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粤20民终44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菜之鸟唱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法定代表人：梁茵宁，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烨，广东知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巨响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法定代表人：叶贵果。上诉人深圳菜之鸟唱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菜之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山市巨响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响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7）粤2072民初140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菜之鸟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裁定；二、支持菜之鸟公司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菜之鸟公司是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人。菜之鸟公司提供的《中国音乐电视金曲VCD》等证据足以证明自身著作权属来源，本案涉及的音乐电视均为贵州四达音像公司投资拍摄制作，贵州四达音像公司依法为原始的著作权人，菜之鸟公司依法受让取得著作权。二、一审作出“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制片者署名不明确”认定是基于两个假设作出的推论，并非基于证据作出的推论，因此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裁定的第一个假设主要论述了VCD封底标注“某某制作”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署名人即“作品”制片人，一种是署名人只是“制品”制作者的署名。在没有任何反证证明，也无任何逻辑推理的情况下，一审裁定毫无根据地在最后认定“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制片者署名并不明确”，在事实认定方面严重失实。第二个假设基于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画面只有“四达音像”字眼，没有额外注明是制作人或版权人，就此得出结论“属于制片者署名不明确”。以此推论，画面有“四达音像”并且有“制片人”的字眼才能认定为“制片者署名明确”，那么VCD在封底已经注明“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制作”，一审裁定又认定为“署名不明确”，明显是逻辑错误。一审法院认定自相矛盾，最终认定的事实必然也是错误的。三、本案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涉案电视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为他人所有，根据法律规定，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在作品上署名，即为原始著作权人。巨响公司未到庭参加诉人，也未提交任何证据，根据《著作权法》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因此贵州四达为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原始著作权人。四、另案其它被告提供的《中国音乐电视MTV》《中国音乐电视金曲大花轿》《中国当代名曲》《当代战士之歌》等出版物均是非法出版物或盗版，其不能证明出版物有合法来源，所载曲目以及封套宣示不具有证明力。基于以上非法出版物认定菜之鸟公司提供的合法出版物不能证明自身权属，实属错误。另案其它被告提供的吴颂今、陈小奇、音著协、中国唱片公司、广东影人视听传媒有限公司等出具的证明，均系伪证。五、菜之鸟公司依法受让取得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著作权，主体适格，且菜之鸟公司已依法就所主张事实与理由提供确实、充分之证据，一审裁定驳回菜之鸟公司起诉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巨响公司未进行答辩。菜之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巨响公司赔偿菜之鸟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10000元（共十首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国音乐电视金曲（肆）》VCD专辑收录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大红枣儿甜又香》《延安颂》《黄河颂》《五月的鲜花》《酸枣刺》《思乡曲》《嘉陵江上》《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黄河怨》等共13首音乐电视金曲，该VCD专辑外包装标明“中国唱片总公司出版发行、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制作、中央电视台（东西南北中）联合制作、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经销”，并标记“CHINARECORDCO.版权所有”。2015年10月12日，菜之鸟公司委托农榆向江西省赣州市阳明公证处提供上述VCD光盘原版，农榆对封面、封底、该VCD外观扫描复制，并对13首歌曲内容刻录。同年10月16日，该公证处针对上述内容出具了（2015）赣虔阳证内字第1183号公证书。播放公证保存的VCD，片头出现“中国唱片总公司出版，中国唱片广州公司、贵州四达音像公司联合录制发行”字样，涉案10首金曲片头、片尾分别标记“四达音像”或“东西南北中”。2015年6月1日，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以下简称广州公证处）出具（2015）粤广广州第092868、092867号公证书，前一份公证书证实菜之鸟公司法定代表人梁茵宁提供2015年5月19日由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具《版权证明》及所列清单的原件，内容为《中国音乐电视金曲（肆）》VCD等专辑的版权人为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后一份公证书证实梁茵宁提供的《版权证明书》原件，内容为贵州四达音像公司于1997年6月16日将拥有的全部录音录像节目版权全权独家转入给其子公司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和王宪全权所有。2015年6月25日，广州公证处出具（2015）粤广广州第11783、111785、111784号公证书，第一份公证书证实梁茵宁提供《授权书》及清单的原件，内容为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于2014年5月1日将其拥有的《中国音乐电视金曲（肆）》VCD等专辑的著作权授权菜之鸟公司行使，期限自2014年5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菜之鸟公司享有复制权、放映权等权利，有权对上述音乐歌曲向使用者收费、提起诉讼；第二份证实梁茵宁提供《补充协议》的原件，内容为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5日将《授权书》中的专属独家授权改为转让；第三份证实梁茵宁提供《补充变更协议书》的原件，内容为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5日将《授权书》涉及的所有著作权权利及其邻接权全部转让给菜之鸟公司。2016年7月26日，广州公证处出具（2016）粤广广州第140849、140848号公证书，前者证实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王宪于2016年2月16日确认已于2015年5月7日收到菜之鸟公司履行前述《授权书》、《补充协议》、《补充变更协议书》涉及版权转让款10万元；后者证实《中国音乐电视金曲（肆）》VCD等专辑的著作权于2015年10月20日在广东省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华南版权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版权贸易基地（越秀）进行版权交易合同备案。2015年11月9日，赣州兴弘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社平向江西省赣州市阳明公证处申请证据保全。同年11月14日，刘社平与该公证处的公证员刘有华、工作人员兰平川到位于广东省中山市“星天地量贩式KTV”的包厢“A11”房进行消费。进入房间后，在公证人员的现场监督下，刘社平在房间内安置的点歌系统上进行操作，点播了包括《中国音乐电视金曲（肆）》VCD专辑收录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大红枣儿甜又香》《延安颂》《黄河颂》《五月的鲜花》《酸枣刺》《思乡曲》《嘉陵江上》《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黄河怨》在内的110首歌曲，后利用携带的插入清洁的内存卡的摄像机，对上述110首歌曲播放画面过程进行了录像。消费结束后，刘志敏取得票面印章为“中山市巨响娱乐有限公司”的收据1张、POS签购单及“星天地量贩式KTV”名片各1张。录像结束后，刘社平将内存卡交由刘有华刻录成光盘，上述光盘装入证物袋密封后加贴江西省赣州市阳明公证处封条。江西省赣州市阳明公证处对上述经过进行了公证并于2015年11月24日出具了（2015）赣虔阳证内字第1342号公证书。庭审中，现场开启证据保全的证物袋，有光盘1张。经比对，在播放2015年11月14日在巨响公司现场摄录的被控侵权的涉案音乐电视金曲时，播放屏幕上显示的有关作品的表演者、词曲、导演、音乐旋律、演唱内容、背景画面与菜之鸟公司主张权利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大红枣儿甜又香》《延安颂》《黄河颂》《五月的鲜花》《酸枣刺》《思乡曲》《嘉陵江上》《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黄河怨》共10首音乐电视金曲相同。一审法院另查：菜之鸟公司在诉讼中明确合理费用为公证费1000元、取证费151元、伙食费220元、住宿费654元，但没有提供票据原件予以证实。双方当事人未能就菜之鸟公司在被侵权期间的实际损失及巨响公司的违法所得进行举证。一审法院又查:巨响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12日，注册资本20万元，经营范围为娱乐场所经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是菜之鸟公司是否为涉案音乐电视的著作权人。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和第五条的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是指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录音制品，是指任何对表演的声音和其他声音的录制品。录像制品，是指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以外的任何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连续相关的形象、图像的录制品。录音制作者，是指录音制品的首次制作人。录像制作者，是指录像制品的首次制作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五条和第四十二条的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由录音录像制作者享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因此，电影或类电影作品，与录音录像制品不同，电影或类电影作品可以产生著作权，权利由制片者享有，而录音录像制品可以产生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邻接权），权利由制作者享有。根据影视产业界行业惯例，在侵害电影或类电影作品著作权的案件中，作品上署名为“出品人”“制片人”“摄制人”“联合摄制人”“联合制片人”或“某某版权所有”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可以视为制片者。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录音录像制作者使用他人作品制作录音录像制品的，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本案中，菜之鸟公司主张其是涉案音乐电视著作权人最为核心证据的是《中国音乐电视金曲VCD》封底标注“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制作”。VCD作为音像载体，如果该VCD系由所收录的涉案音乐电视制片者制作，则该VCD可以视为涉案作品的载体，故其封底标注“某某制作”可以视为制片者的署名；但如果VCD并非由涉案音乐电视制片者制作，而是另由录音录像制作者在取得涉案作品制片者授权的情况下制作，则该VCD属于使用他人作品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此时，仅在VCD封底标注“某某制作”，只能视为制品制作者的署名，不能视为被使用作品制片者的署名。其次，在涉案音乐电视播放过程中，画面虽然可见“四达音像”字样，但都没有明确标注“四达音像”是“出品人”“制片人”“摄制人”“联合摄制人”“联合制片人”或贵州四达音像公司版权所有。而且，部分音乐电视画面还同时标注其他单位署名信息。综上，涉案音乐电视的制片者署名并不明确。第二，菜之鸟公司未能提交摄制全部涉案作品的原始证据，如与词曲作者签订的合同、与歌手签订的合同、与表演者签订的合同、与导演或其他拍摄工作人员签订的合同、支付报酬的凭证等等。另外，涉案作品基本都是流行度广、知名度高的经典歌曲，有些还是著名歌手的成名曲。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拍摄专辑里的全部音乐电视作品，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菜之鸟公司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具备摄制这些作品的能力。综上，菜之鸟公司未能证明其是涉案音乐电视的著作权人，无权主张巨响公司侵犯涉案作品著作权，其起诉应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菜之鸟公司的起诉。二审中，菜之鸟公司和巨响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一审法院在审理菜之鸟公司与中山市小榄镇金海雅量贩式歌舞厅（以下简称金海雅歌舞厅）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粤2072民初1356号】中，查明有如下事实：一、2015年12月7日，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具《更正声明》，内容为：“我公司曾分别于2002年11月12日、2015年5月19日、2015年10月22日出具了三份《版权证明》（见附件1、2、3），对所出具的版权证明更正如下：1.公司作为上述节目的出版单位，不负责著作权权属的证明。2.公司不是上述三份《版权证明》所列音像节目的著作权人，也从未授权王宪及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广州四达音像公司。3.本更正声明取代上述《版权证明》（见附件1、2、3），如内容不一致，以本更正声明为准。”其中附件二为中国唱片广州公司2015年5月19日出具的《版权证明》。二、王宪本人陈述涉案音乐电视系贵州四达音像公司改编。在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审理菜之鸟公司诉广州俊龙娱乐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时，经菜之鸟公司申请，王宪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该案开庭笔录对此记载为：“被代：贵州四达或广州四达为何拍摄171首歌曲MTV？证：当时卡拉OK刚兴起，贵州四达为了进军广州市场，经当时政府鼓励，我们认为这是商机，在广州成立广州四达，但后面发现制作成本与MV相差不大，刚好碰上中央电视台金曲大赛，就向这个方向发展，开始制作改编。被代：改编卡拉OK的意思？歌手演唱的声音、画片内容是否一致？（此句为手写）证：当时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歌曲，是不能用在卡拉OK上，必须经过编辑制作才能用于卡拉OK上，我方编辑制作。我方是经过许可后制作成供卡拉OK使用的版本，是合法的，属于类似电影的作品。改编之后的版本还是原来的歌手、还是原来的背景、画面。至于我改编后的数量占171首歌曲的比例现在不记得了。”三、除贵州四达音像公司之外，其他制作单位出版的专辑也收录了菜之鸟公司主张权利的音乐电视作品。金海雅歌舞厅在另案中为证明中央电视台是涉案音乐电视的著作权人，提供了以下出版物：1.《中国音乐电视MTV1》等十张光盘，其中《中国音乐电视MTV1-5》五张光盘封面标注有“中央电视台文艺部《东西南北中》摄制”字样。2.《中国音乐电视金曲小金碟》光盘，封面标注有“中央电视台《东西南北中》MTV”及“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版?发行”字样，封底标注有“中央电视台《东西南北中》、中国唱片广州公司、贵州四达音像公司联合制作”字样。3.《中国音乐电视金曲大花轿》光盘，封底标注“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版发行”及“中央电视台等单位提供版权”字样。4.《春天的故事MTV》，封底标注“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版发行”及“中央电视台、中国唱片广州公司联合录制”字样。5.《中国当代名曲1、2》（LD）两张光盘，封底标注“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版?发行”及“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制作”字样。四、贵州四达音像公司成立于1996年9月2日，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注册资本为45万元，经营范围包括音像制品二级批发，接受国家正式音像出版社单位委托、摄录、制作节目等。该公司于2008年12月25日因不按规定接受年度检验被吊销营业执照。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12月2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宪（同时也是该公司股东），经营范围包括商品批发贸易、美术图案设计服务、音像制品出租、录音制作、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批发等。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第四款规定：“如无相反证据，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作品的著作权属于作者，在作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人，这里的“视为”仅为法律推断，并以“但书”形式强调如有相反证据能推翻上述推断的除外。本案中，菜之鸟公司主张其是涉案音乐电视作品著作权人，其核心证据是《中国音乐电视金曲VCD》封底标注有“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制作”的字样。但是，涉案音乐电视作品都没有明确标注“四达音像”是“出品人”“制片人”“摄制人”“联合摄制人”“联合制片人”或贵州四达音像公司版权所有等，且部分音乐电视画面还同时标注其他单位署名信息，甚至有直接相反证据显示涉案作品著作权人另有他人。同时，菜之鸟公司未能提交摄制全部涉案音乐电视的原始证据，也未能证实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具备创作包括涉案音乐电视作品在内的系列音乐电视作品的能力；广州四达音像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宪的证言，证实部分涉案音乐电视并非贵州四达音像公司摄制，贵州四达音像公司不是制片者。而且，著作权法上的制片人并不当然等同于具体影视作品中标注的制作人，“贵州四达音像公司制作”等为影视行业用语，与著作权法上的制片人含义并不当然等同。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综合同类其他系列案件查明的情况，认定菜之鸟公司现有举证尚不足以证明贵州四达音像公司是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原始著作权人，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至于菜之鸟公司上诉主张另案其他被告提供的《中国音乐电视MTV》系列等出版物均是非法出版物或盗版，所载曲目以及封套宣示，不具有证明力的问题，经本院另案核查，《中国音乐电视MTV》及从中国唱片总公司取得的音乐电视具备合法出版物的特征，本院据此在另案中已认定其为合法出版物。故本院对菜之鸟公司的该上诉主张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法，菜之鸟公司应对其主张的其是涉案音乐电视作品著作权人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是，如上所述，菜之鸟公司现有举证尚不足以认定贵州四达音像公司是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原始著作权人，即贵州四达音像公司是否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原始著作权人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且菜之鸟公司在二审中也没有就此进一步举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菜之鸟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其该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菜之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焦凤迎审判员  谢劲东审判员  马 燕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廖建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