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甘民初字第7579号
原告甘州区大满镇李家墩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
法定代表人韦荣，系该村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皮雅堂，系甘肃重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掖市金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友种业)。
住所：张掖市甘州区工业园区巴吉滩农产品产业园。
组织机构代码：76774XXXX。
法定代表人高希光，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秦彩云，系该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陈丽萍，系该公司法律顾问。
被告李瑞文，甘肃省张掖市人。
原告甘州区大满镇李家墩村民委员会与被告张掖市金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9日立案受理。在审理过程中，被告金友种业向本院提出追加被告申请，申请追加李瑞文为本案被告，经审查，本院依法追加李瑞文为本案被告参与诉讼。依法由审判员张为光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甘州区大满镇李家墩村民委员会主任韦荣及其委托代理人皮雅堂，被告张掖市金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律顾问秦彩云、陈丽萍，以及被告李瑞文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甘州区大满镇李家墩村民委员会诉称：原、被告分别于2013年和2014年签订了玉米制种合同，2013年双方还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被告如不按时支付种子款，按种子款的15%承担违约金，原告如约履行了合同，并将生产的玉米种子全部售给了被告，2014年1月5日，经双方结算，2013年度被告应支付原告种子款4920491.2元，后被告陆续支付部分种子款，经2015年结算，2013年下欠种子款579659元，2014年下欠种子款29343.8元，后经原告多次找到被告催要，被告均不履行交付义务，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起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拖欠的2013年度种子款579659元，承担违约金86948.85元，支付2014年度种子款29343.8元，以上合计695954.65元。
被告张掖市金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在庭审中辩称：对原告陈述原被告2013年、2014年签订玉米制种合同属实，但李瑞文是挂靠在我公司，用我公司的资质与原告签订的合同，玉米是被告李瑞文收购的，付款方应当是李瑞文，2013年的制种款李瑞文已经基本付清，2014年经村委会信访，在政府的主持调解下，李瑞文所欠2014年的制种款310000元已由我公司代其全部付清，故原告诉请不能成立，即便有尾欠款，付款人也应当是李瑞文，我公司不承担付款义务，请求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
被告李瑞文未提交书面答辩，并在庭审中辩称：被告金友种业陈述的事实不属实，2013年、2014年我是作为被告张掖市金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聘任的经理与原告进行玉米制种的，从签订合同、收购及付款，我都是代表的金友种业公司，故付款方应该是被告金友种业公司。
经审理查明：2013年5月25日，原告与被告张掖市金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就2013年玉米制种签订了一份《甘肃省农作物种子生产示范合同》，该合同有原告村委会的印章和村主任韦荣的签字，被告公司及法定代表人高希光的印章及委托代理人宋成将的签字。合同约定，被告委托原告生产代号为JYB-11、JYB-12、JYB-13的玉米种子，同时对质量指标、价格等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后原被告于2013年8月16日，在甘肃省张掖市忠信公证处对该份合同进行了公正。2013年5月25日，为进一步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原、被告又签订一份《制种玉米种植附加协议》，该合同有原告村委会的印章和村主任韦荣的签字，被告公司及法定代表人高希光的印章，双方对付款时间、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2013年6月22日，原、被告出具一份《制种面积确认书》，该合同有原告村委会的印章和村主任韦荣的签字，被告公司印章及宋成将的签字。经双方丈量核实，2013年原告为被告制种的最终核算的有效面积为2265.7亩。2014年1月15日，原、被告出具一份李家墩村制种玉米结算清单，该清单有原告村委会的印章和村主任韦荣的签字，被告公司印章及宋成将和被告李瑞文的签字。经双方结算，被告应支付的总金额是5862735.2元，除去被告已支付的亲本款、投资款、借支款、农药款、化肥款合计942244元后，被告下欠种子款4920491.2元。就付款事宜，由原告作为乙方，被告作为甲方，被告李瑞文作为甲方代表，双方于2014年1月23日签订一份《付款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为：（一）甲乙双方于2014年1月15日进行种子款结算，实欠种子款4920491.2元；（二）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于2014年1月25日前付种子款2370000元，下欠部分由村委会向农户担保或借款，公司（指被告）承担2%的利息；（三）下欠部分的款项，限于2014年3月20日前，一次性连本带息付清。
2014年3月3日，原、被告双方就2014年玉米制种合作事宜，签订一份《玉米制种协议》，对各自的权利义务做了约定，该合同有原告村委会的印章和村主任韦荣的签字，被告公司印章及代理人李瑞文的签字。2014年7月7日，原、被告签订一份《甘肃省农作物种子生产示范合同》，该合同有原告村委会的印章和村主任韦荣的签字，被告公司及法定代表人高希光的印章和被告公司委托代理人李瑞文的签字，后双方于2014年8月26日，在甘肃省张掖市忠信公证处对该份合同进行了公正。
2014年7月9日，原、被告出具一份2014年李家墩村制种面积确认书，经被告公司与村社对2014年制种面积核实，制种面积为2503.6亩，上有原告村委会的印章和村主任韦荣的签字，被告公司印章及代海龙的签字。
2014年9月4日，原、被告出具一份金友种业、李家墩村种子款结算单，该结算单由村委会文书张炜书写，其上记载，2014年1月15日结算实欠种子款4920491.2元，被告于春节前分三次共付2330000元，包括年前付40000元给韦荣名下，春节前共付2370000元，2014年4月9日付1300000元，8月26日付450000元，4月30日付30000元，3月29日付10000元，最后下欠760491.2元，结算人为张炜、韦荣、李瑞文。在三人签字以下，有韦政德签字。之后在韦政德签名以下又记载：9月12-16日电汇50万元，10月20日，转账20万元（书记卡15万，汇村账5万），下欠制种款60491.2元。在庭审中经调查，该段文字也是张炜书写。
2015年7月20日，原、被告出具一份金友种业2013-2014年尾欠李家墩村制种玉米款结算单，该结算单由韦荣和李瑞文进行结算，上记载，总面积为2405.4亩，服务费为60135元，应收制种款4810800元，抽雄补助8000元，总收入4878935元，被告已支付的款项分别是：前期投资400000元，付亲本款134107.2元，付农药款65484元，上述合计599591.2元，2014年12月11日，收制种款850000元，2014年12月16日，收制种款800000元，2015年2月12日，收制种款950000元，2015年2月13日，收制种款1000000元，2015年3月27日，收制种款200000元，2015年5月19日，收制种款150000元，2015年7月，收制种款300000元，总计收制种款4250000元，2014年下欠29343.8元（4878935元-599591.2元-4250000元）,2013年欠579659元，合计下欠609002.8元。在韦荣、李瑞文签字以下，有被告李瑞文给原告书写的欠条一张，其内容为“今欠到李家墩村2013年制种款579659元，20014年29343.8元，共计609002.8元，出具人金友公司李瑞文”。在庭审中被告金友种业不认可此欠条，并称2015年公司与李瑞文没有丝毫关系，也没有委托其与原告结算。
就上述事实，原告向法庭提供了如下证据：
1、2013年5月25日，原告与被告张掖市金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就2013年玉米制种签订的《甘肃省农作物种子生产示范合同》一份及甘肃省张掖市忠信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一份，欲证明欲证明原、被告签订了玉米种子生产合同并进行了公正，被告委托原告生产代号为JYB-11、JYB-12、JYB-13玉米种子，同时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经质证，被告金友种业对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但实际的制种人是李瑞文，原告实际在给李瑞文制种，该合同从签订、履行到收购及前期付款、后期付款都是李瑞文在履行合同的义务；2、对公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经被告李瑞文质证无异议。
2、原、被告于2013年5月25日签订的《制种玉米种植附加协议》，欲证明该协议约定被告预借给原告前期投入资金200元/亩，种子款兑付时间为2014年1月15日之前。并约定违约者承担全玉米部产值15%的违约金，经质证，二被告均无异议；
3、原、被告于2013年6月22日出具的制种面积确认书一份，后附五张手写的制种面积确认书，欲证明经被告与原告及社员代表进行了面积确认，确认制种面积是：JYB-11314亩、JYB-12916.5亩、JYB-13585.3亩、JYB-14507.8亩、JYB-15256.1亩，合计2265.7亩。经被告金友种业质证，无异议，经被告李瑞文质证后，对打印的制种面积确认书上宋成将的签字其不清楚，对手写的五张制种面积确认书无异议；
4、原、被告于2014年1月15日出具的李家墩村植种玉米结算清单一份，欲证明经原告与被告结算，被告应付原告2013年种子款5862735.2元，扣除被告投入亲本款151600元，投资款510000元、借支款200000元、农药款51594元，化肥款29050元，合计942244元，被告还应付种子款4920491.2元。该清单不仅有被告的盖章，还有李瑞文、宋成将的签字。经被告金友种业质证后无异议，经被告李瑞文质证后无异议；
5、原、被告于2014年1月23日出具的《付款协议》一份，欲证明双方对2014年1月15日的结算无异议，被告认可2013年实欠种子款4920491.2元，并对付款进行了约定，经被告金友种业质证，对该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经被告李瑞文质证，认为这份付款协议就是在被告公司打印的，金额都属实，没有异议；
6、2014年3月3日，李瑞文代表被告与原告签订的《玉米制种协议》二份（原件、复印件各一份），欲证明原被告签订了2014年度种子生产合同，在合同空白处双方约定2013年尾欠制种款在3月底付50%，其余在5月底付清。合同加盖了双方的法人章，经被告金友种业质证后无异议，经被告李瑞文质证后无异议；
7、2014年4月10日，被告李瑞文给韦政德出具的借条一张（复印件），金额387000元，欲证明由高希光提供保证，李瑞文向韦政德借款387000元的事实，且此款是由村委会代付农户2013年种子款，并约定该款于2014年5月10日还清，经被告金友种业质证，认为这是李瑞文的个人行为，并且借的是韦政德的钱，与村委会没有关系，与本案也没有关系；经被告李瑞文质证，认为条子是其本人打的，借钱就是为了给农户付种子款，这笔钱还没有偿还，这笔钱在2015年7月20日结算时已经计算到了2013年的下欠的579659元当中；
8、原、被告于2014年7月7日签订的《甘肃省农作物种子生产示范合同》一份及甘肃省张掖市忠信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一份，欲证明欲证明原、被告签订了2014年玉米种子生产合同并进行了公正，经二被告质证后无异议；
9、原、被告于2014年7月9日出具的2014年李家墩村制种面积确认书一份，欲证明经双方确认，2014年原告为被告生产玉米种子的面积是2503.6亩，经二被告质证后无异议；
10、2014年9月4日，由张炜、韦荣、李瑞文出具的金友种业、李家墩村种子款结算单一份，欲证明2014年1月15日，经双方结算被告欠原告种子款4920491.2元，其中年前支付了三笔分别为2000000元、300000元、30000元，2014年4月9日被告支付1300000元、8月26日支付450000元、4月30日支付30000元、3月29日10000元，年前付40000元（韦主任名下），最后下欠760491.2元，该结算清单有张炜、韦荣、李瑞文、韦正德的签字。在韦政德签字以下，又记载：9月12-16日电汇50万元，10月20日，转账20万元（书记卡15万，汇村账5万），下欠制种款60491.2元。经被告金友种业质证后无异议，对结算金额认可，经被告李瑞文质证后，无异议。但原告在提供此证据后，又向法庭提交了韦政德2014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的客户交易明细对账单一份，欲证明2014年4月9日，被告实际向原告支付种子款1000000元，而不是双方在2014年9月4日的结算单上记载支付的1300000元；原告村委会2014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的客户交易明细对账单一份，欲证明2014年8月26日，被告实际向原告支付种子款150000元，而不是双方在2014年9月4日的结算单上记载支付的450000元，上述对账单经被告金友种业质证后，对打款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2014年9月4日的结算单已经双方质证没有异议，双方均应认可，且付款凭证上的金额并不能证明实际的支付金额，因为除了转账之外，还有现金的支付，且原告就结算单上书写的金额也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经被告李瑞文质证后，认为所有我签字的我都认可，但打款凭证我现在说不清了；
11、原、被告于2015年7月20日出具的金友种业2013-2014年尾欠李家墩村制种玉米款结算单一份，该结算单由韦荣和李瑞文进行结算，上记载，总面积为2405.4亩，服务费为60135元，应收制种款4810800元，抽雄补助8000元，总收入4878935元，被告已支付的款项分别是：前期投资400000元，付亲本款134107.2元，付农药款65484元，上述合计599591.2元，2014年12月11日，收制种款850000元，2014年12月16日，收制种款800000元，2015年2月12日，收制种款950000元，2015年2月13日，收制种款1000000元，2015年3月27日，收制种款200000元，2015年5月19日，收制种款150000元，2015年7月，收制种款300000元，总计收制种款4250000元，2014年下欠29343.8元（4878935-599591.2-4250000）,2013年欠579659元，合计下欠609002.8元。在韦荣、李瑞文签字以下，有被告李瑞文给原告书写的欠条一张，其内容为“今欠到李家墩村2013年制种款579659元，2014年29343.8元，共计609002.8元，出具人金友公司李瑞文”。欲证明原告主张的种子款的依据，经被告金友种业质证后，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2014年9月4日的结算单上的金额不一致，对李瑞文出具的欠条公司不认可；经被告李瑞文质证后，其认可，但2013年的欠款579659元中，有一笔387000元的借款，其给村委会出具了欠条。
就上述事实，被告张掖市金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被告李瑞文均未向法庭提供证据。
上述证据及原、被告的陈述，经双方当庭质证，事实清楚，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现双方诉讼争议的焦点问题（一）、二被告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应如何承担责任？（二）、被告实欠原告的制种款金额，应如何计算？
首先，关于二被告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原告主张，其诉讼请求应当由被告金友种业承担，且原告方也不同意追加李瑞文为本案被告，因为李瑞文是金友的副总与村委会进行制种的，且对此事高希光是知晓并同意的，2013年、2014年的结算李瑞文是代表公司进行的，李瑞文的行为是公司的职务行为，故其与原告签订的种子款结算单应当由被告金友种业承担，对此被告辩称2013年、2014年与原告的制种事实是存在的，但是是被告李瑞文借用我公司资质进行的，玉米种子的收购方是被告李瑞文，故应该由被告李瑞文承担付款责任，虽然我们认为金友不应承担责任，但因已加盖印章，故公司对李瑞文2014年9月4日结算单写下的2013年的欠款60491.2元，对外承担。对此，本院认为，在2013年、2014年原告与被告进行玉米制种的整个过程中，从签订合同、面积核算、付款到结算等事宜中，被告李瑞文均是以金友种业的代表人的身份与原告进行的，在庭审中，被告李瑞文也多次强调，其在2013年、2014年均是作为被告金友种业的副总，在公司经理高希光的授权之下与原告进行的结算等各种活动，且在与原告签订合同时，均加盖被告金友种业公司的印章和经理高希光的印章，应该可以认定，被告李瑞文的行为是得到被告金友种业的授权和认可的，故本案中，被告李瑞文是作为被告金友种业的代表人与原告进行的制种，其行为是被告公司的职务行为，其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应该由被告金友种业承担。
其次，关于被告实欠原告的制种款金额，应如何计算的问题。原告进行的陈述是，关于2013年的制种款，在原被告于2014年的1月23日签订的《付款协议》中，明确约定，2014年1月15日双方结算后，被告实欠原告种子款4920491.2元，被告于2014年1月25日前付种子款2370000元，下剩部分由村委会向农户担保或借款，公司承担2%的利息，于2014年3月20日之前，一次性连本带息付清。原告基于此，主张2013年被告实欠原告种子款579659元，并陈述因为村委会的管理人员经常更换，好多凭证在不同的人手里，2014年9月4日的结算单由于大部分凭证不在结算人张炜、韦荣的手里，而且从该份证据的韦政德以下的内容是另一个人书写的，是后来重新进行核算后书写的，才得出的60491.2元，这是村委会欠农户的种子款，而不是金友欠村委会的。后在2014年4月10日，村委会代金友种业支付了种子欠款387000元，但至今为止金友种业都没有向村委会支付387000元。2015年7月20日经双方结算，被告欠原告2013年种子款579659元，是由村委会代金友种业支付的387000元种子款，加上村委会欠农户种子款60491.2元，和利息131562.4元合计形成的。
对此，本院认为，按照原告的说法，其主张的2013年的制种款是579659元，其主要包括被告李瑞文向韦政德的借款387000元，和2014年9月4日，结算单上最后一行写的60491.2元制种款，合计是447491元，再加上欠款的利息131562.4元，利息和本金加起来为579659元，但原告计算有误，利息本金合计应该是579053.6元。或者，按照原告提供的对账单计算，被告于2014年4月9日实际支付1000000元，而不是结算单上记载的1300000元，和2014年8月26日实际支付150000元，而不是结算单上记载的450000元，按照原告的说法，被告实欠原告2013年的制种款不是结算单上记载的60491.2元，而应该是660491.2元，但其中还应包括被告李瑞文向韦政德的借款387000元，扣除该借款，被告2013年实欠的制种款应该是273491.2元，而不是原告诉讼的579659元。
原告提供的证据中，原、被告签订的《甘肃省农作物种子生产示范合同》、《制种玉米种植附加协议》、制种面积确认书、李家墩村制种玉米结算清单和2014年1月23日的《付款协议》双方无异议，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进行玉米制种以及欠款的事实，从原告提供的2014年9月4日金友种业、李家墩村种子结算单以及两份对账单来看，被告对2014年9月4日的结算单上记载的各项数据双方无异议，被告金友种业认为2014年9月4日的结算单上记载的“下欠制种款60491.2元”应该是双方结算无误的结果，但原告主张被告于2014年4月9日实际支付1000000元，而不是结算单上记载的1300000元，和2014年8月26日实际支付150000元，而不是结算单上记载的450000元，对此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对账单，并不能完全认定是被告实际支付的金额，不论从双方的交易还是现实中的给付习惯来看，除了转账之外，应该还有其余的付款方式，原告提交的对账单不能推翻结算单。但按照原告提交的2015年7月20日金友种业2013-2014年尾欠李家墩村制种玉米款结算单上记载2013年下欠579659元以及两份对账单，被告实欠的制种款均与原告主张的金额存在出入，对此，本院认为，2014年9月4日，被告李瑞文作为被告金友种业的委托人和原告出具的结算单，其真实性应当更加可信，但2015年7月20日，被告李瑞文在明知自己已和被告金友种业解除了委托关系后，与原告出具了这份金友种业2013-2014年尾欠李家墩村制种玉米款的结算单，是李瑞文与韦荣进行结算，双方均已知晓李瑞文不代表公司，原告的陈述也前后矛盾，李瑞文既认可2014年9月4日的结算单，又书写了2015年7月20日的欠条、结算单，故2015年7月20日的结算单上记载的2013年拖欠的制种款的数额无法令人置信，且与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均不能相互印证，故不能作为本案的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2014年9月4日的结算单在原告提交的证据中，能和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且双方均签字，并在庭审中经质证认可，其相对真实有效，可以作为原告诉讼要求被告支付制种款的证据。原告诉讼要求被告支付拖欠的2013年的制种款579659元的诉讼请求，因其证据不能互相印证，故本院依据2014年9月4日双方出具的结算单认定，2013年被告实欠原告的制种款应是60491.2元。
关于被告李瑞文给韦政德出具的借条，虽然该借条由被告公司经理高希光提供担保，上面记载此款由村委会代付农户2013年的种子款。庭审中，被告李瑞文也陈述该笔借款确系用于支付种子款，按照原告村委会的陈述，该借款已计算至被告应付的制种款579659元中，则该借条无效，反之则借条有效，对此，本院认为，即使将该笔借款认定为被告公司向村委会的借款，将其计算到被告金友种业拖欠2013年的制种款中，也应该反映在2014年9月4日的结算单上，而不是直到2015年7月20日结算时才进行计算。该借条与原告的主张及提交的证据不相吻合，故该证据我们只能从证明的内容认定为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涉及的是李瑞文、韦政德、高希光的借贷关系，与本案涉及的当事人和及法律关系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本案不予涉理。
关于2014年拖欠的制种款，在2015年7月20日韦荣与被告李瑞文出具的金友种业2013-2014年尾欠李家墩村制种玉米款结算单上，经双方结算，2014年下欠的制种款是29343.8元，对此被告金友种业认为：“若被告李瑞文对此无异议，则被告金友种业也认可”，对于此陈述，本院认为是被告金友种业的自认行为，本院予以采信。综上，2014年被告实欠原告的制种款应是29343.8元。
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86948.85元，因原被告之间至2015年7月20日还在结算，且原告诉讼的2013年的制种款579659元并无法律依据，故对原告主张的利息，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张掖市金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原告甘州区大满镇李家墩村民委员会2013年玉米制种款60491.2元，2014年玉米制种款29343.8元，合计8983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付清；
二、被告李瑞文在本案中不承担付款责任；
三、驳回原告甘州区大满镇李家墩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760元，由原告甘州区大满镇李家墩村民委员会负担8714元，被告张掖市金友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046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为光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陈 波
附：【本案适用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二条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第三条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