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甘07民终8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某，男，汉族，甘肃省人，甘州区农机局退休干部。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某。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女，汉族，甘肃省人，无业。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某，男，汉族，甘肃省人，甘州区农机局退休干部，系上诉人赵某丈夫。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女，汉族，甘肃省人，自由职业。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
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某二，男，汉族，甘肃省人，学生。
法定代理人：张某，女，汉族，甘肃省人，自由职业，系上诉人任某二母亲。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掖市某精神病院。
法定代表人：高某，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某，该院医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晏某。
上诉人任某、赵某、张某、任某二因与上诉人张掖市某精神病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5）甘民初字第70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任某、张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某、朱某、上诉人赵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某、上诉人任某二的法定代理人张某，上诉人张掖市某精神病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某、晏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任某、赵某、张某、任某二上诉请求：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不清，导致判处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促成任某3以自杀方式结束生命的悲剧发生是多方面因素造成，被告不规范的治疗行为并不必然导致任某3死亡，对此不能将被告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扩大化……”该认定与事实不符。事实上，被上诉人使用假医生给病人看病，属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违法行为，性质有别于一般的过错行为，该违法行为直接导致任某3的自杀死亡。一审判决认定为“不规范的治疗行为”，显属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判决认定：“该院对任某3的所有诊疗行为均于2015年8月13日停止……”、“任某3自杀是其自行办理出院手续以后在其自己的家中……”该认定与事实不符。首先，诊疗行为并不局限于用药行为，仅以停药时间确定诊疗行为期间缺乏合理性。其次，被上诉人于2015年8月19日出具出院证明的行为，可以证实截止8月19日被上诉人仍然在向上诉人提供诊疗服务。第三，诊疗行为停止不等同于医疗服务合同关系的终止。最后，任某3自杀时并没有办理出院手续，双方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并未终止，医院对任某3负有的监护责任并没有发生转移。3、一审判决认定：“根据任某3书写的遗书来看，任某3的死亡主要原因在于其个人对生活没有信心，处在极度的绝望当中，被告的诊疗行为固然存在诸多瑕疵，但其个人对生活的彻底绝望以及家庭关爱的缺失，亦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任某3在家庭中并未得到应有的关心与照顾。”该认定与事实不符。首先，被告违反法律法规以及医疗行为规范的诊疗行为在《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得到确认的就有十余项，这一系列行为当中还包括违法行为，显然超出了“瑕疵”的范畴。其次，如果是一个正常人，就是离异、丧失亲属也不至于就对生活绝望到自杀，所以若不考虑疾病因素，任某3作为一名接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青年，系公务员身份，有父母、妻儿，何须对生活没有信心。第三、根据任某3书写的遗书可以看出，任某3不符合“抑郁症的临床治愈”标准，相反，其处于情绪极不稳定的状态，这正是由于被上诉人的违法诊疗行为造成。第四，没有被上诉人违法向任某3提供大量处方类精神药物的基础和条件，任某3没有自杀成就的条件。第五，上诉人一家发现任某3情绪异常且有明显的自杀及伤害他人倾向时，第一时间承担全部医药费积极将任某3送往医院进行治疗，何谈“并未得到应有的关心与照顾”。最后，如果被上诉人按照诊疗规范对任某3严加管理，不随便予以请假回家，在任某3离开医院时将药物或病人与上诉人进行交接，任某3自杀的后果都不会发生。二、一审判决对证据分析认定不当，缺乏定案依据，导致判处错误。一审判决认定“该院对任某3的所有诊疗行为均于2015年8月13日停止……”、“任某3自杀是其自行办理出院手续以后在其自己的家中……”不仅违背事实而且缺乏证据支持。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医院在任某3的诊疗中存在重大过错”，但仅以“家属的关心与照顾不到位”这一本不存在的抗辩理由便确定被上诉人只承担30%的赔偿责任，违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2、任某3对其母亲赵某的赡养义务必然产生，仅以赵某未年满60周岁而不支持其扶养费，缺乏法律依据。
张掖市某精神病院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医院存在过错错误。任某3是在出院之后发生的自杀行为，因此，医院存在的过错与本案无关。梁某并不是主治医生，而是进行辅助性的工作，并没有导致医疗事故的发生。二、关于任某3的病情，医院已提交了完整的病历资料，没有法律规定出院必须要有相关的出院证明，如果任某3没有出院，是不会将其医疗费用提交医保局报销的，一审判决认定任某3出院的时间是准确的。三、认定任某3自杀的唯一证据即为其遗书，在遗书中并没有表示对医院的不满，造成其自杀的原因是因其没有感受到关怀。任某3属轻度抑郁症患者，根据规定其可以随时出院随时外出，没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医院必须对其进行严格管理。任某3系自杀，但没有证据证明其系服用了遗书中所写的药物导致死亡，根据我方提交的病历，任某3在住院期间所有的药物量也没有遗书中所写的那么多，且这些药物在药店中均可以购买。四、上诉人赵某未满60周岁，其要求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当。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审查。
张掖市某精神病院上诉请求：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予以纠正。1、一审以“任某3在住院治疗时存在伤害自身的危险，故其是否符合出院条件，应由被告张掖市某精神病院对其进行系统的检测及检查后，通知其监护人到场并办理出院手续，但被告医院的诊疗病历中并未反映出患者任某3至2015年8月19日已达到临床治愈的效果，故对患者任某3的出院，被告应按照精神卫生法的相关规定通知其监护人办理出院手续”，认定上诉人对此存在过错，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任某3系自愿住院治疗的复发性轻抑郁患者，享有自愿住院治疗和随时出院且医疗机构应当同意的权利，法律并未以“治愈”或“监护人同意”、“告知监护人”等作为附加和限制条件。一审以此为由认定上诉人存在过错显属不当。同时，涉及监护人的是指未成年人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而本案涉及的患者任某3并非未成年人亦未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不存在监护人的问题。2、一审依据任某3的遗书内容认定上诉人在药品监管上存在过错缺乏依据。一审中，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以及视频资料均证明给患者的药品在住院治疗期间都是由当班护士分发并确保患者服用后才离开的事实，而任某3治疗服用的药品（包括处方药）在普通药店都是很容易买到的，并非上诉人专有。根据上诉人提交的治疗资料，即便按任某3的说法其一片药没吃，药量也达不到其遗书中所说的数量，说明遗书内容有不实之处或药品来源并非绝对出自上诉人处。原审在没有认真审查上述问题的前提下，仅依据遗书内容即认定上诉人药品监管存在过错，系认定不当。二、患者任某3的死亡与上诉人的医疗行为无因果关系，上诉人对此不应当承担责任。首先，根据现有证据，任某3系自杀。既然是自杀，也就是自己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后果应由自己承担。同时，无证据证明是上诉人的治疗行为引发其自杀的，况且，根据医学资料显示自杀属抑郁症患者本身可能发生和存在的一种意念，说明自杀后果是否出现与医疗机构的治疗行为并无关联性和必然性。其次，上诉人虽然在病历记载等方面存在不规范等瑕疵，但这些均是治疗过程中的医疗行为。本案是患者出院后发生的自杀行为，且无确凿证据证明是服用上诉人开的药自杀的，其后果纯粹与上诉人的治疗行为无关，不能因任某3自杀的后果已经发生，就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三、甘肃中医药大学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首先，该鉴定意见书经庭审质证，双方均提出异议，但法庭并未释明当事人是否申请重新鉴定。其次，该鉴定作出“上诉人过错的存在放任了任某3作为抑郁症患者可能自杀这一危险行为的出现，因此认为任某3的死亡与上诉人之间存在间接因果关系。”违背科学依据，是错误的。因为鉴定机构从医学角度认定“抑郁症患者可能存在自杀的意念，在治疗后症状会改善和控制，但其自杀的意念不一定会消失，甚至会变强”。基于这种观点，说明抑郁症患者即使经治疗得以改善甚至得到控制，其自杀的意念不一定消失，还有可能加强，特别是服用抗抑郁药物后本身就存在增加自杀意念的风险，这是抑郁症患者治疗时的医学风险，而非医疗责任引起的后果。所以，鉴定结论矛盾且违背科学依据，加大了医疗机构的责任。综上，一审依据患者遗书和存在错误结论的鉴定意见认定上诉人存在过错，进而判决上诉人对患者自杀的后果承担30%的赔偿责任，不仅责任比例过大且于法无据。
任某、赵某、张某、任某二辩称，一、患者任某3并非自愿住院治疗的轻抑郁患者，任某3入院之前经上诉人诊断为具有强烈的自杀意念，显然属于非自愿接受治疗的范围。对于任某3的情形，监护人才有资格要求患者出院，出院前院方应当及时组织检查评估，评估后患者可以出院的，医疗机构还应当通知监护人，上诉人显然没有尽到上述法定义务。二、上诉人对于药品的监管存在重大过错。存在超量开药、违规开药的情况，也存在将药物交给患者自行带回家中服用的情况，上诉人主张药品均由护士分发并确保患者服用后才离开的事实，在上诉人提供的视屏里没有任何反映，病历病程记载中也没有反映。结合任某3的遗书内容，可以认定上诉人在药品管理上存在重大过错，并最终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三、上诉人的医疗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的，从而产生了法定的赔偿责任。四、本案《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关于因果关系的分析乃至责任比例的划分意见，不应当作为定案依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应当按照《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承担法定的赔偿责任，请求法庭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原审原告任某、赵某、张某、任某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被告赔偿因医疗损害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475204.2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死者任某3原系甘州区梁家墩镇人民政府干部，系原告任某、赵某之子，原告任某二之父，原告张某之夫。2011年，任某3开始出现情绪低落、悲观、不愿与人接触交流等症状，至2013年5月，任某3首次被被告诊断为“抑郁症”，并在该院入院治疗三个月后痊愈出院。2015年3月，任某3再次出现了愁眉不展、情绪极度低落的症状，原告任某遂带任某3再次前往被告医院进行诊治，被告医院于2015年5月25日将任某3以“复发性抑郁症”收住该院住院治疗。任某3在该院住院治疗至2015年8月19日出院，被被告诊断为“复发性抑郁症”。住院治疗概况为“入院后给予抗抑郁剂、脑神经营养剂、中药、电针、心理治疗等，经过近3个月的治疗，病情好转，于今日出院”。治疗结果为“临床治愈”，医院给患者的出院后注意事项为“1、按时服药；2、定期复查；3、交代家属妥善保管药物”。2015年8月30日，患者任某3的尸体在其家中被发现。2015年8月31日，甘州区公安局民警对现场进行了现场勘查及尸体检验，2015年9月1日，甘州区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作出任某3死亡证明，认定死者任某3系非正常死亡，但未对死者任某3的尸体进行病理解剖检验。同时公安民警在尸体现场发现遗书一份，落款是死者任某3，落款时间是“2015年8与20日七夕”。同时遗书的最后还书写有“服药量：氯氮平80片氯硝西泮110片舍曲林200片（50㎎/片）奥氮平200片（5㎎/片）”。本院在审理期间，被告申请对该份遗书书写情况申请鉴定，经本院到任某3生前任职的单位调取相关证据后委托甘肃中科司法物证技术鉴定中心鉴定，鉴定意见为“1、遗书中的笔迹是任某3本人书写；2、遗书最后一页下方书写的药名及药品数量与遗书中的笔迹是同一人书写。”为此，被告张掖市某精神病院支出鉴定费5000元。2016年10月13日，被告张掖市某精神病院申请对任某3死亡的直接原因、因果关系以及参与度进行鉴定。2017年3月27日，甘肃中医药大学作出鉴定意见，意见为：1、死者任某3死亡的直接原因无法确定，但其死亡方式符合自杀；2、申请人（即被告）在死者任某3住院治疗期间存在过错，与其死亡之间存在间接因果关系；3、申请人（即被告）过错与任某3死亡关系的参与度：如任某3的死亡发生在住院期，申请人在任某3的死亡关系中负有主要责任，参与度考虑为60%-80%之间；如任某3的死亡发生在出院之后，申请人在任某3的死亡关系中负有次要责任，参与度考虑为20%-40%之间。
另查明，患者任某3在被告张掖市某精神病院住院治疗期间，其主治医生为梁某，梁某在为患者任某3诊治期间未取得精神类疾病执业医师资格，为该医院办公室工作人员。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任某将其子任某3送往被告张掖市某精神病院进行精神康复治疗，任某3即与被告张掖市某精神病院之间形成了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因下列情形之一致患者损害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医疗机构不得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患者任某3到被告医院就诊，其主治医师为不具备精神科执业资格的工作人员，被告张掖市某精神病院作为医疗机构，对其内部工作人员是否具备精神科执业资格应该是明知的，被告安排不具备精神科执业资格的工作人员对任某3进行诊治，明显存在过错。
本案的焦点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任某3的死亡与被告张掖市某精神病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二是原告要求被告承担60%的赔偿责任的诉请应否得到支持。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即任某3的死亡与被告张掖市某精神病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庭审中原告对死者任某3的出院时间、出院手续的办理、被告医护人员对药品的监管、被告安排的主治医生非法行医等问题均提出异议，根据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一）关于任某3的出院问题：庭审中原告提交出院证明书一份，证明任某3本人持有的出院证明记载时间为2015年8月19日，并陈述该份证明书系在发现任某3尸体后整理其衣物时发现，根据本院调取的被告张掖市某精神病院关于任某3的诊疗病历，任某3的出院证明记载时间为2015年8月13日，同时该院对任某3的所有诊疗行为均于2015年8月13日停止。故本院根据上述证据可以认定，患者任某3自2015年5月25日在被告处治疗至2015年8月13日，所有检查及用药停止，同年8月19日，该院给任某3办理出院手续并出具出院证明书一份。（二）关于任某3的出院手续应该由谁办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四十四条规定，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对有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一项情形（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的精神障碍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的，监护人可以随时要求患者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根据该条的规定，任某3作为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其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也应当同意，但就任某3本人来说，根据被告张掖市某精神病院的病历材料记载，任某3在入院时“精神差，饮食欠佳，二便正常，有强烈的消极、悲观、自杀观念”，说明任某3在住院治疗时存在“伤害自身的危险”，故其是否符合出院条件，应由被告张掖市某精神病院对其进行系统的检测及检查后，通知其监护人到场并办理出院手续，但被告医院的诊疗病历中并未反映出患者任某3至2015年8月19日已达到“临床治愈”的效果，故对患者任某3的出院，被告应按照精神卫生法的相关规定通知其监护人办理出院手续。同时被告亦无证据证明在任某3自行办理出院手续后按照出院诊断证明及出院证明书上所载的出院注意事项告知家属“妥善保管药物”，被告对此存在过错。（三）关于被告医院医护人员对药品的监管问题：根据死者任某3的遗书内容，其自住院开始就未服用过口服药物，一直私藏至出院，说明医护人员在治疗护理期间并未尽到监管精神病人服药的义务，且被告亦未提交相关病人服药的详细记录，故在药品的监管上，被告亦存在过错。（四）关于主治医师无执业医师资格的问题：根据原告提交的任某3分别于2013年、2015年在该院就诊时的诊断证明，主治医生处签名均为“梁某”，根据庭审查明的情况，梁某确无精神类疾病医生执业资格，梁某在经本院传唤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时虽一再证明是代主治医生出具诊断证明及签字，但就死者任某3的整套病历资料来看，大部分医生署名均为梁某，其证言不足以采信，故被告医院在任某3的诊疗中存在重大过错。
被告张掖市某精神病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的问题，除上述情节外，本院委托甘肃中医药大学司法医学鉴定所所作的鉴定意见所列被告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的十余项过错，依据庭审均可作出认定，根据该鉴定意见被告在诊疗过程中安排无医疗资质人员参与患者诊治、对患者服用药物监管不到位、请假制度不完善、缺乏病程记录记载、对患者家属风险告知不足、药物的配伍、调整存在瑕疵、各项检查存在瑕疵、出院前未做心理评估，无法判断是否临床治愈等方面存在瑕疵，故综合认定被告在任某3住院治疗期间存在过错。任某3的死亡与被告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间接因果关系。本院对双方当事人共同选定的、经本院委托的甘肃中医药大学司法医学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予以采信。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即原告要求被告承担60%的赔偿责任的诉请应否得到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的认定，死亡赔偿金475340元计算方式及依据符合法律规定，应予认定。对原告主张的赵某的扶养费174510元，根据有关法律和损害赔偿法原理，只有受害人在遭受人身损害时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人，才可以被列入被扶养人范围，至于后来才需要受害人扶养的人，不在此限。因任某3死亡时原告赵某尚不满60周岁，原告的此项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任某二的抚养费计算标准符合法律规定，但原告计算14年有误，应计算13年，经核算为113432元。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包含在死亡赔偿金数额之内，本院核定原告主张的任某3的死亡赔偿金为588772元。对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任某3的自杀行为对其家庭及各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伤害，原告的该项主张符合相关法律精神，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主张过高，本院根据被告的过错责任大小，支持5000元。
关于本案被告承担的责任比例问题。根据甘肃中医药大学的司法鉴定意见，被告张掖市某精神病院在任某3住院治疗期间存在过错，与其死亡之间存在间接因果关系。同时作出“被告过错与任某3死亡关系的参与度：如任某3的死亡发生在住院期，申请人在任某3的死亡关系中负有主要责任，参与度考虑为60%-80%之间；如任某3的死亡发生在出院之后，申请人在任某3的死亡关系中负有次要责任，参与度考虑为20%-40%之间。”但同时亦作出“因目前鉴定无尸体检验结果，不能从病理学角度分析其具体死亡原因，但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的是任某3的死亡方式符合自杀”。促成任某3以自杀方式结束生命的悲剧发生是多方面因素造成，被告不规范的治疗行为并不必然导致任某3死亡，对此不能将被告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扩大化。任某3自杀是其自行办理出院手续以后在其自己的家中，而且根据原告提交以及本院依职权到甘州区公安局调取的任某3书写的遗书来看，任某3的死亡主要原因在于其个人对生活没有信心，处在极度的绝望当中，被告的诊疗行为固然存在诸多瑕疵，但其个人对生活的彻底绝望以及家庭关爱的缺失，亦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根据庭审情况结合相关证据，任某3选择结束生命当日是一个人处于“孤独与寂寞”的情境，其对自身所处的家庭环境“感受不到一丝温暖，没有一丝的留恋”，且其在自己家中结束生命数日后家属才知情，亦说明其作为一名精神障碍患者在家庭中并未得到应有的关心与照顾，故任某3的死亡不可完全归责于被告张掖市某精神病院的诊疗行为，本院结合任某3书写的遗书、被告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的过错大小，认定被告张掖市某精神病院承担30%的责任为宜。被告张掖市某精神病院申请鉴定所支付的鉴定费用，是其为举证所花的费用，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任某、赵某、张某、任某二的经济损失即死亡赔偿金588772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由被告张掖市某精神病院赔偿30%即176631.6元；二、被告张掖市某精神病院承担原告任某、赵某、张某、任某二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三、鉴定费10000元，听证费5000元，共计15000元，由被告张掖市某精神病院负担。四、驳回原告任某、赵某、张某、任某二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一、二项诉讼请求，限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8428元，由原告负担5900元，被告负担2528元。
案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任某、赵某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1、网络下载打印的“第二类精神药品名录”一份，其中第81项药物名称为“氯硝西泮”。用以证明该药物为第二类精神药品，必须持精神类执业医师开具的处方方可购买，该药物系被上诉人给任某3服用，任某3在遗书中写明服用的药物之一，并非被上诉人陈述可随意购买的事实。2、2015年8月13日任某3在被上诉人医院取药的照片四张（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视屏截图打印）。用以证明任某3于当日一人从被上诉人药房领取大量药物后返回病房，被上诉人提供的当日病历及用药日清单上没有反映出任某3此次领取的药物，被上诉人对药物的管理违反诊疗规范；任某3自杀服用的药物不仅包括之前积累的药品，还包括此次违规开出的药物，被上诉人陈述药品由医护人员保管、监督任某3服下不实，且被上诉人没有按出院证明所嘱交代家属妥善保管药品的事实。3、在被上诉人医院拍摄的照片七张、署名“李爱花”的医药费发票一张。用以证明在任某3去世后，被上诉人工作人员梁某仍然在医院坐诊、非法行医的事实。4、甘肃众信司法鉴定所2017年7月23日对上诉人赵某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赵某2015年8月16日擦玻璃时不慎坠落，由于原患腰椎退行性变，加之此次损伤致腰椎滑脱，今后对重体力劳动能力受到限制。用以证明在任某3死亡时，上诉人赵某虽未年满60周岁，但其阶段性的丧失了劳动能力，任某3对其负有扶养义务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上诉人张掖市某精神病院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类药物凭处方可以随意购买，但任某3服用的药量远大于其在住院期间上诉人医院开出的药物总量。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医院滥用药物的事实，2015年8月13日前因系统升级，医院处方开出后药物一直在药房，直到8月13日任某3出院时才将药物给了任某3。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患者“李爱花”的治疗发票与本案无关，照片什么时候拍摄无从考证，梁某现在是合法的精神病治疗医师，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4不属于新证据，不能证明赵某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只是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事故发生时赵某未满60周岁，不应承担赵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
法庭认为，上诉人任某、赵某提交的证据1具有真实性，“氯硝西泮”确属处方类药品，予以认定。证据2具有真实性，经上诉人医院一方质证亦无异议，予以认定。证据3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明的问题因医院提出异议，对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定。证据4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因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成立，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本院认为，上诉人任某、赵某之子任某3，于2015年5月25日在其父任某陪同下，前往上诉人张掖市某精神病院进行精神抑郁康复治疗，医院予以接受并办理住院手续，任某3与上诉人张掖市某精神病院之间即形成医疗服务合同关系。根据上诉人张掖市某精神病院提交的任某3住院治疗期间的病历资料及医疗保险费用清单（打印日期2015年8月15日）、上诉人任某提交的2015年8月19日任某3的出院证书，可以证实上诉人医院一方对任某3的诊疗行为于2015年8月13日停止，于同年8月19日给任某3开具了出院证书。任某3在治疗结束出院后，于2015年8月30日被发现在家中死亡，经公安部门勘查、检验，认定任某3系非正常死亡。任某3死亡的真正原因，因当时未进行病理解剖检验，无尸体检验结果，现已无法确定。但根据任某3尸体现场遗留的遗书等证据，结合本案甘肃中医药大学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可以认定任某3的死亡方式为自杀。任某3生前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身患精神抑郁疾病后，最终选择自杀，值得同情，任某3自杀的死亡后果，系其自身主观意志决定，且系出院后在家中进行，应由任某3自己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就本案而言，任某3作为精神抑郁患者，其病情具有特殊性，上诉人张掖市某精神病院在病历中亦记载任某3具有强烈的消极、悲观、自杀观念，故对任某3这种具有自杀观念的精神抑郁患者，上诉人张掖市某精神病院作为专门的特殊医疗机构，应严格按照相关医疗规范和要求，对任某3进行诊疗，加强药品管理，并做好相关防范工作。但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及甘肃中医药大学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上诉人张掖市某精神病院在对任某3住院治疗期间的诊疗行为存在多处违法违规情形，确有过错，与任某3自杀死亡之间具有间接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上诉人作为医疗机构，对其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判决张掖市某精神病院赔偿任某等原告合理经济损失588772元的30%即176631.60元，符合法律规定，二审依法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任某、赵某、张某、任某二主张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不清、导致判处错误的上诉理由，经审查，一、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医院一方的违法行为直接导致任某3自杀死亡，没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判决对医院一方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已经进行确认，在判决书中表述为“被告不规范的治疗行为”只是文字表述问题，不存在认定事实错误的问题。二、一审判决认定医院对任某3的诊疗行为于2015年8月13日停止，符合查明的案件事实，上诉人主张任某3自杀时因没有办理出院手续，双方医疗服务合同并未终止、医院所负监护责任没有发生转移的理由，与上诉人实际持有医院为任某3开具的出院证书的事实不符，该主张不能成立。三、根据相关医学资料显示，精神抑郁患者其症状包括焦虑、悲观、失望、绝望、丧失兴趣、疏远亲友等，一审判决依据任某3生前所留遗书内容，认为“任某3的死亡主要原因在于……家庭关爱的缺失、在家庭中未得到应有的关心与照顾。”该认定依据不足，上诉人的该部分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但不影响一审判决结果。
关于上诉人任某、赵某、张某、任某二主张一审判决对证据分析认定不当、导致判处错误的上诉理由，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医院对任某3的诊疗行为均于2015年8月13日停止、任某3自杀是其自行办理出院手续后在其自己的家中，与查明的案件事实相符，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任某、赵某、张某、任某二主张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的上诉理由，经审查，一、被上诉人医院在对任某3的诊疗行为中存在重大过错是事实，但该过错与任某3自杀死亡后果之间系间接关系，并非直接原因。一审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判决医院承担30%的赔偿责任，符合本案实际、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二、上诉人赵某在任某3去世时因未年满60周岁，其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之规定，一审判决未予支持，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张掖市某精神病院主张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应予纠正的上诉理由，经审查，一、任某3系在其父任某陪同下前往上诉人医院住院进行治疗，上诉人的住院病历中明确记载任某3具有强烈的消极、悲观、自杀观念，医院住院病历、请假条中的亲友、家属亦为任某，并留有任某的手机联系号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一项：“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第四十四条第五款：“医疗机构应当根据精神障碍患者病情，及时组织精神科执业医师对依照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实施住院治疗的患者进行检查评估。评估结果表明患者不需要继续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应当立即通知患者及其监护人。”之规定，上诉人在任某3出院前，应当进行检查评估，并通知任某3及任某，一审判决据此认定上诉人医院存在过错，并无不当。二、上诉人医院在药品监管方面存在的过错，已由甘肃中医药大学司法鉴定意见书所确认，任某3遗书所记载的服用药品均系处方药，虽非上诉人医院专有，但并非药店随意即可购买，一审判决认定医院在药品监管方面存在过错，并非仅依据任某3遗书内容所作出的认定，上诉人的该主张不能成立。一审判决不存在事实认定错误的问题，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张掖市某精神病院主张任某3的死亡与其医疗行为无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经审查，任某3系出院后在家中自杀死亡是事实，但其作为精神抑郁患者的死亡后果，与上诉人诊疗行为之间存在间接因果关系是事实，上诉人医院作为医疗机构，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张掖市某精神病院主张本案《司法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上诉理由，经审查，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双方对甘肃中医药大学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均提出部分异议是事实，但均未提出重新鉴定的要求或申请。上诉人对其所提《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矛盾且违背科学依据的主张，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法庭不予支持。甘肃中医药大学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鉴定书应当具备的内容，一审判决作为定案依据并无不当。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30%的赔偿责任，符合查明的案件事实、法律规定。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任某、赵某、张某、任某二、上诉人张掖市某精神病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428元，由上诉人任某、赵某、张某、任某二负担4214元，由张掖市某精神病院负担421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海全
审判员 李志民
审判员 郭永旺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一日
书记员 张梦娇
【附法律条文】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