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58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闫兴时，男，1970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婷婷、赵文骋，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远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市府大道298号。
法定代表人：张学形。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正旺，系公司员工。
上诉人闫兴时与被上诉人方远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远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0民初122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12月6日，方远公司与其员工徐正玉签订内部承包协议一份，将案涉的杭州海智产业园工程被以内部承包的方式发包给徐正玉。2014年4月10日，方远公司与杭州市西湖区安盛钢管租赁站（以下简称安盛租赁站）签订租赁合同一份。合同约定，方远公司向安盛租赁站租赁钢管、扣件等，使用地址为杭州市余杭区创新基地海智产业园项目，合同总价暂定为5000000元，租赁数量、时间按实结算，方远公司指定闫兴服或于祥明对账单及款项进行确认和结算。方远公司在该合同乙方处盖章，于祥明在方远公司委托代理人处签名，同时，闫兴时在该合同乙方处下方签名。同日，闫兴时与于祥明签订脚手架、安全防护及木工用支模用钢管和扣件工程承包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发包方为方远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智产业园项目部（甲方），承包方为闫兴时（乙方）。合同中约定，乙方承包方远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智产业园项目的脚手架、安全防护及木工用支模用钢管和扣件工程，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包进度、包质量、包安全文明施工等。合同中对工程价款的支付作了如下约定：1、按照每月人工费、材料费、材料租赁费上报项目部，经审查后一个月内按照75%总比例支付。本合同作业全部完成清场并经项目部核实后三个月内支付至85%，余款在2016年1月30日前付清。2、乙方每月20日向甲方提交上月已完成工程量计算书，甲方在5个工作日内组织相关人员审核完，甲方在次月10日支付工程款。3、甲方在接到乙方工程量计算书后，必须在签单前组织相关人员对乙方已完成量进行统计，对成品进行质量（安全）检查，检查班组的施工现场，确认班组已做到工完场清，文明施工符合项目部的要求，已拆除的楼层全部清理干净，质量（安全）检测资料是否已符合要求。4、甲方对乙方已完成的工程量按进度进行验收核准后，填写结算凭证，必须审核签名完整方为支付依据。合同的补充条款中约定，乙方现场所用钢管、扣件、套管、顶托及工字钢均由甲方指定的安盛租赁站提供，因之前甲方已与其签订相关租赁合同，现乙方认可此合同各条款内容，并承诺该租赁合同内涉及的费用等均由乙方负责，甲方只负责三方协调工作，同时该租赁合同作为本合同附件，对乙方有同等约束力及法律效力。2015年10月21日，闫兴时出具“海智产业园架子班工程款支付情况说明”一份，于祥明作为发包人签名确认。该情况说明明确，闫兴时承包的海智产业园工程外脚手架及内支模架工作已累计收到劳务人工费及材料租赁费7125000元，本班组本次再申请支付劳务人工费500000元，本次支付后本班组在海智产业园工程的劳务人工费即已全部结清，只剩材料租赁费未结清。2015年10月30日，于祥明出具“方远建设集团杭州海智产业园项目部架子班工程款付款单一份，闫兴时作为承包人签名确认。该付款单明确，本工程合同工期已到，外架已拆除，项目部应付工程款10477084元，已付工程款7625000元，实际应付工程款2852084元。闫兴时催讨上述款项未果，于2015年11月26日、2016年7月27日二次发函给方远公司要求支付工程款。
另认定，于祥明系受徐正玉指派，协助其管理案涉项目。徐正玉、于祥明已向闫兴时支付部分工程款，其中徐正玉于2014年8月4日、9月28日、11月5日分别向闫兴时支付500000元，12月15日支付487000元，2015年1月23日支付500000元，2月15日支付3025000元，6月26日支付500000元，10月29日支付500000元；于祥明于2016年3月1日支付650000元。施工中，案涉工程材料租赁费均由方远公司支付。因方远公司未及时支付钢管等租赁费，安盛租赁站于2016年12月29日向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方远公司于2017年4月5日前支付安盛租赁站各项费用合计1031100元，如逾期则方远公司需加付200000元，安盛租赁站放弃其他诉请。事后，方远公司已向安盛租赁站支付了各项费用。
2016年8月24日，闫兴时诉至法院，诉讼请求：1、判令方远公司支付闫兴时工程承包款3339984元并支付闫兴时逾期付款利息损失128944.26元（按欠款3339984元，以年利率4.35%的1.5倍计算，自2016年2月1日起暂计算至2016年8月31日止，实际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以欠款）；2、本案诉讼费由方远公司承担。诉讼中，闫兴时以安盛租赁站已向方远公司主张钢管租赁费为由，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方远公司支付闫兴时工程款1629958.48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62926.58元（按欠款1629958.48元，以年利率4.35%的1.5倍计算，自2016年2月1日起暂计算至2016年8月31日止，实际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以欠款）；2、本案诉讼费由方远公司承担。
本院认为：首先，案涉脚手架、安全防护及木工用支模用钢管和扣件工程承包合同系闫兴时与于祥明签订，闫兴时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于祥明有权代理方远公司与其签订合同或于祥明构成表见代理。同时，闫兴时作为案涉项目中部分工程的施工人，徐正玉作为项目负责人依于祥明申请向实际负责施工的闫兴时付款，系建设工程施工中正常行为，该行为并不代表方远公司对于祥明上述合同的默认。其次，即使方远公司应受于祥明与闫兴时所签订合同的约束，闫兴时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方远公司欠闫兴时工程款。关于工程款的支付，合同中约定“按照每月人工费、材料费、材料租赁费上报项目部，经审查后一个月内按照75%总比例支付。本合同作业全部完成清场并经项目部核实后三个月内支付至85%，余款在2016年1月30日前付清”，本案中闫兴时主张的工程款并未经项目部审查，于祥明也无结算工程款的权限，而根据闫兴时在2015年10月21日出具的支付情况说明，在发包方再支付500000元的情况下，劳务人工费即已全部结清，只剩材料租赁费未结清。在情况说明出具后，徐正玉已再向闫兴时支付了500000元，相关租赁费用方远公司也已直接支付给安盛租赁站。闫兴时向方远公司再行主张工程款，于事实不符。综上，闫兴时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闫兴时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0036元，由闫兴时负担。
宣判后，闫兴时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于祥明系被上诉人在涉案工程项目负责人，行使“组织人员进场施工、采购材料并对外代表被上诉人签订合同，审核工程量，结算工程价款”的权利，由于祥明以被上诉人签订的涉案工程承包合同，对于被上诉人发生法律效力。依据一审人民法院查明的事实：“于祥明系受徐正玉指派，协助其管理案涉项目。”而且，于祥明属于项目部工作人员这一事实，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即自认，更是得到了人民法院的确认。上诉人认为，根据于祥明的上述身份，结合其在工程实施过程中“代表被上诉人对外签订合同，结算工程价款”等行为外观，应当认定于祥明是被上诉人项目负责人，由于祥明以被上诉人签订的涉案工程承包合同，对于被上诉人发生法律效力。理由如下：1、于祥明在钢管租赁合同中系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代表被上诉人对外结算租赁费用。依据人民法院认定的被上诉人与安盛租赁站之间的《租赁合同》，合同由于祥明、徐正玉同时作为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签字，合同中明确约定被上诉人指定于祥明代表被上诉人“对账单及款项进行签字确认和结算”。从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看，于祥明确实在行使代表被上诉人审核租赁费用的权利：(1)上诉人于2014年10月29曰报经于祥明审定了架子班进度款85万元，其中人工费50万元归上诉人，该款由徐正玉于2014年11月5日转账汇给上诉人；租赁费35万元归安盛租赁站，该款由被上诉人于2014年10月30日交付支票给安盛租赁站，并于次日在被上诉人公司账户实际支出。(2)更是于2015年2月13日，由闫兴服、于祥明共同审定安盛租赁站租赁费进度款，被上诉人用中国工商银行公司账户通过支票方式支付。该二笔进度款的支付，基本符合钢管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支付期限与比例，体现于祥明在履行结算价款的职责。2、被上诉人项目施工中存在着大量由于祥明代表被上诉人与案外第三人签署的合同，对应的工程价款均系由于祥明审核后支付，足以印证于祥明是被上诉人的项目负责人，有权利代表被上诉人对外签订合同，结算工程价款。3、涉案工程承包合同，对于被上诉人发生法律效力。(1)于祥明以被上诉人海智产业园项目部名义，与上诉人签订，被上诉人对于祥明对外发包行为是知情的。对于涉案脚手架等施工内容，系由上诉人实际施工，被上诉人是知情的。被上诉人将上诉人纳入到其架子班组中予以管理。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支付情况说明”，在文字上表述为“闫兴时(上诉人)承包的方远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上诉人)海智产业园工程外脚手架及内支模架工作”，表明其认可上诉人承包被上诉人脚手架等工程内容的事实。结合“于祥明系受徐正玉指派，协助其管理案涉项目”，以及被上诉人接受于祥明提交的“支付情况说明”，被上诉人又有支付工程款的行为等等事实，加上施工时间比较长，被上诉人对于祥明对外发包的行为显然是知情的。同时，在工程款支付方面，被上诉入通过“内部承包人”徐正玉向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不可能在不清楚付款法律关系的情况下“任性”支付。特别是，上诉人于2015年11月26日向被上诉人发送律师函，催讨工程款。被上诉人收函后，于2016年3月1日向上诉人支付80万元，表明其认可合同效力，遵照合同约定严格履行义务，并最终实际支付了部分工程款。(2)涉案工程承包合同的履行内容是被上诉人项目施工所必需，合同履行地点与时间均在被上诉人建设施工项目上，被上诉人参与了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接受上诉人的给付并付款给了上诉人。涉案工程承包合同中涉及到的脚手架工程、安全防护及木工支模用钢管和扣件的施工内容，属于被上诉人施工范围。“杭州海智产业园工地钢管进料曰期确认单”提示项目所在地为被上诉人项目，履行的日期与被上诉人的施工期限一致，且相关内容经过了现场负责人包括叶姓工作人员、于祥明等三人签字。同时，被上诉人认可的钢管租赁合同，系涉案工程承包合同的附件，钢管租赁合同的履行过程与涉案工程承包合同重合，由被上诉人指定由闫兴服或于祥明对租赁费用进行审定、结算，表明了被上诉人参与了涉案工程承包合同的履行过程。(3)由于祥明审核确定工程价款对于被上诉人发生法律效力，被上诉人应当据此支付工程价款。于祥明审定的工程进度款日期与徐正玉付款日期呈现十分规律的关联。上诉人不再保留于祥明签字的汇总单原件，符合被上诉人款项支付审批与凭证交接的流程，即上诉人向项目部请款，于祥明审核并签署汇总表，提交给项目部并最终转至被上诉人，由被上诉人审核后支付。在庭审中，被上诉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中，含有“支付情况说明”，该说明系上诉人闫兴时出具，于祥明同时签字，表明于祥明具备代被上诉人对工程价款审核和结算的权利。同时，被上诉人解释了该证据来源于上诉人，经由于祥明交项目部并转至被上诉人，这种文件交接流程足以印证了上诉人的上述说法，足以解释上诉人未留存汇总单(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证据(10)原件的原因。被上诉人提供的“支付情况说明”，与上诉人提供的由于祥明签发的“结算单”，都是二者结算工程价款与支付情况的法律文件。被上诉人一方面主张“支付情况说明”发生工程价款结算的效力，另一方面，又否定于祥明具备代被上诉人对工程价款审核和结算的权利，这就自相矛盾了。同时，被上诉人肯定“支付情况说明”的结算效力，否定同样由于祥明签署并出具给上诉人的“结算单”的结算效力，又自相矛盾了。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于祥明签署并出具给上诉人的“结算单”的结算效力，确认被上诉人结欠上诉人工程价款的事实。二、钢管租赁合同系为实现涉案工程承包合同的顺利履行，作出了特殊的安排，被上诉人签章认可了钢管租赁合同，自然应当认可于祥明代为签署的涉案工程承包合同对于被上诉人的效力。被上诉人透过在被上诉人与安盛租赁站的钢管租赁合同中指定了闫兴服或者于祥明作为租赁费用的审核人，特别是闫兴服，有利于其实现将钢管等租赁费用打包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工程价款内的想法。同时，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闫兴时在上述合同上签字，实现了钢管租赁合同约定对于上诉人闫兴时同样生效的目的，即被上诉人从上诉人的施工内容中切出一块，向第三人采购，并由上诉人支付租赁费，属于工程施工常见中的“甲定乙供”。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同意上诉人的人员闫兴服审定钢管租赁费，便是避免“甲定乙供”合同出现租赁费用结算不清的纠纷，平衡双方利益，最终为了平稳履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工程承包合同而做的特意安排。这样的特意安排，绝非是于祥明个人行为，上诉人进场施工肯定经过了被上诉人公司层面审核。至少钢管租赁合同中出现了闫兴服，被上诉人以及徐正玉都同意闫兴服审核钢管租赁费，被上诉人以及徐正玉均在钢管租赁合同上签章、签字。被上诉人根据闰兴服、于祥明的审核意见确定的租赁费用，支付相应进度款以及最终结算价。在闫兴服与被上诉人没有特殊法律关系的情况下，并且要求不是钢管租赁合同当事人的闫兴时签字，这样的安排是不同寻常的。按照被上诉人的说法，涉案的工程承包合同是于祥明个人与上诉人的行为，与被上诉人公司无关，这是无法解释上述安排的。三、对于于祥明是否有权代理被上诉人对外发包并签订合同，上诉人已经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于祥明以被上诉人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涉案工程承包合同的履行地点、时间均在被上诉人承包的工程项目上，系为被上诉人施工实际需要而缔结，被上诉人通过其所谓的“内部承包人”徐正玉向上诉人支付工程价款。在涉案承包合同的实际履行上，被上诉人通过“甲定乙供”的方式将本应由上诉人提供的钢管、扣件等改由安盛租赁站提供，这一操作模式说明了二个方面的事实：被上诉人知道了于祥明与上诉人签订的涉案承包合同的事实，且实际参与了该合同的履行。诚如上文第二点分析意见，被上诉人通过要求上诉人在被上诉人与安盛租赁站的钢管租赁合同中指定了闫兴服作为租赁费用的审核人，闫兴服是上诉人闫兴时的哥哥，显示是代表上诉人闫兴时的。同时，要求上诉人闫兴时接受钢管租赁合同，上诉人闫兴时在该合同上签字，并将该合同作为涉案工程承包合同的附件，对于上诉人同样发生法律效力。这一合同披露了于祥明的身份，使得上诉人确信于祥明是项目负责人，对外有代表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结算工程价款的权利。加之，此后被上诉人接受上诉人进场施工并通过“内部承包人”徐正玉及时支付进度款，合同顺利履行，上诉人确信于祥明获得了被上诉人的代理权。即使被上诉人抗辩称，于祥明只是项目部一般工作人员，欠缺对外发包的代理权或者超越代理权，上诉人对此是善意且无过失的。四、被上诉人接受上诉人的给付利益，现发生欠付工程价款的事实，拒不支付。警惕被上诉人通过不规范用工或者非法经营的方式，将债务转移到非合同当事人的第三人，逃废债务的行为。1、被上诉人未足额支付完毕工程款。2015年10月21日，上诉人出具“支付情况说明”，按照字面意思，表明架子班组的“劳务人工费”已经结清，“材料租赁费”未结清，因此，工程款未支付完毕。于祥明在该证据上签字。2015年10月30日，于祥明签发工程价款结算与支付情况，确认当时按照合同约定，应支付的工程款为2852084元(含钢管等租赁费用，不包括未到期工程款)。2016年3月l曰，于祥明通过银行汇款给上诉人65万元，其他15万元上诉人亦予以认可；被上诉人陈述，上述合计80万元款项系徐正玉指示于祥明汇给上诉人的。从以上事实，可以得出，被上诉人欠付上诉人工程款，首先是有结算凭证，对此，双方都提供的证据予以印证；其次，关键是被上诉人通过徐正玉实际清偿了部分工程款。如果工程价款已经实际结清，被上诉人是不可能在此后再次付款的。最后，补充一点：钢管租赁费用合同价预估为500万元，经调解确定的结算价为2566100元，可以佐证上诉人提供了部分自有的钢管、扣件等，需要结算租赁费。2、在确认了被上诉人结欠上诉人工程款的情况下，提请人民法院注意一种倾向：警惕被上诉人通过不规范用工或者非法经营的方式，将债务转移到非合同当事人的第三人，逃废债务的行为。在确有欠付工程价款的情形下，一审人民法院驳回了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出的支付欠付工程款的诉请，那么，于祥明作为签署合同的行为人，签收钢管进料日期确认单等施工文件，出具结算单，势必使得上诉人转而向于祥明追偿，这种逃避自己法律责任的行为，会危及市场交易安全，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予以纠正。被上诉人在庭审抗辩称：于祥明是项目部一般工作人员，但是，被上诉人未披露其与于祥明具体的法律关系。上诉人认为，存在以下两种法律关系的可能，无论何种法律，结欠工程价款的法律责任，均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如下：(1)于祥明是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二者之间存在着劳动或者雇佣法律关系。依据《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对于于祥明履行工作职责发生的债务，承担民事责任。(2)于祥明挂靠被上诉人。于祥明作为个人，不具备施工资质，借用被上诉人的资质进行施工。被上诉人仅提供其与徐正玉之间的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未提供其采取措施、分派人员直接参与工程施工、对外直接向发包人承担合同上的权利义务等证据，特别是被上诉未提供设立项目管理机构，组织管理工程施工活动，配备具有与承包工程的规模、技术复杂程度相适应的技术、经济管理人员等证据，应当认定被上诉人借用“内部承包经营”的合法形式，掩盖“被上诉人出借施工资质给于祥明，由于祥明挂靠被上诉”的实质。一审人民法院仅凭一份内部承包经营合同，即认定被上诉人与徐正玉之间为内部承包关系，失之简单，与事实真相不符，应予以纠正。依据该二者之间的挂靠关系，被上诉人对于结欠的工程款，负有清偿的法律责任。综上，于祥明系被上诉人在项目上的负责人，对外以被上诉人名义签订了大量的合同。在合同中，于祥明作为被上诉人的代理人签字，被上诉人同时加盖公章，被上诉人又有授权于祥明审定、结算工程价款的行为。涉案承包合同是于祥明以被上诉人名义与上诉人签订，被上诉人实际接受了上诉人合同约定的履行成果。无论是于祥明身份标识，还是行为外观上，均强烈地体现出于祥明获得了被上诉人的充分授权，于祥明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上诉人与其签订合同，完全有理由相信行为人于祥明有代理权，该代理行为有效，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该代理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0民初12214号民事判决书。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工程款1629958.48元，并支付欠付工程价款利息(具体计算方式：以欠付工程价款1629958.48元为本金，自2016年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逾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被上诉人实际付清之日止)。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方远公司答辩称：于祥明不是案涉工程的负责人，没有权利代表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涉案合同负责人是徐正玉，于祥明仅仅是协助其管理。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于祥明有权代表被上诉人，同时无法证明于祥明构成表见代理，安盛租赁站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案件跟于祥明的代理权是没有关联性，不能得出于祥明在本案中也有代理权。后续都是类推的案件，不能得出于祥明就是有权代表被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上诉人闫兴时提交如下证据：
1、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0民初1296号杭州舟桥建材有限公司的起诉状、民事调解书，杭州舟桥建材有限公司八份结算单，证明于祥明是被上诉人项目实际负责人，具有结算能力。退一步说于祥明借用被上诉人的施工资质，于祥明挂靠于被上诉人，因此被上诉人应该承担责任。
2、邮件全程跟踪查询结果，证明2016年7月27日两份律师函均是向被上诉人公司注册地邮寄的，且均已经妥投。被上诉人在收到第一份律师函之后，支付了相关工程款。被上诉人对承包合同是知情，并已经部分履行。
3、证明一份，证明闫兴服与闫兴时系同胞兄弟，闫兴服系受闫兴时委托，为向被上诉人履行涉案工程承包合同需要，代为审核安盛租赁站的租赁费等，而非代表被上诉人。证明钢管租赁合同跟内部承包合同，被上诉人都是知情的，所以才会请闫兴服。
被上诉人方远公司提交杭州舟桥建材有限公司《产品购销合同》一份，证明被上诉人证据1跟本案没有关联性。该合同中有方远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并非于祥林在该案中有代理权。
上诉人闫兴时对被上诉人方远公司提交的证据认为，购销合同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最后的签章委托代理人明确有于祥明的签名，可以证明于祥明是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可以以被上诉人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并有核对工程款的权利。本院对被上诉人方远公司提交的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
被上诉人方远公司对上诉人闫兴时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结算单右下角有项目部的盖章，并不能因此证明于祥明有代理权，恰恰说明其没有权限，需要项目部审核确认。所以更不能类推于祥明在本案中有代理权。证据2不是新证据，在一审已经质证过了。律师函是收到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两者之间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两者亲属关系不代表在本案中有委托关系。本院对上诉人闫兴时提交的证据1、2、3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对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闫兴时上诉认为本案案由应为劳务分包合同的主张。根据2015年10月21日闫兴时出具的支付情况说明，在发包方再支付500000元的情况下，劳务人工费即已全部结清，只剩材料租赁费未结清。在闫兴时出具的情况说明后，徐正玉已再向闫兴时支付了500000元，而相关租赁费也由方远公司直接支付给安盛租赁站。以上事实表明，闫兴时的劳务费用已经结清，同时也证明了材料租赁费没有拖欠。关于上诉人闫兴时上诉主张于祥明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表见代理，谓代理人之代理行为，虽无代理权，而有可使第三人信其有代理权之事由，因而使本人对于相对人负授权人责任之无权代理。本案所涉脚手架、安全防护及木工用支模用钢管和扣件工程承包合同系于祥明与闫兴时签订，虽然于祥明在方远公司与安盛租赁站签订的租赁合同中被方远公司指定对帐单及款项进行签字确认和结算，但不能就此认定于祥明得到方远公司授权与闫兴时进行工程量的确认和结算，也不能认定方远公司对于祥明与闫兴时签订的合同予以认可。闫兴时作为案涉项目中部分工程的施工人，徐正玉作为项目负责人依于祥明申请向实际负责施工的闫兴时付款。从闫兴时收到并自认的款项来看，均是徐正玉与于祥明向其支付相应的款项，没有一笔系方远公司帐户所支付。从闫兴时二次向方远公司发律师函后收的款项来看，也是于祥明从其个人帐户向闫兴时支付，闫兴时没有提交证据佐证其所收到的相应的款项系方远公司支付的事实。在此情况下，对上诉人闫兴时所主张的于祥明构成表见代理本院不予认定，同时本院也无法认定于祥明有权代理方远公司与闫兴时签订承包合同。关于闫兴时要求方远公司支付其工程款1629958.48元及相应利息的请求，在于祥明无结算工程款的权限的情况下，闫兴时所主张的工程款并未经项目部审查，且闫兴时所提交的证据无法充分佐证其主张方远公司欠其工程款的事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闫兴时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36元，由上诉人闫兴时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骏
审判员 盛 峰
审判员 张一文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一日
书记员 何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