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衡中法民二终字第2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衡阳市致公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住所地衡阳市珠晖区虎山路1号。法定代表人：汪华，该学校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奇峰，男，衡阳市致公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法律顾问。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衡阳学府图书有限公司，住所地衡阳市蒸湘区。法定代表人：刘光前，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荣华，湖南湘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明月，湖南湘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吴楚良，男，1939年9月10日出生，汉族，原衡阳致公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校长，住衡阳市珠晖区。上诉人衡阳市致公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以下简称衡阳市致公学校）因与被上诉人衡阳学府图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学府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法院（2014）珠民二初字第1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衡阳市致公学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奇峰、被上诉人学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光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荣华、原审第三人吴楚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衡阳市致公学校的上诉请求：一、撤销（2014）珠民二初字第10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是本案适格被告，并需支付图书款285000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被上诉人没有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书面或口头买卖合同，其提交的发货清单只能证明其在2011年12月1日、2012年2月12日发送书籍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其向上诉人发送过书籍，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错误。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条之规定，民办学校的终止，只需进行财务清算，并报请审批机关依法撤销。本案中，衡阳致公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以下简称衡阳致公学校）已依法终止，上诉人于2015年6月25日新取得办学资格，与衡阳致公学校不是同一主体，不存在权利义务的承接，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衡阳致公学校具有转承关系错误；3、《转让协议》并未约定上诉人代为偿还衡阳致公学校终止前的所有债务，反而约定该学校超出950万元的债务由吴楚良承担，故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协议外的债务，违背了意思自治原则；4、原审判决对被上诉人提供的四份证据予以采信，但判决结果与证据内容却不相符。（1）发货清单显示的货物金额为220038.56元而非285000元；（2）被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发货清单上签字的朱运锦、伍艳辉、黄永清是上诉人学校职工；（3）被上诉人提交的对账清单上未有上诉人盖章，不具备证据的形式要件；（4）转让金支付情况汇总表上注明此表经双方签字确认才有效，但该表上未有任何一方盖章确认。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认定涉案事实，违背了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2、无论是依据双方之间“下学期付上学期费用”的交易习惯，还是上诉人于2012年11月15日通过申报公告表明拒绝履行义务，被上诉人于2014年12月起诉已过诉讼时效期间，其诉请不应予以支持。三、原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由此导致实体判决不公。1、一审法院超期审判。本案一审法院于2014年12月10日受理，次年7月29日作出判决，9月23日才通知当事人领取判决书，且诉讼期间未通知各方当事人本案有延长的批准文书及事实，同时本案也不存在中止审理、审限重新计算情形，故原审判决违反程序超期裁决；2、原审程序将学府方证人直接转成第三人，严重违背程序规定。吴楚良最初系以证人身份参与庭审，原审法院二次开庭后，直接将吴楚良追加为第三人无法律依据，程序违法。四、原审法院判决导致上诉人两次支付购书款。被上诉人提交的转让金支付情况汇总涵盖了购书款项，而上诉人已经依据《转让协议》支付了950万元，第三人亦承认收到上诉人不止950万元款项，故上诉人实已向第三人支付了涉案购书款，但原审判决上诉人还需向被上诉人支付购书款，导致上诉人两次支付购书款，明显不公。学府公司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1、本案被上诉人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包括发货清单、被上诉人职工签署的收付清单、上诉人进行举办人变更债权债务移交中所披露的债务明细等等足以证实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的货款；2、上诉人仅仅是出资人的变更而非学校的终止，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主体资格未消亡，依法应当承继之前的债权债务事实清楚，至于举办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故原审判决应予维持。吴楚良陈述：应维持原审判决，上诉人确实欠付被上诉人购书款285000元，且其已将上述债务以书面形式告知了上诉人的现任法定代表人汪华，对于汪华如何处理其经营期间产生的债权债务，其不知情。学府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衡阳市致公学校支付图书款285000元及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2、诉讼费用由衡阳市致公学校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学府公司于2010年秋季至2012年春季，为衡阳致公学校供应图书，图书款项合计285000元，衡阳致公学校员工朱运锦、伍艳辉、黄永清在学府公司的发货清单上签名。2012年5月26日，衡阳致公学校财务人员在双方的对帐清单上签署”情况属实、致公财务“，确认图书欠款合计285000元。按照学府公司与衡阳致公学校交易习惯为下一学期付清上一学期图书款。2012年4月12日，衡阳致公学校举办人吴楚良与汪华签订学校转让合同，双方达成协议：“一、甲方（吴楚良）同意将衡阳致公学校的举办权从签字生效后转让给乙方（汪华），并按程序报有关部门批准将原法人代表吴楚良更换为汪华。二、转让费计人民币950万元。”2012年6月25日衡阳致公学校更名为衡阳市致公学校，法人代表人由吴楚良变更为汪华。2012年11月15日，衡阳市致公职学校进行了债权申报公告，公告称：”原衡阳致公学校已于2012年4月12日将学校主办权及资产转让，学校名称与法定代表人均已发生变更。现学校决定对该校原遗留的债权债务进行全面清理，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天内写相关证明材料向本债务清理组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视为自动放弃。“2013年3月26日，原学校举办人吴楚良书写承诺书，称：“我以致公学校转让汪华先生，转让金共计九百五十万元。在汪华支付之后，超过部分由本人承担个人债务，与学校现法人代表无关。特此承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1、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衡阳市致公学校是否是适格主体，是否承担还款义务；3、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中，学府公司与衡阳致公学校虽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从学府公司提供的证据发货清单，可以看出学校已接受了学府公司提供的图书。学府公司提供的证据对帐清单，该证据虽有瑕疵，但结合第三人原学校举办人吴楚良的庭审证言及其它证据，可以确认衡阳致公学校与学府公司的图书买卖关系的存在。2012年4月12日，原举办人吴楚良与现举办人签订《学校转让合同》，原举办人吴楚良在学校中的资产份转让给现举办人汪华（出资人），新的出资人替代了原有的出资人成为新的举办人。《学校转让合同》签订后，衡阳致公学校更名为衡阳市致公学校，法定代表人由吴楚良变更为汪华，但其仅是学校名称与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学校法人依然存续，学校的法人财产权并不因此而改变。因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存在的。衡阳市致公学校应当承担衡阳致公学校的权利及义务，衡阳市致公学校是适格的主体。该院对衡阳市致公学校辩称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其非适格主体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该院认为，学校财务在对帐清单上签字，仅是对学府公司债权的确认，而非以此为起点来确认学府公司主张权利的时间为两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在本案中，双方并未约定履行期限，衡阳市致公学校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学府公司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时间起点，因此，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衡阳市致公学校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辩解意见，该院不予采纳。对于原举办人吴楚良与现举办人汪华所签订的学校转让合同中关于转让金的表述及原举办人吴楚良的承诺书中的转让金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而原举办人吴楚良与现举办人汪华所签订的学校转让合同中，双方对学校转让转让金确认的约定及原举办人吴楚良的承诺，并未经债权人学府公司同意，因此，衡阳市致公学校不能以此来对抗学府公司的主张。至于衡阳市致公学校与原举办人吴楚良的转让金的纠纷，非本案审理范围，双方可另行主张权利。对于学校债权申报公告，衡阳市致公学校的债权公告无法律依据，其不能单方面确定债权人的主张期限，该院采纳学府公司对此的辩论意见。由于本案的判决，直接关系衡阳市致公学校对诉争标的款是否存在偿付义务，从而影响衡阳市致公学校的经济利益，而第三人对现举办人之间的承诺而直接关系衡阳市致公学校是否对第三人另行主张，也就是说，由于案件的处理结果同第三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第三人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具有必要性。因此，对第三人的其被通知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诉讼违反法律规定的辩解意见，该院不予采纳。双方当事人虽未签定书面的买卖合同，但买卖行为存在，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衡阳市致公学校购买了学府公司的图书，应当按照交易习惯支付货款，衡阳市致公学校未支付货款，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对学府公司要求衡阳市致公学校支付图书款285000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对学府公司要求衡阳市致公学校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请求，因双方未对付款期限进行约定，因而不能确定被告逾期付款的时间起点，因此，对学府公司的该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衡阳市致公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偿还衡阳学府图书有限公司图书款285000元，以上款项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二、驳回衡阳学府图书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5575元，由衡阳市致公中等职业专业学校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学府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二组证据：第一组证据，包括四张增值税发票；第二组证据，包括五张发货清单、二张退货清单，拟证明学府公司与衡阳市致公学校存在图书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质证认为发票的真实性需审核原件后才能确认，另外，发票的抬头“衡阳市致公学校”与其于2012年才取得办学资格的事实不符，且发票金额与学府公司所主张的货款金额也不一致；对发货清单、退货清单则认为上述证据材料上未有其签字，与其无关。同时对该两组证据材料的证明目的亦有异议，认为发票并不能证实双方存在教材买卖合同关系，且发票在一审中未提交，不属于新证据。本院认为，上诉人庭后核对发票原件后并无异议，本院对发票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发票金额虽与被上诉人的主张有出入，但差额较小，且与衡阳市致公学校财务认可的数额基本一致，故本院对发票予以采信。另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之规定，对被上诉人逾期提供发票的行为予以批评；第二组证据材料中制单日期为“2011-11-308:41:08”、“2012-2-1210:03:31”的发货清单，一审已予以了认证，本院不予重新评判，而制单日期为“2015-11-199:22:36、9:22:44”的退货清单、发货清单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其他发货清单、退货清单与发票相印证，本院予以采信。经本院审理查明：吴楚良在一审庭审中陈述“一般春季的书，秋季才付款”，但依结算单可知，除“2012年春”的图书款外，至2012年5月26日双方结算时，衡阳致公学校尚欠付学府公司“2010秋”、“2011年春”、“2011年秋”的图书款，故衡阳致公学校与学府公司不存在下学期付清上学期图书款的交易习惯。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有三：一、衡阳市致公学校应否向学府公司支付图书款285000元；二、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三、一审程序是否严重违法；一、关于衡阳市致公学校应否支付图书款285000元的问题。（一）衡阳市致公学校应承担支付图书款的责任。1、衡阳致公学校与学府公司存在事实上的图书买卖合同关系。本案虽不存在书面的图书买卖合同，但学府公司提交了：（1）学府公司2010年下学年、2011年全学年、2012年上学年对衡阳致公学校的发货清单及2011年下学年衡阳致公学校的退货清单，根据转让金支付情况汇总表附表二职工工资，上述清单上的签收人员系衡阳致公学校职工；（2）具体内容包括2010年下学年-2012年上学年每半学年的图书欠款、欠款总额（285000元）及载有“情况属实，致公财务”字样的结算单；（3）吴楚良向衡阳致公学校变更后的举办人汪华出具的转让金支付情况汇总表，汇总表并未对衡阳致公学校债务确认作出约定，只是吴楚良就其与汪华之间转让金的结算提出了三个条件；（4）吴楚良关于衡阳致公学校欠付学府公司购书款285000元的当庭陈述；（5）学府公司向衡阳致公学校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等证据，上述证据互相印证，能够证实衡阳致公学校与学府存在事实上的图书购销合同关系，且学府公司按约交付了图书，履行了合同义务。2、衡阳市致公学校不是新成立的法人主体，仅是衡阳致公学校更名和变更举办人的结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条的规定，终止的民办学校由审批机关收回办学许可证和销毁印章，并注销登记，衡阳市致公学校虽主张衡阳致公学校已终止，其是新成立的法人，与衡阳致公学校不存在权利义务承接关系，但其至今未能提供衡阳致公学校的注销登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四条、五十五的规定，进行财务清算，并报请审批机关批准是衡阳致公学校变更举办人、更名的必经程序，而不是衡阳致公学校终止的标志，因而衡阳市致公学校以更名、财务清算以及举办人变更为由主张衡阳致公学校已终止，其与衡阳致公学校不存在权利义务承接关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3、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九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之规定，衡阳致公学校是法人主体，而吴楚良作为衡阳致公学校的举办者，两者是互相独立的民事主体，故《转让协议》以及《承诺书》中关于衡阳致公学校债务超出950万元部分由吴楚良承担的约定或承诺，不属于债务承担，原审判决认定上述约定或承诺属债务承担系适用法律错误。但从性质上讲，上述约定或承诺仅在吴楚良与汪华之间发生法律效力，不能对抗第三人，故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并未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二）衡阳市致公学校未付的图书款金额应为285000元。结算单上的货款金额285000元虽与发货单、退货单相减的货款金额301142.72元、转让金支付情况汇总表附件三支付情况统计表中的欠付金额289555元以及发票记载的货款金额285207.34元不一致，但差距较小，且发货单、退货单、发票等只是双方结算的凭证或资料，与最终结算结果有出入亦属正常。另结算单虽未加盖上诉人公章，但如前所述，该结算单与发货单、退货单、转让金支付情况汇总表及发票等证据内容相互印证，故原审依据结算单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图书款285000元并无不当。二、关于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根据本案的事实，双方不存在下学期付清上学期图书款的交易习惯。故上诉人关于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自2012年9月（秋季开学）起算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同时，上诉人虽于2012年11月15日发出了债权申报公告，但首先债权申报公告并未“有过期将拒绝履行义务”的内容，至于申报公告中“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视为自动放弃”系衡阳市致公学校单方意思表示，不具有法律效力；其次，学府公司按期向衡阳市致公学校申报了债权；最后，衡阳市致公学校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学府公司2012年11月15日收到了其拒绝付款的通知，故上诉人关于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2年11月15日起算的主张，本院亦不予以支持。综上，双方并未约定付款期限，又不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确定付款期限，故学府公司于2014年12月份提起诉讼，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之规定，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三、关于一审程序是否严重违法问题。证人与第三人存在诸多区别，就两者所起的法律效果和所承受的法律后果而言，法院判决可能对第三人有益或不利，却与证人无任何关系，只是对负有举证责任的诉讼当事人产生不利后果。因而，若法院以证人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追加参与诉讼，则减轻了一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从而有损另一方当事人的诉讼权益。但就本案而言，吴楚良最初即以学府公司方的证人参与庭审，其后才被法院追加为第三人，并未减轻学府公司的举证责任，而且，无论是作为学府公司的证人还是身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吴楚良关于衡阳致公学校欠付学府公司图书款285000元的证人证言或陈述是一致的，故上诉人关于吴楚良由证人直接转化为第三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根据本案事实，一审虽存在超期审判的程序瑕疵，但该瑕疵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所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故对于上诉人关于一审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主张，本院亦不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衡阳致公学校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75元，由衡阳市致公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雪峰审判员  吴 敏审判员  文 芳二〇一六年九月十四日书记员  李妍慧校对责任人：吴  敏         打印责任人：李  妍  慧      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