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1民终48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范仁昌，男，汉族，1945年7月28日出生，住武汉市武昌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运权，男，汉族，1942年1月2日出生，住武汉市武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敏，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小兰，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范仁昌因与被上诉人汪运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6民初5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仁昌上诉请求：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6民初576号民事判决，改判汪运权归还2015年以前借款本息270000元（其中本金145000元、利息125000元）和2015年至今的利息、违约金83800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汪运权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989年至今的借贷为滚动式借贷，将房产证交付于范仁昌就是证明双方借贷关系成立的有力证据，且已达民事案件认定事实高度盖然性标准。1989年范仁昌将祖、父辈几代人打拼的遗产5万元借与汪运权，因属“巨额”质疑借贷真实，不知此论源于何处？一审法官要范仁昌举证所依之事件件皆错，自然与“公平、合理”绝缘。2.一审适用法律不当。汪运权从头至尾既不敢露面对簿公堂，又提不出相应的证据证明其抗辩的主张，一审将申请笔迹鉴定和提供比对样本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范仁昌，与法相违。汪运权二审答辩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范仁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汪运权归还欠款本息284000元（其中2014年以前本金145000元、2014年前利息125000元以及2015年1至7月利息14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汪运权与刘秀英系夫妻关系，两人于1988年12月登记结婚。刘秀英于2015年7月15日死亡。范仁昌与刘秀英曾经是同事关系。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后，范仁昌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供了十份证据，分别为：1.范仁昌与“刘秀荣”于1996年3月27日签订的《借贷合同》，约定：刘秀荣向范仁昌借款5万元，借期一年；2.范仁昌与“刘秀荣”于1997年元月27日签订的《借贷合同》，约定：刘秀荣向范仁昌借款5万元，未约定借期，但约定合同终止条件，即“其中一方认为需要修改时中止”；3.范仁昌与“刘秀荣”于1997年3月6日签订的《借贷合同》，约定：刘秀荣向范仁昌借款5000元，未约定借期，但约定合同终止条件，即“其中一方认为需要修改时中止”；4.范仁昌与“刘秀荣”于2004年2月29日签订的《借贷合同》，约定：刘秀荣向范仁昌借款145000元；5.“刘秀荣”于2005年5月23日出具的“欠据”，载明：刘秀荣至2005年1月底欠范仁昌3万元（利息）；6.“刘秀荣”于2007年1月21日出具的“欠据”，载明：刘秀荣（自）2005年2月至2006年12月欠范仁昌51900元；7.“刘秀荣”于2009年1月19日出具的“欠据”，载明：刘秀荣（于）2007年已付范仁昌利息8500元。尚欠26300元；8.范仁昌与“刘秀荣”于2014年10月24日签订的《借贷协议》（一），约定：刘秀荣欠范仁昌125000元（利息）；9.范仁昌与“刘秀荣”于2014年10月24日签订的《借贷协议》（二），约定：刘秀荣欠范仁昌145000元；10.汪运权名下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徐家棚街道配3号楼4单元3层3××号房屋产权证（建筑面积58.49平方米）。该证为武汉铁路机车车辆配件厂所发。该十份证据中的四份《借贷合同》、三份《欠据》、两份《借贷协议》共九份证据均由人工手写而成。一审庭审中，范仁昌认可该九份《借贷合同》、《欠据》、《借贷协议》主文部分均由其本人亲笔书写，仅借款人、欠据人、债务人“刘秀荣”的签名为刘秀荣所签。但对该九份证据中“刘秀荣”的签名，汪运权不予认可。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17年3月28日向范仁昌送达《举证通知书》，内容为：“你向本院提交了你与借款人刘秀荣在1996年3月27日、1997年2月27日、1997年3月6日、2004年2月29日签订的四份《借贷合同》，及借款人刘秀荣于2005年5月23日、2007年1月21日、2009年1月19日向你出具的三份‘欠据’，你与刘秀荣在2014年10月24日签订的两份《借贷协议》等证据以证明刘秀荣欠你借款本息284000元（其中本金145000元，其余为利息）的事实。你在诉状中陈述，上述145000元借款发生的时间分别是1985年5万元、1995年5万元、2000年4万元，余下5000元系利息转本金，且你自认上述交易全部为现金交易。现你所诉借款人刘秀荣已于2015年7月19日死亡，被告汪运权作为其配偶又不认可上述九份证据中‘刘秀荣’的签名为其妻刘秀荣本人的真实签名，加之你自诉145000元的借款中有5万元发生在1985年，此5万元的数额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属巨额资产，你是否有此经济能力，尚存疑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你对本案借款是否实际发生负有举证责任。现限你在接到本通知书后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你在当年实际向刘秀支付所主张贷款的付款凭据，或申请对‘刘秀荣’的签名进行鉴定，且检材样本也应由你提供。逾期不能提交证据，又不申请鉴定的，或申请鉴定后不能提供检材样本的，视为举证不能，由此导致的诉讼风险由你承担。”范仁昌收到该通知后，于3月28日连续向一审法院复函三份。三份复函的主要内容为：其提交的九份《借贷合同》、《欠据》、《借贷协议》是真实、完整、明确的，（彼此间）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且提交被抵押的房屋产权证作为补强证据对现金交付事实予以印证。而范仁昌无证据证明其抗辩主张，却不负有举证责任，而（《举证通知书》）要求有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的原告负有举证责任是不公正的。…….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举证责任，国家法官学院、相关法院都已有清楚的论述，笔迹鉴定的责任应由债务人承担。……本案债务人对借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提供反驳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借据的真实性存在疑问的，应由债务人申请鉴定。范仁昌在《举证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笔迹鉴定申请。对范仁昌提供的武汉市武昌区徐家棚街道配3号楼4单元3层3××号房屋产权证的真实性，汪运权也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即谁负有对九份《借贷合同》、《欠据》、《借贷协议》中“刘秀荣”签名的真实性申请鉴定的义务。本案中，首先，范仁昌提供了九份有关其与“刘秀荣”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借贷合同》、《欠据》、《借贷协议》，以证明其诉讼主张成立。但上述九份证据形式相对特殊，即该九份证据的主文部分均由作为债权人的范仁昌所亲笔书写，仅落款部分有债务人“刘秀荣”的签名，而本案范仁昌所主张借贷关系的借款人“刘秀荣”已于2015年7月15日死亡，汪运权仅因是刘秀荣的配偶而以“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被要求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加之即便按照债权人范仁昌所述，其主张的债务发生时间均已年代久远，首笔借贷上溯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后一笔借贷也发生于2004年，距范仁昌提起本案诉讼时也有十余年，且多笔债务发生的时间跨度之长，实属罕见，况且上述九份证据中没有一份有汪运权的签字，此现象有违常情，范仁昌对此也未作出合理解释。故要求汪运权对范仁昌提供的上述九份仅有“刘秀荣”签名的证据负担申请鉴定的义务，显然是过分加重了夫妻共同债务中作为非实际借款方汪运权的负担，因此将申请笔迹鉴定举证责任分配给债权人范仁昌，相对的公平、合理。其次，根据范仁昌在原审第一次庭审中所述，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借给刘秀荣的款项即达5万元之巨，此数额在当今而言虽属寻常，但在经济尚不发达，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极低，资本市场特别是民间资本市场尚不发达的上世纪八十年代，“5万元”已属“巨额”之列，对该款之来源，范仁昌也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故有合理理由质疑范仁昌与刘秀荣之间借贷关系的真实性，基于此，范仁昌也有责任证明其主张的本案借贷关系的真实性。鉴于范仁昌拒不对其所提供的证据上“刘秀荣”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故其对本案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其主张的事实，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范仁昌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560元，由范仁昌负担。二审审理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二审审理中，经合议庭评议，认为本案针对范仁昌所提交债权凭证上“刘秀荣”签名进行鉴定的举证责任应由汪运权承担，经向汪运权释明法律后果，其在规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鉴定申请。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举证责任的承担问题；二、应予支持的债权金额问题。对此本院评判如下：关于焦点一，首先，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看，范仁昌与汪运权亡妻刘秀荣曾经是同事关系，双方并非毫无关联性的陌生人，同事之间建立长期的借贷关系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其次，从范仁昌的举证情况看，范仁昌依据2014年10月24日与刘秀荣签订的两份借贷协议提起本案诉讼，除该两份借贷协议外，范仁昌另提交了四份与刘秀荣签订的借贷合同、三份刘秀荣签名的欠据以及汪运权所有的房屋所有权证作为佐证。九份债权凭证的时间跨度长达18年，但所有债权凭证上“刘秀荣”的签字从形式上看具有一致性。尤其是范仁昌持有的汪运权所有房屋产权证，与债权凭证中“以房屋作抵押”的内容相印证，而汪运权对于为何范仁昌持有其房屋所有权证，未作合理解释。其次，从笔迹鉴定的可行性看，汪运权否认范仁昌所持有债权凭证上“刘秀荣”的签名非其亡妻刘秀荣本人的签名，其有能力提供其亡妻的签名字样作为鉴定样本，通过鉴定以强化自身主张。最后，从夫妻共同债务的审查重点看，在配偶一方单方举债的民间借贷案件中，首要的审查重点是债务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其次是债务是否成立夫妻共同债务。如举债一方死亡，此时未举债配偶应替代死亡一方对债务是否存在的事实进行积极的抗辩，其并不能因为非本人举债在举证责任上承担较少的义务。综上，范仁昌所提交证据已初步证明与汪运权亡妻刘秀荣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汪运权在本院充分释明不进行鉴定的法律后果的情况下，其仍然拒绝申请笔迹鉴定，对其所抗辩的债务不成立的事实进行积极反证，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焦点二，2014年10月24日刘秀荣与范仁昌签订的两份借贷协议中明确约定借款本金145000元、利息125000元，并从2014年9月起每月支付利息2000元。结合范仁昌提交的其他债权凭证，该两份借贷协议系双方对长达二十多年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后对债权金额所作的确认，其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对该两份协议载明的债权金额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范仁昌的诉讼请求为偿还借款本金145000元、利息125000元及2015年1至7月利息14000元，其上诉请求超过一审诉请的部分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范仁昌的上诉理由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6民初576号民事判决；二、汪运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范仁昌借款本金及利息284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5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560元，均由汪运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玲审判员  李行审判员  叶欣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四日书记员  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