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p t ” >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内04行终1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某1，男，1959年3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内蒙古自治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某，男，1954年3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内蒙古自治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翁牛特旗森林公安局。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乌丹镇少郎河大街行政办公区农牧业综合楼*号。
法定代表人人某，系局长。
负责人梁立波，系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单某，翁牛特旗森林公安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杨某，翁牛特旗森林公安局亿合公派出所所长。
原审第三人刘某，男，1973年3月12日出生，汉族，公务员，经常居住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66号赤峰市公安局宿舍。
上诉人郭某、胡某1与被上诉人翁牛特旗森林公安局、原审第三人刘某因林业行政管理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人民法院（2017）内0426行初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胡某1、郭某2015年12月9日，向翁牛特旗森林公安局亿合公派出所举报称，第三人刘某，在2006年春采伐了广德公镇马家营村南梁国有林场的林木，致使周围农田被冲，请求林业主管部门给予调查。被告翁牛特旗森林公安局亿合公派出所接到举报后，经对举报人、相关知情人员调查询问，及现场勘查，调查核实，刘某和翁牛特旗高家梁林场于2006年3月15日签订一份《林间空地承包合同》，林地为高家梁营林区一林班44小班，面积150亩。2006年春整地并种植农作物，2007年完成了更新造林。在整地过程中，刘某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将林地上的沙棘、零星落叶松树和零星的萌生杨树清除掉，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二十三条一款之规定，属毁林行为。但案发时间已超过二年，根据《林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不再给予林业行政处罚。依据《林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四条一款之规定。翁牛特旗森林公安局决定不予立案。被告翁牛特旗森林公安局于2017年1月17日作出被诉不予立案通知书，二原告不服，认为被告以林业行政法规来规避刑事法律适用，明显偏袒第三人，案件处理程序违法，请求撤销被诉不予立案通知书。
另查明，涉案林地系翁牛特旗高家梁林场管理使用的国有林地，位于××旗南梁。2006年3月15日翁牛特旗高家梁林场与刘某签订了《林间空地承包合同》，该合同约定：一、乙方刘某在2006年3月1日承包甲方高家梁营林区一林班44小班150亩林间空地，承包期限为10年，即2006年3月起至2015年11月止。（具体地点东沟前梁）。二、甲方于2006年10月1日在乙方承包的林地内造林，规格按上级要求实施。所交承包费如与实际种植面积不符，承包费多退少补。乙方不得影响甲方造林工作......。合同签订后，第三人刘某认可涉案承包林地转包给他人耕种，但未与他人签订书面承包合同。实际种地人2006年3月将涉案林地上的林木砍伐，2007年秋，高家梁林场重新栽了杨树。原告郭某2006年春耕种涉案林间地60亩，且原告认可将其耕种的林地上的林木2006年春平地时铲除，原告郭某在该地耕种五年期间隔一年种一年，2011年后，因原告郭某实际耕种的涉案林间地承包权产生了民事纠纷，原告郭某再未耕种该地。原告胡某1提供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的耕地地名为”水库地”位于涉案林地下方，原告认可未与涉案林地直接相邻。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系被告翁牛特旗森林公安局作出的不予立案通知书，本案系原告胡某1、郭某作为举报人对举报的处理结果不服提起的行政诉讼，本案首先应确定原告胡某1、郭某的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二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必须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本案中，原告郭某作为涉案林地的实际耕种人，认可其本人2006年实际采伐了其耕种的涉案林地上的林木，原告郭某庭审称，2006年实际耕种涉案林间地60亩，耕种五年后，因实际耕种的涉案林地承包权产生了纠纷，于2015年12月9日向被告举报第三人刘某的采伐行为违法。原告郭某主张的对涉案林地承包权的实现与否，与其举报第三人刘某的非法采伐行为及被告的对举报行为的处理结果均不具有利害关系。原告胡某1作为举报人，自2006年就已经知悉涉案林木被采伐，原告胡某1庭审称，其承包的地名为”刀把子”和”水库地”在涉案林地下方，因涉案林木被第三人刘某采伐导致其承包地被水冲毁，造成其财产损失。但原告胡某1自2015年12月9日举报至本案法庭调查结束止，未向被告及本院提供证明因涉案林木被采伐导致其合法财产受到实际损害的相关证据，原告胡某1庭审亦不能陈述其主张的承包地受损时间及受损程度。因原告、被告、第三人均认可涉案林地上的林木2006年春采伐，2007年秋开始更新栽植了杨树，原告胡某1不能证明其主张的财产损失与其举报第三人的非法采伐行为及被告对举报行为的处理结果存在利害关系。被告翁牛特旗森林公安局依法负责维护辖区林业社会治安秩序，保护辖区内的森林资源的主管部门，被告翁牛特旗森林公安局接到举报人举报经调查后，将处理结果告知了举报人郭某、胡某1，已履行了对举报人告知义务。因原告郭某、胡某1均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权益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依法不具有原告起诉主体资格。原告郭某、胡某1主张撤销翁牛特旗森林公安局于2017年1月17日作出的不予立案通知书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裁定：驳回原告胡某1、郭某的起诉。
宣判后，上诉人郭某、胡某1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2017）内0426行初9号行政裁定并撤销涉案翁森公不立通字[2017]第01号不予立案通知书。理由为：一、本案第三人行为已涉嫌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滥伐林木罪，被告以林业行政法规规避刑事法律的适用，属偷换概念、偏袒刘某，处理程序违法。二、原审庭审中给予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发言权差距大，且原审对案件证据没有实地勘察清楚，偏听一面之词，对证据认定错误。
被上诉人翁牛特旗森林公安局答辩认为，翁牛特旗人民法院（2017）内0426行初9号行政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原裁定。
原审第三人刘某当庭述称，上诉人郭某、胡某1不具有原告主体权利和资格。郭某与本案毫无关系。胡某1一审提供了土地证，但是经最近的土地确权，其中有一块地并不存在，另一块”刀把子”是丘陵地，虽然距离不远，但是涉案行为并不会导致他的地被冲。
二审庭审期间原审第三人刘某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以证明其主张成立：1、郭某起诉刘文富（原审第三人刘某之父）的民事起诉状、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证明刘某作为本案的第三人不适格；2、证人胡某22出庭作证，证明胡某22承包了原审第三人刘某的土地，2006年伐了30多棵树，以及涉案的土地地块附近没有上诉人胡某1的地。
经庭审举证、质证，对原审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上诉人郭某、胡某1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属实但与本案无关。证据2胡某22证据2胡某22证人证言不属实。被上诉人翁牛特旗森林公安局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证据2胡某22证据2胡某22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原审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因证据1与本案无关，证据2证言内容无其他证据予佐证，又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的证据，故本院对原审第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
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该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上诉人郭某、胡某1向翁牛特旗森林公安局亿合公派出所举报原审第三人刘某于2006年春采伐了广德公镇马家营村南梁国有林场的林木，要求对上述涉嫌违法的行为予以调查。被上诉人翁牛特旗森林公安局接到举报后查处，认定被举报人行为构成毁林，但是已超过追诉有效期，于2017年1月17日作出翁森公不立通字[2017]第01号不予立案通知书。现上诉人对上述不予立案通知书不服，提起本案诉讼。本案中，上诉人现无证据证实其两人系涉案林地的使用权人或涉案林木的所有权人，也无证据证实原审第三人的行为曾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无有效证据证实二上诉人存在合法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事实。故被上诉人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对二上诉人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缺乏诉的利益，不符合起诉条件。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同时，上诉人主张此案应系刑事案件亦不属行政案件调整的范畴。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案件受理费50元，退回上诉人郭某、胡某1。邮寄费80元，由二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各负担20元。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孙艳红
审判员王建华
审判员甄天麟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二日
书记员张一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