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01民终75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重庆超永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土主中路199号附1-48号，组织机构代码58688314-5。
法定代表人：吕海波，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理论，重庆时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宏泉，重庆时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何世良，男，1979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军，重庆中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重庆超永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何世良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2015）沙法民初字第130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超永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超永公司的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何世良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何世良在实际履行与案外人重庆市力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冠公司）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013年7月20日，何世良以超永公司的名义与力冠公司签订了《钢材买卖合同》，合同约定钢材供货总量、价格、付款时间、违约责任等。2013年7月23日，超永公司与何世良签订了《钢材购销合同》，约定由超永公司组织货源并垫资，双方就钢材价格、垫资期间、垫资期间资金占用费标准、付款时间等均作出了详细约定，合同第七条第二款特别约定“由甲方代乙方与需方重庆市力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合同编号CG3013720），因需方重庆市力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何世良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乙方何世良承担全部责任，与甲方重庆超永商贸有限公司无关”。超永公司认为，其系与力冠公司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人，何世良仅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在合同上签字，并非一审法院认为的在实际履行合同。超永公司向力冠公司所供的货物均是由超永公司垫付资金并组织货源，虽然何世良在部分送货单上签字，但仅是作为送货人，而非履行合同的一方主体。后力冠公司因为拖欠货款向超永公司出具欠条，明确表明债权人是超永公司，而非何世良。并且因力冠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款项，超永公司将其起诉至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该案经过两级法院最终审理判决力冠公司支付超永公司剩余货款，后超永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并与力冠公司达成执行和解，收到力冠支付的执行款项2025000元。在该案的诉讼过程中，超永公司系基于合同约定，根据事实和法律，以合同相对人的身份行使权利、参与诉讼、申请执行、收取款项，法院也认可超永公司系合同的实际履行人。而何世良并未在该案诉讼中向法院提出自己系合同实际履行人并主张权利。2.一审法院认定超永公司根据与何世良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主张权利与超永公司主张其系与力冠公司签订合同的实际履行人存在相互矛盾，属于事实认识错误。超永公司认为其实际履行了与力冠公司的供货义务，同时又根据与何世良签订的合同主张损失并不矛盾。超永公司与何世良签订合同后，并没有实际向何世良供货，没有实际履行合同，但何世良擅自收取力冠公司支付的货款，损害了超永公司的合法权益。3.一审法院认为超永公司提出的反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错误。超永公司与力冠公司签订合同的实际履行人，何世良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擅自收取力冠公司的货款，给超永公司造成经济损失，至今尚欠超永公司849411.57元确属事实，超永公司有权请求何世良支付该笔款项。
何世良辩称，1.超永公司上诉理由自相矛盾，超永公司认为自己是向力冠公司供货的主体，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由超永公司收取力冠公司的货款理所应当，而何世良是其委托代理人，不是供货主体，且超永公司与何世良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没有实际履行，但同时，超永公司又认为其有权向何世良收取加价款，其依据是双方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既然双方的《钢材买卖合同》没有实际履行，何来加价款一说。2.超永公司认为付款至案外人不属于超永公司的收款，但在一审中，超永公司两次确认何世良已经向其支付148万元货款的事实，在超永公司没有举示有效证据来推翻该认可的条件下，一审法院对款项的支付的认定是清楚的。3.本案中涉及的两个钢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明确，事实清楚，何世良从超永公司处购买钢材，再转卖给案外人，从而赚取相应差价，何世良是作为独立的个体，承担相应的合同义务，理应享有相对应的合同权利，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何世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超永公司支付何世良220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该利息以22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3日起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20日，何世良以超永公司（供方）名义与力冠公司（需方）签订了《钢材买卖合同》（合同编号CG2013720），约定由供方向需方承建的永川区大安奥韵雅苑工程供应钢材，合同还约定了需方收货人为苏承相、匡烈芳。上述合同签订后，超永公司（甲方）与何世良（乙方）于2013年7月23日签订了《钢材供应合同》，约定由超永公司向何世良供应钢材，计量方式采取过磅交货，该合同第五条约定了结算方式：现款结算，从提货之日起5天内付清所欠款项视为现款结算，不加收任何资金占用费；垫资结算：甲方为乙方垫资，甲方自有资源按当天市场价格供给乙方，若是外购资源则每吨加收30元加价款，从提货之日起5天内未付清所欠货款，乙方则从提货第六天起每天每吨加价4元的资金占用费付给甲方，三月内必须付清所有欠款。若逾期未付则按每天每吨加收5元的资金占用费付给甲方。若乙方不能付清全部货款时，则按货款与资金占用费同减的方式执行。该合同第七条还约定了违约责任：由甲方代乙方与需方力冠公司签订钢材买卖合同合同编号CG2013720），因需方力冠公司和何世良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乙方何世良承担全部责任，与甲方超永公司无关。该合同签订后，何世良开始以超永公司名义向力冠公司供货。合同履行过程中，超永公司陆续从力冠公司处收到货款220万元，从何世良处收到货款150万元。后因与力冠公司履行钢材买卖合同发生纠纷，超永公司起诉至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要求判令力冠公司支付钢材款及违约金，即（2014）永法民初字第06610号一案，超永公司聘请了律师代理并申请进行了财产保全，产生保函费9250元已由其垫付。该院经审理并于2014年12月1日作出一审判决，判令力冠公司支付超永公司钢材款1798855.29元并支付违约金。力冠公司不服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并于2015年8月6日以（2015）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3466号民事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后超永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并与力冠公司达成执行和解，收到力冠公司支付的执行款2025000元。一审审理中，超永公司认可基于（2014）永法民初字第06610号民事判决的执行中免除了部分债务但未能举示证据，并认可收到了2025000元的款项，何世良认可超永公司收到的款项，并提出超永公司免除了175000元的债务未经其同意。何世良认为除其主张的220万元执行款外，超永公司已从何世良与力冠公司处收到钢材款370万元，该款应视为何世良已向超永公司支付的钢材款，而何世良应向超永公司支付的总钢材款为3871088.55元，故何世良尚欠超永公司钢材款171088.55元，而超永公司收取的力冠公司执行款220万元已超出超永公司应当享有的款项。超永公司为证明其向何世良供应的钢材，举示了出库单25份、送货单26份，何世良对送货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不认可出库单的真实性，是由其以超永公司名义向力冠公司供货的送货单，并提出上述送货单原件均是由其在（2014）永法民初字第06610号一案中向受案法院提供的，超永公司并未举示其向何世良供货的单据。超永公司提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何世良的个人行为与超永公司行为多处是混同的，并非全部由何世良向力冠公司履行的钢材买卖合同。律师费问题，超永公司举示了委托代理协议及律师费发票，拟证明其与力冠公司一案产生的律师费按照回款总额12%收取，因此产生律师费损失235255元应由何世良负担，何世良对上述证据均不认可，认为代理协议是事后补签，当时约定的代理费是按照利息的35%收取，本金不计算在内。何世良为此举示了委托代理协议、诉讼移交单（均系复印件），拟证明超永公司举示的委托代理协议是事后补签以及代理费标准，超永公司对该两份证据不予认可，但提出最初是按照加价款的相应比例约定代理费，之后又重新签订代理协议的事实。经一审法院审查，超永公司举示的委托代理协议中代理费一栏手写载明“见移交单，按回款总金额12%收取”，超永公司未举示移交单，称没有移交单，移交单的写法是格式条款，没有删除。经一审法院审查，何世良举示的委托代理协议中代理费一栏手写载明“详见移交单”。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及两个法律关系，即基于《钢材供应合同》而产生的何世良与超永公司之间的钢材买卖合同关系，和基于《钢材供应合同》而产生的超永公司与力冠公司的钢材买卖合同关系。超永公司既辩称在与力冠公司的合同中何世良系超永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并由超永公司实际履行向力冠公司的供货义务，同时又根据其与何世良签订的钢材供应合同主张损失，两者明显相互矛盾。而何世良和超永公司签订《钢材供应合同》约定的指向性非常明确，即该合同第七条规定的超永公司代何世良与力冠公司签订《钢材买卖合同》，并且因该买卖合同造成的经济损失全部由何世良负担，与超永公司无关，同时也可以解释为因该买卖合同得到的利益由何世良享有，与超永公司无关。结合《钢材买卖合同》的实际签字人为何世良、超永公司举示的送货单上送货人为何世良以及对账单上何世良的签字的事实，可以认定是何世良在实际履行与力冠公司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何世良向超永公司所负的合同义务为向超永公司支付基于超永公司向何世良所供应钢材的钢材款，超永公司所负的义务为将其从力冠公司处所得款项支付给何世良。因此，超永公司基于其实际履行与力冠公司的合同提出何世良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直接收取力冠公司的钢材货款数百万元，致使超永公司自身资金周转困难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因而要求何世良返还钢材款的反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何世良应向超永公司支付的总钢材款金额问题，超永公司主张其向何世良供应钢材1260.259吨，钢材款4977337元及加价款1609062元，依法应由超永公司就其向何世良供货上述数量、金额、加价款等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超永公司举示的所有送货单上均显示收货单位为力冠公司，实为何世良以超永公司名义向力冠公司供应钢材，并非超永公司向何世良供应钢材的凭据，对此，超永公司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超永公司主张的其向何世良供应的钢材数量、款项均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依法采纳何世良的主张，认定超永公司共向何世良供应钢材1037.904吨、钢材款合计3871088.55元。关于超永公司提出的其也直接向力冠公司履行供货的事实，依法也应由超永公司承担举证责任。虽然超永公司举示的送货单上虽有部分送货单未签发货人姓名或所签发货人非何世良，但根据超永公司举示的对账单，该部分送货单所载送货时间、数量、单价均与对账单一致，且所有对账单上供货方核对意见均有何世良签字确认，现何世良主张系其履行向力冠公司的供货义务，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因此可以认定该部分送货单所载钢材也是由何世良向力冠公司供货和履行。超永公司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其自行向力冠公司供应钢材，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关于超永公司基于《钢材买卖合同》和《钢材供应合同》所得的款项金额问题，首先是何世良已向超永公司支付的钢材款数额，超永公司开始认可先后收到148万元，不认可2014年1月29日的20000元（最终认可了该笔款项），后又以收款人不是其公司为由否认了2014年1月29日转款的88万元，但未举示相反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认定该88万元系何世良向超永公司支付的钢材款，故何世良共向超永公司支付150万元；其次力冠公司向超永公司支付的款项数额问题，超永公司直接从力冠公司处收到款项4225000元（2200000元+2025000元），由于超永公司认可（2014）永法民初字第06610号一案执行中免除了力冠公司的部分债务，且该债务免除事宜未经何世良认可，因此该部分款项依法应由超永公司承担并由何世良享有。关于该免除债务的金额问题，由于超永公司未举示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依法采纳何世良的主张，认定超永公司免除力冠公司的债务金额为175000元。故超永公司从力冠公司处得到的款项应为440万元（4225000元+175000元）。因此，基于两份合同，超永公司共计收到款项590万元（150万元+440万元），而超永公司应当享受的款项（钢材款）为3871088.55元，故超永公司所得或应得的上述款项中已包含何世良应承担的钢材款3871088.55元，可以认定何世良已向超永公司支付，故超永公司要求何世良支付钢材款的反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在超永公司所收的全部款项中扣除何世良应承担的钢材款3871088.55元后的余额应当由何世良享有，故超永公司应向何世良支付款项2028911.45元（5900000元-3871088.55元）。关于超永公司主张的律师费、保函费损失问题，由于《钢材供应合同》中对此明确约定，何世良对此也予以认可，一审法院对超永公司要求何世良承担律师费、保函费损失的请求予以支持。双方对保函费9250元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律师费损失问题，依法应由超永公司举示证据产生的律师费，由于超永公司举示的委托代理协议中明确手写载明“详见详情单”，而超永公司未能举示相关移交单，因系手写内容，超永公司所述该内容系格式条款与常理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由于超永公司未举示移交单，一审法院依法采信何世良所举示移交单的真实性。根据移交单可以看出，代理费的约定标准为按照资金占用费510465元的35%计算，即178662.75元，该代理费损失依法应由何世良负担。因此，根据双方签订的《钢材供应合同》，何世良应支付超永公司的保函费、律师费损失共计187912.75元（9250元+178662.75元）。由于双方所负债务均为到期的金钱债务，基于何世良抵消债务的主张，何世良应当承担的超永公司保函费、律师费损失187912.75元在同超永公司应向何世良支付的2028911.45元款项相抵后，超永公司还应向何世良支付款项1840998.70元（2028911.45元-187912.75元），因此，何世良无须再向超永公司支付保函费和律师费损失。由于在本诉起诉前超永公司与力冠公司执行一案中已收到全部款项（钢材款及保函费和律师费损失），超永公司应在收到执行款项后即向何世良支付上述抵消后的款项。由于超永公司未支付，何世良主张自起诉之日即2015年11月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超永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日内支付何世良1840998.70元，并以1840998.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11月3日起向何世良支付资金占用损失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驳回何世良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超永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无新证据向本院举示。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为：1.是何世良还是超永公司实际履行与力冠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2.超永公司是否欠付何世良款项及具体金额。
针对第一项争议焦点，超永公司与何世良签订的《钢材供应合同》，明确约定超永公司代何世良与力冠公司签订《钢材买卖合同》，并且因该买卖合同造成的经济损失全部由何世良负担，与超永公司无关，可以确认实际系何世良向力冠公司履行供货义务，并承担违约责任。现超永公司称其与何世良签订的《钢材供应合同》未履行，实际系超永公司直接向力冠公司供货，但未举示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从《钢材买卖合同》的签订和实际履行情况，以及收取对力冠公司货款时超永公司认可需经何世良同意等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是何世良在实际履行与力冠公司签订的《钢材买卖合同》并无不当。
针对第二项争议焦点，对于超永公司称其直接向力冠公司供货，其作为义务履行方，应承担举证责任，证明供货数量及具体金额，超永公司未举示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现何世良自认超永公司向其供货金额及应向超永公司支付的货款金额，一审法院对该金额予以确认并无不当。对于超永公司免除力冠公司的部分债务，超永公司作为代何世良行使权利的一方，无权在未经何世良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免除债务人债务，超永公司虽称已征得何世良同意但并未举证证明，应承担相应损失责任。该损失并非《钢材供应合同》第七条违约责任中约定的因何世良与力冠公司合同履行造成的经济损失，而是超永公司无权处分造成的经济损失，理应由超永公司承担。
综上所述，超永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046元，由重庆超永商贸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毅
审 判 员 颜 菲
代理审判员 黄春燕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日
书 记 员 刘德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