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昆民三终字第7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玥葳，男，1987年6月9日出生，汉族。
诉讼代理人李永军，云南唯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诉讼代理人刘芸，云南唯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兴科，男，1986年9月20日出生，汉族。
诉讼代理人朱茜红，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诉讼代理人邹启群，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被告杨倩，女，1990年4月6日出生，彝族。
诉讼代理人杨月英，云南唯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诉讼代理人张琳，云南唯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杨玥葳因与被上诉人王兴科以及原审被告杨倩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4）西法民初字第11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0月31日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情况：
原告王兴科起诉称：被告杨倩于2013年10月8日向原告借款500000元并口头承诺支付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倍的利息。被告杨倩于2013年10月10日向原告出具《借条》，承诺以其所有的佳湖花园二期41幢1单元102室房产作为抵押担保。后原告多次联系被告，但被告均避而不见。2013年9月底，被告杨玥葳介绍原告到广东东莞购买二手车，被告杨玥葳安排原告看车并指定了车款汇入的账户，该车在返回途中发生故障，原告将车送入4S店修理，发现该车是套牌车，原告通知被告杨玥葳处理，被告杨玥葳承诺将原告支付的车款和其他损失作为借款，由两被告共同偿还，车辆由被告杨玥葳处理，后被告杨玥葳将车辆拖走，故被告杨玥葳也是本案的还款义务人。因此，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杨倩、杨玥葳连带偿还原告借款500000元及从2013年10月10日起至款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2、被告杨倩、杨玥葳连带偿还原告违约金150000元；3、被告杨倩、杨玥葳连带偿还原告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50000元（差旅费、律师费）；4、两被告连带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杨倩答辩称：被告与原告之间没有民间借贷关系，借条是被告在原告胁迫下出具的，应被认定为无效，且原告主张的费用也没有法律依据，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杨玥葳答辩称：被告与原告之间没有借款关系，原告主张的费用也没有法律依据，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确认：被告杨倩写下一张落款时间为“2013年10月10日”的借条，内容为：杨倩于2013年10月10日向王兴科借款现金500000元，于2014年2月28日归还，如果在这期间未归还王兴科现金500000元，我杨倩用佳湖花园41栋1单元102室作为抵押给王兴科。昆明市房屋产权管理处官渡区分理处档案摘抄表显示：昆明市佳湖花园二期41幢1单元102号房屋的所有权人为杨倩。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前卫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记录：报警人“杨”于2013年12月20日报警称“佳湖花园小区38幢2单元501号称自己的老婆被一伙人扣押”。原告与杨倩还一致陈述：在向前卫派出所报警前，被告杨倩和原告一行人还曾到过新迎小区的派出所，派出所让双方自行解决。昆明市公安局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分局民族村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记录：杨玥葳2014年1月5日0时报警，前卫派出所移交。报警人称其女友杨倩被人绑走强迫写下一张500000元的欠条。经核实王兴科于2013年10月9日根据杨玥葳提供的信息在广东深圳常平购买了一辆宝马越野车，并付给卖方（身份不明）现金470000元（银行转账，账号不能提供）。后于次日将车开到昆明。2013年10月10日，因该车发生故障，王兴科将该车送到广福路宝马4S店修理。2013年10月13日15时左右，杨玥葳与王兴科一同来到宝马4S店，在王兴科的同意下，杨玥葳叫来拖车将该车拖走。现王兴科称找不到该车。故双方发生纠纷。王兴科于2014年1月4日14时许找到杨玥葳的女朋友杨倩要求还钱。杨玥葳因当时联系不上其女朋友杨倩故报警。经协调，双方同意到法院解决。原告提交了其手机中保存的原告与被告杨玥葳在2014年1月份的短信往来记录，其中，被告杨玥葳承诺对原告的损失进行赔偿。当原告向其发送“你看你作为男人打借条你只让杨倩签字你又没有签字，杨玥葳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时，被告杨玥葳回复：“王总！你放心，我的责任我绝对不推脱，我的责任，我一定赔偿！不会让你的钱打水漂！哪怕我没有打条子，我的责任我也一定认”。短信联系中，原告还向杨玥葳发送“杨玥葳那这500000你认不认？”的信息，被告杨玥葳回复：“我有责任！我认呢！”。原告提交的视频资料中，可以看出，当时被告杨玥葳在民族村派出所在用笔在一张纸上书写，原告在其旁边。书写过程中，隐约能听见原告与被告杨玥葳对话，对话的内容是被告杨玥葳书写欠条及欠条的内容。书写过程中，有派出所工作人员走近查看。整段视频中，没有显示被告杨玥葳在纸上书写了相应内容。原告还提交了一份其与被告杨玥葳的电话录音，电话录音中，原告说：“你之前怎么给我说的？打条子的时候怎么说的？”被告杨玥葳回答：“么我讲4月份嘛”。户口簿显示被告杨倩婚姻状况为未婚，相应信息登记日期为2012年2月20日。2014年1月11日，原告与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委托合同》，约定由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指派朱茜红、邹启群律师担任王兴科诉杨倩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代理人。并约定签合同之日一次性支付前期律师代理费10000元，待进行第一次调解或和解或开庭当天支付5000元；后期律师代理费35000元待实现债权后一次性收取。2014年4月11日，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出具证明1份，证实签署上述委托合同时至2014年3月底，因税务局发票印刷版本错误导致无法购买发票而不能向委托人出具律师代理费发票。2014年4月14日，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开具的发票载明王兴科支付了10000元前期律师费。庭审过程中，就审判员询问如果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与当事人认定的不一致如何处理时，原告答复：不需要变更诉讼请求，要求两被告连带返还诉请的费用。
根据上述确认事实，一审判决认为：原告主张与两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纠纷，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原告并未将任何款项以借款的方式支付给两被告，原告与两被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我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本案中，原告向法院陈述原告购买车辆支付了对价，后发现车辆是套牌车，介绍人被告杨玥葳将车辆拖车并承诺承担责任但至今未予以赔偿，故原告要求两被告支付相应款项的主张实际是主张其财产权利受到了侵害，并据此提出赔偿要求。民族村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记录原告所购车辆被被告杨玥葳拖走，被告杨玥葳对此并不认可，但原告提交的一系列证据中，民族村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的记录内容中明确了被告杨玥葳拖走了车，原告提交的同样在民族村派出所拍摄的视频中原告要求被告杨玥葳书写借条确认债务，原告与被告杨玥葳的短信来往中被告杨玥葳表示应当承担责任，电话录音中被告杨玥葳没有否认要对原告承担相应责任。以上证据的形式有书证、有影像资料，时间跨度在几个月之内，综合起来足以呈现原告与被告之间因车辆发生纠纷的过程。虽然除了接处警登记表之外，其余的证据中并未提到被告杨玥葳将车辆拖走，但被告杨玥葳将车辆拖走这一事实是由派出所民警记录，正常情况下，被告杨玥葳在派出所时人身等安全能得到保障，派出所也应对发生纠纷的双方进行询问。派出所笔录具有一定客观性和真实性。同时，视频还显示派出所民警在被告杨玥葳和原告商讨书写借条事宜时进行过查看，亦表明派出所对本案双方当事人的纠纷依据其职权进行了合理的处理。以上情况足以证实派出所关于杨玥葳将车辆拖走的记录是当时原告与被告杨玥葳的一致陈述。被告杨玥葳仅仅不认可该记录，但未提交其它证据加以反驳。故民族村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记录的情况可以认定。被告杨玥葳将原告支付了对价的车辆拖走，造成了原告财产损失，其侵权行为可以认定，应当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被告杨倩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从原告陈述的买车、拖车以及接处警登记表记录的以上情况中均可看出，被告杨倩并没有直接参与相关过程，被告杨倩并不是造成原告财产损失的实际侵权人。在没有事实上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情况下，被告杨倩在借条欠条中书写的关于借款的内容并不真实，原告并不能依据该借条的内容要求被告杨倩承担责任。同时，如果从债务加入的角度来看待杨倩书写借条的行为，该借条中也没有表述被告杨玥葳是债务人，被告杨倩加入债务的意思。对于为何由杨倩书写借条，原告的陈述是：认为被告杨倩与被告杨玥葳是两夫妻，商谈债务时被告杨玥葳自己不出现，只让杨倩出面，所以让杨倩书写了借条。原告与被告杨玥葳的短信往来中，原告发送“你看你作为男人打借条你只让杨倩签字你又没有签字，杨玥葳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信息时，被告杨玥葳回复：“王总！你放心，我的责任我绝对不推脱，我的责任，我一定赔偿！不会让你的钱打水漂！哪怕我没有打条子，我的责任我也一定认”。以上对话与原告的陈述没有矛盾，可以看出原告对此问题的陈述较为真实。可以看出，在因车辆产生的纠纷中，原告与被告杨玥葳均没有认为被告杨倩是实际的债务人。原告在无法得到被告杨玥葳对债务进行书面确认的情况下，希望通过由被告杨倩书写借条来确认该笔债务。所以在杨倩书写下借条之后，原告觉得真正的债务人没有书面确认债务，依然向被告杨玥葳追债，甚至在民族村派出所要求其再书写一张借条。故从原告的角度，也没有认为被告杨倩写借条是债务加入，而只是希望借由被告杨倩书写借条来确认原告与被告杨玥葳之间的债务。故综合以上几点考虑，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杨倩没有在借条中明确债务加入，与原告又没有民间借贷关系的情况下，其不应当向原告承担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杨倩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至于被告杨倩提出的其受胁迫书写借条的主张缺乏进一步的事实证实，一审法院对此观点不予以采纳；被告杨倩书写的借条可作为另一份能够证实被告杨玥葳与原告之间存在债务的证据。至于赔偿责任范围，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中记录车款为470000元，与原告及证人陈述的买车情况没有冲突，被告杨玥葳应赔偿原告470000元。对原告主张的利息，一审法院支持从2013年10月14日（接处警登记表记录的车辆被拖走次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支付期限届满为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作为资金被占用的直接损失。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因当事人不存在合同关系不予支持。律师费不是直接损失，不予支持。差旅费没有相关证据证实，也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由被告杨玥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王兴科人民币470000元及该款从2013年10月14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支付期限届满为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原告王兴科的其余诉讼请求。
宣判后，上诉人杨玥葳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法院裁判超出诉讼请求，错误裁判，违反法律规定。法院只能依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法院无权径行变更案由，更无权直接根据变更的案由对案件作出判决，而被上诉人是以民间借贷为由要求上诉人归还借款，并按照借款法律关系举证、审理，但一审法院却以侵权为由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47万余元，明显与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一致，超出了被上诉人的诉求范围，违背了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上诉人没有举证证实上诉人将其车辆拖走并造成其财产损失，也没有举证证实双方之间有款项往来，而被上诉人提交的相应笔录、录音都是在上诉人毫不知情、受到诱导的情况下作出的可能性猜测。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所提本案诉讼是向上诉人主张债权，但一审法院却适用《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作出裁判，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令：1、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2、两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王兴科答辩称：法院有权依职权变更案由并据此作出裁判，而一审法院是在对本案事实查清和认定的基础上作出的裁判，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杨倩陈述：同意一审法院认定原审被告不承担责任，但一审法院没有撤销已经不予认定的借条，应由二审法院予以解决。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确认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上诉人杨玥葳对一审法院的审理程序提出的异议是否成立；2、上诉人杨玥葳是否应向被上诉人王兴科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首先，关于上诉人杨玥葳对一审法院的审理程序提出的异议是否成立的问题。上诉人提出一审法院直接变更被上诉人王兴科民间借贷的起诉案由，以侵权为由判决上诉人杨玥葳承担赔偿责任违反诉讼程序。经本院依法审查，被上诉人王兴科确是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提起的本案诉讼，其诉讼标的为上诉人杨玥葳及原审被告杨倩连带承担各项费用748000元，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和庭审陈述，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和所应适用的法律与当事人主张不一致，对此，被上诉人王兴科表示“本案来源是因为购车引起的，最终两被告已经明确了车由他们开走，他们将购车款作为借款向原告负责偿还，被告杨倩也根据自己的真实意思向原告出具了借条，因此我方起诉只能按照民间借贷来起诉”，而一审法院已经当庭向被上诉人王兴科进行了释明：“在审理过程中，当事人认为的法律关系有可能与法庭认为的不一样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原告是否需要变更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王兴科则当庭明确“不需要，反正就是要两被告连带返还诉请的费用”，进而，一审法院根据本案查明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判决上诉人杨玥葳赔偿被上诉人王兴科470000万元及相应利息。由此可见，一审法院所作判决并未超过被上诉人王兴科要求上诉人杨玥葳及原审被告杨倩连带承担各项费用748000元的诉讼请求范围；至于判决所依据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确与被上诉人王兴科起诉时发生了变更，但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规定，一审法院根据本案查明的法律事实以及双方当事人之间实际发生的法律关系，在被上诉人王兴科的诉讼请求范围内所作出的判决并无不当，故上诉人杨玥葳的该项上诉诉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此外，上诉人杨玥葳还提出一审法院变更本案案由后未保障其相应的诉讼权利，经本院依法审查，一审法院已经就此于2014年4月15日的庭审中当庭释明“本案争议的事实基本明确，如果出现上述情况，当事人有证据提交的在庭后七天之内提交，如果没有新的证据，法庭将就现在的证据及法庭认定法律关系进行判决”，并在2014年4月23日继续开庭审理本案时，上诉人杨玥葳明确表示无证据提交，故一审法院已经从程序上充分保障了上诉人杨玥葳的答辩、举证和抗辩权利，故上诉人杨玥葳的该项上诉诉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本案查明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确定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并据此依法进行审理，并未违反法定程序，上诉人杨玥葳对此提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关于上诉人杨玥葳是否应向被上诉人王兴科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虽然被上诉人王兴科是以原审被告杨倩出具的“借条”提起的本案诉讼，但是，通过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和庭审陈述，一审法院查明的本案法律事实为：上诉人杨玥葳介绍被上诉人王兴科在深圳购买了一辆宝马X6越野车，开回昆明后发现故障，送广福路宝马4S店修理，后在被上诉人王兴科的同意下，上诉人杨玥葳于2013年10月13日将该车拖走，该车现下落不明。该事实的认定，有民族村派出所的接处警登记表、视频录像、电话录音、短信往来记录以及证人舒艳才、晋珊珊的证言，尽管上诉人杨玥葳对上述证据提出了异议，但上诉人杨玥葳并未能就其所提异议提交确实有效的证据加以证实，而从上述证据的内容上看，能够相互印证、彼此衔接，特别是有双方当事人签章确认的民族村派出所的接处警登记表、视频录像，清楚的证实了双方因车辆问题发生纠纷的过程；并且，被上诉人王兴科与上诉人杨玥葳之间的电话通话和短信往来，也清楚的表明上诉人杨玥葳与被上诉人王兴科之间存在纠纷，上诉人杨玥葳愿意就此向被上诉人王兴科承担责任；与此同时，被上诉人王兴科持有原审被告杨倩出具的“借条”以及上诉人杨玥葳为此向前卫派出所报警称其“妻子杨倩被扣押”的事实，表明被上诉人王兴科因相信上诉人杨玥葳与原审被告杨倩系夫妻关系，而向原审被告杨倩进行权利主张，这一事实亦从另一方面印证了被上诉人王兴科与上诉人杨玥葳因车辆问题产生了纠纷；再者，上诉人杨玥葳亦明确认可本案所涉车辆是其介绍被上诉人王兴科在深圳所购。由此可见，上述证据和事实彼此呼应、前后衔接，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共同证实上诉人杨玥葳与被上诉人王兴科因车辆事宜产生纠纷，上诉人杨玥葳将车辆拖走后现下落不明。此外，上诉人杨玥葳对该车如何被拖走以及现在的状况均表示不清楚，但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杨玥葳已将本案所涉车辆拖走，在此情况下，上诉人杨玥葳应当承担该车现状的证明责任，而上诉人杨玥葳并未能举证证明该车的现在状况，故上诉人杨玥葳应就此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法律后果。进而，一审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并依据我国《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确认在上诉人杨玥葳将被上诉人王兴科所购车辆拖走而现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判决上诉人杨玥葳应向被上诉人王兴科承担相应的侵权民事赔偿责任，即赔偿购车款470000元及相应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而上诉人杨玥葳的该项上诉诉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另外，原审被告杨倩提出应撤销其所出具的“借条”，由于该“借条”系查清本案事实的证据之一，一审法院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已经认定该“借条”并非原审被告杨倩与被上诉人王兴科之间的真实债权债务凭证，原审被告杨倩亦未就此向被上诉人王兴科承担相应还款责任，故原审被告杨倩的该项意见陈述，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杨玥葳的上诉诉求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280元，由上诉人杨玥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生效后，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两年。
审 判 长 余 锋
代理审判员 王玉方
代理审判员 奚 琳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潘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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