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中法民一终字第26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红超，男，汉族，住河南省汝南县，公民身份号码为×××1771。
委托代理人：许金周，广东双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建裕彩钢板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
法定代表人：张建新。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扩业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
法定代表人：陈文荣，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俊杰，广东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添荣，广东众诚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
上诉人刘红超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建裕彩钢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裕公司）、东莞市扩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扩业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5）东三法民一初字第2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2月5日，刘红超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建裕公司、扩业公司赔偿刘红超230000元。2.诉讼费用由建裕公司、扩业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4月20日，扩业公司与周闯签订一份《厂房租赁合同书》，由周闯向扩业公司承租位于东莞市塘厦镇蛟乙塘社区桥蛟西路89号B6栋B6-B的房屋用以经营彩钢板。建裕公司以上述房屋为住所，于2014年5月29日注册成立。建裕公司是由张建新投资设立的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周闯系建裕公司的员工。刘红超主张周闯是建裕公司的监事，建裕公司则主张周闯实际上是其公司股东之一。
刘红超向原审法院举证了一份《机械设备租赁合同》，主要内容：一、出租方为刘红超，承租方为建裕公司，见证人为周闯，签订日期为2014年5月14日；二、承租方处有张建新的签名及加盖有“东莞市建裕彩钢板有限公司”的印章；三、租赁的设备名为1.SGF-1200VⅡ卧式彩钢夹心板复合机生产线一条；2.LD5-19.9A3型电动单梁桥式起重机一台；四、租赁期限自2014年5月14日至2017年5月13日；五、两套设备的租金为每月15000元，从2014年5月20日开始计费；六、租赁机械发运及到达签认收据、双方签认的机械租赁费等为合同的附件，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等等。对此《机械设备租赁合同》，建裕公司主张是刘红超、周闯、万春岭等人胁迫张建新所签订，是虚假的合同。对此主张，建裕公司举证了东莞市公安局塘厦分局四村派出所出具给张建新的报警回执及录音等，但未能举证公安机关的立案决定及破案结论等，刘红超也予以否认。此外，建裕公司指出2014年5月14日时其公司的印章尚未备案登记，但建裕公司未能举证由公安机关出具的印章备案登记证明。对此《机械设备租赁合同》，扩业公司予以否认，指出2014年5月14日时建裕公司并未注册成立。
关于《机械设备租赁合同》涉及的租赁设备SGF-1200VⅡ卧式彩钢夹心板复合机生产线一条，刘红超及建裕公司分别主张为其所有。对上述主张，刘红超举证了加盖有“上海前福泡塑机械有限公司”印章的《收据》、《合同》、《装车单》等，内容均为该设备的付款人、合同签订人、送货客户均为刘红超；建裕公司不予确认，也举证了加盖有“上海前福泡塑机械有限公司”印章的《收据》、《账户明细查询》、《证明》等，内容为该设备的购买人及付款人均为潘小兵，主张该设备是潘小兵转让给建裕公司的。在建裕公司进行上述举证后，刘红超又向原审法院举证了有“潘小兵”签名的《情况说明》及有“袁某”签名的《情况说明》。其中，“潘小兵”签名的《情况说明》的主要内容为该设备系万春岭、袁某支付款项给潘小兵并委托潘小兵代为购买，但潘小兵并未出庭作证；“袁某”签名的《情况说明》的主要内容为其受刘红超委托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潘小兵转账支付购买SGF-1200VⅡ卧式彩钢板夹心板复合机。袁某出庭作证，袁某的证言主要为：袁某系万春岭的妻子，刘红超的女儿认万春岭做干爸爸，袁某把自己的银行卡给刘红超然后刘红超自己转账给潘小兵等。
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原审法院依法向上海前福泡塑机械有限公司发出调查函进行调查。该公司于2015年6月16日向原审法院出具了一份《证明》，主要内容为：一、刘红超所举证的有“上海前福泡塑机械有限公司”印章的《收据》、《合同》、《装车单》等材料，系2015年1月刘红超来电自称公司另有投资人入股需要另外补一份合同，该公司在未经严格核查的情况下补了一份合同；二、确认建裕公司举证的有“上海前福泡塑机械有限公司”印章的《收据》、《账户明细查询》、《证明》等为真实；三、原始合同是潘小兵与该公司所签订，定金及提货时的设备款都是该公司联系潘小兵然后转账的。对上海前福泡塑机械有限公司出具给原审法院的《证明》，刘红超、建裕公司及扩业公司均予以确认，刘红超并确认其举证的证据确为诉讼需要而补签。当原审法院询问刘红超为何在举证时没有说明其证据系补签时，刘红超解释称主要是不想牵扯到潘小兵及袁某。
关于《机械设备租赁合同》涉及的租赁设备LD5-19.9A3型电动单梁桥式起重机一台，刘红超及建裕公司分别主张为其所有。对上述主张，刘红超举证了有“河南省天桥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印章的一份《产品购销合同》及一份《凤岗天桥起重设备用料明细单》，其中，该《产品购销合同》显示：刘红超为需方，河南省天桥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为供货单位，周闯为公司收货人，各方均有签名或盖章，签订时间为2014年4月23日。建裕公司予以否认，也举证了一份有“河南省天桥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印章的《产品购销合同》，该《产品购销合同》显示：周闯为需方，河南省天桥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为供货单位，签约时间为2014年4月23日。经审查，刘红超及建裕公司所举证的两份《产品购销合同》的内容相同，区别在于：刘红超举证的《产品购销合同》需方处为刘红超，而建裕公司举证的《产品购销合同》需方处为周闯。
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原审法院依法向河南省天桥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进行调查，并调取了该公司保存的《产品购销合同》。经核对，该公司保存的《产品购销合同》与建裕公司举证的《产品购销合同》一致。对原审法院调取的《产品购销合同》，刘红超、建裕公司及扩业公司均予以确认。刘红超另解释称其举证的《产品购销合同》上有刘红超签名的原因是：当时刘红超把钱给周闯，周闯去签的合同，然后带回一份给刘红超，刘红超只在一份合同上签名。在本案原审庭审终结后，刘红超向原审法院补充出示了有“东莞凤岗天桥起重设备销售专用章”印章的三张收款收据，该收据上显示的客户名称或为“周闯”或为“塘厦”，未显示有刘红超的姓名。刘红超解释称因当时找不到这些收据故未能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原审法院举证上述收款收据。
另查，刘红超未能举证上述《机械设备租赁合同》涉及的两台租赁设备交付给建裕公司的交接清单，建裕公司主张不存在租赁故也不存在交接清单。
2014年12月份，因建裕公司经营不善，拖欠员工工资，员工到东莞市人力资源局塘厦分局进行投诉。张建新及周闯立下《保证书》，保证：在2014年12月15日18时前还清拖欠的工人工资，如未能做到，就同意扩业公司变卖建裕公司的设备，所得款项作为工人工资。后建裕公司无力清偿工人工资，由扩业公司垫付了57700元的工人工资等。随后，扩业公司在通知建裕公司及东莞市塘厦镇蛟乙塘社区人力资源服务站后，变卖建裕公司的生产线及原材料，共得款项130000元。后刘红超以建裕公司、扩业公司未经同意擅自变卖其所有的案涉设备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依据：《产品购销合同》、《凤岗天桥起重设备用料明细单》、《收据》、《合同》、《装车单》、使用说明书、《机械设备租赁合同》、两份《情况说明》、报警回执、录音光碟、东莞市塘厦镇蛟乙塘社区人力资源服务站出具的《情况说明》、《保证书》、员工工资表及支付证明单、厂房租赁合同书等、证人袁某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原审法院向上海前福泡塑机械有限公司调查取证取得的《证明》、原审法院向河南省天桥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调查取证取得的《产品购销合同》以及原审庭审笔录、质证笔录等。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刘红超主张建裕公司、扩业公司未经同意擅自变卖其所有的案涉设备，即SGF-1200VⅡ卧式彩钢夹心板复合机生产线一条及LD5-19.9A3型电动单梁桥式起重机一台，则刘红超应先举证证明上述两台设备系刘红超所有，刘红超对此负有举证责任。
关于SGF-1200VⅡ卧式彩钢夹心板复合机生产线这台设备。首先，刘红超所举证的有“上海前福泡塑机械有限公司”印章的《收据》、《合同》、《装车单》等证据，经原审法院向上海前福泡塑机械有限公司进行调查，已查明上述证据均系该公司在未经严格核查的情况下与刘红超补签，与原始合同不一致，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次，经原审法院向上海前福泡塑机械有限公司进行调查，已经查明此设备系潘小兵向该公司所购买。最后，刘红超主张此设备系其委托潘小兵代为购买，并举证了有“潘小兵”签名的《情况说明》及有“袁某”签名的《情况说明》。因潘小兵并未出庭作证，故刘红超举证的“潘小兵”签名的《情况说明》，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袁某虽出庭作证，但其在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袁某受刘红超委托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潘小兵转账支付购买SGF-1200VⅡ卧式彩钢夹心板复合机”，出庭作证则证明成是“袁某把自己的银行卡给刘红超然后刘红超自己转账给潘小兵”，前后不一致，且袁某也自述“袁某系万春岭的妻子，刘红超的女儿认万春岭做干爸爸”，袁某与刘红超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可信度不高，故对袁某的证言及出具的《情况说明》，原审法院均不予采信。综上，原审法院认定刘红超未能举证证明SGF-1200VⅡ卧式彩钢夹心板复合机生产线这台设备归其所有。
关于LD5-19.9A3型电动单梁桥式起重机这台设备。首先，刘红超举证的刘红超为需方的《产品购销合同》，与原审法院依法向该设备的供货单位河南省天桥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调取的该公司保存的《产品购销合同》不一致，刘红超对此不一致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对刘红超举证的《产品购销合同》，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次，根据原审法院依法向河南省天桥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调取的《产品购销合同》显示，该设备系以周闯的名义购买，无论周闯系刘红超主张的建裕公司的监事，或系建裕公司主张的股东之一，周闯代表的都是建裕公司，而不是刘红超。最后，刘红超提供的有“东莞凤岗天桥起重设备销售专用章”印章的三张收款收据，已经明显的超出了法定的举证期限，且刘红超逾期举证的解释明显不能信服，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即使刘红超举证的这三张收款收据属实，从内容上看，收款收据上的客户名称或为“周闯”或为“塘厦”，未显示刘红超的姓名，也未能证明刘红超的主张。综上，原审法院认定刘红超未能举证证明LD5-19.9A3型电动单梁桥式起重机这台设备归其所有。
承上，刘红超未能举证《机械设备租赁合同》所涉的上述两台设备系其所有，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另，该《机械设备租赁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4年5月14日，建裕公司作为合同当事人，但建裕公司于2014年5月29日才注册成立，明显存在疑点。即使该《机械设备租赁合同》属实，但刘红超也未能举证上述两台设备的交接手续，不能证明上述两台设备已经交付给建裕公司使用。
综上所述，刘红超未能举证证明案涉的两台设备归其所有，也未能证明该两台设备已移交给建裕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刘红超要求建裕公司、扩业公司承担财产损害赔偿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于2015年8月4日判决：驳回刘红超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50元，刘红超已预交，由刘红超负担。
上诉人刘红超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据以作出判决的基本事实不清，对已查明事实认定不清。（一）涉案SGF-1200Ⅶ卧式彩钢夹心板复合机生产线一条及LD5-19.9A3型电动单梁桥式起重机一台的所有权人是刘红超。理由如下：1.刘红超是涉案《产品购销合同》的买方及付款方。袁某受刘红超委托，将涉案设备款付给潘小兵，委托潘小兵代刘红超购买涉案设备，并向上海前福泡塑机械有限公司转账支付设备款。证据：袁某出具的《情况说明》、潘小兵出具的《情况说明》。2.原审法院以上海前福泡塑机械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认定刘红超提供的盖有供货方印章的《收据》、《合同》、《装车单》等证据，是供货方未经严格核查的情况下与刘红超补签，与原始合同不一致，据此，不采信刘红超是涉案设备的所有权人，明显是错误的。根据建裕公司原审时提供的证据录音光碟（徐小松与张建新对话的文字整理摘抄）“徐小松：喂，刘红超他早就联系外面让我们开收据的，以前就开了，开了很久。张建新：现在他起诉我呀是吧。徐小松：现在这个问题，你们两个人我也搞不清楚啊，你们两个是合作的，他说小潘定的，叫我们开张收据。……张建新：现在法院是说这个机器要证明不是刘红超买了，你就走上海那边，厂家给你发张证明，就是这样。徐小松：行，到时候我发张证明给你。张建新：你知道我的快递地址吧。徐小松：快递地址我知道……”，透过以上对话，明显看出供货商与建裕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供货商仅仅清楚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设备款的是潘小兵，至于设备的买方是谁，供货商根本不清楚。3.原审法院仅仅以潘小兵未出庭作证，故刘红超举证的潘小兵签名的《情况说明》不予采信是错误的。刘红超认为潘小兵出具的《情况说明》不是孤证，有袁某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予以证实，潘小兵出具的《情况说明》、附有其身份证复印件，并捺有指模，且涉案设备的接洽、签约、支付设备款等均是由潘小兵出面完成的，其是本案关键的证人，为查明本案的事实，法院应通知潘小兵出庭作证。（二）涉案的设备已经移交给建裕公司，理由如下：建裕公司与刘红超签订《机械设备租赁合同》，承租方加盖有建裕公司的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的签字，该份租赁合同已确认租赁的设备即是涉案的设备，建裕公司主张是刘红超、周闯、万春岭等人胁迫其法定代表人张建新签订的，是虚假合同，但其未在原审时提出反诉请求，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该份租赁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刘红超已将涉案设备租赁给建裕公司。（三）建裕公司在2014年12月，因经营不善，拖欠员工工资，员工到东莞市人力资源局塘厦分局投诉，张建新、周闯立下《保证书》，保证若未能如期支付工资，即同意扩业公司变卖涉案的设备，刘红超认为这明显是建裕公司故意逃避涉案的债务。因拖欠员工工资的主体是建裕公司，在其明知无力支付的情况下，却与扩业公司达成协议由扩业公司变卖涉案的设备支付员工工资。建裕公司在没有经过法定程序，宣告破产清算时，就擅自变卖刘红超所有的涉案设备，明显损害刘红超的合法权益。据此，刘红超请求本院：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刘红超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用均由建裕公司、扩业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建裕公司口头答辩称：没有意见。
被上诉人扩业公司口头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二）关于潘小兵的情况说明不应采信。刘红超未申请其出庭作证，无法核实是否其本人书写。另外，机器的价格与法院调查的收据不一致。（三）情况说明不能证明机器是刘红超购买的设备。（四）建裕公司是2015年5月29日成立的，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15年5月14日，时间与公章刻的时间不一致。结合本案的所有证据、建裕公司提交的录音，足以证明刘红超涉嫌虚假诉讼。
本院经审理查明，对原审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还查明如下事实：
1.张建新及周闯立下《保证书》，保证：在2014年12月15日18时前还清拖欠的工人工资，如未能做到，将由扩业公司变卖建裕公司在扩业工业园B6栋的生产机器，所得款项作为工人工资。
2.袁某在二审中出庭作证，其陈述的内容与其在原审庭审中陈述的内容基本一致。
3.周闯在二审中出庭作证称：案涉LD5-19.9A3型电动单梁桥式起重机这台设备是其受刘红超委托购买的。
4.建裕公司在二审中申请王卫孝出庭作证，拟证明刘红超、周闯、万春岭胁迫其签订《机械设备租赁合同》。王卫孝在法庭上作证时称其听到张建新打电话，要签机器的合同，但不知道对方是谁。
本院认为，本案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应当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查。刘红超主张建裕公司、扩业公司未经同意擅自变卖其所有的SGF-1200VⅡ卧式彩钢夹心板复合机生产线一条及LD5-19.9A3型电动单梁桥式起重机一台，刘红超应先举证证明上述两台设备系刘红超所有。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案涉SGF-1200VⅡ卧式彩钢夹心板复合机生产线一条及LD5-19.9A3型电动单梁桥式起重机一台是否系刘红超所有。
首先，扩业公司变卖案涉两台设备时，该两台设备实际上由建裕公司实际占有。刘红超主张其依据《机械设备租赁合同》将该两台设备出租给建裕公司，建裕公司对此予以否认。该《机械设备租赁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4年5月14日，建裕公司作为合同当事人，但建裕公司于2014年5月29日才注册成立，明显存在疑点。另外，根据《机械设备租赁合同》的约定，刘红超的义务和责任包括“与承租方共同办理设备的租费签认工作”，但刘红超未能提供该两台设备的交接清单、未能提供建裕公司交纳租金的任何凭证，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依《机械设备租赁合同》向建裕公司追缴过租金。综上，仅凭《机械设备租赁合同》并不足以证明该两台设备系刘红超所有。
其次，关于案涉两台设备是否实际为刘红超实际购买的问题。1.原审法院经调查，并认定刘红超在原审中提供的有“上海前福泡塑机械有限公司”印章的《收据》、《合同》、《装车单》等证据为后来补签、刘红超提供的《产品购销合同》与供货单位河南省天桥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保存的《产品购销合同》不一致。原审法院不采纳刘红超所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予以认可。相反，刘红超对建裕公司持有SGF-1200VⅡ卧式彩钢夹心板复合机生产线设备的购买收据以及LD5-19.9A3型电动单梁桥式起重机的《产品购销合同》原件，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2.关于证人证言。刘红超举证“潘小兵”签名的《情况说明》，但潘小兵未出庭作证，本院对该《情况说明》不予采纳。袁某的证言并不足以证明刘红超委托了潘小兵购买案涉设备。至于周闯陈述“这台设备是其受刘红超委托购买的”，但刘红超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委托周闯购买该机器设备，也未提供向周闯提供购买资金的凭证，周闯的陈述与其在《保证书》上确认的事实也不一致，本院对周闯的证言不予采纳。综上，刘红超未能举证证明案涉两台设备实际由刘红超购买。
综上所述，刘红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两台设备为刘红超所有，其主张建裕公司、扩业公司损害该财产而要求损害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刘红超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4750元，由上诉人刘红超负担（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卢健如
代理审判员 何玉煦
代理审判员 徐华毅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郭雪莹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