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吉02民终112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吉林省吉林市。法定代表人：暴文，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王禹丹，该公司职员。委托代理人：于文利，吉林盛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月娥，住吉林省吉林市。委托代理人：杨敬婷，吉林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城农商行）因与被上诉人姚月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2015）丰民二初字第3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环城农商行原审诉称：姚月娥于2014年7月3日在环城农商行松花湖支行借款40000元，约定还款日期为2015年7月3日，利息为月利率9.5‰，用途为耕牛。借款到期后，姚月娥一直未履行还款付息的义务，故环城农商行诉讼至法院，要求姚月娥偿还拖欠的借款本金40000元，支付截至2015年8月26日的利息5630.33元，此后的利息按合同利率上浮50%支付至本金清偿之日止。姚月娥原审辩称：依据环城农商行发放贷款的形式来看，双方当事人之间貌似存在借贷关系，但从姚月娥申请法院调取环城农商行内部账单流向明细显示该行并不存在该证据这一事实，能够证明本案所涉贷款系虚假发放的。环城农商行明知本案的实际借款人是谁以及是否真正向借款人发放了贷款仍提起诉讼，系恶意诉讼，浪费了司法资源，故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左右，案外人管宜春经营木器厂需要资金，因其不具备向环城农商行申请贷款的资格，经协商，由村民陶福成、郭彦忠、车毅、付闽吉、赵喜双、许振有、李凤伦、朱忠涛、姚月娥、闫宏志、田国君、王学波等代其向环城农商行借款，约定上述借款以村民名义贷出，由管宜春负责偿还。2014年7月3日，因管宜春未能按期偿还借款，环城农商行在明知该款实际系管宜春所借、用于转贷的情况下与姚月娥签订《吉林省农村信用社农户额度借款合同》，约定环城农商行向姚月娥提供的借款额度为40000元，该合同项下贷款逾期的罚息利率为贷款利率上浮50%。同日，姚月娥在写明借款月利率为9.5‰，借款期限自2014年7月3日起至2015年7月3日止的贷款凭证上签字。上述款项用于偿还之前管宜春以他人名义所借的未能清偿的借款。2015年9月8日，闫宏志、赵喜双等人到吉林市公安局丰满分局经侦大队（以下简称丰满经侦大队）报案称：2009年12月份，管宜春以经营木器加工厂需要资金和其他名义为由，获得旺起镇村民陶福成等人信任后，在以上十二人不知道管宜春需要用贷款的真实用途情况下，管宜春假借以上十二人名义从旺起镇农村信用社贷款60余万元。2010年12月，在管宜春无法还清贷款的情况下，管宜春以贷款无力偿还需要转贷为由，又以陶春成等十二人的名义从环城农商行松花湖支行（原旺起信用社）贷款68万元，期限为三年，至今以上借款尚未偿还，直接给银行造成经济损失60余万元。丰满经侦大队受案后，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虽然环城农商行抗辩称其对本案的实际借款人为管宜春一事并不知情，但依据该行负责办理涉案贷款的信贷员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能够确认该行在与姚月娥签订《吉林省农村信用社农户额度借款合同》时明知该笔借款的实际借款人及借款用途。本院认为，环城农商行是专门从事存储信贷等业务的金融机构，其稳健规范的经营不仅决定着客户的存储安全、金融体系的稳定，甚至对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营产生重要影响。本案中环城农商行在明知管宜春贷款不符合规定的情况下，与其恶意串通，通过以他人即姚月娥名义申请贷款的方式实现向管宜春发放贷款的目的，违背了国家信贷政策，扰乱了信贷市场，损害了国家对银行的监管职能，进而损害了国家利益。因此，环城农商行与姚月娥于2014年7月3日签订的《吉林省农村信用社农户额度借款合同》无效，管宜春应承担返本付息等责任，但由于环城农商行经本院依法释明，坚决不要求追加实际借款人管宜春参加诉讼，根据司法被动原则，本院无法超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裁判，而环城农商行仅要求姚月娥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无法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1元，由原告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环城农商行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涉案借款合同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的合同。即便原审认定的“顶名贷款”行为存在，其目的也只是为规避金融机构关于贷款的政策性规定，不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即使存在规避金融机构关于借款人的贷款条件、贷款项目等金融政策性规定的合意，使不具备贷款条件的实际用款人管宜春通过他人的顶名，而实际获得贷款，该“顶名贷款”行为损害的也只是环城农商行自己的利益，即可能造成贷款到期后的收回风险及成本加大，并不存在损害第三人的利益。环城农商行是股份有限公司，在经营中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因此更不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原审判决以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为由认定合同无效的是错误的。二、姚月娥依法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环城农商行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姚月娥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非常清楚其与环城农商行签订借款合同后，又到银行营业窗口签收贷款凭证，领取贷款本金的法律后果，即在贷款到期后有向银行偿还贷款的义务。姚月娥自愿为他人顶名将此笔借款贷下后又交给实际用款人管宜春使用，管宜春承诺此款到期后不用姚月娥偿还，系二人之间的约定，并不能否定姚月娥与环城农商行之间借款合同和借款凭证的效力。二人之间的顶名贷款行为实际是恶意串通来骗取银行贷款，姚月娥作为顶名贷款的实际参与人，负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应当向环城农商行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姚月娥给付环城农商行借款本息或发回重审。姚月娥二审答辩称：管宜春因在环城农商行有贷款尚未还清被列入贷款黑名单，而环城农商行在明知其不符合借款主体资格的情况下仍同意甚至纵容其利用他人名义获取贷款的客观事实存在，就需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不利后果。环城农商行向姚月娥发放贷款仅仅体现在形式上，实质上该笔贷款既未发放到姚月娥处也未向管宜春实际发放，而是直接抵扣了管宜春之前拖欠的贷款。环城农商行用姚月娥申请的贷款来偿还自己因金融管理上的失误导致的账户亏空实际侵害了姚月娥的权益。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环城农商行的上诉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无异。另查明：2015年10月1日，管宜春在丰满经侦大队就涉案贷款的询问笔录中自认涉案贷款系其以姚月娥等十几人名义，采取几户联保的方式从环城农商行所借，并由其实际使用。涉案贷款系管宜春以姚月娥名义贷款，到期未还的情况下，又以姚月娥名义向环城农商行申请转贷而形成。本院认为：环城农商行在明知管宜春不具备贷款条件，假借姚月娥名义进行贷款的情况下，仍与姚月娥签订涉案借款合同并发放贷款，使不具备贷款条件的实际用款人管宜春通过姚月娥的顶名而实际获得贷款，构成《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涉案借款合同当属无效。原审判决以该条第（二）项“恶意串通”情形为由认定合同无效，属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对于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姚月娥系顶名贷款人，未实际取得涉案贷款，返还本金的责任应由实际取得贷款的管宜春承担。因环城农商行经原审法院依法释明，坚决不要求追加实际借款人管宜春参加诉讼，故原审判决根据司法被动原则驳回环城农商行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42元，由上诉人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 玖审 判 员  王国峰代理审判员  赵翠霞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二日代理书记员  王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