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91民初1694号
原告：张跃伟，男，1958年8月16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峰鸣，广东世纪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伟权，男，汉族，1967年5月5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被告：雷国建，男，汉族，1963年7月3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被告：余之强，男，汉族，1976年8月21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丹丹，广东卓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洁莹，广东卓效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院于2016年9月5日受理原告张跃伟诉被告陈伟权、雷国建、余之强合同纠纷一案，依法按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张跃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峰鸣、陈伟权、雷国建、余之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丹丹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跃伟提出下列诉讼请求：1.判令陈伟权向张跃伟支付奖励金人民币569600.95元以及该款项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2.判令雷国建向张跃伟支付奖励金人民币284800.48元以及该款项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3.判令余之强向张跃伟支付奖励金人民币284800.48元以及该款项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4.由三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2009年，张跃伟与三被告以及案外人游建辉签订一份《深圳市罗湖区德米海鲜肥牛火窝合资合同》，约定由原告负责经营深圳市罗湖区德米海鲜肥牛火窝（以下简称火窝店）。2009年5月18日共同签署了“奖励计划”，约定将年利润超过120万元部分的35%奖励给张跃伟，并再由张跃伟决定奖励给经营班子人员。此后，双方因利润分配问题产生争议，三被告于2012年3月13日将张跃伟诉至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该案经一审、二审和再审，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30日作出（2014）深中法审监民再字第38号判决，确定自2011年5月1日至2013年12月18日的月利润为349616.50元。按上述判决确定的月利润计算出来的年利润为4195398元，超过120万元部分为2995398元，每年的奖励金应为1048389.3元，折合每日2872.3元。自2011年5月1日至2013年12月18日由张跃伟去分配的奖励金为2848004.75元。三被告通过执行程序按投资比例领取了分红，却未按同样的比例提留该期间的奖励。
陈伟权、雷国建、余之强共同答辩认为：一、合伙基本事实。2009年4月，陈伟权、雷国建、余之强与张跃伟和案外人游建辉签订了《深圳市罗湖区德米海鲜肥牛火窝合资合同》，约定五人以现金出资、合伙经营火窝店，陈伟权、雷国建、余之强、张跃伟分别占有20%、10%、10%和20%的股份；合伙期限自2009年4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止；火窝店组织形式为个体；餐厅成立股东会和董事会，各方同意两会合并为董事会，张跃伟担任火窝店董事长，全权负责火窝店的经营、出品、采购和资金运作。2009年4月至2011年4月，张跃伟均能按照合资合同的约定，在每月15日左右将上月合伙利润支付给各合伙人。2011年4月，因游建辉欲退伙，对其股份转让问题各方产生矛盾。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的情况下，张跃伟擅自通知火窝店财务自2011年5月起不再向陈伟权、雷国建、余之强支付合伙利润。此后，未经各合伙人同意，张跃伟不仅擅自将火窝店的营业执照经营者名字变更为其妻妹，还将火窝店的营业利润存入其妻子和妻妹的银行账户。陈伟权、雷国建、余之强与张跃伟就合伙纠纷协商未果，于2012年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跃伟支付合伙利润，案件历经一审、二审和再审[对应的案号分别为（2012）深罗法民一初字第679号、（2013）深中法民终字第1992号、（2014）深中法审监民再字第38号]，最终取得了（2013）深中法民终字第1992号生效判决书，判令终止合伙关系、张跃伟应向陈伟权、雷国建、余之强支付合伙利润。陈伟权、雷国建、余之强就上述生效判决向法院申请执行后，双方就此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案号：（2015）深罗法执二恢字第66号]，张跃伟在和解协议中确认“双方债权债务了结，不再对陈伟权、雷国建、余之强提出抗辩或异议”。二、陈伟权、雷国建、余之强与张跃伟之间关于火窝店的所有纠纷和债权债务均已了结，张跃伟无权再次起诉要求陈伟权、雷国建、余之强支付奖励金。双方关于火窝店的合伙纠纷一案取得了（2013）深中法民终字第1992号生效判决书，法院判令张跃伟应向陈伟权、雷国建、余之强支付合伙利润，但并未确认陈伟权、雷国建、余之强应从合伙利润中提取并向张跃伟支付奖励金。此后，双方就此案件达成了执行和解，陈伟权、雷国建、余之强免除了张跃伟近百万元的债务。张跃伟作为火窝店的大股东和董事长，对火窝店的利润情况了如指掌，在此情况下，仍在和解协议中确认关于合伙纠纷“双方债权债务了结，不再对陈伟权、雷国建、余之强提出抗辩或异议”，现张跃伟再次起诉要求支付奖励金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不应获得法院支持。
三、张跃伟毫无职业道德，违背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法院不应支持其请求。根据前述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可知，张跃伟作为火窝店的大股东和董事长，不仅单方面变更火窝店名义经营者、命令火窝店财务不向合伙人分配利润，还擅自将火窝店的营业收入转入其亲属账户以转移火窝店利润，并恶意进行摊销未分配利润277万余元，使得陈伟权、雷国建、余之强无法按合同约定分得利润，不得不通过漫长的诉讼和执行程序来追索其应得投资收益。对于火窝店的利润如何分配问题，由于张跃伟全面负责火窝店的经营管理工作，其对火窝店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即是否有利润可供分配，以及可供分配的利润有多少）是唯一知情者。从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经侦大队对火窝店财务资料进行调查开始，到诉讼过程中法院进行证据保全时，张跃伟均恶意制造重重障碍，不仅阻挠公安机关办案、拒绝提供火窝店财务资料配合法院证据保全，还在一审中拒绝答辩、应诉，直至二审和再审结束，仍拒不提交相应的财务资料，明显具有规避法律获得不当利益的意图。作为火窝店的董事长，张跃伟恶意侵占合伙财产违反基本的职业道德；作为火窝店的股东，张跃伟不按合同约定分配合伙利润甚至侵占合伙财产也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经张跃伟多次请求，陈伟权、雷国建、余之强在查封财产足值的情况下仍免除了其近百万元的债务，双方才得以达成执行和解。现张跃伟竟然再次起诉要求支付合伙利润的奖励金，是对法治精神和民事法律基本原则的根本践踏。
四、张跃伟以未形成有效决议的提案要求陈伟权、雷国建、余之强支付奖励金，毫无事实根据。张跃伟作为火窝店的董事长/执行董事，其在2009年向董事会提出了奖励计划。鉴于火窝店为合伙性质，该奖励计划涉及到利润分配事宜，属于合伙重大事项，理应经合伙人一致同意。具体说来，该奖励计划中已注明“执行董事特向董事会提出奖励计划”，表明该奖励计划系张跃伟的个人提案，虽有部分董事在该提案上签名，但签名董事未表明具体意见，最终火窝店也未实际召开会议就奖励计划是否实行以及具体实施方案形成有效决议。因此，该奖励计划仅停留在提案阶段，并未获得火窝店的全体董事同意，也未形成切实有效的合伙决议。与此同时，该奖励计划亦不属于陈伟权、雷国建、余之强和张跃伟之间的合同约定。况且，从张跃伟提出奖励计划后的2009年5月至2011年4月期间，火窝店年净利润均已达奖励标准，每月都向全体股东分配了利润，但从未从利润中提取或分配过奖励金，足以证明该奖励计划并未形成有效的合伙决议，也未实际得以施行。
五、即便该奖励计划真实有效，张跃伟也并非本案适格张跃伟。根据该奖励计划的约定，火窝店年净利润超过人民币120万元的，超过部分的35%系作为整个经营班子的奖励，并非仅仅奖励给张跃伟个人。因此，奖励金的权利主体应为火窝店的全体经营班子成员，并非张跃伟个人。张跃伟在未取得经营班子全体成员的有效授权下，无权以其个人名义提起诉讼，更无权要求陈伟权、雷国建、余之强将奖励金全部支付给其个人。
六、张跃伟请求法院保护的民事权利已过诉讼时效。首先，2009年4月至2011年4月期间，火窝店每月均向全体股东分配利润，但在本次起诉前，作为实际掌握火窝店经营情况的董事长和股东，张跃伟从未以任何形式向陈伟权、雷国建、余之强主张过奖励金，即张跃伟主张的民事权利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情形。张跃伟主张的系2011年5月1日至2013年12月18日之间的奖励金，既然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和中止的情形，其2016年9月提起诉讼已远远超过两年诉讼时效。其次，2012年陈伟权、雷国建、余之强起诉张跃伟要求分配合伙利润时，张跃伟在诉讼过程中从未抗辩要求陈伟权、雷国建、余之强就合伙利润提取并支付奖励金，也未就此作出任何说明或提起反诉，甚至在双方就（2013）深中法民终字第1992号生效判决书达成执行和解时，张跃伟也在《执行和解协议书》中确认“双方债权债务了结，不再对陈伟权、雷国建、余之强提出抗辩或异议”。由此可见，张跃伟诉请的奖励金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情形，张跃伟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
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张跃伟的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张跃伟提供了以下证据：1.《深圳市罗湖区德米海鲜肥牛火窝合资合同》。2.奖励计划。3.（2012）深罗法民一初字第679号民事判决书。4.（2013）深中法民终字第1992号民事判决书。5.（2014）深中法审监民再字第38号民事判决书。6.（2015）深罗法执二恢字第66号结案通知书。被告提交了上述执行案件的《执行和解协议》。
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经对方当事人质证认可，本院予以采信，并在卷佐证。
经审理查明：2009年4月，陈伟权、雷国建、余之强、张跃伟以及案外人游建辉签订了一份《深圳市罗湖区德米海鲜肥牛火窝合资合同》，约定五人以现金出资、合伙经营火窝店（个体工商户），陈伟权、雷国建、余之强、张跃伟分别占有20%、10%、10%和20%的股份；餐厅成立股东会和董事会，各方同意两会合并为“董事会”，被答辩人张跃伟担任火窝店董事长，全权负责火窝店的经营、出品、采购和资金运作。董事会由董事长召集并主持，每年至少召开一次。该合同还约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在实际经营过程中，该“董事会”并未成立，也未召开过董事会。2011年4月，因游建辉欲退伙，对其股份转让问题各方产生矛盾。火窝店自2011年5月起未再向本案三被告支付合伙利润。此后，本案三被告于2012年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跃伟支付合伙利润，案件历经一审、二审和再审[对应的案号分别为（2012）深罗法民一初字第679号、（2013）深中法民终字第1992号、（2014）深中法审监民再字第38号]，最终（2013）深中法民终字第1992号生效判决书判令终止合伙关系、张跃伟应向三被告支付合伙利润。由于张跃伟在之前诉讼中存在阻挠公安机关办案、拒绝提供财务资料配合法院进行证据保全、二审时亦不提供相应的财务资料等原因，最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按照相应审计报告的内容，确定合伙企业自2011年5月1日至2013年12月18日的月利润为349616.50元。此后，本案三被告就上述生效判决向法院申请执行后，与包括张跃伟在内的被执行人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案号：（2015）深罗法执二恢字第66号]，确认截止协议签订之日，该执行案件中的申请执行人（本案三被告）的债权，由被执行人（包括张爱红、张群心、张跃伟）支付人民币350万元一次性了结。双方还约定：双方债权债务了结，执行人不再对被执行人提出主张或者执行，被执行人也不再对执行人提出抗辩或异议。
另查：2009年5月18日，张跃伟以执行董事的身份提出了一份“奖励计划”，内容如下：为提高经营者积极性，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特向董事会提出奖励计划：从2009年5月份起，年净利润超过人民币120万元，按超过部分的35%作为经营班子的奖励，具体奖励人员及额度由执行董事视贡献度而酌情分配。在该奖励计划的下方，陈伟权、雷国建、游建辉、张跃伟签了名，余之强未签名。
本院认为：张跃伟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院属于涉港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规定，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因此，对于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合同关系，当事人可以通过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在本案所涉及的合资合同中，各方约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的法律作为本案的准据法。
本案双方有以下几个争议焦点：1.张跃伟是否是适格原告；2.本案所涉的“奖励计划”是否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3.（2015）深罗法执二恢字第66号中的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包括了本案所涉的奖励计划所涉及的金额；4.本案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本院分别论述如下：
第一、张跃伟的主体是否是适格原告
在上述奖励计划中，虽然奖励对象是“经营班子”，但由于该“经营班子”包括了哪些人员并不确定，而且从2009年至今已过多年，相应人员大部已经离职，本院在法庭调查时，双方对于经营班子具体人员组成亦无法达成明确的一致意见。而从该奖励计划亦提到“具体的奖励人员及额度由执行董事视情况酌情分配”，因此，张跃伟作为执行董事又是计划的提出者，代表“经营班子”起诉三被告符合情理。否则，该奖励计划就会成为一纸空文，不符合当时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三被告答辩认为原告不是适格原告的答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第二、本案所涉的“奖励计划”是否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该“奖励计划”在内容上是相关的当事人对于合伙企业利润分配的协议。协议是否有效，最核心的要素在于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的内容达成的合意。对于达成合意的方式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十四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张跃伟提出上述“奖励计划”，在性质上属于要约，其是否生效，取决于其它股东是否“承诺”--即其它股东的同意。在对协议的内容进行解释时，应该严格按照文字通常的意思来予以解释，不应随意作出扩张或者限制性的解释。结合本案，该“奖励计划”的措辞为“特向董事会提出奖励计划”，从字面意义理解，应该是张跃伟向“董事会”提出奖励计划。至于该奖励计划是否对所有的股东发生法律效力，取决于火窝店的“董事会”是否通过。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该火窝店为合伙企业，在企业内部实际并未设立“董事会”这样的架构。双方在本案庭审过程中均表示此处的“董事会”应理解为全体投资人。那么，如果该“奖励计划”要生效，则应该得到全体投资人决议通过。事实上，该“奖励计划”提出后，德米火窝店的全体投资人并未召开过会议对此计划进行讨论。陈伟权、雷国建、张跃伟、游建辉虽在该“奖励计划”的下方签了名，但并未有明确的“同意”或者“不同意”的意思表示（其中仅在陈伟权签名的上方有两个潦草的、无法辨识字体，雷国建、游建辉均只是签了名）。在这种情况下，该签名可以解释为“同意将该奖励计划提交讨论”、也可以解释为“同意该奖励计划的内容”。在解释存在歧义时，作为该奖励计划的提起者和火窝店的董事长，按照合资合同的约定，张跃伟本应每年召开一次“董事会”。这样就可以将该奖励计划在“董事会”上予以表决。张跃伟不召集“董事会”进行表决，而采取非正式的草率的让其他股东签名的做法，导致歧义，张跃伟应对此承担不利后果。因此，本院采信不利于张跃伟的解释：即对上述没有明确表示同意该奖励计划内容而只是仅仅签名的行为，不能认定为相应签名人员对奖励计划的内容表示了认可。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企业的下列事务必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一）处分合伙企业的不动产；（二）改变合伙企业名称；（三）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四）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五）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六）聘任合伙人以外的人担任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七）依照合伙协议约定的有关事项”。本案“奖励计划”的内容涉及到合伙企业财产的处分，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涉及金额较大，属于处分合伙企业财产的重大事项。应由全体合伙人来共同决定。在该奖励计划上，余之强并未签名，从这个意义来讲，该“奖励计划”亦未生效。
第三、（2015）深罗法执二恢字第66号中的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包括了本案所涉的奖励计划所涉及的金额
本案原、被告在此前因为合伙的利润分配发生争议，自2012年本案三被告起诉开始，经历一审、二审、再审、执行，直至2016年6月执行和解，双方之间的争议历时数年。在此过程中，直至最后双方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张跃伟从未提出过奖励分配的主张。在双方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中，本案三被告较之于相关执行依据所确定的金额，减免了被执行人部分债务。包括张跃伟在内的被执行人亦承诺双方债权债务关系了结。上述执行案件所涉的合伙企业利润分配与本案所涉的合伙企业奖励涉及到同一合伙企业，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了结应理解为双方之间就该合伙企业所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了结。考虑到为了执行结案，本案三被告减免了原告债务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张跃伟以奖励计划为由要求三被告返还相应款项，对于三被告有失公平。
第四、本案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双方争议的利润是2011年5月1日至2013年12月18日期间的利润。张跃伟作为火窝店的董事长和实际经营者，是对于火窝店的经营情况最为了解的人。如果确有这一奖励政策的话，从2014年起，就应该知道自己可以获得相应的奖励。张跃伟在此前的诉讼中，被人民法院认定存在阻挠办案、拒不提供财务资料等恶意行为，导致相应的利润到案件审理终结时才被人民法院查清确定。张跃伟的恶意行为的后果应该由其自己承担，不能成为其诉讼时效中断或者延长的理由。张跃伟称诉讼诉时效应该自上述再审案件终结时才开始计算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本案张跃伟诉请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跃伟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053元，由原告张跃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张跃伟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陈伟权、雷国建、余之强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余长勇
人民陪审员 张伟清
人民陪审员 何春华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袁天园
书 记 员 程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