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浙杭民终字第31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方俊贤，男，1957年9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杭州市西湖区，现住杭州市余杭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龚桂萍，女，1957年10月22日，汉族，住址同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唐超丰、鲍佳莹，浙江锦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西湖区转塘镇集镇建设总指挥部，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方家苑商铺105-107号。法定代表人：葛品荣，总指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转塘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转塘直街7号。法定代表人：吴克青，主任。委托代理人：毛洪辉，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方俊贤、龚桂萍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市西湖区转塘镇集镇建设总指挥部（以下简称集镇指挥部）、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转塘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转塘街道）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5）杭西民初字第2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审法院查明：2005年6月8日，方俊贤作为户代表（乙方）与集镇指挥部、转塘街道（甲方）签订一份《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因转塘镇集镇杭富路道路项目建设，经杭土资拆许字（2004）第039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批准，在转塘镇进行征地拆迁。乙方房屋属拆迁范围。经核实，乙方常住在册户口人数2+1（非农业户口2人）；拆迁合法建筑面积180平方米。经评估，房屋补偿费为399773元。乙方自行过渡，并由拆迁人按2人一次发给临时过渡费16800元，自行过渡一次性奖励费2000元。乙方在规定期限内签约，奖励6000元；乙方在2005年6月18日前搬迁并交房的，奖励2100元；乙方搬迁补贴费1400元。关于安置方式和安置面积，协议约定：乙方由拆迁人以统一建造的多层成套住宅安置，实行产权调换和资金结算。安置地点在午山农居多层公寓区块内，安置面积按照《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杭州市委《关于扩大撤村建居改革试点推行农转居多层公寓建设的意见》规定，乙方安置人口2+1人，安置建筑面积120平方米，乙方按每平方米670元进行产权调换，产权调换总价为80400元。双方签订协议交房后十日内，甲方将拆迁房屋和附属物补偿费、签约奖励等扣除安置房屋总价后的余额347673元一次性支付给乙方。该协议第九条并约定：“过渡期限内人口自然增长及查证乙方未提供事实情况等按政策调整相应内容。”协议签订后，方俊贤、龚桂萍将房屋交给集镇指挥部、转塘街道拆除。集镇指挥部、转塘街道支付方俊贤、龚桂萍房屋拆迁补偿款等款项347673元。2012年1月6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转塘街道办事处通知方俊贤、龚桂萍参加回迁房屋的抽签，同时告知其已享受的房改房面积应从安置房屋中扣除。方俊贤、龚桂萍对此不认可，未参加回迁房屋的抽签。2012年2月23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转塘街道办事处农居回迁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出具给方俊贤、龚桂萍一份《关于方俊灿、方俊贤、方金荣、方美芳等拆迁户回迁安置审核情况的说明》，其中明确，根据杭州市市委办发[2002]80号文件，即《杭州市撤村建居农转居多层公寓建设管理实施办法》第二条第7项规定，“已经享受过公房分配、房改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货币分房等待遇的不再享受本建房指标”，经调查，方俊贤、龚桂萍已享受房改房面积为74.59平方米，严格根据上述规定，方俊贤、龚桂萍已享受相关公房不存在安置资格，但街道从实际出发，对方俊贤、龚桂萍在实际拆迁中给予补差安置，即协议约定的安置房屋面积120平方米，扣除方俊贤、龚桂萍已享受的房改房面积74.59平方米，可安置房屋面积为45.41平方米。2015年1月6日，方俊贤、龚桂萍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双方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合法、有效；2、集镇指挥部、转塘街道在午山农居多层公寓内对方俊贤、龚桂萍安置120平方米的房屋；3、本案诉讼费由集镇指挥部、转塘街道承担。原审法院认为，方俊贤与集镇指挥部、转塘街道之间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方俊贤、龚桂萍已享受的房改房面积是否应在拆迁安置房屋面积中扣除。对此，该院认为，首先，根据《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第六条的约定，安置面积系按照《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杭州市委[2001]29号文件《关于扩大撤村建居改革试点推行农转居多层公寓建设的意见》的规定予以确定。该杭州市委[2001]29号文件的实施办法即《杭州市撤村建居农转居多层公寓建设管理实施办法》（杭州市市委办发[2002]80号文件）规定：“在原农户中的每个居民户口按人均建筑面积不超过50平方米（40平方米建安价+10平方米成本价）标准计算（已经享受过公房分配、房改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货币分房等待遇的不再享有本建房指标）。原农户中的居民人口以2001年12月31日前登记在册的户籍人口为准。”由于拆迁安置房屋有别于普通商品房，具有政策保障性质，而房改所购房屋亦属于政府政策保障住房，与拆迁安置房屋具有相同的政策保障性质。如被拆迁人员双重享受政策保障住房，则与国家关于保障住房的政策宗旨不符。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所依据的杭州市委[2001]29号文件以及相应实施办法即杭州市市委办发[2002]80号文件，其中规定已享受房改购房等待遇的被拆迁人员不再享受拆迁安置建房指标，符合国家住房保障政策及相应法律规定。同时，上述文件规定的适用范围虽然系指被拆迁农户中的居民，但方俊贤、龚桂萍作为居民，其房屋被拆迁，根据举轻明重的原则，理应适用上述文件规定。其次，根据《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九条的约定，过渡期限内人口自然增长及查证乙方未提供事实情况等按政策调整相应内容。方俊贤、龚桂萍在协议签订之前已享受房改购房待遇，但在签订协议时未向集镇指挥部、转塘街道告知该情况。现集镇指挥部、转塘街道在进行回迁安置时，按照上述政策规定，根据查证的事实情况将方俊贤、龚桂萍已享受的房改购房面积74.59平方米在安置房屋面积中予以扣除，符合合同约定。据此，方俊贤、龚桂萍的安置房屋的面积应为45.41平方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方俊贤与杭州市西湖区转塘镇集镇建设总指挥部、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转塘街道办事处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合法有效。二、杭州市西湖区转塘镇集镇建设总指挥部、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转塘街道办事处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杭州午山农居多层公寓向方俊贤、龚桂萍交付45.41平方米的安置房屋。三、驳回方俊贤、龚桂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方俊贤、龚桂萍负担6092元，由杭州市西湖区转塘镇集镇建设总指挥部、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转塘街道办事处负担3708元，其中杭州市西湖区转塘镇集镇建设总指挥部、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转塘街道办事处负担部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至法院。宣判后，方俊贤、龚桂萍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单方变更合同内容属形成权，现被上诉人单方变更合同内容的行为已超过了法定除斥期间，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是不符合法律规定。自2005年6月8日上诉人方俊贤与两被上诉人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起（其中第六条约定“……安置建筑面积120平方米，其中：每人40平方米的安置面积120平方米，乙方按每平方米670元进行产权调换，计产权调换价80400元。”）至上诉人起诉之日已近10年，现被上诉人单方面要求变更合同内容，已超过除斥期间的规定，依法变更合同的权利已消灭。一审法院据此支持被上诉人变更合同内容的抗辩，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九条第1项约定之本意在于调整今后安置人口因出生等人口自然增加等原因或上诉人故意隐瞒安置人口数量而产生的安置面积发生变化的情况，对于上诉人本案所发生之情况并无适用的余地。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九条第1项：“……乙方未提供事实情况等”应解释为上诉人故意编造事实、隐瞒事实等情况，因被上诉自身原因未调查之事实，不在该条款约定的范围之内。1、《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系被上诉人单方制作的格式文本，对该格式条款的解释，应按不利于被上诉人的方式进行解释。2、拆迁过程中，上诉人是否可享受安置房屋的条件系被上诉人应调查、了解之事实。上诉人需提供的事实仅限于被上诉人积极调查的事实，其未调查的事实，上诉人不可能事无巨细的进行披露。四、《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系案件当事人订立之民事合同，无论被上诉人是否知晓上诉人已参加过房改政策，被上诉人均无权单方更改协议书约定之内容。1、《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确定的安置面积系按《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杭州市委[2001]29号文件《关于扩大撤村建居改革试点推行农转居多层公寓建设的意见》规定的原则确定，而杭州市委办发[2002]80号《实施办法》又系《关于扩大撤村建居改革试点推行农转居多层公寓建设的意见》配套实施办法，在签订协议书当时早就予以颁布实施。故，审查上诉人是否参加房改房等内容是被上诉人的义务。若被上诉人不知晓上诉人已参加过房改政策而签订该《协议书》，完全是由被上诉人自身之过错导致，应由其自行承担，不应由合同相对方即上诉人承担该不利后果。2、若被上诉人在签订该《协议书》时，已知晓上诉人已参加过房改政策，则《协议书》约定之内容完全是按上诉人已参加过房改政策的基础上协商签订，更不具有更改《协议书》内容之可能性。五、根据拆迁的工作要求人口、住房等情况之调查是被上诉人必须履行之程序，故对于上诉人是否参加过房改房被上诉人是明知的，双方的《协议书》是被上诉人知晓上诉人参加过房改的基础上订立，不具备更改之可能。六、按《民通意见》73条规定，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一年要求变更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补偿协议于2005年签订，双方的补偿协议不仅成立，而且被上诉人明知（至少是应对知道）上诉人参加过房改，如果其对上诉人的身份存有误解，其也应在一年内行使合同变更的权利，其在2012年才发出变更合同的通知，显然超过了权利行使的合理时间。《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九条的内容，只是对合同法54条内容写入，但是仍然受到除斥期间的法律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5）杭西民初字第208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两被上诉人在午山农居多层公寓内对两上诉人安置120平方米的房屋。本案一审及二审的诉讼费用均由两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集镇指挥部未进行答辩。被上诉人转塘街道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从本案情况看，涉及杭州市撤村建居、农转居办法第二项第七条已经有明确约定，农户有人已经享受房改房的福利，不再享受本建房指标。所以，应该在享受建房指标中扣除已经享受的部分。上诉人已经享受福利分房的面积扣除，是符合杭州市农转居的相关规定。而且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第九条第一项约定，按照政策调整相应内容。该规定相当于在合同中有一个待书的条款。被上诉人认为应该扣除的房改的面积是符合合同中约定的第九条第一项的约定的。上诉人的上诉观点不能成立。上诉人所称被上诉人进行合同变更是没有权利的。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进行变更，恰恰是根据合同约定来计算安置人口的安置面积。拆迁协议第九条第一项是一个待书条款。一审判决也认为本案不存在合同变更。上诉人陈述的合同变更理由跟本案无关。关于除斥期间，因为本案不涉及合同变更，当然不涉及除斥期间。对人口调查归咎于被上诉人责任，被上诉人不认可。已经享受的福利，应该自行提供，等查明后应该由上诉人自己承担相应后果。这个拆迁分房，最终是否要安置面积，关键是从客观上，上诉人已经享受福利分房，就应该扣除相应的已经享受的福利面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方俊贤、龚桂萍已享受的房改房面积是否应在拆迁安置房屋面积中扣除的问题。首先，方俊贤与集镇指挥部、转塘街道之间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其次，根据双方所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第六条的约定，安置面积系按照《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杭州市委[2001]29号文件《关于扩大撤村建居改革试点推行农转居多层公寓建设的意见》的规定确认安置人口及安置建筑面积。该文件实施办法第七条规定：在原农户中的每个居民户口按人均建筑面积不超过50平方米（40平方米建安价+10平方米成本价）标准计算（已经享受过公房分配、房改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货币分房等待遇的不再享有本建房指标）。原农户中的居民人口以2001年12月31日前登记在册的户籍人口为准。文件规定的适用范围系指被拆迁农户中的居民，方俊贤、龚桂萍作为居民，其房屋被拆迁，其已经享受房改购房等待遇的情况下应不再享受拆迁安置建房指标。因拆迁安置房屋不同于普通商品房，具有政策保障性质；房改所购房屋亦属于政府政策保障住房，与拆迁安置房屋具有相同的政策保障性质。再次，双方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九条的约定，过渡期限内人口自然增长及查证乙方未提供事实情况等按政策调整相应内容。现方俊贤、龚桂萍享受房改购房待遇的事实清楚，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协议时均未就该情况在协议中进行明确。但集镇指挥部、转塘街道在进行回迁安置时，按照上述政策规定，将方俊贤、龚桂萍已享受的房改购房面积74.59平方米在安置房屋面积中予以扣除，符合合同约定。故方俊贤、龚桂萍上诉要求集镇指挥部、转塘街道安置房屋的面积120平方米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894元，由上诉人方俊贤、龚桂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文玲审判员  盛 峰审判员  张一文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何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