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延中民再终字第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司岐涛，男，1965年10月28日生，汉族，农民，住敦化市江南镇五间房村。
委托代理人：郭春江，男，吉林冠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窦玉莉，女，吉林冠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文涛，男，1947年7月26日生，汉族，农民，住敦化市江南镇五间房村。
委托代理人：孙丹，女，1979年2月10日生，汉族，农民。住敦化市丹江街江东社区**组。系被上诉人女儿。
委托代理人：陈思国，男，吉林敖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敦化市江南镇五间房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信一展，该村村主任。
上诉人司岐涛与被上诉人孙文涛、原审第三人敦化市江南镇五间房村村民委员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敦化市人民法院于2010年9月8日作出（2010）敦民初字第1314号民事判决，孙文涛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0年11月25日作出（2010）延中民四终字第37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孙文涛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30日作出（2012）吉民监字第21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于2013年3月25日作出（2013）延中民再字第8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敦化市人民法院重审。敦化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24日作出（2013）敦民再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司岐涛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0年7月28日，原告孙文涛诉称，1998年6月4日，原告与敦化市江南镇五间房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签订了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总面积为1.261公顷，其中大角沟地为0.62公顷，实际上因该地地块为三等地，登记面积时0.15公顷折算成0.1公顷，大角沟地实际面积为1公顷，现该地块被被告司岐涛侵占，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经有关部门调解无果，故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返还所侵占原告的土地1公顷，登记面积为0.62公顷；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万元；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被告司岐涛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案诉争的土地属于被告二轮家庭承包地，被告有权耕种，没有侵犯原告的权利，不存在被告返还土地以及赔偿损失1万元的说法；原告主张的事实与理由不能成立。原告在诉状中称，原告与村委会签订二轮承包合同，总承包面积1.261公顷，其中大角沟地0.62公顷，这一说法不能成立，理由为，1、本案诉争土地没有进入原告二轮承包合同内，所以原告无权主张被告返还土地；2、本案诉争土地在册登记面积0.417公顷，并不是原告在诉状中称的0.62公顷；原告在诉状中称，大角沟地面积1公顷不属实，因为该地有一部分属于被告的开荒地，没有登记在册；本案原告在诉状中称，东—孙景涛与客观事实不符，实际本案诉争土地东—李道喜地，其他西、南、北都对，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原告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应由原告先确权；原告在诉状中称，该地被被告侵占不能依法成立，因为被告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本案土地属于被告二轮承包地，不存在侵占原告土地的说法，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第三人述称，一轮承包合同确实有这个地，原、被告按承包合同打地，超出的面积都交回村里，打出来的地如果不够，村委会给他们补，我们村里（承包合同）没有具体的地块，只有一个总的面积。
敦化市人民法院原一审查明，1998年6月4日，原告孙文涛与第三人敦化市江南镇五间房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用地面积为1.261公顷，承包期限为30年，自1998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月1日止。1998年6月4日，被告司岐涛与第三人敦化市江南镇五间房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用地面积为1.005公顷，承包期限为30年，自1998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月1日止。另查明，自1989至今，本案诉争的土地“大角沟地”由被告司岐涛耕种。
敦化市人民法院原一审认为，原告主张诉争的土地“大角沟地”登记面积为0.62公顷，实际面积为1公顷，在其本人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内，但原告提供的证据未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问题。本案诉争的土地“大角沟地”坐落、面积、质量等级不清，不能确认在原告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内，无法认定被告是否侵权，原告的主张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孙文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其他诉讼费用100元，会计150元，由原告孙文涛负担。
孙文涛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取得1.261公顷，其中包括本案争议的大角沟地0.62公顷，该地实际面积为1公顷。长期以来由被上诉人侵占，一审村委会出具了0.62公顷土地属于上诉人承包地的证明，村委会出具该证明时村党支部书记及村会计也在场，村主任在一审开庭时予以否认是恶意行为。由于村委会工作懈怠，上诉人的土地承包合同及使用权证书中只有上诉人的土地承包面积，没有具体地块名称。一审适用简易程序错误，应当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一审对上诉人提出的台账和证人证言应当采信。一审法院应当查清上诉人的土地承包坐落和范围，得到确认后被上诉人是否侵占了上诉人承包地就一目了然。现上诉人已经充分改造了举证责任。在原、被告都无法充分证明大角沟地经营权归属的情况下，法庭应当把确认该地经营权的举证责任分配给村委会，如村委会无法证明原、被告的承包土地具体坐落和范围，人民法院应当直接判决由村委会归还上诉人缺少的承包地。
本院原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原二审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提供了各自在二轮土地承包时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但在各自提供的《土地承包合同》中，均无承包地的位置、四至及范围。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因承包地“坐落”、“四至”界限不清，难以认定侵权事实存在的情形，当事人应当先由有关部门明确“坐落”、“四至”界限，但本案中上诉人在未对其承包地的“坐落”、“四至”界限予以明确的情况下，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依法应由上诉人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上诉人在诉讼中未能就本案诉争土地属于其承包地范围内提供相应证据，且被上诉人否认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上诉人。因此，本院对上诉人主张侵权事实无法予以确认，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孙文涛仍不服，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30日作出（2012）吉民监字第21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再审后，将该案发回敦化市人民法院重审。
敦化市人民法院重审过程中，原审原告孙文涛诉称与原审诉称相同。
原审被告司岐涛答辩内容与原审答辩内容一致。
原审第三人称，一轮承包合同确实有这个地，原、被告按承包合同打地，超出的面积都交回村里，打出的地如果不够，我给他们补，我们村里（承包合同）没有具体的地块，有一个总的面积。
敦化市人民法院重审查明，敦化市江南镇五间房村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大包干）前的名称为敦化市江东乡五间房大队。当时的五间房大队有若干个生产小队。原审原告孙文涛及案外人孙景涛均是江东乡五间房大队第10小队的社员，原审被告司岐涛的父亲司品武是第2小队的社员。原审原告孙文涛与原审被告司岐涛争议的土地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大包干）前是第10小队的耕地，该地的地名为大角沟地。当时的五间房大队第一轮分地时既有责任田也有自留地。孙文涛与案外人孙景涛均按责任田分得了大角沟地，大角沟地的实际面积多于登记面积，孙文涛与案外人孙景涛的地相邻，该地块东至李道喜地、西至刘恒禄地、南北是沟。第一轮承包时，案外人孙景涛共承包经营了0.827公顷责任田，其中大角沟地0.417公顷、村南边水田0.2公顷、北江沿0.13公顷、屯前0.08公顷。在第一轮承包期间，孙文涛与案外人孙景涛有过换地种的事实，孙文涛耕种了案外人孙景涛的北江沿0.13公顷土地，案外人孙景涛耕种了孙文涛位于大角沟的耕地即孙文涛与司岐涛争议的土地。在1992年以前，由于案外人孙景涛不耕种土地了，原审第三人村委会对案外人孙景涛承包的责任田进行了调整，将案外人孙景涛大角沟的0.417公顷土地调整给了案外人司品武（司岐涛的父亲，第一轮承包时司岐涛与其父亲司品武的承包地是合在一起的）；将案外人孙景涛北江沿的0.13公顷调整给孙文涛；将案外人孙景涛屯前的0.08公顷调整给案外人李道喜；将案外人孙景涛村南边的0.2公顷水田调整给案外人段树全。案外人司品武耕种从案外人孙景涛处调整来的大角沟地时一并耕种了孙文涛的大角沟地，即本案的争议地。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审第三人村委会召开了支部扩大会议，对第二轮土地承包按上级“大稳定、小调整”的精神讨论通过了第二轮土地承包的意见和决定并做了会议记录，会议记录的内容为：“四、第二轮土地承包的意见和决定：⑴、没有任何问题的土地，属于自然延包；⑵、人、户都迁出的、不在本村的、有（由）村里将地收回另行发包；⑶、没经过村里私自交换耕地的，谁种哪块就继续种哪块；⑷、凡荒芜两年以上的地，有（由）村里安排他人。”孙文涛与原审第三人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属于会议记录中的第⑶种情况，司岐涛与原审第三人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属于会议记录中的第⑴种情况。敦化市江南镇五间房村在第二轮承包时没有进行实地测量，按土地台账载明的总面积与村民签订的二轮承包合同，所以各村民手中的承包合同只有一个总面积，而没有具体地块。1992年前，案外人孙景涛的位于大角沟地0.417公顷土地已经被原审第三人村委会调整到案外人司品武的名下，在第二轮承包开始时案外人孙景涛没有对其第一轮承包的土地被调整提出意见，原审第三人村委会按会议的第⑴种情况，按案外人司品武的土地台账自然地将案外人孙景涛位于大角沟的0.417公顷耕地发包给司品武，由于司岐涛与案外人司品武是父子关系，在一轮承包时司岐涛与司品武的承包地是合到一起的，在第二轮承包时司岐涛要求与其父亲司品武将各自的承包地分开签合同，1998年6月4日，原审第三人村委会将原司品武名下的部分耕地及从案外人孙景涛处调整过来的0.417公顷耕地合计1.005公顷与司岐涛签订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期限为30年，自1998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月1日止，司岐涛与原审第三人签订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中包括了案外人孙景涛的位于大角沟的0.417公顷土地，但未包括孙文涛第一轮承包的位于大角沟的本案诉争的耕地。1998年6月4日，孙文涛与原审第三人村委会签订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签订的用地面积为1.261公顷，承包期限为30年，自1998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月1日止。从会议记录的第⑶项内容看，村委会对互相换地种的村民的换地行为采取的是一中默认的态度，谁种哪块就继续包哪块，村委会并没有将换地耕种的村民所换地块收回村里，对于互相换地种的村民的第二轮承包地的范围应该包括自己的第一轮承包地加上自己从别人那换来的别人的第一轮承包地减去自己的第一轮承包地中换给别人的地。第二轮承包前，孙文涛与案外人孙景涛有过换地种的事实，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孙文涛所承包经营的土地属于会议记录的第⑶种情况，按会议记录的第⑶项内容，孙文涛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地块应该包括孙文涛第一轮承包的地块加上从案外人孙景涛处调换耕种的案外人孙景涛第一轮承包经营的北江沿的0.13公顷减去调换给案外人孙景涛的孙文涛的自己第一轮承包的大角沟地，案外人孙景涛第二轮承包经营的地块应该包括案外人孙景涛第一轮承包的地块加上孙文涛第一轮承包的大角沟地块减去自己调换给孙文涛的自己第一轮承包的北江沿0.13公顷，但是案外人孙景涛在1992年之前已不耕种土地。1992年之前原审第三人村委会就把案外人孙景涛的一轮耕地调整给了其他人，签订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时案外人孙景涛没有与村委会签订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所以签订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时，孙文涛承包经营的地块比第一轮承包时多了案外人孙景涛第一轮承包经营的北江沿的0.13公顷，由于当时案外人孙景涛没有与第三人村委会签订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孙文涛调换给案外人孙景涛的大角沟地也就没有签到案外人孙景涛的二轮合同当中去，又由于村委会没有将私自换地耕种的土地收回另行发包，所以孙文涛的二轮承包合同中仍然包括一轮承包时调换给案外人孙景涛的位于大角沟的耕地，即本案的争议地。会议记录的第⑶项内容虽然说谁种哪块就继续包哪块，司岐涛一直在耕种争议的土地，但因孙文涛没有与司岐涛交换土地耕种的事实，所以即使司岐涛耕种了争议的土地，也不能认定争议的土地由村委会承包给了司岐涛，这从村委会与司岐涛签订的二轮承包合同亦能得到印证。
另查明，案外人刘恒禄与李道喜两家耕地中间的耕地除去另案法院执行给案外人孙景涛的0.417公顷外，余下的耕地经实际测量为6518.96±651.8平方米，即0.6518±0.065公顷，孙文涛土地台账登记的面积为0.62公顷。
敦化市人民法院重审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用益物权。孙文涛与原审第三人村委会签订的二轮承包合同中包括原审原、被告诉争的土地，司岐涛耕种诉争的土地给孙文涛造成了损害后果，孙文涛没有耕种承包的土地所受的损害后果与司岐涛耕种诉争的土地有因果关系，司岐涛耕种孙文涛具有承包经营权的土地主观上有过错。所以，司岐涛耕种诉争的土地对孙文涛构成了侵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法第十五条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赔偿损失；（七）赔礼道歉；（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因此，对孙文涛主张的停止侵权、返还承包地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由于孙文涛未能举证证明自己所遭受的损失额度为一万元，对孙文涛主张的赔偿损失一万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由于案外人刘恒禄与李道喜两家耕地中间的地块一轮承包时是孙文涛与案外人孙景涛两家的地，案外人孙景涛的地登记面积为0.417公顷，签第二轮承包合同时，原审第三人村委会将案外人孙景涛的0.417公顷签到了司岐涛的合同内，案外人孙景涛向司岐涛主张其第一轮承包的0.417公顷土地不影响孙文涛向司岐涛主张自己的权利，所以对司岐涛抗辩的司岐涛对诉争的土地具有承包经营权、孙文涛属于重复主张的观点本院不予支持。原审第三人村委会对孙文涛提供的土地台账质证时称，对土地台账无异议，总数是对的，且该土地台账载明的土地变动情况与生效的仲裁裁决认定的事实能够互相印证，该土地台账载明的土地变动情况与司岐涛另案提供的司品武的土地台账载明的土地变动情况能够互相对应，这些质证意见及互相印证的事实足以说明该土地台账尽管是复印件，但其载明的内容是客观的，按土地台账载明的内容，孙文涛在签订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前的承包地面积已经是自己的0.62公顷＋自己的0.511公顷＋孙景涛调整过来的0.13公顷＝1.261公顷，这个面积数与孙文涛的二轮承包合同载明的面积是一致的，经实际测量原审原、被告诉争的耕地的实际面积为6518.96±651.8平方米，即0.6518±0.065公顷，这与孙文涛主张的大角沟地登记面积为0.62公顷相接近，实际面积为0.6518±0.065公顷，登记面积无论是0.62公顷还是0.511公顷，事实上都不可能多出0.4公顷左右的开荒地，即使司岐涛存在开荒的行为也是对原审原、被告诉争的土地被撂荒的复垦行为或在孙文涛承包地范围内的开荒行为，因此对司岐涛抗辩的诉争耕地是其开荒地，不属于法院调整的观点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案经敦化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原审被告司岐涛于下个播种季节（2014年3月31日）前将原审原告孙文涛与原审被告司岐涛诉争的大角沟地返还给原审原告孙文涛（四至为：东至孙景涛、西至刘恒禄、南至沟、北至沟，登记面积为0.62公顷）。二、驳回原审原告孙文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原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原一审诉讼费用100元、原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合计300元，由原审被告司岐涛负担。
司岐涛不服该判决，向本院上诉称，撤销（2013）敦民再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理由如下：1、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受案范围。本案被上诉人所举二轮《土地承包使用合同》、《土地承包使用权证书》没有记载承包地的具体坐落位置、地块、四至、范围、面积等内容。所以，被上诉人不能证明诉争大角沟地在其二轮承包合同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2、一审认定事实存在错误。一审认定“司岐涛二轮合同中只含有孙景涛的0.417公顷，未包括孙文涛的位于大角沟的诉争的耕地”是错误的。一审中，上诉人所举的2013年4月19日五间房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足以证实1985年左右，被上诉人与孙景涛一轮土地进行调换，被上诉人耕种了孙景涛的一等地，孙景涛调换了被上诉人大角沟地，后孙景涛将被上诉人大角沟地和自己的大角沟地撂荒两年以上，所以，1989年开始第三人将大角沟地都包给上诉人耕种，1998年自然延包进入了上诉人的二轮承包合同内（大角沟登记面积为0.417公顷，实际面积大于登记面积，以四至为界）；一审认定“司岐涛与第三人签订的承包合同属于会议记录第（1）种情况”是错误的。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承包合同属于会议记录第（4）项情况；一审认定“第三人没有将私自换地耕种的土地收回另行发包，所以，孙文涛的二轮承包合同中仍包括一轮承包时调换给孙景涛的位于大角沟的耕地，即本案争议地”是错误的。事实上，被上诉人一轮大角沟地调换给孙景涛后，孙景涛将大角沟地（东至李道喜、西至刘恒禄、南至沟、北至甸子）撂荒两年以上，所以，第三人根据当时法律政策，于1989年将大角沟地以四至为界发包给上诉人耕种，后自然延包到上诉人二轮合同内，所以，被上诉人的二轮合同中根本不包括本案争议地。第三人在（2010）延中民四终字第376号案件中答辩意见为：现被上诉人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登记为1.261公顷（实际为1.464公顷），包括五个地块及面积分别为：东大排0.285公顷；北地（高速道南）0.588公顷；北地（高速道北）0.193公顷；水田地0.283公顷；高速公路占地0.115公顷。如果再将0.62公顷大角沟地判给被上诉人，那么，被上诉人二轮土地面积为1.881公顷，这超过了1.261公顷的二轮土地登记面积；一审认定“孙文涛没有与司岐涛交换土地耕种的事实，所以即便司岐涛耕种了争议的土地，也不能认定争议地是村委会承包给司岐涛的，这从村委会与司岐涛签订的二轮合同得到印证”是错误的。根据一轮土地承包时法律规定，撂荒两年以上的土地，第三人有权收回另行发包他人，所以，第三人将大角沟地发包给上诉人是合法的，至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是否交换土地，不影响大角沟地依法发包给上诉人的事实；一审另查明“刘恒禄与李道喜两家耕地中间耕地除执行给孙景涛0.417公顷外，余下实际测量0.61518＋0.065公顷，孙文涛土地台账登记面积为0.62公顷”是错误的。诉争耕地面积无论是0.62公顷或是0.511公顷，足以说明诉争的大角沟地面积是不确定的。另外，被上诉人主张一轮承包大角沟地0.62公顷，应举出一轮土地承包合同书等原始书证，但被上诉人一审没有举出足够证据证明，一轮承包时大角沟地的具体面积及四至情况；2012年8月13日，五间房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材料”，不能证明一轮时被上诉人承包了0.62公顷的大角沟地。因为，一审开庭时五间房村村主任当庭否认了该证据的真实性，并表示对该证明记载内容及加盖公章事宜并不知情，且证明材料没有经手人签字，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所以该证据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孙景涛对四至相同的大角沟地重复主张权利，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被上诉人的这一主张应予驳回；上诉人有证据证明，大角沟地以四至为界进入了上诉人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内，其中该地中间偏北处有块0.4公顷左右的草甸子，上诉人已开垦成耕地；3、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返还土地属侵权之诉，应依法先确权，确认被上诉人对涉案土地具有二轮承包经营权后，再提起本案侵权之诉；4、从1989年至2010年长达20多年，涉案土地一直由上诉人耕种，被上诉人在20多年时间内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这说明涉案土地并非被上诉人二轮承包地。
被上诉人孙文涛答辩称，本案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通过一审庭审已经查清争议地的位置、面积、四至；本案的争议地，一轮承包时属于孙文涛的承包地，在一审时第三人已经认可，同时上诉人也认可，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孙文涛将一轮大角沟地调换给孙景涛后，由于孙景涛撂荒，第三人收回后将孙景涛的地及孙文涛地以四至为界发包给上诉人。但孙文涛认为，当时的二轮承包，第三人只是将孙景涛的0.417公顷发包给上诉人，0.62公顷还是孙文涛个人的土地；孙文涛所举的土地台账虽然是复印件，但第三人认可该复印件，且与其它证据形成了证据链条，客观真实。终上，请求驳回上诉。
原审第三人村委会称，司岐涛耕种诉争土地已有20多年；第一轮时孙文涛确实承包了大角沟地，但是孙文涛和案外人孙景涛撂荒了。撂荒后，村委会为了收土地农业税和合同款，经村里研究，于1989年将孙景涛撂荒的大角沟地（含孙文涛调换给孙景涛的大角沟地）收回后直接发包给司岐涛家耕种。1998年，司岐涛耕种的大角沟地自然延包到其二轮合同内。当时针对诉争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一直没有纠纷；二轮承包合同是谁种哪块地就将哪块地包给谁，当时也没签合同，就是延包了。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敦化市人民法院重审时查明的事实部分一致。即敦化市江南镇五间房村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大包干）前的名称为敦化市江东乡五间房大队。当时的五间房大队有若干个生产小队。被上诉人孙文涛及案外人孙景涛均是江东乡五间房大队第10小队的社员，上诉人司岐涛的父亲司品武是第2小队的社员。被上诉人孙文涛与上诉人司岐涛争议的土地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大包干）前是第10小队的耕地，该地的地名为大角沟地。当时的五间房大队第一轮分地时既有责任田，也有自留地。孙文涛与案外人孙景涛均按责任田分得了大角沟地，大角沟地的实际面积多于登记面积，孙文涛与案外人孙景涛的地相邻，该地块东至李道喜地、西至刘恒禄地、南北是沟。第一轮承包时，案外人孙景涛共承包经营了0.827公顷责任田，其中大角沟地0.417公顷、村南边水田0.2公顷、北江沿0.13公顷、屯前0.08公顷。在第一轮承包期间，孙文涛与案外人孙景涛有过换地种的事实，孙文涛耕种了案外人孙景涛的北江沿0.13公顷土地，案外人孙景涛耕种了孙文涛位于大角沟的耕地，即孙文涛与司岐涛争议的土地。在1992年以前，由于案外人孙景涛在外养车，不耕种土地，因该地撂荒两年以上，原审第三人村委会对案外人孙景涛承包的责任田进行了调整，将案外人孙景涛大角沟的0.417公顷土地以及孙景涛耕种的孙文涛的大角沟地调整给了案外人司品武（司岐涛的父亲，第一轮承包时司岐涛与其父亲司品武的承包地是合在一起的）。案外人司品武耕种从案外人孙景涛处调整来的大角沟地时一并耕种了孙文涛的大角沟地，即本案的争议地。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开始时，案外人孙景涛没有对其第一轮承包的土地被调整提出意见。原审第三人村委会按案外人司品武的土地台账自然地将案外人孙景涛位于大角沟的0.417公顷以及孙景涛从孙文涛处调换过来的大角沟的耕地发包给司品武，由于司岐涛与案外人司品武是父子关系，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司岐涛与司品武的承包地是合到一起的，在签订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时，司岐涛要求与其父亲司品武将各自的承包地分开签合同，1998年6月4日，原审第三人村委会将原司品武名下的部分耕地及从案外人孙景涛处调整过来的耕地合计1.005公顷与司岐涛签订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承包期限为30年，自1998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月1日止。司岐涛与原审第三人签订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中既包括案外人孙景涛的位于大角沟的0.417公顷土地，也包括孙景涛从孙文涛的耕地中调换过来的位于大角沟的本案诉争的耕地。1998年6月4日，孙文涛与原审第三人村委会签订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签订的用地面积为1.261公顷，承包期限为30年，自1998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月1日止。敦化市江南镇五间房村在签订第二轮承包时，没有进行实地测量，按土地台账载明的总面积与村民签订了二轮承包合同，所以该村各村民手中的承包合同只有一个总面积，而没有具体地块。原审第三人村委会对第二轮土地承包之前互相换地种的村民的换地行为采取的是一中默认的态度，即谁种哪块就继续包哪块，村委会并没有将换地耕种的村民所换地块收回村里。案外人孙景涛在1992年之前就已不耕种土地。案外人刘恒禄与李道喜两家耕地中间的耕地除去另案法院执行给案外人孙景涛的0.417公顷外，余下的耕地经实际测量为0.6518±0.065公顷。
本院二审另查明，敦化市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于2005年9月7日作出（2005）敦农土裁字第22号仲裁裁决，将本案上诉人司岐涛耕种的大角沟0.417公顷土地返还给案外人孙景涛耕种。该仲裁裁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并已执行完毕。
再查明，原审第三人村委会于本案重审期间以村委会的名义出具了三份“证明”。第一份“证明”内容为：我村村民孙文涛在大角沟地第一轮承包四至范围分布如下：东至孙景涛；西至刘恒禄；南至沟；北至沟，下面是水库。证明日期为2012年9月19日。五间房村村委会主任信一展称，该“证明”系孙文涛到省里上访，村委会是按照上访部门的要求而出具的；第二份“证明”内容为：我村村民孙文涛在我村大角沟承包了0.62公顷（实有面积为0.82公顷）耕地，此地在孙文涛的一轮承包合同范围内。我村第二轮土地承包采用自然延包方法，继续耕种。证明日期为2012年8月13日。村委会主任信一展称，对该证明不知情；第三份“证明”内容为：江南镇五间房村村委会经调查核实，一轮大包干时，孙文涛与孙景涛都分得了大角沟地（系三等地），1985年左右，因孙景涛养车不种地，孙文涛将其分得的大角沟地与孙景涛的一轮合同地（北地和东地）自行进行了调换，调换后，孙文涛不再耕种大角沟地，而是耕种孙景涛的北地和东地（该地系一等地，已进入孙文涛一轮合同内，1998年自然延包到孙文涛二轮合同内）。孙景涛对从孙文涛处调换的大角沟地始终没有进行耕种，而是在外养车，连续撂荒土地两年以上。当时村里为了收土地农业税和合同款，经村里研究决定，1989年将孙景涛撂荒的大角沟地（含孙文涛调换给孙景涛的大角沟地）直接发包给了司岐涛家耕种。1998年，司岐涛耕种的大角沟地自然延包到其二轮合同内，承包期30年，土地登记面积为0.417公顷。该土地四至为：东至李道喜地、西至刘恒禄地、北至沟塘、南至沟（其中该地中间偏北处有一块草甸子约4亩左右，后被司岐涛逐年开垦成耕地）。现孙文涛耕种的土地面积与二轮合同记载的1.261公顷相符，孙文涛二轮合同不含大角沟地。证明日期为2013年4月19日。五间房村村主任信一展在第三份证明中签字予以确认。经本院向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询问，现本案诉争土地由被上诉人孙文涛播种了苞米。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原审时提供的各自有效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以及五间房村村委会对本村委会出具的三份证明的解释来看，五间房村的所有土地承包合同至今均没有承包土地的具体四至及面积，只有总面积，且村委会证实，本案诉争土地包含在上诉人司岐涛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当中，并不包含在被上诉人孙文涛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内。被上诉人孙文涛只能证明其在一轮土地承包时分得了大角沟地，但并不能证明分得的大角沟地面积就是0.62公顷，也无证据证明上诉人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中包含诉争土地。上诉人孙文涛关于其在大角沟有0.62公顷土地的主张，因其举不出相应证据证实本案诉争土地属于其承包地范围内。因此，本院对被上诉人主张侵权事实无法予以确认。被上诉人孙文涛在无法确认对诉争土地具有二轮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下，要求上诉人司岐涛停止侵害、返还诉争土地，并赔偿1万元损失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终上，原审判决部分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改判。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敦化市人民法院（2013）敦民再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孙文涛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其他诉讼费用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合计300元，由上诉人孙文涛负担。原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退还上诉人孙文涛。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金虎信
代理审判员 金 花
代理审判员 朴龙哲
二〇一四年五月七日
书 记 员 李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