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民终2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谢军，男，汉族，1968年11月26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君，女，汉族，1972年1月7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平，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霍学正，男，汉族，1943年8月23日出生，住天津市河东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秀敏，女，汉族，1959年11月1日出生，住天津市河东区。
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俊圣，广东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谢军、孙君因与被上诉人霍学正、张秀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155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谢军、孙君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并解除涉案《协议书》《玉器、翡翠转让和顾问聘任协议》。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仅片面审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买卖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非单纯买卖关系，而是买卖加顾问的合作关系。上诉人购买被上诉人的玉器、翡翠，不是为了自己收藏，而是为了开展商业经营活动。如果被上诉人没有专家地位，如果不是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极端信任，如果没有被上诉人担任经营合作方，上诉人不会购买被上诉人的东西。一审判决将买卖关系与顾问关系割裂开来，没有全面查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是错误的。二、即使仅就买卖合同而言，也是被上诉人违约在先。被上诉人交付的器物与其承诺的质量标准严重不符，已构成根本违约。1、被上诉人承诺其出让的器物是古代的。被上诉人在其制作的视频光盘中对大部分玉器的具体朝代都进行了清晰描述，比如“它的做工是汉代的”，“这件作品也是清光绪年代的”，“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三星堆的一个作品”，“这是一件和田玉制作的宫廷果盘，……是一件乾隆年间的东西”。协议第四条第2款约定“甲方保证……所有玉器及翡翠与甲方制作的产品介绍光碟中的描述一致（对年代不做承诺）”。被上诉人一直陈述并在签约时保证买卖标的物是古代器物。也就是说，买卖双方对标的物的质量标准进行了约定。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承认他从来没有说过这些器物不是古代，则被上诉人交付的器物应当是1911年之前制作的。2、被上诉人承认其出让的器物为现代工艺品。2016年6月15日下午收藏爱好者王春明与上诉人、被上诉人在莲塘金沙紫玉会馆对涉案玉器的年代、做工、价格、销售等问题进行讨论。王春明说，“这些东西黄贝岭古玩城到处都是，根本不值钱，都是现代工艺品。”被上诉人回答，“是，但我也是以现代工艺品的价格卖给谢总的。”被上诉人当场承认这些器物不是古代的，而是现代工艺品，令上诉人大为震惊，感到受到了欺骗。从6月15日当天到19日，上诉人不断向被上诉人发微信，要求被上诉人解释这个问题，但被上诉人完全不予理睬。19日下午被上诉人从天津发信息给上诉人“我夫妇今已平安到家”。上诉人才知道被上诉人偷偷退掉了上诉人为他们租了2年5个月的盐田某大厦某房，逃回天津去了。3、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证明涉案器物是古代物品的责任，一审判决把这个责任归于上诉人，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既是货物的卖方，又是上诉人的合作方，还是行业专家，并且协议第四条第5款明确陈述了上诉人对“对玉器和翡翠行业不了解”。证明涉案器物是古代的，这是卖方的证明责任，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从认识到合作至2016年6月15日前的近三年时间里，被上诉人从来都说这些器物是古代的。在一审庭审时，被上诉人第一次说他对涉案器物朝代的描述，是根据工艺作出的判断，自己也无法确认。作为卖方的被上诉人对器物是古代物品的承诺是货物质量标准问题。被上诉人现在突然说自己对朝代不能确认，这是鉴别能力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被上诉人现在说自己鉴别能力不够，但这不能解除被上诉人对质量标准的承诺。一审判决认为“两原告虽在涉案光盘里有对部分玉器朝代的表述，但该表述应仅为其根据上述玉器基本情况作出的个人判断”，这不仅混淆了产品质量标准与鉴别能力问题，而且也免去了被上诉人的证明责任。一审判决认为“两被告亦无证据证明上述转让品的朝代情况”，“该光碟交付在涉案合同签订之前，两被告完全可以在签订涉案合同之前寻求更专业判断”，这是将证明责任转嫁给了上诉人。被上诉人应当交付合格的标的物。基于对被上诉人的信任，上诉人接收了涉案器物。一审法院不能因为上诉人没有寻求其他的专业帮助而免除被上诉人的违约责任。上诉人依赖的正是被上诉人的专业帮助。一审判决认为“玉器的断代需通过不同时期的玉料、器形、纹饰、刀工、沁色等一系列多方面的复杂、专业分析，目前的科技手段尚不足以达到准确的判断，个人的判断更是如此。”这个看法是错误的。上诉人发现自己被骗了，就多方了解有关鉴定机构。国内是有鉴定机构可以对玉器、翡翠等器物的朝代、材质、价值进行鉴定的。2016年6月15日上诉人发现涉案器物不是古代物品，要求被上诉人解释，但被上诉人不予理睬。上诉人申请对涉案器物的朝代和价值进行鉴定。如果经过鉴定，涉案器物都是现代工艺品，那就证明不仅被上诉人交付的是完全不合格的货物，而且还有欺诈的嫌疑。上诉人提出鉴定申请，并不表明应该由上诉人承担证明责任，而是认为涉案标的物的质量或制作年代是案件的主要事实，应该予以查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质量要求交付标的物。”被上诉人没有交付符合约定的器物，构成了根本违约，《协议》应当予以解除。因而，上诉人有权拒付未付的款项，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退回上诉人已经支付的款项。三、“对年代不做承诺”中“年代”一词应作不利于被上诉人的狭义解释。1、从句子结构和字面意义来看，“年代”一词应作狭义解释。协议第四条第2款“所有玉器及翡翠与甲方制作的产品介绍光碟中的描述一致（对年代不做承诺）”这句话中，主句是“所有玉器及翡翠与甲方制作的产品介绍光碟中的描述一致”，而“对年代不做承诺”属于但书。在涉案光盘中，被上诉人对器物的朝代进行了描述。结合光盘的内容，这句话的完整意思应该是：甲方保证……所有玉器及翡翠都是汉代、清代等朝代或古代的，但是对年代不做承诺。在这个句子中，主句描述的是被上诉人的基本义务，即保证器物是古代的，但书对这项基本义务进行了合理的限制，即对器物的具体年代可以不做保证。比如，某件玉器是乾隆朝的，但是它是乾隆朝哪一年可以不论。这是符合文物行业惯例的。查《现代汉语词典》，朝代指的是建立国号的帝王世代相传的整个统治时代，年代指的是将一个世纪以连续的十年为阶段进行划分的叫法。所以，被上诉人对年代不做承诺，应解释为是对古代或某个朝代的具体年代或年份不做承诺。中国古代的结束时间是1911年，被上诉人交付的器物至少应该是1911年之前制作的，具体年代可以不论。2、从被上诉人的优势地位来看，应做不利于被上诉人的解释。被上诉人不仅仅是卖方，也是行业专家，还是上诉人的合作方和顾问。上诉人是门外汉，曾经非常崇拜被上诉人，又在合作关系中对被上诉人给予了极大的信任。不仅如此，而且“对年代不做承诺”这句话是被上诉人加入的，上诉人不解，询问理由，被上诉人说“其他人不专业，不要引起不必要争议”。上诉人也就相信了。可见，被上诉人在双方的合作关系中处于极大的优势地位。在合同解释中，如果对合同条款中词句有多种解释时，应作出不利于优势方的解释。综上，被上诉人可以不确定涉案器物的具体年代，但这些器物至，至少应该是古代的。一审判决认为“年代的定义小于朝代，应视为两原告对转让品的朝代亦不做承诺”，是错误的。
霍学正、张秀敏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的判决合理合法，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从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玉器、翡翠转让和顾问聘任协议》可以看出双方是先建立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再受雇于上诉人，作为上诉人的员工，而并非上诉人所说的合作关系。该协议明确约定了被上诉人的工作内容、工资情况等事项，被上诉人受到了上诉人的直接管理，被上诉人是上诉人的雇员。二、被上诉人已按合同约定完全履行义务，上诉人违约事实清楚，其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本案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按合同约定将所有的玉器等都交付给上诉人，同时，每件玉器都附带相关鉴定证书，收货时，上诉人都进行了详细验货，对每件玉器和证书进行了严格的审核。根据本案协议，上诉人购买的是被上诉人的玉器，而非上诉人声称的“古代收藏品”“古董”，若是古代收藏品之类的话，数量如此之多，不可能仅仅售价628万元，这么多玉器转让价格才628万元，完全合乎当时的市场交易价格和常理。此外，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也可以明显看出，在购买之前上诉人应做了大量市场调查，否则也不可能一口气买下被上诉人店里所有的玉器和翡翠。这么大笔数额的交易上诉人不可能不谨慎。而且收货后长时间来上诉人未对玉器表示不满意，也过了正常验货时间，所以，被上诉人所交付的所有玉器都应视为验收合格。被上诉人制作的光盘中是被上诉人对玉器的介绍，仅代表其个人看法而不是被上诉人的承诺。被上诉人清清楚楚在光盘上写着“指正”两个字就是希望别人能够指出他的个人看法和缺点。以便其改正。上诉人收到光盘的时间远远早于签订合同的时间，上诉人完全可以在签订合同之前请求相应机构和专家对涉案玉器翡翠进行鉴定和判断。三、涉案《玉器、翡翠转让和顾问聘任协议》，所有的玉器及翡翠及甲方制作的产品介绍与光盘碟中描述一致，对年代不做承诺，纵观全案，对年代不作承诺就是上诉人对产品是否为古代不作承诺的意思，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并未在合同上约定上诉人所要购买玉器的都是古代产品。涉案合同由上诉人亲自拟定，若购买的产品均为古代产品在合同上会有约定，上诉人是文化水平很高且很聪明的生意人，不可能不知道这些。
霍学正、张秀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二被告依约履行合同，支付转让费3280000元给原告，并支付利息88560元（利息按照月息0.3%的标准计算，从2015年11月1日起计算至二被告支付转让费完毕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为88560元）；2、本案所有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两原告（甲方）与两被告（乙方）于2013年10月26日签订一份《协议书》，内容为：“甲方将天津霍氏玉石坊内所有玉器（摆件、挂件、手把件等）全部转让给乙方。玉器见照相、摄像内凭据。”转让费为628万元。支付方式为，协议签订后，乙方支付甲方预付款30万元；所有玉器运输之前，乙方一次性支付转让费270万元；2014年12月31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费328万元，付清所有转让费。乙方承诺，若有玉器出卖，所有货款先行支付甲方，以尽快还清所欠转让费。
两原告（甲方）与两被告（乙方）于2013年11月28日签订一份《玉器、翡翠转让和顾问聘任协议》，内容为：一、甲方将位于天津文化街的霍氏玉石坊的所有玉器和翡翠（摆件、挂件、手把件等，具体有双方协商和大部分有摄像和照相为证）转让出售给乙方，另甲方赠送乙方“福禄寿”瓷器三件和“马上发财”瓷器一件。二、转让价格为628万元。三、付款方式：1、合同签订后，乙方一次性支付甲方30万元，此款已于2013年10月27日转账给甲方；2、2013年11月30日前，乙方支付甲方70万元；3、乙方再次支付甲方200万元的同时，甲方将所有玉器和翡翠交由乙方运输至深圳；2014年12月31日前，剩余转让款328万元由乙方支付给甲方。四、甲方责任：1、甲方保证出售给乙方的所有玉器均为和田玉，翡翠均为A货，且已经经过相关有资质单位的鉴定，并且所有玉器及翡翠与甲方制作的产品介绍光碟中的描述一致（对年代不做承诺），否则甲方按所列价格承担赔偿责任。…五、乙方责任：1、按合同约定付款给甲方。…3、如果因玉器和翡翠销售不畅，2014年12月31日前，乙方无法偿还完剩余转让款，则从2015年1月1日起，剩余未支付的转让款按月息0.3%计取利息，由乙方按月支付给甲方，直至全部还清为止。
原被告均确认，两被告已按合同约定支付300万元。因2014年12月31日前尚未支付剩余转让款328万元，两被告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利息至2015年10月的利息。
两原告曾自行刻录一张视频光碟给两被告，光碟上书写“谢总指正，2013.10霍学正”字样。光碟里面，两被告对部分转让品描述提到“它的做工完全是汉代的”“这一组作品也是清代的。清代晚期，民国，最迟也是民国初期的”等内容。两原告当庭称，上述作品的朝代描述，系其根据工艺作出的判断，自己也无法确认。两被告认为转让的上述玉器等均为现代工艺品。
双方当庭均确认，两原告已将合同约定的所有藏品交付给被告并搬到深圳；转让时附有鉴定卡，双方并未对转让的玉器、翡翠等制作双方签名的列表。双方当庭对转让藏品的数量级品种无法完全达成一致意见，两原告称有几百件、都是玉器和翡翠，两被告称有两百多件、有玉器和翡翠还有玛瑙。
一审法院认为，两原告与两被告签订的《协议书》和《玉器、翡翠转让和顾问聘任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两原告已经将上述合同约定的所有玉器和翡翠交付两被告，并在交付同时依照涉案合同约定，提供了玉器为和田玉、翡翠为A货的相关鉴定卡，两被告亦已实际接收上述玉器、翡翠。两原告的合同义务已经完成，根据《玉器、翡翠转让和顾问聘任协议》的约定，两被告应依约向两原告支付剩余转让款328万元。关于利息，涉案《玉器、翡翠转让和顾问聘任协议》约定，“如果因玉器和翡翠销售不畅，2014年12月31日前，乙方无法偿还完剩余转让款，则从2015年1月1日起，剩余未支付的转让款按月息0.3%计取利息，由乙方按月支付给甲方，直至全部还清为止”，现两被告并未在2014年12月31日前支付剩余转让款，应依约按月0.3%的标准支付利息。双方均确认利息已支付至2015年10月，现两原告要求两被告从2015年11月1日起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
两被告辩称，两原告在涉案光盘里多次描述转让的部分玉器为汉代、清代作品等，两被告主张涉案转让的玉器等均为现代工艺品，认为两原告隐瞒了事实真相，存在欺骗行为。对此法院认为，玉器的断代需通过不同时期的玉料、器形、纹饰、刀工、沁色等一系列多方面的复杂、专业分析，目前的科技手段尚不足以达到准确的判断，个人的判断更是如此。两原告虽在涉案光盘里有对部分玉器朝代的表述，但该表述应仅为其根据上述玉器基本情况作出的个人判断，两原告并未向两被告出示过任何关于上述玉器朝代的鉴定文件等；根据被告的答辩意见，该光碟交付在涉案合同签订之前，两被告完全可以在签订涉案合同之前寻求更专业判断。同时，在涉案《玉器、翡翠转让和顾问聘任协议》约定“所有玉器及翡翠与甲方制作的产品介绍光碟中的描述一致（对年代不做承诺）”，年代的定义小于朝代，应视为两原告对转让品的朝代亦不做承诺。再次，两被告亦无证据证明上述转让品的朝代情况。故被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两原告隐瞒事实，存在欺骗行为，对两被告的该抗辩，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被告谢军、孙君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霍学正、张秀敏支付转让款328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328万元为本金，按照月0.3%，从2015年11月1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33749元（两原告已预交），保全费3020元(两原告已预交)，由两被告负担。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和《玉器、翡翠转让和顾问聘任协议》均系有效合同。虽然被上诉人在介绍光碟中对部分转让品有朝代的陈述，但书面协议明确载明对年代不做承诺，表明被上诉人在介绍光碟中关于物品朝代的陈述并非双方合同的内容。被上诉人在光碟中只介绍了朝代，并未具体指明年代，因此，“对年代不做承诺”应理解为被上诉人在光碟中所有关于朝代、年代的内容均不作为合同条款。即使是古董买卖，买卖双方也不太可能将标的物的制作时间特定化到某一具体年代，上诉人主张对“年代”应狭义解释为上诉人保证所有玉器、翡翠都是古代的，但对年代不做承诺，不符合通常理解，本院不予采纳。另一方面，如果上诉人认为标的物的朝代或年代系其作出交易决定的重要因素，应当在合同中明确指出，而非同意被上诉人“对年代不做承诺”。故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欺诈，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数量或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买受人在合理期间内未通知或者自标的物收到之日起两年内未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的检验期间、合理期间、两年期间经过后，买受人主张标的物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买卖合同标的物已于2013年交付，至被上诉人2016年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两年期间，上诉人在被上诉人起诉后再提出标的物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抗辩，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订的两份协议对付款期限作出了明确约定，上诉人未按协议约定期间履行付款义务，被上诉人起诉要求上诉人支付，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至于上诉人主张的双方在买卖合同关系之外还存在合作关系，上诉人如认为被上诉人有违反约定未履行顾问义务之情形，应另循途径解决。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749元，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飞
审判员 黄国辉
审判员 付璐奇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何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