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江台法民二初字第207号
原告：台山市海宴镇和阁村石阁经济合作社。
负责人：苏柏权，是该社社长。
委托代理人：岑文毅，是广东天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苏国端，男，1972年5月2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冼志敏、潘家源，均是广东大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台山市海宴镇和阁村石阁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为石阁合作社）与被告苏国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7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石阁合作社的负责人苏柏权及委托代理人岑文毅、被告苏国端的委托代理人冼志敏、潘家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石阁合作社诉称，2004年10月27日，原告石阁合作社与被告苏国端的父亲苏兴明签订《海宴镇石阁咸围转租承包合同》，将原告石阁合作社集体所有的石阁咸围（土名：横岭、大同围三段、第四段、海寒和鬼边冲；太平洋上、太平洋下、鸟坦上和鸟坦下；太平洋围仔及六顷围排水河）东至石阁客水河西基，西至石阁六顷围分隔公路，南至凌冲围北基，北至石阁水稻田，面积1345亩咸围发包给苏兴明。苏兴明去世后，目前由被告苏国端继续承包经营上述咸围。但双方签订《海宴镇石阁咸围转租承包合同》时，只有当时的负责人黄炎光一人代表原告石阁合作社签名，而此前根本没有依法召开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也没有三分之二的十八岁以上村民或者村民代表出席，并获得半数以上村民或者村民代表通过，且没有将表示同意的村民或者村民代表的签名附在合同上，也没有对村民公布承包方案和合同内容，根本不符合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的签订严重违反了我国《土地管理法》、《村委会组织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有关的强制性规定，违法剥夺了原告石阁合作社村民的法律权利，故《海宴镇石阁咸围转租承包合同》应属无效。
此外，《海宴镇石阁咸围转租承包合同》不仅没有依一般情况逐年递增承包费，反而逐年递减（2005－2014年每亩为220元／年，2015－2024年每亩为170元／年），且该合同所涉咸围实际面积为1405亩，而合同上的面积仅为1345亩。因此，原告石阁合作社认为该合同是原告石阁合作社原负责人黄炎光与苏兴明恶意串通所为，该合同严重损害了原告石阁合作社及其村民的经济利益。
另外，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仅允许继承人继承被继承人原承包经营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这类“四荒”地，而对于耕地、水面等“熟地”的承包经营权则不适用继承，其继承人仅对承包收益享有继承权，因此，苏兴明去世后，被告苏国端在收获苏兴明投放养殖的最后一批水产品后，应将上述咸围交还原告石阁合作社，被告苏国端继续占有和使用上述咸围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综上，原告石阁合作社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原告石阁合作社与被告苏国端的父亲苏兴明于2004年10月27日签订的《海宴镇石阁咸围转租承包合同》无效，并由被告苏国端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告石阁合作社就其起诉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以下证据：
1、《海宴镇石阁咸围转租承包合同》（以下简称为转租承包合同）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告石阁合作社与被告苏国端的父亲苏兴明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的的事实。
2、《台山市海宴镇石阁村咸围承包合同》、《2004年8月13日村民议事会议记录》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原告石阁合作社曾将涉案咸围发包给陈灼文、许炳伦、赵伟峰的事实。
被告苏国端辩称：一、原告石阁合作社与苏兴明签订的《转租承包合同》是合法有效的。1、2004年，原告石阁合作社曾召开村民代表会议，通过将涉案咸围由咸水养殖改为淡水养殖及将涉案咸围以承包款每年每亩不少于170元、押金不少于13万元的标准续期发包的决议。随后，原告石阁合作社与涉案咸围原承包人终止了承包合同，并与被告苏国端的父亲苏兴明签订了《转租承包合同》，该合同经原告石阁合作社及其代表黄炎光、台山市海宴镇和阁村民委员会、苏兴明的签名或盖章确认，且经鉴证单位台山市海宴镇农村承包合同管理处作出“同意鉴证”的批示及在台山市海宴镇人民政府进行了备案。《转租承包合同》签订后至今已履行了将近十年，且苏兴明投入了1500万元对涉案咸围进行了改造，并依约向原告石阁合作社缴足了合同押金及每年的承包款；2、2013年4月8日，原告石阁合作社的部分村民到省信访局反映涉案咸围属存在违规发包的问题，后台山市海宴镇人民政府经调查认为：“该承包合同的民主议事表决同样是按照习惯性的核心代表会表决通过，……，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该合同已实际履行，所以该合同应继续履行”。二、《转租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款符合当时的市场情况，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损害原告石阁合作社的合法权益。1、涉案咸围续期按每年每亩170元的标准计付承包款是经过原告石阁合作社村民代表决议通过同意的；2、原告石阁合作社当时急需资金支付兴建市场的工程款，且当时咸水养殖效益低下，导致该区域养殖业惨淡，土地租金市场已持续走低，故每亩170元／年的承包款标准是符合当时的市场价格及其背景的；3、2005－2014年期间的承包款标准是原承包人谭敬初、苏沃、赵幸夫等人与原告石阁合作社约定的，因苏兴明是通过流转方式取得涉案咸围的承包经营权，故这期间的承包款标准也依原承包合同的约定而没有改变；4、涉案咸围所处地区的咸围租金也并不是全部为每亩220元／年，如原谭敬初承包的太平洋大围为每亩30元／年、原赵幸夫承包的太平洋围仔为每亩64元／年。三、涉案咸围超出合同面积的部分已经复核丈量，原告石阁合作社与被告苏国端已达成了《石阁村咸围面积丈量核实超出承包面积补充协议书》（以下简称为：《补充协议书》，并已实际履行。该协议书约定了超出合同面积部分共计162.28亩，从2012年10月1日起按每年每亩800元的标准计付承包款，同时还约定了“为了确保经营项目正常生产，原承包合同不变……”，该协议签订后，被告苏国端已依约向原告石阁合作社支付了押金及超出合同面积部分的承包款。四、被告苏国端父亲苏兴明去世后，被告苏国端作为苏兴明的继承人依法可以继续履行原承包合同，且原告石阁合作社在苏兴明去世后一直收取被告苏国端缴交的款项及与其签订《补充协议书》，因此，原告石阁合作社已以其行为认可了被告苏国端可继续承包涉案咸围。
被告苏国端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04年8月13日村民议事会议记录》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告石阁合作社召开村民代表会议通过以承包款每年每亩不少于170元、押金不少于13万元的标准续期发包涉案咸围的决议的事实。
2、《2004年9月16日村民代表议事会议记录》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告石阁合作社召开村民代表会议通过将涉案咸围由咸水养殖改为淡水养殖的决议的事实。
3、《海宴镇石阁咸围承包合同终止协议》复印件五份，拟证明原告石阁合作社与涉案咸围原承包人签订协议，同意将涉案咸围交苏兴明承包的事实。
4、《收款收据》复印件二份（编号：0135551、1144237），拟证明被告苏国端已向原告石阁合作社支付了《转租承包合同》约定的押金及每年的承包款的事实。
5、《民主议事签名表》、《补充协议书》复印件各一份、《收款收据》复印件三份（编号：2244239、1144240、1144241），拟证明原告石阁合作社与被告苏国端签订了《补充协议书》并已实际履行的事实。
6、海访答字（2013）7号《台山市海宴镇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以下简称为信访处理意见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台山市海宴镇人民政府经调查确认了涉案《转租承包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事实。
7、证人陈灼行的证言，拟证明涉案咸围每亩170元／年的价格标准是符合当地当时市场价格（一般每亩180元／年）及《转租承包合同》的签订是经原告石阁合作社村民同意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被告苏国端对原告石阁合作社提供的两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拟证明内容有异议；原告石阁合作社对被告苏国端提供的证据1至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及拟证明内容有异议。因此，本院确认原告石阁合作社提供的两项证据及被告苏国端提供的证据1至6的真实性。原告石阁合作社以证人陈灼行对其证言未提交相关书面证据予以佐证为由而否认其证言的证据效力，本院认为，对于其拟证明涉案咸围当地当时的咸围承包款标准为每亩180元／年的事实，其应提供相应的书面《承包合同》予以佐证，但其未能提供；对于其拟证明《转租承包合同》的签订是经原告石阁合作社村民同意的事实，由于证人并非原告石阁合作社的村民，且其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其该项证言不予采纳。
经审理查明：2004年8月13日，原告石阁合作社为解决村经济困难问题，召开村民党员代表会议，共有35名与会人员签名同意时任原告石阁合作社主任黄炎光提出的“用石阁咸围（当时已由案外第三人承包经营）发包解决村经济问题，续期（实质在已承包合同期满后重新发包期）发包标准每年每亩不少于170元、押金不少于13万元”的建议。同日，原告石阁合作社与案外人陈灼文、许炳伦、赵伟峰签订《台山市海宴镇石阁村咸围承包合同》，约定原告石阁合作社将面积1280亩（其中上围820亩、下围460亩）的咸围发包给案外人陈灼文、许炳伦、赵伟峰，承包期限为十年（即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底），承包款为每亩170元／年（即每年承包款为217600元），押金为13万元，该合同的第一条第4小点为：“原赵杏富承包下围60亩以及石阁下水沟65亩给赵杏富管理”。同年8月24日，台山市海宴镇法律服务所在《台山市海宴镇石阁村咸围承包合同》上加具意见：“甲方（即原告石阁合作社）经村民代表、党员代表讨论研究，同意续期发包。甲乙双方意思表示真实，身份及签名属实。以予法律见证”。上述合同签订后，同年9月16日，基于承包经济效益和对土壤保护等各种客观原因，原告石阁合作社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通过将石阁村全部咸围（包括涉案咸围）由咸水养殖改为淡水养殖。
同年10月26日，原告石阁合作社与多名案外人签订《海宴镇石阁咸围承包合同终止协议》，终止原告石阁合作社与案外人于1993年8月13日签订的《承包咸围合同》、1994年10月27日签订的《承包咸围合同书》、2001年5月6日签订的《石阁咸围转让承包合同》、2001年7月5日签订的《承包太平洋合同书》、2004年8月13日签订的《台山市海宴镇石阁村咸围承包合同》。其终止协议均约定：原合同甲、乙双方同意终止其双方原有承包关系，将其转租给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南水村南兴中路一街8号苏兴明经营水产养殖。
同年10月27日，原告石阁合作社与苏兴明签订《转租承包合同》，约定原告石阁合作社将面积为1345亩的石阁咸围（四至：东至石阁客水河西基，西至石阁与六顷围分隔公路，南至凌冲围北基，北至石阁水稻田）发包给苏兴明，承包期限为二十年（即自2005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0日），承包款为：2005年1月1日至2006年12月30日，原谭敬初承包太平洋大围面积400亩，按每亩30元／年计算；2006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0日，原苏沃等六人承包横岭围面积820亩，按每亩220元／年计算；2007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0日，原赵幸夫承包太平洋围仔面积125亩，按8000元／年计算；2007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0日，按面积400亩、每亩220元／年计算；2015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0日，按面积1345亩、每亩170元／年计算，二十年的承包款合计4702100元，该合同还约定苏兴明应于合同签订之日向原告石阁合作社支付押金13万元。当时，海宴镇政府主管农业的副镇长赵方悦在合同上签写“同意转让”。台山市海宴镇农村承包合同管理处作为鉴证单位于2004年10月28日在《转租承包合同》上加具“同意鉴证”的意见。合同签订后，承包人苏兴明依约投入承包经营涉案咸围。
2008年12月19日，苏兴明因病死亡，苏兴明死亡后，其子（即被告苏国端）承继苏兴明在《转租承包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承包经营涉案咸围并缴交承包款。
2012年9月27日，原告石阁合作社召开村民议事会议，并通过“关于石阁村咸围面积复核的决定问题。……现将石阁村咸围面积复核，若比原来咸围面积有所超多部分的，则从核实面积后经甲、乙双方协议签订日起至原合同期满日止，将超多部分的面积每亩每年以人民币800元正发包给原承包方养殖使用”的议事结果。
2013年1月1日，原告石阁合作社与被告苏国端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涉案咸围的面积实为1507.28亩（1345亩＋162.28亩），原告石阁合作社同意将上述经测量超出原合同面积的162.28亩的土地以承包款每亩800元／年的标准发包给被告苏国端，承包款计算周期为2012年10月1日至2024年12月30日，承包款共计1590344元，该《补充协议书》第五条为：“为了确保经营项目正常生产，原承包合同不变，……”。
2013年11月1日，原告石阁合作社收取了被告苏国端交纳的《转租承包合同》约定的1345亩咸围2014年承包款276400元，《补充协议书》约定的押金129824元、162.28亩咸围2012年10月至2014年底承包款292104元。
另查明，2013年6月7日，台山市海宴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为海宴政府）作出海访答字（2013）7号《信访处理意见书》，其中第四点“关于石阁村咸围承包及面积复核的问题”的调查情况中载有：“2004年9月16日、2004年10月27日，石阁村小组分别召开两次的村民代表会议表决同意通过石阁村咸围的咸转淡养殖与转让的民主议事内容。该咸围承包合同是按石阁村民议事习惯性的核心代表会表决通过发包（党员村民代表以及老协代表等40多人），民主议事程序和发包手续齐备”。
再查明，苏兴明在承包涉案咸围期间因病死亡后，其发生第一顺序继承人现有：妻子洪桥珍、大儿子苏国端、女儿苏瑞云、小儿子苏国盛等四人，其父亲苏彦能和母亲卢志好均已先于苏兴明死亡。其中继承人洪桥珍、苏瑞云、苏国盛均到庭表示放弃继续承包涉案咸围，同意由被告苏国端一人继承承包涉案咸围。
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对对方诉讼主体资格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本案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其主要争议焦点是涉案《转租承包合同》是否有效和被告苏国端是否能以继承人的身份继续承包的问题。原告石阁合作社以《转租承包合同》签订程序不合法、有关约定损害村民利益、合同签订存在恶意串通行为、被告苏国端依法不能以继承人的身份继续承包等原因为由，认为《转租承包合同》属无效合同。本院认为：
一、关于《转租承包合同》签订时是否有经村民议事同意的问题。
本案中，被告苏国端根据涉案《信访处理意见书》载明的“2004年9月16日、2004年10月27日，石阁村小组分别召开两次的村民代表会议表决同意通过石阁村咸围的咸转淡养殖与转让的民主议事内容。该咸围承包合同是按石阁村民议事习惯性的核心代表会表决通过发包，民主议事程序和发包手续齐备”内容，认为《转租承包合同》已通过村民议事同意。本院认为，海宴政府虽属国家公权力机关，但其出具的《信访处理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二）自然规律及定理；（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规定中所列举的事实类型，且海宴政府并非村民议事的法定必经机构或专门管理部门或登记公示部门，在没有其他相关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被告苏国端认为《转租承包合同》签订时已经村民议事同意的主张不予支持。
二、关于承包方案未经村民议事同意时《转租承包合同》的效力状态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因此，违反了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并不必然无效，只有违反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必然无效，而从我国立法实例来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法律条文中应含有“效力”、“有效”、“无效”或“不成立”等词，因此，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都并未将违反民主议定程序或承包合同签订程序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影响设定为一种明确禁止性的效力性规范形式。综上，涉案《转租承包合同》在签订时虽未经村民议事同意，但该合同并非当然无效，另要结合事后村民有否追认或通过民主议事程序作判断。同时，由于《转租承包合同》的承包方案在合同签订时未经村民议事通过，故时任原告石阁合作社负责人黄炎光在《转租承包合同》上签字并加盖原告石阁合作社印章的行为是黄炎光以原告石阁合作社的名义与苏兴明订立合同，其实质属无权代理，因此，在原告石阁合作社村民通过村民议事程序或其他有效方式追认或表示不予追认之前，该合同属效力待定合同。
三、关于原告石阁合作社的村民是否有构成对《转租承包合同》追认行为的问题。
《转租承包合同》自2004年10月27日签订至2012年9月27日期间，原告石阁合作社与苏兴明、被告苏国端均依该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原告石阁合作社也依该合同的约定向苏兴明、被告苏国端收取了承包款并用于村日常开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的规定，黄炎光以被代理人（原告石阁合作社全体村民）的名义订立合同后，原告石阁合作社与苏兴明或被告苏国端已履行合同多年，承包方并对涉案咸围进行了大量投入生产将其由咸水养殖改为淡水养殖，从无证据证明原告石阁合作社或其村民在此期间曾对涉案合同的效力提出异议。故原告石阁合作社的行为应视为对《转租承包合同》的追认。退一步讲，结合原告石阁合作社到庭确认被告苏国端提供的证据5之《民主议事签名表》中“民主议事内容”一栏所记载的“……则从核实面积后经甲、乙双方协议签鉴日起至原合同期满日止……”内容可知，原告石阁合作社的多数村民至少在2012年9月27日前便知晓“原合同”（即《转租承包合同》）的存在，在此情况下，原告石阁合作社的村民仅对《转租承包合同》中约定的面积这一项内容提出异议，而没有对《转租承包合同》的其他合同内容（如承包者、承包期限、承包款等）及《转租承包合同》未经村民议事同意或合同效力提出异议，且原告石阁合作社通过了村民议事同意将经测量超出原合同面积的部分发包给“原承包方”至原合同期满日止，并继续履行《转租承包合同》收取被告苏国端缴纳的后续年份的承包款。此外，原告石阁合作社根据该村民议事结果与被告苏国端（当时涉案咸围实际经营管理者，因原承包人苏兴明已病逝）签订了《补充协议书》，该《补充协议书》中还约定了“原承包合同不变”的内容，由此可见，原告石阁合作社或其多数村民至迟在2012年9月27日对《转租承包合同》进行了追认。且涉案合同分别经时任海宴镇政府主管农业的副镇长赵方悦签字“同意转让”和台山市海宴镇农村承包合同管理处作鉴证。
四、关于《转租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款标准是否过低、严重损害了原告石阁合作社及其村民利益的问题。
原告石阁合作社以《转租承包合同》中约定的2015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0日期间的承包款标准（每亩170元／年）低于该合同中约定的往年承包款标准为由，认为该约定严重损害了原告石阁合作社及其村民的利益。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石阁合作社于2004年8月13日召开村民议事会议通过为解决当前经济问题，特别是石阁市场欠款问题，用涉案咸围以不低于每亩170元／年的承包款标准续期发包的决议，且其于同日将涉案咸围发包给陈灼文、许炳伦、赵伟峰时签订的《台山市海宴镇石阁村咸围承包合同》中约定的承包款单价也为每亩170元／年（承包期限也为2015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底）。此外，原告石阁合作社在庭审中也认为本次发包经过了村民议事同意、该《台山市海宴镇石阁村咸围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因此，本院认为，原告石阁合作社为解决其当时经济问题，特别是石阁市场欠款问题，尽管该承包款标准（每亩170元／年）较每亩220元／年低，但并没有违背当时原告石阁合作社村民在当时条件背景下作出对于涉案咸围发包的承包款标准的意志或损害集体和村民利益。
五、关于原告石阁合作社与涉案咸围原承包人终止原承包合同效力的问题。
本院认为，各原承包人于2004年10月26日分别与原告石阁合作社签订《海宴镇石阁咸围承包合同终止协议》，虽该终止承包合同一事未经村民议事同意，但各原承包人已实际向原告石阁合作社交回了涉案咸围的承包经营权，原告石阁合作社实际上也转向苏兴明或被告苏国端收取承包款，且原告石阁合作社村民在2012年9月27日知晓《转租承包合同》存在后，仍继续收取被告苏国端缴纳的后续年份的承包款，因此，原告石阁合作社或其村民事实上也对终止原承包合同一事进行了追认，也即原承包合同均已终止。
六、关于原告石阁合作社原负责人黄炎光是否有与苏兴明恶意串通而签订《转租承包合同》的问题。
对此，原告石阁合作社以《转租承包合同》约定的后续年份承包款较之前年份低、面积差异达162.28亩、合同签订时未进行村民议事等原因为由认为该合同是原告石阁合作社原负责人黄炎光与苏兴明恶意串通而签订的。本院认为，由于原告石阁合作社在举证期限内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实涉案《转租承包合同》属黄炎光与苏兴明恶意串通而签订，依法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结合在此之前本院有关论述和事实认定，本院依法对原告石阁合作社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七、关于被告苏国端能否以苏兴明的继承人继续承包涉案咸围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为《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条：“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该承包人死亡，其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在承包期内，其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的规定，由于涉案《转租承包合同》的原承包人苏兴明并非原告石阁合作社成员，故其承包涉案咸围的方式非属《农村土地承包法》所规定的“家庭承包”，而属“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的“其他方式的承包”，另由于被告苏国端是苏兴明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在其他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明确表示放弃继续承包涉案咸围情况下，故被告苏国端可在《转租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期内继续承包涉案咸围。原告石阁合作社认为非本集体组织成员“以继承人之身份继续承包至原承包期满（以下简称为继承承包）”仅适用于承包土地为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四荒”土地，对于耕地、水面等非“四荒”土地只允许本集体组织成员继承承包，而不允许非本集体组织成员继承承包。本院认为，法律并未规定非“四荒”土地不能通过“其他方式”来发包，也未规定以其他方式承包非“四荒”土地不能适用继承承包。因此，苏兴明之继承人（被告苏国端）当然可依《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条的规定继续承包涉案咸围，且原告石阁合作社或其村民于2013年1月1日与被告苏国端签订《补充协议书》时也确认被告苏国端作为涉案合同相对方（涉案咸围经营者身份）履行相关合同权利与义务。故本院对原告石阁合作社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的规定，涉案咸围承包经营权的设立，经过了权利人（即原告石阁合作社及其多数村民）的追认，故该处分行为有效。另，涉案《转租承包合同》经过了台山市海宴镇人民政府同意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鉴证，且其不存在其他阻碍合同效力的因素。因此，涉案《转租承包合同》依法有效。原告石阁合作社起诉要求确认《转租承包合同》无效，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九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台山市海宴镇和阁村石阁经济合作社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台山市海宴镇和阁村石阁经济合作社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林小聪
人民陪审员 容丽云
人民陪审员 甄惠嫦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刘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