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15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卫敏，住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慧博，广东道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花都支公司，住所地在广州市花都区。
主要负责人：贺晓龙。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得明，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南雄市，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王卫敏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花都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花都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4民初5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卫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慧博、被上诉人平安保险花都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得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卫敏上诉请求：一、撤�原审判决，改判由被上诉人依法支付上诉人保险赔款103562.15元，并以该金额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按同期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向上诉人计付利息。二、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案件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上诉理由：一、原审法院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虽未明确认定，但已明确倾向于认为，上诉人在索赔时未能向保险人提供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这显然是罔顾事实的错误认定。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由此可见，法律要求被保险人提交的“证明和资料”仅限于�其所能提供的”，并不是无限的和过于苛求的。2、本案中，上诉人的司机驾驶车辆于2015年7月23日9时20分发生意外事故，根据平安保险公司的官网记载，其于3分钟之后也就是9时23分02秒即打电话向被上诉人的客服中心报了案，之后又按照被上诉人工作人员的指引，立即在现场向110报警。交警和被上诉人的理赔人员均对现场进行了查勘处理，事后，交警部门根据现场勘查情况和上诉人司机的陈述，又进一步进行了调查核实，于8月6日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而被上诉人并未在保险法规定的合理期限内，对保险车辆的损失进行核定，上诉人在多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为了保留证据，不得已才单方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车辆损失进行评估，并按评估金额对车辆进行了修复，支付了相关费用，索取了原始票据。很明显，上诉人在本次保险事故发生的过程�，已全面履行了及时报警、出险通知和配合勘查处理等法定和约定义务，并不存在任何过错。3、经过上面的事故处理过程，上诉人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了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花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以证明保险事故的性质和原因；同时提供了广州德高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粤R×××××凯迪拉克3GYFN9E5小型越野客车受损修复价格评估结论书》，以及评估费发票、车辆配件及维修费发票和现场施救费发票，用于证明保险事故的损失程度和数额。上诉人已不折不扣地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但原审法院主观地认为上诉人未履行法定义务，显然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审法院认定《广东衡某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证明力高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同样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先看交警部门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原审法院认为：“从内容上看，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基于被保险车辆驾驶人的陈述作出，无现场勘查记录，作出时间较晚，主要内容是事故发生经过以及事故责任认定，没有记载事故原因、损失程度以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其实是原审法院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断章取义和对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的缺乏了解。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对仅造成人员轻微伤或者具有本规定第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至第八项规定情形之一的财产损失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处理，但是有交通肇事犯罪嫌疑的除外。”案涉事故系车辆爆胎失控撞墙的单方事故，且车辆水箱、轮胎、轮毂破损已失去行驶能力，符合第八条第一款第五项“碰撞建筑物、公共设施或者其他设�的”，以及第八项“当事人不能自行移动车辆的”的情形，交警部门适用简易程序处理本次交通事故，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交警部门适用简易程序处理交通事故，只需简略记载事故基本情况，并不需要像普通程序那样进行详细陈述。上述《程序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交通警察应当根据现场固定的证据和当事人、证人叙述等，认定并记录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天气、当事人姓名、机动车驾驶证号、联系方式、机动车种类和号牌、保险凭证号、交通事故形态、碰撞部位等，并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由当事人签名。”让我们对照本案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上面规定的记载事项一应俱全，交警部门将当事人的叙述作为简易程序事故认定的一项依据也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但原审法院却断章取义，只强调“据当事人江某生称”这一句话，认为认定书仅仅是基于被保险车辆驾驶人的陈述作出，而不审查第三行“经调查，江某生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这名话。事实上，交警不仅在第一时间，对车辆发生事故的第一现场进行了实地勘查，而且花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做了进一步的调查核实，才于8月6日出具事故认定书。显而易见，正是因为交警通过调查了解，查明的事实与当事人的陈述相符，才没有再重复记述事故发生经过，而是直接写明：“经调查，江某生应承担此事故全部责任。”按照日常经验的法则，如果交警部门调查的结果与当事人的叙述不相符，事故认定书肯定会有相关的记载，但事实上却没有。因此，事故认定书已经明确记录了“事故原因”以及撞墙与车辆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至于“损失程�”，已经超出了交警进行事故认定的职责范围，而是保险公司或者价格评估机构的事情。还有，原审法院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时间较晚”，因为事故认定书出具的早晚，要根据交警对事故调查情况的进展，7月23目发生事故，8月6日出具认定书，也不能算是“作出时间较晚”。如果这也算较晚的话，那么广东衡某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是8月24目才作出的，岂不是更晚？原审法院何以还要采信呢?2、再看广东衡某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首先看鉴定程序，广东衡某的的鉴定行为，是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由被上诉人单方委托进行的。鉴定机构并没有第一时间对事故现场进行实地勘查，其鉴定依据的主要检材，只是被上诉人单方向其提交的24张模糊不清的数码像片，该检材并不客观充分。鉴定结论出来后，鉴定机构和被上诉人也没有告知过更没有交给上诉人，直到一审开庭时才送达给上诉人。因此，被上诉人的委托行为以及广东衡某的鉴定行为，均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再看一下《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具体内容，也是充斥了主观的臆断，而缺少客观科学的论证。鉴定人的检验过程就是于事发20天后，对24张数码照片、涉事路段以及事故车辆进行了一番检验，然后就开始对“涉事车损坏痕迹和现场的比对”，再后就分析出“多项特征与所报称事故情况不相符合”，进而作出保险车辆“的损坏痕迹不是在花都区花东镇现场与墙体对应碰撞所形成”的结论。这种类似于痴人说梦似的所谓鉴定，实在荒谬之极!鉴定过程最关键的环节是所谓的“比对”，让我们略摘取几条剖析一下。比如第1条，鉴定师称“前挡风玻璃破碎不能与现场墙体对应相撞形成”，试问，保险车辆是一辆凯迪拉克越野车，前面有长长的车头，�前部撞到墙，因为有发动机仓的阻隔，前挡风玻璃怎么可能撞到墙呢?事实上，前挡上的三处裂口系因为撞墙瞬间，司机因未系安全带而前冲，右手肘撞到内后视镜，后视镜的角、手肘、还有什么东西撞击所致。既然前挡玻璃根本不可能撞到墙，那么当然“不能与现场墙体对应相撞形成”！至于鉴定人“如与驾驶室人或物体接触形成，不能出现三处中心点痕迹”的分析，也显然十分荒谬!难道内视镜的一个角、手肘、甚至仪表台上放置的某个物件同时与挡风玻璃发生了接触，就不能出现三处中心点痕迹了吗?再比如第2条，鉴定师称“右侧翼子板被后推的损坏和变形不能与现场墙体对应碰撞形成”，试问，车辆并不是垂直撞在墙体上，而是右前角的翼子板和保险杠角先碰撞墙体，驾驶员会本能地向左打方向，在此过程中翼子板难道就不能被拖拽到前轮之后了吗?更缺乏常识的是，鉴定师还说：“涉事车损坏严重，但墙墩和墙面均无对应碰撞的损坏痕迹”。要知道，事故现场是加固的水泥墙，是刚体，而车辆在设计的时候都有一定的柔性，如果要是把墙都撞倒了，那车辆还不报废了吗!再比如第6条，鉴定师称”涉事车损坏程度与现场分离碎片关系不相符”，并称“事故现场的地面只有极少碎片”。根据日常经验，车辆碰撞之后，许多损坏的零件会变形嵌顿在一起并不会脱落，只有灯具、中网等的玻璃塑料碎片，才会飞溅散布在现场很大的范围之内。我们从《鉴定意见书》所附的1-2、1-6、1-7、1-10等照片，都能看到相当数量的散落碎片，这些碎片已基本能够和车辆损坏所能散落的碎片相当。请问鉴定师，这些碎片还叫极少，难道两个大灯和一个中网等的碎片能堆集如山吗?诸如此类的胡乱分析比对，在整篇《鉴定意见书》中俯拾皆是。3�针对同一事实，出现多份证据的时候，人民法院应当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关于本案的交通事故事实和责任，交警部门已经过现场勘查，依据法定程序，作出了《交通事故认定书》，该认定书属于国家行政机关的公文书证，其证明力远远大于被告单方委托所作的鉴定结论，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确认《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明力。而且事实上，在广州地区近年的司法实践中，针对保险公司为了逃避理赔义务，而花钱找一些不负责任的所谓调查公司或鉴定机构出具的所谓调查或鉴定结论，基层人民法院和广州中院几乎是毫无例外地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上诉人在此随本上诉状，提交3份同类判例，以资法院参考。三、原审法院在本案的审理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伪造、变造的有关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对其虚报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2、本案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上诉人，且不存在受益人，上诉人所提交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价格评估结论书》、评估费发票、配件及维修费发票、交通施救费发票等等，没有任何一份是伪造、变造的，甚至没有一个字是伪造、变造的。上诉人的司机在驾车发生事故后的几分钟内，便立即在第一现场向保险公司和交警报�，并向其如实陈述了事故发生的经过，绝没有编造任何虚假的事故原因，更没有夸大车辆的损失程度。3、上诉人的司机大早上，上午9点20分，驾驶车辆真真切切地发生了交通事故，而且人和车辆均没有离开过现场，难道仅凭着一份不负责任的所谓司法鉴定书，就能够将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吗?4、上诉人的车辆是2014年2月份刚买的新车，而且是花了50万买的高档越野车，到事故发生的2015年7月，才开了1年多的时间，上诉人也没有任何理由去故意制造交通事故，故意把自己的崭新的豪车撞得稀巴烂，再花钱把它修好。难道这一撞一修，能让车的性能更好不成?难道这一撞一修，上诉人还能从中赚到好处不成?况且，既然被上诉人怀疑事故的真实性，那么，事故现场周边有很多摄像头，被上诉人为什么不去调取监控呢?或者为什么不去经侦部门报案，要求其立案查处呢?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权益。
平安保险花都支公司辩称，我方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王卫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平安保险花都支公司支付保险赔款合计人民币103562.15元给王卫敏；二、平安保险花都支公司以上述赔款金额为基数，从王卫敏起诉之日起，按同期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向王卫敏计付利息；三、平安保险花都支公司承担案件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卫敏为粤R×××××号车辆的登记所有人。2015年7月14日，王卫敏为粤R×××××号车辆在平安保险花都支公司投保了车辆损失险，赔偿限额394200元、玻璃单独破碎险（国产玻璃）、不计免赔率（车辆损失险）等险种，保险期间自2015年7月15日0时至2016年7月14日24时止。平安保险花都支公司向王卫敏交付了《机动车辆保险条款（2009）版》。其中车辆损失险保险条款第九条约定：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申请赔付时应当向保险人提交能够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证明和资料。2015年7月23日，王卫敏的司机江某生驾驶粤R×××××号车辆在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鸿鹤路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江某生报警并报保险处理。平安保险花都支公司派员到事故现场进行查勘和拍照。2015年8月6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花都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其上所载交通事故事实及责任为：据当事人江某生称：2015年7月23日9时20分左右，其驾驶粤R×××××号小轿车沿花都区花东镇鸿鹤村路段由南往北行驶时因爆胎失控撞墙，造成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经调查：江某生应承担此事故全部责任。后，王卫敏单方委托广州德高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粤R×××××号车辆的车辆损失进行评估。2015年10月19日，广州德高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关于粤R×××××号凯迪拉克3GYFN9E5小型越野客车受损修复价格评估结论书》，其上所载价格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9月21日，认定标的受损修复费用为99122元。王卫敏为此支付评估费4265元。另，粤R×××××号车辆经交通拯救，王卫敏支付了交通拯救费430元。王卫敏表示粤R×××××号车辆已经修复，并支出了汽车维修费8495.15元和配件费90372元。2015年8月13日，平安保险花都支公司委托广东衡某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对粤R×××××号小型客车的损坏痕迹是否在花都区花东镇现场与墙体对应碰撞所形成进行鉴定。2015年8月24日，广东衡某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出具《广东衡某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载明如下内容：“鉴定�料：委托方提供的事故现场照片24张。检验过程：自接受委托之日起，司法鉴定人对委托方所提供的事故照片进行了检验分析，并于2015年8月13日对所报称的事故现场和涉事车辆进行了实地勘验，内容如下：1、对事故现场状况的照片检验（图1）委托方提供的现场照片显示，事故发生时间为白天，视线良好，道路为村道，右方有水泥灰表面的墙体、由墙面和间隔的墙墩组成。涉事车右侧前部靠近墙体，损坏明显，可见前挡风玻璃、右翼子板、前保险杠外护板右侧、右前轮胎等部位损害；前部墙墩60-90cm处有水平方向的刮擦痕迹，墙面有水平方向的刮擦痕迹，现场各角度地面无明显碎片。2、对报称涉事路段的实地勘验（图2）涉事路段右方墙体为水泥灰表面、间隔的墙墩宽38cm、厚12cm，与墙面呈直角，路面性质为水泥，在墙面、墙墩和路面显示有刮擦痕迹，为：（1）高度60-90cm处的墙墩正面有水平方向的刮擦痕迹，侧面和墙墩角无明显损坏；（2）高度为82cm处的墙面与墙墩的直角连接处有粘附的灰迹、墙墩侧面外部高62-68cm处有粘附的灰迹；（3）墙墩后的墙面高度为102-113cm处有水平方向的刮擦痕迹；（4）地面有与墙面呈角度的刮擦痕迹。3、对涉事车的实地勘验（图3）涉事车右前部变形损坏严重，与现场照片反映的部位和程度相符。主要由：（1）前挡风玻璃呈A、B、C三处由中心点扩散的碎裂痕迹；（2）右侧翼子板被后推45cm并整体变形和外侧有刮擦痕及油漆剥脱，变形部位距车头前端60cm，翼子板前部尖头朝下顶在右前轮胎正面上部；（3）右前轮胎外部有13cm长的裂口；（4）距右前轮外边缘18cm的右梁内骨的外侧有明显的刮擦痕；（5）车头保险杠外护板右侧折断碎裂、格栅碎裂、左侧格栅有局部小块断裂、右大灯外边缘有刮擦痕迹和少许损坏碎裂，内部灯架多处碎裂缺失。后部和左侧部未见明显的损坏痕迹。（三）涉事车损坏痕迹与现场的比对检验比对涉事车损坏痕迹和现场墙体（包括墙面和墙墩），以确定两者是否有对应关系，下述重要的痕迹不能对应：1、前挡风玻璃破碎不能与现场墙体对应相撞形成（图4）涉事车前挡风玻璃呈A、B、C三处由中心点扩散的碎裂痕迹，不符合现场碰撞特点：（1）如与轻体相撞致震动形成，不能出现三处中心点痕迹；（2）如与驾驶室人或物体接触形成，不能出现三处中心点痕迹；（3）A点中心为外部击打形成，不能在内部形成，也不能因震动形成。2、右侧翼子板被后推的损害和变形不能与现场墙体对应碰撞形成（图5）（1）右侧翼子板被后推45cm并整体变形，变形部位距车头前端60cm，翼子板前部尖头朝下顶在右前轮胎正面上部，是由突起物由前向后的碰撞形成，如现场墙体与该翼子板碰撞，则变形受右前车轮阻碍，不能变形至右前轮胎正面上部；（2）右侧翼子板被后推的损坏和变形的力是在翼子板正前方向后作用，而该翼子板外侧的刮擦痕及油漆剥脱的力是在翼子板外侧向后方作用，两者的作用点不一致，不能一次形成，并与墙体的形状和刮擦痕迹不能相对应；（3）涉事车损坏严重，但墙墩和墙面均无对应碰撞的损坏痕迹。3、右侧翼子板外侧与右梁内骨外侧不能与墙体同时相切（图6）因为墙体垂直于地面，故与汽车右侧碰撞只能与外侧相切，右侧翼子板外侧刮擦痕及油漆剥脱与右梁内骨外侧刮擦痕不在同一平面，不能在一次刮擦中形成。4、右前轮位置与右梁内骨外侧的刮擦痕形成相矛盾（图6）因为墙体垂直于地面，故与汽车右侧碰撞只能与外侧相切，右梁骨外侧位于右前轮内18cm，受右前轮阻碍不能与墙体相切，其外侧的刮擦痕与现场条件不相符合。5、墙面与墙墩直角连接处粘附灰迹的形成与涉事车的外观不能相对应（图7）高度为82cm处的墙面与墙墩的直角连接处由粘附的灰迹、墙墩侧面外部告62-68cm处有粘附的灰迹与涉事车车头圆弧型外观不能相对应。6、涉事车损坏程度与现场分离碎片关系不相符（图8）涉事车车头多个零部件有破碎和脱落，尤其是右大灯内架破碎严重，碎片均应遗落于现场，但是多角度的照片显示，事故现场的地面只有极少碎片，与车辆损坏状况不相符合。四、分析说明根据以上痕迹比对结果，进行分析如下：涉事车损坏痕迹多处不能与现场墙体一次性刮擦碰撞形成，并有车体损坏痕迹与现场条件之间相矛盾，以上多项特征与所报称事故情况不相符合，总合充分反映了其本质，构成了否定此次事故中涉事车与现场墙体相碰撞形成损坏痕迹的客观依据。五�鉴定意见粤R×××××号小型客车的损坏痕迹不是在花都区花东镇现场与墙体对应碰撞所形成。”司法鉴定人：王某乙成、景某在该鉴定意见书上签名、盖章，广东衡某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亦加盖了司法鉴定专用章。另查明，广东衡某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持有《司法鉴定许可证》，鉴定业务范围：法医临床鉴定（视觉功能鉴定、听觉功能鉴定、性功能鉴定除外）、痕迹鉴定，有效期限自2014年8月27日至2018年6月24日。景某、王某乙成均具有痕迹检验教授的技术职称，执业类别为痕迹鉴定（专职），鉴定时其持有的证件有效期至2016年12月31日。王卫敏对上述鉴定意见书的意见为：平安保险花都支公司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单方委托作出，违反法定程序；广东衡某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无对交通事故碰撞痕迹进行鉴定的资质；鉴定的主要检材为平安保险花都支公司单方提供的24张模糊不清的数码照片，未在第一时间对事故现场进行实地勘查，违反鉴定程序；本案交警部门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明力大于该鉴定意见书。一审庭审中，王卫敏表示：事故发生时，被保险车辆除了撞墙没有撞到其他物体，且只接触了一次，车辆在与墙体碰撞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多次累积刮擦，被保险车辆已经修复。以上事实有保险单、保险条款、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关于粤R×××××号凯迪拉克3GYFN9E5小型越野客车受损修复价格评估结论书》《广东衡某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发票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第二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伪造、变造的有关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对其虚报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王卫敏作为保险事故情况及事故责任的证明。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由行政机关作出，形式上具有高于一般书证的效力。从内容上看，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基于被保险车辆驾驶人的陈述作出，无现场勘查记录，作出时间较晚，主要内容是事故发生经过以及事故责任认定，没有记载事故原因、损失程度以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广东衡某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的作出单位和人员均具有相应的痕迹鉴定的资质，鉴定通过查验平安保险花都支公司提交的事故当日的现�照片、查勘事故现场和事故车辆，进行比对分析，而作出鉴定意见。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资质合法、鉴定意见依据充分。虽王卫敏未参加鉴定过程，但是王卫敏亦无证据证明鉴定所依据的痕迹与事故当日的痕迹存在重大不符且影响鉴定结论的情形。据此，原审法院认为《广东衡某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证明力高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应予以采纳，是案件认定涉案事故与被保险车辆损失之间因果关系的依据。根据该鉴定意见，被保险车辆的损坏痕迹不是在事故现场与墙体碰撞形成。故被保险车辆损坏的真相不明，王卫敏因涉案事故所受损失无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被保险车辆的修复费用和评估费、拯救费均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判决：驳回王卫敏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6元，由王卫敏负担。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且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涉案的交通事故与上诉人主张被保险车辆损失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被上诉人应否承担赔付责任。上诉人为此提供本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主张被上诉人承担保险责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由行政机关作出，证明力高于一般书证，但就本案而言，由于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没有现场勘查记录，其内容主要是基于驾驶人陈述事故发生经过，作出事故责任的认定，对事故发生原因及损毁程度及二者的关系没有认定。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报案后派员查勘现场并提出异议，没有对车辆进行定损。其后委托具有鉴定资质的广东衡某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对上诉人投保的粤R×××××号小型客车损坏痕迹是否在花都区花东镇现场与墙体对应碰撞所形成进行痕迹鉴定。该鉴定所通过查验平安保险花都支公司提交的事故当日的现场照片、查勘事故现场和事故车辆，进行比对分析，作出被保险车辆的损坏痕迹不是在事故现场与墙体碰撞形成鉴定意见。上诉人虽然未参与鉴定过程，但其没有证明鉴定所鉴定依据的痕迹与事故当日的痕迹存在重大不符且影响鉴定结论的情形，因此原审采纳该鉴定意见正确。由于被保险车辆的损坏真相不明，上诉人主张103562.15元损失是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证据不足，原审判决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有理。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卫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71元，由上诉人王卫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何淑芬
审判员 王 维
审判员 兰永军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八日
书记员 李洁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