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72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海英，女，1979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文新，广东格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璐，广东格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晓芝，女，1980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揭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华亮，广东广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海英因与被上诉人何晓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183民初69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海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何晓芝立即向何海英偿还借款10万元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从2016年10月21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何晓芝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明确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显然，“借款交付”与“提供借款”在外延上并非完全一致。“提供借款”所对应的情形更多，一审法院对此理解有误。二、何晓芝在记载有借款的支出明细表上签字确认，说明双方当事人均明确同意此种借款提供方式，此种借款提供方式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一审法院否认其效力于法无据，且违背合同法规定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三、本案借款事实发生在前，合伙经营发生在后，一审法院以合伙经营的款项不能由何晓芝随意控制为由否认本案借款事实，明显是将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混为一谈。何晓芝在出具借据时，已同意款项直接投入广州市育拓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增城分公司（下称育拓分公司）运营，而在款项投入育拓分公司后，该款项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转化为何晓芝在合伙协议中的出资，故不能由何晓芝随意处置，而是需要根据合伙协议及法律规定来运作。四、何晓芝在一审中称在出具《借据》时5人协商共同出资，由何晓芝向何海英借款出资，后来觉得比较麻烦，就没有履行，转由何海英垫付运营成本，明显违反常理。第一、若如何晓芝所言，其理应收回借据，也不可能在长达三个多月后仍然同意在写有借款事实的支出明细表上签字确认。第二、《广州市育拓进出口新塘分公司股东运营协议》第二条约定分公司现有的和将来的所有资产及利润均分，不可能约定由何海英来垫付全部运营成本。
何晓芝辩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何海英的上诉，维持原判。
何海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何晓芝立即向何海英返还借款100000元并向何海英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从2016年10月21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何晓芝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20日，何晓芝出具《借据》交何海英收执，该《借据》记载：借款人何晓芝今借到何海英人民币100000元整；借款期限自2016年7月20日起至2016年10月20日止；借款人指定的收款专用账户为户名何晓芝，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账号62×××49；借款期限届满之日，借款人须将上述借款全额退还给出借人；借款人何晓芝。另，该《借据》上手写备注“3个月内还不来款就按月息3分8厘借用6个月”；又注“已按50万现金各人10万投入育拓分公司之运营”。因何晓芝未按《借据》退还100000元给何海英，何海英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庭审中，何晓芝述称其出具《借据》时没有“备注”、“注”的内容，是何海英事后自行填写的。何海英确认《借据》中“备注”、“注”的内容是由其填写，但表示是出具《借据》时当场书写的，记不清是在何晓芝签名前还是签名后书写。何海英提供《广州市育拓进出口新塘分公司股东运营协议》、支出明细表及《广州育拓新塘分公司开发客户名单》复印件证明何海英与何晓芝等5人合作成立公司，何海英所借给何晓芝的款项已按要求投入公司。该《广州市育拓进出口新塘分公司股东运营协议》记载：一、5个股东各设一个部门，自负盈亏对接育拓广州总公司；二、育拓新塘分公司5位股东免费留出靠前台一排做办公及5股东免费义务维护现有客户和所有收入资金；而分公司现有的和将来的无形资产及有形资产利润全部5股东全部均分；每月5股东要做一次公司工作汇总及财务报告和有效的可行性再开发项目讨论；财务由何晓芝和育拓总公司对账；三、已开发客户另附页列表，新塘镇5股东不能再和他人再开出一家育拓分公司一经发现要赔偿其他股东各80000元损失；四、场地、水电管理和育拓新塘分公司的工商费用全部分5份平摊费用5部门都充一交到卢嘉辉后转支付各部门，另育拓分公司盈利也到卢嘉辉账户后转支付各部门；户名卢嘉辉，农业银行6228450088111502374广州市增城永新支行；五、育拓分公司5位股东拥有长100%股权，营业执照负责人不用变更，公章财务章都有3人同时到齐才用，用完即锁回密码箱；六、场地使用区域权，原来各股东办公室不变，另大厅办公区域由陈柱锋、何晓芝、薛仲聘、卢嘉辉使用，陈柱锋使用原财务室（即薛总隔壁），何晓芝使用陈柱锋隔壁办公室，卢嘉辉用会议室（指定5位股东免费使用），何海英用板房和板房里面的小房；前台、卡座、电梯口五股东共用；此协议经盖章签字按手印后，即日生效；时间2016.7.20。卢嘉辉、何海英、薛仲聘、何晓芝、陈柱锋均在“五位股东（签署）”处签名摁手印。对此，何晓芝确认《广州市育拓进出口新塘分公司股东运营协议》、育拓分公司开发客户名单的真实性，对其关联性不认可，认为从协议的内容不能反映何海英、何晓芝及案外人合伙需每人出资100000元；对支出明细表的真实性不认可。何晓芝提供其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证明在其出具《借据》的时间段，没有收到何海英转账的款项。对此，何海英确认其真实性，但对关联性不认可，述称其主张的100000元是汇到公司的账户，没有汇至何晓芝的个人银行账户。何晓芝提供支出明细表打印件证明何海英提供的部分支出明细表少了11月份及10月份3天的记录。对此，何海英未确认其真实性。何海英确认其未实际将借款100000元支付至何晓芝在《借据》中记载的银行账户，也未现金交付给何晓芝，述称只将借款通过记账的方式明确是何海英借给何晓芝的，账目是何海英提供的支出明细表，何海英没有将包括出借给何晓芝的100000元在内的600000元先支付至公司账户，通过记账交付借款的具体方法是记账确认由何海英借款100000元作为何晓芝的出资，在实际运营过程中，由何海英出钱承担公司的支出，在公司运营过程中至今均是未支付款项的。何晓芝则陈述没有实际出资，是由何海英在项目中垫付费用，再在支出明细表中进行结算，是何海英具体操作，双方的合作模式是何晓芝没有先行出资，由何海英垫付出资款，结算后再进行分摊；在出具《借据》时5人协商共同出资，由何晓芝向何海英借款出资，后来觉得比较麻烦，就没有履行，转由何海英先垫付运营成本，经结算后按照运营协议共同分摊费用，因此向何海英出具借据后是没有收到借款的。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民间借贷关系自借款交付成立。关于双方借贷关系，何晓芝主张何海英并未实际交付借款，提供了其中国民生银行的个人账户对账单证明，何海英亦确认其未实际将借款100000元支付至何晓芝在《借据》中记载的银行账户，也未现金交付给何晓芝，也未将款项100000元注入双方《广州市育拓进出口新塘分公司股东运营协议》约定经营的公司账户，而是将该借款通过记账的方式明确是何海英借给何晓芝的，因记账并非有法律效力的借款交付方式，出借人仍实际支配占有借款，借款人并不能对借款实际支配使用，与借贷关系的特征不符，故一审法院对何晓芝的抗辩予以采信，双方达成借款合意后，何海英并未以出借的方式交付款项，何海英与何晓芝的借贷关系并未成立，何海英主张何晓芝偿还借款100000元及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何海英主张其代何晓芝垫付费用问题，与本案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且涉及案外人，何海英可按《广州市育拓进出口新塘分公司股东运营协议》的约定与何晓芝及案外人卢嘉辉、薛仲聘、陈柱锋另案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何海英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05.9元，诉讼保全费1048元，由何海英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二审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育拓分公司的《2016年七月份支出明细表》载明：7月20日，收到何海英借款60万元。但未载明该款项是何晓芝所借以及何晓芝的个人借款金额。该明细表签名栏载明“五股东股权1：1确认支出”，何晓芝在签名栏处签名。《广州市育拓进出口新塘分公司股东运营协议》未约定各股东的出资金额以及借款出资情况。二审中，双方确认上述协议中没有明确约定出资金额和日期，何海英称当时口头约定每人出资10万元。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涉案《借据》为何晓芝所签均无异议，但对涉案借款有无交付发生分歧，故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何海英是否已向何晓芝提供10万元借款。
何海英上诉主张“借款交付”与“提供借款”在外延上并不一致，其已将10万元借款通过记账的方式投入育拓分公司运营，且何晓芝已在相关支出明细表上签名，故其已依约向何晓芝提供了借款。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进一步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上述规定已明确在何种情况下构成“提供借款”。据此，何海英所主张的以记账方式提供借款显然不属于上述第一至四项规定的情形，判断其是否构成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关键在于其是否属于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借款提供方式。本案中，首先，涉案《借据》载明借款人指定的收款专用账户为何晓芝名下民生银行账户，何海英并未将涉案款项汇至上述账户。虽然《借据》上手写“注：已按50万现金各人10万投入育拓分公司之运营”，但何晓芝称其出具《借据》时没有上述内容，何海英亦确认该内容是其事后自行填写，同时表示记不清是在何晓芝签名前还是签名后书写，故本院对备注内容不予确认。其次，育拓分公司的支出明细表上虽然载明：收到何海英借款60万元，但未载明该款项是何晓芝所借以及何晓芝的个人借款金额。虽然何晓芝在签名栏处签名，但签名栏载明“五股东股权1：1确认支出”，故上述签名只能表明何晓芝以股东身份确认公司的收支情况，并不能证明其以借款人身份确认收到个人借款，何海英主张何晓芝在支出明细表上签名即说明双方同意以记账方式提供借款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再次，何海英主张其向何晓芝出借的款项已投入公司运营，转化为何晓芝的出资，但仅凭育拓分公司的支出明细表显然无法证明其投入公司的款项与《借据》载明的款项存在关联。同时，《广州市育拓进出口新塘分公司股东运营协议》也未约定各股东的出资金额以及借款出资的情况，何海英称其与何晓芝口头约定何晓芝借款10万元出资并无证据支持，何晓芝对此也不认可，本院不予采信。综合上述分析，虽然何晓芝出具《借据》后未向何海英索还，但何海英提供的证据既不能证明其与何晓芝约定以记账的方式提供借款，也不能证明育拓分公司的记账内容与本案借款存在关联，故不足以认定何海英已向何晓芝提供借款。即使公司的运营成本事实上由何海英垫支，也属公司内部经营方式问题，对本案借款关系的认定并无影响。因何海英未向何晓芝提供借款，双方的借贷关系并未生效，一审判决驳回何海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何海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12元，由上诉人何海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雪梅
审判员 庄晓峰
审判员 汪 婷
二〇一八年六月四日
书记员 谢春晖
李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