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翁民初字第2564号
原告孙秀国，男，1956年2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现住翁牛特旗。
委托代理人赵春儒，内蒙古恒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国富，男，1964年4月16日出生，汉族，工人，现住翁牛特旗。
委托代理人丁春泽，内蒙古沛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秀国因与被告杨国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2年8月3日作出的（2012）翁民初字第2077号民事判决。孙秀国不服上诉至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6日作出（2012）赤民一终字第1066号民事判决。孙秀国仍不服，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3日作出（2013）内民申字第1619号民事裁定，指令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16日作出（2014）赤民再字第33号民事裁定，撤销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赤民一终字第1066号民事判决及本院（2012）翁民初字第2077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新审判。重审期间，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秀国的委托代理人赵春儒，被告杨国富及其委托代理人丁春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秀国诉称，原告经朋友付国民介绍与被告杨国富相识。2011年7月5日，杨国富给原告打电话，称其在平庄做煤炭生意很赚钱，但需要流动资金，欲向原告借款并承诺按月利率二分给付利息，最多使用一个月就能偿还。于是原告便按照被告杨国富的要求，于2011年7月9日派单位的会计以原告的名义给平庄煤场韩彩凤（杨国富的客户）汇款15万元。后经被告要求，原告又派单位会计于2011年7月10日汇款20万元，于2011年7月13日汇款30万元，于2011年7月15日汇款10万元，合计汇款75万元。2011年7月底，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息，但被告至今未予偿还。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
被告杨国富辩称，原告向被告的账户汇款是履行出资义务的行为，并不是借款行为。被告作为合伙人之一，没有义务偿还原告的投资款，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
一、2011年初，被告与案外人秦国英合伙在平庄做煤炭生意。原告孙秀国和案外人付国民见该生意有利可图，便要求加入。后经协商达成一致，原告及案外人付国民成为新的合伙人，并同意共同出资100万元作为合伙事务的经营资金。但其二人实际出资额是87万元（从会计账目上能够反映出来），其中原告于2011年6月25日直接交付给另一合伙人秦国英12万元，2011年7月9日支付给煤炭供应商韩彩凤煤款15万元，另外60万元是通过被告的银行卡汇入的，这些款项都是原告应该在合伙事务中的出资而不是被告向原告的借款；
二、原告汇入韩彩凤账户的15万元是在执行合伙事务。从合伙事务的会计赵喜林关于原告出资的记录上可以看出，他于2011年7月9日收到原告一笔15万元的出资款。从原告提交的汇款凭证上可以看出，该款就是汇给合伙事务供应商韩彩凤的15万元。原告的该支付行为不是为被告代付煤款，而是在执行合伙事务，是其应尽的义务；
三、原告汇入被告账户的60万元中，有18万元已经交付了场地租赁费，其他资金均已用于合伙事务中；
四、原、被告将所有的出资购买了约10000吨煤并发送到了锦州港上，但收回的资金全部由另一合伙人秦国英控制，没有进行结算和分配。为此原、被告及案外人付国民多次去平庄找秦国英要求其进行结算，但秦国英至今未予答复。这是原、被告不能收回投资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原告要想收回自己的投资，必须通过对合伙事务的结算或者对合伙财产进行散伙清算才能够实现。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和理由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1、中国工商银行出具的个人业务凭证三枚及转账回单一枚，证明第一、孙秀国于2011年7月9日、2011年7月10日、2011年7月13日及2011年7月15日分四次向杨国富的账户汇入、转入借款合计75万元的事实；第二、这75万元借款总共有四笔，其中2011年7月10日借款20万元，2011年7月13日借款30万元，2011年7月15日借款10万元的借款都是孙秀国单位的会计李晓东经手办理的，孙秀国就此款的用途在汇出的汇款单据上面做了批注，用途是借款。
2、杨国富向孙秀国提交的牡丹灵通卡账户明细清单一份，证明杨国富牡丹灵通卡的收款账号与孙秀国汇款单上的汇入账号相一致，进而证明杨国富承认收到了孙秀国的汇款。
3、赤峰泽众会计师事务所和赤峰圣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企业审计报告和验资报告各一份，证明孙秀国所在的赤峰路赢沥青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有孙秀国、王桂英、苗庆三位股东。
4、证人王桂英、苗庆及李晓东出具的书面证言材料各一份，证明孙秀国于2011年7月13日以赤峰路赢沥青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给杨国富的汇款、2011年7月15日以李晓东的名义给杨国富的汇款均是孙秀国的个人资金，与孙秀国所在公司及李晓东无关。
5、证人付国民出庭作证的证言一份，证明在向杨国富提供借款之前，孙秀国曾经电话询问付国民是否可以向杨国富提供借款，经付国民表示可以提供后，孙秀国才向杨国富的账户汇入资金，进而证明该款是借款而并非出资的事实。
6、收据一枚（杨国富和杨国富会计赵喜林给孙秀国出具的），用以证明第一，此12万元是孙秀国交由杨国富和其会计赵喜林保管的，准备用自己租地建煤场子的钱，该条上面注明“建煤场子用”的几个字是杨国富会计赵喜林写的；第二、此12万元与本案无关。
7、赵喜林的调查笔录一份，证明第一，证明杨国富的会计赵喜林是杨国富和杨国富的合伙人秦国英二人雇佣的，和孙秀国无关的事实；第二，证明是杨国富给孙秀国提供了杨国富的合作人韩彩凤的账号，孙秀国按照杨国富的要求，按杨国富提供的韩彩凤的账号将15万元借款汇入韩彩凤帐户的事实；第三，证明孙秀国汇给韩彩凤的15万元，证人赵喜林按照杨国富的要求，将汇给韩彩凤的15万元，注明锡盟15万元，并记入孙秀国名下的事实；第四，证明孙秀国汇入杨国富账号的60万元，杨国富和其合伙人秦国英全部用于了煤炭经营的事实；第五，证明证人赵喜林知道杨国富向合伙投资一百七八十万元，这一百七八十万元包括孙秀国的75万元，从而证明孙秀国是杨国富借款的出借人，而不是杨国富和秦国英的合伙人的事实。
8、元宝山公安分局经济侦查大队给孙秀国出具的说明一份（来源于二审卷宗），用以证明杨国富于2011年8月在元宝山公安分局承认借孙秀国75万元的事实。
9、刘向华与秦国英的电话录音整理材料一份（原件光盘在2012年5月22日赤峰市中院二审卷中），证明签订厂房租赁合同书时，孙秀国并不知道此事，杨国富在以一审举证此证据时说孙秀国、杨国富之间有业务往来，与客观事实不符，此证据证明孙秀国向秦国英要钱的背景原因，主张的是什么权利的事实，也证明了秦国英和孙秀国没有合伙意向，没有合伙意思联络的事实，孙秀国是杨国富借款的出借人，而不是合伙人的事实。
10、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笔录第8页第12行和第12页第17行（原件在赤峰中院卷中），证明第一、在二审开庭时杨国富承认2011年8月3日的租地协议书上孙秀国三个字是杨国富写的，不是孙秀国本人写的；第二、杨国富自己在二审开庭时说秦国英给杨国富打了105万欠条的事实，说明秦国英和杨国富之间不是合伙关系，从而证明孙秀国和杨国富、秦国英是合伙关系根本就不能成立的事实；第三，此证据和杨国富与秦国英的电话录音形成了证据链条。
11、杨国富在一审的答辩状一份及再审开庭前杨国富向赤峰中级法院提交的说明一份（复印件），用以证明一审杨国富在答辩状中说秦国英、孙秀国、杨国富、付国民合伙，共60万元。其中18万元交付场地租赁费，杨国富2014年5月12日提交给中院的60万的支付说明内容与杨国富答辩状相互矛盾，也证明了杨国富2014年6月7日的答辩状关于60万元有18万用于租地了，是假的，进一步证明双方没有合伙事实，2014年5月12日说明中有关60万元的说明，能够证明2011年所签的租地协议和孙秀国无关。
12、付国民的证言（包括一审庭审笔录的证言和本次提交的书面材料）及刘向华证言材料（在中院再审庭审笔录第5页下方）（复印件），用以证明75万元是借款而不是合伙，证人在庭审笔录签字，付国民的证言材料是对杨国富和付国民的电话录音进行了说明，涉案的75万元是借贷，而不是合伙关系。
13、杨国富的房屋买卖契约及产权登记手续一份、马利军证言一份、电费收据一枚，用以证明，第一，2011年8月25日杨国富为了将财产转移，伪造证据，实际房屋并没有出售转移，杨国富之所以这样做心里明知道借款事实成立，担心合伙纠纷败诉，所以转移财产，如果是合伙就没有必要转移财产。电费收据进一步证明杨国富在已经出售给他人的房屋内居住，是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
被告杨国富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如下：
对于1号证据认为，这四笔汇款中，只有2011年7月10日的款项是孙秀国本人汇入杨国富账户的，但并非是借款；2011年7月9日的15万元是孙秀国汇给供应商韩彩凤的，与杨国富无关；2011年7月13日的转账款和2011年7月15日的汇款均是由案外人李晓东转给杨国富的，与孙秀国无关。
对于2号证据认为，这60万元的确进入了杨国富的账户内，但并不是借款；
对于3号证据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孙秀国所要证明的问题，与本案无关；
对于4号证据认为，股东王桂英和苗庆不能代表公司的意志，应该以股东大会的意见为准；李晓东的证言也不能证明孙秀国所要证明的问题，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
对于5号证据认为，证人付国民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故其证言不符合客观事实，不能采信。
对于6号证据认为，这枚收据内容真实且合法有效，它具备民事真实性，是本案杨国富、孙秀国、案外人秦国英三方合伙及赵喜林共同在2011年为本案孙秀国出具的12万元的收款凭证，此证据有极高的证明力，收据反映内容是处理煤场用了，这说明孙秀国出具的钱是合伙用了，这12万元钱是用于合伙租用煤场，进一步证明双方是合伙关系。
对于7号证据认为，我们不认可赵喜林说的借贷关系表述，此证据属赵喜林的证人证言，只是赵喜林的书面证言，证人应该出庭作证，接受双方当事人的发问，赵喜林没有出庭只是书面的证言，不符合法律要求，因此该证据不具有证据意义，另外证据中询问人是张勇，张勇进行调查是不合法的，张勇不是本案利害关系人，因此没有证据效力，也没有证明力，应不予采纳。
对于8号证据认为，在本案二审期间已经作为证据出示，此件是复印件，该证据是元宝山经济侦查大队给孙秀国出具的，但是对材料所表述的内容不予认可，孙秀国、杨国富双方确实到侦查大队报案，当时秦国英拿钱走了，他们去看还能不能追回来，双方去报案也是因为孙秀国的叔叔是公安局的副局长，看看有什么办法把钱追回来，但是没有立案，孙秀国和杨国富发生纠纷孙秀国利用亲戚关系出具的这种说明，作为公安机关出示的说明，应该有经办人签字，县级公安局对外发生业务必须有公安分局的公章，此公章却不是，公安机关接受公民报案，要有受案材料，此证据却没有后附受案资料，我们不认可此证据的真实性。
对于9号证据认为，刘向华与秦国英的录音，是在一审处理期间就已经形成了，孙秀国应在一审期间提供，但其没有提出，我方应拒绝质证。这个录音不是发生在当事人间的通话，而是发生在案外人间，我们对是不是秦国英本人和刘向华本人通话，真实性我们不认可。
对于10号证据认为，对此证据真实性认可，但是对孙秀国摘译笔录的内容不认可，杨国富代孙秀国签字的说法是不客观的，合伙经营煤，地方是村委会的，当时双方二人是一起去谈的。签字当天孙秀国没在场，因放煤的地方在平庄，孙秀国在乌丹，当时签合同时，村里要求合伙三人都得签，孙秀国当时去不了，在乌丹。他电话要求杨国富代其签字，所以杨国富才代签的，同时也反映出双方是合伙关系，而不是借贷关系。
对于11号证据认为，我们合伙的资金共192万元，其中我的105万元，孙秀国的87万元（包括给杨国富打到卡上的60万元、支付给韩彩凤15万元、剩下12万元直接由孙秀国给付秦国英），18万元交付厂房租赁费了，虽然说明和答辩状的资金不一样，只是表述的角度不同，但都是合伙支出的，租地期间也是在合伙期间，因此孙秀国打到杨国富账户上的钱也用于合伙经营支出了。
对于12号证据认为此证据是在法院复制的，我们认可，但对其说法我们不认可，付国民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符合事实，对付国民的书面证言，他说双方借贷关系我认为是虚假的，付国民在一审作为孙秀国的证人出过庭，对于付国民的证言材料我们认为，证人付国民应该出庭作证，证言材料是不是本人签字，我们不知道，刘向华和付国民是企业人员，付国民现在合伙与孙秀国修路，关系比较密切，所以证据不应采用。
对于13号证据认为，杨国富把自己的房产卖给他叔叔是正常的交易，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更不存在杨国富为了躲债而变卖财产，孙秀国的说法只是他的主观武断。
被告为支持其反驳理由和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孙秀国与杨国富间的电话录音一份，证明孙秀国在起诉前就涉案的款项一直在向另一合伙人秦国英主张权利，要求秦国英对合伙事务进行结算并返还出资，进而证明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不是借款，而是对合伙事务的出资。
2、杨国富与案外人付国民之间的电话录音一份，证明：1、杨国富与孙秀国之间是合伙关系；2、孙秀国汇入杨国富账户内的款项是对合伙事务的出资，而并非是借款；3、付国民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应当是本案的当事人；4、杨国富、孙秀国及付国民在起诉前曾多次找秦国英要求其对合伙事务进行结算，但未能实现。
3、杨国富与合伙事务的会计赵喜林之间的电话录音一份及赵喜林的记事本、记录凭证各一份，证明如下事实：1、证明会计赵喜林所记录的孙秀国出资情况与孙秀国向法庭提交的汇款凭证的金额相符，进而证明孙秀国的汇款行为是出资行为；2、证明双方及案外人秦国英于2011年6月25日在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共同租赁场地一块，孙秀国当即向合伙事务出资12万元，并交付给秦国英的事实；3、证明杨国富持有由赵喜林和杨国富共同为孙秀国出具的12万元的收据一枚，该收据注明“今收到孙秀国出资款12万元”；4、证明孙秀国的出资已用于了合伙事务的经营。
4、本案孙秀国、杨国富及案外人秦国英与赤峰市元宝山区五家镇金桥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书一份、租赁费收据两枚及出租方的证明一份，证明如下事实：1、证明本案双方与案外人秦国英三人于2011年8月3日共同租用元宝山区五家镇金桥村的30亩地作为经营场所，合同明确约定该场地的用途是“煤场用地”，从而进一步证明双方合伙经营煤炭的事实；2、证明杨国富在合同签订后代表三个合伙人向出租方交纳租金18万元的事实。
5、杨国富与案外人秦国英的电话录音一份，证明证据4号证据中的厂房租赁合同是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孙秀国与案外人秦国英就合伙事务也是经常联系，进而证明双方及案外人秦国英之间有合伙做煤炭生意的事实存在。
6、杨国富对外付款的银行汇款凭证及支付运费的运费收据各一组。证明杨国富已将孙秀国汇入其账户的款项全部用于合伙事务支出了。
7、证人李秀刚出庭作证的证言一份，证明孙秀国经过到杨国富处考察、协商后，决定与杨国富、案外人秦国英合伙做煤炭生意的事实。
8、2011年8月末四份通话录音及书面整理材料四份（2011年8月30日刘向华与杨国富的通话记录一份、孙秀国与杨国富2011年8月28日通话记录2份，孙秀国、刘向华、杨国富通话录音一份），杨国富的105万元的支出明细及后附单据（共14页），孙秀国投入金额87万元的支出明细及后附单据（共45页），用以证明双方是合伙关系，杨国富本人也向合伙投入了105万元，孙秀国合伙人的名义投入了87万元的资金。
9、会计账簿（存于原卷证二33-46页），证明双方与秦国英合伙经营的事实。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质证如下：
对于1号证据材料认为，第一，录音可能是孙秀国和杨国富的通话，是否是孙秀国本人的声音，需要孙秀国本人亲自辨别；第二，这个录音和本案无关。录音说的是孙秀国、杨国富在租地时候的录音，如果说有关系，这里面有一句话“干说算，不给算”，这句话恰恰证明了杨国富向孙秀国借款的事实；第三，本录音充分反映了杨国富在向孙秀国借款之后，就有预谋不想还钱的事实，录音中，杨国富一直说一起整一会，但是这句话不能反映出孙秀国、杨国富合伙的事实，此录音与元宝山的公安局说明是一致的，说明公安局的说明是真实的。
对于2证据材料认为，第一，这是杨国富和付国民的录音，是否是付国民本人和杨国富的录音，需要付国民本人确认；第二，本录音如果其内容是真实的，也证明不了杨国富所要证明的事实；第三，这份录音只能证明杨国富和第三人付国民内容是：在孙秀国向杨国富索要借款时，杨国富不能按时偿还，杨国富说这笔钱已经投入了合伙事务的账目中，但是合伙人秦国英不给钱。所以杨国富让孙秀国自己去找秦国英要钱，确实证明了孙秀国、杨国富、付国民向秦国英要过借款的事实。秦国英当时的态度是，这笔钱是孙秀国借给杨国富的钱，和我秦国英无关，恰恰证明孙秀国起诉杨国富借贷关系有依据的；第四，如果这个录音真实，恰恰证明杨国富向孙秀国借款的事实；第五，这个录音杨国富没有证明在什么时间形成的，但是从整个录音看，杨国富总是把杨国富的借款和双方在一起租地的事实有意混淆在一起，说明杨国富把借款事实赖成合伙事实已经蓄谋已久；第六，证明双方不是合伙的事实，这里有杨国富的一句话“算回来先给你，我在和他们咕噜去”，说明杨国富对孙秀国的75万元是认可的，如果是合伙他不会说这样的话，说明当时不单单是借款，还约定利息的事实。
对于3号证据认为，第一，电话录音是记录他们将钱都干什么花了，在这个电话录音中，赵喜林说12万元干什么花的事实，进一步证明孙秀国没有参与经营的事实，因而不是合伙人的事实，我们认为是后补上去的，其中的12万元和75万元是有区别的，此证据证明75万元都记到了孙秀国的名下了，证明借贷关系成立的事实。
对于4号证据认为，第一，杨国富举证的厂房租赁合同和相关材料真实；第二，这些材料只能证明他们曾经有租赁厂房的事实，但是不能证明孙秀国出资75万元就是合伙出资的事实，此证据和本案无关。
对于5号证据认为，第一，是不是杨国富和秦国英的录音孙秀国不清楚，不予认可；第二，该证据和本案无关。恰恰证明孙秀国对2011年8月厂房租赁的情况不知情，此录音证明不了杨国富所要证明的问题。
对于6号证据认为，只是杨国富和秦国英合伙经营的情况，与孙秀国无关。所有的支出单据上，都没有孙秀国的签字，说明孙秀国不是合伙人。
对于7号证据认为，证人与杨国富有亲属关系，证言虚假，不真实，孙秀国不予认可。
对于8号证据认为，该录音证据杨国富在一审、二审、再审没有提供，我们认为此证据应该不予采信，该证据不能证明双方是合伙关系的事实，孙秀国不予认可。对于105万元的支出明细严格的说105万元投入的合伙企业与本案无关，但杨国富要证明说双方是合伙关系，租地建厂费用是俩个单据，一个是15万元，一个是3万元，都和这个单据支付的6万元碰不上号，对杨国富的说明不予认可，与孙秀国无关。
对于9号证据认为，与孙秀国无关。
对原告、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本院综合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1、2、3、4号证据，因被告对1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1号证据结合2、3、4号证据共同反映出孙秀国汇入杨国富账户资金及其提供韩彩凤的资金帐户内的资金性质系孙秀国个人资金，与本案有关联性，故本院认定为有效证据；对原告提交的5号证据即证人付国民出庭作证的证言及12号证据及被告提供的7号证据即李秀刚出庭作证的证言，因证人付国民、刘向华与孙秀国、证人李秀刚与被告杨国富有利害关系，本院认定为无效证据；对原告提交的6号、9号证据及被告提交的4号、13号证据，因与本案无关，本院认定为无效证据；对原告提交的7号证据，因证人未出庭作证，无法核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院认定为无效证据；对孙秀国提交的8号证据元宝山公安分局经济侦查大队给孙秀国出具的说明，因元宝山公安分局未有相关的案卷材料，本院认定为无效证据；对孙秀国提交的10号、11号证据，因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且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认定为有效证据；对被告杨国富提交的1号、2号、3号、5号、8号中的四份电话录音，从该组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看，该组录音材料中杨国富有意的将此笔款项往合伙投资方面靠拢，但无论是孙秀国还是案外人付国民、秦国英，均未明确表示此笔款项的性质和用途，因此该组录音材料不能证明杨国富所要证明的合伙事实，与本案不具有必要的关联性，本院认定为无效证据；对被告杨国富提交的6号、9号及8号证据中支出明细及付款单据，因没有孙秀国的签字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定为无效证据。
经审理查明，2011年7月，被告杨国富因做煤炭生意缺乏资金，要求原告孙秀国向其提供借款。原告孙秀国按照被告杨国富的指示，于2011年7月9日汇给杨国富的客户韩彩凤15万元；此后，孙秀国于2011年7月10日、13日、15日先后三次向被告杨国富的账户内汇款20万元、30万元、10万元，合计60万元。原告孙秀国共为被告汇款四次，合计汇款总额为75万元。后孙秀国催要此款，杨国富以双方系合伙关系，该款系投资款为由拒绝偿还。
本院认为，孙秀国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杨国富的账户内汇款及转帐60万元，向杨国富的煤炭供应商韩彩凤的账户内汇入15万元的事实，杨国富对该汇款事实认可，故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此笔资金的性质，孙秀国称其为借款，而杨国富称其为合伙的投资款，双方分歧较大。究竟是借贷还是合伙，从法律关系方面本院作具体分析如下：第一，孙秀国主张借贷。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包括其它组织）之间，一方将一定数量金钱转移给另一方，另一方到期返还贷款并按约定支付利息的民事法律行为，民间借贷法律特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借贷双方通过签订书面借贷协议或达成口头协议形成特定的债权、债务关系，从而产生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二是出借人和借贷人的合意行为。三是其前提是借贷钱款的实际支付。四、借贷可以是有偿也可以是无偿。具体到本案，孙秀国根据杨国富指示先后四次向其账户内及其煤炭供应商韩彩凤账户内共汇入了75万元，杨国富亦认可，孙秀国向本院提供了中国工商银行出具的个人业务凭证及转帐回单等证据，因双方没有其它经济往来，孙秀国就借贷关系完成了举证责任。第二，杨国富主张合伙。根据法律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劳务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利润，共同承担风险，对外负连带无限责任的赢利性经济联合组织。根据《民法通则实施意见》第五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人证明有口头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本院认为，依据上述规定，确定无合伙协议的个人合伙，应具备三个实质要件：共同投资、共同参与经营管理或参与盈余分配，还必须具备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协议的。具体到本案，除孙秀国有75万元的汇款外，还必须存在经营中有孙秀国参与经营或参与盈余分配的事实，虽然杨国富提供了租赁协议、八份电话录音、明细支出及会计账薄中的支出单据等不能证明孙秀国参与过合伙事务，并且杨国富也未提供充分证明双方约定承担合伙的盈余分配和风险分担，因此不符合个人合伙的特征，因此杨国富没有证据证明与孙秀国、秦国英等三人存在合伙关系。据此，该笔资金本院认定为杨国富向孙秀国提供的借款，杨国富对收取孙秀国资金承担偿还义务。孙秀国请求杨国富按月利率2分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曾对借款利息作出过约定，庭审中杨国富对此不予以认可，其要求的利息只能从其诉至本院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计算。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规定，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杨国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孙秀国借款本金人民币75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自2012年5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期限届满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一审5650元、二审11300元，邮寄送达费80元，合计17030元（原告孙秀国已交纳），由被告杨国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高艳云
审判员 郭 林
审判员 王伟娟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八日
书记员 王晓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