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6民终11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南通长城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法定代表人：李盼盼，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静波，男，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颖，江苏山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东方伊斯顿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港闸区。法定代表人：殷新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金荣，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婷婷，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南通长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通东方伊斯顿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企业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2016）苏0611民初26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我公司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东方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1.2008年6月26�我公司与东方公司之间未发生企业借贷400万元的事实，我公司及原法定代表人赵静波出具的借条是出具给南通市东方木业制造厂(以下简称东方木业厂)，而不是出具给东方公司，东方公司没有出借400万元给我公司，东方木业厂亦未向我公司交付约定款项，双方实际未形成借贷事实。我公司原审中提供2008年7月4日至2008年10月20日八次汇款凭证中六笔凭证显示的汇款人均是南洋洋口木业（南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口木业公司）而非东方公司，而我公司分别于2008年9月8日、10月20日分别汇给东方公司共计24万元，是双方企业间发生的独立企业借贷往来，原审认为系还款错误。2.2009年1月22日赵静波出具给东方公司的借条是其个人出具，未有我公司盖章认可，与我公司无关，事实上我公司从未取得650万元的承兑汇票和套现资金。我公司于2009年1月23日分两笔汇给东方公司400万�是独立的企业借贷往来，原审认为系还款错误。3.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2012）港商初字第0175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港闸法院175号判决）、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通中商初字第0161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南通中院161号判决）中对我公司转账给东方公司的款项只是查明了汇款的事实，并未认定为归还东方公司借款的事实。原审法院将未澄清的事实以及主体不适格的借贷关系与本案混同以消灭双方企业之间的直接借贷关系不当。二、我公司与东方公司之间无其他债权债务，双方之间发生的银行汇款只能是企业之间的借贷。我公司的财务经审计发现，双方之间从未发生过经济往来，财务上反映的与东方公司之间的汇款行为，审计部门作出双方汇款往来只能是企业借贷的审计定性结论，公司票据存根的涂改是总账会计在审计审核对往来会计记账错误的纠正。故我公司�据审计部门的定性结论和实际发生的企业借款事实向东方公司主张还款符合法律规定。三、2009年1月24日我公司向南通东方奥林特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特林公司）汇款100万元，但我公司与奥特林公司之间本身无任何往来，而东方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奥特林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兄弟，该笔款项的实际借款人是东方公司。此外，我公司在2008年8月24日发函要求东方公司偿还524万元借款，东方公司在次年8月15日还款100万元，足以说明双方之间存在企业借贷关系。四、东方公司涉嫌利用空头支票骗取我公司500万元贷款，我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公安机关已受理。一审认定的“抵款”并不存在，东方公司提起的追偿权纠纷涉嫌虚假诉讼。根据相关规定，本案应当中止审理。东方公司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判决认定长城公司向我公司借款1050万元事实清楚。长城公司于2008年6月26日、2009年1月22日分别向我公司借款400万元和650万元，合计1050万元。该借款事实已先后被港闸法院175号判决、南通中院161号判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商终字第0081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江苏高院81号判决）、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2219号民事裁定（以下简称最高院2219号裁定）四份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二、长城公司主张我公司向其借款不能成立。该公司主张的2008年9月8日9万元、2008年10月20日15万元、2009年1月23日250万元、2009年1月24日150万元的依据，事实上均为该公司偿还其向我公司借款的还款凭证，该公司将上述还款凭证擅自涂改后变造为借款凭证，再以变造的材料作为所谓证据提起本案诉讼，很显然是恶意诉讼，其声称根据第三方审计机构的要求对原始记账凭证进行修改不能成立。对于该公司主张�2009年1月24日100万元，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转账支票存根显示，该笔款项是长城公司与奥特林公司之间的往来，与我公司无关，长城公司无任何证据证明该100万元系受我公司指令而汇。此外，我公司于2009年8月15日汇给长城公司的100万元并非偿还借款的行为，而是将该公司偿还我公司借款后的剩余款项返还给其。三、一审判决认定长城公司的行为构成恶意诉讼证据充分。长城公司不仅至今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偿还我公司借款的义务，反而将之前案件中用于归还我公司借款中的还款凭证变造为借款凭证，并将该伪造材料作为证据提供，进行虚假陈述，足以证明该公司恶意诉讼，建议对长城公司予以处罚。长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东方公司偿还借款本金424万元，以及该款自2016年9月2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6月26日，东方木业厂受东方公司指示向长城公司出借400万元，该款由东方木业厂经转账支票背书转让给洋口木业公司，票号为EY/0210951099。长城公司向东方公司出具借条确认上述事实，长城公司及其原法定代表人赵静波分别盖章、签字予以确认，并由洋口木业公司作为担保方盖章确认。2008年7月4日至2008年10月20日，长城公司通过自行汇款、指示汇款等方式分八次向东方公司偿还借款244万元。汇款的时间和金额分别为：2008年7月4日，8万元；7月7日，30万元；7月8日两笔各为92万元、60万元；8月18日，20万元；9月8日，9万元；9月10日，10万元；2008年10月20日，15万元。还款后上述400万元借款，长城公司尚欠东方公司本金156万元。2009年1月22日，长城公司为帮助东方公司进行票据贴现套取现金，故收取东方公司650万元票据，并向东方公司出具650万元金额的借条。上述650万元票据由洋口木业公司贴现56501.25元，实际取得现金644万元。长城公司于次日即2009年1月23日分两笔偿还东方公司票据套现资金250万元、150万元，合计400万元。尚欠244万元套现资金未能及时向东方公司偿还。2009年8月6日，为解决双方的资金周转问题，以长城公司名义向南通市港闸区金信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信公司”）借款500万元，东方公司系该笔借款的担保人。长城公司取得借款票据500万元后，将票据背书转让于东方公司。东方公司受让上述票据后，抵销长城公司前述两笔款项中的欠付款400万元后，剩余100万元。故东方公司于2009年8月15日将余款100万元返还给长城公司。至此双方账目基本结清。2009年9月1日，因长城公司向金信公司所借的500万元未能按约偿还，东方公司作为担保人与长城公司一并被金信�司诉讼要求偿还。东方公司于2010年5月12日实际代长城公司偿还500万元。东方公司依据该代偿事实，于2012年5月17日通过一审法院向长城公司主张代偿款500万元及相应利息，一审法院于2012年8月10日作出一审判决，支持了东方公司的诉讼请求（即港闸法院175号判决）。判决生效后，长城公司未能自愿履行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该案尚在执行过程中。上述事实有以下生效法律文书予以证明：港闸法院175号判决、南通中院161号判决、江苏高院81号判决、最高院2219号裁定。一审法院为进一步查实上述生效法律文书所认定的相关事实，依职权调取港闸法院175号判决、南通中院（2013）161号判决案卷资料，以及江苏银行秦灶支行留存的2008年6月26日东方木业厂通过票据背书转账给洋口木业公司的票据款的银行往来明细。上述书面材料与生效文书所认定的事实相互印证，往来资金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金额上均完全吻合。一审法院据此确认上述事实属实。一审法院认为，长城公司主张东方公司向其借款524万元事实不能成立，故其要求偿还该借款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关于本案的纠纷受理是否涉及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问题。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的判决结果。本案以新案件审理更为合理，理由如下：首先，案涉纠纷案由为企业借贷，纵观双方已经作出裁决的诉讼，系追偿权纠纷与不当得利纠纷，与本案案由系不同的法律关系，并不能构成相同诉讼请求或相同诉讼标的；其次，长城公司在前诉中所提供的证据，虽然与本案具有部分相同性，但亦有不同性。且因诉讼请求的不同，前诉在审理过程中的侧重点与本案有所不同，并非对本案所涉的法律事实予以直接、全面的认定。长城公司所提出的本次诉讼，虽然其实质亦涉及否定前诉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但借贷事实是否成立与不当得利的否定、追偿权的成立并不构成直接的矛盾，故无法据此认定本案的诉讼具有直接否定前诉判决结果；最后，通过本案实体的审理，将双方的债权债务一并予以澄清，亦有利于实体权利义务的明确，以防诉累。关于长城公司提起本次诉讼行为的评价，长城公司在本案中所提供汇款票据的存根原件，长城公司确认部分已经涂改，将票据用途由还款或改为借款，或直接予以涂没。涉及的票据有：2008年10月20日的15万元、2009年1月23日的250万元、2009年1月24日的150万�，直接将还款用途涂没；2009年1月24日的100万元，将还款用途改为借款；并隐匿了15万元及9万元票据转让时，由东方公司出具给原告的收条，两份收条明确载明上述两份票据系长城公司还款而向东方公司交付。对于票据存根涂改的原因，一审法院明确要求长城公司作出说明，但长城公司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长城公司直接依据上述涂改后的票据向东方公司主张还款责任，涉嫌变造证据。长城公司的行为不仅妨碍了民事诉讼，而且构成恶意诉讼。综上，一审判决：驳回长城公司的诉讼请求等。本院二审期间，长城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南通市公安局港闸分局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及相关证据材料。2.南通晟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2016年6月30日出具的审计报告一份。东方公司质证认为：1.上述证据均不属新证据。2.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我公司是否实际向长城公司借款524万元，长城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的内容与本案无关。3.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且审计报告并未反映长城公司主张的我公司向其借款的事实。本院对长城公司提供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否达到长城公司的证明目的将在裁判理由中一并阐述。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采信的证据及据此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长城公司系由南通长城实业总公司更名而成。又查明，2013年4月7日，长城公司以不当得利及损害赔偿纠纷为由诉至本院，要求东方公司返还占有的该公司从金信公司获得的贷款500万元并赔偿损失，本院审理后作出161号判决，驳回了长城公司的诉讼请求。长城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该院作出81号判决，驳回长城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后长城�司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作出2219号裁定，驳回长城公司的再审申请。再查明，二审中长城公司陈述，其仅在2016年9月20日向东方公司发过催款通知。还查明，本案一、二审过程中，对于为何涂改原始记账凭证、为何此前诉讼过程中将案涉款项表述为还款，长城公司解释，“原来的会计不懂得记账，后总账在记账时进行调整”。长城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赵静波陈述，“公司会计将用途一栏写错，具体修改时间不太清楚，可能是当月记账的时候发现错误后修改的”、“当时（在161号案件中）提供给中院的是错误的，通过这次我们2016年7月12日改制，进行审计的时候发现有错误就调整过来了”、“我们和东方公司之间没有其他往来，只有这几笔往来，因为我们只有出款，没有进款，根据审计报告，这就是借款”。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人民法院保护合法的借贷关系，但本案中长城公司主张东方公司偿还借款，其未能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且提供的汇款票据存根存在涂改等行为，不能证明东方公司向其借款的事实，其要求东方公司偿还借款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认定其恶意诉讼，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具体理由分述如下：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除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外，无须举证证明。南通中院161号判决、江苏高院81号判决、最高院2219号裁定均已确认，2008年6月26日长城公司向东方公司借款400万元，2009年1月22日长城公司向东方公司借款650万元，两笔借款合计1050万元实际发生。本案中长城公司再主张400万元借款未实际发生，650万元借条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赵静波个人出具，承兑汇票系洋口木业公司持有和套现、与长城公司无关，但又无足以推翻上述认定的证据，其上诉理由显然缺乏依据。二、长城公司本案主张的524万元借款组成为2008年9月8日9万元、2008年10月20日15万元、2009年1月23日250万元、2009年1月24日150万元、100万元，但长城公司并无借据等债权凭证，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而提起诉讼，在东方公司举证证明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后，长城公司未能举证证明与东方公司之间就上述款项存在借贷合意并成立借贷关系。而纵观其提供的五笔凭证，其中前四笔长城公司在港闸法院175号案件审理中，是将此作为向东方公司还款的证据而提供，财务原始凭证均记载“还款”，该事实亦为后续判决所采信；第五笔100万元系长城公司支付给奥特林公司，除奥特林公司法定代表人与东方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兄弟关系外，长城公司并无证据证明该笔款项实系东方公司借款。至于长城公司认为2009年8月15日东方公司给付长城公司100万元可印证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问题，南通中院161号判决及江苏高院81号判决均已认定该100万元系长城公司获得500万元贷款后，偿还了此前所欠东方公司400万元债务，剩余100万元由东方公司返还给长城公司。现长城公司在本案中将财务原始凭证或直接涂抹还款用途，或将用途“还款”涂改为“借款”，或隐匿东方公司出具的明确载明系长城公司还款的收条，辅之其自述“此前公司的人记错了”、“会计不会记账”、“我们和东方公司之间没有其他往来，只有出款、没有进款”，进而形成本案诉讼，既置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于不顾，又无足�推翻生效裁判内容的证据。长城公司以虚构债权为基础请求东方公司偿还424万元借款及利息的请求，显然不能成立。三、长城公司二审主张其非恶意涂改财务凭证，而是在公司改制过程中，财务审计报告将案涉款项调整为其他应收款、根据审计人员要求对原始凭证进行修改的理由不能成立。首先，长城公司二审中提交的审计报告落款日期为2016年6月30日，该审计报告在本案一审立案前即已形成，如长城公司确系应审计人员要求修改财务凭证，则长城公司理应在一审时即已提出，相反在一审法院找长城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赵静波询问为何凭证有涂改时，赵静波并未提及有审计报告的存在，而是陈述在用途一栏写错后由会计修改，具体修改时间不太清楚，可能是当月记账的时候发现错误后就修改的。一审庭审时赵静波虽提及因审计发现错误后调整，但仍未向法�提供审计报告。其次，该审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长城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该公司2016年3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16年度1月至3月的经营成果”。无论是该审计报告意见还是后附的长城公司2016年3月31日资产负债表及2016年3月利润表，都不能直接反映案涉524万元系东方公司向长城公司的借款，也不能反映系审计人员要求长城公司将2008年、2009年的财务凭证进行修改。第三，双方纠纷由来已久，相关权利义务关系已经四份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长城公司作为案件当事人，明知裁判内容和结果，却任意涂改、隐匿财务原始凭证，以虚构债权而兴讼不止，恶意昭然若揭。在此前的案件中，长城公司曾存在变造证据的行为，此次其为了实现诉讼目的，再次采取同样手段，公然违背诉讼诚实信用原则，意图利用司法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严重妨害司法秩序、浪费司法资源、消耗司法公信，对其恶意诉讼的行为应予严惩。四、本案系长城公司提起的要求东方公司返还借款之诉，无须以南通市公安局港闸分局刑事案件处理结果为依据，本案并不存在中止审理的情形，本院对长城公司要求中止审理的上诉主张亦不予支持。综上，长城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286元，由南通长城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 艳代理审判员  蒋ＸＸ代理审判员  胡 皓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二日书 记 员  沈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