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鲁10民终23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新花，女，1951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盛泰园林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市温泉镇雅家庄村北。法定代表人：孙元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琳，女，该公司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元胜，男，1961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琳（与被上诉人孙元胜系父女关系），住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海瞳路**号***室。上诉人刘新花因与被上诉人威海盛泰园林开发有限公司、孙元胜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6）鲁1002民初22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当事人未提出新事实，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新花上诉请求：一、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6）鲁1002民初2299号民事判决；二、判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办理养老保险费用95000元。三、赔偿退休金损失411660元。威海盛泰园林开发有限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关于时效问题，上诉人2001年8月11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至今已经15年。上诉人在明知上世纪九十年代原温泉蚕厂已经为单位员工办理退休手续并享受了养老保险待遇却不主张相关权利，上诉人本次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即使本案不从时效角度出发，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也应当依法驳回。首先，原温泉蚕厂1998年以前属于国营事业单位，招收正式的工作人员都需要经编办批准，未经编办批准的人都是单位的临时用工或者季节性用工，本案上诉人即属于无事业编制人员。单位未为作为临时工或者季节工的工作人员缴纳养老、医疗等保险并不违反当时的政策和法律规定。该事实在一审被上诉人提交的威海市环翠区农业局出具的证明以及威海市环翠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部分事业机构的通知（威环编发【1998】10号）文件中能够被证实。其次，上诉人提到的威环体改办字【2003】10号文件的第六条是要求原温泉蚕厂在改制时接收全体在职职工，包括离休退休职工。而在2003年4月21日，温泉蚕厂改制时的全厂正式在职职工只有14人且该14人全部都到会并签字，上诉人既不属于正式的在职职工，更不属于离休、退休人员。这在威海市环翠区温泉蚕厂改制实施方案、职工会决议、经威海市环翠区农业局盖章的温泉蚕厂改制时全体职工及退休人员的登记表上都可以得到证实。再次，一审中证人宋某1当庭表示，其妻子也有工作证，但是干了一辈子依旧是临时工。可见上诉人提交的工作证并不能证实其正式工的身份。刘新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要求支付2000年至2016年的退休金共计439104元；二、要求原告为被告办理养老退休手续即9.5万元的大龄养老保险。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6年3月25日，原告以“其于1985年到威海市环翠区温泉蚕场工作，2003年3月11日该场改制为威海盛泰园林开发有限公司，至今未给其缴纳社会保险、致使无法享受社会保险退休待遇”为由，向威海市环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享受社会保险退休待遇。同年3月30日，该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原告的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受案范围为由，向原告出具了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不服于法定期间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处理。庭审中，原告为证实其主张向法院提供如下证据：一、原告的身份证及户口本复印件，证实原告曾在温泉蚕场居住过，系其职工；二、原蚕场书记王某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原告曾在温泉蚕场工作过。经质证，被告认为原告的身份证及户口本复印件只能证明原告在温泉蚕场建筑队服务过，无法证明其系温泉蚕场的职工，王某证明的对象为李玉升，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另外，原告申请证人王某到庭作证，但因王某身体原因无法到庭，庭审中，一位自称王某的人向法院打来电话称“其系王某，其在担任温泉蚕场的场长时，招聘了马光永、李云胜，并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马素玲、刘新花、孙秀花、初乐兰系临时工而非正式员工。”经质证，被告认为王某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且其未出庭作证，其陈述不具有证明力，原告方应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二被告为证实其主张向法院提供如下证据：一、张丰贵、宋某2、马某、宋某3、林秀丽的证明材料，并向法院提供证人宋某2、马某、宋某3到庭作证，证人宋某2证实：孙秀花、初乐兰系蚕场的季节工、临时工，刘新花跟着丈夫帮忙，三人均系职工家属，干活并不连续。证人马某证实：孙秀花、初乐兰、刘新花均系蚕场职工家属，孙秀花、初乐兰系季节工。证人宋某3证实：孙秀花、初乐兰、刘新花在蚕场居住，孙秀花、初乐兰系季节工，刘新花并没有在蚕场干过；二、威海市环翠区农业局出具的证明及威海市环翠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部分事业机构的通知（威环编发【1998】10号），证实威海市环翠区温泉蚕场于1998年5月经威环编发【1998】10号《关于调整部分事业机构的通知》的批准，单位性质由事业改为企业。温泉蚕场在1998年前为事业单位，招收的正式工作人员需经编办批准，未经编办批准的人员为单位临时用工及季节用工，单位只负责交纳正式人员的养老、医疗等保险。经查，马光永、马素玲、李云胜、刘新花、初乐兰、孙秀花6人在温泉蚕场工作期间属无事业编制人员；三、威海市环翠区温泉蚕场改制实施方案、职工会决议、温泉蚕场改制时全体职工及退休人员的登记表，证实2003年4月21日，温泉蚕场改制时的正式在职职工只有14人，14人都到会并签字，原告等6人并不属于正式在职职工，更不属于离退休人员。经质证，原告认为证人陈述不属实；对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改制实施方案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职工会议、登记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罗福保2003年时还在厂子工作，但登记表上没有罗福保的名字。另查，庭审中，原告自认其工作时原威海市环翠区温泉蚕场未为任何员工缴纳养老保险，但上世纪九十年代有员工办理了退休手续并享受了养老保险待遇。又查，2003年原威海市环翠区温泉蚕场改制为威海盛泰园林开发有限公司，孙元胜任法定代表人。上述事实，有身份证及户口本的复印件、证明材料、证人证言、威海市环翠区温泉蚕场改制实施方案、职工会决议、温泉蚕场改制时全体职工及退休人员的登记表等及双方陈述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诉讼时效是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制度。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原告于2001年8月11日即达到了50周岁的法定退休年龄，在不存在中止、中断时效的情形下，原告最晚应于2002年8月11日之前请求权利救济。即使存在原告所述的当时对其权利被侵害的事实不知情的情形，后来原告在明知原蚕场其他员工办理了退休手续的情况下（上世纪九十年代），仍未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现原告于2016年4月15日以威海盛泰园林开发有限公司、孙元胜为共同被告诉至法院，要求其协助办理退休手续并支付退休金，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要求被告给予办理养老退休手续即95000元的大龄养老保险并支付1992年至2016年的退休金780252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依据一审中当事人提交的威海市环翠区机构编制委员会下发的威环编发【1998】第10号文件《关于调整部分事业机构的通知》及附表、威海市环翠区农业局下发的《威海市环翠区温泉蚕厂改制实施方案》、威海市环翠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办公室下发的威环体改办字【2003】第10号文件《关于威海市环翠区温泉蚕厂改制实施方案的批复》等证据可以认定，本案被上诉人威海盛泰园林开发有限公司前身威海市环翠区温泉蚕厂，系环翠区农业局下属事业单位。2003年4月，威海市环翠区温泉蚕厂经威海市环翠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并实施改制。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其与原威海市环翠区温泉蚕厂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应由改制后的企业即被上诉人承担缴纳相关社会保险的义务。因本案被上诉人威海盛泰园林开发有限公司系由威海市环翠区温泉蚕厂经政府主导改制后成立，双方之间并非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基于劳动关系发生的纠纷，也不属于企业自主进行改制而引发的劳动争议，故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规定之情形，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6）鲁1002民初229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刘新花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退还刘新花；上诉人刘新花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侯善斌代理审判员  许 萍代理审判员  程博远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刘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