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冀08民终22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阎家驹。
委托代理人张国兴，河北律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霍淑兰。
委托代理人王东（系霍淑兰儿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建国。
上诉人阎家驹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2016）冀0802民初4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阎家驹的委托代理人张国兴，被上诉人霍淑兰的委托代理人王东、被上诉人吴建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告阎家驹和被告霍淑兰于1995年12月15日结婚，双方均系再婚。霍淑兰1993年承租承德露露集团位于南园小区公房一套，一直由其子吴建国居住。1998年8月，霍淑兰用自己和吴建国父亲吴秋明的工龄对该套房屋进行了房改，1999年6月标准价过渡成本价购买，房屋登记在霍淑兰名下。2006年3月1日，霍淑兰和吴建国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3月24日承德市城镇房屋产权产籍管理处以所有权人霍淑兰，共有人吴秋明转移该房产所有权为吴建国。2012年7月，经双桥区法院调解，原告和被告霍淑兰离婚，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房屋两套，存款，电视机，电脑，相机等进行了分割，未涉及此套楼房。2015年5月，原告与承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第三人吴建国，第三人霍淑兰房屋登记一案在我院行政庭立案，10月该案件中止审理。被告吴建国提供2006年3月5日个人购房借款合同一份，载明“借款金额50000元，借款期限5年，借款用途购买承德市双桥区南园西组团2号楼114室楼房”。个人住房贷款凭证，霍淑兰账户流水明细单2张，证明其支付了房屋价款，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该笔房款已经支付给霍淑兰用于和原告的婚姻共同生活中。被告提供2014年原告打印的书信一封，信中记载：“当初，把南园房产过户给小国，帮助小国度过暂时困难，”以此证明原告知道房屋已经过户到吴建国名下的事实。双桥法院调取（2015）双桥行初字第66号行政案件开庭笔录，对此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承认自己所写，但是刚刚知道已经过户到吴建国名下。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霍淑兰婚前承租的位于南园小区西组团2号楼7单元114室楼房在房改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4日通过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规定，由一方婚前承租、婚后用共同财产购买的房屋，房屋权属登记在一方名下的，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应认定为原告和霍淑兰夫妻共同财产。在处分该财产时，应当取得双方同意。原告和霍淑兰1995年结婚后，就已经知道有这套房屋。2006年在该套楼房出售给吴建国时，霍淑兰和原告仍在婚姻存续期间，一直生活在一起，吴建国作为霍淑兰的儿子，长期占有使用该套房屋的事实原告也认可，因此，原告称吴建国购买该楼房是二被告恶意串通的行为缺乏事实依据。恶意串通是指双方当事人出于故意的目的，实施非法行为，目的是为了牟取不正当利益。结合本案中涉及争议房屋的来源，原被告之间的特殊关系，房屋买卖过户的过程以及本院确认的证据，本案能形成合法的证据链条，能够证明原告对二被告行为一概不知的陈述，不符合常情，且原告和霍淑兰2012年离婚时，双方对财产进行了分割，双方在矛盾激化时都没有提到该房屋应该作为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因此，原告对二被告2006年的买卖行为是知情的，是原告和霍淑兰在一起共同生活期间，对财产处分的认可和默许。被告吴建国购买该房屋，支付了相应价款，取得了房屋所有权，属于善意取得。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阎家驹的诉讼请求。
原审宣判后，上诉人阎家驹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本院撤销原审判决，并确认二被上诉人于2006年3月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本案的起诉费、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995年5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霍淑兰登记结婚，二人均系再婚。1998年1月份以标准价购买公房一套，位于南园小区西组团2号楼7单元114室；1999年6月过渡为成本价，并办理了房产证，房产证号为承双桥房改第332**号，该房屋系上诉人与霍淑兰婚内取得，为二人的共同财产。2006年3月1日，二被上诉人私自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并向房产管理部门提出将该房屋过户到第二被上诉人名下的申请，2006年3月底将该房过户到吴建国名下并办理了房产证，房产证号为承双桥私200601351。2012年7月份，上诉人与霍淑兰离婚，分割财产过程中未涉及该房屋，但上诉人一直不知道该房屋己变更登记到吴建国名下。原审判决以上诉人知道有这套房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霍淑兰一直生活在一起、吴建国系霍淑兰的儿子长期使用该房屋为依据，认定上诉人对卖房行为知情明显错误。2、原审法院认定吴建国支付了相应价款错误。首先，上诉人从不知道有该款项的收入；其次，吴建国的购房贷款协议中所涉的贷款金额，与房屋价款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额；第三，霍淑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将房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中。原审法院认定吴建国支付了相应价款及霍淑兰将该价款用于夫妻生活错误。二、原审判决法律适用不当。本案中二被上诉人对涉案房屋的买卖行为具备上述恶意串通的全部条件：首先，二被上诉人在明知房屋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霍淑兰所有的情况下，却私自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很明显系出于故意的目的；其次，二被上诉人的房屋买卖行为侵害了上诉人对该房屋享有的所有权，该行为毫无疑问系违法行为；第三，二被上诉人私自签订该《房屋买卖协议》的非法行为的目的在于使被上诉人吴建国取得本案所涉房屋的所有权。在事实明确、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却认定霍淑兰将该房屋“出卖”给吴建国的行为“不是恶意串通”，属法律适用不当。本案中，吴建国取得的房屋虽已经法定程序进行了登记，但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法定条件，故不能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首先，吴建国在取得该房屋时不是出于善意，其明知该房屋系上诉人与其母的共同财产，却与其母单方协商，将其据为已有，其主观上为恶意而不是善意，原审法院将恶意取得房屋的行为直接认定为善意取得错误；其次，二被告之间的房屋买卖不是以合理的价格转让，原审法院以吴建国支付了“相应价款”替代了法定的“合理的价格”，混淆了恶意串通与善意取得的界线，为法律适用不当。
被上诉人吴建国的答辩意见为：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对答辩人与被上诉人霍淑兰房屋买卖行为是知情并认可的。首先，上诉人辩称对2006年答辩人与霍淑兰之间的房屋买卖行为毫不知情，但2012年其与霍淑兰的离婚诉讼中却对争议的南园房产没有主张任何权利，并且在诉讼调解中向法庭明确表示除调解协议中依法分割的夫妻共有财产外不再有任何争议。双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双桥民初字第2394号调解书已对上诉人与霍淑兰二人离婚时共有财产予以确认并分割。该生效法律文书不仅表明上诉人对答辩人出资购买争议的南园房改房的事实知情并认可，更可以证明争议房产在答辩人母亲霍淑兰与上诉人离婚时已非其夫妻二人共同财产的事实。其次，上诉人在2014年写给答辩人的一封信中如下表述“当初，把南园房产过户给小国，帮助小国度过暂时困难。”该书信在行政诉讼中上诉人当庭承认自己所写。该书信进一步佐证了上诉人对答辩人与母亲霍淑兰就上述争议房产买卖并办理产权变更登记一事早就知情并认可。上诉人在今天庭审中谎称对争议房产的产权变更不知情是明显的虚假陈述。三、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与母亲霍淑兰按照法定程序合法履行房产买卖的产权变更手续，并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二人的房产买卖行为合法有效。1998年房改政策出台后，答辩人经母亲霍淑兰与上诉人同意后，全额出资购买了本案房改房，但因房改房有明确规定，购买5年后方可上市交易，所以该房产一直登记在答辩人母亲霍淑兰名下，直至2006年，经母亲霍淑兰与上诉人协商并同意后，答辩人才办理了争议房产的产权变更手续，并且答辩人考虑当时购买南园房产缴纳的房款较低，为了补偿我母亲霍淑兰和上诉人，答辩人同意以买卖的形式与母亲霍淑兰办理了争议房产产权变更手续，并在原购买房改房缴纳房款的基础上又给霍淑兰与上诉人65000元的房款作为补偿。此房屋补偿款是经上诉人与答辩人母亲霍淑兰协商认定的价款支付的，答辩人先行向母亲霍淑兰与上诉人支付15000元房款后，剩余5万元房款以银行按揭贷款的形式付于我母亲霍淑兰与上诉人。答辩人理应是争议房产的合法权利人。
被上诉人霍淑兰的答辩意见与被上诉人吴建国的答辩意见一致。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霍淑兰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就已知诉争房屋存在并由被上诉人吴建国长期居住，在书信中也有把诉争房产过户给被上诉人吴建国的意思表示，并且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霍淑兰离婚时，并未要求将该房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故上诉人主张对二被上诉人房屋买卖行为不知情，不符合常理，且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吴建国购买房屋，并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取得了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吴建国低价购买房屋，二被上诉人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无法支持。原审法院依据在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作出的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00元，由上诉人阎家驹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崔向京
审 判 员 李国兴
代理审判员 白 云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谢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