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1民初11332号
原告：王之义，男，1930年3月31日出生，北京市冶金出版社退休干部，住本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利伟，北京市建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住总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本市朝阳区慧忠里320号6、7层。
法定代表人：李作扬，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敏，女，1986年11月2日出生，该公司职员，住公司宿舍。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燕宁，男，1978年1月24日出生，该公司职员，住公司宿舍。
第三人：富澜（兼王某的法定代理人），女，1978年1月22日出生，住河北省涿州市。
第三人：王某，男，2011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学龄前儿童，住河北省涿州市×××号。
原告王之义与被告北京住总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住总开发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中，本院依法追加富澜、王某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王之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利伟，被告住总开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敏、于燕宁，第三人富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之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办理位于本市东城区×××号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将该房屋所有权登记至王之义名下；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2年，住总开发公司对原告承租的本市东城区×××号房屋进行危旧房改造。原告当时因身体原因，委托原告之子王德珩代为办理拆迁安置购房一切事宜,并出具委托书。2002年4月15日，王德珩以自己的名义与被告签订《×××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在×××地区有正式住房2间，使用面积26.4平方米，建筑面积35.11平方米,应安置人口为5人。原告选择就地安置。原告自愿购买东城区朝×××号房屋，原告应当向被告支付购房款143716.02元。被告交付安置房屋日期为2004年2月29日，被告应当于交付房屋后90个工作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时需要由被告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约定于2002年4月19日向被告一次性付款143716.02元。被告交付房屋后，原告一直居住至今。但至今被告未协助原告办理产权过户手续。根据相关档案材料，可知被告在拆迁时是知晓王德珩是以受托人的身份签订的安置合同。因此，该合同应该直接约束的是住总开发公司与原告。被告应协助原告办理诉争房屋过户手续。
被告住总开发公司辩称：1、就地安置合同是被告与王德珩签订的，原告并非拆迁安置合同的主体，原告与被告公司之间没有合同关系，无权要求被告公司协助办理过户手续。2、被告公司与王德珩签订就地安置合同是原告与王德珩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原告作为被拆迁房屋的承租人，在危改时向被告公司递交了委托书，将危改拆迁一事全权委托其子王德珩办理，且其本人向被告表示将回迁安置房给王德珩，基于上述情况，被告才同王德珩签订的就地安置合同。该安置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诉争房屋产权已经过户至王德珩名下，被告已经履行完毕合同义务。3、危改拆迁以及安置合同的签订均在十几年前，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拆迁安置一事，但其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也超过了诉讼时效。综上，希望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富澜、王某述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2002年拆迁时，王之义与家人经过协商，全部同意安置合同由王德珩签订，只因法律意识不强，因此委托书写的内容存在瑕疵，但其真实意思就是王之义让王德珩签订购房合同，且签订合同时，王之义到现场进行了确认。王德珩与被告公司签订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现王德珩去世了，原告才主张权利。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并陈述了意见，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王之义与张荣芬系夫妻关系，王德珩系二人之子。王德珩与富澜系夫妻关系，王某系二人之子。王德珩于2014年1月去世。位于本市东城区×××号房屋2间（总使用面积26.4平方米）为王之义承租的房屋。
2002年，住总开发公司依据东城区人民政府2002年3月26日转发的关于《北京市东城区×××、×××地区危旧房改造实施细则》，对本市东城区×××地区进行危旧房改造,并依法取得拆迁许可证。
2002年4月14日，王之义向王德珩出具委托书，该委托书载明委托事项为：有关购房一切手续由王德珩办理，请准予为盼。
2002年4月15日，王德珩作为乙方与住总开发公司作为甲方签订《×××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该合同约定，甲方根据东拆许字（2002）第13号拆迁许可证，经双方协商，就拆除乙方原有房屋和乙方就地安置的事项订立本合同。乙方在×××地区（原住房地址×××号）有正式住房贰间，使用面积26.4平方米，建筑面积35.11平方米，应安置人口伍人，分别为王之义、张荣芬、王萍、王爱萍、王德珩。乙方选择就地安置方式，放弃其他安置方式。乙方自愿购买甲方在×××地区建设的就地安置住房，其住房为×××号楼（施工楼号）×××号住房，建筑面积81.87平方米，该安置住房的用途为普通住宅。双方同意安置住房房价款合计为人民币146649元，一次性付清购房价款给予2%的优惠共计2932.98元，实际购房款金额为143716.02元。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5日内，即2002年4月20日前交纳就地安置住房的房价款，乙方一次付清回购安置住房价款，应支付143716.02元。甲方交付乙方安置住房的日期为2004年2月29日，交付地点为本合同标的物所在地。甲方应当在安置住房交付使用后90个工作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时需由甲方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乙方签字处有王德珩的签字。
2002年4月19日的编号为0273641的发票载明，付款单位为王德珩，付款项目为购房款，房屋地址为×××号，金额为143716.02元。
2005年6月22日，住总开发公司作为甲方与王德珩作为乙方签订《房屋交接书》，载明：乙方购买的就地安置住房为（施工楼号）×××号，现根据主管部门确定的地名楼号为×××号，合同标的物的实际位置未作变更。乙方回购的就地安置住房约定的建筑面积为81.87平方米，经测绘，乙方回购的就地安置住房产权登记面积为96.98平方米，乙方应向甲方据实结算房价款金额为74039元。同时，乙方在办理入住手续时应交纳公共维修基金，甲方代为收取，乙方应交纳公共维修基金金额为3025.78元。乙方签字处有王德珩的签字。
2016年11月，诉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在王德珩名下。
诉讼中，原告称尚有剩余购房款74039元未交付。对此，被告称该笔购房款已收取。第三人富澜称，其支付了应付的购房款。
对于签署安置合同主体一节，被告公司称在×××地区危旧房改造时，被拆迁家庭通常会被安置数套房屋，存在大量被拆迁人将房屋直接给其子女的情况，由其子女直接签订安置合同。在委托书中载明由受托人办理购房一切相关手续等类似约定，相当于被拆迁人进行了购房人变更申请，且拆迁时原告是与王德珩一同到被告公司的现场办公处，要求被告公司与王德珩签订安置合同，被告公司才同王德珩签订了安置合同。现被告公司不认可与原告有合同关系。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委托书，《房屋交接书》，发票，房屋档案材料等证据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本市东城区×××号房屋2间为原告承租的公房。该房屋在拆迁过程中，原告委托其子王德珩办理相关拆迁手续并出具委托书，且被告认为，对于购房人由王之义变更为王德珩是经原告同意的，原告本人到现场对此进行了确认，由王德珩签订了安置合同并交纳购房款。同时，王之义在涉诉房屋交付后居住多年，王德珩去世前王之义对此并未提出任何异议，故可认定《×××危改区就地安置合同》的签订主体为被告与王德珩。该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现被告依据上述就地安置合同已办理完毕房屋产权登记，合同义务履行完毕。故原告要求被告将诉争房屋过户至原告名下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王德珩所主张的其在2017年调取拆迁档案时才得知拆迁安置合同主体并非原告的意见，因第一笔付款的票据由原告持有，该票据载明付款人为王德珩，原告即应知道王德珩付款购房的事实。原告称王德珩去世后其查询有关拆迁档案才知道由王德珩购买回迁安置房，对此说法，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主张被告知晓购房人为原告，被告应向原告履行合同义务的主张，因被告明确表示与王德珩签订的合同，被告与原告没有合同关系，原告对此亦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原告的意见不予认定。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之义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174元，由原告王之义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全玉海
人民陪审员 刘先文
人民陪审员 刘仲符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法官 助理 宿云达
书 记 员 王倩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