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桂09行初48号
原告博白县菱角镇石柳村新村队。
法定代表人陈修伟，队长。
委托代理人黄富荣，广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名洪，男，1963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博白县。
被告博白县人民政府，住址：博白县博白镇大街69号。
法定代表人罗培球，县长。
委托代理人张标，博白县法制办干部。
委托代理人王虔亮，博白县林业局干部，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住址：玉林市玉东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苏海棠，市长。
委托代理人黄洁，玉林市法制办干部。
委托代理人周积杰，玉林市法制办干部。
第三人博白县菱角镇柱石村屋场坵队。
法定代表人许昭科，队长。
委托代理人徐凯伦，男，1972年9月20日出生，汉族，朱广西博白县。
第三人博白县菱角镇柱石村大屋一队。
法定代表人许小柱，队长。
第三人博白县菱角镇柱石村大屋二队。
法定代表人许岳庆，队长。
第�人博白县菱角镇柱石村大屋三队。
法定代表人许联，队长。
第三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博白林场。
法定代表人刘涛，场长。
委托代理人李昌涛，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博白林场林政科科长。
原告博白县菱角镇石柳村新村队（下称新村队）不服被告博白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的博政决（2016）13号《博白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下称13号处理决定）和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于作出2017年4月23日作出的玉政复决字（2017）第12号《玉林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下称12号复议决定），于2017年5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5月10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追加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博白林场（下称博白林场）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30日、2017年12月19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列诉讼参加人除原告新村队的法定代表人陈修伟、被告博白县人民政府的法定代表人罗培球、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的法定代表人苏海棠、第三人博白林场的法定代表人刘涛不到庭参加诉讼外，其余诉讼参加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博白县人民政府委派副县长李永志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6年12月29日，被告博白县人民政府作出13号处理决定。13号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如下：
新村队和博白县菱角镇柱石村大屋一队（下称大屋一队）、博白县菱角镇柱石村大屋二队（下称大屋二队）、博白县菱角镇�石村大屋三队（下称大屋三队）、）争议的山岭位于菱角镇柱石村和石柳村交界处，山岭总称“山营”一带山岭（下称争议山岭），其四至界址为：界址（一），西以旺盛江水库主坝首、坝角为起点，转向北沿车头河岭岗分水直下到水面，东边及南边均以旺盛江水库水面为界，面积约60亩；界址（二），相以分水口为起点转向北沿高峰岭岭岗天水为界，直到石寨岭顶，转向西南沿集水线直落到水面，南边、西边均以水库水面为界，面积约250亩；界址（三），北以石寨岭顶为起点转向东沿大岭头顶，黄桑栋坜顶岭岗天水直下到亚婆继顶转向西南沿三星、船板窝顶岭岗天水直落到白石坜口岭咀，转向北沿山营岭脚直到老谢潭排（巨排潭），转向东南沿岭岗天水经79.3高程、85.3高程、94.6高程、115.8高程、狐狸顶天水，转向北沿岭崎直落到水库面，西北以水库水面为界，直到石寨岭窝集水线到原起点，面积约3000亩。岭上附着物有速生桉。
争议山岭在解放前到合作化高级社时，属原柱石大队山营屯李姓群众的山岭。1958年建旺盛江水库时，山营屯李姓群众一部分搬迁安置到）居住，称第七生产队，另一部分与大角队陈姓群众搬迁户一起搬迁到石柳大队组成新村队。1961年间，石柳大队分为石柳、三龙、湖洋珠三个大队，柱石大队分为杨柳、柱石两个大队。新村队属石柳大队管辖，屋场坵队属柱石大队管辖。1962年1月20日，石柱大队召开社员代表大会并形成了《博白县菱角公社柱石社员代表大会决议》（下称《大会决议》），根据《大会决议》造册证明，柱石大队将上述争议的“山营”山岭（即界址（三））划给屋场坵队管理，将高峰岭、车头河即（界�（一）、界址（二））划给大屋一队管理。经调查证实柱石村各队一直以来都是按《大会决议》划定的山岭范围进行经营管理。没有书面证据证明石柳大队在1962年四固定时是如何固定争议山岭的。1969年间，屋场坵队和新村队居住在原“山营”的李姓群众一起搬迁到北海市××海区福城镇。1980年间，新村队对“山营”山岭进行禁山，屋场坵队提出异议，从而引起权属纠纷。1983年“林业三定”时，上述争议山岭中的白石坜、老虎咬牛窝、天鹅岭登记造册在新村队的《博白县山权林权证》上，但该《林权证》属于博政发（1983）16号《博白县人民政府关于集体山权林权证收集县审查的紧急通知》（下称16号《通知》）明确不能下发，需收回待审查后再行处理的《林权证》，因此不能作为认定山岭�属的依据。1989年起到2007年期间新村队将争议山岭先后发包给本队村民、南宁木片厂个人或单位经营管理。2008年3月1日，新村队将争议山岭承包给广西万桉林业有限公司（第三人博白林场下属公司）并签订《林业用地承包合同书》。2013年3月12日，屋场坵队向博白县人民政府申请确认争议山岭的权属归其所有。在处理本案争议山岭的过程中，博白县人民政府追加大屋一队、大屋二队、大屋三队作为第三人参加调处。
13号处理决定的处理结果是：将争议山岭的界址（一）、界址（二）确权给博白县菱角镇柱石村大屋一队（下称大屋一队）、博白县菱角镇柱石村大屋二队（下称大屋二队）、博白县菱角镇柱石村大屋三队（下称大屋三队）所有；将争议山岭的界址（三）确权给）所有。
原告不服13号处�决定，申请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于作出2017年4月23日作出12号复议决定，原告仍不服，遂于2017年5月9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原告诉称，本案争议山岭属于原告集体所有，理由如下：屋场坵队和新村队居住在原“山营”的李姓群众是在1969年才一起搬迁到北海市，《大会决议》是在1962年形成所谓的“四固定材料”，此“四固定材料”形成于屋场坵队和新村队居住在原“山营”的李姓群众搬迁到北海市之前，意味着在新村队群众尚未搬迁之前，“山营”一带的山岭已被石柱村民瓜分，这是不符合逻辑的，这证明《大会决议》是伪造的。再者，1961年间，石柳大队分为石柳、�龙、湖洋、杨柳、柱石五个大队，新村队属石柳大队管辖。1962年1月20日，石柱大队召开社员代表大会形成的前述《大会决议》属超越行政管辖区域对石柳大队新村队山岭的处置，侵犯了原告新村队的合法权益，因此，《大会决议》是无效的，不能作为争议山岭权属确权的依据；2、1958年李姓群众整体搬到新村队一起居住，此后争议山岭一直由新村队管理；3、原告提供的林权现场勘查图已经很清楚相邻权人均签字确认，证明争议山岭是与原告集体所有；4、“四固定”工作是1962年9月份之后才开展的。第三人提供的1962年1月20日《大会决议》不属于四固定材料，《大会决议》内容提到“四固定”，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进一步证明该《大会决议》是事后伪造的。5、博白县人民政府在调查取证时不全面、不客观公正，仅调查有利于第三人的证据，对原告有的证据不作调查，偏袒第三人，程序违法。6、争议山岭自1958年开始一直由原告经营管理，有2003年菱角镇司法所等单位共同作出的《菱角镇石柳村新村队(集体)与本队陈名洪等人争议山岭划分权益确定书》（下称《山岭划分权益确定书》）、1983年的《博白县山权林权证》（下称《林权证》）以及多次将争议山岭发包给他人经营的事实为据，综上，13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12号复议决定维持13号处理决定也是错误的。原告请求本院判决：1、撤销13号处理决定和12号复议决定；2、被告博白县人民政府对本案山岭权属纠纷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一、《林权现场勘界图》（无勘界日期）、《林权现场勘界图》（勘界日期为2009年11月5日），证明勘界图经所有相邻权人均签字确认，争议山岭的权属属于原告集体所有；2、《林权登记申请表》；证明原告的《林权证》的颁发程序合法，该《林权证》是合法有效的。
被告博白县人民政府辩称，13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处理结果正确。12号复议决定复议程序合法。原告提供的《山岭划分权益确定书》因调处山岭的主体不合法、《林权证》属于应收回待审查的林权证，均不能作为认定争议山岭权属的依据。原告新村队诉称的其他事实缺乏证据。被告博白县人民政府请求本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博白县人民政府在本院规定的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作出13号处理决定的的证据有：
证据一、《现场勘查笔录》、询问许昭科、陈修伟的《询问笔录》，证明争议山岭的座落位置、四至界址及面积。
证据二、询问许昭科、陈修伟的《询问笔录》及调查王日尚等8人的《调查笔录》，证明争议山岭在解放前到到土改时，属柱石大队山营屯李姓群众的山岭，合作化高级社时入石柳高级社。
证据三、询问许昭科、陈修伟的《询问笔录》及调查许昭理等人的《调查笔录》，证明1961年屋场坵队属柱石大队管辖，新村队属石柳大队管辖。
证据四、《大会决议》、询问许昭科《询问笔录》及调查许昭理等6人的《调查笔录》，证明1962年“四固定”时，争议山岭由柱石大队固定给屋场坵队所有。
证据五、原告持有的《林权证》、16号《通知》，证明原告持有的《林权证》是16号《通知》明确不能下发，需收回待审查后再行处理的《林权证》。
证据六、原告于1989年至2008年将争议山岭发包给他人所签订的《山岭（林地）承包合同》共六份，证明新村队将争议山岭单方发包给博白林场等单位和个人承包的事实，但不能证明争议山岭属原告所有。
证据七、询问许昭科、陈修伟、许昭理的《询问笔录》，证明引起本案纠纷的原因。
证据八、《确权申请书》、《受理通知书》、《勘查通知记录及勘查图》、《调解记录》等，证明博白县政府调处本案山岭纠纷程序合法，处理结果正确。
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辩称，12号复议决定维持13号处理决定并无不当，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请求本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大屋一队、大屋二队、大屋三队、屋场坵队的诉讼意见与被告博白县人民政府的诉讼意见相同。
第三人大屋一队、大屋二队、大屋三队、屋场坵队向本院提供了《大会决议》，用以证明1962年“四固定”时，争议山岭由柱石大队固定给大屋一队、屋场坵队所有。
第三人博白林场述称，2008年3月1日，新村队与第三人博白林场的下属公司广西万桉林业有限公司并签订《林业用地承包合同书》，将争议山岭的其中一部分承包给博白林场种植桉树，承包期从2008年起至2038年止。博白林场在承包范围内已种植桉树并已成为成熟林，请求法院确认博白林场在承包期限内对承包林地拥有合法的使用权。
第三人博白林场向本院提供了2008年3月1日的《林业用地承包合同书》，用以证明博白林场承包了争议山岭的其中一部分，并合法到得承包范围内的林地使用权。
原告新村队对被告博白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被告博白县人民政府提供的关于询问许昭科、陈修伟等人的《询问笔录》及《调查笔录》，被调查人陈述相关“争议山岭属柱石大队山营屯李姓群众所有”的内容不属实。事实上，争议山岭在解放前到到土改时，属石柳大队山营屯李姓群众的山岭。《大会决议》不是四固定的材料，是不真实的、不合法的证据。原告的《林权证》是在16号《通知》下发之后才颁证的，合法有效。六份《山岭（林�）承包合同》，恰恰证明了争议山岭属原告新村队所有及原告发包给博白林场等单位和个人承包的事实。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13号处理决定具备合法性。
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第三人大屋一队、大屋二队、大屋三队、屋场坵队对被告博白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
各方当事人对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用以证明12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所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
被告博白县人民政府对原告新村队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
原告新村队提供的两份《林权现场勘界图》只是2009年到2010年间博白县政府核发林权证时形成的初步确权材料，不属于山岭权属确认的完整材料，�能据此勘界图材料确认争议山岭属原告所有。原告的《林权证》按16号《通知》是需收回待审查后再行处理的《林权证》，不具备合法性，不能证明争议山岭属原告所有。原告提供的六份《山岭（林地）承包合同》均是在本案山岭发生纠纷期间签订，原告对争议山岭的发包不属于合法、无异议的经营管理，因此不能据此管理事实确认争议山岭的权属。
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第三人大屋一队、大屋二队、大屋三队、屋场坵队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博白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相同。
对第三人博白林场提供的《林业用地承包合同书》，原告对该合同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被告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被告博白县人民政府、第三人大屋一队、大屋二队、大屋三队、屋场坵队质证�为，此合同书只能证明原告在山岭纠纷期间单方将争议山岭发包给博白林场，不能据此合同书证明争议山岭的权属属原告所有。
第三人博白林场对本案当事人所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各方当事人所提供证据的证明效力均由法院依法认定。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如下：
被告博白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能反映争议山岭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的权属归属情况，证据来源真实、合法，与本案争议事实有关性，证据之间相互印证，符合可采信证据的特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案件事实的依据。
原告新村队提供的《林权现场勘界图》对于�认山岭权属而言，缺乏完整性，不认定具有证明争议山岭属原告所有的证明效力。原告的《林权证》按16号《通知》是需收回待审查后再行处理的《林权证》，不具备合法性，不能争议山岭确权的依据。第三人博白林场提供的《林业用地承包合同书》和原告新村队提供的其他《山岭（林地）承包合同》均是争议山岭纠纷期间签订的，不具备合法性，不能作为争议山岭确权的依据。综上，对原告新村队提供的证据，不认定具有证明原告诉讼主张成立的证明效力。
被告玉林市人民政府提供证明作出12号复议决定的程序合法的证据，因各方当事人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可此证据的证明效力。
本院经审理查明，被告博白县人民政府作出13号处理决定所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原告的《林权证》造册登载的内容包括有争议山岭中的白石坜、老虎咬牛窝、天鹅岭，颁发《林权证》的落款时间为1983年2月2日。博白县人民政府于1983年1月26日下发16号《通知》，16号《通知》明确：“林业三定工作陆续进入填发林权证阶段，为了慎重、准确地填好权属证，做到不重、不错、不漏，原来已发给各公社管委会负责填写的集体山权林权证在填好之后一律不能下发，已发出的要立即收回于二月五日前全部（包括已填好、发出和未填写的），如数上交县集中查存，待审查后再行处理”。在本案诉讼中，原告未能提供确实有效证据证明争议山岭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属原告所有。本案争议山岭因原告于1980年间对“山营”山岭进行禁山而引起权属纠纷，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在1980年发生山岭权属纠纷前对争议山岭进行经营管理的事实。
本院认为，1962年1月20日，石柱大队召开社员代表大会达成《大会决议》，将本案争议的“山营”一带山岭中的高峰岭、车头河（即界址（一）、界址（二））划给大屋一队管理；将争议山岭中的（即界址（三））划给屋场坵队管理。之后，柱石村各队一直都是按《大会决议》划定的山岭范围进行经营管理。上述事实有被告博白县人民政府提供的《大会决议》及相关的调查材料为据，应予认定。原告主张争议山岭属于原告集体所有并质疑《大会决议》的真实性、有效性，但原告既不能提供证明争议山岭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各个历史时期属其所有的确实证据，也不能提供否定《大会决议》真实性、有效性的相关证据。原告提供的《林权证》登载的落款时间1983年2月2日虽然在博白县人民政府下发16号《通知》的落款时间1983年1月26日之后，但16号《通知》明确：“原来已发给各公社管委会负责填写的集体山权林权证在填好之后一律不能下发，包括已填好、发出和未填写的，均要在二月五日前全部收回上交县集中查存，待审查后再行处理”。原告的《林权证》在16号《通知》明确“已填好、发出和未填写的，均要在二月五日前全部收回待查处理”的林权证之列，因此，原告的林权证不能作为认定争议山岭权属归属的依据。本案争议山岭从1980年开始发生权属纠纷，而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在发生权属纠纷前对争议山岭进行过经营管理。原告提供的六份《山岭（林地）承包合同》均是在1989年起才签订的，因此，原告所称的经营管理事实，均是争议山岭发生权属纠纷之后的“经营管理”，不属于合法的、无异议的长期经营管理，不能据此类“经营管理”认定争议山岭权属归属。
综上所述，13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处理结果正确。12号复议决定维持13号处理决定正确。原告诉请撤销13号处理决定和12号复议决定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支持，并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博白县菱角镇石柳村新村队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新村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交纳地点和办法：开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万象支行，账号20×××77。
审判长 黄忠华
审判员 庞 忠
审判员 林慧琪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梁弦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