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03民初959号
原告：陈阿美，女，1939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下城区，住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代理人：徐岚，女，1965年8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下城区，与原告系母女关系。
委托代理人：陈阳，北京翼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沈敏华，女，1943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代理人：沈雄杰、潘镜南，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阿美为与被告沈敏华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于2017年2月8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3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需要，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6月27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阿美的委托代理人徐岚、陈阳及被告沈敏华的委托代理人沈雄杰、潘镜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阿美起诉称：原告与被告是邻居关系，平时经常见面。2014年初，被告告知原告自己一直在投资一个项目，利息很高，并且被告有亲戚在项目公司任重要职位，有内部消息，非常安全可靠，鼓动原告也投资这个项目。在被告反复多次的劝说鼓动之下，原告基于邻里间信任渐渐心动。于是在2014年2月20日原告让女儿徐岚按照被告的要求将现金20万元转账给被告，委托被告投到该项目上，被告口头表示投资期限一年，年息20%。2015年1月，在上述投资即将到期的情况下，被告跟原告说项目还是非常好，劝原告继续及追加投资，原告再一次相信了被告，让女儿徐岚于2015年1月31日向被告转账26万元用于追加投资，另外，被告曾于2014年2月向原告借款2万元一直没有归还，双方协商确定也用于本次追加投资，投资期限一年，年息20%。2015年7月，被告再次找到原告，告知其项目非常顺利，目前是投资的最后机会，以后都不再吸收投资了，原告信以为真，于2015年7月14日又一次向被告转账20万元用于追加投资，投资期限一年，年息20%。原告将投资款支付给被告以后，多次催促被告将相关的合同交给原告，但被告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迟迟不向原告提供各期投资形成的合同文件。2016年1月开始，原告的投资陆续到期，虽然屡屡催促被告，但是被告未向原告支付任何的投资本金和利息，原告逐渐开始怀疑被告所谓投资项目的真实性，坚持要求被告交出合同原件。被告从2016年7月开始才陆续向原告提供了部分合同的影印件，并告知已经替原告续签了合同，拒绝向原告返还投资本金和利息。从被告提供的合同影印件来看，被告并没有将原告的资金投放给任何项目，而是将被告对第三方公司享有的债权原价出售给了原告，事实上是利用原告的资金给自己已经失败的投资“解套”。原告从合同中提供的线索搜集到的信息显示，相关第三方项目公司在被告第一次劝说原告投资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违约，所谓的投资项目根本不具备投资价值。基于以上，被告严重违反了委托人的忠实义务及服从委托人指示的义务，依法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返还基于委托关系取得的委托人财产，并且向委托人赔偿经济损失。故原告决定解除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要求被告承担返还财产及损害赔偿责任。现原告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返还原告68万元；2、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8.4万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为证明其事实主张，原告陈阿美提交证据如下：
1.中信银行网银转账凭证2页，证明2014年2月20日，原告向被告转账20万元，约定由被告代为投资。
2.南京银行柜面转账专用凭证1份，证明2015年1月31日，原告向被告转账26万元，用于追加投资。
3.中信银行客户回单1份，证明2015年7月14日，原告向被告转账20万元，用于追加投资。
4.［深］14-02-13-12《借款协议书》、借贷资金收益表影印件1份。
5.［深］16-02-02-06《借款协议书》、借贷资金收益表影印件1份。
6.［深］16-02-02-07《借款协议书》、借贷资金收益表影印件1份。
7.［深］16-06-20-06《借款协议书》、借贷资金收益表影印件1份。
上述证据4-7共同证明被告无法提供投资合同原件，被告违背原告的意思，将原告投资款用于购买被告持有的对第三方债权，并在相应合同到期的情况下擅自续签。
被告沈敏华答辩称：原、被告之间是委托关系，被告系受原告母女的委托投资，而且是无偿委托关系。被告已经受托将原告的相关款项投资于将军红公司，并将相关投资合同等均交付给原告复印件，且亲笔签名，原件由被告继续代为保管。这是双方之间一直以来形成的委托关系的做法，从第一笔委托投资开始就这样做的。原告应当按照合同法第403条的规定，如果在委托关系的第三人将军红公司不能按期向原告履行义务的话，原告应当向将军红公司主张权利，而不能向沈敏华主张权利。且原告从一开始就知晓将军红公司。被告与原告之间根本不存在诉状中所称的债权转让关系，债权转让是合同，双方之间从来没有关于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因此不存在债权转让关系，本案就是委托关系。在委托关系项下被告已经履行了受托人的责任，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任何权利。如果要主张应当向将军红公司主张。综上，请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为证明其事实主张，被告沈敏华提交证据如下：
1.将军红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将军红深圳分公司）、将军红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将军红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企业变更信息各1份，证明将军红深圳分公司是将军红公司的分公司，以及将军红公司的更名情况。
2.将军红深圳分公司情况说明1份、沈敏华［深］14-02-13-12《借款协议书》，证明陈阿美与沈敏华是多年的老熟人，陈阿美希望委托沈敏华将其资金投资于将军红公司，但资金要稍晚一点给沈敏华，希望沈敏华能够先垫付投资几天。沈敏华同意后，陈阿美并于当天将［深］14-02-13-12号《借款协议书》复印件交给陈阿美，并注明属于陈阿美投资的金额20万元，属于沈敏华自己投资的金额11万元，同时沈敏华亲笔签名。该合同到期后原件由将军红公司收回。
3.沈敏华［深］15-02-02-03号借贷资金收益表1份，证明2015年1月陈阿美向沈敏华汇款26万元加上原先的2万元共28万元用于追加投资，加上原先2014年2月所投资的20万元本息24万元，总计52万元，沈敏华受托以自己的名义与将军红公司签署合同编号为［深］15-02-02-03号《借款协议书》，本金金额为52万元，到期利息102000元。
4.沈敏华［深］16-02-02-06、辛作友［深］16-02-02-07《借款协议书》（复印件）、沈敏华［深］16-02-02-06号（复印件）、辛作友［深］16-02-02-07号借贷资金收益表（复印件）、沈敏华结婚证各1份，证明辛作友是沈敏华配偶；［深］15-02-02-03号《借款协议书》到期本息共计62.4万元，转签为2份《借款协议书》，分别是沈敏华［深］16-02-02-06、辛作友［深］16-02-02-07号《借款协议书》，金额分别为本金30万元、32.4万元，沈敏华将该两份合同交给陈阿美的同时注明该两份合同的金额均为陈阿美的投资金额。
5.将军红深圳分公司情况说明1份、徐岚［深］16-02-02-06号《借款协议书》、通信费发票各1份，证明沈敏华协助陈阿美将沈敏华［深］16-02-02-06号、辛作友［深］16-02-02-07号《借款协议书》合并为一份，出借人为徐岚、金额为624000元，重新出具的合同号为徐岚［深］16-02-02-06号《借款协议书》，合同中136××××8237为陈阿美的手机号码，沈敏华［深］16-02-02-06、辛作友［深］16-02-02-07号《借款协议书》原件已由将军红公司收回。
6.徐岚［深］15-06-20-02号借贷资金收益表、徐岚［深］16-06-20-06号《借款协议书》、陈阿美交给沈敏华的徐岚身份证号码纸条1张，证明陈阿美最后一笔20万元追加投资，要求以自己的女儿徐岚的名字进行投资，沈敏华受托与将军红公司签署的编号为［深］15-06-20-02号《借款协议书》，该《借款协议书》原件到期后由将军红公司收回，借款本息共24万元转签为［深］16-06-20-06号《借款协议书》，上述两份合同的出借人名字均为徐岚，该份借款协议书复印件沈敏华也交付给原告。
7.中信银行电汇凭证2份、将军红深圳分公司证明1份，证明罗金梅是将军红深圳分公司的会计，其中国银行账号62×××27，建设银行账号62×××27系为将军红公司所用账号，2014年1月到5月，沈敏华汇给将军红公司用于投资的款项累计464万元。
8.中信银行50万元个人电子转账凭证1份、［深］14-07-05-01号借贷资金收益表1份、顾桂兰证明1份、顾桂兰身份证复印件、将军红深圳分公司情况说明1份，证明顾桂兰［深］14-07-05-01号《借款协议书》于2015年7月5日到期；到期后由沈敏华妹妹代为兑付，兑付的款项50万元由沈敏华继续投资于将军红公司，沈敏华于2015年7月8日汇给顾桂兰50万元。
9.2013年11月28日赣州市人民政府网报道1篇、2013年8月6日新华网（中国食品辟谣网）新闻报道1篇，证明将军红公司在2013年被相关官方媒体等竞相报道，发展势头很好，原告知道沈敏华在该公司投资，希望沈敏华帮助其投资并委托沈敏华。
10.将军红深圳分公司情况说明1份，证明徐岚的［深］16-06-02-06号《借款协议书》（本金金额为240000元）及［深］16-02-02-06号《借款协议书》（本金金额为624000元）为将军红公司所签署，上述两份借款合同是真实有效的，原告应向将军红公司主张权利。将军红公司以徐岚的名义签署的两份借款合同是明确确认其真实性的。
11.沈敏华的［深］16-01-21-05、［深］16-05-01-06、［深］16-06-01-05、［深］16-06-19-02、［深］16-11-01-05、［深］16-11-06-05号《借款协议书》各一份，证明沈敏华自身在2016年1-11月间与将军红公司所签署的所有《借款协议书》中的印文与徐岚的［深］16-06-02-06号《借款协议书》（本金金额为240000元）及［深］16-02-02-06号《借款协议书》（本金金额为624000元）中的印文是相同的。沈敏华作为无偿的受托人其已经尽到一般管理人注意义务，本案原告应当向将军红公司主张权利。
经庭审质证，对于原告陈阿美提交的证据，被告沈敏华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附言部分写着“代理财”，双方是委托关系，原告把20000元转账证据撤回了，但需要说清楚的是双方之间除了案涉的68万元没有其他款项往来。对证据2、3的真实性、证明对象均没有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异议，被告已经将受托投资于将军红公司，且将投资凭证交给原告；交付的第一份合同总金额是31万元，被告在2014年2月20日就将其交付给原告，并注明该31万元中11万元属于沈敏华，20万元属于陈阿美，即第一笔钱原告和被告是合在一起投资将军红公司的；且合在一起投资的方式原告也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后续还继续追加投资；原被告是多年的老朋友、老熟人，第一笔的投资是沈敏华先帮陈阿美垫付了几天进行投资的，后陈阿美将款项由其女儿汇给沈敏华。对证据5、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证据5、6两份合同同期签订的，同时原告所提交的这两份合同都由借贷资金收益表，其中有一页是沈敏华亲笔签名的。这两份合同总金额是62.4万元，沈敏华辛作友是夫妻，第一笔投资20万元一年到期后本息24万元，加上原告诉状中称追加的28万元，一共52万元，这52万元在2015年2月份时中间签署有一份［深］15-02-02-03号《借款协议书》，在一年又到期的时候52万元加上利息10.4万元刚好是62.4万元，在2016年2月份［深］15-02-02-03到期的时候又转签本息合计62.4万元，这时陈阿美希望兑付的时候灵活一点，所以转签的时候签成两份合同即原告提交的证据5、6，沈敏华将该两份签署好的合同复印件交给陈阿美，并有沈敏华亲笔签名，这两份合同所有的钱是陈阿美。这两份合同后来在陈阿美的要求下沈敏华又回到将军红公司帮陈阿美合并成徐岚的62.4万元的合同［深］16-02-02-6《借款协议书》即被告证据5。对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且出借人的名义就是徐岚，对证明对象有异议，沈敏华从来没有跟陈阿美进行债权转让的交易，证据7合同沈敏华交给了陈阿美，证据7的24万元就是原告追加的最后一笔20万元到期后转签的本息24万元，最后一笔20万元第一次签署的时候就是以徐岚的名义签署的。本院经审核认为：证据1、2、3，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4、5、6，系复印件，本院不予认证。证据7，虽系复印件，但被告提供了相应的原件作为证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于被告沈敏华提交的证据，原告陈阿美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原告认可的投资对象将军红公司，相应的款项也应该支付给这家公司，将军红公司是2015年11月30日更名的。对证据2，真实性不认可，将军红深圳分公司不是原告的投资对象无法核实；对《借款协议书》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是2016年7月份以后才拿到该合同的复印件的。对证据3，真实性不认可，上面的半颗章是将军红深圳分公司的章，被告提供的16-02-02-06《借款协议书》原件最后有将军红公司的章，因为原告没有拿到过，无法核实。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虽然和原告提供的复印件一致，原告无法核实真实性；结婚证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5的真实性有异议，原件和复印件一致，但原告无法核实真实性；收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因为收据出具的时间是2016年2月2日加盖的是将军红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章，这个时间该公司已经更名为将军红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徐岚［深］16-02-02-06号《借款协议书》不认可，没有拿到过这份合同，无法核实真实性，这份合同的编号［深］16-02-02-06号和原告提交的证据5编号是重复的，而且被告提交的这份合同上徐岚的签字和原告提交的证据7合同上的签字是不一致的，且都不是徐岚本人签的，都不是一个人签的；通信费发票没有异议。对证据6，对其中收益表和协议书的真实性有异议，原件和复印件一致，但原告无法核实真实性；该《借款协议书》原件最后的签订日期是2016年11月10日，此时将军红公司已经更名一年多了，此时加盖的公章是伪造的，不是将军红公司的真实意思，此外该借贷合同收益表是全章，显示的是深圳分公司的章；对徐岚身份证号码的纸条，身份证号是徐岚的，但字迹不是陈阿美、徐岚的。对证据7，其中转账凭证复印件与原件一致，证明目的不认可，这两份汇款无论从金额还是日期上都不能证明沈敏华将陈阿美或徐岚转给她的投资款转给了将军红公司；关于深圳分公司的说明，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但无法核实真实性，在说明里提到罗金梅是深圳分公司的财务，即使原告的主张成立，这款也是打给深圳分公司的，而双方的借款合同借款方为将军红公司。对证据8，沈敏华向案外的自然人转账与本案无关，转账凭证原件与复印件一致，真实性无法核实，深圳分公司不是合同的当事人。对证据9的原件与复印件一致，证明对象不认可。对证据10，原告不认可真实性、证明对象，将军红深圳分公司不是涉案合同的当事人，无权证明总公司签署协议的情况；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将军红公司应作为证人出庭说明情况，且将军红总公司已经在2015年12月更名，分公司的公章应该已变更，该公章不具有证明目的。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是沈敏华和将军红公司签订的，原告没有提供相应的转账证明，不能证明合同项下的款项实际交付。本院经审核认为，证据1，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将军红深圳分公司不是该［深］14-02-13-12《借款协议书》的合同相对方，其出具情况说明无法达到证明［深］14-02-13-12《借款协议书》复印件属实的目的，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认证。证据3，系复印件，本院不予认证。证据4，其中两份《借款协议书》及资金收益表均系复印件，本院不予认证；沈敏华结婚证系原件，但与本案缺乏关联，亦不予认证。证据5中的［深］16-02-02-06号《借款协议书》、通信费发票均系原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将军红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情况说明，因出具人系合同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故本院不予认证。证据6中的［深］16-06-20-06号《借款协议书》及相应的资金收益表均系原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徐岚身份证号码纸条，因该纸条不能体现书写人，故本院不予认证。证据7系原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8，与本案缺乏关联，本院不予认证。证据9系网站新闻报道，本院仅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0系将军红深圳分公司对［深］16-06-02-06号、［深］16-02-02-06号两份《借款协议书》及相应的收款收据中将军红公司的盖章真实性予以确认的情况说明，该内容超出其证明范围，本院不予认证。证据11系沈敏华本人与将军红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与本案缺乏关联，本院不予认证。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14年2月20日，陈阿美通过其女儿徐岚的中国银行账户向沈敏华账户转账200000元。
2015年1月31日，陈阿美通过其女儿徐岚的南京银行账户向沈敏华账户转账260000元。
2015年7月14日，陈阿美通过其中信银行账户向沈敏华转账200000元。
庭审中，陈阿美陈述其于2015年年初向沈敏华交付现金20000元。沈敏华亦确认收到陈阿美支付的委托投资款项共计680000元。
2014年1月22日，沈敏华通过其中信银行账号向罗金梅的中国银行账户62×××27转账800000元。
2014年5月20日，沈敏华通过其中信银行账号向罗金梅的建设银行账户62×××27转账3840000元。
将军红实业集团深圳分公司出具《证明》，确认罗金梅的中国银行账户62×××27及建设银行账户62×××27均为该公司使用。
2016年6月20日，沈敏华以徐岚的名义与将军红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深］16-06-20-06号《借款协议书》一份，约定将军红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向徐岚借款24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6月20日起至2017年6月19日止；按借款金额的20%支付年利息；等等。沈敏华确认该合同落款处的“徐岚”署名系由其书写。
2016年11月10日，沈敏华以徐岚的名义与将军红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深］16-02-02-06号《借款协议书》一份，约定将军红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向徐岚借款624000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2月2日起至2017年2月1日止；按借款金额的20%支付年利息；等等。沈敏华确认该合同落款处的“徐岚”署名系由其书写。
本院认为，原被告均确认双方之间经口头协商达成委托合同，委托事项为陈阿美委托沈敏华代其向将军红公司投资。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沈敏华是否履行其受托人义务，将陈阿美交付其的款项实际投资到将军红公司。对此，被告沈敏华辩称其以自身名义为陈阿美与将军红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书》，后通过将本息转签多份合同，最后两份合同为［深］16-06-20-06号、［深］16-02-02-06号《借款协议书》，系由沈敏华以徐岚名义签订；借款交付情况为：于2014年1月22日、2014年5月20日分别向将军红深圳分公司打款80万元、384万元，合计464万元，且将军红公司在与沈敏华签订合同后均出具《将军红（专用票据）》确认收款。本院认为，沈敏华的打款时间与陈阿美的付款时间不能对应，陈阿美交付沈敏华的第一笔20万元委托投资款的打款时间为2014年2月20日，晚于沈敏华2014年1月22日向将军红深圳分公司打款80万元，比沈敏华2014年5月20向将军红深圳分公司打款384万元早了三个月，另外48万元的委托投资款的交付时间均在沈敏华向将军红深圳分公司打款之后。沈敏华在庭审中也确认，除其辩称的464万元外，其此后再未向将军红公司或将军红深圳分公司打款。故从打款时间上看，沈敏华未能将陈阿美交付的委托投资款用于投资将军红公司。关于《借款协议书》的签订，沈敏华辩称，其履行委托义务所签订的第一份合同系其于2014年2月13日与将军红公司签订的本金31万元的《借款协议书》，该协议书签订日期早于陈阿美给沈敏华的第一笔打款时间，金额亦不符。最后形成两份以徐岚名义签订的《借款协议书》。沈敏华辩称该做法获得委托人陈阿美的认可，但其单方在合同复印件上的签字并不能证明陈阿美对此予以认可，且陈阿美在庭审中明确对此不予确认。另，沈敏华自称其本人与将军红公司之间亦存在多份《借款协议书》，在借款到期后常以借款本金、利息一并作为本金转签另一份借款协议，故其所称为陈阿美代签的《借款协议书》项下借款的交付系由其本人对将军红公司的债权收益转来，故亦不能排除其利用陈阿美的委托投资为自身债权解套的合理怀疑。此外，沈敏华打款的对象系将军红深圳分公司，该收款方与借款合同载明的借款主体不一致。综上，被告沈敏华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将陈阿美交付的委托投资款实际支付给将军红公司，本院对沈敏华关于其已履行受托人义务的辩称不予采信。原告陈阿美要求被告沈敏华返还委托投资款680000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经济损失，原告陈阿美按照年利率20%的标准主张经济损失184000元，本院酌情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对经济损失75890元予以支持，对原告主张的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沈敏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陈阿美委托投资款680000元。
二、被告沈敏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陈阿美经济损失75890元。
三、驳回原告陈阿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44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4840元，合计17280元，由原告陈阿美负担2162元、被告沈敏华负担1511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本院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由本院另行书面通知。
审 判 长 李旭峰
代理审判员 吴雪飞
人民陪审员 潘保兴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日
代书 记员 傅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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