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6民终60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柯亚春，男，1971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吴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凌华丽，广东智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悦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长江路343号首层，营业执照注册号440126000174681。法定代表人：肖爱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莉莉，广东群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鹏伟，广东群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红兵，男，1982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仪陇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敏峰，广东中信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洲，广东中信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轩恩洁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季华西路168号南庄镇瓷海国际陶瓷交易中心C区第5座09号-18号铺位，营业执照注册号440602000051947。法定代表人：简永，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基，广东国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润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季华西路168号C12座20号铺，营业执照注册号440602000031786。法定代表人：孔宪泰，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袁耿升，广东广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奉泽志，男，1975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旺苍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开平市澳斯曼洁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开平市沙冈区开庄技术开发区，营业执照注册号440783000011110。法定代表人：简永，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基，广东国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兵，男，1966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仪陇县。上诉人柯亚春、广州悦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轩装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唐红兵、佛山市轩恩洁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轩恩洁具公司）、佛山市润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丰物业公司）、奉泽志、开平市澳斯曼洁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斯曼洁具公司）、刘兵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5）佛城法南民初字第10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2015年11月25日，唐红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悦轩装饰公司赔偿唐红兵残疾赔偿金157003.08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87352．55元、医疗费832元、后续医疗费12000元、营养费3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40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20000元、亲属来往交通费1642元、误工费63129元、亲属误工费27071.26元、生活用品（千芝护垫、气枕、便盆、棉床、水垫、残疾辅助器具拐杖和腰带）共计596元、鉴定费3500元，共计479522.89元；2.澳斯曼洁具公司、润丰物业公司、奉泽志、柯亚春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轩恩洁具公司、悦轩装饰公司、澳斯曼洁具公司、润丰物业公司、奉泽志、柯亚春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7月1日上午10时许，唐红兵、刘兵和案外人张中文共三人在柯亚春安排下，在佛山市禅城区季华西路168号南庄镇瓷海国际陶瓷交易中心C区第5座拆除楼顶多块巨型广告牌。唐红兵爬上距楼面6、7米高空拆卸巨型广告牌时，从高空三楼高处摔到二楼楼顶。当天，唐红兵被送往佛山市中医院进行治疗，至2015年8月3日出院，共住院33天，出院中医诊断为:骨折损伤、气滞血瘀，西医诊断为双跟骨骨折、腰3椎体压缩性骨折；出院情况：患者要求出院，已告知患者病情未稳定，出院后可能出现病情加重甚至危及生命，带药出院全休壹个月，住院期间留陪人壹名，定期复查；出院医嘱：不适随诊，注意休息，出院带药。唐红兵为此共产生医疗费129640.18元，购买水垫、海绵床、生活用品、千芝护垫、气垫、便盆共计268元，购买拐杖、腰带325元。2015年10月19日，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文书》，评定唐红兵腰椎压缩性粉碎性骨折评九级伤残、左足弓结构破坏评十级伤残，右足弓结构破坏评十级伤残，后续治疗费以12000元为宜，误工期限以12个月为宜，鉴定费3500元。唐红兵为农村居民，事故发生前，已在佛山市连续居住工作满一年以上。至唐红兵定残前一天，其父唐昌贵年满60周岁、母亲龙术琼55周岁，唐昌贵、龙术琼夫妻仅生育唐红兵一名子女，唐红兵父母的被扶养年限均为20年；唐红兵长子唐英豪年满9周岁，次子唐傲翔年满2周岁，两人被扶养年限分别为9年、16年。2015年7月15日，唐红兵的妻子陈凤鸣与奉泽志、柯亚春、刘兵（协议签名刘斌）签订《医药费分摊协议书》，就唐红兵治疗产生的约130000元医疗费达成协议：奉泽志承担35%共计45500元、柯亚春承担60%共计78000元、刘兵承担5%共计6500元，并约定后续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等待唐红兵出院后另行协商，协商不成的由唐红兵提请法院协调解决。协议的款项已支付完毕。另查明一：租赁场地。2014年8月13日，轩恩洁具公司与案外人佛山市富泰投资有限公司、润丰物业公司签订《租赁及管理服务合同》，轩恩洁具公司向案外人佛山市富泰投资有限公司承租位于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瓷海国际陶瓷交易中心C区第5座09号-18号的物业，期限三年，自2014年7月1日起至2017年6月30日止。另查明二：授权使用。2015年5月30日，轩恩洁具公司与澳斯曼洁具公司签订《物业使用授权书》，将前述物业授权给澳斯曼洁具公司使用，约定：有关该物业大楼及所有物业重新装修的费用，全部由澳斯曼洁具公司承担，与轩恩洁具公司无关。澳斯曼洁具公司于2015年6月1日接收该物业。另查明三：装修。2015年6月23日，澳斯曼洁具公司与悦轩装饰公司（经营范围：限承担1500万元以内室内装饰工程专项施工）签订《装修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前述C区第五座物业的展厅包括外墙广告牌交由悦轩装饰公司进行装修，装修工期为160天，自2015年6月30日至2015年11月30日止，装修工程造价为398万元。另合同约定：“由于乙方（悦轩装饰公司）在施工生产过程中违反有关安全操作规程，消防条例，导致发生安全或火灾事故，乙方应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经济损失”。另查明四：拆除广告牌。奉泽志承包前述物业的广告牌拆除工作后转包给柯亚春。柯亚春找到刘兵要求刘兵找人前往拆除广告牌，刘兵找到唐红兵与张中文，三人前往拆除广告牌，遂发生本案事故。唐红兵拆除广告牌过程由柯亚春安排、指挥，事故发生时，现场仅有唐红兵、柯亚春及其司机、刘兵及张中文。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唐红兵在拆广告牌过程中受伤而产生的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主体追加；2.法律关系认定；3.事故责任划分；4.赔偿损失范围；5.具体赔偿数额。一、被告主体应否追加，即应否追加陈俊谋为原审被告的问题。柯亚春提交《收据》以证明其以18000元的价格从案外人陈俊谋处承接拆除广告牌劳务工程，柯亚春与悦轩装饰公司认为陈俊谋应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柯亚春提交的《收据》显示的内容为，陈俊谋确认收到柯亚春外墙废品款18000元，并没有涉及广告牌拆除事项，且唐红兵系拆广告牌过程中受伤，初步看不出该《收据》与本案拆除广告牌有关联。此外，柯亚春与悦轩装饰公司认为陈俊谋应承担连带责任，但没有向一审法院提起书面追加被告申请，更未能提交陈俊谋的身份信息，一审法院亦无法查证,且唐红兵不予确认，故柯亚春与悦轩装饰公司的意见不成立，不予追加，也无法追加。二、法律关系认定。1.唐红兵与柯亚春的关系。唐红兵受柯亚春聘用，至事故现场拆除广告牌，听从指挥、安排，两人地位不平等，唐红兵劳动不自由，不能自主支配，则二者间是劳务关系,而非承揽关系。2.奉泽志与柯亚春的关系。唐红兵与多数被告确认奉泽志将拆除广告牌的工作转包给柯亚春，奉泽志经一审法院电话通知、公告，均未应诉、抗辩，其明知本案情况而不提出异议，结合奉泽志、柯亚春、刘兵与唐红兵签订的《医药费分摊协议书》，可以印证奉泽志转包给柯亚春的事实，双方应为转包关系。3.悦轩装饰公司与奉泽志的关系。澳斯曼洁具公司作为涉案物业的使用者与悦轩装饰公司作为涉案物业的装修者均确认涉案物业的装修，前者于2015年6月29日根据本地风俗，进行了拜神祈福即开工仪式，且双方合同约定开工日期为2015年6月30日，由此可认定，至事故发生当天2015年7月1日，涉案物业已交给悦轩装饰公司进行装修。悦轩装饰公司不具备拆除涉案广告牌的安全生产条件，庭审中其亦陈述是发包他人拆除，故由其将广告牌拆除工作转包给奉泽志，符合常理，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二者之间是分包关系。4.澳斯曼洁具公司与悦轩装饰公司的关系。前者是涉案物业的使用者，后者为涉案物业的装修者（装修包括拆除广告牌），二者还签订装修合同，彼此的关系认定取决于装修工程是否属建设工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最高院关于装修装饰工程款是否享有合同法第二百八十条规定的优先受偿权的函复》指出：装修装饰工程属于建设工程。《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法发〔2011〕41号）规定，装修合同纠纷属于建设合同纠纷下的子案由。因此，根据上述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装修装饰工程属于建设工程，装修合同纠纷属于建设合同纠纷，装修合同属于建设工程合同，故上述澳斯曼洁具公司、悦轩装饰公司之间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三、事故责任划分。唐红兵与柯亚春存在劳务关系，唐红兵在劳务中受伤，根据现行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适用过错归责原则。此前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是严格责任，二者不一致，以前者为准。1.柯亚春与唐红兵的责任。本案要拆除的广告牌面积大，高度高，顶部在三楼，为高空作业，具有极大的危险，需要采取特别的安全作业防范措施，用工方具有高度注意义务。但柯亚春作为用工方，在准备阶段既没有对劳务者进行培训，也没有告知作业的危险性，更没有对高空作业做出可行的拆除方案，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在拆除广告牌前没有采取特别的安全作业防范措施，没有提供安全绳、安全帽等设备，冒险作业；事中没有尽到管理、监督、提醒和保护义务。综上，柯亚春未尽高度注意义务，明显存在过错，是导致本案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主要责任。唐红兵到现场发现是高空作业，又无安全设备，应采取措施，主动反映，却没有，而是在明知不安全的情况下仍到广告牌顶端进行施工作业，唐红兵作为对同类工作有经验的人员，认识不足、注意不够、采取措施不当，具有一定过错，是导致本案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应承担次要责任。对于两者的责任比，酌定为8:2。2.奉泽志的责任。奉泽志不具备拆除涉案广告牌的安全生产条件却接手，其承包后又将拆广告牌的工作转包给同样无安全生产条件的柯亚春，且事故发生当天，未安排人员到现场进行监督管理，存在过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里的“雇员”、“雇主”，即指“提供劳务者”、“接受劳务者”。据此，奉泽志应对柯亚春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至于连带责任的内部划分，不是本案的审查范围。3.悦轩装饰公司的责任。悦轩装饰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室内装饰，其无资质进行涉案物业的外墙装修，也不具备拆除广告牌的安全生产条件，却签合同接手，承接后又将拆除广告牌的工作转包给无安全生产条件的奉泽志，且事故发生当天，未安排人员到现场进行监督管理，同样存在过错，同理应对柯亚春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4.澳斯曼洁具公司的责任。澳斯曼洁具公司未审查清楚悦轩装饰公司的经营范围，将室外装修工程（包括拆除广告牌）发包给无相应资质又不具备拆除广告牌安全生产条件的装修公司，存在过错，同理应对柯亚春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5.润丰物业公司的责任。其既不是发包人，也不是承包人，更不是劳务使用者，亦无证据证明存在过错，故无需承担责任。6.轩恩洁具公司的责任。轩恩洁具公司将物业授权交由澳斯曼洁具公司使用，其既不是发包人，也不是承包人，更不是劳务使用者，亦无证据证明存在过错，故无需承担责任。7.刘兵的责任。其与唐红兵等均是劳务者，共同向柯亚春提供劳务，也无证据证实刘兵对事故发生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责任。由于其在事故发生后经协商自愿向唐红兵承担医药费6500元且已履行，符合自由、处分原则，予以准许。四、赔偿损失范围。唐红兵的损失：1.医疗费，有票据证实为129640.18元。2.后续治疗费，经鉴定为12000元。3.治疗辅助用品费。唐红兵为治疗而购买千芝护垫、气枕、便盆、棉床、水垫、残疾辅助器具拐杖和腰带等治疗辅助用品，共用去593元，合理需要，予以认定。4.住院伙食补助费。唐红兵住院33天，按照广东省2015年度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伙食补助费标准100元/天计算为3300元。5.营养费，以医嘱为准，本案没有相应医嘱，不予认定。6.护理费。唐红兵住院33天，医嘱出院全休一个月，结合唐红兵受伤部位为腰椎、双跟，确认其护理时间为63天，参照当地护工护理劳动报酬标准70元/天计算为4410元。唐红兵主张受伤后由其岳父陈良中护理，并主张陈良中的工资为每月4600元，一审法院认为，仅凭唐红兵提交的证明，无法证明陈良中的月收入为4600元，其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7.残疾赔偿金。城乡一体化是改革的方向、发展的趋势，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村人口前往城镇打工在当下已成潮流，故对城填标准的认定应当从宽。本案受害人唐红兵虽是农村户口,但事故发生前主要生活在城镇、收入也主要来源于城镇，相关赔偿应按城镇标准计算。其父母子女的抚养费具有附随性，从前标准。现唐红兵为一个九级伤残、两个十级伤残，根据广东省2014年统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192.9元/年，计算残疾赔偿金为30192.9元/年×20年×26%=157003.08元。前述残疾赔偿金中未包含被扶养人生活费，故在此仍需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广东省2014年统计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2171.90元/年，唐红兵父母两人和子女两名即4人的每年生活费总数，依现行司法解释，不能超过22171.90元。在1至20年的扶养期间内，被扶养人每年总额已超过每年22171.90元的标准，以22171.90元为准，计算为22171.90元×20年=443438元。结合唐红兵伤残等级，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为115293.88元（443438元×26%）。综上，残疾赔偿金共272296.96元（157003.08元+115293.88元）。8.鉴定费，系本事故导致的必要支出，有发票证明，予以认定，为3500元。9.误工费。事故发生前，唐红兵在佛山从事拆建筑广告牌、拆建筑房屋的围敝棚和顶棚、捡工地拆卸后的铁钉等工作，但未能提交工作和收入证明，参照2015年国有同行业中建筑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51588元，计算其月平均工资为4299元，唐红兵误工时间计算至评残前一天为110天，误工费为4299元/月÷30天×110天=15763元。10．交通费，酌定500元。11．精神抚慰金。唐红兵因本案事故导致伤残，综合损害后果、赔偿能力、责任分担等，对其主张的20000元予以支持。以上1至10共442003.14元，1至11共462003.14元。五、具体赔偿数额。唐红兵自行承担20%的责任。柯亚春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按80%计，应赔偿373602.51元（442003.14元×80%元﹢20000元）。因奉泽志、柯亚春已支付医疗费共计123500元，应予以扣减，则柯亚春应赔偿唐红兵的损失为250102.51元。奉泽志、悦轩装饰公司、澳斯曼洁具公司应对柯亚春的上述赔偿义务负连带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柯亚春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唐红兵赔偿250102.51元；二、奉泽志、悦轩装饰公司、澳斯曼洁具公司对上述第一项赔偿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唐红兵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898元，由唐红兵负担898元，由柯亚春、奉泽志、悦轩装饰公司、澳斯曼洁具公司负担2000元。上诉人柯亚春上诉请求：改判驳回唐红兵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关于本案事实。2015年7月1日上午10时左右，唐红兵、刘兵、张中文、柯亚春共四人在禅城区季华西路南庄镇瓷海国际陶瓷交易中心拆除广告牌，唐红兵因不服从安排，不听从指挥系戴安全吊绳，在拆除广告牌时不慎跌落受伤。一审法院关于唐红兵父母唐昌贵、龙术琼仅生育一名子女的事实认定错误，经搜集证据发现，唐红兵并非家中独子，其父母共生育三个子女，唐红兵在一审庭审中作虚假陈述，提供虚假证据，欺骗法庭，谎称自己为家中独子以骗取高额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对于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真相，作出公正判决。二、关于事故责任划分。唐红兵存在主要过错，应自行承担80%的责任。柯亚春在提供劳务准备阶段曾对三位劳务者讲解拆除广告牌的操作指引，并告知其危险性，且提供安全绳和安全帽等设备，除唐红兵一人没有系戴安全绳外，其余两名工人即刘兵和张中文均有系戴安全绳拆除广告牌（唐红兵提供的报警记录可以作为证据）。唐红兵不听从柯亚春的指挥安排,也不主动反映情况，在其自身不具备拆除资质和经验前提下，冒险作业，本身具有很大过错，是导致本案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故唐红兵应承担主要责任。三、关于损失范围。1.被扶养人生活费。如上所述，唐红兵的父母共生育三名子女，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扣减其兄弟姐妹应承担的扶养义务份额，即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计算为38431.20元（115293.88元÷3）。2.误工费。误工费标准应按2015年度佛山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唐红兵本身靠在工地附近拾捡废铁、垃圾为生，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固定收入，受伤前没有专门从事外墙拆除等危险性工作，不具备相应的工作经验及资质，且其第一天上班即发生事故，故误工费不应按建筑安装业的行业标准计算。3.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应适用于侵权类案件，如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且精神损害抚慰金需根据侵权的具体情形及造成的侵害结果确定，而本案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柯亚春并非直接侵权人。唐红兵针对柯亚春的上诉主张辩称：一、关于本案承担责任的比例。柯亚春及唐红兵承担责任的比例应为9：1。涉案工程由澳斯曼洁具公司发包给悦轩装饰公司，悦轩装饰公司不具备室外装修的资质，后又转包给奉泽志再转包给柯亚春，且施工现场拆除广告牌的面积大、高度高，在六七米的高空施工，但柯亚春并未提供安全防护措施并进行岗前培训，拆除时没有提供安全绳及安全帽，其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90%的赔偿责任，唐红兵需要尽快得到赔偿，故未就此提起上诉。二、关于一审认定的损失。1.被扶养人生活费。唐红兵在一审诉讼中提供由村委会出具的户籍证明以及派出所出具的户籍信息证明，唐红兵及其父母的户口登记簿，足以证明唐红兵的父母由唐红兵一人扶养。无论唐红兵有无兄弟姐妹，也不影响其对父母的扶养，本案被扶养人生活费即使按唐红兵父母有三个扶养人计算，亦无太大区别，唐红兵主张时已按其父母有两个扶养人计算，扶养人包括唐红兵及其妻子。2.误工费。误工费计算标准应为63129元，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金额。涉案工程内容为拆除广告牌，属于安装行业，结合2015年度广东省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误工费的计算标准应为63129元/年，误工时间为12个月，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误工时间可参照鉴定意见予以认定，故应以鉴定意见认定的12个月为准，而非111天。3.护理费，有证据证实唐红兵的岳父请假照顾唐红兵，共请假128天，其岳父月工资4600元，出院记录载明唐红兵出院时病情未稳定，甚至还有生命危险，确实需要他人护理照顾128天，护理费应以唐红兵起诉主张的金额为准。4.交通费。应以发票为准，唐红兵的父亲及岳父分别从四川及重庆到佛山照顾唐红兵，支出的交通费超出一审法院认定的费用，应以唐红兵主张的为准。悦轩装饰公司针对柯亚春的上诉主张述称：一、对事故责任的划分同意柯亚春的上诉意见，唐红兵应在本案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二、关于赔偿损失的范围。经悦轩装饰公司在唐红兵户籍所在地的调查，发现唐红兵共有兄弟姐妹三人，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独生子，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意见与柯亚春的上诉意见一致。关于误工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意见详见悦轩装饰公司的上诉意见。上诉人悦轩装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2.改判驳回唐红兵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唐红兵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一审法院认定“奉泽志承包本案涉案广告拆除工作后转包给柯亚春，柯亚春再找到唐红兵等人拆除广告”，缺乏事实依据，也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涉案广告牌拆除工作并非由奉泽志承包，也并非由奉泽志转包给柯亚春，而是奉泽志将涉案广告牌中的废铁以18000元的价格售予柯亚春，柯亚春是一家废品厂的老板，唐红兵其实就是废品厂的员工，至于事故发生当日（2015年7月1日）唐红兵为何会出现在工地现场，悦轩装饰公司当时根本不知情，且事发当日悦轩装饰公司所承包的工程项目根本还未开工。2.一审法院认定“唐红兵在事故发生前已在佛山连续居住工作满一年以上”，证据不足。唐红兵没有提供租房所在地的居委会出具的相关证明，且其提供的租房合同及居住证明极易伪造，悦轩装饰公司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根本不能证明其已在佛山连续居住满一年，其所提供的通话记录只有2015年6月至10月期间的记录，恰好证明其未连续在佛山居住满一年。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唐红兵在事故发生前已在佛山连续居住工作满一年以上”与事实不符。3.一审法院认定“唐昌贵、龙术琼夫妻仅生育唐红兵一名子女”与事实不符。据了解，唐昌贵夫妇共生育三名子女，长女为唐红英，二子为唐红兵，三子为唐红强。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唐红兵针对悦轩装饰公司的上诉答辩称，其是在悦轩装饰公司承包的工程中受伤。唐红兵在一审诉讼中提交的租房合同书、儿童疫苗证、接种明细单、银行流水、电话清单等证据，足以证明唐红兵在事故发生前已在佛山连续居住生活满一年以上。其它意见与针对柯亚春上诉主张的答辩意见一致。柯亚春针对悦轩装饰公司的上诉主张辩称，认可悦轩装饰公司的上诉意见。轩恩洁具公司、澳斯曼洁具公司针对柯亚春、悦轩装饰公司的上诉主张发表意见称，对一审判决基本没有异议，请求二审法院根据事实及法律作出认定。润丰物业公司针对柯亚春、悦轩装饰公司的上诉主张发表意见称，认同一审判决，润丰物业公司不存在过错，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唐红兵未提起上诉，视为认同一审判决，悦轩装饰公司上诉亦未对一审法院认定润丰物业公司不需要承担责任提出任何异议，柯亚春上诉亦未将润丰物业公司作为被上诉人，可见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润丰物业公司不需要承担责任均没有异议，请求二审法院对此予以维持。被上诉人奉泽志、刘兵均未就柯亚春、悦轩装饰公司的上诉主张发表意见。上诉人柯亚春、悦轩装饰公司在二审诉讼中均提供证明（复印件）1份，拟证明唐红兵父母有三个子女，并非唐红兵所称的只有一个子女，只是其他两个子女的户口已迁移。被上诉人唐红兵质证认为，对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且已超过举证期限，柯亚春、悦轩装饰公司可在一审诉讼中提供该证据，但其在二审诉讼中提供，不属于二审期间的新证据，柯亚春、悦轩装饰公司亦未提供关于证明人身份的相关证据，证明人的身份不明，无法确认该证明的真实性。被上诉人轩恩洁具公司、澳斯曼洁具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出具证明的“监委主任”身份不明。被上诉人润丰物业公司质证认为，无法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被上诉人奉泽志、刘兵均未发表质证意见。二审诉讼中，本院根据上诉人柯亚春的申请，分别向唐红兵父母唐昌贵、龙术琼户籍所在地派出所、村委会去函调查唐昌贵、龙术琼生育子女的情况，仪陇县公安局五福派出所（以下简称五福派出所）、仪陇县五福镇骑龙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骑龙村委会）分别向本院出具了复函及证明。上诉人柯亚春质证认为，五福派出所出具的复函并未显示唐昌贵夫妇与其子女在同一个户口，即其户籍信息未能反映其子女信息；对骑龙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柯亚春在二审诉讼中提供的证明，系经过实地调查所得，唐昌贵夫妇共生育三个子女，还有一个大女儿名唐红英，因唐红英在机关单位工作，其户口独立于其父母的户口，故该证明不能如实反映唐昌贵夫妇生育子女的情况。上诉人悦轩装饰公司质证认为，对五福派出所出具的复函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从复函内容可见唐红兵及其兄弟姐妹已将户籍迁出，故唐昌贵夫妇的户籍情况未能反映其生育子女的情况；对骑龙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从证明内容可见唐红兵并非其所称的独生子女，但对该证明称唐昌贵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不予认可，经悦轩装饰公司实地调查，村委会相关人员证实唐红兵共有兄弟姐妹三人。被上诉人唐红兵质证认为，对五福派出所出具的复函及骑龙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均予以认可，可证明唐昌贵夫妇仅由唐红兵一人扶养，另一个儿子从小由他人抱养，对唐昌贵夫妇已无扶养义务，即使法院认定有扶养义务，唐红兵起诉时关于其父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也是按照两个扶养人计算的，故另一个儿子是否承担扶养义务不影响本案审理。被上诉人轩恩洁具公司、澳斯曼洁具公司、润丰物业公司、奉泽志、刘兵均未发表质证意见。二审诉讼中，被上诉人唐红兵、轩恩洁具公司、澳斯曼洁具公司、润丰物业公司、奉泽志、刘兵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审查认为，柯亚春、悦轩装饰公司提供的证明为复印件，且出具证明的人身份不明，证明的内容亦无其他证据佐证，其他各方当事人对该证据均不予确认，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经本院调查取证，五福派出所、骑龙村委会分别出具复函及证明，对唐昌贵夫妇生育子女的情况进行答复，五福派出所出具复函反映，经核查户政系统，唐昌贵、龙术琼的户籍中未有关于其子女身份的信息，骑龙村委会出具证明反映，唐昌贵、龙术琼生育两个孩子，长子唐红英，次子刚满月就由他人抱养，故唐昌贵夫妇仅由唐红兵一人赡养。上述两份材料均由出具单位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在没有其他有效证据对唐昌贵夫妇生育子女的情况予以反证的情况下，本院对该两份证明材料予以采信。经审查，除“唐昌贵、龙术琼夫妻仅生育唐红兵一名子女”的内容外，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唐昌贵、龙术琼生育两个孩子，长子唐红英，次子从小由他人抱养。一审诉讼中，唐红兵主张的损失中，其父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按两个扶养人计算。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虽然唐红兵对一审法院核定的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等提出异议，但其未就此提起上诉，本院对此不予审理，本案二审围绕柯亚春、悦轩装饰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一、悦轩装饰公司是否应对唐红兵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责任应如何划分。三、一审法院核定的部分损失是否正确。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分述如下：一、关于悦轩装饰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澳斯曼洁具公司与悦轩装饰公司签订《装修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涉案位于瓷海国际陶瓷交易中心C区第5座物业的展厅交由悦轩装饰公司进行装修，装修工期为160天，自2015年6月30日至2015年11月30日止。唐红兵在上述展厅所在位置受伤，受伤时间在《装修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装修工期内，受伤时从事的广告牌拆除工程属于悦轩装饰公司承包的装修工程的一部分，悦轩装饰公司虽否认将广告牌拆除工作转包给奉泽志，并由奉泽志转包予雇佣唐红兵的柯亚春，但其承认装修过程中广告牌并非由其自行拆卸，而是通过报价签订合同的方式由他人拆卸，即悦轩装饰公司承认将广告牌拆除部分转包给他人，而其未能提供相应的合同证明其将广告牌拆除部分转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承包方，而奉泽志在事故发生后亦签订《医药费分摊协议书》确认对唐红兵的医疗费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悦轩装饰公司将广告牌拆除部分转包予奉泽志，理据较为充分，悦轩装饰公司仅具备室内装饰工程装饰施工资质，不具备拆除室外高空广告牌的相应资质，其将拆除广告牌的工程转包予同样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奉泽志，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判令悦轩装饰公司与奉泽志、柯亚春对唐红兵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二、关于责任划分。本案中，需要拆除的广告牌高至建筑物楼顶（楼高三层），且广告牌面积巨大，拆除工程危险性大，拆除者应具备相应的高空作业工程资质或拆除工程专业资质，柯亚春在不具备相应的资质及安全施工条件的条件下承包该工程，且施工过程中，柯亚春本人也在现场，在施工人员未采取安全保障措施的情况下，允许施工人员进行高空作业，或在明知施工人员未采取安全保障措施的情况下，未及时予以制止，最终导致意外发生，柯亚春管理、监督不当，故柯亚春明显具有过错，而唐红兵作为施工人员，在自身安全未能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冒险登高作业，其本身亦具有一定的过错，一审法院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认定柯亚春及唐红兵的责任比例为8:2合理，本院对此予以维持。三、关于一审法院核定的部分损失。1.误工费。事故发生时，唐红兵在从事拆除建筑物上广告牌的工作，其自述从2008年到佛山开始，经常拆除建筑物广告牌，也从事拆除房屋围蔽篷、顶棚的工作，有时也捡拾工地拆卸后的铁钉等赚钱，柯亚春上诉主张唐红兵在受伤前没有专门从事拆除外墙等工作，仅靠捡拾废铁为生，缺乏证据支持，一审法院结合上述情况，认定误工费按建筑业国有同行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2.残疾赔偿金。一审诉讼中，为证明其在事故发生前已在佛山居住、生活满一年，唐红兵提供了其名下银行账户流水、租房合同、房东出具的证明以及其儿子唐傲翔的出生证明、接种疫苗记录等证据，上述证据反映，唐红兵在佛山开立的银行账户，自2014年7月始至事故发生前有持续存取款记录，其至少自2011年开始在佛山市禅城区张槎街道租赁房屋居住，其儿子唐傲翔于2013年7月15日在佛山市禅城区出生，出生后至事故发生前在佛山市禅城区一直有接种疫苗的记录，而唐傲翔接种疫苗时登记的住址，亦与唐红兵提供的租房合同、房东出具的证明上记载的地址相同，上述证据可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唐红兵在事故发生前已在佛山居住、生活满一年，一审法院按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3.被扶养人生活费。如认证部分所述，柯亚春、悦轩装饰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唐昌贵夫妇共生育三个子女，根据本院调查取证的情况，仅能证明唐昌贵夫妇生育包括唐红兵在内的两个子女，现仅有唐红兵一人承担扶养义务，而唐红兵在一审诉讼中主张其父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是按照两个扶养人计算的，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其父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在仅有一位扶养人或有两位扶养人的情况下的核定结果是一致的，因此，一审法院虽然关于唐昌贵夫妇生育子女情况的事实认定有误，但最终并未影响本案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核定结果，本院对一审法院核定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予以维持。4.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中，虽然柯亚春并非直接侵权人，但唐红兵为其提供劳务，并在提供劳务过程中自己受到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应由接受劳务一方、提供劳务一方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如上所述，柯亚春应承担主要责任，而唐红兵因本案事故造成一处九级伤残、两处十级伤残的严重后果，柯亚春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应承担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的规定，一审法院酌定精神损伤抚慰金为2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柯亚春、悦轩装饰公司的上诉主张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案件处理结果恰当，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01.02元（柯亚春、广州悦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分别上诉部分各1750.51元），由柯亚春、广州悦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分别负担1750.51元，柯亚春、广州悦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各预交受理费2898元，其多预交的部分，经其书面申请后，由本院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翟林彬审 判 员  何美健代理审判员  莫志恒二○二○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汤晓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