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0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增城市人民医院，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法定代表人：沈慧勇。委托代理人：张永峰，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秀清，1991年6月10日，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少敏，1990年2月25日，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林铭佳，广东端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羡玲，广东明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增城市妇幼保健院，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法定代表人：刘小军。原审第三人：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沿江西路107号，海珠区。法定代表人：沈慧勇。原审第三人：增城市正果镇卫生院，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法定代表人：江雄辉。上诉人增城市人民医院因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3）穗增法民一初字第11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钟某、陈某在原审诉请判决增城市人民医院向其支付：1、医疗费2719.16元；2、死亡赔偿金651974元；3、丧葬费2628元和处理丧葬事宜交通费500元；4、鉴定费14000元；5、精神损害抚慰金161384.88元；6、误工费2万元（计算误工费时间为2012年7月31日至2012年12月15日，按月工资4000元计算）；7、护理费27600元；8、交通费1000元；9、住宿费7480元（按钟某之子在中山大学孙某纪念医院住院时间计算：2012年8月27日至9月7日；2012年10月1日至10月12日；两次共计22天，每天340元）；10、住院伙食补助费4400元（按22天计算，并按2人计算赔偿）；11、营养费5000元；12、因侵权行为导致陈某精神治疗实际支出的治疗精神损害治疗费8619.94元和交通费800元。上述合计904977.98元。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钟某与陈某是夫妻关系（2012年5月16日登记结婚）。钟某于2012年7月29日10时50分因分娩入住增城市人民医院，入院诊断：1、孕1产0孕38＋4周ROA宫内单活胎待产；2、羊水偏少。2012年7月31日21时45分产下一男婴。产后诊断：孕1产1，宫内妊娠孕38＋6周ROA钳产一活婴，胎儿宫内窘迫，羊水过少，新生儿重度窒息。同日23时10分，钟某之子（因儿子未命名，以下称钟某之子）转至增城市妇幼保健院住院治疗，2012年8月27日出院，该院对钟某之子诊断为：1、重度××；2、新生儿重度窒息；3、新生儿肺炎；4、心肌损害；5、新生儿黄疸。钟某之子在增城市妇幼保健院出院当日再转至中山大学孙某纪念医院住院治疗，2012年9月7日出院。该院出院诊断为：1、重度××；2、新生儿肺炎。2012年9月18日至30日，钟某之子再次回增城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12年10月1日至12日，钟某之子再次在中山大学孙某纪念医院住院治疗，该院出院诊断：1、支气管肺炎；2、新生××后遗症；3、先天性心脏病（卵圆孔未闭）；4、婴儿肝炎综合症。之后，钟某、陈某因钟某之子与增城市人民医院之间的医患纠纷，由增城市卫生局于2012年11月20日委托广州市医学会就增城市人民医院对钟某之子所实施的医疗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作医疗事故技术鉴定。2013年1月10日，广州市医学会作出广州医鉴（2012）233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鉴定意见中分析意见记载：（一）医方在对孕产妇的产科处理过程中，存在以下违规及医疗过失行为：1、违反产科诊疗常规。……2、违反《妇产科诊疗规范》中催产素应用常规，且未履行知情告知义务。……3、违反《手术分级管理制度》。……4、对新生儿窒息的复苏不规范。……5、违反产科值班管理制度。（二）新生××等综合症，与医方的违规及医疗过失行为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鉴定结论：本医案构成一级乙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该鉴定书附注：任何一方当事人对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原受理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的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再次鉴定申请，或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广东省医学会组织再次鉴定。钟某、陈某与增城市人民医院均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再次鉴定。本次鉴定费3500元，由钟某支付，有广州市医学会出具的票据为据。钟某之子在广州市医学会鉴定期间的2012年12月15日死亡，根据增城市正果卫生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书》记载：导致死亡的直接病因为××。2012年12月18日，钟某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钟某之子的死因进行鉴定。2013年1月16日，该鉴定中心作出中大法鉴中心（2012）病鉴字第B757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钟某之子符合患支气管肺炎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为此，钟某支付了鉴定费10500元，有鉴定中心出具的发票为据。2013年4月7日，钟某、陈某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本案在审理期间，原审法院依法追加了第三人增城市妇幼保健院、中山大学孙某纪念医院、增城市正果镇卫生院参加诉讼。第三人增城市正果镇卫生院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钟某、陈某明确仅请求增城市人民医院承担赔偿责任。《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经庭审质证，增城市人民医院对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审法院根据增城市人民医院提出司法鉴定的申请，于2013年5月13日移送原审法院司法鉴定部门确定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增城市人民医院的过失医疗行为与钟某之子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存在何种程度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2014年12月31日，该鉴定中心作出南方医大司法鉴定中心（2014）医鉴字第40号《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中分析说明第6点“医方的过失与患儿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记载：钟某之子因宫内窘迫致新生儿重度窒息，导致××。后因患支气管肺炎导致急性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和支气管肺炎系两种不同的疾病，两者在发病原因及机制上不存在相关性。支气管肺炎系因细菌或病毒感染引起，并非××所致。本例患儿因其自身患支气管肺炎发生死亡，××与支气管肺炎之间无必然的因果关系，故本例患××没有因果关系。增城市人民医院在对钟某及其子的诊疗过程中存在：（1）未能就催产素的使用对钟某、陈某进行知情告知；（2）催产素使用不规范；（3）对第二产程急性胎儿窘迫的产妇，未能及时终止妊娠；（4）对新生儿重度窒息的抢救不及时。医方的过失与患××的损害后果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系导致××发生的主要因素。但如上所述，因患××没有因果关系，患儿因自身患有支气管肺炎而死亡，故医方的过失与患儿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钟某自身羊水偏少的特殊病情，提升了发生围产期并发症的几率，与患××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是导致××发生的次要因素。患××是导致其死亡的原因。鉴定意见：增城市人民医院在对钟某之子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失，其过失与患××的后果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参与度拟61-90%。医方的过失与钟某之子的死亡之间无因果关系。本次鉴定费11100元和其他鉴定费3528元（本次鉴定，因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需要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制作一份尸检HE切片，故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收取了费用3528元，该费用为其他鉴定费），均已由增城市人民医院预付，有银行进帐单、《说明函》、《补充说明函》和发票为据。《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经庭审质证，钟某、陈某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认为参与度应当是91-100%。增城市人民医院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钟某、陈某与增城市人民医院确认增城市人民医院支付钟某及钟某之子医疗费共45908.39元，该款含钟某预付押金共2500元；钟某、陈某请求的医疗费2719.16元，包括其预付的押金共2500元。另查明，本案法庭辩论终结的时间为2015年3月3日。钟某是城镇居民，居民身份证住址增城市荔城街江陵里1号三幢101房，有户口簿、居民身份证为据；陈某是增城市正果镇乌头石村村民，但实际居住增城市荔城街居住，有增城市正果镇乌头石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租屋合约等证据为据。陈某于2012年2月1日至2013年2月1日在广州市天扬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工作，月薪4000元；陈某于2013年2月26日起在石家庄市恒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从事汽车装饰工作，月工资5000元，有用人单位出具的证明为据。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对钟某、陈某提供的广州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增城市正果卫生院出具的钟某之子的《死亡医学证明书》及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虽然《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增城市人民医院在对钟某之子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失，其过失与患××的后果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参与度拟61-90%；医方的过失与钟某之子的死亡之间无因果关系。但根据《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分析意见及鉴定结论、《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意见及鉴定意见、《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分析意见及鉴定意见，以及增城市妇幼保健院诊断证明书、中山大学孙某纪念医院诊断证明书、增城市正果镇卫生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书》与述称意见综合分析判断，增城市人民医院对钟某之子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失，其过失与钟某之子患××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应负主要责任。虽然《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认定钟某之子的死亡原因是患支气管肺炎所致，但如果不是增城市人民医院的诊疗过失导致钟某之子出生时（2012年7月31日）就患××，钟某之子患支气管肺炎及因患支气管肺炎死亡的可能性将会大大降低，且钟某之子在增城市人民医院转院至增城市妇幼保健院住院治疗时已诊断患上支气管肺炎，为此，不能排除增城市人民医院对钟某之子患支气管肺炎及其治疗亦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另外，当钟某之子患××、支气管肺炎等疾病时，并在治疗期间和在广州市医学会鉴定期间，还未来得及进行伤残程度鉴定时，钟某之子便死亡（死亡时间2012年12月15日）。钟某之子从出生至死亡，小生命仅4个多月。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认定增城市人民医院对钟某之子的医疗损害责任承担主要责任，受害人承担次要责任；增城市人民医院与钟某、陈某分别承担损害责任（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的70%和30%。钟某、陈某请求增城市人民医院承担赔偿责任合情、合理、合法，予以支持，但其请求增城市人民医院承担全部责任的依据不足，不予采纳。增城市人民医院以钟某之子死亡与其医疗过失无因果关系为由，请求驳回钟某、陈某的诉求无理，不予采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第三十五条第二款又规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因本案法庭辩论终结的时间为2015年3月3日，故参照《广东省2014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以下简称《标准》）计算各项赔偿。另外，根据钟某、陈某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增城市正果镇乌头石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租屋合约等证据，并结合增城市各镇街（包括农村）已基本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实际情况，本案相关赔偿项目及其数额均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根据钟某、陈某的诉讼请求及其提供的证据，审定其各项损失如下：1、医疗费。钟某、陈某与增城市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医院）确认医院支付钟某及钟某之子医疗费共45908.39元，该款含钟某预付押金共2500元；钟某、陈某请求的医疗费2719.16元，包括其预付的押金共2500元。上述事实予以确认。根据双方确认的上述事实，医院支付的医疗费为45908.39元－2500元=43408.39元；钟某、陈某支付的医疗费为2719.16元。本案医疗费合计为43408.39元＋2719.16元=46127.55元。根据责任比例，医院承担32289.29（46127.55元×70%），钟某、陈某承担13838.27元（46127.55元×30%），扣减钟某、陈某已付押金（医疗费）2719.16元，故其实际尚应支付医院医疗费11119.11元（13838.27元－2719.16元），该款可在其受偿总额中抵扣。2、丧葬费。依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参照《标准》职工月平均工资59345元／年，丧葬费为59345元／年÷2=29672.5元。钟某、陈某该项仅请求2628元，是其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行为，予以准许。3、死亡赔偿金。依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参照《标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598.7元／年，死亡赔偿金为32598.7元／年×20年=651974元。钟某、陈某该项请求合理，予以支持。4、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现钟某、陈某请求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500元，因交通费是客观存在且实际发生的损失，故该项请求合理，也符合上述规定，予以支持。5、护理费。依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又规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钟某之子因病，母亲钟某因分娩后也需他人照顾，故钟某之子的父亲陈某请求儿子从出生至死亡期间即2012年7月31日至2012年12月15日的误工费，合情合理合法，予以支持。该项护理费，实质上就是钟某、陈某请求的护理人员的误工费。根据陈某提供的收入证明4000元／月，予以采信。2012年7月31日至2012年12月15日共138天（7月31日1天，8月31天，9月30天，10月31天，11月30天，12月15天），护理费（实际为误工费）为4000元／30天×138天=18400元。钟某、陈某该项请求2万元的依据不足，不予采纳。6、误工费。由于钟某、陈某已经请求了护理费，而其请求的护理费实质上就是护理人员的误工费，且护理费按一人计算赔偿已经客观、公平、合理，故此，钟某、陈某再请求误工费的理据不充分，不予支持。7、交通费。钟某、陈某请求该项的交通费是钟某之子因病治疗的交通费，依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交通费是客观存在且实际发生的损失，并结合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等综合情况考虑，经审查，钟某、陈某该项请求1000元合理，予以支持。8、住宿费。依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钟某之子住院治疗，其陪护人员（母亲或父亲）晚上需留一人并需外宿以便照顾或处理急需，钟某、陈某该项请求按钟某之子在中山大学孙某纪念医院住院时间计算住宿费，予以准许。钟某之子在该院住院治疗两次：第一次为2012年8月27日至9月7日共12天（8月27日至31日共5天；9月1日至7日共7天）；第二次为2012年10月1日至10月12日共12天；两次住院时间共计24天。钟某、陈某仅请求按22天计算赔偿，是其对自己民事权利处分行为，予以准许。参照《标准》住宿费340元／天，住宿费为340元／天×22天=7480元，钟某、陈某该项请求合理，予以支持。9、住院伙食补助费。依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同时依照该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伙食费情况确定。钟某、陈某该项请求按2人（钟某之子及其陪护人员）计算赔偿，计赔22天，合理合法，予以支持。参照《标准》伙食补助费100元／天，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00元／天×22天×2=4400元。钟某、陈某该项请求合理，予以支持。10、营养费。依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钟某之子因医院构成主要过失行为而导致××，虽然钟某之子在生存期间大部分时间均在医院治疗，但根据其病情，加强营养也是必要的，故酌定营养费500元。钟某、陈某该项请求5000元，明显偏高，不予采纳。11、鉴定费。（1）广州市医学会鉴定费3500元，由钟某支付，有广州市医学会出具的票据为据，予以确认。（2）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费10500元，由钟某支付，有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的发票为据，予以确认。（3）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费。本次鉴定费11100元和其他鉴定费3528元，合计14628元，已由医院支付，予以确认。上述鉴定费（含其他鉴定费）合计28628元（3500元＋10500元＋11100元＋3528元）。12、精神损害抚慰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该解释第十条第一款又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本次医疗损害造成的损害后果极为严重，根据医院的过错程度及其责任，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7万元。钟某、陈某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161384.88元明显偏高，不予采纳。13、陈某请求精神治疗实际支出的治疗精神损害治疗费8619.94元和交通费800元。因钟某、陈某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已获得支持，故陈某该项请求的证据不充分，予以驳回。上述第12项精神损害抚慰金7万元，由增城市人民医院赔偿；上述第2项至第5项及第7项至第11项合计715510元（丧葬费2628元＋死亡赔偿金651974元＋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500元＋护理费18400元＋交通费1000元＋住宿费748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400元＋营养费500元＋鉴定费28628元），由增城市人民医院赔偿500857元（715510元×70%），钟某、陈某自负损失214653元（715510元×30%）。扣减增城市人民医院已付鉴定费（含其他鉴定费3528元）14628元，增城市人民医院实际应承担486229元（500857元－14628元）。据此，钟某、陈某合理部分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增城市人民医院应于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赔偿钟某、陈某精神损害抚慰金7万元。二、增城市人民医院应于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赔偿原告钟某、陈某第2项至第5项及第7项至第11项损失共计486229元。三、钟某、陈某应于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增城市人民医院医疗费11119.11元（13838.27元－2719.16元），该款应在判决书第二项中抵扣。四、驳回钟某、陈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850元，由钟某、陈某负担5110元，增城市人民医院负担7740元。判后，增城市人民医院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判决：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增城市人民医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二、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部分赔偿项目，改判增城市人民医院无需赔偿死亡赔偿金、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改判为770元（50元／人×1人×22天×70%）。三、维持原审判决第二项其余赔偿项目。四、维持原审判决第三项、第四项。五、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钟某、陈某负担70%，由增城市人民医院负担30%。上诉主要理由：一、患儿没有得到及时的诊治，即使在出现手脚冷、无呼吸等症状的情况下仍未能及时就诊，钟某、陈某对患××情恶化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据此，即使认为患儿死亡与增城市人民医院五个月之前的医疗行为有关，也应减轻或免除增城市人民医院的赔偿责任。二、涉案鉴定意见已明确增城市人民医院的过失与患儿死亡之间无因果关系，原审认定××会导致患××率大大增高，缺乏依据。三、支气管肺炎是临床儿科常见疾病，诊治技术成熟，并非不治之症，该病死亡率低于万分之一，关键是诊治是否及时。从患儿的治疗经过来看，患儿死亡的根本原因是钟某、陈某未能及时送患儿就医。四、支气管肺炎诱发因素多，但××并不是支气管肺炎的诱因，支气管肺炎治愈后可再次发作，原审将患儿出生时所患支气管肺炎与患儿五个月之后再次患支气管肺炎混同，事实认定不清。五、原审判决认定住宿费没有依据；住院伙食补助费应以实际发生的数额或实际发生时的统计数据来认定，原审按照2014年的标准来认定2012年发生的住宿费和住院伙食补助费，缺乏法律依据。综上，增城市人民医院认为，患××严重延误治疗所致，与其医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就患儿死亡这一后果而言，增城市人民医院的诊疗行为并不构成侵权。钟某、陈某共同答辩表示同意原审判决。增城市妇幼保健院未答辩。中山大学孙某纪念医院未答辩。增城市正果镇卫生院未答辩。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另查明，本案患儿在增城市人民医院于2012年7月31日21：45出生后，即因病情严重于当日23：10转至增城市妇幼保健院住院治疗，该院次日即8月1日给患儿所做胸片已显示“新生儿肺炎”。患儿在增城市妇幼保健院出院时，病历记载患儿呼吸平顺，无发绀……听诊心肺腹无异常。患儿自增城市妇幼保健院转入中山大学孙某纪念医院住院治疗，出院病历记载患儿无法热、无咳嗽、无喘息、气促，无鼻塞、流涕。患儿2012年10月1日第二次入中山大学孙某纪念医院住院治疗，2012年10月12日出院病历记载，“现患××情稳定，予以带药出院”。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首先是增城市人民医院的医疗过错与患儿死亡之间是否存在侵权因果关系，其次是如增城市人民医院于本案需承担医疗损害责任，应如何认定其承担医疗损害责任的比例。关于增城市人民医院的医疗过错与患儿死亡之间是否存在侵权因果关系的问题。本案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结合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关于患儿的死因鉴定意见，从××和支气管肺炎两种疾病的发病原因和机制两个方面，分析了××与支气管肺炎之间有无必然的因果关系，认为患××所致，进而认定本案患××没有因果关系。然而，本案患儿在增城市人民医院于2012年7月31日21：45出生后即因病情严重于当日23：10转至增城市妇幼保健院住院治疗，该院次日即8月1日给患儿所做胸片已显示“新生儿肺炎”，此后患儿的治疗经过也显示新生儿肺炎在住院期间一直处于治疗之中。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上述分析，从医学原理上阐明了××和支气管肺炎两种疾病的发病原因和机制，但并未直接涉及增城市人民医院医疗过错与患××对新生儿肺炎治疗有何影响等问题。相反，一方面广州市医学会的鉴定意见则明确患儿“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部等综合症”与医方的违规及过失行为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角度看，本医案被广州市医学会认定为构成一级乙等医疗事故，即意味着患儿已构成重度××。依据一般生活经验，患儿的这种状况对于新生儿肺炎治疗存在消极影响也属于可合理怀疑的范围。因果关系本是客观事物或现象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客观联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由于医学发展的时代局限性及生命科学的复杂性，在出现医疗损害后果后，并非所有案件中均能绝对准确的断定损害后果与医疗行为之间是否存在这种客观上的引起与被引起的联系。侵权法上因果关系的判断，并非必须以能够确证存在这种客观联系为前提。在已有上述广州市医学会专业鉴定意见及依生活经验的合理怀疑情况下，原审判决认定增城市人民医院的医疗过错与患儿死亡构成因果关系，判决该院就患儿的死亡承担医疗损害责任，存在合理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增城市人民医院承担医疗损害责任比例的认定问题。在医患双方之间分配医疗损害责任比例，应综合考虑医患××自身的医疗风险等因素。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在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作为被侵权人的患者或其近亲属对医疗损害发生也有过错的，应减轻医方的责任。如增城市人民医院上诉所称，支气管肺炎是临床儿科常见疾病，诊治技术成熟，并非不治之症，该病统计死亡率低。从患儿在增城市妇幼保健院及中山大学孙某纪念医院的住院治疗情况来看，患儿新生儿肺炎的治疗已得到基本的控制和康复，病情稳定。据此，增城市人民医院于本案的医疗过错并非患儿后期支气管肺炎恶化致死的直接原因。增城市人民医院主张患儿后期支气管肺炎未能获得及时治疗与被上诉人有关，与患××情发展的过程基本吻合，本院予以采纳。从合法性假设的角度分析，如患儿的支气管肺炎后期能得到持续有效的治疗或及时的救治，其死亡的几率将大大降低应属于大概率的事件。因此，这一方面应减轻增城市人民医院的赔偿责任。其次，无论是从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还是广州市医学会的鉴定意见来看，患儿患新生儿肺炎存在自身的因素，增城市人民医院的医疗过错并非其患新生儿肺炎的唯一原因，据此也不宜加重医方的赔偿责任。综合上述两方面分析，本院认为原审判决增城市人民医院承担70%的赔偿责任不当，予以纠正，酌情认定增城市人民医院承担30%的赔偿责任。具体损害赔偿项目的认定问题，增城市人民医院上诉就精神损害抚慰金、死亡赔偿金、住宿费及住院伙食补偿费提出异议。鉴于增城市人民医院应对患儿死亡负次要责任，原审判决7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本院根据确定的责任比例酌情改判为3万元。关于死亡赔偿金，增城市人民医院以其医疗行为与患儿死亡没有因果关系为由主张无需赔付死亡赔偿金，该主张与本院上述认定不符。增城市人民医院承担30%的赔偿责任，应向钟某、陈某支付死亡赔偿金为195592元（32598.7元／年×20年×30%）。关于住宿费的问题，本案患儿住院客观上需要其父母看护，原审据此判决应赔付住宿费，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住宿费和住院伙食补助费均系当时实际发生的费用，增城市人民医院上诉主张应以实际发生的数额或实际发生时当年度的相关统计数据来认定有理，本院予以采纳。这两项费用发生于2012年期间，原审判决按照2014年的标准来认定，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2013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应分别计算为，住宿费3300元（150元／天×22天），住院伙食补助费为2200元（50元／天×22天×2）。增城市人民医院负担30%的赔偿责任，即应赔付住宿费99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60元。关于医疗费、丧葬费、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营养费、鉴定费及陈某治疗精神损害的治疗费和交通费，增城市人民医院上诉未对原审判决金额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即上述项目仍以原审判决认定的总额按照70%的比例计算赔偿额度，为36159元。增城市人民医院上诉请求改判住院伙食补助费为770元，视为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亦予以确认。综上，原审判决第二项涉及的赔偿项目金额应变更为234380元（195592元＋990元＋770元＋36159元-14628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3）穗增法民一初字第1115号民事判决第三、第四项判决。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3）穗增法民一初字第111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增城市人民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钟某、陈某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三、变更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3）穗增法民一初字第111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增城市人民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钟某、陈某支付赔偿款23438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4625元，由增城市人民医院负担1387.5元，由钟某、陈某负担3237.5元；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437元，由增城市人民医院负担731元，由钟某、陈某负担170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官 健审 判 员  魏 巍代理审判员  康玉衡二〇一五年××月××日书 记 员  林俊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