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终14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晖，男，1981年1月28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普陀区，现住上海市长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福云，上海市罗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肇运，上海市罗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敏，男，1950年11月1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曦，上海捷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晖因与被上诉人姚敏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6）沪0105民初203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杨晖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姚敏的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为了履行和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之间的代销协议，Z公司才和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签订装修协议，根据装修协议，Z公司支付给B公司1,109,144.21元（人民币，下同），用于张家港店和南通店的装修，被上诉人在本案及仲裁中称是其代理A公司将947,986.50元汇入上诉人的账号，是代销款，但上诉人不予认可，因为和A公司没有关系；被上诉人在仲裁和其他法院审理中对947,986.50元又称是借款，前后说法不一，至今无法说清，且存在金额不能吻合、款项性质不能吻合的问题。上诉人收到947,986.50元是事实，但该款项是转付款，已经转付给上海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最后又到了Z公司。另外，上诉人没有收取被上诉人个人资金，被上诉人无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一审认定A公司的书面说明未经上诉人质证，且该份书面说明违反公司章程出具，不具有证明效力，一审予以采信不当。2、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充分证明该款性质为转汇款，上诉人已经转付完成，被上诉人无权要求上诉人返还。至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中有上诉人妻子名字的情况，是因为其为C公司股东，但不能因此否认C公司出具的证据的证明效力。一审对涉案款项的性质、付款意图没有尽到合理和公正的审查，在被上诉人缺乏证据支持下，判决上诉人返还明显错误。
被上诉人姚敏辩称：1、被上诉人姚敏是A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及控股股东，A公司和Z公司签订代销合同，Z公司要求被上诉人承担门店装修款，因此该款是取得代销权的对价。因代销合同无法继续，故Z公司应于返还。被上诉人起诉Z公司一案中，仲裁已经确认涉案款项由上诉人收取，并非Z公司收取，没有支持被上诉人要求Z公司返还。由于该款项是被上诉人个人名义转到上诉人个人账户的，故上诉人收取没有依据。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书面说明已由全体股东签名，是一份有效的证据，被上诉人有权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2、被上诉人转账给上诉人的金额是947,986.50元，但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中记载金额与装修费用金额也不能匹配，故不能证明上诉人代被上诉人转款给Z公司。被上诉人也从未要求C公司、杨晖或者杨晖的妻子吴某代为转账，或者“借用账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仅因为代销Z公司品牌商品认识合作，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借用其或者配偶吴某或者C公司“走账”的说法严重不符常理。被上诉人名下有多家公司，无需通过上诉人等账户进行走账。据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姚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晖返还代销费用人民币947,986.50元；2、杨晖支付以947,986.50元为本金自2015年1月6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姚敏系A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晖原系Z公司销售经理。2014年，杨晖代表Z公司与A公司洽谈业务合作。同年9月11日，A公司与Z公司签订了《特约零售商店委托代销协议》，约定Z公司授权A公司附件四所列店铺为Z公司的特约零售商店，具体授权区域及授权期限以Z公司授权书为准：双方为委托代销关系，A公司以自己的名义，自负盈亏代销Z公司产品，产品所有权在售出之前一直由Z公司所有；姚敏及杨晖分别系A公司及Z公司的联系人。该《特约零售商店委托代销协议》未涉及特约零售商店的装修费用问题。合同附件三系Z公司出具《授权书》，载明该司系“DAVIDOFF”品牌手表、笔、皮具、配饰等产品在中国大陆的独家代理商，现授权A公司在“南通中南城”店为该品牌上述出品牌的特约零售商店，授权有效期自2014年9月30日至2017年9月30日。A公司于同年9月9日取得Z公司交付的“DAVIDOFF”品牌手表、笔、皮具、配饰共159件，作为代销产品。
为特约零售商店装修事宜，Z公司与B公司签订两份《装修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名称分别为“南通A中心开发有限公司中南百货”及“张家港市B中心大卫杜夫”，工程总金额分别为953,241.71元（含税金138,505.21元）及155,902.50元（含税金22,652.50元）。
2015年1月4日，Z公司向B公司支付装修、道具、设计工程款合计1,109,144.21元。次日，姚敏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杨晖个人银行账户汇入947,986.50元，记载用途为借款。
2015年9月7日，Z公司向A公司发出业务公函，希望协商终止合约事宜。同年9月23日，双方就此会面协商。姚敏代A公司提出：南通中南城大卫杜夫店装修费953,241.71元/不含税814,736.50元，张家港大卫杜夫店装修费155,902.50元/不含税133,250元，由Z公司向B公司支付；杨晖以装修费是Z公司利润为由向A公司索要装修费，A公司总共付给杨晖个人账户947,986.50元；若Z公司终止合作，则需向A公司返还该笔装修费。Z公司一方代表称，对于该情况将会调查核实。
2015年11月10日，A公司就其与Z公司之间因《特约零售商店委托代销协议》发生的纠纷向上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双方之间的《特约零售商店委托代销协议》于2015年9月7日终止；Z公司返还代销款947,986.50元。该案中，Z公司确认姚敏向杨晖支付的947,986.50元与Z公司支付给装修公司的装修费扣除增值税后的金额相同，但辩称该款项是A公司与杨晖达成的借款协议。2016年4月1日，仲裁庭作出裁决，对于A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不予支持。
另查明，2015年1月6日，杨晖向C公司转账703,566元，附言为“借款”。C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其与A公司经过初步洽谈，愿意帮助A公司通过杨晖个人账户中转一笔人民币1,003,566元，以帮助A公司扩展扩大业务。
审理中，A公司向法院出具书面说明，确认其知晓并同意姚敏以个人名义向杨晖追讨本案所涉947,986.50元，A公司将不会再此向杨晖主张权利；A公司不存在对C公司的应付款1,003,566元，也从未委托杨晖向C公司转账。
因姚敏、杨晖意见不一致，致本案调解不成。
一审法院认为，法律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现双方一致确认姚敏向杨晖汇款947,986.50元的事实，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杨晖收取该款项有无合法根据？
对此，姚敏主张该笔款项系A公司与Z公司合作期间因特约零售商店装修产生的费用，杨晖作为Z公司合作洽谈及履约代表向姚敏声称取得代销权需以自行承担店铺装修费用为前提，姚敏基于该种认识向杨晖给付涉案款项，后发现杨晖所述不实，Z公司亦否认杨晖收款的行为对其产生效力，故杨晖构成不当得利。杨晖则辩称其收取涉案款项具有合法依据，即A公司需向C公司支付1,003,566元，为逃避税收而与杨晖协商代为中转款项，杨晖收款后也与C公司结算完毕。对此，姚敏反驳称A公司对于C公司根本不存在应付款1,003,566元，且杨晖的妻子吴某系C公司股东，C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相关财务凭证亦加盖吴某印章，故C公司与杨晖有重大利害关系，其出具的凭证不真实。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姚敏主张其支付给杨晖的947,986.50元系特约零售商店装修费，为此提供了A公司与Z公司之间的代销协议、装修费用明细、仲裁裁决书等证据，意在证明涉案款项与特约零售商店的装修费吻合、A公司此前一直认为其应当承担装修费用故在Z公司提出终止合作后才向Z公司提及该笔费用以及Z公司明确否认杨晖收取涉案款项否认职务行为。杨晖就其辩称则提供了其向C公司的汇款凭证以及C公司出具的相应材料。
综合双方提供的在案证据，法院注意到，姚敏向杨晖支付的涉案款项与A公司开设的特约零售商店装修费用完全吻合，事后A公司也就该笔费用积极向Z公司提出主张。杨晖就其辩称虽提供了其与C公司之间的相关凭证，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A公司与C公司之间存在1,003,566元的应付款，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两公司之间与杨晖存在代为中转款项的约定。对于为何需要由杨晖个人账户中转该笔款项，杨晖语焉不详，其相关解释亦不符合常理。并且，根据C公司企业信用信息查询，杨晖妻子系C公司股东，与杨晖存在利害关系。该司出具的入账凭证系2016年10月26日补发，且杨晖向C公司汇款的金额与姚敏向其交付的款项金额不一致，杨晖对此的解释有拼凑之嫌。基于此，法院认为，姚敏就其主张提供了相应证据，其陈述的款项交付原因相对而言明显具备更高可信度；杨晖就其辩称的收款原因并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也未能提供合理说明。法院对于姚敏主张的事实予以确认，对杨晖的辩称不予采纳。现生效仲裁裁决认定杨晖的收款行为与Z公司无涉的情况下，杨晖占有姚敏交付的947,986.50元自始缺乏合法原因，构成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同时，因杨晖持续占有该款项的行为在客观上将给姚敏造成经济损失。姚敏要求杨晖赔偿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具备相应事实及法律依据，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一、杨晖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姚敏人民币947,986.50元；二、杨晖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姚敏以人民币947,986.50元为本金自2015年1月5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748元，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计人民币6,874元，由杨晖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1、补发入账证明书，证明C公司根据被上诉人姚敏的指令于2015年1月6日全额向Z公司支付货款1,003,566元，金额完全一致。2、手表收据，证明被上诉人姚敏于2016年1月27日收到转付款项后的部分货物。被上诉人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予采纳。证据1，不具有关联性、合法性。该份证明书中加盖吴某的个人印章，说明吴某是C公司的财务负责人，更能说明C公司与上诉人之间有关联关系、有利害关系。证据2系上诉人向案外人上海D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公司）骗取出具的，不具有合法性，与本案也无关联性。经质证，本院认为，证据1，不属于新证据，且被上诉人不予认可；证据2，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
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姚敏在2015年1月5日以银行转账方式向上诉人个人银行账户汇入947,986.50元，记载用途为借款，则该笔款项究竟为何支付双方产生争议。首先，A公司与Z公司在2015年9月终止合约，被上诉人作为A公司法定代表人，已经向Z公司提出上诉人向其索要该笔装修费的问题，并要求Z公司返还，表明上诉人是以装修费的名义收取的，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对该款项的性质所作的表述没有改变过。其次，在A公司申请仲裁一案中，Z公司确认947,986.50元即为1,109,144.21元装修款扣除增值税后的金额，只是因对该款记载借款而主张为A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关系，仲裁庭据此作出不予支持A公司返还要求之裁决。再次，尽管被上诉人在转账中记载该款项为借款，但是，基于上诉人为Z公司业务经理之身份，被上诉人也是因A公司与Z公司之间的业务关系与上诉人认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款，并不符合常理，故不能简单以记载的款项性质认定；上诉人在本案审理中辩称系其代A公司转付，对此，其虽然提交了相关凭证加以证明，但是，仍存在转付金额与该笔款项金额不符的情况，且提交的汇款凭证系补发，也无证据证明A公司与C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关系等，故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该项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并无不当。最后，在A公司与Z公司2014年9月11日签订的特约零售商品委托代销协议中，双方没有涉及到特约零售商店的装修费问题，且相关门店的装修均由Z公司委托B公司，由Z公司向B公司支付装修费，故也不存在A公司应承担装修款的问题。据此，上诉人收取该笔款项，缺乏合法原因，应构成不当得利。由于该笔款项系被上诉人个人账户转至上诉人个人账户，且A公司已经出具书面说明，同意被上诉人以个人名义主张，A公司不再主张，应属于债权转让，只要通知到上诉人即可。上诉人已经对该份书面说明进行质证，已通知到上诉人，故被上诉人作为原告起诉，要求上诉人返还，诉讼主体适格。上诉人的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杨晖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748元，由上诉人杨晖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潘 兵
审判员 郑卫青
审判员 杨斯空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赵 樱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