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01民终98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对外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
法定代表人：焦志刚，系公司总裁。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淼（系该公司工作人员），男，1958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址：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
法定代表人：皮剑龙，系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冬红，系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东北分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
负责人：王永刚。
上诉人中国对外建设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原审被告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东北分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6)辽0102民初36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宋刚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鞠安成、审判员关宇宁（主审）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东北分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及理由：一、被上诉人没有全部诉权，一审判决上诉人应付代理费2，303，280.06元是错误的。首先，上诉人的下属单位东北分公司是与北京广渡律师事务所签订的一系列委托代理合同，由李冬红律师具体负责。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北京广渡律师事务所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原告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只对：沈阳软件园案、天津铭源顺钢材案、沈军项目中超越案、鞍山万泰案及吉林吉奥案等五个案件享有权利义务关系。原告提供的证据；北京广渡律师事务所提交的“情况说明”也说明；上诉人与北京广渡律师事务所除上述五个案件以外“其他的委托代理合同，双方均已完全履行，”由此可见；原告只应对协议书涉及的五个案件有诉权，而不是对李冬红律师全部代理案件都有诉权。协议书和情况说明都是原告向法院提交的，应当依法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而一审判决将李冬红律师代理的全部案件进行审理，还认定上诉人应付代理费2，303，280.06元是错误的。其次，一审判决认定应付代理费2，303，280.06元的认定依据是不合法的。一审判决作出这个认定依据是“公证书”，和对上诉人的工作人员的电脑核查。但是，公证书明确表明其只能证明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与李冬红律师有邮件往来和部分截图存在于李冬红律师的电脑里，法院对上诉人工作人员的电脑核查也只能证明这些邮件和截图是存在的。邮件的具体内容和截图的具体内容不在公证书的公证范围。不能证明这些邮件和截图所载现的内容是否真实，也不能证明2，303，280.06这个数额是经过双方认可的。一审判决依据公证书公证的邮件和截图的存在而认定邮件和截图具体内容的真伪及意思表示，是对公证书所证明内容的任意扩大。没有法律依据，是错误的，不公正的。事实上，委托李冬红做为代理律师的委托合同是上诉人的下属东北分公司与北京广渡律师所签订的。东北分公司于2012年起已停止经营活动，处于清理整顿状态。《关于北京广渡律师事务所核对往来账的报告》等几个文件是上诉人内部的工作文件，是上诉人内部工作的一个环节，这些文件都是东北分公司清理小组向上诉人的工作请示汇报，还没有经过上诉人审查核实确认，对外没有法律效力。不是代表上诉人对李冬红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应付款的认可。因上诉人发现这些文件中涉及应付律师费的数额不一致以及签订的律师委托代理合同存在许多问题，上诉人一直没有认可这些文件。这些上诉人公司的内部工作文件，是被上诉人方向法院提交的，不能代表上诉人的意愿，上诉人自始至终没有予以认可。原告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中第48、49页有一个截图（东北分公司应付北京广渡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统计表）表明；王总以这个为准总计数额为1，952，699元。这个数额与2，303，280.06这个数额是不一致的。特别重要的是；这个证据是原告发给被告的的邮件，其截图也是原告提交法院的，属于原告自认的内容，一审法院应当依法采信却没有采信，也没有给出不采信的理由。因此，一审判决只依据公证书证明的邮件和截图这个表面形式，不顾其内容并非是对外的最终文件这一实质，也不顾其相关数额不一致的事实，判决上诉人应付代理费2，303，280.06元，是错误的，不合法、不公正的。二、一审判决应付差旅费223，396.80元是错误的。原告在诉讼请求中要求的是1，692，095元律师代理费，在起诉书中也没有主张差旅费的事实陈述。一审法院审理并判决差旅费223，396.80元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再者，一审判决书第8页，“7、原告提供的报销单、记账凭证照片，拟证明差旅费和其他费用共计223，396.80元，…….本院认为由于该组证据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既然对原告证明223，396.80元差旅费和其他费用的证据不予采信，那么判决认定223，396.80元差旅费是没有依据的。且与事实认定相矛盾。一审判决书认定段里（第11页）“根据上述邮件内容记载……应付各项费用（已上账）223，396.80元。”一审判决依据这个认定来判决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差旅费223，396.80元是非常错误的。这个认定存在两个问题；一是223，396.80元这个数字是根据邮件中的文件“关于北京广渡律师事务所核对来往账的报告”。这个报告具体内容及数字不在公证书的公证范围。该报告是上诉人的内部请示文件，不是经上诉人认可的对外文件，对外没有法律效力。二是这个报告上223，396.80元是各项费用，不是差旅费，也没有具体凭据支持。一审判决错误的混淆了各项（其他）费用与差旅费的概念，进而错误的认定了事实。从原告举证差旅费和其他费用共计223，396.元到各项费用223，396.80元都说明223，396.元不是差旅费，一审判决认定差旅费223，396.80元没有证据支持。根据原告向法院提交的李冬红“与中外建东北财务总监王海聊天记录”2014年3月17日“王总；（1）其他费用，除1400元买发票款没有付，其他已付。（2）差旅费，我手上还有3次开庭差旅费没有签字，其他差旅费已结清。”这个证据也属于原告自认的证据。上诉人基于此事，于2014年12月30日向李冬红支付差旅费7，500元。李冬红认可已收到。事实上，差旅费和其他费用已经全部结清。根据上述事实，可以事实求是的说223，396.80元差旅费是个根本不存在的。一审判决仅仅依据上诉人内部文件上未经认可一个223，396.80元数字，就认定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223，396.80元差旅费（减169，582后再支付给被上诉人53，814.80元）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不认定上诉人2009年7月20日、2009年9月15日、二组向原告支付律师代理费8万元和1万元的证据是错误的。2009年7月20日这组证据有盖有李冬红本人签字，加盖现金付讫红章的三张支付单据（一张2万元的资金支付申请单、一张2万元费用报销单、一张4万元的费用报销单）以及三张与之对应的律师事务所发票予以印证。原告辩解说是没有付款凭证，就是没有支付。法院因此对此组证据不采信，这是错误的，不符合事实的。因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律师代理费的方式不统一，现金支付的就是在单据上加盖现金付讫的红章作为付款凭证的。李冬红律师不止一次的这样办理收款手续。因此，在本案一审过程中，李冬红律师不止一次说只要有盖现金付讫的我都认可收到款。在多笔同样凭证的质证过程中，李冬红律师都认可了盖有现金付讫的申请单、报销单。李冬红律师不认可这笔8万元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一审法院不能全面的客观的分析认定证据，只要李冬红提出异议，不管是否符合事实，是否前后矛盾，都予以采纳，这是错误的，不公正的。应当依法予以纠正。2009年9月15日这组证据有李冬红本人签字，加盖现金付讫红章的费用报销单一张和律师事务所发票一张予以印证。法院应当采信，理由同上。不再复述。四、一审判决不认定上诉人2009年12月25日一组向原告支付律师代理费4万元的证据是错误的。2009年12月25日这组证据有一张李冬红本人签字，没有加盖现金付讫的报销单，一张律师事务所4万元发票，一张律师事务所银行账户信息，一张银行4万元电子转账凭证相互印证，上诉人也在开庭时出示凭证原件进行了质证。是有支付凭证的。一审法院仅仅依据原告的口头说是没有支付凭证，就不采信此组证据显然是错误的，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五、一审判决不认定上诉人2011年4月26日一组向原告支付律师代理费23万元的证据，只认定16万元，是错误的。2011年4月26日这组证据有一张李冬红本人签字，盖有现金付讫章的16万元资金支付申请单，一张1万元汇款凭证一张，6万元汇款凭证（说明；该张凭证被错读为5万元，应当依法予以更正）共计；23万元，相互印证。在申请单上还注明是付句容案律师费。在庭审时上诉人还专门就这16万和7万是一笔账，就是句容案的23万律师代理费。
原告提供证据认可句容案收费是23万元，“协议书”也不涉及句容案，“情况说明”也说明除了协议书所列的5个案件，其他委托合同，双方均已完全履行。原告起诉书及诉讼请求也没有主张句容案还欠其7万。这些证据说明句容案的23万律师代理费原告是收到了的。李冬红律师庭审时口头否认这23万全部收到，只认可16万，这与原告方诉讼主张及提交的证据是相矛盾的。一审判决依法应当采信上诉人提交的可以和原告提交证据相互印证的证据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而不能采信李冬红律师的与其他证据相矛盾的口头异议。因此，一审判决不认定2011年4月26日向原告支付23万元的证据，只认定16万元是错误的。2011年4月21日的两笔汇款合计10万元，是另行支付给原告的律师代理费，与23万元句容案律师代理费不是一笔账，不能混在一起。六、一审判决不认定2010年7月16日一组向原告支付律师代理费8万元的证据是错误的。2010年7月16日这组证据有一张王春瑜代李冬红签字的8万元费用报销单，一张律师事务所8万元发票，一张2万元内部收据相互印证。这笔钱虽然没有其他支付凭证，费用报销单上也没有现金付讫章，但上诉人是实际支付给了李冬红律师的。因为，这笔钱是李冬红让王春瑜代办的，只有本人不在，又要拿到这笔钱的时候，才需要别人代办，这是普通社会常识。况且，这笔钱还冲销了李冬红律师的2万元借款，如果这笔钱没有实际支付，就不可能冲销里冬红律师的借款。一审法院应当根据社会常识和冲销借款的事实，认定上诉人是支付了这笔律师代理费。只凭李冬红律师的口头否认，就不认定这笔实际已支付的律师代理费，既不公正，也不合法。七、一审判决将2013年9月3日一笔101400元的律师代理费中的10万元认定为差旅费是错误的。这笔101400元的费用，李冬红律师在本案一审开庭审理时，承认收到了这笔钱10万元，但不认可1400元部分。其口头辩解说是上诉人支付给她的其他案件的律师费，这笔费用要计算到差旅费中，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就依据李冬红律师口头辩解将这10万元认定为差旅费，“故该笔费用应从被告应支付的差旅费中扣除（判决书第10页）”这是错误的。首先，被上诉人只有口头辩解，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能印证这笔钱是支付的差旅费。也没有李冬红律师办理其他案件，应当额外收取10万元律师费的证据。其次，被上诉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上诉人应支付差旅费223396.80元（本上诉状二中已阐明，不再复述）从中扣除10万元等于虚无。确实实在在的少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律师代理费10万元。再次，也最关键的，李冬红律师当庭承认收到的这笔钱10万元是办理其他案件的律师代理费，就应当依法认定为律师费。一审判决减略这个重要情节，只显示“且自认该笔费用在对账时计算至应支付的差旅费中，”这明显与事实不符。这是按照李冬红律师口头意思将律师代理费认定为差旅费，这个认定是错误的。八、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支付吉林吉奥案件执行阶段律师代理费218，931.8.元是错误的。上诉人与吉林吉奥的纠纷是上诉人胜诉方，吉林吉奥依照判决应向上诉人支付2，595，121.44元，其他利息、评估费等212，907.66元，合计2，808，029.1元。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里，没有约定应执行回款数额，李冬红律师当时还是上诉人的法律顾问，代理这个执行案件，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风险。可代理合同中竟然约定；上诉人收到每笔款物后要向其支付10%的风险代理费，这个约定的权利义务是不平等的。再说，这个合同约定的是；上诉人收到每笔款物后向其支付10%的“风险代理费”。现就这个执行案件的事实来说，上诉人没有收到一分钱的款和物。作为执行案件的代理律师李冬红应该举证说明（2016）吉0204执恢字30号执行裁定书列举的执行2，189，318.39元款物交给了谁？其中198，582.39元执行款给了谁？生效的判决和裁定与判决、裁定执行款物交到上诉人手里，是两码事。李冬红律师没有与上诉人办理执行款物的交接手续，上诉人且没有收到执行款物。一审判决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上诉人收到了执行款物，就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执行风险代理费2，189，318.39元是错误的。八、一审判决上诉人已支付的律师费992，031元是错误的，还漏判2012年9月18日上诉人支付的5万元和2013年8月30日4.5万元。在本案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认可收到的律师费是1，002，031元，不是992，031元。（少计算1万元应当纠正）。有争议部分533，814.8元和吉林吉奥执行费218，931.8元。上诉人在本上诉状中已将理由陈述清楚。但是，还有2012年9月18日5万元、2013年8月30日4.5万元两笔共计9.5万元，被上诉人也是认可收到的，可是一审判决即没有计算到上诉人已支付的律师费里，也没有计算到上诉人已支付的“差旅费”里，属于漏判。应当依法予以判定。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沈阳市和平区人们法院（2016）辽0102民初3622号民事判决书人的事实是错误的，还有计算错误和漏判，该判决书第一、第二、第三项判决应当依法予以撤销。上诉人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查清本案事实，依法撤销该判决第一、第二、第三项判决并予以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辩称：一、被上诉人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和诉权。1.根据2014年9月被上诉人、北京市广渡律师事务所、东北公司三方签订的《协议书》，被上诉人依法承接“沈阳软件园诉讼案、天津铭源顺钢材诉讼案、沈军项目中建超越诉讼案、鞍山万泰项目原审和发回重审诉讼案、吉林名城华府项目吉奥诉讼案”委托代理合同中北京市广渡律师事务所的权利。根据上述委托代理合同，仅案件代理费，东北公司应支付的款项已达到1，839，180.39元（1，611，248.56+2，189，318.39），足以覆盖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标的额。2.东北公司与被上诉人核对代理费及其他费用时，无法分清每一笔付款所对应的案件，将所有案件的费用一并计算，符合对账常识。故，基于上述原因，一审法院审查除上述五个案件的代理费用及其他费用并无不当。二、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公证书及一审法院到东北分公司的调查取证，能证明：经东北公司与被上诉人核对，（1）截至2015年9月15日东北分公司应付代理费2，303，280.06元，（2）截至2015年12月15日东北公司应付各项费用（已上账）223，396.80元。此外，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2016年4月11日吉林市船营区法院执行裁定书，东北公司还应向被上诉人支付吉林名城华府项目吉奥诉讼案的执行阶段代理费218，932.83元。以上三项合计，东北公司应向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为2，745，608.69元。三、一审认定东北公司已付代理费和差旅费合计为1061613元正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29不能证明东北公司已经支付的代理费及差旅费为155，813元，其上诉状提及的多份票据存在或是记账凭证、不是付款凭证，或是已作为其他记账凭证的付款凭证、存在一笔付款重复记账等问题。四、根据被上诉人提供41份费用报销单及其统计表，能证明东北分公司应向被上诉人支付的差旅费等为223，396.80元。该金额与公证书中东北分公司认可的“应付各项费用（已上账）223，396.80元”一致。上诉人提及的2013年9月13日101400元即包括在东北分公司认可的应付223，396.80元费用中，一审认定该10万元不属于应付代理费正确；此外该10万元也仅是记账凭证不是付款凭证。综上，一审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东北分公司未答辩。
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东北分公司清偿拖欠的律师代理费等共计1,691,026.69元（含差旅费）；2.判令被告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东北分公司赔偿原告从起诉日（2016年3月18日）起至实际付清日为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拖欠款项利息损失；3.判令被告中国对外建设有限公司对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东北分公司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原告（丙方）、北京市广渡律师事务所（乙方）、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东北分公司（甲方）签订《协议书》一份，载明：“鉴于：1、就沈阳软件园诉讼案、天津铭源顺钢材诉讼案、沈军项目中建超越诉讼案、鞍山万泰项目原审和发回重审诉讼案、吉林名城华府项目吉奥诉讼案，甲方与乙方分别签署了委托代理合同。2、上述合同中，甲方授权指定的李冬红律师近日将转入丙方。2014年9月，三方经过友好协商，就上述委托代理协议的变更事宜达成如下一致意见：一、上述委托代理协议的受托方“即原协议的乙方”由北京市广度律师事务所变更为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承接原北京市广渡律师事务所的权利和义务，北京市广渡律师事务所不再享有任何权利、不再承担任何义务，上述协议的其他内容不变。二、本协议至生效之日起，北京市广渡律师事务所与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东北分公司之间没有任何纠纷。”原告委托代理人李冬红律师在北京市广渡律师事务所工作期间，代理多起二被告诉讼案件，并在2008年-2011年期间担任东北分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广渡律师事务所与被告东北分公司签订多份《委托代理合同》。东北分公司于2016年1月29日向对外建设公司的邮件，包括《关于北京广渡律师事务所核对往来账的报告》、《李冬红代理案件明细》（关于北京市广渡律师事务所代理诉讼及法律顾问的结算）、《关于广渡律师事务所的回复》，根据上述邮件内容记载，截止到2015年9月15日应付代理费：2,303,280.06元，已付律师代理费：985,000.00元，应付各项费用（已上账）：223,396.80元，已付各项费用：69,582.00元，已提供发票：1,015,731.00元，未付款共计：1,472,094.86元;由北京广渡律师事务所转移至原告处的案件代理费为：中建超越一审及二审代理费为113,108.32元，天津铭源顺一审及二审代理费为308,140.24元，沈阳软件园有限公司一审、二审及南京国瑞一审代理费为430,000元，鞍山万泰公司起诉被告东北分公司一审、二审及发回重审后一审、二审代理费合计700,000元，吉奥房地产一审及二审代理费为60,000元（未计算执行阶段风险代理费），上述案件代理合计费为1,611,248.56元。
另查明，2010年，北京市广渡律师事务所（乙方）与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甲方）就吉林吉奥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诉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十日内，甲方支付三万元律师代理费；本案二审开庭前或本案申请执行前十日内，甲方再支付三万元律师代理费；甲方收到每笔执行款物（吉奥公司本诉、甲方反诉抵销后，甲方实际受偿部分）之日起三日内，甲方按每笔执行款物金额的10%或折合价值的10%向乙方支付风险代理费；乙方办理本案过程中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等，甲方予以实报实销。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1日出具执行裁定，载明本案执行标的2,189,318.39元已经执行完毕，终结执行。本案一审及二审阶段代理费60,000元，已经计算在《关于北京广渡律师事务所核对往来账的报告》中；执行阶段代理费218,931.83元，并未计算在往来报告中记载的代理费总额中。
再查明，根据被告提供的记账凭证及经原告质证，被告实际已付代理费992,031元,差旅费169,582元（含原告认可的经营费100,000元）。被告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东北分公司系中国对外建设有限公司下属分公司，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东北分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本院根据原告及到庭被告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原告、北京市广渡律师事务所、被告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东北分公司签订《协议书》，均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予以确认。二被告未按合同的约定支付代理费及相关费用，属违约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关于原告主张代理费、差旅费共计1,691,026.69元，结合庭审双方质证及陈述情况，本院认定代理费1,530,180.89元（2,303,280.06元-992,031元+218,931.83元），差旅费53,814.8元（223,396.80元-169,582元）。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原告要求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关于被告对外建设公司提出原告不具备主体资格的抗辩意见，2014年9月签订《协议书》，约定北京广渡律师事务所代理被告相关案件的权利义务转移至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原告因代理费及差旅费与二被告发生纠纷，原告享有诉权；另原告在庭审中已经明确陈述其所诉请的费用为由广渡律师事务所转移至原告处案件代理费及差旅费，但因北京广渡律师事务所与被告合作多年，签订有多份《委托代理合同》，二被告所支付的代理费及差旅费无法完全分清是哪一个案件的代理费及差旅费，且二被告核对代理费及差旅费时，亦是将所有案件的费用一并计算，故原告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对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关于被告对外建设公司提出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原告、北京市广渡律师事务所、被告对东北分公司于2014年9月签订《协议书》，且根据邮件往来记录，李冬红律师一直与被告东北分公司的员工就代理费结算事宜进行沟通，原告于2016年3月1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两年的规定，对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东北分公司、中国对外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人民币1,530,180.89元；二、被告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东北分公司、中国对外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差旅费人民币53,814.8元；三、被告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东北分公司、中国对外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款项人民币1,583,995.69元的利息，从2016年3月1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四、驳回原、被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028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被告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东北分公司、中国对外建设有限公司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上诉人提供的收条复印件2张，用以证明上诉请求第八项中涉及的吉林吉奥案件执行阶段律师代理费不应支付。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且自认收到198，582.39元的执行款项，但提出该案件已经执行完毕，仅是因为双方发生经济纠纷，故将该笔执行款留置在被上诉人处。庭审中，上诉人不同意将该笔款项抵扣应付被上诉人诉请的费用。
本院另查明，被上诉人当庭认可了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第三项所涉及的2009年7月20日的80,000元和2009年9月15日的10,000元；第四项所涉及的2009年12月25日的40,000元；第九项所涉及的2012年9月18日的50,000元，共计180,000元，并同意二审法院应当依法改判一审判决，将这180,000元从上诉人应支付被上诉人的款项中扣除。
另查明，上诉人在二审中提出李冬梅律师曾在2013年11月3日向上诉人单位的王彦达通过邮件方式提及欠款总金额为1,952,699元，被上诉人主张是按照当时的时间点计算出的金额，之后又发生了部分费用。根据一审法院在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东北分公司调取的《关于北京市广度律师事务所核对往来账务的报告.doc》载明：“按总部要求，我方与北京广度律师事务所代理律师李冬红核对往来账务，经多次核对，并依据原始凭证，双方对律师费基本达成一致。”的内容，且双方确定欠款为2,303,280.06元的时间实在2015年9月16日，另外在2015年12月15日再次对该金额进行了确定。
另查明，根据上诉人出具的2013年8月29日的借款单，李冬梅向被上诉人借款50,000元，其中代理费5,000元，余款45,000元用于缴纳名城华府案件的诉讼保全费。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它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对于被上诉人就本案是否拥有全部诉权的问题，根据原审中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特别是原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申请从原审被告处调取的李冬红与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东北分公司之间往来邮件的截图、代理案件明细表等证据可以看出，双方当事人对于应付费用计算的范围系李冬红律师以北京市广度律师事务所名义代理的全部案件，并未仅限于五件案件。另外，因李冬红律师所执业的律师事务所已经由北京市广度律师事务所迁至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原则上其曾经代理的案件所涉权利义务亦应转至新的执业机构即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另外，北京市广度律师事务所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已作出了“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起诉东北分公司、对外建设公司委托代理合同纠纷案的一审、二审期间，对于李冬红律师在庭审中确认的涉及其在北京市广度律师事务所执业期间的相关事实及证据，北京市广度律师事务所均予以认可，并本所不会向东北分公司及对外建设公司主张任何债权”的意思表示，故本院认定，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对本案诉请享有全部诉权，对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没有全部诉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诉请仅有律师代理费，而原审法院判决存在超诉请判决给付差旅费及其它费用的主张，本院认为，在被上诉人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中提到的是“判令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东北分公司清偿拖欠的律师代理费等共计169.2095万元”，结合双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说明被上诉人在原审法院起诉的金额中并不仅仅局限于律师代理费一项，还应包括差旅费等其它费用，故原审法院并不存在超诉请判决的情形，对上诉人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应付律师代理费及其它费用的具体金额，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一、二审中提供的证据及庭审中的自认进行确认。对于拖欠费用的总金额，虽然李冬梅在给王彦达的邮件中自认过1,952,699元的金额，但该邮件发生在2013年11月3日，而原审法院在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东北分公司处调取的《关于北京市广度律师事务所核对往来账务的报告.doc》等证据中所确认的律师代理费2,303,280.06元及应付各项费用223,396.80元则发生在2015年9月16日并在2015年12月15日进一步得到确认。故本院认定2,303,280.06元的律师代理费及各项费用223,396.80元作为应付款总金额。对于已付款金额，根据上诉人提供的原始记账凭证以及被上诉人的自认，对其中2009年7月20日的80,000元、2009年9月15日的10,000元、2009年12月25日的40,000元、2012年9月18日的50,000元，共计180,000元，因被上诉人予以认可，故应当计算到上诉人的已付款当中并从原审认定的被上诉人主张的律师代理费中扣除，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应向被上诉人支付律师代理费1,350,180.89元（2，303，280.06-992,031元+218,931.83元-180,000元）。
对于上诉人提出根据2011年4月26日的记账凭证，用以证明被上诉人收到230,000元，原审仅认可收取160,000元错误，经本庭核实，上诉人提供的该组证据中的记账凭证虽记载了230,000元，可根据资金支付申请单等证据，由李冬梅律师委托的王春瑜从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东北分公司取款为160,000元，对于上诉人主张的剩余已付款项70,000元，因其未提供转款凭证或其它证据证明剩余款项已支付给被上诉人，故上诉人主张的70,000元不应计算至已付款中。
对于上诉人提出根据2010年7月16日的记账凭证，用以证明被上诉人收到60，000元，借款20,000元，原审未将该80,000元款项计入已收款项存在错误，经本庭核实，该笔款项虽有王春瑜的签名，但未提供付款凭证及现金收讫凭证，且根据上诉人提供的《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东北分公司费用报销单》右上角所记载的“收5万，4.215万实付”的字样，而该笔费用已在上诉人提供的2011年4月26日的记账凭证中应经予以记载并扣除，被上诉人对此未提供合理解释，故该笔费用不应计入已付款中。
对于上诉人提出原审将2013年9月3日的101,400元的律师代理费计算至差旅费中存在错误的主张，因该笔费用中的100,000元被上诉人自认已经收到并由原审法院认定为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已付款中，故无论该笔款项被认定为何种费用，均不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故对上诉人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上诉人提出李冬红律师未完成吉林吉奥案件执行阶段的委托代理任务，故不应主张律师代理费218,931.8元的主张，根据（2016）吉0204执恢字30号执行裁定可以看出，吉林吉奥案件已经执行完毕，并由李冬红律师作为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委托代理人领取了198,582.39元的部分执行款，故被上诉人有权主张该笔律师代理费，对上诉人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李冬红律师所取得的执行款，因上诉人不同意进行抵扣，故本院不予扣减。
对于上诉人提出原审漏判2013年8月30日的费用45,000元未计算至已付费用中，根据庭审核实，该45,000元确实由李冬梅律师领取，但该笔费用已被用于缴纳名城华府案件的诉讼保全费，故不应计算至已付款当中。
在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向被上诉人给付判决确定的款项的同时，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开具等额发票。
综上所述，中国对外建设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6)辽0102民初362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6)辽0102民初362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告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东北分公司、中国对外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人民币1,350,180.89元；
三、变更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6)辽0102民初362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被告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东北分公司、中国对外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款项人民币1,403,995.69元的利息，从2016年3月1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
四、在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东北分公司、中国对外建设有限公司向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同时，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应根据付款金额向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东北分公司、中国对外建设有限公司开具等额发票；
如果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东北分公司、中国对外建设有限公司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五、驳回中国对外建设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
六、驳回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0,028元，由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东北分公司、中国对外建设有限公司负担16,628.50元，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负担3,399.5元；保全费5,000元，由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东北分公司、中国对外建设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0,028元，由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东北分公司、中国对外建设有限公司负担16,628.50元，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负担3,399.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 刚
审判员 鞠安成
审判员 关宇宁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六日
书记员 白欣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