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川民申228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永乐，男，1962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达州市经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忻，四川金世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周奇鸣，女，1969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苏礼超，女，1964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渠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承友（系苏礼超之夫），男，1961年12月27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芳，渠县渠江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审被告：达州市福达焦化实业有限公司（自然人独资），住所地四川省达州市经开区斌郎乡木瓜铺村。法定代表人：王永乐，该公司董事长。一审第三人：蒲兴兵，男，1971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渠县。再审申请人王永乐、周奇鸣因与被申请人苏礼超及一审被告达州市福达焦化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达焦化公司)、一审第三人蒲兴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17民终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王永乐申请再审称：苏礼超提起本案民间借贷纠纷依据的证据是2015年7月1日王永乐出具的借条，但无法证明有该民间借贷关系生效的出借行为，其在诉讼中改变事实主张，提出其履行出借行为是2013年支付给第三人蒲兴兵然后再转借给王永乐的290万元，后经算账，王永乐还差欠202.76万元。但二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仅依据了未出庭的第三人蒲兴兵的书面说明，明显存在认定案涉主要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错误。且蒲兴兵于2015年6月30日向王永乐出具的收条表明，王永乐与蒲兴兵之间的借款300万元的关系，因王永乐已归还205万元，到2015年6月30日，王永乐仅欠蒲兴兵95万元。这与蒲兴兵的书面说明明显存在矛盾，二审法院却只采信蒲兴兵的书面说明，而不采信蒲兴兵的收条记载内容，造成本案事实不清。并且将债务转移关系以民间借贷关系进行审理，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依法再审本案。周奇鸣申请再审称：其同意王永乐的再审理由。另外，二审判决周奇鸣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错误。周奇鸣与王永乐系再婚，在婚前就通过《婚前财产协议》约定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的债务承担问题。本案查明事实表明，出借人自己知道案涉借款系王永乐因生意经营需要发生，并将福达焦化公司列为了被告，可以判明该债务即使成立，也是王永乐经营福达焦化公司所用，而福达焦化公司的所有股份，已在王永乐与其前妻王苏华离婚时约定归王苏华所有。并且在一审庭审中，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词也表明，案涉借款是用于煤炭经营。因此，本案所涉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周奇鸣在诉讼中已提供了其个人的收入证明、婚前财产状况等，表明其无大额举债的必要。根据最高法院的相关规定，“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最高法院民一庭（2014）民一他字第10号《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问题的答复》）。本案借款即使客观存在，也绝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周奇鸣不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依法再审本案。苏礼超提交意见称，本案查明的借款事实真实存在，王永乐出具的蒲兴兵于2015年6月30日的收条不具有真实性，王永乐和蒲兴兵还有其他生意往来，该张收条完全有可能是虚假的。案涉借款发生在王永乐和周奇鸣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依法应由夫妻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王永乐和周奇鸣的财产及债务约定未告知本案出借人，不能产生对抗效果。本案借款时，正值周奇鸣的女儿出国留学之际，需要高额费用支出。周奇鸣的表叔刘加福曾打款50万元还给苏礼超的丈夫孙承友，说明周奇鸣知道案涉借款的事实。王永乐和周奇鸣在本案起诉后调解离婚是为逃避债务。请求依法驳回王永乐和周奇鸣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之一的案涉200万元借条载明的借款是否实际发生问题。王永乐及周奇鸣认为该200万元借条因无出借款行为，应认定200万元借条载明的借款实际并未发生。但从本案查明事实看，王永乐在向苏礼超出具该200万元借据前，已通过第三人蒲兴兵收到了苏礼超的借款290万元，当时已经给第三人蒲兴兵出具了借条，后来通过三方银行对账，确认了王永乐至2015年7月1日仍欠苏礼超借款200万元的事实，并且由王永乐向苏礼超出具了200万元的借条，该借条实际反映了王永乐和苏礼超在出具案涉200万元借条之前已有的民间借贷关系，在这一借贷关系中，作为出借人的苏礼超已经履行了出借款行为。王永乐认为该200万元借条系新一次借款，由于出借人未履行出借款义务而该次借款关系未生效的理由与本案诉讼中查明的事实不符。本案诉讼中，苏礼超起诉状虽仅依据200万元借条提出诉讼主张，但在诉讼过程中，苏礼超提交的证据明确说明了该200万元借条的由来，其诉讼请求并未改变。虽然在之前的290万元借款关系中，王永乐系向第三人蒲兴兵出具的借条，但本案事实表明，王永乐对实际出借人为苏礼超系明知的，其部分还款及支付利息也是向苏礼超及其丈夫孙承友支付。因此本案并不存在债务转移的问题，本案民间借贷关系的双方主体即是王永乐和苏礼超。本案第三人蒲兴兵虽未在诉讼中出庭，但其向法院递交了本人签字捺印的情况说明，一审法院亦向其本人进行了核对，结合案件查明的其他事实，对蒲兴兵的情况说明进行采信并无不当。王永乐二审中提交的一份蒲兴兵于2015年6月30日向其出具的收条，该收条载明的事实与蒲兴兵其后向法院递交的情况说明内容不一致，且该收条苏礼超并不认可其真实性，法院亦无法进行核对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关于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之二举债人王永乐的配偶周奇鸣是否应承担偿还责任的问题。周奇鸣诉讼中辩称其对王永乐借款的事实不知情，且与王永乐在婚姻存续期间也达成协议，各自的债务自行承担，故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的答复》规定“……在债权人以夫妻一方为被告起诉的债务纠纷中，对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二十四条规定认定。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本案案涉借款发生在王永乐与周奇鸣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虽然双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承担进行了约定，但周奇鸣并无证据证明该约定第三人或债权人知晓；也无证据证明债权人苏礼超与债务人王永乐明确约定为王永乐的个人债务。虽然周奇鸣在诉讼中举证其个人收入情况，并申称其家庭生活并无大额开支情况，但这不足以证明案涉债务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因此，二审判决认为周奇鸣应对王永乐的借款负有共同偿还义务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综上，王永乐、周奇鸣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王永乐、周奇鸣的再审申请。（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郭伟审 判 员  谯斌代理审判员  郑坚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八日书 记 员  谭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