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粤民申823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广东省珠江甘蔗试验场。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法定代表人：曾权威。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军，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凌红贞，女，1934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顺义，男，1951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广州市番禺区土地开发中心（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征用土地办公室、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办公室）。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东兴路**号。法定代表人：仇金荣。再审申请人广东省珠江甘蔗试验场（以下简称珠江甘蔗场）因与被申请人凌红贞、广州市番禺区土地开发中心（以下简称番禺土地开发中心）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1民终106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珠江甘蔗场申请再审称，（一）本案树木处于我方建设用地范围内，根据我方与番禺土地开发中心之间的补偿协议，建设用地上的树木是没有补偿的。（二）在拆迁前，我方已通知包括屈志廉在内的原场民，番禺土地开发中心将于下周二（6月17日）对我场剩余房屋进行拆除，树木的清理与我方的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我方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三）凌红贞并没有涉案林木的所有权，其主张的林木权没有依据《森林法》的规定由人民政府先行处理。（四）一审法院调取的《树木清查明细表》没有任何一方的签章，缺乏有效证据要件，属于孤证，不能单独作为凌红贞主张林木情况的证据材料，且凌红贞的主张与该表也有出入。（五）本案发生在2008年6月，为群体性案件而非连带债权债务，陈文珠等人信访和起诉的行为不能引发群体中其他人诉讼时效的中断，凌红贞从未主张过权利，其现在基于个案提出树木赔偿，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六）番禺土地开发中心是本案的收地、拆迁方，如果要赔偿，也应当由其赔偿。综上，请求立案再审。凌红贞答辩称，（一）我的丈夫屈志廉生前根据民风民俗在自己房前屋后种植树木，绿化环境，符合家居常规，珠江甘蔗场从未提出异议，且其在房屋拆迁前派专人对我所住的地址、树木的种类、数量、高度等作了详细登记予以确认，故涉案树木的所有权依法归我所有。（二）由于珠江甘蔗场没有在拆迁前将树木的归属拆迁赔偿搬迁告知我方，我误以为树木拆除后一定会给予补偿，在2009年2月24日彭保全的信访回复中才知道没有补偿，后陈文珠代表场民向番禺区征地办公室进行集体信访，答复为“……等法院裁决后，按照法律的裁定结果执行”。场民陈文英等人的涉案树木赔偿案判决生效后，陈文珠等人向番禺区国土局信访要求赔偿被拆除的树木，该局2015年10月11日回复称“可参照陈文英的民事案件提交法律解决”，故诉讼时效依法中断。（三）《树木清查明细表》中虽然没有珠江甘蔗场的公章，但该证据是珠江甘蔗场的委托律师梁菁在另案诉讼中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并当庭予以确认，其现在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不当。（四）珠江甘蔗场作为拆迁协议的相对方，有义务将拆迁协议所涉及的财产范围、是否有补偿及补偿标准、拆迁时间等告知我方，但其没有告知，致使我方丧失自行移植树木等减少损失的机会，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请求驳回珠江甘蔗场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从珠江甘蔗场的再审申请理由看，本案争议焦点为凌红贞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涉案树木的权属是否有争议、《树木清查明细表》应否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珠江甘蔗场对凌红贞的树木损失是否具有过错以及番禺土地开发中心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对此分述如下：根据查明的事实，番禺土地开发中心收回珠江甘蔗场土地的行为发生在2008年，树木损毁损失涉及珠江甘蔗场内多名职工，权利受到损害的职工多次为此主张权利，形成群体性纠纷。珠江甘蔗场的另一位职工彭保全为树木损失补偿事宜向政府机关信访，政府机关于2009年2月24日以番化访【2008】82号《关于彭保全信访案件的复函》答复彭保全，屋前屋后树木不作补偿。至此屈志廉才知道权利被侵害，诉讼时效由此起算。此后珠江甘蔗场另一职工陈文珠等人先后于2010年、2011年代表珠江甘蔗场的职工向政府机关信访，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征用土地办公室作出的信访复函称，珠江甘蔗场职工私人宿舍屋前屋后的果树补偿问题，已进入司法程序，待法院裁决后将按照法院裁决结果执行。在二审法院对珠江甘蔗场另一职工陈文英主张的果树赔偿问题作出终审判决后，陈文珠等人再次于2015年10月11日向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番禺区分局信访，该局回复称，可参照陈文英的民事案件提交法院解决。从上述事实看，在处理与本案有关群体性纠纷中，珠江甘蔗场的职工代表为树木损失赔偿问题多次向政府机关主张权利，二审法院认为诉讼时效期间因此中断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屈志廉去世后，凌红贞于2016年7月提起本案诉讼，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珠江甘蔗场认为陈文珠等人的信访行为不能代表凌红贞，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屈志廉在其居住的房屋前后种植零星树木，珠江甘蔗场对此并无异议，且珠江甘蔗场在房屋拆迁前对树木所处位置、数量、高度、树冠直径和树径进行测量并造册登记，故珠江甘蔗场对屈志廉为涉案树木所有权人是认可的，其现以涉案树木未经政府部门确权为由否认屈志廉的继承人凌红贞对涉案树木的所有权，依据不足。在一审法院审理的（2010）番法民一初字第3234号、3235号、3236号和3243号原告彭保全、许凤琼、陈文英、冯伟洪诉被告珠江甘蔗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四案中，珠江甘蔗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菁律师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树木清查明细表》，拟证明珠江甘蔗场对农场职工种植树木的地址、种类、数量、树径和高度进行登记确认。该表记载屈志廉种植的树木为5棵。凌红贞认可该表的真实性，但仅主张补偿4棵树木的损失。原审采信《树木清查明细表》，确认屈志廉种植的树木为5棵，并按凌红贞主张的4棵树木判令珠江甘蔗场予以赔偿，处理正确。现珠江甘蔗场否认《树木清查明细表》的真实性，与其在上述案件中提交该证据的行为相悖，本院不予支持。番禺土地开发中心对珠江甘蔗场采取包干方式进行整体补偿，补偿款已支付给珠江甘蔗场，而珠江甘蔗场是涉案土地原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以及珠江甘蔗场职工的所在单位，在与番禺土地开发中心进行收回土地的协商和签订补偿协议时已经知道安置方案对涉案树木不作补偿，珠江甘蔗场本应将此情况告知场内职工凌红贞而没有告知，导致凌红贞以为树木被损毁可以获得补偿，而失去其自行移植等减少损失的机会，珠江甘蔗场对此具有过错，应作相应赔偿。原审参照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番府【2007】69号文件中关于各类果木按照500元/棵赔偿的标准，酌定按330元/棵的标准进行补偿，处理恰当。珠江甘蔗场申请再审主张其已向原场民包括凌红贞履行了通知义务，但从其陈述的通知内容看，其仅通知了拆除房屋的时间，并未通知涉案树木不作补偿。故珠江甘蔗场即使已发出该通知，仍需因未告知凌红贞涉案树木无补偿而承担赔偿责任。凌红贞的树木损失并非因拆迁行为不当引起，而是义务人未履行告知义务所致。珠江甘蔗场以番禺土地开发中心系拆迁人为由主张应由番禺土地开发中心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考虑到番禺土地开发中心与珠江甘蔗场就收回涉案土地签订了补偿协议，番禺土地开发中心以整体补偿的方式对珠江甘蔗场进行补偿并已经付清补偿款，对于珠江甘蔗场职工的各项财产是否补偿及补偿标准，应由珠江甘蔗场履行告知义务，原审判令番禺土地开发中心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处理恰当。综上，珠江甘蔗场申请再审缺乏充分理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广东省珠江甘蔗试验场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林振华审判员  洪望强审判员  强 弘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七日书记员  刘德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