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2民终16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夏铭桢，男，1987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怀集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启兵，男，1975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罗山县。
上诉人夏铭桢因与被上诉人刘启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怀集县人民法院(2016)粤1224民初2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启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夏铭桢立即偿还所欠货款24300元；2、夏铭桢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深圳凯美悦电子有限公司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夏铭桢。怀集县梁村镇凯美悦电子厂为个体户经营，经营者为夏X康。刘启兵从事生产经营耳机喇叭生意，与经营耳机生意的深圳凯美悦电子有限公司、怀集县梁村镇凯美悦电子厂有业务往来，通过直接送货和快递送货两种方式交付货物给该公司、电子厂。2014年11月22日，夏铭桢因货款未付清，立下一张“借条”给刘启兵，内容为“今欠刘启兵货款1万元整，于2014年12月5日还清。欠款人夏铭桢，2014.11.22日”。2015年4月23日，刘启兵向夏铭桢催收货款。在当地派出所的协调下，夏铭桢向刘启兵立下一张“欠条”，内容为“今欠到货款8000元整，实数以对账为准，以送货单为实，于2015年4月27日付清。立据人：夏铭桢。身份证号码……电话……（注：该院略）时间：2015年4月23日”。事后双方并无对该欠货款数额进行结算。2015年7月21日，刘启兵的同事李涛收到夏铭桢支付的4000元现金，在上述“欠条”上予以注明。2016年1月29日，刘启兵向该院提起诉讼，除提供上述的“借条”、“欠条”外，还提供有四张送货单，其中1、2015年1月20日编号580980，货款4200元，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名为“夏生”的黄色联送货单一张；2、2015年1月22日编号580969，货款为2800元，收货人签名为“夏生”的黄色联送货单一张；3、2015年1月25日编号580971，货款4200元，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名为“夏X康”的黄色联送货单一张；4、2015年1月27日编号580973，货款2100元，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名为“夏生”的红色联送货单一张。刘启兵陈述其诉讼标的24300元包括“借条”的1万元、四张送货单总数为13300元以及再加上利息和来回起诉的费用1000元。夏铭桢在庭审中陈述其与夏X康共同经营深圳凯美悦电子有限公司，怀集县梁村镇凯美悦电子厂是该公司的加工厂。
夏铭桢对刘启兵的上述证据进行质证，仅承认收到2015年1月25日编号580971，货款4200元，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签名为“夏X康”的黄色联送货单的货物，不承认签名收到其余三联送货单的货物，并认为已付清相关货款，其提供的反驳证据包括1、转账查询两张及银行流水账记录一张，以证明其通过汇款形式分别于2014年12月9日、2015年1月20日汇款1万元及5000元给刘启兵；2、收据两张，其中内容为“今收到现金3000元整，刘启兵。2015、2、18”，内容为“今收到凯美悦电子货款4000元整。刘启兵。2015/5、7”。对2014年11月22日1万元的“借条”，刘启兵在第一次庭审时陈述“2014年11月22日的借条是在夏铭桢深圳的公司所签写的，因为夏铭桢想我向他提供一批货物，但由于没有现金，所以夏铭桢就给我签下了1万元的欠条，后来我就向夏铭桢经营的深圳凯美悦电子有限公司送了价值1万元的货物，这笔货物的送货单现在没有带到法庭，我可庭后提供”。夏铭桢对此回应陈述“2014年11月22日借条原件，实际是欠条，不属于借条，当时实际情况不是我向刘启兵要货并没有现金的情况下才与刘启兵签写这份借条，而是在2014年11月22日前刘启兵送的货物给我，但因公司的资金周转不到，未能及时付款经过双方协商才产生的欠条。我确实拖欠刘启兵1万元的货款，该货款在2014年12月9日通过银行转账给刘启兵，该货款已经支付完毕了”。刘启兵在第一次庭审后在该院的审查笔录陈述“2014年11月22日所立借条欠1万元，是直接送到夏铭桢的深圳公司，没有送货单。当时夏铭桢没有给钱，就打了一张1万元的欠条给我”。对2015年4月23日夏铭桢所立下“欠条”的内容，夏铭桢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2015年4月23日欠条原件的情况，因为双方产生了纠纷想结束合作关系，就我余下所欠刘启兵的货款进行结算”。刘启兵在该院的审查笔录陈述“夏铭桢在警方面前就打了一张8000元的欠条给我，我认为该货品不少于8000元，后来，夏铭桢就重新打了欠条（本案提供的欠条）”。对夏铭桢提供的2015年1月20日汇款5000元给刘启兵一事，刘启兵在该院的审查笔录及第二次庭审中陈述“于2015年1月20日刘启兵送货到夏铭桢公司，然后夏铭桢就给刘启兵汇款5000元，该5000元与本案的债务无关系”。对夏铭桢提供以证明刘启兵分别收款3000元、4000元的收据两张，夏铭桢在第二次庭审中陈述“2015年2月18日还款3000元、2015年5月7日还款4000元是以前我拖欠的货款，后来向刘启兵偿还的，至于对应那一笔交易我就不清楚”。刘启兵对该两份收据不予承认是其本人签名，在该院的审查笔录中陈述“夏铭桢于2014年12月9日汇款1万元，是因为夏铭桢向我进货，我与夏铭桢说上次的货款没有还请，今次要给付现金，夏铭桢就向我汇款了1万元，事后我将该货物送到夏铭桢公司，没有送货单的，该1万元与该案的债务无关系”，在第二次庭审中陈述“根据夏铭桢陈述向我汇款的1万元与该案的债务无关系，是我与夏铭桢另外一笔交易”。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刘启兵、夏铭桢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双方就相关货款是否结清的问题发生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以及第五条“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刘启兵应对是否交付货物给夏铭桢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而夏铭桢应对是否付清刘启兵货款承担举证责任。
对刘启兵举证2014年11月22日“借条”的1万元货款，夏铭桢承认当日是因之前欠货款未清而立据，故该院对当日夏铭桢立据欠下刘启兵的该笔货款1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双方对夏铭桢于2014年12月9日汇款的1万元是否可认定为夏铭桢履行了该笔债务发生争议，结合夏铭桢的汇款时间，以及刘启兵对该笔货物有无送货单的问题在第一次庭审时的陈述与庭审后在该院的审查笔录的陈述不一致，也并无提供到充分证据证实该笔汇款1万元与该案的债务无关，刘启兵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该院由此确认夏铭桢已付清了2014年11月22日“借条”所指的1万元货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刘启兵提供的2015年4月23日夏铭桢所立下的“欠条”及四张送货单，主张夏铭桢另欠其货款13300元未付，根据庭审中的陈述，夏铭桢最初是承认拖欠刘启兵货款8000元，但刘启兵认为不止该数额，为此夏铭桢在该“欠条”上注明“实数以对账为准，以送货单为实，于2015年4月27日付请”，但事后并无及时与刘启兵对尚欠的货款进行结算并付清货款，对发生该案的纠纷，夏铭桢责任较大。按有关理论，在无书面买卖合同的情况下，就买卖合同成立的事实而言，主张合同成立的一方的举证能力较弱，否认合同成立的一方举证能力较强。就举证责任分配而言，一方当事人提出送货单、送货单等交货凭证，可视为其已经完成对买卖合同成立并履行的举证责任。举证能力较强的相对人就否认合同成立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双方确认怀集县梁村镇凯美悦电子厂的货物是刘启兵通过第三方的快递公司送货交付，对刘启兵提供的四张送货单货款共计13300元，其中包括夏铭桢承认已收到2015年1月25日编号580971的货物4200元，对此应认定刘启兵已完成对该四笔货物的买卖合同成立并履行了举证责任。夏铭桢对其余三联送货单不承认但并无提供证据推翻刘启兵的举证，该院由此对刘启兵提供的四张送货单货款共计13300元予以确认。夏铭桢对收到2015年1月25日的4200元货物，提出于2015年1月20日通过银行汇款5000元已还清该笔货款，“还款在前，送货在后”于常理不符，该院对夏铭桢认为已还清货款的主张不予采纳，应确认该汇款是与该案债务无关的另一笔货款。另外夏铭桢对其以证明刘启兵分别收款3000元、4000元的收据两张，作出“2015年2月18日还款3000元、2015年5月7日还款4000元是以前我拖欠刘启兵货款，后来就向刘启兵偿还的”的陈述，由此可确认该两笔还款也与该案刘启兵主张的债务无关。扣除2015年7月21日支付由李涛代收到的4000元，夏铭桢在当日仍欠刘启兵货款9300元。
鉴于夏铭桢在2015年4月23日立据后并无按约定在2015年4月27日付请所欠货款给刘启兵，应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刘启兵据此要求夏铭桢计付逾期利息，理据充分，该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卖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夏铭桢应自2015年4月28日起以当日尚欠货款13300元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逾期利息至2015年7月21日，自2015年7月22日起以尚欠货款9300元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逾期利息至该院确定还款之日止。根据上述的计算标准，刘启兵请求支付利息及来回起诉的费用1000元，未超出该计算标准，该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夏铭桢应偿还货款9300元及逾期利息1000元给刘启兵，限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二、驳回刘启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08元，由刘启兵负担235元，夏铭桢负担173元。
夏铭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夏铭桢已付清刘启兵的全部货款；2、案件全部诉讼费用由刘启兵承担；3、补偿夏铭桢来回应诉费用3000元。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准确，夏铭桢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了约定义务并付清全部货款，是刘启兵的无理要求导致双方的买卖合同终止且造成夏铭桢的损失，应予以赔偿。第一，一审法院认定夏铭桢未付清“欠条”8000元的数额，应该偿还刘启兵货款，理由是夏铭桢无及时与刘启兵对尚欠的货款进行结算并付清货款，所以是夏铭桢自身违约。但一审中夏铭桢提供的证据材料“欠条”、“收据”可以证明夏铭桢已付清刘启兵的货款，“欠条”对账不及时是因刘启兵未向夏铭桢提供送货收单据，并未向夏铭桢核准货物的数量和金额及退换产品。一审中刘启兵提供的四张送货单中共计13300元货物，只有2015年1月25日编号580971送货单是经由夏铭桢公司员工签字确认的单据。另外三张送货单并没有经夏铭桢公司确认签收，夏铭桢有理由否定收到货物。如签有“夏生”的送货单都要夏铭桢负责，于常理不符。第二，一审法院有误导现象。夏铭桢与刘启兵是经过一定时间合作的，而夏铭桢在履行合同约定范围分期付款是合理的，根据协商约定夏铭桢在合作期间应付、已付、未付刘启兵多少货款，以月结对账及送货单为准。所以夏铭桢于2015年1月20日通过银行汇款的5000元在本案是有效的付款，应予以采纳，“送货在前，立据在后”符合常理。刘启兵诉称夏铭桢拖欠2014至2015年的货款，而夏铭桢提供的证据是在2014到2015年所支付刘启兵的货款是属实的，与本案有直接关系。2015年1月20日付款5000元，2015年2月18日现金付款收据3000元，2015年5月7日现金付款收据4000元，2015年7月21日现金付款4000元（该笔钱由李涛代收）合计支付16000元，所以至2015年7月21日夏铭桢已完全付清刘启兵全部货款。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刘启兵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刘启兵是根据提供的送货单据和2014年11月22日1万元的欠条及2015年4月27日写的欠条来追讨货款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启兵向本院提交以下新的证据：1、2014年12月10日的送货单，编号为580987，拟证明刘启兵与夏铭桢存在买卖关系，该送货单与转账1万元有关系，但与刘启兵起诉夏铭桢借条中的1万元无关，刘启兵有送货到深圳公司而不是到肇庆。
经质证，夏铭桢认为：对上述送货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该送货单已经付款了，付款方式是现金支付，双方约定每月结总款，但并无分每笔钱与每批货一一对应之说。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二审争议的焦点是夏铭桢实欠刘启兵多少货款。刘启兵主张夏铭桢尚欠其货款23300元，其在一审诉讼中提供了借条、欠条和4张送货单予以证明。对于夏铭桢出具的2014年11月22日的借条（金额为1万元），一审法院认定夏铭桢于2014年12月9日通过汇款1万元向刘启兵付清了该货款，刘启兵对此未提出上诉，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对于刘启兵提供的四张送货单（合计金额13300元）的货款确认问题。夏铭桢在一审中对上述四张送货单进行质证时，仅承认收到2015年1月25日编号580971，货款4200元，不承认收到其余三张送货单的货物，并主张已于2015年1月20日通过银行汇款5000元已还清该笔4200元的货款，但汇款金额和货款并不一致，且“还款在前，送货在后”显然于常理不符。夏铭桢在2015年4月23日向刘启兵写下8000元的欠条并写明“实数以对账为准，以送货单为实”，而刘启兵认为实际欠款不止8000元，为此夏铭桢才在欠条注明上述内容。刘启兵提供了四张送货单货款共计13300元，其中包括夏铭桢承认已收到2015年1月25日编号580971的货物4200元，结合欠条内容，应认定刘启兵已完成对该四笔货物的买卖合同成立并履行了举证责任。夏铭桢主张两张收据（金额分别为3000元、4000元）属本案欠条的还款，但其在一审庭审中作出“2015年2月18日还款3000元、2015年5月7日还款4000元是以前我拖欠刘启兵货款，后来就向刘启兵偿还的”的陈述，故一审法院确认该两笔还款与本案刘启兵主张的债务无关的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夏铭桢对其余三联送货单不承认但并无提供证据推翻刘启兵的举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夏铭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刘启兵提供的四张送货单货款共计13300元予以确认并判决夏铭桢向刘启兵支付剩余的9300元货款及相应损失1000元的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对于夏铭桢上诉要求刘启兵支付其应诉费用3000元的问题。因夏铭桢一审中未提起反诉，本院对此不作审查和处理。
综上所述，夏铭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8元，由上诉人夏铭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日红
审 判 员 任喜跃
代理审判员 梁达明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邵丽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