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三中行初字第01336号
原告广西×国际�空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南宁市济南路124号4栋二楼。
法定代表人郭金泉，董事长。
委托代理何锦湘，男，广西×国际航空代理有限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郭宇光，河北海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海关，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号。
法定代表人高融昆，关长。
委托代理人黄涛，男，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海关缉私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刘涛，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广西×国际航空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1公司）不服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海关（以下简称北京海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于2014年10月22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1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何锦湘、郭宇光，被告北京海关的委托代理人黄涛、刘�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4月29日，被告作出京关缉查字（2014）0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处罚决定），主要内容是：2008年10月14日，原告作为收货单位，向南宁海关申报进口LED显示板一套（以下简称涉案货物），申报价格为36765美元，原告已缴纳税款为人民币42682.13元。经查，该票货物实际价格为163856.1美元，应缴税款为人民币190225.46元，当事人采取伪报价格的方式逃避海关监管，造成偷逃税款人民币147540.3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七条第（二）项、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及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决定追缴上述走私货物的等值价款人民币867884.3元，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47540.33元，并对原告处以罚款人民币150000元。原告应当自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履行上述处罚决定。当事人不服本处罚决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可自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以下简称海关总署）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本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三个月内，直接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可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下简称《海关法》）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原告逾期不履行处罚决定又不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海关可以将保证金抵缴或将其被扣留的货物、物品、运输工具依法变价抵�，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在法定举证期限内，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的复印件：
第一组：证明进口货物申报情况的证据，包括：进口报关单、税款缴款书、报关用合同、报关用发票、外贸代理协议等，证明进口报关时，×1公司是收货单位，向海关申报36768美元，缴纳增值税人民币42685.13元的事实。
第二组：证明进口货物真实价格的证据，包括：真实合同、发票、箱单、运单，证明真实货物价格为164036美元的事实；保证函，证明北京×系统集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2公司）将真实货物金额为164036美元告知了×1公司，并支付了增值税金额人民币195203元的事实。
第三组：证明×1公司与×2公司存在代理关系的证据，包括：供应商登记表、保证函等；郭金泉笔录1；郭金泉笔录2；许××笔录；×1公司情况说明；×1公司许××情况说明；×2公司朴××笔录，上述证�证明×1公司与×2公司存在代理关系的事实。
第四组：证明×1公司知道真实价格的证据，包括：保证函，证明×1公司知道真实货物金额为164036美元，并收到了×2公司支付的增值税金额人民币195203元的事实；中信银行电汇凭证，证明×1公司收到×2公司支付金额人民币195203元的事实；×1公司情况说明，证明×1公司承认收到×2公司支付金额人民币195203元和人民币50000元，并知道人民币195203元是税款的事实；计账凭证，证明×1公司收到×2公司人民币195203元的事实；郭金泉笔录1、郭金泉笔录2，证明郭金泉承认收到了保证函，并填上×1公司的银行账号、开户行等信息，盖上公司章后寄回×2公司的事实，同时还证明了郭金泉作为×1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知道真实货物金额为164036美元，并收到了×2公司支付的增值税金额人民币195203元的事实；×1公司情况说明，证明×1公司承认收到×2公司支付金额人民币195203元和人民币50000元的事实。
第五组：证明报关的低价格是×1公司确定的证据，包括：外贸代理协议，证明外贸代理协议上的价格是×1公司定的；广西×报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3公司）说明，证明×3公司是直接受×1公司委托，和许××联系，×1公司提供了报关用的资料，包括合同、发票、装箱单、航空运单、代理协议、转关入库通知单、报关委托书，×3公司按×1公司提供的资料向海关申报，未与×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4公司）发生过关系的事实；×1公司许××笔录1、×1公司许××笔录2，证明×1公司找×3公司报关并提供给×3公司报关材料、报关金额为3万多美元的事实，同时证明×1公司有走私逃税主观故意的事实；×4公司出具的说明，证明×4公司未与×1公司发生过关系，×1公司用于报关的材料系伪造的事实。
第六组：证明偷逃税款数额的证据，包括偷逃税款核定证明书，证明应缴税款人民币190225.46元、偷逃税款人民币147540.33元、计税价格人民币1118973.31元。
第七组：证明原告主体资格的证据，包括×1公司营业执照，证明×1公司具有独立承担行政责任的主体资格的事实。
第八组：证明办案程序合法的证据，包括：立案审批表，证明立案程序的事实；第一次行政处罚告知单及送达回证，证明告知程序的事实；听证申请书、听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听证记录，证明听证程序的事实；第一次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处罚决定书制发和送达程序的事实；第一次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行政复议结果的事实；第二次行政处罚告知单及送达回证，证明听证程序的事实；第二次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处罚决定书制发和送达程序的事实；第二次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行政复议结果的事实。
应法院要求，被告在庭审后提交了×2公司营业执照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证明×2公司英文名称为××China。
原告诉称：被告并非是违法行为的发现机关，其不具有查处职权。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支持，原告并无被告所述的违法行为。涉案货物在入境后至办结海关手续止完全处于海关监管状态，原告不存在任何逃避海关监管的行为。南宁海关清关手续均系依据×2公司提供的材料转交申报。另外，该案经海关总署复议决定后，被告再次以同一事实同一理由作出与原处罚决定基本相同的处罚决定，造成原告诉累。综上，原告请求法院撤销被诉处罚决定，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原告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的复印件：
1.京关缉查字（2013）0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2.海关总署复字（2013）003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3.海关总署复字（2014）0013�《行政复议决定书》。
上述证据证明北京海关作出第一次处罚决定后，海关总署行政复议撤销了该处罚决定，被告重新作出被诉处罚决定，海关总署维持了被诉处罚决定。
被告辩称：一、被诉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证据、适用法律依据及程序合法有效。被诉处罚决定有《税款核定证明书》、报关单及随附单据、涉案货物真实合同、发票及装箱清单、《全国机场LED建设项目合同》、证人证言等证据为证。二、原告所称“不存在任何逃避海关监管行为，并无被告所述之违法行为”，与事实和证据不符。原告在货物进口申报以前已经明知货物金额为164036美元，并收到×2公司预支的税款人民币190492.87元。但通过制作虚假合同、发票等形式将货物价格伪报为36768美元，导致偷逃税款人民币147540.33元。根据《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七条第（二）项规定，原告上述行为已�成走私行为，应当根据该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予以处罚。三、被告不存在以同一事实同一理由作出与原处罚决定基本相同处罚决定之情形。（一）海关总署于2014年2月28日撤销被告所作的原行政处罚决定，其理由是本案事实有待进一步核实认定，但并未认定不存在走私违法事实。（二）根据海关总署的复议决定，被告进一步展开调查，补充核实了相关证据，在新处罚决定中对事实认定、处罚意见进行变更：将原认定的偷逃税款数额人民币152517.87元变更为人民币147540.33元；将追缴等值价款人民币874286.9元变更为人民币867884.3元；将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52517.87元变更为人民币147540.33元；将罚款人民币305000元变更为人民币150000元。综上，被告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法律适用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予以维持。
经庭审质证，原�对被告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对第二组证据中合同的关联性、真实性有异议，对保证函的关联性有异议，同时认为该组证据不符合证据要求，没有附中文说明，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第三组证据中供应商登记表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郭金泉笔录无异议，对许××笔录真实性有异议，×1公司情况说明证明郭金泉是代表单位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许××情况说明前后矛盾；对第四组证据中中信银行电汇凭证的关联性有异议，×1公司情况说明的证明作用有异议，对记账凭证无异议；对第五组证据中外贸代理协议的证明作用有异议，对×3公司说明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许××笔录的证明作用有异议，对×4公司出具的说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第六组证据取得的程序及内容均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作为认定事实依据；对第七组和第八组证据无异议。对于被告在庭审后提交的×2公司营业执照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原告认为上述证据的提交超过了举证期限，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同时被告调取上述证据的程序违法，属于非法调取的证据。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经审查，被告及原告提交的证据均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合法、真实，能够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其中，被告提交的第一、二、三、四、五组证据能够证明×2公司委托原告代理进口涉案货物，原告在知晓货物金额为164036美元，并收到了×2公司预支税款的情况下，通过制作虚假合同、发票等形式将涉案货物价格伪报为36768美元，由×3公司向南宁海关申报进口的事实；第六组证据能够证明涉案货物应缴税款及原告偷逃税款的数额；第七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公司的主体身份；被告提交的第八组证据及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履行法定程序的相关情况及案件的经过；被告提交的×2公司营业执照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能够证明×2公司的主体情况。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在庭审中无争议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08年初，×2公司与北京×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签订全国机场LED建设项目合同。×2公司作为设备供应商，向北京×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提供项目所需的LED设备，其中就包括安装在南宁机场的LED显示板。2008年9月20日，×2公司与韩国××Co.，Ltd签订了涉案货物的进出口买卖合同，合同金额为163856.10美元，目的地港为秦皇岛。
因建设工期紧张，应×2公司的要求，境外卖方韩国××Co.，Ltd将发货方式由原来的海运改为空运，并直接将涉案货物发往南宁。由于工作疏忽，原本应发往南宁的涉案货物被发运至南京。为了尽快将涉案货物投入使用，2008年9月，×2公司委托原告代理进口涉案货物，但双方未签订正式的委托代理合同。双方约定，由×2公司向原告提供涉案货物申报进口所需的资料，包括购买合同、发票、装箱单等，并支付涉案货物进口应缴的税款及代理费用，同时原告向×2公司出具《保证函》，该函主要内容为“我公司受北京×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委托于2008年9月26日进口一批LED显示器，货物金额为USD164036，北京×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向我司付海关增值税金额195203RMB（汇率暂定为7.0），我司保证在收到北京×系统集成有限公司款项后3个工作日向海关付款，多退少补！并及时办理通关业务”。2008年9月27日，×2公司依照约定，预先支付给原告税款人民币195203元（后因汇率变动，在涉案货物进口后，原告退还给×2公司汇率差额人民币4710.13元，原告实际收到人民币190492.87元）。后，原告伪造了以×4公司为经营单位，自己公司为收货单位的外贸代理协议、货物金额为36768美元的合同、发票等，并将上述材料提供给×3公司。2008年10月14日，×3公司向南宁海关申报进口涉案货物，申报品名为LED显示板，申报税号8531200000，申报价格为36768美元，缴纳税款人民币42685.13元。
2010年5月21日，被告对原告伪报价格的走私行为立案调查，并对涉案相关单位及人员进行了调查。2013年10月21日，被告作出京关缉查字（2013）0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追缴涉案货物的等值价款人民币874286.9元，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52517.87元，并对当事人处以罚款人民币305000元。原告对该处罚决定不服，向海关总署提起行政复议。2014年2月28日，海关总署作出海关总署复字（2013）003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被告作出的京关缉查字（2013）015号行政处罚决定，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2014年4月29日，被告经过补充调查后，重新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原告不服被诉处罚决定，向海关总署申请行政复议。2014年8月21日，海关总署作出海关总署复字（2014）00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依法维持了被诉处罚决定。原告仍不服，于2014年9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关于被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程序，原告并无异议，经审查，本院予以确认。
《海关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是国家的进出关境监督管理机关。海关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监管进出境的运输工具、货物、行李物品、邮递物品和其他物品，征收关税和其他税、费，查缉走私，并编制海关统计和办理其他海关业务。”《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海关行政处罚由发现违法行为的海关管辖，也可以由违法行为发生地海关管辖。根据上述规定，北京海关具有对进出境货物进行监管，并对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进行处罚的法定职权。本案中，虽然违法行为发生地在南宁，但是北京海关的下属部门根据案件线索，发现并查获违法行为，北京海关据此予以立案并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符合上述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原告关于被告无权查处本案违法行为的诉讼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申请人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本案中，海关总署复议撤销被告作出的京关缉查字（2013）0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理由是本案事实有待进一步核实认定，复议决定并未否定原告的违法行为。被告经过补充调查后，对原告偷逃税款数额进行重新认定，将处罚金额予以变更，该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规定的情形，原告关于被告违反该条规定，给其造成诉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七条规定，经过设立海关的地点，以藏匿、伪装、瞒报、伪报或者其他方式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境的货物、物品或者依法应当缴纳税款的货物、物品进出境的，是走私行为。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偷逃应纳税款但未逃避许可证件管理，走私依法应当缴纳税款的货物、物品的，没收走私货物、物品及违法所得，可以并处偷逃应纳税款3倍以下罚款。第五十六条规定，海关作出没收货物、物品、走私运输工具的行政处罚决定，有关货物、物品、走私运输工具无法或者不便没收的，海关应当追缴上述货物、物品、走私运输工具的等值价款。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能够证明：原告在涉案货物进口申报以前已经知晓货物金�为164036美元，并收到了×2公司预支的税款人民币190492.87元。但原告通过制作虚假合同、发票等形式将涉案货物价格伪报为36768美元，由×3公司向南宁海关申报进口，导致偷逃税款人民币147540.33元，原告的上述行为已经构成走私行为。但由于涉案货物已经通过放行，且在南宁机场安装使用不便拆卸，属于无法或者不便没收的情形。被告根据原告的违法事实，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依照法定程序作出追缴上述走私货物的等值价款人民币867884.3元，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47540.33元，并对原告处以罚款人民币150000元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幅度适当，原告请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广西×国际航空代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广西×国际航空代理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贾 志 刚
代理审判员 王 琪 璟
代理审判员 王 菲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张怡书记员郝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