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吕民一终字第1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瑞俊，又名董全民，男，1964年10月25日生，汉族，山西省汾酒集团职工。
委托代理人陈一飞，山西泰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东，山西泰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树威，男，1962年6月4日生，汉族，山西省汾阳市杏花村镇安上村村民。
委托代理人乔三青，女，1970年12月19日生，汉族，山西省汾阳市杏花村镇安上村村民。系被上诉人董树威之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汾阳市杏花村镇安上村村民委员会。
负责人武立堂，村支部书记。
委托代理人张团银，村委干部。
上诉人董瑞俊因与被上诉人董树威、汾阳市杏花村镇安上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安上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汾阳市人民法院（2013）汾民初字第1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董瑞俊及其委托代理人陈一飞、刘东，被上诉人董树威的委托代理人乔三青、安上村委的委托代理人张团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原告原为汾阳市杏花村镇安上村村民，2001年转为城镇户口，现为汾酒集团职工。1994年12月31日，原告与安上村经济合作社签订双向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发包人安上村经济合作社将合同书附件承包土地明细表中的土地发包给原告，承包经营期为30年。1997年原告将承包土地明细表中的“下马面”3亩土地无偿交由被告董树威耕种，2001年由村委会计武继贤执笔，在双方承包合同所附承包土地明细表中对相应土地作“2001年转董树威”的记载。被告董树威耕种该地后以自己的名义向村委交粮纳税，村委也直接对口被告董树威收粮收税。在国家免除农民税费并开始发放种地各种补贴后，也由村委直接对口被告董树威发放。被告董树威当庭陈述该争议耕地栽种核桃苗约1万余株。现原、被告就该“下马面”3亩的承包经营权发生争议，对村委将该承包地的转出与转入计入村委土地账册上的承包土地明细表各执一词，原告认为与被告董树威为代耕关系，村委在承包合同所附承包土地明细表中注明“2001年转董树威”是为了交粮纳税的方便，被告则认为该承包地经营权经发包人同意已转让其使用。
原审认为，本案属民事案件范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受理与诉讼主体第一条“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考察该条文应从集体组织成员权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两个方面考虑，本案原告在签订合同时属安上村村民，其与安上村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属于已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情形。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综上，本案应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畴。
本案原、被告之间应属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据此，本案原告董瑞俊与被告董树威经汾阳市杏花村镇安上村村委在双方承包合同所附承包土地明细表中办理转入、转出手续后，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由被告董树威直接与村委履行，故该转入转出行为应属于土地承包法中规定的转让行为，且该行为是经村委在双方合同上明确记载的，属于村委对该转让行为的同意与确认。原告方于1994年取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1997年将该土地转让给被告董树威耕种，与该土地相对应的权利义务均由被告董树威享有与履行。虽然双方未明确订立土地转让的书面合同，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土地转让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当事人应遵守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的原则来处理矛盾。综上，该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行为有效。本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董瑞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董瑞俊承担。
判后，上诉人董瑞俊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支持其原审中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把该块承包地交由被上诉人董树威耕种属于代耕，原审中上诉人提供的村支书武立堂的调查笔录证实，当时村会计在承包土地明细表中标注“转出、转入”字样并没有通过上诉人。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安上村村民委员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没有承包方的书面委托，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以任何方式决定流转农户的承包土地。由此可见，原审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行为有效是错误的，与事实相悖。
被上诉人董树威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二审查明事实同一审，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2013年3月17日，一审法院就涉案土地承包合同明细表中村委会计武继贤批注的“转”是什么意思、双方纠纷产生原因，向被上诉人安上村支部副书记董瑞如、村委会计武继贤作了调查。支部副书记董瑞如称“以前种地负担重，种地户都不想种。村委为了完成政府‘三提五统’的任务，所以谁家种地就问谁家收粮收税，所以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当问及产生纠纷原因是什么时，董瑞如称“因为国家占地，给耕地补偿款，现在各户都看到耕地补偿是利益，所以以前不种地的也想要回地。”村委会计武继贤在调查时称“以前农民种地负担重，谁也不想种，种地就得交各种费用。现在种地，国家给各种补偿，而且铁路站点涉及到我村，我村涉及国家占地，土地值了钱，所以不种地的都想要回地。”关于植补谁领取，该称“肯定是谁种地谁领取。”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就承包经营土地流转而产生的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本案中不存在互换或者其它方式的流转，故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董瑞俊与被上诉人董树威就承包土地进行流转时所形成的是何种流转方式。
综合考量本案，下列事实的存在，是本院认定诉争土地流转方式具有“转让”的法律内涵之事实依据。1、本案上诉人董瑞俊与被上诉人董树威经村委会计武继贤在上诉人董瑞俊的土地承包明细表“下马面”一栏中批注了“2001年转董树威”，同时在被上诉人董树威的土地承包明细表增加批注了“下马面”一栏“2001年全民（董瑞俊）转”的字样；2、此后，诉争承包地“下马面”即由被上诉人董树威耕种至今；3、承包地所涉及的农业税费交纳义务由被上诉人董树威履行，且后来承包地所涉及农业种植补偿亦是由被上诉人董树威领取；4、上诉人董瑞俊全家四口已于2001年均已转为城镇居民。以上事实表明，双方当事人已通过村委在各自的《承包土地证明细表》上记载了诉争土地的流转情况，安上村村民委员会作为土地所有权人也对双方土地流转行为予以确认。而此后流转土地由被上诉人董树威实际耕种、农业税费由其交纳、土地植补由其领取，且流转时间为上诉人董瑞俊全家转为城镇居民的同一时期，表明诉争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利、义务均已由被上诉人董树威承继。况且上诉人董瑞俊现已成为城镇居民，不符合承包耕地的主体资格，该转入、转出行为当属农村土地承包法律、法规中规定的转让行为，且该行为经土地所有人村委同意与确认，双方当事人的流转行为具有转让的法律内涵和属性，应当认定为承包土地的转让。
究双方纠纷产生之原因，概因土地利益发生变化而产生。正如安上村支部副书记董瑞如、村委会计武继贤所在调查笔录中所述，“以前种地负担重，种地户都不想种。村委为了完成政府‘三提五统’的任务，所以谁家种地就问谁家收粮收税，所以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因为国家占地，给耕地补偿款，现在各户都看到耕地补偿是利益，所以以前不种地的也想要回地。”“以前农民种地负担重，谁也不想种，种地就得交各种费用。现在种地，国家给各种补偿，而且铁路站点涉及到我村，我村涉及国家占地，土地值了钱，所以不种地的都想要回地。”
况且被上诉人安上村村民对承包土地进行流转并非个案，尚有村民将其流转的土地再次流转。如若以转包或出租论之，其势必动摇多年形成的土地流转关系，不利于安上村村民安居乐业，不利于稳定农业生产秩序，不利于当地社会之稳定。
综上，本院对上诉人董瑞俊以转包之法律关系请求被上诉人董树威退还其原承包土地之请求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董瑞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兴华
审判员 潘 文
审判员 王晓强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三日
书记员 张利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