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黑06民终25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大庆七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大庆公路客运枢纽站院内。
法定代表人：陈立，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征，黑龙江羿洪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庆同方通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大庆市让胡路区民营科技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方志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胜源，黑龙江司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大庆市顺发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大庆市高新区开发区银府寓园2号商服。
法定代表人：王福尧，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盛衍龙，黑龙江典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王天生，男，1991年4月15日出生，汉族，大庆七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股东。
委托诉讼代理人：盛衍龙，黑龙江典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大庆七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大庆同方通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大庆市顺发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发公司）、原审第三人王天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2015）让商初字第9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大庆七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征、被上诉人大庆同方通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胜源、原审第三人顺发公司、王天生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盛衍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大庆七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依法给付上诉人欠款本金180万元、利息283308元，共计2083308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2014年在被上诉人处购买120辆车，其中20辆车款给付现金，100辆车转账给付722万元，后上诉人以100辆车作为抵押向浙江智慧普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办理了融资租赁购车，被上诉人为上诉人提供担保。后租赁公司将810万元给付被上诉人，因被上诉人多收810万元车款，故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承诺书，承诺在租赁公司放款后一个月内返还上诉人给付810万元车款。现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180万元未给付。一审中原审第三人顺发公司明确表明仍欠被上诉人借款人民币180万元，此笔欠款与本案无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为不当得利关系。原审第三人与上诉人无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未对该事实予以认定，一审认定原审第三人与上诉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进而认定上诉人应向原审第三人顺发公司主张权利是错误的。
被上诉人大庆同方通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辩称:一、上诉人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被上诉人认为不存在这种法律关系。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得利返还受损失的人。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之一是一方取得财产上的利益。本案中，被上诉人虽然在表面上看多收了上诉人的722万元，但实际上被上诉人收到上述款项后根据上诉人、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顺发公司达成的共识，将其中的600万元又转给原审第三人顺发公司，作为原审第三人顺发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福尧的儿子王天生在上诉人处的增资款。剩余的122万元是上诉人对融资租赁公司的融资租赁保证金，实际上使用人是上诉人自己，上诉人还完融资租赁款后，被上诉人已经把这122万元返还给了上诉人。因此，被上诉人并没有实际占有、使用722万元，被上诉人不存在不当得利，被上诉人也就不存在返还的问题。上诉人应向实际的借款人顺发公司和王天生主张返还的责任。二、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多收了810万元的购车款，被上诉人认为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基于上诉人做的融资租赁，收到融资租赁公司汇过来的810万元购车款，此前，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名义上的购车款722万元，但实际上根据上诉人、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顺发公司达成的共识，上诉人将其中的600万元通过被上诉人的平台又转给原审第三人顺发公司，作为原审第三人顺发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福尧的儿子王天生在上诉人处的增资款，此款项实质上是上诉人的股东王天生在使用，剩余122万元作为上诉人的融资租赁保证金留存在被上诉人处，实际上是上诉人自己在使用这122万元。被上诉人收到722万元也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交付车辆，上诉人也没有追究被上诉人的违约责任，因此722万元并不是实际购车款，客观上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联，被上诉人只是收到了810万元的购车款，表面上看被上诉人是多收了上诉人的722万元的购车款，但客观事实上并没有多收一分钱。三、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凿、判决正确。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里的事实是指客观事实，只有当客观事实查不清楚，还原不了案件的真实面目时才可根据法律事实进行判决，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往往有很大的出入，“法官的法定义务是审判案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必须查清案件事实”，并应当以“查明的客观事实”作为适用法律和作出裁判的根据。根据法律事实进行判决往往会导致错案的发生，比如有欠条的存在不一定能证明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存在一样，只审查表面形式欠条的存在，却不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就无法查证借贷事实是否真实发生，仅凭欠条的存在却不查清案件的客观事实就认定债权债务关系存在就有可能导致判决错误。本案的客观事实是上诉人于2014年5月13日至2014年6月23日以购车款的名义分三次汇给被上诉人722万元（实际购车款是上诉人通过融资租赁形式汇给被上诉人810万元），被上诉人收到后将其中的600万元于2014年6月16日和2014年6月25日分两次转给原审第三人顺发公司，顺发公司又将此款给原审第三人王天生，作为王天生（王天生是上诉人的股东）在上诉人处的增资款。往回退钱也是顺发公司（顺发公司股东王福尧、刘秋霞和第三人王天生)先把钱退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收到钱后再把钱退还给上诉人。通过资金往返流程就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只是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顺发公司及原审第三人王天生借款的转账中介，被上诉人并没有实际占有使用一分钱。这一客观事实一审法院通过被上诉人提交的各种证据进行了认定，一审法院并没有被本案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而是透过表面现象看到了本案问题的实质，所以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客观事实进行判决是正确的。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顺发公司辩称：涉案欠款应当由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属于不当得利纠纷案，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顺发公司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与本案的不当得利案是两个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应将多收取的上诉人融资来的出租车贷款全部归还上诉人。关于原审第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欠款及欠款金额多少，系另案处理问题，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推断原审第三人欠款应支付给上诉人是不正确的，故请贵院查清两种法律关系后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求。顺发公司确实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尚欠多少应由双方对账后可以查清，且本案处理是被上诉人不当得利纠纷，与顺发公司并无法律上关系。故本案不应当认定原审第三人顺发公司尚欠被上诉人多少费用的问题。
原审第三人王天生辩称：同顺发公司意见一致。补充如下：王天生作为三方公司之外个人主体，与涉案不当得利之间不存在关联性，更没有因此受益，即使案件证据材料有王天生的名字，也是王天生履行工作职务行为，该案与王天生个人无关。
上诉人大庆七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被告偿还欠款本金180万元及利息17.8477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28日，原告七星公司（买受人）与被告同方公司（出卖人）签订车辆订购合同一份。约定七星公司以贷款的方式向同方公司订购100辆吉利帝豪XXX轿车，单价81000元；双方约定预计交车日为2014年6月20日。合同签订后，原告七星公司并未以“贷款”或“融资租赁”的方式购车，而是于2014年6月23日前向同方公司以现金转账的方式支付了该份合同所涉100辆车的购车款7220000元，根据合同约定，七星公司现尚欠同方公司购车款余额为88万元。被告同方公司并未按约定于2014年6月20日向原告交付车辆，原告亦未向被告继续支付剩余88万元购车款。另查，原告在起诉中陈述的“为新增出租车共计购车120辆，其中20辆车车款已经全部给付完毕”，因原告非以“贷款”方式，而是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该20辆车，故同款车辆的单价为80000元，比上述合同约定的“贷款”购买100辆车的单价少1000元。2014年6月16日和2014年6月25日在，被告同方公司分别与第三人顺发公司签订两份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分别为400万元和200万元，合计600万元；借款期限均至2014年7月16日止。借款合同签订后，同方公司于2014年6月25日前分三次向顺发公司支付了全部600万元，并由顺发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福尧和其妻子刘秋霞具体经办，为同方公司出具了金额为200万元和400万元的收据各一份（均加盖顺发公司印章并由具体经办人签名）。庭审中，被告同方公司主张该600万元即其以收取七星公司的722万元“购车款”向顺发公司支付（同方公司预留了122元保证金），该笔722万元名为购车款，实为七星公司、顺发公司、同方公司三方经协商一致，以同方公司为平台将该笔款项出借给顺发公司，以便用于顺发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福尧之子王天生（七星公司股东）向七星公司交纳增资款，其实质为顺发公司和王天生向七星公司借款，同方公司并未留存和使用该笔款项。对此，原告七星公司和第三人均不予认可，认为该722万元即为购车款。在原告七星公司与被告同方公司签订上述车辆订购合同，并以现金方式支付722元购车款后，原告七星公司又以融资租赁（贷款）的方式购买100辆利帝豪XXX轿车。2014年7月2日，七星公司（承租人）、浙江智慧普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出租人）、大庆同方公司（出卖人）签订车辆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由浙江普华公司出资向大庆同方公司购买100辆吉利帝豪轿车，出租给原告七星公司使用；顺发公司和同方公司还为七星公司提供了保证担保。各方约定，租赁车辆购置单价（融资总额）为81000元/辆，贴息5287.59元，租赁保证金8100元，租赁期间为12个月，自2014年7月至2015年7月，每月租金6750元；每辆车留购价格100元。合同签订后，浙江普华公司按约定向被告同方公司支付了上述100辆车的全部购车款810万元。被告同方公司按约定向原告七星公司交付了全部车辆；七星公司亦按约定在12个月期限内给付浙江普华全部租金810万元；至2015年7月，该份融资租赁合同全部履行完毕。至此，原告七星公司购买100辆车共交纳了1532万元（722万＋810万）的购车款。经查，本案原告七星公司系经营出租汽车运营的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由四名股东出资设立，其中法人股东两名，分别为大庆客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庆交通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自然人股东两名，分别为王天生和陈虹宇。2014年年初，大庆市新出租车经营权配发后，原告七星公司四名股东的持股比例发生了变更，其中，王天生需增资327.75万元。2014年6月29日，原告七星公司召开股东会议，会议第一项内容记载：“为解决股东王天生资金周转困难，七星公司代为融资贷款800万元，王天生用其在七星公司股权担保，各位股东是否同意。股东表决：同意”。本案第三人顺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王福尧作为王天生的父亲，代表王天生参加了此次会议。庭审中还查明，在上述融资租赁合同于2014年7月2日签订当天，同方公司向七星公司、顺发公司向同方公司分别出具了还款承诺书。同方公司出具承诺书的主要内容为：同方公司承诺在融资租赁款全额放款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七星公司退还已收车款722元，否则承担违约责任；顺发公司出具承诺书的主要内容为：顺发公司保证在取得100辆车的购车发票（由七星公司开具）和车辆合格证后二十五日内，偿还借款600万元，否则承担同方公司对七星公司的违约责任。另查，截止2015年5月4日，顺发公司（通过王福尧及其妻子刘秋霞、儿子王天生）共偿还被告同方公司（通过法定代表人方志峰）款项合计420万元，尚欠180万元。同时查明，同方公司每次在收到顺发公司还款当日或三日内，即向七星公司予以退款，截止2015年12月8日，同方公司账面记载所收取722万元款项中尚未退还七星公司的金额为179万元（不含应由浙江普华收取的留购金1万元）。现本案被告同方公司主张应由实际借款的第三人顺发公司和王天生偿还原告涉案款项，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七星公司则明确表示仅向被告同方公司主张实体权利，要求其返还多收取的购车款。经调解，各方当事人未达成一致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原告七星公司以其名义先后与被告同方公司签订了两份购车合同，两份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均为贷款（融资租赁在日常生活中亦被称为贷款），两份合同约定的贷款购车单价均为8.1万元。而第一份合同签订后，原告七星公司并未以“贷款”或“融资租赁”的方式购车，而是于2014年6月23日前向被告同方公司以现金转账的方式支付了该份合同所涉100辆车的绝大部分购车款722万元，根据合同约定，七星公司仅需再支付88万元，即完成了全部付款义务。但原告七星公司并未继续履行后续付款义务，而是在2014年7月2日另行与被告同方公司、浙江普华又签订了一份新的融资租赁购车合同，且以按月支付租金的方式履行了支付全部100辆购车款810万元的义务。至此，原告七星公司购买100辆车共交纳了1532万元（722万＋810万）的购车款。原告七星公司在完全有能力交纳现金购车并支付少量余款88万元的情形下，又再次全额贷款购车，且在被告同方公司未返还先前已付722万现金的情形下，又在之后一年的时间内自愿偿还810万元贷款的行为，明显有违常理，且与交易惯例不符。根据被告同方公司提交的借款合同、收据、还款承诺（顺发公司出具）等证据，足以证实同方公司在收取原告七星公司722万元款项后，将其中的600万元全部交付给第三人顺发公司，其余122万元则作为第二份融资租赁购车合同的保证金，由同方公司预留。在2014年7月2日签订第二份融资租赁购车合同的当天，同方公司向七星公司、顺发公司向同方公司分别出具了还款承诺书，该三份书证具备紧密的关联性，并不是偶然、孤立形成和存在的。根据同方公司向七星公司、顺发公司向同方公司承诺的内容，并结合融资租赁合同、七星公司关于为股东王天生代为融资800万元的会议记要等书证，再结合七星公司先行支付同方公司722万元现金的事实，以及后期顺发公司向同方公司还款和同方公司向七星公司退款金额、时间高度重合、一致的事实，本院认定，上述一系列证据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证实第一份购车合同所涉款项名为购车款，实为七星公司、顺发公司、同方公司三方经协商一致，以同方公司为平台将该笔款项出借给顺发公司。同方公司并未实际收取、控制、使用上述款项，不存在向原告七星公司返还的问题。综上，对原告七星公司要求被告同方公司偿还欠款18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上述涉案款项的实质为顺发公司向七星公司借款，顺发公司作为实际借款人应向原告七星公司承担还款义务，但七星公司作为本案原告，明确表示仅向被告同方公司主张实体权利，并不向第三人顺发公司主张权利及要求其承担责任，故在本案中对顺发公司应向七星公司承担的还款责任，依法不予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大庆七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708元，由原告大庆七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大庆同方通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提交证据如下：
录音光盘一份。欲证明上诉人、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顺发公司达成了通过被上诉人平台转账给原审第三人顺发公司使用的事实，如果没有这种共识，被上诉人不可能转给原审第三人顺发公司600万元，该600万元始终没有存留在被上诉人账户上。上诉人大庆七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一、该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二、录音的内容只能体现上诉人同意被上诉人暂缓十天、八天的返还上诉人多交付的车款。三、通过录音可以证明是原审第三人顺发公司向被上诉人借款。原审第三人顺发公司质证称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事实依据，录音中当事人是否为本案中当事人无法核实，即使真实存在也仅能证明原审第三人顺发公司曾向被上诉人借款，至于被上诉人如何融到款与顺发公司无关，一审被上诉人提交的资金走向证据可以看出，顺发公司只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资金往来和借贷关系。原审第三人王天生质证称同顺发公司质证意见一致，与个人无关。该录音证据不能证实录音中的当事人是否为本人，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均未提交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4月28日签订的车辆订购合同，约定以贷款方式支付购车款，实际上是以现金转账方式支付722万元，仅差88万元未支付，而后双方均未全面履行该合同，在此情况下，上诉人又再次全额贷款购车，这一行为说明案涉争议款项722万元并非真正的购车款，且被上诉人并未留存、使用争议的案涉款项，虽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顺发公司向被上诉人分别出具了还款承诺书，但该二份承诺书为同一天出具，该二份承诺书并非孤立存在，结合融资租赁合同、七星公司关于为股东王天生代为融资800万元的会议记要等书证，以及后期原审第三人顺发公司向被上诉人还款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退款金额、时间高度重合、一致的情形，一审证据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本案的客观事实为，争议的案涉款项名为购车款，实为上诉人以被上诉人为平台将案涉款项出借给原审第三人顺发公司，本案的实际借款人应为原审第三人顺发公司，一审认定原审第三人顺发公司应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受理费23467元，由上诉人大庆七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志晶
审 判 员 刘 放
代理审判员 王鹏渤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王奕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