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111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京东街9号。
法定代表人：展在中，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晶，北京宁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宁，北京宁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振，男，1981年10月6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北京市兴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口可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初99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可口可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振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振负担。事实和理由：1.李振明知岳兴的行为不能代表可口可乐公司，仍向其个人进行付款，是其与岳兴个人之间的私人往来行为，不应认定为是岳兴的职务行�。李振与可口可乐公司于2011年12月9日签订了《ODP合作合同》,合同有效期自2012年1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合同关于供货、付款、越权代理等进行了明确约定。其中约定：“李振不得与可口可乐公司除财务人员外的任何员工有直接或间接的财务账款往来，不得与可口可乐公司任何员工之间建立和存在商业利益等，如果李振与可口可乐公司员工进行了上述行为，均为李振与可口可乐公司员工个人之间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同时，李振还抄写了一份《客户周知函》，载明：“为维护贵我双方合法权益......我的抄录行为视为本周知函为我与北京可乐的非格式条款契约。”可口可乐公司认为，在上述《ODP合作合同》有效期满后，李振虽然在其后未与可口可乐公司签订书面合同，但其事实上是清楚可口可乐公司对员工行为的相关规定的，即明知岳兴的行为不代表可口可�公司，却仍与其个人之间进行付款等相关行为，是其与岳兴个人之间的私人往来行为，不应认定为是岳兴的职务行为。一审法院却作出合同有效期满后，李振和可口可乐公司在有效期之后的行为不产生约束力的认定，实属认定错误。2.可口可乐公司在上述《ODP合作合同》有效期满后向李振发货的事实，并不能证明是岳兴以可口可乐公司名义向李振收取货款，发送货物的职务行为。李振在一审中提交了2013年可口可乐公司向其发货的送货单，用以证明可口可乐公司在合同期满后还向其发货，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上述送货单，可口可乐公司经核实确为公司发货。但这只能证明是可口可乐公司与李振之间在合同期满后，在2013年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不能证明是岳兴代表公司与李振之间进行交易，也不能证明岳兴在其职权范围内长期多次以可口可�公司的名义收取李振的货款，通过可口可乐公司的运输渠道向李振配送公司产品，更加不能证明双方在2015年仍然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李振在一审中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岳兴多次收取李振货款，向其发送货物。一审法院却据此做出岳兴收取货款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的认定，实属认定错误。3.李振个人向岳兴个人转账的行为，不能证明就是李振向可口可乐公司购买产品的行为。李振在一审提交的银行转账明细表明，从转账的内容来看，是李振个人向岳兴个人转账，收款人是岳兴个人，转账的款项是转到岳兴个人账户内，并且没有写明转账款的具体用途，不能排除是李振个人和岳兴个人之间的经济往来行为或者其他个人行为。一审法院却以李振认可岳兴是公司员工，岳兴自认欠李振货款就认定其个人之间的转账行为就是李振向可口可乐公司支付货款的行为，从�认定可口可乐公司与李振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实属认定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
李振辩称，不同意可口可乐公司的上诉请求，李振与可口可乐公司之间的《ODP合作合同》2012年已结束，该合同结束后李振向可口可乐公司销售经理岳兴付货款，可口可乐公司向李振发货，李振与可口可乐公司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
李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可口可乐公司返还李振货款28800元及利息（以288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5年8月8日到实际返还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可口可乐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16日，李振向可口可乐公司大兴区销售经理岳兴汇款40000元和46400元；2015年8月7日，李振向岳兴汇款28800元。李振称上述款项均用于向可口可乐公司购买3200箱听�可口可乐和雪碧系列产品，可口可乐公司仅仅送货了2400箱，剩余800箱没有送货，当时虽未与可口可乐公司签订书面合同，但实际上与岳兴代表的可口可乐公司成立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
2015年7月17日，岳兴给李振发手机短信称：“别和调度说是通州客户。”李振回“说哪的。”岳兴说“河北。”2015年7月24日，岳兴发短信说“稍后给您电话，好吗？”、“周一。”李振回：“明天安排了吧，不好说了天天往后托。”岳兴称：“看情况吧”、“等我信吧，这次也没办法。”李振回：“还差八百箱先紧着他给齐了，本市场还能往上拉拉价。”岳兴回：“我安排吧，看看明天能不能装。”2015年7月25日，李振问：“今天能装吗。”2015年7月28日，李振问：“货安排好了吗。”岳兴回：“安排好了，后天装，明天五六点让那边给调度打电话。”2015年8月10日，岳兴给李振发短信说“稍后给您电话，好吗？”李振回：“那车货什么时候到。”岳兴回：“我问问。”李振问：“货怎么样了。”2015年8月16日，李振给岳兴发短信说：“800箱货还没到，出什么问题了，要不把货款退回去。”2015年8月17日，岳兴发来短信说：“手机没拿，刚到家，明早我问问啥情况。”
一审审理中，一审法院前往看守所向因职务侵占罪被羁押的岳兴核实情况，并作了谈话笔录。岳兴称其系可口可乐公司的销售部主任，是代表可口可乐公司将货物卖给李振，是职务行为，李振给的28800元收到了，确实是购买可乐的钱，发没发货记不清了，确实是以可口可乐公司的名义发货的，李振是公司的客户，证据都认可，关于没签合同的情况，因为这个合同可以先发货，年底补签合同，当时约定的可乐的价格是36元/箱，价格是公司定的，由公司直接发货，与�振的短信中“别和调度说是通州客户”的意思是，由于李振是大兴的客户，他想把货给通州的亲戚，公司只能把货送到大兴，他自己开车过来拉。
一审法院另查，2011年12月9日，可口可乐公司（甲方）与李振（乙方）签订了《ODP合作合同》，双方对供货、验收、付款、越权代理、合同有效期、解除和终止均进行了约定。其中约定：“合同的有效期自2012年1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合同期满后，本合同自然终止；乙方不得与甲方除财务人员外的其他任何员工有直接或间接的财务账款往来，不得与甲方任何员工之间建立和存在商业利益，乙方不得向甲方的员工发放工资、费用、奖金或其它形式的补偿，馈赠或有价物；甲方严禁甲方员工向乙方借款、借货、调货、打白条、代签字等可能损害、冲突到甲乙双方利益的行为，如果乙方与甲方员工进行了上述行为，均为乙方与甲方员工个人之间的行为，不是我公司职务行为，乙方没有支付到开设在我公司财务编码专户上的款项，一律不视为乙方对我公司的付款行为，否则，由此而引起的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概与甲方无关，本条款排除本合同约定条款外的任何形式的交易习惯、表见代理和职务行为，一旦发生纠纷引起仲裁或者诉讼，均以本条款约定为准。”李振称可口可乐公司未对上述条款进行提示和说明。
同日，李振还签署了一份可口可乐公司向其出具的编号为1184431的《客户周知函》，载明：“为维护贵我双方合法权益，确保双方交易安全，规范业务沟通方式，请您充分注意以下提示：在客户与可口可乐公司的业务往来中，不论可口可乐公司的员工以何种形式、方法和名义对您作出的所有意思表示（包括证明、白条、收条、欠条、电子邮件、传真、信函以及�头承诺等等）均必须书面化并且加盖到可口可乐公司的公章才属于我公司员工职务行为，可口可乐公司仅对此盖章书面文件的内容予以认可、追认，并承担该书面盖章文件所引发的相应法律责任。否则，视为客户与该员工之间的私人行为，可口可乐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该周知函结尾处有李振亲自书写的“我确认已认真阅读本周知函并全面准确理解，无任何误解和歧义，并同意、认可和接受上述周知函内容，在此承诺不接受北京可乐员工以任何名义和方式方法出具的证明、白条、收条、欠条、电子邮件、传真、信函以及口头承诺，除非有内容完全一致并加盖北京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公司章的书面确认书予以确认或追认，否则视为我与该员工个人之间的私人往来行为，我的抄录行为视为本周知函为我与北京可乐的非格式条款契约。”李振称该《客户周知函》是�独签的，先签订的《ODP合作合同》，后来签订有补充合同。
李振还提交了2013年6月18日可口可乐公司向其出具的送货单三张。第一张和第二张送货单记载的客户名称均记载为李振，客户编号为5101884431，第三张送货单记载客户名称为北京申易达商贸有限公司，客户编号为5101884612，联系人为李振。三张送货单下方的客户签收处均为同一人的签字，李振称签字的人系其库管，三张送货单系可口可乐公司向李振送货时的签收单据。关于送货情况，经一审法院询问，可口可乐公司于2017年7月10日庭审中称没有向李振个人发过货，2017年8月4日庭审中称该送货单格式与可口可乐公司一致，但未向法院回复合同有效期之后是否向李振或编号为01884431的送货情况。
一审庭审中，可口可乐公司称未向李振个人发送货物。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李振与可口可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可口可乐公司称未向李振个人发送货物，但是李振提交了送货单证明了可口可乐公司在《ODP合作合同》到期后还向李振发货的事实。岳兴作为可口可乐公司大兴区域的销售经理，在其职权范围内长期多次以可口可乐公司的名义收取李振的货款，通过公司的运输渠道向李振配送可口可乐公司的产品，据此可以认定岳兴收取货款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李振有理由相信岳兴系代表可口可乐公司与其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可口可乐公司还抗辩称李振签署了《ODP合作合同》及《客户周知函》，明知公司政策的情况下还和岳兴发生来往，应该自行承担后果。一审法院经查，李振与可口可乐公司之间签订的《ODP合作合同》及《客户周知函》有效期是2012年到2013年，有效期为一年，该合同对李振和可口可乐公司在有效期之后的行为不产生约�力。综上，李振与可口可乐公司之间虽未签订书面的合同，但已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现岳兴代表可口可乐公司收取了李振的货款，可口可乐公司未向李振发送相应货物，构成违约，故李振要求可口可乐公司退还货款及要求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北京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李振货款28800元及利息（以28800元为基数，自二〇一五年八月八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另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5刑初703号刑事判决认定岳兴作为可口可乐公司员工，收取北京市大兴区荣鑫副食品批发部周振、北京军中宝商贸有限公司王大军、北京市大兴区黄村桥大丰园食品店李照虎、霸州市益津市场春岭食品经营部李春岭及刘亚龙货款行为属于公司行为，其利用职务便利将所收货款非法据为己有，构成职务侵占罪。上述刑事判决已经生效。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李振与可口可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可口可乐公司是否应对岳兴收取的货款承担退还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中，首先，李振曾于2011年12月9日与可�可乐公司签订了《ODP合作合同》并签署《客户周知函》，《ODP合作合同》和《客户周知函》均明确记载，可口可乐公司员工对客户的任何意思表示，必须得到可口可乐公司出具的加盖公章的书面确认才对可口可乐公司发生效力，否则为客户与员工的私人行为。李振在《客户周知函》结尾处以亲笔书写方式确认自己知晓上述内容。因此，李振在向岳兴支付货款并通过岳兴取得货物时，明知岳兴的行为超越权限。其次，岳兴收取李振的货款不包含在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5刑初703号刑事判决确认的岳兴职务侵占犯罪认定中。
综上所述，岳兴作为可口可乐公司的销售经理，不具有以个人名义代可口可乐公司对外缔结买卖合同及代可口可乐公司收取货款的权限，李振对岳兴超越权限的行为是明知的。故本院认定，岳兴的行为不构成有效的代表行为，对�口可乐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定岳兴的收款行为为职务行为，李振有理由相信岳兴代表可口可乐公司与其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并据此认定李振与可口可乐公司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初994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李振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60元，由李振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20元，由李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小勇
审判员 王国才
审判员 闫 飞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杨 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