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88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女，1927年5月9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牛×，女，1954年5月14日出生。
二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北京亲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汉衡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39号建外SOHO小区*号楼****房间。
负责人冯波，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钧，北京市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忠臣，北京市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牛×因与被上诉北京市汉衡律师事务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商）初字第672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牛×及赵×、牛×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被上诉人北京市汉衡律师事务所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钧、邹忠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牛×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委托事项不仅是单纯的行政诉讼，应当包括民事纠纷解决途径的结论，没有事实依据，违反法律规定。2008-2009年间，我与违建房占用者就拆除违建的民事纠纷已诉诸法院，判决已生效。因此，我与北京市汉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汉衡律所）签订委托协议中的“拆除违建”内容已不存在双方包括民事纠纷解决途径的情况。汉衡律所代理过程中，存在不诚信、违法签订风险代理合同及违法收取风险代理费问题，一审法院未依据事实给予认定是错误的。汉衡律所代理行政诉讼败诉后，拆除院内的违章建筑和取得院落的土地使用权证没有进行任何代理工作，汉衡律所表示无切实可行的诉讼方案帮助我方代理另外两项行政诉讼。我方履约全部支付30万元律师费后，汉衡律所却以上述理由不履行后两项委托，违反了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亦违反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禁止行政诉讼案件风险代理收费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审法院认定牛×与汉衡律所签订的《解除协议书》时，赵×未签字，牛×构成表见代理无事实依据。综上，汉衡律所与我方签订行政案件风险代理协议并非法收取风险代理费30万元，我方请求法院判决解除双方于2010年2月3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及《律师费约定》，并退还多收取的律师费27万元，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解除双方于2010年2月3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及附件《律师费约定》，改判汉衡律所返还律师代理费27万元。
汉衡律所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赵×书面委托牛×与我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及相关附件。双方在《委托代理协议》中一致认可委托事项涉及的财产价值不低于1400万元。此后，《委托代理协议》的履行均由牛×执行，2013年初，委托代理协议期满，牛×代理赵×与我方合意延长委托代理协议的履行期限，2015年6月25日，牛×代表赵×与我所签订《解除协议书》，双方已经通过协商解除了《委托代理协议》。赵×、牛×要求返还律师代理费27万元于法无据；双方已协商，我方退还对方10万元，我方退钱的时候，对方的账户无法转钱。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赵×、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10年2月3日，赵×、牛×与汉衡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由汉衡律所指派律师为牛×和赵×代为办理撤销东全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拆除院落内的违章建筑、取得院落的土地使用权证，风险代理费为30万元。协议签订后，牛×和赵×向汉衡律所支付了30万元的风险代理费。2010年2月，汉衡律所指派的李晓钧律师代理牛×和赵×将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住建委）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东城法院），请求撤销东全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东城法院审理后裁定驳回起诉，后牛×和赵×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市二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其后，李晓钧律师又代理牛×和赵×申请再审，但被裁定驳回。因撤销房屋所有权证的诉讼失败，赵×和牛×委托汉衡律所代理的拆除违建和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根本没有进行，汉衡律所亦表示已无可行方案继续代理，故双方于2015年6月25日协商解除代理协议事宜，因双方未能就解除方案协商一致，故牛×向朝阳区律师协会投诉，朝阳区律师协会以牛×的投诉不在其审查范围，驳回了其投诉请求。另外，牛×认为，汉衡律所代理的是行政案件，根据《律师法》、《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律师代理行政案件不得收取风险代理金，汉衡律所的行为已经违反上述规定。因赵×、牛×与汉衡律所未能就解除协议事宜达成合意，故赵×、牛×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双方于2010年2月3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及其附件，并要求汉衡律所退还代理费27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2月3日，赵×、牛×作为甲方与乙方汉衡律所签订编号为京汉衡行字[2010]002号《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代理甲方进行以下事项：撤销东全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拆除院落内的违章建筑、取得院落的土地使用权证，乙方指派李晓钧律师担任本案的主办律师，甲方同意乙方及李晓钧律师指派的其他辅助人员进行本协议下的相关法律工作。律师委托代理费的收取见本协议附件《律师费预定》。在乙方代理过程中，若甲方单方撤销或终止委托，乙方无过错的，乙方已收取的代理费不予退还，若甲方变更委托代理事项内容的，乙方有权决定是否继续接受委托或终止本合同，并由双方另行协商收费标准，对原代理协议进行变更和补充。甲方达到本委托代理协议全部目的或甲方虽然仅达到部分目的但已是终局性的权益维护，本协议自行终止。经双方确认乙方无力再推动委托代理事项的任何进展，本协议自行终止。双方一致认为由代理方继续代理下去，委托方不可能达到委托目的。自签订本协议起三年的期满日，除甲乙双方正在期待新的结果外，双方自动终止委托代理关系。签订本协议时，双方同时签订两份附件《律师费约定》、《委托代理协议知情同意书》，附件作为本协议的附属部分，视同本协议的条款，各方均应善意、诚信遵守。
《委托代理协议》后附《律师费约定》，约定：付款原则为首付款+后付（房地产销售比例提成），签约首付款规则为30万人民币作为律师风险代理费（律师的代理服务内容包括：撤证、拆除违建、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本委托代理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以下几种情形乙方需向甲方退还前述第1款约定的10万元律师费：（1）发生不可抗力（包括政府强制拆迁等），尚未撤证，双方确认委托方在受托方前期代理工作的基础上没有任何权益相应补偿的增加；（2）截至《委托代理合同》签订之日三年期满，代理方没有对委托事项取得任何胜诉裁决或实质性推动的，但人民法院拖延宣判的除外。其中，“实质性”推动是指双方建立委托关系后，至少取得下述结果中的任一情况一次的：①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京政复字[2009]388号）所指的东全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被裁判、决定或以其他形式丧失法律效力；②委托方取得东全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部分或全部房屋所有权或处分权的；③委托方在涉案院落中的土地使用权被明确界定。牛×作为甲方的委托代理人在上述两份文件上的落款处签字确认。
2010年2月3日，汉衡律师向牛×开具30万元的发票1张。
2010年4月1日，东城法院对赵×、牛×不服北京住建委行政登记一案作出（2010）东行初字第115号行政裁定书，因赵×和牛×的原告主体资格缺乏法律依据，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驳回赵×和牛×的起诉。赵×和牛×均不服一审裁定，上诉至北京市二中院，北京市二中院于2010年7月19日作出（2010）二中行终字第49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后赵×和牛×又申请再审，因不符合再审条件，北京市二中院驳回其二人的再审申请。上述诉讼程序中赵×和牛×的委托代理人均为汉衡律所的李晓钧律师。
再审申请被驳回后，牛×、赵×与汉衡律所协商解除《委托代理协议》事宜，双方通过电子邮件进行沟通。最终牛×在2015年6月25日与汉衡律所签订《解除协议书》，约定：甲方与乙方于2010年2月3日所签订下述风险代理协议：协议名称为委托代理协议，协议编号为京汉衡行字（2010）002号，经过双方共同努力，委托事项截至目前仍不能达成委托目标，双方经协商一致，共同决定解除委托关系。签订此协议后，甲方向乙方退回前述协议及发票，乙方向甲方退还已经收到的律师代理费中的含税风险金额10万元。鉴于签约至今时间较长，北京市税收管理体制发生较大变化，签约后乙方于三个工作日内向甲方退还风险金应税部分的预留款项，并即着手向税收征缴机关申请办理风险金的退税事宜，税务机关退税当日，乙方即通知甲方办理退税的领取工作。期间，涉及需要协助办理退税手续的，甲乙双方共同配合完成。除上述事宜，双方不存在其他需要退还的代理有关的原始资料、证件，双方亦无其他矛盾纠纷。庭审中，汉衡律所表示《解除协议书》中的“含税风险金额10万元”是指向牛×和赵×退还的代理费金额为10万元，牛×和赵×并不承担相应的税费。
2014年12月17日，赵×出具《声明》称：声明人赵×，就与汉衡律所解除协议中退费事宜，郑重声明如下：1.本人要求与汉衡律所解除代理协议并向赵×、牛×退还27万元的律师风险代理费。2.未经本人确认同意或书面授权，牛×单独与汉衡律所达成的解除代理并退还律师费10万元的协议，本人均不予认可。牛×称其与汉衡律所于2015年6月25日签订的《解除协议书》并未经过赵×的授权，该《解除协议书》不应对赵×发生法律效力。汉衡律所表示赵×已经将与北京市××号房产纠纷有关的所有事宜委托给了牛×，委托权限包含了签订《解除协议书》，汉衡律所向法院提交了2010年2月3日的《委托书》证明其观点，该《委托书》载明：委托人为赵×（曾用名赵×1），性别女，出生日期1927年5月9日，身份证号×××，住址北京市××号；被委托人为牛×（赵×之女），性别女，出生日期1954年5月14日，身份证号×××，住址北京市××号，委托事项为委托人在北京市××号后门内有自住用房地产一处（房屋5.5间及所辖院落共计350平方米，1963年取得房地产权证，所有权证证字××号），现委托牛×代表我与汉衡律所协商关于此房产院落相关纠纷的处理事宜，并签约。赵×在委托人处签字并按手印。赵×和牛×表示该《委托书》系其二人与汉衡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时出具的，授权事项只是赵×委托牛×与汉衡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并不包含解除协议和退费。
另外，赵×和牛×表示其二人委托汉衡律所的案件为行政诉讼，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等相关规定，行政诉法每件最高收费1万元，并且禁止风险代理。汉衡律所认为其代理的案件不只是单纯的行政诉讼，《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的委托事项为撤销东全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拆除院落内的违章建筑、取得院落的土地使用权证，其中要求现住户腾退房屋及拆除院落内的违章建筑就属于民事诉讼的范畴，因此，该案件综合了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不应当适用单纯的行政诉讼的收费办法。
一审法院认为：赵×、牛×与汉衡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赵×和牛×向汉衡律所支付了协议约定的代理费30万元，李晓钧作为汉衡律所指派的律师代理了赵×和牛×起诉北京住建委一案，双方均依约开始履行合同。后因诉讼结果未达到预期目的，双方协商解除合同，汉衡律所于2015年6月25日与牛×签订《解除协议书》，虽然该《解除协议书》上没有赵×的签名，但是赵×在2010年2月3日出具了《委托书》，牛×依据该《委托书》取得了赵×与汉衡律所协商房产院落相关纠纷处理事宜和签约的授权，牛×亦根据该《委托书》与汉衡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在履行协议的过程中，也是牛×与汉衡律所沟通所有诉讼事宜，至此，牛×具有赵×的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已不容置疑。当汉衡律所与牛×协商解除协议时，其有理由相信牛×仍然是赵×的委托代理人，有权代表赵×处理解除协议和退费事宜，即便赵×曾在2014年12月17日出具《声明》，但赵×和牛×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声明》在双方签订《解除协议书》之前已经送达给汉衡律所，因此，牛×已经构成表见代理，《解除协议书》应当同时约束赵×、牛×和汉衡律所，赵×主张未经其同意签署的《解除协议书》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的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另外，关于赵×和牛×认为其委托汉衡律所代理的案件为行政诉讼，汉衡律所收取风险代理费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委托代理协议》应属无效的起诉意见，本院认为，《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的委托事项为撤销东全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拆除院落内的违章建筑和取得院落的土地使用权证，赵×和牛×的诉讼目的为取得争议的房产院落的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将该院落四至范围内的所有房产收回其二人所有，鉴于现在该院落内的部分房产被他人实际占有，赵×和牛×如果达到最终目的，不仅需要通过行政诉讼撤销现有的房屋所有权证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还需要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要求实际占有人腾退房屋、拆除现有的建筑物。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赵×和牛×委托汉衡律所代理的案件，并不是单纯的行政诉讼，其应当包括了民事纠纷解决途径，故赵×和牛×不能以汉衡律所收取了风险代理费而要求认定汉衡律所的收费行为违反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赵×和牛×起诉的理由并不充分，法院对其二人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赵×和牛×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赵×、牛×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08）东民初字第0818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赵×、牛×委托汉衡律所起诉北京住建委一案前，已经将牛×与东城房屋土地管理中心的判决提供给对方，拆除违建法院认为是行政诉讼事宜。2.（2009）二中民终字第545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目的同证据1。3.汉衡律所的代理词，证明不存在民事诉讼。4.行政诉讼申请人签约意见，证明牛×在和对方签订委托行政诉讼委托协议时，已经明确写明了是行政诉讼。
汉衡律所对赵×和牛×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赵×、牛×提交的证据不是合法新证据，与本案无关。汉衡律所二审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赵×和牛×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2系法院生效判决，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3、4，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及附件是否符合解除条件。2.牛×是否构成表见代理。
赵×、牛×与汉衡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及附件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赵×、牛×向汉衡律所支付了代理费30万元，现赵×、牛×主张代理协议中对代理费的约定违反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及《北京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等规定，应予解除。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及附件是否应予解除，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法规的其他情形。依据上述规定可见，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及附件，并不存在符合合同法规定的解除事由，故赵×、牛×上诉请求解除《委托代理协议》及附件，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牛×与汉衡律所签订的《解除协议书》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本院认为，表见代理是指具有外表授权的特征，致使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而与其进行民事法律行为，并使之发生与有权代理相同的法律效果。本案中，2010年2月3日，牛×取得赵×的授权，授权内容为“与汉衡律所协商房产院落相关纠纷处理事宜和签约的授权”，在此基础上，牛×与汉衡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及《律师费约定》等附件。汉衡律所在从事具体代理事项过程中，主要系牛×与其进行联系沟通，而表见代理系一种使他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而在法律上将行为人的行为效果归结为本人的法律制度。赵×与牛×系母女关系，且其年迈，结合此前牛×的代理行为，本院认为，牛×具有使他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权利外观。本案中，在牛×与汉衡律所对解除代理事项进行沟通，并最终签订解除协议，汉衡律所有理相信牛×有权代表赵×与其签署《解除协议书》。故一审法院认定牛×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并无不当。另，汉衡律所在其与赵×、牛×的委托代理关系中，虽只实际从事了撤销房屋所有权证的委托事项，就拆除院落内违章建筑及取得院落的土地使用权证两项，并未进入诉讼程序，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的代理事项并未全部完成，但鉴于牛×就解除委托代理协议及退费事宜已与汉衡律所签订协议，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双方应按约定履行。另，根据双方一审的诉辩意见，汉衡律所同意退还赵×、牛×10万元，但一审判决遗漏该项，本院在此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赵×与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但鉴于一审法院存在遗漏，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商）初字第67239号民事判决书；
二、北京市汉衡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赵×、牛×代理费十万元；
三、驳回赵×、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350元，由赵×、牛×共同负担3050元（已交纳）；由北京市汉衡律师事务所负担23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至一审法院）。
二审案件受理费5350元，由赵×、牛×共同负担3050元（已交纳）；由北京市汉衡律师事务所负担23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至一审法院）。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新华
审判员 孙 妍
审判员 沈 放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王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