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3民终22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付必甫，男，1964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湖北省房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传玉，女，1963年3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湖北省房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琴（系付必甫、周传玉的女儿），女，1989年2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湖北省房县。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红艳，湖北鸿法律师事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金开秀，女，1954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湖北省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祖明，湖北陵燕律师事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付必甫、周传玉因与被上诉人金开秀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房县人民法院（2016）鄂0325民初7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卢鸣担任审判长并主审，审判员李君、张曼参加的合议庭于2017年3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付必甫及付必甫、周传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琴、贾红艳、被上诉人金开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祖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付必甫、周传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驳回被上诉人的无理诉请；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依据与被上诉人有亲戚关系且未在现场的证人孙某、陈某1、陈某2的证言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判决以村委会的证明认定事实错误；3.一审判决依据上诉人与陈长菊儿子刘明涛的一份协议做证据，该协议是因为陈长菊家人闹事，后经多方协调，上诉人为了平息事端，给付陈长菊家人的补偿，而不是赔偿，该协议也没有提及上诉人是否明确拒绝帮工，此协议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4.2015年10月15日被上诉人第一次起诉时，上诉人有多个证人到庭作证，证实上诉人不认识被上诉人，被上诉人说明来意后，上诉人坚决拒绝其帮忙，被上诉人乘大家不注意时，自己不规范搭跳强行上去，导致陈长菊死亡。被上诉人撤诉，2016年5月10日又第二次起诉，开庭时我方证人在外地打工，到不了庭。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没有明确拒绝被上诉人的帮工，系认定事实错误。金开秀书面答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且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本案争议焦点是是否存在拒绝帮工，帮工关系是明确的，大量事实和证据证明不存在拒绝帮工。帮工关系是基于双方儿女婚约关系而产生，答辩人之子与上诉人之女经人介绍建立恋爱关系，2015年2月22日（农历正月初四）看门户即确立婚约关系，上诉人正月初六开始在正负零以上的基础工程上新建住房，双方对亲之后，又是正月，答辩人于初八提着礼品前往上诉人家中，恰逢上诉人家建房，上诉人找来旧衣服让答辩人更衣帮忙，第二天又与表妹陈长菊一同前往帮忙，3月1日又去帮忙，中午饭后因塔吊杆断裂致陈长菊死亡、答辩人受伤。（2）证人证言和村委会证明均能相互印证答辩人在上诉人家帮忙受伤的事实。（3）上诉人不存在拒绝帮忙的事实。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金开秀一审时请求：请法院依法判令付必甫、周传玉赔偿医疗费4961.4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95元、护理费74.11元/天×33天=2445.63元、误工费74.11元/天×187天=13858.57元、残疾赔偿金110654.75元（伤残赔偿金27051元/年×20年×20%=108204元+被扶养人生活费9803元/年×5年/4×20%=2450.75元）、鉴定费8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元，合计139215.35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5年2月22日，金开秀之子与付必甫、周传玉的长女建立婚约关系。2015年2月26日，金开秀和其表妹陈长菊去付必甫、周传玉家认亲，看到付必甫、周传玉家自请民工建新房，于是金开秀、陈长菊在工地帮忙。同年2月27日，金开秀在付必甫、周传玉家拉砖，陈长菊砌墙。2月28日，因下雨没有做活。3月1日下午，金开秀站在跳板上帮忙接砖，因跳板断裂，金开秀和也站在跳板上的陈长菊一起跌落。陈长菊因伤情严重，救治无效死亡。金开秀因腰2椎体压缩性骨折，左胫骨平台、胫骨上方骨折，右跟骨骨折等伤情被送往房县向氏骨科医院救治，出院诊断同入院伤情一致。出院医嘱为：院外注意休息；定期摄片复查，根据复查情况决定是否拆除石膏；注意行患肢功能锻炼；遵本病健康处方执行；不适随诊。病情证明书建议院外休息三月，继续巩固治疗，留陪一人；定期摄片复查，不适随诊。金开秀住院33天，医疗费5601.46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1045.06元，金开秀实际支付4556.40元。2015年9月18日，房县鸿泰法医司法鉴定所受金开秀委托，对金开秀伤残程度作出〔2015〕临鉴字第452号《鉴定意见书》，评定金开秀腰2椎体压缩性骨折、左胫骨平台、胫骨上方骨折的伤残程度为九级。金开秀为此开支鉴定费800元，检查费405元。2015年10月15日，金开秀以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为由起诉，因证据不足，撤回起诉。本案诉讼中，付必甫、周传玉对金开秀的各项经济损失均不认可。一审另查明，金开秀的被扶养人为其父金宏福（生于1929年7月7日，住房县白鹤镇白鹤观村1组73号，属农村居民），金宏福生有三子一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双方之间是否形成义务帮工关系。金开秀的证人证言、房县白鹤镇付家村村委会的证明等证据可以认定金开秀、陈长菊于2015年2月26日、2月27日在付必甫、周传玉家帮忙建房。付必甫、周传玉辩称2015年3月1日下午明确拒绝金开秀上跳板接砖，其提交的证据为工人付某、曹某、何枫等人的书面证言、第一次开庭笔录。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书面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付某等人的证言不符合客观事实和常理，如付某等人都证明金开秀于2015年3月1日去帮忙，之前没有看到金开秀在付必甫、周传玉家帮忙，而事实上，金开秀从2015年2月26日开始就在付必甫、周传玉家帮忙。又如证人还证明付必甫、周传玉事故当天明确拒绝金开秀帮忙，这不符合常理。金开秀已经在付必甫、周传玉家干了两天活，为何第三天才拒绝帮忙，况且陈长菊和金开秀一起来帮忙，为何证人只字不提付必甫、周传玉对陈长菊也拒绝了帮忙。故对付必甫、周传玉提供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金开秀与付必甫、周传玉形成义务帮工关系。金开秀在付必甫、周传玉家帮忙干活时受伤，其损失应当由付必甫、周传玉承担。金开秀作为成年人没有对自身安全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应适当减轻付必甫、周传玉的赔偿责任。金开秀已满60周岁，是被扶养对象，不宜计算误工费。金开秀的各项损失为：医疗费4961.4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5元×33天=495元、护理费74.11元/天×33天=2445.63元、残疾赔偿金110164.60元（残疾赔偿金27051元/年×20年×20%=108204元+被扶养人生活费9803元/年×4年/4×20%=1960.6元）、鉴定费800元，合计118866.63元。综合考虑各自过错、金开秀的伤残程度、本地实际生活水平等因素，酌情支持金开秀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一审法院据此判决：1.付必甫、周传玉于本判决生效后的15日内支付金开秀经济损失59433.3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合计61433.32元；2.驳回金开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70元，减半收取1585元，由金开秀负担792.5元，付必甫、周传玉负担792.5元，应负担的诉讼费金开秀已预交，付必甫、周传玉在执行时应连同执行款一并给付金开秀。二审期间，上诉人付必甫、邹传玉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气象资料（2016年9月6日），拟证明2015年2月27日降雨、28日降雪，因连续降雨降雪，导致上诉人家建房停工；2.2016年10月26日付家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付家村开具的陈长菊伤残伤亡的证明仅作为在医院治疗报销使用……。拟证明村委会出具的第一份证明是为了能享受报销补贴，村委会对事实并不知情。而且第一份证明是被上诉人让周运城找到村文书开具的，只是为了报销方便。所以村委会出具这份证明后让周运城也在上面签了字。3.2016年10月26日，周运城出具的《证明》，拟证明被上诉人提交的村委会证明是被上诉人自己说的，周运城对事实并不清楚。4.2016年1月12日法院《调查笔录》，是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第一次起诉开庭时，被上诉人出具了村委会证明，上诉人提出异议后，一审法院为了核实去做的调查笔录。拟证明2015年10月8日村委会出具《证明》时没有具体核实证明内容，只是听别人说的。5.修电动机的发票一份，拟证明3月1日之前，上诉人没见过金开秀。6.申请证人付某、曹某出庭作证，拟证明付必甫、周传玉拒绝金开秀帮工情况。被上诉人金开秀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上诉人提交的五份证据均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1，只能说明这几天的天气变化，并不能证实当天就没人干活儿。证据2，村委会《证明》没有出具人的签名盖章，不符合证据形式，虽然周运城签了字，但他不是村委会干部。证据3，同样没有周运城本人的身份信息，也没有出庭质证，无法核实真实性。证据2、3恰好证实了2月26日、27日以及3月1日，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家干活的事实，只不过村委会是听村民说的。村委会所在地距离上诉人住所地很近，村里有什么事情肯定只能听村民们说，不可能每件事情都自己亲眼看到。这与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证据4，也证实了村委会是听邻居说被上诉人那几天在上诉人家帮工的事实。证据5，只能证实上诉人在修理电机并支出了费用，但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当日不在上诉人家干活、吃午饭。证据6，曹某证明初八当天金开秀在付必甫家吃饭，付必甫和周传玉两人一个说初八当天金开秀在他们家吃饭，一个说不在，是矛盾的。原一审开庭的时候这两人也是上诉人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以原一审庭审笔录中记载的证人证言为准。二审期间，被上诉人金开秀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以下事实：1.金开秀之子与付必甫、周传玉的长女于2014年年初经人介绍认识，确定恋爱关系。按照当地农村风俗，2015年2月22日（农历正月初四），付琴家亲戚到金开秀家，2015年2月26日（农历正月初八），金开秀去付必甫、周传玉家“对门户”。因付必甫、周传玉家正在请人建房，同年3月1日，金开秀与其表妹陈长菊一起去付必甫、周传玉家，欲为付必甫、周传玉家建房帮忙，付必甫、周传玉表示已经雇请了工人，人手够用，不用帮忙。2.2015年3月1日，金开秀、陈长菊刚开始帮工即因跳板断裂，陈长菊、金开秀跌落，陈长菊经抢救无效死亡，金开秀摔伤。3.上诉人“邹传玉”身份登记的姓名为“周传玉”。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二审予以确认。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付必甫、周传玉是否明确拒绝金开秀帮工。针对二审争议焦点，评述如下：2015年3月1日，事故发生前，金开秀与付必甫、周传玉两家的子女已确立恋爱关系，双方也按照当地农村风俗相互对了“门户”，表明两家已经认可了这门亲事。此种情况下，作为男方母亲的金开秀，得知付必甫、周传玉家建房，上门主动要求帮忙，符合两家当时的关系，也符合人之常情。付必甫、周传玉对金开秀主动上门帮忙的要求，虽表示已经雇请了工人，人手够了，无需帮忙。但这种不让金开秀帮忙的意思表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客气和理让，不能仅以此认定是明确拒绝金开秀帮工的意思表示，也不宜理解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的“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情形。付必甫、周传玉提供的证人付某、曹某二审出庭作证时，对于此节也证明金开秀准备帮忙时，付必甫、周传玉只是拉着金开秀说人手够了，不需要帮忙。除此之外，付必甫、周传玉再无其他证据证明。故，金开秀在为付必甫、周传玉帮工时，跌落受伤，付必甫、周传玉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金开秀刚开始提供帮工就发生了跌落受伤事故，付必甫、周传玉从金开秀帮工活动中尚未实际受益，且金开秀对自身安全未尽到充分注意义务，自身也存在过错，应当减轻付必甫、周传玉的责任。金开秀主张其从2015年2月26日、2月27日起就在付必甫家帮忙，并提交了房县白鹤镇付家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和孙某、陈某1的证言。本院认为，白鹤镇付家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规定的要求，该证明没有单位负责人和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不符合该类证据的形式要求，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陈某1系金开秀的嫂子，且其出庭作证时陈述其并未亲眼看见金开秀在付必甫家帮忙干活。孙某系金开秀的舅母，虽然其出庭陈述亲眼看见金开秀在付必甫家干活，但鉴于双方有亲属关系，该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较低，且除此之外无其他证据对此事实予以佐证。故，金开秀辩称其2015年2月26日、27日均在付必甫、周传玉家帮忙无证据证实，一审判决对此节事实认定不清，本院予以纠正。另，付某、曹某对2015年2月26日中午金开秀是否在付必甫、周传玉家吃饭一节的证言虽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但该证据对认定案件基本事实并无影响。综上，一审判决认定金开秀总损失118866.6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符合法律规定，二审予以确认。一审判决对双方构成义务帮工关系、上诉人付必甫、周传玉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认定正确，但一审判决对双方责任的划分未充分考虑本案双方当事人事发时的特殊关系、金开秀受伤时提供帮工的时间很短及付必甫、周传玉从金开秀的帮工中尚未获益等因素，导致责任划分不当。二审通过查明的事实，结合上述因素，综合认定付必甫、周传玉对金开秀的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金开秀各项损失35660元（118866.63元×30%）、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共计3766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房县人民法院（2016）鄂0325民初755号民事判决。二、付必甫、周传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金开秀经济损失37660元。三、驳回金开秀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170元，减半收取1585元，由金开秀负担1109元，付必甫、周传玉负担47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36元，由付必甫、周传玉负担1069元，金开秀负担26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鸣审判员  李君审判员  张曼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四日书记员  奚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