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民四终字第1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洪涛，男，汉族，东营市南郊水库养殖户。
委托代理人：周振元，山东百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健，男，东营健洋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陈庆华，山东众成仁和（东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于洪涛因与被上诉人董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东营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8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于洪涛及其委托代理人周振元，被上诉人董健的委托代理人陈庆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于洪涛在原审诉称，2013年2月10日，原告承包南郊水库200亩作为鱼池进行养殖，承包期限自2013年2月10日至2016年2月9日。原告于2013年4月分别投入草鱼苗11万尾、鲤鱼苗3万尾、白鲢鱼苗2.4万尾、花鲢鱼苗1.2万尾，共计价值460732元。2014年2月4日，鱼池发生病情，原告电话告知经营伟嘉水产医院的经营者被告，被告前往鱼池，诊断为春季水霉造成的水霉病，需紧急治疗，于是被告指导原告自被告处购进水霉净、解毒碧水安、调水解毒底改等药物用于治疗。经被告的治疗后，病情并未好转。2月11日，被告凭经验再次诊断为三毛金藻中毒，要求原告投放硫酸铵6吨、解毒碧水安20箱、海参免疫多糖5箱、激活应激灵10箱、黄金平衡液1箱。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向鱼池投放了解毒碧水安20箱、激活应激灵10箱、硫酸铵2吨后，鱼池的水质发生变化，导致鱼池内的鱼全部死亡。原告养殖的鱼苗，自2013年4月至2014年1月一直长势良好，正常情况下可以于5月份捕捞上市，但由于被告的诊断及用药指导错误，致使原告鱼池内的鱼苗全部死亡，给原告至少造成150万元的经济损失，双方就赔偿损失事宜协商未果。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财产损失150万元，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被上诉人董健答辩称，一、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实为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从事水产养殖多年，近几年常从被告处购买兽药或水质改良剂，自2011年起累计拖欠被告费用约17万余元，被告具有经营资格，在经营范围内进行买卖，是合法行为；二、原告从被告处购买的水霉净、解毒碧水安、调水解毒底改等产品并非药物，而是水质改良剂和肥料，且均系合格产品，不会导致鱼类死亡；三、被告未为原告提供诊断及指导。原、被告之间没有任何服务合同，原告不另行支付被告服务费用，被告没有义务为原告提供服务。被告之所以去原告的鱼池现场，是应原告的邀请，由于原告还拖欠被告货款未支付，被告因此应邀。在原告提出鱼是否患有三毛金藻病之后，被告观察后同原告的另外一个朋友、河南的一个养殖户讨论，并帮原告咨询了专业人士，他们都认为原告判断正确，因此被告没有提供诊断及指导。四、鱼死亡的真正原因无法确认，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自被告处购买的水质改良剂及肥料与鱼的死亡具有因果关系。原告从被告处购买水质改良剂前，鱼已经出现大量死亡，原告也不止从被告购买水质改良剂，就被告所知原告另从石油大学附近购买800多斤的硫代硫酸钠和肥水金刚一并投入鱼池，因此不能证实就是被告的原因致鱼死亡。原告自被告处购买的硫酸铵是否使用，使用过多少，仅是原告自己的陈述，被告不认可。原告所谓的水质氨氮含量过高并不是被告的原因造成的，氨氮含量随着空气温度、湿度、水位深度、时间段的不同随时变化，另外，鱼类的尸体沉积在池底也会导致氨氮的升高，原告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氨氮含量高是鱼死亡的原因。综上，鱼死亡的真正原因无法确定，被告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原审中，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1、视频资料三份。录制时间均为2014年2月19日，地点在南郊水库。视频一证明1、被告对原告所养的鱼的治疗方法是先解毒再用增强免疫力的药恢复一下体力，然后再用硫酸铵。2、被告凭经验诊断鱼的病因是三毛金藻引起。3、被告在本录音之前就要求原告往水里投放6吨硫酸铵，原告只放了2吨。视频二证明被告通过电话向他的朋友请示，水库出现三毛金藻中毒，硫酸铵一亩地应用多少量，说明被告没有诊断鱼病的知识和能力。视频三证明原告按照被告的指导投放2吨硫酸铵后，第二天草鱼开始大量死亡。
被告对三份录音资料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无法确定录音中对话人物的身份，视频一与视频三的大部分内容重复，有裁剪嫌疑，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从视频三中可以看出2014年2月18日原告曾经使用过鱼虾舒乐干解毒，而该鱼虾舒乐干并不是从被告处购买的，可以证明原告不仅从被告处购买产品，也从别家购买产品，且使用。原告2014年2月11日自被告处购买产品，而录音的时间是2014年2月19日，这距离原告从被告处购买的时间已过十余天，无法证实原告的证明目的。
证据2、收款收据五份并申请证人杨某甲出庭作证。证明1、2013年4月3日原告从杨某甲处购买草鱼苗8015斤、白鲢鱼苗6750斤，投入原告承包的水库中。2、2013年4月5日从杨某甲处购买草鱼苗8450斤、白鲢鱼苗5930斤，投入原告承包的水库中。3、2013年4月8日从杨某甲处购买草鱼苗7860斤、花鲢鱼苗7230斤，投入原告承包的水库中。4、2013年4月10日从杨某甲处购买草鱼苗15188斤，投入原告承包的水库中。5、2013年4月15日从杨某甲处购买鲤鱼苗15457斤，投入原告承包的水库中。
被告对上述收款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销售单上没有原告的名字，也没有卖家的单位名称、公章及具体经办人的名字，因此不能证明原告购买鱼苗的真实性，原告应当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
证据3、购货单据十份。证明原告于2013年5月至10月从河北武强牧神阳光饲料厂购买的鱼饲料情况，原告养鱼投放鱼饲料125.8吨，购买鱼饲料花费465244元。
被告对上述销售单的真实性有异议，销售单上没有原告的名字，后来添加的“于洪涛”三字是原告自己书写，因此不能证明原告与河北武强牧神阳光饲料厂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该销售单是河北武强牧神阳光饲料厂自行制作，应当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
证据4、东营伟嘉水产医院的销货单三份。证明被告销货单据上的名称是东营伟嘉水产医院，被告实际以伟嘉医院的名义对外承揽业务。2014年2月5日至2014年2月14日期间被告根据原告所养殖的鱼的病情，提供给原告多种用于治疗鱼病的药物，其中包括硫酸铵。
被告对销货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从销货单可以证实原告与被告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并且原告拖欠被告货款；原告起诉的诉讼主体系被告个人，而被告具有经营资格，在经营范围内进行经营，经营行为合法有效；被告使用伟嘉水产医院名称的行为与原告财产损害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之所以使用该名称仅是起到宣传的作用。
证据5、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证明用于水产养殖的水域功能分类，国家规定属于Ш类，氨氮的标准限值不超过1.0毫克／升。农业用水区属于Ⅴ类，氨氮的标准限值不超过2.0毫克／升。
被告认为按照南郊水库全部600亩的面积核实氨氮的含量是符合标准的。东营市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中心的《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资格证书》已过有效期，其监测结果不能作为处理污染事故的依据。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1、东营开发区莱建水产养殖技术服务部的营业执照及兽药经营许可证。证明被告具有经营资格，销货符合经营范围。
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被告在向原告提供药品时没有明示被告是以技术服务部的名义经营，原告只知道被告是经营东营伟嘉水产医院。
证据2、被告所销售的七种产品的打印照片。证明水霉净、解毒碧水安、调水解毒底改、海参免疫多糖、激活应激灵、黄金平衡液这六种产品均为水质改良剂，硫酸铵是一种肥料。
证据3、水霉净、解毒碧水安、调水解毒底改、海参免疫多糖、激活应激灵、黄金平衡液等水质改良剂的检验报告六份。证明原告所销售的产品均是合格产品。
证据4、水霉净、解毒碧水安、调水解毒底改、海参免疫多糖、激活应激灵、黄金平衡液及硫酸铵的合格证六份。证明被告所销售的产品均是合格产品。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上述三组证据中除硫酸铵之外的药品无异议，原告认为在被告的指导下过多的使用硫酸铵，导致水质氨氮值增高，导致鱼的死亡。检测报告书、合格证与本案没有关联。
证据5、李新龙的身份证复印件及证明、进货磅单一份。证明被告向肥城石横焦化有限公司购买硫酸铵的事实。
原告认为李新龙的证明从形式上是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作证。
证据6、污水处理厂的监测报告复印件一份。证明2014年2月24日，原、被告共同取样去污水处理厂化验，得出的结论是氨氮含量不超标。
原告认为污水厂出具的报告不是法定部门出具，对此不予认可。
证据7、销货单十七份。证明原告拖欠被告货款累计12万余元，原告与被告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多年来经常到被告处购买货物，双方很熟悉，已形成朋友关系。
原告认为销货单与本案的侵权事实无关。
证据8、硫酸铵使用标准一份（百度百科）。证明按200亩水体计算，原告使用硫酸铵2吨完全符合标准。
原告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原审法院依据原告的申请向东营市渔政渔港监督监察支队调取卷宗材料一宗，原、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原、被告主要争议在于鱼的死因，原告认为投放2吨硫酸铵后水质氨氮超标致鱼死亡，申请对被告诊治及指导使用2吨硫酸铵的用药行为与鱼的全部死亡具有因果关系进行司法鉴定，原审法院依法委托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并向其提供了本案相关的鉴定材料，该机构因鉴定材料不完整、不充分及鉴定现场不存在，仅凭文字资料可能得不出明确鉴定结论为由不予受理。为进一步明确鱼的死因，原告申请专家证人潘九阳、被告申请专家证人籍成杰、孙延亮出庭对本案所涉的专业问题提出意见。针对原、被告的询问，专家证人认为三毛金藻在水质含盐度千分之二以上容易大量繁殖，这种藻类需要在高度显微镜下观察才能够辨别，仅根据鱼当时出现漫游的情况不能确定鱼的病因是三毛金藻引起；使用硫酸铵可以对三毛金藻起到预防防治的作用，但使用该药品后6小时须开增氧机以释放硫酸铵的气味及残留的有害物体，水质氨氮的来源是多方面的，鱼饲料的残饵、鱼粪便、池塘的污泥及鱼的尸体腐烂、藻类的分解都会产生氨氮，使用含氮的肥料也会导致氨氮升高，鱼类适宜生存的氨氮极限浓度为3毫克／立方米，超过该浓度会导致鱼类大量死亡，水质监测报告显示鱼池水质氨氮含量超出限度，但根据现有资料不能确认鱼的死因。
经原、被告举证、质证及当庭陈述，原审查明以下事实：
自2013年2月起原告承包东营市南郊水库从事水产养殖，鱼池分为两个，东西相邻。2014年2月初，原告发现位于东侧的鱼池边有漫游的鲫鱼，怀疑鱼产生病情。2月26日，原告向东营市渔政渔港监督监察支队提出渔业污染事故鉴定申请，原告称：“2014年2月10日，由于东营健洋科技有限公司的董健诊断我鱼池发生疾病，投放硫酸铵2吨，导致鱼池氨氮大量升高，致使鱼池内的鱼大量死亡。”当日，该支队组织执法人员与监测中心人员对东侧鱼池进行了现场水质取样及调查取证。经现场勘察，位于东侧的鱼池面积约200亩，鱼池周边漂有少量死鱼，大部分为花鲢鱼，拉网捕捞后发现大量死鱼，主要是草鱼、鲤鱼和花鲢鱼，个体为1-2斤。药品存放间内堆有肥城石横焦化有限公司生产的“石特牌”硫酸铵30余袋，净含量为50公斤，另存有鱼虫清、水霉净、净水消毒清及东营健洋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生态宝”等药品。2月28日，该支队执法人员对原告进行询问。原告称：“2月4日、5日左右发现水边有漫游的小鲫鱼，怀疑鱼生病。2月11日，我找到东营健洋科技有限公司的董健进行诊断，董健诊断为藻类中毒，现场使用解毒碧水安14箱，当日鱼症状有所缓解。2月14日，我找到董健到现场诊断，诊断为三毛金藻引起鱼的死亡，董健随即让我使用公司销售的硫酸铵，开始让我投放6吨，我在投放中董健又打来电话让我投放2吨，第二天出现草鱼大量死亡。出现鱼死亡后，2月18日我又使用硫代硫酸钠800斤进行解毒，没有效果。现沉底的死鱼约有10万斤，按投入成本预计损失90万元。在养殖过程中还用过葡萄糖。”3月3日，执法人员对东营健洋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调查，对法定代表人董健进行询问。东营健洋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水产养殖池底维护、水环境改良净水剂销售、污水处理，法定代表人董健，董健另注册东营开发区莱建水产养殖技术服务部，经营性质为个体，经营范围为鱼、虾、蟹用饲料、水质改良剂、兽药、渔具销售，经营场所门牌标注伟嘉水产医院。被告董健称：“2014年2月7日左右，于洪涛找到我，说鱼池出现死鱼，请我到现场察看情况。经过现场观察，判断致鱼死亡是三毛金藻引起，于洪涛提出异议是否是水霉病引起，提出用水霉净，用后效果不明显，于洪涛随即找到养殖户张文山，我也到现场一起分析，确认是藻类引起鱼死亡，当天使用解毒碧水安14箱，用后有所缓解，又隔了两天，于洪涛说鱼还是死亡。随后我又到鱼池，还是认为三毛金藻引起的鱼死亡，根据治疗三毛金藻和水体240亩、水深2米计算后的用量，给于洪涛拉了36袋硫酸铵，每袋50公斤，我问于洪涛，他说撒了5、6袋，我认为量少，让他把剩余的撒上，大约2吨。投放后，第二天观察效果仍不明显，鱼仍然死亡。于洪涛另外投入了1000斤硫代硫酸钠，又使用了肥水金刚。隔两天后我到现场，发现死鱼很多，于洪涛怀疑氨氮中毒致鱼死亡，随后取水样到胜利油田污水处理厂对水质进行检测，氨氮含量为0.36mg／L，不超渔业水质标准，经查阅资料，氨氮中毒是先死鲤鱼和白鲢。”3月5日，东营市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中心出具水质监测结果检测报告。3月10日，支队执法人员再次对东侧鱼池现场勘验，鱼池周边仍有大量死鱼，鱼体已不同程度腐烂，鱼池水质较浑浊，并散发出刺激性气味。由于东营市海洋与渔业环境监测中心的《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资格证书》已过有效期，无法出开展鉴定评估及出具鉴定结论，建议双方就该污染事故向人民法院起诉。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被告对原告养殖的鱼所发生的死亡后果是否具有过错。首先，被告从事鱼饲料、水质改良剂等销售经营，从原告提供的销售单可以看出原、被告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不再另行支付被告技术服务费用，在原告养殖的鱼出现病情后，被告虽到现场观察并给出投放硫酸铵的建议，但建议是否采纳并实施由原告自行决定，被告仅是一种无偿的指导行为。原告从事的水产养殖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的产业，原告自身应当具备基本的养殖经验，假使被告的指导存在判断失误，原告所承担的风险责任也是远远大于被告的。其次，原告主张投放硫酸铵过量导致鱼的死亡，由于原告在使用硫酸铵之前鱼就发生病情，原告未及时采取措施对病鱼鱼体进行检测以查明病因，而是试验性的投放多种药品，通过现有材料及专家证人的分析不能判断鱼的病因是否为三毛金藻引起，因此鱼的大量死亡系疾病所致还是投放硫酸铵的措施不当所致难以认定。另一方面，水质监测报告显示涉案鱼池的氨氮值超出适宜鱼类生存的限度，由于在提取水样时鱼池内已有大量的死鱼，而水中氨氮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包括鱼的尸体分解也会产生氨氮，且水样提取时间距原告所陈述的投放硫酸铵的时间相隔已有十余天，对于在投放硫酸氨之前鱼池水质是否已存在氨氮值过高的情形未有监测结果以作对比，氨氮超标的原因是否完全系硫酸铵引起难以判断。综上，原告不能证实被告对原告养殖的鱼所发生的死亡后果具有过错，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请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于洪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负担。
上诉人于洪涛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买卖合同关系是错误的。对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还是鱼病治疗服务关系应该综合全案的证据予以分析认定。首先，上诉人在一审中申请一审法院到东营市渔政部门调取相关照片证据和上诉人一审提交的东营伟嘉水产医院的销售单证实：被上诉人经营的地点所挂的字号就是“东营伟嘉水产医院”，被上诉人明显就是“东营伟嘉水产医院”经营者，何为“水产医院”，顾名思义就是给鱼看病治病的医院。上诉人正是基于对被上诉人具有经营水产医院、给鱼治病的知识和能力信任，才在鱼有异常的情况下求治于被上诉人的。其次，从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视频资料中被上诉人的通话记录明确证实：用药过程都是上诉人请示，再由被上诉人指导下具体用药。并且被上诉明确地说：“凭我的经验讲这就是三毛金藻”。这是很明确的诊断行为。再次，从东营市渔政部门于2014年3月10日对被上诉人的现场调查笔录可以证实：被上诉人诊断为三毛金藻中毒，并且是被上诉人让上诉人使用的硫酸铵。另外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不再另行为被上诉人支付技术服务费，被上诉人是一种无偿的指导行为为由，据此就推导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是鱼病诊治服务关系而是一种买卖合同关系观点也不能成立，这是主观推断行为。被上诉人的利益都包括他的药品价格里面了。按照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就是一种学雷锋的为人民服务的行为，被上诉人的思想觉悟已经高到主动拉着硫酸铵送到上诉人的养鱼地点无偿为上诉人服务的程度，这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2、一审对“取水样时池内已有大量死鱼，鱼的尸体分解也会产生氨氮”的认定，属于主观臆断，与事实不符。2014年2月19日之前，也就在被上诉人指导使用硫酸铵之前的鱼塘只是有极少的死鱼，只是投放了2吨硫酸铵之后，才开始大量死鱼，因当时是春节刚过气温较低，鱼塘的死鱼根本没有腐烂。因此，在东营市渔政部门取水样时，不存在鱼的尸体腐烂的情况，如果鱼在水中腐烂了，渔政部门还有采水样的必要吗？鱼体腐烂，能否影响水质质量，凭水质监测技术人员的认知水平，他们还会继续采样监测氨氮值吗？如果当时鱼体腐烂了，肯定不会继续采样，就是因为鱼体没有腐烂，不影响氨氮值的监测，才采样做了监测。以上证据明确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就是鱼病的诊疗服务关系，仅从上诉人一审中提供的一份销售单和没有另行支付技术服务费就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过于牵强，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上诉人当然不能信服。
二、被上诉人对于上诉人所养殖鱼的死亡具有因果关系，并有明显过错。1、被上诉人诊断错误。一审中三位专家证人根据当时病情分析，开始死鱼的病因均不能判断是三毛金藻所引起。然而，作为水产医院经营者的被上诉人确凭经验确诊断为三毛金藻中毒（上诉人提交的视频资料中被上诉人的通话记录和东营市渔政部门于2014年3月10日对被上诉人的现场调查笔录均可证实）。据此，完全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对当时轻微死鱼的情况诊断错误。2、被上诉人在冬季指导使用硫酸铵是原则性错误。首先，一审中三名专家证人均认可在冬季鱼塘不能使用硫酸铵。被上诉人恰恰指导上诉人使用了大量的硫酸铵。其次，一审中专家证人证实：硫酸铵对三毛金藻只能用于预防，不能用于中毒后的抢救，也就是说不能用硫酸铵治疗三毛金藻。被上诉人在诊断为三毛金藻后，指导原告使用硫酸铵是原则性错误。三专家同时均认可投入硫酸铵后，氨氮浓度会突然升高，导致鱼塘中化学耗氧量增高，致使水体严重破坏，鱼塘严重缺氧，导致鱼的死亡。从渔政部门监测的结果（cod太高），完全可以佐证上述观点。
三、经过咨询有关专家分析，上诉人的鱼塘一开始有少量死鱼时，其实就是因为鱼塘已经有了轻微的氨氮中毒造成的。冬季水面结冰，鱼塘底部淤泥中有机质缓慢分解产生的有毒气体如氨氮等有毒气体挥发不出来，长时间积累，导致鱼塘水质氨氮浓度增高，致使鱼有少量死亡。对此情况被上诉人没有分析出来，而是指示上诉人使用了大量的硫酸铵，硫酸铵属于无机质，水中分解快，致使氨氮浓度突然升高，超过了鱼的承受浓度，导致一池塘鱼全部死亡。
四、一审中三专家当庭均认可被上诉人指导上诉人使用所有药物，均不能用于治疗三毛金藻。据此，可以证实：被告打着伟嘉水产医院的旗号，欺骗上诉人，目的就是为了多卖给上诉人药物，由于没有诊治鱼病知识和技能，错误的诊断及指导用药，造成上诉人巨大损失，被上诉人竟然向上诉人主张药款，明显不合情不合理，也不合法。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对于上诉人所养殖鱼的死亡具有明显过错，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董健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1、被上诉人和上诉人之间是最简单的买卖关系，被上诉人依法取得经营资质，并一直遵照经营范围进行经营，且双方买卖完全自愿，有销货单和上诉人所签欠条为证，上诉人对此予以确认。一审判决据此认定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属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被上诉人从未为上诉人提供鱼病诊治行为，只是双方是多年的朋友，被上诉人又有多年养鱼经验，上诉人养鱼遇到问题时，经常向被上诉人请教，被上诉人基于友情，给上诉人一些个人意见，并赊给上诉人一些货，货款里也不包含上诉人所说诊治服务费用，仅是单纯的货款。
在此需说明一点：在养殖行业，存在两种合同关系，一种是买卖合同关系，一种是技术指导服务合同关系。这两种关系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关系。买卖合同关系很简单，你愿买，我愿卖，正如上诉人购买被上诉人货物。技术指导服务合同关系是一些养殖户感觉养殖行业是一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自己养殖经验不足、怕出意外，和水产专家签订技术指导服务合同，约定服务期间、服务费用，服务期间一般1年，服务费用一般一年2-3万元。技术指导服务合同签订后，一旦养殖中出现问题，水产专家就跟进提供技术指导。还有一些养殖户，不想支付服务费用，或者认为自己有了一定经验，就不愿签订技术指导服务合同，自己凭经验养殖。一旦出现情况，就向有养殖经验的人请教请教。本案上诉人就属于后者。
因此，本案根本不存在上诉人所说鱼病治疗服务关系，仅是单纯的买卖合同关系。
3、上诉人一直说被上诉人为其诊断，可我们仔细研读答辩人2014年3月3号的询问笔录，被上诉人根本没有说过“诊断”二字，而是说和上诉人所找另一养殖户张文山一起分析，个人认为，仅是一些个人意见，根本不是上诉人所说诊断及诊治服务。再说，被上诉人的个人意见，上诉人是否采用、是否实施、以及如何实施，仅是上诉人的一面之词，无法佐证。还有，上诉人也不光请教被上诉人一人，还同时请教另一养殖户张文山，他们三人一起分析。后来，上诉人还请一些北京专家。
4、被上诉人代理北京伟嘉公司的产品，北京伟嘉公司遂为被上诉人挂了伟嘉水产医院的宣传牌，仅作宣传之用。再说，上诉人的损失和宣传牌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二、上诉人对所养殖鱼的死因都无法确定，却认为被上诉人对于自己所养殖鱼的死亡有因果关系，并有明显过错，违背事实和法律。1、本案一审中，上诉人提出了对所养殖鱼死亡原因的鉴定申请，法院在做了调查以后，同意了上诉人的申请。在法院技术室主持下，上诉人选中了河北农场司法鉴定所，但因当时的环境无法复原，而养鱼属于水中养殖，情况十分复杂，鉴定机构最终做出仅凭现有资料无法鉴定的意见。一审法院为该案的公正审理，在无法鉴定的情况下，又聘请了三位专家证人对该案进行论证，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因当时的水环境十分复杂，而又无法复原，仅根据现有材料无法确定上诉人所养殖鱼的死亡原因。上诉人所养殖鱼的死亡原因都无法确定，如何认定被上诉人和上诉人所养殖鱼死亡有因果关系？又谈何让被上诉人承担责任？并且三位专家一致认为，如果是三毛金藻，使用硫酸铵可以起到预防防治的作用，按上诉人鱼塘的面积和水深，用2吨硫酸铵完全符合标准。所以说，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过错，无须承担任何责任。2、根据上诉人2014年2月28日渔政部门的咨询笔录可知：上诉人鱼塘的鱼开始发病是在2014年2月4日5日左右，到2014年2月14号才到被上诉人处购买的肥料硫酸铵。而2014年立春时间是2月5号，上诉人说在冬季不符合事实，上诉人养殖鱼发病及陆续死亡直至最终死亡，都发生在春天。况且即使冬天，东营温度一直不低，因东营属暖温带，最近两年又是暖冬。综上，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三、东营市海洋与渔业环境检测中心出具的水质检测报告已被认定无效，因其《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资格证书》已过有效期。上诉人屡次使用无效的鉴定报告上的数据，此数据亦无效，没有意义。一审中已明确，该检测报告提取时间为2014年2月26号，距离购买硫酸铵时间已十几天。而水质氨氮的来源是多方面的，鱼饲料的残饵、鱼粪便、池塘的污泥及鱼的尸体腐烂、藻类的分解等等。还有氨也分有益氨和有害氨，不是是氨就有问题。另据检测人员提取水样时现场勘察可知：鱼池周边漂有少量死鱼，大部分为花鲢鱼，拉网捕捞后发现大量死鱼，主要是草鱼、鲤鱼和花鲢鱼。很明确，取水样时已有大量死鱼，且都沉入水中，肯定腐烂，只不过腐烂有个过程且鱼塘很大，表面不易看出。2014年3月10号执法人员再次勘察，鱼池周边仍有大量死鱼，鱼体已不同程度腐烂，鱼池水质较浑浊，并散发出刺激性气味。这正好证实上诉人所养殖鱼已死很长时间，早就腐烂，因为腐烂有个过程，在野外，鱼塘又那么大，否则不至于腐烂这么厉害。
四、上诉人鱼塘内的鱼一开始就有了病，据渔政部门上诉人调查笔录中说是在2014年2月4日5日左右，在2014年2月14号购买被上诉人硫酸铵之前，鱼塘内已出现了小面积死鱼现象，这说明上诉人鱼塘内的鱼早开始死亡。在购买被上诉人硫酸铵之后，2014年2月18号上诉人自己说又用鱼虾舒乐干和硫代硫酸钠800斤解毒，还用150斤葡萄糖。上诉人请教多人，并使用多种药物集中大量投放鱼塘，是自己养殖经验不足导致早已生病的养殖鱼全部死亡，应自己承担责任，和被上诉人无关。
二审中，上诉人于洪涛申请证人潘九阳出庭作证，证人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询问作出专业解答，但是，证人潘九阳对上诉人养殖鱼的死亡原因不能确定。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被上诉人的答辩理由，二审归纳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养殖鱼的死亡与被上诉人的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在原审诉讼请求的财产损失150万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在原审的诉讼请求及依据的事实与理由和被上诉人的答辩理由，原审法院将双方之间的纠纷确定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定性正确。依据财产损害赔偿的法律特征，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对其财产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首先应对其主张的财产损失是否是由被上诉人的行为造成负有举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其养殖鱼的死亡是由于使用被上诉人提供的药品所致，被上诉人则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的财产损失与被上诉人的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确定被上诉人应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关键，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和专家证言分析，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尚不能确定上诉人养殖鱼的死亡是由于使用被上诉人提供的药品所致，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养殖鱼与其使用被上诉人的药品的因果关系问题，原审判决已经阐述的非常详细，二审在此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上诉人于洪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秀 梅
审判员 晋军代理审判员李宁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书记员 王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