95（KG/支）×26元/KG=76570元”，显示涉案轧辊单价竟然高达26000元/吨！与微信中的邀约价格相差天壤之别。幸亏答辩人法人代表及时发现并制止，避免落入法律陷阱。答辩人对于被答辩人这种“先发货后磋商”要求答辩人先“试用”的行为很是愤怒，断然表示拒绝，责令其马上提走货物。但被答辩人故意将货物滞留在答辩人处，经多次交涉未果，反被被答辩人拉黑微信，而且被答辩人也从未来人到答辩人处处置该批留置货物。在此前，答辩人只与“孙跃进”联系磋商过，答辩人并不知道对方地址和并未核实过是否有祝达轧辊厂这家公司的存在，亦未考究过“孙跃进”与祝达轧辊厂的真实关系，“孙跃进”故意切断联系，故意滞留货物2年之久，现在突然起诉答辩人，很明显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答辩人因要保管这批货物已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损失，且答辩人因场地租约于2016年底到期及经营困难等原因结业关闭，只能租用场地转移保管，因被答辩人的故意滞留货物，已造成答辩人的一系列经济损失，答辩人保留追究的权利。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中，原告提交证据如下：1.送货单原件、证明原件、物流单原件、物流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已依照约定将案涉货物通过无锡永美物流公司送至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力源金属物流城B69号，并由被告员工签收，但被告并未依约支付货款。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案涉货物系被告员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收，且不能证明被告已同意原告送货及按相应的单价结算款项等情况。物流公司的证明是2015年9月19日出具的，正是被告多次要求孙跃进取回涉案轧辊之后的日期，可见，该份证据是原告为向被告无理索偿而准备的，否则按常理，原告是在2016年12月5日才起诉被告的，其根本不可能在一年多前就预料到与被告日后会有诉讼，并提前要求物流公司出具送货证明作为证据。诉讼中，被告提交证据如下：1.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及语音文字翻译，证明原告因经营困难，其业务经理孙跃进曾向被告发出要约，希望以每吨1.6万元的单价向被告出售轧辊，但被告没有同意；且2015年9月9日，原告致电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何敬忠，但因何敬忠当时在开车，于是以微信语音的方式回复孙跃进让其致电被告员工“阿云”处理退回轧辊的事宜，但孙跃进已经在微信中将其拉黑。再次印证，原告向被告运输涉案轧辊并非正常公平买卖，而是强迫买卖，否则其是不会拉黑被告法定表人的微信，反而应不断催促何敬忠支付货款。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对于客户有两种销售方式，一种是按照单价26元/公斤计算，但不要求使用方立即支付货款，我方承担相应的质量责任，销售之后三个月内使用方发现有质量问题，不足三毫米就爆裂，经过我方确认后可以退换货，或由我方维修好后再运货，因为我方的质量责任比较重，所以单价按26元/公斤计算；另外一种则是按成本价销售，货款是签收货物后马上支付，也就是微信中所说的按16元/公斤计算，使用后的废辊由我方所有，大概每吨废辊价值1000元左右，运费由使用方承担，我方不承担销售后三月内的质量维修、退换问题。当时被告要求原告发货给被告先试用，但收货后并未立即支付货款给原告，所以才按照第一种销售方式来计算货款。孙跃进于2015年9月9日向被告法定代表人追讨货款，但被告法人代表以开车为由并没有接电话，进一步证明被告拖欠原告货款的事实。双方均对对方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双方曾于2013年有过一次数万元的买卖合同关系，此后双方没有再有业务往来。2015年3月27日，原告的员工孙跃进通过手机信息向被告的法人代表何敬忠提出合作意向，内容为：“何总，这次来我想改变销售方式，现在办厂都很难，已到微利及共度难关的时候了，我公司今年准备做成本价销售，以每吨1.6万元让利给压延厂，压延厂再把废辊给我们作为我们的利润，或者自己把废辊卖掉给我们每吨1千元利润，450元运费，让压延厂降本节支，共度难关。”此后，双方开始初步的磋商，但还没就价格、规格、型号、材质、废辊、退辊等方面进行达成一致合意。2015年6月20日，原告从经营地处向被告物流运送31支轧辊，2015年7月3日，被告员工卢洁华签收了该批货物。被告签收了该批货物后，认为双方没有就相关事项达成合意，且原告在送货单中落款的价格与其提出的价格相距悬殊，故而要求被告拉回货物，但双方一直没有协商一致。2015年9月9日，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何敬忠向孙跃进发放一条微信，内容是让被告员工阿云与原告处理案涉货物的相关事宜，但发现其已被孙跃进拉入了黑名单。自此，双方之后再没有协商，被告亦没有前来将货物拉走。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是双方是否就价格、规格、型号、材质、废辊、退辊等方面达成合意，原告的送货行为是否基于双方建立买卖合同关系而产生，原告能否就其送货行为而要求被告支付货款。首先，原告主张是双方已经达成一致合意才向被告运送货物的，但其提交的证据中，并未反应出双方在价格、规格、型号、材质、废辊、退辊等方面成达一致协议。而且，其在微信中提出的合作方案是每吨1.6万元销售予被告，被告再把废辊给回原告，或者被告把废辊卖掉给原告每吨1千元利润及450元运费，但其在送货单中标注的单价为2.6万元/吨，表明双方连价格都未谈妥。其次，如果是双方已经达成一致合意，在原告送货后，在被告未付款的情况下，按常理，原告会一直向被告催讨货款，但原告未能提交其催讨过货款的证据，反而把被告法定代表人的微信拉黑。按正常逻辑，一般是理亏一方才会拉黑对方，具体到本案，也应是被告不想付款怕原告整天催债而拉黑原告员工微信，而非想要追讨货款的原告主动拉黑对方微信，不再索要货款。再次，原告方称该批货物是被告要求试用才没有签订正式合同而直接发货给原告。但据本院核实，一台压延机只需要两根轧辊，而本次送货的数量为31根，如果只是试用，根本就无须如此之多的数量，有个数根就已足够。双方于2013年时建立的正式买卖合同，价款也只是四五万元，比本案涉案的价款还更少，故原告所称的试用之说，与交易习惯不符。最后，双方于2013年的合作后，两年多再无合作。原告称系其要全力开拓华北市场而无暇顾及华南市场，被告称系原告产品的质量不太好。从经营常理来说，即使你放再多的精力在另一处市场，但对于已经建立起的合作关系，不可能说放弃就放弃的，即使对方有意继续合作也不继续合作，这有悖常理。从此方面来推断，被告的说法较为可信。基于上述的分析，本院认为，双方尚未就基本的条款达成合意，被告擅自向原告运送货物是其单方面的行为，被告不应由此向原告支付货款，原告应及时将案涉货物取回己处。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江阴市祝塘祝达轧辊厂、孙操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为857.13元、财产保全费785.7元，合共1642.83元（原告已预缴），由原告江阴市祝塘祝达轧辊厂、孙操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庞尔谦二〇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冯淑娴郭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