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1民终79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南京科艺服装厂，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中央门外栖霞大道大瓜园。投资人：李阳。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仁桃、郑学松，江苏恒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义江，男，1948年8月9日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义海，男，1950年1月19日生，汉族。上列两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寅，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南京科艺服装厂（以下简称科艺服装厂）因与被上诉人王义江、王义海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2016）苏0113民初1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科艺服装厂投资人李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仁桃、郑学松，被上诉人王义江、王义海及两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科艺服装厂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判令驳回被上诉人的本诉请求或发回重审；2、判令支持上诉人反诉诉讼请求；3、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并未查清，事发时，上诉人与王义和之间的雇佣关系早已解除，双方不存在雇佣关系，事发地点为尤卫东（鑫润公寓）承租的红线范围内的消防通道，一审在未追加尤卫东参加诉讼下，将上诉人直接认定为受益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王义和的死亡原因以及谁为受益人未能查清，调查报告足以证明王义和死亡时是在为自己干活。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7条适用的前提是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而王义和的死亡其自身具有重大过错，故本案不适用该条款。即使适用该条款，一审法院判定上诉人承担20%经济补偿明显偏重。上诉人出于同情和人道主义，在事发后主动、积极为王义和救治并垫付相关费用，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提起反诉的诉讼请求应得到法院的支持。王义江、王义海辩称，王建林在公安机关第一次的询问笔录，可以证明王义和与上诉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发生事故时坠落的地点是王建林和王义和一起负责卫生的地点，虽然王建林第二次询问笔录中推翻王义和系上诉人的雇佣人员，但其承认“因为大家是同事，就是互相帮个忙”。事发后，上诉人的员工向医院、派出所均陈述王义和是上诉人的员工，虽然李阳和黄苏芳在询问笔录中认为“2014年12月，王义和就不在科艺服装厂干活，雇佣关系已经解除”，但其二人的陈述不能相互印证，在细节上有出入，故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虽然事故责任调查报告中描述“王义和与科艺服装厂之间无劳动关系”，但该事故调查报告并未否认双方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事实上，王义和在退休后仍在上诉人处提供劳务，双方之间本来就不存在劳动关系，而是雇佣关系，一审法院以该事故调查报告为由认定双方之间无雇佣关系不妥，但由于本案的客观事实已经无法重现，故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原则依法认定上诉人承担部分补偿并无不当，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王义江、王义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科艺服装厂支付丧葬费30891.5元（61783元/年÷12月×6月）、死亡赔偿金583882元（34346元/年×17年）、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本案的诉讼费用由科艺服装厂负担。科艺服装厂的反诉请求：判令王义江、王义海支付科艺服装厂为王义和垫付的医药费、墓地费等各项费用，共计25181.96元，本案的本诉诉讼费用和反诉的诉讼费用由王义江、王义海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义江、王义海系王义和的哥哥，其父母仅生育三兄弟，现已去世。王义和系聋哑人，离异，未生育子女，生前为南京新燕服装厂退休工人。2001年至2014年9月许，王义和在科艺服装厂做清洁工。2014年9月，王义和向科艺服装厂提出辞职；科艺服装厂投资人李阳同意王义和的辞职请求，并将王义和的工资发放至2015年春节前。2015年9月2日上午8时35分许，王义和在科艺服装厂厂区内，找到清洁工王建林，通过手势示意王建林帮忙干活。5分钟后，两人先后进入厂区西侧一条消防通道内。8时45分许，王义和爬上架在围墙上的木梯，准备清理围墙上的杂草，并用手势示意王建林，让其将放在工具箱里的一把镰刀递给他。工具箱距离王义和约6米，中间有一拐角。王建林在去拿镰刀的过程中，听到身后传来“轰”地一声，跑去一看，发现王义和头朝下趴在地上。王建林立即到科艺服装厂办公室，找黄苏芳会计帮忙救人。9时许，黄苏芳联系的电工与王建林一起将王义和送往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抢救。2015年9月8日，王义和经抢救无效死亡。其间，科艺服装厂为王义和垫付了医疗费12658.56元。王义和死亡后，科艺服装厂为王义和购买了寿衣和公墓墓地，共支付了11000元。王义海为处理王义和丧事向科艺服装厂借款500元。2015年9月8日，经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政府授权，栖霞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牵头成立了事故调查组，对王义和死亡事故进行调查。2015年10月30日，调查组作出了《王义和9.2坠落事故调查报告》。该报告经调查查明：科艺服装厂已停厂数年，其场地和房屋已出租，现厂区内有新润公寓、城市雅居公寓、学生餐基地等单位；自2015年春节后，科艺服装厂与王义和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但王义和与厂区其他单位关系熟悉，经常给其他单位做临时工，获得劳务费，同时在厂区收集废品变卖，所以辞职后仍在厂区内活动；事故发生前，因堆放废品影响环境，科艺服装厂投资人李阳曾批评过王义和；事故发生时，现场除王建林以外并无旁人，而王建林当时转身拿工具，未直接目睹事故发生经过，无法确定王义和是从梯子上滑落还是从围墙上坠落；经过对厂区内相关单位进行排查，没有发现有人安排王义和从事清理围墙杂草的工作。调查组认定事故发生原因是王义和不慎坠落，事故性质为一起非生产安全事故。此后，王义江、王义海与科艺服装厂投资人李阳就王义和死亡赔偿事宜多次进行协商，但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王义江、王义海遂诉至法院，要求科艺服装厂予以赔偿。一审庭审中，王义江、王义海主张王义和与科艺服装厂存在雇佣关系，并提供了王建林于2015年9月2日在公安部门的询问笔录予以证实，同时坚持其诉讼请求，请求驳回科艺服装厂的反诉请求。科艺服装厂则否认其与王义和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认为王建林于2015年9月2日在公安部门的询问笔录不能反映王义和与科艺服装厂存在雇佣关系，并提供王建林于2015年9月11日在公安部门的询问笔录及2014年9月至2015年9月工资表予以证实，同时请求驳回王义江、王义海的本诉诉讼请求，支持科艺服装厂反诉请求。因双方各执己见，致调解未果。一审另查明，王建林于2015年9月2日在栖霞区公安分局燕子矶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这个地方就我们两人（王建林、王义和）负责搞卫生，今天早上是一起干活的”。2015年9月11日，王建林在公安部门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当天8点钟不到，我就到厂里面干活了；我先打扫楼梯的卫生，之后大概8点多，我扫地扫到事发地点时，看到哑巴站在梯子上面。嘴巴发出声音，同时手上比划，示意我把镰刀拿给他……”；当民警询问王建林此次谈话为什么和上次有出入时，王建林回答“上次谈话说的与事实不符，也可能是你们民警没有正确理解我的意思，我这次跟你们说的都是我的真实意思”。科艺服装厂反诉王义江、王义海，要求返还科艺服装厂为王义和垫付的医药费、墓地费等各项费用，共计25181.96元，并提供了医疗费发票、购买寿衣及墓地收据、停车票据、出租车票据、借条、餐费收据、费用报销审批单予以证实；王义江、王义海则认可科艺服装厂为王义和垫付了医疗费12658.56元，为王义和购买寿衣和公墓墓地支付了11000元，王义海为处理王义和丧事借款500元，对科艺服装厂提供的停车票据、出租车票据、餐费收据、费用报销审批单均不予认可。王义江、王义海在一审质证时表示，由法院依法认定王义和与科艺服装厂之间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王义江、王义海主张王义和与科艺服装厂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并在雇佣活动中死亡，要求科艺服装厂赔偿丧葬费30891.5元（61783元/年÷12月×6月）、死亡赔偿金583882元（34346元/年×17年）、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664773.5元，但对王义和与科艺服装厂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依据仅为王建林在公安部门第一次询问笔录，而王建林在公安部门第二次询问笔录、黄苏芳的询问笔录、科艺服装厂2014年9月至2015年9月工资表、《王义和9.2坠落事故调查报告》均证实科艺服装厂在王义和死亡之前就与王义和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因此，王义江、王义海主张王义和与科艺服装厂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并在雇佣活动中死亡，缺乏事实依据，法院对此主张难以采纳。王义和爬上木梯，清理围墙上的杂草使科艺服装厂受益，所以，科艺服装厂作为受益人应给予王义江、王义海一定的经济补偿。法院根据王义江、王义海主张的王义和因死亡造成的损失664773.5元，酌情认定科艺服装厂给予王义江、王义海经济补偿132954.7元。由于科艺服装厂作为受益人应给予王义江、王义海一定的经济补偿，故对科艺服装厂反诉王义江、王义海，要求返还其为王义和垫付的各项费用的反诉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但科艺服装厂实际为王义和垫付的医药费、寿衣费、墓地费及王义海为处理王义和丧事所借款项合计24158.56元应从其给予的经济补偿中扣除。对科艺服装厂提供的停车票据、出租车票据、餐费收据、费用报销审批单，因不能证实与处理王义和死亡事故存在必要的关联性，其中相关的票据也不符合形式要件，且王义江、王义海也不予认可，故法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南京科艺服装厂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予王义江、王义海经济补偿108796.14元；二、驳回王义江、王义海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南京科艺服装厂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3724元，减半收取1862元，由王义江、王义海负担1490元，南京科艺服装厂负担372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15元（已减半收取），由南京科艺服装厂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科艺服装厂提供租赁合同、场地红线图，其中租赁合同第六条约定，租赁期间尤卫东人员、物品、煤气、水电、治安等一切安全由尤卫东独自负责，与上诉人无关。若对工厂及人员造成损失，由尤卫东负责赔偿。拟证明鑫润公寓负责人尤卫东租赁上诉人厂区内西边三层办公楼，王义和坠落的地点位于合同约定的红线范围内，其死亡与上诉人没有关联性，上诉人并非适格被告。科艺服装厂另提供照片6张，拟证明王义和生前自行收集垃圾变卖以作为其维持生活的方式，王义和临时搭建的储藏室是为了自己存放垃圾用的，该搭建也是在上诉人出租给尤卫东的范围内，事发时，围墙和附近均没有任何杂草或藤蔓之类需要清除的绿色植被，故王义和的坠落并不是为了清除杂草，也无须清除杂草。上诉人是一家早已停产多年的企业，厂内均已出租给各家不同单位，上诉人管辖的仅仅是大门口部分的公共入口。王义江、王义海质证认为，对于租赁合同真实性予以认可，尤卫东租赁的只是围蔽空间，不包括消防通道、围墙等公共部分；对于照片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组照片不能证明是事发时现场的状态，也不能证明垃圾是王义和所有，而且与派出所勘验记录上所拍照片有明显差异。王义江、王义海在二审中提供了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2002）栖民初字第1377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王义和在2002年12月28日经法院判决离婚。科艺服装厂对该份证据予以认可，并认可两被上诉人系王义和的第二顺序继承人。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户口活页、退休证、病历、入院记录、死亡记录、死亡医学证明，栖霞区公安分局燕子矶派出所制作的被询问人为王建林、黄苏芳、李阳的询问笔录、《王义和9.2坠落事故调查报告》、科艺服装厂2014年9月至2015年9月工资表、医疗费发票、购买寿衣及墓地收据、停车票据、出租车票据、借条、餐费收据、费用报销审批单、租赁合同、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2002）栖民初字第1377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证实。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科艺服装厂是否应对王义和的死亡承担相应责任；2、科艺服装厂要求返还垫付的医疗费等各项费用是否应予以支持。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1，科艺服装厂主张王义和坠落地点为承租人尤卫东（鑫润公寓）租赁的红线范围内的消防通道上，即使存在受益人，受益人也是尤卫东，科艺服装厂并非实际受益人，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本院认为，虽然二审中科艺服装厂提供了租赁合同等证据，但该证据不足以证实事发区域专属尤卫东使用，亦不足以证明该区域内保洁工作应由尤卫东负责。由于事发地点为科艺服装厂的厂区围墙内，该区域应属于公共通道部分，且事故调查报告中亦明确事故发生地点为科艺服装厂内西侧围墙边，结合王健林于2015年9月2日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这个地方就我们俩人（王健林、王义和）负责搞卫生”的陈述，可以认定王义和因爬木梯清理围墙上的杂草不慎坠落死亡，清理围墙上的杂草是为了厂区环境的整洁。科艺服装厂作为实际受益人对王义和死亡造成的损失应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科艺服装厂关于其非实际受益人且并非本案适格主体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根据本案事实，考虑王义和清理杂草不慎坠落死亡这一严重后果，酌情认定科艺服装厂承担20%的补偿责任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2，科艺服装厂在一审中提起反诉，主张其垫付王义和的医疗费、墓地费等各项费用25181.96元应予返还。本院认为，王义和清理围墙上杂草不慎坠落而亡，科艺服装厂作为实际受益人应给予被上诉人一定的经济补偿，其反诉主张被上诉人返还垫付的款项不应支持，其垫付的款项可从其应给付的赔偿款总额中予以扣除。关于垫付的数额，因科艺服装厂提供的部分票据，不足以证明与王义和的死亡之间的关联性，一审法院经审查认定科艺服装厂垫付的各项费用为24158.56元正确，本院予以认定。上诉人科艺服装厂关于返还其垫付的医疗费等各项费用25181.96元的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科艺服装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44元，由上诉人科艺服装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海英审 判 员  钱发洪代理审判员  张林球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七日书 记 员  查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