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7民终27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新会支行，住所地：江门市新会区。
负责人：黄海清，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健、龙景明，均系广东金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健婷，女，1988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门市新会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荣裕，男，1980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门市新会区。
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伟斌、苏叶娉，均系广东高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美娥，女，1989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门市新会区。
中行新会支行上诉请求：一、撤销（2017）粤0705民初2436号民事判决书；二、判令陈健婷立即偿还信用卡透支金额人民币528185.2元给中行新会支行（其中本金413277.94元，透支利息77168.61元，滞纳金37738.65元，利息及滞纳金暂计至2016年2月10日，从2016年2月11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领用合同》的约定给付中行新会支行，即：透支利息为日息万分之五、按月计算复利，滞纳金为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百分之五计算）给中行新会支行；三、判令沈美娥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四、判令林荣裕承担其与陈健婷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上述共同债务528185.20元的共同清偿责任及由此引起的透支利息和滞纳金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领用合同》的约定给付中行新会支行；五、判令陈健婷、沈美娥、林荣裕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中行新会支行与陈健婷签订的借贷合同合法有效，陈健婷应根据合同的约定承担返还本息及违约金义务。1、陈健婷贷款的意思表示真实。首先，无任何相反证据证明陈健婷对于签订涉案贷款合同是虚假表示或受欺诈，对于贷款的意思表示明确。其次，购销合同是陈健婷提供的，其是明知相关贷款合同需要提供供销合同的，可以看出陈健婷知道涉案贷款合同的贷款条件、内容。最后，陈健婷辩称伪造购销合同是办理5万元的信用卡，但根据购销合同显示，该合同购买额高达数十万元，其提供高额购销合同，为了申请5万元额度的信用卡是完全不符合常理的；而且其一直有还款，数额已经超过5万元，显然其知道贷款合同的数额且自愿履行了合同。2、刑事判决书并未认定中行新会支行与黄耀威等人串通，或中行新会支行明知陈健婷签订相关贷款合同的行为目的，中行新会支行作为善意相对方，向陈健婷提供信用卡贷款的意思表示真实。3、在本案并不存在借贷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其他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刑事判决书也没有对相关贷款合同的效力认定无效。综上，本案为信用卡贷款关系，属信用卡纠纷。黄耀威等人及陈健婷利用虚假购销合同、收入证明骗取信用卡贷款，应当据此承担刑事责任。但中行新会支行作为善意相对方，向陈健婷提供信用卡贷款的意思表示真实，涉案相关贷款合同不当然无效。司法机关对黄耀威等人的行为的定性，并不影响中行新会支行依据合同要求行为人承担民事法律责任。在合同法上，陈健婷伪造购销合同的行为构成单方欺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中行新会支行享有撤销权，因中行新会支行并不主张撤销涉案贷款合同，故涉案贷款合同为有效合同，中行新会支行与陈健婷成立信用卡贷款关系，陈健婷拒不按合同约定返还本息已构成违约，应根据合同约定承担偿还本息及支付违约金等义务。二、一审认定本案是侵权纠纷，混淆了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依法应予改判。一审认定“对于款项的取得，并非源自于原告与被告陈健婷之间的真实借贷关系，而是包括黄耀威在内人员通过犯罪行为取得的，犯罪行为在民事法律关系中为侵权行为”，据此认定“包括黄耀威在内人员”是否包括陈健婷，一审对此并没有明确指出，若包括则陈健婷应与黄耀威等人承担刑事责任，若不包括则陈健婷与中行新会支行之间应属民事法律关系；其次，黄耀威取得款项，是陈健婷自愿请求中行新会支行指示交付的，这是陈健婷的真实意思表示，至于陈健婷指示交付给黄耀威作何用，不改变陈健婷自愿贷款出来使用的本意，借贷双方为真实的借贷关系；最后虽然是黄耀威直接取得款项，但只能说是黄耀威对陈健婷侵权，陈健婷受骗指示中行新会支行支付款项，其内部侵权关系与借贷双方的合同关系是毫无联系的，此责任不能转嫁于中行新会支行承担。而且，一审认定本案属侵权纠纷，却没有对本案合同效力做出任何认定，据此驳回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本案经刑事判决也侧面反映了各自的合同贷款应各自负责偿还。本案的诉讼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依据就是刑事判决书的刑事判项。刑事判项判决黄耀威、林仲欢、汤某犯骗取贷款罪，林仲欢、汤某对其以自己名义所借的款项向中行新会支行承担退赔责任。可以看出：1、陈健婷不属骗取贷款罪，或其他罪名；2、陈健婷不负向中行新会支行退赔的责任；3、黄耀威没有以自己的名义借贷，故不负中行新会支行退赔的责任；4、林仲欢、汤某以自己名义所借的贷款承担退赔责任；5、除林仲欢、汤某所借的贷款需要退赔外，陈健婷所借贷款部分没有判决任何人承担退赔责任。根据上述5点可以看出：1、刑事的审理结果为陈健婷与中行新会支行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涉及经济犯罪；2、刑事判决书确定对于个人所借贷款应由个人负退赔责任；3、经刑事审判后，陈健婷所借贷款由谁返还和双方之间属何法律关系的问题尚未处理。综上，对于刑事判决不调整的法律关系应属民事法律关系，刑事判决书无法弥补的损失应通过民事途径追偿，而根据刑事判项也可以侧面反映出应由合同贷款方各自负责所借贷款的偿还义务。四、根据公平原则，涉案贷款本息及违约金等义务也应当由陈健婷负担。刑事判决书仅判决由林仲欢、汤某退赔其各自所借贷款，除此之外无任何生效法律文书对陈健婷所借贷款作出处理，中行新会支行至今未通过刑事判决的执行挽回其贷款损失。既然刑事判决书并不处理陈健婷所借贷款的偿还问题，通过刑事追偿显然已经不能弥补中行新会支行的损失，只能通过民事法律途径进行追偿。中行新会支行依据生效合同向本案陈健婷等人主张偿还贷款本息及违约金等义务是符合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的。综上所述，黄耀威骗取陈健婷办理贷款与中行新会支行是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的，属其内部关系，中行新会支行与陈健婷之间属合同关系，该关系不因陈健婷与他人的关系改变其性质及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一审将黄耀威与陈健婷的侵权关系和中行新会支行与陈健婷的合同关系混淆在一起，导致错误处理。涉案相关合同是履行合同约定条款作为履约的目的，并非必然向陈健婷直接支付款项为目的，中行新会支行根据贷款人的指示支付了款项即履行了合同的义务，其内部究竟属转贷关系还是侵权关系在此均不影响借贷双方成立有效的信用卡贷款，还款义务应由陈健婷承担。此外，本案根据“先刑后民”的处理原则，经刑事审理后，属经济犯罪的应在刑事判决中进行定罪、退赃，但尚未处理的法律关系，就不属于刑事管辖的范畴，应由民事法律关系处理，而且根据刑事判项可以清晰了解到刑事的处理原则是各自负责贷款返还义务。而综合上述分析可知中行新会支行与陈健婷之间的合同合法有效，陈健婷应根据合同的约定承担返还本息及违约金等义务，一审判决混淆了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没有查清本案属真实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请贵院查清事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法予以改判。
陈健婷、林荣裕共同辩称：一、一审判决以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和法律关系为基础，对本案的事实和法律关系作出认定，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之规定，一审判决合法、合理，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7刑初44号刑事判决书己认定本案涉诉款项是罪犯黄耀威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触犯骗取贷款罪。涉诉款项属于违法犯罪所得的财物，中行新会支行应首先通过刑事退赃程序向罪犯黄耀威主张。刑事判决书认定罪犯黄耀威承担骗取贷款罪的责任，即刑事判决书己否定了相关合同的合法有效性。三、中行新会支行与陈健婷签订的《“大额分期”业务借款协议书》，属无效合同，中行新会支行不能根据该协议书向陈健婷主张返还本息及违约金的责任。1、陈健婷与中行新会支行间的民事法律行为，不是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之规定，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必须同时满足法定的三个条件。然而，《“大额分期”业务借款协议书》签订的民事法律行为，存在意思表示不真实及触犯《刑法》的违法情形。具体如下：意思表示不真实——陈健婷原意是申请5万元的信用卡，但罪犯黄耀威串通中行新会支行的工作人员刘智杰为其办理“大额分期”业务，陈健婷自始至终没有需大额消费的意思表示，陈健婷更不知道开办信用卡的资料中有大额消费的内容存在。中行新会支行在上诉状中称陈健婷提供《购销合同》，陈健婷是在罪犯黄耀威被捕后，中行新会支行突然通知陈健婷还巨额透支款，然后陈健婷等一众受害者上中行新会支行处投诉时，中行新会支行才首次从档案资料中将本案涉讼相关法律文件给回一套陈健婷。在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5）江新法三民初字第75号案中“开庭笔录”证人汤某承认当初的贷款资料五万元的收入证明是其受罪犯黄耀威的指示提供给中行新会支行的刘智杰。《购销合同》也是由中行新会支行为的刘智杰配合罪犯黄耀威骗取贷款而虚构出来的。陈健婷完全不清楚里面有份40万元购买2支红酒的合同，另外，中行新会支行在上诉状中称“陈健婷一直有还款，数额已经超过5万元。”但在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5）江新法三民初字第75号案中“开庭笔录”证人汤某承认涉案的贷款由罪犯黄耀威来偿还，截止2015年4月7日大概还了20000元。证人汤某因协助他人提供虚假证明资料等，也被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5刑初528号刑事判决书判因罪犯汤某犯骗取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5个月。违反法律——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7刑初44号刑事判决书己认定本案涉诉民事法律行为存在欺骗性，是非法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相关人员已被判处刑罚。因此，本案相关合同行为不具有合法性。2、《“大额分期”业务借款协议书》属无效合同。依《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三）、（五）项“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大额分期”业务借款协议书》因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及触犯《刑法》的违法情形，应属无效合同。具体如下：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罪犯黄耀威想在中行新会支行处骗取贷款使用，进而串通中行新会支行的工作人员刘智杰以开立信用卡为榥子，欺骗陈健婷和林荣裕到中行新会支行处签订本案相关虚假法律文件，骗取中行新会支行的贷款。本案涉讼文件记载的内容均是虚假的。违反法律——（2016）粵07刑初44号刑事判决书己认定《“大额分期”业务借款协议书》是罪犯黄耀威为骗取中行新会支行贷款的虚假合同，并触犯《刑法》，相关人员已被判处刑罚。四、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侵权纠纷的法律定性正确。侵权纠纷需要理清过错责任问题，而中行新会支行在本案中有重大过失责任，涉讼款项的损失应由中行新会支行与罪犯黄耀威承担，与陈健婷、林荣裕无关。中行新会支行据以主张诉求的合同关系己被相关的刑事判决予以否定。1、刘智杰作为中行新会支行的工作人员，与罪犯黄耀威串通欺骗陈健婷开卡及盗用资金，刘智杰职务行为的后果应由中行新会支行承担。2、本案涉讼款项成功被罪犯黄耀威与刘智杰串通骗取，中行新会支行负有重大过失责任。首先，刘智杰作为中行新会支行的员工，与客户签订任何文件都负有阐明风险的责任。中行新会支行因没有监督管理好，让刘智杰与罪犯黄耀威钻了空子，利用了陈健婷对中行新会支行国企身份的信任及罪犯黄耀威亲情的信任，没有细看下就在空白的开信用卡文件上签名。其次，本案证据显示中行新会支行内部管理混乱。中行新会支行提供的证据“信用卡资金划账授权书”授权“大额分期”业务的款项划入罪犯林仲欢在中行新会朱紫路支行的账号为62×××50，授权日期：2014.3.20。然则，实际上陈健婷在3月21日才去申请长城信用卡。由此可见，中行新会支行管理之混乱。最后，中行新会支行要求陈健婷还款有短信提示，但该信用卡在激活及转走里面40万元时却没有任何信息提示，显然是中行新会支行的管理上存在漏洞给员工刘智杰钻空子，故意不短信通知陈健婷，这里涉及到客户的重大利益。中行新会支行员工的行为归属于中行新会支行，是中行新会支行欺骗陈健婷，由此产生的损失应由中行新会支行自行承担。3、本案涉讼款项能被罪犯黄耀威骗取，中行新会支行负有未履行审查义务的过错。依《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之规定，中行新会支行依法负有严格审查的义务。本案正因中行新会支行没有履行法定的严格审查义务，造成涉讼款项被案外人罪犯黄耀威骗取，中行新会支行负有法定重大过错。五、中行新会支行以罪犯黄耀威犯罪过程中虚构的法律文件向陈健婷、林荣裕主张合同权利，是对刑事判决犯罪事实定性的实质性变更，涉案的合同不具有合法性，是无效的。另外，陈健婷完全没有使用过涉案的款项，其也是受害人，因此，中行新会支行的损失不应由陈健婷和林荣裕承担。综上，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中行新会支行的上诉请求。
本案二审法庭调查期间，中行新会支行补充如下上诉意见：生效的刑事判决书已经查明陈健婷办理大额分期贷款是用于出借给黄耀威这一事实，这个事实在生效的（2016）粤0705刑初528号判决中的第27页证人陈健婷的证言中有记载，证实陈健婷和林荣裕办理信用卡是用于出借给黄耀威，陈健婷本人的证言与黄耀威是相对应的，黄耀威供述在第34页第二段，称陈健婷等人在银行办理贷款后贷款都是借给黄耀威使用的，都是月息两分利息，这些人都知道在银行办理大额分期这件事，而办理该业务都需要当事人到现场签名，是不能代办的，所以他们都是知晓此事的。该判决也与（2016）粤07刑初44号刑事判决中黄耀威本人的供述和辩解是一致。这一事实在生效的刑事判决是有确认的。
陈健婷、林荣裕补充答辩意见如下：中行新会支行补充的上诉意见所涉及的事实与本案无关，而且其所指向的判决书内容无法看出与陈健婷及林荣裕有关联。
沈美娥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也无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
中行新会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健婷立即偿还信用卡透支金额528185.2元给中行新会支行（其中本金413277.94元，透支利息77168.61元，滞纳金37738.65元，利息及滞纳金暂计至2016年2月10日，从2016年2月11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领用合约》的约定给付，即：透支利息为日息万分之五、按月计算复利，滞纳金为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百分之五计算）；2、判令沈美娥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判令林荣裕承担夫妻存续期间的上述共同债务528185.20元，由此引起的透支利息和滞纳金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领用合约》的约定给付；4、由陈健婷、沈美娥、林荣裕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健婷与林荣裕是夫妻关系。2014年3月20日，陈健婷向中行新会支行申请开立长城信用卡。同年5月22日，中行新会支行与陈健婷签订一份《中银信用卡高端客户“大额分期”业务借款协议书》，约定陈健婷因资金周转需求，向中行新会支行申请开立信用卡，中行新会支行根据陈健婷的需要办理分期付款，并向陈健婷收取一定手续费。本合同约定中行新会支行同意授予陈健婷信用卡“大额分期”授信额度为40万元，用途为大额购物。该款划至林仲欢在中行新会朱紫路支行的帐户。同日，林荣裕向中行新会支行出具同意函，确认与陈健婷是夫妻关系，上述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同日，沈美娥也同中行新会支行签订一份《中银信用卡“大额分期”最高额保证合同》，为陈健婷上述债务最高40万元内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上述合同签订后，中行新会支行于2014年5月28日根据合同约定向林仲欢的帐户划付了借款40万元。但陈健婷没有按照约定偿还借款，自2014年6月10日出现欠款现象，中行新会支行遂提起本讼。
另查明，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日作出（2016）粤07刑初44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中被告人为黄耀威，因被指控犯骗取贷款罪等被提起公诉，其中对于骗取贷款罪查明黄耀威明知陈健婷等人在不符合贷款条件的情况上，指使陈健婷等人与中行新会支行签订《中银信用卡高端客户“大额分期”业务借款协议书》、《借款借据》等，骗取银行大额消费贷款和家居装修贷款，合计金额960万元。黄耀威控制、使用了上述款项，除归还部分本息外，造成银行损失5108717.163元。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作出判决：黄耀威犯骗取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与其他犯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刑期八年，并处罚金32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立案时案由为信用卡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的规定，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日作出（2016）粤07刑初44号《刑事判决书》为生效的法律文书，其中认定的事实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根据上述判决书可知，涉案款项是由黄耀威明知陈健婷不符合贷款条件的情况下，仍然指使陈健婷伪造相应的资料，与中行新会支行签订了《中银信用卡高端客户“大额分期”业务借款协议书》，骗取中行新会支行所得的款项。对于涉案款项的取得，并非源自于中行新会支行与陈健婷之间的真实借贷合同关系，而是由包括黄耀威在内人员通过犯罪行为取得的，犯罪行为在民事法律关系中为侵权行为，因该侵权行为，造成了中行新会支行涉案财物的损失。因此，对于涉案款项，中行新会支行可以按侵权的法律关系主张权利。中行新会支行起诉时以信用卡纠纷之诉主张权利，该纠纷为合同之诉，即中行新会支行的主张与该院查明认定的法律关系并不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的规定，该院向中行新会支行作出了释明，要求中行新会支行变更诉讼请求。但中行新会支行依然坚持以该法律关系主张权利，拒不变更。中行新会支行主张的信用卡法律关系缺乏相应证据证明，该院对中行新会支行主张的法律关系不予确认，中行新会支行据此主张本案权利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因沈美娥经该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的规定，本案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该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中行新会支行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4540.93元，保全费3170元，合计7710.93元，由中行新会支行负担。
经二审审理，本院依法确认一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中行新会支行上诉主张其与陈健婷、林荣裕签订的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并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陈健婷、林荣裕逾期还款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本案属于信用卡纠纷，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为侵权纠纷不当。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据此，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具体内容，应当在判决主文中写明；其中，判决前已经发还被害人的财产，应当注明。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通过刑事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程序予以处理。”本案中，本院作出的（2016）粤07刑初44号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生效刑事判决认定黄耀威实施骗取贷款犯罪行为并判处相应刑罚，但对于黄耀威实施骗取贷款罪的行为而非法占有、处置的涉案财产并未判处追缴或责令退赔，中行新会支行因黄耀威实施骗取贷款犯罪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已不能通过刑事判决追赃程序主张权利的情况下，若不允许中行新会支行通过民事途径来实现权利救济其因黄耀威实施犯罪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将无法得以弥补，允许中行新会支行通过民事途径来实现权利救济并不违背法律原则和精神，法律亦未明确禁止，故中行新会支行有权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本院（2016）粤07刑初44号刑事判决认定“2012年12月至2014年5月期间，被告人黄耀威在明知他人不符合贷款条件的情况下，指使汤某、林仲欢、黄玉悦、苏其育、张紫金、周永乐、欧金凤、赵富祥、林弟均、陈福华、陈铸、陈健婷、钟德志、何杰斌、李金壶、黄健敏、李丽、林锡然、高艳红等19人伪造购销合同、收入证明等文件，与中国银行江门新会支行签定了《中信银行卡高端客户“大额分期”业务借款协议书》、《借款借据》等，骗取银行大额消费贷款和家居装修贷款合共25笔，款项合共人民币960万元。被告人黄耀威控制、使用了上述款项，除归还部分本金利息外，造成银行损失金额合共人民币5108717.163元。”该刑事判决已对黄耀威、陈健婷等人的涉案行为进行了定性，即中行新会支行包括本案在内的财产损失合共人民币5108717.163元均属于黄耀威指使陈健婷等19人通过伪造购销合同、收入证明等文件骗取银行贷款而造成的损失，该事实认定实质上是将中行新会支行包括本案在内的财产损失合共人民币5108717.163元认定为包括黄耀威在内的人员通过实施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陈健婷等19人受黄耀威指使而与中行新会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属于黄耀威实施犯罪的一种手段方式，并非真正的借贷合同关系所形成的合法民事法律行为，黄耀威通过实施上述手段方式成功骗取贷款而造成中行新会支行损失的违法行为被刑事追责，刑事犯罪行为在民事法律关系中表现为侵权行为，虽然陈健婷等19人受黄耀威指使而实施的行为并未被刑事追责评判，但这只是各侵权行为人因各自侵权行为的严重程度、作用大小及主观过错不同而对其是否受到刑事追究产生影响所致。故本案中行新会支行涉案财物的损失应属于侵权行为所致，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为侵权纠纷并无不当，中行新会支行可按侵权法律关系主张权利。一、二审法院已依法行使释明权而中行新会支行明确表示不变更诉讼请求，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中行新会支行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中行新会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70元，由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新会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梁秉锋
审 判 员 李 海
审 判 员 张萍辉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吴飞凡
书 记 员 胡秀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