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p t ” > 民 事 判 决 书（2017）宁03民终9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顾平，男，1970年7月1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个体经营者，住宁夏银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伟，系北京市德鸿（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福，男，1942年5月10日出生，汉族，退休干部，住宁夏吴忠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少林，男，1966年3月10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系吴忠市金茂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董事长，住宁夏吴忠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凤侠，女，1971年3月2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宁夏吴忠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柴晓辉，男，1988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系吴忠市金泰隆房地产开发公司职员，吴忠市利通区仪表厂家属楼。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玉兰，女，1944年7月1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宁夏吴忠市。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琳，系宁夏麟祥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吴忠市金茂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宁夏吴忠市北片新区（中央大道西侧）。法定代表人：邱少林，系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顾平因与被上诉人邱少林、李凤侠、柴晓辉、王玉兰、邱福、吴忠市金茂餐饮娱乐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2015）吴利民初字第31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原审原告)顾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少林，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凤侠，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柴晓辉，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玉兰，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琳，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吴忠市金茂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邱少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顾平上诉请求：l、请求依法撤销(2015)吴利民初字第3134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程序违法，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一）一审法院违反民事诉讼处分原则，在未进行任何释明的情况下变更上诉人自由选择的民事案由。被上诉人邱少林伪造合同占有属于上诉人的公司股权，上诉人同时享有基于合同法的无效合同财产返还请求权，以及基于公司法的股权返还请求权，上诉人根据合同法之规定选择请求权，系上诉人合法的诉讼权利，一审法院依职权变更民事案由违法。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法院从未向上诉人释明过变更民事案由，更没有释明上诉人对变更后的民事案由进行举证，亦没有重新给予举证期限，损害上诉人的举证权利，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况且，即使法院依职权变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规定，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应当列公司为被告，本案当事人的诉讼地位确认亦错误。（二）本案争议的基础法律事实是上诉人合法股权被非法处置而非确认上诉人的股东资格。上诉人的主张与各被上诉人的答辩是一个先后法律问题，在一审程序中，各被上诉人仅是进行答辩，并没有另案提起主张，确认上诉人不具有股东资格，一审法院应当释明被上诉人另案提起主张，在被上诉人另案主张时中止一审审理程序或者在被上诉人放弃主张而仅作答辩的情形下，继续审理上诉人的合同无效主张，于法有据。但一审法院明显本末倒置，不依法审理上诉人的主张，却审理各被上诉人未主张的诉求，最终，做出了一个错误判决。(三)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申请的情况下，主动依职权为被上诉人调取了收据和转账凭证，违背了法院居中裁判的中立地位，以及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的原则。二、一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一)一审判决未认定被上诉人伪造股权转让协议，遗漏关键事实。上诉人提起鉴定申请，一审法院认为与本案有关联性准许，并委托宁夏证泰司法鉴定所对《资产转让协议》签名进行鉴定，鉴定结果该协议并非上诉人所签，属于伪造。现一审判决又以该鉴定”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为由不予采信，前后矛盾。一审判决已认定被上诉人系通过转让方式的继受取得股权，那么《资产转让协议》正是判断物权取得中转让合意的依据，换言该份协议的效力直接决定物权转让的效力，因此无论本案民事案由如何确定，该份鉴定报告均直接影响判决结果，不但具有关联性，更是本案的关键证据。被上诉人邱福、柴晓辉、邱少林通过伪造《资产转让协议》的方式占有属于上诉人的公司股权，《资产转让协议》属于无权处分且上诉人不予追认，《资产转让协议》为无效合同，因此无论本案民事案由如何确定，上诉人均依法享有财产返还请求权。(二)上诉人系公司登记股东且已实际出资，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未出资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未出资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出资以及被上诉人调取的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未出资。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的以上两点理由毫无依据。首先，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系国家工商局制作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属于公文书证，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并经过备案公示的《验资报告》。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工商档案和验资报告，结合一审法院调取的转账凭证和收据，完全证实金茂公司原始股东包括上诉人和金茂公司原始资产为300万元的基本法律事实。该事实真实、客观，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独立第三方机构依法确认的事实，持有金茂公司33.3%的股权是被依法确认和毫无争议的事实。其次，一审经质证的金茂公司董事会决议、资产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等证据，结合签字被伪造的司法鉴定结论以及各被上诉人一致虚假陈述的上诉人自金茂公司注册后即离职的陈述，完全可以证实前述一系列法律文件，上诉人并不知情，尤其是董事会决议不能够代替股东会决议处置股东的权益。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系本案被上诉人在公安机关所作的笔录，以及案外人蒋瑛、魏成冰在公安机关所作的笔录。其中，各被上诉人的笔录相当于当事人陈述，其陈述内容当然对自身有利，且与上诉人笔录矛盾，该证据的证明力极低。而案外人的笔录全部为传来证据，且根本没有提到上诉人未出资，而是说对此事不清楚。况且，即使有证人证言证明出资事实，但言词证据也不可能直接推翻公文书证，这是基本的证据规则。(三)本案不存在名义股东，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系名义股东，邱少林为实际出资人错误。本案中除了被上诉人的陈述以外，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存在股权代持、显名与隐名股东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以及最高院(2014)民二终字第21号的判例，认定存在名义股东，必须要有股东代持协议，一审判决仅根据当事人陈述就认定名义股东显然错误。三、被上诉人邱福、邱少林与王玉兰声称是举全家之力向18户借款300万元设立的金茂公司，但根本没有丝毫证据予以证实借贷对象、金额、还款期限、利息约定与偿还的事实，加之2003年当时的经济水平，邱福、邱少林均在政府工作，王玉兰和李风侠又否认自己出资，人均借贷在15万元左右，是不合理和不可能完成的事。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出资驳回诉讼请求，同样的法律逻辑，被上诉人也没有证实其出资，更不能举证证明与上诉人存在股权代持协议等法律事实，如此一来，金茂源公司就没有真正的出资人，各方当事人均不是股东，明显是不合理和矛盾的。四、一审判决法律适用错误。(一)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上诉人主张合同无效，已经提供证据证实上诉人系公司股东，转让协议系伪造，尽到了举证责任。被上诉人提出上诉人系名义股东的反驳，依法应当就其反驳成立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举证证明实际出资，属于毫无依据的加大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减轻了被上诉人应尽的举证责任。(二)本案应当适用合同法。上诉人在合法持有股权的基础上，依据可证明的被非法处置的情形，根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相关规定，提起确认无效以及被确认无效后的返还请求，人民法院应当尊重上诉人自由选择的处分原则，确定本案案由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并适用合同法相关规定。(三)股权代持依法无效即使本案存在股权代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案例，实际投资人必须以合法的投资行为为前提，本案被上诉人邱少林在公司成立时的身份为国家公职人员，依法不能作为公司股东，也不能通过股权代持的方式变向持股，故股权代持依法无效。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程序严重错误，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邱少林、邱福、王玉兰、柴晓辉、李凤侠共同答辩称，一、关于本案的客观事实。上诉人顾平系本案被上诉人之一邱少林堂兄蒋瑛的”挑担”，2003年5月被上诉人邱福及其家人拟设立吴忠市金茂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考虑到邱福当时尚未退休和政策环境等因素，若以实际股东身份开办公司有诸多不便，遂接受邱少林堂兄蒋瑛之建议并由其出面请其”挑担'顾平帮忙充当名义股东，俟条件成熟，即还原公司股东的真实面貌。上诉人顾平也在帮忙完成公司注册”任务”后随即离开公司．自此之后十余年从未曾打理或过问公司的事务。在公司成立的十余年间，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几经变更，从未见顾平来主张过所谓的”股权和行使法定代表人之”职权”，显而易见，上诉人顾平名义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任务早已完成，当然，该公司之行为做法无疑是不可取。其行为是否存在违反工商管理法规之嫌，则应另当别论。但属于真正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早已实际掌控着公司，倘若非如此，既然上诉人声称是公司的”股东”，又是法定代表人，何以弃自己的”公司”十余年置若罔闻?何以置公司的发展和员工的生存于不顾，十余年而杳无音信?其实，上诉人顾平自替被上诉人等完成公司注册任务离开公司之后十多年来，自己经营的生意不佳，而看到被上诉人邱少林家族的事业却如日中天，心里自然不平衡，遂借他们之间尚有经济纠纷的事由希望被上诉人能够尽可能多的，甚至超出正常范围能给一些补偿，然而，事与愿违，被上诉人等并未能满足其要求，即使找到前面提及的大”挑担”蒋瑛出面协调，亦未能如愿，至此，上诉人顾平愤愤不平，为达目的遂于2015年开始，几乎穷尽了行政、刑事、民事诉讼等司法”保护”之手段，先是提起了行政诉讼，请求判令吴忠市工商局撤销2013年6月27日做出的对吴忠市金茂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后自知无理随即撤回了起诉。继而又向公安机关举报邱福、邱少林等构成侵占犯罪，公安机关依法调查后，认为举报人反映的情况不实，不予立案。现上诉人试图通过民事诉讼的手段达到个人的目的。二、上诉人顾平未实际出资，吴忠市金茂餐饮娱乐有限公司的全部出资是由被上诉人邱福、邱少林举全家之力实际出资的。由工商注册档案、土地转让协议、收款收据、支票存根、土地使用权证、吴忠市金茂餐饮娱乐有限公司设立(2004年度)之初的财务账本足以证明。上诉人顾平虽声称其出资了100万元，但无法提供其出资的具体证据，关于出资的陈述不但前后矛盾，而且难以自圆其说。主要表现在：(1).说不清所谓出资100万元的来源、现金票面；(2).其时而说将100万元巨额资金交给了邱少林，时而又说将100万元现金交给了西市场旁边的建设银行，但始终无法提供收款人和收款银行出具的收款凭证；(3).其声称300万元的用途是向吴忠市土地储备中心交付的征地费，而实际上开办公司需交纳的征地费收款单位是吴忠市区北片管委会，与吴忠市土地储备中心毫无关系；(4).李凤侠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说她也是挂名股东，其不但未出过资，甚至表明和顾平不认识。公安机关在询问蒋瑛(顾平的大”挑担”)、魏成彬(顾平的二”挑担”)笔录中证实：从未听说顾平曾向公司出过资。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顾平未向公司实际出资。既然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的真实目的在于股权归属争议，那么上诉人应当按照《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的规定首先应当证明其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无论是一审乃至目前，上诉人无论是行政诉讼或是刑事诉讼，还是在本案民事诉讼中，上诉人均不能举出其已向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的证据，因为上诉人顾平压根就未向公司出过资，公司在设立时的出资近300万元是公司按照市政府的要求，从吴忠市民居计划建设办公室(北片管委会)受让的19.3亩土地，(每亩15万元，计2，898，000元)。如果要准确界定上诉人顾平在本案中的地位或身份，那就是曾经是吴忠市金茂餐饮娱乐有限公司的名义股东。随后，其名义股东的身份早已被实际股东所取代，对此上诉人顾平心知肚明，否则何以解释十余年对公司的情况不闻不问之行为。至于名义股东在工商登记与实际股东出资不一致的问题，《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是，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一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1.一审判决未剥夺上诉人民事诉讼处分权。上诉人应检讨其诉讼请求设计的合法及合理性。本案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有4项，但诉请中有两个诉讼标的，民事诉讼常识告诉我们，一个民事案件只能有一个诉讼标的，亦即有一个法律关系，在一个诉讼标的下可以有若干个诉讼请求，正所谓一事一理，这里的一事指的就是一个法律关系，即一个诉讼标的，正因为上诉人如此诉讼，被上诉人方(一审被告)曾建议法庭可否考虑将本案的案由确定为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惟其也许更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此节，《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由规定理解与适用》一书132页的最后一段有明确的说明，不无参考价值，具体内容是：”如果单纯当事人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则可定确认合同无效之案由，如果还有其他诉讼请求，则应当选择相应的案由。所以，一审判决无可厚非，不是以一审法院侵犯了上诉人对民事权利、诉讼权利的处分权，而是上诉人行使诉权不当。2.本案不存在请求权竞合之说。上诉人主张的确认合同无效和请求确认股东资格和股权显然不属请求权的竞合。当然，上诉人强调请求权竞合观点成立之时，应当是法院依法以其诉讼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驳回其诉讼请求之时，因为请求权是受诉讼时效约束，而对应的形成权则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3.关于上诉人举证期限和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问题。一审庭审中法庭没有规定双方当事人举证期限，被上诉人之所以申请调取证据，是应法庭的要求补强证据而申请的，而且对双方当事人一视同仁，均可公平举证，其目的是为了查明事实真相，问题的关键在于法院调取的证据是客观事实，被上诉人强调举证期限和取证方式违法，显然是忌惮对己方不利的客观事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金茂公司答辩称，一、认同被上诉人邱少林、邱福、王玉兰、柴晓辉、李凤侠的答辩共同意见；二、上诉人诉状中称2004年3月18日冒用上诉人的签名签订资产转让协议的事实与客观不符，因为当时上诉人已经离开金茂公司，当时给上诉人打了电话，上诉人让公司的工作人员代办，且上诉人相关的印签留在公司，是经过上诉人授权的，公司工作人员代办的，因此不存在冒用其签名和印章的事实。一审时顾平作为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原告顾平与被告邱福2004年3月18日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无效；二、确认被告邱福与被告柴晓辉2013年4月2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被告柴晓辉与被告邱少林2013年6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三、被告邱少林向原告返还金茂公司33．3％的股权，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四、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邱少林、邱福、王玉兰系亲属关系。2003年，被告邱少林欲成立金茂公司，与原告协商，由原告顾平、被告邱福、李凤侠作为名义股东成立金茂公司。被告邱少林及其家人筹集300万元现金所购置的土地作为第三人金茂公司注册资本。2003年4月18日，第三人金茂公司取得吴忠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同日，第三人金茂公司与吴忠市民居计划建设办公室就拟建”金茂苑”用地事宜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2003年5月6日，第三人金茂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吴忠市民居计划建设办公室交纳征地费300万元。第三人金茂公司于2012年5月13日成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万元，登记的股东为原告顾平、被告王玉凤、李凤侠，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原告顾平、被告李凤侠没有出资。后原告顾平离开公司，未参与公司的经营。2004年2月3日，第三人金茂公司召开董事会，决议记载：其他投资人同意顾平将其投资权转让给邱福等内容。2004年3月18日，原告在第三人金茂公司持有的33.3％股份变更登记到被告邱福名下。2006年5月26日，被告邱福与被告李凤侠、王玉兰分别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李凤侠、王玉兰分别将8.8％股权转让给邱福。2013年4月24日，被告邱福与被告柴晓辉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同意将邱福在吴忠市金茂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所持有的153万元，占公司股份的51％转让给柴晓辉。2013年6月25日，被告邱少林与被告柴晓辉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同意将柴晓辉在吴忠市金茂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所持有的153万元，占公司股份的51％转让给邱少林。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其向第三人金茂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茂公司）出资100万元、享有的33．3％股权，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二）项的规定，认为各被告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主张合同无效。法院审查的重点是原告是否实际出资100万元，原告是实际出资人还是名义股东，故本案案由应当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庭审中询问原告是如何出资100万元，原告当庭称其筹措到现金100万元后，和被告王玉兰、李凤侠的200万元一同交给吴忠市民居计划建设办公室，该办公室出具收据一张。但被告王玉兰、李凤侠均不予认可该事实，且均认为自己并未出资100万元，被告提交的证据以及本院依职权调取均不能证实原告主张的该事实，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证明其出资100万元。故原告未向第三人金茂公司出资100万云，其仅代被告邱少林持有第三人金茂公司的33.3％股份。原告要求被告邱少林向其返还第三人金茂公司33.3％的股权，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要求确认其与被告邱福2004年3月18日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无效、被告邱福与被告柴晓辉2013年4月2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被告柴晓辉与被告邱少林2013年6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均无效的诉讼请求，因原告证据不足以证实其系金茂公司的股东或者实际出资人，即原告与金茂公司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原告该请求于法无据，不能成立，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顾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顾平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对于一审提交的证据材料，二审双方当事人仍坚持一审时的质证意见。二审庭审过程中，在法庭询问顾平本人是如何交纳100万元投资款时，其陈述称：大约在2003年吴忠市政府搞新区北片区开发，邱少林被抽调到建设局，参与新区建设，并担任管委会的出纳，经常参加些政府会议。邱少林的朋友王志在建行工作，和我媳妇都认识，邱少林想干餐饮，我当时在油田挣了些钱，通过我”挑担”我商谈合资开餐饮公司，邱少林想在新区弄块地盘进行发展，我在油田上做工程，当时商量将19.8亩地买下了，找了很多关系确定了此事。紧接着在银川办理开发、建设手续，与北片区签订土地买卖合同，当时约定每亩地20万元，在”五一”放假前将每人100万元凑齐到西市场对面的建行交的款。我去的时候王志提100万元现金、我用蛇皮袋子提现金100万元拉到建行营业所，把钱归拢后交给了邱少林，由邱少林和我将300万元现金交到了柜台。二审庭审过程中，在被问到当时投资设立公司的过程时，邱少林本人称：2003年我被调到北片区管委会，当时响应城市建设北扩西移政策，因政府支持民营企业都可以开发购买这片土地，我认为这是个好政策，我和我父亲商量了后想弄块地搞开发经营。我就找到了建设局局长马学祥谈了想法，政府当时很支持我们。但因资金困难，我便找家里的亲戚及朋友借钱筹款，因我们资金筹集困难，政府考虑到我们的情况就说可以先交150万元，就可购买这片土地，政府还向我们多收了道路占有费40万元（包含在土地转让费中），资金全部交清后政府才给我们出具了个财政收据。取得项目筹备时间是六个月，我们怕超过期限，和工商局协商以土地注册资本，在此过程中就想到了谁来担任名义股东的问题，考虑到我和父亲及兄弟姊妹都有工作，就找到我的堂哥蒋瑛协商找个合适的人做名义股东注册企业。我们家人一致协商由我母亲、表妹来做股东，还差一人时我堂哥向我推荐了顾平来做股东。在此之前我并不认识顾平，最后家人决定由顾平作为名义股东。2004年年底工程竣工后，发现与施工队结算时顾平在施工合同上给公司造成了极大失误，就与顾平发生了口角，后顾平就离开了公司。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对于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被上诉人邱福于2002年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被上诉人邱少林于2013年1月31日经吴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备案同意，辞去了在吴忠市残疾人联合会的公职。本院认为，上诉人一审时的诉请主要有二个方面，一是请求确认《资产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二是要求被上诉人邱少林返还股权，要求被上诉人金茂公司为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从股权形式认定层面来看，金茂公司在工商登记事项尚未被撤销、其公示性对相对人具有确定的效力。现公司企业信息从内部记载情况还是外观表现来说，上诉人都不是公司股东。而股权转让只有在股东资格确认的情况下，股权转让方能进行。故在无法确认上诉人是否系被上诉人金茂公司股东以及所享有的股份份额的情况下，法院无法对协议书的效力作出评判；另外上诉人就股权返还的诉请，鉴于有限公司人合性强的特性，股权除了具有财产性，还具有人身属性，股权的返还，不单单是协议无效后的财产返还问题，实质是请求对其股东资格归属的主张，因此，本案双方必然进入股权确认程序，一审将双方的诉争实质，确定为上诉人在金茂公司是否拥有股权并无不妥,并且，双方围绕此主要争点，进行了质辩，各方详尽表达了各自的观点，不存在一审时上诉人程序利益被侵犯的问题。根据我国《公司法》相关规定，司法实务中，关于股东资格的确认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股东是否签署公司章程并记载为股东，二是股东是否实际出资，三是股东名册是否有记载，四是是否经工商登记为股东。五是是否有公司出具的出资证明书。由于上诉人一再主张其是出资人，被上诉人邱福、邱少林一方主张上诉人实际并没有出资，其才是实际出资人，当实际出资人因投资权益归属发生纠纷时，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2款的规定，应以实际出资人是否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判断的标准，而不以股东名册、公司登记等外部公示否认实际出资人的权利。那么上诉人是不是金茂公司出资人是本案的关键事实。根据金茂公司现有形式要件显示，上诉人不是股东，在不具备形式要件的情况下，只能从实质要件来考量。上诉人虽向法庭陈述了出资过程，但其提供不出交纳出资的收款凭据或银行转账凭证，其称当时是和邱少林、王志三人各带100万元现金去建设银行转的款，并称此款是交到了吴忠市土地储备中心指定帐户，但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充分证实被上诉人将筹借的购地款是通过当时的银川商业银行转账给了当时的吴忠市区北片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账户，并提供收款收据、筹借资金的财务账册予以证实，而上诉人在2015年8月3日接受吴忠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询问时称是和邱少林、李凤侠将各自准备的100万元交到建设银行的，上诉人交款环节陈述不一致，同时，结合当时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上诉人的陈述明显不具有真实性。那么上诉人在公司成立之初，在商事主体的外观表现即作为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身份如何解释呢，合理的推定是，上诉人曾经是名义股东，是为他人代持股份，而非实质股东。理由是，上诉人不但提供不出曾经作为实际投资人的证据，也提供不出在公司成立之后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的证据，股东权利的享有、股东义务的履行，是取得股东资格的结果。现除了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验资报告反映出其为公司股东外，上诉人提供不出其在公司成立后作为股东以及法定代表人履责及行使相应权利的证据，其也没有任何证据和合理的理由来解释和说明，为什么在公司成立后不到一年，既离开公司，上诉人当时的身份不仅仅是工商登记册上登记的股东，同时也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这一法律形式上的双重身份，决定其对自身权益的预判能力高于普通公司人员，但其对自身股份被转让不知情，置公司的经营于不顾，对工商登记这一外观公示行为十余年不提出任何异议，与常理相悖。而被上诉人方却提供了作为实际投资人出资情况以及经营公司的证据。同时，按当时法律法规及政策环境，被上诉人邱福、邱少林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其不愿显名股东身份的顾虑也比较符合实际。关于为谁代持的问题，一审认定是为邱少林代持，结合公司股东王玉兰、李凤侠在公安机关均认可其实际并没有出资的事实，上诉人一审时认可王玉兰是为邱少林代持股份的陈述，不管顾平当时是为邱福代持，还是为邱少林代持，抑或是为邱福、邱少林代持股份，总之是为他人代持股份。本案中虽存在隐名股东借用他人名义出资，以规避我国法律关于出资股东主体资格的限制问题，但不能就此在法律上确认上诉人现在仍是金茂公司的股东，且被上诉人邱福、邱少林在工商部门变更登记为股东时已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关于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因隐名股东股东身份的显名也必须履行公司法所规定对外转让的程序，因此，此协议仅据有形式上的意义，另外，既使从当事人行为意思表示真实与否考量，也难以否认其效力。双方认可协议是代签，那么上诉人对于这种代签行为是否知情，或是应当知情，如果说股权转让协议是内部处分行为，那么工商登记变更则是外部公示行为，长达十余年的时间，作为从商人员完全有能力和条件对公司发生的事件作出利与弊的取舍，其称不知情，与理不通，可推定其当时或之后知道此事并没有表示反对。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案件处理适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顾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满丽娟审判员李坤审判员马媛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五日书记员冯海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