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4民终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3号平安大厦13、14层。
主要负责人:徐敏彬，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玉涛，北京格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宝刚，男，1965年10月25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惠丽，北京市铭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莉祥，北京市铭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公司）与吴宝刚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7)京7101民初374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平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7）京7101民初374号民事判决书；2.驳回吴宝刚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吴宝刚承担。
事实与理由：吴宝刚长期以来在平安公司投保了多份保险合同，吴宝刚先生长期以来在平安公司投保了多份保险合同，本案所涉2002年10月23日生效的平安幸福定期保险合同，保险单号码为P010200002285777。据吴宝刚先生称，其在2011年9月11日将本保险合同项下的保费25134.6元交给原平安公司保险代理人董某，被用于董某私人经营，平安公司完全不知情、不了解，此后，由于吴宝刚先生不再支付保险费，保险合同失效，董某涉及诈骗犯罪已经被捕后，吴宝刚先生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保费交清、保险合同有效。北京铁路运输法院作出（2017）京7101民初374号民事判决书，认为保险费已经交清，保险合同有效，平安公司认为，一审判决系错判。
首先，一审法院存在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认定吴宝刚已经是足额交纳保费是错误的，因吴宝刚先生每期应交保费为2578元，交费期20年，已经交纳9年，剩余11年，如果剩余11年保费全部交纳则应为28358元，而按照吴宝刚先生自己的说法，其交给董某本合同项下的保费共计25134.6元，这显然并不足额且这个数字完全是董某自己胡诌的，这何谈“足额交纳保费”？
一审法院又称：董某“持平安公司《变更申请书》为投保人办理了交费方式变更手续”，这也是错误的，在吴宝刚先生向董某付款之时，根据不存在什么“《变更申请书》”，付款近三个月之后，董某才持伪造的《变更申请书》向吴宝刚先生展示，根本不存在什么“办理了”变更手续之说。
其次，一审法院存在适用法律的错误，根据我国《保险法》第一百二十七条、《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表见代理只存在于合同订立情形中，而本案并非合同订立情形，所以本案不存在表见代理的问题。
平安公司认为，本案中董某的行为也不属于授权行为、职务行为。平安公司不存在违规行为及不存在管理不善的情形。保险合同没有变更，吴宝刚先生支付的款项没有进入过平安公司账户。吴宝刚先生未尽合理的审查义务，具有严重过错，并非善意相对人，因此平安公司没有过错，与吴宝刚先生的损失间没有因果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平安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平安公司对于吴宝刚先生的遭遇表示同情与遗憾，但是冤有头债有主，由于吴宝刚先生没有依法，依约支付续期保险法，必须要承受合同失效的法律后果，而不能将损失转给无辜者。
一审法院基于错误的事实认定，模糊的法律适用，结论是不妥当，不公平的。平安公司特依法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错误判决，驳回吴宝刚所有诉讼请求，维护法治公平。
吴宝刚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双方签订保险合同后，平安公司工作人员董某一直负责与吴宝刚办理保险业务。董某称平安公司当时有趸交业务，多次向吴宝刚推荐趸交优惠活动，并提供了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的范本，吴宝刚有理由相信董某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所以与平安公司签订了变更申请书。吴宝刚作为善意一方，尽到了合理的审慎义务。吴宝刚与平安公司保险代理人董某签署了多份保险合同，除了首次交纳的保费有发票以外，之后平安公司没有提交任何形式的收据或者发票。自吴宝刚趸交保费至提起诉讼，长达六年多的时间里，吴宝刚从未收到平安公司关于保险合同状态异常或者收缴保费的通知。平安公司对客户收费不规范，对保险代理人管理不到位，本身具有重大过错。吴宝刚有充分理由相信董某变更缴费方式的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此外，吴宝刚与平安公司签订的变更申请书已经生效，吴宝刚趸交了剩余的全部保费，平安公司应当继续提供保险服务。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没有法律规定表见代理只能限于订立合同。
吴宝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吴宝刚与平安公司双方订立的保单号为P010200002285777的保险合同保费已经交清，保险合同有效并继续履行合同；2.本案诉讼费由平安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2000年至2004年，吴宝刚向平安公司陆续投保了数份人身保险合同，保险代理人均为董某。其中保单号为P010200002285777的保单载明：被保险人为吴宝刚，生效日期为2002年10月23日。主险为平安幸福定期保险（A），保险期间为20年，交费方式为银行转账，保险金额为20万元，年交保费1220元；附加平安意外伤害保险（2002），保险期间为1年，保险金额为40万元，年交保费920元；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2002），保险期间为1年，保险金额为5万元，年交保费318元；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保险期间为1年，保险金额为100元/日，年交保费120元。三种附加险交费年期均为20年。每年应交保费日期为10月23日，主险及附加险合计年交保费2578元。截至2010年10月25日，吴宝刚交纳保费9期，共计23202元。
据吴宝刚陈述，2011年6月，保险代理人董某通知吴宝刚一次性趸交保费可适当优惠。吴宝刚即同意将包括本案所涉保单在内的六份保险合同办理交费年期变更手续，并于2011年6月24日向董某交付了趸交保费的支票，董某又于2011年9月10日让吴宝刚填写了《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其他变更类）》（以下简称《变更申请书》）。吴宝刚主张保单号码为P010200002273419的《变更申请书》的保单号抄录有误，所载内容实际上是对保单尾号5777合同的变更，因为尾号为3419的保单已于2009年10月27日全部交清，不存在后续保费趸交的问题。经法庭询问，平安公司认可尾号为3419的保单已于2009年10月27日交清保费。
吴宝刚在本案中提交的《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载明：1.申请日期为2011年9月10日；2.交费年期变更为1年；3.保险款收付为柜面收付方式，现金25134.6元；4.投保人签名处有吴宝刚手书签名；5.代办人/协办人处有手书签名“董某”二字；6.公司受理人员处有手书签名“朱凯”二字；7.受理日期为2011年9月10日。经法庭询问，吴宝刚认可投保人签名真实性，并表示包括本单保险在内的六个合同趸交保费是通过一张支票支付的。吴宝刚向法庭出示的支票存根复印件显示：票号02825214，附加信息“BHG百货有限公司”，出票时间“2011年6月24日”，收款人“工程款”，金额“461734.6元”，单位主管“骆金平”。吴宝刚表示因北京高维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欠吴宝刚所在公司的工程款，董某计算好保费金额后，由吴宝刚妻子骆金平带着董某到该公司开票，支票随后由董某收取。该笔款项由吴宝刚向其所在公司借用，用于支付趸交保费。经平安公司申请，法庭就该支票情况向北京银行调取信息如下：支票出票人为北京高维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支票付款日期为2011年6月28日，收款人为北京新桥董某服装店，支票背书人处加盖有“新桥董某服装店财务专用章”和“董某之印”的印章。2011年10月25日，平安公司在吴宝刚趸交保费前提供的保费扣划银行账户内，再次扣划涉案保单项下的保费2578元。
据吴宝刚陈述，2015年12月，吴宝刚经查询发现涉案保单处于失效状态，平安公司客服人员告知其只能通过原代理人解决。保险代理人董某表示将为吴宝刚尽快办理复效手续，但至今未能完成。吴宝刚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三份落款为董某的手写说明。其中2016年11月20日说明中记载了吴宝刚各保单投保人、被保险人、期交保费、交费时间和保费交纳状态。据该材料记载，涉案保单交费时间为“10月23日”，交费状态为“交清”；其中2016年12月16日说明中记载：包含本案所涉保单在内的六个合同复效工作已启动，12月21日前向吴宝刚提供相关的复效申请证明和财务收费凭证，及医疗保险理赔受理申请。一旦相关复效申请未能办理造成的损失，由董某本人承担；其中2016年12月23日情况说明载明：本人董某于2011年9月10日收到吴宝刚交来趸交保费461733.9元，目前正在办理复效事宜。
本案审理过程中，平安公司称保险代理人董某涉嫌刑事犯罪被捕，董某与吴宝刚商议过程、收款情况将在刑事案件中供述，在询问笔录中载明，故申请法院向侦查、公诉机关调查取证，以便于案件审理。
本案第一次庭审后，经法庭与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核实，董某涉嫌合同诈骗一案正在审查起诉阶段，但该案中并不涉及吴宝刚与平安公司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2017年5月26日在北京市东城区看守所，法庭对董某进行了询问，其答复主要内容如下：1.董某于2017年1月18日被捕前系平安公司业务员，业务包含卖保险；2.包括本案所涉保单在内的前述六个保险合同均为董某办理；3.2011年9月，当时平安公司有可以趸交的业务，交费方式由期交变趸交可以适当减少保险费，具体折扣已经无法记清，但减少保费的力度是平安公司决定的。董某和吴宝刚提过，提完之后董某以平安公司业务员名义上门找吴宝刚办理了趸交手续，填写了六份《变更申请书》；4.吴宝刚之前交保费有现金也有支票，本次趸交时收取了支票，支票金额是六份保险合同趸交的金额，但是支票没有交到平安公司，因为当时要用钱，所以就拿了钱，之后想补上但是一直没有补上；5.2016年11月20日、12月16日、12月23日的三份手写说明都是董某本人出具的；6.所有趸交保费之和为461734.6元，董某在2016年12月23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载明收到保费461733.9元，可能是461733.9元计算有误；7.2014年9月6日生效的保险合同（保单号为P010200002950160）趸交保费97750元，应该是按20年计算的保费；8.2016年12月16日情况说明是在吴宝刚办公室由吴宝刚律师抄录的，准备复效的尾号为5777的保单在六份《变更申请书》中没有出现，但有一份是保单尾号为3419号的《变更申请书》，如果吴宝刚手里没有3419号保险，3419号的《变更申请书》保单号就可能写错了。吴宝刚、平安公司对询问董某笔录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吴宝刚认为董某挪用保险公司保险费是保险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不应影响吴宝刚享有的保险权利，保险合同应当复效；平安公司则认为董某未作如实陈述，平安公司没有保费期交变趸交的业务，董某一开始就不可能将保费交给保险公司，其行为实际已经涉及诈骗犯罪。
另查明，吴宝刚通过票号为02825214的支票向平安公司趸交保费的六份保险合同分别为2000年2月28日生效的平安康泰保险合同，保单号为P010200001421068；2002年10月23日生效的常青树保险合同，保单号为HP01020000309145；2002年10月23日生效的平安幸福定期保险合同，保单号为P010200002285777；2002年10月23日生效的平安鸿利保险合同，保单号为P010200002272547；2004年7月29日生效的平安康顺终身女性重大疾病保险合同，保单号为P010200002923553。2004年9月6日生效的平安智富人生（万能型）终身保险合同，保单号为P010200002950160。上述保单保险代理人均为董某。最早办理的尾号为1068的保险合同，首期保费以支票的方式交纳。
原审法院认为，吴宝刚与平安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在保费趸交之前应为合法有效。经法庭审理，本案争议焦点可总结为：涉案保险合同是否处于有效状态。
庭审中吴宝刚提交了保单尾号为3419的《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考虑到尾号为3419的保险合同在2009年已经交清保费的实际情况，以及董某对该变更申请书的解释，本院对吴宝刚主张该申请书保单号抄录有误予以采信，确认该变更申请书所载内容实际上是对本案所涉P010200002285777保单的变更。
据平安公司陈述，董某自2000年起就在平安公司平安公司从事保险代理业务，直至2017年1月23日才与平安公司解除保险代理关系，包括涉案保险合同在内的六份吴宝刚投保的人身保险均是由董某经办。考虑到六份合同当事人的一致性、时间上的连续性以及董某收取保费支票入账亦有前例可循，本院认为吴宝刚以支票方式向保险代理人董某趸交保费，应视为其已经履行完毕交纳保费之义务。董某作为涉案保单的保险代理人，在保险代理关系存续期间，以平安公司名义向投保人介绍趸交保费业务并收取了相应保费，又持平安公司《变更申请书》为投保人办理了交费方式变更手续，董某的行为应对平安公司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投保人吴宝刚及时趸交的保费与《变更申请书》上所载明的保费金额一致。至于董某没有将收到的保费入账的问题，属于平安公司与其保险代理人之间的问题，与本案分属不同法律关系，应当另案予以解决。同时本院注意到，虽然吴宝刚以支票交纳保费的形式不符合保险合同的约定，存在不规范之处，但不能因此否定其已足额交纳保费的事实。综上，本院认定涉案保单项下的全部保费已经交清，合同效力自始有效。平安公司应当依法依约履行保险合同项下的各项义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一百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确认原告吴宝刚与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订立的保单号为P010200002285777的保险合同保险费已经交清，保险合同有效，继续履行合同。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都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本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认定，吴宝刚与平安公司订立了多份保险合同，其中有平安公司出具的一份收据，尾号是585，业务员是董某，收取保费数额是2556元，付款方式是支票。平安公司称保费出现异常后曾向吴宝刚预留的地址邮寄过缴费通知书，预留的地址是宣武区南滨河路27号8号楼华安泰房地产公司，但并未就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吴宝刚对平安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可，称从未收到过缴费的书面通知或电话通知，合同上预留的地址是石景山区古城南路6栋82号。
上述事实，有吴宝刚提交的人身险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董某于2016年11月20日、12月16日、12月23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保单效力状态截图，平安公司提交的投保书，保费统计表，法院对董某的询问笔录、法院经平安公司申请调取的支票信息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核心问题是董某以趸交的方式收取保费的行为性质问题，即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对该行为性质的认定，不应仅仅限定在涉案的单笔交费行为本身，而是需要对双方当事人之间一系列的保险合同的签订、履行、交易惯例等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本案中，据平安公司陈述，自2000年起至2017年1月23日，董某一直在平安公司从事保险代理业务。自2000年至2004年，吴宝刚向平安公司陆续投保了数份人身保险合同，保险代理人均为董某。在上述保险代理关系存续期间，在董某向吴宝刚多次推荐趸交保费优惠政策的情况下，虽然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董某有代收保费的权利，但是在上述人身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董某以支票方式收取吴宝刚的保费入账的行为亦有前例，平安公司对此并无异议。而在董某提供了平安公司制作的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范本的情况下，基于对该委托代理表象之信任，吴宝刚相信董某是代理平安公司来收取保费；至于以支票的方式交纳保费，虽然与保险合同约定不符，但双方之前有过此类交费方式，平安公司也未提出异议，因此综合上述情况，本案中董某领取支票收取保费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应视为吴宝刚向平安公司支付了相应的保费。
此外，在董某领取支票后长达近六年的时间里，平安公司并未通知吴宝刚缴纳保费或合同效力异常的情况，因此依据现有证据，吴宝刚对缴纳保费一事属于善意且并无过失，因此应当保护其作为善意相对人的利益。
综上，平安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428元，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北京铁路运输法院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428元，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已交纳70元,剩余358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冀 东
审 判 员 高 晶
审 判 员 崔智瑜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崔西彬
法官助理 程 宏
书 记 员 张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