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冀民申138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秀玲，女，1971年9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石家庄市新华区。
委托代理人：齐胜，位会凯，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河北正大房地产中介有限公司卓雅分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裕华区翟营南大街389号卓希小区28-2-101室。
负责人：齐志远，该分公司总经理。
被申请人：河北正大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长安区胜利北街148号石府二区11_-2-102室。
法定代表人：苏金朝，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宇静，河北冀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张静斌，女，1969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现住石家庄市裕华区。
再审申请人李秀玲因与被申请人河北正大房地产中介有限公司卓雅分公司（以下简称卓雅分公司）、河北正大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大公司）、张静斌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14）裕民二初字第00457号民事判决书和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冀01民终5634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李秀玲申请再审请求撤销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14）裕民二初字第00457号民事判决书和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冀01民终5634号民事判决书；请求依法予以改判支持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原审和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均缺乏证据证明。张静斌给申请人李秀玲开具的加盖卓雅分公司公章的20000元购房定金收据不是在申请人发现异常之后开具的，原审判决认定卓雅分公司未收到定金，属认定事实错误。申请人并未逼迫张静斌开具涉案购房款的收据。张静斌收取申请人的定金及购房款是履行职务行为。在一审和二审诉讼中，申请人曾申请法院向高慧娟和林国晶调查取证，两级法院都未调查取证，请再审法院调取上述证据。张静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卓雅分公司的现金日记账本，高慧娟和马秀锋在账本上有明确记载，而申请人虽没有在记账本上明确记载，但记账本上8月30日记载有一项“李娜收维多（利亚）意向金20000元”，对此，由于在此期间只有髙慧娟、马秀锋和申请人购买维多利亚房屋，且高慧娟和马秀锋在账本已经明确记载，故可以推断出该笔2万元的记载即是李秀玲交纳的2万元，这一点也与张静斌的陈述相一致。对此，正大中介否认，法院未要求正大中介举证证明该笔款项属于哪一客户交纳的意向金。从正大中介总公司的报案材料和公安机关的立案材料上分析，正大中介对此张静斌的职务行为予以认可。正大中介后来修改报案材料予以否认。在正大中介第一次报案之前，申请人、高慧娟、马秀锋等三人将各自证据均提供了正大中介，故正大中介对申请人未签订书面居间合同的情况是明知的，因此其所称修改报案材料的理由及辩解无法成立。
被申请人正大公司提交意见称，再审申请人李秀玲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本案经过原一审、二审，发还重审一审、二审，确认如下事实：1、李秀玲与答辩人及卓雅分公司没有签订过书面的居间合同。2、李秀玲直接与永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认购书，李秀玲直接与林国晶签订的内部认购书。3、答辩人及卓雅分公司均没有收到过李秀玲的居间服务费。4、李秀玲的所有款项都是转到被告张静斌账户里的，没有任何一笔转到卓雅分公司的。5、李秀玲手中盖有卓雅分公司公章的两张收据是被告张静斌2012年10月16日倒签的，对倒签一事李秀玲是知情的。﻿6、李秀玲转给张静斌30万元，张静斌转给林国晶25万元，退还给李秀玲7万元，张静斌处已没有李秀玲的购房款。李秀玲所述的全部再审理由均是不成立的：李秀玲提供的两张收据是申请人唯一能提供的与答辩人及卓雅分公司有关联的证据，作为唯一的孤证，存在诸多瑕疵。李秀玲转给张静斌2万元是2012年8月21日，向法院提交的2万元收据是2012年9月26日，答辩人向法院提交的现金日记账均没有这两个日期的入款2万元的记录，申请人主张账本中记载的2012年8月30日的一笔系其所交，但这笔款项并未记载是李秀玲交来的款项。申请人提交的记账人李娜的证言称有购买意向的不只李秀玲提及的三个人。根据民事证据规则“谁主张谁举证”，申请人应当举证证明8月30日的款项系她所交，而不是让答辩人证明这笔款跟她无关。假设这2万元系申请人所交，那2万元收据也应该是8月30日，而不是9月26日。根据答辩人提交的证据，申请人转给张静斌的2万元定金，张静斌己打给林国晶并由林国晶交到永昌地产公司，永昌地产公司还为申请人开具了收据。所以该2万定金，根本就没有进入答辩人及卓雅分公司的账。本案不存在法院该调取而未调取的证据。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据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因此申请人对于其提出的主张有举证证明的义务。我国司法解释对于“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有明确的规定，而不是指随意的向自然人取证。第一高慧娟跟本案没有任何关系，高慧娟对本案查清也没有任何关联；第二林国晶是申请人房款最终的收受者同时也是购房合同的相对方，其才是申请人应当诉请的主体，而不应是证人的身份，因此一、二审判决驳回李秀玲诉讼请求并无任何错误。一审及二审判决均没有遗漏诉讼请求，两份判决均明确的表明了“张静斌己按李秀玲与林国晶签订的内部认购协议，将李秀玲30万元款项中的25万元转付给林国晶，并通过自己的账户退还李秀玲7万元，因此张静斌和正大公司及卓雅分公司均没有李秀玲的购房款，所以李秀玲诉请要求退还购房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判决对于答辩人及卓雅分公司和张静斌不承担责任的事实与理由阐述的如此清楚，并无遗漏诉讼请求。申请人诉请主张返还购房款，而购房款的基础与依据是购房合同，本案中购房合同的双方是申请人与林国晶，答辩人及卓雅分公司即不是房屋的所有者，也不是购房合同的当事人，因此没有返还购房款的义务。本案中假使张静斌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假使答辩人与申请人存在合同关系，那也是居间合同关系。那么答辩人的义务，是向申请人提供房源的信息，并且为申请人与房屋出售方签订合同提供媒介服务。张静斌已经促成了申请人与林国晶签订购房合同，申请人将房款转给张静斌，再通过张静斌转给林国晶，张静斌提供的是一种代收代付的服务，且重要的一点是张静斌已经将购房款代付给了林国晶，未代付的房款也退还给了申请人，因此作为居间服务的提供者，其义务己经全部履行完毕。申请人应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向购房合同的相对人即林国晶索要购房款。一审、二审对于事实的认定没有错误，尤其是在张静斌行为性质的认定上。第一，张静斌从未以卓雅分公司的名义与申请人签订过任何书面的合同，申请人与张静斌是初次打交道，其未与答辩人有过业务往来，因此不存在因长期往来的信任或惯例而形成的口头承诺；第二，申请人并未向答辩人及卓雅分公司交付中介费，其与张静斌之间的行为并未让答辩人获利；第三，我国的部门规章和两被告的公司制度都明确了，从事中介服务必须要签订书面合同并且代收的款项要入公司账户，不得转入个人账户；第四，申请人在主观上前期存在过失，后期是恶意。答辩人是一个正规的、连锁性的中介机构，申请人如果想得到答辩人提供的中介服务，须与答辩人签订合同，并且在其将大笔的款项交与答辩人后必定会要求答辩人出具收据。但事实却如此相反，李秀玲出于节省中介费或其他某种原因，自作聪明﻿的绕开答辩人，直接与张静斌个人进行往来。在上当受骗且向林国晶讨要购房款无望后，申请人便想串通张静斌，让其利用职务之便倒开以答辩人卓雅分公司为名义的收据，妄图利用虚假的收据让答辩人及卓雅分公司来承担责任。由此可见张静斌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不是职务行为，与答辩人无关。
本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李秀玲与被申请人卓雅分公司、正大公司均未签订书面居间合同。李秀玲与河北永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直接签订的维多利亚二期“丽晶园”认购书，与林国晶签订的内部认购协议书，上述认购书和认购协议均没有正大中介、卓雅分公司的盖章，也没有张静斌的签名或盖章。申请人提交的两张盖有卓雅分公司公章的收据，因被申请人卓雅分公司否认收到上述款项，且申请人认可收据系发现林国晶被送进看守所后倒签的，故不能认定申请人与卓雅分公司系居间合同关系。另张静斌根据李秀玲与林国晶签订的内部认购协议，将李秀玲30万元款项中的25万元转付给林国晶，并通过自己的账户退还李秀玲7万元，因此张静斌和正大公司及卓雅分公司均没有李秀玲的购房款，所以李秀玲诉请要求退还购房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一、二审判决并无不当。李秀玲的再审申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事由。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李秀玲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李建立
审判员 苑丽乔
审判员 晋登昆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六日
书记员 吴娇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