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125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1，男，1962年7月3日出生，北京飞机工程维修有限公司工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2，男，1955年6月3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3，男，1951年7月11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4，女，1946年2月18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
上述四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平，北京国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5，女，1959年11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昊，北京市民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昊，北京市民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因与被上诉人杨某5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4）丰民初字第195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并改判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顶村×号楼3层5-301房屋（以下简称301号房屋）由我们与杨某5共同共有，各占五分之一份额。事实和理由：杨某5所提交的杨某8所立遗嘱是不真实的，并非其本人所写，其本人在当时并不具备立遗嘱的能力与条件；本案中虽多次进行过鉴定，但笔迹鉴定程序较多，未能解决本案争议，一审法院未能准许我们重新鉴定是错误的；一审法院未能查清事实，所做判决也无法律依据。
杨某5答辩称，我同意一审法院判决结果，遗嘱确系老人所写，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主张遗嘱非老人所写没有依据。现鉴定已经做出，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申请重新鉴定也要有充分的依据。
杨某5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我继承301号房屋，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协助办理产权过户手续；2.诉讼费用按比例分担。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杨某8与谷某8系夫妻关系，二人生有三子二女，长子杨某3、次子杨某2、三子杨某1，长女杨某4、次女杨某5。谷某8于1990年12月5日去世，杨某8于2012年12月16日去世。根据早年户籍登记信息记载，杨某2曾用名杨泽华，杨某1曾用名杨建仲，杨某5曾用名杨某9。
2005年12月12日，杨某8与北京市食品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契约》，约定北京市食品公司将301号房屋出售给杨某8，建筑面积54.5平方米，房价款26854元，计算房价款时杨某8享受的折扣包括夫妻双方工龄。该买卖合同配套文件有《购买直管公有住宅楼房申请表》和《购房人夫妇双方有关情况调查表》，《购房人夫妇双方有关情况调查表》显示谷某8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为1958年5月至1979年11月。此后301号房屋登记在杨某8名下。
庭审中，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对杨某5提交遗嘱真实性存在异议，杨某5为证明遗嘱真实性提交如下材料：
1、杨某8于2010年10月的自书遗嘱，载明：本人杨某8生于1923年1月20日，现年88岁身份证号×××，现住在丰台区南顶村×号楼3层5-301建筑面积54.50房权证丰字第1849**，我百年后愿将上述房产立给小女儿杨某5个人所有，身份证号×××；
2、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共同签署，杨某8签字确认的《赡养家父杨某8及房产协议书》，载明：2009年3月5日，招开家庭会议一至通过从2009年5月1日起由其女杨某5负责赡养父亲杨某8一切事情，并养老送终。父亲所有房产归女儿杨某5所有。地址丰台区南顶村×号楼5门301号。其它子女全部同意此决议，决不反悔，杨某5本人也决不反悔以上决议。如父亲有大病医药费在支付不了的情况下均摊。有特殊情况在议共同协商；
3、杨某8住院治疗的费用清单，有杨某8的签字。
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认为上述文件中杨某8的签字均非其本人所签，并提交杨某8的部分诊断证明、病例病案证明杨某8在2010年10月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
杨某5认可诊断证明、病例病案真实性，但认为杨某8在2010年10月具备行为能力。
案件审理中，法院应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申请，先后委托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科对杨某8在2010年10月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两家机构在审查材料后均作出不受理的决定。
法院应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申请，对2010年10月的自书遗嘱与《购买直管公有住宅楼房申请表》、《购房人夫妇双方有关情况调查表》上“杨某8”签字是否为同一人所写问题，委托北京京安拓普文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中心表示两份样本均未得到双方的共同认可，不符合司法鉴定程序相关条款的规定，不能作为鉴定之用。
法院应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申请，对2010年10月的自书遗嘱与《购买直管公有住宅楼房申请表》、《购房人夫妇双方有关情况调查表》上“杨某8”签字是否为同一人所写问题，重新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进行鉴定，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认为两者笔迹特征既有符合又存在差异，无法判断特征价值的高低，结论为无法确认上述文件中的“杨某8”签字是否为同一人书写。法院应杨某5申请，对2010年10月的自书遗嘱与《赡养家父杨某8及房产协议书》、住院治疗的费用清单上“杨某8”签字是否为同一人所写问题，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进行鉴定，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认为上述文件中“杨某8”签字为同一人书写。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不认可上述鉴定结论，认为：1、杨某8生前写名字都是繁体字；2、杨某5提供的样本上都是简体字，样本上不是杨某8本人所写；3、根据鉴定机构的表述，遗嘱上的杨某8很可能不是同一人所写，鉴定结果过于含糊，我方请求法院考虑重新鉴定，即使法院不允许重新鉴定，遗嘱上的字也可能不是杨某8所写。
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其一是301号房屋是否属于杨某8个人遗产，其二是杨某5所提交的自书遗嘱是否真实有效。
关于301号房屋是否属于杨某8个人遗产的问题。现行法律法规中没有对在房改中使用已去世配偶工龄进行购房的房屋权属问题进行明确规定，本案中，考虑到杨某8配偶在1990年已经去世，而杨某8订立合同购买301号房屋是在2005年的情况，法院认为杨某8配偶工龄的使用属于因其配偶的存在而在301号房屋中形成的一种财产性权益，不能导致房屋所有权的变化。因此301号房屋应认定为杨某8个人遗产为宜。
关于杨某5所提交的自书遗嘱是否真实有效的问题。一方面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所提鉴定未得出该遗嘱并非杨某8所书或杨某8在2010年10月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结论，即上述鉴定不足以推翻自书遗嘱的真实性、有效性，另一方面从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未否认其签署的《赡养家父杨某8及房产协议书》看，其内容与遗嘱意见基本一致，同时杨某5提交的住院治疗的费用清单，亦部分佐证了杨某5赡养杨某8的事实。综合上述两点，法院有理由相信杨某5所提交的自书遗嘱真实、有效。
现杨某5依照上述遗嘱要求依法继承301号房屋，并无不当，法院应予支持。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应尽到必要的配合义务。据此判决：北京市丰台区南顶村×号楼3层5-301号房屋由杨某5继承，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协助杨某5办理将北京市丰台区南顶村×号楼3层5-301号房屋过户至杨某5名下的手续。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系杨某8所立遗嘱是否真实有效，本案应按何种形式进行继承问题。
杨某5主张杨某8生前立有遗嘱，杨某3、杨某2、杨某1、杨某4对此予以否认。诉讼中该遗嘱虽经双方申请进行数次鉴定，但因双方针对检测样本存在争议及相应技术问题并未得出双方均无异议的鉴定结论。诉讼中杨某3、杨某2、杨某1、杨某4仍继续要求鉴定依据不足，本院难以采信。在此情况下如何确定该遗嘱的效力应从如下几个方面考虑：首先在杨某5与杨某3、杨某2、杨某1、杨某4均认可签订过的《赡养家父杨某8及房产协议书》中可知赡养杨某8的绝大部分义务均由杨某5一人负责，即杨某5依协议已顶替其他法定赡养义务人履行义务，对此在各赡养义务人之间签订缺乏平等性的协议显然应事出有因，其中依照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民事原则，应存在被赡养人杨某8同意将所遗301号房屋交由杨某5个人继承的可能性较大。其次诉讼中从杨某5所提交医疗费票据以及其实际长期居住于301号房屋的情况亦可以一定程度上佐证上述情况的存在。在此情况下，有鉴于目前司法鉴定并未明确否定该遗嘱真实存在，而杨某3、杨某2、杨某1、杨某4又未能对其主张进一步向法院举证，一审法院综合全案现有证据等情况，确定该遗嘱真实并无明显不当。至于杨某3、杨某2、杨某1、杨某4主张购买301号房屋时使用杨某8生前配偶谷某8工龄优惠问题，因购买该房屋发生于谷某8去世之后，且现房屋登记在杨某8个人名下，根据目前法律、政策及现有证据，一审法院确定301号房屋属于杨某8个人遗产亦无不当。如杨某3、杨某2、杨某1、杨某4认为双方就此仍存在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另行解决，本案不予涉及。
综上所述，杨某3、杨某2、杨某1、杨某4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610元，由杨某3、杨某2、杨某1、杨某4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文彤
审 判 员 刘保河
审 判 员 李 倩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张 鹏
书 记 员 曹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