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沪高民四（海）终字第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上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国际货运分公司。
负责人吕某某。
委托代理人沈强，上海凯曼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上海高鸿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瑞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淑军，北京长安（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国际货运分公司（以下简称上港货运）、上诉人上海高鸿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鸿物流）因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海事法院（2013）沪海法商初字第10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2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4年2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港货运的委托代理人沈强，高鸿物流的委托代理人刘淑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9月22日，高鸿物流及案外人上海晋豪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豪货代）共同向上港货运出具关于公司变更的通知称，因发展业务需要，自同年10月1日起，晋豪货代将其公司业务变更至高鸿物流，对于原先以晋豪货代名义订舱并于同年10月1日前产生的费用由晋豪货代承担，此后产生的费用由高鸿物流承担。同年11月14日，高鸿物流及晋豪货代共同向上港货运出具保函称，晋豪货代将从同年12月1日起主动终止与上港货运间的出口订舱业务，考虑到在此之前有部分业务属于原晋豪货代合作方高鸿物流，为明确责任划分，晋豪货代及高鸿物流共同承诺：同年10月1日前的订舱业务，无论开具发票抬头是否为晋豪货代，相关费用及责任均由晋豪货代承担；同年10月1日起至11月30日间以晋豪货代名义进行的订舱业务，相关费用及责任均由高鸿物流承担。
2011年11月17日，上港货运与高鸿物流签订海运出口订舱协议，约定由高鸿物流委托上港货运办理上海港集装箱海运出口订舱事宜；高鸿物流同意无需特别授权，上港货运可代替其先行向船公司垫付费用，高鸿物流负有向上港货运支付所有垫付费用的义务；该协议项下争议如双方协商不成，则提交上海海事法院裁决；协议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为时一年，期满前双方若无异议，则续签一年；在协议期内，双方从事的海运出口订舱业务完全遵照该协议之约定。同日，上港货运与高鸿物流还签订了风险保证金管理、处置协议，约定由高鸿物流向上港货运支付风险保证金人民币100，000元，用以清偿、补偿因高鸿物流不履行义务或履行义务不恰当而给上港货运造成的损失，包括应收取的费用和因此遭受的额外损失；若经协商终止海运出口订舱协议，在双方结清全部费用六个月后，由上港货运将保证金退还高鸿物流。后高鸿物流向上港货运实际支付了上述保证金。诉讼中，双方均确认该保证金仍在上港货运处尚未退还。
上港货运接受高鸿物流委托，在协议期间办理相关海运出口订舱业务。其中，2012年7月26日，高鸿物流凭加盖业务专用章、并由经办人周某签字的提单领取单向上港物流领取了编号为HLCUSHA1206XXXXX等相关提单。该提单领取单上载明，高鸿物流委托上港货运代理订舱的货物现已出运，特委托周某前来办理提单领取事宜；高鸿物流确认该提单领取单可作为其委托上港货运从事订舱行为的书面凭证，并承担该委托订舱行为产生的一切费用、责任和法律后果。同年8月2日，上港货运就上述提单相关业务，向高鸿物流开具了两张金额分别为人民币2，205.20元和212元的货代发票。按上述业务操作模式，高鸿物流凭提单领取单领取了相关提单，随后上港货运于同年8月15日、9月19日向高鸿物流开具了三张金额分别为人民币68，865元、人民币12，800元及人民币475，517.38元（74，985美元，按美元与人民币汇率6.3415折合）的货代发票。诉讼中，上港货运确认，就前述货代费用高鸿物流已支付47，025美元，尚拖欠货代费用共计27，960美元和人民币84，082.20元。
2013年6月20日，上港货运向高鸿物流发送电邮称，高鸿物流尚拖欠货代费用共计27，960美元和人民币84，082.20元，并列明了费用明细。同年7月15日，高鸿物流回复电邮称，经反复确认，2011年其多付误付上港货运的代理费用共计33，115.31美元和人民币22，080元，所涉业务不属于高鸿物流，且事后上港货运亦予以确认；高鸿物流请上港货运核查后扣除其欠款，并将余款5，155.31美元和人民币37，997.80元予以退还。该回复电邮中所附附件为案外人晋豪货代订舱且高鸿物流实际付款的费用清单，载明高鸿物流实际已向上港货运支付货代费用共计161，664.36美元和人民币90，365元；其中2011年9月由案外人晋豪货代订舱的业务所涉货代费用共计31，011.31美元和人民币22，080元；另在打印文字下方，手写批注有“123XXXXX$1012＋982”字样。上港货运在该费用清单上加盖财务计划部印章予以确认。
关于本诉部分争议，原审法院认为，上港货运与高鸿物流通过签订海运出口订舱协议方式，有效建立起了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双方均应按约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在案证据显示，就协议项下具体货代业务的开展，双方间已形成业务操作模式，即上港货运接受高鸿物流委托办理相关海运出口订舱业务后，由高鸿物流凭提单领取单向上港货运领取相关提单，并按照上港货运开具的货代发票支付货代费用。在高鸿物流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本诉所涉发生于双方协议有效期内的货代业务真实存在，且上港货运均已履行完毕。事实上，2013年7月15日，高鸿物流回复电邮所称2011年其多付误付上港货运的代理费用共计33，115.31美元和人民币22，080元，考虑高鸿物流在缔约时向上港货运支付的风险保证金人民币100，000元，以及高鸿物流要求扣除其欠款后将余款5，155.31美元和人民币37，997.80元予以退还的表述，显示高鸿物流已认可其拖欠货代费用金额为27，960美元和人民币84，082.20元，与上港货运本诉主张金额一致。高鸿物流关于双方并未就货代费用金额进行过确认的抗辩，显然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对此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由此，作为货运代理人的上港货运已完成委托事务，高鸿物流亦应按约支付货代费用。现高鸿物流在已确认货代费用金额的情况下仍未支付，已构成违约，理应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按2013年11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外汇交易中心发布的美元与人民币汇率标准1：6.1447折算，高鸿物流应向上港货运支付货代费用共计人民币255，888.01元。
关于反诉部分争议，原审法院认为，因反诉所涉货代业务发生于涉案海运出口订舱协议之前，上港货运与高鸿物流虽可通过实际业务往来建立事实上的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但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不应以之后所签订协议中的约定作为约束双方权利义务的当然依据。根据双方确认的费用清单所载内容，2011年9月由晋豪货代订舱的业务所涉货代费用共计31，011.31美元和人民币22，080元。尽管费用清单上还有手写批注“123XXXXX”（发票编号）“$1012＋982”（费用金额）字样，但并无证据可证实上述手写文字在上港货运盖章确认时即已存在，且亦无证据可证实其与反诉部分争议存在关联性，故原审法院无法确认手写批注部分货代业务的相关事实。在案证据显示，同年9月22日、11月14日，高鸿物流及晋豪货代曾共同向上港货运出具关于公司变更的通知及保函，说明了两公司关于订舱业务的变动情况，并提出了业务变动期间的相关货代费用承担方案。对此，应认定高鸿物流及案外人晋豪货代就业务变动期间相关货代费用承担问题向上港货运作出了要约。诉讼中，上港货运已将上述通知及保函作为证据提供，结合其在庭审中所作抗辩，可认定上港货运已通过行为作出同意要约的承诺并在诉讼中加以追认。由此，上港货运、高鸿物流及案外人晋豪货代对业务变动期间相关货代费用承担方式已形成合意，即同年10月1日前订舱业务所涉货代费用由晋豪货代承担。按此约定，同年9月晋豪货代订舱业务所涉货代费用不应由高鸿物流承担。退而言之，即使上港货运未对高鸿物流及晋豪货代作出的上述要约予以承诺，晋豪货代委托订舱业务所涉货代费用亦不应由非委托人的高鸿物流承担。上港货运虽辩称高鸿物流对同年9月货代费用的实际支付表明其对保函内容进行了变更，但在高鸿物流对该行为作“误付”合理解释的情况下，上港货运理应就“高鸿物流明知非其订舱业务仍自愿承担他人债务”作进一步举证，以证实高鸿物流具有接受债务转移的真实意思表示，否则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由此，同年9月由晋豪货代订舱的业务所涉货代费用共计31，011.31美元和人民币22，080元不应由高鸿物流承担，上港货运向高鸿物流实际收取的上述货代费用于法无据，应予返还。按2013年11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外汇交易中心发布的美元与人民币汇率标准1：6.1447折算，上港货运应向高鸿物流返还共计人民币212，635.20元。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高鸿物流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港货运支付货代费用人民币255，888.01元；二、上港货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高鸿物流返还人民币212，635.20元；三、第一、第二项规定的金钱给付义务冲抵后，高鸿物流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港货运支付货代费用人民币43，252.81元；四、对高鸿物流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上港货运不服原判，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请求本院改判驳回高鸿物流原审中的反诉请求。主要理由为，根据高鸿物流和晋豪货代出具的公司变更通知和保函，证明高鸿物流对晋豪货代的债务进行了承继。高鸿物流之后对晋豪货代费用的实际支付，系高鸿物流以实际行动对保函内容进行了变更，因此高鸿物流的代付行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向晋豪货代追讨该笔费用。
高鸿物流答辩认为：一审判决关于上港货运应向高鸿物流返还晋豪货代订舱业务所涉货代费用的认定正确，符合法律规定。上港货运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请求本院驳回上港货运的上诉请求。
高鸿物流不服原判，以原审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有误为由，请求本院对原审判决主文第二项进行改判。主要理由是，高鸿物流原审中提交的上港货运确认的费用清单上手写的批注，有明确的发票号码和开航日期及提单号，也与电子邮件中的金额相符，原审判决对批注金额不予认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上港货运答辩认为：高鸿物流的上诉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据此，请求本院驳回高鸿物流的上诉请求。
二审中，高鸿物流提交了发票联复印件一份，欲证明高鸿物流原审中提交的费用清单上手写批注的金额也应包括在上港货运向高鸿物流返还的金额中。
上港货运质证认为，该份证据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表示异议。
本院认证认为，该份证据上的发票号码与高鸿物流所主张的清单上的手写批注不一致，且高鸿物流也未提供原件或其他证据佐证，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上港货运二审期间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判查明事实清楚，应予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二审中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上港货运是否应返还高鸿物流所主张的货代费用及该笔费用的具体金额。
本院认为，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2011年11月14日，高鸿物流及晋豪货代共同向上港货运出具保函承诺：2011年10月1日前的订舱业务，无论开具发票抬头是否为晋豪货代，相关费用及责任均由晋豪货代承担；同年10月1日起至11月30日间以晋豪货代名义进行的订舱业务，相关费用及责任均由高鸿物流承担。上港货运也表示其收到了该份保函。2013年6月20日，上港货运向高鸿物流发送电邮称高鸿物流尚拖欠货代费用并列明了费用明细。同年7月15日，高鸿物流回复电邮称，2011年其多付上港货运的代理费用共计33，115.31美元和人民币22，080元，所涉业务不属于高鸿物流，且事后上港货运亦予以了确认。因此，原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认定上港货运应返还高鸿物流支付的案外人晋豪货代订舱业务所涉货代费用并无不当。上港货运主张高鸿物流对晋豪货代债务系承继且以实际行为变更了保函内容的上诉理由并无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纳。同时，高鸿物流二审中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原审提交的费用清单上的批注被上港货运所确认，也无法证明与其反诉主张的事实有关联性，故本院对高鸿物流主张费用清单上批注的金额也应由上港货运返还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上港货运与高鸿物流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595元，由上诉人上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国际货运分公司负担人民币4，489元，上诉人上海高鸿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0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董 敏
代理审判员 许毅瑾
代理审判员 周 燡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陈 曦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