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珠中法民二终字第2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珠海桦泽工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海龙。
委托代理人林千多。
委托代理人练李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肇庆市泰华再生塑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瑞贞。
委托代理人詹秦。
委托代理人张凤翼。
原审第三人珠海华冠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倪萍。
上诉人珠海桦泽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桦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肇庆市泰华再生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华公司）第三人珠海华冠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3）珠金法平民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1年6月至2011年12月期间，桦泽公司通过《采购订货单》的方式向泰华公司订购化工原料，泰华公司根据《采购订货单》向桦泽公司供货，双方以此种方式建立买卖合同关系。泰华公司根据《采购订货单》的货物名称、数量、单价和金额等内容向桦泽公司送货，桦泽公司收取货物后在泰华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上签名确认，再由泰华公司向桦泽公司开具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桦泽公司在收到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向泰华公司支付货款。
双方共签订了7次《采购订货单》，第一次《采购订货单》的时间为2011年6月9日，货物名称为“HIPS”，数量为56吨，单价为7350元／吨，总金额为411600元。上述《采购订货单》签订后，泰华公司开始送货，泰华公司提供了两张送货单，第一张（第1次）送货单的收货单位载明为“珠海华冠”，出货日期为2011年6月10日，商品名称为“PS-
可燃”，数量为28吨，签收人为“邵启菊”；第二张（第2次）送货单的收货单位载明为“珠海桦泽工业有限公司”，出货日期为2011年6月16日，商品名称为“HIPS”，数量为27.975吨，签收人为“邵启菊”；上述两张送货单项下的货款金额分别为205800元和205616.25元。从2011年6月20日开始，双方又先后签订了六次《采购订货单》，产品名称包括“HIPS”、“阻燃料HIPS”和“燃烧HIPS”，货物价值共计3987200元。从2011年6月21日开始，泰华公司先后16次向桦泽公司送货，送货单的收货单位均为“珠海桦泽工业有限公司”，签收人均为“邵启菊”。上述共18次的送货总金额为3754062.5元，泰华公司向桦泽公司开具了总金额为3754062.5元的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桦泽公司向泰华公司支付的货款总额为3，654，062.5元。双方对泰华公司供货的数量存在分歧，泰华公司称其向桦泽公司供应了价值3754062.5元的货物，桦泽公司尚欠100000元货款未付；桦泽公司称泰华公司仅向其供应了价值3548262.5元的货物，其向泰华公司多支付了105800元的货款，泰华公司应当返还给桦泽公司。
原审另查明，桦泽公司共分17次向泰华公司支付了货款3654062.5元，其中，第一次是2011年7月25日，付款金额为205800元，第二次是2011年8月2日，付款金额为205616。
原审又查明，根据桦泽公司提交的邵启菊的《珠海市职工社会保险缴费记录》，华冠公司为邵启菊缴纳了2010年5月至2011年7月的社会保险费，桦泽公司为邵启菊缴纳了2010年8月至2012年2月的社会保险费。根据证人邵启菊的证言，邵启菊自2010年5月入职华冠公司处，担任仓库管理员一职。由于华冠公司从2011年5月开始停止经营，从2011年6月份开始，邵启菊被安排到桦泽公司处工作，其工作职务、办公地点以及仓库地点均没有变化。邵启菊对其在2011年6月10日送货单上的签名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称该送货单项下的货物实际的收货人为桦泽公司，虽然该送货单上的收货单位一栏记载的是“珠海华冠”，但邵启菊认为华冠公司和桦泽公司实际上可视为同一个公司的不同部门，因此，其并没有在意送货单上记载的收货单位是谁。根据证人刘贵霞的证言，刘贵霞自2010年8月入职华冠公司处，担任采购员一职。由于华冠公司在2011年5月份停止经营，其被安排到桦泽公司处工作，并由公司的股东告知刘贵霞说公司的名称已变更，同时要求刘贵霞通知供应商公司名称已变更的事实。涉案的7次《采购订货单》均是由刘贵霞经手，具体交易流程是：桦泽公司在《采购订货单》上盖章确认采购货物的名称、数量、单价和金额，然后将《采购订货单》传真给泰华公司，泰华公司收到《采购订货单》后盖章确认，然后回传给桦泽公司；泰华公司根据《采购订货单》的约定向桦泽公司送货，并制作送货单，桦泽公司收取货物后在送货单上签名并进行验收，然后由泰华公司向桦泽公司开具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桦泽公司将发票金额与送货金额核对无误后向泰华公司付款。
原审法院认为，桦泽公司通过《采购订货单》的方式向泰华公司订购化工原料，泰华公司根据《采购订货单》向桦泽公司供货，桦泽公司收货后向泰华公司付款，双方以此种方式建立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关于证人证言的证明力问题，本案的两名证人均先后在华冠公司和桦泽公司处工作，其中，证人邵启菊作为仓库管理员在涉案的送货单上签名，证人刘贵霞作为采购员是涉案《采购订货单》的直接经办人，她们的证言应能反映涉案交易的真实情况，且两名证人的证言基本相符并能够与泰华公司提交的《采购订货单》、送货单、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相互印证，对于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就泰华公司向桦泽公司送货的数量产生分歧，原审法院认为产生上述分歧的原因在于：2011年6月10日送货单上的收货单位一栏记载的是“珠海华冠”，但泰华公司主张该送货单项下的货物实际是送给了桦泽公司，而桦泽公司认为该批货物实际是送给了华冠公司，因此，2011年6月10日送货单项下的货物的实际收货人到底是桦泽公司还是华冠公司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对此争议焦点，分析如下：一、结合送货单和付款凭证进行分析，2011年6月10日的送货单是泰华公司第1次送货的凭证，送货金额为205800元，2011年6月16日的送货单是泰华公司第2次送货的凭证，送货金额为205616.25元，2012年6月21日的送货单是泰华公司第3次送货的凭证，送货金额为214987.5元，而桦泽公司第1次付款的金额为205800元，第2次付款的金额为205616.25元，第3次付款的金额为214987.5元，纵观泰华公司全部的送货金额和桦泽公司全部的付款金额，送货金额为214987.5元的情况只出现过一次，而付款金额为214987.5元的情况也只出现过一次，由此可见，金额为214987.5元的付款凭证对应的就是泰华公司第3次的送货单，而前两次的付款金额也与正好与前两次的送货金额一一对应，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买受人先支付在先产生的货款再支付在后产生的货款更符合常理，因此，桦泽公司第1次支付的205800元应当是用于支付泰华公司第1次送货即2012年6月10日送货单项下的货款。可见，桦泽公司已经支付了2012年6月10日送货单项下的货款，在无证据证明存在委托付款的情况下，桦泽公司的付款行为证明桦泽公司就是2012年6月10日送货单项下的货物的实际收货人。二、两名证人均称她们从2011年6月份开始从华冠公司处被转到了桦泽公司处工作，2011年6月10日送货单项下的实际收货人是桦泽公司。由于两名证人均先后是华冠公司和桦泽公司的员工，又分别担任仓库管理员和采购员，证人的证言应该能够反映当时交易的真实情况，因此，对于证人的上述证言予以采信。三、桦泽公司认为2011年6月10日送货单项下的货物送给华冠公司主要的基于以下两点理由：第一、送货单的收货人载明为华冠公司，因此，实际收货人为华冠公司；第二、根据邵启菊的《珠海市职工社会保险缴费记录》，华冠公司为邵启菊缴纳了2010年5月至2011年7月的社会保险费，因此，在2011年7月份之前邵启菊的签名是代表华冠公司，邵启菊在2011年6月10日送货单上的签名代表的是华冠公司。针对桦泽公司的上述两点理由，原审法院认为，第一、送货单是由泰华公司所书写，送货单上的收货人一栏自然也是由泰华公司填写，泰华公司作为供应商完全有可能对华冠公司和桦泽公司之间的关系以及变动情况不知情，又由于华冠公司和桦泽公司的办公地点、仓库地址及仓库管理人员和采购人员都没有变动，因此，存在泰华公司将送货单上的收货人误填为“华冠公司”的可能。因此送货单记载的收货人为“华冠公司”并不意味着实际收货人就是华冠公司。第二、桦泽公司主张2011年7月份之前邵启菊的签收行为代表的是华冠公司，却当庭对2011年6月16日、6月21日以及7月份签收人为邵启菊的送货单予以认可，桦泽公司的主张与当庭陈述并不相符，可见，虽然《珠海市职工社会保险缴费记录》显示华冠公司为邵启菊购买了2011年6月、7月的社会保险，但并不能证明邵启菊在2011年6月10日送货单上的签收行为是代表华冠公司。
综合上述三点理由，原审法院认定2011年6月10日送货单项下的货物的实际收取人为桦泽公司。因此，加上2011年6月10日的送货单，泰华公司向桦泽公司总的送货金额为3754062.5元，桦泽公司仅向泰华公司支付3654062.5元，尚欠100000元未付，泰华公司要求桦泽公司支付上述欠款，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基于上述理由，桦泽公司要求泰华公司返还多支付的105800元的反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至于利息，无证据证明双方约定了支付货款的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无证据证明双方达成了补充协议，因此，桦泽公司应当在收到货物的同时向泰华公司支付货款，桦泽公司迟延支付货款，给泰华公司造成的利息损失，桦泽公司应当赔偿。本案中，桦泽公司收取最后一批货物的时间为2011年12月28日，因此，桦泽公司应当在2011年12月28日向泰华公司支付货款。泰华公司要求欠付货款100000元的利息从2011年12月29日起开始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综上，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珠海桦泽工业有限公司在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肇庆市泰华再生塑料有限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10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人民币10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1年12月29日起计算至判决判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二、驳回桦泽公司珠海桦泽工业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400元，由桦泽公司珠海桦泽工业有限公司负担。
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桦泽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反诉请求，判决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多支付的货款105800元；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有关2011年6月10日送货单位记载为“珠海华冠”的送货单项下的货物的实际收货单位系桦泽公司的认定，与事实不符。泰华公司提供的2011年6月10日送货单证明，泰华公司于2011年6月10日向“收货单位：珠海华冠”发送“PS-
可燃”材料28吨，华冠公司的员工“邵启菊”在送货单上做了签收。因此，该笔货物的收货单位非常明确，是华冠公司而非桦泽公司。二、一审法院根据付款情况认定2011年6月10日送货单项下货物的实际收货单位系桦泽公司的有关推论，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以桦泽公司付款行为推定桦泽公司为收货人的结论，属主观臆断，循环论证，逻辑推理错误。2011年6月10日送货单项下货物的买方系华冠公司，不能根据桦泽公司形式上支付行为推定买方为桦泽公司。桦泽公司提出请求泰华公司返还多支付的货款恰恰是基于桦泽公司未收取货物而错误地多支付了款项，泰华公司要求桦泽公司支付货款也应取决于桦泽公司是否收取了2011年6月10日送货单项下的货物，显然，货物是否收取应当以送货单为准，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买方由华冠公司变为桦泽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货物的实际使用人为桦泽公司，更没有证据证明三方就货物货款的负担和支付达成新的协议。显而易见的是付款行为和是否收货两者根本不存在必然关系，从本案证据送货单看，桦泽公司并未收取2011年6月10日送货单下的货物，即便桦泽公司形式上支付了2011年6月10日送货单项下的货款，也不能据此认定桦泽公司即是该笔货物的收货人。因此，在桦泽公司多支付了货款的情况下，泰华公司应当全部返还。况且，桦泽公司付款行为也没有任何规律可言，与泰华公司的发货行为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至于是否存在付款委托，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举证责任也应当归属泰华公司承担，在未能证明存在付款委托的情况下，应由泰华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四、证人证言为孤证，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违反证据规则，严重背离客观事实。邵启菊、刘贵霞作为桦泽公司的原员工，离职后愿意出庭并且作出不利于原单位而有利于外单位的证言，不能排除其受他人特别是华冠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小波的误导和说教，其证言难以反映当时实际情况，至多系其个人猜测，且其说法为孤证，尚未与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条，不能推翻有关“收货人为珠海华冠公司”的书证，一审法院以此作为认定本案的证据，违反证据规则，也背离客观事实。桦泽公司提供的邵启菊的社会保险缴费记录充分证明，邵启菊自2010年5月至2011年7月任职于华冠公司处，当时并非桦泽公司的员工，因此，邵启菊代表华冠公司收货，其法律后果应归属于华冠公司。同时，桦泽公司提供的华冠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以及从另案佛山美力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诉桦泽工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送货单上看，华冠公司直至2011年12月仍然接受美力公司的货物，可见，证人所述的关于华冠公司与2011年5月即停止经营的证人证言与事实不符，而且，送货单显示，邵启菊对于不同供货公司向桦泽公司和华冠公司送货作出了明确的区分，不同的供货公司对送货给桦泽公司和华冠公司也是非常清晰，并非如证人所述两间公司实际为一个公司而不作任何区分，亦根本不存在一审法院所认为的存在将送货单上收货人误填的可能。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完全偏离证据送货单及其他证据，以证人主观判断作为定案依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有关桦泽公司于2011年6月10日实际收取泰华公司发送的28吨“PS-
可燃”材料的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系错误。上诉人有充分证据表明，上述该批材料，桦泽公司并未实际收取，而是由一审第三人华冠公司收取和使用，该批次货款205800元应由华冠公司承担。泰华公司与华冠公司、泰华公司与桦泽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始终未发生变化，泰华公司可以向华冠公司主张偿付货款，桦泽公司则有权向泰华公司追还多付的货款105800元。
被上诉人泰华公司答辩称，本案的焦点为2011年6月10日送货单中货款205800元是否应当由被答辩人支付，如肯定，则被答辩人尚欠答辩人100000元，如否定，则被答辩人多付105800元。虽然该送货单上送货单位栏确记载“珠海华冠”字样，但是本案中的证据链条充分证明：相应货款应当由被答辩人支付。一、被答辩人的付款行为本身能够并已经证明被答辩人认可该笔货物买卖的事实。以合同的履行行为作为确定合同成立的依据，符合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法第三十六条、三十七条均规定，当事人未书面订立合同，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本案中，被答辩人的付款行为属于履行行为，以答辩人的付款行为证明被答辩人确认该笔货物买卖的事实合法有据，被答辩人所谓循环论证缺乏依据。二、将被答辩人第一次付款205800元作为2011年6月10日货款，合乎交易习惯和日常生活逻辑。本案中，2011年6月10日送货单系答辩人第一次向被答辩人送货，送货单上的货物价值为205800元，而2011年7月25日，是被答辩人第一次向答辩人支付货款，金额也为205800元。因此，从时间、先后顺序、金额、以及之后付款金额的逻辑分析，均证明被答辩人确已支付本案争议送货单的货款。不仅如此，本案中，2011年6月20日，答辩人还以被答辩人作为付款方第一次向被答辩人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两张，编号为10075452、10075453，金额合计205800元。开票的时间、金额、顺序再次与前文所述互相印证。而被答辩人在一审中也认可了这两张发票的真实性，并承认收到这两张发票，一审期间，经向当地税务机关了解，这两张增值税税票已经由被答辩人进行了进项抵扣，对此，被答辩人在庭审中也未予以否认。所以，接受答辩人为争议货物开具的税票，并且积极将税票中答辩人支付的增值税金额计入被答辩人的生产成本以减少被答辩人的缴纳税款的行为，进一步证明被答辩人已经认可对争议货物具备付款义务的事实。而被答辩人所谓多付该笔货款不符合日常生活逻辑，因为争议货物系2011年6月10日送货，2011年6月20日答辩人第一次开具税票给被答辩人，而开具增值税专用票据的前提是被答辩人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向答辩人提供纳税人识别号，缺乏被答辩人的认同不可能开具增值税专用票，此后，被答辩人还通过增值税抵扣系统主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票上的增值税税款，并在2011年7月25日支付相同货款给答辩人，这一系列的行为以及行为的时间均说明被答辩人一再确认争议货物付款的事实。三、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对于证人证言的主张是推测，被答辩人所谓另案佛山美力高分子材料公司与被答辩人的案件事实的陈述更是颠倒黑白。邵启菊和刘贵霞均系涉案货物以及货款的经手人，前者是送货单的签收人，后者是采购订货单的经手人等，两者都是知道案情的成年人，符合民事诉讼法证人的条件和资格。两人出庭作证，符合法律对于证人证言的程序性要求。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但是，被答辩人却以二人的证言不利于原单位为由要求排除证人证言，违反“客观陈述”的法律规定。而且，两证人此前与公司不存在劳动争议，因此排除了两证人为泄私愤做不真实陈述的可能，上诉状称，“邵启菊自2010年5月至2010年7月任职于华冠公司，其法律后果归属于华冠公司”已经被其自己的主张否定。因为：第一，被答辩人承认2011年6月16日、6月21日和7月份的多张送货单上邵启菊的签名代表被答辩人。如果邵启菊在此期间任职于华冠公司，为何为被答辩人签收货物？第二，在被答辩人提及的佛山美力高分子材料公司与被答辩人一案中，从2011年6月8日到2011年12月，佛山美力高分子材料公司有31份送货单，涉及金额4566846.25元，被答辩人均予以认可，其中邵启菊签收的2011年6月到2011年7月送货单有8张，抬头全部都是珠海华冠，而在31张送货单中仅4张送货单的抬头写了被答辩人的名称，其他均是珠海华冠，可见，送货单抬头名称并不影响被答辩人的付款义务。应当指出的是，本案中，被答辩人与珠海华冠存在关联关系。对此，有答辩人一审证据5、6、7以及两证人证言为据。被答辩人仅强调2011年6月10日送货单上的抬头，却无视本案的其他事实已经形成证据链条，仅以简单否认的态度，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证明，并对一审裁判根据已知事实、日常生活经验、交易习惯、逻辑推理所做的认定均一概否定，却忘记了这本就是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所明确规定的判断案件事实的规则。
庭审中，泰华公司对答辩状补充称，一，2011年6月16日的送货单，签收人就是邵启菊，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2有体现，说明邵启菊在2011年6月就代表了上诉人，驳斥了上诉人在上诉状当中的前述观点。第二，针对上诉状第1条和第2条的内容，除了有答辩状所陈述的内容之外，还有订货单相佐证，订货单中对货物内容、数量、价格也与2011年6月10日和2011年6月16日的送货单内容相吻合。第三，上诉人和第三人存在关联关系，除了有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5、6、7以及证人证言之外，还有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协议的内容是第三人将一笔50多万元的债权转让给上诉人，而且该转让第三人未收取上诉人任何费用，也就是说这笔债权转让是上诉人未支付对价的债权转让，进而证明两者存在关联关系，被上诉人在工商局调取的证据显示第三人和上诉人两者股东相同，也进一步说明两者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桦泽公司已经将泰华公司开具的涉案增值税发票进行进项抵扣。
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关于2011年6月10日送货单项下的货物的实际收货人是桦泽公司的认定是正确的。桦泽公司否认收货和付款的理由不能成立。
首先，原审采纳证人刘映霞、邵启菊证言并无不当。证人刘映霞在原审庭审中陈述，桦泽公司向泰华公司订货采取传真形式，由她经手。本案中，泰华公司提交了他公司与桦泽公司2011年6月9日的采购订货单，订货单显示桦泽公司采购56吨HIPS，单价为7350元。次日，泰华公司送货28吨，同月16日，泰华公司又送货28吨（实收27.975吨），两批货物均由邵启菊签收，而邵启菊在原审庭审中陈述上述货物由桦泽公司收取。本院认为，两位证人系涉案合同的经手人，先后在华冠公司和桦泽公司工作，当庭表示与桦泽公司没有纠纷，桦泽公司关于两证人受人唆使作伪证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本院对桦泽公司此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第二、桦泽公司对泰华公司2011年6月10日的货物已接受履行。如原审查明，自2011年6月10日起，泰华公司共送货18次，收货人都是邵启菊，总金额为3754062.5元，泰华公司向桦泽公司开具了3754062.5元的增值税发票，桦泽公司接受了上述发票并在税务机关进行了进项抵扣。不仅如此，如原审查明，2011年6月开始，泰华公司送的前三批货物数量分别是28吨、27.975吨、29.25吨，而桦泽公司前三次付款分别是205800元、205616.25元、214987.5元，按照双方在采购单中约定的单价7350元计算，桦泽公司这三次付款正是按照约定的单价和实收的货物数量依次进行的。所以，虽然桦泽公司否认收到2011年6月10日的货物，却不能给出就该批货物付款和将对方开具的相关增值税发票进行进项抵扣的合理解释。为此，本院认为，泰华公司虽然在2011年6月10日的送货单的收货单位处填写的是华冠公司，但是桦泽公司收取了货物并支付了货款，即桦泽公司对泰华公司的履行已实际接受，所以，桦泽公司就该笔货物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
在此情形下，原审法院按照桦泽公司收取的泰华公司的全部送货金额和桦泽公司已经支付的货款金额计算出桦泽公司尚欠100000元货款并做出原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珠海桦泽工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永红
审 判 员 曾若凡
代理审判员 朱 玮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日
书 记 员 孔祥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