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赣02民终4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女，1988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江西省泰和县人，中国建设银行泰和县支行职员，住所地：江西省泰和县。委托代理人肖卓孝、饶莉瑶，江西久保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1987年8月1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乐平市人，乐平市融兴村镇银行珠海路支行职员，住所住所地：乐平市。委托代理人：刘德君，系刘某的父亲；潘曼玲，系刘某的母亲。原审原告刘某诉原审被告张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前由乐平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7日作出（2015）乐民一初字第1201号民事判决书，张某、刘某均不服一审判决，分别于2017年5月1日和5月8日向本院提某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某的委托代理人肖卓孝、饶莉瑶，上诉人刘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德君、潘曼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查明，2010年8月，原、被告在建行招工体检时相识、恋爱，××××年××月××日登记结婚。翌年12月18日，按习俗举行婚礼，2013年10月，被告由娘家泰和建行调至乐平建行工作，但后来由于原、被告夫妻产生矛盾，被告具状诉至本院要求离婚。2015年5月12日，该院判决原、被告离婚（详见（2015××乐民一初字第99号民事判决书××，1、准予张某与刘某解除婚姻关系，2、原、被告财产现在何方归何方所有，其他无争执××，原告对此不服提某上诉，二审判决，1、维持乐平市人民法院（2015××乐民一初字第9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准予张某与刘某解除婚姻关系，2、撤销乐平市人民法院（2015××乐民一初字第9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审认为，该判项在未对双方财产查清事实的情况以打包处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撤销，双方当事人争议的财产由当事人另行主张权利××。为此，原告具状诉至该院。2016年1月14日，被告向该院申请对原告在乐平建行投资“纸黄金、白银”的账户资产和原、被告婚姻存续期间原告在乐平××村镇银行4万元存款进行调查，同月18日原告亦向本院申请对被告及被告与其父母的银行往来进行调查。为了查清原、被告夫妻存续期间的财产，该院依法准许了原、被告调查申请，同时，一并对原、被告工资账户的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通过原、被告质证，可以认定如下事实：1、原告在乐平建行无投资“纸黄金、白银等贵金属”理财产品交易的记录，原告在乐平××村镇银行4万元的存款，是2014年7月3日定期存款，2014年7月6日，原、被告同时来到该行提前支取，原告取款销户后，当时将该4万元交给了被告；原告截至2015年8月11日工资账户余额为0.72元。2、被告在建行开户有多个账号，其有一个账户购买了“纸黄金、白银贵金属”理财产品，但该投资在乐平建行的账号无法确定盈亏情况，同时，原告亦表示不需要对被告该投资的理财产品的盈亏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取证，因此，视为原告撤回对被告购买的“纸黄金、白银贵金属”理财产品的查询申请；单位发被告工资到账后，被告基本上是取现金或转入支付宝账号或其他账号，现其在建行工资账号余额为0元；其他账号亦无余额。另查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结婚的金银首饰，而被告陈述，其只带走了平时佩戴的一条铂金项链、一枚铂金戒指、一个黄金吊坠、一只金手链（被告陈述补差价换成了一只手镯××。4块银元、2件玉人玉器、一条珍珠项链、一条108颗玉珠项链、一条金项链、一枚金戒指，均放在原告家首饰盒中。但被告对此未提供证据。同时，与原告提供的2014年7月21日录音记录陈述的内容相矛盾。庭审质证中，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提某如下质证意见：1、对原告及其代理人的身份证户口簿的三性无异议。2、原告提供的2014年7月21日录音是原告方陈述被告收到彩礼30万元，但被告一直没有认可，被告只收到原告彩礼20万元，原告主张的“纸黄金、白银贵金属”理财产品没有得到印证，关于金银首饰的问题，是原告父母对被告的赠与行为，且金额（金银首饰的总价格××不足3万元，在中级人民法院的庭审笔录中可以看出原告的父母曾陈述金银首饰仅为1万元。3、对原告提供的交通银行《零售客户交易明细清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只证明原告母亲在2011年7月1日至25日分别取款10万元和20万元，不能证实该款项是支付给被告的彩礼。4、对原告提供的乐平××村镇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及《储蓄存单》和《证人证明》提某，该4万元是原、被告父母各出资2万元，赠与原、被告用于结婚的，故该4万元不是原告个人财产，仅能作为原、被告夫妻共同财产。5、对庭审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原告证明目的关联性有异议，庭审中原告提某了彩礼30万元，但被告张某只承认收到一笔肖美英转来的原告汇给的20万元彩礼。6、对婚庆中心的收款收据和2012年12月18日滨江商务宾馆的现金交款单的三性均无异议，该组证据第3页个人活期明细查询清楚记载了从原告账户中转入了20万元给肖美英，肖美英在第二天就将该20万元转给张江红，被告对此事实亦认可。7、对交通费票据和2015年11月12日滨江商务宾馆的现金交款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交通费及餐费票据显示的时间为2015年11月12日，与本案无关。8、对2015年7月21的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谈话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从谈话笔录可以看出原、被告婚姻存续期间，张某在建行有“纸黄金、白银贵金属”理财产品交易，但是已经亏本了，不存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被告上述质证意见，未提供相应证据佐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肖新英在中国工商银行《明细单》，提某该《明细单》只证明肖新英在中国工商银行有开户情况，不能代表肖新英在中国工商银行还有其他账号，同时，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家其他人在中国工商银行未开户的情况。原、被告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有哪些?是本案争议的焦点。根据原、被告陈述及提供的证据和庭审质证意见，该院认为，原、被告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由婚姻存续期间的工资等合法收入的余额的存款等，依附婚姻成就的受赠与的财物（如金银首饰、彩礼等××组成。1、工资等余额的存款，据原、被告单位提供的证据，原、被告工资均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开支，现收、支几乎持平，没有结余。2、被告在建行开户有多个账号，其有一个账户购买了“纸黄金、白银贵金属”理财产品，但该投资在乐平建行的账号无法确定盈亏情况，同时，原告亦表示不需要对被告该投资的理财产品的盈亏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取证，因此，视为原告撤回对被告购买的“纸黄金、白银贵金属”理财产品的查询申请。3、原告2014年7月3日开户的定期存款人民币4万元，同月6日原告支取交给了被告。4、彩礼，原告陈述给被告30万元彩礼，但无证据佐证；而被告只承认收到原告2012年3月23日汇给其姨娘肖美英20万元是彩礼，对此，原告却称汇给肖美英的20万元是肖美英借款，但原告未提供肖美英的借据佐证，故认定被告收到原告汇给肖美英的20万元是彩礼。5、原告父母给被告结婚的金银首饰，被告陈述，其只带走了平时佩戴的一条铂金项链、一枚铂金戒指、一个黄金吊坠、一只金手链（被告陈述补差价换成了一只手镯××。4块银元、2件玉人玉器、一条珍珠项链、一条108颗玉珠项链、一条金项链、一枚金戒指，均放在原告家首饰盒中。但被告对放在首饰盒内金银首饰，未提供证据，涉案的金银首饰是依附婚姻成就赠与，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因此，被告以其家乡泰和习俗，原告父母给的结婚金银首饰是赠与的抗辩，于法无据，不予采纳。综上原、被告夫妻共同财产为：1、原告提前支取给被告的4万元的定期存款。2、原告给被告价值约3万元的金银首饰。彩礼是供女方置办嫁妆用的，被告收原告彩礼20万元，只有嫁妆两床棉被，因此，该彩礼应有大部分余款。原审判决认为，本案因原、被告在诉讼离婚时，未及时主张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权利，使得当事人有意或无意的隐逸财产，致使本案财产证据的灭失。原离婚案未对财产进行实体处理，但本案确有财产需要处理。从本案查明事实来讲，仅根据被告认可收到的彩礼就达20万元，原告为结婚所花费数额巨大，导致原告生活困难，考虑到原、被告结婚时间短，现已离婚，和被告用于结婚亦有部分开支等因素，故被告收受原告彩礼应适当返还。现在被告处的原告给付被告4万元存款和金银首饰，是原、被告夫妻共同财产，应依法分割。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某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刘某彩礼人民币13万元，给付原告财产折计人民币2万元，共计人民币15万元整；其他财产，现在原告处的归原告所有，现在被告处的归被告所有。二、驳回原告刘某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决定由原、被告各负担150元。宣判后，张某、刘某先后于2017年5月1日、5月8日向本院提某上诉。张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其不承担责任；2、判令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刘某承担。其理由有四：1、一审认定刘某因支付彩礼导致生活困难，属认定事实不清；2、一审判决返还彩礼不符合《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3、被上诉人刘某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离婚导致的不利后果；4、一审判决上诉人张某支付被上诉人刘某2万元没有事实依据，在案证据仅能证明刘某于2014年7月6日从银行取出4万元，至于该款项是否交付上诉人没有事实依据。从2014年7月至2015年5月12日判决离婚历时近一年的时间，即便上诉人收到该款，其也可以用于生活开支，并不能证明该款仍然存在。针对张某的上诉，刘某的委托代理人在庭审中答辩认为：1、离婚时间，应以景德镇中级法院的判决时间为准；2、一审判决返还财物的理由，一是生活困难；二是双方共同生活时间短；三是对方拿走了我方的巨额财产，而花费几乎没有。刘某参加工作不久，没有经济能力，还帮肖美英背负了20万元的债务；3、共同财产4万元被张某拿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对方还要抵赖。对方指责刘某违反法律，与第三者有关系、对张某实施家庭暴力，没有证据，是对刘某的诽谤。刘某上诉请求：1、纠正一审法院认定2012年3月23日汇给肖美英的20万元借款是彩礼的错误判决；2、纠正一审法院未将被上诉人隐匿、转移的财产和婚姻存续期间的投资纳入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的错误；3、责令被上诉人张某提供自认“购买纸黄金、白银投资”的交易明细；4、追究被上诉人多次在法庭上撒谎、有意延误法庭办案时间，有意设置上诉人举证困难而增加诉讼成本的责任；5、本案一、二审涉诉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理由有二：一是在结婚后的2012年3月23日，上诉人刘某向母亲潘曼玲借款20万元，经被上诉人张某介绍并承诺担保转借给张某的小姨肖美英，该笔款项是借款，一审判决认定该款是彩礼属认定事实错误；二是一审判决还存在以下问题：1、上诉人母亲潘曼玲于2011年7月1日和同年同月25日（结婚前××分别取款10万元和20万元现金作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某结婚后的家底送到被上诉人家，被上诉人在2014年7月21日晚录音和离婚案二审法庭谈话笔录中均已自认用这30万元购买了纸黄金、白银等理财产品投资。本案中，上诉人向一审法院申请查询被上诉人的该笔投资，而一审法院并未查实。上诉人又向一审法院请求由法院责令被上诉人提供已自认的该投资账户明细，一审法院置之不理，也未将被上诉人该项投资列为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进行分割；2、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查询到的被上诉人本人银行账户财产50余万元和关联账户30余万元，一审法院均视若无物，而是以2015年8月11日景德镇中级法院判决离婚日的银行账户余额为夫妻共同财产，对被上诉人隐匿、转移的财产未纳入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也未对被上诉人隐匿、转移财产的行为进行追责；3、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父母结婚前所送的30万元现金彩礼因没有证人和收条一概不予承认，对婚后汇给被上诉人小姨肖美英的20万元，因有汇款凭证证明则一起撒谎说是彩礼钱，并谎称该20万元全部用于筹办婚礼，并开出了一堆虚假的开支证明；被上诉人在起诉离婚的一审庭审时公然撒谎说，没有拿上诉人家的金银首饰、没有逼迫上诉人从融兴村镇银行取出4万元后拿走，坚称4万元仍在上诉人处（已证明是谎言××。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违背法律原则，请求二审支持其上诉请求。针对刘某的上诉，张某的委托代理人在庭审中答辩认为：1、一审认定刘某汇给肖美英的20万元是彩礼是正确的；2、张某购买理财产品的钱是张某亲属的钱；3、纸黄金、白银的投资情况，刘某已撤回调查申请；4、刘某提某张某撒谎、阻挠法庭审理，没有事实证据，不能构成上诉请求。综上，刘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法院驳回。二审中，刘某提交了部分新的证据，张某未提交新的证据。同时，双方当事人均向法院申请调取证据。下面，根据双方上诉争议的焦点对相关证据分析评判如下：（一××关于刘某及其父母是否于2011年送过30万元彩礼给张某及其父母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在一、二审诉讼过程中，刘某及其父母关于送彩礼的时间和所送钱物的方式的陈述经历以下变化：第一，一审及二审庭外调查期间，刘某及父母称送30万元彩礼的时间是2011年7月份。具体细节包括：刘某称其母亲潘曼玲于2011年7月1日和同年7月25日分别取款10万元和20万元现金作为刘某与张某结婚后的家底送到被上诉人家（详见一审正卷P4、P129及刘某上诉状P2××。刘某及其母亲潘曼玲还称，第一次送彩礼到泰和县张某家中时包括10万元现金、一张20万元的银行定期存单和金银首饰、玉器等。后由于女方以20万元存单未到期为由退回，刘某将该存单带回乐平，随后，刘某父母又取了20万元现金送至泰和县张某家中（见本院二审对刘某、潘曼玲的询问笔录××。为证明送30万元彩礼的事实，刘某在一审中提供了下列证据：1、2014年7月21日的录音文字记录（一审卷P32－38××，旨在证明张某在录音中承认收到30万元彩礼。2、潘曼玲在交通银行的交易明细清单（一审卷P39××，旨在证明潘曼玲于2011年7月1日和2011年7月25日分别取款10万元和20万元。一审庭审中，张某的委托代理人质证认为，上列第1份录音文字记录中，只有原告（刘某××说被告（张某××收了30万元彩礼，被告一直没有认可；上列第2份证据，只能证明原告母亲在2011年7月1日和25日分别取款10万元和20万元，不能证明该款用于支付给被告的彩礼。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陈述给被告30万元彩礼，无证据佐证（一审判决书P7××。第二，二审开庭前，刘某称其原来所说的送彩礼的时间有出入，要求法院查询；刘德君亦称在此之前他们所说的送彩礼时间为2011年7月是错误的，但对何时送彩礼表示不能确定。具体情况是：2017年6月20日，刘某向本院书面提交《查询申请》，刘某在该《申请》中陈述了其与父母第一次到泰和县张某家提亲时送10万元现金、一张20万元存单和一个装有金银首饰和玉器的首饰盒。并称“近日，我家又仔细回忆了一下，当时的情况，也对我家原先提供的取款凭证重新时行核实，发现我家到泰和的时间有出入。但钱千真万确是送去了的。有一些细节我们也是记得清楚的：……，第二天，我陪张某到工商银行泰和支行营业厅存入了我家送去的10万元（存款户名、账号我不清楚，估计用家庭成员的户名存入的可能性比较大××”，“张某家以我家送去的20万元存单是一张废纸为由，将存单退回，我父母只好又取现金送去。……据我父母回忆，当时送钱到她家时，双方都比较尴尬。我父母也是当天就返回了乐平。对20万元钱是如何处理的，我家提不出任何证据，也没有其他线索”。为此，刘某申请查询其第一次送去的10万元现金存入工商银行的证据，并申请查找第二次送去的20万元的去向。2017年7月24日，刘德君向本院书面提交《关于案情的几点说明》和一份刘德君在交通银行2011年11月18日取款10万元的个人取款凭条（复印件××。刘德君在《关于案情的几点说明》中，针对送30万元彩礼的时间问题写到：“经我们全家人反复回忆并求证，……，由此也推断，我们之前提供的乐平交通银行潘曼玲账户2011年7月的取款时间是送彩礼的时间是错误的。”该《说明》针对取款证据问题还写到：“目前，我通过对现有银行卡明细查询反追的办法，只查到一张刘德君交通银行已销户卡中于2011年11月18日有一笔取款10万元的记录。但我们认为这笔取款也一定就是到泰和提亲时送去的10万元。因为，……，从时间安排上有点不可能。”本院根据刘某的《查询申请》及其提供的张某及其家人张江红、肖新英、张雅君的身份证号码线索，结合潘曼玲所称送30万元彩礼时间（即潘曼玲取款时间为2011年7月××的线索，经向中国工商银行江西省分行查询以上4人2011年7、8月份在工商银行泰和县支行存款记录，发现以上4人在2011年7月至8月份均无存入10万元和20万元的记录。但查到，张某名下在2011年11月20日有一笔10万元的七天通知存款。另查到，张某母亲肖新英名下有3笔20万元的七天通知存款记录，开户时间分别为2010年10月14日、2011年7月17日、2011年11月10日；张雅君名下有一笔20万元的七天通知存款，开户时间为2011年2月24日；张江红在工商银行未开户。对此，经2017年8月8日庭前会议质证，潘曼玲、刘德君质证称送彩礼的时间可能是其自己记错了，但其已查到一笔刘德君在交通银行2011年11月18日有一笔10万元的取款记录。张某的委托代理人质证认为，该笔存款时间与对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到2011年7月份取款的时间不符合。针对肖新英名下3笔20万元存款、张雅君名下一笔20万元存款，由于开户时间与刘某及其父母所称两次关于送彩礼的时间均不符合，双方当事人均表示与本案无关。第三，二审庭审中，刘德君称在交通银行2011年11月18日取款10万元，法院查到张某名下在2011年11月20日有一笔10万元存款，二者在时间上吻和，因此该笔10万元是其第一次送去的10万元现金彩礼。张某的委托代理人认为，刘德君2011年11月18日取款10万元与本案无关，对方在不断地提某证据，又不断地否定自己，是浪费司法资源。综合上述当事人的举证、本院查证及当事人质证情况，本院评判如下：1、刘某一审提交的潘曼玲2011年7月1日及7月25日分别取款10万元和20万元的证据，因其二审中已自行否认，故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2、刘某一审提交的2014年7月21日录音文字记录，经一审质证和本院二审审查，该记录中没有显示张某对收到30万元彩礼进行明确的自认，故亦不能证实刘某关于送彩礼30万元的诉讼主张；3、二审中，刘德君提交的2011年11月18日取款10万元凭证与本院查询到张某2011年11月20日存款10万元记录，在时间上虽然前后能够相衔接，但由于刘某及其父母在举证过程中前后矛盾，且无其他证据印证，该份证据亦不能证明刘某关于送过10万元的诉讼主张；4、关于刘某一审诉称其父母于2011年7月25日所送20万元彩礼的问题，二审中，刘某及其父母一方面否认了一审的说法，另一方面又称提不出任何证据和线索。在此情况下，本院无法查证。根据民事诉讼的举证质原则，刘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刘某及其父母2011年给张某及其父母送过30万元彩礼。（二××关于刘某2012年3月23日转账给肖美英20万元是否属于彩礼的问题本案一、二审中，张某承认收到刘某家彩礼20万元，并称该20万元是2012年3月23日刘某转账给其小姨肖美英的20万元，第二天肖美英即将该20万元转账给了其父亲张江红。但刘某称该20万元是借款，与彩礼无关。而且，刘某的母亲潘曼玲对该笔20万元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另行向乐平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刘某、张某、肖美英等人还款。从乐平市人民法院的一审立案情况看，刘某曾于2015年9月25日向乐平市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后财产纠纷（（2015××乐民一初字第978号案××，当时诉讼请求包括本案的诉请及20万元债务。法院于同年10月9日受理。同年11月20日，刘某申请撤诉，同日法院裁定准许撤诉。之后，同年11月27日，潘曼玲起诉借款纠纷；11月30日刘某提起本案一审诉讼。本院认为，虽然张某自认收到刘某2012年3月23日转账给其小姨肖美英的20万元是彩礼，但刘某坚决否认该笔20万元是彩礼，且刘某母亲潘曼玲已以该笔20万元是其出借款为由另行起诉，故对该笔20万元的事实应由另案审理查明，一审判决在本案中认定该笔20万元属彩礼，超出了原告诉讼请求的范围，系判非所请。应予纠正。（三××关于原审原告主张的原审被告掌控的投资理财产品问题首先，在本案一、二审期间，刘某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张某投资纸黄金、白银等理财产品的具体金额及盈亏情况。为此，一审法院根据刘某的申请调取了张某的建设银行交易明细，但无法查实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二审中，刘某再次申请本院查询该情况，本院经向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查询，该行工作人员经调取张某的交易记录，口头答复从交易明细中无法判断哪笔交易系购买理财产品。其次，刘某称家里送给张某家的30万元，张某父母已电话告知其父母该30万元给了张某用于投资理财，但刘某对这一说法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又次，刘某上诉称，张某在2014年7月21日晚录音和离婚案二审法庭谈话笔录中均已自认用这30万元购买了纸黄金、白银等理财产品投资。经查，刘某这一说法在其提供的2014年7月21日晚录音文字记录（一审正卷P32-38××和离婚案二审法庭谈话笔录(一审正卷P61-65××中根本不能得到印证。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刘某一审起诉和二审上诉主张张某投资理财产品的资金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其既未提某明确的数额，也不能提供相关的证据，且客观上不能查明。故根据民事诉讼的举证质原则，刘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四××关于刘某主张其于2014年7月6日取出并被张某拿走的4万元是其个人存款应予返还的问题刘某名下存款4万元被张某拿走的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的刘某在乐平××村镇银行取款记录（一审正卷P71××、证人证言（一审正卷P66××、张某的银行交易明细（一审正卷P89××等证据证实，上述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可以认定。张某在本案一审过程中及二审上诉状中，否认了其拿走该4万元，但其在二审期间的2017年7月12日向本院专门来信承认该4万元确已被其拿走。对于该4万元是否属共同财产？刘某在起诉状中称该4万元系其个人存款，应全部返还。张某在2017年7月12日给本院的信函中称该4万元是由其本人父母给的2万元敬茶钱和刘某父母给的2万元组成，后该4万元已用于生活开支。二审中，张某的委托代理人也称该4万元已用完，不能作为共同财产分割。经查，原审原告刘某提供的2014年7月21日录音文字记录中显示，刘某的话语中提到“4万块钱是共同财产啰”（一审正卷P35××。据此，本院认为，该4万元应属刘某与张某的共同财产，而不是刘某起诉状中所称的其个人财产。张某及其委托代理人称该4万元已用完不能作为共同财产分割，但综观本案，刘某与张某均为银行工作人员，都有自己的固定收入，其各自收入用于自己生活开支均可以保障。在此情况下，如果认为该4万元全部用于张某支出可以不作为共同财产分割，则对刘某是不公平的。因此，该4万元应由刘某与张某平均分配。一审判决张某返还2万元给刘某，合乎情理，并无不当。（五××关于2016年1月18日刘某提交的《补充诉状》主张举办婚礼时原告家的亲朋好友所送礼金（红包××约5万元也由被告掌管，应进行分割的问题关于这一事实，原审原告刘某一审过程中未提供证据，一审判决未涉及此事，二审中，刘某亦未就此问题提某上诉。故对此一事实，本院不予审查。（六××关于刘某家送给张某金银首饰、玉器的问题一审中，刘某起诉状称其送给张某的金银首饰价值3万元，但对金银首饰的品种及价值均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张某在一审庭审中承认收到部分金银、首饰、玉器等物品，但其离婚时没有全部带走。对于张某究竟带走了哪些金银、首饰等物品及其价值多少，张某在一审第一次庭审承认在其处的首饰包括铂金项链1条、铂金戒指1枚、黄金吊坠1只、手链1条其后换成了一只手镯并由其自己补了差价（一审正卷P131××。一审判决认定张某带走的金银首饰等价值3万元，并判决返还。二审中，张某的委托代理人提某金银首饰价值仅1万元左右，且属婚前赠与，不应返还。本院认为，关于金银首饰的认定只能根据张某的自认来认定张某带走的首饰品种和数量，而认定张某带走的首饰价值3万元则缺乏相应的证据证明。至于张某是否应当返还其带走的首饰还须判断是否有法律依据。本判决将在下一个问题中予以阐明。（七××关于本案所涉彩礼应否返还的问题参照我国民法理论观点，彩礼在我国历史上传统悠久，并流传至今。江西乃至全国，民间为缔结婚姻关系，男方向女方送彩礼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彩礼包括钱和物，通常包括现金和金银首饰等物品。在我国的婚姻立法中并无“彩礼”这样的法律术语，为了妥善处理现实中客观存在的因“彩礼”这种习俗产生的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规定仅在三种特定情况下对彩礼给付人给予司法救济。该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本案刘某与张某已于××××年××月××日登记结婚，故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第一种情形不适用于本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第二种情形是“确未共同生活”，本案双方当事人有共同生活的事实，从张某2013年10月调至乐平工作到2014年7月（双方发生矛盾张某离家××，双方共同生活时间有9个月。一审判决将“原、被告结婚时间短”作为判决返还彩礼的依据之一，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不符；关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第三种情形，本案也不存在。因为，本案的彩礼给付人既包括刘某本人也包括刘某的父母，本案一审中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刘某及其父母因给付彩礼导致了生活困难。二审中，刘某的父母称刘某因借款20万给肖美英导致其背负债务属生活困难。其既然对该20万元不认为是彩礼，那么，就不属于“因给付彩礼”导致生活困难的法定情形，其也就不能依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第三种情形请求司法救济。要适用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第三种情形，刘某必须依法提供证据证明其整个家庭因给付彩礼导致了生活困难，并且“生活困难”达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条所指的困难程度，即“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本案并无相关证据证明这一事实。因此，从法律的角度分析，刘某关于返还彩礼的主张因缺乏法律依据不能得到支持。（八××其他问题刘某上诉中还提到，其向一审法院查询到的被上诉人本人银行账户财产50余万元和关联账户30余万元，一审法院均视若无物，而是以2015年8月11日景德镇中级法院判决离婚日的银行账户余额为夫妻共同财产，对被上诉人隐匿、转移的财产未纳入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也未对被上诉人隐匿、转移财产的行为进行追责。关于上述问题，一方面，刘某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张某本人账户的50万元和关联账户的30万元属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面，刘某的父母一贯称刘某参加工作时间短没有自己的存款，同样的道理，张某参加工作时间与刘某相同，又如何能将所谓的80万元认定为是张某的存款呢？当事人不能举证证明自己的主张，只能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纠纷既包括婚约财产纠纷的事由，也包括离婚后财产纠纷的事由。婚约财产纠纷主要是指婚前彩礼纠纷。从本案的情况看，并不存在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三种事由，因此，一审判决张某返还现金彩礼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判决张某返还金银首饰等物品类的彩礼价值3万元，事实依据不充分且无法律依据。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共同财产4万元，应予分割并由张某返还刘某2万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关于返还彩礼包括现金和金银首饰的判项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均存在错误，应予纠正。刘某、张某的其他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乐平市人民法院（2015）乐民一初字第1201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二、撤销乐平市人民法院（2015）乐民一初字第120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即被告张某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一次性返还原告刘某彩礼人民币13万元，给付原告财产折计人民币2万元，共计人民币15万元整；其他财产，现在原告处的归原告所有，现在被告处的归被告所有；三、张某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返还2万元给刘某。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00元，两项共计900元，由刘某负担500元，张某负担4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建平审判员  吴海平审判员  杨 武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祝 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