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2）民四终字第21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鲍扬波。
委托代理人：李正华。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沙坪坝区凤天大道*号。
代表人：方海洋，重庆市沙坪坝区区长。
委托代理人：苏君，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
委托代理人：何翔，重庆浩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重庆晨光实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沙坪坝区小新街*****号。
法定代表人：张复听，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华，重庆华立万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鲍扬波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沙区政府）、重庆晨光实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名称为重庆晨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光公司）占有保护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0）渝高法民初字第0000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鲍扬波以沙区政府和晨光公司为被告，以该二被告侵害外商投资企业重庆台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华公司）的财产为由，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二被告从台华公司所有的渝国用（1994）字第00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100字第201603号《房屋产权证》项下房屋及土地上搬迁；2、二被告向台华公司返还银行存款及现金人民币161211元；3、二被告向台华公司返还行政档案、财务档案、凭证、账簿、印章、营业执照等；4、二被告从1996年7月24日至2010年1月23日止按每月人民币30元/平方米标准向台华公司支付房屋使用费人民币7608.21万元，此后按人民币15655元/天支付房屋使用费。5、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后鲍扬波将第四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二被告从1996年7月24日至2003年7月23日止按同诚估字（2004）第117号《房地产司法估价报告》的标准向台华公司支付房屋使用费人民币3751.47万元，此后按人民币15610元/天支付房屋使用费，暂计算至2010年3月31日，二被告共向台华公司支付房屋使用费人民币7560.31万元。同时，增加三项诉讼请求，即：1、确认二被告不是台华公司合法股东；2、确认二被告对台华公司的非法占有行为构成民事侵权；3、判令二被告向鲍扬波返还对台华公司资产的管理权。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已经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一终字第56号裁定书确认了与本案有关的以下基本事实：1992年9月20日，重庆上桥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上桥公司）、重庆市沙坪坝区物资公司（以下简称沙区物资公司）与鲍扬波签订《合资经营重庆台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书》（以下简称《合营合同》），约定上桥公司出资82万美元等值的人民币，占40%股份；沙区物资公司出资20.5万美元等值的人民币，占10%股份；鲍扬波出资102.5万美元，占50%股份，共同兴办台华公司。合营期限10年，从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计算。董事会由三人组成，上桥公司、沙区物资公司和鲍扬波三个股东各委派一名，董事长由鲍扬波委派，董事和董事长的任期为三年，经委派方继续委派可以连任。董事长是合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合营合同》签订后，由鲍扬波任台华公司董事长。1992年10月22日，工商机关核发了台华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台华公司成立一段时间后，沙区物资公司将其拥有的台华公司10%的股份转让给上桥公司。1994年3月30日，鲍扬波与吴胜刚签订《股份转让合约书》，鲍扬波将其持有的台华公司50%的股份转让给吴胜刚，吴胜刚全权委托鲍扬波代为处理台华公司的一切事宜。1994年4月1日，台华公司董事会决定由吴胜刚担任董事长，1994年6月14日，台华公司报经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变更该公司董事长暨法定代表人为吴胜刚。1996年7月23日，吴胜刚的全权代理人鲍扬波与晨光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合同，约定将吴胜刚持有的台华公司50%的股份以人民币1310万元的价款转让给晨光公司。晨光公司分别于1996年7月24日、8月1日付款人民币800万元、人民币410万元给鲍扬波。1996年7月24日，上桥公司也与晨光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合同》，将其持有的台华公司50%股份转让给晨光公司。1996年7月24日，吴胜刚的全权代理人鲍扬波与上桥公司将台华公司开发的富豪商业广场现有整栋商业裙楼依现状移交晨光公司，同时移交的还有台华公司印章。之后，晨光公司将富豪商业广场更名为晨光大厦，然后开始对其投资，增加设施、设备和装饰、装修。1998年12月2日，晨光公司以台华公司名义申领房屋所有权证，该证载明房屋用途为非住宅商场，建筑面积15654.74平方米。晨光公司受让台华公司后未变更台华公司法定代表人。1997年，吴胜刚以晨光公司未付股份转让金尾款人民币100万元为由，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股份转让无效，由吴胜刚回到台华公司继续担任董事长。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1999年5月14日作出（1997）渝一中经初字第1055号民事判决，认定吴胜刚不是台华公司50%股份的合法所有人，不具备向晨光公司转让股份的主体资格，也未履行法律规定的股份转让生效的法定形式，故双方股份转让无效，并认定导致转让无效的主要责任由吴胜刚承担。遂判决吴胜刚与晨光公司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无效，驳回吴胜刚的其他诉讼请求。1999年底，鲍扬波依《合营合同》仲裁条款的约定，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申请仲裁，该会于2001年4月25日作出（2001）深国仲结字第31号裁决：沙区物资公司与上桥公司之间、上桥公司与晨光公司之间的股份转让行为无效；责令晨光公司立即退出台华公司，归还台华公司经营管理权；台华公司董事长应按《合营合同》的约定由鲍扬波委派。因晨光公司未履行该仲裁裁决，2001年5月22日，鲍扬波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同年6月4日，晨光公司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上述仲裁裁决中涉及晨光公司股权转让的内容超出仲裁范围，应不予执行”，并作出（2001）渝一中民他执字第247-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2001）深国仲结字第31号裁决第2、3、5、7项不予执行。2001年7月19日，晨光公司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吴胜刚返还已收取的人民币1210万元股份转让款及资金占用损失。2002年9月10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1）渝一中民初字第437号民事判决，支持了晨光公司的诉讼请求。现该判决已生效。2001年，晨光公司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上桥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700万元。判决生效后，晨光公司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因上桥公司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双方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主持下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由上桥公司用其持有的台华公司50%的股份抵偿股份转让款。上桥公司并书面委托晨光公司行使其在台华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的权利，并有权以股东全权代表身份参加台华公司的决策。2001年，晨光公司还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两个诉讼，分别请求判令台华公司返还投资款及返还投资款利息，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缺席审理作出了两案判决。两案判决生效后进入执行程序时，鲍扬波方知两案诉讼，向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申诉，经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抗诉，两案分别进行再审。再审中，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审计部门对晨光公司1996年7月24日接收台华公司后投入的资金（含代偿债务）进行审计，并委托重庆汇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晨光公司同期投入台华公司的资产进行评估，评估结论为：晨光公司从1996年7月24日至2003年4月3日投入晨光大厦的设备设施的评估值为人民币7044128.56元，装饰装修评估值为人民币2417166.06元，评估总值为人民币9461294.62元。2003年12月18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2）渝一中民再初字第385号、（2002）渝一中民再初字第386号民事判决，判令台华公司返还晨光公司投资款、投资款孳息、赔偿晨光公司对晨光大厦的添附物损失等。台华公司不服，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诉。2001年5月15日，鲍扬波向重庆市工商局提出变更董事长登记申请书，重庆市工商局认为鲍扬波不是适格申请人，未予处理。同年12月18日，重庆市工商局作出重工商外处字（2001）3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台华公司未依法年检为由，决定吊销其法人营业执照。吴胜刚委托代理人董家维以台华公司名义不服该决定向重庆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重庆市人民政府经复议作出渝府复（2002）9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重工商外处字（2001）313号行政处罚决定。台华公司在收到该决定书后的法定期间内未向法院起诉，该决定书已经生效。1999年4月起，沙坪坝区人民政府托管中心对晨光公司资产进行托管。
对于上述事实，除了“1996年7月24日，吴胜刚的全权代理人鲍扬波与上桥公司将台华公司开发的富豪商业广场现有整栋商业裙楼依现状移交晨光公司，同时移交的还有台华公司印章”这一事实与鲍扬波主张的事实不符外，双方均未对其他事实提出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关于“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结合本案的事实和证据，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上述生效裁定确认的事实（存有争议的事实另行认定）予以确认，并进一步查明：晨光公司诉台华公司返还投资款及返还投资款利息再审两案上诉到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以“吴胜刚是否有权以台华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代表台华公司参加诉讼、行使诉权，可能影响到本案的审理和裁判”为由对两案裁定发回重审，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期间，晨光公司撤回两案的起诉。晨光公司与上桥公司签订的由上桥公司用其持有的台华公司50%的股份抵偿股份转让款的执行和解协议并未实际执行，亦未进行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台华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仍为上桥公司和鲍扬波，各占50%股份。台华公司经工商机关核准登记的经营期限至2002年10月21日已经届满。另外，鲍扬波和沙区政府、晨光公司均认可晨光公司从1999年4月起至今被沙区政府相关机构托管的事实，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此也予以确认。
关于上述争议事实，鲍扬波主张台华公司未向晨光公司移交资产和行政、财务档案，移交经办人台华公司原会计陆琦是按照晨光公司冒用台华公司名义作出的书面安排办理移交手续，未经台华公司负责人同意，不能代表台华公司的真实意思，公章移交也只是为了协助办理相关手续，并出示了台华公司公章交接手续和台华公司移交目录簿等证据为证。经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查，台华公司公章交接手续非常规范，不仅注明是作为台华公司转让合同附件，还对原印章进行了局部挖补，以示交接前后的区分，且没有“只是为了协助办理相关手续”的任何内容，仅凭印鉴交接手续不足以证明印鉴交付仅为协助办理相关手续而临时借用。台华公司移交目录簿显示移交项目包括台华公司的财务资料、现金、实物、印鉴章、财务章、合同等，与《股份转让合同》第八条“本协议签订后由甲丙方提供所有财务资产情况及经营管理状况，包括各项目财务报表、合同、文件管理状况等，由乙方全面接收各项资产与管理”的约定能够相互印证，具备正常履行合同移交义务的形式特征。况且鲍扬波提供的鲍扬波及吴胜刚以本人或台华公司名义向晨光公司发出的多份信函中只涉及要求终止合同、不得以台华公司名义实施经营管理活动、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晨光公司自行承担等内容，均未提及所谓晨光公司以非法手段获取台华公司资产和管理档案的问题，无法看出台华公司、吴胜刚及鲍扬波当时对于台华公司资产与管理的移交行为的自愿性与合法性提出任何异议。综上，鲍扬波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吴胜刚和台华公司在合同签订后有拒绝移交台华公司资产和管理资料的任何意思表示及晨光公司以非法手段获取台华公司资产和管理档案，不足以推翻上述生效裁定确认的相关事实，1996年9月5日的移交行为亦只能认定为股权转让方继续履行股份转让合同义务的行为。因此，对最高人民法院上述生效裁定确认的“1996年7月24日，吴胜刚的全权代理人鲍扬波与上桥公司将台华公司开发的富豪商业广场现有整栋商业裙楼依现状移交晨光公司，同时移交的还有台华公司印章”的事实应予以确认，并同时确认台华公司的财务档案和行政档案（以移交目录簿为准）也于1996年9月5日移交给晨光公司的事实。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另查明，在1996年7月23日吴胜刚与晨光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并陆续完成台华公司的资产、公章、财务档案及行政档案等移交后，吴胜刚即已失去了对台华公司的经营管理实际履行董事长职责的能力，但是晨光公司接收台华公司后至今未对董事长进行工商变更登记。1999年5月14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7）渝一中经初字第1055号民事判决作出后，没有支持吴胜刚回台华公司继续担任董事长的诉请，吴胜刚于2000年5月3日委托鲍扬波代理其处理其辞去台华公司董事长职务等事宜，鲍扬波亦委托重庆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于2000年5月17日代为向上桥公司和沙区物资公司寄出关于吴胜刚辞去台华公司董事长和鲍扬波担任董事长的通知，但是没有上桥公司和沙区物资公司的签收记录，吴胜刚和鲍扬波向市工商局申请办理董事长变更登记亦未获批准。因种种原因，鲍扬波始终未能按照《合营合同》完成另行委派董事长的有效程序，多次向工商机关申请变更台华公司董事长也未获批准。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还查明，1994年5月19日签发的“富豪商业广场”《建设工程审核查勘单》记载的查勘情况记录包括“该工程已经完成平基土石方，急于施工基础”的内容。1994年12月21日，台华公司向市房产局提交的《关于申请办理商品房销售许可证的报告》及《重庆市商品房屋外销申请表》均载明“富豪商业广场”工程于1994年5月开工，一期工程预计1995年6月完工，目前工程已完成6500平方米，建设资金投入人民币260万元（未计设备投资款），其计划总投资人民币4500万元等内容。晨光公司于1998年5月6日以台华公司名义提交了《重庆市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落款时间为1995年9月10日的晨光大厦竣工决算书使用的是移交后经过挖补的公章，系由晨光公司以台华公司名义补办。结合上述证据和相关事实，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确认晨光大厦（原富豪商业广场一期工程）是1994年5月开工，富豪商业广场一期工程向晨光公司移交时尚未办理竣工手续和所有权登记，仍属在建工程，竣工决算是晨光公司接收后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也是晨光公司接收后于1998年5月以台华公司名义申请办理的基本事实。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是在中国大陆发生的涉台财产纠纷，争议财产均位于中国大陆，且双方当事人均引用中国大陆法律，应当适用中国大陆法律。
本案立案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鲍扬波申请变更案由为物权占有保护纠纷。经审查，本案虽由股权转让引发，但是从鲍扬波的诉讼请求和诉讼目的来看，主要是为了代表台华公司请求返还被他人占有的公司财产，并不直接涉及股权转让，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此类纠纷的一级案由是物权纠纷，二级案由是占有保护纠纷，三级案由是占有物返还纠纷，因鲍扬波诉讼请求中既包括返还占有物的请求，也包括支付占有物使用费的请求，三级案由不能涵盖全部诉讼请求，应当适用上一级案由，因此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占有保护纠纷。
鲍扬波是以台华公司股东名义代表台华公司提起诉讼，二被告对鲍扬波的诉讼主体资格提出异议和抗辩，因此本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鲍扬波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鲍扬波以股东名义代表台华公司提起诉讼应当符合公司法关于股东代表诉讼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有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起诉理由要件，即起诉理由须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事有《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情形的或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二是股东资格要件，即有权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股东须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或股份有限公司符合特定持股条件的股东；三是程序要件，即书面请求监事会或监事、董事会或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上述人员收到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本案中，已经生效的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7）渝一中经初字第1055号民事判决确认鲍扬波与吴胜刚、吴胜刚与晨光公司之间的股份转让均为无效，且工商登记的股东也未变更，鲍扬波仍然是有限责任公司台华公司股东，二被告亦未对此提出异议，因此鲍扬波符合股东代表诉讼的股东资格要件。鲍扬波代表台华公司提起诉讼的理由是其认为二被告在股份转让无效后，占有台华公司资产、公章、档案等侵犯了台华公司的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了损失，因此，也符合股东代表诉讼的起诉理由要件。但是，在台华公司只有董事会，没有设立监事会或监事的情况下，鲍扬波并未提供其向台华公司董事会书面请求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任何证据，不满足股东代表诉讼的程序要件。
鉴于台华公司现状及本案相关纠纷的特殊性，不能仅仅把是否满足股东代表诉讼的条件作为唯一的考虑因素，还要进一步考虑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立法精神及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救济方式。《公司法》规定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主要是为了解决在公司正常经营状态下，如果有权代表公司意志的董事会或监事会等机关拒绝或怠于维护公司合法权益，由股东行使股东权利启动清算程序并由清算组织代表公司维权的条件尚不具备，而股东只享有股权，不能直接代表公司，公司的合法权益将无人维护的问题，才特别赋予股东在此种情况下代表公司提起诉讼的权利。该项制度的直接目的是维护公司合法权益，而不是维护股东个人利益，股东只能通过维护公司合法权益间接受益。因此，《公司法》规定了严格的程序和条件以确保穷尽公司内部的救济方式，以维护公司的法人人格和自主意志。从本案的具体情况来看，台华公司已于2001年12月18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并于2002年10月21日经营期限届满，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第一百八十四条“公司因本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第一百八十五条“清算组在清算期间行使下列职权：（一）清理公司财产，分别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二）通知、公告债权人；（三）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结的业务；（四）清缴所欠税款以及清算过程中产生的税款；（五）清理债权、债务；（六）处理公司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七）代表公司参与民事诉讼活动”之规定，台华公司已经出现了法定的解散事由，依法应当进行清算，清算组有权代表台华公司参与民事诉讼活动，而成立清算组既是股东的义务也是股东的权利，是股东完全可以依法主动提起的，在清算程序中既可以由清算组维护公司合法权益，也可以通过清算公司资产维护股东权益。此时，即使台华公司因客观原因无法由董事会或监事会维护公司合法权益，也完全可以依法成立清算组，由清算组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因此，虽然鲍扬波未能履行向董事会提出书面请求等程序可能有客观原因，但是台华公司原董事会是否具备有效履行职权、维护公司合法权益的客观能力和主观意愿不会影响台华公司合法权益的救济，并不属于公司内部没有其他救济方式，必须由股东代表公司的情形，以股东名义代表公司直接提起诉讼既非必须也无必要。综上所述，在台华公司已经出现解散事由，可以成立清算组提起诉讼，依法由有权代表公司的法人机关维护公司合法权益的情况下，鲍扬波以股东名义代表台华公司提起诉讼，不属于公司合法权益没有其他救济方式而只能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情形，且未能证明其已履行向台华公司董事会书面请求提起诉讼等法定程序，不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鲍扬波作为原告的主体资格不适格，应当驳回其起诉。因鲍扬波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本案争议的其他问题不再评判。依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二）项之规定，本案不收取诉讼费用。据此，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四十条、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如下：驳回鲍扬波的起诉。
鲍扬波不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民事裁定；2、依法提审本案或指令异地法院审理；3、由二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为：一、尽管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但并未丧失主体资格，股东有权行使代表诉讼。且台华公司之所以被吊销营业执照，是两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所致，为此，鲍扬波作为台华公司的股东，也一直在寻求相应的救济途径，从未有解散台华公司的意思，一审裁定实际上是强制台华公司进入清算程序，于法无据。二、鲍扬波提起案涉代表诉讼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例外情形，即“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情形，一审裁定认定鲍扬波提起代表诉讼“未穷尽其他救济方式”不符合客观事实。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所称的“已为法院发生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指的是实体判决确认的事实，而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一终字第56号裁定书只是裁定，仅涉及程序问题，并未涉及实体问题，其对实体问题作出的认定不具有预决效力。四、在处理与本案相关的其他案件过程中，重庆法院此前的多个裁判多次出现程序违法现象，请求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或指令异地审理本案。
沙区政府、晨光公司答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鲍扬波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
本院认为，本案系鲍扬波提起的诉讼是否符合股东代表诉讼条件、对其起诉是否应予受理的案件，本院现仅对鲍扬波的起诉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关事实作出认定。本院确认以下事实：台华公司系于1992年10月22日依法注册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于1999年4月起被作为晨光公司的资产被沙区政府托管，于2001年12月18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并于2002年10月21日经营期限届满。鲍扬波目前仍是台华公司的股东。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不予审查。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鲍扬波提起的诉讼是否符合股东代表诉讼条件。台华公司出现了被吊销营业执照或经营期限届满等法定事实，依法确应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且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股东提起代表讼应满足一定的程序要件，股东应书面请求监事会（或监事）、董事会（或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述机关（或人员）在收到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的，股东方可提起代表诉讼。就本案而言，鲍扬波如欲提起股东代表诉讼，亦需以书面请求董事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为前提。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了该项法定程序，一审裁定以鲍扬波提起的诉讼不符合股东代表诉讼条件为由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台华公司于1999年4月就已被作为晨光公司的资产被沙区政府托管，迄今已历时十三年有余，鲍扬波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存在“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情形。鲍扬波以《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例外情形为由，认为无须履行前述法定程序即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鲍扬波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任雪峰
代理审判员 成明珠
代理审判员 麻锦亮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丁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