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民终52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上虞百官街道江东北路588号11楼。
法定代表人：陈志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琦，男，系该公司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晏元珍，女，1962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德友，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209号8栋1单元7楼701号。
负责人：郭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琦，男，系该公司工作人员。
上诉人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晏元珍、原审被告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以下简称五洋成都分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2016)川0112民初34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五洋公司上诉请求：改判驳回晏元珍的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五洋公司提交的《架子工程项目劳务分包合同》、录音资料等证据，充分证明刘永根是案涉工程的分包人、刘永根以包工包料形式对案涉工程组织施工。且在录音资料中，晏元珍对刘永根承包人的身份是明知的，晏元珍也明确承认盖在合同上的五洋成都分公司的印章并非缔约合同的意思表示。故一审在对五洋公司提交的证据、刘永根身份未进行认定的情况下，认定五洋公司与晏元珍存在合法有效的租赁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导致五洋公司在支付了刘永根工程款的情况下重复承担了租赁费；其次，一审仅凭《周转材料租赁合同》与《租赁物资结算单》认定五洋公司与晏元珍之间发生了履约行为、并认定租赁费的具体数额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周转材料租赁合同》中的五洋成都分公司的印章系刘永根盗用或借用加盖的。同时，一审庭审中，晏元珍当庭承认其收到的78万元租赁费是刘永根个人账户支付，这一方面说明刘永根与晏元珍存在事实租赁关系，另一方面也说明刘永根支付了78万元的租赁费，但一审仅确认支付了28万元租赁费错误；再次，五洋公司提交的竣工验收备案表，已经证明案涉项目于2013年10月28日已经全部通过验收备案，因此，2013年10月28日以后，案涉项目不应当产生租赁费，而晏元珍提交的《租赁物资结算单》是按约连续不断产生的，晏元珍亦当庭表示，案涉钢管退场后用到其他工地，前述事实足以证明2013年10月28日以后《租赁物资结算单》上产生的租赁并非案涉项目中案涉合同项下产生的。因此，一审对租赁物的数目、出场时间、租赁费计算至何时等未查证，系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程序违法。首先，五洋公司要求追加刘永根为被告参加诉讼，一审法院未予追加。其次，五洋公司提交了证人出庭申请，请求法院通知“金国龙”出庭作证，一审法院未通知金国龙出庭作证，直接导致案件相关事实无法查明。（三）案涉租金债权已过诉讼时效。根据晏元珍提交的对账单，表明晏元珍收到租金的时间是2015年2月份，而本案合同项下债权已于2013年10月28日确认，根据租金债权的诉讼时效为1年的规定，诉讼时效于2016年3月届满，故晏元珍享有的租金债权已过诉讼时效，不具有胜诉权。（四）一审适用法律错误。由于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必然导致适用法律错误。
晏元珍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对于诉讼时效，一审中提供的结算清单都有五洋成都分公司指定的经办人的签字，从2013年到2014年7月对账结束。对账单显示2014年7月、2015年1月、2015年10月、2016年2月25日分别都向五洋成都分公司进行了催收，均有五洋成都分公司指定的经办人，因此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二）对于租赁费，晏元珍与五洋公司签订了两份合同，两份合同一共支付了78万元，本案涉及的合同是蓝光1881项目，对账结算截止日期为2014年7月25日，五洋公司对于案涉合同只支付了28万元。另外的50万元，是基于另一合同支付的。
五洋成都分公司未发表陈述意见。
晏元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五洋公司、五洋成都分公司立即支付晏元珍租赁费共计1245057.18元，滞纳金按每日1‰计算并支付至租赁费付清为止（暂计算至本案起诉日2016年7月26日为908891.74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龙泉驿区荣盛建筑架料租赁站(以下简称“荣盛租赁站”)，系经营者晏元珍开办。2016年5月3日更名为龙泉驿区柏合镇荣盛办公用品销售部，2016年10月20日办理注销登记。
（二）2012年4月21日，五洋成都分公司(乙方)就其承建的“蓝光1881公馆”项目中所需的施工架管等建筑材料，与荣盛租赁站（甲方）签订《周转材料租赁合同》一份，约定五洋成都分公司向荣盛租赁站租赁架管等材料，架管按0.01元/米/天、扣件0.007元/套/天、顶托0.03元/根/天计算租赁费，以实际用量计算；以双方指定经办人签字的“收发凭证、原始码单数据”作为租赁结算的有效凭据，每月25日结算一次租赁费，每月支付总租赁费的75%，依此类推，尾款在材料退清后三个月内结清；如乙方无故拖延时间将承担按日1‰计算的滞纳金；租赁期间自2012年4月18日至实际用完时止。合同第十五条约定：乙方租退材料、数据及租金核对指定经办人为金国龙、吴勇、朱月四（如有变动乙方应向甲方书面通知，否则造成损失由乙方自行负责）。五洋成都分公司在合同上签章，刘永根以负责人名义签字。
（三）荣盛租赁站自2012年4月起陆续按合同约定提供架管等材料。截止2014年7月，共计产生租赁费1525057.18元。
（四）晏元珍在一审庭审陈述刘永根以五洋成都分公司名义支付了租赁费280000元。
（五）案涉“蓝光公馆1881”项目商业的部分楼栋于2013年10月28日办理竣工。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主要采信了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租赁物资结算清单、对账清单、竣工验收备案表等证据材料。
一审法院认为，荣盛租赁站与五洋成都分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约定履行。晏元珍作为工商注册字号“荣盛租赁站”的业主，在字号注销后，依法享有并承接荣盛租赁站在经营期间所产生的权利义务。晏元珍为证明其主张提供的结算清单、对账清单，有五洋成都分公司在租赁合同中指定的经办人金国龙的签字确认，一审法院对该份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故晏元珍请求给付的租赁费，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五洋公司、五洋成都分公司迟延给付租金已构成违约，根据租赁合同的约定，五洋公司、五洋成都分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予以适当减少。依此规定，一审法院对晏元珍主张的违约金以尚欠租赁费总额的20%计算。
五洋公司认为租赁合同中加盖的五洋成都分公司印章，系刘永根与他人的串通行为，并非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案涉纠纷属于公司外部纠纷，公司对外作出的意思表示应以公司签章或者法定代表人签字作为载体。租赁合同中加盖的分公司印章真实，五洋公司、五洋成都分公司在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合同约定的内容对五洋成都分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故对五洋公司、五洋成都分公司的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五洋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晏元珍租赁费1245057.18元和违约金249011.43元，两项合计1494068.61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032元，减半收取计12016元，由五洋公司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本院二审依法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一）一审庭审中，晏元珍提供了有五洋成都分公司指定经办人金国龙等人签字的2012年3月26至2014年7月25日期间月结算清单和《荣盛租赁站与五洋建司1881公馆的对账清单》，其中《荣盛租赁站与五洋建司1881公馆的对账清单》载明的对账日期分别为2013年3月25日、2014年9月25日、2015年1月25日、2015年10月25日、2016年2月25日。（二）一审中，五洋公司未提出案涉诉讼请求超出诉讼时效的抗辩。
本院认为，（一）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首先，有五洋成都分公司指定经办人金国龙签字的《荣盛租赁站与五洋建司1881公馆的对账清单》的对账日期分别在2013年3月25日至2016年2月25日期间，双方之间的这一系列对账行为表明，晏元珍并未怠于行使权利，一直就租赁费数额问题与五洋成都分公司进行磋商、确认，故晏元珍在本案中主张的租赁费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其次，一审中，五洋公司并未提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二审中，亦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五洋公司关于晏元珍租赁费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不应获得支持的主张亦无法律依据。
关于是否应追加刘永根为第三人的问题。五洋公司主张应追加刘永根为第三人，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周转材料租赁合同》系五洋成都分公司与荣盛租赁站签订，刘永根系在乙方五洋成都分公司印章下的负责人处签字，其从事的与案涉租赁合同有关的民事行为，应视为履行职务的行为，相应的对外民事权利义务承担的主体应为五洋成都分公司，故五洋公司关于本案应追加刘永根为第三人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五洋公司是否应向晏元珍支付租赁费及租赁费金额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周转材料租赁合同》系荣盛租赁站与五洋成都分公司签订，加盖有五洋成都分公司印章，五洋公司虽主张系刘永根盗用或借用其公司印章加盖，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且在五洋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签订租赁合同具有其他情况，加盖有五洋成都分公司印章的租赁合同对五洋成都分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本院对五洋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故一审认定荣盛租赁站与五洋成都分公司签订的《周转材料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不当。该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
荣盛租赁站自2012年4月起陆续按合同约定向五洋成都分公司建设项目提供了租赁物，五洋成都分公司应向荣盛租赁站支付租赁费。截止2014年7月，共计产生租赁费1525057.18元，晏元珍认可收到了刘永根以五洋成都分公司名义向其支付的租赁费280000元，五洋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晏元珍支付了尚欠的租赁费1245057.18元，故一审判决五洋公司向晏元珍支付租赁费1245057.18元并无不当。五洋公司上诉称，一审对租赁物的数目、出场时间、租赁费计算至何时等未查证。对此，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周转材料租赁合同》明确约定金国龙为五洋成都分公司租退材料、数据及租金核对指定经办人，一审庭审中，晏元珍提供的结算清单和《荣盛租赁站与五洋建司1881公馆的对账清单》有金国龙的签字，五洋成都分公司虽不予认可，但并未申请对金国龙的签名进行鉴定，因此有金国龙签字的结算清单和对账单能够证明双方已就案涉租赁物的数量、租退情况、租赁费等进行了结算。故五洋公司关于一审未对租赁物数目、出场时间、租赁费未查明的主张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另，关于违约金的问题，五洋成都分公司未按照双方签订的《周转材料租赁合同》的约定支付租赁费，《周转材料租赁合同》亦约定了相应的违约责任，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以五洋公司尚欠晏元珍租赁费总额的20%计算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五洋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032元，由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 燕
审判员 范艾玓
审判员 夏旭东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黄 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