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6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达钧，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达基，住广州市越秀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达燊，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达熙，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丽雯，住广州市越秀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金茵茵，住广州市越秀区。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邓英豪，住广州市越秀区，金茵茵。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达康，住广州市。
原审第三人：邓达明，住广州市。
上诉人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因房屋共有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法民三初字第8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据原广州市国土局房管局于1995年3月23日核准的穗房地012847号共证字第012847号《广州市房地产共有（用）证》显示，邓达明、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达康、邓丽雯、邓丽贞为越秀区海珠中路84号房屋的共有权某，各占有房屋1／8份额。
2010年4月7日，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向邓达明、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达康、邓丽雯、邓某甲出具《回迁证明》，证明上述八人原居住越秀区海珠中路84号房屋，拆迁安置的实测门牌号码为：越秀区海珠中路南濠街86首层、49号601房屋，并同意上述房屋按实测面积办理产权登记。2001年12月27日，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公安分局派出所建设办公室出具《证明》，证明回迁户邓达康原住海珠中路84号，面积57.06平方米，1994年因越秀区公安分局诗书街派出所改建被征拆，2000年6月安排回迁至珠海中路86号地下及南濠街49号601房两个单元，面积分别为31.2733平方米和48.1767平方米。
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就涉讼海珠86号商铺与邓达康、邓达明及陈某甲的纠纷，向原审法院提起（2011）穗越法民三初字第2251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邓达康与陈某甲于2010年9月1日签订的《租赁合约》为无效合同、陈某甲立即将涉讼商铺交还给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及其他共有产权某（即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及邓达康、邓达明）、邓达康赔偿自2010年9月1日起至陈某甲交还上述房屋之日止的租金差额款给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每月租金差额款：市场租金价9351元－租赁合约约定的租金5000元＝4351元，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占6／8份额）、邓达康支付评估费6000元给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
原审法院经审理后，查明如下事实：2010年9月1日，邓达康（出租方）与陈某甲（承租方）就涉讼房屋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坐落广州市海珠中路86号地下铺面（面积31.5平方米）出租给乙方作铺面使用，房屋租赁期限为5年（即2010年9月1日起至2015年8月31日止），五年租赁期内每月租金为人民币五千元整。2011年6月29日，广州银信土地房地产与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受邓达基委托，对位于海珠中路86号首层商铺在估计时点2010年9月1日的市场月租金水平进行评估，并作出《房地产咨询估价报告》，评定上述租金水平为9351元，折合单价299元／平方米／月，并收取了评估费6000元。合同签订后，陈某甲在涉讼房屋经营至今，并支付租金至2011年7月。……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邓达康及邓达明确认涉讼房屋尚未重新办理产权证，尚未析产，八人均为共同共有权某。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陈述曾于2005年书面委托邓达康代为订立租赁合同及收取租金，且授权期限为5年，但对此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邓达康表示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仅口头委托其代为订立租赁合同及收取租金，且在2010年9月1日与陈某甲签订租赁合同前已召开家庭会议，征得所有共有权某同意，并提供2010年10月16日邓达基出具的收据，载明“收到邓家2010年七、八、九、十月份共四个月租金共20000元”，及中国建设银行转帐凭条（十八张），证明邓达康已按时按份额向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及邓达明支付2010年7月至2011年7月的租金。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陈某甲及邓达明对邓达康提出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原审法院据此认为，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依据其提供的评估报告，认为邓达康与陈某甲签订的《租赁合约》约定的房屋租金标准远低于市场正常的租金标准，损害了房屋共有人的利益，但该评估报告是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单方面委托作出的，而根据广州市房地产租赁管理所于2010年12月出具的《2010年广州市房屋租金参考价》提供的参考标准，涉讼地段房屋的商业租金标准为107元／平方米／月，而邓达康与陈某甲约定的租金标准为5000元／月÷31.5平方米＝158.73元／平方米／月，高于同期广州市房屋租金参考价。邓达康收取陈某甲的租金后，已按时按份额向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及邓达明支付其应收取的租金，且在邓达康及陈某甲续签租赁合同后，邓达基亦于2010年10月16日出具收据，载明收到2010年7－10月的租金合共20000元，即当时邓达基对2010年9月后邓达康继续按每月5000元的标准向邓达康陈某甲收取租金并无异议……故判决：驳回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的全部诉讼请求。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25日作出（2012）穗中法民五终字第2052号民事判决书，其中认为：……二、关于邓达康是否超越权限与陈某甲签订《租赁合约》的问题，邓达燊于二审诉讼中出示的《委托书》上记载的出具时间是1994年8月1日，而其上记载的“有效期五年”，也就是说，该《委托书》于1999年8月已然届满。1999年8月之后，邓达燊也未能举证证实其曾对委托邓达康代为签订涉案房屋的租赁合同及代收租金的行为表示异议，且其对邓达康与陈某甲于2005年签订租赁合同的事实及5000元／月的租金标准并无异议，对其已收取2005年8月至2010年8月的租金的事实亦未提出异议，现其称仅委托邓达康签订租赁合同并代为收取截止至2010年8月的租金，并未授权邓达康于2010年9月1日后签订租赁合同及收取租金，但邓达康否定邓达燊关于委托期限的陈述，并对邓达燊关于委托期限截止于2010年9月1日的主张不予确认。鉴于邓达燊对于其曾委托邓达康代为签订涉案房屋的租赁合同及代收租金的事实无异议，但主张邓达康超出委托的范围和期限，而邓达康对此不予确认，故邓达燊应对其委托范围及委托期限于何时届满承担举证责任，但邓达燊对其委托的权限范围和期限均未能举证证实，邓达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邓达康超越权限按5000元／月的租金标准与陈某甲签订《租赁合约》，其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邓达燊关于邓达康在违背其他共有人的意见的情况下，擅自与陈某甲签订《租赁合约》的行为是邓达康个人的行为的意见依据不足，且该意见也与邓达明于二审诉讼中确认邓达康与陈某甲签订涉案《租赁合约》前已征得邓达明的同意的陈述不符，故原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为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4年4月9日，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一、邓达康向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返还从2011年8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收取的应分配给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的租金（每月按5000元×8／10×6／8计算）、缴纳“家庭祭祖储备基金”（每月按5000元×2／10计算）及2010年11月1日至2011年7月31日期间邓达康截留“家庭祭祖储备基金”（每月按250元计算）。二、邓达康赔偿因其超越代理权签署涉案商铺出租合同而造成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的税后租金损失（从2010年9月1日起至2013年13月31日止，每月按2500元×8／10×6／8计算），并由邓达康承担涉讼商铺上述期间的应缴税款，由邓达康自行向税务部门缴纳税款。三、邓达康赔偿邓达钧、邓达燊、邓达熙因维权诉讼而发生多次往返粤港两地的交通费、住宿费及误工费／雇工代工费损失共30000元，交通费每人每次约400元，住宿费每人每晚200元，误工费／雇工代工费每人每日约500元。四、邓达康支付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委托“广州银信土地房地产与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涉讼商铺进行市场租值评估的费用6000元。
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为证明其主张，还向原审法院提供：一、广东三民律师事务所陈某乙律师于2012年6月21日向林某调查的笔录，其中记载林某向陈某乙陈述：2010年10月到11月期间，林某因要找铺位做生意，曾在海珠中路附近找过铺位，大概在2010年11月7日左右，合富置业张某甲先生告诉其有铺位，是海珠中路86号地下，租金9000元／月，其认为地点和租金水平都很合适，表示要租，张某甲就约了一个留下联系电话的邓先生与其一起去看现场，看完其当场要求承租及交定金，邓先生表示有些情况没最后落实，过几天再回复；之后过了近一个月，一直没法落实具体交铺时间，后来只能去找其他铺位了。在看铺位前不认识邓达康、邓达基等人。二、证人林某为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出庭作证，作如下陈述：证人在2010年11月左右委托中介寻找承租商铺，欲作中介机构经营使用。中介介绍涉讼商铺给证人，其去现场看过商铺后，认为该商铺面积30多平方米、方位均符合其要求，在看现场时，邓英豪及中介提出租金9000元，证人当场提出可以立即交纳7000元作为确定我方承租商铺的定金，但邓英豪表示产权某有多个，需要产权某协商后才与证人签订合同，但证人等待多个月后也没有得到答复，后证人在该商铺对面承租了另一间类似条件的商铺，面积与涉诉商铺相当，租金是每月1.2万元。
邓达康对此质证称，证据一已在上述2251号诉讼中提交过，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二，认为证人林某没有在上述案件二审中出庭作证，故对其证人证言不予认可。
邓达康提交账户名为邓达康的建设银行存折复印件，用以证明其向租户陈某甲收取租金至2011年7月止，之后没有再收取过租金。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及邓达明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对于邓达康有否收取过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主张时段内的租金，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表示不清楚，也没有证据证明邓达康已经收取。
就“邓某乙家庭祭祖储备基金”的分配方式及具体保管人，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邓达康及邓达明均确认系从涉讼房屋租金中提取2／10，并由邓达基保管，由全部共有人参与共同祭祖时确认支出使用。但邓达康及邓达明均表示，邓达康按照邓达明的指示，从2010年11月起将租金收入均分给各共有人，不再提取租金作为储备基金。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对此不予确认。
就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主张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雇工费损失，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未能提供证据证明。
此外，原审法院调取了（2011）穗越法民三初字第2251号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诉邓达康、陈某甲、邓达明共有纠纷的案卷。其中，在2011年9月22日上午的庭审中，陈某乙律师作为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就邓达康出示的2010年10月16日邓达基的收据及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若干张（2010年11月21日2张、2010年12月20日2张、2011年1月21日2张、2011年2月22日2张、2011年3月22日2张、2011年4月26日2张、2011年5月24日2张、2011年6月27日2张、2011年7月26日2张，以上日期相同的2张某乙分别是邓达康向邓达基银行账户付款3750元、向邓达明银行账户付款625元）发表质证意见称，确认收到收据上所载的租金，但并不代表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同意邓达康以这样的租金标准出租房屋；按照以往的做法，每月5000元租金，八个共有权的每人分得500元，余款1000元作为祭祖基金，但后来邓达康因租赁的事情与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发生争议，邓达康直接将5000元分为八份，每份625元，并强行将该款打进邓达基的账户。邓达明陈述称，以前5000元的租金中4000元是由八兄弟姊妹平分，另外1000元是作为房屋维修基金及祭祀费用，后来（详细时间已不清），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与邓达康不知因何原因就房屋管理问题发生了纷争，邓达明就提出为免纠纷，5000元八人平分，祭祀费用另外交钱。邓达康亦确认邓达明上述陈述。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要求邓达康向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返还上述期间邓达康收取的应分配给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的租金的诉讼请求。根据上述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及现有证据，涉讼房屋由邓达康出租给案外人陈某甲，双方于2010年9月1日签订的《租赁合约》合法有效。邓达康已提供证据证明其并未向陈某甲收取2011年8月起的租金，而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现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邓达康已向陈某甲收取了2011年8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的租金，故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
二、关于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要求邓达康缴纳上述时段内的家族祭祖储备基金及返还所截留的2010年11月1日起至2011年7月31日止的家族祭祖储备基金的诉讼请求，首先，从邓达康在上述（2011）穗越法民三初字第2251号案庭审中出示的若干张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显示，邓达康在2010年11月21日起至2011年7月26日期间，将向陈某甲收取的租金5000元全部平均分为8份、每份625元，将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与邓达明应分得的金额分别打入邓达基的账户及邓达明的账户，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亦确认收到上述转账，表明上述期间邓达康并未截留家族祭祖储备基金；其次，邓达明亦确认其曾提出将租金全部均分给各共有人的提议，与邓达康所述将所收租金平均分配的原因相互印证；再次，目前亦未有证据显示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及邓达康、邓达明对家族祭祖储备基金的提取有新的约定，因此，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现要求邓达康缴纳上述时段内的家族祭祖储备基金及返还所截留的2010年11月1日起至2011年7月31日止的家族祭祖储备基金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原审法院对此亦不予支持。
三、关于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要求邓达康赔偿因其超越代理权签订商铺租赁合同而造成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2010年9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的税后租金损失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首先，上述生效的（2012）穗中法民五终字第2052号判决书已经对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所主张的邓达康超越权限与陈某甲签订《租赁合约》的意见不予采纳，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现亦未能提供新的证据证明邓达康超越权限与陈某甲签订《租赁合约》；其次，商铺租金标准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因而具有波动性和差异性；上述生效判决已经阐述，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提供的评估报告是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单方面委托作出的，而根据广州市房地产租赁管理所于2010年12月出具的《2010年广州市房屋租金参考价》提供的参考标准，涉讼地段房屋的商业租金标准为107元／平方米／月，而邓达康与陈某甲约定的租金标准为5000元／月÷31.5平方米＝158.73元／平方米／月，高于同期广州市房屋租金参考价。邓达康收取陈某甲的租金后，已按时按份额向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及邓达明支付其应收取的租金，且在邓达康及陈某甲续签租赁合同后，邓达基亦于2010年10月16日出具收据，载明收到2010年7－10月的租金合共20000元，即当时邓达基对2010年9月后邓达康继续按每月5000元的标准向陈某甲收取租金并无异议。现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再主张邓达康因超越代理权限与陈某甲签订《租赁合约》导致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遭受租金损失缺乏依据，原审法院对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该项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
四、关于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要求邓达康自行向税务部门缴纳涉讼商铺出租税款的诉讼请求，因征缴税款属于税务部门的职权范围，不属原审法院调处范畴，故对该项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调处。
五、关于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要求邓达康向邓达钧、邓达燊、邓达熙赔偿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雇工费损失的诉讼请求，因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并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确实支出了上述费用或遭受上述费用的损失，而且上述费用的损失并不属于直接损失范畴，故对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该项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于2014年12月4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4814元，由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共同负担。
判后，上诉人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责任、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撤销并改判。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认定被上诉人邓达康并未向陈某甲收取2011年8月起至2013年12月的租金，而不予支持我六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要求返还自2011年8月起至2013年12月的租金分配额，属认定责任不清。一审认定被上诉人邓达康与案外人陈某甲2010年9月1日签订的《租赁合约》合法有效，法院已经认可了被上诉人邓达康作为该合同有效的代理人；为此，我上诉方必须接受“被代理”现实。而邓达康作为“合同有效代理人”，理应履行代理人应有责任收取并按约定分配相关租金数目，且我上诉方多次试图与被上诉人邓达康联系会商收租事宜，同时指出若有问题可否共同找承租人洽谈，但均被被上诉人邓达康拒绝甚至于电话中辱骂我上诉人。我上诉方认为：被上诉人邓达康于这段时间内不履行职责收取租金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鉴于被上诉人在本案庭讯时称未收到这段时间的租金，若因“有效代理人以藉口不作为”做成这部份租金损失，我上诉方保留追究这部份租金收入权益的权利。二、一审认定我六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邓达康应按约定缴纳并返还祭祖储备基金的判定属依据不足与事实严重不符，为认定事实不清。关于祭祖储备基金的确立，源于涉案商铺自收租始，多年来均按全部业权某一致约定，根据其母亲当年遗愿“以租金的二成计取”，专门用于每年祭祖使用，从未改动过。但从2010年11月起至2011年7月，被上诉人与共同侵权的第三人擅自作均分处理。该变动实质，明显违背全部业权共有人当年约定初衷，且其处事手法，明显与《物权法》第九十七条“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有人同意”相抵触。租金收入属动产范畴，一审庭讯时被上诉人亦认同缴回这部分数额，而一审却以仅占四分之一的两人份额意见为由取代共有约定的判定明显不合理。三、被上诉人作为委托代理人，不按共有人“决议”意愿委托实施职责履行，阳奉阴违，弄虚作假，明显有严重过错。一审以“签订《租赁合约》生效”问题混为一谈，属认定事实不清。我上诉方这次诉讼，是追究被上诉人不按共有人“家庭会议决议”委托履行签约，且弄虚作假，用卑鄙手法坑蒙其他产权共有人的责任，属被侵权追索行为诉讼，被上诉人理应承担民事责任。一审以“签订《租赁合约》生效”的“已经对原告所主张的被告超越权限与陈某甲签订的意见不予采纳”，曲解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因不按委托人意愿履行而被追讨应负责任的侵权行为问题混为一谈，属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用欺诈手段，有意把上期合约中最后两月（2010年7月-8月）租金与新一期合约的头两月（2010年9月-10月）租金捆绑一起而不是分别开来让邓达基签收，并以此作为证据表示邓达基承认被上诉人主张，手法恶劣，做法卑鄙，却被一审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988年4月2日发布法（办）发（1988）6号）中第三条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68．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当日被上诉人以涉案商铺只能以五千元才能租出的虚假情况，诱使邓达基签收租金，该行为本应接受道德遣责及法律惩罚。我上诉方在起诉的庭询陈述中已强调这一行为属欺诈性质。但一审却以此作为我上诉方同意以五千元出租涉案商铺，明显有违上述法则认定，属认定事实不清。四、一审以合同法的履行相关条款作为驳回我向被上诉人侵权索赔依据，属适用法律错误。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不论因不按涉案商铺共有人委托意愿（家庭决议）履行代理行为﹤当事人（众业权某）约定﹥而做成共有人损失；或者作为共有人擅自处分（出租）（其民事行为责任明显违背法律规定），而做成其他共有人损失，均属于侵权行为，都是有过错的。有关涉案商铺《租赁合约》生效认定，根据（2011）穗越法民三初字第2251号判决书的裁决：基于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表见代理】作为依据（引自（2011）穗越法民三初字第2251号判决书第9页一至三行）。该条款原文认定的前提为“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被“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该诉讼原一审法院以本条款为原被告定位，是因为原被告（本案被上诉人）所签《租赁合同》情况与该条款相符。【表见代理】的订立，原意为保护善意第三人（签约方），保证合约的正常履行而非为无权代理人作合法有效证明和侵权免责的。在（2011）穗越法民三初字第2251号判决书中，原审法院以本法律条款作判案理据，是因为原被告（本案被上诉人）符合“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被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条款。可见，在该案判定中，对本案被上诉人是已有相关确认的。因原涉案房屋出租合同经人民法院以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表见代理”之规定判定租赁合同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09年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62次会议通过2009年4月24日公布法释（2009﹥5号自2009年5月13日起施行）第十三条的规定：“被代理人依照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承担有效代理行为所产生的责任后，可以向无权代理人追偿因代理行为而遭受的损失”。我上诉方是基于本法律条文法则指引才提起今次索赔诉讼，是有法可依的。（2012）穗中法民五终字第2052号判决书只是以【表见代理】为由而判决租赁合同有效代理，本案一审以合同有效来推断“上述生效的（2012）穗中法民五终字第2052号判决书已经对原告所主张被告超越权限与陈某甲签订《租赁合约》的意见不予采纳”而可以逃避“追偿因代理行为而遭受的损失”责任，明显有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和【表见代理】的立法本意，是错误的。五、原审第三人的定位性质应为共同侵权某，一审多处引用共同侵权某（第三人）意见作为佐证批驳上诉人，欠缺公允，是错误的。原审第三人邓达明，在本案中据被上诉人表述，他是有共同参与涉案《租赁合同》签订认定（拍板），在本案中亦是具未按共有产权某决议而擅自处分（出租）行为的，与被上诉人行为同属具侵权性质并互为利害关系相同，法院应根据其实际表现追加为共同被告；同时，在本案诉讼系列庭讯中多次作虚假陈述误导法庭且前后矛盾、甚至提供假签名证据（涉案商铺第二期租赁合约）意图影响判决的公正（未被中院认定）。而本案一审判定中多处引用共同侵权某（第三人）意见作为佐证欠缺公允，是不合理和错误的。六、证人证词、评估报告是本案的索赔损失的证明和依据，本案一审以不合理的理由“不予采纳”来掩饰我上诉方的实际损失，为被上诉人应承担的责任开脱，是不公平及极错误的。证人林某在本案中一审时出庭作证：证实他在中介介绍下认同应涉案商铺以每月九千元招租条件要求承租，这是一个涉案商铺市场租价的真实交易反映；符合业权共有人家庭会议“决议”价高者得的条件。涉案商铺曾由上诉方委托有资质的评估公司经调研后作出相应的估价，其结果与中介、证人（愿承租者）意见基本一致。有理由相信，由评估公司、中介、愿意承租人（证人）三方意见基本一致，数据互为印证相符，可认定为涉案商铺的真实市场成交租价。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财产损失的计算】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应当认定为侵权损失的计算依据。但一审采用被上诉人证词认为：证人因未于另案中出庭作证，故对证人证词不予认可（两诉讼案并不是同一性质案件，如何能以此为据）。评估公司所作评估报告亦因属上诉方单方面行为而不予支持。我上诉方认为：以证人于另一案中未出庭到位为理由而剥夺证人在本案中出庭作证的合法、真实表述的认定，是极其无理和错误的。对于评估报告的效力的判断应以其是否客观真实为依据，而不应以哪方提出评估来判断。同样，如果认为评估公司所作评估报告因属上诉方单方面行为而有异议，我上诉方某甲被上诉人“答辨词”意见中向一审法院明确提出，可以由法庭主持另行招请评估公司重新作评估；但该评估结果应作为本案的索赔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1年12月21日法释（2001）33号公布自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八条：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无证据足以反驳并要求对评估报告申请重新鉴定，反而我上诉方提出“可以由法庭主持另行招请评估公司重新作评估；但该评估结果应作为本案的索赔依据”，是合情合理符合法治精神的。一审无按法理要求作重新认定，又无正当理由而对我上诉方的评估报告不予采纳，有违法律应该公平、公正的原则。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财产损失的计算】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是因为立法者清楚只有这两点，才是最公正，最合理的。其他计算表达形式会因夹杂了诸多因素而影响实际价值的准确性。而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却用已作自我反省“不作强制执行”的说明和撤销了“房屋租金参考价是政府房地产租金市场管理、租金课税，司法机关纠纷调处，消费者市场交易，评估机构房地产估价的重要依据”说法的房管局“房屋租金参考价”（见我上诉方于答原被告“答辨词”中附件：关于公布2013年广州市房屋租金参考价说明）作理由，用“不予支持”无理驳回我上诉方由评估公司（其他计算方式）、中介、愿意承租人（证人）（市场交易价］三位一体基本相同，数据互为印证相符且符合【财产损失的计算】精神的理据诉求，来掩饰涉案商铺的真实市场租价是极其错误的。国家大法（侵权责任法］中的条文，是实施国家法治理念的主要法则，而《广州市房屋租金参考价》是地方部门的“仅供房屋租赁双方议定实际租金参考，并不是政府强制定价行为”并说明无约束力的文件。以此地方文件为理据推撼国家法律条文，明显违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法治原则。七、极具讽刺的，一审引用（2011）穗越法民三初字第2251号判决书的裁决生效《租赁合约》竟然是个假签名合同。本案一审庭讯质证时，我上诉方拿出《租赁合同》原件，询被上诉人“这合同是否你提供的本案合同”，答“是”；“出租方一栏是你签的吗”，“是”，“承租方一栏是谁签的”，“是陈某甲，是我亲眼看着她写的”，“为什么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及越秀区人民法院两资料室出示的陈某甲签收“传票”的签名（该资料是我上诉方某乙本案起诉查阅资料时发现的），两个签名无论从字型、字体、笔画连接、线条走向四个方面竞无一相似，而与你的签名笔画却极其相符，可否给大家一个合理解释”（同时出示陈某甲签收的传票并上交法官转交与众人传阅），此时，被上诉人无言以对。我上诉方：“请法庭予以调查”（当时听取质讯对话的有：张丽法官、张书记员、陪审员任红、陈某丙及其他全部参与诉讼的出庭人员）。假签名合同的出现，明显确认l、被上诉人弄虚作假、肆意隐瞒真实情况的侵权情况存在；2、被上诉人有意识掩盖其他真正实际情况的合同。亦是被上诉人构成侵权的证据。但一审判决却对此无片言只语提及，更无向我上诉方对此事提交作任何解释。综上所述，上诉请求：1、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法民三初字第849号民事判决书；2、判令邓达康向邓达基返还从2010年11月1日起暂计至2011年7月31日期间收取而截留的家族祭祖基金共计2250元；3、判令邓达康赔偿因其超越代理权签署涉案商铺出租合同而造成六个上诉人从2010年9月1起暂计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的税后租金损失80000元：4、判令邓达康支付委托“广州银信土地房地产与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涉案商铺进行市场租值评估的费用6000元；5、判令邓达康承担涉本案全部的诉讼费。
被上诉人邓达康答辩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邓达明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发表意见。
经查，原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超越代理权擅自与案外人签订租赁合同并损害上诉人权益的主张，已经由发生法律效力的（2011）穗越法民三初字第2251号民事判决、（2012）穗中法民五终字第2052号民事判决予以驳回。在上诉人无新证据提供的情况下，原审对其诉讼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上诉人该部分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另外，上诉人主张应由被上诉人返还2011年8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收取的租金，原审认为上诉人无充分举证证实被上诉人已经收取该部分租金而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二审中，上诉人同样未尽举证责任，本院对该部分上诉理由亦不予采纳。至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在租赁期间违反国家税收规定，属于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管理范围，不属本民事诉讼案件审理范围。综上，上诉人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受理费4814元，由上诉人邓达钧、邓达基、邓达燊、邓达熙、邓丽雯、金茵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韩志军
审 判 员 郭东升
代理审判员 刘 卉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党春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