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琼96民终18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董爱兰，女，1946年9月5日出生，汉族，现住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上诉人（原审原告）：符瑞尧，男，1969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现住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系董爱兰的长子。上诉人（原审原告）：符瑞仁，男，1978年1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系董爱兰的次子。上诉人（原审原告）：符瑞玲，女，1967年9月29日出生，汉族，现住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系董爱兰的女儿。上诉人董爱兰、符瑞尧、符瑞仁、符瑞玲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杰川，琼海市恒信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省琼海市公证处，住所地海南省琼海市。法定代表人：陈琼，该公证处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祝亮，海南宏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秋安，男，1943年8月3日出生，汉族，现住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原审第三人：王冬梅，女，1946年7月18日出生，汉族，现住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原审第三人：王春花（又名王秋花），女，1955年7月11日出生，汉族，现住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原审第三人王秋安、王冬梅、王春花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少峰，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秋安、王冬梅、王春花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少蕊，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王亚燕，女，1956年11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上诉人董爱兰、符瑞尧、符瑞仁、符瑞玲与被上诉人海南省琼海市公证处（以下简称琼海市公证处）、原审第三人王秋安、王冬梅、王春花、王亚燕等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琼海市人民法院（2016）琼9002民初6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董爱兰、符瑞尧、符瑞仁、符瑞玲及其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杰川，被上诉人琼海市公证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祝亮，原审第三人王秋安、王冬梅、王春花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少峰、陈少蕊，原审第三人王亚燕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董爱兰、符瑞尧、符瑞仁、符瑞玲的上诉请求为：请求二审法院判决撤销海南省琼海市人民法院（2016）琼9002民初634号民事判决，裁定发回重审。其上诉理由为：一、《公证遗嘱》的公证程序行为是否损害，是否存在过错；一审是否查明公证行为损害与过错。1、申请公证人王朝英公申《公证遗嘱》，被告琼海市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经一、二审两级法院认定：(1)无遗嘱人王朝英签名；(2)盖章或者按手印；三处涂改处未经遗嘱人王朝英确认；(3)谈话笔录没有王朝英签名确认；（4）公证遗嘱受益人符献锦有《身份证》没有存档，且姓名错误；(5)《遗嘱公证申请表》无王朝英签名。公证遗嘱：遗嘱是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处分其个人财产或者处理其他事务，并在其死亡时发生效力的单方法律行为。遗嘱公证是公证处按照法定程序证明遗嘱人设立遗嘱行为真实、合法的活动。经公证证明的遗嘱为公证遗嘱。公证处应对所公证内容、公证当事人身份的真实性负责。公证处在未到公安机关等户口管理机构调取被继承人身份信息，未核实继承人基本情况下，仅根据非证明身份信息的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就出具了错误的房屋继承公证书，申请王朝英办理遗嘱公证时当事人的义务为有责任如实说明有关情况，提供真实合法充分的证明材料，而公证机构则有责任和义务根据不同公证事项的办证规则审查公证。申请办理公证的当事人在事先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了解公证的程序和规则，当事人交纳了公证费后，只要提供了真实的材料，如实陈述事项后即有理由相信会取得具有法律效力的公证书。因当事人办理公证全程都要在公证人员的提示下进行，故公证机关应对公证的程序事项承担责任，以保证公证效力。上列被告琼海市公证处的公证行为导致结果，被告琼海市公证处出具的公证遗嘱无效。2、一审法院剥夺上诉人申请司法鉴定法律赋予的诉讼程序权利，也是司法救济法律程序，是导致本案司法行为结果错误。上诉人申请司法鉴定的诉讼行为己纳入当事人举证行为的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鉴定结论，属于法定证据之一，法律应当允许其由当事人提供，并且作为举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也明确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由此，从现行立法看，上诉人申请鉴定属于当事人举证的一种形式。司法鉴定是法律赋予的诉讼程序权利，是确保当事人的合法的诉讼举证权利的行使。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上述事实错误与程序违法，故特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裁定发回重审。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琼海市公证处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要求驳回上诉人董爱兰、符瑞尧、符瑞仁、符瑞玲等的上诉请求为由，作出书面答辩。原审第三人王秋安、王冬梅、王春花、王亚燕等未作书面答辩。上诉人董爱兰、符瑞尧、符瑞仁、符瑞玲等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2959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琼海市公证处承担。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董爱兰与符献锦（2015年8月4日去世）原系夫妻关系，符献锦生前与原告董爱兰生育原告符瑞尧、符瑞仁、符瑞玲。符献锦系公证遗嘱订立人王朝英（2014年7月29日去世）与前夫符龙深（已故）生育的长子。第三人王秋安、王冬梅、王春花、王亚燕系王朝英与后夫王先明（又名王新明，1960年去世）所生。本案公证遗嘱中所述房屋坐落于琼海市嘉积镇加祥街14号（原门牌号为208号），该房屋原所有权人为梁安开和梁安吉兄弟。1955年3月8日，原所有权人将该房屋以人民币500元的价格典当给王先明，典当期限5年，典当期满后，原所有权人与王朝英写下“立卖断铺契”一张，将房屋以人民币800元的价格断卖给王朝英。1965年1月26日，王朝英在当时的琼海县人民委员会办理房屋契纸登记，将该房屋登记在其名下。以后，该房屋先后于1981年、1989年、1995年拆除改建。1996年2月27日，王朝英取得该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房字第85**号）。1997年1月29日，王朝英取得该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号为：海国用(97)字第95号]。1996年6月14日，王朝英在琼海市公证处立下公证书号为：(96)琼证内字第57号的《遗嘱书》（以下简称《公证遗嘱书》）。《公证遗嘱书》内容为：“立遗嘱人：王朝英，女，一九一七年一月十六日出生，现住琼海市加积加祥街14号。我，王朝英，丈夫王先明于1960年因病去世，死亡后，座落于加积镇加祥街14号的房屋，从加祥街铺面通纪纲街铺面是我筹建的，属于我个人所有，现我年老体弱，日感不支，唯恐我去世后，子女之间继承房屋发生争执。特立本遗嘱，将加祥街铺面至屋内天井庭的房屋，包括天井庭，我去世后全部由大儿子符宪锦（前夫之子）继承，从屋内后进的天井庭墙至纪纲街面的房屋，由二儿子王德安夫妇居住，王德安夫妇去世后所居住的房屋归符宪锦所有”。2013年8月3日，王朝英又立下《遗嘱书》，内容为“我和丈夫王新（先）明共生育一男三女，男王秋安，女王冬梅、王春花、王亚燕。我丈夫王新明于1960年病故。我今年已经96岁了，唯恐我去世后子女们争占遗产，在我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神志清醒时，特立此遗嘱，将登记在我名下的座落于琼海市嘉积镇加祥街14号房屋（房屋所有权证房字第0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海国[97]字第95号）自愿留给儿子王秋安继承，女儿王冬梅、王春花、王亚燕以及我和前夫生育的儿子符献锦不得干涉和争占”。2013年12月23日，王朝英再立《遗嘱书》，内容为：“符献（运）锦、王秋安、王冬梅、王春花、王亚燕，你们均是我生育和深爱的子女。我年事已高随时都会去见祖宗。我死后的丧事由王秋安负责操办，政府发给的抚恤金由王秋安领取，用于丧事的一切开支，其他人不必花费，如有结余归王秋安，缺口由王秋安自己承担，我生前是王秋安照顾，我的工资已由王秋安用于我的生活、医疗、日常用品和家庭人情脸皮等支出。我死后你们不要为我的工资、抚恤金和房产发生争议而伤失兄弟姐妹之情”。以上二份遗嘱为海南广哲律师事务所李海燕律师代书，嘉祥街居委会干部薛学英见证，立遗嘱人王朝英签名盖手印。2013年5月8日，王朝英以不慎遗失海国用(97)第95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为由，申请补办登记发证。2013年9月30日，琼海市人民政府对该地补发新证，新证号为：海国用(2013)第3484号，对该房屋也补发新《房产权证》，新房产权证号为：海房权证海字第570**号。该房产的旧证原先由符献锦持有，现由原告持有，而新证则由第三人王秋安持有。另查明，本案争议的《公证遗嘱书》，由公证员代为起草，但无遗嘱人王朝英的签名、盖章或者按手印；涂改处未经遗嘱人王朝英确认。遗嘱公证申请表无王朝英签名，且多处涂改未经遗嘱人王朝英确认。公证谈话笔录表明，该遗嘱公证只有一名公证员陈赞美与申请人即公证遗嘱人王朝英谈话，并做笔录，且只有一名公证员办理该遗嘱公证；在该笔录王朝英的回答中，有3处涂改，未经王朝英确认。又查明，王朝英生前长期与第三人王秋安等第三人共同生活，年老生病时，生活上第三人给予其较多的关心、照顾。去世时，主要由第三人王秋安操办丧事。再查明：2001年王朝英出资给儿子符献锦在琼海市嘉积镇纪纲街购买铺面一间。符献锦在世时为确认该房屋继承权问题于2014年10月9日向本院诉称，已从该铺面收取的租金中退还了其母亲王朝英的出资购房款。王朝英去世后，由于符献锦与本案第三人对上述公证遗嘱是否有效等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导致符献锦未能独自继承该公证所涉房屋。为此，符献锦于2014年10月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讼争房屋及其土地使用权归其所有；2、王秋安将上述房屋加祥街铺面至屋内天井庭的房屋（包括天井庭）腾退给其本人。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根据案情事实及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等的规定，于2015年5月10日作出(2014)琼海民一初字第1000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符献锦的诉讼请求。本院在判决理由部分认为：本案系继承遗产引起的民事纠纷，争议的焦点是：一、争议的财产是被继承人王朝英的个人财产，还是共有财产；二、《公证遗嘱书》的内容是否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及该《公证遗嘱书》是否有效。关于焦点一问题。本院认为争议房产的原所有权人为梁安开、梁安吉，1955年，房屋原所有权人将房屋以人民币500元的价格典当给王朝英的丈夫王先（新）明，典期5年，期满后，原所有权人未能典偿回房屋，而于1960年与王朝英写下“立卖断契约”，以人民币800元的价格卖断该房屋。可见，该房屋系王先（新）明、王朝英夫妻典当、“卖断”取得，是王先明和王朝英的夫妻共同财产，该房屋于1965年后登记于王朝英名下，后又经过多次修建，但不能否定房屋属夫妻共有性质。关于焦点二问题，本院认为本案公证遗嘱的时间是1996年6月14日，内容是将争议房屋交由符献锦继承，而在七年后的2013年8月3日和12月23日，被继承人王朝英又在律师的代书和居委会干部的见证下立下遗嘱，内容是争议房产交由王秋安继承，显然，前后遗嘱的内容是矛盾的。从被继承人的行为过程看，无法确定《公证遗嘱书》的内容就是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本案中的公证遗嘱书，经审核遗嘱公证卷宗，该公证遗嘱书由公证员代为起草，但无遗嘱人王朝英签名、盖章或者按手印；涂改处未经遗嘱人王朝英确认。遗嘱公证申请表无王朝英签名，且多处涂改未经遗嘱人王朝英确认。公证谈话笔录表明，该遗嘱公证只有一名公证员陈赞美与申请人公证遗嘱人王朝英谈话并做笔录，且只有一名公证员办理该遗嘱公证；在该笔录王朝英的回答中，有3处涂改，未经王朝英确认。可见，该《公证遗嘱书》明显存在重大缺陷，在形式要件上，不符合法律规定，在实质要件上，处分了共有人的财产，违反了法律规定，是无效的。由于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均不充分，故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符献锦请求。该判决作出后符献锦不服而提起上诉，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9日立案受理后，因上诉人符献锦去世，2015年8月15日，上诉人符献锦的妻子、子女（即本案原告）申请参加诉讼。在二审审理过程中，所查明的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与本院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一致。故于2015年9月23日作出(2015)海南一中民一终字第62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在判决理由部分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在认可一审判决理由的同时，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还认为，该遗嘱公证书内容中指定的遗嘱继承人为“符宪绵”，而并非“符献锦”，且上诉人提供的由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中，也承认户籍登记中没有登记曾用名为“符宪锦”；显见该遗嘱公证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上述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原告董爱兰、符瑞尧、符瑞仁、符瑞玲等便提本案诉讼，请求本院判如所请。审理中，本院于2016年4月29日依法追加王秋安、王冬梅、王春花、王亚燕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另，原告董爱兰、符瑞尧、符瑞仁、符瑞玲等于2016年6月1日向本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要求对遗嘱公证所涉房屋进行现值评估，本院经综合评议认为，该申请鉴定的事项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2016)琼9002民初634号通知书，不准许其鉴定申请。原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琼海市公证处于1996年6月14日作出的《公证遗嘱书》明显存在重大缺陷，未能反映出被继承人王朝英的真实意思，其形式要件上不仅不符合法律规定，在实质内容上也违反了法律规定，系无效的公证文书。这一结论是本院及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所认定的，故该认定结论本案予以采纳。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导致《公证遗嘱书》无效是否因为被告琼海公证处的过错而造成及被告琼海公证处应否承担赔偿责任问题。关于导致《公证遗嘱书》无效是否因为被告琼海公证处的过错而造成问题，在生效的本院(2014)琼海民一初字第1000号和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海南一中民一终字第625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理由中已论述：1、该房屋是王先明和王朝英的夫妻共同财产，该房屋虽然登记于王朝英名下，后又经过多次修建，但不能否定房屋属夫妻共有性质；2、1996年6月14日订立的《公证遗嘱书》拟定的房屋继承人为符献绵，而2013年8月3日和12月23日订立的代书遗嘱中拟定房屋的继承人为本案第三人王秋安，其行为过程无法确定公证遗嘱的内容就是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3、该公证遗嘱内容中指定的遗嘱继承为“符宪锦”而非“符献锦”。由此可见，这三点情由系导致该公证遗嘱无效的实质要件，也就是根本性原因。这些根本性原因是被继承人王朝英自己的行为造成，而不是被告琼海市公证处造成。被告琼海市公证处在办理公证事务时应当依照相关规定办理，但被告琼海市公证处在承办该公证业务过程中，没有由两名公证员共同办理，以及《公正遗嘱书》、《遗嘱公证申请表》原稿中有涂改和遗嘱人王朝英没有在该材料中签名或按指纹确认，形式上存在一定瑕疵，未能严格按照司法部第57号《遗嘱公证细则》规定要求实施，致使该公证形式上出现一些瑕疵，这是对工作不负责任的表现，对此应当指出。但该瑕疵不是造成遗嘱公证无效的根本性原因，其不足以否定该遗嘱公证的效力。既然导致遗嘱公证无效的根本原因在于被继承人王朝英，因此，被告琼海公证处不应承担导致公证无效的法律责任。原告董爱兰、符瑞尧、符瑞仁、符瑞玲诉讼理由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经本院合法传唤，第三人王亚燕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可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董爱兰、符瑞尧、符瑞仁、符瑞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167元，由原告董爱兰、符瑞尧、符瑞仁、符瑞玲承担。经审理查明，二审查明的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与海南省琼海市人民法院（2016）琼9002民初字634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争议的焦点为：1、上诉人董爱兰、符瑞尧、符瑞仁、符瑞玲在上诉中主张被上诉人琼海市公证处赔偿其经济损失2295900元，其主张应否支持；2、一审法院未准许上诉人关于对涉案房屋进行现值评估申请是否损害上诉人董爱兰、符瑞尧、符瑞仁、符瑞玲的诉讼权利。一、关于上诉人董爱兰、符瑞尧、符瑞仁、符瑞玲在上诉中主张被上诉人琼海市公证处赔偿其经济损失2295900元，其主张应否支持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被上诉人琼海市公证处于1996年6月14日作出的（96）琼证内字第57号《公证遗嘱书》不符合司法部第57号《遗嘱公证细则》的有关规定，确实存在重大的缺陷，且该《公证遗嘱书》未能如实的反映出被继承人王朝英将琼海市嘉积镇加祥街14号房屋指定由符献锦继承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该《公证遗嘱书》内容中指定的遗嘱继承人为“符宪锦”而非“符献锦”，而上诉人董爱兰、符瑞尧、符瑞仁、符瑞玲等提供的由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中，也承认户籍登记中没有登记曾用名为“符宪锦”。另外，上诉人董爱兰、符瑞尧、符瑞仁、符瑞玲等也无法提供证据证明“符献锦”就是该《公证遗嘱书》内容中指定的遗嘱继承人。可见，被上诉人琼海市公证处于1996年6月14日作出《公证遗嘱书》，其形式要件上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且实质内容上也违反了法律的有关规定，属无效的公证文书。海南省琼海市人民法院的（2014）琼海民一初字第1000号民事判决和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2015）海南一中民一终字第625号民事判决书均对《公证遗嘱书》的无效作出认定，且已经生效的（2014）琼海民一初字第1000号民事判决和(2015)海南一中民一终字第625号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该《公证遗嘱书》被确认无效后，被继承人王朝英于2013年8月3日订立的“代书遗嘱”中指定琼海市嘉积镇加祥街14号房屋的继承人为本案第三人王秋安。因此，上诉人董爱兰、符瑞尧、符瑞仁、符瑞玲等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对琼海市嘉积镇加祥街14号房屋享有合法的继承权利，也没有证据证明其确实存在经济损失2295900元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上诉人董爱兰、符瑞尧、符瑞仁、符瑞玲在上诉中主张被上诉人琼海市公证处赔偿其经济损失2295900元，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一审法院未准许上诉人关于对涉案房屋进行现值评估申请是否损害上诉人董爱兰、符瑞尧、符瑞仁、符瑞玲等诉讼权利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琼海市公证处不应当承担导致公证无效的法律责任，在此基础上，一审法院不准许上诉人董爱兰、符瑞尧、符瑞仁、符瑞玲等关于对涉案房屋进行现值评估申请，因该申请鉴定的事项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经审理，亦认为上诉人董爱兰、符瑞尧、符瑞仁、符瑞玲等无法证明对涉案房产享有合法的继承权利，故不需要对涉案房产进行现值进行评估鉴定，上诉人董爱兰、符瑞尧、符瑞仁、符瑞玲等在上诉中请求撤销原判，将该案发回重审。鉴于一审法院未准许对涉案房屋进行现值评估申请，并未损害上诉人董爱兰、符瑞尧、符瑞仁、符瑞玲等的诉讼权利，且其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董爱兰、符瑞尧、符瑞仁、符瑞玲的上诉理由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明显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167元，由上诉人董爱兰、符瑞尧、符瑞仁、符瑞玲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 彬审判员 林 敏审判员 王东史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员 邓芬芬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