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07）浙民三终字第3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永祥。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何方荣、董建平。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打捞局。法定代表人陈先北。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陈龙杰、刘云。上诉人余永祥、广州打捞局因船舶碰撞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宁波海事法院（2007）甬海法舟事初字第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7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8年1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余永祥的委托代理人何方荣、董建平，上诉人广州打捞局的委托代理人陈龙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07年3月30日1100时许，余永祥所有的“浙嵊渔05317”船从浙江舟山嵊泗县黄龙乡南港码头开航，驶往捕捞作业渔场，约当日1600时许，抵渔捞作业区186-3小区进行捕捞作业。期间，“浙嵊渔05317”船一直在该小区内进行捕捞作业。4月2日1800时许，“浙嵊渔05317”船开始拉网收鱼，接着捡渔货至船舱。约2000时许，渔捞作业结束，船长余永祥把“浙嵊渔05317”船缆绳系在渔网的缆绳上（该渔网为雷达网，网本身有锚配备），并放锚缆约180米，锚位在30°28′600N／123°23′700E，显示船艏左舷一盏环照红灯，左舷前中部一盏环照绿灯，且环照绿灯比环照红灯高约1.5米，驾驶台上方一盏环照白灯，前桅上方一盏环照白灯，以示船舶锚泊和网具的方向，余永祥安排船员值班，要求每隔一小时对网具的情况进行察看，其余船员休息。广州打捞局所有的“德利”轮第15航次，于2007年3月31日1430时从浙江舟山秀山常石集团码头拖带装载驾驶台、船尾等半成品设备的“重任1500”驳开往日本多渡津。出港后，由“德利”轮船长曾雷波当班，当日1800时，船长考虑到次日有偏北风9级，决定大鱼山岛西南面附近水域锚泊避风。4月1日0600时，因风力减小至东北风6级，遂起锚续航。由船长曾雷波当班，开启雷达（APRA）、GPS、VHF、电子海图等助航仪器。“德利”轮拖带“重任1500”，吊拖方式、拖缆长度约300米，经鱼腥脑西侧附近，穿过洋山港进口航道，然后转向一直往东航行。罗航向090度，航速约5节。1600时，船位在30°32′91N／122°25′63E处，船长下驾驶台，并放长拖缆至约500米，由大、二、三副按规定进行航行值班。4月3日0000时，二副吴秋上驾驶台接三副班，由值班水手徐俊操舵，当时电罗经航向为085度，操舵罗经航向为089度，航速约4节，并按规定显示航行号灯和拖带灯。驾驶台共有两台雷达，一台AP**雷达开启，6海里档，真运动显示方式，另一台普通雷达处于关闭状态，VHF在16频道值守，同时开启VHF17频道与“重任1500”驳进行内部联络值守。“重任1500”驳由副驳长雷自周在VHF17频道上进行值守，并开启航行灯。当时，二副吴秋发现海面上有很多船舶，保持原航向航速，未对附近的船舶进行任何跟踪和标绘。0145时，二副吴秋用目视发现一船舶（事后证实为“浙嵊渔05317”船），位于船艏约3海里处，显示一红灯和一绿灯，绿灯比红灯的位置要高，且从雷达ARPR上的物标显示的是没有尾迹，初步确认一艘渔船，但未对该船进行跟踪和标绘。0153时，二副吴秋进海图室用GPS定位。0200时，在航行日志上记载的船位30°28′63N／123°22′47E，后二副出海图室，约0205时，二副为避让“浙嵊渔05317”船，采取向左修正10度，罗航向为075度航速未变，同时用探照灯照射“浙嵊渔05317”船，但仍看见对方的号灯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此时确定为一艘渔船。0215时至0220时，二副发现，对方船在本船右舷约3／4船位，距离约70米处，即下令左满舵进行避让。0225时二副下令正舵，约过10秒钟，二副又下令右满舵，约0230时被拖船“重任1500”驳船艏右舷碰撞“浙嵊渔05317”船左舷中舱部位致“浙嵊渔05317”船大量进水，且碰撞后，“浙嵊渔05317”船的前桅二根钢缆钩住“重任1500”驳船艏锚孔旁突出的加强钢管上，两船平靠在一起，且驾驶台刚好与“重任1500”船艏扶手栏杆同高，“浙嵊渔05317”船船员弃船从驾驶台爬到“重任1500”船上。此后不久，“浙嵊渔05317”船沉没。余永祥诉之原审法院，请求判令广州打捞局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4825554元。双方当事人对广州打捞局所有的“德利／重任1500”船组与余永祥所有的“浙嵊渔05317”船发生碰撞，致“浙嵊渔05317”船沉没的事实无异议，所争议的主要事实是：一、余永祥的损失是多少？余永祥主张，本次事故给其造成4825554元经济损失，其中船舶价值损失1760000元；通讯导航设备损失70300元；燃料损失136947元；网具损失844000元；生产属具损失151000元；机舱设备、备件损失40737元；船期损失1200000元；个人物品损失99250元；渔获物损失288500元；救生消防设备损失13100元；备用金损失95000元；生活用品损失6720元；船员工资损失105000元；救助费损失15000元。广州打捞局以自己委托的上海天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船舶损失评估报告》为依据，认为：船舶价值损失1200000元；通讯导航设备损失68000元；燃料损失80000元；网具损失490000元；生产属具损失60000元；机舱设备、备件损失20000元；船期损失200000元；个人物品损失75000元；渔获物损失50000元；船舶价值中已包含救生消防设备属重复计算；船舶出海不应带这么多备用金，且无法证明出海时携带有备用金，故不应计算；生活用品损失6720元；船员工资损失60000元；救助费过高。1、船舶及网具损失：余永祥提供了嵊泗县黄龙乡南港村合作管理委员会、嵊泗县黄龙乡人民政府、嵊泗县海洋与渔业局、嵊泗县天力网具厂等证明、证人许某和易某庭审证词，以证明“浙嵊渔05317”船现市场价在175-180万元左右，网具为844000元。广州打捞局提供了上海天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船舶损失评估报告》，公估员杨旭海到庭陈述其估价：船价120万元、网具490000元。公估员杨旭海同时陈述，其《船舶损失评估报告》中各项损失的依据是向舟山岱山腾国庆（音）、宁波奉化林建何（音）电话询问及其本人以往的经验答出的。原审法院认为，船舶价值损失的计算，以船舶碰撞发生地当时类似船舶的市价确定。渔业村、乡、是渔民最基层的组织，他们对渔民基础生产工具（渔船）价格掌握更为贴近市场；海洋与渔业局是渔船买卖过户登记机关，他们熟知渔船买卖价格情况。故，相比较广州打捞局仅凭向二人电话询问所得结论，余永祥证据证明力明显大于广州打捞局证据的证明力，在双方均未申请鉴定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船价为1750000元；嵊泗县天力网具厂出具的网具价格为新网的价格，余永祥损失的网具属已在使用的网具，虽然不能确定其已使用的时间，但其网具的价值与新网相比应有一定折旧，酌定以新网60%计价，即506400元，本项合计2256400元。2、通讯导航设备损失：余永祥主张通讯导航设备损失70300元；广州打捞局主张68000元；原审酌定70000元。3、燃料损失：余永祥主张，在开航时尚有少量柴油的情况下，又加注了柴油25吨计136750元；机油2桶计4080元；润滑油25公斤计290元，扣除已用油料，燃料损失为136947元。广州打捞局依据《船舶损失评估报告》主张80000元。原审法院认为，余永祥开航当时加注燃料有收据为证，应确认其在开航前已加注燃料的事实。结合该船主机油耗、港口与捕捞海域的距离及雷达网作业的特点等耗油情况，酌定燃料损失为100000元。4、渔具损失：余永祥以岱山县新宏联制冰厂收款收据、临海市三邦制绳厂普陀沈家门门市部购买鱼盘及绳索证明生产属具损失：冰8800元、鱼盘5100只，每只22元计112200元、绳索30000元，合计151000元；广州打捞局以同类船配置鱼盘3000只，通常每只18元左右，主张属具为60000元。原审法院认为，冰块是渔船出海捕捞作业的必需品，且余永祥有岱山县新宏联制冰厂收款收据为证，故认定冰块的损失为8800元。余永祥提供的临海市三邦制绳厂普陀沈家门门市部的鱼盘价格为新盘价格，其损失的鱼盘属已在使用的鱼盘，虽然不能确定损失的鱼盘已使用的时间，但其鱼盘的价值与新盘相比应有一定折旧，酌定以新盘60%计价，即67320元，绳索酌定15000元，本项合计91120元。5、机舱备件损失：余永祥提供“浙嵊渔05317”船轮机长董达松、副轮机长戴松国、职务船员证书、嵊泗县维柴动力配件专卖店、嵊泗县菜园镇阿定电瓶厂等证明据此主张机舱设备损失40737元。广州打捞局依据《船舶损失评估报告》主张20000元。原审认为为了防止机械故障，每艘船舶均有不同程度的机器备件。双方各自主张的损失依据均不充分，原审法院酌定机舱备件损失30000元。6、船员个人财物损失：余永祥主张，根据船员统计，船员个人财物损失为99250元，另有95000元备用金随船灭失；广州打捞局主张渔民出海捕捞均有个人财物是不争的事实，但一般不携带贵重物品，故余永祥主张的随船备用金依据不足。船员个人财产损失是客观存在的，但每个人具体的财物金额难以统计，故以每人5000元计75000元；原审法院认为，关于船员个人财物损失，从法理上讲，应先由余永祥对其进行赔偿后再进行追偿。为减少讼累，由余永祥先行使诉权亦可。船员个人财物金额广州打捞局主张的按每人5000元计，符合船舶碰撞案船员个人财物通常计算惯例。备用金余永祥仅凭本船船员证明，无法确信“浙嵊渔05317”船本航次出海确携带了95000元事实，且按常识判断，近海捕捞没有携带备用金的必要和习惯，故该主张不予支持。7、捕捞损失：余永祥提供嵊泗县海洋渔业局、黄龙乡人民政府，黄龙乡南港村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统计证明。证明：柴成华所有的“浙嵊渔05205”船、许某所有的“浙嵊渔05255”船、易某所有的“浙嵊渔05317”船2007年4月15日至6月15日，产值分别为1115000元、1320000元和1165000元，以此三艘船平均产值为计算依据，主张二个月的捕捞损失为120万元。广州打捞局以《船舶损失评估报告》为依据，主张每月10万元计算，捕捞损失为20万元。原审法院认为，余永祥提供的村、乡、渔业局同类渔船二个月产值证明，广州打捞局虽有异议，但村、乡、渔业局具有统计生产情况的职能，其依职能所提供的证明，与确定余永祥的损失相关联，广州打捞局不能证明其有假，应予认定，但其提供的是产值，故应酌定扣除燃料等成本费用（不扣除人员工资）每航次10万元计40万元，确定捕捞损失为800000元。8、已获鱼货损失：余永祥以船员证词为计算已捕获鱼货数量依据，以舟山海城水产有限公司、舟山国际水产城行业协会证明为鱼类价格依据，得出渔获物损失288500元。广州打捞局依照《船舶损失评估报告》认为渔获损失50000元。原审法院认为，余永祥仅凭本船船员证词得出的鱼货数量，其证明力明显不足，故不予采信。用雷达网方式捕捞的渔船，以每半月为一个捕捞航次，扣除出、返航等时间，一般每航次为12天捕捞日。结合上述第7项捕捞损失计算依据{二个月即四个捕捞航次、每航次实际捕捞12天计，每捕捞天为800000÷（12×4）=16667元}，本次捕捞以3.5天（3月30日1600时至4月3日0230时）计即为58335元。9、余永祥主张救生消防设备损失13100元；广州打捞局主张船价中已包含了救生消防设备，因此，不能再单立计算。原审法院认为，船价中应已包括了救生消防设备价值，广州打捞局抗辩有理，本项损失属重复计算，不予保护。10、余永祥及广州打捞局一致主张生活用品损失6720元，予以认定。11、余永祥以已发放的船员工资单为依据，主张二个月的工资损失为105000元；广州打捞局以《船舶损失评估报告》为依据，主张工资损失60000元。原审法院认为，由于第7项捕捞损失产值中未扣除人员工资成本，因此，工资损失不应再另计。12、余永祥主张，救助费用15000元已支付给嵊泗县海洋渔业执法大队，有嵊泗县海洋渔业执法大队证明、发票往来款票据。广州打捞局对票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救助费用过高。原审法院认为，余永祥已实际支付，且该数额与救助事项比较收费没有过高，故予以认定。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余永祥损失：船舶及网具损失2256400元、通讯导航设备损失70000元、燃料损失100000元、渔具损失91120元、机舱备件损失30000元、船员个人财物损失75000元、捕捞损失800000元、已获鱼货损失58335元、生活用品损失6720元、救助费用15000元，总损失为3502575元。二、双方当事人对本次碰撞过错责任比例各是多少？余永祥主张，在视距良好的情况下，其所有的“浙嵊渔05317”船按规定显示号灯，在非禁止抛锚海域抛锚，并有人员值班，已充分做到了谨慎义务，广州打捞局疏于了望，未使用安全航速航行，在形成紧迫局面时未能正确地运用良好的船艺，应负本次碰撞事故全部责任。广州打捞局认为，余永祥所有的“浙嵊渔05317”船没有按规定显示号灯，根据其显示的号灯应为对水移动的船舶，故其应当承担在航船相应义务，根据《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其为让路船，为此应承担本次碰撞主要责任。原审法院认为，“德利”轮拖带“重任1500”驳船，且拖缆长度达500米的船组，在能见度、海况良好的情况下，航行过程中，当班二副吴秋（本航次换班上船）单凭视觉第一次发现余永祥所有的“浙嵊渔05317”船距本船艏3海里时，未进行有效的雷达观察分析，只是从号灯上初步判断对方是渔船，未正确地运用航海仪器，对来船的动态作出正确判断，对碰撞危险估计不足，是本次碰撞危险局面形成的直接原因；在雷达上观察到对方在雷达（ARPA）上的物标显示没有尾迹的情况下，避让过程中，二副吴秋采用向左修正10度避让措施，当发现采取小角度避让措施无效，在拖船“德利”轮近距离让过“浙嵊渔05317”船时，才采取了左满舵进行避让，5分钟后又采取了右满舵措施，致使被拖船“重任1500”驳右舷船艏碰撞“浙嵊渔05317”船左舷中舱，是本次碰撞发生主要原因；“德利”轮拖带“重任1500”驳的航行途中，虽航速只有5节，但驾驶员未充分考虑到当时的环境和拖带引起的船舶操纵困难等实际情况，采取及早地、宽裕地让清对方船舶措施，从而导致碰撞事故发生。“浙嵊渔05317”船在捕捞作业区内锚泊，未安排合格的水手值班，而船长指派的值班船员，只是对渔船的网具和号灯察看，而未对周围的船舶动态等保持正规了望，是造成本次碰撞发生的次要原因。综上，“德利”“重任1500”驳船组违反《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1款之规定，应承担本起碰撞事故的80%的责任。余永祥所有的“浙嵊渔05317”船违反《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五条之规定，应承担本起碰撞事故的20%的责任。原审法院认为，广州打捞局作为“德利”“重任1500”驳船组所有权人，对船舶安全航行负有法定义务。由于其所雇船员的驾驶过失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应根据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经济赔偿责任。余永祥对自已的过失造成的经济损失应自行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和触碰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于2007年10月25日判决：一、广州打捞局赔偿余永祥经济损失2802060元及支付204044元自2007年4月3日起（即燃料、个人财物、生活用品、已获鱼货、救助费等损失）、2598016元自2007年6月3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至本判决生效之日的利息；二、驳回余永祥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47330元，余永祥承担21200元，广州打捞局承担26130元。上述应付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逾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宣判后，余永祥与广州打捞局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余永祥上诉称：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原审法院认定余永祥损失中的网具、鱼盘、备用金、鱼获物价值均有误。2、原审法院事故责任划分有误。余永祥按规定显示了号灯，安排专人值班，已做到谨慎义务，应由广州打捞局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请求依法改判。广州打捞局答辩及上诉称：1、原审判决认定“德利”轮应承担80％的碰撞责任是错误的。一审判决错误认定碰撞发生时“浙嵊渔05317”轮属于锚泊船。有证据显示该轮对水移动的事实，而非处于锚泊状态，且该轮没有显示正确的灯号，应对本次事故承担至少70％的责任。2、一审判决对余永祥的损失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认定余永祥船舶及网具损失共计为2256400元错误，对相关证据的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2）认定余永祥的捕捞损失为800000元错误并违反法律规定。（3）对船员个人财物损失的认定违反法律规定。（4）对余永祥其他损失的认定违反法律规定。综上，请求撤销原判，驳回余永祥的所有诉讼请求。余永祥针对广州打捞局的上诉答辩称：原审法院确定的事实基本正确。关于责任问题，“浙嵊渔05317”并非移动船，而是在锚泊中。关于损失，广州打捞局自行委托的公估报告不符合舟山市场的实际。请求驳回广州打捞局的上诉请求。二审期间，广州打捞局向本院提供了两份证据，欲证明原审法院对余永祥损失认定错误。证据1、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委托福建海丝司法鉴定所作出的《船舶评估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鉴定意见为：经对类似“浙嵊渔05317”帆式张网渔船进行鉴定在基准日2007年4月3日的实际价值为116万元。证据2、深圳市公证处公证书2份。内容系从舟山市海洋与渔业局的门户网站上下载的资料，显示2007年上半年帆张网作业渔船，一般单位产值10－11万元，好的单位20－30万元，平均单产约12万元。余永祥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广州打捞局已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公估报告，二审中又自行委托鉴定，该报告不属于新的证据，且鉴定报告认为船舶价值116万元不符合舟山市现行的价格。对于证据2，两份公证书亦不属新的证据，且网站发布的信息真实性不可靠。余永祥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认为：广州打捞局提供的两份证据，虽然时间上均形成于原审判决以后，但其内容均难以采信。理由：关于证据1，《船舶评估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系广州打捞局自行委托，且鉴定机构仅依据“浙嵊渔05317”现有登记资料以成本重置及市场比较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其所选择的可比实例虽为同类船舶，但均属福建籍，不同地区船舶市场价值有差异。关于证据2，舟山市海洋与渔业局门户网站资料虽有一定参考价值，但精确性难以确定，不能作为认定依据，而应根据实际经营状况确定。针对双方的上诉理由、答辩及一审期间各方提供的证据，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事故的责任。（二）余永祥的损失。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一）关于涉案事故的责任双方当事人对原审认定的事故经过无异议。关于责任的承担，余永祥上诉认为其不应承担责任，广州打捞局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广州打捞局上诉认为余永祥所属船舶为移动船，且未采取避让措施，应承担主要责任。本院认为，根据舟山嵊泗海事处2007年7月23日出具的《水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以及询问船员笔录，事故当时“浙嵊渔05317”轮捕捞作业结束，船长余永祥把“浙嵊渔05317”轮带在渔网的缆绳上，并放锚缆约180米，锚位在30°28'600N／123°23'700E，显示船首左舷一盏环照红灯，左舷前中部一盏环照绿灯，且环照绿灯比环照红灯高约1.5米，驾驶台上方一盏环照白灯，前桅上方一盏环照白灯，以示船舶锚泊和网具的方向。余永祥安排船员值班，要求每隔一小时对网具的情况进行察看，其余船员休息，没有证据证明“浙嵊渔05317”轮在移动。广州打捞局主张的根据船舶航行轨迹得出“浙嵊渔05317”对水移动的事实，既未提供科学的计算公式，也没有阐明“浙嵊渔05317”当时的航行轨迹。应当认定“浙嵊渔05317”轮为锚泊船。在能见度、海况良好的情况下，“德利”轮拖带“重任1500”驳船，拖缆长度达500米，当班二副过于自信，仅凭视觉观察，未进行有效的雷达观察分析。避让过程中，未运用良好的船艺，充分考虑到自身船组操纵的困难，在“德利”轮近距离让过对方船舶时，用左满舵进行避让，致使碰撞发生，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应对碰撞事故承担主要责任。“浙嵊渔05317”轮在捕捞作业区域内锚泊，未安排合格的水手值班，余永祥仅指派船员对网具及号灯察看，未对周围的船舶动态保持正规了望，及时对局面和碰撞危险作出充分的估计，协调避让行动，亦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应对事故承担次要责任。原审确认双方按广州打捞局承担80％，余永祥承担20％的责任正确。（二）关于余永祥的损失余永祥上诉认为，原判对于其诉请的网具及鱼盘因折旧按60％计价太低，备用金95000元确系携带，鱼获物实际为288500元，而非58335元。广州打捞局上诉除对生活用品损失6720元无异议外，其余均有异议。本院认为，1.船舶及属具损失：余永祥提供了嵊泗县黄龙乡南港村合作管理委员会、嵊泗县黄龙乡人民政府、嵊泗县海洋与渔业局、嵊泗县天力网具厂等证明以及证人许某、易某证词，证明“浙嵊渔05317”轮市场价在175－180万元左右，网具为844000元。广州打捞局则提供《船舶损失公估报告》，载明船价为120万元。本院认为，嵊泗当地相关机构对于船舶价值相对了解，比较符合当地船舶市场实际情况。广州打捞局提供的《船舶损失公估报告》仅凭公估员电话询问相关信息所得，其证明力小于当地相关机构的证明。因此可以认定船舶价值为175万元。嵊泗县天力网具厂出具的网具价格为新网价格，余永祥网具属于旧网，原审法院按60％折旧计算网具价值506400元合理。2、捕捞损失：广州打捞局上诉认为原审法院认定的捕捞损失800000元没有依据且违法。余永祥提供了嵊泗县海洋与渔业局、嵊泗县黄龙乡南港村合作管理委员会、嵊泗县黄龙乡人民政府出具的同类渔船的产值证明。由于余永祥系个体经营，没有正规帐目记录，原审法院根据上述证据证明的产值扣除成本确定捕捞损失800000元恰当。3、船员个人物品损失：余永祥主张船员个人财物每人损失5000元计75000元，另有95000元备用金。广州打捞局上诉认为船员个人损失每人不超过800元。由于个人财物损失客观存在，按每人酌定5000元计符合常理。备用金95000元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4、其他损失：原审认定的通讯导航设备损失70000元、燃料损失100000元、渔具损失91120元、机舱备件损失30000元、鱼获物损失58335元等，虽因余永祥系个体经营，没有精确帐目可依，但结合实际情况酌定，符合商业惯例。救助费用15000元已实际支付给嵊泗县海洋渔业执法大队，有发票凭证，应予认定。生活用品损失6720元，双方均无异议，予以确认。余永祥实际损失总计3502575元。综上，本院认为，本案船舶碰撞事故的原因是广州打捞局所属的“德利”“重任1500”驳船，在航行途中疏忽了望，未使用安全航速航行，未能正确地运用良好的船艺操纵船舶，致使船舶碰撞发生，广州打捞局应对事故造成的损害承担主要责任。余永祥所有的“浙嵊渔05317”轮，在锚泊过程中未安排足够合格的船员保持正规的了望，存在戒备上的疏忽，应对损失的发生承担次要责任。余永祥上诉认为其不应承担责任，原判认定的部分损失不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广州打捞局上诉认为本次事故应由余永祥承担主要责任，原审法院认定的损失缺乏依据等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131元，由余永祥负担13131元，广州打捞局负担20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菊红代理审判员  方双复代理审判员  陈 颖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徐一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