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04民初16952号
原告：卓建强，男，1986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勤勤，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裴晓敏，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华歌智慧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
负责人：王群秀，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聪聪，女。
原告卓建强与被告华歌智慧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卓建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勤勤和裴晓敏、被告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聪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卓建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4,000元(7,000元×2个月)；2.要求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按每月7,000元标准，支付2017年1月26日至3月6日期间的工资8,931元，其中2017年1月26日至2月25日期间为一个月工资7,000元，2017年2月25日至3月6日期间工资为1,931元(7,000元÷21.75天×6个工作日)；3.要求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报销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3月6日期间的差旅费及招待费合计1,200元;4.要求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支付2016年10月1日至31日期间的项目提成4,754.10元(包括仲裁裁决已支持的1,097.10元)。
卓建强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为：本人于2016年6月27日进入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从事销售经理工作，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自2016年6月27日起至2019年6月26日止。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每月10日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人上月26日至当月25日期间的工资,每月工资为税后7,000元。2017年3月6日，本人接到华歌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张某某的电话，要求与本人解除劳动合同，让本人办理离职手续，本人未同意。次日，本人上班时发现无法正常考勤，故实际工作、出勤至2017年3月6日，而本人的工作日志系统权限于2017年3月1日被停掉，故工作日志上报发送至2017年2月底。2017年3月24日，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于同月24日向本人发出劳动合同通知，并确认本人薪资截止日期为2017年3月24日，但本人至今未收到2017年1月26日至3月24日期间的工资。
本人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3月6日期间垫付的差旅费和招待费合计1,200元，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至今未报销。
2016年10月,本人完成一个项目,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向本人发送销售奖金结算表，确认本人应得提成总额为9,142.50元。由于仅60%货款回�到账,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实际支付了提成总额的60%的80%即4,388.40元(9,142.50元×60%×80%)，而提成总额的60%的20%即1,097.10元，仲裁委员会已裁决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支付。至于其余40%货款是否到账，本人不清楚。虽然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实际是根据回款情况支付本人项目提成，但本人已被违法解约，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却至今未支付该40%货款对应的提成3,657元。
本人认为：华歌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张某某于2017年3月6日单方解除与本人的劳动合同关系，次日起本人无法考勤进入公司上班，且于同月24日收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这些均表明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单方违法解约，应承担违法解约的赔偿金14,000元；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明确结算本人工资至2017年3月24日，却至今未支付自2017年1月26日起至3月24日止的工资，应予补付，同时应为�人报销差旅费和招待费；本人代表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与客户签约成功，即获取得该项目相应提成的权利，且本人是被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故无论剩余40%货款是否实际回款，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应在本人离职时一次性付清该40%货款对应的提成3,657元。
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辩称，不同意卓建强的诉请。卓建强所述入职日期、从事的工作岗位和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属实。卓建强月工资为税前7,000元，另有根据业绩发放的绩效工资。本公司分别于每月10日、25日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上月26日至当月25日期间的工资、绩效工资。由于卓建强工作业绩一直不佳，本公司第一次远程开会为其分析客户情况，要求其下次开会汇报后续跟进情况，但卓建强在第二次远程会议时没有任何反馈而被领导批评，故其自2017年2月27日起就自行不来上班，本公司打电话询问，其表示不开心才不来上班的，并于2017年3月24日书面申请离职，双方劳动关系因此解除，故不存在本公司违法解约的情况。
本公司确实未支付卓建强自2017年1月26日起的工资，也应支付2017年1月26日至2月25日期间的一个月工资7,000元，但2017年3月，本公司为卓建强补缴社会保险费时为其垫付了个人承担部分，因此不愿意再支付卓建强这一个月。至于2017年2月26日为周末，之后卓建强未再上班，本公司无需再支付工资。
员工报销须提交真实发票和报销申请表，但卓建强诉请的报销款从未提交这些必须的材料。
至于项目提成，由于卓建强完成的项目，实际回款仅60%，故只能取得60%的提成，本公司实际已付60%提成的80%计4,388.40元，仲裁裁决支持了60%提成剩余的20%计1,097.10元,两者相加已足额。其余40%的货款对应的提成确为3,657元，但该40%货款一直未回款，且卓建强离职后的后续事宜由其他员工接手,故该3,657元提成应支付接手的员工而不应由卓建强享有。
卓建强对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的上述意见表示：本人没有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所述的每月第二笔绩效工资；由于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是因本人没业绩而违法与本人解约，故即使其为本人垫付社会保险费个人承担部分，本人也不愿意在本案诉请中扣除。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
2016年6月27日，卓建强进入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从事销售经理工作。该日，双方签订了期限自2016年6月27日起至2019年6月26日止的劳动合同，相关内容为：2016年6月27日至9月26日期间为试用期；卓建强的岗位为高级销售经理，主要工作地点为上海，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乙方(指卓建强)月度试用期工资总额为人民币7000元，转正后月基本工资为人民币7000元，乙方补贴、奖金或绩效工资等，根据甲方(指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经营状况和乙方的工作质量、出勤率等工作绩效计发，绩效考核内容及标准参见岗位月度绩效考核表。”“甲方于每月10日发放上月基本工资及各类补助工资；奖金、绩效及各其它奖励性薪资(如有)根据甲方的经营状况和乙方的工作表现及业绩发放。”
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卓建强工资，实际支付卓建强工资至2017年1月25日止。2017年1月23日至2月5日期间为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春节放假期间。
另查，《华歌员工手册》第三章“行为”中的第七条“差旅管理”中的7.3条“审批流程”明确：“签批流程”为“单据填写-部门领导证实-财务审核-经理审批-
出纳付款”；“所有费用需取得正规发票，如对方不具备提供发票的资格需要求对方开具收据，所有报销要有据可依，不可无凭据报销。”
上述《华歌员工手册》第四章“考核”的第二条“考勤制度”中的相关内容为：
“2.2.1公司考勤实行上下班考勤机打卡制度，每天打卡2次：分别上班1次，下班1次。2.2.2出差外办时，则在当地执行打卡制度。2.2.3无考勤机的办公点，每月初该办公点的负责人需将上月考勤情况报至总人力资源行政部。”
“2.3.1员工出差或因公外出影响正常打卡后，应尽快向部门负责人申明理由，并填写《未打卡证明单》，经部门负责人核查审批后报送人力资源行政部备案。”
“2.4.1人力资源行政部以考勤机打卡记录、及规定时间内员工提交的各类考勤单据为准，在每月25号以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完成考勤统计。2.4.2考勤资料应保存两年备查。”
2.6.1(3)内容为：“当月不合格工作日志(以chatter形式为主)累计3次视为旷工1天。”
2.6.2(1)内容为：“当月旷工1-2日扣罚旷工时间双倍的全额工资。因不合格工作日志(以chatter形式为主)累计的旷工只扣罚旷工时间的全额工资。”
“2.7.1当月工作日全部正常打卡，且正常发工作日志(chatter形式为主)，同时没有迟到、早退、缺勤记录、请假记录(含调休、事病假、婚丧假、年假等)者，奖励全勤奖200元。2.7.2执行灵活考勤的员工不享有全勤奖。”
2017年3月7日，卓建强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后于2017年4月6日撤回调解申请，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出与本案诉请内容相同的请求。
仲裁庭审时，双方确认一致，作息制度为每周做五休二，周六、日休息。此外，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表示：卓建强最后工作至2017年2月25日止，自2017年2月26�起未出勤；考勤形式以日报为主，但当天需要进公司打卡；本公司通过会议帮助卓建强，但卓建强会后无动于衷，老板就对其作出批评，卓建强就再也没来上班。
卓建强的相应表述为：自己最后工作至2017年3月6日；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考勤形式为日报为主；2017年3月2日发现工作日报账号被停掉；第一次开会大家都很和谐，但第二次开会时老板心情不好，针对上海分公司说了不合适的话。此外，卓建强在仲裁庭审时还明确“被申请人(指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无故解除，但除录音外无其他证据。”
2017年5月22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徐劳人仲(2017)办字第1023号仲裁裁决：一、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卓建强2017年1月26日至2月25日期间的工资7,000元;二、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应在上述期限支付卓建强2016年10月1日至31日期间的项目提�1,097.10元；三、对卓建强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卓建强对此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即为本案。
上述事实，除双方当事人一致的陈述证明外，另有卓建强起提供的《劳动合同》、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华歌员工手册》证明，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庭审中，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表示，对卓建强主张的工资和赔偿金的计算方法和具体金额无异议，但坚持无需支付。
第二次庭审时，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表示，经核实，本公司所述的两次远程会议分别于2017年2月27日、28日召开。卓建强则改变在仲裁庭审时的陈述，表示不是很清楚有没有这两次会议。
庭审中，卓建强还提供了：
1.2017年3月6日，华歌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张某某与卓建强之间的通话录音及书面整理资料，证明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违法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并�示愿意支付报销款。录音显示：
张某某表示公司没有开除卓建强，卓建强所述的办公系统权限被停掉不能作为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据，卓建强表示如公司没有一个确切说法，就正常上下班。张某某随后表示已在为卓建强“20%这个提成”和报销事宜协调，询问卓建强对此是否满意。卓建强则坚持未提前三十天通知的问题，张某某表示这个肯定没有，也没有原因。双方因此协商不成。
最后，卓建强询问自己是上班还是不上班。张某某表示随便，上不上班都没有工资。卓建强还是强调提前三十天通知的问题，张某某表示这点肯定没有，双方因此已无必要协商，让卓建强明天不用去上海分公司上班了。
2.《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离职交接单》、《离职手续表》，证明目的同证据1。卓建强表示，这三张表格是由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人事工作人员徐某某于2017年3月下旬(即本人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期间)交由本人填写，其中《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上所有手写字迹均为本人所写，其他两张表格上的手写字迹有本人所写，也有包括徐某某在内的其他工作人员所写。
3.徐某某当庭所作证人证言，证明卓建强被解除劳动关系。徐某某表示，自己于2016年7月13日进入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是人事方面的一般员工。2017年3月，华歌公司人事负责人张某某让证人打印离职申请表等三张表格给卓建强办理离职手续，证人就打印了《离职申请表》、《离职交接表》和解除合同的单子给卓建强，至于什么单子证人记不清楚了。证人也记不清当时将表格交给卓建强时，两人都说了什么。2017年3月，卓建强向证人提交过报销单和发票，金额大概是一千多，具体记不清了。证人同时确认，2017�6月，华歌公司通知证人转岗，还让证人到北京报到，证人有异议，自此一直在家办公至今。
4.卓建强手机中留存的2017年3月6日、15日，卓建强与“北京财务杨某某”之间往来微信的截屏打印件，证明卓建强已将用于报销的单据寄给华歌公司，其中一张不符合规定，华歌公司要求卓建强再提供符合规定的发票，卓建强也已提供。
微信内容显示：对方表示“抬头不对”“找替票给我”，卓建强表示“好的，知道了，多谢！我补替票寄给您。”之后又问“我的所有费用大概什么时候到账啊？”对方最后回答“你票还没给我呢，单子还在我这”“寄给我以后，给领导审批”。
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对上述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表示张某某当时是作为华歌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打电话只是询问卓建强为何不上班；对上述证据2真实性有异议，确认�三张表格是本公司制作的表格格式，但本公司从未让徐某某将这三张表格交予卓建强，上面也未体现任何本公司的意见，不能证明本公司单方解约；关于上述证据3，徐某某作为证人对一些基本事情均说不清楚，不能证明本公司单方解约，也不能证明卓建强已提交符合规定的报销单据；对证据4真实性有异议，同样不能证明卓建强已提交符合规定的报销单据。
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在第一次庭审时还提供了2017年2月26日至3月25日期间的员工考勤表，证明卓建强最后工作至2017年2月24日。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对此解释：本公司的考勤采取指纹打卡记录与工作日志相结合的方式，员工不仅要进行指纹打卡，还要通过网上办公系统发送工作日志，两者都有才算出勤，该份考勤表就是根据两者记录汇总制作而成；从该考勤表可见，卓建强的指纹打卡记录和发送工作日志均至2017年2月24日止，故确认卓建强最后工作日应为2017年2月24日。
卓建强对上述考勤表有异议，并改变了仲裁庭审中的陈述，表示：考勤就是以员工的指纹打卡记录为准，员工通过网上办公系统发送的工作日志属于工作汇报，不是考勤依据；本人指纹打卡记录至2017年3月6日，之后无法再进行指纹打卡和进入公司，工作日志则发送至2017年2月底，之后权限被停掉，无法再发送，故本人的考勤记录应以指纹打卡记录为准，即最后工作日应为2017年3月6日。
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对此表示，指纹打卡记录因搬迁而无法提供，但可以提供工作日志发送情况统计表，遂于第二次庭审时提供了2017年2月、3月的日报统计打印件，并改变了之前的陈述，表示从日报统计打印件可见，卓建强发送工作日志至2017年3月1日，但由于指纹打卡记录和发送工作日志记录两者均存在�算出勤，故坚持卓建强最后工作日为2017年2月24日。
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于第二次庭审时还提供了2016年7月至2017年1月期间卓建强的工资明细单，证明卓建强每月7,000元是税前工资。
卓建强对上述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日报统计有异议，坚持自己之前主张的事实；对工资明细单有异议，表示自己每月通过银行转账取得的税后实得工资额就是7,000元，但自己相关的银行卡遗失,账号也记不得了,故无法提供领取工资的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
关于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关于卓建强提供的证据1，即华歌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张某某与卓建强之间于2017年3月6日的通话录音及书面整理资料，由于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且通话内容能够证明华歌公司在双方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明确要求卓建强第二天不�去上海分公司上班，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卓建强提供的证据2,三张表格中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上并无任何华歌公司及上海分公司盖章确认的解约意思表示，而其余两张《离职交接单》和《离职手续表》均是员工办理离职手续时填写，同样不能证明华歌公司及上海分公司单方解约，与此同时，本院注意到，卓建强在仲裁阶段从未提及这三份表格和相关事实，结合卓建强自认是在双方发生纠纷，自己申请劳动争议调解时拿到这些表格，表格上无任何华歌公司及上海分公司盖章确认的情况，本院对这三份表格不予确认；
关于卓建强提供的证据3，由于证人徐某某本身就因转岗问题而与华歌公司及上海分公司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在其证言无其他有效证据印证的情况下，本院不予确认；
关于卓建强提供的证据4，现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对微�真实性有异议，且即使内容真实，也无法证明卓建强已提供符合规定的报销凭证，本院不予确认。
关于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员工考勤表，由于并非原始考勤记录，在卓建强有异议的情况下，本院不予确认；
关于华歌公司第二次庭审时补充提供的日报统计，由于系打印件，在卓建强有异议的情况下，本院不予确认；
关于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于第二次庭审时补充提供的2016年7月至2017年1月期间卓建强的工资明细单，由于并非发放员工工资的原始凭证，在卓建强有异议的情况下，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卓建强主张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违法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则对此否认并主张双方劳动关系是因卓建强申请离职而解除，卓建强应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证明。卓建强为此提供了自己与华歌公司人力�源部负责人于2017年3月6日的通话录音，能够证明华歌公司在双方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明确告知卓建强，双方已无必要协商，让卓建强明天不用去上海分公司上班了，卓建强将此理解为被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采信。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解除与卓建强劳动关系有充分的事实、合同和法律依据，构成违法解约，应承担违法解约的赔偿金。
双方当事人确认一致，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未支付卓建强自2017年1月26日起的工资，本院予以确认。卓建强主张，员工考勤以指纹拉卡记录为准，自己指纹拉卡记录至2017年3月6日，故最后工作日为2017年3月6日，但卓建强在仲裁庭审时明确表示考勤以日报形式为主，诉讼中却改变陈述转而主张考勤以指纹拉卡记录为准，本院对卓建强诉讼中的主张不予采信。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则在仲裁和诉讼阶段一直坚持考勤有指纹拉卡记录、工作日志两种形式，这与《华歌员工手册》关于考勤制度的相关规定并不违背，本院予以采纳。但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提供员工指纹拉卡记录和工作日志发送的原始记录，以证明卓建强实际出勤情况，但其明确表示无法提供指纹考勤记录，但却认可卓建强发送工作日志至2017年3月1日，卓建强则主张自己指纹拉卡记录至2017年3月6日，工作日志发送至2017年2月底，故本院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和双方当事人的相关主张，认定卓建强实际出勤至2017年3月1日，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应支付卓建强2017年1月26日至3月1日期间的工资。
至于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主张已为卓建强垫付社会保险费个人承担部分，在卓建强不同意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的情况下，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可另行主张，不能成为不支付劳动者工资的理由。
卓建强主张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未为本人报销2016年12月1日至3月6日期间的差旅费及招待费，应对此提供证明自己已按《华歌员工手册》规定的流程履行了报销手续，提交了符合要求的报销票据。但卓建强提供的与“北京财务杨某某”之间往来微信的截屏打印件，从内容看，即使对方确实是华歌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其最后明确对卓建强表示“你票还没给我呢，单子还在我这”“寄给我以后，给领导审批”，故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卓建强的主张。至于华歌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张某某在与卓建强的通话过程中提及报销款事宜，系双方在协商过程所作的表述，不能作为卓建强诉请报销款的有效证据。综上，卓建强关于报销款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项目提成，根据双方一致的陈述可以认定，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实际根据回款情况支付员工提成，即货款实际到账是员工取得提成的条件。现双方确认一致，相关项目实际回款60%，卓建强现诉请其余40%回款的提成，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已达到可以取得该提成的条件，卓建强的该项诉请，同样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双方当事人对赔偿金和工资的计算方法和具体金额无异议，于法无悖，予以确认。但对其中的计算标准每月7,000元，双方意见不一，卓建强主张该金额为税后实得，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则主张为税前应得。本院认为，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对发放员工工资的情况提供证据证明，但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仅提供自行单方制作的工资明细表，如同本院在认证部分所述，该材料并非发放员工工资的原始凭证，在卓建强有异议的情况下，不能成为证明员工工资情况的有效证据，故华歌公司上海分�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因此采纳卓建强的主张，认定该计算标准为税后实得金额，卓建强要求按每月7,000元这一税后实得金额作为计算赔偿金和工资的计算标准，于法无悖，本院予以准许。
双方当事人对其余仲裁裁决未提起诉讼，视为服从，其中无执行内容的部分，不再于判决主文中表述。
此外，本院需要指出的是，纵观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和诉讼阶段的行为，存在前后不一，相互矛盾的情况：
卓建强对考勤形式、两次会议是否存在，在仲裁阶段和诉讼阶段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表述，而对包括《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在内的三张表格及相关事实，在仲裁阶段从未提及而在诉讼中却作为证明用人单位解约的关键证据，于理不合。
华歌公司上海分公司对卓建强的出勤情况则陈述混乱：仲裁时表示卓建强最后工作至2017年2月25日，是在会议之后自2017年2月26日起未出勤；第一次诉讼庭审时主张卓建强在两次会议后因不开心自2017年2月27日起不来上班，最后工作为2017年2月24日，指纹拉卡记录和发送工作日志均至2017年2月24日止；第二次诉讼庭审时明确的两次会议日期却是2017年2月27日、28日，提供的日报统计显示卓建强发送工作日志至2017年3月1日。
双方当事人这种在事实陈述和证据提供方面的随意、混乱和尚欠合理的行为，给本院查明事实造成困难，今后必须引以为戒。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华歌智慧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卓建强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4,000元；
二、华歌智慧科技(北京)�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卓建强2017年1月26日至3月1日期间的工资7,965.52元；
三、华歌智慧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卓建强2016年10月1日至31日期间的提成差额1,097.10元；
四、驳回卓建强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免予收取。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仪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祁 瑜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五十条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
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
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
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