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2328民初149号
原告：周杨坤，男，2003年2月7日生，汉族，小学生，贵州省安龙县人，住安龙县，
原告：周靖，女，2008年9月27日生，汉族，小学生，贵州省安龙县人，住址同上，
原告周杨坤、周靖法定代理人：王忠翠，女，1983年5月13日生，汉族，初中文化，贵州省安龙县人，住安龙县，系死者周某之前妻。系原告周杨坤、周靖母亲。
原告：周玉林，男，1960年4月7日生，汉族，小学文化，贵州省安龙县人，住安龙县，
原告：蒋道志，女，1956年12月11日生，汉族，小学文化，贵州省安龙县人，住址同上，
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金成排，男，安龙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严福才，男，1965年9月21日生，汉族，小学文化，贵州省安龙县人，住安龙县，
被告：赵庭贵，男，1976年8月3日生，汉族，小学文化，贵州省安龙县人，住安龙县，
被告：陈泰洪，男，1988年11月2日生，汉族，初中文化，贵州省安龙县人，住安龙县，
被告：景思周，男，1973年1月7日生，汉族，小学文化，贵州省安龙县人，住安龙县，
原告周杨坤、周靖、周玉林、蒋道志诉被告严福才、赵庭贵、陈泰洪、景思周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玉林及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金成排、被告严福才、赵庭贵、陈泰洪、景思周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方因亲属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370775.7元；
2、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事实及理由：2017年11月9日，被告赵庭贵打电话给原告方亲属周某，邀请周某到被告严福才家小卖部打麻将，同日下午，由于被告严福才过生日，被告严福才邀请赵庭贵、陈泰洪、景思周及周某一起到家中吃饭。席间，被告严福才拿出酒具和酒，四被告与死者周某一起通过摇骰子的方式共同饮酒，五人一起喝了5斤酒后，周某已处于严重的醉酒状态，死者周某驾车离开，四被告没有任何一个人劝阻，20时许，周某酒后驾驶贵Ｅ×××××号普通二轮摩托车行驶至安龙县××办事处红岩湾坡底时发生侧翻肇事，造成周某因未得到及时抢救当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四被告与原告方亲属周某一起喝酒，喝酒本身不能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但喝酒过程中产生的注意义务是存在的，因不履行注意义务而产生的损害后果不能全部免除责任的。四被告在与周某一起喝酒的过程中，已明知受害人喝了很多酒，不能继续喝的情况下，不仅没有阻止，反而继续与受害人喝酒，甚至在明知受害人已醉酒的状态下，应预见驾驶机动车可能发生的危险与损害，并且最有可能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损害发生或者减轻损害的程度。四被告任由受害人驾车离开，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周某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四被告明显没有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责任，应当承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公民依法享有生命健康权，由于四被告的共同饮酒行为，导致受害人周某因醉酒而不符合驾驶机动车的条件，以及酒后未能尽到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大大增加了受害人驾驶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危险性。四被告的共同饮酒行为和酒后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与死者的死亡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承担相应的赔偿事宜。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
原告提供的证据有：
一、身份证复印件1份、户口簿复印件8张、离婚证1份、证明2份，证明4原告的基本身份信息及诉讼主体资格及与死者周某关系。（与原件核对无异议）
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复印件1份，证明引起本案发生的时间、地点等情况，以及4被告与周某一起喝酒，周某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事实。（与原件核对无异议）
三、交警队询问笔录3份复印件，证明被告严福才、赵庭贵及陈泰洪在交警队做的笔录中，已承认与受害人一起在被告严福才家共同饮酒，且受害人周某喝酒最多的事实。其中赵庭贵在第一次询问笔录中隐瞒了与死者一起喝酒的事实，在第二次笔录中才交代是因为怕赔偿不起才隐瞒的，第二次笔录中才承认与死者一起喝酒的事实。（与原件核对无异议）
四、黔西南州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意见书复印件，证明受害人的血液中检出乙醇含量231.39㎎/100ml，属于严重醉酒的状态的事实。（与原件核对无异议）
五、鉴定文书复印件，证明受害人周某系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颅脑机能障碍死亡的事实。（与原件核对无异议）
六、安龙城镇规划图，证明受害人周某及家属居住地属于安龙中心城市区域范围内，原告方主张按城镇标准计算于法有据的事实。
七、营业执照正、副本，食品经营许可证、租房合同复印件，证明受害人周某于2016年7月4日起在安龙县××办事处杨柳街承租王龙飞房屋从事餐饮业的事实，直至死者到尚水尚城当保安。（与原件核对无异议）
被告严福才辩称：我在马路边开了个小卖部，赵庭贵问我是否有人在我家打麻将，我说没有人，周某我不认识，是赵庭贵喊来打麻将的，打了两个多小时，我就叫陈泰洪和景思周来我家打麻将，陈泰洪和景思周来了之后，我就说叫他们去我家做饭吃，我们走了，周某就与赵庭贵一起去我家，到我家的时候，饭还没有熟，我就把我自己烤的酒拿出来大家尝尝，以摇骰子的方式喝酒，后来吃饭的时候我才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吃饭的时候大家就倒酒相互碰杯喝，喝了一久，我就醉了，他们是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我家沙发上睡着了。赵庭贵骑车去上班，还在路上撞了车，赵庭贵打电话去借钱，还喊着车主一起去我家借钱，大约与我们喝酒结束有一个多小时，我说没有钱，车主就走了，赵庭贵就在我家，后来我们听寨邻说那边有人骑车摔倒了，我们就说过去看看，过去看到是周某，赵庭贵就拨打120急救车，赵庭贵还帮忙医生把周某抬上救护车，医生说不行了，110也是医生打的，我跟赵庭贵说，你自己打电话给他家属。我跟周某不认识，如果赵庭贵不去我家，周某也不会去我家。喝酒的时候是中午12点多开始打的，吃饭是5点多吃的。打麻将的时候是只有我、陈泰洪、赵庭贵，约4点左右周某才到，到吃饭的时候景思周才到。他们去的时候是各自骑车去的，只有景思周是走路去的。后面交警部门喊我们去做过笔录的。对于原告的诉请，我不认识周某，我只是承认他在我家喝了酒，我现在承认赔偿，但是只是赔偿3000-5000元钱，因为我自己也是残疾人，没有劳动能力。
被告赵庭贵辩称：周某是与我一起上夜班的，也是一个寨子的，早上我们下班之后，周某是休息，我问他是否回家，他说他休息哈再回去，我睡到12点左右，严福才打电话给我说三缺一，我就骑车去了严福才家，我去的时候陈泰洪已经在严福才家中等着我，我们就开始打麻将，周某是怎么去的我都不知道，他到了之后我们还是在打麻将，严福才就说是他生日，叫我们去他家吃饭，大约是在5点左右去严福才家中吃饭，去的时候饭还没有熟，严福才拿酒出来大家喝，我平时不喝酒的，但是因为当时什么都没有买，为了祝贺严福才，我才喝了一点，饭我吃了一点我就说我忙上班就走了，我在四头坡与一辆车刮了，赔偿他600元，我就去借钱赔偿给他，我们就开车去严福才家借钱，去了严福才家，谁都不得钱，车主就自己开车走了，我就与严福才在他家抽烟，大概半个多小时左右，严福才寨邻就说那边有人骑车摔倒了，我们就过去看，过去看到发现是周某，我去摸了他的胸膛，他还是温暖的，我就打120急救车，120到了之后，他们说不行了，喊我通知死者家属，120的报警了，我就打电话给周某的表弟。死者之前与我一起去严福才家打了几次麻将，当天的时候我也没有与死者打电话过，我们上班的地方是尚水尚城，在严福才家喝酒的时候周某也在，喝酒结束之后大家就是各走各的，我与别人发生刮车是7点20左右，我上班是7:30左右，在7:20左右周某还给我打过电话，但是我正在发生事故，我说我在四头坡路口，电话都没有接通到一分钟，就挂断了。周某我走的时候他还在严福才家，我走的时候周某还在，严福才喝醉了在沙发上的，陈泰洪、景思周都还在严福才家，大约是7:10分左右。对于原告的诉请，我的意见是不同意赔偿。开始喝酒的时候就是摇色子的方式，吃饭的时候是碰杯喝酒的。大概吃饭喝酒约2个小时的时间。
被告陈泰洪辩称：当天早上我路过严福才家门口，我就在严福才家打麻将，当时没有人，严福才说赵庭贵随时来打麻将，严福才就打电话给赵庭贵来打麻将，赵庭贵来了之后我们就在严福才家打麻将，后来严福才说他的生日，叫去他家吃饭，后来我母亲给我打电话说我儿子的放学的校卡掉了，我就骑车去找校卡，我回家途中也要路过严福才家，严福才叫我下来吃饭，我就在严福才家吃饭，饭还没有好，我们当时就摇色子喝了点酒，吃饭的时候我们是碰杯喝酒的，喝酒结束之后我就骑车回家了，死者死亡的时候我不知道，赵庭贵骑车出去发生事故回来借钱的时候我都还在严福才家，我和景思周在聊天，这时候周某已经走了的，严福才在沙发上坐起的，后来赵庭贵来了我就走了的，我走的时候赵庭贵在与严福才借钱。喝酒就只是碰杯，没有划拳、打牌。我与死者不认识，当天我是第一次看到死者。对于原告的诉请，我不认识死者，后来喊去调解的时候我也表态了的，我只是同意补偿1000-2000元。
被告景思周辩称：严福才打电话给我去喝酒，我是下午才去的，去的时候就与他们喝了几杯酒，赵庭贵去借钱的时候我就走了的。过程与陈泰洪描述的差不多，对于原告的诉请，我在村委会调解的时候，我承认补偿2000元。交警队我没有去过做笔录。其他三人都去过的。
被告严福才、赵庭贵、陈泰洪、景思周未提供证据。
经审理查明本院认定的事实：原告周玉林系死周某荣之父、蒋道志周某荣之母、周杨坤、周靖周某荣子女，死周某荣死亡时与原告周杨坤、周靖法定代理人王忠翠已离婚，原告周玉林、蒋道志共生育周某荣等三个子女。2017年11月9日，被告赵庭贵、陈泰洪、景思周及死周某荣先后到达被告严福才小卖部，同日下午，因被告严福才过生日，被告严福才邀请赵庭贵、陈泰洪、景思周及死周某荣一起到家中吃饭，饭还没有熟，被告严福才将酒拿出，四被告及死者以摇骰子的方式喝酒，在吃饭期间，四被告及死者又以互相敬酒方式喝酒，至19：10分左右，被告严福才酒后在自家的沙发上休息，被告赵庭贵、陈泰洪、景思周及死周某荣先后离开被告严福才家中，在喝酒及离开过程中，四被告及死周某荣未互相提示和劝阻。后死周某荣驾喜马牌XM150贵Ｅ×××××6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安龙县栖凤街道办事处红岩湾处发生交通事故，经120急救中心医务人员到达事故现场，抢救时发周某荣已死亡，于是医务人员向交警部门报警。2017年12月4日，经黔西南州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死周某荣死亡时的血液中检出乙醇含量231.39㎎/100ml，12月7日，经贵州省安龙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检验报告，认周某荣因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颅脑机能障碍死亡。2017年12月21日，安龙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死周某荣醉酒后驾驶车辆，其违法行为对事故的发生起决定性作用，是造成本次道路交通事故的全部原因，在本次事故中负全部责任。
另查明，死周某荣于2016年7月4日起安龙县××办事处杨柳街街承租王龙飞房屋从事餐饮业，死时工作安龙县尚水尚城保安。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原被告的陈述、原告提供的身份证、户口簿复印、离婚证、证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交警队询问笔录、黔西南州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文书安龙县城镇规划图、营业执照正、副本，食品经营许可证、租房合同附卷印证，经本院综合认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四被告是否对死周某荣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严福才邀请赵庭贵、陈泰洪、景思周周某荣一起到家中吃饭，期间拿出酒一起喝酒，被告严福才行为符合传统习俗礼仪，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但四被告周某荣一起共同喝酒，互相间有提示或劝阻的义务，从各被告的陈述及本院查明的情况看，四被告喝酒期间至各自离开，互相间并未提示或劝阻，因此，四被告有一定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喝酒过程中周某荣作为成年人，喝酒的多少自已应能够自控，其醉酒后驾驶车辆离开的违法行为对事故的发生起决定性作用，是造成其死亡的主要原因，主要过错在周某荣。
对原告请求的周某荣死亡产生各项目损失计算：
一、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同时根据《2017年贵州省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及计算标准》的规定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6742.62元/年，支持原告死亡赔偿金为（26742.62×20）534852.4元。
二、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同时根据《2017年贵州省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及计算标准》的规定贵州省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53094元（丧葬费26547元，4424.5元／月算），支持原告丧葬费应为26547元。
三、原告请求的被扶养人的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及《2017年贵州省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及计算标准》的规定，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9201.68元/年，但原告请求其父抚养费按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7533.29标准计算，应予准许。对原告请求的扶养费，原告周杨坤扶养年限为4年、周靖为9年、周玉林为20处、蒋道志为18年，前4年每年的扶养费为（7533.29×2÷2+7533.29×2÷3）12555.48元，年赔偿总额累计已超过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7533.29元，只能按7533.29元计算；4至9年每年的扶养费为（7533.29÷2+7533.29×2÷3）8788.8元，年赔偿总额累计已超过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7533.29元，只能按7533.29元计算；9年至18年每年的扶养费为（7533.29×2÷3）5022.2元，18年至20年每年抚养费为（7533.29÷3）2511.1元，支持抚养费总计为（4×7533.29+5×7533.29+9×5022.2+2×2511.1）118021.6元。
五、精神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原告之女死亡后，客观上给原告带来了较为严重的伤害，使原告的生活、身心遭受了一定的打击，其受伤后精神上受到一定的损害，但考虑到原告方本身有主要过错，可酌情支持5000元。
五、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规定，可酌情支持1000元。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同时参照贵州省统计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各项的损失范围计算如下：
一、死亡赔偿金534852.4元。
二、丧葬费26547元。
三、被扶养人的生活费118021.6元。
四、精神抚慰金5000元。
五、交通费1000元。
上述各项赔偿项目总计685421元，由被告严福才、赵庭贵、陈泰洪、景思周承担5%的赔偿责任计34271.05元，由原告周杨坤、周靖、周玉林、蒋道志自行负担651149.95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十八条“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为单位，该单位分立、合并的，承继权利的单位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但侵权人已支付该费用的除外。”、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本次事故中因周起荣死亡产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精神抚慰金、交通费共计685421元，由被告严福才、赵庭贵、陈泰洪、景思周赔偿原告周杨坤、周靖、周玉林、蒋道志34271.05元，由原告周杨坤、周靖、周玉林、蒋道志自行负担651149.95元。
二、驳回原告周杨坤、周靖、周玉林、蒋道志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给付内容,限义务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自动履行。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97元，由被告负担严福才、赵庭贵、陈泰洪、景思周负担100元，原告周杨坤、周靖、周玉林、蒋道志负担89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提出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权利人可在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判员 岑 飞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九日
书记员 韦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