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豫0391行初12号
原告李九龙，男，汉族，1962年4月14日出生。系楚海波之父。
原告楚芳，女，汉族，1969年9月27日出生。系楚海波之母。
委托代理人孙瑞红、杨欢，河南森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宜阳县公安局，住所宜阳县北城区。
法定代表人张磊强，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志会，系该局政治处主任。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姚晖，河南金晖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被告洛阳市公安局，住所洛阳市西工区。
法定代表人李保兴，局长。
委托代理人袁富明，系该局民警。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刘世军，河南坤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李九龙、楚芳诉被告宜阳县公安局、洛阳市公安局行政确认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2016年3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楚芳及原告李九龙、楚芳共同委托代理人杨欢、孙瑞红，被告宜阳县公安局委托代理人陈志会、姚晖，被告洛阳市公安局委托代理人袁富明、刘世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九龙、楚芳诉称，2015年5月23日晚，钱鹏飞、楚海波、郭某与闫某一行人在洛阳市宜阳县滨河公园大门口，因闫某自主翻过栏杆玩水，不慎落入水中，楚海波、钱鹏飞当即跳入水中对原告进行施救，最终楚海波、钱鹏飞二人不幸溺亡。2015年11月3日被告宜阳县公安局作出了编号2015001号见义勇为调查结果通知书，认定楚海波的救人行为不属于见义勇为。2016年1月14日被告洛阳市公安局作出了编号2016001号见义勇为复核结果通知书，认定楚海波的救人行为不属于见义勇为。二原告认为，依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意见的通知》的相关规定，楚海波的救人行为应当认定为见义勇为。为了维护二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1、依法撤销宜阳县公安局作出的编号2015001号及洛阳市公安局作出的编号2016001号见义勇为调查结果通知书，并认定楚海波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宜阳县公安局辩称，1、事故发生的那天晚上，钱鹏飞、楚海波、闫某、郭某四人的外出游玩活动，是由钱鹏飞和楚海波组织和发起的，活动的内容、地址，也都是由钱鹏飞和楚海波安排和决定的。2、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在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或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里的侵权责任，就是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引发的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因民间自发的聚会、出游等活动而引发的侵权纠纷时，也应适用该条款，即是民间自发组织的聚会和出游，作为组织者也应有安全保障义务。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述规定均说明，作为此活动组织者、安排者的钱鹏飞和楚海波，是有义务保障被邀请人闫某、郭某在活动期间的安全的。3、钱鹏飞和楚海波邀请、组织和安排闫某、郭某到不安全的地方游玩，且又提出饮酒，这些行为均会不同程度的增加在活动中危险行为的发生。另当闫某坐在河边的护栏上休息时，其未劝止，当闫某跨过护栏下水去戏水时，也更不及时制止，所以才造成了闫某落水的后果。4、闫某的落水，与钱鹏飞和楚海波的制止不力、措施不力以及未最大限度的尽到保障义务的行为之间，是有一定关系的，因此应承担相应责任。既然钱鹏飞、楚海波对闫某在法律上有安全保障的义务，那么在道义上也更应有救助的义务，其不符合见义勇为的主体。综上，被告才未认定二原告儿子为见义勇为。我局的认定符合案件的事实和法律，且符合客观实际，应依法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洛阳市公安局辩称，1、我局不是适格的被告。在被告宜阳县公安局作出不予认定的结论后，原告向我局申请进行复核，依据河南省公安厅政治部豫公政（2010）226号（通知）《关于河南省见义勇为行为确认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我局受理了复核申请，调取了被告宜阳县公安局针对钱鹏飞落水溺亡事件的全部案卷材料，并听取了专题汇报，对事件的全部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征求了专家意见，经过多次研究，认为原告的儿子钱鹏飞在这次落水救人的事件中，是有救助义务的。依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2）39号）精神，认为钱鹏飞的行为不符合见义勇为的认定标准。作出了维持被告宜阳县公安局调查结论的复核意见。按照上级的通知精神进行的复核行为，该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依据《行政诉讼法》第26条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及依据2015年4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原告只起诉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复议机关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追加被告。原告不同意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另一机关列为共同被告。其均确认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而在本案中，我局作出行政复核结果，并非是行政复议行为。2、我局作出的复核结果符合事实和见义勇为认定标准。关于见义勇为的认定为国家对公民在法定职责、法定义务之外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人身、财产安全挺身而出的见义勇为行为，依法予以保护。其认定为见义勇为行为的关键就是是否存在法定职责、法定义务。而在整个事件中，钱鹏飞、楚海波与闫某、郭某之间存在邀约出行、共同饮酒的行为，而在该行为中，钱鹏飞、楚海波对闫某、郭永阁负有安全保障义务。2015年5月23日下午18时左右，钱鹏飞、楚海波给闫某打电话邀约闫某、郭某共同外出游玩，晚上20点左右在钱鹏飞家的凉皮摊位，闫某和郭某找到钱鹏飞、楚海波后，钱鹏飞购买了凉菜，四人骑摩托车前往同力桥南头，到达时已是晚上21点左右，钱鹏飞、楚海波安排闫某、郭某去购买了烤面筋、板筋及一件啤酒，走到滨河公园大门口，下到洛河边吃菜喝酒，可见钱鹏飞、楚海波是此次活动的组织者、发起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其所述的侵权责任，是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引发的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因民间自发的聚会、出游等活动而引发的侵权纠纷时，也应适用该条款。即是民间自发组织的聚会和出游，作为组织者也是应当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上述规定均说明，作为这次活动组织者、安排者的钱鹏飞、楚海波，是有义务保障被邀请人闫某、郭某在活动期间的安全的。另四人外出游玩的内容、地址，都由钱鹏飞、楚海波安排和决定。钱鹏飞、楚海波邀请、组织和安排闫某、郭某到不安全的地方游玩，邀请的时间是傍晚，到达宜阳县时已经是夜晚21点多，且又提出饮酒，这些行为均会不同程度的增加在活动中危险行为的发生。在路上，闫某、郭永阁对去何处并无所知，还提出异议。最主要的是，宜阳县洛河水面，每年都有人员溺水，钱鹏飞、楚海波不可能不知，在闫某作出一系列危险行为时，其不及时制止，才造成了闫某落水的后果。既然钱鹏飞、楚海波对闫某在法律上有安全保障的义务，那么在道义上也更应有救助的义务，其不符合见义勇为的主体。综上我局认为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李九龙、楚芳未提交证据。
被告宜阳县公安局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二原告于2015年5月28日所提交的、关于要求认定其儿子楚海波为见义勇为的申请书共1页；2、二申请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共2页；3、二申请人及其亡故儿子的户口本复印件共3页；4、二申请人的委托书共1页；5、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致函共1页；6、受委托律师张红旗的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共1页；7、《见义勇为行为调查结果通知书》共1页；第一组证据证明我局认定的程序是合法的。第二组证据1、宜阳县公安局锦屏镇派出所在原告申请认定时，于2015年5月26日给申请人所出具的证明共1页；2、宜阳县公安局锦屏镇派出所于2015年5月24日询问证人郭某的笔录及《证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共5页；3、宜阳县公安局锦屏镇派出所于2015年5月24日询问证人闫某的笔录及其《证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共4页；（以上3份书证，均是二原告在申请认定时自己所提交。）4、我局政治处于2015年8月7日再次对证人郭某的询问笔录共5页；5、我局政治处于2015年8月7日再次对证人闫某的询问笔录共6页；第二组证据证明钱鹏飞、楚海波对闫某在法律上有安全保障的义务，在道义上也更有救助的责任。因此不符合见义勇为的主体。第三组证据1、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2）39号；2、《侵权责任法》37条及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
原告李九龙、楚芳对被告宜阳县公安局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没有异议。对证据二中第1、2组没有异议；对第3、4、5组有异议，案件事实的认定存在异议。楚海波和钱鹏飞是否给闫某打电话不能证明，询问笔录也不能证明二人是组织者和发起者。关于饮酒事实增大了风险的说法有异议，饮酒风险仅凭闫某和郭某的证言无法认定。对证据三，依据其法律规定不能说明二人对闫某是负有保障义务。
被告洛阳市公安局对被告宜阳县公安局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被告洛阳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原告楚芳提交的关于要求认定其儿子为见义勇为的复核申请书共1份；2、《见义勇为行为复核确认审批表》共1份；3、河南省见义勇为基金会洛阳分会《调查意见》共1份；4、洛阳市公安局《见义勇为复核结果通知书》存根共2份；5、二原告李九龙、楚芳的委托书共1份；6、EMS快递单及查询单共2份。第一组证据证明我局根据原告的复核申请作出了复核结果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第二组证据1、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2）39号；2、《侵权责任法》37条及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3、河南省公安厅政治部（通知）豫公政（2010）226号关于河南省见义勇为行为确认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组证据证明我局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复核并作出复核结论。
原告李九龙、楚芳对被告洛阳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没有异议。对证据二有异议，二被告引用《侵权责任法》第37条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解释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该规定不适用于本案。
被告宜阳县公安局对被告洛阳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经审理查明，2015年5月23日下午18时左右，钱鹏飞、楚海波给闫某打电话邀约闫某、郭某共同外出游玩。晚上20点左右在钱鹏飞家的凉皮摊位，闫某和郭某找到钱鹏飞、楚海波后，钱鹏飞购买了凉菜，四人骑摩托车前往宜阳县同力桥南头。到达时已是晚上21点左右，钱鹏飞、楚海波安排闫某、郭某去购买了烤面筋、板筋及一件啤酒，走到滨河公园大门口，下到洛河边吃菜喝酒。21点30分左右，闫某跨过护栏去河边戏水，不慎滑倒落入水中。楚海波、钱鹏飞先后跳入河中对闫某进行施救，楚海波、钱鹏飞二人不幸溺亡。闫某被周围群众救出。
原告李九龙、楚芳于2015年5月28日提交要求认定其儿子楚海波为见义勇为的申请书。2015年11月3日，被告宜阳县公安局作出了编号2015001号见义勇为调查结果通知书，以钱鹏飞、楚海波对闫某有安全保障的义务，更有救助的义务，不符合见义勇为的主体为由，认定楚海波下洛河滩救助落水同伴的行为不属于见义勇为。原告楚芳于2015年11月17日向洛阳市公安局提交复核申请书。2015年12月31日，河南省见义勇为基金会洛阳分会出具调查意见，认为楚海波、钱鹏飞对闫某具有安全保障的义务，虽然二人救人行为值得赞扬，但其行为不属于见义勇为。2016年1月14日，被告洛阳市公安局作出了编号2016001号见义勇为复核结果通知书，亦认定楚海波下洛河滩救助落水同伴的行为不属于见义勇为。
本院认为，国家对公民在法定职责、法定义务之外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人身、财产安全挺身而出的见义勇为行为，依法予以保护。社会需要呼唤见义勇为行为，时代需要倡导见义勇为精神。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楚海波、钱鹏飞先后跳入河中对闫某进行施救而溺亡，钱鹏飞、楚海波是否对闫某有安全保障的义务和救助的义务。本案钱鹏飞、楚海波邀约闫某、郭某共同外出游玩。钱鹏飞、楚海波作为民间自发活动的组织者，不为牟利，其仅仅是进行了组织行为。组织者在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情况下，只要尽到适当的安全保障义务即可，不宜对民间自发活动的组织者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要求过高。民间自发活动的参加人闫某、郭某均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其对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应当有所预见。被告宜阳县公安局、洛阳市公安局均认为钱鹏飞、楚海波对闫某有安全保障的义务，因而有救助的义务，因其提交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故原告要求撤销宜阳县公安局作出的编号2015001号见义勇为行为调查结果通知书及洛阳市公安局作出的编号2016001号见义勇为行为复核结果通知书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原告要求认定楚海波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的诉讼请求，因该请求属于行政权范畴，人民法院并不能代替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故对该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宜阳县公安局作出的编号2015001号见义勇为行为调查结果通知书及被告洛阳市公安局作出的编号2016001号见义勇为行为复核结果通知书；
二、驳回原告李九龙、楚芳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50元，由被告宜阳县公安局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一式九份，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小平
人民陪审员 王艺博
人民陪审员 白利新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苏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