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民终51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博洋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启文路157弄6号。
法定代表人：吴惠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杭仁春，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丛宾，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京玲，女，1955年11月28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来富（系王京玲之夫），男，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超，江苏李安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宁波博洋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京玲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5）秦民初字第58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博洋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缺乏依据。公民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计算。虽然拆迁公告2013年1月7日上墙，但并没有明确上诉人作为承租人的拆迁权益。2013年5月8日被上诉人与南京市秦淮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签订的补偿协议并未对外公示，被上诉人和有关部门也未将协议的内容告知上诉人。上诉人在2015年才得知拆迁款涉及承租人的拆迁利益，即向一审法院主张权利，故一审法院以2013年1月7日作为诉讼时效起算日期与事实不符。
王京玲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一、上诉人所诉请的请求没有法律规定，也没有合同约定，不应当得到支持。二、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开始计算，上诉人不知道被上诉人与拆迁单位签订的《南京市国有土地补偿协议》中的内容并不代表不知道其权利被侵害。被上诉人签订补偿协议本来就没有告知上诉人的义务。三、上诉人2013年6月就承租房屋拆迁问题咨询过拆迁办，拆迁办工作人员也明确告诉他们拆迁补偿款是给产权人，具体补偿去找产权人，依据租赁合同解决，租赁合同有约定的按约定解决，合同无约定的协商解决。故上诉人已经知道拆迁单位不给他们补偿，如果他们想要补偿可以向产权人主张。四、被上诉人在2013年6月27日向上诉人的联系人金总发送了短信，短信内容为“我现在在拆迁办总部，等会计开存折，他们领导叫我先回去等电话通知，就在今明两天，款一到就按你发的账号打过去”，通过这条短信可以证明上诉人知道被上诉人正在办理拆迁款补偿手续。上诉人之所以发账号给被上诉人，实际上是双方对补偿款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且准备支付。五、上诉人在2013年6月底搬离承租房屋，在原租赁合同没有到期的情况下，上诉人主动搬离房屋，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已经达成补偿协议，二是上诉人主动放弃要求补偿的权利。事实情况是，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被上诉人补偿上诉人247200元后双方互不追究责任。六、秦淮区拆迁办按照国家要求，将法律法规、补偿政策、补偿标准全部公布，并张贴上墙，所有人可以查看，承租人是否享受拆迁款在法律法规中有明确规定。承租人的权益受到损害是在征收行为发生时，承租人应当明知。上诉人作为全国知名的企业，拥有众多的专业人员，对国家的法律法规应当知晓，也应当知道产权人在与拆迁办达成协议前不可能搬走，既然被上诉人同意搬走，肯定与拆迁办达成了协议。上诉人也应当知道承租人在拆迁过程中享有的权利。综上，上诉人所诉请的民事权利已经超过了2年诉讼时效，被上诉人不应进行补偿，所以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法院驳回。
博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王京玲支付博洋公司装修费805034元、停产停业损失费2713557元、搬家费1356778元，合计4875369元；二、本案诉讼费由王京玲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王京玲为诉争房屋产权人，房屋规划用途为商业用房，建筑面积为706.17平方米。2007年3月12日，双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1、王京玲将诉争房屋（两层建筑面积706.17平方米）出租于博洋公司；2、租赁期自2007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0日止，其中2007年3月11日至2007年3月30日作为装修免租期，2007年4月1日至2010年3月30日期间的租金为750000元/年，2010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0日期间的年租金为800000元，房屋押金50000元，付款方式为每三个月一付；3、付款时间为博洋公司于2007年3月10日支付租房押金50000元及首批房租187500元，第二、三年租金支付时间分别为每次到期前一个月，即每年的2月18日、5月18日和11月18日为乙方付款日；……5、合同到期后王京玲将押金40000元一次性退还博洋公司，剩余10000元在博洋公司核算各种税收及水电费、物业费等相关费用后再退回给博洋公司；……9、博洋公司保证所租赁房屋作为营业服饰房使用，不得从事其他未经王京玲允许项目的经营；……11、博洋公司在不影响房屋主体安全的前提下，根据经营需要可以对房屋进行装修，博洋公司保证不能拆除主体结构，王京玲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博洋公司的正常经营；12、如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而使得所租房屋及其设备损坏或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的，双方互不承担责任，但王京玲需退还博洋公司未到期租金以及博洋公司所缴纳的租房押金。合同签订后，双方按约履行，博洋公司于2007年1月30日支付王京玲押金5万元，之后陆续按约支付租金至2013年6月30日，最后一次支付租金日期为2013年2月18日，支付了2013年4月1日至6月30日的租金200000元。期间，博洋公司对诉争房屋进行了部分装修，于诉争房屋内经营唐狮服饰生意。
2013年1月7日，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作出宁秦府征字（2013）1号房屋征收决定，对包括诉争房屋在内的房屋实施征收。当日拆迁公告上墙。2013年2月6日，江苏德道天诚土地房地产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道天诚公司）评估诉争房屋产权人补偿款为33919464元。2013年4月27日，德道天诚公司评估诉争房屋室内装饰装修补偿评估单价为1140元/平方米，室内装饰装修补偿金额合计805034元，该装饰装修补偿金额不包括专业灯具、装饰灯具、活动家具、艺术品、工艺品。2013年5月8日，南京市秦淮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甲方）与王京玲（乙方）签订《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约定：根据宁秦府征字（2013）1号房屋征收决定，乙方所有的诉争房屋被征收，甲乙双方同意按照由德道天诚公司出具的房屋为征收评估结果确定被征收房屋的货币补偿金额为33919464元，甲方向乙方支付被征收房屋的货币补偿金额33919464元、空调拆装补助费400元、征收其他非住宅房屋的设施搬运费用1356778元、征收营业用房的停业补偿费用2713557元、装修费用805034元；乙方同意于2013年5月13日将被征收房屋搬迁完毕交付甲方。2013年6月30日，王京玲领取了上述征收与补偿协议所确定的货币补偿金额，博洋公司亦于2013年6月底将诉争房屋交付王京玲。2013年7月1日，王京玲向博洋公司银行转账247200元，王京玲主张该款项为补偿款，其中包括返还博洋公司诉争房屋押金50000元及补偿博洋公司的3个月房屋租金。博洋公司则主张该款项系退还剩余租期的房租及押金50000元。因双方对诉争房屋装修费、非住宅拆除安装搬运费、停产停业补偿费的归属发生争议，博洋公司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处理。诉讼中，原审法院根据博洋公司的申请调取了征收与补偿协议。庭审中，王京玲陈述，其向博洋公司交付诉争房屋时，王京玲对诉争房屋的灯光、墙壁、地面大理石瓷砖进行过立体改造，扩大了房屋面积，墙面也需要装修，诉争房屋被征收后，王京玲需要将诉争房屋内的空调、不锈钢的围挡、一整套配电房、办公桌、不锈钢龙骨、灯箱架等搬出。博洋公司确认王京玲交付的诉争房屋不是毛坯房，但博洋公司亦对诉争房屋进行了装饰装修，装修范围系房屋门头设计、外墙灯、室内为配合经营而装饰的搭板及搭板周围的墙面，诉争房屋被征收后，博洋公司需要将货物及诉争房屋内能够拆走的硬件设施搬出。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公民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计算。本案中，博洋公司作为诉争房屋的承租人虽无权参与产权人即王京玲与拆迁单位的征收补偿协商，但在与产权人未就补偿达成一致协议时，有权要求征收部门提存。2013年1月7日拆迁公告上墙后，博洋公司应知晓诉争房屋已纳入征收范围，故博洋公司主张其作为承租人的拆迁利益的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为拆迁公告上墙之日，即2013年1月7日。博洋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存在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的情形，至2015年11月2日起诉之日已超过两年。
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驳回宁波博洋服饰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5224元，由宁波博洋服饰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博洋公司提交以下证据：一、四页《工程预算书》（复印件），证明上诉人承租涉案房屋以后进行装修的工程预算，装修价款为100万元左右。二、三张涉案房屋的照片，证明2007年上诉人承租涉案房屋后将二楼也进行了装修、制作了二楼门头。被上诉人王京玲质证称，一、对《工程预算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工程预算书》中的报价为预算，工程是否实际履行无法确定；二、对照片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这是上诉人在拆迁之前为招揽生意贴的广告纸，并不属于装修。
被上诉人王京玲提交南京市秦淮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涉案房屋在2013年7月份被拆除。上诉人博洋公司对此无异议。
二审中，上诉人博洋公司陈述其2013年4月份从涉案房屋中搬出，2013年底涉案店铺的管理人员到涉案房屋对面新开店面继续经营，但没有关注涉案房屋被拆迁的事情；其2015年5、6月份从案外人张德宏处了解到涉案房屋的补偿款已经被王京玲领取；另外，其对涉案房屋进行了全部装修，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部分装修。
另查明，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王京玲提交向秦淮区拆迁办的调查笔录，主张上诉人博洋公司的工作人员曾向拆迁办咨询拆迁补偿的事宜，上诉人博洋公司对此事实不予认可。2015年10月15日博洋公司委托江苏锐观律师事务所向王京玲发函要求王京玲支付涉案房屋搬迁补偿和停业补偿费用。王京玲认可其2015年10月二十几日收到该函。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双方的争议焦点为博洋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
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2013年1月7日相关政府部门发布针对涉案房屋的征收公告，2013年5月8日王京玲与征收办签订征收补偿协议，2013年6月30日王京玲领取征收补偿款，2013年6月底博洋公司将涉案房屋交还王京玲，2013年7月1日王京玲返还博洋公司最后三个月租金和押金，2013年7月份左右涉案房屋被拆除。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相关政府部门发布征收公告后，租赁合同应终止履行，故本案双方之间的租金合同应当于2013年1月7日后终止履行，博洋公司在2013年1月7日后就应当知道其承租权被侵害。且博洋公司陈述其在2013年4月搬出涉案房屋并在6月底将涉案房屋交还王京玲，涉案房屋亦在2013年7月份被拆除，此时博洋公司的承租权已无法实现，其亦应当知道其承租权被侵犯。而博洋公司直到2015年10月15日才向王京玲主张赔偿，且未举证证明2013年1月7日至2015年10月15日或其起诉之日期间，存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故一审法院认定博洋公司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
博洋公司上诉主张虽然征收公告在2013年1月7日公布，但并没有明确博洋公司的拆迁利益、2013年5月8日王京玲与南京市秦淮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签订的《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也并未对外公示，故本案应从其得知拆迁款项涉及承租人拆迁利益之时即2015年开始起算。因本案双方系租赁合同关系，博洋公司作为承租人，基于租赁合同享有对涉案房屋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故博洋公司的承租权利被侵犯即其对涉案房屋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被侵犯。博洋公司主张的拆迁利益系其承租权被侵犯后可能获得的补偿，并非其基于租赁合同直接享有的权利，且相关法律法规对承租人在征收中可能获得的补偿已有规定，故即使博洋公司主张的事实属实，其主张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从其得知涉案房屋拆迁款涉及其利益时开始起算、其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没有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博洋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224元，由上诉人博洋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海南
审判员 白文虎
审判员 刘 凡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倪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