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浙行再3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周必勇，男，汉族，1965年9月18日出生，住庆元县。委托代理人叶光平，庆元县松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沈开和，男，汉族，1972年9月26日出生，住庆元县。委托代理人叶赛英（系沈开和之妻），女，汉族，1971年5月24日出生，住址同上。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庆元县竹口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庆元县竹口镇竹下村老公路75号。法定代表人吴亨卿，镇长。负责人陈峰，镇党委副书记。委托代理人应学莉，浙江天贝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庆元县石龙街26号。法定代表人胡献如，县长。委托代理人陈志敏，政府法制办副主任。委托代理人吴友健，政府复议应诉科科长。一审第三人朱美银，女，汉族，1944年11月11日出生，住庆元县。委托代理人王维伟（系朱美银之子），男，汉族，1970年1月26日出生，住庆元县。被申请人沈开和与庆元县竹口镇人民政府、庆元县人民政府林业行政裁决及行政复议一案，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29日作出（2016）浙11行终27号行政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院于2017年5月17日作出（2016）浙行申709号行政裁定，对本案提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周必勇及其委托代理人叶光平，被申请人沈开和的委托代理人叶赛英，二审上诉人庆元县竹口镇人民政府的负责人陈峰、委托代理人应学莉，一审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陈志敏、吴友健，一审第三人朱美银的委托代理人王维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82年分山到户时，沈开和的父亲沈元德，周必勇以及朱美银的丈夫王石玄根均为庆元县上垟村第三村民小组成员，该组以户为单位并以抓阄的方式进行了分山。1983年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时，在“梨壁岩”山场，沈元德户登载两片山场，一片四至为：上至横路，下至塆，左至岙，右至塆，另一片四至为：上至上支横路，下至塆，左至塆直上岙，右至小外岙（必勇毗邻）；周必勇户登载一片山场，四至为：上至下支横路，下至横路，左至小塆直上横路（元德毗邻），右至小塆（石玄根毗邻）；王石玄根户登载一片山场，四至为：上至岗顶，下至田，左至丝线吊葫芦塆直上，右至吊岩际为界。1990年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时，沈元德户、周必勇户在“梨壁岩”山场的责任山四至发生变更。2010年9月29日，在庆元县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沈开和与周必勇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叶赛英家与周必勇都同意按83年的山林证为准，叶赛英与周必勇的毗邻山场界止按83年的山林证为准，不变。”2013年沈开和申请勾画地形图确认四至时，认为“梨壁岩”山场“大岗”应当在其承包合同包含的范围内，周必勇的责任山在“大岗”的右侧，周必勇认为其承包的责任山就是“大岗”，“大岗”右侧的山场是王石玄根承包的。因双方对“大岗”的权属各自主张权利，由此产生纠纷。2014年5月，沈开和和周必勇分别向庆元县人民政府申请处理山林权属纠纷，庆元县人民政府均予受理，6月17日，庆元县人民政府决定对土名“梨壁岩”的山林纠纷并案处理。2014年7月10日，庆元县人民政府作出庆竹政山（2014）1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土名“梨壁岩”山场，四至为“上至下支横路，下至横路，左至小塆直上直上横路，右至小塆”范围内由周必勇承包经营管理。沈开和不服向庆元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经复议，2014年9月26日，庆元县人民政府作出庆政复决字（2014）7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原山林纠纷处理决定。沈开和不服，向龙泉市人民法院起诉，2014年12月22日，龙泉市人民法院作出（2014）丽龙行初字第26号行政判决，驳回沈开和的诉讼请求。沈开和不服，向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5年3月2日，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浙丽行终字第6号行政判决，撤销龙泉市人民法院（2014）丽龙行初字第26号行政判决，撤销庆元县人民政府庆竹政山（2014）1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责令庆元县人民政府在两个月内对本案纠纷重新作出处理决定。2015年5月22日，庆元县人民政府作出庆竹政山（2015）1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土名“梨壁岩”山场，四至为“上至下支横路，下至横路，左至小塆直上直上横路，右至小塆”范围内由周必勇承包经营管理。沈开和不服，向庆元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经复议，2015年9月15日，庆元县人民政府作出庆政复决字（2015）7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原山林纠纷处理决定。沈开和不服，遂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沈开和与第三人周必勇对各自承包山场登载四至名称无异议，争议焦点为各界至在山场实地的坐落位置。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庆竹政山（2015）1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认定“梨壁岩”山场存在两条相交汇的横路，一条横路翻过山顶，通往龙泉市金村方向，为“上支横路”，另一横路未过山顶，通往相邻生产队的山场，为“下支横路”。经本院实地勘察，上述“上支横路”和“下支横路”坐落在山场两个不同的相对面，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将非位于山场同一个侧面的横路分别认定为上、下支横路显然不符合常理。因此，庆元县人民政府庆竹政山（2015）1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应予撤销。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7月17日受理原告复议申请后，经实地调查、集体讨论，于2015年9月15日作出维持原山林纠纷处理决定的复议决定，复议程序合法，但由于原山林纠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该复议决定应一并予以撤销。原告要求本院对讼争山林实地坐落作出裁决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5月22日作出的庆竹政山（2015）1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及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9月15日作出的庆政复决字（2015）7号行政复议决定。二、责令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重新作出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三、驳回原告沈开和的其他诉讼请求。庆元县人民政府及周必勇均不服，上诉至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并另查明：1982年，周必勇和沈开和所在的第二组将其组山场按照山场明显标志进行划片、搭配后再抓阄分山。1983年，周必勇户、沈元德户与王石玄根户各登载责任山五片、自留山二片。1990年，周必勇户与沈元德户在“梨壁岩”山场的责任山四至发生变更，周必勇户的山场四至变更为：上至下横路、下至坑、左至小塆直上下横路（元德毗邻）、右至小塆（石玄根毗邻）；沈元德户的一片山场四至变更为：上至山塆小路、下至横路、左至岙路、右至路，另一片山场四至变更为：上至下支横路、下至塆、左至塆、右至小塆直上横路（必勇毗邻）。2014年，周必勇和沈开和分别申请山林纠纷调处，庆元县人民政府予以受理并决定对“梨壁岩”的山林纠纷并案处理。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从上诉人周必勇和被上诉人沈开和所在组先划片、再搭配、最后抓阄分山，以及上诉人周必勇户、被上诉人沈开和户和原审第三人朱美银户山场登载数量均相同来看，分山时，在梨壁岩山场被上诉人沈开和户分得二片山、上诉人周必勇户和原审第三人朱美银户各分得一片山。上诉人周必勇与被上诉人沈开和已就双方案涉山场以1983年登载四至为准达成一致，本案争议焦点是双方案涉山场的实地坐落，但是，上诉人庆元县人民政府处理决定以1990年变更的四至范围为双方案涉山场的实地坐落，明显有悖事实，原审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复议决定予以维持明显不当。上诉人庆元县竹口镇人民政府和原审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认为通往金村方向的横路和通往相邻山场的横路即为上、下支横路，缺乏足够依据；其主张梨壁岩山场为三股分山，被上诉人沈开和户案涉二片山场相互重叠、两权属证书属于重复登记的理由，明显缺乏事实和依据。鉴于本案上诉人庆元县人民政府两次处理决定结果均错误，为避免当事人讼累，提高行政效率，本院结合当时参加分山的同组组员沈春生的陈述认定，大岗左边的塆是被上诉人沈开和户案涉二片山场的毗邻界至、大岗右边的塆是上诉人周必勇户与被上诉人沈开和户的毗邻界至、大岗右边第二条塆是上诉人周必勇户与原审第三人朱美银户的毗邻界至，该三户在梨壁岩的山场不但可以实地坐落，而且与地形地貌相吻合。综上，原审判决正确，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周必勇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称：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坐落土名“梨壁岩”山场的四至地物地貌典型明确，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梨壁岩”山场为左右交界，再审申请人的山场左至为小塆直上横路（元德毗邻），被申请人山场右至直××横路横路外岙（必勇毗邻）。山场内有三条横路，两个岙，即：1.上支横路；2.下支横路；3.丝线吊葫芦后的横路；4.上支横路与下支横路交汇形成“〈”号处为外岙；5.靠被申请人山场左向直上有岙，上述五个点为山场横路与岙的“死”点。但一审、二审法院对证据的采信明显不当。一审法院勘查现场时在横路与岙无法找到第四条横路和第三个岙的情况下，对14份证人证言反映的地形地貌与客观实际相符的依据该采信而置之不理。凭借自己的主观认定两条横路不在山体相同侧面，草率做出行政判决，显属违背客观事实，主观认定错误。此外，在第一次上诉期间，二审法院法官未深入现场，导致对上述五个地貌地物视而不见。在本案二审过程中，二审法院采信被申请人的亲叔叔的证言作为认定依据，明显不当。综上，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被申请人沈开和答辩称：答辩人承包的两片林地与周必勇户承包的林地互相毗邻。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身为庆元县三坑乡林政站工作人员的周必勇，在1990年全县林权登记完善之机，授意当时负责上洋村林权登记完善的原三坑乡人民政府乡长及上洋村三队二组组长为其偷登证。1983年责任制合同登记：户主沈元德，第一片土名梨壁岩四至：上至横路，下至塆，左至塆直上岙，右至小外岙周必勇毗邻），第二片土名梨壁岩四至：上至横路，下至塆，左至岙，右至塆。沈元德户1990年的责任山清册被改成：上至下支横路，下至塆，左至塆，右至小塆直上横路（必勇毗邻），同是1990年土名梨壁岩，上至小塆小路，下至横路，左至岙路，右至路，与1983年的地形标识完全变了。1983年责任制合同登记时，周必勇户梨壁岩四至为“上至下支横路，下至横路，左至小塆直上下支横路（元德毗邻），右至小塆（王坛根毗邻）”，周必勇1990年的梨壁岩的责任山清册改成的四至：“上至下横路，下至坑，左至小塆直上下横路（元德毗邻），右至小塆（王坛根毗邻）”，周必勇的林权证一改，就包围了我的梨壁岩大岗连接小梅村的丝线吊葫芦林权所有权，扩大了地形。在我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周必勇将我和他的底册掉换成90年的，如果我户和周必勇户在2008年没有发生纠纷的话，我还根本不知道分山时的证与1990年证不同。请求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二审上诉人庆元县人民政府述称：一、其作出的山林纠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松阳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丽松行初字第55号判决认定事实没有依据。该院认为“上支横路”和“下支横路”坐落在山场两个不同的相对面，因此得出二审上诉人将非位于山场同一个侧面的横路分别认定为上、下支横路显然不符合常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错误，首先是因为松阳法院无视周必勇和沈开和双方争议山场证载的四至事实，及争议山场与相邻山场上至交界是以翻过岗顶的一条横路为界而非山岗为界的特殊情况，主观地得出了上述结论。其次，松阳法院搞错了一个事实，“上支横路”和“下支横路”不是二审上诉人认定的，二审上诉人是依据案涉山场的实地地形地貌及当事人双方山林证载四至，并结合双方当事人现场指认加以确定。三、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11行终27号判决也是错误的。第一，二审上诉人系依据双方当事人1983年的山林证载四至进行认定的，并未如中院所提到的以1990年变更的四至范围为案涉山场的实际坐落。第二，案涉山场中上、下支横路的认定是有依据的。第三，认定沈开和户案涉两片山场互相重叠、两权属证书属于重复登记与事实相符。第四，沈春生是沈开和的叔叔，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其的证言不具有证明效力，而丽水中院将其陈述作为定案证据，令人匪夷所思，由此得出的判决难以令人信服。综上，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一审被告庆元县人民政府述称：一、庆政复议决字（2015）7号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在行政复议审理期间，其依法查明，本案双方当事人均系竹口镇上垟村第三村民小组成员。该村民小组有土名梨壁岩山场，1983年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时将其从左至右分为三片股，沈开和的父亲沈元德承包左其第一股，分为两片山登记，四至分别为：1、上：上支横路，下：塆，左：塆直上岙，右：小塆直上横路、横路外岙（必勇毗邻）；2、上：横路，下：塆，左：岙，右:塆。第三人周必勇承包中间股，四至：上：下支横路，下：横路，左：小塆直上横路，右：小塆（石玄根毗邻）：王石玄根承包右边第一股，其四至：上：岗顶，下：田，左：丝线吊乌炉塆直上（丝线吊葫芦塆直上），右:吊岩际为界。三人承包责任山连成一片。周必勇将其承包的山场上的林木转包给刘永窑、管加友做椴木香菇，1990年与庆元县营林公司合作造林。2010年沈开和与周必勇在“大窑奔”山场发生山林纠纷，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其中沈元德户梨壁岩山场的四至明确为：上：上支横路，下：塆，左：塆直上岙，右：小塆直上横路、横路外岙（必勇毗邻）；周必勇户四至：上：下支横路，下：横路，左：小塆直上横路，右：小塆（石玄根毗邻）。2013年，沈开和勾画地形图确认四至时，与周必勇对界至所指不同，遂发生纠纷。周必勇于2014年4月向竹口镇人民政府申请调处。2014年7月10日，竹口镇人民政府作出庆竹政山[2014]1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经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予以撤销，庆元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2015年5月22日，竹口镇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重新作出庆竹政山[2015]1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申请人不服，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以上事实，由沈开和、周必勇及竹口镇人民政府提供的山林权属证、山林权属清册、责任山承包合同、调解笔录及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证实，事实清楚。二、其作出的庆政复决字（2015）7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沈开和不服竹口镇人民政府所作的庆竹政山[2015]1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于2015年7月17日向其申请行政复议，要求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庆竹政山[2015]1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经审查，沈开和的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于同日依法受理，并通知竹口镇人民政府答复和周必勇、朱美银参加行政复议，其中周必勇、朱美银的参加行政复议为邮寄送达，其分别于2015年7月30日、8月3日补签送达回证。2015年8月21日，其组织沈开和、竹口镇人民政府及周必勇到纠纷实地调查，充分听取各当事人意见。2015年9月1日，经复议机构集体讨论，并于9月15日审批，作出庆政复决字（2015）7号行政复议决定，同日送达各当事人，以上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程序规定，程序合法。行政复议期间，其审查了各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结合沈开和、竹口镇人民政府、周必勇提供的证据材料以及核对纠纷山场地形地貌和经营管理情况，认为竹口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庆竹政山[2015]1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实、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决定如下维持庆元县人民政府所作出的庆竹政山[2015]1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综上，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一审第三人朱美银述称：一、本案的争议山场中，最典型的地貌塆、岙、外岙等均明显存在，原山场划分界址清楚。二、二审判决在其缺席的情况下，径行将其承包的山场中的一个岗判归再审申请人，而将再审申请人的山场判归被申请人所有，完全与事实不符。综上，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围绕着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案涉争议山场的左右界址的具体坐落等审理重点进行了质证、辩论。经审理，本院对原一审法院查明的案涉山场的分山及案涉纠纷的产生过程等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竹口镇人民政府所作庆竹政山[2015]1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书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鉴于争议各方对于应以1983年林权证所载四至为准确定案涉争议山场，故本案争议的核心问题是再审申请人周必勇户与被申请人沈开和户在案涉争议山场的证载左右界址“小塆直上横路”的位置确定问题。首先，鉴于本案中沈开和（即证载沈元德山场）、周必勇及朱美银（即证载王石玄根山场）三户在案涉地块的山场为从左至右依次相邻、任相邻两户左右界址的确定都将影响第三户的山场确定，而朱美银户山林权证中有一各方均认同的显著地貌地物即“丝线吊乌炉”，即朱美银户山场的证载左至（即与周必勇相邻界址）为“丝线吊乌炉塆直上”（丝线吊葫芦塆直上），因此，本案中如果确定了该“丝线吊乌炉塆直上”的具体位置，则本案争议的周必勇与沈开和户的左右界址亦将随之确定。经本院两次实地踏勘，并结合案涉争议山场的谷歌地图及等高线图等材料，可以确认丝线吊乌炉与案涉争议山场中的“大岗”处于同一山体之上。故被诉山林纠纷处理决定认定大岗右侧塆为“丝线吊乌炉塆直上”，具有事实依据。其次，从案涉争议的产生过程看，上世纪八十年代分山后各方当事人并未对山场划分产生争议，案涉沈开和与周必勇户的争议因2010年大窑奔山场发生纠纷后引发，而作为相邻的周必勇与朱美银户的山林界址至今双方仍无争议，被诉山林纠纷处理决定关于三方界址的认定也符合案涉山场分山及之后的历史沿革事实。此外，从案涉争议山场的踏勘情况看，山顶上下两条小路及两个山岙的地貌特征明显，被诉山林纠纷处理决定的认定与案涉山场的地理地貌亦基本吻合。综上，竹口镇人民政府庆竹政山[2015]1号山林纠纷处理决定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在此基础上，庆元县人民政府依申请于2015年9月15日作出庆政复决字（2015）7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原山林纠纷处理决定，亦无不当。被申请人提出的争议山场存在三个岙、并将同一横路的不同路段区分为上支横路与下支横路等意见，与现场地貌及山林界址的一般确定规则不符；被申请人提出的案涉山场左右界址划定意见，与前述丝线吊葫芦塆的地貌亦不相吻合，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一审法院撤销被诉山林纠纷处理决定的依据并不充分，原二审法院认定的案涉争议山场的左右界址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11行终27号行政判决及松阳县人民法院（2015）丽松行初字第55号行政判决；二、驳回被申请人沈开和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由被申请人沈开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黄金富审判员  许 勤审判员  刘家库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日书记员  吕圣姻·??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