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9）浙商外终字第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长兴总发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吉三。
委托代理人：许火棠。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余杭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戚荣华。
委托代理人：吴琳。
上诉人长兴总发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兴总发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杭州余杭对外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余杭外贸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杭民三初字第6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9年8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9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长兴总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许火棠，被上诉人余杭外贸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7年11月17日、12月8日、2008年1月23日、8月25日、10月6日，伟宸手袋箱包厂（以下简称伟宸箱包厂）分别向长兴总发公司发出五份采购单，购买150条纹布等面料。后长兴总发公司向伟宸手袋箱包厂交付了面料。2007年12月28日、1月21日、3月27日、9月26日、11月29日，长兴总发公司向余杭外贸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五份（编号分别为07084455、07084457、07173734、08236974、00629271）。2008年1月21日、1月25日、4月30日，余杭外贸公司分三次向长兴总发公司汇款，汇款金额与前三份发票的金额相符。另查明，长兴总发公司曾向伟宸箱包厂发过报价单，也曾在2007年12月就当月业务往来向伟宸箱包厂发过对帐单。现长兴总发公司认为余杭外贸公司未向其支付后两份采购单项下的货款人民币195566.9元，故诉至该院，请求判令返还尚欠的货款。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长兴总发公司认为，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和付款凭证均可以证明其与余杭外贸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余杭外贸公司则认为，长兴总发公司与伟宸箱包厂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余杭外贸公司只是伟宸箱包厂的出口代理商，受伟宸箱包厂的委托向长兴总发公司付款，接受增值税发票也是为了进行出口退税。对于双方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分别举出了相反的证据。长兴总发公司提供的证据包括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和付款凭证，而余杭外贸公司提供的证据包括报价单、采购单、出货明细表、对帐单等。在本案中，长兴总发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系传真件，且传真号码为伟宸箱包厂的号码，即购销合同系由伟宸箱包厂传真给长兴总发公司。因余杭外贸公司公章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能认定双方间签订过书面合同的事实。从双方提供的有效证据来看，长兴总发公司系向伟宸箱包厂发出报价单，并由伟宸箱包厂向长兴总发公司发出采购单，也就是说合同的订立过程是发生在长兴总发公司和伟宸箱包厂之间。而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长兴总发公司系向伟宸箱包厂交付相应的货物，并向伟宸箱包厂发出对帐单，核对其应支付的货款金额。余杭外贸公司所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证据链，以证明长兴总发公司和伟宸箱包厂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长兴总发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其与余杭外贸公司间进行过货款结算的事实，其证明力要弱于余杭外贸公司证据的证明力。该院认为，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的一方当事人对该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现长兴总发公司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余杭外贸公司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故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对于长兴总发公司要求余杭外贸公司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上，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于2009年5月20日判决：驳回长兴总发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11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498元，共计5709元，由长兴总发公司负担。
长兴总发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发生在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合法行为。伟宸箱包厂是一个既未合法登记，也无组织机构和财产的三无单位。庭审中余杭外贸公司也承认伟宸箱包厂在国内未登记注册。原审判决却认定长兴总发公司与这个根本不存在的单位发生买卖合同关系令人费解。2、余杭外贸公司认为其与伟宸箱包厂是一种出口代理关系，由于伟宸箱包厂未登记注册，余杭外贸公司所谓的出口代理行为应无法通过海关检验。3、原审判决关于长兴总发公司与伟宸箱包厂发生业务往来的说法无事实根据。4、长兴总发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和余杭外贸公司的付款凭证有力地证明了长兴总发公司与余杭外贸公司之间存在着业务往来。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认定长兴总发公司与伟宸箱包厂发生买卖合同关系，没有贯彻执行民法对合法的民事活动要保护，对不合法或非法的民事活动进行惩处的法治观念。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长兴总发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余杭外贸公司庭审中答辩称：一、长兴总发公司与伟宸箱包厂是事实上的业务关系，余杭外贸公司与伟宸箱包厂存在出口外贸关系。而长兴总发公司与余杭外贸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长兴总发公司与伟宸箱包厂的业务早已存在，比余杭外贸公司与伟宸箱包厂存在的外贸关系还早。而且并不是余杭外贸公司过错导致长兴总发公司不能收回货款。二、长兴总发公司仅能证明其与余杭外贸公司有货款结算的事实，但不能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审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长兴总发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理由和请求以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长兴总发公司与余杭外贸公司之间是否构成合同关系以及余杭外贸公司是否应当支付相应款项。对于本院归纳的争议焦点，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
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构成合同关系首先应审查双方当事人是否有达成合意的书面合同；若无书面合同，则应审查双方当事人有无实际履行合同的行为。本案长兴总发公司原审中提供了三组时间分别为2007年11月17日、2007年12月8日、2008年3月1日的证据材料，每组均包括独立的购销合同、采购单、出货明细表、增值税发票、银行付款凭证。虽然购销合同是传真件，余杭外贸公司对传真件的真实性持异议，但增值税发票、银行付款凭证均能证明余杭外贸公司向长兴总发公司支付过三笔货款，时间跨度五个月，且连续三批均履行完毕没有发生纠纷。因此长兴总发公司所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余杭外贸公司曾以自己的名义与长兴总发公司之间发生过买卖合同关系。但根据双方提供的有效证据，案外人伟宸箱包厂系货物的最终买方。经审查，三方的业务往来流程是：长兴总发公司向伟宸箱包厂发出报价单并接受伟宸箱包厂的采购单后将货物送至伟宸箱包厂，伟宸箱包厂收货后双方进行对帐，由长兴总发公司向余杭外贸公司开出增值税发票，余杭外贸公司收到伟宸箱包厂的相应货款后，再向长兴总发公司付款。案涉五批货，前三批已履行完毕，后两批因伟宸箱包厂未付货款，余杭外贸公司亦未向长兴总发公司付款。据此可以认定，在长兴总发公司与余杭外贸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中，伟宸箱包厂是真正的买受人，余杭外贸公司作为伟宸箱包厂的受托人负责开票和出口，且长兴总发公司与余杭外贸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时，明知伟宸箱包厂的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之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因此受该合同直接约束的应当是伟宸箱包厂。至于伟宸箱包厂的主体资格，虽然双方均未提供有效的主管机关的登记证明，但不影响其作为买卖合同的相对方的认定。余杭外贸公司作为受托方，无需承担付款责任。
综上，本院认为，本案余杭外贸公司虽以自己的名义与长兴总发公司发生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但伟宸箱包厂是真正的买受人，长兴总发公司也明知伟宸箱包厂是真正的采购方、收货方、验货方、付款方，余杭外贸公司仅系伟宸箱包厂的委托代理人，故该买卖合同直接约束长兴总发公司和伟宸箱包厂，余杭外贸公司无需承担付款责任。长兴总发公司上诉认为其与余杭外贸公司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并要求余杭外贸公司支付相应货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以双方提供证据证明力的强弱为由认定双方不存在买卖关系不当，但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11元，由上诉人长兴总发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胜东
代理审判员 卢唯唯
代理审判员 董国庆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俞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