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2民终19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大唐河南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民生路3号。法定代表人：卫青波，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倪连福，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坤，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铁物贸（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法定代表人：胡世建，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涛，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屹，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国投华中煤炭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新能源产业集聚区。法定代表人：钟荣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文宪，北京金城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开，北京金城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唐河南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铁物贸（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公司）、原审第三人国投华中煤炭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5年丰民（商）初字第121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大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倪连福、袁坤，被上诉人中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涛、程屹，原审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文宪、张开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大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2013年8月7日、9月4日、11月5日，大唐公司与中铁公司签订了3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以下简称《购销合同》），该交易的实际操作流程是：由大唐公司向上游企业湖北畅联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畅联公司）或武汉维明达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明达公司）支付货款、购买煤炭，向中铁公司指定的武汉子含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含公司）进行货权交接，由子含公司将货款支付给中铁公司，中铁公司支付给大唐公司，大唐公司支付给畅联公司或维明达公司。大唐公司在履行《购销合同》过程当中，前后共计向畅联公司或维明达公司采购煤炭81465.67吨，支付货款46838572.4元，并将全部货物交付给中铁公司指定的子含公司，子含公司已经确认收到了全部货物，并将全部货款支付给中铁公司，中铁公司仅向大唐公司支付部分货款37638033.9元，仍有9444838.65元未支付。中铁公司与国投公司和维明达公司之间以订金方式支付借款50000000元，该订金在到期日以现款或者承兑汇票偿还，按月固定收取750000元差价，与货物交接、货物质量没有关系，年利率为18%，中铁公司的法务部长张清华在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以下简称海淀分局）询问时明确表示该50000000元不作货款使用，而对于中铁公司与国投公司及维明达公司之间的借款事实大唐公司毫不知情。一审证据除在大唐公司与中铁公司的《购销合同》中表述大唐公司基于国投公司委托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在大唐公司与国投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的约定，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大唐公司与中铁公司这3份《购销合同》的法律后果、权利义务由国投公司承担。事实上，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大唐公司与国投公司均明确否认存在委托关系，而且《购销合同》的签订、履行、权利、义务、所有法律后果都是由大唐公司承担。通过上述事实可以看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一审法院判决结果错误，严重损害了大唐公司的合法权益。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大唐公司没有供货，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大量证据证实，大唐公司已经将全部货物81465.67吨交付给中铁公司指定的子含公司，子含公司给中铁公司出具的关于收货确认及煤质化验的函已经明确确认收到大唐公司交付的货物。由于子含公司是中铁公司指定的收货客户，因此子含公司收到货物，就应视为中铁公司收到货物。而且，大唐公司为了履行交货义务，已经向上游供货单位畅联公司和维明达公司支付了全部货款。子含公司也已经向中铁公司支付了全部货款。中铁公司应按照《购销合同》约定履行其付款义务。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大唐公司没有供货完全违背了本案的事实和证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而且，在一审现有证据已经证明中铁公司指定的收货单位子含公司已经收到大唐公司交付的全部货物的情况下，如果中铁公司仍坚持认为其没有收到货物，一审法院应要求中铁公司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而不应当由大唐公司继续无止境地承担举证责任。二、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大唐公司与国投公司存在委托关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判决认为大唐公司和国投公司存在委托关系，大唐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判决的上述认定严重违反了本案的基本事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关于委托关系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大唐公司与国投公司存在委托关系，主要事实依据是《购销合同》第八条第3项的约定：“出卖人受国投公司委托向买受人出售原煤。”一审法院判决仅仅依据该条约定就认定大唐公司和国投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是错误的。根据《合同法》关于委托合同的基本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委托人与受托人存在委托关系应具有3个基本法律特征。一是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的约定，不论是书面约定还是口头约定，如果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没有达成委托事项的一致意思表示，就不能认定他们之间存在委托关系，更不能仅凭委托人与受托人之外的第三方的只言片语的约定就简单认定委托人与受托人存在委托关系，而不考虑《购销合同》的签订、履行以及法律后果承担的全面事实情况。本案的全部事实和证据都能证明大唐公司和国投公司之间没有委托关系的约定，国投公司也一直否认存在委托关系并进行过委托。而本案中《购销合同》第八条第3项约定仅是大唐公司与中铁公司之间的约定，并不是大唐公司和国投公司之间关于委托关系的约定。一审法院仅凭大唐公司与中铁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中一句话就认定大唐公司与国投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是完全错误的。二是受托人签订、履行《购销合同》的所有法律后果均应由委托人承担。从本案的事实和证据看，大唐公司与中铁公司签订、履行《购销合同》的全部法律后果均由自己承担，并不是由国投公司承担。因此，一审法院仅因为大唐公司和中铁公司上述条款就认定大唐公司和国投公司之间有委托关系是错误的。三是受托人执行委托事务过程当中应按照委托人的指示进行，而且要向委托人汇报工作。本案事实证据证明，大唐公司所有《购销合同》的签订、履行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表示进行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大唐公司接受过国投公司的任何指示并向其汇报工作。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大唐公司和国投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违反了《合同法》关于委托关系的法律规定和上述三个基本特征，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中铁公司支付给国投公司及维明达公司的50000000元订金，实质是变相借款，目的是收取固定高额利息，与大唐公司无关。本案证据证实，中铁公司支付给国投公司的50000000元订金固定不作为货款使用，该订金在到期日以现款或者承兑汇票偿还，按月固定收取750000元差价，年利率达到18%，该订金与货物交接、货物质量没有关系。大唐公司对此毫不知情，更没有参与，而且大唐公司与中铁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中没有任何关于订金的约定。据此可以看出上述50000000元订金实质是中铁公司与国投公司及维明达公司之间的变相借款，与大唐公司无关。中铁公司的目的是赚取年化接近20%的固定高额利息。中铁公司早在与国投公司签订《煤炭买卖中长期合同》（合同编号：ZTWM-GJMY-MT-X-2013-004）（以下简称《中长期合同》）并据此支付50000000元订金之前，就以中平能化集团湖北平鄂煤炭港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鄂公司）为过桥，为维明达公司进行融资，收取固定利息。中铁公司与维明达公司之间早已存在融资交易，并非中铁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所说不知维明达公司的存在。四、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大唐公司的诉讼请求严重违反了公平原则，损害了大唐公司的合法权益。首先，从上述本案基本事实可以看出，大唐公司已经向上游企业支付了46838571.59元货款，并且已经向中铁公司指定的子含公司交付了货物，子含公司已经将全部货款包括每月750000元的固定利息全部支付给了中铁公司，而中铁公司仅向大唐公司支付了37638033.9元货款，仍有9444838.65元未支付，一审法院驳回大唐公司的诉讼请求使大唐公司9444838.65元的货款无法得到追偿，实际遭受了9444838.65元的损失。大唐公司在与中铁公司签订的3份《购销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仅获得了很少的利润，却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严重不公平。其次，大唐公司在《购销合同》履行过程当中，对中铁公司支付的50000000元订金毫不知情。中铁公司以支付订金为名，实际进行变相借款，以获取固定的高额利息，年利息高达近20%，中铁公司是故意而为，具有重大过错，应由自己和相关责任人承担后果，而不应由毫不知情的大唐公司变相承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大唐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上变相让大唐公司承担了对中铁公司的50000000元借款的偿还责任。这样的一审法院判决即违反了过错与责任相适应基本常理，更严重违反了民法的公平原则。此外，一审法院在审理此案过程当中存在程序违法问题。本案事实和法律关系复杂，应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而一审法院却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此案，并且审理期限长达2年9个月，严重违反了简易程序不得超过3个月审理期限的法律规定。中铁公司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国投公司述称，对一审法院判决有意见，但是没有上诉。大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铁公司立即支付煤款9444838.65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9444838.65元为基数，自2013年11月30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2.中铁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7日、9月4日、11月5日，出卖人大唐公司与买受人中铁物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贸易公司）先后签订《购销合同》3份，约定：大唐公司向中铁贸易公司销售原煤，含税金额分别为12587400元、15880200元、18757200元，总计47224800元。3份《购销合同》均约定：款到后3日内交货；交货地点为大唐公司场内，出卖人按照买受人的要求发货；买受人支付货款方式为现款或承兑，若采用银行承兑付款，买受人按照当期银行贴现利率承担贴息；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货款后，出卖人根据买受人《销售单》上的出库指令，向买受人指定客户进行货权交接；出卖人在收到买受人的货款后，在5个工作日内向买受人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如发生纠纷，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均可向合同签署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本合同基于买受人与国投公司签订的《中长期合同》，出卖人受国投公司的委托向买受人供应原煤。自2013年8月28日至2013年11月28日，中铁贸易公司共向大唐公司转账付款7次，累计金额37638033.9元。2013年10月至11月，中铁公司向大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累计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47082872.55元。2014年6月30日，大唐公司向中铁贸易公司发送企业询证函，写明中铁公司尚欠大唐公司应收账款9444838.65元，中铁公司于2014年7月18日复函予以确认。同时，中铁贸易公司写明：往来余额一致，但该往来账目余额是执行我公司与国投公司《中长期合同》所产生的，双方往来账目为此《中长期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截止2014年6月30日，国投公司往来账目欠我公司5000万多元，应进行调账处理。2015年1月22日，中铁贸易公司向大唐公司发送审计询证函，载明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中铁贸易公司尚欠大唐公司应付款项9444838.65元，大唐公司盖章确认。一审法院另查：中铁贸易公司认为国投公司在与其签订及履行煤炭买卖过程中涉嫌刑事诈骗，已经向海淀分局报案。2015年5月26日，该案由海淀分局立案侦查。至本一审法院判决作出前，该案尚未告破。对涉及案件焦点的争议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关于大唐公司提交的3份会计凭证及3份大唐公司燃料销售结算单，用以证明大唐公司累计向中铁贸易公司供应煤炭价款总计47082872.55元。中铁贸易公司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系大唐公司单方制作，未经中铁贸易公司确认，一审法院不予采信。2.关于中铁公司提交的《中长期合同》、银行承兑汇票、领取银行承兑汇票收款收据、往来款询证函（编号QTYF001），用以证明：1.中铁贸易公司与国投公司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中铁贸易公司为长协订货商，国投公司为平台供应商，支付货款应当向国投公司进行；2.中铁贸易公司开具了以国投公司为收款人的5张共计500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3.国投公司认可欠中铁公司50000000元。大唐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表示无法核实，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已经由合同相对方或证据中反映的利害关系人国投公司予以认可，大唐公司虽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交相应证据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另，本案一审诉讼过程中，中铁贸易公司被中铁公司吸收合并。一审法院根据上述确认的证据补充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7月1日，出卖人国投公司（平台供应商）与买受人中铁贸易公司（长协订货商）签订《中长期合同》，约定：2013年月度贸易额约25000000元，年度贸易总额约150000000元，2014年月度贸易约30000000元，年度贸易总额约360000000元（煤炭价格暂按600元/吨计算）；交货方式：出卖人指定买受人的下游买受客户（现货采购商），出卖人与现货采购商直接完成货物交收，现货采购商向长协订货商出具收货凭据。煤炭质量、数量以平台供应商与现货采购商共同指定的化验机构化验和过衡计量结果为计价和结算依据。货权交割、质量、数量异议与长协订货商无关；货款回收：出卖人指定现货采购商每月在提货前3日向长协订货商的指定账户支付当月货款，长协订货商在收款后1个工作日内向平台供应商支付当月货款。货款回收责任与长协订货商无关；长协合同订金：长协合同订金确定为伍仟万元，以6个月银行承兑方式支付，合同到期次日以现款或不超过承兑到期日的银行承兑退还，如不能按期退还订金，则按照0.05%/日收取出卖人违约金；进销差价：长协订货商每月进销差价总额750000元（含税，下同），考虑资金成本变动及双方长期合作等因素，进销差价随人民银行基准利率上调而适度上调，如利率下调进销差价维持不变；发票开具：一票结算，每月一结。每月底出卖人通知长协订货商以当月市场成交价向现货采购商开具增值税发票，出卖人在此发票总金额的基础上减去750000元后向长协订货商开具增值税发票；合同期限两年：2013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双方还对其他权利义务做了约定。当日，中铁贸易公司向国投公司开具金额总计为500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上述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为2014年1月1日。2013年8月27日，国投公司向中铁贸易公司发送《关于结算单位变更的函》，写明：我司与贵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合同编号：ZTWM-GJMY-MT-X-2013-004）因业务需要，特确认变更如下：结算单位：大唐公司。此后，双方通过往来款询证函共同确认，截至2013年12月31日，国投公司欠中铁贸易公司预收款50000000元。2015年1月6日，双方再次通过往来款询证函确认，截至2014年12月31日，国投公司欠中铁公司50000000元，且中铁贸易公司在签章处备注“以上金额不含违约金”。另，国投公司（买受人）向一审法庭提交了其与案外人维明达公司（出卖人）签订的《煤炭买卖中长期合同》（编号为2013-001），约定：2013年月度贸易额约25000000元，年度贸易总额约150000000元，2014年月度贸易约30000000元，年度贸易总额约360000000元（煤炭价格暂按600元/吨计算）；交货方式：出卖人直接将货物交给出卖人指定的收货人，煤炭质量、数量以平台供应商与现货采购商共同指定的化验机构化验和过衡计量结果为计价和结算依据。货物交割、质量、数量异议与长协订货商无关；货款回收：出卖人指定收货人每月在提货前3日向买受人支付当月货款，买受人在收款后当日内向出卖人支付当月货款（节假日顺延）。货款回收责任与长协订货商无关；长协合同订金：出卖人安排收货人将伍仟万元付给买受人，买受人再将该款项付给出卖人。该款项由出卖人与收货人共同负责，与买受人无关。该订金在合同到期次日以现款或不超过承兑到期日的银行承兑退还，如不能按期退还订金，则按照0.05%/日收取出卖人违约金；进销差价：买受人每吨进销差价3元（含税）；发票开具：一票结算，每月一结。合同期限两年：2013年6月至2015年6月。双方还对其他权利义务作了约定。国投公司亦提交了5张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用以证明其于2013年7月2日即将上述银行承兑汇票背书给维明达公司。上述银行承兑汇票上写有：“原件已收。张文辉。”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公司合并时，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应当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或者新设的公司承继。中铁贸易公司被中铁公司吸收合并，其债权债务应当由中铁公司承继。本案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法律问题，以下分别予以论述：一、大唐公司与中铁公司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大唐公司与中铁贸易公司之间确实签订了《购销合同》，对3份《购销合同》的真实性双方均予认可，从形式上看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第二，大唐公司与中铁贸易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中能够清楚显示，其是受国投公司的委托向中铁贸易公司供应货物，也作为国投公司的受托人接收了中铁贸易公司的货款，但大唐公司却否认自己是国投公司的受托人，一审法院对其陈述不予采纳；第三，对于中铁贸易公司、国投公司以及维明达公司之间存在的合同关系，没有证据显示大唐公司是明知的；第四，国投公司述称，中铁贸易公司与维明达公司之间的借款，是通过其过桥实现的，没有证据显示该事实与大唐公司有关；第五，中铁贸易公司辩称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国投公司涉嫌诈骗，公安机关也已立案，但不能证明大唐公司与该犯罪行为有关，因此，对于中铁公司关于大唐公司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该案涉嫌刑事犯罪的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大唐公司与中铁贸易公司之间应为买卖合同关系，应按买卖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处理。该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应依约履行。二、大唐公司是否依据《购销合同》履行了供货义务。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大唐公司为证明其履行了供货义务，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燃料销售结算单》予以佐证，该证据系大唐公司单方制作，中铁公司又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大唐公司借此用以证明的事实亦不予确认；第二，经一审法院多次询问，大唐公司始终无法说清楚货物的来源、存放地点、交货地点等信息，中铁公司也多次表示未收到大唐公司的供货；第三，中铁贸易公司虽然向大唐公司支付了货款，但中铁贸易公司是按照国投公司的指示向大唐公司付款，并不能以此反推大唐公司向中铁贸易公司提供了货物。综上，大唐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向中铁贸易公司履行了《购销合同》约定的供货义务。三、中铁贸易公司是否应向大唐公司支付货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从大唐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可以看出，大唐公司是受国投公司的委托向中铁贸易公司提供货物，在大唐公司提供的企业询证函上，中铁贸易公司明确写明，认可往来余额一致，但认为该余额是执行其与国投公司之间的《中长期合同》，应进行调账处理，中铁公司并不认为应向大唐公司支付货款；第二，作为大唐公司的委托人，国投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也未要求中铁公司向其或者向大唐公司支付货款，而是认为应由中铁公司直接向其追偿50000000元预付款。综上，中铁贸易公司不应向大唐公司支付货款。综上所述，大唐公司要求中铁公司给付煤款9444838.65元及相应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大唐河南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其中大唐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畅联公司向大唐公司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1张，欲证明大唐公司向畅联公司采购煤炭24215.91吨，总货款共计12484028.08元，畅联公司直接向大唐公司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未向国投公司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说明大唐公司与国投公司并不存在委托关系；证据二、中国银行郑州新区支行营业部对账单，欲证明大唐公司于2013年8月28日向畅联公司支付煤炭货款12484028.08元，前述煤炭货款系由大唐公司自己支付，而不是由国投公司支付，进而说明大唐公司与国投公司没有委托关系；证据三、维明达公司向大唐公司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4张，欲证明大唐公司向维明达公司采购煤炭26518.35吨，总货款共计15751899.90元，维明达公司直接向大唐公司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未向国投公司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说明大唐公司与国投公司并不存在委托关系；证据四、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支取凭证5份，欲证明大唐公司分别于2013年9月27日、10月10日、10月11日、10月25日、10月29日向维明达公司合计支付煤炭货款15751899.90元，进而说明大唐公司与国投公司没有委托关系；证据五、维明达公司向大唐公司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7张，欲证明大唐公司向维明达公司采购煤炭30731.41吨，总货款共计18602644.42元，维明达公司直接向大唐公司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未向国投公司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说明大唐公司与国投公司并不存在委托关系；证据六、银行承兑汇票4张及收据2张，欲证明大唐公司分别于2013年12月24日、2014年3月11日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向维明达公司合计支付煤炭货款18602644.42元，前述款项系大唐公司自己支付，而不是由国投公司支付，进而说明大唐公司与国投公司没有委托关系。中铁公司对大唐公司提交的前述证据认为：证据一、证据二的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但真实性无法核实，因为中铁贸易公司没有参与；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属于财务凭证，而且是维明达公司与大唐公司之间的，证明武汉维明达公司与大唐公司之间关系密切，说明不了中铁贸易公司和武汉维明达公司之间的关系；证据六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中铁贸易公司不知道大唐公司采购煤炭的事情，与本案也无关联性，银行承兑汇票也可以先给银行承兑汇票后拿钱，所以也不能证明资金状况。国投公司对大唐公司提交的前述证据称：对证据一、证据二不了解不发表意见，对证据三、证据四不了解但表示关注，对证据五、证据六不了解在另案中再质证。其中中铁公司提交如下证据：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2815号民事裁定书，欲证明国投公司与平鄂公司之间关系密切，不仅相互关注，并且相互协助、提供材料；中铁贸易公司不认识维明达公司及维明达公司的任何人，中铁公司去谈判被录音，说明中铁公司不知情，中铁公司只是去催款，被大唐公司对如此简单的事情进行录音，不符合常理；中铁公司一直以为是参加一项贸易，不知道中铁贸易公司的钱被平鄂公司拿给维明达公司。大唐公司对中铁公司提交的前述证据认为，中铁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需要核实，该证据不完整，仅仅是申诉民事裁定书，没有一、二审民事判决书，不能反映全案的事实，此案件的主体是平鄂公司与中铁贸易公司之间的案件，从整个民事裁定书看，并没有关于中铁贸易公司的任何表述，所以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证明了中铁公司与畅联公司、维明达公司早在大唐公司与中铁贸易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之前就有长期的往来，不像中铁公司所说的不知情，该民事裁定书的结果无论是申诉人胜诉还是败诉，与本案都没有关联性，因为两个案件事实、证据均不同。国投公司对中铁公司提交的前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认可，与本案不具有可比性，在该案中很多证据、很多真实情况平鄂公司没有机会向法院举证。该案民事裁定书出具的时候并没有取得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中铁公司向公安机关的报案材料，中铁公司在公安机关陈述平鄂公司也是不知情的。此外，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其中国投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中铁贸易公司与武汉华懋康乾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懋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欲证明合作协议系中铁贸易公司与华懋公司串通针对国投公司煤炭业务签订，直接约定了中铁贸易公司与国投公司开展业务的基本模式，合作协议签订于中铁贸易公司与国投公司的《中长期合同》之前，合作模式为华懋公司为承继中铁贸易公司业务，具体负责联系国投公司煤炭采购销售业务、落实具体操作细节并保证每月进销差价750000元，中铁贸易公司只负责货款流转并每月赚取750000元的固定差价，基于此合作中铁贸易公司支付给国投公司50000000元订金，并可按每月0.8%收取资金占用费，其实质是借贷关系；证据二、证据三分别为中铁贸易公司向海淀分局提交的报案材料和海淀分局经侦大队的询问笔录，欲证明2013年下半年因维明达公司陷入困境，华懋公司的彭正乔向维明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姜维表示，可以从中铁贸易公司搞到资金，彭正乔等找到中铁贸易公司法定代表人肖纯表示可帮助中铁贸易公司开展煤炭业务，并详细讲解了业务基本模式，中铁贸易公司同意，中铁贸易公司提出上游企业必须是有实力的国企，后找到国投公司让作为上游企业与中铁贸易公司签订《中长期合同》，国投公司只起到一个过桥作用，针对国投公司的煤炭业务，中铁贸易公司与华懋公司串通骗取国投公司过桥签订合作协议，并在合作协议中同时约定了中铁贸易公司与国投公司开展业务的基本模式，50000000元一直是维明达公司使用，国投公司只是起到一个过桥作用；证据四、证据五分别为中铁贸易公司和中铁公司的起诉书和起诉状，欲证明50000000元纠纷已另案起诉国投公司，其中中铁贸易公司起诉一案已撤诉，该50000000元包含本案货款，本案的审理应以该案为依据。大唐公司对于国投公司的前述证据认为：证据一的真实性认可，不认为是虚假贸易，根据现有证据认为是真实贸易，如果中铁公司认为没有交货那么应该举证证明，大唐公司与中铁贸易公司之间是真实贸易，也存在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交货权等事实，中铁贸易公司与华懋公司存在串通的行为；证据二、证据三真实性认可，证明50000000元资金是变相借款，与大唐公司无关，与大唐公司和中铁贸易公司之间《购销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无关。对于证据四、证据五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案与本案没有关联，即使存在关联，也是该案应以本案的审理为前提和依据。中铁公司对国投公司提交的前述证据认为：证据一真实性认可，也认为系虚假贸易，中铁贸易公司被骗了，但公安机关认为不属于刑事案件，属于民事案件。证据二、证据三的意见同证据一的意见。对于证据四、证据五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国投公司已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审理期间的争议焦点有以下两个：一、大唐公司是否按照《购销合同》履行了供货义务；二、大唐公司是否享有要求中铁公司向其直接支付煤款的权利。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在本案中大唐公司与中铁贸易公司曾签有3份《购销合同》，但中铁公司称未收到大唐公司《购销合同》项下的供货，对于是否履行涉案《购销合同》项下的供货义务问题，一审法院及本院均询问大唐公司，但大唐公司始终无法说清《购销合同》项下货物的来源、运输方式、存放地点、交货地点、交接人员等情况。据此一审法院认定大唐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向中铁贸易公司履行了《购销合同》约定的供货义务并无不妥之处。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因中铁贸易公司与国投公司于2013年7月1日签订有《中长期合同》，同时中铁贸易公司与大唐公司分别于2013年8月7日、9月4日、11月5日签订有3份《购销合同》，其中3份《购销合同》中均约定“本合同基于买受人与国投公司签订的《中长期合同》，出卖人受国投公司的委托向买受人供应原煤”，且国投公司向中铁贸易公司作出《关于结算单位变更的函》亦写明：国投公司与中铁公司签订的《中长期合同》因业务需要特确认变更结算单位为大唐公司，此外在大唐公司提供的企业询证函上中铁贸易公司曾写明：认可往来余额一致，但认为该往来账目余额是执行中铁贸易公司与国投公司之间的《中长期合同》，应进行调账处理。为此根据现有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大唐公司系受国投公司的委托向中铁贸易公司供应煤炭并对大唐公司要求中铁公司向其给付煤款及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并无不妥之处。综上所述，大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4466元，由大唐河南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石 东审 判 员  孙 盈审 判 员  杨琳琳二〇一八年五月十日法官助理  张笑文书 记 员  贾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