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4民终16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庆柏。
委托代理人袁军，江苏永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飏，江苏永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瑞祥。
上诉人刘庆柏因与被上诉人马瑞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5）钟民初字第12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情况：
刘庆柏诉称，马瑞祥以经济拮据为由于2013年4月17日向原告借款26万元，并向我出具借条一张，但至今其未履行还款义务。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依据相关法律的规定，特具状法院，请求判令：一、马瑞祥立即归还我借款26万元并承担自起诉之日起至马瑞祥履行还款义务之日止的利息（按月利率1.5%计算）；二、本案诉讼费由马瑞祥承担。
马瑞祥辩称，26万元欠条是我写的，但我与刘庆柏从未有过任何形式的经济往来，刘庆柏也从未给付我26万元借款，借款26万元的事实并不存在。我之所以向刘庆柏出具26万元借条，是我因为与刘庆柏之子刘某系同学朋友关系，我作为担保人为刘某借款多次提供担保，且自身在外也有许多债务，刘庆柏让我把与他儿子刘某之间的债务算清楚，我因为希望其能够为我解决债务问题，所以违心向其出具了一张26万元的借条。
一审查明，马瑞祥与刘庆柏之子刘某系同学关系，2013年4月17日，马瑞祥向刘庆柏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刘庆柏现金贰拾陆万元整（260000）。借款人：马瑞祥。”在2015年7月13日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刘庆柏委托代理人称：26万元借款交付是在2014年4月初马瑞祥与刘庆柏儿子刘某作为被执行人在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有一执行案件，刘庆柏为马瑞祥及刘某代偿了相关款项，后经结算，马瑞祥向刘庆柏出具26万元借条一张；在2015年7月22日第二次庭审过程中，刘庆柏称：2013年3月，马瑞祥打电话给自己，称要借钱，在自己向儿子刘某核实后，于2013年3月22日通过银行打款40万给刘某，并向法院提交打款凭证一张，刘某将26万交给马瑞祥，后经双方结算马瑞祥向自己出具26万元的借条一张；2015年9月22日，刘庆柏向法院提交“马瑞祥向刘庆柏借款26万元的经过事实”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2011年4月8日至2012年8月24日间刘庆柏之子刘某共计向马瑞祥出借款项24万元，2013年4月17日，经双方结算其中24万元未借款本金，2万元为借款利息，后马瑞祥向刘庆柏出具26万元借条一张。
马瑞祥提交银行交易明细及借条两张用以证明其与刘某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银行明细表显示2014年4月24日，马瑞祥通过卡号为62×××81的招商银行卡向刘庆柏之子刘某打款90000元，于2014年7月8日向刘某打款40000元。2014年7月8日借条内容为：“今借马瑞祥人民币陆万元整，借款人：刘某。”2012年2月23日借条内容为：“今借到并收到潘春平现金贰拾万元整，借款人：马瑞祥。”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刘庆柏为支持其诉请，提供了借条、打款记录等证据，但马瑞祥否认其收到26万元借款，而刘庆柏在几次庭审过程中对如何向马瑞祥支付26万元借款的事实，前后陈述不一致，且其提交的证据不能形成证据锁链，不足以证明刘庆柏向马瑞祥交付26万元借款的事实，对此刘庆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刘庆柏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200元，由刘庆柏承担。
上诉人刘庆柏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我通过我儿子刘某认识了马瑞祥，刘某与马瑞祥之间有多笔经济往来，至今马瑞祥仍欠刘某近百万元。2013年4月前，马瑞祥一直以种种理由向我借钱，我通过刘某向其出借24万元，后通过结算，马瑞祥出具了26万元的借条一份，我凭此借条进行诉讼，一审以我的前后陈述不一致为由驳回我的诉讼请求，显然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之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我通过刘某向马瑞祥账户汇出24万元，完成了款项的交付。此后，马瑞祥对于该笔出借款项予以认可，双方达成了合意，马瑞祥向我出具借条，至此，借贷关系已经成立并且合法有效。综上，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我方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马瑞祥答辩称，一、刘庆柏从未出借26万元给我，也未以任何形式支付给我26万元；二、刘庆柏儿子刘某自2011年至2013年年初，骗我去借高利贷并要求我帮助其提供担保，致使我欠下了50多万元的高利贷债务；三、2012年年底，刘某因一笔200万元的债务被债主扣押，不让其回家，其发短信给我及其他同学，要求我们合伙骗他父亲刘庆柏，说这笔钱是借给我们的，当时让我承认借了其30万元。我找到刘庆柏，向其如实反映了我所知道的刘某的情况，刘庆柏也答应帮助我解决债务，度过危机；四、刘某知道我把情况告诉他父亲后，要求我去找他父亲，因为他父亲有能力帮我。2013年我多次找刘庆柏，其答应帮我想办法。刘某说为了让他父亲刘庆柏心里舒服一点，我要先打个借条给刘庆柏，所以我就出具了26万元的借条，而事实上刘某对其父亲讲我向他借了钱；五、刘某拖我进入借高利贷的深渊，我寄希望于他和他的父亲能拉我一把，终究希望落空。2014年事情暴露后，我妻子与我离婚，我所在单位出面处理。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刘庆柏补充如下：本案所涉款项的实际出借人是刘某，由于一审时刘某一直在外，未能到庭，所以一审法院对于案件事实也未查清。2012年8月，马瑞祥与刘某需要借钱，他们到徐某处谈借款事宜，当时徐某不认识马瑞祥，要求以刘某的名义借款，马瑞祥进行担保。这次借了40万元，当时是以吴国正的名字出借给刘某的。2012年8月24日，刘某借款到账后，立刻向马瑞祥支付了15万元，马瑞祥出具了15万元的借条给刘某。大约2013年3月，约定的归还日期到了，但是刘某、马瑞祥没有偿还。因为当初借条中载明的出借人是吴国正，实际出借人是徐某，徐某遂以吴国正的名义提起诉讼。马瑞祥收到法院传票后，打电话给刘某，说其在外面集训，要求刘某先还这笔钱，刘某也还不起。马瑞祥因此找到我，我询问其与刘某之间一共有多少债务，其陈述连同15万的借条在内本利共计26万。在这期间，我答应为其解决这件事情，但要求马瑞祥写一个手续（借条）。马瑞祥作为成年人，应当知道写借条的实际意义是什么，不能以没有从我手中拿到26万元来否认这个事实，事后我拿了40万的现金支票归还了徐某。一审法院对钟楼区人民法院的另一执行案件进行核实，只核实到10万的交付事实，没有继续核实下去，就对本案的借款事实完全否认。实际上我已经完全交付完毕，这就是形成26万元借条的全部事实。
二审中，上诉人刘庆柏申请证人刘某、徐某出庭作证，证人刘某陈述如下：刘庆柏是我父亲，马瑞祥是我朋友。我与马瑞祥除了本案所涉纠纷，另外大约还有100多万元的经济纠纷。我也向马瑞祥出具一次过借条，在新北区人民法院的追偿权纠纷案件中，是最后一笔我帮他担保的借款里面，我用了5、6万元钱，然后我写了借条给他。也有我借钱，他帮我担保的情况，大约有过两三次，总金额40万不到。本案所牵涉的事实是这样的，2012年8月份，马瑞祥向我借钱，我说没钱，当时我自己也在向徐某借钱。徐某是开公司的，我之前与徐某也有过资金往来。借钱有利息，最高的时候是月息2厘，反正不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高标准。后来我就带马瑞祥一起去徐某那里谈，徐某因为不认识马瑞祥，商量下来只能由我出面借，由马瑞祥担保。一共借了40万，款项到了后，我一天之内分三次将15万元转到马瑞祥农行的帐户。2013年年初，我和马瑞祥都还不出这笔40万的本息。徐某就以借条上的出借人吴国正的名义将我和马瑞祥起诉到钟楼区人民法院。马瑞祥打电话给我，说他在集训，让我先把钱还了。我当时也还不出这笔钱，后来他就找到我父亲，希望我父亲能把这笔钱处理了。我父亲打电话问我，我也如实说了。我父亲问我与马瑞祥之间有多少债务往来，我说加上利息一共26万，所以我父亲就让马瑞祥打了26万的借条。打完借条以后，我父亲就出具了40万的现金支票，我交给徐某处理了这个事情。钟楼区人民法院执行案件当时只执行了10万元，至于为什么与40万元不符，我想大概是把利息、诉讼费、律师费等全部涵盖在里面，那个案件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应该处理完毕了。之所以一审中未到庭作证，是因为自己当时在广西，没能及时赶回来。
证人徐某陈述如下：刘某是我早就认识的朋友，我们一直有经济往来，基本上都是我借钱给他。2012年8月，刘某打电话向我借钱，没说要借多少钱。后来约在我的网络公司见面，他带着马瑞祥过来。刘某说马瑞祥也要用钱，因为我与刘某相处了很长时间，比较清楚他的底细，知道他有偿还能力，而我是不认识马瑞祥的，所以我要求必须以刘某的名义借。他们两人商量了一下，最终由刘某出具借条，马瑞祥提供担保，借款金额40万，月息2分。我通过别人的银行卡打款给刘某，借条上也是写的别人的名字，这个人叫吴国正，是我以前的合伙人。到期后，两人都没有还款，通过打官司以后钱全部还清了。40万已经执行到位了。
对于两位证人的证言，上诉人刘庆柏质证称，两证人的陈述完全符合实际事实，有出借的时间、地点、金额及出借人的状况，说明刘庆柏履行了还款义务，形成了证据链。
对于两位证人的证言，被上诉人马瑞祥质证称，1、刘某的陈述虚假，与事实完全不符。刘某说6万元的借条在另外一个追偿纠纷案件里，不是实情，他出具给我的6万元借条是2014年6、7月份，他借高利贷不还被债主扣起来，向我借的钱。2、两位证人之间就是高利贷的借贷关系。3、徐某的陈述也不属实。借这笔40万元钱时，吴国正和徐某我都没见到，当时刘某打电话给我说要借钱周转，我在上班，制服都没来得及换，他就把我拉到徐彩军那里，五分钟不到就把手续办完了。期间刘某不停地说利息很低，不要我管了。我当时也急着要偿还自己的高利贷利息，同时碍于自己的军人身份，怕事情暴露，所以就配合他了。当天我确实拿了15万，第二天刘某还到我单位拿回了1万元。事实上直到2014年4月份，我才第一次见到徐某。
二审中，被上诉人马瑞祥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吴国正诉刘某、马瑞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20日作出（2013）钟民初字第0339号民事判决，该生效判决中确认如下事实：2012年8月22日，刘某向吴国正借款40万元，马瑞祥提供担保，借期2个月。该判决支持了吴国正的诉讼请求。届期，刘某、马瑞祥未能及时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还款义务，债权人遂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2013年10月16日，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对该执行案件立案，案号为（2013）钟执字第1778号，该案的结案日期为2014年4月15日。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基本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刘庆柏以马瑞祥出具的借条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马瑞祥以双方之间并未发生实质的款项交付，且从未发生任何经济往来为由提出抗辩。对此，刘庆柏应对双方存在借贷的合意、款项的交付等案件主要事实进一步举证。一审中，刘庆柏提交了借条、刘某银行卡个人活期明细信息等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二审中刘庆柏申请了两位证人到庭作证。本院对此分析如下，作为当事人，刘庆柏对于马瑞祥出具借条的详细情况是清楚明了的，但是其在一审中前后陈述不一。说法一：刘庆柏代马瑞祥、刘某偿还了40万元法院执行款，经结算，马瑞祥向刘庆柏出具借条；说法二：马瑞祥打电话向刘庆柏借钱，刘庆柏通过其子刘某转给马瑞祥26万元，马瑞祥遂向刘庆柏出具借条；说法三、2011年4月8日-2012年8月24日，马瑞祥向刘某借款24万元，2013年4月17日，经结算，2万元为利息，马瑞祥遂向刘庆柏出具金额为26万元的借条。二审中，刘庆柏将几种说法进行结合及解释，最终确定案件事实。本院将其在二审中陈述的事实概括如下：刘某向徐某借款40万元，马瑞祥提供担保，且其用去了借款中的15万元，后债权人将刘某、马瑞祥诉至法院。在案件的诉讼阶段，刘某请求刘庆柏帮忙。结合马瑞祥与刘某的以往债权债务，经结算，马瑞祥向刘庆柏出具金额为26万元的借条。后在执行过程中，刘庆柏代二人偿还了40万元，案件执行完毕。根据上诉人该段事实的描述，可以明确的事实是：马瑞祥并未从刘庆柏处获得26万元，马瑞祥之所以出具该份借条，是基于刘庆柏答应帮其解决问题的承诺。故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既无借贷的合意，也无金钱的实际交付行为。根据刘庆柏的说法，借条中26万元的数据是由向徐某借款40万元中的15万元，加上其他债务的本息累计形成的。首先，证人徐某虽称自己是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3）钟民初字第0339号民间借贷案件中真实的出借人，但是该说法并未得到马瑞祥以及该案件的原告吴国正的认可，故刘庆柏是否代刘某、马瑞祥偿还了40万元的执行款的事项不能得到确认；其次，从目前的证据显示，马瑞祥与刘某之间尚存在多笔复杂的经济往来，向徐某借款的40万元中，刘某汇给马瑞祥的15万元，仅是两人经济往来中的一笔，是否应当认定为马瑞祥欠刘某的款项，尚不能确定；最后，26万元数据的形成也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综上，刘庆柏提交的证据，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且其对于前后几次陈述的事实不一致的行为，未能给出合理的解释，无法令人信服，故本院对其上诉意见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5200元，由刘庆柏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卢文忠
代理审判员 是飞烨
代理审判员 袁海燕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朱 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