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民终60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恒泉。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锡标。
上诉人（原审被告）：钟小丽。
上列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杰，广东德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某南。
委托诉讼代理人：屈文静，广东万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恒泉、江锡标、钟小丽与被上诉人许某南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一审法院受理后于2015年4月20日作出（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1152号民事判决，许某南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4日做出（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2203号民事裁定，认为一审法院未查明本案事实，亦未向双方就案由进行释明就以民间借贷为案由审理本案，并以上诉人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实际出借230万元为由驳回上诉人许某南的诉讼请求，属于基本事实不清，故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一审法院重新审理后作出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6879号民事判决，上诉人江恒泉、江锡标、钟小丽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江恒泉、江锡标、钟小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为：本案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且原审法官对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庭审意见等未如实呈现并擅自变更；此外，一审法院认定《还款协议书》有事实依据及法律效力也属于认定错误。一、本案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首先，被上诉人所提交的工商银行凭证，经上诉人核对，被上诉人向深圳昆某服装有限公司汇出款项七笔，共1450045元，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款九笔，共1748101.25元。一审法院却认定被上诉人通过工商银行向上诉人转款3043000元。其次，上诉人在庭后调取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农业银行间转账记录，根据该记录，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共十三笔，人民币2416950元。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共三笔人民币380000元。上诉人在一审程序中调取后已经将代理意见一起提交给一审法官，但一审法官并未对上诉人代理人的代理意见及补交的证据进行核实并予以认定。再次，一审法官并未对被上诉人向深圳昆某服装有限公司及上诉人转款的总金额进行认定，也并未对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的金额进行认定，未核对双方各自向对方转账的金额、时间、次数。根据上诉人的核对，被上诉人向共计向深圳昆某服装有限公司及被上诉人转账人民币3353045元，上诉人共计向被上诉人转账人民币5685051.25元。在2009年8月至2010年12月期间，上诉人及被上诉人与深圳昆某服装有限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次数高达约60次。根据上述转账金额，被上述人在原案一审、原案二审、本案一审中对于转账金额的陈述均是前后矛盾且没有证据或与证据相冲突的，而双方的资金往来期间及次数过于频繁，与被上诉人所陈述的合伙资金往来并不符合。二、一审法院对对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庭审意见等未如实呈现并且还存在擅自变更。首先，关于被上诉人所提交的深圳市德思信贸易有限公司于2014年9月30日开出的“空头支票”两张。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质证意见是，两张支票的出票人、收款人、背书人均不是上诉人，两张支票与其无关。而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上所记载的内容却是“原告主张两张支票是被告江恒泉交给原告用于偿还欠款，对此被告予以否认并认为该两张支票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以上记载，导致未参与庭审的人员在看到一审判决书时容易产生误解，认为该两张支票确系上诉人交付给被上诉人的。一审法院的这种模糊处理导致其对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三、一审法院认定《还款协议书》有事实依据及法律效力也属于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资金往来认定《还款协议书》有效且认定资金往来是因合伙关系而产生的往来，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要以资金往来来确定认《还款协议书》的效力，必须先要明确往来资金是否是属于投资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十七个月内资金往来六十余次，平均每月往来四次。在此种情况下，被投资人如何利用投资款？而且，根据被上诉人陈述，其不参与经营、合作公司经营不善处于亏损。在此种情况下，上诉人没有理由向被上诉人转回投资款或收益。因此，根据投资款的性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往来的资金的时间及次数，直接可以确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往来资金应该不是投资款，更符合上诉人所主张的借款往来的规律。其次，一审法院不仅凭转账记录认定了《还款协议书》的效力，通过《还款协议书》认定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的转账的投资款的性质，而且还认定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转账也系因合伙关系而产生。但即便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合伙关系，按被诉人所述，上诉人也不会存在因合伙关系而向其转款。因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转款不可能是因合伙关系而产生，一审法院上诉人未对被上诉人向其转账的依据进行举证，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转账也是因合伙而产生的，不仅与事实不符，也不符合法律规定。2、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不仅能够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因经济纠纷报警并一起到派出所寻求解决，而且证实了被上诉人存在胁迫上诉人的事实。虽然证人并未看到《还款协议书》的签订过程，但在此基础上，按照一般常理也可以推断出《还款协议书》的签订过程中，上诉人必然会受到胁迫。而且，还款协议书所载的内容与被上诉人在几次庭审过程中所陈述的事实及证据矛盾，可以证明《还款协议书》的内容并不真实。
被上诉人许某南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许某南在一审时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被告江恒泉向原告偿还款项230万元；2、被告江锡标、被告钟小丽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由两被告共同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等）。发回重审后，许某南增加诉讼请求：1、被告江恒泉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628666.68元（自2015年8月31日暂计至2016年10月11日），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的标准计至实际付款之日；2、被告江恒泉支付律师费50000元；3、被告江锡标、被告钟小丽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查明如下事实：原告提交了原告许某南与被告江恒泉于2014年8月27日所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一份，《还款协议书》载明：一、2009年开始，甲方（原告许某南）与乙方（被告江恒泉）合作经营服装。应乙方的要求，甲方通过转账方式分批次将230万元付至乙方账户及乙方公司深圳市坤凯服装有限公司、深圳市扬帆时装有限公司账户中，乙方确认收到上述合作款项。现由于经营不善，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终结合作，乙方同意于2015年8月31日前返还甲方投资款230万元。二、若乙方未按约定返还款项的，应当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向甲方支付逾期利息。三、乙方没有还款导致甲方采取措施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负担。四、合作过程中，甲方仅是投入资金，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等。被告江锡标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在《还款协议书》签字。被告称该《还款协议书》是被告在被挟持、被强迫的情况下违背事实所签订的。
原告提交了其交通银行账户《流水账》4页，《流水账》记录了原告账户自2009年8月27日至2010年9月25日资金进、出情况，其中深圳昆某服装有限公司向（原告的）该账号汇入九次共1523000元，（原告的）该帐号向被告江恒泉的账号汇入10次共1520000元。原告提交了深圳市德思信贸易有限公司于2014年9月30日开出的“空头支票”两张，原告称该两张支票是被告江恒泉交给原告用于偿还欠款，对此被告予以否认并认为该两张支票与本案无关。
原告提交了被告江恒泉与被告钟小丽是夫妻关系的证明材料。庭审时被告江锡标确认江恒泉系其儿子，钟小丽系其儿媳妇。
原告提交工商银行付款凭证，主张原告向被告江恒泉及被告江恒泉指定账户支付3043000元；原告提交代付款证明、付款凭证，主张原告委托案外人蔡某泉向被告江恒泉及其指定账户支付款项200余万元；原告提交招商银行付款凭证，主张原告委托案外人翁某彬向被告江恒泉指定账户支付50万元，翁某彬又委托其员工刘长建支付；原告提交农业银行对账单，主张被告江恒泉在签订还款协议书后曾向原告偿还过款项3万元。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被告质证认为：对代付款证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付款凭证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蔡某泉向被告转账系其与被告之间的往来款，与原告无关，因为时间久远，被告无法提供相应交易凭证，从证据内容与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的矛盾之处及原告诉讼请求的矛盾可以证明银行流水与原告无关；对农业银行对账单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无法确认存款人是被告。
证人赵某与被告江恒泉系朋友关系，与被告江锡标是合作关系。证人赵某在本案开庭时到庭陈述：在派出所门口看到被告江恒泉、被告江锡标被三、四个人挟持；签署《还款协议书》过程其不在场。原告主张，证人与被告江恒泉、江锡标关系密切，证人证言与证人当庭陈述存在矛盾，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原告主张协议签订后，被告有归还过3万元款项。被告陈述，其记不清楚该款项的性质，农业银行对账单没有显示付款人，不能确定是被告支付的款项。原告陈述，该款是协议签订的几天后，被告江恒泉通过其建设银行账户转过来的，一次2万元，一次1万元，并同意在本案请求的本金中扣除该3万元款项。原告陈述，《还款协议书》系从派出所离开后，在香蜜湖的客家餐厅签署。被告主张，其对签署的地点记不清楚了；被告江恒泉与原告不存在合伙关系；双方虽然存在经济往来，但根据银行流水记录、时间，可以看出不属于所谓投资款。原告主张还款协议书是基于双方合作而进行的结算，合作期间原告总共投入款项800多万元，被告已经向原告转款500多万元。关于800多万元的组成，原告陈述：通过交通银行账户支付200余万元，通过朋友蔡某泉支付200余万元，通过原告工商银行账户支付300余万元，通过朋友翁某彬支付150万元，目前只有翁某彬100万元没有找到相应的转款凭证，其他均有相应凭证。对此，被告陈述：不认可原告的陈述，交通银行各自向对方转款150万元，与原告主张金额不一致；案外人蔡某泉与被告是双方之间的交易记录，与原告无关；工商银行的款项需要庭后核实；关于翁某彬的款项，庭后核实有无往来及其性质。
2015年6月18日，案外人蔡某泉向一审法院出具《代付款证明》，内容如下：本人受许某南（身份证号）委托，于2010年8月至9月期间向江恒泉、深圳昆某服装有限公司转账支付款项共计人民币2230400元，具体如下，1、2010年8月18日向江恒泉转账支付人民币51万元；2、2010年8月26日向深圳昆某服装有限公司转账支付人民币730400元；3、2010年8月30日向深圳昆某服装有限公司转账支付人民币30万元；4、2010年8月31日向深圳昆某服装有限公司转账支付人民币35万元；5、2010年9月1日向深圳昆某服装有限公司转账支付人民币34万元。上述款项均系受许某南委托支付。其相关权利义务关系应由许某南承担或享有；特此证明；证明人蔡某泉。
第二次开庭时，被告主张，被告方向银行申请打印有关流水清单时，银行告知系统升级，如果打印需要到省银行或者待系统升级完毕。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当事人签订的《还款协议书》的效力问题。综合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被告主张其受胁迫与原告签订《还款协议书》，该《还款协议书》不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具有法律效力，事实依据并不充分，不予采信。理由如下：首先，原告主张双方之前存在合伙关系，该《还款协议书》的内容来源于双方的合伙关系。对此，原告提供了相应的银行转账凭证及《代付款证明》等证据，以证明双方之间因合伙关系而发生过资金往来。被告否认与原告存在合伙关系，亦否认原告举证的资金往来与合伙关系的关联性。但被告并未向法院合理说明其与原告等人之间发生的资金往来系基于何种法律关系而产生。因此，原告主张双方签署《还款协议书》的内容来源于双方的合伙关系，具有事实基础。
其次，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虽然能够证实双方因经济纠纷报警并一起到派出所寻求解决，但证人并未亲自看到双方签署《还款协议书》的过程。原告陈述《还款协议书》是在双方离开派出所后在香蜜湖的客家餐厅签署，而被告陈述已记不清楚在什么地方签署《还款协议书》，但可以确认的是双方并非在派出所签署《还款协议书》。因此，仅仅基于报警及双方到派出所寻求解决纠纷的事实，并不足以认定原告有胁迫被告签订《还款协议书》的行为存在。
最后，原告确认《还款协议书》签署后，被告有偿还过3万元款项。被告对此虽然予以否认，但并未提供相关反驳证据证实其未向原告转账支付该3万元款项或者该3万元款项系其它性质款项。因此，被告已经通过自己的部分履行行为确认了双方签署的《还款协议书》的效力。
综上所述，本案被告江恒泉、江锡标应当按照《还款协议书》的约定向原告清偿债务，扣除已归还的3万元款项，还应偿还227万元及其利息。被告江恒泉、钟小丽系夫妻关系，本案债务关系发生在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原告主张本案所涉债务系两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应由该两被告共同偿还，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原告主张律师费，但未提供相关凭证证实该项费用已实际发生，故对其关于律师费的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江恒泉、钟小丽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许某南偿还款项227万元及利息（利息以227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自2015年8月3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被告江锡标对被告江恒泉、钟小丽应偿还的上述债务向原告许某南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许某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5787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0787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787元，三被告共同负担40000元。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许某南与江恒泉于2014年8月27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是否真实有效。江恒泉等上诉人主张系遭胁迫所签，但根据其陈述，其在因纠纷与许某南发生冲突后报警，在派出所出来之后其与江锡标再遭胁迫，但其在签订《还款协议书》之后却没有报警记录，在协议签订之后的近一年时间内也未主张过该协议无效，甚至江恒泉在协议签订后还向许某南账户支付了3万元款项，若江恒泉主张的胁迫成立，其在遭胁迫之后的具体表现明显不合情理。江恒泉申请的证人并见到《还款协议书》签订的过程，其并不在协议签订的现场，其证言并不能证明《还款协议书》签订的具体情况。再从另一方面考虑，许某南与江恒泉及其相关自然人、企业间有大量款项往来，虽这些款项的性质没有书面证据可予以确实，但有往来必有经济关联，结合《还款协议书》的内容来看，许某南主张双方存在合伙关系的盖然性较大，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许某南的主张予以采信。江恒泉等上诉主张往来资金不符，但双方系合伙关系，经营中存在盈亏，结算后的资金与往来资金不符亦符合情理，故江恒泉的这一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合以上两方面情况看，江恒泉主张的《还款协议书》系遭胁迫签订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还款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遵照执行，许某南要求江恒泉按照协议的约定支付230万元本金及利息，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江锡标在《还款协议书》上作为连带责任担保人签字，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钟小丽系江恒泉妻子，本案债务发生在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为夫妻共同债务，钟小丽应与江恒泉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法院据此判决，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准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0787元，由上诉人江恒泉、江锡标、钟小丽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国林
审 判 员 李卫峰
代理审判员 郑寒江
二〇一七年六月九日
书 记 员 胡旬子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