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甬商终字第2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董碧芬，无固定职业。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辉，无固定职业。
两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黄靖靖。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士强，无固定职业。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乐海萍，无固定职业。
两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林敏。
两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吴赛妃。
上诉人董碧芬、李建辉为与被上诉人李士强、乐海萍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奉化市人民法院（2014）甬奉莼商初字第1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2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李士强、乐海萍与董碧芬、李建辉分别系夫妻关系。2011年4月李士强、乐海萍与李建辉、董碧芬共同合伙设立奉化市桐照辉通渔需品厂（以下简称渔需品厂），其中李士强、乐海萍共同出资1600000元（包括货币和实物）占该厂35%份额，该厂工商登记为李建辉的个人独资企业。2012年7月双方决定终止合伙关系，经结算，李建辉、董碧芬应付李士强、乐海萍退伙款1200000元。2012年7月22日，董碧芬向李士强、乐海萍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李士强、乐海萍两夫妻人民币壹佰贰拾万元（￥1200000）正。”董碧芬于2012年9月24日、2013年10月30日共支付李士强、乐海萍退伙款130000元。
李士强、乐海萍于2014年3月31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称：李士强、乐海萍曾在2011年初至2011年8月投资1890000余元与董碧芬、李建辉设立渔需品厂，后李士强、乐海萍在2012年7月退出合伙，退伙款为1340000元，董碧芬、李建辉曾支付退伙款130000元，还余1200000元，由董碧芬出具借款为1200000元的借条，虽经多次催讨，但董碧芬至今未还。李建辉作为股权实际受让人及董碧芬的丈夫，理应对董碧芬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为此，请求判令董碧芬、李建辉立即连带归还李士强、乐海萍1200000元，并承担自起诉日至法院判决生效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董碧芬、李建辉在原审中答辩称：1.被告主体不符。因李士强、乐海萍是以合伙协议纠纷起诉，但董碧芬只是李建辉的妻子，并不是渔需品厂的合伙人，所以董碧芬不是适格的主体。如果李士强、乐海萍以民间借贷起诉，那么借条由董碧芬所出，与李建辉无关。2.李士强、乐海萍并未实际支付合伙款1890000余元，其仅支付了其中的1600000元，其余合伙款由李建辉支付。3.李建辉没有拖欠李士强、乐海萍1200000元。渔需品厂一直由李士强经营管理，其经营不善、账目不清且向工厂虚报开支等，工厂常年亏损。2012年7月其提出退伙，李建辉支付其130000元退伙款，厂里的债务全部由李建辉承担。其声称退伙款为1340000元，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双方关于退伙的权利义务实际已履行完毕。4.董碧芬出具的借条，系民间借贷，与案件无关，且李士强、乐海萍未履行出借义务，故该借条并未生效。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法的合伙关系受法律保护。李士强、乐海萍与董碧芬、李建辉之间的合伙关系，有相关证据及原审当庭陈述为证，该院依法予以确认。双方结算后，李建辉、董碧芬应支付李士强、乐海萍退伙款1200000元，扣除董碧芬已向乐海萍支付的130000元，故李建辉、董碧芬尚需支付李士强、乐海萍1070000元退伙款。李士强、乐海萍诉称双方经结算其可得退伙款1340000元的主张，无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不予支持。关于利息，李士强、乐海萍主张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之规定，于2015年1月21日作出如下判决：一、董碧芬、李建辉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士强、乐海萍偿还欠款1070000元，并支付自2014年3月31日起以本金1070000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李士强、乐海萍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5”600元，保全费4320元，共计19920元，由李士强、乐海萍共同负担2158元，董碧芬、李建辉共同负担17762元。
董碧芬、李建辉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李建辉与李士强合伙开办渔需品厂没有签订过任何书面协议或退伙协议，董碧芬、乐海萍并非合伙人。李建辉也不存在欠李士强1070000元退伙款的事实，李士强退伙时，李建辉念及双方亲戚关系，补给了李士强130000元。董碧芬出具的借条与本案合伙纠纷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李士强、乐海萍应另案起诉，不能一并审理认定。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李建辉与李士强解除合伙关系时没有进行结算，应当对合伙财产进行处置，所得价款按双方出资比例分配。另原审法院对其提供的转让协议书未进行认证。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李士强、乐海萍答辩称：本案双方当事人主体适格，董碧芬、乐海萍系合伙人。2012年7月22日董碧芬出具的借条实际上是退伙时的结算凭证，并非借款。董碧芬、李建辉称合伙是亏损的，但未提供相应证据。李士强、乐海萍在原审法院提供的股份转让协议复印件应予以认定。董碧芬、李建辉提供的转让协议书与本案无关联性。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李士强、乐海萍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董碧芬、李建辉向本院申请证人林某出庭作证，拟证明董碧芬领取工资的真实情况，董碧芬、乐海萍并非合伙人，以及渔需品厂经营亏损情况。证人林某陈述称，其自渔需品厂成立起在该厂担任会计，是李建辉招聘的。其听说该厂是李建辉与李士强合伙开办的，平时李建辉在外面捕鱼，李士强在厂里，董碧芬有时会到厂里来，乐海萍没有见过。2012年7月之前渔需品厂经营是亏损的，之所以在工商资料上写盈利，是因为写亏损的话，账目很麻烦，故写了盈利并按税法交了税款。税务申报一定要有一个人的身份信息，故在工资表上写了董碧芬，但董碧芬实际没有领取工资。经质证，董碧芬、李建辉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认为可以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李士强、乐海萍认为证人与董碧芬、李建辉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可采信。本院经审查认为，仅凭该证人证言，难以证明董碧芬、李建辉所主张的事实。
关于董碧芬、李建辉在原审提供的用以证明渔需品厂是李建辉与李士强合伙设立事实的转让协议书，李士强、乐海萍经质证认为，该协议书无法证明渔需品厂是李建辉与李士强合伙设立。本院经审查认为，虽然该协议书上的受让人是李建辉、李士强，但并不能排除渔需品厂是李士强、乐海萍与董碧芬、李建辉共同设立的情形，故该证据不能证明董碧芬、李建辉所主张的事实。关于李士强、乐海萍在原审提供的用以证明合伙及退伙事实的股份转让协议，因该证据系复印件，董碧芬、李建辉又不予认可，原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并无不当。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董碧芬、乐海萍是否系涉案合伙体的成员，以及涉案1200000元借条是否是退伙时的结算凭证。李士强、乐海萍主张其在2011年初与董碧芬、李建辉合伙投资经营渔需品厂，实际出资超过1600000元，后其在2012年7月退出合伙，并由董碧芬出具1200000元借条，该借条是退伙时的结算凭证。对此，董碧芬、李建辉对李士强、乐海萍主张的合伙主体及1200000元借条是退伙后的结算凭证的事实有异议，但对李建辉与李士强存在合伙、退伙事实及李士强出资1600000元的事实没有异议。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李士强、乐海萍与董碧芬、李建辉均为夫妻关系，双方对李士强与李建辉存在合伙关系并无异议，而董碧芬在合伙之初接受过乐海萍汇付的1000000元出资款，在退伙后，董碧芬又向乐海萍汇付了退伙款130000元，可见，董碧芬、乐海萍参与了合伙相关事宜；同时，在退伙后，董碧芬向李士强、乐海萍夫妇出具了涉案借条。因李建辉在此期间存在出海打渔情形，由董碧芬出面向李士强、乐海萍夫妇出具了借条作为退伙款的结算凭证亦符合常理。相比之下，董碧芬、李建辉所称的董碧芬出具上述借条是双方之间另外的尚未实际履行的借贷关系的辩解不符合情理。综上，李士强、乐海萍提出的其与董碧芬、李建辉存在合伙关系，以及涉案1200000元借条是退伙时的结算凭证的主张更具有高度可能性，故本院对李士强、乐海萍的上述主张予以认定。董碧芬、李建辉的上诉理由，证据不足，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上诉人董碧芬、李建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曙炜
审 判 员 叶剑萍
审 判 员 方资南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代书记员 夏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