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6民终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春法。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安县华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海安县海安镇长江中路8号。
法定代表人吴明，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公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汽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姚港路2号。
法定代表人龚建宇，该公司董事长。
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童旭、林小芝，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叶春法因与被上诉人海安县华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翔公司）、李公福、李超、南通汽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汽运集团）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海安县人民法院（2015）安商字第007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叶春法一审诉称：1993年，其出资购买大客车一辆，以海安鸿运实业公司（以下简称鸿运公司）的名义，向主管部门申报获得计划号××－××××海安至上海客运班线经营用益权。2002年，海安县运管所将达不到资质的7家运输公司强制调整到由社会自然人组建的华翔公司名下。同年9月，将叶春法的客车及经营的海安至上海客运班线经营用益权调整到华翔公司名下。同时，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运输管理局（原江苏省交通厅运输管理局，以下简称江苏交通运输管理局）作出苏运客（2002）340号《关于南通市部分道路客运班线经营业户名称的批复》，将6家运输公司调整到华翔公司名下，经营方式和客运路线不变，华翔公司每年向叶春法收取15000元管理费。2003年1月，叶春法按照华翔公司要求出资71万元更新车辆。2008年1月4日，华翔公司股东李公福、李超，对叶春法等实际经营者隐瞒真实情况，将叶春法投资挂靠取得的计划号××-××××客运班线经营用益权偷卖给汽运集团，并以200万元的低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09年3月9日，华翔公司和汽运集团共同向江苏交通运输管理局提出“关于变更客运班线、班车经营业户名称的申请”，要求将华翔公司经营的线路经营权变更到汽运集团名下，进行一体化管理。2009年3月2日，江苏交通运输管理局作出《客运班线变更经营许可决定书》，准予华翔公司经营的省市际班线整体过户至汽运集团，同时变更相关车牌号，叶春法的海安至上海客运班线亦随之调整到汽运集团。华翔公司为促成叶春法等人尽快将车辆转户，通过公安机关采取相应措施，要求叶春法等车主于2010年1月28日前将车辆全部转户。2010年1月28日，叶春法挂靠的车辆苏F×××××变更为苏F×××××。同年2月7日，线路经营用益权变更到汽运集团名下，叶春法每月缴纳规费1375元。2010年12月31日，汽运集团将叶春法挂靠的车辆停运，至今仍锁在停车场。汽运集团另行购买了新车并使用叶春法取得的计划号93-4103海安至上海线路经营牌照，向社会公开招标，由招标人出资购买车辆，开始经营，车辆牌号为苏F×××××。同时，叶春法与汽运集团就交付线路标志牌及营运证发生纠纷，但经多次与相关部门交涉未果。2012年，叶春法向海安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涉案海安至上海客运班线经营用益权归叶春法所有。该案经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苏高级法院）再审，作出（2014）苏审二商字第068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涉案海安至上海客运班线经营用益权基本属性仍属叶春法投资所有。叶春法还于2014年7月向南京市秦淮区人民（以下简称南京秦淮法院）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江苏交通运输管理局于2010年2月7日作出的《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该案经江苏高级法院二审，裁定认为1993年叶春法以鸿运公司名义向江苏交通运输管理局申报获得计划号为××-××××海安至上海的客运班线经营权，从事客运，江苏交通运输管理局根据华翔公司与汽运集团的申请而做出《客运班线变更经营许可决定书》，同时变更车号，进行一体化管理。综上，客运班线挂靠经营作为历史产物，有复杂的政策因素，因此，交通运输部和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在处理“调整”、“变更”挂靠经营时都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尊重客运班线经营者的财产权利，叶春法经营的计划号为××-××××海安至上海客运班线经营用益权来自其投资获得。2009年3月23日，江苏交通运输管理局作出《客运班线变更经营许可决定书》，2010年2月7日将车辆及线路经营用益权“变更”到汽运集团名下，进行一体化管理，变更前与变更后其基本属性不变，叶春法每月向被告缴纳规费1375元。2010年12月31日，汽运集团将车辆停运，侵害了叶春法的合法权利。现请求判令：1、叶春法挂靠取得的计划号为93-4103的海安至上海的客运班线经营用益权作为叶春法在华翔公司、汽运集团的投入，并确认叶春法在汽运集团、华翔公司的股东身份；2、本案诉讼费用由华翔公司、李公福、李超、汽运集团承担。
被告华翔公司、李公福、李超、汽运集团一审共同辩称：
1、叶春法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
2、叶春法的诉讼请求实际上违背了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按照法律规定应驳回起诉。
3、经营用益权作为物权应该遵守物权法定的原则，线路经营权不属于物权。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3年，叶春法出资购买大客车一辆，以鸿运公司的名义，向主管部门申报获得计划号××－××××海安至上海客运班线经营权，从事客运经营。2000年交通部下发了《道路旅客运输企业经营资质管理规定（试行）》（交公路发（2000）225号），明确经营资质等级与客运线路挂钩。2002年，交通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认真做好道路客运超类别经营线路调整工作的通知》（厅公路字（2002）305号），其后交通部发布了《关于贯彻部颁发﹤道路旅客运输企业经营资质管理规定（试行）﹥有关事项的通知》（公运管（2002）128号）和《关于贯彻部颁发﹤道路旅客运输企业经营资质管理规定（试行）﹥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公运管（2002）296号）等一系列文件。2002年5月27日，海安县政府下发了海政（2002）61号《关于海安县道路客运线路改造工作实施方案的批复》文件，该批复要求线路改造以线路公司化为重点，以资产线路为纽带，变单车经营、个体经营为股份制经营。在海安县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的引导下，由李公福、郭荣等人发起组建华翔公司，将204国道以西海安县第二汽车运输公司等六家客运公司整合至华翔公司。2002年9月13日，江苏交通运输管理局作出《关于变更南通市部分道路客运班线经营业户名称的批复》（苏运客（2002）340号），同意将华翔公司等六家企业经营的省、市际客运班线调整到华翔公司，其中包括叶春法所主张的客运班线。2003年1月，叶春法出资71万元更新车辆。2008年1月4日，李公福、李超将华翔公司的股权以200万元转让给汽运集团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09年3月23日，江苏交通运输管理局根据华翔公司与汽运集团的共同申请，作出案号为8518的《客运班线变更经营许可决定书》，准予华翔公司经营的省、市际班线整体过户至汽运集团，同时变更相关车号，与叶春法相关的经营车辆号由苏F×××××号变更为苏F×××××。2010年2月7日，江苏交通运输管理局作出苏客运班许字第0004387《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该文件载明：经营者名称为汽运集团；起点及站名为海安海安汽车客运总站；讫点及站名为上海总站；班车类别为××-××××；车牌号为苏F-×××××；有效期自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等。此后，叶春法挂靠在鸿运公司的客车亦整合到华翔公司，叶春法按华翔公司要求向其缴纳车辆的实际支出费用和管理费。2010年12月31日，叶春法的车辆使用8年达到报废期限，停运并锁在华翔公司（海安县汽车站）停车场。汽运集团另行买了新车，车牌号为苏F×××××，并经营海安至上海线路。因叶春法拒交线路牌，汽运集团于2011年2月21日向江苏交通运输管理局申请补发。2011年3月14日，江苏交通运输管理局准予补发。
另查明，2012年1月，叶春法就客运班线经营权纠纷，向一审法院提起道路客运班线经营权纠纷，要求判令华翔公司、汽运集团、李公福、李超返还叶春法原车牌苏F×××××、转后为苏F×××××的车辆；车牌为苏F×××××车辆使用的计划号××－××××海安至上海客运班线经营用益权归叶春法所有。该院于2013年6月6日作出（2013）安商初字第00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苏F×××××车辆（报废残值）归叶春法所有，同时驳回了叶春法的其他诉讼请求。叶春法不服，提起上诉，南通市中级人民法（以下简称南通中级法院）院于2013年9月18日作出（2013）通中商终字第038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叶春法仍不服，向江苏高级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4年5月6日作出（2014）苏审二商申字第068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该案中，姑且不论叶春法与公司之间是挂靠性质还是承包性质，客运线路经营权本身并不能以财产来计价，其基本属性仍为行政许可，经营权的取得在事实上需要投资以及经营权取得后可以获得收益并不能改变其基本属性，在法律上并不能认同其成为一项财产权利。叶春法要求法院确认线路经营权归其个人所有，一方面与行政许可的内容相冲突，另一方面法院也不能以民事诉讼来干预行政权的行使。遂裁定驳回叶春法的再审申请。
再查明，因叶春法不服江苏交通运输管理局于2010年2月7日作出的《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于2014年7月向南京秦淮法院（以下简称南京秦淮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按照国家清挂政策及江苏省交通厅（2006）33号文件文件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理。南京秦淮法院受理后，将该案依法移送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级法院）审理。南京中级法院于2015年4月23日作出（2014）宁行初字第266号行政裁定书，认为叶春法所提诉讼已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并驳回了叶春法的起诉。叶春法不服，提起上诉。江苏高级法院于2015年9月7日作出（2015）苏行终字第00392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
1、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起诉？
2、涉案客运班线经营权是否属于经营用益权？
3、计划号为××-××××的海安至上海的客运班线经营用益权是否属叶春法所有？叶春法能否以此作为向汽运集团和华翔公司的投入，要求确认在两公司的股东身份？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起诉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根据上述规定，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了新的事实的，即使当事人再次提起的诉讼可能构成重复起诉，法院亦应当受理。因此，虽然叶春法于2012年向法院提起的客运班线经营权纠纷已经南通中级法院作出生效裁判，且该案的当事人与本案的当事人一致，两案的诉讼请求亦有相同之处，但叶春法在前诉裁判生效后就涉案客运班线经营权相关事宜提起了行政诉讼，现叶春法以新的事实和理由主张，不宜按重复起诉处理，故对华翔公司、李公福、李超、汽运集团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涉案客运班线经营权是否属于经营用益权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规定“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适用本法。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因此，物权的权利客体应为特定的物。而客运班线经营权是经行政机关批准的准许经营者在规定期限内经营指定客运班线的权利，是一种行政许可所取得的权利，并不指向特定的物。至于客运班线经营权是否为用益物权，《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用益物权亦指向特定的物，且《物权法》规定的用益物权包括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等，并未涉及“客运班线经营权”，更未对叶春法所称的“客运班线经营用益权”进行规定。因此，叶春法虽以《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主张涉案客运班线经营权性属“经营用益权”，但其所称的“经营用益权”权利内涵外延均不明，故其这一主张没有《物权法》或者其他法律依据。因此，对其关于涉案客运班线属于经营用益权，其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这一主张不予支持。
（三）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即计划号为××-××××的海安至上海的客运班线经营用益权是否属叶春法所有？叶春法能否以此作为向汽运集团和华翔公司的投入，要求确认在两公司的股东身份？
第一，根据上文所述和物权法定原则，涉案客运班线并不存在叶春法所称的“经营用益权”这一权利，其根本无从主张该项“权利”。
第二，涉案客运班线是叶春法在1993年以鸿运公司名义取得，相关权利主体依法应为鸿运公司，而非叶春法个人。从行政许可的法律层面上，其班线经营许可权益亦应属鸿运公司，故叶春法并非权利人。
第三，在2012年1月叶春法向一审法院提起道路客运班线经营权纠纷中，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均驳回了叶春法要求判令涉案计划号××－××××海安至上海客运班线经营用益权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虽然叶春法申请了再审，但江苏高级法院已经驳回了其再审申请，故南通中级法院于2013年9月18日作出（2013）通中商终字第0381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涉案客运班线“经营用益权”并不属于叶春法所有。
第四，江苏高级法院作出的（2014）苏审二商申字第068号民事裁定已经认定：姑且不论叶春法与公司之间是挂靠性质还是承包性质，客运线路经营权本身并不能以财产来计价，其基本属性仍为行政许可，经营权的取得在事实上需要投资以及经营权取得后可以获得收益并不能改变其基本属性，在法律上并不能认同其成为一项财产权利。叶春法要求法院确认线路经营权归其个人所有，一方面与行政许可的内容相冲突，另一方面法院也不能以民事诉讼来干预行政权的行使。虽然此后叶春法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涉案《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并按照国家清挂政策及江苏省交通厅（2006）33号文件文件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理，但是，生效裁定已经驳回了叶春法的起诉。而且，南京中级法院（2014）宁行初字第266号行政裁定书和江苏高级法院（2015）苏行终字第00392号行政裁定书并未推翻南通中级法院（2013）通中商终字第0381号民事判决书和江苏高级法院（2014）苏审二商申字第068号民事裁定书的裁判结果。因此，虽然在江苏高级法院作出（2014）苏审二商申字第068号民事裁定后发生了上述新的事实，但这些事实并不能影响原有裁判的效力，叶春法的相关主张亦难以支持。
第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法律、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华翔公司成立时叶春法并未作为股东出资，其所有的车辆及案涉线路经营权也没有进行货币估价办理股权登记，故叶春法不具备作为股东的实质要件。
第六、成为公司股东应当履行相应的程序，叶春法不具备作为股东的形式要件。根据《公司法》规定，华翔公司成立时，股东的首次出资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后，由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公司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验资证明书等文件，申请设立登记。同时《公司法》还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将股东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上。显然，叶春法并没有经过上述法律规定的程序。股东除原始取得还可以继受取得，当然继受取得还需履行相应法律程序，如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形成股东会决议、修订公司章程、到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等，而叶春法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从华翔公司、汽运集团任一股东处继受取得股权。
综上所述，涉案客运班线经营权系叶春法以鸿运公司的名义向行政机关申报取得，叶春法不是权利所有人。涉案客运班线经营权不属于物权，亦不存在叶春法所称的经营用益权。虽然（2013）安商初字第0046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叶春法提起了涉案行政诉讼，但是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定均未认定叶春法系涉案客运班线经营权的权利人。另外，叶春法既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向华翔公司、汽运集团实际出资，也从未证明其通过其他方式取得了两公司的股东身份。因此，对叶春法要求判令其挂靠取得的计划号为××-××××的海安至上海的客运班线经营用益权作为其在华翔公司、汽运集团的投入，并以此确认其在汽运集团、华翔公司的股东身份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二百四十八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叶春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叶春法负担。
上诉人叶春法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江苏高级法院（2014）苏审二商申字第068号民事裁定认定：叶春法主张客运线路经营权最初由其出资取得，仅是以公司名义挂靠经营，本质上仍属于其个人所有。且客运线路经营权具有财产内容，可以作为投资入股运输公司。从该裁定书的认定可以看出线路经营权具有财产权利，可以入股运输公司。另江苏省交通运输厅（2006）33号文件第三条2.2项明确规定，现挂靠在企业中经营的客运班线，要解除挂靠合同或协议，个人愿意的可通过资产和线路纽带转换为股东，进一步明确了线路经营权是一项具体的财产权利。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叶春法诉讼请求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华翔公司、汽运集团、李公福、李超辩称，一审法院判决正确，应当维持。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本案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华翔公司设立于2002年4月18日，其注册资本为50万元，股东李公福出资额为35万元、郭荣出资额为15万元；2002年10月28日，华翔公司变更注册资本为150万元，股东李公福出资额为135万元、郭荣出资额为15万元；2006年2月16日，华翔公司增加李超为其股东，出资额为5万元，注册资本变更为155万元；2006年10月18日，李超受让郭荣全部股权，华翔公司股东变更为李公福、李超；2007年12月25日，李公福、李超将其股权全部转让给汽运集团；2008年9月4日，汽运集团将其拥有的10%的股权转让给南通飞鹤快速客运有限公司。
还查明，江苏高级法院（2014）苏审二商申字第068号民事裁定载明本院认为的内容为：客运线路经营权属于行政许可的范围，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利。根据行政法规《江苏省道路运输市场管理条例》的规定，客运线路经营权由政府部门通过招标等公开择优的方式无偿授与特定主体，不得转让或者变更转让。本案中，叶春法主张客运线路经营权最初由其出资取得，仅是以公司名义挂靠经营，本质上仍属于其个人所有。且客运线路经营权具有财产内容，可以作为投资入股运输公司。姑且不论叶春法与公司之间是挂靠性质还是承包性质，客运线路经营权本身并不能以财产来计价，其基本属性仍属于行政许可，经营权的取得在事实上需要投资以及经营权取得后可以获得收益并不能改变其基本属性，在法律上并不能认同其成为一项财产权利……。
另在二审中，叶春法明确要求确认其为华翔公司的股东。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叶春法要求凭借计划号××－××××海安至上海客运班线经营权确认其为华翔公司股东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
本院认为，叶春法以计划号××－××××海安至上海客运班线经营权要求确认其为华翔公司股东的请求不能得到支持，理由如下：
华翔公司成立于2002年4月18日，其公司章程记载的股东为李公福、郭荣，即使计划号××－××××海安至上海客运班线经营权可以作为一种财产权利，并没有证据证明叶春法以计划号××－××××海安至上海客运班线经营权与李公福、郭荣达成设立华翔公司的协议并以该客运班线经营权向华翔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因此，叶春法并没有以客运班线经营权成为华翔公司的原始股东。此后，亦没有证据表明叶春法以该线路经营权与华翔公司的股东达成协议而成为华翔公司的股东。更何况江苏高级法院（2014）苏审二商申字第068号民事裁定已经否定了计划号××－××××海安至上海客运班线经营权是一种财产权利，即否定该线路经营权可以成为公司法意义上的出资，现叶春法欲以线路经营权确认其为华翔公司股东亦成为无本之源。
江苏高级法院（2014）苏审二商申字第068号民事裁定确载明有以下内容，即：“叶春法主张客运线路经营权最初由其出资取得，仅是以公司名义挂靠经营，本质上仍属于其个人所有。且客运线路经营权具有财产内容，可以作为投资入股运输公司。”该部分内容是该院对叶春法所主张内容的概述，并不是其对线路经营权是否具有财产属性的评判。对线路经营权财产属性的评判内容为：“姑且不论叶春法与公司之间是挂靠性质还是承包性质，客运线路经营权本身并不能以财产来计价，其基本属性仍属于行政许可，经营权的取得在事实上需要投资以及经营权取得后可以获得收益并不能改变其基本属性，在法律上并不能认同其成为一项财产权利。”
综上，上诉人叶春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由上诉人叶春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晓春
审 判 员 戴志霞
代理审判员 李晓晴
二〇一六年三月四日
书 记 员 陆 佳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