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海中法民二终字第1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旭彬。
委托代理人：裴道武，海南至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符式丽。
委托代理人：马瑞芬，北京大成（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登高。
委托代理人：赵正芳，海南嘉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鑫灏房地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汉武，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吴菲，海南东方国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曹旭彬因与被上诉人符式丽、曾登高、海南鑫灏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灏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2013）美民二初字第1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8月12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曹旭彬委托代理人裴道武、被上诉人符式丽委托代理人马瑞芬、被上诉人曾登高及其委托代理人赵正芳、被上诉人鑫灏公司委托代理人吴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查明：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的鑫灏公司的股东为：李汉武，占股权68%；曾登高，占股权32%。2007年9月6日，曾登高与符式丽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将其持有的32%股权转让给符式丽，转让价为308万元。2007年9月8日，符式丽向曾登高支付了全部转让款，但双方未办理股权转移变更登记事项，将股权经工商登记变更为符式丽。2010年，曾登高以符式丽、鑫灏公司作为被告，向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曾登高与符式丽的股权转让合同有效，并要求符式丽、鑫灏公司办理32%股权过户给符式丽。2010年3月，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0）琼山民二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确认曾登高与符式丽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符式丽、鑫灏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与曾登高办理32%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手续。但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符式丽与鑫灏公司至今未与曾登高办理上述股权的工商登记手续；符式丽亦未向作出裁判的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过户，也未实际参与对鑫灏公司的管理；鑫灏公司也未将符式丽作为股东登记于股东名册。
2013年8月1日，曹旭彬与符式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符式丽将与曾登高转让取得、经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尚未办理股权工商登记的鑫灏公司32%的股权，以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曹旭彬；曹旭彬于2013年8月10日前向符式丽支付股权转让款50万元；符式丽协助、协调办理股权工商登记手续给曹旭彬。协议签订后，曹旭彬于2013年8月7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符式丽支付了转让款50万元。而后，符式丽并未能协助、协调办理股权工商登记给曹旭彬。2013年10月14日，曹旭彬向该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曹旭彬与符式丽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有效，并判令符式丽、曾登高、鑫灏公司于十日内配合将曾高登持有的鑫灏公司的32%股权变更登记至曹旭彬名下；2、诉讼费由被告符式丽、曾登高、鑫灏公司承担。
原审判决认为：符式丽与曾登高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由曾登高将其持有的鑫灏公司32%的股权转让给符式丽，该股权转让行为经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生效的（2010）琼山民二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确认为合法有效，并判决限定符式丽与鑫灏公司须在一定的期限内配合将曾登高持有的股权办理工商登记过户给符式丽，但符式丽和鑫灏公司至今未履行工商登记义务，鑫灏公司也未将符式丽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有限责任公司应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定，股东资格的取得，是以登记于公司股东名册或是登记机关为前置程序，而不是以合同或协议直接取得。因此，上述生效判决虽然确认符式丽与曾登高之间的股权转让的事实和合法性，但是股权转让合同的标的物所有权并未转移，并未能直接导致符式丽自然取得鑫灏公司的股东资格，符式丽应依照法定程序进行股东登记申报，经公司登记于股东名册或登记机关批准确认之后，才能具有股东资格。可见，曾登高与符式丽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虽然合法有效，但未履行完毕，即双方还在股权转让过程中，股权转让的效力还未及于鑫灏公司。因此，符式丽至今未经登记取得鑫灏公司的股东资格的情形下，以股东的身份与曹旭彬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将鑫灏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曹旭彬的行为，以及鑫灏公司同意符式丽将股权转让给曹旭彬的行为，均属于无权处分的行为，曹旭彬与符式丽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属于效力待定合同。故曹旭彬以其与符式丽签订的效力待定《股权转让协议》主张其享有鑫灏公司的股权，并要求办理股权过户至其名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有悖于国家税收政策，损害国家利益，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曹旭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曹旭彬负担。
上诉人曹旭彬上诉称：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原判决认定符式丽未实际参与对鑫灏公司的管理与事实严重不符。事实是，符式丽于2007年9月6日与曾登高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后，一直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多年以来由于鑫灏公司资金困难，符式丽多次为鑫灏公司垫付诉讼费用、律师代理费用、办公费用等日常开支。此外，2011年7月8日，鑫灏公司与天灏公司签订《偿债协议书》，依据该《偿债协议书》的约定，符式丽已经代鑫灏公司偿还了所欠款项1034万元，该款项全部都是符式丽筹措资金偿还，曾登高主张系其出资偿还不符合事实。
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
1、原判决认定符式丽的股东资格取得是以登记于公司股东名册或是登记机关为前置程序严重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是错误地理解和执行法律。1、原判决在理解股东资格的取得来源或依据方面，存在严重错误，具体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取得途径主要有：（1）投资人参与公司设立，认购公司出资；（2）投资人在公司成立后认购公司新增资本；（3）因转让、继承、公司合并等方式而取得公司股东资格。概括言之，股东资格的取得方式，包括原始取得［如前第（1）、（2）种情形］和继受取得［如前述（3）种情形］。在原始取得的情况下，只要出资人认缴了对公司的出资额，即可以取得股东资格；在股权转让的情况下，只要受让人与转让人之间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协议，只要股权转让行为是有效的，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即发生股权转让的法律效果。因此，在通过股权转让继受取得股东资格的情况下，股东资格的取得，是基于双方股权转让民事法律行为。在此前提下，才会发生诸如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工商登记等法律文件的变更这些法律后果。因此诸如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工商变更登记等法律文件的变更，都是来源和取决于股权转让民事法律行为，因此股权转让协议的生效、股东资格取得、股权权属的转移都与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工商登记等法律文件的变更无关。所以，原审法院认定股东资格的取得，是以登记于公司股东名册或是登记机关为前置程序，完全是颠倒因果、本末倒置，将本应属于股东资格取得的“果”或“末”（即登记于公司股东名册或是登记机关登记）作为“因”或“本”（应是通过继受取得的股权转让民事法律行为），严重错误。2、原判决完全是错误地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内容。首先，主张股东资格的证据，包括源泉证据、效力证据和对抗证据。该法条指的是主张股东权利的证据，而并非是股东资格的取得来源于股东名册。其次，原判决将该法条第三款理解为股东资格取得来源于公司登记更是错得离谱。恰恰相反的是，该法条明确了股东资格的取得并非来源于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仅仅是发生不得对抗第三人之效果而已。综上，原判决根据上述法条认为股东资格取得的来源是基于股东名册或登记机关登记，严重错误。符式丽与曾登高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已经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确认有效，符式丽已合法取得鑫灏公司的股权，并且符式丽已经向曾登高付清了全部股权转让款，鑫灏公司也一直承认符式丽的股东地位，符式丽在股权转让后也一直参与鑫灏公司的经营管理，故原判决认定符式丽未取得鑫灏公司的相应股权、不是鑫灏公司的股东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2、原审判决错误认定符式丽未取得股东资格的基础上，从而错误地认定符式丽转让涉案股权给曹旭彬属于无权处分，系效力待定合同，可谓错上加错。如前所述，符式丽已经合法取得鑫灏公司的股权，属于鑫灏公司的股东，虽然尚未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但也仅仅是不得对抗第三人，在符式丽与曾登高之间股权转让已经生效，即便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也并不影响符式丽作为鑫灏公司的股东身份。据此，符式丽在合法取得涉案股权的情况下，有权依照其意思表示将涉案股权转让给曹旭彬，根本不属于无权处分之情形。在符式丽属于鑫灏公司股东，有权处分涉案股权情形下，曹旭彬与符式丽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曹旭彬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书》获得鑫灏公司的股权。据此，依据这一合法有效的源泉证据要求涉案股权所在的鑫灏公司、原股东办理股权登记手续，完全符合法律规定。至于本案股权转让国家如何征税，也完全是当事人按照国家税收规定缴纳而已，并不影响曹旭彬与符式丽之间的转让合同效力以及曹旭彬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取得涉案股权的事实。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所认定事实，严重违反客观实际，也错误地理解和执行现行公司法之规定。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1、撤销原审民事判决，改判确认曹旭彬与符式丽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有效，并判令符式丽、曾登高、鑫灏公司配合将曾登高持有的鑫灏公司的32%股权变更登记至曹旭彬名下；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符式丽、曾登高、鑫灏公司承担。
曹旭彬为证明其主张的上诉理由成立，在二审中提交如下证据：1、《承诺书》；2、股东会决议；3、《声明》二份；4、公证书；5、陈暹存、杨锐滨、李汉武的证明；6、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查询；7、银行卡取款凭条；8、结算业务申请书；9、证人陈暹存出庭作证。
被上诉人符式丽答辩称：符式丽虽然不是鑫灏公司的股东，但是其参与鑫灏公司的管理，并为公司垫付了巨额的费用。符式丽受让曾登高的股权是合法的，其也向曾登高实际支付了股权转让对价款，从法律角度来看，符式丽再将股权转让给曹旭彬也是合法的，符式丽没有将股权变更至自己名下是由于鑫灏公司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公章一直在曾登高处，曾登高不愿意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符式丽是非常愿意配合股权变更登记的。
被上诉人曾登高答辩称：
一、符式丽从未取得或持有鑫灏公司的股权。符式丽与曹旭彬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系无权处分，依法无效。
1、有限责任公司非股东通过股权转让取得，股东资格取决于公司股份所有权的转移，而股份所有权的转移须要具备两个必要条件：（1）股权转让协议生效；（2）股权交付。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只是股权受让人取得股权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曾登高工商登记持有的鑫灏公司32%的股权从未交付给符式丽，符式丽从未取得鑫灏公司的股东资格，理由如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以及第三款“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之规定，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并应当提交新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在有限责任公司，受让人即使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且合同已经生效，在公司为其履行股东名册登记变更程序之前，尚不能认定其已取得了股东资格。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是指对合同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的问题，而股权转让的生效是指股权何时发生转移，即受让方何时取得股东身份的问题。因此，只有在公司股东名册变更并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之后，新老股东的交替才在法律上真正完成，并具有了社会公示性。鑫灏公司因股东人数较少，从未设立股东名册。因此，工商变更登记是曾登高与符式丽股权交付的唯一形式。故曾登高从未将鑫灏公司股权交付给符式丽，符式丽从未取得鑫灏公司股东资格，无权转让鑫灏公司股权。股权取得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并不必然都产生取得股权的法律后果，曹旭彬将股权取得的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混同，完全是因果关系倒置，是对我国公司法及相应法律法规的错误理解。曹旭彬声称“在股权转让的情况下，只要受让人与转让人之间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协议，只要股权转让行为是有效的，在当事人之间即发生股权转让的法律效果”，这于法无据，也不合逻辑。依照曹旭彬的观点，曾登高如果分别与10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收取10份转让款，这10个受让人就都取得了股权？
2、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2010）琼山民二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曾登高与符式丽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并限令：鑫灏公司、符式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与曾登高共同前往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曾登高所持有的鑫灏公司32%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该判决包含三层意思：①曾登高与符式丽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因而合同项下的债权债务关系受法律保护，说明符式丽具备了取得股权的必要条件；②鑫灏公司32%股权股权仍是曾登高所持有，说明股权尚未交付；③符式丽可以依据本判决通过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完成股权交付，取得股权。由于符式丽拒不履行法院的生效判决，曾登高持有的鑫灏公司32%的股权至今没有变更，符式丽没有得到取得股权的结果。由此可见，符式丽放弃了取得股权的权利，并未取得或持有鑫灏公司的股权，曾登高与符式丽之间只存在单纯的债权债务关系。其与曹旭彬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依法无效。
3、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2010）琼山民二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已达四年，早已超过了申请执行期限，是一份失去了强制执行力的生效判决。符式丽若要取得股权，必须征得曾登高同意并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符式丽未经曾登高同意，在尚未取得股权的情况下，与曹旭彬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无效的。
4、《公司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依照本法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鑫灏公司从未给符式丽签发过出资证明书和股东证明、公司章程也从未记载过符式丽为公司股东，曾登高的出资证明书从未被注销，公司章程也一直记载曾登高为公司股东，从未发生过变更。符式丽从未行使过股东权利，也从未履行过股东的义务，符式丽从未取得或持有过鑫灏公司的股权，也从未参与过公司的管理。其与曹旭彬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无效的。
二、曾登高与曹旭彬之间没有合同关系，曹旭彬的诉讼请求违反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曾登高与曹旭彬没有任何合同关系，符式丽与曹旭彬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也未经曾登高同意。曹旭彬在明知符式丽尚未取得股权的情况下与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由此产生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与曾登高无关。因此，即使符式丽与曹旭彬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有效，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曹旭彬应要求符式丽为其办理股权变更手续。曹旭彬径行要求曾登高为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该诉求是毫无依据的，依法应予驳回。
三、曾登高多次要求符式丽依据双方的《股权转让合同》办理股权过户手续，符式丽不讲诚信，一直拒绝接受股权。在曾登高投巨资清偿公司巨额债务，公司所有者权益大幅增加，公司资产状况发生巨大改善之后，符式丽向曾登高主张股权，其动机是为了恶意侵占。如果现在继续履行曾登高与符式丽的《股权转让合同》将给曾登高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对曾登高不公平。也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1、2007年9月17日，曾登高以公证送达的方式通知符式丽办理股权过户，符式丽拒绝配合；2、2009年曾登高作为原告将符式丽和鑫灏公司告上法庭，请求确认曾登高与符式丽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判令限期符式丽、鑫灏公司与曾登高共同前往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2010）琼山民二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曾登高的诉讼请求。但符式丽拒不履行法院的生效判决；3、在符式丽拒不接受股权的情况下，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曾登高在管理公司期间投入巨资清偿公司债务，千方百计盘活公司资产，使公司的资产状况得到了巨大的改善，所有者权益大幅增加。此时，符式丽非法转让股权并向曾登高主张，其动机是恶意侵占。如果现在继续履行曾登高与符式丽的《股权转让合同》将给曾登高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对曾登高不公平。也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①曾登高于2011年7月9日投入1034万元清偿了公司所欠天灏公司的1034万元债务本金及利息合计高达1566万元；②曾登高通过多方努力，于2012年办理了6年来一直无法办理的金利大厦待建项目的土地证，取得土地使用权3126.69平米，使项目被盘活成为可能。曾登高为此支付税金24万元；③2013年2月1日投入200万元赎回李汉武私自低价转让的公司3.2万平方米的待建项目及相应的土地3126.69平米。
四、曹旭彬上诉称：符式丽自2007年9月6日后一直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多年来由于鑫灏公司资金困难，符式丽多次为鑫灏公司垫付诉讼费用、律师代理费用、办公费用等日常开支。此外，2011年7月8日，鑫灏公司与天灏公司签订《偿债协议书》，依据该《偿债协议书》的约定，符式丽已经代鑫灏公司偿还了所欠款项1034万元，该款项全部都是符式丽筹措资金偿还。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逻辑上的合理性。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1、请问符式丽于何时、何地、参与公司何项经营管理？请问符式丽具体为公司垫付了那笔诉讼费用？哪个律师的哪个案子的代理费用？哪些办公费用？各有何证据？请问公司的办公地址在哪里？公司的员工有几人？他们都是谁？各担任什么职务？公司从事的经营活动有哪些？公司的资金来自哪里？为什么会有资金困难？既然符式丽参与了公司管理，又垫付了巨额费用，那么曾登高在一审答辩状中指出“符式丽从未行使过股东权利，也从未履行过股东的义务，符式丽从未取得或持有过鑫灏公司的股权，也从未参与过公司的管理”时，曹旭彬、符式丽以及鑫灏公司为什么不作任何抗辩？2、曹旭彬这次提供的与此相关的所谓证据分别是陈暹存2014年3月18日的《证明》、杨锐滨2014年3月19日的《证明》和李汉武2014年3月25日的《证明》。这三份证词都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第一、陈暹存的证词说，符式丽向其借款1000万元，并经符式丽指定转入曾登高名下，请问符式丽向陈暹存借款1000万元，有借款合同和收据吗？指定转入曾登高名下有符式丽的指定转款委托书吗？为什么要转入曾登高名下？既然李汉武和符式丽都是公司股东，为什么不直接付给天灏公司？1000万元巨款转入曾登高名下作何用途？如此巨款难道符式丽与曾登高没有任何协议吗？杨锐滨的证词说，符式丽将34万元现金通过其转交给曾登高，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和理由。既然符式丽为公司支付了1034万元清偿债务，这么重要的证据为什么一审不提供呢？更可笑的是，在一审曾登高向法庭提供自己代公司偿债1034万元的证据时，曹旭彬、符式丽和李汉武个人委托的所谓鑫灏公司的代理人都对这笔付款表示怀疑，质疑付款的真实性。而今这笔付款却成了符式丽筹措资金偿还债务。真不知道那句话是真的。第二、李汉武的证词说，符式丽自2007年9月6日后一直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多年来由于鑫灏公司资金困难，符式丽多次为鑫灏公司垫付诉讼费用、律师代理费用、办公费用等日常开支。2011年7月8日，经与符式丽协商，鑫灏公司与天灏公司签订《偿债协议书》，依据该《偿债协议书》的约定，符式丽已经代公司偿还了所欠款项。曾登高的第四组证据充分证明自2010年至今，鑫灏公司由曾登高一人全权管理，公司的公章、法人代表印章和公司的全部证照均由曾登高管理和使用，李汉武本人也没有参与过公司的管理，他凭什么就能证明符式丽“一直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公章和执照都在曾登高手里，请问李汉武2011年7月8日是怎样“经与符式丽协商，鑫灏公司与天灏公司签订《偿债协议书》”的？又是怎样“依据该《偿债协议书》的约定，符式丽已经代公司偿还了所欠款项”的？《偿债协议书》的那一条约定了符式丽代公司偿还所欠款项？曾登高在2013年6月25日的给李汉武的通知中，明确告知李汉武“公司欠天灏公司的1034万元债务我已清偿”，为什么一审时不指出是符式丽偿还的？既然《偿债协议书》是你们协商签订的，债务也是符式丽偿还的，曾登高再请问符式丽和李汉武，鑫灏公司所欠天灏公司的债务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早不还，晚不还，偏偏要在2011年7月9日偿还？7月9日这天有什么特别吗？上述诸多疑问，请问曹旭彬、符式丽和李汉武个人委托的鑫灏公司的代理人，你们谁来向法庭解答？如果解答不了，只能证明曹旭彬在撒谎，上述三份《证明》都是伪证。
五、本案是案外人李汉武精心策划的一场虚假诉讼，李汉武与曹旭彬、符式丽恶意串通、虚构事实、提供伪证，其目的是恶意侵占曾登高的股权，从而逃避其涉嫌职务侵占的罪责。曹旭彬与符式丽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因恶意串通亦依法无效。1、鑫灏公司的概况。鑫灏公司是专为收购一项工程款债权，由曾登高（持股32%）与海南灏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灏峰公司，持股30%，）和蔡跃峰（持股38%）共同出资，于2004年8月6日注册成立的一家项目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当时由曾登高担任，公司业务就是申请法院执行，实现债权，公司员工只有曾登高一人，还是兼职。2007年9月，李汉武收购了灏峰公司和蔡跃峰的股权，并成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的公章和所有证照一并交由李汉武保管，曾登高任总经理，公司业务曾登高在跑。公司从成立至今从未有过办公地址，自然也不需要任何人垫付所谓的“办公费用等日常开支”。2007年9月以后，公司的员工也只有李汉武和曾登高两人，李汉武管公章和执照，曾登高管事，且都不在公司领取工资。公司的全部工作还是申请法院执行，实现债权，平时开销并不大，不存在“多年来鑫灏公司资金困难”一说。当然，由于鑫灏公司平时并不正常运作，账上也没有多余资金，公司需要资金时，数额较大的，一般是按股权比例向股东筹措，数额较小的一般由经办人先行垫付。2010年李汉武因涉案需要躲避司法机关的追查，为了不影响公司业务的开展，公司由曾登高一人全权打理，公司的所有公章和证照以及李汉武的印章全部交由曾登高保管和使用，公司的大小费用均由曾登高垫付。从此，曾登高与李汉从未见过面，也从未取得联系，更没有将公司的公章和证照移交给李汉武。自然李汉武也不存在公章遗失的可能？2、鑫灏公司1034万元债务的形成过程和2011年7月9日偿还债务的原因。鑫灏公司的1034万元债务是因鑫灏公司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六冶海南公司（以下称六冶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六冶公司起诉鑫灏公司，由海口中院（2006）海中法民二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六冶公司后来将该项债权转让给了天灏公司，由于六冶公司与天灏公司的债权转让合同存在瑕疵，导致后续付款条件不能成就，天灏公司在支付了20万元后就不再向六冶公司付款，导致六冶公司要求撤销其与天灏公司的债权转让合同。海口中院（2010）海中法民二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六冶公司的诉讼请求。天灏公司不服，上诉至省高院，上诉期间，天灏公司向鑫灏公司提出放弃600多万元利息，偿付本金的偿债方案。曾登高考虑比较合算，就抢在高院开庭前与天灏公司签订《偿债协议书》，并于7月9日组织资金偿还了这笔债务，同时将偿债协议、付款凭证作为新证据在2011年7月11日开庭时提交法庭，试图阻止法院撤销天灏公司与六冶公司的债权转让合同。这就是曾登高为什么会在2011年7月9日自行垫付1034万元为公司清偿债务的原因和全过程。3、李汉武涉嫌职务侵占犯罪。曾登高在管理公司期间，发现李汉武涉嫌职务侵占，在无法联系到李汉武的情况下，便于2013年6月25日通过公证向李汉武身份证上的住址寄送《通知书》，指出其涉嫌职务侵占900万元的事实，并限期与曾登高联系，对涉嫌职务侵占作出解释。同时向其通报了公司的相关情况（包括偿还1034万元债务、赎回项目、债权转移等事项）。李汉武收到通知书后未与曾登高联系，更没有就职务侵占作出任何解释，而是在得知公司所欠天灏公司的1600余万元（1034万元本金及利息）债务已被曾登高清偿、公司所有者权益大幅增加后，与符式丽恶意串通，企图侵占曾登高的股权。因此就有了2013年8月1日符式丽与曹旭彬的所谓《股权转让协议书》和2013年8月2日李汉武虚构事实的公章《遗失声明》，也就有了本案的诉讼以及李汉武以个人签名代替公司行为的将曾登高用200万元赎回的金利大厦D座项目再次私自转让，并将转让款私吞的事实。也许是一审的结果未能如李汉武所愿，就又有了上述三份所谓的《证明》。由此可见，本案是案外人李汉武精心策划的一场虚假诉讼，李汉武与曹旭彬、符式丽恶意串通、虚构事实、提供伪证，其目的是恶意侵占曾登高的股权，从而逃避其涉嫌职务侵占的罪责。
综上所述，符式丽从未取得或持有过鑫灏公司的股权，其与曹旭彬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系无权处分；李汉武、符式丽与曹旭彬恶意串通，企图侵害曾登高的合法权益，符式丽与曹旭彬的《股权转让协议》亦依法无效。曹旭彬主张鑫灏公司的股权，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人民法院驳回曹旭彬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
曾登高为证明其提出的答辩理由成立，在二审中提交如下证据：1、《和解协议书》及付款凭证、收款收据；2、土地证及完税凭证；3、公证书及签收凭证；4、海南明志会计师事务所《关于鑫灏公司资金往来问题的说明》；5、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2013）琼山民一初字第638号《民事判决书》；6、2009年2月12日海口市规划局《金利大厦停缓建工程协调会纪要》及签到单、2011年1月24日海口市规划局《金利大厦停缓建工程复工续建协调会纪要》、签到单；7、海南信达律师事务所《情况说明》、（2008）海中法执字第275号执行案鑫灏公司的委托书和送达回执、王鸿雁《证明》；8、海南港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证明》，证明鑫灏公司从未在注册地海景湾大厦办公过；9、李汉武、符式丽身份证复印件。
被上诉人鑫灏公司答辩称：
一、曾登高与符式丽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符式丽已经合法拥有鑫灏公司名下32%的股权。首先，根据《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合同是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签订者意思自治的体现，只要在签订合同时，不存在当事人意思不真实的情形，也不违反法律禁止转让的规定，该合同就具有法律效力，对转让人与受让人具有约束力。一般而言，符合以下四点的股权转让协议即为有效：（1）股东转让的股权真实完整，不存在瑕疵；（2）转让人与受让人就转让事宜意思表示真实；（3）向股东以外的其他人转让出资，经过半数以上的股东同意；（4）不侵害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就本案而言，曾登高与符式丽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事先经公司另一股东李汉武出具书面《承诺书》，该《承诺书》明确同意曾登高将其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符式丽并放弃优先购买权。曾登高与符式丽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真实完整，完全符合上述四点要求，故该份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对签订方产生合同法上的拘束力。其次，曾登高因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办理事宜诉至琼山区人民法院，要求鑫灏公司协助办理将其持有的32%的股权转让至符式丽名下事宜，琼山区人民法院已于2010年作出生效判决确认：曾登高已于2007年将其所持有的鑫灏公司32%的股份转让给了符式丽，鑫灏公司需协助曾登高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事宜。
二、符式丽与曹旭彬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曹旭彬已经合法拥有鑫灏公司名下32%的股权。首先，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股权转让合同须经登记程序才能生效，故股权过户登记只是股权转让合同履行的一个内容，而非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要件，即符式丽虽然尚未在工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但符式丽对鑫灏公司拥有32%的股权已经经琼山区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确认，因此，符式丽将自己名下的股权转让给曹旭彬，该行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且经鑫灏公司的另一股东李汉武出具书面《承诺书》，该《承诺书》明确同意符式丽将其持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曹旭彬并放弃优先购买权。即符式丽与曹旭彬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股权转让生效要件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其次，曹旭彬已经于2013年8月7日支付完毕全部的股权转让费，根据该《股权协议书》的约定，符式丽应当于曹旭彬付清款项之日起三日内办理股权转让过户并承担逾期办理的违约责任。再者，符式丽在受让曾登高转让的股权后，一直参与公司经营管理，鑫灏公司对符式丽的股东身份予以确认，多年来由于公司资金困难，符式丽多次为公司垫付诉讼费用、律师代理费、办公费用等日常开支，且在2011年7月8日代鑫灏公司偿还了1034万元给天灏公司。
综上所述，曾登高与符式丽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符式丽已经合法拥有鑫灏公司名下32%的股权；而符式丽将其合法拥有的鑫灏公司名下32%的股权转让给曹旭彬的行为符合合同法以及公司法相关法律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0年，曾登高向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曾登高与符式丽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有效，并要求符式丽、鑫灏公司办理32%股权过户给符式丽。符式丽答辩称，曾登高所述基本符合事实，其已支付308万元股权转让款，其多次要求鑫灏公司协助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但鑫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汉武因其他原因经常下落不明，无法办理手续。同年4月，曾登高以2007年9月5日鑫灏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法定代表人由其变更为李汉武，同月6日其将持有的鑫灏公司32%的股权转让给了符式丽，从此其与鑫灏公司无任何关系，但鑫灏公司至今拒不办理税务登记变更的行为不仅违反《税务登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也给其的工作和生活造成诸多不便，并给其带来潜在的法律风险为由，向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鑫灏公司限期办理其税务登记及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事项等。该院经审理作出（2010）龙民一初字第296号民事裁定：驳回曾登高的起诉。鑫灏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的股东仍为李汉武、曾登高，鑫灏公司未曾建造股东名册。鑫灏公司的公章多年来一直由曾登高掌管。
2011年7月8日，海口天灏公司与鑫灏公司签订《偿债协议书》，约定，海口天灏公司享有鑫灏公司的1034万元债权及利息等权益，等等。同日，符式丽指定案外人陈暹存将1000万元转入曾登高在中国农业银行21－22400XXXXX帐户。符式丽称该款是用于偿还鑫灏公司的上述债务。同月9日，曾登高从其上述帐户转给海口天灏公司1034万元。同月10日，海口天灏公司出具《收款收据》，承认收到鑫灏公司偿还欠款1034万元。曾登高否认符式丽偿还鑫灏公司债务。无证据证明曾登高与案外人陈暹存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或者其他经济往来。
2013年7月31日，鑫灏公司股东李汉武出具一份《承诺书》承诺：其同意鑫灏公司股东符式丽转让其32%股权给曹旭彬，其放弃优先购买权。
2014年3月20日，李汉武、符式丽经公正以《国内标准快递》的方式向曾登高送达一份《函》件，要求曾登高配合公司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登。
原审庭审中曾登高称：从2010年至今其以鑫灏公司总经理的身份对公司的诉讼及公司的房地产运作、债权的执行，包括办理土地相关手续进行管理。对此，鑫灏公司不予认可。二审中曾登高称至今鑫灏公司大概有5400万元的债权正在执行中。
上述事实，有《偿债协议书》、《收款收据》、借记卡帐户历史明细查询、银行卡取款凭条、转帐凭证、陈暹存的证明、中国农业银行客户回执、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2010）琼山民二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海口高龙华区人民法院（2010）龙民一初字第296号民事裁定书、《承诺书》、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曹旭彬与符式丽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曾登高持有的鑫灏公司的32%股权应否变更登记至曹旭彬名下？
（一）、关于曹旭彬与符式丽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
本院认为，曹旭彬与符式丽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理由如下：1、本案中，尽管工商部门登记鑫灏公司的股东为李汉武、曾登高，但曾登高将其持有的鑫灏公司的32%股权转让给符式丽，曾登高与符式丽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有效的事实，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2010）琼山民二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且曾登高将其持有的鑫灏公司的32%股权转让给符式丽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式丽亦付清了股权转让款，符式丽通过转让的方式取得了鑫灏公司32%的股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鑫灏公司负有修改公司章程、修改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向工商部门申请股东变更登记、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的义务。由于鑫灏公司未履行以上向工商部门申请股东变更登记等义务，故曾登高与符式丽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不能对抗第三人。《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及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2010）琼山民二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符式丽没有及时主张其对鑫灏公司的股权，对鑫灏公司没有向工商部门申请股东变更登记手续也有一定的责任。但鑫灏公司未履行上述义务和符式丽不及时主张权利，不能因此剥夺符式丽的股东权利，符式丽在鑫灏公司内部仍可获得公司32%的股权份额。曾登高在本案中提出其股权没有转移给符式丽，其仍是鑫灏公司股东的抗辩意见与其在2010年提起诉讼时称股权转让后从此其与鑫灏公司无任何关系，自相矛盾，也无法律依据。2、我国法律采取的股权转让不是类似于物权法关于不动产登记那样的登记制度，工商部门对公司股东的登记本身并无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其本质上属于证权性登记，具有对抗第三人宣示股东资格的证明功能，工商登记不具有确认股东资格的决定性的法律效力。原审判决认定，股东资格的取得，是以登记于公司股东名册或是登记机关为前置程序，无法律依据。此外，曾登高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反驳符式丽关于其指定案外人陈暹存将1000万元转入曾登高帐户用于偿还鑫灏公司债务，曾登高称其代鑫灏公司偿还欠款1034万元给海口天灏公司，证据不足。而且法律未规定代公司偿还债务、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就必然取得股东资格，反之就不能成为股东或者丧失股东资格。3、符式丽经受让取得了鑫灏公司32%的股权，对登记在曾登高名下的鑫灏公司32%的股权享有处分权。现符式丽将该股权转让给曹旭彬，系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也是曹旭彬与符式丽的真实意思表示，该股权转让行为既经鑫灏公司另一股东李汉武的同意和鑫灏公司的认可，也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有效。
综上，曹旭彬请求确认其与符式丽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有事实依据，应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符式丽将股权转让给曹旭彬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的行为，曹旭彬与符式丽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属于效力待定合同不当，应予以纠正。
（二）、关于曾登高持有的鑫灏公司32%的股权应否变更登记至曹旭彬名下的问题。
本院认为，曹旭彬与符式丽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曹旭彬依约向符式丽履行了支付股权转让款义务，符式丽也应将该股权登记到曹旭彬名下，但该股权至今仍未变更登记到曹旭彬名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曹旭彬请求符式丽、曾登高、鑫灏公司配合将登记在曾登高名下的鑫灏公司32%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曾登高虽不是《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相对人，但曾登高全额收取了符式丽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曾登高只是鑫灏公司挂名股东，符式丽将其从曾登高处受让的股权转让给曹旭彬，无须取得曾登高的同意或认可，且工商部门登记鑫灏公司的股东仍是李汉武、曾登高，故曹旭彬请求曾登高配合将鑫灏公司32%股权变更登记至曹旭彬名下，理由成立，应予以支持。
至于曾登高称其代鑫灏公司支付税金24万元、投入200万元赎回李汉武私自低价转让的公司3.2万平方米的待建项目及相应的土地3126.69平米的问题，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审理，曾登高可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处理不当，应予以纠正。曹旭彬提出的上诉请求理由成立，应予以支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2013）美民二初字第137号民事判决；
确认曹旭彬与符式丽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
符式丽、曾登高、海南鑫灏房地产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十日内配合将曾登高持有的海南鑫灏房地产有限公司的32%股权变更登记至曹旭彬名下。
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17600元，由符式丽、曾登高各负担3800元，海南鑫灏房地产有限公司负担10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燕
审 判 员 符敏秀
代理审判员 赵 曼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周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