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611民初2783号
原告：南通炜艳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通市通州区西亭镇草庙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125713914393。
法定代表人：薛艳琴，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为乐，江苏通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通凯灿针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如皋市白蒲镇沈腰村十九组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820843978250。
法定代表人：魏邹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广泉，男，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培林，如皋市城北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南通炜艳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炜艳公司”）诉被告南通凯灿针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灿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炜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史为乐、被告凯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广泉、刘培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炜艳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3月18日签订的加工合同；2、由被告凯灿公司返还加工费133263元，并按照年利率16%支付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双方在2017年2月14日签订加工合同一份，由原告委托被告加工15525件外贸服装。在原告将服装面料交付给被告后，临近合同约定的交货期时，被告以加工费涨价为由要求与原告重新订立合同，并要求带款提货。为避免合同所涉外贸服装不能按时交付进而导致原告与外商所订合同违约，原告在恳请被告按照原合同履行无果的情况下，不得不于2017年3月18日就原合同所涉标的重新与被告签订了加工合同，满足了被告提高单价和带款提货的要求，并将合同履行期限作了顺延。后被告向原告交付了服装共计15678件，原告向被告付款360594元。原告认为2017年3月18日与被告所签订合同，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被告利用原告急需履行与外商签订合同的危急情势所签，对原告的利益构成损害，构成乘人之危，应予以撤销。被告应返还依据该合同多收取的加工费并支付相应利息。
被告凯灿公司辩称：2017年2月14日与原告签订加工合同属实；其确实向原告交付了15678件服装并收到原告交付的360594元加工费。在2017年2月14日的合同履行过程中，因为考虑到加工成本问题，经与原告磋商，双方于2017年3月18日重新签订了加工合同，并已经按照该合同履行了各自的权利义务。该合同是双方公平磋商的结果，并不存在被告乘人之危的情形。如原告当初不同意重新签订合同，完全可以选择追究被告的违约责任。故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炜艳公司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2017年2月14日与被告所签加工合同复印件及3月18日所签合同原件，同时还提交了录音证据三份及与外商所签订的采购合同、外商开具的信用证及与该外商长期结算的银行往来账单等证据，以此说明2017年3月18日的加工合同系被告乘人之危所订立。被告凯灿公司提交了其2017年3月17日向原告炜艳公司出具的工序报价单，以此说明2017年2月14日所订立的加工合同价格明显偏低。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两份合同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录音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系原告未经被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录音取得，不具有合法性；对原告提交的与外商签订的采购合同及信用证、银行往账单等证据因合同主体系南通洁晖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洁晖公司”）而认为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工序报价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其临近交货期突然提出加价要求，没有任何理由。
就双方在质证过程中一致认可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被告质疑原告所提交录音证据的合法性问题，本院认为录音证据内容反映了被告拒绝履行2017年2月14日合同后双方磋商的过程，虽然录音事先没有得到被告的许可，但该录音并非原告采取损害被告合法权利的方式取得，且被告对录音内容的真实性也没有异议，故本院对该录音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认可。对原告所提交的与外商签订采购合同及信用证等证据，在被告就合同主体提出异议后，原告补充提交了炜艳公司与洁晖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两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控股股东均为同一人，由此可以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紧密关联，故可以认定原告所提交的上述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被告所提交的2017年3月17日工序报价单，即便可以用来说明2017年2月14日的合同价格偏低，也不足以说明2017年3月18日原告与其所签合同系出自自愿。
根据以上证据分析，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炜艳公司与洁晖公司系关联公司。2017年2月9日，洁晖公司与SUMITEXINTERNATIONALCOMPANYLtd.签订采购合同，由洁晖公司向SUMITEXINTERNATIONALCOMPANYLtd.出售16000件SP618B7的女士服装。SUMITEXINTERNATIONALCOMPANYLtd.于2017年3月1日向洁晖公司开具了包括本单货物在内的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2017年2月14日，炜艳公司将上述采购合同项下的标的物委托凯灿公司进行加工生产，为此双方签订编号为“CQDI-17-5024”的加工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的标的物为SP618B7套头衫15525件，单价为14.50元，送检截止日期为2017年3月18日。合同对质量要求、交货方式等与合同履行相关的事项均作了约定，同时在结算方式中约定“在定作方服装出口后承揽方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后一个星期内结清加工价款”。该合同订立后，炜艳公司依约将所需面料交付给凯灿公司加工生产。2017年3月17日，凯灿公司向炜艳公司提交工序报价单，认为每件服装的加工费不含税要达到22.80元。为此，炜艳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7年3月18日前往凯灿公司进行磋商，告知凯灿公司相关人员加工服装的出货期已近，如不能按时出货将可能造成其对外商违约。凯灿公司坚持服装加工单价不得低于22.80元，否则将会造成10多万元的亏损。后炜艳公司根据凯灿公司的要求，重新拟定了与2017年2月14日合同编号一致的另一加工合同，将合同单价及结算方式按照凯灿公司的要求分别调整为23元和货款付清后出货，送检日期调整至2017年3月24日，其余条款均与先前加工合同完全一致。后凯灿公司向炜艳公司交付服装15678件，炜艳公司向凯灿公司付款360594元，凯灿公司向炜艳公司开具了上述货品的增值税发票。
另查明，洁晖公司与SUMITEXINTERNATIONALCOMPANYLtd.在2016年双方有着较为频繁的经济往来。
本案的主要争议在于双方于2017年3月18日所签订的加工合同是否为凯灿公司乘人之危所致。
本院认为，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根据上述规定，炜艳公司要撤销其与凯灿公司于2017年3月18日所订立的加工合同，需满足凯灿公司订立该合同时具有乘人之危的情形以及因该合同的订立给炜艳公司利益带来损害的条件。就此，本院认为炜艳公司的请求满足上述两个条件。
首先，凯灿公司具有乘人之危的行为。乘人之危指的是行为人利用对方当事人的急迫需要或危急处境，迫使对方违背本意接受于其明显不利的条件，并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的情形。从炜艳公司与凯灿公司2017年2月14日订立加工合同的目的看，炜艳公司的关联公司承接了外贸订单，该外贸订单中明确约定了合同履行期限和违约责任等条款，炜艳公司与凯灿公司所签订的该加工合同，系为履行其关联公司的外贸订单所致。炜艳公司提供的其关联公司与外商之间的银行往来明细可以表明，其关联公司与外商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倘因该外贸订单不能履行，炜艳公司非但会因此承担就该外贸订单的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更可能因商誉受损而失去今后与该外商继续贸易的商业机会。故而炜艳公司与凯灿公司之间2017年2月14日所订立加工合同的顺利履行，对炜艳公司意义重大。
依据2017年2月14日双方所订立的加工合同，货物的交货期为2017年3月18日。凯灿公司于3月17日突然向炜艳公司提出加价要求，否则就不履行该合同。此时，合同已届履行期限，纵使炜艳公司选择追究凯灿公司的违约责任，也难以重新选择新的交易对象及组织面料来履行该合同义务。显然，炜艳公司此时已处于不能履行外贸订单的危急状态。除非答应凯灿公司的要求进而获得所需的服装外，别无其他办法来履行其外贸订单。
从双方当事人2017年3月18日所订立的加工合同内容看，该合同单价、结算方式和交货期限均作了对凯灿公司有利的变动，其他条款均与双方2月14日所订立的合同完全一致。而在此之前，炜艳公司已将面料发送给凯灿公司，凯灿公司也已经将服装基本加工完毕。炜艳公司作为一个理性的商人，在先前合同对双方权利义务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在该合同交货期届满之日作出如此不利于己方的让步，若非迫不得已，实难推断其他缘由。由此可以说明，3月18日的加工合同并不是双方重新协商的意思表示，而是为促使2月14日合同履行炜艳公司不得不答应的凯灿公司的要求。
其次，3月18日的加工合同订立，导致炜艳公司向凯灿公司多支付加工费133263元，还使得交货期顺延，亦可导致炜艳公司受到其他潜在损失，故构成对炜艳公司财产权利的损害。
需要说明的是，在服装加工行业中，委托方和承揽方彼此不信任的事件时有发生。委托方依约履行时，承揽方担心加工费用不能及时结算而在出货前改变约定临时要求委托方结算加工费或加价，或者承揽方依约履行后委托方在结算加工费时想方设法扣减、拖延，使得该行业诚信经营之风缺失。这或许是导致本案纠纷形成的原因。本案中，在凯灿公司提出加价要求并拒绝出货时，炜艳公司可以选择不满足凯灿公司的要求而凯灿公司的违约责任，但如此下去非但会给双方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同时也使得纠纷的解决更加复杂而漫长。故炜艳公司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选择满足凯灿公司的条件实属理性之举。本院希望双方均能从本起纠纷中吸取教训，在今后的商业往来中恪守诚信，注重商誉，以利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综上，凯灿公司以炜艳公司处于急需履行外贸订单的危急状况，在临近交货的前夕，以不能交货相要挟，迫使炜艳公司不得不满足其要求，从而达成2017年3月18日的加工合同，该合同中炜艳公司的意思表示并不真实，并损害炜艳公司合法权利。炜艳公司请求撤销该合同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该合同撤销后，双方应按照2017年2月14日加工合同条款来衡定彼此的权利义务，凯灿公司多收取的133263元加工费应予返还。炜艳公司要求凯灿公司支付上述款项自起诉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6%计算利息的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南通炜艳服装有限公司与南通凯灿针织品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18日订立的编号为“CQDI-17-5024”的加工合同；
二、南通凯灿针织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南通炜艳服装有限公司人民币133263元，同时支付该款自2017年8月3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6%计算的利息。
案件受理费6656元，减半收取计3328元，由被告南通凯灿针织品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6656元（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46×××65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
审判员 韩明智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高 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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