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126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丽，女，1976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钊明，广东中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庆文，广东中穗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兆喜，男，1965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仲文辉，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时鑫，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何丽家具经营部，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325国道乐从沙滘路段、英雄河西岸之罗浮宫国际家具博览中心1FB90号铺位，注册号440681601357460。
经营者：何丽。
原审第三人：彭利信，男，1976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西充县，
上诉人何丽因与被上诉人潘兆喜、原审被告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何丽家具经营部（以下简称何丽经营部）及原审第三人彭利信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6民初123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法庭调查。上诉人何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钊明、曾庆文，被上诉人潘兆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仲文辉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何丽经营部及原审第三人彭利信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何丽无需要向潘兆喜返还货款（含定金）150000元及利息，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诉讼费由潘兆喜承担。事实与理由：
一、何丽与潘兆喜并未签订过任何协议亦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涉案《销售合同》是潘兆喜与彭利信签订的，与何丽无关，何丽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彭利信并非何丽的员工，与何丽没有任何隶属或委托关系，事发当日彭利信协同潘兆喜来到何丽的店面，请求由何丽帮忙代收潘兆喜应支付的货款；何丽基于与彭利信相熟而答应帮忙，但事后已经将所收货款如数返还给彭利信。对于潘兆喜与彭利信之间的《销售合同》毫不知情，该合同与何丽无关，何丽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二、《销售合同》并非何丽所签，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潘兆喜应该找彭利信追究责任，何丽并非本案适格的被告。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裁定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何丽补充上诉意见称：一、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何丽并非涉案《销售合同》的签订主体，何丽与潘兆喜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何丽不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并且何丽并未委托彭利信代理家具销售业务，本案买卖合同业务属于彭利信个人行为，与何丽无关，何丽无需承担任何返还货款责任。一审法院仅仅依据何丽是收款方就简单、粗暴的认定何丽为买卖合同关系的销售方，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涉案《销售合同》为潘兆喜与彭利信于2014年7月29日签订，何丽没有在合同上签字，合同中预留的地址、电话、QQ等均不是何丽或何丽经营部所有，何丽与潘兆喜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涉案《销售合同》预留了何丽的多个银行账户是因为何丽与彭利信之间存在代为收取货款的关系。彭利信长期在顺德乐从家具城从事家具贩卖生意并且拖欠何丽的舅舅任山10万元，基于任山委托何丽代为向彭利信收取欠款的关系，何丽与彭利信形成了代为收取货款的关系，由何丽代彭利信收取客户款项后归还给任山；并且通过商铺经营者代为收货款是家具城的一种交易习惯。因此，何丽及何丽经营部与潘兆喜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何丽不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二、一审法院根据“市场交易习惯，买卖合同关系中收取合同价款一方即为销方”，认定由何丽为买卖合同的销方并履行合同义务，毫无事实根据，并且严重违背了当地家具城交易惯例。当地家具城的交易惯例是商铺与家具城的家具贩卖商形成代为收取货款的委托关系，贩卖商委托商铺向客户代为收取货款，后商铺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后将货款返还给买卖商。一审法院根据“市场交易习惯，买卖合同关系中收取合同价款一方即为销方”并没有相关证据证实，也没有前往家具城实地调查，属于查明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
三、何丽与彭利信仅是代为收取货款的委托代理关系，收取货款后全额交还彭利信个人支配，双方不存在雇佣、合伙或业务合作等责任关系，彭利信签订《销售合同》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何丽与潘兆喜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何丽无需承担返还货款责任。根据彭利信提供的“情况说明”及何丽提交的银行流水可知，何丽与彭利信是代为收取货款的关系。何丽代为收取货款15万元后，根据彭利信的指示将其中7万元汇入深圳市阳关家具有限公司孙宏俊的银行账户，将其中8万元分两次汇入彭利信指定的户名为任山的银行账户。何丽仅仅是代为收取了货款，且从中没有获得任何利益，无需承担返还货款及利息的责任。潘兆喜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何丽与彭利信存在雇佣或者合伙的关系，不能证明彭利信的签订《销售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潘兆喜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错误适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判定何丽承担合同付款责任，鉴于何丽与彭利信之间的代收货款委托代理关系，应当直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何丽作为收款代理人应当由被代理人彭利信自行承担还款责任。何丽与彭利信是代为收取货款的委托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何丽受彭利信的委托代为向潘兆喜收取货款15万元，后根据彭利信的指示将其中7万元汇入深圳市阳关家具有限公司孙宏俊的银行账户，将其中8万元分两次汇入彭利信指定的户名为任山的银行账户。何丽（代理人）收取货款的行为应对彭利信发生效力，应由彭利信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与何丽无关。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本案事实，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潘兆喜的全部诉讼请求。
潘兆喜辩称：不同意何丽的全部上诉请求，请法庭予以驳回。何丽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证据确凿，何丽也确认收到了潘兆喜所支付的款项。因此，一审判决要求按照交易习惯认定何丽与潘兆喜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并要求何丽返还款项是正确的。
何丽经营部及彭利信在二审中未作陈述。
潘兆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l.解除潘兆喜与何丽间的《销售合同》；2.判令何丽返还潘兆喜己支付的150000元货款及利息16032.94元(暂计至2016年7月31日，要求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其中50000元从2014年7月30日起计，100000元从2014年8月3日起计至清偿之日)；3.何丽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潘兆喜作为购方在“陆虎凯旋家具”抬头的《销售合同》上签名并订购家具一批，约定总货款288888元，订做、改色、改尺寸收50%订金，订货日期2014年7月29日，交货日期两个月。彭利信在《销售合同》上签名确认，《销售合同》下方备注的账号均为何丽的银行账号。2014年7月29日，潘兆喜以刷卡方式向何丽支付50000元，2015年1月29日，潘兆喜委托其妻子李秀菊向何丽转账给付100000元。何丽当庭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另查，（2015）佛顺法乐民初字第1167号民事判决书于2015年10月24日生效，该判决认定潘兆喜与深圳市安东尼奥家具有限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驳回潘兆喜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销售合同》所约定的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潘兆喜作为购方签名确认，并支付部分货款（含订金）150000元，合同相对方即销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在合同签订之日起两个月履行给付家具的合同义务，否则应退回货款；彭利信在《销售合同》上签名确认，应视为合同的相对方，何丽虽未在《销售合同》上签名，但何丽为收款方，根据市场交易习惯，买卖合同关系中收取合同价款一方即为销方，一审法院认定彭利信、何丽为买卖合同的销方，应由彭利信、何丽履行合同义务。何丽抗辩称：“答辩人只是将银行账户给其他商户使用，用于业务资金的结算，这种情况在家具城里是比较普遍的，如同一个公司使用了财务人员个人的名义开户并结算，财务人员并不因此行为而为公司承担责任。”个人银行账户的私密性较高，何丽将其个人账户给他人使用明显不合常理，即使属实亦应承担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何丽未举证证明其与彭利信存在代收代付货款的财务关系，因此一审法院对于何丽的抗辩不予采纳。对于潘兆喜诉请解除《销售合同》，由于何丽以当庭抗辩的形式表明不同意履行合同义务，且截止潘兆喜起诉时已过《销售合同》约定应交付家具之日近两年，因此一审法院判令2014年7月29日签订《销售合同》于潘兆喜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送达何丽、彭利信之日起即2016年11月1日解除。对于潘兆喜诉请何丽、彭利信返还已支付货款（含订金）150000元，由于《销售合同》已解除，何丽、彭利信继续占有货款（含订金）150000元没有合同以及法律的依据，何丽、彭利信应予以返还。对于潘兆喜诉请利息，由于《销售合同》在解除前由何丽、彭利信占有货款（含订金）150000元有合同依据，不应计付利息，一审法院对于2016年11月1日前的潘兆喜诉请利息部分不予支持，之后由于何丽、彭利信继续占用货款150000元没有合同依据，造成潘兆喜资金占用的损失，应自2016年1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潘兆喜支付利息。对于何丽经营部的责任，《销售合同》未载明何丽经营部的名称及银行账号，一审法院不予确认本案《销售合同》与何丽经营部的关联性，不予支持潘兆喜诉请何丽经营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要求。综上，潘兆喜的起诉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的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2014年7月29日签订的《销售合同》于2016年11月1日解除；二、何丽、彭利信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潘兆喜返还货款（含订金）15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6年11月1日起计至何丽、彭利信清偿之日止）；三、驳回潘兆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20.66元，由潘兆喜负担233.06元，由何丽、彭利信负担3387.6元。
二审期间，何丽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对于上述证据，本院将在下文结合具体案情综合分析认定。
经审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期间争议的焦点为：何丽是否为本案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围绕何丽的上诉事由及本案焦点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潘兆喜主张与之发生买卖关系的是何丽，有相应的事实依据。首先，何丽开立运营家具店，其从事工作的业务范围为销售家具，充分具有订立家具销售合同之可能性。其次，据“陆虎凯旋”的商标持有人深圳市安东尼奥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东尼奥公司）所称，何丽是安东尼奥公司的经销商，其从安东尼奥公司批发家具出售。而本案中预先拟制的《销售合同》正是以“陆虎凯旋”为抬头，并记载了何丽在五个不同的银行开设的银行账户，与潘兆喜的前述主张相吻合。再次，潘兆喜向何丽的银行账户支付案涉家具款，何丽亦自认收到了潘兆喜转账支付的款项。何丽辩称其仅提供了银行账户予彭利信使用，与潘兆喜发生案涉交易的主体并非何丽，并在二审期间提交了据其所称系彭利信书写的《关于与潘兆喜家具买卖合同的情况说明》、据其所称系王友树书写的《证明》及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予以证明。对于《关于与潘兆喜家具买卖合同的情况说明》及《证明》，潘兆喜不予确认其真实性，且彭利信、王友树并未出庭，故该《关于与潘兆喜家具买卖合同的情况说明》及《证明》的真实性无法确定，本院不予采纳。而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仅能证明何丽与案外人有资金往来，无法证明该转账款项是何丽代彭利信向潘兆喜收取、并按彭利信的指示向案外人转账，即上述证据与本案关联性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何丽在诉讼中未能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反驳潘兆喜的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另外，何丽提交了何丽经营部的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何丽经营部已于2016年11月11日注销，故何丽经营部没有诉讼主体资格。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理由在于：一审法院受理本案的时间为2016年7月26日，何丽经营部明知本案诉讼存在的前提下，在本案终审判决作出之前办理注销登记，并未提交其依法清算的材料，其诉讼主体的地位在本案诉讼中不应视为已经终止。故本院对何丽经营部于2016年11月11日经佛山市顺德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注销登记的事实予以确认，但对何丽拟证明的内容不予采纳。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关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本院认定何丽系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何丽上诉主张其无需承担返还货款的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何丽上诉所提理据不足，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20.66元，由上诉人何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儒峰
审 判 员 刘 坤
审 判 员 何希红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黄燕芝
书 记 员 陈 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