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230民撤1号
原告：龚某1，男，1944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县。
委托代理人：黄赛，上海君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施某，男，1990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县。
被告：方某，女，1965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县。
被告施某、方某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袁雄，上海市申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龚2，男，1982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县。
委托代理人：王汉昌，上海市申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上海扬子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县城桥镇西门路XXX号。
法定代表人：钱莱。
原告龚某1因施某与方某、龚2、上海扬子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子公司)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崇民一(民)初字第326号民事调解书，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于2016年5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6月21日、7月27日、9月28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龚某1的委托代理人黄赛、被告施某、方某的委托代理人袁雄、被告龚2的委托代理人王汉昌、第三人扬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钱莱到庭参加了三次庭审，原告龚某1到庭参加了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龚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撤销(2015)崇民一(民)初字第326号民事调解书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项中关于“被继承人施德元名下在第三人上海扬子税务师事务所处享有16.66%股权”的调解主文，并更改为“被继承人施德元名下在第三人上海扬子税务师事务所处享有13.33%股权”。事实和理由：原告是扬子公司的高级顾问，截至2011年6月已在扬子公司出资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4万元，占13.33%的股份。2012年，根据上海市税务师工商登记的规定，因原告不具有税务师资格，故不能工商登记为股东。因此原告的股份由扬子公司的股东钱莱、朱友邦、施德元分别代持，出于工商登记的需要，原告还分别与钱莱、朱友邦、施德元三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原告遂成为隐名股东，并每年从扬子公司处领取分红。至2013年原告出资共5.5万元，钱莱为原告代持出资2.5万元，朱友邦代持2万元，施德元代持1万元。故施德元在扬子公司实际出资4万元，占股13.33%，但工商登记其出资为5万元。施德元代持1万元的具体情况是：2012年施德元为原告代持0.4万元；2012年5月扬子公司股东沈冠群退股，原告增资0.5万元，由施德元代持；2013年扬子公司股东杨思聪退股，施德元增资1万元，原告增资1万元，原告增资中的0.1万元由施德元代持。
原告提供如下证据：1、龚某1的收据，证明其在扬子公司出资5.5万元；2、施德元的收据，证明其在扬子公司出资4万元；3、扬子公司证明，证明施德元实际出资4万元，工商登记出资5万元，1万元是为原告代持的。4、2011年公司章程，证明龚某1曾为股东。5、2006年至2013年投资分红表和龚某1分红表，证明：第一、2012年施德元按照出资3万元分红，并有施德元签字确认。2013年年度投资分红表载明施德元按出资4万元分红，因施德元去世未签字确认，其他股东均已签字确认，该表中股东全部出资额是24.5万元。第二、龚某1转为隐名股东后历年从扬子公司领取了分红，单独签订分红表，2013年是按出资5.5万元获得分红。两张分红表股东出资总额为30万元；6、朱友邦、钱莱、施德元与原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三份协议书于同一天签订，证明施德元与原告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名为股权转让实为代持，双方无股权转让的意思也无该事实；7、沈冠群与施德元、沈冠群与朱友邦、钱莱以及杨思聪等人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证明公司其他股东间也存在虽有股权转让协议书但无股权转让的事实。8、扬子公司账本中杨思聪退股、增资的收条、收据，证明杨思聪退股4.5万元，对此施德元增资1万元，龚某1增资1万元，龚某1增资的1万元中由施德元代持0.1万元，故杨思聪与施德元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载明转让给施德元的股份作价为1.1万元；9、扬子公司账本中沈冠群退股、增资的收条、收据，证明沈冠群退股1.5万元，龚某1增资0.5万元，该0.5万元由施德元代持，故沈冠群与施德元签订了作价0.5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书。10、杨思聪、朱友邦、沈冠群、陈国才、郁士良、沙丽琴、陆贤昌笔录，证明虽有股权转让协议书但无股权转让的事实以及施德元代持股份的事实。
第三人扬子公司对原告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施某、方某、龚2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书，证明了原告和沈冠群转让股权给施德元的事实。其他证据，均是来源于第三人处，是第三人内部资料，与(2015)字第326号调解书相矛盾，被告均不予认可。
被告施某、方某、龚2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第三人扬子公司在(2015)字第326号案件中亦为第三人，对被继承人施德元在扬子公司有16.66%的股权是经第三人确认的。现原告与扬子公司称施德元为龚某1代持股份事宜，但未能提供约定代持股份的协议。2012年5月7日，龚某1曾转让1.3333%的股份于施德元，作价0.4万元，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同日，扬子公司原股东沈冠群转让1.6666%的股份于施德元，作价0.5万元，双方亦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现施德元已去世，支付对价的凭证无法提供，即使施德元未支付对价，那么应由其继承人履行该合同义务，而非否认股权转让的事实。原告所说的代持显然不是事实，与股权转让协议书相违背。对原告所提供的扬子公司账本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龚某1已经按照出资5.5万元从扬子公司退股，与其诉请的理由相矛盾。原告没有证据证明代持的事实。
被告施某、方某、龚2提供如下证据：原告与施德元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沈冠群与施德元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证明施德元是从原告和沈冠群处受让的股份，而非代持。
原告龚某1、第三人扬子公司发表质证意见：股权转让协议书是真实的，但实际并无转让的事实，而是施德元为原告代持股份0.4万元和0.5万元。
第三人扬子公司述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诉请均属实。扬子公司在(2015)崇民一(民)初字第326号案件审理中曾向法官提出施德元代持股份事宜，但因代持事宜没有书面的协议，法官告知不能采信。且扬子公司相信施德元及家人对该事实是无异议的，所以认可了(2015)崇民一(民)初字第326号调解协议。扬子公司注册资本30万，始终保持不变，股东年满70周岁退股，扬子公司仅退回其出资。一方退股即有人增加相应的出资进来。退股股东虽与新股东或增资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双方实际并无股权转让的事实。实际是扬子公司支付退股股东出资额，新股东向扬子公司支付出资额。对此，扬子公司并无相应的书面协议，但是历年来全公司均是按此履行的。
经审理查明，施德元系扬子公司股东，2012年工商登记的出资是3.9万元，实际按出资3万元领取分红；2013年至今其工商登记出资为5万元。2013年7月28日，施德元去世。因其遗产纠纷，经崇明县法院调解，施某、方某、龚2和扬子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约定被继承人施德元在扬子公司所享有的16.66%的股份分别由施某、方某、龚2各继承一定比例。崇明县法院对此出具了(2015)崇民一(民)初字第326号调解书。龚某1原系扬子公司股东，2011年工商登记出资为4万元。自2012年起其所持股份由钱莱等人代持，龚某1每年按照实际投资额从公司领取分红。2014年2月，龚某1年满70周岁，从扬子公司退股，扬子公司暂计退资5.5万元给原告，双方约定最终退资金额应根据本案诉讼结果确定。
另查明扬子公司注册资本为30万元，股东年满70周岁退股时，扬子公司退回该股东出资。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施德元的出资是为4万元还是5万元，是否为龚某1代持3.3333%的股份？
(2015)崇民一(民)初字第326号调解书确认施德元在扬子公司有16.66%的股份，对应的出资是5万元。原告主张施德元实际出资为4万元，另1万元出资是为原告代持的，该1万元对应3.3333%的股份。原告主张代持的具体情况是：1、2012年施德元转为隐名股东，其在扬子公司出资的4万元，由施德代持0.4万元，钱莱代持2.1万元，朱友邦代持1.5万元，原告与施德元、钱莱、朱友邦均于2012年5月7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转让价分别为0.4万元、2.1万元、1.5万元；2、2012年5月扬子公司股东沈冠群退股1.5万元，原告、钱莱、朱友邦分别增资0.5万元，原告增资的0.5万元由施德元代持，故施德元、钱莱、朱友邦分别与沈冠群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转让的对价分别为0.5万元；3、2012年12月扬子公司股东杨思聪退股4.5万元，钱莱增资1万元，朱友邦、沙丽琴、顾宏远分别增资0.5万，施德元增资1万元，原告增资1万元，其中的0.1万元由施德元代持，0.4万元钱莱代持，0.5万元朱友邦代持，故钱莱、朱友邦、沙丽琴、顾宏远、施德元与杨思聪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转让价分别为1.4万元、1万元、0.5万元、0.5万元、1.1万元。可见股权转让协议书并非有转让的事实，而是对应着退股和增资、代持的事实。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告提供的多名股东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与账本中退股、增资凭证能够一一对应，沈冠群、杨思聪等证人也均否认股权转让的事实，且与朱友邦、钱莱等人的证言和扬子公司的陈述相互印证。上述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了：1、股权转让协议书名为转让实为某一股东从扬子公司退股和其他股东增资相应金额，协议当事人之间并无股权转让的事实；2、原告与施德元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实际为施德元为原告代持股份，对应出资0.4万元；3、施德元与沈冠群、杨思聪间无股权转让的事实，实际为原告增资0.5万元和0.1万元，并由施德元代持。且施德元2012年工商登记出资3.9万元，实际按出资3万元领取分红，亦印证了施德元代持股份的事实。三被告虽辩称施德元从原告和沈冠群处受让了股权，但未能提供相应的支付对价的凭证，也未能提供施德元出资5万元的证据。故对被告以股权转让协议书为依据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另三被告辩称原告已按5.5万元从扬子公司退股，说明不存在代持的事实。但原告与扬子公司已书面约定退股金额是暂计的，最终以本案裁判结果为准。故不能以原告退股的事实否认代持事宜。综上，本院认为，施德元在扬子公司出资为4万元，拥有的股权是13.33%。
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百九十八条、第三百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2015)崇民一(民)初字第326号民事调解书。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施某、方某、龚2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忠平
代理审判员 钱 娟
人民陪审员 徐 周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陆 雯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
(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
(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
(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
第二百九十八条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人民法院应当将该第三人列为原告，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当事人列为被告，但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中没有承担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列为第三人。
第三百条对第三人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请求，人民法院经审理，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请求成立且确认其民事权利的主张全部或部分成立的，改变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错误部分;
(二)请求成立，但确认其全部或部分民事权利的主张不成立，或者未提出确认其民事权利请求的，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错误部分;
(三)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
对前款规定裁判不服的，当事人可以上诉。
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内容未改变或者未撤销的部分继续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