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1民初591号
原告：罗建国，男，1972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光萍，贵州合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琛，贵州合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南路6号贵阳世纪城写字楼3号楼7层1号。
负责人：陈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婧，湖南仁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广阳道20号中太大厦。
法定代表人：邓池良，该公司经理。
原告罗建国与被告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中铁贵州分公司”）及第三人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太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建国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光萍、江琛及被告中铁贵州分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婧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罗建国诉称，2013年7月15日，罗建国挂靠中太公司与中铁贵州分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一份，约定中铁贵州分公司将其承包的“中国贵阳生态总部城一期地块高层次人才公寓土（石）方挖运工程”分包给罗建国实际施工。工程单价“土石方破碎、装车、运输”即挖方综合单价为90元／立方，“场内土石方二次转运”即填方综合单价为11.25元／立方。工程总价暂定9562500元，最终以实际工程量为准。合同签订前，罗建国就已进场开始施工，2013年8月，上述合同内工程完工。随后，被告另行要求原告增加施工范围即“靠近高层次人才公寓K1+020-K1+160段岷江路岷江路道路及匝道土石方开挖工程”，即岷江路道路部分工程，罗建国按照中铁贵州分公司要求施工完成。之后，被告再次增加原告施工范围，将“高层次人才公寓背后山体”，即山体工程，约165万方交由原告施工，并于2013年9月10日与原告就该部分工程进行技术交底，要求原告做好施工准备，尽快完成施工内容。为保证尽快按被告要求完成工程内容，原告按被告技术交底要求准备了施工机具，配备了相关人员，继续施工。在原告就山体工程施工没有多久时，被告单方提出降低工程单价，原告不同意，为此，双方多次协商，造成了原告在2013年10月、11月、12月，2014年1月施工断断续续，原告多次停工，从2014年2月开始，原告全面停工，但由于被告交桩焦点范围只施工了少量，原告不知何时能复工，故配备的机具及人员原告不敢撤除，直到2014年6月，双方因协商无果，原告撤退了所有人员。因被告单方违约要求降低合同单价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停工损失。之后，原告一直为要求被告支付工程款及停工损失而四处奔走，与被告的上级直属管理单位长沙分公司负责人邹伟多次联系，要求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并赔偿损失。2014年11月、12月，原告与被告进行多轮会议谈判，对已完成工程总量、零星工程签证金额达成一致意见。经双方确认，原告完成开挖土石方量共计132758.4立方米，其中，合同内工程即人才公寓部分工程量为49873.1立方米，岷江路道路工程量为57339.4立方米，山体工程完成21281.1立方米，派出所生活区完成4264.8立方米（此部分工程包含在山体施工范围内）。按合同约定综合单价90元／立方米计价，原告完成土石方量工程款为11948256元。同时，双方就零星工程签证价格进行确认，经双方确认，零星工程费用共计112417元。上述被告应支付原告的工程总款共计12060673元。截止原告起诉，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7000000元，尚余5060673元没有支付。因被告单方违约，要求降低合同单价，导致被告停工达10个月之久，给原告造成近千万元的设备租赁及人员工资等停工损失，原告酌情要求被告赔偿损失5000000元。综上所述，被告经多次催促不支付原告工程款5060673元，并拒绝赔偿原告损失5000000元。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5060673元，并赔偿原告设备租赁及人员工资等损失5000000元；二、被告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向原告支付自诉讼之日起至款项结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中铁贵州分公司辩称，1、罗建国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本项目实际上皆由向荣彪或班组自带人员、资金和设备入场施工，罗建国仅派驻了一两名员工在现场；2、即便法院认定罗建国为实际施工人，其诉讼请求也不应得到支持，除了合同内的工程约定了单价，其余施工部分应按照最多不超过60元/方计算，现在被告已经超付了工程款，并且，对于损失部分，罗建国未提交其与中太公司的合同约定，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实际损失；3、罗建国称中铁贵州分公司指令其施工后山165万方一事与事实部分。
第三人中太公司述称，1、中太公司从未承建过原告诉称的工程项目，从未与被告签订过合同，从未就诉称的工程项目收到过工程款；2、原告从未挂靠中太公司，中太公司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既不是中太公司的授权委托代理人，也不是中太公司的员工，原告主张挂靠中太公司进行施工不是事实。故中太公司不应当承担本案责任。
经审理查明，2013年7月15日，被告（甲方）与中太公司（乙方）就中国贵阳生态总部城一期地块高层次人才公寓土（石）方挖掘、破碎及机械装车、转运工程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合同约定工程总价暂定￥9562500.00元，合同承包方式按约定的包干单价负责包工、包料、包机械施工，固定综合包干单价为：1、土（石）方破碎、装车、运输为90元/m3；2、场内土（石）方二次转运为11.25元/m3。甲方委托代理人廖昕，职务为项目经理，委托权限为代表甲方全面负责本工程实施过程中的一切事宜。乙方委托代理人罗建国，职务为现场负责人，委托权限为代表乙方全面负责本工程实施过程中的一切事宜。中太公司于合同中承诺如发生拖欠人工工资现象，甲方有权自行将本工程进度款工资部分支付给民工，并且承包人将承担一切后果和接受相应处罚。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并加盖有被告中太公司的签章，原告以中太公司委托代理人的名义在合同上签字。原告完成上述合同内工程后，又按照被告的要求完成了对岷江路道路土石方挖运工程的施工。之后，被告又将山体挖运工程交由原告施工，被告提出降低工程单价，原告不同意，双方遂发生纠纷，导致施工断断续续，最后全面停工，原告称其停工时间为10个月。2014年8月，贵州安诚招标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受被告委托作出《中国贵阳生态城总部城一期高层次人才公寓土（石）方工程成果文件》（以下简称《成果文件》），载明：“……三、工程造价1.本工程挖方合计128493.6立方米，场内土（石）方二次转运5337.5立方米，计价方式采用固定协议固定单价计价挖方综合单价90元/立方米（人才公寓），其余区域固定单价计价挖方按综合单价60元/立方米。场内土（石）方二次转运按综合单价11.25元/立方米。2.工程总造价9265855.88元人民币，大写玖佰贰拾贰万柒仟壹佰捌拾肆元整。”。2014年11月18日，双方召开会议商讨工程量核算以及赔偿问题。2014年12月13日双方再次召开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中太公司上报的开挖土石方工程量为：“人才公寓49873.1立方米；七冶道路：57339.4立方米；后山21281.1立方米；派出所生活区4264.8立方米”，被告在该次会议上未对对方上报的工程量提出异议。2014年12月15日，双方对其余所有变更洽商费用（即零星工程）协商后进行确认，共计112417元。庭审中，双方均表示关于工程量仅派出所生活区的4264.8立方米存在争议。2015年1月20日，原告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本人罗建国系中太建设贵州土木公司在中铁贵州金竹生态园项目受委托人，现因本人原因，特授权刘卫东全权处理本案此项目一切事项。特此委托。委托人罗建国。”，原告与刘卫东签名捺印。2014年1月29日、2015年1月29日、2015年1月4日，被告分三次向中太建设集团（贵州）土木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太土木公司）账户汇入6000000元、320000元、77232元，共计6397232元，原告认可收到该三笔款项。被告主张于2015年2月16日、2月17日支付鄢开武、刘江、刘有涛、程敦林、张盛江、涂剑晖、李家坤、廉文军、林谋昌、钟华健、李明胜、黄昊勇12个班组共计2108650.5元（含税115764.91元），但程敦林的费用尚未实际支出，除程敦林外其余前述相关人员各自向被告出具的《承诺书》与《收条》，并有刘卫东的签字。原告对此不予认可。2015年8月11日，被告向石正忠实际转款543975.93元，石正忠向被告出具金额为575575元的《收条》及《承诺书》，无原告或刘卫东签字，另外，被告制作的《贵阳生态城土方班组信息统计表（罗建国、向荣彪班组）人才公寓及岷江路（10.8万方）部分》（以下简称《信息统计表》）有刘卫东签字，但内容载明：“其中37万元，中太公司说已经支付，存在争议，需中太公司核实”。同日，被告向高标实际转款1695758.48元，高标向被告出具金额为1794290元的《收条》及《承诺书》，无原告或刘卫东签字。2015年8月19日，周清光、周遵行向被告出具金额为260000元的《收条》，无转款凭证，无原告或刘卫东签字。被告称其并不认识高标等人。被告就涉案工程代缴了工程款税金207600元。
另查明，原告为本案工程租赁了货车12辆、推土机1台、挖掘机7台、全站仪1台，设备租赁费用5000元-20000元/月，另配备了20-26名管理人员与工人，工资3000-9000元/月。2013年12月9日，案外人吴健与高标签订了《中铁建设集团金竹生态城土石方工程联合施工合同》，约定双方对“贵阳金竹生态城”土石方施工项目进行联合施工。2013年12月29日，原告罗建国与刘德明、吴健签订了《关于贵阳生态总部城一期土石方工程款垫付约定书》，约定：“……此后凡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人罗建国所涉及的贵阳金竹生态总部城项目土石方工程，均由清场资金垫付人刘德明、吴建负责实施……”。
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陈述，身份证明材料、《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成果文件》、《会议记录》、《会议纪要》、《授权委托书》、《承诺书》与《收条》、缴税凭证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1、原告罗建国是否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2、原告罗建国实际施工范围为哪些；3、涉案工程款项如何确定，被告中铁贵州分公司是否尚欠原告罗建国工程款；4、原告罗建国主张的损失是否应当得到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之规定，本案中，虽然第三人中太公司否认原告罗建国挂靠的事实，但是不影响原告作为自然人无承包建设工程进行施工的资质，进而借用第三人的名义承接涉案工程的事实，故原告罗建国以第三人中太公司的名义与被告中铁贵州分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应为无效合同。被告已实际接收使用工程，且未对工程质量提出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之规定，原告罗建国有权向被告中铁贵州分公司主张欠付工程款。
关于争议焦点二。2014年12月13日，原、被告双方召开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中太集团公司上报的开挖土石方工程量为：“人才公寓49873.1立方米；七冶道路：57339.4立方米；后山21281.1立方米；派出所生活区4264.8立方米”。被告提交的成果文件显示涉案工程挖方工程量为128493.6立方米，该工程量与上述人才公寓、七冶道路和后山的工程量数据一致。并且，在庭审中，双方均表示关于工程量仅派出所生活区的4264.8立方米存在争议。故双方当事人对于合同内人才公寓、合同外岷江路道路及山体部分的挖方工程共计128493.6立方米并无争议，应予以确认，对于有争议的部分，原告罗建国提供了《会议纪要》等证据予以证明，被告称其并未指示原告对该部分进行施工，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部分不属于本案施工范围或该部分工程系他人施工，故对于被告的该项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挖方工程量共计128493.6立方米+4264.8立方米=132758.4立方米。
关于争议焦点三。本案中，从双方签订的合同来看，人才公寓部分工程量的单价为90元/立方米，对于岷江路道路、山体以及派出所生活区的挖方工程，双方当事人未签订书面合同，亦未另行约定工程价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之规定，对于人才公寓以外的工程应按照双方合同约定90元/立方米确定单价进行结算，被告主张合同外部分应按60元/平方米进行结算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挖方工程的价款应为132758.4立方米×90元/立方米=11948256元，另外，双方对所有变更洽商费用，即零星工程款项确认为112417元，因此，被告共需支付工程款12060673元。
现被告中铁贵州分公司主张已支付涉案工程款11209525.5元，其中，对于被告向中太建设集团（贵州）土木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共计6397232元的工程款，原告认可收到该三笔款项，故该款项应予扣除。对于被告支付给12个班组的款项，被告于2015年2月16日、2月17日支付鄢开武、刘江、刘有涛、程敦林、张盛江、涂剑晖、李家坤、廉文军、林谋昌、钟华健、李明胜、黄昊勇12个班组共计2108650.5元（含税115764.91元），但税款115764.91元尚未实际产生，被告亦未提供相关扣税依据，程敦林班组的126475.17元至今亦未实际支付，故被告实际支付的款项应为1866410.42元，该部分款项有原告罗建国的授权人员刘卫东签字认可，应予扣除。对于被告主张支付给石正忠的款项，被告制作的《信息统计表》虽有刘卫东签字，但该表注明双方对该部分款项存在争议，故被告主张其向石正忠实际支付的543975.93元，本案不宜扣除，双方可另行核对后予以结算。对于被告支付给周清光、周遵行的挖机租赁款，无原告与刘卫东的签字确认，且该二人身份无法核实，本案中亦不宜扣除。对于被告支付给高标的款项1794290元（含税98506.52元），原告罗建国称不认识高标此人，但是《土石方专项协调会会议纪要》中记载“在2013年10月份左右，中太引进另一班组（负责人高标），根据高标讲述，其垫付款项430万（需核实）”，刘卫东出席了该会议，说明原告罗建国知晓高标实际参与了涉案工程的施工，但是被告中铁贵州分公司与高标结算，原告未参与，其向高标支付工程款亦无原告及刘卫东的签字认可，故该款项亦不宜在本案中予以扣除。对于被告主张代缴的工程款税金207600元，有中太建设建团（贵州）土木工程有限公司的申请、收款收据及缴税凭证为凭，故该款应予以扣除。
综上，被告中铁贵州分公司应支付的工程款合计12060673元，扣除其已支付的工程款合计8263642.42元及税金207600元，被告还应支付原告工程款3589430.58元。因欠付工程款的利息具有法定孳息的性质，且原告自愿主张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计算，本院从其自愿，故被告应承担该利息，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6年4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关于争议焦点四。本案中，原告罗建国主张因在施工过程中被告单方面降低单价引起纠纷，导致工程无法正常施工并最终停工10个月，使其产生了租赁设备与人工工资的损失，要求被告予以赔偿，但是原告罗建国未举证证明停工的原因，其提供的设备租赁合同与工资单亦不足以证明其实际产生了停工损失。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对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罗建国工程款3589430.58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6年4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罗建国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2164元，由原告罗建国负担49298元，被告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负担3286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龚国智
审判员 符黎音
审判员 黄智静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日
书记员 王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