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12民初25638号
原告：王东生，男，1967年9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被告:何菊英，女，1969年5月4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建忠，系何菊英之夫，1969年10月10日出生。
原告王东生与被告何菊英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王东生，被告何菊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建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东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将位于北京市通州区乔庄东区2号6号楼3层××号（以下简称××号房屋）交付给我，同时支付该房屋的使用费12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我和被告于2009年6月5日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我以76万元的价格购买被告何菊英所有的××号房屋，并且约定当天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的同时我支付定金24万元，我当场支付何菊英24万元，其余的52万元房款由我从银行贷款支付。2009年8月3日我将52万元贷款从本人账户转给了何菊英，至此我已履行了《房屋买卖协议》的全部义务。但何菊英一直占有、控制该房屋，并且不赔付任何费用。何菊英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根本违约，特诉至法院，请法院判决。
被告何菊英辩称，原告王东生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首先，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已经（2014）通民初字第14010号民事判决书及（2015）三中民终字第124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无效，后王东生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亦被（2016）京民申2919号民事裁定书予以驳回。上述判决结果的理由和依据是：双方并无房屋买卖的合意，我将房屋过户给王东生是用以从银行贷款，双方实际上是以合法的买卖形式掩盖套取贷款的非法目的，故一、二审及再审均认定为双方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既然房屋买卖协议无效，就根本谈不上王东生所主张的占有物返还并支付其房屋使用费12万元的问题。其次，××号房屋过户到王东生名下后，其恶意向案外人吕凯发生借贷关系，是否真实无从知晓，并将此房产为吕凯办理了抵押，《房屋买卖协议》被确定为无效后，我主张涉案房屋的所有权确认时，一审法院（2016）京0112民初890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为我所有，二审法院（2016）京03民终82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了一审判决并驳回了我的诉讼请求，理由是我的权利不能直接主张，原因是王东生将涉案房屋为第三人吕凯设定了抵押权。由此可见，王东生所诉内容避重就轻，枉顾基本事实，完全是恶意诉讼，导致司法资源浪费，增加了答辩人的诉累，应当受到法律的追究。因此我认为，王东生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均不成立，请求予以驳回。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3年8月15日，何菊英作为买受人与北京顺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出卖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何菊英购买××号房屋。2009年6月10日，王东生作为借款人（抵押人）、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大连银行）作为贷款人（抵押权人）、中汇易家（北京）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作为保证人签订《个人贷款合同》，约定因王东生购买“北京市通州区乔庄东区2号6号楼××室”房屋向大连银行贷款52万元。2009年7月31日，何菊英作为甲方，王东生作为乙方签订《合同书》，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之后，甲方把位于北京市通州区运乔嘉园6号楼××室的房屋抵押给大连银行北京分行，贷款人民币伍拾贰万元整。此款部分款项用来替乙方王东生偿还王东生所欠权森借款，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以自己拥有的运乔嘉园6号××室的房屋，抵押给大连银行北京分行，贷款伍拾贰万圆人民币，（其中甲方贷款35万元，乙方贷款17万元），房屋产权证更改为乙方王东生，实际房屋所有人仍为甲方何菊英，乙方不得私自把运乔嘉园6号楼××室出售、出租，在乙方还清甲方所借款项后，乙方应主动协助甲方把运乔嘉园6号××室的房屋产权变更给甲方，乙方不得以任何借口拖延产权过户事宜，同时房屋产权过户时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乙方承担。……2、甲方以通州区运乔嘉园6号楼××室房屋抵押给大连银行贷款人民币伍拾贰万圆整，此款用来替乙方王东生偿还所欠权森借款壹拾柒万元整，余下贷款叁拾伍万元整和王东生无关，由甲方向大连银行偿还本金及利息。……”何菊英、王东生作为甲乙方，马建忠、矫利军（王东生之母）作为公证人在《合同书》上签字。同日，何菊英与王东生办理网签手续。2009年8月3日，何菊英作为出卖人、王东生作为买受人签订合同编号为CW56938号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第一条房屋基本情况约定：“（一）出卖人所售房屋为楼房，坐落为：通州区乔庄东区2号6号楼3层××……”大连银行于2009年8月3日向王东生放款52万元。2009年8月14日，王东生办理了××号房屋的所有权证书，××号房屋登记在王东生名下，房屋产权证号为×京房权证通字第××号。房屋过户手续完成后，何菊英并未实际向王东生交付××号房屋，现该房屋仍由何菊英及马建忠夫妻居住使用。
2015年8月12日，本院以合法的买卖形式掩盖套取贷款的非法目的为由，同时结合双方在《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的40万元价格与评估价相差一倍有余、矫利军的工资卡交由何菊英支取、××号房屋多年仍由何菊英、马建忠居住使用以及《公证书》《个人贷款合同》、购房发票、借款借据的原件由何菊英实际保管的情况，做出（2014）通民初字第140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何菊英作为出卖人、被告王东生作为买受人于二〇〇九年八月三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CW56938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判决后，王东生不服，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5年10月23日，该院作出（2015）三中民终字第124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5年4月13日，王东生与吕凯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吕凯向王东生出借人民币118万元，借款期限6个月，王东生以登记在其名下的××号房屋为该笔借款作抵押担保。该《借款合同》经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公证。2015年4月20日，吕凯和王东生就××号房屋在房产管理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借款到期后，王东生未按照约定偿还借款，吕凯向公证处申请执行证书，2015年12月14日，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出具执行证书。后吕凯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2016年2月5日立案执行。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本院于2016年2月29日查封了涉案房产。2016年3月，何菊英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请求解除对××号房屋的查封，本院于2016年4月12日做出（2016）京0112执异36号执行裁定书，本院以××号房屋登记在王东生名下、查封合法为由驳回何菊英的执行异议。后何菊英将王东生作为被告、吕凯作为第三人以所有权确认纠纷为由诉至本院，要求确认××号房屋归其所有，本院于2016年5月11日做出（2016）京0112民初89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号房屋归何菊英所有。判决后，王东生不服，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认为××号房屋存在大连银行和吕凯两个抵押权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何菊英直接起诉要求确认××号房屋的所有权缺乏请求权基础，2016年月日，该院作出（2016）京03民终82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本院（2016）京0112民初8900号民事判决；驳回何菊英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侵占的，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占有物返还请求权是指占有人的占有物被侵占时，占有之事实状态受到破坏，可以请求侵占人返还占有物的权利。此项权利的行使，以占有物被侵夺为要件，没有他人的积极侵夺行为则无此请求权。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从何菊英自北京顺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号房屋后，××号房屋一直由何菊英占有使用。2009年8月3日，何菊英作为出卖人、王东生作为买受人签订合同编号为CW56938号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后，何菊英亦未向王东生交付过××号房屋，××号房屋一直由何菊英占有使用，王东生从未占有过××号房屋。且合同编号为CW56938号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已通过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无效，未办理产权转移登记的原因系××号房屋存在大连银行和吕凯两个抵押权人，但王东生对××号房屋的物权基础已经丧失。关于王东生提交的大连银行留存的何菊英作为卖方与王东生作为买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法院生效判决已经认定双方2009年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买卖××号房屋，而是以合法的买卖形式掩盖套取贷款的非法目的，故该《房屋买卖协议》亦不能作为其对××号房屋享有权利的合同依据。故对于王东生要求何菊英立即交付××号房屋并支付房屋使用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王东生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50元，由原告王东生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姚玮东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苑路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