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6民终30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某1，男，1966年2月4日出生，住襄阳市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天，湖北真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2，男，1961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勤，女，1965年8月22日出生，住址。系孙某2之妻。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3，女，1957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4，女，1955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5，女，1963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
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升军，湖北百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某1因与被上诉人孙某2、孙某3、孙某4、孙某5继承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7）鄂0602民初1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天，被上诉人孙某3、孙某4、孙某5、孙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勤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升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孙某1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是依法改判驳回四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是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四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被上诉人孙某2的户口在涉案土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及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并不在襄城区孙巷村五组，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孙某2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错误。2.涉案土地的征地补偿款不应由四被上诉人继承。涉案土地的征地补偿款是对上诉人孙某1失地损失的补偿，四被上诉人均不是征地补偿款的权利主体及继承人。
四被上诉人辩称：服从一审判决。
孙某2、孙某3、孙某4、孙某5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原、被告依法继承被继承人孙国礼、杨明华遗留襄阳市襄城区孙家巷5组经济作物1085棵、附属设施水井5口（评估价值635615元），并依法分割该财产；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审理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原、被告依法继承被继承人孙国礼、杨明华遗留襄城区孙家巷5组经济作物杜仲树340棵、附属建设物40平方米（未征收部分）。事实与理由：被继承人孙国礼、杨明华夫妻生前系襄城区庞公办事处孙家巷五组村民，育有五个子女：即长女孙某4、次女孙某3、长子孙某2、三女孙某5、次子孙某1。孙国礼、杨明华夫妻在20世纪80年代承包了孙家巷集体土地从事农业生产，80年代末，开始栽种经济作物杜仲树苗，90年代初，扩大承包土地面积约6.6亩，将杜仲树苗移栽，同时为灌溉所需打井5口，此后一直由孙国礼、杨明华夫妻进行管理。杨明华于2006年病故，孙国礼于2013年病故，前述二被继承人遗留财产经济作物杜仲树及附属设施未分割处理。2016年，襄城区滨江路东、西延伸工程征收前述经济作物所处集体土地，经评估机构清点，本次征收土地上孙国礼、杨明华遗留经济作物杜仲树1085棵、附属设施水井5口，评估价值635615元。孙某11984年当兵，一年后退役一直在中原市场等处做生意，因未能在其他地方落户，于2004年将服兵役转出的户口又落回孙家巷孙国礼、杨明华户头上，但其从未与孙、杨二人在孙家巷居住生活过，也未共同从事过农业生产，履行过村民义务，未对孙、杨二人的经济作物杜仲树进行经营、管理。原告认为本次征收土地上的经济作物杜仲树系孙国礼、杨明华栽种，由其二人进行经营、管理，其二人相继去世后，该作物及附属设施作为遗产，未进行分割，故起诉要求依法继承分割。
一审判决认定：四原告与被告孙某1系襄阳市襄城区庞公××村村委会村民孙国礼（2013年死亡）、杨明华（2006年死亡）子女。原告孙某21961年3月2日出生，××××年与王勤结婚，结婚后居住在庞公××村。1990年代，孙某2将户口转出孙家巷，落入当时庞公王家洼村，户口性质是农业户口，又于2011年1月4日从襄阳市襄城区王家洼居委会4组迁回孙家巷，户口性质仍为农业户口。原告孙某31957年出生，××××年结婚，××××年户籍性质变为非农户口，落户襄阳市樊城区前进路金叶巷韩庄居委会。原告孙某41955年出生，××××年结婚，婚后户籍地在襄阳市××区××路××号。原告孙某51963年生，××××年结婚，户籍地在樊城××××号附1076号。被告孙某11966年出生，孙家巷村民，户口性质为农业户口。五人父亲孙国礼、母亲杨明华作为襄阳市襄城区庞公办事处孙家巷民委员会村民，生前以家庭承包方式在孙家巷承包土地。大包干后，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孙国礼、杨明华就在名为“路北”地块和“猪地”地块上耕地上种植了杜仲树苗。1997年孙国礼耕种土地是按6.61亩交纳的农业税。1998年10月1日，孙国礼与孙家巷签订耕地承包合同，承包耕地3.55亩，承包期限自1998年至2028年10月1日。2005年1月，孙国礼与孙家巷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承包耕地面积仍是3.55亩；期限自2005年1月22日至2028年9月30日；土地承包共有人情况载明有杨明华、孙某1；地块名称分别为“路北”0.80亩、“猪地”2.75亩。杨明华、孙国礼死亡后，2015年9月10日，经原告孙某2、被告孙某1向孙家巷委会申请，对孙国礼家庭方式承包土地进行确权。孙家巷委会按双方的约定，填写了《襄城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确权入户调查表》。该调查表载明：孙某1分得承包地为：路北0.80亩、猪地1.55亩，共计2.35亩。孙某2分得猪地中1.2亩。孙家巷委会按《襄城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确权入户调查表》向村委会上级进行了报送。2016年7月14日，孙某2按猪地1.2亩领取了国家下发的耕补144.79元。2016年，因滨江路修建襄阳市政府决定征收“猪地”地块2.75亩中的1.78亩（该土地上种植杜仲树，此杜仲树系孙国礼生前种植）及紧邻“猪地”地块2.75亩南面的部分土地（该土地上也有孙国礼生前种植的杜仲树）。并对该两块地上的附着物即杜仲树进行了评估。评估报告载明：征收范围内全部杜仲树1085棵共计补偿629115元，水井5口6500元。因四原告要求孙某1分割上述土地上附着物补偿款，被告孙某1不同意分割，此征收款没有发放。四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对政府征收杜仲树的评估价格无异议。“猪地”地块上承包经营权证范围外，还有部分杜仲树系被继承人生前所种植，孙家巷对“猪地”地块上孙国礼种植杜仲树的总亩数不出具证明。法院组织对承包土地内的杜仲树的棵数进行勘验，“猪地”地块上承包合同中已征收的1.78亩土地范围内的杜仲树为288棵，“猪地”地块上承包合同外土地上的杜仲树的棵数为797棵。5口水井建造在“猪地”地块上承包合同外的土地上。0.97亩未征收耕地上的杜仲树为171棵。勘验结束，由勘验人宋启顺（孙家巷村委会主任）、法院工作人员肖春杰、刘迎东、孙家巷会计袁顺华、原告孙某2委托代理人王勤、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龚升军、被告孙某1人委托代理人谢天在勘验笔录上签名。后又对“路北”地块上的杜仲树进行清点，数量为170棵。四原告提议对已征收的土地上附着物，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与树的棵数之比平均计算每棵树的补偿金额，被告不允。审理中，原告孙某3、孙某4、孙某5自愿放弃继承对承包经营权证范围内的杜仲树征收收益、没有征收土地上的杜仲树的继承，由孙某2、孙某1协商继承；但对未征收土地上的房屋不放弃继承权。孙某2经本院释明，不对剩余未征收土地上的杜仲树进行鉴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财产系本案当事人父母生前所耕种，至今已生长二十多年杜仲树。当事人父母在耕种树木时，孙某2、孙某1均系孙家巷村民，孙某2结婚不久，孙某1未成年，二人应当均为家庭耕地承包人员，享有承包经营权。且孙某2参与树苗耕种。1998年土地确权、2004年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孙某2没有作为承包经营权人列入经营权证，之后孙某2户口迁回孙家巷，杨明华、孙国礼死亡，孙某2、孙某1经过协商，提请孙家巷村委会对家庭承包土地3.55亩进行了细分，上级主管部门也按新划分的亩数发放了耕补，是对孙某2作为村民资格和家庭承包土地经营权利人的一种确认。被告辩称原告孙某2丧失了孙家巷农户资格，不能成为补偿的权利主体的理由不能成立。孙某2参与了树苗的耕种，对财产的贡献大于其他继承人。虽然孙某2、孙某1对承包土地面积进行了划分，不影响孙某2与孙某1作为共同承包经营权人对涉案债权收益享有同样的收益权。对经营权证范围内孙某2、孙某1先收益后，剩余部分再二人依法分割。涉案土地上杜仲树，系孙国礼、杨明华生前耕种，作为一种经济作物至今生长二十多年，鉴于生长中树木这种财产的特点，对涉案杜仲树经政府征收作为财产收益进行遗产分割，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四条“个人承包应得的个人收益，依照本法规定继承。…”的规定。本案中争议的“猪地”地块上部分收益已被政府征收，并作出征收评估报告，双方当事人对该评估报告无异议，对评估报告中评估的价格，可以作为债权收益（遗产）进行继承。本案争议的是土地上附着物的继承，现因政府征收而转化为债权收益，不是土地补偿款中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等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故被告孙某1辩称的“农村家庭承包土地的征收补偿款不发生继承、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款不属于《继承法》第四条中个人承包应得收益。”理由不能成立。三原告孙某3、孙某4、孙某5考虑同胞亲情，自愿放弃承包经营权证范围内的征收收益和没有征收土地上杜仲树的继承权，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予以确认。因争议财产为生长中的经济作物杜仲树，高矮粗细差异决定其价值不同，对涉案杜仲树分割方式方法，四原告与被告孙某1不能协商。四原告提出对已征收并评估的部分杜仲树，按评估的总价款与树木的棵数之比平均计算每一棵树的价值进行处理。本院认为，四原告提出对已征收杜仲树分割方式方法比较合理，相对公平，本院采用四原告意见。对未征收的杜仲树价值，原告没有申请评估，就本案对已征收杜仲树的评估情况来看，树木直径不同，价值相差较大，本院不能确定财产的价值，故对未征收杜仲树，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双方可另行协商处理，协商不成可另行主张权利。四原告主张0.97亩地里的建筑物，因没有提供合法建造手续，合法性不能确定，本院不予处理。综上，本院对遗产分割如下：“猪地”地块上征收评估树木共计1085棵，总价值为629115元，每棵平均价格为579.83元。经营权证范围内1.78亩地上杜仲树为288棵，价值为166991.04元。经营权证范围外1.78亩地外树木797棵的价值为462123.96元。经营权证范围内1.78亩地上166991.04元价值中孙某1、孙某2各受益四分之一（72棵），按评估价值分别为41747.76元。剩余144棵价值83495.52元由孙某2、孙某1平均继承41747.76元。五口井价值评估为6500元，该井位于承包耕地外，应当与经营权证范围外树的价值462123.96元相加后，由五人平均享有，（462123.96元＋6500元）468623.96元÷5=93724.79元。孙某2、孙某1、孙某3、孙某4、孙某5各分得债权收益93724.79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四条、第十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孙某2、孙某1分别享有“猪地”地块上经营权证范围内已征收土地上杜仲树收益41747.76元；二、孙某2、孙某1分别继承“猪地”地块上经营权证范围内已征收土地上杜仲树收益41747.76元；三、孙某2、孙某1、孙某3、孙某4、孙某5分别继承“猪地”地块上经营权证范围外已征收土地上杜仲树收益93724.79元。四、驳回孙某2、孙某3、孙某4、孙某5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156元，由孙某2、孙某1分别负担2831元，孙某3、孙某4、孙某5分别负担1498元。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孙某2提交两份证明，用于证明孙某2从1978年后一直在家务农，1.6亩地由孙某2买杜种树苗载种、管理。上诉人孙某1当兵回来后一直在外做生意，并未管理过这些树。对于该证据，上诉人不予认可。因该两份证明的证明人未到庭作证，且无证明的时间，加之上诉人不予认可，对此两份证明，本院不予认可。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自然人合法的私有财产，可以依法继承。自然人依法享有继承权。本案诉争财产系本案双方当事人父母所种、至今已生长二十多年杜仲树。孙国礼、杨明华夫妇在耕种该树木时，孙某2、孙某1均系襄阳市襄城区庞公乡孙家巷村民，孙某2结婚不久，孙某1尚未成年，二人均为家庭耕地承包人，享有承包经营权。孙国礼夫妇死亡后，孙某2、孙某1提请孙家巷委会对家庭承包3.55亩土地进行了细分，上级主管部门按经营权证范围内的288棵杜仲树补偿款除各受益四分之一外，另二分之一由其二人平均继承。孙国礼、杨明华生前在其家庭承包经营权范围以外所种杜仲树，作为一种已生长二十多年的土地上附着的经济作物，因政府征收而转化为债权受益，孙国礼的子女对该债权受益享有继承权。此外，孙国礼为种树在经营权证范围以外所打五口井的补偿款，其子女也享有继承权。上诉人将家庭经营权证以外，地上附着的经济作物的补偿视为征地补偿，系对孙某1失地补偿的意见不能成立。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156元，由上诉人孙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玉学
审判员 高建平
审判员 徐正道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付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