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福法刑初字第399号
公诉机关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刘桃元，男，1958年3月7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湖北省天门市，在深圳市无固定住址。因诈骗嫌疑，于2014年5月12日被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诈骗罪，经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4年6月12日由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逮捕。
辩护人程传先，湖北文学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以深福检刑检刑诉（2015）31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桃元犯诈骗罪，于2015年2月1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法庭审判期间，因公诉机关需要补充侦查而延期审理，补充侦查完毕后，于2015年9月1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徐震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刘桃元及其辩护人程传先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2年初，被告人刘桃元与假冒国家安全部亚洲局局长的池敦文（另案处理）等人一起，以帮助被害人肖某承租深圳市边检总站综合大楼为由，欺骗肖某于2012年4月11日在北京市向刘桃元、池敦文提供的银行账号内各汇入人民币100万元（共计人民币200万元）。
2012年6月，因承租综合大楼之事未办成，在肖某的追讨下，被告人刘桃元退还给肖某人民币50万元，池敦文则退还给肖某人民币100万元。
2014年5月12日，被告人刘桃元被民警抓获归案。至今，被告人刘桃元仍未退还剩余的人民币50万元给被害人肖某。
公诉机关就指控事实提供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及辩解、勘验、检查笔录等证据。公诉机关据此认为被告人刘桃元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应依法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刘桃元辩解称，被害人不是肖某而是深圳市伏羲投资有限公司，肖某只是该公司的副总经理；其是受肖某的委托帮助承租深圳市边检总站综合大楼，并不知道池敦文假冒国安部的人员；所收肖某100万元中的50万元按照肖某的意思给了池敦文，其余50万元办事请客花销掉了，因此，应判决无罪。
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称，本案的被害人不是肖某，刘桃元对池敦文假冒国家安全部亚洲局局长不知情；刘桃元不存在诈骗行为，与肖某之间系民事委托合同关系，故刘桃元无罪。
经审理查明：2012年初，报案人肖某因要承租深圳市边检总站新综合大楼而经人介绍认识了被告人刘桃元，被告人刘桃元又介绍肖某认识了池敦文，池敦文自称为国家安全部的干部“明峰”，承诺可以帮肖某办理此事。2012年4月11日，肖某在北京市向被告人池敦文和刘桃元提供的银行账号内各汇入人民币100万元（共计人民币200万元），作为办事费用。池敦文收到上述款项后，先后找到张某强、周某伟、储某珍等人帮忙办理此事，但后来因深圳市边检总站新综合大楼不对外出租而未办成。2012年5月4日，肖某与被告人刘桃元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如果租赁不成功，该210万元全额退还，承租成功则该笔费用由肖某在公司内部消化。次日，深圳市伏羲投资有限公司（甲方）与池某（乙方）就甲方请求乙方协调上述事项，又签订了一份合同，约定乙方应在7日内完成协调工作，但可顺延七日，否则合同终止，款项退回；乙方履行合同义务后，甲方支付乙方差旅费、活动费、中介费共计1500万元；租赁合同因甲方原因不能成立，乙方不负任何责任，甲方无条件支付所有款项，如因乙方原因合同不能成立，乙方将退回全部款项等。梁某和肖某代表甲方签名，被告人刘桃元作为甲方担保人签名，叶某明作为乙方的担保人签名。
2012年6月，因承租新综合大楼之事未办成，在肖某的追讨下，池敦文退还人民币100万元，被告人刘桃元则退还人民币50万元，余欠的人民币50万元至今未还。
2013年11月21日，池敦文被抓获归案；2014年5月12日，被告人刘桃元被民警抓获归案。
2015年1月，本院作出（2014）深福法刑初字第1100号刑事判决，以池敦文犯招摇撞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伪造武装部队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一、书证
1、被告人刘桃元的身份材料、肖某提供的《报案材料》、银行转账凭证、汇款收条、借条及证明、扣押清单、（2014）深福法刑初字第1100号判决书。
2、2012年5月4日，肖某（甲方）与被告人刘桃元（乙方）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书确认并约定：关于深圳边检总站27层新综合大楼承租事宜，甲方委托乙方活动、协调，甲方已经支付前期活动费三笔210万元；如果事情办不成，该款项全额退还；如承租成功，该笔费用由甲方在公司内部消化。
3、2012年5月5日，深圳市伏羲投资有限公司（甲方）与池某（乙方）就甲方请求乙方协调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拟将深圳边检总站新综合大楼出租给甲方使用，签订了一份合同，约定：乙方应在7日内完成协调工作，可顺延七日，否则合同终止，款项退回；乙方完成合同义务后，甲方支付乙方差旅费、活动费、中介费共计1500万元；租赁合同因甲方原因不能成立，乙方不负任何责任，甲方无条件支付所有款项，如因乙方原因合同不能成立，乙方将退回全部款项等。梁某和肖某代表甲方签名，被告人刘桃元作为甲方担保人签名，叶某明作为乙方的担保人签名。
4、账号为：30×××50、62×××12、62×××42、62×××27、62×××55、62×××84、43×××43的开户资料及案发期间的交易记录（包括进出账对方账号信息）。证实了本案资金往来过程。
5、武警学院政治部干部处《关于核查情况的复函》。证实该单位无“明峰”此人。
6、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经过》。证实了犯罪嫌疑人刘桃元被网追抓获的经过。
7、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2015年8月1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称2015年8月4日收到《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通知书》后，立即开展调查取证，未能找到深圳市伏羲投资有限公司、梁某、池某、叶某明，未能核实深圳边检总站新综合大楼是否可对外出租。
二、证人证言
1、证人赵某(肖某配偶)称，2011年底，其和肖某一起见了周某明，当时周某明答应帮助承租深圳市边检总站新综合大楼，事成之后要100万元的好处费，当时其等就支付了10万元。约一个月后，周某明开车送其夫妻两个去坐飞机，当时周某明正在沟通办理承租边检总站新综合大楼的事项，而且急着用钱，就让其等支付余下的90万元，并先出具一张100万元的借条，如果事情办成了，该100万就作为好处费。当时其老公先在深圳机场转账给周某明19万元，并商定到北京后支付71万元，周某明当场写了一张100万元的借条；因其不想其老公与对方有过多的瓜葛，就答应其作为借条上的名义借款人。周某明至今只还了14万元人民币。其还见过徐某阳。
其辨认出周某明、徐某阳。
2、证人朱某均称，2012年5月份，其和“明峰”在洗车时认识，当时其在做小装修工程，“明峰”称他在北京当官。其和“明峰”没有经济往来，“明峰”自称是国家安全局的副部长，其有时送酒、茶叶给他。后来与他熟悉了，他说什么事都可以办，后来就陆续有几个朋友来找，要其帮忙找“明峰”办事。其中，一个当兵的朋友想转士官，“明峰”刚开始说好，后来又说搞不定；一个朋友的小孩要读大学，“明峰”要15万元，后来因价格太高没办了；还有一次“明峰”说市政府有个几个亿的廉租房工程，让其找下家来承建，后因别人不相信没办成。其不清楚金某和“明峰”的关系。
其辨认出池敦文是“明峰”、“明峰”的警徽、放在“明峰”车上的警灯、警用标志。
3、证人金某称，2012年6、7月份，在北京经人介绍认识了“明峰”，后“明峰”自称是秘密警察。在聊天中“明峰”叫其去深圳发展，并承诺介绍进出口业务，于是其2013年年初在深圳注册了一家进出口公司，但“明峰”至今没有介绍成一单业务。其和“明峰”之间没有经济往来。
其辨认出池敦文是“明峰”、“明峰”的警官证、警徽、“明峰”车上的警灯及警用标志。
4、证人孙某称，其是深圳市安达龙飞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司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金某。其2013年7月初入职，老板是金某和明哥，其工资由金某发放。公司好像暂时没有什么业务，明哥不在的时候，其开公司的一台奇瑞小汽车，明哥在的时候其就开明哥的途锐小汽车。明哥长期在北京、深圳两地跑，具体做什么其不清楚。
其辨认出池敦文是明哥，明哥衣服上的警徽、车上的警灯和警用标志。
5、证人曹某称，其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边防部队广州指挥学校返聘教授，警官证编号为武边广校字第0698号，电话为137××××9613。2000年，其是广东边防总队深入推广沙头角模范中队经验工作组的总策划，当时“明峰”是总队抽调过来的工作组成员之一，双方一起共事约半年，当时他任深圳边防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上校警衔，着警服，有工作证。2003年或2004年，“明峰”转业到北京做生意了。
1983年，其在湖南省长沙工程兵学院作教导员，1984年任政治部主任，当时刘桃元是工程兵连队的一个兵，搞基建的，湖北人。后来其到广州指挥学校工作后，刘桃元来学校看望过其，二人保持电话联系。
2012年3月份的一天，刘桃元打电话称有一个深圳来的姓肖的人，公司很有实力，想承租深圳边检总站的一栋楼，看能否疏通关系，其说有一个叫“明峰”的人应该可以帮忙，刘桃元就要求安排与“明峰”见面。过了几天，刘桃元带着肖某扬过来，刚好“明峰”也从北京来到广州，于是其就安排在部队的招待所餐厅一起吃饭。这是刘桃元和“明峰”的第一次见面，是其介绍他们认识的，其仅这一次见过肖某扬。当时把“明峰”介绍给刘桃元和肖某扬认识时，说“明峰”是明老板，在北京做生意，以前在深圳边防指挥部工作过，认识公安部领导，关系很广，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他帮忙，刘桃元是其长沙工程兵学院一个兵。后来“明峰”、刘桃元、肖某扬离开广州去了北京。过了几天，刘桃元打电话说“明峰”那边搞不下去了，看其是否能介绍其他人疏通关系，其就把刘某成介绍给了刘桃元，说刘某成在公安部也认识很多人，可以找他看能否帮忙。又过了一段时间，肖某扬打电话说事情没办成，问能否协调“明峰”和刘桃元退钱，其就打电话给刘桃元和“明峰”，告诉他们如果事情没有办成就一定要把钱退还给人家，他们都表示会如数退还。
6、张某强、周某伟、褚某珍的电话笔录。证实“明峰”找到张某强，张某强找到周某伟，周某伟找到褚某珍，褚某珍找到公安部郑某刚，得知深圳边检总站新综合大楼不对外出租的经过。
三、肖某（报案人）的陈述
肖某在第一次笔录中称，2012年1月初，其想承租深圳边检总站新建的综合大楼，便找到老乡周某明，周某明称可以帮忙搞定，并称要先借给他100万元，事成后就当做好处费，于是其先后给了周某明现金29万元并转账71万元（周某明账号：62×××84，建设银行），周某明出具了借条。
同年3月份，周某明约其在梅林新村芳都酒店后一出租屋和一个叫马某玲的女子见面，并称马某玲在北京工作，认识很多北京的领导，当时其就讲了想承租的事情，马某玲称没问题，并马上联系一个叫徐某阳的人，马某玲称徐某阳说没问题，但需要其先支付10万元活动经费并到北京面谈，还当着周某明的面称，如果事情办不成，她可以担保徐某阳会退还10万元。同年4月4日下午，其赶到北京丰台区与徐某阳见面，见面后其转了5万元给他，次日又转了5万元，当时徐某阳出具了一张10万元的收条给马某玲。徐某阳收到钱后说会把这事交给他助手刘桃元去办，并给其刘桃元的手机号码139××××1741。
同年4月6日，刘桃元约其在广州见面，当时刘桃元和他的朋友刘某成一起，刘桃元叫其请吃饭，期间刘桃元称承租的事情没有问题，他都打好招呼了，去北京办就行。4月8日下午4时，其和刘桃元、刘某成赶到北京，期间的消费全由其买单，刘桃元还让其拿了2万元给刘某成。
同年4月9日，刘桃元带其到北京景山后街中老胡同36号，说见国家安全部的“明峰局长”，见面后明峰局长表态说只要他打个招呼就可办成。次日中午，刘桃元让其请“明峰”、徐某阳吃饭，饭后刘桃元要其付给他和“明峰”各100万元，承诺付完钱就可以办好事情，并亲自到深圳帮忙谈合同，并反复强调办不成就退钱。当天下午4时，刘桃元让其再给刘某成5万元消费，其将一张5万元的建行卡给了刘某成。当月11日上午，“明峰”提供自称是他老婆的账号（62×××18，户名刘某）让其汇去100万元，中午其给刘桃元的工商银行卡汇入100万元。他们收到钱后语气就变了，并极力回避见面。
2012年5月2日，经强烈要求，其与刘桃元在上梅林芳都酒店见面，次日其等和“明峰”在深圳市南山区星海名城聚缘居茶馆见面，刘桃元称还要再给“明峰”50万元，其称没钱没有支付。当月4日晚，刘桃元要求收回徐某阳与他先前所写的收条及汇款凭证，由他统一写一份协议书：“收到肖某210万元现金，如果事情办不成，就将所有的钱退还给肖某”，于是其退还了所有汇款凭证。当月12日，“明峰”、刘桃元分别给其打电话说此事办不成，但闭口不谈退钱的事。后其追讨退款一直无果就通过有关部门找到了南京无业人员池敦文即假冒的明峰局长，池敦文退还100万元到其账号（43×××43，建设银行），并打电话让刘桃元退钱，最后刘桃元只退还了50万元到其建行账号。
其在第二次笔录中称，其给周某明的100万元，12万元是现金，88万元系转账；周某明现只还了14万元。有一次在深圳南山区见过“明峰局长”，后来经过查询才知道“明峰局长”是冒名的，真实姓名叫池敦文。其不清楚曹教授是否知道池敦文的真实身份。
其辨认出刘桃元、“明峰”（即嫌疑人池敦文）、刘某成、徐某阳、周某明、马某玲。
在审查起诉阶段称，给了徐某阳10万元后，刘桃元带其与曹某教授等吃饭，该饭局后两天去了北京找池敦文。其对刘桃元是否清楚池敦文国家安全局身份虚假不确定。其和刘桃元、池敦文件见过两三次，刚开始没见面时，刘桃元说池敦文是公安部长助理，见面后说是国家安全部办公室主任，后来又说是亚洲安全局局长。其当时对池敦文的多重身份质疑，刘桃元很恼火地说“我知道他是假的，你不要管“明峰”身份的真假，只要他能办事就行”。其在要池敦文退钱时，池敦文在电话里说刘桃元知道他的身份是假的。
在公诉机关补充侦查阶段称，梁锐是深圳市伏羲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叶金明是池敦文的助手，据池敦文讲池波是其全权代表。其支付给刘桃元、池敦文的200万元是其个人的，不是深圳市伏羲投资有限公司的；当时刘桃元要求追加资金，其自己没有钱了，就通过该公司签订了一个协议，但因未履行而已经作废，其现在也联系不上该公司。
四、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1、被告人刘桃元第一次供称,周某明、徐某阳、马某玲都是其湖北天门的老乡，其中周某明是十多年前认识的，徐某阳是其发小、同学，在北京做医生，其和马某玲在本案的事情之前不认识。肖某认识周某明，马某玲是周某明的朋友，周某明介绍马某玲认识了肖某，马某玲介绍肖某认识了徐某阳，其和肖某在2012年通过马某玲认识，其介绍了刘某成、曹某教授、“明峰”给肖某认识；曹某教授和其是战友（其1977年至1982年在重庆当兵），案发期间他在广州武警指挥学校上班，曹某教授介绍其认识“明峰”，其则介绍刘某成和曹某教授、“明峰”给肖某认识。2012年3月，徐某阳打电话称一个在深圳的老乡肖某想承租深圳边检总站新综合大楼，需要打通公安部的关系审批，当时马某玲还转发来了一条短信，内容大约就是说肖某的公司准备了三四百万的资金用来打通关系，当时其正在广州，于是邀请肖某前往广州商谈找关系的事情，随后其又约了刘某成、曹教授和肖某一起在广州吃饭并介绍他们给肖某认识。接着其和肖某、刘某成二人又去了北京，当时刘某成说去找关系，其就叫肖某给点经费给刘某成去活动，于是肖某先后给了刘某成7万元。两天后肖某比较着急就问还有没有其他关系，于是其就带肖某去了“明峰”的北京住所，并介绍“明峰”给肖某认识。后肖某说公司会打200万元的活动资金过来，次日肖某转了100万元到其银行卡并称公司资金有点困难，剩余的钱迟点再打过来。一天后，其和明峰商谈活动的事情并取了50万元现金人民币交给“明峰”，随后其和肖某就一直在等“明峰”和刘某成的消息。
2012年的一天，其和肖某、周某明三人在深圳梅林一家宾馆见面，见面的时候肖某叫周某明给其施加压力，说事情如果没有办成，就要全额退还他的2l0万元款项，于是其和肖某在梅林一宾馆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大致内容是如果事情没有办成，肖某之前支付的前期活动经费210万元要全部退还，如果事情办成功，该笔费用由肖某的公司内部消化）。最终事情还是没有办成，肖某就找其和“明峰”要回之前给的各100万，“明峰”退给肖某100万，并将其转给他的50万还给其，其再把该50万元转给了肖某，另外的50万其找关系花掉了（46万用于活动，4万借给了周某明）。
在后三份笔录中供称，其和曹某教授于1980年在湖南长沙工程兵学院工作时认识，曹教授现在中国武警边防指挥学校上班，地点在广州澳体中心附近。其不清楚“明峰”的真实身份，听曹教授说“明峰”和他是战友，是国家安全部的，其跟“明峰”见面的时候，“明峰”自称是国家安全部的正厅级官员。2012年案发时，其在湖北省武汉市兼职音乐老师，在和肖某一起见“明峰”时，其自称是曹教授的战友。肖某给其的100万元中，其中有46万元用在跑北京、深圳、广州的机票费、住宿费、请“明峰”、刘某成等人吃饭。最后事情没有办成是因为肖某给了很多不真实的信息。其和肖劲扬第一次在广州经曹教授介绍见面时，“明峰”不在场。
其辨认出“明峰”、周某明、徐某阳、马某玲、刘某成，并对银行账户明细、协议书、收条进行了指认。
2、同案犯池敦文（又名“明峰”）在2013年11月22日的笔录中供称,其1987年至1997年在兰州军区服役，之后一直做进出口贸易生意，其的武警警官证和武警衣服是一战友给的，警徽是路边捡的，车上的警灯是朋友放在车上的，警徽防滑垫是买的，其没有当过武警大校。其跟金志勇、朱明军介绍其叫池敦文，也叫明峰，是从部队下来的，但从来没有说过是干什么的或具体职务。刘桃元是其通过广州武警边防指挥学校的一个曹某教授认识的，2012年刘桃元带着肖某和其见过一次面，当时他们想租深圳市一栋边检大楼，刘桃元叫其帮忙，其收了他们100万的定金，定金是打到刘某的工商银行账号，还签了合同，后来事情没办成，其便把该100万元退回。其没有向刘桃元、肖某介绍过其身份。
在2013年11月23日笔录中供称：其的武警警官证是退伍后在路边找人办的，时间在几年前，但没有使用过；警服、警灯及警徽防滑垫是在路边捡到的。其只见过刘桃元两次，没有什么特别关系。2012年，曹某教授打电话称他的一个部下要其帮忙，然后刘桃元主动跟其联系并带肖某来见面，刘桃元称肖某想租深圳边检综合大楼的物业，看其公安部那边有没有朋友可以帮忙，刘桃元叫肖某先打100万元给其，事成之后作为好处费，当天肖某就把100万元汇至其提供的朋友的账号，后来事情没办成，其把该笔钱退给了肖某。其不清楚刘桃元有无收肖某的好处费，其只告诉过曹教授其叫“明峰”。
在2014年5月19日的笔录中供称，2012年案发的时候，曹某教授打电话称深圳有个叫肖某的人需要办事情，问其能否帮忙，并说到时会有一个叫刘桃元的人带肖某到北京找其，并称刘桃元是他的老部下，现在在中央保健局上班，专门给中央首长做保健工作。刘桃元带肖某来见面时，当面自称是中央保健局的，是曹教授的老部下，然后介绍肖某给其认识，称肖某是一个医学博士。随后肖某说了边检大楼租赁的事情，并称要给其100万元的活动经费，让刘桃元再给其50万元，其表示其还不知道事情能否办成，叫他们先不要给钱，但他们坚持要给，其便表示如果事情办不成便退钱。后来事情没有办成，其把肖某给其的100万元退回了，也把刘桃元给其的50万退还，退给刘桃元后，刘桃元刚开始不肯退给肖某，于是其打电话给曹教授，后来曹教授叫刘桃元退了50万元给肖某。其不清楚肖某实际上给了刘桃元多少钱。曹教授在广州武警指挥学校上班，学校地址在广州黄埔区。
其辨认出刘桃元，其的假警官证、警徽、放在车上的警灯、警徽防滑垫、其手机及短信内容、其的小车、银行交易凭证。
五、勘验、检查笔录
1、深圳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福田大队四中队于2013年11月28日10时18分至10时55分对案发现场进行勘验、检查时形成的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和现场照片。
2、搜查笔录：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侦查人员于2013年11月21日22时23分至22时40分对犯罪嫌疑人池敦文的途锐小汽车粤Ｂ×××××进行搜查，当场查获警用标识防滑垫一个、警灯一个。
以上所列证据均于庭审中当庭宣读、出示及由控辩双方质证，已经查证属实，且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共同指向本案待证事实，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针对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一、被告人刘桃元是否知道“明峰”的真实身份。
公诉机关根据肖某的陈述予以肯定，被告人则予以否认。本院认为，不能认定被告人刘桃元清楚“明峰”的真实身份。1、关于这一点，报案人肖某的陈述前后矛盾。肖某第一次陈述时称被告人刘桃元带其见“明峰”即池敦文时，称“明峰”为国家安全部的局长，但第二次陈述时称对被告人刘桃元是否清楚“明峰”的国家安全局虚假身份不确定，甚至在肖某对“明峰”的身份提出质疑时，被告人刘桃元称知道是假的，但不要管真假，只要能办事就行。同案犯池敦文称没有自我介绍过身份。2、作为介绍被告人刘桃元和“明峰”认识的证人曹某，只是称“明峰”为在北京做生意的老板，关系多，认识公安部的领导。3、被告人刘桃元不承认清楚“明峰”的真实身份，称只听曹某说“明峰”和他是战友，是国家安全部的，其跟“明峰”见面的时候，“明峰”自称是国家安全部的正厅级官员。因此，肖某在侦查阶段的陈述自相矛盾，且既未得到证人曹某证言的佐证，也未得到被告人供述的印证，难以认定被告人刘桃元知道“明峰”的真实身份；况且被告人刘桃元也是在受托办事时通过证人曹某认识“明峰”，与肖某一同第一次见到“明峰”，此前并不认识“明峰”，被告人刘桃元不清楚“明峰”的真实身份实属正常。
二、被告人刘桃元是否虚构其本人的身份。
关于被告人刘桃元是否虚构自己身份的问题，有四个方面的证据：1、同案犯池敦文供述称曹某介绍刘桃元是他的老部下，现在中央保健局上班，专门给中央首长做保健工作，被告人刘桃元带肖某来见面时，自称是中央保健局的。2、被告人刘桃元在和肖某、“明峰”见面时，自我介绍为曹某的战友。3、肖某称其为租赁一事先找周某明，通过周某明找到马某玲，通过马某玲再找到徐某阳，徐某阳则交给其助手刘桃元办理。4、证人曹某称，在饭局上给肖某介绍被告人刘桃元时，称被告人刘桃元是其原在长沙工程兵学院的一个兵。综合以上四个方面的证据，同案犯池敦文关于被告人刘桃元虚构中央保健局工作人员身份的供述，未得到肖某的陈述、证人曹某证言、被告人供述的印证，不能认定。
三、被告人刘桃元是否存在诈骗行为。
因既没有证据表明被告人刘桃元结伙或单独虚构或者隐瞒了其本人真实身份的事实，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参与了隐瞒或者虚构池敦文虚假身份的事实，更没有虚构深圳边检总站新建综合大楼对外租赁的事实，故不能认定被告人刘桃元实施了诈骗行为。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认定被告人刘桃元有诈骗行为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刘桃元无罪。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罗晓辉
人民陪审员 张小娜
人民陪审员 夏文郁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刘文婷
蔡洁伟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九十五条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
(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
(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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