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76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建儒，男，1963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欧阳强，广东金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俊民，男，1963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邓刚，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梦瑶，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王润发，男，1964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法定代表人：王润发，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林旭明，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永泉，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州同升同喜饮食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法定代表人：王润发，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林旭明，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永泉，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张建儒因与被上诉人余俊民、原审第三人王润发、广州同升同喜饮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升同喜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5民初28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建儒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诉请余俊民返还575000元。
事实与理由：原审审查认定事实错误。（一）原审认定“原告已确认其至今尚未缴纳剩余的45000元款项”错误。1.缴纳剩余的45000元款项的责任应该是余俊民。余俊民转让同升同喜公司20％股份，须首先享有该20％股份的完全权利，否则其转让无效。2.2014年7月15日同升同喜公司出具的《证明》，仅能证明余俊民缴付股金及其来源的情况。其中“余下的4.5万元于1个月付清”不是张建儒的承诺，也不应认定为张建儒的责任。3.在(2015)穗海法民二初字第2563号案中，同升同喜公司向法庭提交了余俊民于2014年11月18日出具的证明，该证明中余俊民确认“在总投资金额中，王润发占80％，余俊民占20％(余俊民尚欠肆万伍千元股金)”。4.余俊民在经营酒庄期间欠张建儒45000元，余俊民承诺入股酒楼后借款充作股金，张建儒仅同意出资10％。之后，余俊民称手头紧要求张建儒为其代垫出资，2014年1月-6月张建儒出资了420000元，2014年7月9日张建儒在汇出155000元之前告知王润发、同升同喜公司，余俊民名下现金股金均由张建儒支付，并向王润发说明了余俊民在经营酒庄期间欠张建儒45000元的情况，王润发同意与张建儒一齐共同催促余俊民缴付该欠付的股金。
（二）原审认为“原告要求变更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目的并非无法实现”，“可通过法律途径要求被告及第三人协助其变更股权手续以保障自己权益”不当。余俊民在转让股份时，尚未完成出资义务，其20％股份的转让为无效的转让，最起码是有瑕疵的转让。余俊民不履行其足额缴付股金义务，张建儒不能要求王润发、同升同喜公司协助，致使张建儒无法实现合同目的。
被上诉人余俊民辩称：张建儒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属于重复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请求驳回其全部诉请。1.张建儒与余俊民之间属于代持股关系，不是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张建儒确认其本人在公司设立时以股东身份进行投资，并于此后将出资款投入到第三人，这是张建儒对于投资关系的自认，法院应当予以确认。2.无论是委托持股关系还是张建儒主张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张建儒已经取得公司的股东身份，无权要求收回出资款。本案中同升同喜公司已经盖章确认张建儒的股东身份，王润发也认可张建儒是公司的股东。无论是在本案原审中还是在先前的诉讼2563号案件中，张建儒均主张其款项是向公司出资，同升同喜公司及王润发也认可张建儒的股东身份，海珠法院在生效判决中也认定张建儒取得股东身份。张建儒在上诉状中仍主张其所支付的款项是投资款，进一步确认了其投资是属于股金出资款的性质。这也证明了张建儒也一直认可自己的股东身份。根据公司法的71条第2款、第3款及最高院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9条的规定，在法定期限内公司另一股东对于张建儒取得股东身份并无异议来确认了张建儒的股东身份，因此张建儒以股东名义要求返还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张建儒对于股权投资关系及股权变动效果存在错误认识。张建儒已经成为公司股东，已经具备合法股东身份，而工商变更登记只是发生对外公示效果，并不影响张建儒的股东身份。张建儒要求退还款项的实质是要求撤回出资，应当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减资手续，其请求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4.张建儒对于股东权和企业经营管理权也存在错误的法律认识。股东权不等同管理经营权，如果张建儒主张经营管理权应当与另一股东协商并根据公司安排履行职责，而非根据股东身份直接履行经营管理职责。如果张建儒认为其权利受到侵害应当向公司提出主张，如果对公司利润分配有异议则属于分红权纠纷，如果对于公司账册管理有异议应属于股东知情权纠纷，如果认为第三人侵犯股东重大决策权也均与余俊民无关。5.根据公司登记条例的规定，公司变更股权登记应当由公司向主管机构提出，余俊民随时可以配合，张建儒因没有按时足额支付出资款与第三人产生的争议与余俊民无关。
原审第三人王润发、同升同喜公司述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1.王润发直到2014年7月份出具《证明》时，才知悉张建儒与余俊民就同升同喜公司20％股权转让达成合意。股权转让是张建儒和余俊民之间的交易，故同升同喜公司与王润发不应当因其股权转让行为而利益受损。2.张建儒无权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根据海珠法院(2015)穗海法民二初字第2563号生效判决认定，《转让股份证明》是有效的。张建儒支付股权转让款是受让余俊民持有有同升同喜公司20％股权份额的对价，张建儒无权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3.余俊民对同升同喜公司的股金认缴20％出资金额确实是由王润发实际支付的，且余俊民未按其与王润发的约定向同升同喜公司进行总投资金额的按比例投资。余俊民对同升同喜公司有关的资金投入，也均是王润发实际支付的。但即便如此，本案中在股权转让有效的前提下，余俊民对王润发、同升同喜公司应承担的责任，与本案案涉的股权转让纠纷系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亦分属不同的责任承担相对方。张建儒不能因此要求返回股权转让款。
张建儒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余俊民返还张建儒的股权股份转让款5750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从2014年7月9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余俊民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张建儒曾以余俊民、同升同喜公司、王润发为共同被告于2015年8月7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5）穗海法民二初字第2563号，张建儒在该案中要求判令：1.解除张建儒与余俊民签订的《转让股份证明》；2.余俊民、同升同喜公司、王润发连带返还张建儒支付的股权转让款575000元及利息；等。该案经审理查明：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商事登记信息记载，同升同喜公司成立于2014年5月21日，股东是余俊民、王润发；2014年7月7日，张建儒与余俊民签订《转让股份证明》，内容为：同升同喜公司原股份王润发占总股本80％，余俊民占总股本20％，现余俊民决定将其名下20％股份全部转让给张建儒，即时生效，特此证明；2014年7月15日，同升同喜公司出具《证明》，内容为：同升同喜公司总投资金额为400万元（其中18万元为原39号之二转让资金），现80％股份由王润发持有，20％股份（80万元）由余俊民全数转让给张建儒持有，张建儒于2014年6月30日已付现金575000元，余下的45000元于1个月内付清；张建儒为证明支付转让款的情况，提交了其本人的中国银行账户从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的交易记录，但该交易记录没有显示对方账户的户名；张建儒还提交了银行业务回单3份，证实张建儒于2014年1月8日向余俊民转账100000元，于2014年2月24日向刘日强转账80000元，于2014年7月9日向王润发转账155000元；余俊民为证明没有实际收取张建儒的出资，提交了银行业务回单1份，证实其于2014年1月9日向王润发转账100000元；等。该案经审理认为，张建儒没有证据证明其曾催告余俊民协助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该手续至今未办理，不能认定是余俊民的过错，张建儒依据未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的事实主张解除合同，缺乏充分的理据；等。据此，原审法院于2016年5月9日作出判决，判决驳回张建儒的全部诉讼请求。该案已于2016年5月27日生效。
另查，张建儒于2016年9月19日分别向余俊民及同升同喜公司、王润发发出了律师函。内容为，根据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穗海法民二初字第2563号判决，余俊民及同升同喜公司、王润发有义务协助张建儒办理股权、股东变更登记手续，以便张建儒行使相关股东权利，并要求余俊民及同升同喜公司、王润发自收到该律师函之日起7个自然日内，协助张建儒办理股权、股东变更登记手续；等。
再查，张建儒确认其尚未缴纳同升同喜公司于2014年7月15日出具的《证明》中所载明的45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2015）穗海法民二初字第2563号案件查明的事实均没有异议，且该判决已于2015年5月27日发生法律效力，故原审法院对该判决中所确认的事实予以认定。就本案而言，张建儒要求余俊民返还股权转让款的依据是其认为余俊民及同升同喜公司、王润发造成其股权转让目的无法实现。对此，原审法院的意见是，第一，同升同喜公司于2014年7月15日出具的《证明》中已确认同升同喜20%的股份（80万元）由余俊民全数转让给张建儒持有，张建儒已付现金575000元，余下的45000元于1个月内付清。庭审中，张建儒已确认其至今尚未缴纳剩余的45000元款项。换言之，张建儒尚未完全履行己方义务。第二，张建儒通过律师函方式要求余俊民及同升同喜公司、王润发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被拒后，亦可通过法律途径要求余俊民及同升同喜公司、王润发协助其变更股权变更手续以保障自己权益，即张建儒要求变更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目的并非无法实现。在张建儒既未完全履行己方义务，亦未穷尽有效途径实现股权变更手续的前提下，要求余俊民返还股权转让款575000元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张建儒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受理费10455元，由张建儒负担。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张建儒与余俊民签订的《转让股份证明》合法有效，双方据此成立股权转让合同关系。现本案争议焦点为张建儒要求余俊民返还其支付的575000元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本院认为，张建儒与余俊民订立股权转让合同的目的就在于获得同升同喜公司的股东资格，现根据王润发、同升同喜公司于2014年7月15日出具的《证明》以及各方在诉讼中的陈述意见，同升同喜公司及该公司另一股东王润发均已认可张建儒受让余俊民20%股权的事实，且并不否认张建儒的股东身份。至于同升同喜公司是否为其办理股东变更工商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该登记行为并不影响张建儒实际取得同升同喜公司股东资格的事实认定。而对于张建儒上诉提出余俊民未完成其20%股权的全部出资问题，一方面，存在出资瑕疵的股权转让并不当然导致合同无效；另一方面，张建儒在知晓余俊民的实际出资情况后也并未提出撤销股权转让合同的主张。因此，张建儒在已实际受让同升同喜公司20%股权的情况下，要求余俊民返还575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同升同喜公司出具《证明》中所涉45000元款项的责任主体认定问题，与本案讼争法律关系无实质关联，本院对此不作审查。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判决恰当，本院予以维持。张建儒的上诉请求，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455元，由上诉人张建儒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莫 芳
审判员 杨 凡
审判员 曹佑平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李泳筠
华章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