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72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齐莉媛，女，1983年10月28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德昌（齐莉媛之父），住北京市东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瑞英，女，1932年9月1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齐淑兰，女，1949年7月9日出生。
上述二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德义（蒋瑞英之子，齐淑兰之弟），住北京市东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通信服务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2号。
法定代表人：范云军，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柳明华，天津益清（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民，天津益清（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齐莉媛因与被上诉人蒋瑞英、被上诉人齐淑兰、被上诉人北京通信服务公司（以下简称通信公司）所有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东城法院）（2017）京0101民初32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齐莉媛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支持齐莉媛的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理由为：齐莉媛在北京市东城区胜古北路1号院拆迁时，有独立户口和独立住房，并长期在该院居住，拆迁时，理应安置一居室住房，但通信公司未按照相关政策对齐莉媛进行安置，也未开具房屋去向证明。齐莉媛单身无房，北京市×××号房屋（以下简称涉诉房屋）应当归齐莉媛所有。拆迁时形成的《冻结户口表》中有齐莉媛的名字，未记载齐淑兰和蒋瑞英。齐淑兰在该院无住房无户口，却分到一套一居室，蒋瑞英分到一套一居室和一套三居室，齐莉媛名下却没有安置房。通信公司曾称，给齐家安置的七套房屋中，两套单居之一就是给齐莉媛的安置房。2000年7月由齐德昌和曹玉民签订的协议约定给齐莉媛单独购买东城区范围内平房一间，面积12平米以上，但通信公司没有履行购买义务。因为通信公司未履行该义务，所以其仍有责任为齐莉媛安置房屋。现通信公司称给齐德昌的安置房就是对齐莉媛进行了安置，但是拆迁时，通信公司承诺给齐莉媛购买平房一间，不是齐德昌的安置房。齐德昌的安置房是根据齐德昌夫妇的工龄购买，与齐莉媛没有任何关系。
蒋瑞英与齐淑兰共同辩称，同意一审判决。拆迁时，签约人是蒋瑞英的丈夫齐国樑，与其他人无关。齐莉媛既然在拆迁时签订了购买平房一间的协议，就不能再索要他人的财产。
通信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齐莉媛的上诉请求。通信公司已经把购房款给了齐莉媛，通信公司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
齐莉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确认北京市×××号房屋（即本案所称涉诉房屋）归齐莉媛所有。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蒋瑞英与其夫齐国樑（2004年11月18日去世）共生育子女五人，分别为长子齐德昌、次子齐德义、三子齐德福、四子齐德喜、女儿齐淑兰。
1997年6月18日，因北京市电信管理局在北京市东城区胜古北路地区进行拆迁建设，北京市电信管理局与北京惠致行房地产经济中心（以下简称惠致行中心，时名北京耆英经济技术开发中心，后变更为现名称）签订《委托拆迁协议书》，委托惠致行中心进行拆迁安置工作。
齐国樑在北京市东城区胜古北路1号院的私房属于拆迁范围，齐莉媛在此有独立户籍。1999年1月6日，北京市电信管理局分别与蒋瑞英、齐淑兰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将涉诉房屋安置给蒋瑞英，将北京市×××号房屋安置给齐淑兰。此后，蒋瑞英、齐淑兰分别与北京市电信管理局签订《北京市电信管理局房屋买卖协议》，分别购买了上述两套房屋。
2000年7月18日，惠致行中心负责拆迁安置的工作人员曹玉民与齐德昌签订协议书，约定：齐德昌将房屋内的物品搬出腾空，交拆房工程公司拆除；惠致行中心负责在东城范围内为齐德昌购买平房1间，面积在12平方米以上；购房价格（含办理手续费用）以12万元为基数，多退少补。齐德昌签名，并写明“代女儿齐莉媛”。《协议书》签订后，曹玉民将12万元交给了齐德昌，齐德昌随即腾空了房屋。
2007年10月，齐德昌起诉至东城法院，要求惠致行中心、通信公司根据其于2000年7月18日与惠致行中心签订的协议书，为其在东城区范围内购买面积不小于12平方米的北房1间。该案经东城法院审理，驳回了齐德昌的诉讼请求。齐德昌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6月作出（2008）二中民终字第0639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齐德昌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作出（2011）民监字第279号民事裁定：指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再审，于2011年11月作出（2011）高民再终字第1668号民事判决，维持了（2008）二中民终字第06396号民事判决。
2012年5月3日，蒋瑞英和齐淑兰进行换房，将本市×××号房屋产权登记至齐淑兰名下，本市×××号房屋登记至蒋瑞英名下。
北京市电信管理局因体制改革被撤销，其在胜古北里地区进行拆迁建设的权利义务由本案通信公司承继。
一审法院判决认为：不动产登记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涉诉房屋现登记在蒋瑞英名下，如无相反证据推翻，根据物权登记的公示效力，蒋瑞英为涉诉房屋的所有权人。现齐莉媛就涉诉房屋提出所有权主张，应提供相应的证据进行证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齐莉媛关于通信服务公司将涉诉房屋安置给其的主张并未提供足够证据予以证明，齐莉媛亦无其他证据推翻涉诉房屋的登记效力，故其相关主张，该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判决：驳回齐莉媛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事实如下：1999年1月6日，北京市电信管理局与蒋瑞英签订安置补助协议书，将北京市×××号房屋（以下简称101号房屋）安置给蒋瑞英。该局共安置齐国樑全家三居室住房1套、二居室住房4套、一居室住房2套，其中位于×××号二居室住房由齐莉媛之父齐德昌居住，2000年11月15日，齐德昌就该房与通信公司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现其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2000年7月18日，齐德昌（作为合同甲方）与曹玉民（作为合同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其上载明：甲乙双方经过协商，为解决胜古北里1号的现场拆房达成协议：一、自双方签字之日甲方将房屋内的物品搬出腾空，交拆房工程公司拆除；二、乙方自签字之日预交购房款人民币12万元整；三、乙方负责在东城区范围内购买平房一间，面积在12平方米以上；四、购房价格（含办理手续费用）以12万元为基数，多退少补。以上协议甲乙双方不得违约，签字之日立即执行。齐德昌在合同落款“甲方”处签名，并写明“代为齐莉媛（女儿）”。
2007年10月，齐德昌将惠致行中心、通信公司诉至东城法院，要求对方按照前述《协议书》约定，为齐德昌在东城区范围内购买面积不小于12平方米的北房1间。后东城法院作出（2007）东民初字第07988号民事判决书，认为齐德昌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故驳回了其诉讼请求。齐德昌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此作出（2008）二中民终字第06396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5年5月，齐莉媛将蒋瑞英、齐淑兰、郭春红、郭燕、通信公司诉至东城法院，要求法院确认101号房屋归齐莉媛所有。东城法院作出（2015）东民初字第06964号民事判决书，认为齐淑兰取得101号房屋产权的手续完整、合法，应受法律保护，齐莉媛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驳回了齐莉媛的诉讼请求。齐莉媛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此作出（2016）京02民终104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根据物权登记的公示效力，齐淑兰为101号房屋的所有权人，现齐莉媛就101号房屋提出所有权主张，应提供相应的证据进行证明；齐莉媛关于通信公司将101号房屋安置给其的主张并未提供足够证据予以证明，齐莉媛亦无其他证据推翻101号房屋的登记效力，故其相关主张，法院不予采纳。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中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意见、《委托拆迁协议书》、《北京市建设拆迁冻结户口通知》、2000年7月18日《协议书》、（2008）二中民终字第06396号民事判决书、（2011）高民再终字第1668号民事判决书、（2016）京02民终104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现涉诉房屋登记在蒋瑞英名下，齐莉媛就该房屋提出所有权主张，应当就此提交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现齐莉媛主张通信公司曾认可安置给齐国樑全家的七套房屋中两套一居室之一是给齐莉媛的安置房，对此通信公司不予认可，且该主张亦与实际履行中涉诉房屋及101号房屋的签约事实相悖，本院无法采信。齐莉媛关于通信公司将涉诉房屋安置给其的主张并未提供足够证据予以证明，且其亦无其他证据推翻涉诉房屋的登记效力，故其要求确认涉诉房屋归其所有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齐莉媛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姚 颖
审判员 周梦峰
审判员 陈雨菡
二〇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孙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