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成民终字第55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詹丛生，男，汉族，1982年6月23日出生，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代理人陈东，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红燕，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琴，女，汉族，1955年9月7日出生，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代理人李永超，四川舟楫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詹丛生因与被上诉人李琴所有权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4）成华民初字第24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詹丛生及其委托代理人陈东、李红燕，被上诉人李琴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永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1989年10月23日，詹丛生作为李琴养子办理入户手续。1993年5月13日，李琴与詹乾隆经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双方对子女抚养及共同财产进行了约定。其中，詹丛生作为养子由李琴抚养，座落于成都市成华区青龙乡红花堰村一社石棉瓦房五间（面积67.85㎡）归李琴所有。
1993年10月，李琴申请住房改建，将五间平房中的三间34㎡改建为二楼一底。1995年9月23日，李琴办理农村房屋宅基地使用证，确认李琴瓦房33.85㎡，楼房底层34㎡、二楼37.42㎡，三楼37.42㎡，建筑面积142.69㎡房屋。
2008年3月4日，李琴与成华区土地统一征用开发办公室签订《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对李琴房屋进行拆迁安置。安置协议载明，被拆迁安置人员为李琴、詹丛生二人；拆迁房屋面积142.69㎡房屋，安置套一房屋一套建筑面积42㎡，套二房屋二套建筑面积140㎡，合计安置房屋三套、安置面积182㎡。超出原有房屋面积39.31㎡，由李琴支付47034元购买。此后，成华区土地统一征用开发办公室向李琴交付荆竹小区8号院12栋5单元101号、荆竹小区8号院9栋3单元601号、荆竹小区8号院9栋3单元101号房屋。其中荆竹小区8号院9栋3单元601号现由詹丛生居住。现成都市成华区荆竹小区8号院地址为成都市成华区荆翠西路39号。现拆迁安置房屋正在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因双方有权属争议而致李琴不能办理房屋产权登记。
另查明，成华区土地统一征用开发办公室系按照《成都市国家建设征用土地补偿和人员安置办法》（成都市人民政府第40号令）进行安置，其中第七条第（三）项规定，国家建设征地范围内农村居民个人修建的地上建筑物拆迁，以《农村房屋宅基地使用证》或区人民政府的建房批准文件载明的正房建筑面积为准，由征地单位用相等建筑面积的住宅进行安置。安置时，相等建筑面积内互不补差；超出原建筑面积部分，由被拆迁的农业户口居民按新建住房综合价购房；不足原建筑面积部分，由征地单位比照新建住房商品价格给予经济补偿。
李琴诉至原审法院，请求确认李琴与成都市成华区土地统一征用开发办公室签订的《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中约定的三套共计182㎡住房归李琴，詹丛生协助李琴办理房屋权属登记等事项。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主要采纳了詹丛生、李琴的身份信息；（1993）成华民初字第242号民事调解书复印件一份；《成华区农村居民建房用地报告书》、《成华区农村房屋宅基地使用证》复印件一份；民事调解书；缴费凭证；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两份；分房表；常住户口登记表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
原审法院认为，詹丛生系李琴养子的证据，有詹丛生入户信息及原审法院（1993）成华民初字第242号民事调解书确认。虽然詹丛生办理入户手续后作为村民小组的成员享有宅基地的使用权，但宅基地上房屋系原李琴夫妻修建，且李琴在离婚中分得的房屋归李琴所有。李琴对旧房进行改建时，詹丛生年仅十一周岁，无收入及财产，李琴改建房屋的费用全部由李琴出资，因此，所改建的房屋仍归李琴所有。根据成都市人民政府《成都市国家建设征用土地补偿和人员安置办法》，李琴安置房系按被拆迁房屋面积进行安置并由李琴对超面积部分进行补差，而不是按被拆迁人员人数进行安置，因此，根据《拆迁住房安置协议》安置的房屋仍然归李琴所有。现双方因拆迁安置房屋是否共同所有发生争议，李琴请求确认三套安置房屋归李琴所有并由詹丛生协助李琴办理房屋权属登记的理由成立，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詹丛生的答辩意见，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位于成都市成华区荆翠西路39号12栋5单元101号房屋、成都市成华区荆翠西路39号9栋3单元101号房屋、成都市成华区荆翠西路39号9栋3单元601号房屋归李琴所有；二、詹丛生自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协助李琴办理上述房屋的权属登记。案件受理费5540元，由李琴承担3693元，詹丛生承担1847元。
宣判后，原审被告詹丛生不服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有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被拆迁房屋应当属于李琴和詹丛生共同所有。1、詹丛生与李琴共同享有被拆迁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詹丛生系李琴的养子，1989年10月23日，办理了入户登记手续，从此詹丛生成为了成华区青龙乡红花堰村1组的村民，作为村民小组成员，其享有宅基地的使用权。2、改建房屋是詹丛生和李琴共同申请建设的。1993年5月，李琴离异，詹丛生由李琴抚养，此后二人单独立户。1993年10月7日，李琴作为户主及詹丛生的监护人，向成都市成华区国土局提交了《成华区农村居民建房用地报告书》，由此可见申请改建的主体是李琴和詹丛生。3、被拆迁的房屋应当认定为家庭共同共有的财产。1995年9月23日，成都市成华区国土局为李琴和詹丛生颁发了《成华区农村房屋宅基地使用证》，明确载明户主为李琴，农业人口为2人。4、根据“房地一体”的基本原则，宅基地上的房屋也属于李琴和詹丛生的家庭共有财产。我国实行宅基地使用限定制度，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以户为单位进行登记，每户的面积是限定的，家庭全体成员均平均享有宅基地的使用权。基于房屋与土地的高度附和性，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主体应当一致，即“房地一体”的原则，加之我国对宅基地使用权主体的限定性和面积的限定性，农村房地关系只能以地定房，李琴和詹丛生共同享有被拆迁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因此该土地上的建筑物也应当归李琴和詹丛生共同所有。二、詹丛生和李琴作为被拆迁人，平等享有拆迁安置房屋的所有权。2008年3月4日，李琴作为户主与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成华分局征地事务中心签订了《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安置协议的被拆迁人为李琴和詹丛生，不论安置的房屋、过渡费、地面附着物及附属设施的补偿金等均归李琴和詹丛生共有，同时对于超出原有农房建筑面积部分的购房款也是李琴和詹丛生共同支付的。综上，詹丛生和李琴对被拆迁安置的182平方米房屋享有平等的所有权。
被上诉人李琴答辩称，詹丛生与李琴之间虽然有收养关系，但没有共同生活，并未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2、本案被拆迁房屋是李琴离婚时分得的房产，后以户为单位申请改建，李琴改建房屋只是对婚前财产的改建，詹丛生当时并没有收入，也未付出劳动，改建后的房屋不应当归李琴和詹丛生共同所有，仍属于李琴的个人财产。3、本案根据拆迁安置的政策，执行的不是以宅基地换房，而是以房换房的政策，超出原有房屋面积部分都是李琴支付的房款。李琴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詹丛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詹丛生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成都华业经济开发公司1999-2000年度红息分配表两份，拟证明詹丛生在未成年时亦有收入归家庭共同使用。2、《申明》一份，拟证明詹丛生是被拆迁宅基地的使用权人，亦是被拆迁安置对象，李琴亦明确了詹丛生是安置房屋的共有权人。3、詹丛生光大银行账户2008年1月17日至2008年9月21日明细，拟证明产权置换超出的部分面积购买款项是詹丛生支付的。4、收据，拟证明詹丛生支付了三套房屋的装修款项。5、公证书一份，拟证明詹丛生于1982年6月23日被李琴与詹乾龙收养，成为成都市金牛区青龙乡红花堰村1组的成员。6、成都市成华区青龙乡人民政府及成都市成华区青龙乡红花堰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詹丛生被收养后即享有李琴1986年修建的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7、《农村居民宅基地准予用地通知书》及《成都市成华区建设用地许可证》各一份，拟证明在1993年建房时，新的宅基地使用权属于李琴和詹丛生共同所有。8、李良琼、李良英、李遐宽等人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詹丛生和李琴形成了事实上的抚养与被抚养关系。9、成都市成华区公证处（2005）成华民证字第321号公证书一份，拟证明詹丛生以前享有承包地。
针对詹丛生提交的以上证据，李琴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第1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其与本案无关。对第2号证据，认为该《申明》虽然是李琴与詹丛生共同签署的，但其系办理房产证所需的形式要件，但不能证明拆迁后房屋的所有权问题。对于第3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詹丛生从2008年开始工作后才有收入，不能证明该收入和支出与诉争房屋有关。对于第4号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只能证明詹丛生对房屋有添附行为，应另案主张。对第5号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第6号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达到詹丛生的证明目的。对第7号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其载明的是“旧宅基地”，即双方建立收养关系前的宅基地，不能达到詹丛生拟证明的其拥有该宅基地的证明目的。对第8号证据的真实性与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詹丛生从小就没有和李琴共同生活。对第9号证据，该协议仅仅说明詹丛生系农业户口，但不能证明其一定有承包地。
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李琴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应汝华、钟永华等13人出具的《证明》，拟证明詹丛生与李琴并未共同生活，未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詹丛生并未参与原房屋的修建、改建等，对原房屋不享有所有权。2、成都华业经济开发公司出具的《证明》、收据、股权证书，拟证明詹丛生在该公司的股份由李琴支付购股股金，李琴仅仅用了詹丛生的名额，实际持股人是李琴。3、詹乾龙出具的《情况证明》，拟证明詹丛生对原有房屋不享有所有权。4、成华区青龙乡红花堰村村委会和成都市成华区青龙乡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拟证明1992年之前，原有房屋的面积为112.9平方米。5、周家启出具的《证明》，拟证明詹丛生对原有房屋不具有所有权。6、成都华业经济开发公司内部归档文件，拟证明原房屋占地面积共计112.9平方米，其中有五间石棉瓦房屋占地72.41平方米。7、收据一份，拟证明1986年对房屋进行改建时，缴纳费用4.17元。
针对李琴提交的以上证据，詹丛生发表了如下意见：对第1号证据，认为无法核实证人的签名，且证人未到庭接受询问，对该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对第2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力有异议，李琴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詹丛生取得股份是否支付相应对价，且詹丛生获得的股份是基于其村民小组成员的身份，该证据不能达到李琴的证明目的。对第3号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詹乾龙与李琴原系夫妻关系，有利害关系。对第4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力有异议。对第5号证据的质证意见与第1号证据相同。对第6号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当时户口上有4人，足以证明1988年时詹丛生即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对第7号证据不予认可，不能证明是房屋的改建费用。
本院认为，詹丛生在二审中提交的成都华业经济开发公司1999-2000年度红息分配表，李琴、詹丛生出具的《申明》，《公证书》，成都市成华区青龙乡人民政府及红花堰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农村居民宅基地准予用地通知书》及《成都市成华区建设用地许可证》，成都市成华区公证处（2005）成华民证字第321号公证书，经庭审质证，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詹丛生提交的其光大银行的账户明细，支付安置房屋装修款的收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詹丛生提交的由李良琼、李良英等人出具的《证明》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李琴提交的成都华业经济开发公司出具的收据、股权证书、詹乾龙出具的《情况证明》，成都华业经济开发公司内部归档文件，收据一份，经庭审质证，可以综合作为认定本案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采信。李琴提交的应汝华、钟永华等人出具的证言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达到李琴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李琴提交的周家启出具的《证明》，因周家启未出庭作证，本院无法核实其身份以及该《证明》内容本身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以下事实：
1、成都市金牛区公证处1989年6月20日出具（89）金证字第712号公证书，证明詹乾龙、李琴于1982年6月23日收养詹丛生为养子。
2、1993年10月7日，李琴申请改建旧房34平方米为二楼一底的房屋，申请报告书载明家庭人口为2人。1995年9月23日，李琴办理农村房屋宅基地使用证，载明“户主：李琴，农业人口2人”。
3、1999年8月18日，詹丛生认购成都华业经济开发公司1000元的股份（1股），成都华业经济开发公司于2014年11月12日出具《证明》，载明詹丛生在该公司股份的购股股金由李琴支付。
4、2005年3月29日，成都华业经济开发公司（甲方）与詹丛生（乙方）签订《协议》，该协议载明“根据成铁枢纽工程客机拆返所征用土地的规定，为了妥善解决红花堰村一、二、三组征地中符合“农转非”安置条件人员的就业问题，乙方自愿申请放弃甲方统一安置，其自谋职业的有关事项，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以下协议：……二、乙方自愿放弃甲方统一安置，自愿自谋职业并提出书面申请，与甲方签订协议，经成华区公证处公证后，按成都市人民政府（1994）40号令规定，由甲方一次性拨给乙方安置补助费14000元。……”。
5、2008年3月4日，李琴与成华区土地统一征用开发办公室签订《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约定，安置过渡费为8元／平方米.月发放，暂发至2008年3月31日，即11415.2元；地面附作物及附属设施，补偿金额为25916元，搬家费以户为单位领取，为1000元。
6、2012年4月9日，李琴向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成华分局征地事务中心出具《申明》一份，要求将安置房产权办理在李琴、詹丛生名下，李琴、詹丛生在“共有产权人姓名”处签署姓名。
本院认为，詹丛生于1989年作为李琴的养子办理入户登记手续，詹丛生已成为李琴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詹丛生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享有农村宅基地使用权。1993年，李琴与詹乾龙离婚，詹丛生作为李琴的养子由李琴抚养，詹丛生、李琴共同组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一户，至于在办理养子公证、入户登记后，詹丛生是否与李琴共同生活以及生活时间长短等均不影响詹丛生作为李琴家庭成员以及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系以户为单位取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确定农村一户宅基地使用权面积时也是以该户村民人数作为参考依据。本案中，李琴离婚时分得的房屋虽然系离婚前修建，但李琴在离婚后对该房屋进行改建，在其改建申请中载明的家庭人口为两人，成都市成华区国土局于1995年9月23日为李琴颁发的《成华区农村房屋宅基地使用证》上载明的农业人口也为2人，李琴并未举证证明该宅基地使用证上载明的2人系李琴与非詹丛生以外的其他人员，李琴申请改建房屋应当认定为李琴、詹丛生共同取得使用宅基地以及建设房屋的许可。李琴与成华区土地统一征用开发办公室签订的《拆迁住房安置协议书》载明的被拆迁人包括李琴、詹丛生，詹丛生系被拆迁安置人。成华区土地统一征用开发办公室根据成都市人民政府《成都市国家建设征用土地补偿和人员安置办法》（成都市人民政府第“40”号令）的有关规定对李琴、詹丛生进行拆迁安置。该办法第七条规定的按照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进行安置，应理解为安置被拆迁人时，确定被拆迁人安置房屋面积的计算办法。
综上，本院认为，本案的拆迁安置补偿不能认定为仅对李琴一人予以安置补偿，詹丛生对于拆迁安置的房屋享有相应的份额。李琴要求确认三套安置房屋均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李琴、詹丛生就本案诉争房屋应享有的具体份额及分割问题，应根据双方对宅基地使用权取得、修建房屋的实际贡献等因素综合予以确定，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双方可自行协商处理或依法另行主张。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本案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4）成华民初字第241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李琴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540元，由李琴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080元，由詹丛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臧 永
代理审判员 梁 楷
代理审判员 何 昕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潘文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