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赣07民终16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刘国恩，男，1962年10月9日出生，汉族，福建省莆田市人，身份证登记的住址：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现住崇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毅，江西海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李远文，男，1959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龙南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上犹县聚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犹县东山镇建设二路中段。法定代表人：谢华妹，经理。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谢金沐，男，1957年7月28日出生，汉族，福建省莆田市人，住上犹县。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江西省金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上犹县东山镇水南大道。法定代表人：谢金沐，董事长。上诉人刘国恩因与被上诉人李远文、被上诉人上犹县聚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下称聚鑫公司）、原审第三人谢金沐、原审第三人江西省金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金隆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上犹县人民法院(2016)赣0724民初2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国恩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撤销（2015）上执字第192号执行裁定书以及（2016）赣0724执异2号执行裁定书，停止对崇国用2012第0129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执行并解除查封。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上诉理由如下：上诉人与第三人谢金沐于2006年4月18日通过崇义县人民法院的司法拍卖，竞买取得崇国用（2012）第0129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有拍卖成交确认书、物品财产拍卖暨所有权转移证明书、崇义县人民法院（2004）崇法执字第43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据为证。后只是为了开发房地产的需要，而登记在金隆公司名下，上诉人有证据证明享有该土地使用权50%的份额，足以排除另案的强制执行。一审认为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土地使用权系上诉人和谢金沐共有，显属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认定上诉人提出排除执行的理由不能成立，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李远文答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无法出具自己实际出资的有效证据，又无出具原始约定，还无法提供诉争土地的权属依据。2、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超出上诉范围。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当中还要求撤销（2015）上执字第192号执行裁定书以及（2016）赣0724执异2号执行裁定书，明显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相关上诉规定。被上诉人聚鑫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审第三人谢金沐及金隆公司认可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原告刘国恩向一审法院的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2016）赣0724执异2号执行裁定书，停止对崇国用2012第0129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执行；2、依法解除对崇国用2012第0129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查封，撤销（2015）上执字第192号执行裁定书及（2015）上执字第192号和第217号执行通知书。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位于崇义县××萝卜××证××为××用××（以下××土地）××国有土地使用权人××系××义县××萝卜巷村委会，因萝卜巷村委会未履行崇义县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被依法拍卖，谢金沐、刘国恩以个人名义共同参与竞拍并于2006年4月18日以70.8万元的最高价竞得。2006年7月12日，诉争土地使用权过户至江西省上犹荣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股东是谢金沐及其妻黄仁妹，法定代表人是谢金沐）。2007年1月，江西省上犹荣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金隆公司，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未变，但调整了公司注册资本及股东出资比例。2010年4月7日，诉争土地使用权人变更登记为金隆公司。后因崇城市总体规划，部分土地进行了置换，崇国土资源局于2012年9月3日对诉争土地重新核发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书号变更登记为崇国用2012第01293号，土地使用权人仍然登记为金隆房地产公司。2013年3月和2014年6月，谢金沐因经营需要，二次向李远文借款共计150万元，金隆公司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4年7月，谢金沐因金隆公司归还银行到期贷款缺乏资金，向聚鑫公司借款100万元。因谢金沐未能按期偿还上述二笔借款，李远文和聚鑫公司先后向上犹县人民法院（下称上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谢金沐还本付息。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上犹法院对诉争土地采取了查封的诉讼保全措施，并于2015年3月17日和3月20日先后作出（2015）上民二初字第33号民事判决书、（2015）上民一初字第27号民事调解书，分别对聚鑫公司和李远文的债权进行了确认。上述二份法律文书生效并进入执行程序后，上犹法院向谢金沐发出（2015）上执字第192号和第217号执行通知书，但其仍未在指定的期限内履行义务。上犹法院遂于2015年9月2日作出（2015）上执字第192号执行裁定，裁定拍卖诉争土地使用权。2016年1月28日，案外人刘国恩以拍卖的土地系其与谢金沐二人共有为由向上犹法院提出执行异议。2016年3月3日，上犹法院作出（2016）赣0724执异2号执行裁定，驳回刘国恩的异议申请。刘国恩不服裁定，于2016年3月28日向上犹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要求撤销裁定、停止对诉争土地的执行并解除查封。案件审理过程中，刘国恩以金隆公司为被告、谢金沐为第三人另行向崇义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6年7月28日，经庭前调解达成如下协议：刘国恩与谢金沐于2006年4月18日签订的合伙协议有效，即江西省金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崇义县××萝卜巷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崇国用（2012）第012**号，土地使用权面积1426.83平方米）及该土地上房屋（面积1384.71平方米）刘国恩享有50%股份。崇义法院（2016）赣0725民初第554号民事调解书对上述调解协议进行了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本案中，刘国恩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达到排除强制执行的条件。首先，根据现有不动产登记情况，金隆公司对诉争土地享有物权。金隆公司为谢金沐借款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因谢金沐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债权人为实现债权申请查封并拍卖诉争土地于法有据。刘国恩主张诉争土地是其与谢金沐的共有财产，则应提交证据予以证实。经审查刘国恩提交的证据，拍卖成交确认书、物品财产拍卖暨所有权转移证明书等证据，仅能证明诉争土地的由来，即刘国恩与谢金沐共同参与竞拍所得；赣州商联拍卖行崇义办事处的收据显示收费项目是委托拍卖佣金，对于刘国恩支付拍卖价款即共同出资的事实无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国家建设划拨转让用地呈报表等相关材料虽有刘国恩的签名，但其是以代理人的身份签名，土地受让人、登记使用权人是荣昌房地产公司；刘国恩与谢金沐签订的《合伙协议》，落款时间是“2006年4月18日”，而协议主文第一条关于经营项目的约定，载明的房产证号却是“崇国用（2012）第01293号”，存在明显的倒签时间的情形。对此，刘国恩在接受法庭调查时给出的解释是：《合伙协议》是2012年重新颁发房产证后签订的，落款时间写的是拍卖成交的时间，签订协议是为了办理银行贷款，原件只有1份。当问及双方此前有无签订其他合伙协议时，刘国恩与谢金沐作出的回答相互矛盾。综上，根据刘国恩提交的证据和庭审查明的事实，不足以认定诉争土地系刘国恩与谢金沐共有。其次，在执行听证过程中，李远文和聚鑫投资公司已就《合伙协议》存在时间倒签等问题提出异议，而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刘国恩却另行向崇义县人民法院提起确权之诉请求该院庭前调解，并就《合伙协议》的效力及其所占股份份额达成调解协议。刘国恩与谢金沐的行为具有明显的借法院生效法律文书阻却执行之故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刘国恩以崇义法院民事调解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理由不能成立。最后，刘国恩是否对诉争土地享有股份是一种内部协议，这种股权实际上是基于合伙出资所产生的债权，并无优先于其他债权的权益，也就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综上所述，刘国恩请求排除执行的主张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和法律依据，对其要求撤销本院（2015）上执字第192号和（2016）赣0724执异2号执行裁定书，停止执行并解除查封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2015）上执字第192号和第217号执行通知书系本院在受理执行申请后通知谢金沐在限期内履行还款义务的法律文书，其内容并未涉及争议土地，也未涉及案外人刘国恩的利益，对刘国恩要求撤销该两份执行通知书的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刘国恩要求撤销本院（2015）上执字第192号和（2016）赣0724执异2号执行裁定书，停止对崇国用2012第0129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执行并解除查封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刘国恩要求撤销本院（2015）上执字第192号和第217号执行通知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880元，由原告刘国恩负担。二审审理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2006年4月25日刘国恩转账给陈世汉42万元的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账单一份、陈世汉2017年7月4日出具的证明一份、2006年4月28日中国工商银行陈世汉交款708000元的现金存款凭条一份、崇义县人民法院708000元的案件标的款专用收据一份，共同证明上诉人支付司法拍卖涉案土地使用权竞买款42万元的事实。被上诉人李远文、聚鑫公司质证均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原审第三人谢金沐、金隆公司对该组证据没有异议。本院对上诉人二审中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二审审理中，两被上诉人及两原审第三人均未向法庭提交证据。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另查明：2006年案涉土地由崇义县人民法院拍卖时，2006年4月25日刘国恩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转账42万元至陈世汉（当时为拍卖行员工）的工商银行账户中，陈世汉将该42万元连同其他的款项288000元，共计708000元拍卖款，通过中国工商银行一并转入崇义县人民法院的拍卖标的款账号中，并由崇义县人民法院出具了708000元的案件标的款专用收据，载明用途为“信用社诉特种钢厂、萝卜巷村委会借款案”。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的程序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法发[2011]15号）第26条规定，“审判机构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应当查询所要确权的财产权属状况，发现已经被执行局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中止审理；当事人诉请确权的财产被执行局处置的，应当撤销确权案件；在执行局查封、扣押、冻结后确权的，应当撤销确权判决或者调解书”。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执行标的物被人民法院查封之后，案外人只能通过案外人异议程序来主张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让申请执行人参与诉讼。若案外人和被执行人在执行标的物被人民法院查封以后，另行在其他法院提起诉讼，由于申请执行人并未参加该程序，容易产生恶意串通，虚假诉讼之嫌疑。本案中，案涉土地被上犹法院多次查封，刘国恩于2016年1月28日向上犹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上犹法院执行部门审查后于2016年3月3日裁定驳回其异议申请，刘国恩于2016年3月28日向上犹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即本案一审诉讼。但刘国恩并没有在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提出确认其对案涉该宗土地具有50%权利份额的诉讼请求，而是在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一审审理中，各方对《合伙协议》是否存在虚假、是否倒签时间等问题存在争议时，于2016年7月向崇义县人民法院另外提起确权诉讼，该案被告为金隆公司及谢金沐，并且在该案中达成调解协议，由崇义县人民法院制作了（2016）赣0725民初554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刘国恩该诉讼方案选择不符合上述规定，另人产生规避法院管辖之嫌疑。关于刘国恩在案涉土地中的权利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因素进行考量：（一）刘国恩是否系案涉土地的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于刘国恩是否系案涉土地的权利人以及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问题。尽管刘国恩在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以后，另案在崇义县人民法院又再提起确权之诉，该诉讼方案选择不当。但并不能据此认定刘国恩与谢金沐有恶意串通之行为，并不能据此否定刘国恩的权利存在。审查刘国恩的权利是否存在还是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从上诉人刘国恩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来看，这些证据的真实性足以认定，可以证明刘国恩将42万元转账给拍卖行工作人员陈世汉，由陈世汉将该42万元连同其他的款项288000元，共计708000元拍卖款，通过中国工商银行一并转入崇义县人民法院的拍卖标的款账号的事实，可以证明案涉土地当初的708000元拍卖款中刘国恩承担了42万元的事实。若按此款项金额的比例计算，刘国恩对案涉土地的权利份额已经超过了50%。并且从拍卖成交资料及有关票据来看，刘国恩确与谢金沐共同参与拍卖，2006年5月12日崇义县人民法院（2004）崇法执字第43号《民事裁定书》也裁定“买受人江西省上犹荣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谢金沐、刘国恩应持本裁定书在30日内到崇房地产管理局、崇国土资源局办理产权过户手续”。从案涉土地的办证资料来看，也是刘国恩、谢金沐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作为江西省上犹荣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人员签名，且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办理系由刘国恩作为金隆公司的代理人和联系人。因此，刘国恩与谢金沐之间落款时间为2006年4月18日的《合伙协议》尽管可能存在倒签时间的问题，但并不能据此认定该《合伙协议》系刘国恩与谢金沐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之行为。但是，刘国恩与金隆公司在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办理过程中，并没有将落款时间为2006年4月18日的《合伙协议》作为案涉土地权利来源或实际权利状况的凭证备案在土地登记部门的土地登记档案中，土地登记部门在案涉土地的土地登记薄并没有记载刘国恩对于案涉土地使用权享有50%份额的实际权利状况。案涉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附记一栏也没有类似记载。也就是说，刘国恩对案涉土地的50%权利份额并没有进行不动产权利登记，刘国恩并不是案涉土地50%土地使用权的登记权利人，其该50%权利份额仅是一种隐名的权利股份。对于刘国恩诉请停止执行案涉土地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本院认为，刘国恩在案涉土地上的权利不足以排除执行。其理由如下：第一，土地是一种不动产，其物权的取得依登记取得。从案涉土地的登记来看，其登记权利人为金隆公司，并不是刘国恩，刘国恩并不是案涉土地的登记权利人或部分权利人。根据物权变动登记生效和公示公信原则，刘国恩与谢金沐之间在《合伙协议》中对案涉土地实际权利份额的约定，不能对抗善意的申请执行人。由于刘国恩并不是案涉土地的登记权利人，其隐名的50%权利份额并未在案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登记薄上进行登记，其享有的50%隐名权利份额仅是一种债权，对案涉土地不具有优先受偿权，并不足以排除法院对案涉土地的执行。第二，退一步讲，如果认定刘国恩对案涉土地具有50%的土地使用权这一物权，则存在一个刘国恩与谢金沐或者是金隆公司在执行程序中对被执行的案涉土地进行共有权分割的问题。即使在认定刘国恩对案涉土地具有50%的土地使用权这一物权的前提下，刘国恩也应当主张共有权人的优先购买权，购买谢金沐或金隆公司另外50%土地使用权，在支付另外50%土地使用权对价并由执行法院保全该50%土地使用权对价的前提下，刘国恩才具有排除对案涉土地进行执行的权利。本案中，刘国恩这些前置义务条件均没有完成。综上两个方面的因素，本院对刘国恩在本案中提起的停止对案涉土地进行执行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当然，在案涉土地被法院执行以后，刘国恩对案涉土地上的权利损失其可以另行向谢金沐或者是金隆公司主张。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刘国恩在本案中并未诉请对其在案涉该宗土地享有的50%土地使用权这一物权进行确权，本院对刘国恩对案涉土地是否享有案涉土地50%的土地使用权这一实体物权权利不予作出确权判决。综上，上诉人刘国恩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80元，由上诉人刘国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小兵审判员  赖国东审判员  王阿婷二〇一七年八月九日书记员  钟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