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萝法刑初字第454号
公诉机关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XX，男，1984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出生地XX，文化程度小学，住XXXX。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4年5月6日被羁押，同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1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广东省广州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刘子朋，广东国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公诉机关以萝检公刑诉（2014）371号之二起诉书指控被告人XX犯敲诈勒索罪，于2014年9月2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4年11月19日、11月26日、12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公诉机关指派检察员叶云翔、代理检察员潘海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XX及其辩护人刘子朋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自2011年开始，被告人XX以污染环境、影响家庭生活为名，多次去至邻近其位于广州市萝岗区镇龙福洞村住宅的森利洗水厂、高升编织袋厂，以威胁打砸两家工厂机器等方式阻挠工厂的正常生产，要求支付清理污染的“清洁费”。后两家工厂为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被迫向被告人XX支付上述所谓的“清洁费”共计人民币115100元。其中，森利洗水厂被迫向被告人XX支付“清洁费”共计人民币54600元；高升编织袋厂被迫向被告人XX支付“清洁费”共计人民币60500元。分述如下：
森利洗水厂部分：
2011年6至12月，被告人XX向森利洗水厂勒索人民币9000元。
2012年1至12月，被告人XX向森利洗水厂勒索人民币21600元。
2013年1至12月，被告人XX向森利洗水厂勒索人民币24000元。
高升编织袋厂：
2012年2月，被告人XX向高升编织袋厂勒索人民币12000元。
2012年3月，被告人XX向高升编织袋厂勒索人民币3000元。
2012年11月，被告人XX向高升编织袋厂勒索人民币12000元。
2013年1月，被告人XX向高升编织袋厂勒索人民币13500元。
2013年11月，被告人XX向高升编织袋厂勒索人民币20000元。
另，自2012年下半年开始，被告人XX还以工厂的车辆经过其家门前为由，要求工厂厂房的出租方温仕锋、温梓龙父子以每月人民币1500元的价格雇请其“修路”，后温仕锋、温梓龙父子被迫以人民币每月1500元向被告人XX支付“修路工资”。共计人民币27500元。
公诉机关在法庭上出示、宣读了相关书证、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证实上述指控事实。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XX以非法占用为目的，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XX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敲诈勒索罪的罪名无异议，但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数额有异议，辩称：其仅收取了森利洗水厂一笔人民币8000元的款项，收取了高升编织袋厂一笔人民币13500元的款项，除此之外并未收取公诉机关指控的其他款项，其收取温仕锋、温梓龙人民币27500元是二温雇请其修路支付的工资。
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与被告人XX的意见一致，其提出除了被告人XX认可的收取了森利洗水厂人民币8000元及高升编织袋厂人民币13500元的款项外，公诉机关指控的被告人XX收取的其他款项均只有森利洗水厂和高升编织袋厂单方面的说法及记账记录，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能认定，因此被告人XX敲诈勒索的犯罪数额应认定为21500元，属于数额较大，且被告人XX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请求法院对被告人XX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自2011年开始，被告人XX以污染环境、影响家庭生活为由，多次去至邻近其位于广州市萝岗区镇龙福洞村住宅的高升编织袋厂，以威胁打砸工厂机器等方式阻挠工厂的正常生产，要求支付清理污染的“清洁费”。后高升编织袋厂为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被迫于2013年1月向被告人XX支付款项人民币13500元，于2013年11月向被告人XX支付款项人民币20000元。
2014年5月6日，公安人员将被告人XX抓获归案。2014年6月3日，高升编织袋厂的委托报案人出具谅解书表示谅解被告人XX。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及本院调取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萝岗区分局镇龙派出所《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立案决定书》等材料一批证实：2014年3月6日高升编织袋厂厂长陆洪波报警称该厂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被几名镇龙福洞村村民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及《委托书》证实：被害单位高升编织袋厂委托陆洪波及陆洪垚向公安机关报案及处理相关事宜。
证人陆洪波（2007年至2013年1月任高升编织袋厂厂长）的证言：其于2007年在高升编织袋厂当厂长后，潘伯新带了几名男子过来该厂闹事，不给该厂开工，说吵着他们一家人，谁开工就打谁，还打坏了该厂的机械，闹了几次之后潘伯新又要求该厂给一些钱他们。2008年底，潘伯新因打架被公安机关抓了，但是他们家老三（XX）、老四又带人过来该厂闹事，又以该厂吵着他们家人，并有气味为由向该厂要钱。2007年至2013年期间，其在高升编织袋厂当厂长期间其一共被潘伯新、XX敲诈勒索7次，陆洪垚当厂长期间被XX敲诈勒索1次。经核对公司财务账目，具体情况为：第一次是2011年10月12日，其经老板郝铭波同意，从公司财务罗遂榆拿取现金人民币1000元，在潘伯新的家门口的士多店给了他2011年10月的“补偿费”人民币1000元。第二次是2011年12月1日，其经老板郝铭波同意，从公司财务罗遂榆拿取现金人民币2000元，在潘伯新的家门口士多店给了他2011年11月至12月的“补偿费”人民币2000元。第三次是2012年2月16日，其经老板郝铭波同意，从公司财务罗遂榆拿取现金人民币12000元，在XX门口的士多店给了他人民币12000元，叫他以后不再来厂里闹事。第四次是潘伯新又过来厂里要2011年11至12月“补偿费”人民币15000元，因他的要求太高，其就请温仕锋与潘伯新压价，最后温仕锋在增城市给了潘伯新人民币6000元。后来，其经老板郝铭波的同意，将这人民币6000元补回给温仕锋，2012年2月16日纳入公司账目。第五次是2012年3月1日，其经老板郝铭波同意，从公司财务罗遂榆拿取现金人民币3000元，在XX门口的士多店给了他2013年1月至3月的“补偿费”人民币3000元。第六次是2012年11月17日，其经老板郝铭波同意，从公司财务罗遂榆拿取现金人民币12000元，在XX门口的士多店给了他2013年度“春节费”人民币12000元，要他不再闹事。第七次是2013年1月31日，其经老板郝铭波同意，从公司财务罗遂榆拿取现金人民币13500元，在XX门口的士多店给了他2012年4月至12月的“补偿费”人民币13500元；第八次是2013年11月份，XX与潘伯新勒索公司人民币20000元，这笔钱是其弟弟陆洪垚经手。
证人陆洪波经辨认照片，确认被告人XX就是敲诈勒索高升编织袋厂的村民“阿锋”。
4.证人郝铭波（高升编织袋厂股东）陈述：其经营的高升编织袋厂被姓潘的一家人的几个儿子收取钱财，每次陆洪波给钱都有和其讲，具体数目查了账本才清楚。其经营的编织袋厂厂给钱给姓潘的一家人也是没办法的事，该厂就在广州市萝岗区九龙镇镇龙均和村，姓潘的一家人就住在附近，且是当地人，他们经常过来厂里打工人，并且不让工厂开工，称工厂吵着他们一家，还经常过来工厂打工厂的门窗，经常用余泥阻挡工厂出入的路，之后厂长和租厂房给其的温仕锋都有和潘家几兄弟谈，后来就逼着给钱他们，之后就少来工厂闹事，只有这样工厂才能安心生产。
5.证人陆洪垚（2013年接替陆洪波任高升编织袋厂厂长）的证言：2014年3月初，潘伯新来到高升编织袋厂办公室内找到其，称该厂影响到他们一家的生活，叫该厂2014年要给他人民币36000元，以后每年加人民币6000元，一直加下去，如果不给就要该厂停工，如果不停工就来厂里打工厂的工人，并叫其在2014年3月底之前答复他。其听到后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老板郝铭波。2014年4月初，其接到潘伯新的电话称还不答复他就会过来工厂搞事，后其就向派出所报警了。其是2013年才接手陆洪波做高升编织袋厂的厂长的，其只知道其哥陆洪波有给钱潘姓一家人，但具体给多少，怎么给的不清楚。在其接手做厂长前，工厂每个月给潘伯新、XX他们人民币1500元，一年是人民币18000元，2013年给了人民币20000元。2013年底，工厂老板的儿子郝锦熙和工厂的财务罗遂榆拿了人民币20000元工厂的办公室内给了老三XX，其当时在场亲眼见到。工厂给钱潘家几兄弟不是自愿的，是被逼迫到没办法才给他们的，不给钱他们几兄弟就过来搞事，不让开工。前几年有打过工厂的工人，工人的名字叫宁平，现在不在工厂工作了，至于来闹事是经常的事。
证人陆洪垚经辨认照片，确认被告人XX就是“老三”，其真实姓名是XX。
6.证人郝锦熙（高升编织厂股东郝铭波的儿子，在该厂工作）的证言：2013年底，其接到厂长阿垚电话称潘屋村的“阿新”打电话来收钱了，后过了几天其就拿了人民币20000元和工厂的财务罗遂榆去至九龙镇的工厂办公室，当时就有一个叫“阿锋”的潘屋村人来到办公室内，其叫他在工厂的支付证明上签名，当时阿锋就讲他大哥“阿新”叫他不要签名，其称要支出不签名不行，其就没有给钱他，并把钱拿走了。后其就把这事讲给其父亲，其父亲讲不签名就算了，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其又和财务罗遂榆两人一起在办公室，在陆洪垚的见证下，把人民币20000元给了阿锋。由于高升编织袋厂就在XX家附近，他们一家以影响他们家的生活为理由，平时对工厂的工人进行恐吓，又进来工厂叫停工，工厂也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被逼和潘家一家人谈价钱的，之前是原来的厂长陆洪波和这一家人接触，后陆洪波走了，2013年年底其才开始和他们接触。工厂一共具体给了多少钱都有记账，其经手就是人民币20000元，之前都是陆洪波经手的。后来工厂的厂长称他们几兄弟要加价，要求2014年要给人民币36000元，以后每年加6000元，一直加下去，工厂被逼到没有办法才去报警。
证人郝锦熙经辨认照片，确认被告人XX就是“老三”、“阿锋”。
7.证人罗遂榆（高升编织袋厂财务人员）的证言：2013年年底10月至11月期间，广州市萝岗区镇龙福洞村村民“阿新”打电话给工厂厂长陆洪垚称工厂该交钱了，然后其带着现金20000元与老板儿子郝锦熙来到高升编织袋厂厂长办公室将人民币20000元交到“阿锋”手上，当时在场的有老板儿子郝锦熙和厂长陆洪垚。其要求“阿锋”在账单上签名，但“阿锋”不肯，过了几天，老板郝铭波称“阿锋”不肯签就算了，后来老板郝铭波签名确认了这笔钱的去向。2014年2月份，其听到“阿新”要求工厂加价，2014年要给人民币36000元，以后每年要加价人民币6000元，这样一直加下去，如果不给钱就要工厂停工。工厂给钱“阿锋”都是被逼的，对方称不给钱就要工厂停工又来闹事，每次闹事原来的厂长陆洪波和现任厂长陆洪垚都会向厂领导反映情况。
8.《接受证据材料清单》、现金日记账证实：2013年11月11日，高升编织袋厂以“潘党权儿子2013年费用”名义记账支付被告人XX人民币20000元；2013年1月31日，高升编织袋厂以“支付XX2012年4-12月费用”名义记账支付被告人XX人民币13500元。
9.《支付证明单》证实：经证人陆洪波签认，高升编织袋厂于2013年1月22日支付给被告人XX人民币13500元，上有被告人XX签名确认。
10.《谅解书》证实：被告人XX已取得了高升编织袋厂的谅解。
11.《抓获经过》证实公安机关抓获被告人XX的情况。
12.《常住人口信息查询资料（全项）》证实被告人XX的身份情况。
13.被告人XX在侦查阶段及庭审阶段的供述证实：其有敲诈勒索高升编织袋厂的行为。2012年底，其与很多村民过去高升编织袋厂以“噪音、污染”的名义到该厂闹事，要求该厂立即停工，否则将该厂的机器打烂。在其威逼下，该厂不得不停工一天。之后过了一个月，其又以“噪音、污染”的名义到该厂闹事，要求立即停工，否则将叫村民一起到将厂里的机器打烂。相隔两天后，该厂的陆洪波厂长约其到厂里喝茶，商量如何补偿其的损失，于是其就过去该厂。到了厂长办公室，陆洪波就叫厂里一名女会计拿了人民币20000元现金给其，要其签名确认，并要求其不要再到该厂闹事。2012年其还收取了高升编织袋厂人民币13500元，并在相关收据上签名。
本院认为：被告人XX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威胁的方法，强行索取公民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XX犯敲诈勒索罪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但指控被告人XX敲诈勒索的部分犯罪事实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人XX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本院酌情对其从轻处罚。
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XX敲诈勒索森利洗水厂人民币54600元的犯罪事实。经查，被告人XX侦查阶段及庭审时供述称其收取了森利洗水厂老板梁经森人民币8000元，但被害人梁经森陈述称其并未支付过被告人XX一笔人民币8000元的款项，被告人供述的款项与被害人梁经森陈述支付的款项不一致，因此不能认定被告人XX敲诈勒索了森利洗水厂人民币8000元。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XX敲诈勒索森利洗水厂人民币54600元仅有被害人梁经森的陈述予以支持，虽然被害人梁经森提供了森利洗水厂的记账凭证，但上述记账凭证仅是森利洗水厂单方面的记录，与被害人梁经森的陈述是同一证据，该部分指控没有其他证据证实，故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XX敲诈勒索森利洗水厂人民币54600元证据不足，故不予认定。
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XX于2012年2月、3月、11月共3次敲诈勒索高升编织袋厂人民币27000元的犯罪事实。上述指控的事实亦仅有证人陆洪波的陈述及高升编织袋厂的现金日记账予以支持，同理，上述现金日记账仅是高升编织袋厂单方面的记录，与证人陆洪波的陈述是同一证据，该部分指控没有其他证据证实，故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XX于2012年2月、3月、11月共3次敲诈勒索高升编织袋厂人民币27000元证据不足，不予认定。
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XX于2013年1月敲诈勒索高升编织袋厂人民币13500元及2013年11月敲诈勒索高升编织袋厂人民币20000元的犯罪事实。经查，被告人XX于2013年1月敲诈勒索高升编织袋厂人民币13500元的犯罪事实除了证人陆洪波的陈述外，还有被告人XX签名确认的《支付证明单》予以证明，被告人XX在庭审时亦对上述犯罪事实予以供认，虽然XX供述收取人民币13500元的时间与《支付证明单》上时间不一致，但关于收取这一笔款项在金额上及是否签名等细节上均一致，被告人XX对于收取上述款项的时间在记忆上有可能存在偏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足以认定被告人XX于2013年1月敲诈勒索高升编织袋厂人民币13500元的犯罪事实。另查明，证人陆洪垚、郝锦熙、罗遂榆的证言均证实2013年年底罗遂榆在高升编织袋厂的办公室给了被告人XX人民币20000元，且有现金日记账相佐证，足以认定被告人XX于2013年11月敲诈勒索高升编织袋厂人民币20000元的犯罪事实。故被告人XX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XX仅敲诈勒索高升编织袋厂人民币13500元的辩解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XX敲诈勒索温仕锋、温梓龙父子人民币27500元的犯罪事实。经查，证人温梓龙陈述称2011年底潘伯新和XX运来一车石头堵住其出租厂房门口的马路，一个月后又叫人开了一辆泥头车堵住上述马路，其与温仕锋在无奈的情况下才找潘伯新和XX谈，潘伯新和XX提出将上述马路交给其几兄弟修，收取每个月人民币1500元，关于被告人XX用石头和泥头车堵路逼迫其给钱的事实仅有温梓龙一人的陈述，并无其他证据证实，且被告人XX的辩护人提出的证人潘玉光、潘建康、潘振滔在法庭上作证被告人XX确有帮温梓龙修路的行为，故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XX敲诈勒索温仕锋、温梓龙父子人民币27500元的犯罪事实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
辩护人提出被告人XX敲诈勒索犯罪数额属于数额较大及取得了被害人谅解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第五条、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XX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5月6日起至2015年3月5日止。罚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第二日起一个月内一次性向本院缴纳。）
二、追缴被告人XX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3500元，发还给高升编织袋厂（由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萝岗区分局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吴燕军
审 判 员 阮 丹
人民陪审员 钟秋霞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刘翠霞
李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