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2民终3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彭卓林。
委托代理人：江倩。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海金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海县桃源街道金水路。
法定代表人：严光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朱作德，浙江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彭卓林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6日作出的（2015）甬宁民初字第18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11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彭卓林的委托代理人江倩，被上诉人宁海金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朱作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09年8月20日，彭卓林进入金海公司工作，在金海公司经营的宁海金海豪生大酒店担任总经理职务，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2009年8月20日至2011年8月19日。2011年8月20日，双方续签了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2011年8月20日至2012年12月30日。2012年3月21日，双方经协商自愿解除劳动合同，并签署了《离职确认书》，确认2012年3月16日为离职日，并约定金海公司一次性给予彭卓林离职补偿金（包括一个月的工资）为税后207750元，其中离职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支付157750元，余款50000元定于2012年6月15日前付清。2015年8月21日，彭卓林向宁海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当日作出宁劳仲不字（2015）第40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以申请人的仲裁请求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为由不予受理。
彭卓林不服仲裁不予受理的处理结果，诉至原审法院。彭卓林起诉称：彭卓林于2009年8月20日进入金海公司工作，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彭卓林在金海公司经营的宁海金海豪生大酒店担任总经理的职务，基本月薪为税后净薪金40000元。2012年3月21日，彭卓林、金海公司双方经协商自愿解除劳动合同，但金海公司拖欠彭卓林离职工资及补偿金余额50000元，彭卓林多次向金海公司索要该笔款项，至今无果。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一、金海公司支付离职工资及补偿金余额50000元；二、金海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12500元（50000元×25%）及逾期赔偿金6000元（50000元×12%）；三、金海公司补缴2009年8月20日至2012年3月16日期间的外来务工险。
金海公司在原审中答辩称：彭卓林、金海公司双方的劳动争议纠纷已超过仲裁时效与诉讼时效；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金海公司应支付彭卓林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不足40000元，而金海公司实际已支付157720元，且因彭卓林未履行协助配合移交应收账款等义务，故金海公司已于2012年5月份口头告知彭卓林不支付余款50000元；宁海金海豪生大酒店的其他员工均已缴纳社会保险，作为酒店最高管理人员的彭卓林理应自行承担其自身未缴纳社会保险的后果，而且彭卓林要求金海公司缴纳外来务工险已超过仲裁时效与诉讼时效，彭卓林的社会保险费用已由委派方上海豪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缴纳。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彭卓林、金海公司双方依法订立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由此产生的纠纷应受劳动法律法规调整；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彭卓林与金海公司签订的离职确认书系双方自愿协商达成，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离职确认书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彭卓林、金海公司双方约定金海公司一次性给予彭卓林离职补偿金207750元（包含2012年2月21日至离职日工资），金海公司已支付157750元（包含金海公司应当支付给彭卓林的工资报酬），余款50000元定于2012年6月15日前支付，故彭卓林应在双方约定的履行之日，即2012年6月15日起一年内申请仲裁，彭卓林于2015年8月21日申请仲裁，已超过仲裁时效，且彭卓林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仲裁时效存在中止及中断的情形，故对该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金海公司已经支付了彭卓林离职之前的工资报酬，彭卓林要求金海公司支付拖欠工资报酬的经济补偿金，没有事实依据，且亦过了仲裁时效，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彭卓林要求金海公司支付逾期赔偿金6000元，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彭卓林要求金海公司补缴外来务工险，应在劳动关系终止之日，即2012年3月16日起一年内申请仲裁，彭卓林的诉请已超过仲裁时效，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作出判决：驳回彭卓林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原审原告彭卓林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书前后矛盾。一审判决书中写明被上诉人答辩称已于2015年5月份口头告知上诉人不支付余款，那么就应该从2015年5月份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但最后却以上诉人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来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审对关键证据认定错误。上诉人已经在一审中提供了记载着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董事长严光明发送催讨欠款短信的手机照片，并对该电子证据进行证据保全，上诉人已经将公证书提供给了一审法官，并非一审判决中所写的只提供了“手机短信照片一组”。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口头向一审法官申请协助调查取证，以证实上诉人所发送的短信的接收号码138××××5533的机主实名为严光明，即本案的上诉人的董事长，但一审法官回复只有公安机关可以查询。因移动公司只为用户保留半年的手机详单，上诉人按照一审法官的要求去上海移动营业厅打印了2015年8月21日短信发送成功的材料一份并加盖了上海移动营业厅章，已经提供给了一审法官。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并未在庭审中否认手机号码138××××5533的机主为严光明，且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电子数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在开庭时已经阐明，虽然被上诉人故意拖欠5万元离职补偿金，但上诉人从未停止追讨，且有短信证据证明上诉人每次追索的时间都在二年之内。根据最高院关于劳动争议的司法解释（二）第三条的规定，上诉人追讨劳动报酬的纠纷应该按照普通民事诉讼纠纷受理，再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诉讼时效为两年。
被上诉人金海公司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实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上诉人当庭提供证人证言一份，拟证明被上诉人确实拖欠了上诉人五万元离职补偿金。对此，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该份证人证言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不是二审新证据，且证人未到庭作证，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该证人证言与本案亦无关联性，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另，上诉人在庭前向本院递交了一份调查取证申请书，拟证明上诉人曾多次向被上诉人的董事长发送过追索欠款的短信，故上诉人的主张未超过仲裁及诉讼时效。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虽当庭提供证人证言一份，但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到庭作证，故本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递交的调查取证申请书，因上诉人所要调取的证据均形成于一审程序之前，且上诉人在一审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并未向原审法院申请调查取证，故上诉人申请调取的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未予准许，并已制作相应的决定书送达上诉人。
二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对原审认定的事实均提出了异议。上诉人认为离职补偿金实际上包括了加班工资等，不仅仅是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而被上诉人指出离职补偿金包括一个月的工资的表述不正确，双方所约定的离职日为2012年3月16日，而协议签订日为2012年3月21日。
本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提出的离职补偿金包括加班工资等的主张，因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其异议不能成立；而被上诉人指出的原审判决书里事实认定中关于离职补偿金的具体表述确与《彭卓林离职确认书》第4点的约定内容不一致，故本院认定应以《彭卓林离职确认书》中所约定的内容为准。综上，本院对原审认定的双方均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系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追索50000元离职补偿金余款是否已经超过仲裁时效的问题。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2012年3月21日签订的《彭卓林离职确认书》中约定的上诉人的离职补偿金为207750元均无异议，并对被上诉人已经向上诉人支付157750元，剩余50000元未支付的事实亦无异议。现双方就被上诉人是否仍需支付剩余50000元发生争议，故本院针对上诉人的三点上诉理由，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关于上诉人提到的原审判决前后矛盾的问题，原审判决书中第3页第11-12行记载被上诉人答辩称其已于2015年5月份口头告知上诉人不支付余款50000元，而被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指出“2015年5月”系一审法官笔误，实为2012年5月。对此，本院与一审庭审笔录进行了核对，发现一审庭审笔录中被上诉人确实多次提到“2012年5月”，而并未出现“2015年5月”的说法，被上诉人在二审中亦坚称为2012年5月，故本院采信被上诉人的意见，认定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辩称的不予支付余款的时间应为2012年5月；其次，关于原审判决对证据认定和采信的问题，上诉人认为本案的关键性证据为其于2013年11月10日至2015年8月21日期间与被上诉人的董事长严光明之间的来往短信内容，但上诉人提供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上述短信内容已经向严光明本人发送。上诉人称因客观原因无法取证，则其应当向原审法院书面申请调取，是否准许由原审法院决定，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再则，关于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问题，上诉人认为本案属于追索劳动报酬纠纷，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之规定，不应适用一年的仲裁时效。本院认为，上述规定的内容为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工资欠条为证据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的，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但本案中，上诉人主张的并非工资而是离职补偿金，且上诉人主张的不仅限于离职补偿金还有因未足额支付离职补偿金而主张加付的经济补偿金及逾期赔偿金，另外还要求补缴外来务工险。因此，上诉人要求本案适用二年诉讼时效的主张，于法无据。现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在双方约定的付款时间之日起一年内向被上诉人主张过权利，亦或证明在此期间内发生了仲裁时效中断或中止的事由，故本院对其要求被上诉人支付离职补偿金余款50000元及25%的经济补偿金和逾期赔偿金均不予支持。最后，关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为其补缴2009年8月20日至2012年3月16日期间外来务工险的主张，本院认为，上诉人自入职被上诉人处后，被上诉人已于2011年7月25日起为其缴纳了工伤保险，故被上诉人已为上诉人办理了社会保险参保手续，双方又因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或因缴费年限、缴费基数发生争议的，应由社保部门解决处理，不属于民事审判范畴，故对上诉人的该项诉请本院不予处理。综上，原判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得当。上诉人之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曹 炜
审 判 员 梅亚琴
代理审判员 刘建军
二〇一六年四月五日
代书 记员 许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