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粤19行终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军，男，1971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委托代理人:刘沛，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唐远瞩，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房产管理局，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科技路蓝天大厦。法定代表人：刘国军，局长。委托代理人：方智超，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陈清才，广东广信君达（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东莞时代广场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南城区胜和社区鸭仔塘。法定代表人：张沛贤，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王春盛，广东格雷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叶伟坚，广东格雷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东莞市万菱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南城区胜和莞太路大道6号时代广场A001号铺。法定代表人：黄赞斌。原审第三人：裴瑞红，女，汉族，1962年10月28日出生，住河南省平舆县，上诉人余军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房产管理局（以下简称“东莞房管局”）以及原审第三人东莞时代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广场公司”）、东莞市万菱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菱投资公司”）、裴瑞红房屋行政登记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粤1971行初37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2016年5月16日，余军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撤销余军B182号商铺的房产证；2、判决东莞房管局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原审法院查明：在庭审质证中，余军对《东莞市房屋产权登记审批书》中“领证人”的签名及“领证日期”的签署表示不清楚其真实性，但不需申请鉴定。原审法院认为余军虽对该真实性有异议，但未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证明，对其异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可以确认余军于2013年10月已领取涉案的粤房地权证莞字第××号《房地产权证》。现余军于2016年5月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次行政诉讼。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的规定，余军于2013年10月已领取涉案的粤房地权证莞字第××号《房地产权证》，其于当时已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其于2016年5月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上述房产证超过了上述法定的起诉期限。综上，余军的起诉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且未提供正当理由，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余军的起诉。本案不收取诉讼费用。一审宣判后，余军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原审裁定，支持余军的一审诉讼请求；2、东莞房管局承担所有的诉讼费用。主要理由有：一、原审法院以余军超过法定起诉期限驳回起诉所依据的时间节点认定错误。余军与裴瑞红以及万菱投资公司签订了编号为B182号《商铺买卖合同》，约定余军购买时代广场公司开发的位于东莞市××城区××大道××时代广场××号商铺。根据《商铺买卖合同》第十三条的规定“2015年9月30日前，该商铺由卖方委托东莞市万菱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对本商铺进行租赁及经营管理。”《商铺买卖合同》第十条规定：“卖方应于2015年9月30日前，将该商铺按本合同约定的装修标准移交给买方使用，同时买方自该日期起开始正式行使该商铺的使用权及收益权。”该合同明确规定余军在2015年9月30日前没有行使商铺的使用权及收益权，因此也无从得知商铺的产权证是否合法。二、原审法院对行政诉讼时效的法律适用违反了法律规定。余军实际交接该商铺的时间为2015年9月30日，符合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的规定。房产权证属于不动产，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三、原审法院严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第二条之规定，“要全面正确审查起诉期限，对不属于起诉人自身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法提供有效救济”。四、东莞房管局提供的证据证明了违法办理房产证，余军依法在二审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对东莞时代广场勘验现场和东莞房管局提供的证据进行司法鉴定。1、新提交2016年9月13日（2016）粤1971行初608至613号案庭审中发现东莞房管局提供的东莞市房产管局产籍号为04010800003的《商品房屋产权权属申请表》和东莞市新城测绘有限公司2012年4月1日现场测绘产籍号为04010800003的《房产面积测绘成果报告书》与现场不符，请求二审法院调取此证据并进行司法鉴定。2、东莞房管局提供的2009年3月25日核准的《房屋测绘成果（实测）报告书》显示为400套商铺，2012年后东莞房管局为时代广场公司办理2××9号号房屋产权权属证明上的1184套商铺及测绘报告均与现场不符，请求二审法院进行司法鉴定。3、鉴于1、2项东莞房管局所提供的证据与现场不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请求二审法院对东莞时代广场1184套商铺勘验现场。4、时代广场公司分别于2012年5月23日和5月29日取得的首层和2-3层东南公消安检许字（2012）第0018号、第0020号办理的《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是时代广场项目开业、投入使用前的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并不涉及因该商铺由400套拆分为1184套而必须办理的消防设计审核和验收。故此，东莞房管局无新的建设规划许可，无新的消防验收许可，用非法的房屋测绘报告、用初始登记的非法修改办理商铺房产证显然非法。被上诉人东莞房管局答辩称：一、余军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余军于2013年10月9日取得案涉商铺的房产证，其于2016年4月份提出本案诉讼，请求撤销其名下房产证，已经超过法定2年的起诉期限。二、东莞房管局作出的案涉登记行为，收件齐全、程序得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应予维持。2013年，余军就案涉商铺向东莞房管局申请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东莞市南城房地产交易所依据《房屋登记办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向余军收取了房地产登记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商品房买卖合同、契税完税证明、办证证明等所有权转移登记所需提交的材料，审核后给予办妥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依据《房屋登记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房屋因发生买卖导致所有权转移的，权利人可以向登记机关申请所有权转移登记。登记机关应当履行查验申请人提供的材料是否合法、就登记事项询问申请人、如实、及时登记有关事项的职责，对房屋有关证明材料、文件与申请登记的内容是否一致、登记申请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进行审查。本案中，东莞房管局接受余军的申请后，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逐一核实了申请人所提供的文件、证明材料，对该登记申请的合法性给予了严格审查，并依据《房产登记办法》第七条的规定，依据登记信息向余军发放房地产权证，均是在履行法定的行政职责。因此，东莞房管局对涉案商铺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及发放房地产权证的行政行为合法。另外，时代广场商铺分割的变更登记，因该行为与余军诉请法院撤销的办证行为，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行政行为。况且，东莞房管局在办理时代广场公司提出的商铺分割变更登记的过程中，谨慎审查了申请人所提供的文件、证明材料，收取了法定的齐全材料，履行了应尽的行政职责，法律依据充分。余军主张该行政行为违法，没有任何依据，且余军就该行政行为提起起诉的期限已过。原审第三人时代广场公司在二审法定期间内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原审第三人万菱投资公司在二审法定期间内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原审第三人裴瑞红在二审法定期间内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可。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本案中，根据《东莞市房屋产权登记审批书》显示，余军领取案涉《房地产权证》的时间为2013年10月9日，虽然该证未载明房地产权属人应有的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但余军至此应当知道该证的具体内容。而余军于2016年5月16日才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次诉讼，已超过上述2年的法定起诉期限。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余军的起诉，理据充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余军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三）项的规定，本案无需交纳案件受理费。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孙立凡审判员  张志强审判员  叶俏珠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李柱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