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6民终17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住所地诸暨市暨阳街道环城北路100-106号。
负责人：沈建平，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周毅、梅含笑，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伟玲，女，1957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斯友全，浙江司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诸暨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住所地诸暨市浣东街道暨东路71号。
法定代表人：朱铝钢。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汤立琼，浙江博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以下简称浙商保险公司）为与被上诉人王伟玲、诸暨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交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8）浙0681民初6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浙商保险公司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依法改判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王伟玲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依法改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王伟玲支付精神抚慰金30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无需支付被上诉人王伟玲被扶养人生活费。首先，被上诉人王伟玲没有出具任何证据证明其丧失劳动能力且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原审法院在缺乏相应丧失劳动能力证据的情况下，直接就认定被上诉人王伟玲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判令上诉人以城镇标准赔付被上诉人王伟玲19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显然不合理；其次，虽被上诉人王伟玲有身体残疾，但王伟玲也系成年人，完全有取得劳动收入的能力，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王伟玲完全没有收入来源，仅靠方信权的收入维持生活的事实；最后，本案受害人方信权已经到了63周岁，每月仅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本身也不具有扶养他人的能力，更不是法定意义上的扶养人，因此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应计算。即使要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也应结合被上诉人王伟玲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及具体情况进行计算，且被上诉人王伟玲与方信权均为农村户口，被扶养人生活费也应按照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原审判决判令的赔付标准过高。2．上诉人仅需向被上诉人王伟玲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费用项目有关问题的解答》的通知第十五条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般以5万元为限。原审判令上诉人承担6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且是在事故双方为同等责任的情况下，该精神损害抚慰金明显偏高。
被上诉人王伟玲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被上诉人与丈夫方信权曾育有一子，但因故早逝，中年丧子后，被上诉人又患上了重症糖尿病，导致双目近乎失明、左小腿截肢，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有残联发放的多重残疾人证为凭。一直以来，被上诉人的生活完全依赖丈夫的经济来源，现丈夫因车祸遇难，使被上诉人失去了全部生活来源，生活已陷入绝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受害人有被扶养人的，应把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死亡赔偿金，而方信权以非农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因此其死亡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合法合理。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被上诉人王伟玲与丈夫方信权曾育有一子，因故早逝。夫妻俩失去了唯一希望，承受着无限悲痛。由于过度伤心，被上诉人患上了糖尿病，不久并发症发作，导致双目近乎失明、左小腿截肢。一直以来，丈夫方信权成为被上诉人精神上的唯一寄托、生活上的唯一依靠，俩人相依为命。被上诉人惊闻丈夫罹难，犹如晴天霹雳，多次出现昏厥现象。由于失去了唯一依靠，很长时间内丧失了生活下去的信心。此事件对被上诉人打击之大，伤害之深，超出了常人的承受能力，故适当增加对被上诉人的精神抚慰金合法合理。综上，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公交公司辩称，1．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浙商保险公司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系认定事实不清。事故发生时，本案的受害人方信权已年满60周岁，自身已需要他人扶养，不具有扶养他人的能力，而一审法院判决认定需要支付王伟玲被扶养人生活费，显然与事实不符。退一步将即便需要上诉人浙商保险公司承担被扶养人生活费，也应当综合考虑被上诉人王伟玲的劳动能力、收入来源及受害人方信权生前的收入来源、劳动能力等，依法判决。2．一审法院认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本次事故双方系同等责任，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答辩人认为判决30000元较为合适。
原审原告王伟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等各项损失计人民币967107.754元，具体为医疗费3971.99元，护理费153.61元/天×2天=307.22元，误工费153.61元/天×2天=307.22元，死亡赔偿金47237元/年×17年=80302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0元/天×2天=60元，交通费1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0068元/天×20年=601360元，丧葬费25859.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合计1535864.93元，结合责任比例，被告应当赔偿967107.75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诉请金额变更为767107.754元。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0月5日，蔡天陆驾驶浙Ｄ×××××号中型普通客车，从诸暨市直埠镇集镇驶往暨阳街道朱公湖停车场方向，16时22分许，途经诸暨市陶朱街道北三环路与新白线交叉路口地方，与方信权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方信权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和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经过诸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蔡天陆负事故的同等责任，方信权负事故的同等责任。事故发生后，方信权被至医院急救，花费医疗费3971.99元。方信权于2017年10月5日20时25分死亡。另查明，浙Ｄ×××××号中型普通车在被告浙商保险公司投保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限额为10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附加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事故发生后，被告公交公司已经垫付20万元。蔡天陆系被告公交公司员工，事故发生时正从事公司指派的工作。再查明，原告王伟玲系方信权妻子，方信权父母在其去世前均已过世，方信权与原告王伟玲育有一子方超，在事故发生前亦已经去世。方信权于2016年1月至2017年1月在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事门卫工作，2017年1月至2月在诸暨市绿色园林有限公司上班，2017年3月起至事故发生前在诸暨市园林管理局上班。原告王伟玲系多重（视力、肢体）残疾。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之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原告系方信权近亲属，其主体适格，有权就方信权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向被告主张权利。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本次事故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符合事故发生时的实际情况和相关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应予确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相应的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赔偿；不足部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无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故对于本案原告的合理损失，被告浙商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对于超出交强险部分的损失，因蔡天陆驾驶的车辆在被告浙商保险公司投保了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被告浙商保险公司尚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范围内按照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鉴于方信权、蔡天陆分负事故的同等责任，该院酌情认定蔡天陆承担本案60%赔偿责任，方信权承担40%责任。又因蔡天陆系被告公交公司员工，被告公交公司自愿承担本案赔偿责任，该院予以准许。被告浙商保险公司认为方信权的医疗费中应当扣除非医保用药，该院认为，医保标准条款虽非无效条款，但符合免责条款的特征，免责条款并不仅限于在保险条款中以“责任免除”或“免责条款”名义出现的条款，只要是保险合同中载明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条款，本质上均系免责条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关于“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被告浙商保险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就免责条款履行提示或者明确说明，该条款不生效，对此非医保用药抗辩，该院不予采纳。原告诉请方信权的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该院认为，方信权于事故发生后4小时死亡，其出院时间为事故后第二天，据此难以认定存在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对原告该项诉请，该院不予支持；对于诉请的护理费，该院认定损失为一人一天153.61元。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死亡赔偿金能否适用城镇居民标准？二、被扶养人生活费能否支持？三、精神抚慰金如何确定？针对死亡赔偿金，依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及法庭调查核实的事实，方信权自2016年1月起就有连续的、合法的劳动收入，在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事门卫工作，工资以银行转账形式发放；在诸暨市园林局工作，有诸暨市园林局盖章的工资单为证，故方信权虽年满60周岁，仍应当认定其主要以非农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其死亡赔偿金应当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针对被扶养人生活费，该院认为，结合本案实际，应当予以支持。方信权与原告王伟玲曾育有一子，然因故早夭，对于方信权与原告来说，两人的晚年生活仅能相互扶持，缺少扶养人，然原告王伟玲自身系多重（视力、肢体）残疾，其左小腿缺失，应当认定其缺乏相应的劳动能力，故两人的生活来源均依仗方信权的工资收入，现方信权因交通事故死亡，原告王伟玲失去主要生活来源，依据相关司法解释，原告请求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该院予以支持；至于方信权生前工资收入的多少，并不是确定其被扶养人生活费数额的依据，该院对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数额，依据规定确认30068元/年×19年=571292元。针对精神损害抚慰金，该院认为，应当酌情认定60000元比较合理。原告王伟玲自身系残疾人，无生活来源，育有一子已经早夭，现方信权作为家庭支柱罹难，对于原告，整个事故对其的精神伤害巨大，应当适当提高精神抚慰金的额度，结合本案的事故责任，该院酌情认定60000元。根据浙江省人民生活水平主要指标和本案实际，原告合理的经济损失确定如下：（1）医疗费3971.99元；（2）护理费153.61元；（3）死亡赔偿金，47237元/年×17年=803029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71292元，合计1374321元；（4）交通费，该院酌定500元；（5）丧葬费25859.50元；（6）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以上合计1464806.10元。该院确定被告浙商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负担113971.9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内优先赔付），在商业险范围负担810500.47元[（1464806.10元-113971.99元）×60%]，合计应当承担924472.46元。被告公交公司已经垫付200000元，该垫付费用可以认定系替被告浙商保险公司垫付，可由被告浙商保险公司直接予以返还。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赔偿原告王伟玲因方信权死亡造成的医疗费、护理费、死亡赔偿金、交通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924472.46元，扣除被告诸暨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垫付的200000元，尚应赔偿724472.46元，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返还被告诸暨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垫付款人民币200000元，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原告王伟玲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应收受理11471元（以767107.754元诉请计算），依法减半收取5735.50元，由原告王伟玲负担318.50元，被告诸暨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负担5417元。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围绕上诉请求与事实理由审查认为，关于是否应支持被上诉人王伟玲被扶养人生活费的问题，被上诉人王伟玲与丈夫方信权曾育有一子，但因故早逝，且被上诉人王伟玲双目近乎失明、左小腿截肢，有残联发放的多重残疾人证为凭。故一审法院认定王伟玲缺乏相应的劳动能力，且认定其系受害人方信权的被扶养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照准。受害人有被扶养人的，应把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死亡赔偿金，而方信权以非农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因此其死亡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合法合理。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偏高的问题。虽然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般以5万元为限，但如果侵权行为情节特别恶劣，被侵权人的损害程度特别严重或者社会影响特别大，可适当提高赔偿金额。本案被上诉人王伟玲唯一的儿子已早夭，自身又系多重残疾，丈夫方信权成为被上诉人王伟玲精神上的唯一寄托、生活上的唯一依靠，俩人相依为命，现丈夫又因车祸而罹难。此事件对被上诉人王伟玲的打击之巨大可想而知，故一审法院适当增加对被上诉人王伟玲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合情合理。对于上诉人认为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要求改判为30000元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891.63元，由上诉人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森轶
审判员 夏 鸿
审判员 姚 瑶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七日
书记员 钟利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