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26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永强，男，汉族，1954年12月5日出生，住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成均，广东经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立荣，男，汉族，1976年7月14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汤秀珍，女，汉族，1979年1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银阶，广东迎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四，广东迎东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刘永强为与被上诉人陈立荣、汤秀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4）深罗法民一初字第14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1、原告刘永强与被告陈立荣均为铁路系统职工，相识已久，长期存在借贷关系。自2012年开始，双方借贷关系频繁。2012年6月11日至2013年3月7日期间，原告刘永强通过其本人及其妻子账户共分9次向被告陈立荣账户转账共计423万元。具体转账情况如下（如无特别说明均为由刘永强账户转入陈立荣账户）：2012年6月11日转账1万元；2012年6月21日转账5万元；2012年7月2日转账8万元；2012年8月21日转账43万元；2012年9月28日转账120万元；2012年11月1日转账90万元；2012年12月20日转账14万元；2012年12月28日转账42万元；2013年3月7日转账100万元。2013年4月11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据，内容载明“今借到原告人民币400万元，借期五个月，应还本金加息共520万元整，于2013年9月11日之前还清”。
2、为偿还上述借款，被告陈立荣转账还款情况如下：2012年10月24日转账72万；2012年11月8日转账12万；2013年1月22日转账15万；2013年1月30日转账17万；2013年3月5日转账18万；2013年3月6日转账12万；2013年4月12日转账28万；2013年6月27日转账1.08万；2013年7月11日转账1万；2013年7月31日转账1万；2013年8月10日转账1万；2013年8月30日转账1万；2013年9月7日转账1万；2013年9月14日转账5万；2013年9月15日转账1万；2013年9月18日转账9万；2013年9月24日转账5万；2013年9月25日转账5万；2013年9月27日转账1万；2013年10月9日转账1万；2013年11月1日转账1万；2013年11月8日转账1万；2013年12月3日转账2万，以上总计转账的方式还款金额为211.08万元。2013年12月8日，原告向被告陈立荣出具收条，内容为“收到陈立荣返还人民币520万元整”。被告陈立荣主张为偿还原告的上述520万元的借款本息，除支付了上述转账还款的211.08万元外，其他还款方式为现金、实物或代为购物折抵的款项，故原告向被告出具了收条。
3、2013年4月26日原告通过郑某账户转入陈立荣账户10万元；2013年6月5日原告向被告转账9.5万元。2014年1月22日，被告向原告转账20万元。
4、2014年3月1日，被告陈立荣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内容载明“今借到刘永强人民币620万元，分三期还清，2014年3月15日偿还150万元，2014年3月28日偿还170万元，2014年9月30日偿还300万元整，特立此据为凭”。在本案审理中，原告主张该借条所涉款项并未在书写借条之时交付，而是原、被告对之前出借款项结算后确认的本息之和。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其主张该借条所载内容仅是双方的合意，并未实际履行。
5、在本案审理中，原告主张在2013年12月8日被告还款之时，因对应的借条找不到，为换取新的620万元的借条，故向被告出具了520万元的收条，但其实际并未收到520万元的款项。
6、两被告自2009年结婚，为夫妻关系。
原审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实。在本案中，根据原告提供的被告出具的借条及转账，可以证明被告在2003年4月份之前向原告累计借款400万元，应偿还的本息之和为520万元。之后，原告于2013年12月8日向被告出具收条，载明收到还款520万元。从上述内容分析，足以认定被告己按协议约定偿还了原告在2013年4月11日之前的借款400万元的本息，双方在该期间的债务关系清结。原告虽主张该520万元并未实际收到，但该主张与其出具的收条内容相悖，亦与被告提供的转账事实不一致，且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出具上述收条系基于认识上的错误或受欺诈、协迫等情形的存在，故法院不予采信。
同时，被告于2013年4月11日向原告出具借条之后，又先后两次向被告转账19.5万元，但其后被告于2014年1月22日向原告转账20万元，亦应视为该款项往来的清结。
原告依据被告于2014年3月1日出具的借条向被告主张权利。从该借条的内容分析，系双方当事人于出具借条当天重新成立借贷关系的意思表示。而根据原、被告的一致陈述，出具借条当天并无履行该借贷关系的行为。原告主张被告出具的借条实质为换条行为，但据以下事实：其一，被告不予认可原告主张的事实，原告也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二，被告出具的520万的收条与620万元的借据并非同一期间，不能证明两者的关联关系；其三，如上所述，被告于2013年4月11日之前的借款己清结，双方并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款项拖欠关系，故换条的基础不存在。据此，原告就其主张的换条行为并未完成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其主张不予认定。鉴于在2013年7月后原告没有向被告履行付款的行为，而依法成立的民间借贷合同以款项实际交付时生效，故被告于2014年3月1日出具的借条并不具备生效条件。原告主张依据该借条与被告陈立荣之间成立借贷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认定。原告据此借条要求两被告返还借款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永强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52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刘永强负担。
上诉人刘永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2、判令被上诉人陈立荣立即偿还上诉人刘水强的借款620万元；3、被上诉人汤秀珍作为被上诉人陈立荣的妻子对被上诉人陈立荣的借款62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由被上诉人陈立荣、被上诉人汤秀珍共同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陈立荣并未向刘永强还款520万元，刘永强当时找不到“520万借据”的情况下向陈立荣开具“520万元收条”实为换取陈立荣开具“620万元借条”。
基于双方之间发生的借贷事实，2013年4月11日，刘永强向陈立荣开具“520万借据”，其中确定陈立荣向借款400万元，借期5个月，还款日期为2013年9月11日，利息为120万元，本息合计520万元。
其后，因“520万借据”无法找到，且利息有所增加，刘永强要求陈立荣开具新的借条，但由于担心新的借条开具后“520万借据”又找到的情况发生，以至于新的借条金额和“520万借据”金额累加，从而导致债务金额扩大，为此，刘永强给陈立荣开具收到还款“520万元收条”，在此情况下，陈立荣才根据增加的利息给刘永强开具新的借条，即“620万元借条”，其中确定陈立荣向刘永强借款620万元，约定分三期还款（2014年3月15日还款150万元；2014年3月28日还款170万元；2014年9月30日还款300万元）。“520万借据”、“520万元收条”、“620万元借条”三者之间有内在的逻辑关系，而且如第二部分所述亦表明三者之间的演变，反映了整体的借款过程。
原审判决完全忽视了“520万借据”、“520万元收条”、“620万元借条”三者的整体性，仅以一纸“520万元收条”就认定“双方在该期间的债务关系清结”无疑是荒唐的。
二、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以及陈立荣有规律性的支付款项，陈立荣向刘永强转账金额共计231.08万元，其中，72万元系结清第一阶段借款，134.08万元系陈立荣向刘永强支付的利息，25万元仅作节日慰问费补偿刘永强。
针对刘永强与陈立荣之间银行往来转账的流水单，刘永强向陈立荣转账金额共计442.5万元，陈立荣向刘永强转账金额共计231.08万元，双方对上述银行转账无异议。
以下将刘永强与陈立荣之间的银行转账记录汇总成的“表二借款明细表”及“表三还款明细表”，并针对刘永强在原审判决中主张的事实以及刘永强与陈立荣之间的交易习惯及规律，针对三个借款阶段予以详细分析：
（一）第一阶段的借款本金570000元及利息147466.66元已全部结清，其中利息按照10%的月利率计算。
陈立荣先后以10%的月利率借款4笔（“表二借款明细表”中序号1-4），借款本金合计为570000元，利息按照10%的月利率计算，截至2012年10月24日利息共计147466.66元，本息合计717466.66元（借款日期、本金、计息天数、利息、本息等信息在“表二借款明细表”中均有体现）。为取整方便结算，双方协商一致由陈立荣偿还720000元，本金为570000元的债务即告了结。故陈立荣通过银行汇款，于2012年10月24日偿还了上诉人720000元，第一阶段欠款因此已还清。
（二）第二阶段的借款本息未结清，陈立荣仍欠借款本金366万元，利息2540000元，本息合计6206500元。
1、截至2013年4月11日，借款月利率为10%，陈立荣仍欠借款本金366万元，利息837533.34元。
陈立荣先后以10%的月利率借款5笔（“表二借款明细表”中序号5-9），借款本金合计为3660000元，截至2013年4月11日，利息共计1577533.34元（借款日期、本金、计息天数、利息、本息等信息在“表二借款明细表”中均有体现）。陈立荣于2012年11月8日偿还了刘永强“表二借款明细表”序号5的第一个月利息120000元，并先后偿还刘永强利息5笔（“表三还款明细表”中序号2-6），还息金额合计740000元。因此，截至2013年4月11日，陈立荣仍欠借款本金366万元，利息837533.34元。
2、2013年4月11日至2014年3月1日，借款月利率由10016变为5%，且陈立荣偿还了部分利息。截至2014年3月1日陈立荣仍欠借款本金366万元，利息2540000元，本息合计6206500元，并且陈立荣最终开具了“620万元借条”。
2013年3月下旬，陈立荣告知刘永强，因陈立荣的公司计划于当年4月开始做为期5个月的资本封闭式操作，在此期间不仅无法还本付息，借款利率还从原先的10%降至5%。经刘永强与陈立荣协商一致，形成如下意见：(1)陈立荣两日内还款回笼资金30万元（实际通过转账金额为28万元）；(2)将本金为366万元的借款其利率降至5%，新的借款期间为2013年4月11日至2013年9月11日，陈立荣应开具借据；(3)第二阶段仍欠付的利息837533.34元一并写入借据，新的利息按照本金400万元（注：实际本金为366万元）计算，故利息应当为400万元×5%X5个月=100万元。因此，按以上约定，陈立荣偿还利息30万元，由此计算截军2013年9月11日的借款本息为：3660000元本金+欠付利息837533.34元+新的5个月利息1000000元-300000元回笼资金=5197533.34元≈520万元。鉴于以上情况，陈立荣向上诉人刘永强开具“520万借据”，其中记载本金为400万元，利息为120万元。
其后，截至2014年3月1日的借款本息为：截至2013年9月11日的借款本息520万元+新的5.5个月利息1006500元=6206500元=620万元。鉴于以上情况，陈立荣向刘永强开具“620万元借条”。
（三）第三阶段陈立荣有规律地向刘永强先后偿还20万元借款的利息11笔共计120800元。
陈立荣以公司资本封闭式运作，自身资金受限为由，分别在2013年4月26日、2013年6月5日以10%的月利率向刘永强借款2笔，每笔100000元（“表二借款明细表”中序号10-11），借款本金合计200000元。其后自2013年6月底起，陈立荣便有规律地向刘永强先后偿还利息11笔（“表三还款明细表”中序号8-13，19-23），即每月5日前后、每月26日前后向支付每笔本金为100000元的利息10000元（注：上诉人母亲于2013年6月22日去世，2013年6月27日还息款10800元中的额外800元系陈立荣给刘永强的花圈钱），11笔还息金额合计120800元。
因此，上述“表二借款明细表”、“表三还款明细表”反映，并从三个阶段中本金和利息的计算以及支付可以明显看出，刘永强与陈立荣之间曾经有过多次借贷关系，双方形成稳定的交易习惯，并呈现一定的规律，前后之间的本金及利息的计算以及支付具有紧密的逻辑关系，即刘永强借给陈立荣的款项，2013年4月11日前，刘永强按照月利率10%付息，2013年4月11日后，刘永强按照月利率5%付息，刘永强向陈立荣支付转账金额共计231.08万元，其中，72万元系结清第一阶段借款，134.08万元系陈立荣向刘永强支付的利息，25万元仅作节日慰问费补偿刘永强。
三、陈立荣没有以现金及购物折抵的方式偿还债务，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
陈立荣针对520万还款主张：(1)银行转账还款23笔，共计金额211.08万元；(2)现金还款若干次，共计金额约242万元；(3)陈立荣为刘永强赴港购金购物，折抵金额约40万元；(4)其他应取证困难照成可能遗漏部分约27万元。
但是，如前所述，上述第(1)项银行转账还款23笔共计金额211.08万元系陈立荣向刘永强偿还的部分借款本息或其他往来，均不在偿还620万元债务之列。除此之外，陈立荣没有以任何方式向刘永强偿还债务，陈立荣对其第(2)、(3)、(4)项主张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
282万元的还债行为（注：现金242万元+购物折抵40万元+遗漏部分27万元=282万元）属于特别巨大金额的交易，而且双方分别居住在深圳、广州两地，陈立荣已经通过银行转账多次向刘永强还款，为何陈立荣还会舍近求远而用现金交接的方式还款呢？而且，既然陈立荣能够在银行取现，为何陈立荣不采用更安全方便的银行转账呢？进一步，刘永强作为一名近60岁的老人，也不会愿意往返广深这么远来取如此巨额的现金，发生了抢劫、偷盗或遗失怎么办？现场交接总是要当面清点金额并辨认真假币，拿着十几万、几十万现金在火车站、餐厅等人流密集的公众场合进行操作，可信吗？
四、刘永强在一审审理过程中补充提交的”520万元借据”，证明了陈立荣在说谎，多次违反禁反言原则及诚信原则。陈立荣原以为刘永强不可能找回”520万元借据”了，为了混淆事实、逃避债务，故意以众多的谎言企图否认620万元借条的借款事实存在。
（一）陈立荣反复强调“前债不清，后债不借”的观点被证实为彻头彻尾的谎言。
陈立荣在《答辩状》第1页第12行至第16行、第2页第2行至第5行、第3页第9行以及《陈立荣补充答辩意见》第1页第10行至第11行、第2页倒数第4行至倒数第3行、第3页第25行至第26行共六处地方认为，依双方的交易习惯，每次都是先由陈立荣手书借条，再由刘永强通过银行付款至陈立荣账户上，一轮借贷完毕后再进行下一轮借贷，即“前债不清，后债不借”。陈立荣的这个观点在庭审现场也反复出现，可见于2014年8月29日庭审笔录第9页第9行至第10行。
1、陈立荣关于“前债不清，后债不借”的观点与案件事实存在诸多矛盾之处。
(1)原审判决第3页倒数第6行至倒数第5行认定：“2013年4月26日原告通过郑某账户转入陈立荣账户10万元；2013年6月5日原告向被告转账9.5万元”。
上述该两笔放款均发生于”520万元借据”所署日期2013年4月11日之后，即”520万元借据”所载的债权还没有得到清偿，刘永强又向陈立荣支付了该两笔放款，这明显与陈立荣在一审中反复强调的“前债不清，后债不借”的观点相矛盾。(2)原审判决第3页倒数第5行至倒数第4行认定：“2014年1月22日，被告向原告转账20万元”。
首先，上述该笔还款直接证明了陈立荣在说谎，陈立荣在一审提交的第一份《答辩状》第2页倒数第9行至倒数第8行称：“你（注：指刘永强）在向我（注：指陈立荣）出具了总收条（注：指上诉人出具的“520万元收条”，日期为2013年12月8日）之后有没有再给我打过一分钱？如果有，请你拿出来”。
其次，刘永强出具“520万元收条”之后，2014年1月22日陈立荣又支付给刘永强20万元，这既与陈立荣的“前债不清，后债不借”的说法存在重大矛盾之处，也说明了2013年4月11日之前的借款并未清结，
最后，既然陈立荣抗辩已于2013年12月8日前还清欠款，为何又产生了该笔还款呢？
2、陈立荣关于“前债不清，后债不借”的观点在逻辑方面自相矛盾。
假设陈立荣上述“前债不清，后债不借”的观点成立，因“520万元借据”由陈立荣向刘永强出具于2013年4月11日，则：
(1)根据陈立荣所谓前债清偿完毕后再借新债、先手写借条再银行付款的说法，2013年4月11日前刘永强已经通过银行转账向支付了423万元款项，陈立荣应当已经清偿完毕该423万元债务，方才产生“520万元借据”。
(2)根据陈立荣所谓先手写借条再银行付款的说法，“520万元借据”注明借到400万元，因此，刘永强应当于2013年4月11日后通过银行转账向支付了400万元款项，否则不可能有陈立荣提供的“520万元收条”。
(3)根据上述假设得出的统计结果：2013年4月11日前刘永强已经通过银行转账向陈立荣支付了423万元款项，加上刘永强于2013年4月11日后通过银行转账向陈立荣支付的400万元款项，则刘永强总共向陈立荣支付了823万元款项之巨；
显然，上述三个推论是极其荒谬的，陈立荣在自打嘴巴，因为2013年4月11日前陈立荣没有向刘永强支付423万元的款项，2013年4月11日后刘永强也没有向陈立荣支付过400万元，陈立荣更不可能向刘永强偿还了823万元款项之巨，而且，即使加上陈立荣提交的《陈立荣支付给原告刘永强的清单》所谓的现金还款及购物折抵，上述的推论也远远不能成立，更何况，此时还没有算上陈立荣应支付给刘永强的利息呢！由此显然可知陈立荣在说谎，恶意逃避债务。
（二）陈立荣在“520万元借据”履行问题的说法上存在重大漏洞。
陈立荣在2015年5月12日庭审笔录第6页最后一段中关于““520万元借据”有这样的陈述：“3月7日…当天向我转账100万元…400万元的借条（注：此处的400万元借条与”520万元借据”是同一个证据，说法上的不同而已）其只向我借出100万元，所以该借条没有实际履行”，陈立荣的这个陈述具有以下的重大漏洞：
1、陈立荣否认“520万元借据”所载520万元债务的存在，其实也否认了“520万元收条”，因为如果没有520万元借据”所载520万元债务的存在，何来“520万元收条”？陈立荣能够说明”520万元收条”所对应的520万元债务是如何形成的吗？
2、2013年3月7日，刘永强向陈立荣转账100万元，一个多月后，2013年4月26日，刘永强又向陈立荣转账10万元，根据陈立荣的陈述，这两笔放款应当属于不同的债务，但根据陈立荣之前反复强调的“前债不清后债不借”，在第二笔10万元转账之前，第一笔转账100万元的债务应当已经结清，显然这个不成立，因为这两笔放款之间的一个多月里，陈立荣仅通过银行转账向支付了28万元，即使退一万步，算上陈立荣自己认为在2013年4月份通过现金的方式向上诉人偿还了25万元，也远不足以清偿第一笔转账的债务，这充分说明陈立荣在说谎，双方之间的债务具有滚动计算的特点。
（三）陈立荣关于利率的说法被证实为谎言。
根据陈立荣手书的”520万元借据”，自2013年4月11日至2013年9月11日的利率约为月息5%。
根据2014年8月29日庭审笔录第7页倒数第6行至倒数第5行，刘永强承认：“他主动说还是比照以前的办法，按月息5分计”。根据2014年8月29日庭审笔录第10页第3行至第4行，审判员问：“你们的借款约定的是5%吗？”，被上诉人陈立荣回答：“没有具体的标准，只要比银行多一点就行了”。
显然，关于借款利率，刘永强说了实话，而陈立荣在故意说谎，逃避责任。月息5%与银行利率相差之大，陈立荣作为一个神智正常的成年人，难道也会记错吗？陈立荣绝对是在说谎。
（四）陈立荣关于每次借条金额均已包含利息的说法被证实为谎言。
陈立荣在《陈立荣补充答辩意见》第1页第10行至第11行以及2014年8月29日庭审笔录第10页第6行均陈述，每次借条上的金额已包含利息部分，但未在借条说明。
但是，根据陈立荣手书的”520万元借据”，借款金额与利息是分开写的，在借条中有明确说明。显然，陈立荣在说谎，目的是为了掩饰借款及利率的有关事实。
五、刘永强已完成了举证责任，进一步，从双方证据之间的比较角度以及各个证据之间的关联角度，陈立荣的抗辩存在诸多漏洞，无法自圆其说。
（一）从举证责任角度看，刘永强起诉陈立荣，提供了大量的银行转账凭证及”520万元借据”、620万元借条加以证明，已尽到了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
（二）从证据衔接角度，”520万元借据”、”520万元收条”、620万元借条，三者在时间及金额上均具有承接关系，符合利息增加的趋势。
从400万元到520万元，借款期间为2013年4月11日到2013年9月11日共5个月，利率约为每月5%。
从520万元到620万元，借款期间为2013年9月11日到2014年3月1日约5.5个月：本金366万元+本金366万元×月息5%×5.5个月≈620万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三）从证据与双方支付能力的关联性看，”520万元借据”与”520万元收条”实际上是双方的结算换条行为，并无实际的支付动作。
“520万元借据”与”520万元收条”均记载“今借到”或“今日收到”，从字面看资金往来应当发生在当日，但是，在这两份文件所署日期的前后较长时间里，双方之间仅有小额的资金往来，即使在这前后的较长时间里，把本案全部当事人的全部银行存款加起来，也远远不足520万元，这充分说明了”520万元借据”与”520万元收条”并无支付动作，实际上是双方的结算换条行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确立的原则，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四）从证据比较角度，刘永强提交的”520万元借据”明确约定本息合计应还520万元，证据效力上已与陈立荣提交的”520万元收条”起到了相抵消的效果，而刘永强提交的620万元借条时间在后，根据证据规则应以620万元借条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
刘永强2014年10月份刚退休，爱人也已经56岁退休6年了。上诉人刘永强出借给陈立荣一的钱中有部分是向亲友筹借的，有部分是刘永强夫妻四十多年来辛辛苦苦攒下来的，留作夫妻俩养老、给伤残并患癌症的妻子养病、给女儿读书用的。刘永强万万没想到，因为信任，刘永强把自己小心谨慎积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出借给陈立荣后，竟然遭遇了这样的结果，而且刘永强到现在还背负着偿还当时筹借资金所欠下债务的沉重压力。
综上所述，原审在认定案件事实时，没有整体把握证据之间的规律，而是孤立地考虑陈立荣提交的证据，分割了系列的借款过程，从而作出错误的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特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维护刘永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陈立荣答辩称，一、本案的实际事实：1、620万元的借条不具备法律效力。上诉人也承认这620万的借条签署后，上诉人并未向本人转账620万元，一审曾明确询问上诉人有没有支付上诉人620万的能力，上诉人称不能。至于上诉人认为620万是换条所产生的，其基础是之前的借款利息为月息10%，实际上双方并未约定这么高的利息标准，而且我国法律并不支持这么高的利息标准。其换条之说更是离谱，根本就不符合逻辑，520万收条与620万中均没有文字表示是借贷关系的延续，且收条和借条明确的日期相隔4个月也不支持换条之说。2、400万的借条并非针对前期借款的总和。本人与上诉人的借款习惯均为，应上诉人要求本人先写借条，然后上诉人再向本人银行账户转账。实际上，本人在书写这张借条后，上诉人实际只转账100万元，这400万元是约定2013年3月7日及之后。实际情况是上诉人未按约定支付第二期300万借款，却称借条不见了。因此，上诉人在2013年4月11日就称不见了却在2015年5月5日提交法院的那张520万的借条是一张没有完全履行的借条，应当视为废条。这张借条也不是对之前的借款的统计。之前的借款总共只有323万元。3、双方之间多次借款，并非每次都有约定利息。实际上并不是上诉人给本人的每一笔都属借贷关系，有些是上诉人利用本人的便利为其在民间兑换美金及购物所用。这部分资金根本不产生利息，更不可能是月息10%的天价息，这是上诉人强加给被上诉人的。如2013年4月26日10万、6月5日的9.5万就是本人为上诉人兑换美金及购物所用。还有，620万的借条就没有约定利息。4、2013年12月8日，上诉人签署520万的收条时，双方之间的所有往来均已经结清。520万的收条并不是代表当天上诉人收取了本人的520万元，而是对之前的多次收款的行为进行一个总结，该收条不仅要抵消前面的所有借条，还要抵消所有借款，包括2013年4月26日的10万元和2013年6月5日的9.5万元。本人认为一审查明的事实虽然未能详尽，但是都是真实的事实。如果要想查明事实真相，只有上诉人拿出用于记账的小本子，对次数繁多的钱物回笼有一个明细的记录，但是上诉人并不愿意拿出来。而本人除了保留收条没有必要去保留原始单据，除非当初本人就先知先觉上诉人要谋害自己。二、本案需要查明和认定的几个事实：1、上诉人借款给本人的金额及时间。本案实际的借款金额和日期，双方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即法院查明事实的第1部份和第3部分的11次转账金额合计442.5万元。2、双方约定的利息标准。上诉人主张双方口头约定的利息标准为月息10%，后期部分利息为月息5%，本人主张双方口头约定的利息标准为比银行高一些，但是没有上诉人所称的5%、10%那么多，本人借款用于买卖股票，收益也不可能有这么高。因为双方均无书面证据证明利息的约定标准，因本案属于约定利息是明确的，只是约定的利息标准不明确。根据1991年的借贷案件司法解释第6点和第8点的规定，约定不明的利息标准为法院可支持的最高标准，即银行利率标准的4倍。当时的银行一年期的贷款利率标准为年6%，因此4倍即年24%。根据2015年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的，不支持利息。3、本人的还款金额及时间。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部分对于520万收条的认定是正确的，符合人的正常思维的。2013年12月8日之前，本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归还借款2110800元，通过现金和物质折抵方式归还3089200元。对于现金和物质部分，本人在一审已经尽量详尽的进行叙述，并且有部分银行的取现记录为证。上诉人作为正常的成年人，在要求本人书写借条然后通过银行转账的过程来看，其思路清晰，不可能出现未收到钱而写收条的情况，其主张明显不符合逻辑。2013年12月8日，本人与上诉人进行结算，因上诉人存在多次说借条丢失的情况，本人要求与上诉人对2013年12月8日之前的债务关系进行归结，上诉人认可并亲自写下520万元人民币的总收条。在此之前，本人交回的钱物收条和上诉人所称丢失的借条应当视为无效。罗湖区人民法院对现金及购物折抵的部分按照2013年12月8日还款来计算利息也是按照最不利于本人的方式去计算的。4、本人应还金额。上诉人一再主张双方约定的利息标准为月10%，才得出本人尚欠上诉人620万的结论。实际上，不管这个约定是否真实存在，人民法院是不可能支持月息10%年息120%的标准。按照1991年的借贷案件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最高只支持银行利率的4倍，也即年利息24%。如果按照2015年的民间借贷案件司法解释，人民法院也是只支持24%的年利息标准，有条件的支持年利息36%的标准，但是对利息约定不明的，不支持给付利息。那么，本人支付给上诉人的520万元，是否包含2013年4月26日的10万元和2013年6月5日的9.5万元呢？一审法院认为不包括，而本人认为是应当包括的。本人经过统计，按照最不利于本人的方式去计算。如果不包含19.5万元的，则本人多支付了利息108943.87元，如果包含19.5万元的，则本人少支付111877.51元。实际上，因为双方并未约定这么高的利息，再加本人支付现金的时间绝对不可能全部是在2013年12月8日。因此按照法定的最高利息标准计算，包含这有争议的19.5万元后，本人并未少支付利息。因此，本人2014年1月22日向上诉人另外转账的20万元是与本案没有关系的，本人另外有权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三、其他需要陈述的事实，上诉人所一直强调的金额巨大实际上是累加计算得来的数字，11笔累加的，本人是反复借款还款，实际上单笔最高金额只有120万元，这也是上诉人给本人的借款最高峰值。在证券公司开通融资融券业务后，本人开通了融资融券业务，对于融资证券公司的利息标准为年利率8%，比银行高33%。本人完全没有必要舍弃8%的融资贷款不要，而去找上诉人借120%的高利贷。上诉人与本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上诉人与本人同是广深铁路股份公司的员工，上下级关系，上诉人曾是正科级站区长，管着5个中间站，而本人只是一名月收入不到5千的普通职工。上诉人在庭审陈述提拔任用本人，关系密切。那么对本人的月收入等情况应该也是相当了解的，怎么可能强加于一个月工资4千多元的本人月息10%呢。更为荒唐的是为了凑数，上诉人还谎称本人在这种天价利息下还要支付对方25万元的过节费，这是说不通的。
综上，本人要求二审法院在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的同时，认定本人2014年1月22日向上诉人另外转账的20万元是与本案没有关系的，本人可另案主张权利。
原审被告汤秀珍答辩称，陈立荣与上诉人的借款关系早已经结束，上诉人的起诉属于故意敲诈，法院应当驳回。
2013年12月8日，陈立荣已经就与上诉人的借款全部归还完毕，并且由上诉人出具了收条，一审认定是正确的。陈立荣向上诉人借款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陈立荣借款均用于炒股、为上诉人在民间兑换美金及购物折抵到期再偿还给上诉人，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至于上诉人代理人在一审代理词中所称的借款用于购房是没有依据的，该房屋早已经被陈立荣出售给我的三姐，购房款均来自我三姐，有银行的详细记录予以证实。陈立荣2014年1月22日向上诉人另外转账的20万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上诉人应当返还给二位被上诉人。根据陈立荣一审提供的证据显示，2014年1月22日陈立荣转账给上诉人20万元是来自于其彩票中奖，而彩票中奖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并要求上诉人归还20万元。
本院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先后出现了400万元的借据、520万元的收条、620万元的借条及若干转账记录。上诉人为主张其权利提供了620万元的借条，并表示该借条所涉款项并未在书写借条之时交付，而是双方对此前出借款项结算后确认的本息之和。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其主张该借条所载内容仅是双方的合意，并未实际履行。与此同时，上诉人主张在2013年12月8日被上诉人还款之时，因对应的借条找不到，为换取新的620万元的借条，故向被上诉人出具了520万元的收条，但其实际并未收到520万元的款项。综观上述主张及证据，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唯有根据双方之转账记录确定出借及还款情况，才符合或接近客观事实。经本院核算，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支付的款项共计为442.5万元，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支付的款项共计为231.08万元，故被上诉人还应向上诉人偿还本金211.42万元。关于利息问题，被上诉人于2013年4月11日出具的借据约定的利息月利率为6%，明显过高，本院认定利息按年利率24%，并从最后一笔借款的出借日即2013年6月5日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款项还清之日止。被上诉人陈立荣与汤秀珍为夫妻关系，本案借贷关系发生两被上诉人婚姻存续期间，被上诉人汤秀珍应对陈立荣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4）深罗法民一初字第1441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陈立荣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上诉人刘永强借款本金2114200元及利息，利息以21142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从2013年6月5日起计至款项还清之日止；
三、被上诉人汤秀珍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上诉人刘永强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受理费5520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55200元，共计115400元，由上诉人刘永强负担76164元，被上诉人陈立荣负担39236元。上述费用由上诉人刘永强预交，被上诉人陈立荣所负之数径付上诉人刘永强。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 勇 忠
审判员 袁 劲 秋
审判员 刘付伟贤
二〇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杨 炉 英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