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宣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1722民初1764号
原告:曹维碧，女，生于1944年12月11日，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
原告:王先美，女，生于1976年6月21日，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
原告:闫登友，男，生于1999年4月30日，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
原告:闫某某，女，生于2006年7月7日，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
法定代理人：王先美，女，系原告闫登香之母。
上列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吴兴和，宣汉县土黄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四川省正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晋阳路
法定代表人：覃潼荟，任该公司总经理职务。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宝川，男，系该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锐，四川聚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宣汉县交通运输局
住所地：宣汉县。
法定代表人：胡华瑜，任该局局长职务。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刘俊辉，男，该局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刘传礼，四川聚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宣汉县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
住所地：宣汉县东乡镇。
法定代表人：胡华瑜，任该公司总经理职务。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刘俊辉，男，该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刘传礼，四川聚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曹维碧、王先美、闫登友、闫某某与被告四川省正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正丰公司”）、宣汉县交通运输局（以下简称“宣汉交通局”）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28日立案受理后，原告于2017年7月11日书面申请追加宣汉县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宣汉公路开发公司”）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于同月12日依法作出（2017）川1722民初1764号参加诉讼通知书，追加宣汉公路开发公司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王远富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向守权杨奎、汪学元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维碧、王先美、闫登友、闫登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兴和，被告四川正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宝川、秦锐，被告宣汉交通局和宣汉公路开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辉、刘传礼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曹维碧、王先美、闫登友、闫某某提出的诉讼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之亲属闫加斌死亡丧葬费27213元、死亡赔偿金224060元、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50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67097元，共计368370元；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5月15日，原告直系亲属闫加斌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从宣汉县樊哙镇街道方向往宣汉县樊哙镇花梨村方向行驶。即日22时10分，该车行驶至樊侯路1KM+800m处，在避让被告维修整治破损路面的过程中倒地，造成闫加斌当场死亡，车辆受损。被告正丰公司违反了“施工作业单位应当在批准的路段和时间内施工作业，并在距离施工作业地点来车方向安全距离外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之规定，是造成闫加斌死亡的直接原因。被告宣汉交通局作为发包人，应当承担监督管理责任，依法恳请判决。
被告四川正丰公司辩称，1、对事故的发生、责任划分有异议；2、闫加斌的死亡是因避让而非碰撞，与本公司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3、有明显的警示标志，原告诉称没有警示标志与客观事实不符；4、事实不清，要求本公司赔偿的理由不足。
被告宣汉交通局、宣汉公路开发公司共同辩称，1、同意被告正丰公司的答辩意见；2、本案应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3、被告正丰公司辩称有证据证明有明显标志，且非断道施工，原告主张被告交通局、公路开发公司未尽监督管理职责不成立；4、赔偿金额存在问题；5、受害者本人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故被告交通局、公路开发公司无赔偿义务，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宣汉交通局、宣汉公路开发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告提交的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樊哙镇花梨村村委会证明、被告四川正丰公司登记表、被告公路开发公司登记信息、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三份司法鉴定书、施工承建合同和被告公路开发公司提供的施工承建合同，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交的民事裁定书，各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仅认为与本案无关联，该民事裁定书属生效法律文书，本院予以采信；各被告对原告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死者闫加斌无证无牌驾驶、不戴安全头盔，是导致其死亡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事故责任认定有异议，但该认定书来源于交通警察大队的现场勘查，被告四川正丰公司没有提供充分证据推翻该认定，亦没有申请复议，故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根据被告四川正丰公司的申请，调取了宣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本次事故卷宗档案，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原告方对证人刘光华、程衣苗、马易兵的证词有异议，认为证人系被告四川正丰公司施工人员，其证词不客观真实；被告方对现场勘验图、照片照片和证人李维刚、闫加强的证词提出异议，认为现场勘验图、照片是事发后一个小时制作的，有破坏的可能，存在变数，证人李维刚、闫加强的证词相互矛盾。对案卷其余证据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有异议的证据认定如下：1、被告方虽对现场勘验图、照片提出了异议，但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支持其主张，而该现场勘验图、照片系公安机关交通警察大队在事故发生后出警制作，其来源合法，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2、证人确实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亦存在相互矛盾，本院将结合查明的事实综合分析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曹维碧与原告王先美系婆媳关系，原告闫登友、闫某某系原告王先美子女。
2015年9月29日，被告四川正丰公司与被告宣汉公路开发公司签订了《宣汉县樊哙至城口界公路维修整治工程一标段施工承建合同书》，由被告四川正丰公司承包了樊哙镇公路维修整治工程后，在事故路段开挖、维修破损路面，车辆行人均实行单边通行。
2016年5月15日，原告王先美之夫闫加斌（本案死者）无证驾驶未上户的神鹰牌普通二轮摩托车从宣汉县樊哙镇街道往宣汉县樊哙镇花梨村方向行驶。即日22时10分许，该车行驶至樊候路1KM+800m处，在避让维修整治破损路面的过程中倒地，造成闫加斌当场死亡、车辆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宣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经现场勘验、调查和鉴定，于2016年5月25日作出第511722520160007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死者闫加斌无证驾驶、未戴安全头盔、在事故路段未保持安全车速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被告四川正丰公司在施工路段未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因，死者闫加斌负主要责任，四川正丰公司负次要责任。2016年7月27日，四原告以机动车交通事故为由起诉要求判令被告四川正丰公司赔偿损失，在审理中，四原告于2017年2月17日申请撤回了起诉。2017年6月28日，四原告又起诉来院，提出如上诉讼请求。
同时查明，被告宣汉交通局与被告宣汉公路开发公司系一套人员、两块牌子。被告四川正丰公司在破损道路施工，开挖了上行方向右侧道路，在公路中心线地面至公路边的树上用彩条斜拉了一根警示绳索，在道路中心线及两端没有其他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本案发生时，原告曹维碧已年满71周岁，共有四男一女5个子女。
2016年度，我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203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0192元，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54425元。
本院认为，2016年5月15日22时10分许，原告王先美之夫闫加斌无证驾驶未上户的神鹰牌普通二轮摩托车在樊侯路1KM+800m处，因避让维修整治破损路面而倒地，造成闫加斌当场死亡、车辆受损的事实属实。原告主张被告四川正丰公司在事故路段未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被告宣汉交通局、宣汉公路开发公司作为业主和发包方，未尽到监督管理之责，应当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四川正丰公司主张已设立了安全警示标志，交通警察大队认定错误；被告宣汉交通局、公路开发公司则主张该路段并非断道施工，四川正丰公司设立了明显标志，原告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告宣汉交通局、宣汉公路开发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被告四川正丰公司是否存在过错？从本案相关事实证据来看，公安机关接警后，交通警察到现场拍摄的照片及制作的现场勘验图，证明被告四川正丰公司在其开挖形成的公路坑荡横面用彩条斜拉了一条线绳作为警示标志属实，但该警示线绳起点在公路路面，其位置确属不明显，且在公路中心线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二条“……施工作业单位应当在经批准的路段和时间内施工作业，并在距离施工作业地点来车方向安全距离外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采取防护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道路养护施工单位在道路上进行养护、维修时，应当按照规定设置规范的安全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措施。……”的规定，被告四川正丰公司在道路维修过程中，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不当，存在过错。被告四川正丰公司虽辩称现场存在破坏、移动的可能，照片、现场勘验图反映的不属实，但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佐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其辩称理由本院不予采信。2、死者闫加斌是否存在过错？事故发生时，死者闫加斌无证驾驶摩托车，且未戴安全头盔，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明显存在过错，特别是死者闫加斌明知事故路段正在进行道路开挖、维修等施工作业，车辆行人均单边通行，应当事先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观察、低速通过，其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第五十一条“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第四十二条“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的规定，存在重大过错。3、被告宣汉交通局是否构成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宣汉交通运输局是县人民政府的一个行政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公路、水路、城市公共交通运营管理，公路、航道、地方港口、码头和公路货运站点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养护与管理，以及对交通运输行业的安全生产进行监督管理，而宣汉公路开发公司则是国有企业性质，其职责就是按照县交通运输局的授权，筹措项目建设资金，依法及时按程序签订各类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合同，负责对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等；从本案签订的施工合同来看，建设单位是被告宣汉公路开发公司即发包方，被告四川正丰公司是承建单位即施工方，道路施工维修合同的主体应当是被告宣汉公路开发公司和被告四川正丰公司，而不是被告宣汉交通局，因此被告宣汉公路开发公司对被告四川正丰公司在执行合同过程中的施工、质量及安全生产等，负有监督、管理之责，故本案被告宣汉交通局不是适格的责任主体，不应承担因此产生的民事责任。4、被告宣汉公路开发公司对本次事故的发生有无责任？被告宣汉公路开发公司根据被告宣汉交通局的授权，对公路进行建设、管理、维护，同时作为该路段的发包方，对被告四川正丰公司在履行公路整治维修合同的过程中，负有监督管理职责，但被告宣汉道路开发公司没有督促被告四川正丰公司在施工路段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其安全监督管理存在缺陷，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尽到了防护、警示等管理、维护义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因道路管理维护缺陷导致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道路管理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道路管理者能够证明已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尽到安全防护、警示等管理维护义务的除外。……”的规定，被告宣汉公路开发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综上所述，对本次损害后果的发生，原告王先美之夫闫加斌明知该事故路段正在进行挖坑维修等施工作业，未佩戴安全头盔，无证驾驶摩托车，且在未确保安全车速的情况下通行，临危避让措施不当，导致本案发生，自身存在主要过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应承担主要民事责任（70％）；被告四川正丰公司在进行道路整治维修挖坑作业中，虽设置了警示标志，但设置的警示标志不明显，而被告宣汉公路开发公司作为公路整治维修工程的发包方，未履行安全监督管理之责，督促被告正丰公司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对本案的发生均有一定过错，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被告四川正丰公司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20％），被告宣汉公路开发公司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10％）。被告宣汉交通局已授权被告宣汉公路开发公司对公路进行建设、管理和维护，对本案的发生不应承担责任。事故发生后，虽然宣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警到现场，并作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但死者是在被告四川正丰公司施工路段避让危险物不当而摔倒导致的死亡，其事故原因与被告四川正丰公司未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存在关联性，并非一般交通事故，因此被告宣汉公路开发公司辩称应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处理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次事故导致闫加斌死亡，对四原告等亲属及其家庭造成了巨大伤害，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的规定，原告曹维碧、王先美、闫登友、闫登香要求被告四川正丰公司、宣汉公路开发公司赔偿相关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死者闫加斌系农村居民，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偏高，依照《人身损害赔偿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抚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的规定，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和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死者闫加斌依法承担扶养义务的人有其母曹维碧、子闫登友、女闫登香三人，其母曹维碧生于1944年12月11日，已年满71周岁零5个月，其子闫登友生于1999年4月30日，已年满16周岁，其女闫登香生于2006年7月7日，已年满9周岁10个月，依照《人身损害赔偿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有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原告曹维碧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8年零7个月计算，共计103个月，共有5个子女，闫加斌应承担1／5；原告闫登友至十八周岁还需2年，共计24个月，闫加斌应承担1／2；原告闫某某至十八周岁还需8年零2个月，共计98个月，闫加斌应承担1／2。2016年度，我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0192元，原告曹维碧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10192元／年÷12个月×103个月÷5人＝17496.27元；原告闫登友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10192元／年÷12个月×24个月÷2人＝10192元；原告闫敦香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10192元／年÷12个月×98个月÷2人＝41617.33元。依照《人身损害赔偿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原告曹维碧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年总额为2038.40元，闫登友、闫敦香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均为5096元，在两年内3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累计已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因此在两周年内，原告曹维碧每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698.66元，原告闫登友、闫敦香每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均为4246.67元，因此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曹维碧为16816.79元，原告闫登友为8493.34元，原告闫敦香为39918.67元。2016年度我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203元，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54425元，原告主张的丧葬费27213元、死亡赔偿金22406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依照《人身损害赔偿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依法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闫加斌死亡赔偿金224060元、丧葬费2721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65228.80元（其中原告曹维碧16816.79元、原告闫登友8493.34元、原告闫某某39918.67元），共计366501.80元，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三十日内由被告四川省正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赔偿73300.36元；被告宣汉县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赔偿36650.18元；
二、驳回原告曹维碧、王先美、闫登友、闫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800元，由原告曹维碧、王先美、闫登友、闫某某共同负担2660元，被告四川省正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760元，被告宣汉县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负担38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远富
人民陪审员 杨 奎
人民陪审员 汪学元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邓明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