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黔高民终字第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远东，男，1970年2月5日出生，汉族，广东省深圳市人，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梅林水务局住宅楼1-501。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文甲，男，1949年9月29日出生，汉族，重庆市梁平县人，住重庆市梁平县梁山镇吉祥街*号*幢*单元***号。
共同委托代理人许正海，贵州清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索坤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北部新区高新园星光大道**号B1-17-1。
法定代表人：谢勇刚，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倪素芹，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洪恩，男，1966年5月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道真自治县人，住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玉溪镇永城社区县社组*号附***号。
上诉人李远东、周文甲与被上诉人重庆索坤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索坤公司）、刘洪恩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遵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17日作出（2014）遵市法环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上诉人李远东、周文甲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为：李远东、周文甲与索坤公司、第三人刘洪恩对《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转让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采用书面形式，经各方当事人签字盖章，依法成立并生效。该协议明确约定“如果其储量达不到1800万吨，本协议所约定的资产转让金变更为2700万元。”根据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一0六地质大队于2012年10月作出的《贵州省遵义县乐山镇煤矿资源储量核实及勘探报告》和贵州省国土资源厅黔国土资储备字（2013）50号文件载明，涉案煤矿保有储量仅有1176万吨，未达到1800万吨。故李远东、周文甲请求索坤公司按4560万元约定，支付剩余转让款1860万元，由于协议约定的条件未成就，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之规定，双方应当按照《转让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索坤公司已经支付李远东、周文甲煤矿转让款2700万元，已履行完毕《转让协议》关于“煤矿储量达不到1800万吨，转让金变更为2700万元”的金钱给付义务的约定。李远东、周文甲认为《转让合同》变更了《转让协议》的内容，合同载明煤矿储量只有801.03万吨，应当支付转让款4560万元，这一请求与双方签订《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遵义县乐山镇煤矿矿业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不符。首先，《转让合同》及确认书签订地点在贵州省矿权储备交易局，签订《转让合同》的目的为办理涉案煤矿权属变更事项。其次，《转让合同》中所载明“资源储量总数为801.03万吨”来源于2010年度《遵义县乐山镇煤矿储量年报》，产生于《转让协议》之前，而《转让协议》约定了下列内容：索坤公司接受经营管理权之日起30日内委托双方认可的相关单位对煤矿进行精勘，如经过评审的精勘报告中载明其储量达到1800万吨，该报告出具之日，索坤公司给付1000万元，余款860万元在报告出具后30日内扣除应由李远东、周文甲承担的债务后支付。很显然，李远东、周文甲关于索坤公司认可“资源储量总数为801.03万吨”即支付4650万元的理由与《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不符。同时，《转让协议》第八条明确约定：“如果在办理国土及工商变更时所签订的法律文件与本协议不一致，应以本协议为准。”因此，《转让合同》仅为双方到贵州省矿权储备交易局办理涉案煤矿权属变更的形式文件，并非对《转让协议》内容的变更，双方关于转让涉案煤矿权利义务的享有和履行应当以《转让协议》、《补充协议》、《遵义县乐山镇煤矿矿业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为准。第三，生效的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遵市法民二终字第129号民事判决载明，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应继续履行。因此，李远东、周文甲认为《转让合同》变更了《转让协议》的内容，请求索坤公司按照《转让合同》约定支付剩余1860万转让款及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李远东、周文甲也未能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其请求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李远东、周文甲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远东、周文甲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1800元，由原告李远东、周文甲负担。
李远东、周文甲不服该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判否定最后签订的《转让合同》之法律效力，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在双方关于遵义县乐山镇煤矿的采矿权转让过程中，前后共签定了三份“协议”和一份“合同”。其中2011年3月16日所签《采矿权合作转让合同》系双方最后一次签定且唯一报经贵州省矿产储备交易局规范备案的合同，并经该局以《成交确认书》的形成加以确认。该份“合同”不仅关乎当事人双方重大的实体性权利，其更是关系到本案最终能否形成公正裁判的基础证据！
1、原判认为：“《转让合同》仅为双方到贵州省矿权储备交易局办理涉案煤矿权属变更的形式文件，并非对《转让协议》内容的变更。”
原审法院很牵强地创设出“形式文件”这样一个概念，并用这个概念加以推导，认定《转让合同》属于形式文件，其约定无效，从而达到否定《转让合同》的全部内容，整个推导过程极其荒谬。依此逻辑，任何到行政主管机关签定并备案的合同均属“形式文件”，均应推定为无效…...言下之意，任何行政机关的依法监管均形同虚设，毫无法律意义。因此，原判认定《转让合同》是“形式文件”，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完全悖离了行政机关的依法管理以及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
2、原判认为：“生效的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遵市法民二终字第129号民事判决载明，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应继续履行。因此，李远东、周文甲认为《转让合同》约定支付剩余1860万转让款及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是明显适用法律错误。
生效判决所确定的原三份协议应继续履行，其只是表明该协议合法有效，但并不能禁止或限制协议各方基于意思自治原则对协议内容进行有效的变更，而《转让合同》正是这种有效变更的具体表现。该《转让合同》对资源储量、转让价款、付款时间节点及金额均做了详尽的变更性约定（合同已明确载明至2011年矿山储量为801.03万吨。双方交易的也是一个储量在800万吨在右的煤矿，支付价款为4560万元）。它系双方最后一次签定且唯一报经贵州省矿产储备交易局规范备案的合同，其效力当然高于前三份协议。亦即前三份协议约定内容与本《转让合同》不一致者，均应以本转让合同为准。
因此，上诉人认为《转让合同》约定支付剩余1860万转让款及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应支持。
二、《转让协议》约定“如果在办理国土和工商变更时所签订的法律文本与本协议不一致，应以本协议为准”是违法无效条款，不应采信，原判适用法律错误。《转让协议》的该项约定明显违背法律法规，其采用阴阳合同的方式，意欲逃避税收及其它国家行政监管行为，理应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这一约定应属于违法无效条款。综上，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遵市法环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上诉人（原审原告）一审诉请。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索坤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合法合理。根据索坤矿业与李远东、周文甲于2011年1月17日签订的《转让协议》第四条约定，李远东、周文甲保证储量1800万吨，转让价款4560万元，储量达不到1800万吨，转让价款为2700万元。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出具证明矿产资源储量为1176万吨，根据条款约定，转让价款应为2700万元，一审法院查明的证据证明索坤矿业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李远东、周文甲请求支付剩余转让款的请求毫无根据。上述转让协议的签署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并且采用的是书面形式，有各方当事人的签字盖章，依法成立并且生效。因此双方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义务。
二、上诉人李远东、周文甲称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是对相关内容详尽的变更性约定，这是错误的单方面说辞
根据上述《转让协议》第八条约定：“如果在办理国土及工商变更时所签订的法律文件与本协议不一致，应以本协议为准”。因此，本协议的内容有排他性，如果后续法律文本要对之前的约定进行改变或者取消，则相应的应在协议中明确约定“本协议签订之前与此交易有关的约定作废，以此文本为准”，但是从上诉人李远东、周文甲单方主张应予支持的《转让合同》中没有看到任何类似条款或者约定。因此，根据民法意思自治的原则出发，应当尊重当事人之间真实意思的约定。也即《转让协议》的约定效力高于其他协议，而不能仅凭合意成立时间来确定效力高低。
三、《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李远东、周文甲所称《转让协议》约定内容违法毫无根据。根据生效的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遵市法民二终字第129号民事判决载明，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应继续履行，因此上述两份《转让合同》是经过多次、多级法院开庭查明和认定的有效协议。上诉人称该合同为阴阳合同，意欲逃避税收及其他国家行政监管行为，毫无依据。试问上诉人身为交易一方，如果存在上述行为，上诉人是否默认并且促成该行为因此，在《转让协议》没有经过法律程序由有权机关认定无效的情况下，该协议的约定是合法有效的。
四、本案上诉人屡次提起诉讼，制造讼累，极大干扰被上诉人正常经营，耗费司法资源，请法庭在查明事实基础上尽快做判。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曾经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后上诉人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据查清的事实认定《转让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新证据，不予认定。驳回李远东、周文甲的请求。现李远东、周文甲再次提出诉讼，并且在本案一审结束后仍提出上诉，目的在于耗费被上诉人精力，制造不必要的讼累。
被上诉人刘洪恩未到庭，也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经查：李远东、周文甲、刘洪恩于2011年1月17日与索坤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第五条约定为：“甲方接受经营管理权之日起30日内，委托甲乙双方认可的相关单位对该矿进行精勘并承担相关费用；甲方逾期委托的，视为逾期付款。如经过评审的精勘报告中载明其储量达到1800万吨，该报告出具之日，甲方付给转让方人民币1000万元，余款860万元由甲方在该报告出具后30日内扣除应由乙、丙方承担的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其他应付工人工资、赔偿金、原材料欠款等债务）后支付。由乙、丙方共同指定的乙方为收取以上款项的代理人。如精勘后的资源保有储量储量达不到1800万吨，本协议所约定的资产转让金变更为2700万元。同时丁方所持有的5%的股权也赠与给甲方。”
2012年10月，经索坤公司单方委托，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一0六地质大队作出《贵州省遵义县乐山镇煤矿资源储量核实及勘探报告》。
2013年2月27日贵州省国土资源厅下发黔国土资储备字（2013）50号文件，关于《贵州省遵义县乐山镇煤矿资源储量核实及勘探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载明：贵州省矿业权评估师协会（黔矿评储备申字（2013）011号）通过了《贵州省遵义县乐山镇煤矿资源储量核实及勘探报告》的矿场资源储量评审，已将申请备案的有关材料提交省国土资源厅。经合规性检查，贵州省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及所报材料符合有关要求，同意予以备案。资源储量基准日：2012年10月31日。评审备案的煤矿保有资源储量1176万吨。其中（111B）189万吨、（122B）224万吨、（333）763万吨。预测煤层气资源量0.055亿立方米。该证明最后一页加盖贵州省国土资源局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专用章。该证明是依据2012年10月，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一0六地质大队作出《贵州省遵义县乐山镇煤矿资源储量核实及勘探报告》作出的。
庭审中李远东、周文甲不认可2012年10月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一0六地质大队作出《贵州省遵义县乐山镇煤矿资源储量核实及勘探报告》中对涉案煤矿储量的勘探结果。但认可，2011年3月16日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是为了完成2011年1月11日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中的采矿权的转让过户登记，应贵州省国土资源厅的要求，在贵州省国土资源厅矿权储备交易局签订。
本院认为：原判据以认定目标煤矿储量的是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一0六地质大队作出《贵州省遵义县乐山镇煤矿资源储量核实及勘探报告》，而该报告是索坤公司单方委托相关部门作出，且李远东、周文甲并不认可。原判认定涉案煤矿储量的精勘报告违反了转让协议第五条约定的“甲方接受经营管理权之日起30日内，委托甲乙双方认可的相关单位对该矿进行精勘并承担相关费用”的约定，该报告不能作为涉案煤矿储量的认定依据。因此，原判基本事实不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遵义中级人民法院（2014）遵市法环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
二、发回贵州省遵义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审 判 长 罗朝国
代理审判员 邹 慧
代理审判员 蔡 勇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刘紫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