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4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柳姬，女，1980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雅莉，广东百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简业华，广东百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志广，男，1972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侯玉琳，女，1986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阆中市。
余志广、侯玉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锦锋，广东三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柳姬、余志广因与被上诉人侯玉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苏柳姬、余志广均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3民初2450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柳姬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7）粤0113民初2450号民事判决，改判侯玉琳对余志广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用由侯玉琳、余志广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侯玉琳无需就余志广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侯玉琳于2016年1月6日签署的《还款计划确认书》反映了侯玉琳重新确认其担保责任的意思表示。且该确认书留空了涉案借款结清的日期，即证明涉案借款的借款期限届满目并非2014年2月5日。否则，侯玉琳不可能亦无必要就即将过保证期的债务再次确认同意履行担保责任。故侯玉琳的担保责任未消灭，侯玉琳应就余志广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侯玉琳于2016年1月6日向苏柳姬出具《还款计划确认书》，明确了其重新确认其担保责任的意思表示，并就还款的时间进行重新约定，约定从出具该确认书之日起半年至一年内，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借款期届满曰2014年2月5日。因为，从该确认书所书写的“借款期限自2013年11月6日起至2014年2月5日止，本人计划借款本金于年月日前结清”可以得知，涉案的借款的届满期已经不再是2014年2月5日。否则，该确认书上根本不再需要书写“本人计划于何时结清”的语句。至于为何会留空结清的日期没有填上，因为余志广与苏柳姬在签署该确认书时无法确切归还的具体日期，但称只要任何时候有钱就任何时候归还，苏柳姬基于与余志广及苏柳姬是多年好友的关系，基于对他们的信任，所以才没有要求其填上具体的结清日期。但是这不能否定双方已经就涉案借款届满期进行了变更的事实。故，涉案的债务的借款期限届满日并非2014年2月5日，而是应从出具该确认书之日起半年至一年内。虽然，双方未在该确认书就借款的期限作出书面的约定，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苏柳姬于2017年3月29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就已经表明该涉案的债务的履行期已经届满，侯玉琳的担保期限应为从2017年3月29日之日起计算二年，而非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原借款期限届满之日(即2014年2月5日)起二年。而且，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理解，侯玉琳的担保限期至2016年2月4日，那侯玉琳是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就即将过保证期的债务再承诺履行担保责任，并签署《还款计划确认书》。因此，一审法院在不考虑侯玉琳签署该确认书的缘由及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就认定侯玉琳的保证责任已经消灭，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该确认书同时是侯玉琳对涉案债务作出重新担保的意思表示，属于新的担保合同。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认定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后又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问题的批复(法释[2004]4号)》的规定，侯玉琳于2016年1月6日签署的《还款计划确认书》就是对涉案债务作出重新担保的意思表示，并就担保期限作出新的约定，约定担保期从新的借款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如前述，即从2017年3月29日起两年。故该确认书的内容完全符合合同法和担保法有关担保合同成立的规定，因此，该确认书应认定成立新的保证合同，侯玉琳应按照新的担保合同承担责任。综上所述，侯玉琳所签署的《还款计划确认书》反映了侯玉琳重新确认其担保责任的意思表示，属于新的担保合同，侯玉琳应对余志广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余志广上诉请求：1.撤销（2017）粤0113民初245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苏柳姬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苏柳姬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全面查明苏柳姬出借款项的事实。苏柳姬认为余志广向其借款150万元，但苏柳姬并没有确实充分证据显示借款金额为150万元，其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只有《汇兑支付往账凭证》记载的100万元。苏柳姬陈述其已经转账了另外50万元给余志广，但至今未能提供转账记录，并称是由于用于转账的银行卡已注销，苏柳姬的该理由不成立。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苏柳姬对不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已经转账50万元的事实，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一审法院视而不见，草率认定本案借款金额为150万元是十分错误的。二、一审法院超出苏柳姬诉讼请求作出判决，程序违法。苏柳姬在提起诉讼时，其关于利息的诉讼请求的计算方式及标准为：从2014年2月5日起至全部清偿之日止以150万元为本金，按月息2％计算。但是，一审法院在计算利息时却以2013年11月7日为起始时间，以及按照年利率36％计算，明显超出苏柳姬的诉讼请求范围，是错误的。并且，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余志广此前己付的款项77万元全部为利息而支付到2015年4月11日，该计算方式也是错误的，如需折算，也应从2014年2月5日起按每月2％计算，即已支付到2016年3月24日。三、苏柳姬主张侯玉琳于2015年10月10日向其借款40万元，并据此认为侯玉琳在2015年11月20日向其转账100万元中有40万元是向其归还该40万元，苏柳姬的该主张没有任何的事实根据。首先，苏柳姬与侯玉琳为签订过任何的借款协议或就该40万元的借据，苏柳姬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侯玉琳向其借款，也未经过法院的审理及判决；其次侯玉琳也从未认可苏柳姬的主张，侯玉琳一直认为转账给苏柳姬的100万元是用于偿还余志广所借的100元款项。因此，一审法院仅凭苏柳姬一面之词就作出该100万元中的40万元属于侯玉琳偿还苏柳姬另外40万元借款的论断是十分牵强附会，显属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错误，现依据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并依法改判，驳回苏柳姬的全部诉讼请求。
侯玉琳答辩称：一审判决侯玉琳不需要承担连带责任是正确的，担保期已经明显超过约定，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侯玉琳免除担保责任合法合理。请二审法院驳回苏柳姬对侯玉琳的上诉请求。其同意余志广的上诉意见。
苏柳姬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余志广向苏柳姬归还借款本金150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标准：从2014年2月5日起至全部清偿之日止，以150万元为本金，按月息2%计算）；2.侯玉琳对余志广的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侯玉琳、余志广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3年11月6日，余志广、侯玉琳向苏柳姬出具《借据》1份，载明“余志广现向苏柳姬借1500000元，借款期限为3个月，期间产生利息及手续费总数为60000元。即每月的利息及手续费6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11月6日起至2014年2月5日止……担保人侯玉琳同意为借款人上述债务的偿还提供连带担保……”同年11月7日，苏柳姬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余志广支付100万元。2016年1月6日，余志广、侯玉琳向苏柳姬出具《还款计划确认书》，载明本人余志广因家庭生活理财和经营周转需要于2013年11月6日向出借人苏柳姬以部分银行转账及部分现金支付的方式借款15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11月6日起至2014年2月5日止，本人愿意每月支付借款总额的百分之二作为利息，并愿意每月再支付3万元作为出借人向本人提供借款的手续费，直到本人全部还清为止，担保人侯玉琳对本次借款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担保期限为上述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就上述事实，苏柳姬提供《借据》、中国银行出具的《汇兑支付往账凭证》及《还款计划确认书》予以证明。余志广、侯玉琳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借据上约定的出借金额不予确认，认为苏柳姬转账的款项只有100万元，苏柳姬并未按借据上约定的金额出借借款，余志广、侯玉琳是在误以为苏柳姬已另行转账50万元的情况下，在2016年1月签订了《还款计划确认书》。但就上述抗辩意见，苏柳姬于庭审中表示该50万元借款已于2013年11月7日出借给余志广，但由于双方当时用于转账、收款的银行卡已注销，故无法提供相应的交易记录凭证。关于本金，本案《借据》签订的时间是2013年，约定涉案借款本金为150万元。余志广、侯玉琳主张并未实际收到其中的50万元借款，本案实际出借金额应为100万元，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以证明其主张，而时隔近3年后余志广、侯玉琳又签订《还款计划确认书》，且再次确认借款本金为150万元，考虑到余志广、侯玉琳作为理性成年人，理应清楚自身签名将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现余志广、侯玉琳以存在重大误解为由予以抗辩，该抗辩理由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涉案借款本金为150万元。考虑到《还款计划确认书》载明借款期限自2013年11月6日起至2014年2月5日止，现苏柳姬主张于2013年11月7日出借150万元，系对于己不利事实的承认，一审法院予以采信。
2.余志广、侯玉琳分别于2014年4月20日偿还5万元、于2014年5月10日偿还12万元，于2015年11月20日偿还60万元。庭审中，余志广、侯玉琳主张已向苏柳姬偿还全部借款本金，并就此提供出票日期为2014年7月25日的中国建设银行支票复印件（金额为50万元，收款人处留白，下方有“已收支票原件”等字样）、兴业银行出具的《交易明细》及《特种转账借方凭证》（金额为100万元）、出票日期为2014年4月20日的广州农村商业银行支票复印件（金额为5万元，收款人处留白，下方有“苏柳姬”签名等字样）、出票日期为2014年5月10日的中国银行支票复印件（金额为12万元，收款人处留白，下方有“苏柳姬”签名等字样）及中国农业银行出具的转账记录（付款人均为梁开女，收款人均为梁志华，金额分别为34388元、2万元）2份，以证明余志广、侯玉琳已向苏柳姬偿还全部借款本金。苏柳姬对于上述中国建设银行支票、中国农业银行出具的转账记录2份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其认为未收到上述还款；对于通过兴业银行转账的100万元，苏柳姬确认收到侯玉琳转账的100万元还款，但其中的40万元是归还侯玉琳于2015年10月10日向原告借款的40万元，其余60万元才是归还涉案借款的利息，就此苏柳姬提供中国农业银行出具的《交易明细清单》以证明其于2015年10月10日向侯玉琳转账40万元；对于广州农村商业银行支票、中国银行支票涉及的还款，苏柳姬确认收到上述还款共计17万元。结合双方陈述及证据，一审法院对余志广、侯玉琳已清偿借款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理由如下：1）涉案中国建设银行支票中未载明收款人，苏柳姬亦未在复印件上签字确认，而中国农业银行出具的转账记录中的付款人为梁开女，收款人为梁志华，苏柳姬亦否认收到上述款项，均无法认定是偿还涉案借款；2）对于通过兴业银行转账的100万元，苏柳姬主张其中40万元系偿还其于2015年10月10日出借给侯玉琳的40万元，并提供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予以证明，已完成基本举证责任，余志广、侯玉琳予以否认，却既未举证，也未能说明该40万元款项性质，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11月20日两被告偿还涉案借款60万元。综上，余志广、苏柳姬无法证明已清偿涉案借款。
另查明，2017年3月30日一审法院依据苏柳姬的申请，出具（2017）粤0113民初2450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余志广、侯玉琳名下价值150万元的财产。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苏柳姬提供《借据》、中国银行出具的《汇兑支付往账凭证》及《还款计划确认书》等证明其于2013年11月7日向余志广、侯玉琳出借了150万元。现还款期限已届满，余志广、侯玉琳尚欠借款本金150万元未还，已构成违约，余志广、侯玉琳应清偿借款本金150万元给苏柳姬。
至于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双方约定每月产生手续费3万元，具有利息的性质，每月手续费与利息总数为6万元，该约定超过了法律的限制，余志广、侯玉琳已偿还利息共计77万元，按年利率36%折算后，余志广、侯玉琳已偿还涉案借款利息约520天[≈77万元（150万元×36%÷365天）]即至2015年4月11日，现依据苏柳姬的诉请，余志广应以150万元为本金，自2015年4月12日起按年利率24%计付利息至清偿之日止。超出部分的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至于苏柳姬主张侯玉琳对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涉案《还款计划确认书》中约定，“担保人侯玉琳对本次借款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担保期限为上述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本案借款期限届满之日为2014年2月5日，苏柳姬于2017年3月2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诉，已超过上述约定的担保期限，保证人侯玉琳免除保证责任，故苏柳姬请求侯玉琳对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余志广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苏柳姬清偿借款本金15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50万元为本金，自2015年4月12日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二、驳回苏柳姬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84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余志广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只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苏柳姬、余志广的上诉请求，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苏柳姬实际出借款项本金是否为150万元。2、侯玉琳转账的100万元是否全部为偿还本案借款。3、一审法院对利息的计算是否超出苏柳姬的诉讼请求范围。4、侯玉琳是否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关于苏柳姬实际出借款项本金是否为150万元问题，本案中，余志广、侯玉琳于2013年11月6日向苏柳姬出具《借据》，其中载明“余志广现向苏柳姬借1500000元。”2016年1月6日，余志广、侯玉琳又向苏柳姬出具《还款计划确认书》，其中确认于2013年11月6日向出借人苏柳姬以部分银行转账及部分现金支付的方式借款150万元。余志广在《还款计划确认书》中明确确认涉案借款本金为150万元，也承认部分借款由现金支付方式借出，因此其上诉主张仅收到转账部分的借款100万元，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侯玉琳转账的100万元是否全部为偿还本案借款问题。余志广上诉主张侯玉琳通过兴业银行转账100万元系用于偿还本案还款，但苏柳姬主张前述100万元中40万元是侯玉琳用于偿还侯玉琳对苏柳姬的借款，并提供中国农业银行出具的《交易明细清单》，以证明其于2015年10月10日向侯玉琳转账40万元。本案中，侯玉琳于2015年11月20日通过兴业银行向苏柳姬转账100万元，该转账由侯玉琳进行，转账用途未注明全部用于偿还本案中余志广的借款，且苏柳姬曾向侯玉琳账户转款40万元，因此该100万元转账应视为侯玉琳先偿还自己对苏柳姬的债务40万元，超出部分的60万元，苏柳姬主张是用于偿还本案借款，一审判决予以采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涉案还款抵扣利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根据《借据》、《还款计划确认书》的约定，涉案借款利率超过年利率36%，已经偿还款项应按照年利率36%计算利息，但苏柳姬起诉要求从2014年2月5日起按照月利率2%（即年利率24%）计算涉案利息，因此，本案还款抵扣利息应确定为：2013年11月7日至2014年2月4日按照年利率36%计算，2014年2月5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还款按照先息后本的顺序予以抵充。余志广已偿还款项共计77万元，至2014年2月4日抵扣利息131671元，2014年2月5日至2015年11月24日抵扣利息638329元。苏柳姬起诉请求2014年2月5日起按月息2%计算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余志广已还款项均按照年利率36%予以抵充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至于侯玉琳是否对涉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问题。涉案《还款计划确认书》中约定，“担保人侯玉琳对本次借款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担保期限为上述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本案借款期限届满之日为2014年2月5日，担保期限应自该日的次日起计算二年。苏柳姬于2017年3月2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显然已超过约定的担保期限，一审法院认定保证人侯玉琳免除保证责任符合双方约定。苏柳姬上诉主张侯玉琳对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维持。
综上所述，余志广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苏柳姬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3民初2450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
二、变更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3民初2450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为：余志广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苏柳姬清偿借款本金15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50万元为本金，自2015年11月25日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一审案件受理费2784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余志广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5744元，由上诉人苏柳姬负担27872元，由上诉人余志广负担2233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官润之
审判员 汤 琼
审判员 汪 毅
二〇一八年三月六日
书记员 许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