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6民终25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虞市越通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大三角开发区7幢1楼。组织机构代码59286699-0。
法定代表人：周广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学军、方贤君，浙江法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迪民，男，1966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锡明，浙江左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张静，女，1985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上诉人上虞市越通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通汽车）因与被上诉人徐迪民、原审被告张静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15）绍虞民初字第22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申请案外和解一个月，到期未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越通汽车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涉案车辆原车主是原审被告张静，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材料也表明该车是按照二手车交易办理交易手续和车辆过户登记，对此事实，被上诉人徐迪民是明知的，且未提出异议，在交易过程中，被上诉人始终知道其交易对象是张静，故涉案车辆买卖双方是被上诉人徐迪民与原审被告张静，一审认定涉案车辆的买卖双方是原告徐迪民与被告越通汽车，明显认定事实错误；二、上诉人在该车辆交易过程中，从未收到被上诉人的购车款，而是将该款交给原审被告张静，一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购车款没有事实依据；三、本案车辆已二次销售，该车辆的买卖双方是徐迪民与张静，要上诉人在二次销售中承担责任不合情理。上诉人在涉案车辆首次交易后对其使用情况无从知晓，更无隐瞒车辆的真实情况，一审认定上诉人以欺诈手段与被上诉人徐迪民订立合同，并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三倍购车款，保险费，车辆购置税系认定事实错误。
被上诉人徐迪民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张静未作答辩。
原审原告徐迪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原告与被告越通汽车的汽车销售合同（车辆型号：江铃牌JX6480T4，发动机号：E7P32069，车辆识别代码：JEFCJDBB1EHP53773）;2.判令被告越通汽车返还购车款12.90万元；3.判令被告越通汽车赔偿原告三倍购车款387000元，车辆购置税12001.15元，保险费6423.49元，合计405424.64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越通汽车承担，在庭审中原告增加一项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越通汽车承担鉴定支出的鉴定费19216元，鉴定中的拆装费4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12日，原告徐迪民因自己生活需要与被告越通汽车的经营者郑燕来（被告越通汽车的委托代理人）洽谈后，决定购买型号为江铃驭胜S350的汽车一辆，约定车辆价格为12.9万元，另由原告承担车辆购置税和保险费。协议达成的当天，原告支付了购车款129000元，被告越通汽车向原告开具了相应金额的收款收据，该收据同时注明“税和保险见票付款”。同日，涉案车辆投保了保险，并开具了付款人为被告张静的保险发票，金额为6423.49元。2015年8月13日，涉案车辆缴纳了车辆购置税和相应的滞纳金，发票纳税人为被告张静，金额为12001.15元。同日，原告在见到购置税及保险发票后支付了该两笔费用。涉案车辆在同日还办理了车辆初始注册登记和上牌手续，行驶证载明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车牌号为浙Ｄ×××××，所有人为被告张静，品牌型号为江铃牌JX6480T4，车辆识别代码为JEFCJDBB1EHP53773，发动机号码为E7P32069。2015年8月19日，原告随同被告越通汽车工作人员办理了车辆转移登记和上牌手续，过户后的行驶证载明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车牌号为浙Ｄ×××××，所有人为原告，品牌型号、车辆识别代码和发动机号码未变。当天涉案车辆通过二手车交易市场开具了统一发票，发票买方为原告，卖方为被告张静，车价合计为129000元。车辆过户后的第二天即2015年8月20日，原告在被告越通汽车处提到了涉案车辆，两被告在庭审中对该提车时间均无异议。原告经检查发现后车窗边贴纸、后尾门卡扣存在问题。郑燕来遂以“上虞江铃郑燕来”的名义向原告出具了证明一份，在证明中承诺上述问题在首保时予以修复。涉案车辆买卖无书面协议，除出具的证明外，无其他交付车辆的书面手续。2015年9月18日，原告徐迪民在对涉案车辆进行首保过程中发现，涉案车辆除证明记载的问题外，还存在后盖玻璃更换、后尾灯有明显飘漆、后尾门不密合左右高低不一、后尾门油漆重做和脱落、车身腐蚀等诸多问题。原告遂与被告越通汽车联系解决，但双方协商未果。原告于2015年10月8日通过12315专线，向绍兴市上虞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分局投诉，反映浙江江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绍兴分公司上虞专卖店在销售中存在的问题。2015年10月23日，被告越通汽车的委托代理人郑燕来作为浙江江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绍兴分公司（以下简称“绍兴江铃”）的代理人应诉，在绍兴江铃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中载明郑燕来的身份系“上虞店店长”。绍兴江铃在提交的答辩书中辩称：涉案车辆在销售时已告知原告为试乘试驾车，有700多公里数，在交付时原告已对车况进行了检查，发现的瑕疵已承诺在首保时予以修复。原告是在确认车况后支付的价款。经查询，车辆在江铃汽车OEM系统中只有一次强保记录，并无其他维修记录。本次车辆买卖是二手车交易，由二手车交易市场开具的发票为凭。在工商局应诉时，绍兴江铃还提交了被告越通汽车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等材料。另查明，被告越通汽车的经营范围包括江铃品牌汽车，二手车中介服务。郑燕来在庭审中陈述，其系被告越通汽车的实际经营者，同时也是绍兴江铃派驻上虞的负责人。被告越通汽车在庭审中，对涉案车辆系“公司试乘试驾车”，还是“张静的二手车”陈述前后不一致。被告张静在庭审中陈述其系绍兴江铃员工，涉案车辆由被告张静以员工优惠价以现金形式向浙江江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江铃”）购买，浙江江铃于2015年5月29日开具了购买人为张静，价税合计为116000元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付款后，实际提到车的时间为2015年7月。车辆购买后原打算自用，同时也用作公司的试乘试驾车，后因车辆不适合其驾驶，故决定出卖。因与郑燕来较为熟悉，故让郑燕来帮忙联系买方，原告支付的车款已经以现金形式收到，但未出具收条。原告在庭审中陈述，与被告越通汽车洽谈时，被告越通汽车告知涉案车辆系公司试乘试驾车，有700多公路数。原告与被告张静在庭审中一致陈述，在涉案车辆首保前，双方未曾谋面也不相识。还查明，涉案车辆在2015年7月20日投保了交强险，被保险人为绍兴江铃，投保时尚未上牌，保险期间自2015年7月20日10时起至2015年7月22日10时止，总计3天，交强险到期后，未继续投保。
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对涉案车辆的车后窗玻璃是否进行更换，车后盖有无受损、钣金和重做油漆，后保险杠有无维修或更换，车辆是否存在其他部件受损或维修进行鉴定，以及车辆受损原因和受损时间进行鉴定。该院经审查后，依法委托泛华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涉案车辆的车后窗玻璃已更换，车后盖有部分损伤，有钣金修复的痕迹，车身尾门有油漆掉落的痕迹，后保险杠无维修或更换，从车辆整体外观上查勘，车辆其他部分无受损。鉴定机构认为标的车辆在鉴定机构查勘当日前有维修过。原告为鉴定支出了鉴定费19216元，鉴定中的拆装费4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其一，涉案车辆的买卖双方是谁，这是确定本案能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前提；其二，涉案车辆买卖是否存在欺诈而可撤销。对上述焦点该院逐一评判如下：
涉案车辆的买卖双方应为原告徐迪民与被告越通汽车。1、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从本案车辆交易的洽谈、履行等过程结合各方的庭审陈述分析，原告徐迪民购车时洽谈的对象为被告越通汽车实际经营人郑燕来，而原告与被告张静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从未谋面，故原告徐迪民发出购车要约的对象系被告越通汽车，而非被告张静。购车洽谈成功后，被告越通汽车以自己的名义向原告出具了车款的收款收据，后又以“上虞江铃郑燕来”的名义向原告出具了证明，并陪同原告办理了车辆的过户手续，被告越通汽车的上述行为表明，其已同意、接受并履行了原告的购车要约；
2、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并不必须为出卖人所有，出卖人享有处分权并能将标的物的所有权转移给买受人亦可。故涉案车辆的原所有人为被告张静，不影响原告与被告越通汽车之间买卖合同的成立。至于涉案车辆从被告张静过户至原告，买卖发票通过二手车交易市场开具，系被告越通汽车履行与原告间的车辆买卖合同约定的义务，也是涉案车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购买方名称系被告张静所致；
3、在原告起诉前，两被告及绍兴江铃均未对涉案车辆的买卖双方提出异议。再结合被告越通汽车代理人郑燕来和被告张静在庭审中的陈述，可以确定两被告与绍兴江铃互相间存在利害关系。两被告在诉讼过程中辩称涉案车辆的出卖方系被告张静，显然难以令人信服；
4、退一步讲，即使如两被告所陈述的，被告张静委托郑燕来出卖涉案车辆，但在整个买卖过程中，郑燕来均以被告越通汽车的名义与原告进行交易，从未主动向原告披露委托人的信息，原告对此也毫不知情。原告直到车辆过户时才知晓车辆原所有人为被告张静，而原告在获悉该情况后，在工商投诉及本案诉讼中均坚持选择被告越通汽车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被告越通汽车关于过户时原告已明知涉案车辆由被告张静出卖，原告未提出反对意见，应视为默认的抗辩，缺乏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纳。
通过对第一个争议焦点的分析，结合原告徐迪民系为生活需要向被告越通汽车购车自用，属于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商品，原告应为消费者的事实，本案可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涉案车辆买卖存在欺诈而可撤销。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
首先，关于涉案车辆系试乘试驾车还是被告张静的二手车，被告越通汽车前后陈述不一致，与被告张静的陈述亦不一致。而从查明事实来看，被告越通汽车在交易过程中从未主动向原告披露涉案车辆原所有人系被告张静而非绍兴江铃的信息。涉案车辆另存在诸多不合常理之处，如购车后迟迟未上牌，未交纳购置税，仅投保了三天的交强险，故涉案车辆不可能用作试乘试驾车，也不可能由被告张静自用，两被告对此亦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综上也可以推定被告越通汽车具有隐瞒车辆真实信息的主观故意；
其次，无论涉案车辆是试乘试驾车还是被告张静的二手车，被告越通汽车作为经营者都应当向作为消费者的原告就车辆信息作出真实、全面的说明，特别是车辆有无维修等足以影响原告购车决定的重大信息。本案中，原告在提车时虽对涉案车辆做了检查，并发现了部分瑕疵，被告越通汽车对此亦予以了确认，但在此后的车辆首保、工商投诉时，原告即向被告越通汽车提出涉案车辆的后尾门存在其他问题。审理中，原告申请对涉案车辆进行了鉴定，鉴定机构经查勘后发现，涉案车辆的问题亦主要集中在后尾门。从上述连续的过程可见，原告在提车后发现的问题，虽在被告越通汽车出具的“证明”之外，但问题部位就是“证明”载明的后尾门，且后尾门存在钣金修复等状况，具有隐蔽性，非经拆卸难以发现。而两被告在诉讼中均否认涉案车辆在交付时存在鉴定中发现的问题，结合鉴定机构作出的涉案车辆在查勘当日前进行过维修的鉴定结论，被告越通汽车仍负有举证证明涉案车辆与其销售时向原告说明的车辆状况相符或涉案车辆在交付原告后进行过维修的义务。现被告越通汽车作为经营者尚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上述事实，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再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收服务的费用的三倍。那么在本案中，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了销售欺诈。首先从欺诈行为的构成分析，一方面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损害他人的后果而故意为之，或者放任结果的发生，其目的是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从而获得某种利益。另一方面行为人在客观上实施了隐瞒真实情况或提供虚假情况的行为。再一方面行为人的行为使相对方发生错误并遭受了损害。从本案来看，被告越通汽车作为专业汽车销售者，其有义务向原告交付与其销售时说明相符的车辆，但被告越通汽车实际销售给原告的车辆在交付前已经维修，不符合双方间的约定，且对该重大信息在销售时并未向原告进行披露，侵犯了原告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因此该院认为，被告越通汽车明知涉案车辆经过维修而未履行如实的告知义务的行为，已使原告陷入错误的意思表示从而订立了购车合同，据此应认定被告越通汽车在销售过程中具有欺诈消费者的故意，构成销售欺诈；
第四，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现被告越通汽车以欺诈的手段使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了合同，原告有权要求撤销购车合同。合同撤销后，原告据此取得的车辆应返还被告越通汽车，被告越通汽车应返还原告相应的购车款。由于车辆自2015年8月20日交付至今一直由原告使用，故相应的折旧费应予扣除，该院酌情参照车辆损失保险全损理赔的月折旧率0.6%（日折旧率0.02%）计算折旧费，经核算折旧后的车款为120795.60元。因合同撤销后，车辆应退还被告越通汽车，故原告已支出的保险费、车辆购置税等属于原告的损失，被告越通汽车亦应赔偿，但保险费用中原告已受益部分应予扣除，扣除后剩余的保险费为827.13元。另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被告越通汽车还应承担向原告赔偿购车款三倍的责任。
综上，原告要求撤销购车合同、返还购车款（原告退车）并赔偿损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款、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八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撤销原告徐迪民与被告上虞市越通汽车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12日达成的标的为江铃小型普通客车的车辆买卖合同（品牌型号为江铃牌JX6480T4，车辆识别代码为JEFCJDBB1EHP53773，发动机号码为E7P32069）；二、原告徐迪民应将品牌型号为江铃牌JX6480T4，车辆识别代码为JEFCJDBB1EHP53773，发动机号码为E7P32069的江铃小型普通客车返还给被告上虞市越通汽车有限公司，被告上虞市越通汽车有限公司应返还原告徐迪民购车款120795.60元；三、被告上虞市越通汽车有限公司应赔偿原告徐迪民三倍购车款387000元，保险费827.13元、车辆购置税12001.15元，合计399828.28元；上述二、三两项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四、驳回原告徐迪民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144元，依法减半收取4572元，由原告徐迪民负担69元，被告上虞市越通汽车有限公司负担4503元；本案鉴定费19216元，鉴定中的拆装费400元，合计19616元，原告徐迪民已垫付，由被告上虞市越通汽车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徐迪民。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原审认定本案汽车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越通汽车与徐迪民之间是否正确；2.上诉人是否构成欺诈，原审判令其返还购车款并赔偿三倍购车款的损失以及保险费和车辆购置税是否正确。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中，虽上诉人越通汽车与被上诉人徐迪民之间并未签订书面的汽车销售合同，但综合全案情况来看，应认定双方之间成立汽车买卖合同关系，原审认定本案汽车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越通汽车与徐迪民之间应属正确。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可见，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代理制度的构成要件之一。本案中，从双方商洽的过程来看，徐迪民系与上诉人越通汽车的实际经营者郑燕来就案涉汽车标的、价格进行了商洽，经协商一致后徐迪民向越通汽车交付了购车款，上诉人越通汽车在2015年8月12日当天以自己的名义向被上诉人徐迪民出具购车款收据，而郑燕来在上述交易过程中并未以张静的名义实施上述民事行为；其次，在徐迪民提车后，经检查发现边贴纸、后尾门卡扣存在问题，郑燕来以“上虞江铃郑燕来”的名义向原告出具证明承诺上述问题在首保时予以修复，郑燕来在原审中陈述其系越通汽车的实际经营者，同时也是绍兴江铃派驻上虞的负责人，而越通汽车的经营范围就包括江铃品牌汽车，故郑燕来出具的证明可表明越通汽车以涉案车辆出卖者身份认可对车辆的瑕疵担保义务；在徐迪民就涉案车辆的瑕疵问题向绍兴市上虞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开发区工商管理分局投诉后，浙江江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绍兴分公司在答辩状中认可涉案车辆由徐迪民向江铃公司购买，同时在工商局应诉时绍兴江铃还提交了上诉人越通汽车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且在被上诉人徐迪民起诉前，上诉人越通汽车、原审被告张静及绍兴江铃从未对涉案车辆的买卖双方提出过异议。再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之规定，受托人以自己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本案中，即使越通汽车系受张静委托出售涉案汽车，越通汽车在涉案汽车交易时并未披露受托人张静，并无证据表明徐迪民在进行涉案汽车交易时知晓受托人越通汽车与委托人张静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现徐迪民选择向越通汽车主张权利亦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
综上，被上诉人徐迪民向上诉人购买汽车，虽然未签订车辆买卖合同，但是被上诉人依约支付了购车款，上诉人越通汽车也将车辆交付给了徐迪民，双方的买卖行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本案中，被上诉人徐迪民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案涉车辆，其权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本案中，被上诉人徐迪民在提车后发现车辆后尾门饰条有高低、后尾门卡扣存在瑕疵，在车辆首保时发现该车存在后盖玻璃更换、后尾灯有明显飘漆、后尾门不密和且左右有高低、后尾门做过油漆且有脱落、出现车身腐蚀等问题，后经原审法院委托鉴定，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为：涉案车辆的车后窗玻璃已更换，车后盖有部分损伤，有钣金修复的痕迹，车身尾门有油漆掉落的痕迹，鉴定机构据此认为标的车辆在鉴定机构查勘当日前有维修过。由此，被上诉人徐迪民首次提出的车辆瑕疵与首保以及嗣后经鉴定机构鉴定的问题部位基本一致，主要集中在车辆后尾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本案中，从被上诉人接受汽车并发现瑕疵并未超出六个月，根据上述规定，上诉人越通汽车应举证证明涉案车辆在交付时不存在上述瑕疵或车辆在交付被上诉人徐迪民后进行过维修的事实，现越通汽车作为经营者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上述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诉讼后果，而被上诉人徐迪民在首次提车、首保中发现的问题与鉴定意见中指明的问题部位基本一致，故综合双方的举证情况，可以确认涉案车辆在交付前已经进行过维修。
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上诉人越通汽车作为经营者其应对售出车辆的全面真实信息向消费者予以披露。本案中，上诉人越通汽车在出售涉案车辆时并未将涉案车辆曾进行维修过的事实告知被上诉人徐迪民的事实清楚，故现需判断的是上诉人越通汽车未向被上诉人徐迪民告知上述事项是否构成欺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在本案中，徐迪民在原审庭审中陈述，在其与越通汽车洽谈时，越通汽车告知涉案车辆系公司试乘试驾车，有700多公里数。被上诉人在了解上述信息后决定购买车辆。从试乘试驾车的特征来说，试乘试驾车系汽车生产厂家为满足客户的驾乘体验，全方位认知产品而提供给经销商的车辆，该车辆登记在经销商名下，并由经销商投保全险，虽本案车辆并非登记在上诉人越通汽车或江铃汽车名下，而是初始登记在原审被告张静名下，涉案车辆也仅在2015年7月20日至2015年7月22日由绍兴江铃投保了三天的交强险，故涉案车辆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试乘试驾车，但上诉人在被上诉人购买前告知“该车为试乘试驾车，有700多公里的公里数”，被上诉人由此至少内心明确该车并非新车，同时明确该车已经过一定时期的使用，有一定的行驶里程，如果该车有轻微的损坏、维修等瑕疵则属于消费者可预期、可容忍接受的范围。本案中，虽被上诉人所购车辆经鉴定存在“车后窗玻璃已更换，车后盖有部分损伤，有钣金修复的痕迹，车身尾门有油漆掉落的痕迹”等瑕疵，但前述维修并非针对发动机、气缸、变速箱、车辆底盘等车辆关键部位，经维修更换配件后尚不会影响到车辆的实际使用性能，且本案争议发生后，被上诉人徐迪民也并未将该车辆封存，该车辆一直处于使用状态，该车曾维修的情况并未现实影响到其安全使用。故本院认定，上诉人越通汽车未将该次维修情况予以明确告知，尚不足以诱使被上诉人徐迪民作出错误意思表示，越通汽车在销售涉案车辆给徐迪民的过程中不存在欺诈。对于被上诉人徐迪民以上诉人构成欺诈为由要求撤销合同，返还购车款及车辆购置税、保险费，赔偿三倍购车款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但是，如前所述，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上诉人越通汽车作为汽车销售公司，理应将出售车辆的所有情况如实告知徐迪民，但越通汽车未充分告知涉案车辆曾经维修的情况，客观上也会影响被上诉人对涉案车辆价格的判断，越通汽车此种疏于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行为也应受到惩戒，综合考量其未履行告知义务的具体情节及涉案车辆之前维修的情况，本院认定上诉人越通汽车应赔偿被上诉人徐迪民100000元。
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15）绍虞民初字第2288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上虞市越通汽车有限公司应赔偿被上诉人徐迪民100000元，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三、驳回被上诉人徐迪民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144元，减半收取4572元，由徐迪民负担1572元，由上虞市越通汽车有限公司负担3000元，鉴定费19216元及鉴定中拆装费400元，合计19616元，徐迪民已垫付，由上虞市越通汽车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徐迪民；二审案件受理费9144元，由上虞市越通汽车有限公司负担4572元，由徐迪民负担457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启龙
代理审判员 钟丽丹
代理审判员 张亚彬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孙心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