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04民再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黄清明，男，土家族，1952年3月11日出生，农村居民，住重庆市黔江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田维刚（又名黄顶科），男，土家族，1982年12月2日出生，农村居民，住重庆市黔江区。
委托代理人：刘柏林，重庆市金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黄建华（田维刚之姐），土家族，1972年8月21日出生，农村居民，住重庆市黔江区。
委托代理人：田维刚，基本情况同前。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春梅（田维刚之嫂），汉族，1982年12月24日出生，住湖南省衡东县。
委托代理人：田维刚，基本情况同前。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永泓（刘春梅之子），汉族，2007年7月26日出生，住湖南省衡东县。
法定代理人：刘春梅，基本情况同前。
再审申请人黄清明因与被申请人田维刚、黄建华、刘春梅、刘永泓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5月18日作出（2015）渝四中法民终字第00305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5年12月18日，本院作出（2015）渝四中法民申字第00078号民事裁定，裁定由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黄清明、被申请人田维刚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柏林、被申请人黄建华、刘春梅的委托代理人田维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11月5日，一审原告黄清明起诉至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黔江区法院）称，2012年5月23日，黄清明与其侄子田维刚在重庆市黔江区金溪镇山坳村村民委员会的主持下，就田维刚的父亲黄德育（黄清明之兄）所享有的林地、林木、耕地的承包及房产的权利归属达成了调解协议，并签署了《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房产的处理由黄德育子女协商解决。黄清明认为该协议显失公平，理由如下：一、该房屋系黄清明在其继父的协助下修建；二、黄德育因天生智障、脚手无力而无劳动能力，其生前的生活起居均不能自理，完全依靠其父母及黄清明的相继照顾和料理；三、1991年黄德育与王友兰离婚，年仅9岁的田维刚随其母王友兰生活，此后黄德育的生养死葬均由黄清明一人负责。因此，协议约定房产由黄德育子女协商处理显失公平。此外，协议书约定田维刚给予黄清明2000元的补偿，田维刚至今未兑现，从而说明田维刚在签订协议时存在严重的欺诈行为。请求法院撤销原告黄清明与被告田维刚于2012年5月23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诉讼费由被告田维刚承担。
一审被告田维刚辩称，1.不同意撤销人民调解协议；2.调解时不存在欺诈黄清明，也不存在显失公平。
黔江区法院一审查明，黄清明系田维刚父亲黄德育之胞弟，黄德育有长女黄建华、次子黄顶华（已于2009年死亡，有妻子刘春梅，儿子刘永泓）、三子黄顶科即田维刚。黄德育于1995年死亡。2012年5月23日，黄清明与田维刚在黔江区金溪镇山坳村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约定：一、黄德育原承包的山林、土地由2009年、2010年办理的承包证持有人经营管理；二、经协商土地承包证持证人从2013年1月1日起，将承包的土地、山林委托黄清明耕种和管理（具体事宜由持证人与黄清明协商）；三、房产处理由黄德育子女协商处理，村委会监证；四、由于黄清明年老，现由田维刚从尽孝的角度于农历2012年12月25日由村委会监证给予黄清明困难补偿2000元。2013年5月9日，黄清明向黔江区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该协议，该院于2013年7月1日判决驳回了原告黄清明的诉讼请求。黄清明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后黄清明申请撤回起诉，本院于2013年10月14日裁定准许原告黄清明撤回一审起诉。
1991年5月4日，黄德育与王友兰经原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调解离婚。其中，约定王友兰将包括房产在内的共同财产赠与黄德育，王友兰、黄建华、黄顶科三人享有的承包田、土、山林、经济林木等由黄德育管理使用、受益，黄德育死亡后由王友兰负责安葬。黄德育生前与黄顶华、田应淑、王友兰、黄建华共同承包了承包合同编号为CQ021206030004的土地，现黄顶华、田应淑、黄德育已死亡。2009年田维刚（林权证上为田刚）承包了黔江林证字（2009）第12060300271号林权证所记载的林地。诉讼过程中，黔江区法院追加了黄建华、刘永泓、刘春梅作为被告参加诉讼，但三人均书面表示自愿放弃诉讼权利，不参加诉讼，对该案诉争财产也不主张权利，也表示对黄清明与田维刚于2012年5月23日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内容知晓，对协议内容及田维刚以权利人签订协议无异议。
黔江区法院一审认为，2012年5月23日，就原黄德育的土地、山林、房屋的继承问题，黄清明与田维刚在黔江区金溪镇山坳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虽然该协议主体存在漏列，对黄德育的其他继承人而言存在效力待定问题，但对黄清明来说暂不影响协议的效力。加之，诉讼过程中其余权利人也表示对该协议无意见，已经对田维刚的行为予以追认，故该协议的第一条约定黄德育原承包的山林、土地以2009年、2010年办理的承包证持有人经营管理，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该协议的第二条约定从2013年1月1日起，土地承包持证人将承包的土地、山林委托黄清明耕种和管理（具体事宜由持证人与黄清明协商），该条约定的具体履行本身处于待定状态，并不影响协议效力；该协议的第三条约定房产由黄德育子女协商处理，该条约定黄德育房产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协商处理，该约定本身不违反我国继承法的规定，即使黄清明对黄德育生前扶养较多，可以分给其适当遗产，但协议中黄清明放弃分割黄德育的房产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并无不当；该协议的第四条约定田维刚给予黄清明困难补偿2000元，也不违反法律规定。
黄清明以协议显失公平为由请求撤销，黄清明本身不属于黄德育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即使按照黄清明所说其对黄德育生前扶养较多，可以分给其适当遗产，那么在继承开始后，其签订本协议时放弃继承，也是法律所准许的，故协议不存在显示公平，黄清明以此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人民调解协议，不予以支持。黄清明以协议签订后，田维刚未支付协议中约定的2000元钱为由，要求认定田维刚存在欺诈行为。田维刚是否支付2000元，是协议的履行问题，黄清明可以要求田维刚履行，但不能够以此认定双方签订协议时存在欺诈行为。故黄清明与田维刚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可以撤销的情节，黄清明也未提供证据证明签订该协议存在《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及《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民事行为无效的情形。遂《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1条、第72条、第73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黄清明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黄清明承担。
上诉人黄清明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本院判决：一、撤销黔江区法院（2014）黔法民初字第04633号民事判决；二、撤销黄清明、田维刚于2012年5月23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主要事实和理由：黄清明胞兄黄德育是重度残疾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其母亲生前给予料理，1982年12月母亲逝世后，后父（继父）另婚离家。黄德育前妻王友兰认为有3个孩子合计5口人无经济来源，就提出离婚。经人民法院审理，黄清明作为黄德育的代理人，离婚调解协议确认一切财产、山林、土地归属于黄德育（包括王友兰、黄建华、黄顶科所属份额），黄顶科跟随王友兰生活，黄顶华跟随黄德育生活，黄清明作为监护人。黄德育的生养死葬、黄建华的事务均由黄清明操办，黄顶华抚养上学读书都是黄清明支持的，黄德育和黄清明相依为命长达12年之久。在此期间，王友兰、田维刚从未探视过。银行于2003年向田维刚追收债务，当时田维刚已经有能力偿还而拒绝偿还。黄清明和田维刚在山西省寿阳县一个煤矿打工，田维刚的岳父发放工资时就扣除了黄清明1000元。黄德育生前居住的房子不是祖上遗留的，是黄清明在继父喻仕寿协助下新建的，由母亲指给黄德育居住两间。2011年10月16日晚上，田维刚为争夺继承财产打坏黄清明家大门，冲入屋内用木棒打伤黄清明头部，有金溪派出所的证据证明。黄清明为黄德育和黄建华、黄顶华背负债务，黄清明是一个残疾人。黄德育一家本质是解体的，与黄清明合并为一家，根据《继承法》第5条、第14条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财产归属于黄清明。
被上诉人田维刚答辩称，分家的事情不知情，《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在金溪镇政府、居委会、司法所的干部都在场的情况下达成的，是双方同意的，不是单独制作的，不同意撤销调解协议。
被上诉人黄建华答辩称，不同意撤销调解协议。
被上诉人刘春梅、刘永泓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称，自愿放弃诉讼权利，不参加诉讼，对该案诉争之财产也不主张权利；金溪镇山坳村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2012年5月23日组织黄清明、田维刚调解形成《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我知晓，对该协议的内容无异议，对田维刚以权利人的名义签订该协议亦无异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黄清明、田维刚于2012年5月23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否应予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本案中，黄清明与田维刚在黔江区金溪镇山坳村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有双方当事人的签名和捺印，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黄清明未举证证明与田维刚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时，存在重大误解、显示公平、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情形，双方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上的签字捺印行为，应视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对黄清明撤销该《人民调解协议书》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黄清明关于按照继承法相关规定，请求法院判决财产归其所有的请求，因《人民调解协议书》第3条约定“房产处理由黄德育子女协商处理，村委会监证”，且该请求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本院不予支持。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黄清明负担。
黄清明申请再审称，1.2012年5月23日《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协商签订，相对人方仅有被申请人田维刚在场并签字确认，遗漏了其他权利人王友兰、黄建华、刘春梅、刘永泓，田维刚的行为，未得到该四人的授权，其行为不能代表王友兰、黄建华、刘春梅、刘永泓的意见，故该调解协议因程序违法而无效。2.因在协商调解协议时村镇干部包括被申请人田维刚实施了胁迫行为，且被申请人田维刚在调解协议达成后，拒绝向再审申请人黄清明支付协议约定的困难补偿2000元，存在欺诈行为，加之被申请人田维刚乘人之危，协议时未考虑再审申请人代其胞兄黄德育偿还债务及尽生养死葬等义务，协议内容显失公平，故该调解协议亦属无效。3.被申请人田维刚在其母王友兰1991年离婚再嫁后，随其生活，并与其继父田景生建立养父子关系，已与其生父黄德育脱离父子关系，其已无权享受涉案争议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及林地使用权。4.再审申请人黄清明在签订调解协议时，因不懂法，误以为协议内容合法才予以了签字，所达成的协议内容，并非再审申请人的真实意思，故该调解协议应予撤销。请求判决：一、撤销本院（2015）渝四中法民终字第00305号民事判决和黔江区法院（2014）黔法民初字第04633号民事判决；二、撤销再审申请人黄清明与被申请人田维刚于2012年5月23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三、由被申请人田维刚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申请人田维刚答辩称，1.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的规定，诉争双方协商达成的调解协议有签章确认，故该调解协议合法有效。2.按照该调解协议的约定，被申请人田维刚虽负有给付2000元的债务义务未履行，但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3.原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1991年5月4日作出的法民（1991）字第210号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民事权利义务并不能推翻《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4.再审申请人黄清明主张的承包地、宅基地、林权应由被申请人享有，其主张不属本案审理范畴，系另一法律关系。5.被申请人田维刚生父黄德育死亡之后安葬所需费用（包括肉）等均由田维刚、黄建华、黄顶华出资，其时再审申请人黄清明在外打工，不在家。故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请求驳回黄清明的再审申请，维持原判。
被申请人黄建华、刘春梅、刘永泓答辩同意被申请人田维刚的意见。
再审审理中，诉争双方均无新证据举示。
本院再审查明：本案的事实争点在于黄清明、田维刚于2012年5月23日在黔江区金溪镇山坳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协商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时，黄清明是否受到了胁迫、欺诈，并被田维刚乘人之危，抑或是对调解协议内容存在重大误解及订立该调解协议时显失公平。对此，结合全案证据分析认定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调解协议，或者请求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有责任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针对本案，则黄清明对是否受到胁迫、欺诈、被乘人之危、重大误解、显失公平负有举证责任。结合本案载卷证据，除黄清明在一审程序中举示一份2013年8月28日由重庆市黔江区公安局金溪派出所出具的《关于黄清明因打架报警的情况说明》证据外，就前述事实争点，黄清明无其他证据举示。该证据在原审程序中已进行质证。审查认为，虽田维刚质证对该证据无意见，但该证据形成于2013年8月28日，而黄清明与田维刚发生纠纷的时间早于2012年5月23日双方协商达成调解协议之前的2011年10月16日，故该证据虽具备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但不具关联性，不能证明黄清明在2012年5月23日协商调解协议内容时受到了胁迫。同时，对调解协议所涉及的困难补偿2000元，田维刚虽未履行，但不能以此直接证明双方在2012年5月23日协商时受到欺诈，故在黄清明对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负有的举证责任而未予举示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2012年5月23日，黄清明、田维刚在黔江区金溪镇山坳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协商并签字确认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时，黄清明未受到胁迫、欺诈。其以被田维刚乘人之危及对协议内容存在重大误解，及在订立合同时存在显失公平的主张无证据证明。该调解协议的签订达成，系黄清明自愿。
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予以确认。
2016年3月14日，刘春梅、黄建华向本院提交内容为：1.自愿放弃诉讼权利，不参加诉讼，对该案诉争之财产也不主张权利；2.金溪镇山坳村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2012年5月23日组织黄清明、田维刚调解形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我知晓，对该协议的内容无异议，对田维刚以权利人的名义签订该协议亦无异议；3.（2016）渝04民再1号传票我已收到，我因外出打工不能入时到庭，全权委托田维刚的《书面意见》。
庭审中，王友兰陈述并提交书面《申明》称，孩子长大了，自己也年纪大了，这些外务事情都没有管了，也没有过问，不参与该案诉讼，从而认可田维刚对本案的处理意见。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焦点在于：一、《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形成是否涉及程序违法；二、《人民调解协议书》应否予以撤销。对此，评述如下：
对焦点一，对程序是否违法问题。
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规定，则本案所涉《人民调解协议书》，经黄清明、田维刚签字、捺印，具有民事合同性质。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结合涉案《人民调解协议书》中所涉及的除2000元困难补偿之外，黄清明所主张的原黄德育家人所享有的房屋、土地承包经营权、林地使用权，系物权而非债权，故相较请求撤销《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外部法律关系的黄清明而言，不论内部法律关系的田维刚能否代表王友兰、黄建华、刘春梅、刘永泓行使相关权利，作为家人的田维刚的行为是否有损王友兰、黄建华、刘春梅、刘永泓的权益，均与黄清明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次，《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结合本案查明，王友兰、黄建华、刘春梅、刘永泓对田维刚的处分行为予以了追认并无异议。故黄清明主张程序违法的理由不成立。
对焦点二，对《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应否应予撤销问题。《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根据该规定可知，依法成立并生效的民事合同，只有行为人对合同权利义务内容存在重大误解或者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以及相对人等采取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之非法手段，违背行为人真实意思情况下所订立的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方可根据行为人的诉请予以变更或者撤销。结合本案查明，黄清明在2012年5月23日订立调解协议时，未受到胁迫、欺诈，对其主张的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及被田维刚乘人之危并无证据证明，该调解协议的签订，体现了黄清明的自由及真实意思，故黄清明请求撤销的理由不成立。
同时，对黄清明主张代其胞兄黄德育偿还债务及尽生养死葬等义务，其应享有相关财产权利的诉请与本案合同效力的确认系另一法律关系，不属本案审理范畴。对黄清明主张的田维刚已与其继父田景生建立养父子关系，田维刚已与其生父黄德育脱离父子关系，田维刚无权享受涉案争议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及林地使用权的再审理由，于法无据。
综上，再审申请人黄清明的再审理由不成立，其相应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5）渝四中法民终字第00305号民事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再审申请人黄清明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再审申请人黄清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庆华
代理审判员 万华瑜
代理审判员 王东义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曹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