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成民终字第42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成琼，女，汉族，1964年9月20日出生，住四川省郫县。
委托代理人：戴文豪，四川蜀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明虹，郫县犀浦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思建，男，汉族，1991年3月19日出生，住四川省郫县。
委托代理人：戴文豪，四川蜀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明虹，郫县犀浦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基槐，男，汉族，1969年11月2日出生，住四川省郫县。
委托代理人：于文迭，四川子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秀英，四川子归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汪松林，男，汉族，1961年3月13日出生，住四川省郫县。
委托代理人：张雪梅，四川恒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成琼、汪思建与被上诉人徐基槐及原审被告汪松林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郫县人民法院（2014）成郫民初字第5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4年7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8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成琼、汪思建的委托代理人戴文豪、刘明虹，被上诉人徐基槐及其委托代理人于文迭、黄秀英，原审被告汪松林及其委托代理人张雪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经审理查明，周成琼系汪松林之妻，汪思建系汪松林之子，徐基槐与汪松林夫妇系同社村民。2011年7月9日，徐基槐与汪松林分别作为甲方、乙方签订一份《合作协议》，协议内容大致为“2006年，甲乙双方签订租赁协议，甲方将自留地出租给乙方，后来，乙方在该地上修建两层房屋的楼房，经协商约定，面对房屋左起的第二间铺面、第二间房屋（含土地权利）归甲方所有。若遇征收、征用及本村、本社有关待遇，按照分的的房屋及土地各自享有权利，乙方保证上述房屋未办权属登记，若已登记，则应及时办理权属变更登记”。徐基槐、汪松林分别签字画押，郫县团结镇花篱村第五农业社在协议上盖章。现周成琼、汪思建认为汪松林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形下擅自将家庭共有财产予以处分，其与徐基槐签订的《合作协议》为无效合同，故诉至原审法院要求确认《合作协议》无效。
原审同时查明，周成琼、汪思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房屋产权证记载的房屋所有权人为汪松林，为单独共有，房屋为农村散居房屋，房屋坐落地址为团结镇花篱村五组54号，未注明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时间及方式，同时向原审法院提供的土地使用权证记载汪松林家庭人口四人，为汪松林、贺文秀、周成琼、汪思建。房屋产权证与土地使用权证均未载明房屋的四至界畔。贺文秀为汪松林母亲，现已去世，汪松林与兄弟姐妹协商取得贺文秀的全部遗产继承权。诉讼中，原审法院实地查看，双方诉争的房屋四个门面，共两层，现坐落位置门牌号分别为郫县团结镇团三路172号、174号、176号、178号（正面房屋从右至左）。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各方身份信息、户籍材料、《合作协议》、租赁协议、房屋产权证及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房产登记信息及宅基地信息、照片、原审法院2012年3月1日的受理案件通知书、租地合同、证明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主张所依据的事实，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周成琼、汪思建作为《合作协议》合同相对方外的第三人，认为汪松林与徐基槐签订的《合作协议》侵犯了其合法财产权益，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与《合作协议》指向的标的房屋财产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周成琼、汪思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明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直接证据有编号为郫集用（2010）第47号土地使用权证及编号为郫房权证监证字第02143**号房产证，拟证明上述权属证书上已载明汪松林家庭人口有四人，其中就包括周成琼、汪思建，据此认为汪松林与徐基槐签订《合作协议》时未征得共有权人同意，擅自对房屋等财产予以处理，已侵犯了财产共有权人的合法权益，行为应自始归于无效。原审法院认为，周成琼、汪思建提供的拟证明其主张的土地使用权证及房产证土地具体指向不明、地籍档案不详、载明的房屋四至界畔不明、具体坐落与现实房屋无法确定一致，即此二份关键证据并不能当然证明周成琼、汪思建与徐基槐、汪松林签订的《合作协议》指向的标的房屋财产具有直接利害关系，而周成琼、汪思建又未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据此，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周成琼、汪思建的全部诉讼请求。受理费100元，由周成琼、汪思建承担。
宣判后，周成琼、汪思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确认徐基槐与汪松林签订的《合作协议》自始无效。理由为：一、《合作协议》系徐基槐以欺诈手段诱骗汪松林签订的，该《合作协议》不真实、不合法，应当确认无效；二、《合作协议》中合作建房的自留地系汪松林一家四口所有，徐基槐与汪松林签订《合作协议》擅自处分了周成琼、汪思建、汪松林的共有财产，应当认定为无效；三、原审以上诉人证据不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系认定事实错误。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徐基槐辩称：一、上诉人提交的房产证、土地证载明的房、地与本案争议标的不是同一宗。争议标的系上诉人在租用被上诉人的自留地上修建；二、《合作协议》系经多方调解达成的协议，不存在欺诈行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原审被告汪松林陈述，房产证载明的产权人为汪松林，但实际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共有房屋。与徐基槐签订《合作协议》系迫于无奈，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改判。
上诉人周成琼、汪思建为支持其上诉理由，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汪松林、徐基槐宅基地使用权初始登记。拟证明汪松林、徐基槐两户宅基地依法登记的地理位置和地址；
第二组证据：花篱村五社宅基地使用权公示表。拟证明集体土地确定为村民宅基地系经过严格程序；
第三组证据：汪松林、徐基槐两户村民宅基地位置示意图。拟证明双方宅基地位置；
第四组证据：证明两份。拟证明建房经过；
第五组证据：郫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部分新建道路命名更名等方案一览表的批复》、照片、《成都市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关于进一步作好农村承包土地实测及确权颁证工作通知》。拟证明花篱路更名为团三路；
第六组证据：证人张国贵、付学康的证言。拟证明《合作协议》载明土地系汪松林户所有。
经质证，被上诉人徐基槐认为，第一至三组证据中载明的房屋不是本案争议的房屋。第四组证据中饶宣章的证明说明了房屋不是一次修建成的，叶乃富的证明不能证明案涉房屋就是产权证登记载明的房屋。第五组证据针对的是对承包地的调整，与自留地和宅基地无关；第六组证据张国贵、付学康的证言能够证明《合作协议》签订后证人就向徐基槐缴纳租金。
原审被告汪松林认为，周成琼、汪思建提交的所有证据真实、合法，能够证明《合作协议》内容不真实。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2011年7月9日徐基槐与汪松林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否无效。现评判如下：
一、《合作协议》是否因欺诈而无效。《合作协议》是徐基槐与汪松林自愿达成的协议，并由郫县团结镇花篱村第五农业社作为见证人见证，并加盖印章。上诉人关于《合作协议》系徐基槐以欺诈手段诱骗汪松林签订的理由，无证据证实。即使假设欺诈手段的理由成立，上诉人也只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向法院主张变更或撤销，故上诉人关于《合作协议》因欺诈而不真实、不合法，应当确认无效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合作协议》是否因汪松林处分共有财产而无效。上诉人周成琼、汪思建认为《合作协议》中合作建房的自留地系汪松林一家四口所有，《合作协议》擅自处分了周成琼、汪思建、汪松林的共有财产而无效。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该条表明我国民事立法采取了物权行为理论中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原则。即便汪松林处分了家庭共有财产，构成无权处分，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负担行为依然有效，只是处分行为效力待定。故上诉人周成琼、汪思建关于徐基槐与汪松林签订的《合作协议》擅自处分了周成琼、汪思建、汪松林的共有财产而无效的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
综上，原审以证据不足驳回虽有不当，但认定事实清楚，结果处理正确，故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方式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周成琼、汪思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长军
审 判 员 张卫东
代理审判员 陶田源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陈 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