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一中民终字第2049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剑锋，男，1976年7月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ＸＸ程，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迟伟，男，1970年9月1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姜力娜，伟景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伟景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35号紫竹院公园西院工字厅。
法定代表人迟伟，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雄飞，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灵芳，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剑锋因与被上诉人迟伟、被上诉人伟景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3）海民初字第249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邹明宇担任审判长，法官黄占山、刘婷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剑锋及其委托代理人ＸＸ程、被上诉人迟伟的委托代理人姜力娜、被上诉人伟景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雄飞、王灵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迟伟在一审中起诉称：2010年11月1日，伟景行公司（原北京伟景行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下属北京伟景行数字展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景行数字公司）与杨剑锋签订劳动合同，杨剑锋担任伟景行数字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一职。伟景行公司于2011年安排其股东天津达晨创富股权投资基金中心（以下简称达晨中心）与杨剑锋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达晨中心所持的伟景行公司0.72％股权无偿转让给杨剑锋，并依法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同时，杨剑锋签署了关于受让股权的声明承诺函；但伟景行公司事后发现，杨剑锋自2012年2月3日起接受智星海（江苏）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星海公司）的聘用，担任该公司的总经理，任期三年。该智星海公司，与伟景行公司还存在同业竞争关系。杨剑锋的上述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伟景行公司合法权益。为此，伟景行公司多次向杨剑锋提出，要求其解除与智星海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停止损害伟景行公司利益的行为并返回伟景行数字公司工作，但杨剑锋拒不接受。在此情况下，伟景行数字公司于2012年5月29日向杨剑锋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要求其办理离职手续和股权转让手续，并要求其立即解除与智星海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但杨剑锋至今未解除。综上，请求法院判令：1、伟景行公司将杨剑锋持有的伟景行公司0.72％的股权变更登记至迟伟名下；2、杨剑锋对第一项诉讼请求项下的事项有配合义务；3、伟景行公司及杨剑锋承担本案诉讼费。
伟景行公司在一审中辩称：同意迟伟的诉讼请求，由于办理变更登记的手续需要杨剑锋的配合，希望法院判令杨剑锋配合办理变更登记。
杨剑锋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意见。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伟景行公司现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北京伟景行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系于2011年6月进行的名称变更。
2011年杨剑锋向伟景行公司及现有股东出具《关于受让北京伟景行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声明承诺函》，载明：本人杨剑锋作为伟景行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员工，现拟受让达晨中心转让的伟景行0.72％的股权，为实现伟景行的长远利益，体现激励和约束机制，现就本次受让的股权及其后通过资本公积金转增等方式获得的其他股权作出如下声明承诺：1、认可并不可撤销地同意伟景行现经工商登记备案的合法的公司章程；2、在伟景行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并上市之前，非经伟景行书面同意，不得将持有的伟景行股权转让；3、在伟景行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并上市之前，本人作为伟景行或其下属公司员工如离职（”离职”指非因公司严重违约而致的本人主动提出辞职，或因本人严重违反劳动合同及其附件中约定的主要义务而致的被伟景行辞退，下同），将按照当初受让股权的价格转让给伟景行指定的自然人或法人。如根据需要，股权转让当时存在溢价的，本人承诺将股权转让价款的溢价部分无偿移交予伟景行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本条声明承诺在伟景行向有关监管部门申报首次公开发行并提交上市材料期间自动失效。如首次公开发行申请出现被监管部门驳回、伟景行主动撤回材料或上市成功的，本条的声明承诺自被驳回、伟景行主动撤回材料或上市成功之日起自动恢复约束效力。）......本人所作出的上述全部声明承诺同样适用于伟景行的权利义务承继人。
2011年3月28日达晨中心（转让方）与杨剑锋（受让方）在北京市海淀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鉴于：1、伟景行为一家依照中国法律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2、达晨中心系伟景行股东，持有伟景行10.7143％的股权；3、杨剑锋系伟景行或其下属公司员工；4、伟景行现有股东达晨中心拟将其持有的伟景行合计0.72％的股权（出资额为人民币21.6万元）转让予杨剑锋。据此双方签订该协议。此后，双方据此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2012年5月28日，伟景行数字公司向杨剑锋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称：根据该公司查明自2012年2月3日起杨剑锋已接受智星海公司的聘用，担任该公司总经理，经多次沟通，杨剑锋拒绝进行协商，亦拒绝返回该公司继续工作，导致杨剑锋无法为该公司提供劳动，还对该公司的经营管理造成恶劣影响。据此通知杨剑锋劳动合同自2012年5月28日解除。
同日，伟景行公司作出《关于由迟伟承接杨剑锋股权的决定》，载明：鉴于公司下属伟景行数字公司原常务副总经理杨剑锋，因严重违反劳动合同已被辞退，根据杨剑锋于2011年做出的《关于受让北京伟景行城市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声明承诺函》，经公司研究决定，特指定迟伟来承接杨剑锋持有公司的0.72％股权。
2013年1月15日达晨中心出具《情况说明》称：达晨中心系伟景行公司股东，根据伟景行公司决定，达晨中心于2011年与杨剑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伟景行合计0.72％股权（出资额为人民币21.6万元）转让给杨剑锋。本次股权转让系无偿转让，杨剑锋没有向达晨中心支付任何对价。
2013年9月1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杨剑锋与伟景行数字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作出（2013）一中民终字第9349号民事判决，该判决确认杨剑锋于2012年2月3日起担任智星海公司总经理一职......杨剑锋的行为违反了其与伟景行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的约定，未经伟景行公司的书面同意，即在与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内担任职务，系对公司规章制度的重大违反，据此认为伟景行公司与杨剑锋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合法有据。
经询，伟景行公司称杨剑锋仍持有该公司0.72％的股权，因经过一次资本公积金转增注册资本，故其股权比例未发生变化。
上述事实有迟伟提交的《关于由迟伟承接杨剑锋股权的决定》，伟景行公司提交的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关于受让北京伟景行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声明承诺函》、《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关于由迟伟承接杨剑锋股权的决定》、达晨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民事判决书及一审法院开庭笔录等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迟伟提起本案诉讼系依据伟景行公司做出的决定，虽然杨剑锋受让的股权系来源于达晨中心，但根据伟景行公司提供的达晨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能够确认杨剑锋受让的股权系伟景行公司给予杨剑锋的管理层激励，杨剑锋虽系与伟景行公司的下属公司订立的劳动合同，但股权的受让系由伟景行公司安排，其向伟景行公司出具《承诺函》也印证了这一点。该《承诺函》系杨剑锋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其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伟景行公司作为接受该《承诺函》的一方，其有权依据《承诺函》的内容行使权利，其作出的《关于由迟伟承接杨剑锋股权的决定》即为其行权的表现。本案审查的重点在于伟景行公司是否有权对杨剑锋名下的股权进行处分，依据杨剑锋所出具的《承诺函》，在特定条件下，其有义务按照受让股权的价格将该部分股权转让给伟景行公司指定的第三人。已生效的（2013）一中民终字第9349号民事判决对于杨剑锋违反劳动合同的情形进行了认定，在此情形下，伟景行公司有权行使处分股权的行为，故其作出的由迟伟承接该部分股权的决定于法不悖，迟伟据此决定提出本案诉请，于法有据，应予支持。第三人杨剑锋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院依据认定的事实依法作出裁判。综上，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判决：一、伟景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第三人杨剑锋持有的伟景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百分之零点七二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迟伟名下；二、杨剑锋对前述变更登记内容负有协助义务。
杨剑锋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迟伟与杨剑锋没有股权转让协议，迟伟没有权利要求伟景行公司变更公司登记。二、杨剑锋取得股权时付出过对价。伟景行公司抵扣了杨剑锋2011年度的全部奖金向达晨中心支付了对价。三、一审程序违法。杨剑锋在开庭日期前突发疾病卧床，不能出庭，已将医院假条交到了法院，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62条中的”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一审法院不应缺席审理本案。四、《承诺函》是公司与雇员之间的约定，属劳动关系的一部分，因其产生的纠纷应经劳动仲裁程序。综上，请求：1、二审法院改判驳回迟伟的全部诉讼请求，2、迟伟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迟伟答辩称：伟景行有权处置杨剑锋的股权。即使存在杨剑锋主张的对价等问题，也于迟伟无关。其他辩论意见与伟景行相同。
伟景行公司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1、本案中伟景行公司有权对杨剑锋名下的股权进行处置，这是之前双方达成的合意结果。2、杨剑锋提出的对价问题，杨剑锋和谁谈的，谈的什么价格，公司并不知情。是否支付对价不影响公司把股权给迟伟。3、杨剑锋提交的假条上的医院是个治疗脑瘫的医院，这样的医院开感冒的假条不合情理，而且感冒并不影响参加庭审。
二审期间，杨剑锋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证据1、杨剑锋工资账户明细。证明伟景行数字展示公司给杨剑锋发放的2010年年终奖为219945.66元，而杨剑锋未收到2011年的年终奖，可以说明2011年的年终奖抵了购买股权的对价款。证据2、迟伟在2010、2011年的统计表，证明迟伟2011年的业绩较2010年上升，因此2011年的年终奖应该更多。证据3、福布斯2012年发布的排行榜，证明伟景行公司近年来业绩稳步上升，不存在因亏损不发奖金的理由。证据4、劳动合同，证明伟景行数字公司与杨剑锋有关于年终奖的约定。证据5、病例，证明杨剑锋因病未能参加一审庭审。证据6、吴云的证人证言，证明病假条在开庭前交给了一审书记员。
伟景行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伟景行数字公司审计报告中的表格，证明该公司2011年时亏损状态，所以没有绩效奖。
迟伟在二审期间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本院庭审质证，伟景行公司对杨剑锋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杨剑锋提交的证据1到5都不是二审的新证据，如果法院认为属于二审新证据的话，具体质证意见为，证据1，真实性认可，杨剑锋的该账户中”注释”栏标注为”工资”的款项，为伟景行公司下属公司伟景行数字公司所发。2010年10月29日和2011年3月11日所发款项为杨剑锋的绩效奖金。但不认可杨剑锋的证明目的，2011年没有年终奖，也没有抵扣，如果是抵扣作为购买股权的对价款，应当由各方协议。在伟景行公司与杨剑锋的劳动争议仲裁中，杨剑锋也未提出公司欠他年终奖或股东分红。证据2，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证据2的内容与本案无关。证据3，真实性不认可，网页信息应当进行公证，且该证据的内容显示的2008年至2010年业绩增长，与本案2011年的业绩无关联。证据4，真实性认可，但绩效奖金根据考核结果核算，根据公司的经营状况可以不发放。证据5，真实性不认可，从内容上来看，这份证据只写了”清淡饮食多饮水”，没有写休息3天，这种情况医院不会让休息，并且不影响杨剑锋参加庭审，故对关联性也不认可。证据6，证人最初回答说9点左右杨剑锋给他打电话让他去取假条，可是按照杨剑锋的陈述，杨剑锋晚上10点才去医院诊断。显然这个病假是当事人有意作假的行为。一审证人当时到法庭时伟景行公司的代理人与迟伟都在场，书记员向其核实身份，他拒绝表达，只是说杨剑锋让他把假条给法庭。一审承办法官在开庭前与杨剑锋通话，法官明确告诉杨剑锋庭审继续，要求杨剑锋参加庭审。
杨剑锋对伟景行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真实性认可，但该证据不能反映伟景行公司的经营状况。
迟伟对杨剑锋提交的证据发表的质证意见与伟景行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对伟景行公司提交的证据予以认可。
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于杨剑锋提交的证据1、4，伟景行公司提交的审计报告中的表格，各方当事人对该3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本院对该3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杨剑锋提交的证据2、3，伟景行公司与迟伟对其真实性不认可，而该2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与伟景行公司提交的审计报告内容相悖，亦无法直接体现伟景行公司2011年的业绩情况，故本院对该2份证据不予确认。对于杨剑锋提交的证据5、6，本院认为，杨剑锋庭审时出示了其门诊病历的原件，对证据5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5中记录：”体检情况：神清精神可，咽部充血，双侧扁桃体肿大，双肺听诊呼吸音正常”，”疾病诊断：急性扁桃体炎”，”诊疗措施：清淡饮食多饮水”，该内容与证据6吴云的证言均未体现杨剑锋在一审开庭时存在完全无法出庭应诉的特殊情况，故对该2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本院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
杨剑锋与达晨中心签署了两份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一）为在北京市海淀区签署的正式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二）仅有股权转让的核心条款，是按照工商登记机关备案要求制作的，第一款之前有”根据北京伟景行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决议，天津达晨创富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与杨剑锋就达成出资转让协议”的表述。
关于杨剑锋受让伟景行公司股权的对价款，《股权转让协议》（一）中约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由双方协商并最终确定”，《股权转让协议》（二）中未约定。
再查，迟伟对其依伟景行公司指示承接杨剑锋持有的0.72％的伟景行公司股权表示认可。
另查，杨剑锋与伟景行数字公司的《劳动合同》约定”绩效奖金根据考核结果核算”，未约定绩效奖金的具体数额和发放时间，杨剑锋对此亦表示认可。《劳动合同》中未涉及本案各方所争议的股权问题。
庭审中，杨剑锋称其常年扁桃体发炎，11月1日出现扁桃体发炎的状况，认为自己能去开庭，没有在刚开始出现症状时向法庭说明身体不适、申请延期开庭。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还有双方当事人在一、二审中的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为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通观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伟景行公司是否有权将杨剑锋持有的该公司股份指定转让给迟伟，以及一审程序是否合法。
针对杨剑锋的上诉请求一，本院认为，迟伟与杨剑锋之间没有股权转让协议，迟伟取得公司股权系依据伟景行公司的指示，故伟景行公司是否有权处置杨剑锋持有的该公司0.72％的股权，是迟伟合法行使要求变更公司登记的股东权利的关键。结合《股权转让协议》（二）中”根据伟景行公司决议”、《承诺函》中”为实现伟景行的长远利益，体现激励和约束机制”等相关表述，本院认为杨剑锋持有伟景行公司的股权的基础法律关系，即杨剑锋与达晨中心所签的《股权转让协议》（一）、（二），系具有伟景行公司激励员工性质的、附有一定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该2份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我国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承诺函》中关于员工离职后应将受让股权转让给伟景行公司指定的自然人或法人的内容，亦于法不悖。杨剑锋在上述文件上签字确认，即应以上述文件约束自己持有公司股权的行为。现杨剑锋离职，已生效的（2013）一中民终字第9349号民事判决对于杨剑锋违反劳动合同的情形进行了认定，在此情形下，伟景行公司有权行使处分股权的行为，指示杨剑锋将持有的股权转让给迟伟，迟伟对此予以认可，并通过诉讼积极主张实现其股东权利。故对杨剑锋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针对杨剑锋的上诉请求二，本院认为，杨剑锋与伟景行数字公司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绩效奖金根据考核结果核算”，并未约定绩效奖金的具体数额和发放时间，杨剑锋对此亦表示认可。现伟景行公司提交了2011年度因伟景行数字公司亏损未能发放绩效奖金的证据，则杨剑锋应就2011年度伟景行数字公司应向其支付绩效奖金进一步举证。《股权转让协议》（一）、（二）均未对股权转让对价款约定具体金额，结合达晨中心出具的”本次股权转让是无偿转让”的情况说明，杨剑锋亦应就其所述的以其2011年度个人绩效奖金折抵股权转让对价款的事实提交证据。杨剑锋未能就其主张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意见不予支持。
针对杨剑锋的上诉请求三，本院认为，杨剑锋称自己11月1日即发现扁桃体发炎，却未就身体的不适提前通知法庭，开庭当天由他人转交医院假条，本人拒不到庭，且从杨剑锋提交的假条中”神清精神可”等描述，无法证明杨剑锋在一审开庭当天存在完全无法出庭应诉的特殊情况，一审法院缺席审理此案程序正当。对杨剑锋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针对杨剑锋的上诉请求四，本院认为，杨剑锋与伟景行数字公司的《劳动合同》中未涉及本案各方争议的股权问题。本案争议的股权系伟景行公司而非伟景行数字公司的股权，《承诺函》亦是杨剑锋向伟景行公司而非伟景行数字公司出具，杨剑锋称《承诺函》属劳动关系的一部分，因其产生的纠纷应经劳动仲裁程序，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据已生效的、处理杨剑锋与伟景行数字公司劳动争议的（2013）一中民终字第9349号民事判决，对杨剑锋违反劳动合同的事实进行了认定，进而认定伟景行公司有权行使处分股权的行为，并无不当。故对杨剑锋的上诉请求四，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对杨剑锋的各项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杨剑锋应按照其向伟景行公司出具的《承诺函》中约定的，”本人如离职......，将按照当初受让股权的价格转让给伟景行指定的自然人或法人”，将其受让的伟景行公司0.72％股权交由公司处置。现迟伟自愿依据伟景行公司的决议承接该部分股权，则其享有该部分股权代表的股东权利，并无不当。迟伟要求伟景行公司将其获得的该部分股权变更登记至迟伟名下，杨剑锋对此予以协助，于法有据。一审判决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由伟景行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杨剑锋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邹 明 宇
审 判 员 黄 占 山
代理审判员 刘 婷
二〇一四年三月五日
书 记 员 王昕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