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立之诚电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秀珠，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徐优健，广东金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马绘绘，广东金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少芳。
委托代理人盘瑞华，广东海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深圳市立之诚电子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少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3）深宝法民二初字第1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东莞市万江某五金加工厂（以下简称为某五金厂）为个体工商户，负责人为原告黄少芳，于2013年1月7日更名为东莞市万江某金属制品厂。东莞市万江某纸制品厂（以下简称为某纸制品厂）为个体工商户，负责人为义某才。深圳市宝某明电子有限公司于2012年12月7日更名为深圳市立之诚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宝某明公司）。
原告黄少芳在2010年3月-10月期间以某纸制品厂的名义向宝某明公司供货，宝某明公司与某纸制品厂对账，确认拖欠原告以某纸制品厂名义供货的货款621404元。2010年11月-2011年2月，原告以某纸制品厂、某五金厂的名义向宝某明公司供货，但以某五金厂的名义与宝某明公司对账，且将宝某明公司拖欠某纸制品厂2010年3月-10月的货款621404元累计至某五金厂名下，东莞市万江某纸制品厂并出具《证明》确认以下事实：东莞市万江某纸制品厂经营者为义某才，2007年8月至2010年10月期间，黄少芳对其电子及机械加工制造业务进行承包经营，2010年11月1日东莞市万江某纸制品厂与黄少芳终止承包经营关系，并对承包期间的债权债务清理完毕，有关承包期间深圳市宝某明电子有限公司等企业拖欠东莞市万江某纸制品厂（实为黄少芳所有）的货款等债权均已转至东莞市万江某五金加工厂名下，自2010年11月起，黄少芳未再参与东莞市万江某纸制品厂的经营，东莞市万江某纸制品厂也没有以直接或间接等任何方式向深圳市宝某明电子有限公司供过货。2011年3月-6月，原告以某五金厂的名义向宝某明公司供货，以某五金厂的名义与宝某明公司对账。
某五金厂与宝某明公司每月对账时，先将宝某明公司已开具支票的金额从对账单的账面予以扣减，支票金额实际到款时间为每月对账后，其中部分金额实际到款时间滞后于对账时间2-3个月。被告因此主张某五金厂与宝某明公司存在提前签发支票将出票日期往后写的惯例，但被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原告称某五金厂与宝某明公司之间不存在提前签发支票的惯例，宝某明公司在每月对账前向某五金厂开具支票，支票实际签发日期与出票日期一致，但由于宝某明公司出具支票后，在某五金厂兑付前被告往往告知某五金厂其账户余额不足，某五金厂将支票退回宝某明公司后，宝某明公司又重新给某五金厂开具相同金额的支票，同一笔款项往往存在多次重复开具支票的情形，因此部分支票金额实际到款时间严重滞后于对账时间。原告与被告均确认的对账时间为2011年5月5日的2011年4月对账单备注：4月24日付53750元。被告主张该备注可证明宝某明公司根据提前签发支票的惯例，于2011年4月24日提前签发了出票日期为2011年5月31日编号为3140953000xxxx81的支票，该支票金额在5月5日对账的2011年4月对账单予以扣减。原告称对账单备注“4月24日付53750元”对应开具的支票并非出票日期为2011年5月31日编号为3140953000xxxx81的支票，宝某明公司至少向某厂更换过两次以上金额为53750元的支票，由于原告对宝某明公司多次开具空头支票的行为无法容忍，故原告在明知被告账户余额不足的情况下前往银行兑付导致银行对被告予以罚款。原告并提交退票理由书予以证明。2011年6月3日银行出具的退票理由书记载出票日期为2011年5月31日编号为3140953000xxxx81的支票因被告账户余额不足被退票，2011年7月8日，宝某明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某五金厂支付53750元。
原告与被告确认：2011年9月21日宝某明公司对账确认尚欠某五金厂截至2011年4月前的货款合计698911元（含被告原拖欠某纸制品厂的款项）。2011年5月新增货款8900元，6月新增货款11410元。2011年10月-2012年7月产生的税金11，021元（801元＋620元＋4000元＋1600元＋2400元＋1600元=11021元）。被告于2011年10月8日支付9701元，11月2日支付12030元，12月2日支付54500元，2012年1月18日支付21600元，2012年5月4日支付32400元，2012年7月5日支付21600元，原告自认在2011年10月，宝某明公司退还某五金厂金额为2702元的货物。综上，未计入宝某明公司以物抵债支付的款项，宝某明公司尚欠原告575，709元（698911元＋8900元＋11410元＋11021元-9701元-12030元-54500元-21600元-32400元-21600元-2702元=575709元）。
原告以某纸制品厂、某五金厂的名义与宝某明公司进行的业务往来均系由原告丈夫余某基负责。2012年6月12日，余某基在《结清单》签字确认“兹某五金厂与宝某明的货款现已全部结清，以此为据。”该结清单系在宝某明公司将其设备、产品、原料等交付原告抵债后，余某基代表原告签字确认，以物抵债时原告与被告未制作物品移交清单，亦未明确以物抵债的数额。原告称宝某明公司以物抵债的物品现均存放在原告处，并向法院提交其单方制作的物品移交清单。被告对原告制作的物品移交清单不予认可，称其移交给原告的物品远多于清单上记载的物品，但因物品已交付给原告，故无法制作清单。被告主张该结清单上的“某五金厂”指的是“某纸制品厂”与“某五金厂”，被告已以物抵债的方式已清偿对“某纸制品厂”与“某五金厂”的债务，以物抵债的数额为50多万元，余某基一直代表某纸制品厂、某五金厂与宝某明公司进行对账、结算，余某基在结清单签字确认，应视为余某基已确认宝某明公司对某纸制品厂及某五金厂的债务已全部结清。原告主张余某基未负责某纸制品厂、某五金厂与宝某明公司对每月货款进行对账及结算，该结清单在原告在场的情况下由余某基出具的，结清单上的“某五金厂”指的是某纸制品厂，未包含某五金厂，结清单记载结清的是宝某明公司欠某纸制品厂的货款621404元，其中以物抵债的数额为115494元，但在出具结清单后，宝某明公司又向某五金厂开具了出票日期为2012年6月30日，金额为21600元的支票，该支票于2012年7月5日兑付。被告对上述支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称某五金厂与宝某明公司存在提前签发支票将出票日期往后写的惯例，该支票系在余某基出具结清单前提前签发的。
原告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575709元。后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被告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460215元”。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以某纸制品厂、某五金厂的名义向被告供货，未计入被告以物抵债支付的款项，被告尚欠原告575，709元，法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一、原告丈夫余某基出具《结清单》，是否应视为原告确认被告已结清其对某纸制品厂、某五金厂的欠款。法院认为，余某基出具的《结清单》仅能证明被告已清偿原告以某纸制品厂名义供货的货款621404元，不能视为其已清偿原告以某纸制品厂、某五金厂名义供货的全部货款。理由如下：1、《结清单》上记载的“某五金厂”，被告主张系某纸制品厂、某五金厂的合称，不符合语言习惯。2、被告主张某五金厂与被告存在提前签发支票将出票日期往后写的惯例，出票日期为2012年6月30日的支票系在余某基出具结清单前提前签发。虽然被告提交的对账单与账户交易明细表显示，某五金厂与被告存在预先扣减支票金额，部分金额实际到款时间甚至滞后于对账时间2-3个月的情况，但原告辩称这是由于被告账户余额不足，多次更换支票所致，原告也提交了被告开具的支票曾被退票的证据，且被告亦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故法院对被告关于出票日期为2012年6月30日的支票系在余某基出具结清单前提前签发的主张不予采信。被告主张结清单确认的是其与某纸制品厂、某五金厂的货款均已结清，但在余某基出具结清单后，被告又再支付货款，故法院对被告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认定结清单仅确认被告已付清其对某纸制品厂621，404元的债务。
二、被告以物抵债的数额。被告主张其以物抵债的数额为50多万，原告主张以物抵债的数额为115494元，鉴于原告与被告双方在以物抵债时未制作移交物品清单，亦未明确以物抵债数额，现原告与被告双方未能确认对以物抵债的物品数量，法院认为，被告作为付款方，有责任证明其已支付货款的金额，包括以物抵债的金额。被告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以物抵债的数额，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法院对原告关于以物抵债的数额为115494元的主张予以采信。
综上，法院确认被告尚欠原告货款460215元（575709元-115494元=460215元），被告逾期未付，应支付上述欠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深圳市立之诚电子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黄少芳货款人民币460215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被告如未在判决指定的时间内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双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557元，由原告负担1917元，被告负担7640元，保全费2020元，由被告负担。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深圳市立之诚电子有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上诉人无需再支付货款，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能提供提前签发支票的证据，显然是认定事实错误，直接导致判决错误。事实上提前签发支票的事实在全部的对账单中均能充分体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业务往来过程中，上诉人享有一定的付款期限（30-60天），即生意人通常说的“数期”；并且在双方的结算及付款中，形成一个惯例，就是在每月对账时，上诉人预先签发到期才可以提示付款的支票，但是该支票的金额在本月对账中已经作为已付款在货款总金额中予以扣除，但该被预先扣减的支票金额并未在对账时到账。例如上诉人今天签发交给被上诉人的支票，出票日期填写的并非今天的日期，而是填写未来30-60天后的日期作为出票日期，对账单中被上诉人把上诉人提前签发的该支票金额予以扣减，但该被提前扣减的金额在30-60天后方能去银行办理入账手续。
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某五金厂与宝某明公司每月对账时，先将宝某明公司已开具支票的金额从对账单的账面予以扣减，支票金额实际到款时间为每月对账后，其中部分金额实际到款时间滞后于对账时间2-3个月。”这已经充分证明上诉人给被上诉人的支票是提前签发的，但一审法院不顾上诉人提前签发支票的事实，认定上诉人提前签发支票且将出票日期往后写的惯例认定为“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是明显错误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支票的持票人应当自出票日起十日内提示付款”。如果上诉人不存在将支票出票日期往后填写的事实，那么被上诉人在对账时收到的支票应当在10天内就到银行办理转账提示付款，并且最迟在10天内就能收到支票签发的金额，而不是在收到支票后所谓的滞后2-3个月才收到支票金额的款项。由此可见，从对账单预先扣减支票金额及被上诉人实际收到款项时间，是完全可以认定上诉人提前签发支票的事实确实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每一次对账及支付都是按照这种方式进行，应当因此认定双方存在这种惯例及支付习惯。
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丈夫出具的《结清单》结清的是某纸制品厂的货款明显错误。被上诉人作为个体户与其丈夫先后共同经营“某纸制品厂”与“某五金厂”，在改用“某五金厂”与上诉人对账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从来就没有对两厂的货款区分结算，而是一并结算货款总金额的。双方沿用同样的方式对账、结算及支付的惯例，被上诉人只确定两厂所累计的货款总金额归“某五金厂”，上诉人对此从来没有异议，双方因此从来没有区分上诉人支付的是某的货款还是某的货款，被上诉人对两厂名义供货而产生的货款权益，并无分拆开与上诉人结算及收款的事实。被上诉人主张某纸制品厂转让给某五金厂，那么与上诉人结算的主体应当是某五金厂。被上诉人与其丈夫一起与上诉人办理以物抵债，并且出具《结清单》，其民事行为显然已经不能代表某纸制品厂，仅能够代表被上诉人，那么《结清单》落款为“某五金厂”应当认定是某五金厂的货款结清，或者认定某纸制品厂与某五金厂的货款结清。一审法院认定《结清单》落款为“某五金厂”不符合语言习惯，完全不顾“某五金厂”包含两个厂的事实，是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的。
三、2012年5月12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催收货款，上诉人的公司财务填写了《费用报销单》向公司申请付款，在公司同意后，财务同时按照惯例提前签发了2012年6月30日后才能提示付款的支票交予被上诉人，该支票出票日期填写为2012年6月30日，该《费用报销单》上的“2012、05、12”与支票存根上的“2012、6、30”是财务人员同时书写，因此能够证明上诉人提前签发支票的事实及该支票在以物抵债之前就已经形成的事实。如果被上诉人刻意不认可，上诉人请求在法院认为有需要时，可以委托司法鉴定来确定。
被上诉人在一审时由于公司搬迁及工作人员变更，无法找到财务人员制作的《费用报销单》及支票存根（财务申请签发支票时，填写《费用报销单》获得批准后签发支票给被上诉人），因此无法在一审时提供，现在上诉人已经找到《费用报销单》及支票存根，只要通过司法鉴定，就能够证明2012年5月12日制作的《费用报销单》及支票存根文字的形成时间是同一时间，从而证明上诉人在2012年5月12日签发了出票日期为2012年6月30日支票的事实。这些证据，客观真实，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伪造。
上诉人在以物抵债之前签发出票日期为2012年6月30日的支票，上诉人对该支票有支付义务，双方办理以物抵债的金额不包括该支票的款项。如果在以物抵债后该支票不能兑现，不影响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承担支付的票据责任，不能由于该支票的付款时间在以物抵债之后而认定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的货款。
被上诉人黄少芳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外，上诉人主张“某五金厂”包含某纸制品厂和某五金厂两厂，但于二审中确认之前双方业务往来其间未出现过将两厂合称为“某五金厂”的做法；被上诉人认为“某五金厂”仅指某纸制品厂，因为被上诉人仅承包了某纸制品厂的五金部分，被上诉人和其丈夫从头到尾都是从事五金的，所以出具《结清单》时写成了“某五金厂”。
上诉人二审中自行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对2012年6月30日支票手写部分和2012年5月12日费用报销单手写部分是否同一时间段书写进行笔迹鉴定，结论为二者是同一时间段书写形成。
经查，该支票存根附加信息为“东莞市万江某五金加工厂”，费用报销单用途注明“付某货款”。被上诉人称2012年6月30日支票于当日收到，不存在之前开具支票后又由上诉人更换支票的情况，该支票于2012年7月兑付；上诉人提供的以上支票存根和费用报销单载明信息不是一个工厂，二者之间无关联性，对于上诉人自行委托鉴定的意见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双方均认可上诉人就所欠某纸制品厂的货款621404元在《结清单》中结清，对此本院予以确认。双方的争议焦点为，《结清单》载明货款全部结清是否包括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某五金厂的货款575709元的问题。
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对于“先开票后付款”的问题，上诉人主张其在2012年5月12日签发了出票日期为2012年6月30日的支票，有其2012年5月12日制作的《费用报销单》为证。被上诉人认为先开票后付款系指2012年6月30日出具的支票其在7月才得到兑付，不存在5月份就开票的事实。本院认为，第一、被上诉人确认在2012年6月30日支票系于该日期后收到，该支票簿存在之前开票又由上诉人更换支票的情况。而上诉人出具的2012年5月12日出具的费用报销单属于其内部资料，其证明力不足。第二、上诉人提交的2012年6月30日支票存根和2012年5月12日费用报销单，填写的是不同工厂的名称，如果如上诉人所称二者为同时开具的同一笔货款，用途信息填写不同内容不符合生活常理。且上诉人自行委托作出的鉴定结论只是载明二者手写文字是同一时间段书写形成，并无明确文字形成于2012年6月30还是2012年5月12日。上诉人以该鉴定意见证明支票开具于2012年5月12日，理由不充分。第三、即使2012年6月30日支票和2012年5月12日费用报销单均开具于2012年5月12日，上诉人亦不能证明在与被上诉人签署《结清单》之前即将该支票交付予被上诉人。且一审法院计算的双方无争议的尚欠某五金厂货款575709元中已经扣除了该支票于2012年7月兑付的金额21600元。所以，本案的关键是《结清单》中的“某五金厂”所指哪家工厂。其次，对于《结清单》上载明的“某五金厂”指涉案哪家工厂的问题，一审法院查明在2010年11月之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账确认上诉人欠以某纸制品厂名义供货的货款621404元；2010年10月之后，被上诉人虽以某纸制品厂、某五金厂名义向上诉人供货，但双方以某五金厂名义对账，对账后上诉人确认欠某五金厂575709元。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未对以上查明内容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故上诉人欠被上诉人两笔货款，其中欠某纸制品厂货款的形成时间在前，欠某五金厂货款的形成时间在后。被上诉人主张《结清单》上结清的是形成时间在前的某纸制品厂货款621404元，并不违反生活常理。并且，双方均确认“某五金厂”的称呼在双方业务往来中从未出现过，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某五金厂”系指两家厂；而被上诉人主张其仅从事五金业务，在某纸制品厂中亦是承包其中的五金业务，该主张有某纸制品厂出具的《证明》为证，对该主张本院予以采信。再次，对于上诉人主张的以物抵债金额，因双方在事发当时未制作经双方确认的物品移交清单，未明确以物抵债金额，上诉人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认定以物抵债金额为115494元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支付被上诉人货款460215元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640元，由上诉人深圳市立之诚电子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彭 雪 梅
审 判 员 刘 向 军
代理审判员 陈 俊 松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徐嘉希（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