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铁路运输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成铁民初字第129号
原告王玲玲，女，汉族。
原告王一民，男，汉族。
原告王某某，女，汉族。
原告王秋娥，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赵瑾，陕西省陇县一四八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成都铁路局。
法定代表人武勇，局长。
委托代理人唐锐，成都铁路局职工，特别代理。
委托代理人李朝霞，成都铁路局法律顾问，一般代理。
原告王秋娥、王玲玲、王一民、王某某诉被告成都铁路局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7月15日立案受理，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8月14日，9月29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王秋娥、王玲玲、王一民、王某某的委托代理人赵瑾，被告成都铁路局的委托代理人唐锐、李朝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4年4月6日上午7时45分，受害人王根魁在宝成线广元南-
广元站间K344＋250米左右处被成都铁路局所属的24006次列车撞击致死，原告认为被告未履行安全防护义务、警示义务，应对王根魁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请求判令被告成都铁路局赔偿原告医疗费1141.89元，死亡赔偿金457160元，丧葬费22165元，参与事故人员误工费9000元，被赡养人生活费20988元，交通费3000元，住宿费24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合计565854.89元的80%计452683.91元。
被告成都铁路局辩称，铁路局已充分尽到安全防护和警示义务，受害人王根魁违反禁止性规定在铁路上行走，且列车司机发现受害人抢越铁路后立即鸣笛并采取了紧急制动停车，故此次事故是受害人王根魁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造成的，成都铁路局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
本案受害者王根魁，男，1963年4月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是陕西省陇县，系本案原告王秋娥之次子，王玲玲之夫，王一民、王某某之父。王根魁曾于1994年3月起在陕西省陇县塑料制品厂工作，2001年12月进行了工资变动，自2006年起居住在陕西省陇县，从事运输货运工作。原告王秋娥育有三个儿子，长子ＸＸ魁、次子王根魁、三子王林魁。上述事实有原告出示的《身份证》、《亲属关系证明》、《招收新工登记表》、《企业职工增加工资审批表》、《企业职工工资变动审批表》、二份《证明》等证据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2014年4月6日7时45分，24006次列车运行至宝成线广元南-
广元站间K344＋310米处时，列车司机发现距离列车约60米左右受害人王根魁从列车运行方向从左侧向右侧抢道，遂鸣笛警示并立即采取停车制动措施，列车于该线K344＋250米左右与受害者王根魁相撞，致王根魁当场死亡。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出示的《死亡注销证明》、《死亡证明书》、《成都铁路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成都铁路公安处广元车站派出所交通事故成因分析意见书》（相撞）、《成都铁路公安处广元车站派出所现场勘验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及被告对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直接原因等基本事实无争议，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对于王根魁的死亡，受害者王根魁自身有无过错，被告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以及本案适用的赔偿标准等，现本院对双方的争议综合评判如下：
首先，关于被告成都铁路局是否尽到了安全防护、警示义务的问题。被告成都铁路公安局成都铁路公安处广元车站派出所提供的事故成因分析意见证实受害者王根魁被列车撞击死亡的地点位于宝成线区间，虽然被告成都铁路局提出事故线路列车时速仅50公里／小时，不需要安装防护栅栏，在仓库墙壁上有禁止标志，但警示标志的设置存在缺陷，撞击地点存在习惯性通道，成都铁路局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在该线路设置了其他防护、警告措施以及进行了线路安全警示的任何证据，故其在履行铁路线路安全防护和警示义务上并不充分。
其次，关于受害人王根魁自身是否有过错，应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王根魁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并由自己承担民事责任，对在铁路线上跨越行走的危险性应该有充分的预见能力，故受害人王根魁明知走铁路线有安全隐患而仍然继续选择走铁路线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第三，关于王根魁死亡所产生的各项赔偿费用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受害人王根魁死亡造成如下损害：（1）死亡赔偿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第三十条“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所地的相关标准计算”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2005）民他字第25号）》“虽然农村户口，但在城市经商、居住，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的规定，本案受害者王根魁于1994年3月起为陕西省陇县塑料制品厂职工，并自2006年起即居住在陇县城区，同时依据《2013年陕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的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858元，高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关于印发四川省2013年度有关统计数据的通知》“2013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368元”，以及王根魁死亡时未年满60周岁之事实，本院对原告死亡赔偿金标准按陕西省及城镇居民赔偿的请求予以支持，其死亡赔偿金计算为22858×20=457160元；（2）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以及《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关于印发四川省2013年度有关统计数据的通知》“2013年度四川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41795元”的规定，王根魁的丧葬费用应计算为41795÷12×6=20897.5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以及《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关于印发四川省2013年度有关统计数据的通知》“2013年度四川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6127元”的规定，原告王一民、王一芳均已成年，而死者王根魁之母原告王秋娥1945年5月6日出生，至王根魁死亡时年满69周岁且存有三个子女，则被赡养人生活费应计算为6127×11÷3=22465.67元，高于原告就被赡养人生活费主张的20988元，因此，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被赡养人生活费20988元予以支持。（4）交通费，原告向本院主张因处理王根魁丧事产生交通费3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原告除手写收据外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本院对原告提出的交通费3000元的证据不予采纳，将交通费酌情认定为1000元。（5）住宿费，原告向本院主张的因处理王根魁丧事产生的住宿费2400元，因住宿凭证为非正式发票的收据，且收据开具日即为事故发生日与常识不合，本院对原告提出的住宿费2400元的证据不予采纳，对住宿费酌情认定为1000元。（6）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以及《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关于印发四川省2013年度有关统计数据的通知》“2013年全省就业人员平均工资41795元”的规定，根据中国传统民俗，原告为其办理丧葬事宜本院确定为7天，由于原告王秋娥已满69岁且无正在从事工作之相关证据不宜再行计算误工费，故原告因处理丧葬事宜产生的误工费应为41795÷12÷30×7×3=2438.04元。（7）医疗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原告主张王根魁的医疗费1141.89元，但其中294.06元为王玲玲的医疗收费票据，对此本院将医疗费调整确定为847.83元。
上述费用总计为504331.37元。
依照《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因受害人翻越、穿越……以及其他未经许可进入铁路线路、车站、货场等铁路作业区域的过错行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根据受害人的过错程度适当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并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铁路运输企业未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受害人有上述过错行为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在全部损失的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二十之间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本院认为，成都铁路局对于所属的铁路线路未尽到足够的安全防护及警示义务，应当对受害人王根魁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同时因本案中受害人王根魁自身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过错，应当适当减轻成都铁路局的责任，故本院综合本案实际情况，确定成都铁路局应当承担受害人王根魁死亡60%的赔偿责任。根据前述本院确认的赔偿数额，成都铁路局应承担504331.37×60%=302598.82元的赔偿责任。
最后，关于原告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本院认为，王根魁遭遇车祸身亡，给原告身心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应予抚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关于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参考因素的规定，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符合法律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因死者王根魁对损害后果的造成具有自身的重要原因，本院对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酌情支持30000元。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成都铁路局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王玲玲、王一民、王某某、王秋娥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处理葬事宜的误工费、被赡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共计302598.82元；
二、被告成都铁路局在本判决生效十日内向原告王玲玲、王一民、王某某、王秋娥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
三、驳回原告王玲玲、王一民、王某某、王秋娥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4040元，由原告承担1616元，被告成都铁路局承担2424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判员 陈洲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