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浙05行终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夏永新，男，1972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长兴县。
委托代理人钱树新，女，1971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长兴县，系上诉人妻子。
委托代理人陈金祥，浙江百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兴县人民政府太湖街道办事处，住所地长兴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太湖大道1168号。
法定代表人林敏，该街道办事处主任。
出庭应诉负责人廖象金，该街道办事处分管领导。
委托代理人钱月峰，该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钱晨杰，浙江湖兴律师事务所律所。
上诉人夏永新与被上诉人长兴县人民政府太湖街道办事处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2017)浙0502行初89号行政裁定。夏永新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3月1日进行了庭询。上诉人夏永新的委托代理人钱树新、陈金祥，被上诉人长兴县人民政府太湖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太湖街道)的分管领导廖象金及委托代理人钱月峰、钱晨杰到庭参加庭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钱炳火系长兴县太湖街道钱家土斗村识荆桥自然村52号户主，被拆迁人。2013年11月5日，钱炳火与长兴县太湖街道办事处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和《长兴县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实施办法》（长政办发[2010]58号）之规定，签订了《长兴县城市规划区农房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协议所涉被拆迁房屋座落于三河湾识荆桥自然村。2012年1月11日原告与被拆迁人钱炳火之女钱树新登记结婚，根据长兴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户口薄登记记载，原告户口于2016年1月15日从江苏省姜堰市迁入长兴县太湖街道钱家土斗村识荆桥自然村，该户户别为家庭户。2016年11月20日安置房分配抽签，被告对原告未予以安置。原告之妻钱树新等人不服，于2017年3月7日向被告提出请求房屋安置，被告于2017年3月27日作出针对新迁女婿或外甥的安置问题，目前暂不作安排的长太信访答字[2017]17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钱树新等人不服向长兴县人民政府申请复查，长兴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5月16日作出长信复撤字[2017]32号《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撤销被告作出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并要求通过行政诉讼途径来解决，故原告诉至该院。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长政办发[2010]58号《长兴县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实施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住宅用房实行公寓房安置的，其安置的建筑面积标准按被拆迁人家庭安置人口数，以户为单位每人安置60平方米来确定”，第二十二条规定：“安置户安置面积以签订协议为基准，安置房采用抽签形式确定，以抽签日作为安置面积调整的截止日”。本案原告诉请事项是要求履行拆迁补偿安置，诉争的事实是以《长兴县城市规划区农房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为基准，而该协议相对人即被拆迁人为钱炳火，原告作为被拆迁人钱炳火女婿，能否作为安置人员享受安置面积应以户为单位，以户主的名义提起，故原告不具有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不符合起诉的条件。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夏永新的起诉。
上诉人夏永新不服，上诉称，1.原审裁定认定上诉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错误。（1）涉案的《长兴县城市规划区农房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系根据长政办发[2010]58号《长兴县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实施办法》实施，这证明被上诉人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是上述安置协议书和拆迁实施办法，而拆迁实施办法规定上诉人属于安置对象，故上诉人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2）被上诉人安置行为与上诉人具有利害关系。行政诉讼法采取“有利害关系”作为诉讼利益关系判断标准，上诉人享有的安置权益与被上诉人的不予安置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并已成为事实，被上诉人行政行为与上诉人之间当然有利害关系。（3）“以户为单位”不是确定诉讼主体的依据。被上诉人对被拆迁人安置是与户主签订安置协议书，但不能据此推断只有户主是安置协议书的权利人，而户内其他家庭成员就不是权利主体。安置协议书系行政合同范畴，户主只能代表家庭成员签订，但法律未规定户主可以代表家庭成员行使诉请诉讼权利。拆迁实施办法规定：“安置的建筑面积标准按被拆迁人家庭安置人口数，以户为单位每人安置60平方米来确定”，这里以“户为单位”是为便于拆迁程序上操作和计算而设置，原审法院据此认定“以户主名义提起诉讼”缺乏依据。2.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安置和被安置的利害关系。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所在村进行拆迁安置系依据长政办发[2010]58号《长兴县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实施办法》。根据该文件第十七条第（六）项规定，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或已生育子女且常住在拆迁安置地，并按有关规定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应该作为安置对象。第二十二条规定，安置户安置面积以签订协议为基准，安置房采取抽签形式确定，以抽签日作为安置面积调整截止日，签订协议后不因人口减少调整安置面积。本案抽签日（2016年11月20日）前上诉人已经符合社员资格条件并常住在拆迁安置地，已经符合安置条件。退一步说，即使按照被上诉人提供的户籍制度改革后实施的长政办发[2015]181号《长兴县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实施办法》、长政办发[2017]96号《长兴县城改造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被上诉人同样应对上诉人进行安置。此外，被上诉人原审中提交的长兴县人民政府太湖街道钱家土斗居民委员会及长兴县人民政府太湖街道办事处农业公共服务中心出具证明的落款时间应为2017年而非2016年11月10日，且该证明无法定代表人签字不具备法律效力，上诉人提交的三份证明可以证实三上诉人一直居住在拆迁安置地，该证明内容不真实。综上，请求法院：1.撤销（2017）浙0502行初89号行政裁定，指令原审法院依法继续审理；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太湖街道答辩称，1.上诉人岳父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约定以户为单位进行公寓房安置，实行一户一安置，原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起诉符合法律规定。2.上诉人不符合拆迁安置条件，不属于拆迁安置对象。上诉人提起本次诉讼的基础是上诉人岳父与被上诉人根据拆迁安置政策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上诉人在上述协议签订及房屋拆除后结婚并在2016年户籍制度改革后将户口迁入被拆迁地，上诉人不符合长兴县拆迁安置政策所要求“常住拆迁安置地”条件，且拆迁安置系对被拆迁人利益的补偿，被拆迁人应为被拆迁房屋及附属物的合法所有权人，上诉人不满足上述条件，不属于拆迁安置对象。3.户口登记仅为公民身份信息的反映，而非享受相关权益的依据。户籍制度改革后，公民享受的权益与户口不再挂钩，上诉人户口迁入被拆迁地后仍享有原户口所在地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如再给予其户口迁入地的安置权益，将与户籍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相违背。4.被上诉人原审提交的证明系对上诉人是否属于户口迁入地的经济合作社社员的说明，故证明形成的时间不影响该证据的效力。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人是否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等审理重点进行了辩论。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一审期间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已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对原审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长政办发[2010]58号《长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长兴县征收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实施办法>的通知》第二十二条载明，安置户安置面积以签订的协议为基准，安置房采取抽签形确定，以抽签日作为安置面积调整的截止日，签订协议后不因人口减少调整安置面积。由此可知，涉案地块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涉及安置面积调整的，系以签订的协议为基准，在安置房抽签日前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本案中，上诉人夏永新要求被上诉人太湖街道对其履行安置法定职责，系以该户户主钱炳火于2013年11月5日与太湖街道签订的《长兴县城市规划区农房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为基准，属对该补偿安置协议的调整，应由签订涉案《长兴县城市规划区农房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主体即上诉人所在户的户主钱炳火提出，故上诉人并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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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 何育红
审判员 赵 龙
审判员 许婷婷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金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