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11民终137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晓伟，男，1984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经商，户籍地青田县，现住葡萄牙，右。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忠，浙江天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南萍，男，1981年4月12日出生，汉族，经商，户籍地青田县，现住葡萄牙共和国（RUAANTONIOLOPESRIBEIRO2-2EAMADORAPORTUGAL)。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章隆，浙江五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吴海燕，女，1986年9月20日出生，汉族，经商，户籍地青田县，现住葡萄牙共和国。
上诉人林晓伟因与被上诉人王南萍、原审被告吴海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2016）浙1121民初46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晓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2016）浙1121民初460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在葡萄牙经商，因国外华侨不方便汇欧元到国内，故双方合伙筹集资金从事帮别人兑换欧元的生意，并收取相应的服务费。案涉的300万元人民币实为双方帮别人兑换100万欧元的保证金，而非原审判决认定的借款。理由如下：1、原审判决认为案涉微信聊天记录没有涉及案涉300万元人民币资金性质问题，明显错误。在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开始涉及案涉的300万元人民币是在2016年7月19日凌晨，之后多次在微信提及，可以证实案涉300万元人民币与兑换100万欧元相关，是双方合伙经营的共同资金，并非借款。2、案涉的收款收据是双方合伙清算的结算凭证，而非借据。林晓伟向王南萍出具的收款收据，载明收到欧元20.5万元，即约人民币150.22万元，如果案涉300万元人民币均为借款，为何不直接出具300万元人民币的借据或收款收据？这明显违背常理。事实上，林晓伟曾交付给王南萍19万欧元作为合伙出资，加上此前双方赚取的服务费，在双方合伙关系终止清算时，每人各分得一半的合伙资金。由于该300万元人民币在林晓伟处，故林晓伟应分给王南萍150万元，又由于林晓伟还要赔偿客户损失而王南萍不愿分担，故林晓伟才出具半年还清、金额为20.5万欧元的收款收据。3、案涉协议书是詹连峰被王南萍以金融诈骗名义控告到青田鹤城派出所，在朋友保释出来后达成的，林晓伟没有委托詹连峰与王南萍另行协商，该协议书对林晓伟没有约束力。原审判决认为案涉协议书是双方对归还案涉300万元人民币进行协商，这明显错误。案涉协议书也载明“林晓伟与王南萍存在汇款纠纷，有资金300万元汇到詹连峰账户”，说明双方是汇款纠纷，而非借款纠纷。4、根据证据优势规则，就案涉300万元人民币性质，上诉人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被上诉人，应认定案涉300万元人民币为合伙资金。
王南萍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一、答辩人与上诉人不存在合伙经营兑换欧元业务，更不存在有合伙经营资金，案涉300万元人民币系上诉人向答辩人的借款。答辩人与上诉人不存在合伙经营100万欧元事实，二、针对上诉人的上诉答辩如下：1、虽然答辩人在微信聊天截图中提到“好，有个人有100一个，你那有需要吗”，但上诉人并未作出回应，也没有具体实施，同时也无其他证据证实双方有经营100万欧元，即使有帮忙兑换欧元，也不能说合伙经营。2、上诉人主张有19万欧元合伙资金交付答辩人，不能成立。关于第一笔汇到香港公司的并非9万欧元，而是6万欧元，且根据上诉人指示汇回给詹连峰了。关于上诉人主张的第二笔6万欧元，也不能成立，微信聊天截图47页上诉人说“我就6个兄弟”，但无其他证据证明把6万欧元给了答辩人。其实际上履行款为10万欧元，是上诉人帮王清华用欧元换人民币的。答辩人于2016年5月23日汇给王清华帐户人民币73.2万元（价值10万欧元）。关于第三笔上诉人汇给答辩人4万欧元，实际上是答辩人自己的，从微信聊天记录中72页右上首照片图看，这一叠有8.4万欧元，是答辩人自己的，因要回国无时间去汇，叫上诉人帮忙代汇到香港公司，因欠上诉人4万欧元扣除，上诉人就汇4万欧元，还剩4000欧元，这从微信聊天记录中79页“零头记着，下次再搞”可以印证。三、上诉人否认“收款收据借款”这张借款凭证存在，旨在有意回避、混淆客观。四、詹连峰也证实案涉300万元人民币系上诉人与他人经营生意资金，并经上诉人指示把其中100万元汇给上诉人的生意合作伙伴，另200万元经上诉人同意（通过微信确认）归还给答辩人。
王南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俩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人民币10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本案诉讼费用由俩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均在葡萄牙经商。被告林晓伟、吴海燕系夫妻关系，于2010年8月9日登记结婚。原告王南萍经被告林晓伟的指示，于2016年7月22日汇入詹连峰帐户人民币200万元，于2016年7月25日汇入詹连峰帐户人民币100万元。2016年7月26日，詹连峰到青田县公安局鹤城派出所接受谈话，说明其账内的300万元人民币的来源及去向。同日，被告林晓伟给原告出具收款收据一张，收款收据载明“今收到王南萍欧元现钞贰拾万伍仟元整，在半年内分批还清。借款人：林晓伟2016.07.26”。2016年7月29日，詹连峰在征得被告林晓伟的同意下，与原告王南萍的妻子徐素燕达成《协议书》一份，协议书载明“兹有葡萄牙林晓伟与葡萄牙王南萍因汇款纠纷事宜，有资金三百万人民币汇到詹连峰帐户，经多方协商，詹连峰愿意将余款200万人民币返回建设银行青田支行王南萍的帐户，帐户为62×××11。收到该200万人民币款项以后，王南萍妻子徐素燕（332522198506085129）以及王南萍电话确认保证，此笔款项另外100万人民币由王南萍与林晓伟自我协商解决，绝不与詹连峰有任何牵连。本协议书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备查；本协议书自200万元人民币从詹连峰帐户汇出后，立即生效”。参与协商的孙基林、季建雄作为见证人在《协议书》上签字。之后，詹连峰将200万元人民币汇给王南萍帐户。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均旅居葡萄牙共和国，本案将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进行审理。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王南萍受被告林晓伟的指示汇入詹连峰帐户的300万元人民币的性质，到底为被告林晓伟向原告王南萍的借款还是双方合伙经营的共有资金。首先，从被告林晓伟提供证据二即微信聊天记录的时间、内容看，双方喜欢用微信的形式来进行沟通和协商事宜，却唯独对案涉的30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性质问题和处置问题没有涉及，有违常理。同时该证据也无法证明原告王南萍受被告林晓伟指示汇入詹连峰帐户的300万元为双方的合伙经营的共有资金。其次，被告林晓伟向原告王南萍出具的收款收据内容看，有具体的资金数额、还款时间、林晓伟落款为借款人，符合借条的基本形式要件，以及结合从原告王南萍汇款、被告林晓伟出具收款收据、詹连峰的证言陈述以及之后詹连峰与原告协商款项归还时间顺序，故涉案的30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性质符合借款的特征，该收款收据实为借据。再次，被告林晓伟的受指示人詹连峰与原告方协商归还案涉300万元人民币资金问题达成了一致协议时，该协议内容是征得被告林晓伟同意的，在归还200万元人民币后，剩余的100万元人民币由原告王南萍与被告林晓伟自行协商解决，其后被告林晓伟既未有协商解决，也未归还。综上，被告林晓伟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300万元人民币为双方合伙的共有资金，故该院认为原告王南萍与被告林晓伟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现约定还款时间已届满，被告林晓伟未履行还款义务，已构成违约，应承担归还借款本金及逾期还款利息的违约责任。原告王南萍主张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基准利息支付的逾期利息，该院酌情自被告林晓伟逾期之日即2017年1月26日起计算。该借款发生在被告林晓伟、吴海燕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现被告吴海燕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借款时与原告王南萍明确约定该笔借款为林晓伟的个人债务或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故该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被告吴海燕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被告林晓伟主张其与原告王南萍为合伙关系，汇入詹连峰帐户的300万元人民币为双方共同资金，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的意见，该院不予采信。被告吴海燕经该院合法传唤未到庭，视为放弃抗辩权利，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林晓伟、吴海燕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给原告王南萍借款本金人民币10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7年1月26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4.35%计算）；二、驳回原告王南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3800元，保全申请费人民币5000元，合计人民币18800元，由被告林晓伟、吴海燕连带负担；公告费人民币600元，由被告林晓伟、吴海燕连带负担。
二审中，被上诉人王南萍向本院提供了二份证据，证据1“收
款收据借条”，待证2016年7月26日当天林晓伟向王楠平出具过两张借条，从而否认对方说当天只出具了一张借条。证据2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证实2016年5月11日王南萍根据林晓伟的指示叫其母亲徐晓娥将369500元汇给詹连峰，369500元人民币正好是6万欧元，印证双方在微信中讲的林晓伟汇到香港公司并非9万欧元，而是6万欧元，王南萍已通过其母亲根据林晓伟的指示汇给其亲戚詹连峰。上诉人经质证认为证据1抬头处“借条”两个字不是林晓伟写的，对其他部分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并解释当天双方进行结算，由林晓伟出具一份在一年内还清王南萍19万欧元的收款收据，后王南萍反悔，又让林晓伟另行出具一张在半年内还清20.5万欧元的收款收据，双方明确原先出具的19万欧元的收款收据自动作废，故该证据已不具有合法性。对证据2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的真实性没异议，林晓伟于2016年5月9日、10日汇给王南萍9万欧元，但王南萍仅给付人民币369500元，刚好折成5万欧元，故王南萍以此证明其已归还林晓伟6万欧元不能成立。本院认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可以证明林晓伟于2016年7月26日出具了两张收款收据，并约定了还款方式和期限；证据2没有其它证据相互印证，无法证明被上诉人所待证的事实。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7月26日，上诉人林晓伟给上诉人出具了收款收据两张，其中一张载明“今收到王南萍欧元现钞贰拾万伍仟元整，在半年内分批还清。借款人：林晓伟2016.07.26”，另一张载明“今收到王南萍欧元拾玖万元整，在壹年内分批还清。借款人：林晓伟2016.07.26”。本院查明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因被上诉人王南萍持有葡萄牙共和国的永久居留证，故本案为涉外商事纠纷。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审理本案，双方当事人均同意，并在二审中提交书面意见明确要求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审理本案，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准据法审理。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二审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仍为被上诉人王南萍受上诉人林晓伟的指示汇入詹连峰账户的300万元人民币是借款还是合伙资金。首先，按照上诉人林晓伟的陈述，双方自2015年5月份即开始合伙做欧元兑换生意，但两张收款收据出具的时间是2016年7月26日，也即林晓伟所称的合伙生意在前，出具收款收据在后，如果汇入的300万元人民币系合伙经营的共有资金，那么在2017年7月26日林晓伟出具的两张收款收据上就不应该以借款的形式出现，写明归还的方式和期限；其次，林晓伟于2016年7月26日出具的两张收款收据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更符合借款特征，应认定为借款；再次，王南萍经林晓伟的指示，于2016年7月22日、25日分别汇入詹连峰账户人民币200万元、100万元；詹连峰到青田县公安局鹤城派出所接受谈话，说明其账户内300万元人民币的来源及去向，其中100万元左右已受林晓伟指示打给他人；7月26日林晓伟向王南萍出具两张收款收据；7月29日詹连峰在征得林晓伟的同意下，与王南萍的妻子徐素燕达成《协议书》一份，詹连峰将余款200万人民币返还给王南萍，另外100万人民币由王南萍与林晓伟协商解决；综合判断上述事实，可以得出被上诉人王南萍受上诉人林晓伟的指示汇入詹连峰账户的300万元人民币系林晓伟向王南萍的借款，而非双方合伙经营的共有资金的结论。第四，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和银行交易记录来看，双方确实有经济往来，但仅凭聊天记录和银行交易记录无法推定案涉的300万元人民币是双方合伙的共有资金，上诉人主张20.5万欧元是双方合伙关系终止清算后应分得一半的合伙资金也与其出具的两张收款收据相矛盾。故上诉人林晓伟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林晓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江云
审 判 员 李 洋
审 判 员 金红萍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一日
代书记员 徐基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