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皖01民终61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滁州市恒基架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创业路75号，组织机构代码05019936-1。
法定代表人：李畅，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缪阳，安徽远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向军，安徽远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合肥翔宇脚手架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淝河路38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300143915。
法定代表人：戈桂元，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艾劲峰，安徽博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滁州市恒基架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滁州恒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合肥翔宇脚手架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翔宇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11民初80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滁州恒基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包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11民初803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事实与理由：一、根据2014年12月31日对账单，上诉人尚欠租金1100015元系事实，但原审法院却额外加上了152900元“期间资金”，对于该“期间资金”的性�及计算方式，原审法院没有进行查明就断然认定，属于认定错误。二、对于2015年5月31日的两份对账单，该对账单事实上是被上诉人与定远县恒基架业有限公司形成的对账单，原审法院没有查明。第一，定远县恒基架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679524元的对账单，被上诉人自己明确备注了“恒基架业公司李恒云（定远）”加以区分，说明了被上诉人自己也是认定该对账单系被上诉人与定远县恒基架业有限公司进行对账的，原审法院认定由被上诉人承担该租金系认定错误，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则。第二，从租期的连续性上来看，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结算一次，2015午1月至2015年8月也均已结算，对于多出来的2015年5月31日的对账单显然不是李恒云代理上诉人进行对账而是代理定远县恒基架业有限公司所对账。三、定远县恒基架业有限公�与滁州恒基公司是两个不同的主体，原审法院以滁州恒基公司与定远恒基公司在法人、股东及任职人员存在交叉来认定2015年5月31日两份对账单相对方为上诉人属于事实错误。上诉人在原审中已提供租赁合同证明了定远恒基架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已经在三份往来对账单上予以明确区分，将滁州与定远恒基架业的对账单区分开来。但原审法院在没有查明案件事实情况下，将所有对账单上的数额全额累计判在了上诉人名下无疑侵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四、原审法院租金计算严重错误，且不合理。根据2015年8月31日对账单，上诉人租赁的所有钢管、扣件从2015年1月至2015年8月租金为147530元。事实上，结合2014年12月31日对账单，截止到2015年8月，上诉人累计拖欠被上诉人租金1247545元，扣除上诉人已支付的95万元，上诉人仅仅欠被上诉人租赁款297545元。
合肥翔宇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请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涉三份对帐单双方对其中110余万元主体及金额均无异议，上诉人对67万元及33余万元金额未提异议，仅就债务人主体提出异议，其认为是定远县恒基架业有限责任公司所欠租金。从一审举证及庭审查明的事实，明确证明上诉人与定远县恒基架业股东、公司人员、经营场所、财务及业务均混同，法定代表人均为李畅，公司名称除滁州市、定远县外，其他部分相同。被上诉人举证的67万余元项下的部分结算单、发货单、验收单中有几次上诉人股东如周光、齐德刚签字，也可以验证该对账单业务对象应为上诉人。上诉人在一审中没有有效举证其有异议的两笔对账单系定远县恒基架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一审鉴于上诉人与定远县恒基架业有限责任公司近亲属成立的两家公司各方面严重混同的情形，又不能举证说明，因此判决上诉人对该三笔标有恒基架业名称的对账单债务承担责任，并无不当。
合肥翔宇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偿付原告租金1369075元及自2015年1月1日起按每月2%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1月1日，合肥翔宇公司（出租方、甲方）与滁州恒基公司（承租方、乙方）签订《管架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由乙方租赁甲方的钢管、扣件等，租金为每日钢管0.008元／米、扣件0.004元／套等，租赁期限自2012年11月至2014年11月，同时双方租金交纳期限和结算方法等进行约定，未按时偿付租金等款项每日按金额向甲方支付1%的违约金直至结清欠款之日止，其他事项约定合同到期可继续租用，经协商可按市场价购进，租金年底必须付80%以上。合同尾部出租方处�盖有合肥翔宇公司合同专用章和张善福签字，承租方处加盖有滁州恒基公司印章和周光签字。合同签订后，合肥翔宇公司向滁州恒基公司提供了钢管、扣件等租赁物。2014年12月31日，李恒云代表滁州恒基公司与合肥翔宇公司进行结算，形成《财务往来对账单》一份，确认截止2014年12月31日，滁州恒基公司尚欠合肥翔宇公司钢管94199.30米，扣件12204只，顶丝杆（套）560套，租金1100015元。2015年8月31日，合肥翔宇公司向滁州恒基公司就未归还的钢管、扣件租金进行结算，确认2015年1月至8月租金共计147530元。2015年9月计算租金5370元。合肥翔宇公司确认其后滁州恒基公司将上述尚欠的钢管、扣件、顶丝杆归还。一审法院另查明，合肥翔宇公司提供形成于2015年5月31日的《财务往来对账单》一份，载明：截止于2015年5月31日，恒基架业公司李恒云尚欠合肥翔宇公司租金330370元，该对账单经李恒云签字确认。对此，合肥翔宇公司陈述该对账单双方未能签订书面合同，但是承租方是滁州恒基公司。2013年4月1日，李恒云以恒基架业公司的名义作为承租方与作为出租方的合肥翔宇公司签订《管架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由承租方租赁出租方的钢管、扣件等，租金为每日钢管0.009元／米、扣件0.005元／套等，租赁期限自2013年4月至2014年4月，同时双方租金交纳期限和结算方法等进行约定，末按时偿付租金等款项每日按金额向甲方支付1%的违约金直至结清欠款之日止，其他事项约定每年底应付租金70%以上。合同尾部出租方处加盖有合肥翔宇公司合同专用章和张善福签字，承租方处有李恒云签字。2015年5月31日，李恒云与合肥翔宇公司进行对账，并形成《财务往来对账单》一份，载明：截止于2015年5月31日，恒基架业公司李恒云（定远）尚欠合肥翔宇公司租金679524元，该对账单经李恒云签字确认。对此，合肥翔宇公司陈述该合同项下的租赁物为李恒云代表滁州恒基公司租赁，结算单上的备注（定远）为使用在定远项目上。对两份形成于2015年5月31日的财务往来对账单，滁州恒基公司陈述为两份对账单项下的租赁物均为定远县恒基架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定远县恒基公司）租赁，与滁州恒基架业公司无关，并提供有2009年7月1日，合肥翔宇公司与定远县恒基公司签订的《建筑材料租赁合同》，合同载明约定由定远县恒基公司租赁合肥翔宇公司的钢管、扣件等，其中钢管50000米、扣件50000只，租金为每日钢管0.009元／米、扣件0.005元／套等，租赁期限自2009年7月1日至2009年12月1日。2015年9月9日，滁州恒基公司（甲方）、安徽中兴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乙方）及合肥翔宇公司（丙方）三方签订《债务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关于滁州恒基公司债务转让，三方达成以下协议：1、原滁州恒基公司所欠丙方850000元的债务由乙方承担，该笔转让的债务，不再由甲方承担。2、乙方于2015年10月15日付丙方300000元。3、乙方在2016年12月30日前再付乙方550000元。如不能按时支付，由乙方承担贰分利息，并承担一切经济法律责任。原告合肥翔宇公司确认被告滁州恒基公司另支付100000元租金。一审法院再查明：定远县恒基公司成立于2009年3月16日，法定代表人为李畅，股东为李畅、李艳，李恒云为该公司副经理，其中李畅与李艳为姐弟关系，李恒云为李畅、李艳的父亲。滁州恒基公司成立于2012年7月26日，法定代表人为李畅，股东为周光、李畅、齐德刚，李恒云为该公司经理，其中周光为李艳的爱人，李恒云的女婿。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合肥翔宇公司提供的三份《财务往来对账单》确认的欠付租金的主体�即与原告发生租赁合同关系的合同相对方成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对形成于2014年12月31日的《财务往来对账单》，双方均不持有异议，予以确认。该对账单确认被告滁州恒基公司尚欠原告租金1100015元，另加上计算至2015年9月份期间资金152900元，合计1252915元。对形成于2015年5月31日的《财务往来对账单》两份，该对账单的发生租赁合同关系的合同相对方成为租金支付的关键，对账单明确认为恒基架业欠付原告的租金，李恒云作为对账单的核对人在对账单签字，鉴于李恒云即为定远恒基公司的经理同时也为滁州恒基公司的经理，原、被告双方对该对账单的交易主体有不同陈述，被告滁州恒基公司未能就其陈述该对账单的租赁合同关系的合同相对方为定远恒基公司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且滁州恒基公司与定远恒基公司在法定代表人、股东及人员任职上由一定的交叉，存�一定的混同，李恒云之前也作为被告滁州恒基公司的代表与原告进行对账，在未能在财务往来对账单上明确欠款方为具体哪一方的情况下，以原告合肥翔宇公司确认的租赁合同关系的合同相对方为承租方，作为承租方的被告滁州恒基公司在出具对账单后理应及时向原告支付租金。经核算，原被告双方之间共发生费用共计2262809元，扣除原告认可的被告已支付的950000元（含债务转让850000元），下剩1312809元。原被告双方对之间的租赁费进行结算后被告也将租赁物返还，双方间的租赁关系已经不存在，被告滁州恒基公司负有及时向原告支付租赁费的义务，被告滁州恒基公司未能及时支付应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原告提供的两份财务往来对账单，有合同对应，租赁合同已经明确违约金按日1‰计算，显属过高，原告虽已经调整至按月息2%计算，亦属过高，调整至按中�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没有签订合同的财务往来对账单对应的款项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应按中国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滁州恒基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合肥翔宇公司租金计1312809元及违约金（违约金计算为：以330370元为基数自2015年6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以679524元为基数自2015年6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标准计算，以302915元为基数自2015年10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标准计算，均计算至租金实际付清之日�）；二、驳回原告合肥翔宇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37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4372元，由原告合肥翔宇公司负担872元，被告滁州恒基公司负担235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事实，本院作如下认定：关于滁州恒基公司是否系案涉2015年5月31日对账单项下租金的付款义务人的问题。首先，滁州恒基公司为证明定远县恒基架业有限公司是该对账单项下租金的付款义务人，在一审期间提交了一份定远县恒基架业有限公司与合肥翔宇公司于2009年7月1日签订的《建筑材料租赁合同》。因双方均认可2014年12月31日对账单内容系2012年11月租赁合同项下租金的结算，而早在2009年7月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项下租金结算却迟至2015年5月31日，有悖于常理，对此，滁州恒基公司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合理解释，且上述2009年7月1日合�载明的履行期限至2009年12月31日届满，租赁钢管数量仅为5万米，故该合同不足以证明定远县恒基架业有限公司系2015年5月31日对账单项下租金的付款义务人。其次，滁州恒基公司在一审期间还提交了旨在证明定远县恒基架业有限公司是该对账单项下租金的付款义务人的2013年4月1日签订的《建筑材料租赁合同》。该合同虽列合肥翔宇公司为出租人，但载明承租方为“恒基架业公司”，并未列名为定远县恒基架业有限公司，所以该合同不足以证明定远县恒基架业有限公司系2015年5月31日对账单项下租金的付款义务人。再次，合肥翔宇公司陈述争议对账单中注明的“定远”意指定远的工程非指定远县恒基架业有限公司，而滁州恒基公司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第四、定远县恒基架业有限公司的大多数管理人员系近亲属，其任职交叉，李恒云既系定远县恒基架业有限公司副经理又是滁州恒基公司经理，李恒云在该对账单中的签名确认行为不能直接推导出其代表定远县恒基架业有限公司的行为。综上，应认定滁州恒基公司系案涉2015年5月31日对账单项下租金的付款义务人。
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
本院认为，滁州恒基公司与合肥翔宇公司形成的案涉租赁合同关系，无法定无效情形，应为合法有效。合肥翔宇公司已按约履行提供租赁物的义务，而滁州恒基公司未按约履行支付租金的义务，一审判决滁州恒基公司承担支付租金及逾期付款违约责任，并无不当。滁州恒基公司主张其非案涉2015年5月31日对账单项下租金的付款义务人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
滁州恒基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于2014年12月31日之后至2015年9月已偿还2014年12月31日对账单项下的租赁物，一审判决根据案涉合同约定的租赁物单价及实际发生的租赁时间等所计算的该期间租金并无不妥。滁州恒基公司关于此节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9372元，由上诉人滁州市恒基架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钱爱民
审判员 陆文波
审判员 张 健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於笑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