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二中民终字第169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1，男，1953年8月2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同红，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曼（李×1之女），女，1980年9月6日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3，女，1947年10月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4，女，1950年10月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5，女，1956年10月2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6，男，1963年2月15日出生。
上述四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晓中，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2，女，1944年11月4日出生。
上诉人李×1因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3）西民初字第145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1之委托代理人李同红、李曼，被上诉人李×3、李×4、李×5、李×6及其四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晓中，被上诉人李×2等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6月，李×1向原审法院起诉称：我母亲李宝珍因病于2012年11月10日去世，李宝珍之夫李明昭于1982年9月去世，两人共育有六名子女，分别是李×2、李×3、李×4、李×1、李×5、李×6，我与对方系兄弟姐妹关系。本案诉争房屋坐落于北京市×××，系李宝珍在李明昭去世后取得，属其个人单独所有。2004年10月19日，李宝珍在北京市仁杰律师事务所订立代书遗嘱，明确表示，诉争房屋在其去世后由我继承。现李宝珍因病去世，因继承遗产问题，双方至今未能达成协议。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北京市×××房屋由我李×1继承。
李×3辩称：李×1所述双方关系及父母情况属实。诉争房屋是折算父母的工龄购买，不是母亲的个人财产，应属夫妻共同财产，故该房产不应由李×1一人继承。综上，不同意李×1的诉讼请求。
李×4辩称：诉争房屋是双方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李×1经常喝酒，酒后逼迫母亲到律师事务所做了代书遗嘱。母亲去世前，又立了第二份代书遗嘱，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诉争房产应按第二份遗嘱处理。综上，不同意李×1的诉讼请求。
李×5辩称：同意李×4的答辩意见，不同意李×1的诉讼请求。
李×6辩称：我不同意李×1的诉讼请求。母亲曾经立过两份遗嘱，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第二份遗嘱是对第一份遗嘱的依法撤销，第二份遗嘱才是母亲李宝珍的真实意思表示。我李×6照顾父母近30年，对母亲尽了较多赡养义务，另外四位子女亦对母亲尽了赡养义务，因此母亲才立了第二份遗嘱。现请求法院按第二份遗嘱处理，即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共同继承诉争房屋，我李×6占有诉争房产的七分之二，其余人各继承七分之一。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继承人李宝珍与其夫李明昭（1982年9月死亡）共生育子女六人，即长女李×2、次女李×3、三女李×4、四女李×5、长子李×1、次子李×6。北京市×××房屋（建筑面积53.10平方米）产权登记在被继承人李宝珍名下，登记日期为2001年5月8日。2012年11月10日，被继承人李宝珍死亡。
2004年10月19日，被继承人李宝珍委托北京市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风志、侯海明作为见×人，并由风志律师代书遗嘱，该遗嘱主要内容为：”坐落于北京市×××的两居室房屋一套，属立遗嘱人李宝珍之私有财产。......立遗嘱人去世前，该房屋如遇国家拆迁，所得全部拆迁款归李宝珍与李×1共同所有，具体分配方案是两人一人一半。立遗嘱人去世以后，该房屋由李×1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得与李×1争夺该房屋......。”
2012年10月28日，被继承人李宝珍经李×6工作单位北京世纪崇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职工高铁成、孙建平见×，并由高铁成代书，订立遗嘱，主要内容包括：”遗嘱人现将2000年购买的位于×××房产（建筑面积53.10平方米）一套，遗留给六个子女并按以下份额依法继承，此房产分七等份，次子李×6分得两份，其它人各分得一份。因为我的几个子女均分别对我尽到孝道和孝心，尤其是我次子李×6及儿媳谢莉对我尽孝近三十年，在生活饮食起居、生病住院、床前侍候等尽孝道比长子李×1强得太多。本人现头脑清楚、思维正常、语言利落，为此我再次请他人代书本遗嘱，原遗嘱作废......。”原审庭审中，李×1称该遗嘱不是被继承人李宝珍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未能提供反证。
原审诉讼中，经法院传票传唤，李×2未到庭应诉答辩。
原审法院认为：被继承人李宝珍系北京市×××房屋的所有权人，其有权立遗嘱处分其名下房产。庭审中查明，被继承人李宝珍分别于2004年10月19日和2012年10月28日立有代书遗嘱。根据我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遗嘱。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李×1虽称，2012年10月28日的代书遗嘱不是被继承人李宝珍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李×1不能就其所述提供相应的证据。据此，法院认定，被继承人李宝珍于2012年10月28日所立遗嘱有效，诉争房产应按该遗嘱由各方当事人共同继承。李×6占有该房产的七分之二，李×1和其余继承人各占该房产的七分之一。李×1的诉讼请求法律依据不充分，法院不予支持。李×2经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法院依法缺席审理。
据此，原审法院于2013年9月判决：一、北京市×××房屋由李×1、李×2、李×3、李×4、李×5、李×6共同继承；李×6占有该房产的七分之二，李×1、李×2、李×4、李×3、李×5各占有该房产的七分之一；二、驳回李×1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李×1不服，上诉至本院称：2012年10月28日的代书遗嘱并非被继承人李宝珍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原判准许该遗嘱代书人以代理人身份参加庭审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李×2亦不同意原判，但未上诉。李×3、李×4、李×5、李×6均同意原判。
本院在审理过程中，李×1提供了其家庭内部自行调解过程中李曼与李×6在2013年7月7日的电话录音一份，欲证明李×6承认李宝珍2004年所立的代书遗嘱，亦愿意协助李×1办理房产过户，欲进一步证明2012年10月28日的代书遗嘱不真实；对此，李×2表示认可；李×6、李×3、李×4、李×5则只认可该录音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另经本院审查，原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经原审法院询问后均明确表示不再需要举证期限；同时，李×6在原审中提交的答辩状及在本院审理过程中提交的书面意见均表示，其原本是遵照被继承人李宝珍的安排将第二份遗嘱密存手中，待老人入土为安后才出示，以防有人闹丧；在李宝珍2012年10月28日的代书遗嘱中亦明确载明：”本遗嘱立后，密存于李×6手中，特别叮嘱李×6，本遗嘱必须待我百年入土为安后，方可告之你姐、你哥他们，出示此遗嘱。”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北京市死亡医学证明书、公安机关证明信、公交公司出具的证明、房屋所有权证、2004年10月19日的代书遗嘱、2012年10月28日代书遗嘱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的争议焦点在于被继承人李宝珍于2012年10月28日所立遗嘱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对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李×1以2012年10月28日的该份代书遗嘱并非被继承人李宝珍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见×人高铁成是李×6单位领导又是本案一审代理人与继承人存在利害关系等为理由，上诉称该遗嘱不真实、无效。但是，该代书遗嘱有被继承人李宝珍的签字及手印，并有两名见×人见×，而单位领导并非继承法上有利害关系的人，且遗嘱见×人不能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是指订立遗嘱时不能有利害关系，故原判认定该遗嘱合法有效并无不当。虽然李×6在家庭内部自行调解的过程中没有明确透露李宝珍2012年10月28日所立代书遗嘱的情况，但不能因此而推定该遗嘱不存在，且李×6就该份遗嘱的产生及出示作出合理说明以后即完成了基本的举证义务，李×1一方只是否认该遗嘱的真实性，但其在一审期间并未申请相关鉴定或者见×人出×，亦未就此提供详实有力的反证予以证明，故综合对比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举证情况，上诉人李×1认为李宝珍2012年10月28日所立代书遗嘱不真实、无效的上诉主张仍显依据不足，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难以支持。另经本院审查，高铁成作为本案一审李×6的诉讼代理人，手续合法，原审法院不存在程序违法之处。上诉人李×1主张原判准许遗嘱代书人以代理人身份参加庭审属于程序违法，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亦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对于原审法院所作判决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35元，由李×1负担5元（已交纳），由李×2、李×3、李×4、李×5各负担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由李×6负担1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李×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建勇
审 判 员 任淳艺
代理审判员 张在民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张 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