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粤03民终60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熊丹文，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帆，广东瑞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居君，广东瑞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熊伟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泉，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江燕，
上诉人熊丹文与被上诉人熊伟民、原审第三人江燕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三初字第23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熊丹文的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确认位于深圳市福田区xx路xxx西区xx-10x号的房屋归熊丹文所有；三、改判熊伟民向熊丹文过户并交付上述房产；四、改判熊伟民向熊丹文归还上述房产的租金313803元（出租日期自2008年4月1日暂算至熊丹文起诉之日，应计算至实际交付之日）；五、熊伟民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熊伟民与江燕�定的赠与条件已经成就。一审法院认定：在熊伟民及江燕仍健在的情况下，熊丹文以所有权确认纠纷为由要求熊伟民将涉案房产转移登记至其名下并向其支付房屋出租收益，条件不成就，既缺乏法律依据，亦不符合协议约定。但熊丹文认为，根据熊伟民与江燕的《离婚协议》的约定，熊伟民应当在《离婚协议》生效后立即将涉案房屋交付并过户给熊丹文，故熊丹文应当在《离婚协议》生效后获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而无需等待熊伟民与江燕“终老”。具体理由如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1，并结合体系解释原则，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协议》的第二条第一款第的前三段分别对熊伟民与江燕共有的三套房产已经作出了明确的划分，即：涉案房屋归熊丹文所有，xx花园X区x栋xxx号房屋归熊伟民所有，xxxx栋x单元xx号房屋归江燕所有，如果随后的“以上三套房产在男女双方终老后归属双方共同的女儿”的表述是对上述三套房产权属的重新约定，则涉案房屋既不属于熊伟民，也不属于江燕，此前后相邻的两条款则显然相互矛盾，有悖于正常逻辑。其次，根据《协议》第二条第五款的约定“男女双方有义务为对方办理贷款主贷人变更手续，以及产权变更手续，户口变更手续，相关变更手续在办理完离婚手续后双方协商办理”，该条款正是为了保证熊伟民向熊丹文转移涉案房屋所有权而设置。相反，如果上述三套房屋的所有权均在熊伟民与江燕“终老”之后才归属熊丹文，则该条款无人执行，显然没有存在的意义，照此解释则与合同签订目的不符。因此，“以上三套房产在男女双方终老后归属双方共同的女儿”的表述只是对上述三套房产将来的最终归属作出的强调与概括，不包括对涉案房屋权�的处分。（二）熊伟民也以实际行为在履行《协议》第二条第一款的内容，说明对该赠与行为是认可的。双方在《协议》签署并办理离婚手续后，熊伟民也主动将涉案房屋的租金收益交付给熊丹文，当时熊丹文尚且14周岁，不具备管理巨额财产的能力，由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江燕代为收取，符合客观情况。鉴于熊丹文收取租金的时间持续有两年，从熊伟民的行为可以得知，熊伟民在离婚协议签署时知晓协议第二条第一款的意思，即涉案房屋归熊丹文所有，并履行了合同条款。此外，在江燕、熊丹文与熊伟民在后续的沟通中，熊伟民多次强调“xxx的房子一定会还给孩子的，解决一些事情后再把房子给女儿”，表明熊伟民对涉案房屋的归属熊丹文的事实持认可态度。所以，熊伟民当庭的抗辩跟他签署协议时的约定和履行过程中所表达的意思是矛盾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熊伟民赠与涉案房产的条件不成就，显属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二、熊伟民无权单方撤销对熊丹文的赠与行为。一审判决认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故熊伟民在将涉案房产过户给熊丹文之前，可以随时将其撤销（一审判决第七页倒数第三行）。但熊丹文认为，一审判决的上述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熊伟民无权撤销上述赠与行为，具体理由如下：（一）熊伟民对熊丹文的赠与行为附有道德义务性质，故熊丹文无权撤销该赠与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熊伟民与江燕于2008年3月19日签署《自愿离婚协议》，但熊丹文彼时年仅14周岁，年�尚小就承受了家庭破碎的无妄之灾。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与关爱，不仅是应尽的法定义务，更是应遵循的道德义务。正因如此，熊伟民与江燕在离婚协议中除了分配双方共同财产外，还将涉案房产赠与给了熊丹文，以弥补其不能履行道德义务的遗憾，这显然可以被视为对熊丹文的道德补偿。由此可得，熊伟民的赠与行为，显然具有极强的道德义务性质，无权撤销。（二）涉案房产系熊伟民与江燕的共同财产，将其赠与给熊丹文的意思表示也是由熊丹文与江燕共同作出。故熊丹文无权单方面撤销该赠与行为。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涉案房产于1993年3月26日核准登记至熊伟民及江燕名下，双方各占50%的份额，房产性质为准商品房”。且《自愿离婚协议书》系熊伟民与江燕共同签字确认，并明确约定：“位于福田区xx路xxx西区xx-10x房归女儿（熊丹文）所有”。因此，若要撤销对涉案房屋的赠与，必须由熊伟民与江燕达成合意，熊伟民单方的撤销行为依法不能发生法律效力。（三）熊伟民赠与涉案房产的前提条件是与江燕解除婚姻关系。在双方已经离婚且不可逆的情况下，熊伟民无权单方解除该赠与行为。在《自愿离婚协议书》中，熊伟民与江燕就双方婚姻关系的解除、子女的抚养、共同财产的划分均作出了明确约定，协议中的各项条款互为前提、互为结果，构成了一个整体，是“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如果允许一方反悔，那么双方离婚协议的整体性将被破坏。在婚姻关系已经解除且不可逆的情况下，如果允许熊伟民对于财产部分的反悔，将助长先离婚再恶意占有财产之有违诚实信用的行为，也不利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因此，熊伟民未征得共同共有人的另一方同意情况下，无权单方撤销赠与。三、涉案房产完全可以进入�场流通，从而过户到熊丹文名下。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房产为准成本商品房，目前不具备直接办理转移登记的条件，故熊伟民无须履行赠与义务（一审判决第八页第三行至第四行）。但熊丹文认为涉案房产完全具备过户的条件，且熊丹文愿意支付成本差价，并配合熊伟民办理过户的手续，因此熊丹文不存在履行不能的情况，其应当向涉案房产过户到熊伟民名下。根据《深圳经济特区职工住房买卖合同》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买方购买上述福利商品房付清放款后，即取得产权（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如进入市场，须按政府有关福利商品房售后管理规定执行”。另根据《深圳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住房制度改革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2、三十七条的规定“经市房改办依本规定审核后取得安居房全部产权的，安居房即成为市场商品房，权利人依法享有占�、使用、收益和处分权”、三十九条的规定“职工按准成本房价或全成本房价购房并没有考虑面积差价系数及考虑面积差价系数没有增加房价的，只能取得住房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办理准成本房或全成本房《房地产证》。如按本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进行补差并付清房款的，取得住房的全部产权”。虽然涉案房产的权属来源为“准成本商品房（划拨）”，但根据上述规定，在办理相关手续后，仍可以转换为商品房属性。并且，熊丹文自始至终愿意代替熊伟民向深圳市公安局支付差价，以获得涉案房屋的完全产权，但熊伟民拒绝配合。因此，涉案房产虽然无法直接过户，但并非无法过户，一审判决不能据此免除熊伟民义务。综上所述，熊丹文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违背了公平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特请求贵院撤销该判决，并支持熊丹文的诉讼�求。熊丹文在庭审中补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中关于赠与不动产已变更登记，视为交付，与法律规定不符，根据《最高法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二十八条，公民之间赠与房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本案中熊伟民在2008年与江燕离异后，即向熊丹文交付房屋，涉案房屋的租金也一直由熊丹文收取，直至熊伟民在2011年10月底与江燕离婚财产纠纷的时候，因怪罪于熊丹文，熊伟民才拒绝向熊丹文交付租金，由此可见，在2008年熊伟民与江燕签订《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时涉案房屋已向熊丹文交付，赠与行为结束后，赠与人非法定事由不得撤销。2、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房屋不具备办理转移登记的条件，与事实不符。涉案房屋所在相同小区，已有多户办理过房屋产权变更登记，现�出一例可供法庭在庭外进行调查，房屋是在同一小区11号楼2单元，是原权利人和熊伟民同一单位，该房屋已办过户在2014年过户至其子名下，另外，我们在二审当中会向法庭提交一部分在国土及房产交易部门获取的资料，以证明涉案房屋可以变更登记。3、一审判决后我们收集了一部分的案例，与本案基本相似即父母离异后将不动产赠与子女后发生纠纷诉至法院，法庭均保障了受赠人的权利，可以当庭提交，供法庭参考。4、根据《深圳经济特区职工住房买卖合同》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买方购买上述福利商品房付清房款后，即取得产权（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如进入市场，须按政府有关福利商品房售后管理规定执行”，充分表明，涉案房屋的出卖方深圳市公安局在签订上述协议的时候，就已经承诺了同意配合熊丹文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5、根据《深�经济特区职工住房买卖合同》第六条规定，涉案房屋的使用权期限至于2041年3月31，土地使用权届满时，政府有权收回土地，联同上面的住房，并且应按住房原价格的5%予以补偿，那么等到涉案土地使用权限届满时，熊伟民仍然在世，届时熊伟民则无法将涉案房产赠与给熊丹文，因此一审判决认定的双方终老后过户的事实是错误的。
熊伟民辩称：1、赠与的房屋条件不成立，在一审期间熊伟民提交的答辩状已经明确阐述清楚该房屋为何未达到赠与的条件，是江燕与熊伟民均未终老，所以赠与条件未发生。2、该赠与行为并非道德义务，熊伟民及江燕已经通过多种方式将熊丹文抚养成人，并且大学毕业，并且尽到了其抚养义务。3、熊丹文并未占有和使用涉案房屋，租金均是由熊伟民收取，客观上在熊丹文是未成年人，客观上也不具备占有和使用房屋的条件及能力，因此无熊丹文所述的情况。4、熊丹文及其代理人举出的例子与本案无关，依法不应该作为证据采纳，并且该部分情况没有向熊伟民一方披露，且我国法院并不采纳案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实充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熊丹文的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江燕辨称：本人与熊伟民于2008年在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并签订了关于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的《自愿离婚协议》，该协议经过民政局盖章确认即时生效，本人作为第三人就事实真相进行还原。一、将涉案房即时赠与熊丹文是本人与熊伟民签署《自愿离婚协议》时�真实意思，而无需等到双方终老，特做说明如下：1、协议内容对家庭成员共同拥有的三套房做了明确的分割，清楚的表明了涉案房屋归熊丹文所有，熊伟民和本人也各自获得一套房产，三套房每人一套，同时生效实施，体现了合情合理、公平公正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并通过离婚双方一致认可签名。2、作为协议签订人之一本人愿意对协议补充说明中：“以上三套房产在双方终老后归属双方共同的女儿熊丹文所有，其他任何人不得占有，房产归属人不得单方售出，须经熊丹文同意许可”（1）补充说明是对三套房分割完毕后，作出的未来处置的补充，与前面条款是递进关系前后不存在矛盾，补充内容指向内容是涉案房在未办理过户的情况下即归熊丹文所有，包括居住或收取房屋租金等一切权利，未来无论能否顺利办理房产过户，在男女双方终老后，涉案房依然归熊丹文所有，之所以有这样的补充约定，是因为办理过户手续需要得到熊伟民和本人双方共同协助，并且需要补交费用同时熊伟民提出要等熊丹文成年后才去办理房产过户，夫妻离婚已对熊丹文造成很大的伤害为保护熊丹文的房产权益不受以上不确定因素干扰，因此做了补充说明保障熊丹文房产终身归属权益。反之，如果三套房都要等到双方终老才归属熊丹文所有，那协议约定涉案房归属熊丹文的条款就完全丧失存在的意义，如此，协议也不可能得到本人的签名和民政局的同意盖章。（2）熊伟民把协议约定歪曲为：要等双方终老后才将房产留给熊丹文，在签订协议时双方离婚正值青壮年时候，距离终老还有着漫长的岁月，但协议中并没有对涉案房在如此漫长的几十年中的归属作出任何的说明，这显然是有违常理，更不可能得到民政局同意盖章，涉案房交付要等上几十年，在熊丹文差不多50岁以后，这对当时年幼急需求学和生活保障的熊丹文是及其不负责任的，这跟当时双方都想保护熊丹文的出发点完全不吻合，这样的说辞公之于众，都将成为笑柄，同时如果协议内容不是合理的将涉案房屋即时归属熊丹文，本人是坚决不会同意当时在离婚协议上签名。（3）熊伟民将涉案房屋在离婚协议生效后赠与给熊丹文的真实含义是明知的，在离婚长达2年多的时间里，双方均按协议实施，在经得熊丹文同意的情况下，熊伟民带熊丹文将涉案房屋出租，每月按时把租金打给熊丹文的监护人即本人，本人可以提供银行的流水帐号，为此，涉案房屋归熊丹文所有的约定在当时已在实施，尚未完成的只是房屋过户手续，本案前，熊伟民曾经状告本人，索要本人股权，自此以后，就不再转交房租，熊伟民多次告诉熊丹文这笔钱由他替熊丹文保管，等熊丹文长大后再向其归还，我们在一审法庭已提供了熊丹文和熊伟民微信记录，微信记录中明确显示熊伟民对熊丹文称“深圳市福田区xx路xxx西区xx-10x号的房子一定是你的”，期间熊伟民为了占有本人的股权，拟定了歪曲事实的证明，要求还未成年的熊丹文签名，熊丹文不愿做伪证，如实把事情告诉法官，后来此案得到中级人民法院公平公正的审判，驳回了熊伟民的诉请，熊伟民为此迁怒熊丹文并把原本想占有本人的股权贪念，转向了占有熊丹文的房产，擅自对涉案房归给熊丹文的房产恶意反悔。二、《自愿离婚协议》是本人与熊伟民达成的一揽子协议，熊伟民无权单方撤销个别条款。本人与熊伟民在协议离婚之前，双方就婚姻关系、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经过了艰难的谈判，本人就一个女儿，离婚时熊丹文年仅14岁，在求学和生存方面都要有相应的经济保障和补偿，为了孩子在失去家庭后，至少还能拥有一套房产在成长过程中，减少生存的艰难，本人在协议其他约定方面作出重大让步才争取到把涉案房归属熊丹文所有，协议约定内容是作为当时双方同意离婚的前提条件所存在，并且通过民政局核定盖章，因此协议中对涉案房归属熊丹文的约定，单方无权反悔。三、涉案房屋具备赠与的条件，而且熊伟民有义务办理过户手续。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时，针对涉案房屋就已经向出让方深圳市公安局了解到，在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手续后，即可进入市场，在本案证据《深圳经济特区职工住房买卖合同》第五条第一款就有体现，并且本人向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深圳市住房保障所等相关部门了解到，仅需补交配套费和全成本微力差价就可以使涉案房入市交易。本人作为涉案房房产证户主，与熊伟民各占50%产权，现本人承诺愿意履行协议�约定，同意承担部分涉案房屋房产证转让缴费费用以及协助熊伟民办理涉案房屋过户手续。人世间最珍贵的本是亲情，最可怕的是贪念，毕竟血浓于水，作为第三人本人也诚恳的规劝熊伟民，人生的快乐幸福必须建立在为人正直、善良，为人之父不厚道、不仁义。善念只在一念之间，何况熊丹文还有本人在，只要本人还在，也会帮自己的女儿追讨公道，本人相信法庭会了解事实的真相，会给本人的女儿即熊丹文公平公正的判决。
熊丹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位于深圳市福田区xx路xxx西区11－101房所有权归熊丹文所有；2、熊伟民将上述房产交付熊丹文；3、熊伟民协助将上述房产过户给熊丹文；4、熊伟民归还熊丹文上述房产租金313803元（出租日期自2008年4月1日暂计至起诉之日，应计算至实际交付之日）；5、熊伟民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熊伟民与江燕原为夫妻关系，熊丹文为熊伟民及江燕的独生女儿。熊丹文与江燕于2008年3月19日协议离婚。双方离婚时在深圳市福田区民政局签署了《自愿离婚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夫妻共同购置的房屋三套，其中位于福田区xx路xxx西区11－101房（下称涉案房产）归女儿即熊丹文所有，另两套房产夫妻双方各分得一套。同时备注：以上三套房产在男女双方缔造者终老后归属双方共同的女儿，其他任何人不得占有。房产归属人不得单方售出，需经得女儿同意方可。该备注字体加粗。女儿由女方直接抚养，男方付抚养费每月3000元截止至女儿满18周岁。双方另对夫妻其他共有财产的分割进行了约定。
上述协议签署后，涉案房产由熊伟民出租，熊伟民曾将涉案房产的部分租金支付给了熊丹文。
另查，1991年9月25日，熊伟民与其工作单位深圳市公安局签署《深圳经济特区职工住房买卖合同》，约定熊伟民购买涉案房产，为福利商品房，如进入市场，须按政府有关福利商品房售后管理规定执行。涉案房产于1993年3月26日核准登记至熊伟民及江燕名下，双方各占50%的份额，房产性质为准成本商品房。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涉案房产为熊伟民单位分配给其的政策性住房，经核准登记至熊伟民及江燕名下，产权清晰，不存在争议。熊丹文主张涉案房产归其所有的依据是熊伟民及江燕离婚时协议约定将涉案房产赠与熊丹文。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赠与财产依法需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本案中，涉案房产为熊伟民及江燕的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在离婚时协议约定将涉案房产赠与熊丹文，同时约定包含涉案房产在内的双方名下的三套房产在两人终老后均归熊丹文所有。房产的赠与应以办理转移登记的方式交付，涉案房产目前仍登记在熊伟民及江燕名下�即熊伟民及江燕的赠与并未实际履行，双方可以随时撤销赠与。熊伟民向熊丹文支付涉案房产的部分租金并不能视为熊伟民及江燕已实际将赠与房产交付熊丹文。在熊伟民及江燕仍健在的情况下，熊丹文以所有权确认纠纷为由要求熊伟民将涉案房产转移登记至其名下并向其支付房屋出租收益，条件不成就，既缺乏法律依据，亦不符合协议约定。再者，涉案房产为准成本商品房，目前亦不具备直接办理转移登记的条件。综上，熊丹文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熊丹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57元（已由熊丹文预交），由熊丹文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熊伟民与江燕在《自愿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将涉案房产归女儿熊丹文所有，该约定内容本质为熊伟民与江燕夫妻离婚财产约定，该约定为双方共同作出的意思表示，与双方婚姻关系解除、子女抚养及其他财产分割等约定内容一起构成离婚协议的有机整体，该约定内容非经双方共同同意，不得撤销或变更。熊丹文能否获得涉案房产的产权有赖于该协议的实际履行，而熊丹文非该协议主体，在协议主体熊伟民与江燕均具有履行行为能力与条件的情况下，熊丹文无权要求履行该协议，�在本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实际是要求履行上述离婚协议，因此，熊丹文提起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其起诉应予驳回。上述离婚协议的履行应由协议主体熊伟民与江燕协商或另寻法律途径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三初字第237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熊丹文的起诉。
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一审案件受理费645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457元，分别由原审法院、本院退还熊丹文。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俞 红
审判员 吴 思 罕
审判员 邓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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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谢文琦（兼）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三十条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裁判，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