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03民终28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全州农村合作银行，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全州镇桂黄中路**号。
法定代表人:周晓林,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峰,广西博辉思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正军,男,1964年9月2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越华,广西灵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桂林溶江三花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兴安壮族自治区兴安县溶江镇盐浦。
法定代表人:戴东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大双,系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广西全州农村合作银行(以下简称全州农合行)因与被上诉人蒋正军、桂林溶江三花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溶江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人民法院（2017）桂0324民初1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全州农合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峰、被上诉人蒋正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越华、被上诉人溶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大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全州农合行上诉请求：1、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人民法院(2017)桂0324民初11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蒋正军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二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1）遗漏当事人。蒋正军提交的日期为2011年12月15日《股份确认声明书》载明“李某、张征干占400万股,蒋正军占200万股”。显然,李某、张征干与蒋正军的诉讼请求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应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2)超出诉讼请求判决。蒋正军向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确认蒋正军与溶江公司2011年11月2日签订的《股份确认声明书》合法有效;确认溶江公司持有的全州农合行600万股份中,原告占有200万股份。然而一审法院不但在一审法院认为中确认了蒋正军与溶江公司在签订的股份确认声明书、股份声明书、股金红利质押声明书、《股权代持协议》合法有效,而且在判决主文中“确认原告蒋正军与被告桂林溶江三花酒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有效”，而蒋正军并未请求确认股权代持协议的效力；（3）一审法院将上诉人列为本案被告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是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蒋正军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不是本案被告,依法应驳回蒋正军对上诉人的起诉；（4）一审法院对本案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未将合议庭的组成人员等事项书面告知上诉人；2、一审判决主观臆断采信蒋正军提交的第2、3、7、8组证据错误；3、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2011年1l月2日,原告和被告溶江公司签订股份确认声明书……约定未经双方书面同意,不得将本股金分红用于任何融资担保等其他有损原告债权的行为”违背客观事实。二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其实质是蒋正军与李某、张征干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1）溶江公司向上诉人认购的600万股投资股中,蒋正军并没有实际出资；（2）溶江公司以全部股份(6OO万股)每年产生的股利分红向蒋正军作质押,表明蒋正军在溶江公司持有上诉人的600万股权中并不占有股权；（3）2014年4月20日的《股金红利质押声明书》载明溶江公司要以转账方式逐年归还蒋正军的债权300万元；4、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解释三，属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蒋正军答辩称：1、一审程序合法。蒋正军只是以溶江公司和全州农合行的股东出资有利害关系，本案未遗漏当事人；2、本案在一审期间，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全州农合行并未提出异议；3、一审认定事实客观真实；4、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解释三，应属笔误。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溶江公司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蒋正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和被告溶江公司2011年11月2日签订的《股份确认声明书》合法有效；2、确认被告溶江公司持有的被告全州农合行600万股份中，原告占有200万股份。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溶江公司是被告全州农合行的法人股股东,分别于2011年11月2日、8日认购法人股500万股和100万股。同年11月2日,原告和被告溶江公司签订股份确认声明书,约定以被告溶江公司名义认购被告全州农合行股份原告占200万股。认购的股份由被告溶江公司代持,行使股东表决权等,收益和处置权归原告。原告用对被告溶江公司的债权置换成被告全州农合行200万股的法人股,被告溶江公司与原告签订了一系列书面声明及协议。2011年11月8日被告溶江公司取得了其认购的全州农合行包括原告委托认购的200万元股份在内的600万股份。被告溶江公司于2011年11月2日向原告出具股份确认声明书,写明溶江公司持有的全州农合行600万元股份中,溶江公司代原告持有200万股份。2014年4月20日原告与被告溶江公司签订股金红利质押声明书,约定未经双方书面同意,不得将本股金分红用于任何融资担保等其他有损原告债权的行为。2015年,李某、张连向兴安民兴村镇银行贷款700万元,溶江公司以全州农合行的股权质押担保,期满无力偿还,兴安民兴村镇银行依法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兴安民兴村镇银行申请解封后,以上股权又被崔小平申请财产保全。原告因此起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股权代持协议》的效力。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第一项诉讼请求为确认合同效力,第二项诉讼请求是在第一项诉讼请求基础上确认债权。故本案案由应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关于名义出资人和实际出资人之间的协议效力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本案协议签订时被告溶江公司认购的是全州农合行的股份。全州农合行已改制为股份合作制。相较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资合性更为突出。因此,本案可以参考适用上述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司法解释的规定。
被告全州农合行质疑股权代持协议的效力,主要理由为银监会的文件对股份制改革明确规定认购股份的资金来源应真实合法,不得使用委托资金,银监会还对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股权结构有特别要求。被告溶江公司也对此作了书面承诺。原告在全州农合行股改过程中也不具有认购股份的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银监会以及全州农合行的相关文件规定主要是一种管理性、规制性的规定,也不属于行政法规,而不是效力性规定,不能以此来否定协议的效力。原告和被告溶江公司在《股权代持协议》中是委托合同关系。被告全州农合行对该协议并不知情,且协议内容违反了相关规定,故被告全州农合行有权拒绝原告以委托代理关系的本人身份向其主张相关权利。因此,银监会和被告全州农合行关于股权结构和法人股转让限制的规定也不会因该协议而被突破。
总之,原告和被告溶江公司在2011年11月2日签订的股份确认声明书、同年12月15日签订股份确认声明书、2Ol4年4月20日股金红利质押声明书、2017年4月19日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主体均合格,意思表示真实,并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应为合法、有效,对协议双方具有约束力。《股权代持协议》和持股情况说明均已明确被告溶江公司持有的全州农合行600万股中蒋正军占200万股,原告请求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理由正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蒋正军与被告桂林溶江三花酒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有效;二、确认被告桂林溶江三花酒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广西全州农村合作银行600万股权中,原告蒋正军占200万股。本案受理费15400元,由原告蒋正军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全州农合行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兴安县公安局出具的《印章备案资料查询证明》，证明溶江公司编码为4503250002413印章的备案时间为2013年1月5日的事实。被上诉人蒋正军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证据：1、2012年1月19日，李某与广西兴安民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证明李某向广西兴安民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500万元的事实；2、2012年1月19日，溶江公司与广西兴安民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权利质押合同》、《质押权利物清单》，证明李某借款500万元以溶江公司名义，是实际出资人李某、蒋正军用600万股权质押贷款的事实；3、证人李某的证言，证明溶江公司持有全州农合行600万股中，代蒋正军持有200万股份的事实。
经质证，上诉人全州农合行对被上诉人蒋正军提供的证据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上诉人蒋正军、溶江公司对上诉人全州农合行提供的证据亦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的规定，上诉人全州农合行、被上诉人蒋正军向法庭法庭提交的证据，仅作为本案定案的参考依据。
经二审审理，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7年4月19日，被上诉人蒋正军与被上诉人溶江公司签订《股权代持协议》，约定蒋正军自愿委托溶江公司作为自己对全州农合行股权200万股的名义持有人，蒋正军作为代持股份的实际出资者，对全州农合行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有权获得相应的投资收益；溶江公司仅以自身名义代蒋正军持有该代持股份所形成的股东权益，而对该等出资形成的股东权益不享有任何收益权或处置权（包括但不限于股东权益的转让、质押、划转等处置行为）。
又查明，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6日作出（2017）桂0324号民初1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2017)桂0324民初111号民事判决书中第6页第二段、第8页第一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补正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7页第二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若干问题的规定（二）》”补正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
本案争议焦点是：双方当事人讼争的《股权代持协议》是否有效。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溶江公司持有上诉人全州农合行法人股600万股，其中被上诉人蒋正军实际出资认购200万元股份。2011年11月2日，被上诉人溶江公司、被上诉人蒋正军向全州农合行出具《股份确认声明书》，记载：2011年11月2日以溶江公司之名向贵行认购投资股600万股，其中：溶江公司占400万股，蒋正军占200万股。2017年4月19日，被上诉人蒋正军又与被上诉人溶江公司签订《股权代持协议》，约定溶江公司作为蒋正军对全州农合行股权200万股的名义持有人。该《股权代持协议》，主体合格，内容未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双方的意思表示真实一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合同。被上诉人蒋正军作为溶江公司认购全州农合行600万股法人股中200万股的实际出资人，依法享有该200万股的投资权益，但并不当然享有全州农合行的股东权益。本案中，被上诉人蒋正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被告溶江公司持有的被告全州农合行600万股份中，原告占有200万股份”，经查明，因溶江公司以其持有全州农合行600万股份为案外人贷款作股权质押担保,该600万股份已被人民法院依法财产保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第26条“审判机构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应当查询所要确权的财产权属状况，发现已经被执行局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中止审理；当事人诉请确权的财产被执行局处置的，应当撤销确权案件；在执行局查封、扣押、冻结后确权的，应当撤销确权判决或者调解书”的规定，故，对蒋正军“确认被告溶江公司持有的被告全州农合行600万股份中，原告占有200万股份”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蒋正军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本案在一审审理期间，被上诉人蒋正军将诉讼请求由“确认原告和被告溶江公司2011年11月2日签订的《股份确认声明书》合法有效”变更为“确认原告蒋正军与被告桂林溶江三花酒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有效”，对此，上诉人全州农合行认为其非《股权代持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故未主张重新指定答辩期和举证期，并就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发表了辩论意见。因此，上诉人全州农合行上诉提出一审法院超出诉讼请求判决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第26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人民法院（2017）桂0324民初11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确认蒋正军与桂林溶江三花酒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有效;
二、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人民法院（2017）桂0324民初11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确认桂林溶江三花酒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广西全州农村合作银行600万股权中,蒋正军占200万股。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5400元，由上诉人广西全州农村合作银行负担10000元，被上诉人蒋正军负担5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文波
审判员 何 华
审判员 周秋莹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聂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