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鄂06民终15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平，女，1971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枣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坚，湖北联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金超，男，1966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枣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占武，湖北胜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李守强，男，1971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枣阳市。
原审第三人：但国宝，男，1956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枣阳市。
上诉人王平因与被上诉人李金超及原审第三人李守强、但国宝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2017）鄂0683民初18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坚，被上诉人李金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占武，原审第三人李守强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但国宝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不得执行上诉人位于枣阳市前进路北侧，1幢1楼104，房产证号：00××35号房屋享有50%的份额和银行账户的执行；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上诉人负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不应再执行中追加上诉人为被执行人，且适用法律显示错误。最高人民法院（2015）执审字第111号执行裁定书中明确认定：“从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看，并无关于在执行程序中可以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或原配偶为共同执行人的规定，甘肃高院因现行法律或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而裁定不予追加，并无不当。2016年3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报》刊登的专访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杜万华题为《家事审判改革为相关立法提供实践依据》指出：“有的基层法院直接引用婚姻法解释第24条，把未参加诉讼的配偶一方直接追加为被执行人，这显然不合适。我们当时制定这个司法解释本身就是司法审判的裁判标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只能在审判阶段，不能在执行阶段。”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6民再8号民事判决书，及（2017）鄂06民终2027号判决书也均认定新的司法解释出台前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没有法律依据。以上法律文书及最高人民法院对婚姻法解释二的解释均是在法院执行裁定前，这些法律文书上诉人均在一审提交一审法院，而一审法院却故意偏袒被上诉人，错误认定追加上诉人为被执行人符合当时的司法解释，但具体符合当时的哪一条司法解释，不加任何评论。二、一审法院不应通过执行程序直接确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首先，2012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给山东高院《关于能否在执行程序中确定夫妻共同债务的答复》【2012】执他字第8号认为“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属于实体问题，在涉案生效判决并未明确的情况下，不应通过执行程序直接确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此规定不难看出，夫妻一方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如果不通过新的诉讼确认债务性质为共同债务，执行程序中只能按个人债务对待。其次，2015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杜万华《在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专题讲话》明确指出：“《婚姻法解释》第24条，这条规定是审判规则，不是执行规则。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应当由审判权认定，不是执行权来认定，因为如果夫妻共同债务可以通过执行程序认定，那没有参加诉讼的配偶一方就失去了利用一审、二审和审判监督程序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机会，这是不公平的。“以及《中国法院2016年度案例》也持有同样观点。一审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依据《婚姻法解释》第24条的规定，确定夫妻共同债务明显违法，而且这些最高院答复、讲话及判例也都是在一审法院执行裁定之前及新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前的规定，一审法院对此视而不见，错误认定符合当时的司法解释规定并作出了错误判决。三、一审法院不能执行共同财产中属于王平享有份额内的部分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执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14条规定：“对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并及时通知共有人。共有人协议分割共有财产，并经债权人认可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有效。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及于协议分割后被执行人享有份额内的财产；对其他共有人享有份额内的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予以解除。共有人提起析产诉讼或者申请执行人代位提起析产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诉讼期间中止对该财产的执行。”以上规定表明，对于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只能执行个人财产和共同财产中债务人个人所有的部分，而且共同财产中债务人个人的所有的部分只有在自愿析产或诉讼析产之后才能执行。本案中，根据最高院（2012）执他字第8号的答复，李金超没有通过新的诉讼确认债务性质为共同债务的情况下，执行程序只能按个人债务对待，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执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14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不能执行共同财产属于上诉人享有份额内的财产。四、不应在新的司法解释实施后，仍然向李守强送达执行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该司法解释明确了追加实行法定主义原则，新的司法解释实施后，就应按新的司法解释执行，而且该裁定书也明确注明：“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说明该裁定没有向李守强送达前不发生法律效力。而一审法院却仍然在2016年12月27日违法向李守强送达执行裁定书。五、李守强对李金超所付债务是其个人债务，不是李守强与王平的夫妻共同债务，王平不应承担还款责任。首先，基于“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李金超主张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就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即除证明借贷关系真实存在外，还应证明夫妻二人对借款具有合意或借款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其次，根据《婚姻法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夫或妻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而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作重要处理决定的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根据该条规定，李金超应对自己的“有理由”和“善意”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自己与李守强发生超出日常生活需要的借贷关系时已尽到了注意义务。具体到本案，通过一审调解笔录可知，2013年9月23日是但国宝联系李金超借的款，也是但国宝让李金超将借款转到管玉发账户，李守强是2013年9月24日出的借条，2013年9月23日被上诉人转款时李守强对此借款根本不知情，上诉人更不知情，作为一个正常家庭一次借款2600000元，此借款已超出一个家庭正常生活需要水平，而且李金超提供的证据显示涉案价款已全部直接转入管玉发账户，李金超知道或应当知道所借款项并非用于家庭生产经营或共同生活，且在借款时也没有征询上诉人意见，李金超到目前为止连上诉人都不认识，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庭审中李金超也未举证证明上诉人对此借款知情及涉案借款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所需，故该借款应属于李守强个人债务，上诉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六、一审法院既充当裁判人，也充当上诉人代言人。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辩称理由为：“1、原告起诉中部分内容不属于本案裁决范围；2、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但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将被上诉人辩称理由全部改变，判决书中的被上诉人辩称理由是一审法院代表被上诉人的意志无中生有加上去的。
被上诉人李金超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李守强述称：对一审法院的判决有意见，但并没有上诉，主张与上诉人之间是买卖关系。
上诉人王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王平对位于枣阳市前进路北侧的房屋（房产证号为××号）享有50%的份额并终止对该房屋和银行账户的执行；2、本案诉讼费用由李金超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金超以李守强、但国宝欠其借款2600000元及利息未还为由，于2015年9月2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同年11月23日，根据双方的调解协议，一审法院制作了（2015）鄂枣阳民二初字第00390号民事调解书，主要内容为：“李守强、但国宝偿还李金超借款本金2600000元及利息600000元，合计3200000元。由但国宝承担1600000元，于2015年11月30日前付1000000元、于2015年12月30日前付600000元；由李守强承担1600000元，于2016年1月30日前付400000元，于2016年5月15日前付1200000元。”后因李守强、但国宝未按要求履行（2015）鄂枣阳民二初字第00390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李金超于2016年3月24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案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16年4月8日作出（2016）鄂0683执40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王平为本案的被执行人，王平应在本裁定送达之日起三日内与李守强共同承担（2015）鄂枣阳民二初字第00390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同日还作出（2016）鄂0683执40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登记在李守强、王平名下位于枣阳市大南街的房屋（房产证号为××号，共计七层，第一层）和位于枣阳市前进路北侧的房屋（房产证号为××号，共计八层，房号104）。限自收到裁定之日起七日内履行义务。逾期一审法院将依法评估、拍卖查封的财产，以清偿债务。”；同年7月14日，一审法院向枣阳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送达了（2016）鄂0683执40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同年12月27日，一审法院又向李守强、王平送达了上述裁定书。2016年7月2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鄂0683执401号之四执行裁定书，裁定将被执行人李守强、王平的银行存款1600000元予以冻结、划拨。2017年3月14日，王平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一审法院经审查后，于2017年3月22日作出（2017）鄂0683执异11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王平的异议，王平不服该裁定持诉称理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另认定，1997年4月8日，李守强与王平在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结婚。2011年11月25日，李守强、王平夫妻共同取得位于枣阳市前进路北侧1幢1楼104号的门面房（房产证号为××号）的所有权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枣国用（2014）第0991号）]。
一审法院还认定，案外人汪德生执行标的之一即位于枣阳市大南街的房屋(房产证号为××号)提出书面异议，一审法院审查后于2017年1月19日作出（2017）鄂0683执异2号执行裁定，驳回了汪德生的异议，汪德生不服该裁定向一审法院提起异议之诉。
一审法院认为：王平主张享有本案争议房产的产权份额，已经房产登记部门登记确认为其与丈夫李守强共同共有，李金超也未提出异议，对此一审法院无需再次确认。王平在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其执行异议后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之诉，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该执行异议能否排除对执行标的的强制执行。2016年4月8日，一审法院裁定将王平追加为被执行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一审诉讼过程中，王平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债务系债权人李金超与债务人李守强明确约定为李守强的个人债务，更没有提供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证据。一审法院（2015）鄂枣阳民二初字第00390号民事调解书中确定的李守强对李金超所负债务系发生在其与王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审法院根据执行中所查明的事实将该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裁定申请追加被执行人李守强之妻王平作为本案的被执行人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于2017年3月1日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法[2017]48号）于2017年2月28日实施，在此之前仍应适用原司法解释。本案中的（2016）鄂0683执401号执行裁定书及（2016）鄂0683执40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均在司法解释及通知之前已发生法律效力。综上，王平的执行异议之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请依法不予支持。李金超的辩称理由，予以采纳。第三人李守强述称理由，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第三人但国宝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驳回王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王平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未经审判程序，不得要求未举债的夫妻一方承担民事责任。王平与李守强为夫妻，李金超与李守强借贷关系发生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李金超基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王平对李守强所负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但李金超诉李守强、但国宝民间借贷一案中，王平并未参与诉讼，王平是否应当对李守强所负债务向李金超承担清偿责任，并无生效裁判文书的确认。一审法院在执行李金超诉李守强、但国宝民间借贷一案时，将王平追加为被执行人，与追加当事人必须坚持法定原则的精神相违背。同时，王平对查封冻结其财产提出执行异议是认为其不应对李守强所负债务承担共同偿还的责任，并不是对执行标的本身权属有异议，实际是对一审法院的执行行为提出的异议，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执行异议之诉的受案范围，本案不构成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故一审法院将王平追加为被执行人并赋于当事人提出执行异议之诉的权利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平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第二项、第三百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2017）鄂0683民初183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王平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均退回王平。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苏 轶
审判员 魏 俊
审判员 严庭东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岳伟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