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72民初1585号
原告：温州鸿达海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洞头区元觉街道环海路***号。
法定代表人：唐大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润春，上海瀛泰（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温州市纺织路龙方工业区**号地块*层。
负责人：金杰锋，该支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义志，北京大成（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温州鸿达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达公司）与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保险公司）通海水域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同年7月13日，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庭前证据交换。同年8月4日、9月26日，本院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鸿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润春、阳光保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义志到庭参加了诉讼。期间，双方当事人在第一次开庭后申请庭外调解未果。第二次开庭后，双方当事人在商定的调解期日内仍未达成和解。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鸿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阳光保险公司支付原告鸿达公司保险赔款160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9月26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2015年1月12日，鸿达公司就其所有的“鸿达158”轮向阳光保险公司投保，投保险种为沿海内河船舶保险单，并附加投保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阳光保险公司出具了相应保险单，保单约定船舶保险价值及保险金额均为90万元，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约定为每名船员限额为70万元。同年9月26日，“鸿达158”轮在温州发生触碰事故，导致“鸿达158”轮沉没全损，以及2名船员死亡。事故发生后，阳光保险公司向鸿达公司支付保险赔款70万元后，对剩余保险赔款未予赔付。
阳光保险公司未作书面答辩，当庭辩称：其一，针对投保船舶而言，本航次装载不当；其二，事故认定书中的事故经过记载了“船首护舷木约有一半露出水面，船尾护舷木正好没入水中”，足以判断船舶存在超载现象；其三，船舶发生碰撞事故时，船上配员严重不足，且只有船长一人持有适任证书，其他四名船员均无适任证书，说明船舶开航处于不适航状态，保险条款中约定对此不负责赔偿；其四，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条款中特别约定了“船员须持有船员服务证”，故对当时事故中死亡的持证船长进行了赔付，对另一名无证船员拒绝赔付；其五，事故发生航次，案涉船舶未经签证即违规航行，构成不适航。鉴于上述事故发生原因，其作为保险人对本次事故不承担理赔责任。此外，鸿达公司提出的保险条款未作释明的陈述不客观，其作为保险人已经履行了提示义务，有权依保险条款第三条第一款和保险单特别约定清单上的第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㈡》第十条、第十一条约定拒赔。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案涉保险合同订立、船舶在触碰事故发生后沉没及船上2名雇员死亡的事实，因双方当事人无争议，本院对鸿达公司提供的证据1-4均予以认定。双方当事人对本案保险事故发生原因及保险人免责是否成立、鸿达公司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有争议，鸿达公司提供的证据5-16和阳光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一至三以及阳光保险公司于第一次开庭后申请本院向处理事故的海事部门调取的证据材料，涉及上述争议，本院另行评析认定。
本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以及上述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事实如下：
2015年1月12日，鸿达公司为其名下的“鸿达158”轮向阳光保险公司投保沿海内河船舶一切险，并附加投保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阳光保险公司于同日同意承保，并于次日收取了保险费合计24120元。1月14日，阳光保险公司向鸿达公司打印出具了《沿海内河船舶保险保险单》，保单上约定保险期限自2015年1月14日0时起至2016年1月13日24时止；承保船舶为“鸿达158”轮；船舶保险价值和保险金额均为90万元；被保险人为鸿达公司。保单特别约定清单上载明，“每次事故实行绝对免赔额20000元或者免赔率20%，两者以高者为准”；“本保险所承担的碰撞、触碰是指：碰撞：两船之间在短时间内相互接触并产生的力的作用。触碰：船舶与码头、港口设施、航标等位于水面或水边的固定物体在短时间内相互接触并产生力的作用”；船东对船员特别约定“本保单附加船东对船员责任险，每人赔偿限额人民币7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费用最高赔偿限额3万元），每次事故及累计赔偿限额为人民币420万元（医疗费用每次及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42万元）”，“船员须持有船员服务证，出险时人员名单以船舶服务簿及航运管理处签证簿、特定船舶配员标准所列的数目、等级，即符合安全配员的要求为准”，“附被保险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出险时如超过投保人数按投保人数与实际出险时船上人员人数比例计算赔偿金额”等等。
2015年9月23日凌晨3时，“鸿达158”轮空载从浙江瑞安驶往福建宁德装运黄沙，船上共有5名船员，仅船长游仁吉一人持有有效适任证书，其余船员均无适任证书。9月24日早上约5时，“鸿达158”轮满载黄沙后从福建宁德开航，船员仍未达到最低安全配员要求。9月25日，该轮进瑞安港停靠望东码头，26日移泊锦港码头靠泊，“水手”潘银娒离船上岸办理业务，未再返回船上。当日下午5时许，该轮再次起航驶往瑞安三虎码头。下午6时许逆向经过高速公路飞云江大桥下行通航孔，受涨潮水流影响，船舶右舷机舱前横舱壁肋位处触碰到通航孔下游北侧10号防撞墩上，导致机舱右侧发电机所在部位进水及辅机停机。船长采取船舶过桥孔后掉头停靠三虎码头的措施。船舶掉头靠泊期间船体大量进水，最终在三虎码头前沿北纬27゜47′7″、东经120゜36′7″处沉没，船上两名船员落水后死亡，防撞墩1条橡胶护垫破裂、固定螺栓朝上游方向弯曲变形。2015年12月28日，温州飞云江海事处对上述水上交通事故调查后作出认定书，认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鸿达158”轮航行通过沈海高速公路飞云桥大桥所在水域时，错误选择通航孔，逆向从下行通航孔通过，船长对水文条件不掌握，对流压估计不足，导致船位偏向通航孔北侧，船舶右舷机舱处触碰下行通航孔下游北侧的10号防撞墩，导致船体变形进水，最后在三虎码头前沿沉没；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是“鸿达158”轮事发时装载不当，导致船舶操纵性能下降，储备浮力不足；事故损失扩大的原因是“鸿达158”轮船体破损进水后，船员未采取诸如抢滩、堵漏等应急处置措施，也未准备救生衣、救生筏等救生设备，仍按照正常计划准备靠泊三虎码头。据此，认定本起事故为责任事故，事故种类为触碰，事故等级为一般事故，“鸿达158”轮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该船船长游仁吉为事故全部责任人。
事故发生后，鸿达公司向阳光保险公司提出保险理赔要求，阳光保险公司于2016年3月31日向鸿达公司函复，同意赔付死亡船长游仁吉的责任保险赔款70万元，对船舶损失和潘光录死亡赔偿建议进一步协商。之后，双方再未达成一致协商结果。鸿达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之前，阳光保险公司已向鸿达公司赔付了船长死亡赔偿款70万元。
对本案争议焦点及相关证据，本院分别评析认定如下：
㈠鸿达公司的原告主体资格是否成立。
鸿达公司主张其系案涉保险单记载的被保险人，案涉船舶登记为其所有，其与阳光保险公司已构成保险合同。阳光保险公司抗辩认为，根据现有在案材料和法庭调查情况判断，案涉船舶实际所有人为个人，挂靠鸿达公司经营，鸿达公司非本案合格的原告主体。
本院审查认为，案涉的“鸿达158”轮登记为鸿达公司所有，鸿达公司为该轮向阳光保险公司投保了沿海内河船舶一切险，并附加投保了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鸿达公司与本案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且其作为投保人与阳光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阳光保险公司对本案所涉保险标的中的部分保险损失已经理赔。综上，鸿达公司的原告主体适格，阳光保险公司对此所作的抗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㈡本案船舶保险事故发生原因和船舶损失认定。
鸿达公司主张本案系船长操作不当导致案涉船舶触碰沈海高速公路飞云江大桥防撞墩事故从而引发的保险赔偿争议；鸿达公司作为投保人，有权向阳光保险公司主张船舶触碰造成的船舶险项下的船舶全损和两名船员意外死亡导致的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项下的保险赔款；根据其与阳光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和保险条款第十一条约定，全损、触碰、碰撞责任属于保险人免赔约定的除外情形，不应当扣除免赔额；保险条款第三条记载的船舶不适航情况和本次事故没有因果关系，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是船长操作不当引起的，并非阳光保险公司理解的超载或者船员未达到最低安全配员要求所致。故根据保险事故近因原则，船长操作不当造成的船舶触碰沉没属于船舶全损险的保险责任范围，阳光保险公司应当给予理赔。鸿达公司提供证据5、9佐证船舶全损的事实。
阳光保险公司抗辩认为，“鸿达158”轮发生事故航次存在不适航情况，超载、船员未达最低安全配员要求、违法航行，开航当时的不适航导致航行中发生船舶沉没和两名船员落水死亡的严重后果，根据保险合同特别约定条款和保险条款的约定，因船舶不适航引起的船舶损失、责任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其提供证据一、二佐证，并以本院调取的证据㈠中的“船舶载货情况”及事故原因分析认定作为事故航次存在超载事实的依据。
庭前证据交换中，阳光保险公司对鸿达公司提供的证据5、9真实性均无异议。鸿达公司对阳光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一、二形式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公估报告系阳光保险公司单方委托所作，报告内容的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第二次庭审中，对本院因阳光保险公司申请向海事部门调取的证据材料，阳光保险公司无异议，并认为该调取证据足以证实船员配员不足导致的船舶不适航事实，且根据海事局调查报告中的船员配员记载情况，潘光录在船上担任水手，根据船舶载货情况记载，认定案涉船舶事发航次超载。鸿达公司对本院调取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并认为根据海事局事故调查结论，结合事发时间、地点和天气情况判断，可证明事故进一步扩大原因与船员处置事故的措施有关，但该措施是为了减损，与超载无关，事发地点在目的港附近；船上人员身份方面，潘光录工作包括厨房事务，幸存船员接受海事局调查时可能出于回避船上责任的目的，其陈述与客观不符。
本院审查认为，鸿达公司提供的证据5、9，因阳光保险公司无异议，予以认定；阳光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一、二形式真实性因鸿达公司无异议，予以认定，其中公估报告内容是否真实、客观以及证据效力认定，结合其他定案证据综合评析。本院调取的5组证据材料，双方当事人对形式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予以认定，但其中证据㈠即海事事故调查报告中涉及潘光录任职情况的内容，来源于证据㈡、㈢、㈣即幸存船员的陈述，其在船上是否担任厨师兼普通水手一职，均未明确涉及；幸存船员潘光良接受海事部门调查时自认船上任职厨师的陈述，又缺乏相关证据佐证，均不足为信。潘光录在船上任职情况对船上安全配员人数的认定有一定影响，但对其在船上作为“船员”的身份认定无实质性影响。公估报告中对事故发生期间船舶适航性分析内容与海事调查报告中相印证的内容予以认定，其他内容中鸿达公司有异议的部分，又无其他证据印证的，不予认定。
本院认为，鸿达公司所有的“鸿达158”轮于2015年9月24日从福建宁德装运黄沙后开航当时，船员未达到最低安全配员要求，仅船长一人持有有效适任证书，其余船员均无适任证书，即贸然启航驶往浙江瑞安，装载的货物根据海事调查部门事后调查认定又构成超载，该航次开航时构成船舶不适航。抵达目的港指定卸货的三虎码头前，该轮曾先后在望东码头、锦港码头靠泊过，“水手”潘银娒在该轮靠泊锦港码头期间上岸办理业务后，剩余船员四名再次开航驶往三虎码头，航行途中发生触碰事故。该轮机舱进水后，船长处置不当，“鸿达158”轮掉头后随之沉没，全体船上船员落水。因影响航道安全，鸿达公司委托案外人福建正和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对沉船进行清障打捞。2015年12月3日打捞完毕。该轮保险价值约定90万元，沉船残骸船体抵偿清障打捞费外，另行支付清障打捞费用为20万元。故本案中认定船舶保险事故发生的原因为船员不适航、船上货物存在超载，构成开航时船舶不适航，现船舶保险合同项下的标的已构成全损。
㈢本案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是否成立问题。
鸿达公司主张，阳光保险公司承保了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在鸿达公司向“鸿达158”轮海损事故中身故的船员承担了雇主赔偿责任后，其应当对鸿达公司赔付的损失予以理赔。阳光保险公司对船员没有服务证拒赔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其约定了鸿达公司不可能提供的材料，“船员服务证”的证书形式不存在，此项加重被保险人责任的约定条款无效，且阳光保险公司与鸿达公司签订保险合同当时应该清楚船上部分船员无船员服务簿，签单业务员与鸿达公司原董事长唐朱鹏的妻子是朋友关系，对鸿达公司的船舶基本情况很清楚，承保当时是统一办理保险，阳光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未作出特别说明的，根据保险法规定，应该认定该条款无效。综上，鸿达公司已向死亡船员家属作出赔偿，阳光保险公司对鸿达公司承担雇主赔偿责任后的损失赔偿理当予以保险赔付。鸿达公司提供证据6-8、10、11-16佐证其向潘光录家属承担赔偿责任和先期赔付金额以及潘光录任职情况及其系渔民出身，具有出海经验的事实。
阳光保险公司抗辩认为，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的特别约定条款已明确，船员必须持有服务证书，该证书通常意见上应理解为船员适任证书，保险人对持有船员适任证书的船长予以理赔，对未持有船员适任证书的潘光录予以拒赔，理赔标准统一，若鸿达公司主张船员无证上船的，保险人也需要理赔，这种增加保险人责任和义务的情况，违反最大诚信原则，不应支持。其提供的证据三即保险单上约定的船员服务证。
庭审质证中，阳光保险公司对鸿达公司提供的证据6、10无异议；对证据8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尚未实际履行；对证据12、14-16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7真实性有异议，要求提供支付报酬的证据佐证劳动合同关系成立；对证据11因无原件核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并认为即使形式真实性能得到确认，其与本案也无关联性；对证据13认为系书证，证明人为船舶实际股东，属于当事人单方陈述，真实性有异议。鸿达公司对阳光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三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该证书即指保单上约定的船员服务证。
本院审查认为，证据6由阳光保险公司向鸿达公司出具，双方对此无争议，予以认定；证据10涉及的潘光录死亡事实和证据15、16涉及潘光录继承人情况，因双方无争议，均予以认定；证据7因阳光保险公司对真实性有异议，且合同中的潘光录签名是否真实缺乏其他证据佐证，不作为定案依据，该书面劳动合同是否签订不影响潘光录生前受雇到“鸿达158”轮上工作的事实认定；证据14因阳光保险公司无异议，予以认定；证据8形式真实性因阳光保险公司无异议，且鸿达公司已补强证据12，印证其已支付部分死亡赔款的客观事实，证据8、12均予以认定；证据11的形式真实性因阳光保险公司无异议，予以认定，对潘光录生前在船上担任厨师还是普通水手，不影响其作为鸿达公司船上雇员的事实认定；证据13系潘光录同船船员出具的证词，出具证明人员均为船舶实际经营人，且未出庭接受质询，其证言证明力较低，从本院调取的海事事故调查报告中，对案涉船舶上是否有厨师岗位或者船员兼任厨师情况均没有提及，老轨潘银娒接受海事部门调查时对潘光录船上任职情况没有明确说明，水手潘银娒接受海事调查时对潘光录船上任职表述不规范，且对船上有无人兼任厨师未明确说明，而船员潘光良接受海事部门调查时自认在船上兼任厨师的陈述可信度低，鸿达公司庭审中表示船上人员出于逃避事故责任心理，向海事部门所作的船上任职陈述并不一定客观，本院调取的证据㈡、㈢、㈣有关潘光录船上任职的陈述不一致，相比鸿达公司对潘光录在船上担任厨师的陈述内容，与公估人调查获悉情况一致，在无相反证据推翻情形下，对潘光录担任船上厨师的陈述内容可予以认定，且本案中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中的船员应当理解为广义上的船上雇员。阳光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三系船员适任证书部分记录页，本院调取的证据㈤中已包含更为完整的船员适任证书复制件以及船员服务簿，上述证书名称均非保单记载的“船员服务证”，鸿达公司对证据三的证明对象异议成立，不予认定。据此，本院确认此项争议的相关事实如下：
潘光录在“鸿达158”轮上担任厨师兼任普通水手。因该轮触碰事故发生沉没，潘光录落水后死亡。鸿达公司于2016年2月3日与潘光录家属达成100万元的一次性赔偿协议。同年4月29日，鸿达公司支付了赔偿款30万元，余款70万元尚未结清。
本院认为，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延伸自雇主责任保险，鸿达公司作为案涉船舶的登记所有人，对该轮上所雇佣的船工承担的是雇主责任。保险单特别约定的船员服务证所指向的具体证书并不明确，且根据庭审调查核实，死者担任船上厨师并兼任一般水手的工作。目前，海事部门颁发船员适任证书的对象基本上是甲板部或者轮机部工作的船员，对船上伙夫并没有颁发适任证书的做法。阳光保险公司对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项下的船员做了狭义理解，且保险特别约定条款中对“船员须持有船员服务证”未向投保人作出释明；阳光保险公司如对其承保的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项下的船员定义，是排除在船上工作的其他不持有适任证书的服务人员的，应当在保险单上予以明示，且其应当要求投保人提交投保当时的在船船员的适任证书，而不是采取打包计算每次事故及累计赔偿限额为人民币420万元的方式推定该附加险项下投保船员人数；其以证据三作为保单上约定的“船员服务证”依据，说明保险人自身对船员服务证的认识就模糊，更不能证实其已经明确释明过“船员须持有船员服务证”条款。因此，对保险单上的特别约定条款不明确之处，应由阳光保险公司承担不利后果。阳光保险公司应对鸿达公司向船员潘光录家属赔付的死亡赔偿承担保险责任，该保险责任应以鸿达公司实际赔付数额确定，但不能超过保险单约定的单人赔偿限额70万元。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鸿达公司与阳光保险公司之间的船舶保险合同及附加的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合同关系均真实有效。鸿达公司所有的“鸿达158”轮在保险期限内出险，有权向阳光保险公司主张保险赔偿，至于该轮是否挂靠经营，不影响其与阳光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成立。阳光保险公司对鸿达公司作为索赔主体的抗辩，不予采信。因案涉船舶开航当时船上只有一名持证船长，其他船员均无适任证书，本航次未达到最低安全配员要求，且海事调查部门认定该轮存在超载，构成船舶不适航。“鸿达158”轮船长明知其船舶处于不适航状态，贸然指令将满载货物的船舶驶离货物装运港，客观上已加重了保险人保险责任，阳光保险公司关于船员不适航及事发当时船员未达最低安全配员标准、船舶存在超载的抗辩成立，予以采纳，其关于案涉船舶本航次装载不当和未经签证导致违规航行的抗辩理由，均不影响本案保险事故成立的认定。根据本案保险合同中的保险条款第三条第一项规定，因船舶不适航引起的船舶损失、责任和费用，阳光保险公司不负保险赔偿责任。鸿达公司诉请的船舶保险赔偿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鸿达公司已向其船上死亡雇员家属承担了死亡赔偿责任，其根据与阳光保险公司之间的附加“船东对船员责任险”保险合同关系，有权向阳光保险公司索赔。因鸿达公司索赔损失超出保险单约定的船员死亡赔偿限额，阳光保险公司承担的保险赔偿责任应在该70万元限额内履行。阳光保险公司对持证船长死亡赔偿责任予以理赔，对另一名船上雇员因其无船员适任证书而拒赔，且其至今不能证明对“船东对船员责任险”的保险单特别约定中的“船员服务证”已向投保人事先作出释明，导致双方当事人对约定的船员服务证书理解不同，其不得据此免赔。因此，鸿达公司提出阳光保险公司承保当时对“船东对船员责任险”的保险单特别约定中的免赔情形未作出释明，且死亡船员潘光录在船上担任厨师之余，兼任普通水手，船上厨师不需要取得船员适任证书的事实主张，予以采信。本案中，阳光保险公司未提出单独扣减责任保险项下的免赔额或者免赔率计算的抗辩，结合另一名死亡船员的保险理赔未扣减免赔额的客观事实，阳光保险公司应按约定承担70万元限额的保险赔付责任。鸿达公司主张责任保险赔款自2015年9月26日即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调整按其实际向潘光录家属支付赔偿款之日即自2016年4月29日起计算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四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㈡》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心支公司应支付原告温州鸿达海运有限公司“船东对船员责任险”赔款70万元及该款项自2016年4月29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基准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二、驳回原告温州鸿达海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原告温州鸿达海运有限公司负担8400元、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心支公司负担108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帆
代理审判员 夏 蕾
人民陪审员 宾雪花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郭临瓯
【附录一】证据目录
鸿达公司：
、海上船舶检验证书簿各1份。
证
证据2、海上船舶检验证书簿各1份，
”轮所有权人及事故发生当时“鸿达158”轮处于适航状态。
证据3、保单1份4页，用以证明：鸿达公
与阳光保险公司之间构成保险合同关系；保单约定的船舶保险金额、保险价值均为90万元，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的承保限额为70万元。
证据4、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1份，用
证据4、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1份，用以证明：2015年9月26日，“鸿达158”轮在温州水域发生触碰事故，事故导致船舶全损及两名船员死亡；事故直接原因为船员操作不当，属于保险承保范围，阳光保险公司应予赔偿。
证据5、沉船打捞清障合同1份，用以证明：“鸿达158”轮已经全损。
证据6、保险公司理赔沟通函1份，用以证明：阳光保险公司已部分赔付70万元（船长死亡赔偿）。
证据7、潘光录的劳动合同1份，用以证明：鸿达公司与死亡船员潘光录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
证据8、赔偿协议书1份，用以证明：鸿达公司与船员潘光录家属达成赔偿协议，由鸿达公司赔偿100万元。
证据9、技术报告1份，用以证明：“鸿达158”轮清障已完成，构成全损。
证据10、火化证明书1份，用以证明：潘光录已死亡，尸体已经火化。
证据11、出海船舶户口簿1份及出海船民证5份，用以证明：潘光录在事故发生当时在“鸿达158”轮上担任厨师兼水手。
证据12、银行凭证，用以证明鸿达公司向潘光录家属支付了赔款30万元。
证据13、轮机长潘银娒、潘光良、水手潘银娒共同出具的证明1份，用以证明潘光录在船上从事厨工工作。
1份，用以证明“鸿达158”轮实际所有人及挂靠经营的情况。
证据15、潘光录户籍证明1份。
证据1
、潘光录家属户口簿复印件1份。
证据16、潘光录家属户口簿复印件1份，
证据15、16用以证明潘光录家属情况，佐证赔偿协议书签署人员系潘光录家属代表。
阳光保险公司：
证据一、公估报告，用以证明案涉船舶存在超载及不符合船员最低安全配员标准，阳光保险公司对鸿达公司的船舶保险责任及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责任部分不成立。
证据二、“鸿达158”轮的最低安全配员证书，用以证明保险人存档的案涉船舶最低安全配员人数为5人。
证据三、游仁吉的船员证书部分记录页，用以证明保险人要求提供的船员服务证模本。
本院应阳光保险公司申请调取的证据：
.26”“鸿达158”轮触碰沈海高速公路飞云江大桥防撞墩事故调查报告》。
㈡轮机长潘银娒的询问笔录2份。
㈢水手
银娒的询问笔录1份。
㈣潘光良
询问笔录2份。
㈤游仁吉的船
㈣潘光良的询问笔录2份；
㈤游仁吉的船员适任证书、船员服务簿、船员专业培训合格证各1份。
【附录二】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
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第十八条第四款保险金额是指保险人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
第二十三条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依照约定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
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保险人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也不得限制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取得保险金的权利。
第五十五条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并在合同中载明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约定的保险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
投保人和保险人未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
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部分无效，保险人应当退还相应的保险费。
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人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第六十五条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
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部分直接向被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
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九条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保险人因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条款，不属于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第十三条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
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