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0902民初354号原告：王胜军，男，1976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明巧，山东鲁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源，山东鲁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常树峰，男，1970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被告：泰安市吉峰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徐家楼办事处栗家庄村。法定代表人：彭静，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群，山东公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河北伟凯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南环路与滨河路交叉西行200米路北。法定代表人：房长友，该公司经理。被告：王灿奎，男，1975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原告王胜军与被告常树峰、泰安市吉峰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峰公司）、河北伟凯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凯公司）、王灿奎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胜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明巧、薛源，被告吉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群、被告王灿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常树峰、伟凯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胜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连带赔偿挖掘机车辆损失费、停运损失暂计50000元；2.诉讼费、保全费、送达费、鉴定费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被告王灿奎赔偿挖掘机车辆维修费用、停运损失暂计50000元；2.被告常树峰、吉峰公司、伟凯公司对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送达费、鉴定费均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1月6日原告委托陈彦男与被告协商挖掘机运输事宜，双方口头约定由被告公司于当晚运输原告卡特彼勒挖掘机至泰安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挖掘机型号：336D2L液压挖掘机，货物编号：HBK10065）。2018年1月6日晚，在被告司机常树峰驾驶冀Ｄ×××××号、鲁Ｊ×××××号挂车运输原告挖掘机行驶至泰安南高速桥洞时，由于其明知道路限高但疏于观察，未尽到注意义务，致使挖掘机与桥梁相撞，造成挖掘机受损的事实。事发当晚，原告也向公安机关报警。后原告就挖掘机受损赔偿事宜与常树峰多次协商，但是被告一直拖延不予赔偿。为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诉讼过程中，被告吉峰公司提出车辆实际车主系王灿奎，根据被告伟凯公司的答辩，原告认为王灿奎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故此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常树峰未作答辩。被告吉峰公司辩称，一、答辩人不是运输合同的当事人，不应当承担运输合同中承运人的义务。原告诉称2018年1月6日原告委托陈彦男与答辩人协商挖掘机运输事宜。答辩人与原告及其代理人从未协商过运输合同事宜，也从未与其签订过运输合同，因此答辩人不是本次运输合同的当事人，也不是本次运输的承运人。常树峰并非本公司员工，本公司也从未授权常树峰与其他人签订运输合同，事后也未追认此次运输事宜。以上事实可以证明，原告主动委托常树峰作为承运人来完成该运输合同行为，常树峰的行为不具备任何表见代理我公司的构成要件。从整个运输过程来看，原告将所托运的挖掘机交付给常树峰，其后也是由常树峰独立完成。在原告声称的运输事故发生后，原告至今未与答辩人联系，这足以证明答辩人与原告没有发生任何业务往来。从原告提交的证据常树峰书写的事情经过中可以看出，原告一直在与被告联系赔偿事宜，一直将常树峰当作实际承运人，从未与答辩人取得联系，未把答辩人当作合同当事人以及承运人。因此常树峰与原告运输合同行为纯属其私人行为，与我公司没有任何法律关系。该运输合同的承运当事人是汽车实际运营人及其司机常树峰，不能以承运人使用的运输工具的登记信息来断定运输合同的承运人。实践中，承运人是使用自己所有的运输工具还是使用租赁或借用的运输工具来完成运输合同中约定的承运义务，不影响运输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归属及承担。二、答辩人不是本案中运输车辆的所有人。本案中运输车辆的实际所有人为王灿奎，而非答辩人。2017年11月30日，我公司与王灿奎签订车辆挂靠协议，合同中明确载明王灿奎为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王灿奎同时为该车辆的实际运营人、受益人。王灿奎雇佣的司机不属于我公司员工，并且如果运营车辆发生任何纠纷与我公司无关。根据法律规定，车辆作为动产，其所有权转移以交付为原则，登记仅是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条件，而非所有权归属的依据。因此以鲁Ｊ×××××的登记车主为答辩人为由要求答辩人对本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是于法无据的。三、原告主张的挖掘机损失范围以及数额缺乏合理性。据了解，受损挖掘机仅是固定模块损坏，未伤及油管等其他部件。1月8日，常树峰与朋友王军去调解此事，正值维修人员去维修。维修人员将固定模块的四个螺丝更换以后就维修完毕。其后，常树峰以及王军发现该挖掘机已离开拖车进行施工，下午再去现场时，挖掘机已经驶离工地现场。假设挖掘机存在如原告所述损坏的程度，仅维修一个固定模块就能正常施工，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原告也从未与答辩人以及常树峰联系，告知其挖掘机损坏的其他部件以及维修问题。因此，原告应提交证据证实事故发生的真实性，所受损失与此次运输过程具有因果关系，以及挖掘机损坏的部件、部件更换的必要性。综上所述，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被告伟凯公司辩称，一、答辩人对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时间、地点、责任划分、投保情况等无异议。二、答辩人不承担任何责任，法院应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答辩人虽然是登记所有权人，但并非实际车主，也没有使用营运事故车辆，没有获取车辆营运的任何利润，根据相关法律法、司法解释，答辩人不应承担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自车辆交付李友宝后，其本人自行控制、经营、受益、管理该车辆，其为车辆实际车主，并且我公司也没有同原告签订任何运输合同。如果原告有运输合同，也只是与实际车主之间的，与我公司无关，所以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三、原告要求的费用没有法律依据的部分应依法予以驳回。四、事故车辆有保险，应由保险公司承担，不足部分由实际车主李友宝承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38号“采用分期付款方式购车，出卖方在购买方付清全部车款前保留车辆所有权的，在购买方以自己名义与他人订立货物运输合同并使用该车运输时，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出卖方不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应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实际车主李友宝承担。被告王灿奎辩称，原告所述事件经过属实，但是损坏没有这么严重，当时两工人维修后挖掘机就接着干活了。在派出所调解时，双方商定王灿奎一次性赔付2000元就算了结了，没想到后来原告又提起诉讼。原告修车时没有通知答辩人。当时原告扣了答辩人的车辆3天，答辩人以为双方在派出所已经处理完毕，没有想到会发生本案诉讼。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作为承租人、利星行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作为买方、利星行机械（济南）有限公司作为卖方，三方于2017年6月16日签订购买合同一份，约定根据买方与承租人之间的融资租赁公司，经卖方与承租人充分协商，卖方出售液压挖掘机一台，规格型号为：336D2L，机器编号为：HBK10065。2018年1月6日，常树峰驾驶冀Ｄ×××××、鲁Ｊ×××××车拖运该挖掘机。冀Ｄ×××××登记所有人为伟凯公司，鲁Ｊ×××××登记所有人为吉峰公司。行至泰安南高速桥洞口时，挖掘机与桥梁相撞，造成挖掘机顶部部件损坏。事故发生后，常树峰出具《事情经过》一份，在该书面材料中，常树峰表示“本人自愿赔偿支付修理费2000元整。”庭前证据交换时，原告申请证人韩某出庭作证。韩某系原告雇佣的挖掘机司机。韩某述称，事故发生当天，拖运司机将挖掘机运送至位于泰安市高新区集坡热电厂西门的工地上，第二天原告方找来挖掘机公司售后服务人员对挖掘机进行维修，“管子没给换，到现在一直凑合着干活”。第一次庭审时，原告提交维修报价单一份，用以证明原告挖掘机因本次事故损失37351.12元。该报价单系打印版本，抬头部分显示出具单位为“利星行机械（昆山）有限公司”，客户名称为王胜军，报价日期为2018年1月7日，有效日期为2018年2月7日，交货地点为泰安办事处。该报价单列明了17项配件的名称、件号、数量、单价、总价，以及国内紧急运费、维修安装费，以上总计37351.12元。吉峰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质证认为，该报价单系原告单方制作并提供，维修项目是否是因本次事故造成的缺少证据证实，原告应提交相关发票来佐证维修费用。原告另提交挖掘机的照片一宗，用以证实挖掘机受损情况。吉峰公司质证认为，照片仅反映了挖掘机部分部位，没有反映出是否是受损全貌，没有显示拍摄时间，无法显示照片中挖掘机的损害是否是因碰撞产生，无法证实与本次事故的关联性。原告述称挖掘机在事故发生后一个月维修，维修方为利星行机械济南售后，并承诺庭后提交维修发票及维修明细。关于为什么事故发生后一个月维修，原告答复称事故发生后双方一直在协商，2018年1月7日，售后服务人员到现场查看，维修的零部件需要在外地调运，所以不可能马上修理，双方协商耽误了合理的时间；这一个月时间挖掘机一直在北集坡热电厂附近的工地上。第一次庭审后，原告申请对涉案挖掘机车辆维修损失及每天停运损失的价格进行评估。经依法委托，山东众信价格评估拍卖有限公司作出鲁众信泰评字（2018）第165号价格评估报告，确认评估车辆所受损失于价格基准日2018年1月6日的评估价格为32150元（包含材料、工时及税费等费用），评估车辆每天停运损失于价格基准日2018年1月6日的评估价格为1698元。该评估报告载明，待估车辆损坏物件的项目名称、数量以利星行机械昆山有限公司出具的报价表中记载内容为主要依据。原告因此次评估支出评估费2000元。对该评估报告，吉峰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无法证实原告的主张，原告主张车辆损失，但是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车辆的损失，以及原告主张的维修行为是否与原告所述的事故具有关联性、必要性；评估报告仅是对原告单方面提供的材料的价格进行了鉴定，无法证实原告维修行为的真实性以及被替换的零部件是否尚有残值，故此，评估报告中所载的32150元车辆损失不能作为原告维修车辆损失的定案依据；对于停运损失应当以实际发生为准，结合此前的庭审看可以看出，事发后原告一直在使用该挖掘机，即不存在其主张的停运损失。王灿奎质证认为，一、原告证据及该评估报告没有显示有替换下的零件；二、对维修过程没有录像，如果损坏到这种程度挖掘机根本无法下车，而应该是立即去维修；三、相关零件也不值评估报告上评估的金额，就算确实存在维修，也用不着像评估报告上记载的用了10桶液压油；当时挖掘机从运输车辆上下来后直接就干活了，如果坏了是不能干活的。第二次庭审时，原告提交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王胜军的卡特彼勒336D2L挖掘机2018年1月8日有我公司工作人员开始修理，中间由于需要进件，所以到2018年1月17日修理完毕，特此证明。”该证明落款处加盖泰安亲人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印章，落款时间为2018年11月28日。原告据此主张停运损失期间为2018年1月6日至1月17日共计11天，停运损失金额为18678元。吉峰公司质证认为，原告在两次的庭审过程中对挖掘机维修过程前后表述不一致，之前陈述的维修时间与该证明中记载的维修时间也不一致，庭前证据交换时原告证人说挖掘机在事故发生后一两天进行了简单的维修，而在第一次庭审时原告又称事故发生一个月进行的维修，该份证明又变成了事故发生后的10天维修，前后多次维修时间均不一致，故此被告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不认可原告维修的事实；此外，如果原告进行了维修并支付了费用，其应当提交相应的维修发票，但原告至今未提交。王灿奎质证意见同吉峰公司的质证意见，另主张该证明记载的维修时间在派出所给双方调解的时间内。原告另提交维修费收据一份，该收据记载客户名称为“金阳建筑有限公司”，收款时间为2018年11月28日，收款事由为“维修费及配件”，金额为37351元，收款单位为泰安亲人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吉峰公司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同对前述证明的质证意见，同时，该收款收据载明的客户名称并非原告，无法看出与原告的关联性，该证据不能证实是涉案挖掘机的维修收据。王灿奎质证认为，该证据系收据而非发票，维修车辆时没有通知我，原告不能证明车辆是由我损坏的。原告述称，原告于修车时即支付了维修费，但维修单位当时未向原告出具收款收据，且没有向原告出具发票，没有维修清单。关于原告对维修单位前后陈述不一致的问题，原告代理人述称，挖掘机系特种车辆，代理人以为是在售车单位维修，庭后向原告核实，原告称系在泰安的一个维修厂维修的。关于原告对维修时间前后陈述不一致的问题，原告述称，挖掘机受损后，挖掘机拖运至维修厂，事发隔了一天之后，原告开始让维修厂维修，因需要进件，至17日才修理完毕；之后工作不长时间挖掘机又坏了，可能是维修不合适，工作时断时续，但后续的损失原告并未主张。原告主张原告系金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院认为，涉案挖掘机碰撞事故发生后，原告未及时固定保全证据，以确认受损部位明细等损坏事实；原告亦未提交其主张的实际维修单位出具的维修明细、维修费发票等证据，证实维修事实；并且原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挖掘机的维修单位、维修经过等基础事实的陈述前后不一致。以上情形导致本院无法确认涉案挖掘机的损坏内容、损坏程度及维修所需费用的合理性等。同时，原告自述2018年1月17日维修完毕之后，又发生了损坏，结合泰安亲人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28日才向原告出具证明及收款收据的事实，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挖掘机损坏程度及维修费用等均存疑。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未能提交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基础事实，故此，对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缺席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胜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0元、保全费520元、评估费2000元,共计3050元由原告王胜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孙其运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辛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