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嘉商终字第5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康桥康嘉汽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汤爱标。
委托代理人：黄计峰。
上诉人杨国华因与被上诉人浙江康桥康嘉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嘉公司）修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4）嘉南长巡商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0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国华、被上诉人康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计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杨国华所有的浙f×××××吉利中国龙轿车因发生交通事故而损坏，其将该车交康嘉公司维修。2011年8月26日，本案当事人及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诚保险公司）经协商一致共同签订机动车辆保险定损单，约定一次性包工包料定损45000元，并约定如下：1、修理厂保质保量给予修理；2、不提供维修发票，损坏件不予回收；3、车主根据事故认定书向安诚保险公司索赔。同日，康嘉公司向杨国华出具保证书，称其承修的浙f×××××事故车，保证在2011年11月30日前保质保量修复好，按安诚保险公司报价单上的损坏件旧件提供给车主，如该车的修理结果不能达到该车原本的参数或者延期交车的，后果由康嘉公司负责。随后，杨国华自行从安诚保险公司处领取理赔款45000元。后因康嘉公司逾期未对该车辆进行维修，双方遂成讼。
另查明，杨国华为浙f×××××汽车购买2011年3月12日至2012年3月11日期间的商业保险、交强险及缴纳车船税，共花费4686.52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系：一、本案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修理合同关系；二、本案合同应否解除；三、杨国华各项费用主张是否有依据，即康嘉公司应承担的责任范围。关于争议焦点一，杨国华将其所有的浙f×××××事故车交由康嘉公司维修，2011年8月26日，经本案当事人及保险公司三方协商一致签订保险定损单，对该事故车维修方式、价格等予以约定。同日，康嘉公司向杨国华出具保证书，承诺其承修的浙f×××××事故车在2011年11月30日前保质保量修复好，否则由康嘉公司负责。故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自双方协商一致签订保险定损单及康嘉公司向杨国华出具保证书之日起双方即形成事实上的修理合同关系。关于争议焦点二，结合庭审调查，杨国华认为康嘉公司没有能力将该事故车修复好，康嘉公司也明确表示因无法购买到配件导致无法对该车辆进行维修，该合同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的非违约方可以要求履行的例外情形，故康嘉公司关于合同应当解除的意见，原审法院予以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三，康嘉公司逾期未将其承修的浙f×××××事故车维修好，已构成违约，应向杨国华承担违约责任。原审法院认为，康嘉公司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为向杨国华返还其已收取的修理费并赔偿杨国华利息损失。同时，结合康嘉公司在其承诺的期限内未对浙f×××××事故车进行维修的事实，杨国华可以要求被告赔偿其上述承诺期间内因车辆不能使用造成的损失。结合本案事实，杨国华未向康嘉公司支付过修理费，故不存在修理费返还问题。对于双方形成修理合同关系的2011年8月26日至康嘉公司承诺修复车辆的同年11月30日期间的损失，杨国华同时主张了租车费、车辆贬值损失及保险费（含车船税）损失。关于租车费和车辆贬值损失，康嘉公司仅同意赔偿车辆贬值损失。原审法院认为，该两项费用杨国华可择其一进行主张，但不能同时主张，本案以赔偿租车费为宜。杨国华主张租车费按每日150元计算符合相关市场行情，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关于保险费损失，康嘉公司同意按比例赔偿，原审法院亦予以认定。综上，康嘉公司应赔偿杨国华租车费损失为150元／天＊94天=14100元，保险费、车船税损失为94／365＊4686.52元=1206.94元。
关于杨国华诉请的2011年11月30日之后的各项费用主张，原审法院认为，杨国华2011年11月30日到康嘉公司处提车时已经发现康嘉公司未对浙f×××××车辆进行维修，即康嘉公司已经构成根本违约，此时杨国华可以向康嘉公司主张权利，也有条件将该事故车交他人维修以防止自身损失进一步扩大，但其继续将该车辆放置于康嘉公司处至今。故原审法院认为杨国华2011年11月30日之后的损失不属于本案当事人形成事实上的修理合同时，康嘉公司可以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故该部分损失不应由其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杨国华与康嘉公司之间的修理合同解除；二、康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浙f×××××汽车恢复至其接收该车时的状态并返还杨国华；三、康嘉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杨国华租车费14100元及保险费、车船税1206.94元；四、驳回杨国华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康嘉公司未按上述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76元，由杨国华负担1000元，康嘉公司负担876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宣判后，杨国华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康嘉公司在2011年6月20日前承修了杨国华的浙f×××××汽车后，本案当事人与安诚保险公司于2011年8月26日签署保险定损单一份，由安诚保险公司对该车一次性定损，赔付杨国华45000元，车辆维修事宜由杨国华与康嘉公司协商解决。康嘉公司于同日出具保证书一份，承诺在2011年11月30日前保质保量修复好涉案汽车，否则后果由其承担。康嘉公司承修汽车不用和车主签订维修合同，亦不用车主预付维修费，且保证书中约定了交付时间，故双方之间存在修理合同关系，康嘉公司关于其出具保证书系配合杨国华理赔的说法，与事实不符。此外，康嘉公司称愿意赔偿杨国华在车辆维修期间的损失，亦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修理合同关系。二、杨国华曾多次要求康嘉公司履行修车义务，亦曾请求消费者协会和法院进行调解，但其一直未予修理。购买配件系康嘉公司的义务，其并未告知杨国华买不到汽车配件。康嘉公司未按约定交付涉案汽车，导致杨国华为出行支出大笔租车费和公交车费等费用，且康嘉公司未妥善保管涉案汽车，故其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理由不充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为支持杨国华一审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康嘉公司承担。
康嘉公司答辩称：一、康嘉公司并未与杨国华签订书面修理合同，修理合同应包含维修期限和费用等内容，但保证书并不包含这些内容，保证书系在非正式场合使用，其系为配合杨国华理赔才出具保证书。且康嘉公司曾多次告知杨国华如要修车则应预交维修费，但其并未预交，故双方之间不存在修理合同关系，康嘉公司不应承担修车义务。此外，涉案汽车为吉利中国龙汽车，因该型号汽车产量不大，市场上已买不到维修所需配件，客观上已经无法修理，故修理合同即便成立也应解除。二、康嘉公司曾多次要求杨国华将涉案汽车取回，但其并未取回，故康嘉公司仅同意赔偿杨国华在2011年8月26日至同年11月30日期间发生的损失，其余损失与康嘉公司无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杨国华提交两份新证据：1、委托维修结算单一组，证明康嘉公司在承修汽车时，不需要和车主签订维修合同，亦不需要车主预交维修费；2、通话录音一份，证明浙f×××××汽车已经无法还原到未出事故之前的状态，而应直接报废的事实。
康嘉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以及来源的合法性有异议，对其关联性亦不予认可，其记录的是汽车的正常维修情况，与本案情况不同；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确系杨国华与康嘉公司员工巫剑通话的录音，但巫某系在2013年到康嘉公司工作，其并不了解本案情况。
二审中，康嘉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证认为：上述委托维修结算单并非涉案汽车的结算单，亦不能证明当事人就涉案汽车存在修理合同关系，故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力本院均不予认定。康嘉公司对通话录音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且通话内容能证明康嘉公司不能将涉案汽车修复成完好的汽车，故对其三性本院均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
杨国华所有的浙f×××××吉利汽车购买于2010年3月份，购车时共花费9万余元。杨国华为该车购买2011年3月12日至2012年3月11日期间的商业保险、交强险及缴纳车船税，共花费4686.52元。2011年6月份，该车发生交通事故后，杨国华将其送至康嘉公司。
本案中，杨国华提交的机动车辆保险定损单，日期为2011年8月26日，抬头为“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辆保险定损单”，经办人中甲方为杨国华、乙方为吴红洋。定损单载明浙f×××××汽车一次性包工包料定损为45000元，并约定：1、修理厂保质保量给予修理；2、不提供维修发票，损坏件不予回收；3、车主根据事故认定书向安诚保险公司索赔。二审中查明，吴红洋当时系康嘉公司的员工。康嘉公司于同日向杨国华出具的保证书载明，2011年11月30日前其会将承修的浙f×××××事故车保质保量修复好，并按安诚保险公司报价单上的损坏件旧件提供给车主，如该车的修理结果不能达到该车原本的参数或者延期交车的，后果由康嘉公司负责。安诚保险公司出具的证明载明，其在2011年8月26日一次性定损赔付杨国华修理费45000元，车辆维修之事由杨国华与康嘉公司协商。杨国华已经从安诚保险公司处领取理赔款45000元。杨国华于原审中诉请康嘉公司按保证书的约定履行修车义务，并赔偿其自2011年6月20日康嘉公司承修汽车之日起至实际修复汽车期间的损失，包括租金、乘坐公交车的费用、车辆折旧损失费以及保险费等。为此，杨国华于原审中提交涉案汽车的照片，其弟杨国富于2014年5月28日出具的证明以及与案外人李娜在2014年6月1日签订的汽车出租合同等证据。
另认定，康嘉公司陈述，出具保证书时涉案汽车尚能修复，但现在市场上买不到相关配件，该车实际上已经无法修复，只能将其还原到交通事故发生时的状态。
本院认为：本案系修理合同纠纷，当事人对杨国华将浙f×××××汽车交付给康嘉公司以及康嘉公司出具保证书的事实并无异议。康嘉公司虽对修理合同的成立有异议，但是本案中机动车辆保险定损单、康嘉公司出具的保证书和安诚保险公司出具的证明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当事人之间自2011年8月26日起形成了事实上的修理合同关系。争议焦点主要为：修理合同是否应解除以及解除的后果。
首先，本案所涉标的物系汽车，不同品牌、型号的汽车对配件的要求不同。涉案汽车为吉利汽车，据康嘉公司陈述现在市场上已经买不到维修所需配件，故该修理合同事实上不能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对杨国华要求康嘉公司继续履行修理合同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合同应予解除。
其次，本案合同解除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杨国华有权要求康嘉公司将车辆恢复至交付时的状态，并予返还。康嘉公司称出具保证书时尚具备维修条件，但其并未按约定履行修车义务，显然已构成违约，故杨国华有权要求其赔偿损失。本案中，杨国华主张的损失系其于2011年6月20日康嘉公司承修涉案汽车至实际修复汽车期间发生的损失，包括租车费、乘坐公交车的费用、保险费和车辆折旧损失费等。
对此，本院认为，第一，当事人之间自2011年8月26日起形成事实上的修理合同关系，康嘉公司承诺于2011年11月30日之前交付涉案汽车，此期间系双方约定的合同履行期间，不存在违约之说，康嘉公司即便有违约行为，也系发生在2011年11月30日之后，故对杨国华主张的2011年11月30日之前的损失，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关于租车费和乘坐公交车的费用，杨国富出具的证明以及汽车出租合同的真实性难以考证，杨国华亦未提供支付凭证以证明该两项费用确实发生，而且杨国华租用全新奥迪q5汽车超出了一般代步工具的需要，该部分租金亦超出了当事人订立修理合同时，可以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故对该部分损失本院不予支持。第三，关于保险费和车辆折旧损失费，杨国华为该车购买了2011年3月12日至2012年3月11日的保险，康嘉公司并未按约定于2011年11月30日前交付汽车给杨国华使用，自违约之日起客观上给杨国华造成了保险费的损失，且由于康嘉公司的原因致使该车辆闲置，车辆的价值确实会贬损，故该两部分损失客观存在。但是，一方面，杨国华在明知康嘉公司拒绝履行修车义务的情况下，其完全可以采取将汽车交给他人维修等措施以防止损失扩大，其未积极采取措施，对该部分损失的发生同样有过错，故康嘉公司的赔偿责任应适当减轻。另一方面，考虑到杨国华购车时花费9万余元，为该车购买2011年3月12日至2012年3月11日期间的保险等又花费4686.52元。该车至2011年6月份发生交通事故时，已经使用了1年多，车辆本身存在一定程度的贬值，且交通事故导致车辆受损严重，即便当时将车修复，其在市场上的价格也会受到很大影响。目前杨国华又已经从保险公司取得了45000元的赔款。故原审判决的赔偿数额已基本弥补了杨国华的合理损失，杨国华就此提起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的损失计算方式虽有不当，但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76元，由杨国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 蕾
代理审判员 王 浩
代理审判员 石明洁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四日
书 记 员 蒋佳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