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0114民初953号
原告：云南辰匡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杜丽华。
被告：昆明市呈贡区园林绿化局。
法定代表人：鲁菲。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舒，云南新征途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依云，云南新征途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云南辰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辰匡所)诉被告昆明市呈贡区园林绿化局(以下简称园林绿化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于2016年5月15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杜丽华、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舒、刘依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辰匡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法律服务费252853元。二、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以252853元为本金，按每日万分之三的利率，自2017年3月16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三、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6年1月20日，原被告双方约定了法律服务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委托原告处理下列法律事务：在其与昆明骏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等人的民间借贷纠纷（2015）呈民初字第2895号一案中，担任被告一审诉讼委托代理人，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承办律师为事务所杜丽华律师。合同还约定了律师服务费的收费项目、收费金额、期限、违约责任、其他约定等，付款办法是在原被告收到法院下发的判决书的次日。
该案因案情重大复杂[根据云南省律师服务收费行业指引标准（经2016年12月30日云南省律师协会七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第五条第五项的规定下列案件为重大、疑难、复杂民事诉讼、仲裁案件：（2）当事人一方人数在3人及3人以上的共同诉讼案件）]，原告接受被告委托后依约立即开展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如向被告出具了该案件的法律意见书，指派办案律师到案件现场走访、收集证据、调查取证等，尽职尽责的完成了该案件的法律服务工作。原告所代理案件共计涉及6个被告（3个单位、3个自然人）、1个第三人（自然人）。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共计开了三次庭进行审理（第一次是2016年3月2日，第2次是2016年3月21日，第三次是2017年1月18日）。案件审理期间：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报》上公告了两次；案件历时了1年零2个月。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0日制作出了该案件的判决书。2017年3月14日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通知原告到法院领取了判决书。原告于次日即2017年3月15日将该判决书送达了被告，被告于当日签收后给原告出具了收条。根据原被告双方合同的约定，该案件一审审理结束，双方收到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下发本案件的判决书的次日，被告应将本案件律师法律服务费252418元全额支付给原告，然而被告至今都未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为了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原告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园林绿化局辩称：请求法院查明事实，对原告的起诉依法驳回。2016年1月20日双方签订的合同不成立，当时盖章是盖空白代理合同，上面没有任何记载，空白章盖了之后，原告盖委托书把法律服务合同一并盖了，在判决拿到之后原告把代理合同拿给被告，就发生纠纷，当时也录了音，根据录音显示，双方对话说明律师代理费，合同文本章时盖了，但是当时是空白的，是原告在盖完我单位的公章后自己填写的收费金额，而金额是原告自己根据诉讼标的分段计算填进去的，原告就说标准就是这样，我们就说没有同意或对代理费金额协商一致怎么就得出这个收费金额。而且，代理费用是原告根据2017年之前的律师服务费暂行标准和管理办法收的，这个收法不符合规定，收费在新收费标准之前，都要双方协商，之后按照具体情况协商价格，再签订合同。本案双方并没有协商具体的律师代理费用是多少，原告直接就把自己计算的金额填在合同上，虽然具备形式条件，但是不符合规定和标准，合同明显不能成立的。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材料，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为：对于原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因已经废止，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对于原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因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纳。对原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虽然被告对其三性不予认可，但该组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本院予以采信，但不能全部证明原告的观点。对原告提供的第七组证据，符合证据的形式，本院予以采信。对于被告提交的第三组、第四组证据，原告对其三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但不能证明被告的观点。对于被告提交的第五组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2015年7月25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聘任常年法律顾问合同》，合同约定原告指派杜丽华律师担任被告方的顾问，合同有效期自2015年7月25日起至2016年7月25日止，共一年。合同第四条约定：”乙方（原告）指派律师受托为甲方（被告）办理下列法律事务：……；4、代理甲方参加诉讼，维护甲方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和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该合同第五条约定：”乙方（原告）指派人员办理第（四）项事务时，甲方应另行支付代理费，费用数额和支付方式参照辰匡所收费标准由双方另行协商减让优惠幅度。”第九条约定：”乙方（原告）应尽力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不得从事任何损害甲方合法权益的行为。”2015年12月1日，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了昆明骏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诉李维新、云南东圣公园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云南东圣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园林绿化局以及第三人喻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园林绿化局于2016年1月20日邀请原告代理该诉讼，原告指派杜丽华律师与被告工作人员进行了谈话和风险告知，并制作了谈话笔录和风险告知书。该笔录中载明被告工作人员陈述：”因该案件重大、复杂、涉及面广，法院对该案的判决结果对我局有着较大的影响，所以我局经研究决定，特别授权委托你们所的主任杜丽华律师代理该案的一审诉讼。”此外，该笔录中还向被告告知了案件的法律服务风险和要求。被告园林绿化局在该份谈话笔录及风险告知书上盖有公章。同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甲方为被告，乙方为原告。合同约定由园林绿化局委托原告代理昆明骏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诉园林绿化局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代理律师为原告的杜丽华律师。委托代理合同第四条约定：”律师服务费根据《云南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以及《云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暂行标准》的规定，经双方商定一致，乙方向甲方收取以下费用：（一）收费项目及收费金额（律师服务费人民币252853元）①收费方式（按标的比例收费）②案件标的（3764215元）③收费标准（根据云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暂行标准第七条的规定，因本案件系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工作量较大，不可预见因数多，故该案件律师事务所按云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暂行标准上限标准的2倍计算。……。（二）付款办法和期限（该案件一审审理结束，甲乙双方收到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下发本案件的判决书之日的次日，甲方应将本案件律师服务费全额支付给乙方。”委托代理合同第十二条约定：违约和赔偿（如果甲方为难按照本协议约定或者费用清单提示及时足额支付律师服务费和其他费用，应当承担迟延履行违约金。迟延履行违约金按甲方应支付款项每日万分之三计算。”委托代理合同还约定本合同自甲乙两方盖章之日起生效。2016年1月22日，原告向被告出具代理案件的法律意见书。该案历经三次开庭，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0日作出判决，被告园林绿化局无需承担任何法律后果。2017年3月15日原告向被告送达了民事判决书，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收条。同日，原告通过EMS向被告邮寄了催款函一份，要求被告支付代理案件的律师费252853元，因原被告双方对律师代理费的金额存在较大争议，被告至今未支付原告律师服务费。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五十二条：”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本案中，从原告提供的谈话笔录和风险告知书、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合同三份证据可以清晰反映诉讼当时被告与原告之间有订立法律服务代理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双方还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并签章，委托代理合同签订之后，原告按照被告的诉讼要求和法律规定的程序依法参加了本院组织的庭审活动，被告的职工也曾多次随原告指派的律师一起出庭应诉。被告在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后到收到本院作出的判决书的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并未提出委托代理合同无效且要求与原告解除委托代理的要求，从此足以看出，被告对原告的长达一年多的诉讼代理行为是知晓且无异议。被告不仅以委托代理合同的方式确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且以一贯无异议的态度和派人随原告指派的律师共同参与诉讼的行为明确了原被告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对于被告提出委托代理合同的诉讼费金额并未经过双方协商，原告存在欺诈，因而合同无效的观点，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之规定，合同约定不明的可以协商，协商不成的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习惯确定，因此，合同约定不明并不能导致合同无效。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被告认为原告存在欺诈行为，但并未提供有力证据加以证明，因此被告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体现，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该委托代理合同合法有效，原告按照合同约定代表被告出庭应诉，履行了约定的职责，付出了法律服务，理应获得相应的法律服务报酬。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在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时是否对代理律师费进行了协商确定以及代理律师费应该按照什么标准来确定。本院认为，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司法部共同发布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律师服务收费遵循公开公平、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第九条规定：”实行市场调节的律师服务收费，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确定。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律师服务收费应当考虑以下主要因素：（一）耗费的工作时间；（二）法律事务的难易程度；（三）委托人的承受能力；（四）律师可能承担的风险和责任；（五）律师的社会信誉和工作水平等。”原告代理诉讼时生效的《云南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云法改收费〔2007〕607号印发）第六条规定：”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律师服务，由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通云南省司法厅制定基准价和浮动幅度。实际执行的收费标准有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在规定的范围内协商确定。……。”第七条规定：”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法律服务，收费标准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确定。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律师服务收费应考虑以下因数：（一）办理法律事务需要的律师人数；（二）办理法律服务耗费的工作时间；（三）办理法律事务的难易程度；（四）所在地经济发展状况和委托人的承受能力；（五）办理法律事务可能承担的风险和责任。（六）律师的社会信誉和工作水平等。”第八条规定：”律师服务收费可以根据不同的服务内容，采取计件收费、按标的额比例收费和计时收费等方式。……。按标的额比例收费适用于涉及财产关系的法律事务；……。”同期的《云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暂行标准》第二条第二项对涉及财产关系按比例收取律师费进一步明确了分段计算的起点、计算基数以及收费系数。第七条规定：”代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时，若因工作量增大、不可预见因数增多，按规定的收费标准确实不能满足办案需要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和委托人协商收费，但最高不得超过本暂行收费标准上限的5倍。”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对于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法律服务，收费标准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确定，并且涉及财产关系的法律服务可以采用按标的额分段比例计算后累加的方式进行收费。双方协商收费时应考虑案件难易程度、所费时间、所在地经济发展状况和委托人的承受能力、办理该事项需承担的风险等因素。本案中，原告提出律师代理费已经和被告进行协商一致，但被告对此主张坚决予以否认，被告认为律师代理费金额系原告在盖了章的空白合同上私自填写的，并未经过双方协商一致，被告对此金额并不知情，因此对律师费的金额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原告需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关于代理费金额以及收费标准经双方进行协商并达成一致的基本事实，但从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来看，原告并没有证据证明其与被告对律师代理费的金额以及收费标准进行协商的经过或达成某种一致结果。此外，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在原被告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后，被告并无委托代理合同的原件，原件系原告在诉讼结束后才提交给被告。原告的此举违法了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关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的规定精神。因此，虽然原告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上记载了律师费金额和收费标准以及风险告知书关于案件性质的陈述，但在被告对此金额和收费标准予以坚决否认的情况下，原告并无其他证据佐证其主张的律师代理费的金额及收费标准已经双方协商一致或者收费具备合理性。
此外，原告作为被告的常年法律顾问，在双方之前签订的顾问合同中就约定了原告在办理具体诉讼业务时，按照原告收费标准由双方另行协商减让优惠幅度。本案中，被告基于对原告的信赖将本单位的涉诉事项委托原告代理，原告作为被告的委托人，应积极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作为一家专业法律服务机构，应该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中需重点协商和确定的事项予以特别提醒和关注，但从原告的当庭陈述来看，原告在签订合同时仅凭被告工作人员不涉及具体金额的允诺就草率认为双方已对收费金额及标准取得一致意见，原告对其与被告进行收费金额和价格确定的协商并未尽到一个专业法律机构应有的注意、谨慎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中，原告在分段收费中采取的是按照云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暂行标准上限标准的的2倍计算，即每一个计费档次均采用本档最高的上限标准，原告的该收费标准与原告作为被告常年法律顾问的合同减让优惠要求相悖，亦与被告对原告的预期信赖利益相悖。在双方当事人对价款金额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本院综合考虑原告的法律服务、诉讼时间、诉讼质效、诉讼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并按照双方当事人之前签订的《聘任常年法律顾问合同》的关于代理诉讼优惠减让的精神和日常交易习惯（本单位顾问另行代理本单位诉讼的收费一般较面向社会人员收费具有普遍优惠性）确定该案律师服务费的收费标准，即每一档均按照最低档的收费系数进行计算。因原告在委托代理合同中采用的是2003版《云南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和《云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暂行标准》来计算律师服务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本院予以确认。同时，原告按照重大、疑难案件的标准以云南省律师服务收费暂行标准的2倍计算律师服务费的诉请，不违反法律和合同约定，本院予以确认，但计算的系数应以最低档的标准为计算系数。综上，本案诉争的收费标准及金额本院确定如下:因该案一审的诉讼标的为3764215元（违约金仅计算至2016年8月1日），故按照分段收费计算的律师服务费为131926.45元=〔5000+(100000-50000）×3%+(1000000-100000)×2%+(3764215-1000000)×1.5%〕×2。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以252853元为本金，按每日万分之三的利率，自2017年3月16日起至实际还清款项之日止的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主要就是对律师代理费的价款金额有争议，该案系双方对律师代理费约定不明才导致本案纠纷，进而才有被告不支付律师服务费的行为，被告当庭或庭后均表示愿意支付相应金额的律师代理费。因此，本院认为，被告并不存在恶意不支付律师代理费的意思表示和行为，被告之所以未支付律师代理费仅是因为对代理费的价款存在争议，故本院对原告提出的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的诉请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
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二款、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昆明市呈贡区园林绿化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云南辰匡律师事务所支付法律服务费131926.45元；
二、驳回原告云南辰匡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46.5元，由原告云南辰匡律师事务所承担1000元，被告昆明市呈贡区园林绿化局承担1546.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世民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牟志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