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嘉商终字第5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樊秀玲。
委托代理人：杨立中。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方荣。
委托代理人：张勤华、张振，浙江峻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明祥。
上诉人樊秀玲因与被上诉人沈方荣、赵明祥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2014）嘉盐商初字第8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樊秀玲委托代理人杨立中，被上诉人沈方荣的委托代理人张勤华、张振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赵明祥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09年7月至同年9月期间，樊秀玲向案外人丁春兰采购服装面辅料，上述服装面辅料均送货至沈方荣处，由沈方荣进行来料服装加工，其中：2009年7月26日至同年9月7日期间，案外人丁春兰分41次向沈方荣交付服装面辅料价值共计562112.5元，并形成对应的41份提货欠款单；另，2009年7月24日至同年8月7日期间，案外人丁春兰分16次向沈方荣交付服装面辅料价值共计173665.55元，并形成对应的16份提货欠款单。
2009年8月7日至同年8月27日期间，樊秀玲向案外人霍烈采购毛领后，分10次向赵明祥交付毛领，毛领数量合计2851条，并形成对应的10份入库单，赵明祥在10份入库单收货人处签字确认，上述毛领均由沈方荣收讫。
樊秀玲丈夫杨立中曾出具给沈方荣一份载明为新疆乌鲁木齐边疆宾馆2156房间杨春峰，0991-6226555，135××××7546的发货地址，该发货地址载明的杨春峰手机号码与樊秀玲使用的手机号码完全一致。依据该发货地址，2009年8月5日至同年9月20日，沈方荣向杨春峰交付服装合计115包。
2009年8月5日，沈方荣经由赵明祥向樊秀玲交付加工服装550件，樊秀玲丈夫杨立中在送货单上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名，送货单载明件数为550件，加工费单价为45元，金额为22550元。2009年8月23日，沈方荣经由赵明祥向樊秀玲交付加工服装1100件，樊秀玲丈夫杨立中在送货单上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名，送货单载明件数为1100件，加工费单价为45元，金额为49500元。
2009年12月5日，樊秀玲丈夫杨立中出具给案外人丁春兰一份委托书，载明：褚小妹，杨立中全权委托丁春兰、骆春霞承办存放在褚小妹处的货物。因无力支付货款，故将全部货物抵押给丁春兰、骆春霞。货物如下：真毛领1300条左右、服装905＋906：4528件左右、成品902：1000件。后因樊秀玲结欠沈方荣加工费，沈方荣拒绝将加工的服装交给案外人丁春兰。
案外人霍烈向沈方荣出具了一份书面证明，载明：狐狸黑2**套，狐狸棕72套，浩毛带门巾155套，浩毛无门巾533套，袖口毛162只，2010年霍烈收1040套毛领。
樊秀玲共计通过赵明祥向沈方荣支付加工费113049.99元。
（2010）嘉盐商初字第3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案涉服装加工业务系樊秀玲与沈方荣及其妻子一起在丁春兰处商谈的，樊秀玲系服装面辅料的买受方，其自行采购服装面辅料，由沈方荣进行加工、制作服装。依据该生效民事判决书，樊秀玲应支付案外人丁春兰服装面辅料款562112.5元。
（2013）浙商提字第10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杨立中、杨春峰系樊秀玲的丈夫和儿子，樊秀玲或杨立中与案外人丁春兰、沈方荣存有服装面辅料的买卖事实和服装的加工关系。
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庭审笔录中，沈方荣陈述：有二、三千件服装没有交付，总共有九千件左右，未交付的货物因为发霉处理掉了，之所以留下部分服装是因为加工方要求暂缓发货，而且加工方还拖欠沈方荣的加工费未付。
在原审诉讼中，樊秀玲陈述：案涉毛领均由其向案外人霍烈采购，但其仅收到毛领1770套。沈方荣陈述：其未交付的服装在2012年农历年底打包卖掉，价款为10000元左右。
2014年6月23日，樊秀玲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沈方荣、赵明祥赔偿樊秀玲货物损失880890.34元；沈方荣、赵明祥赔偿樊秀玲货物损失的利息211413.68元人民币，暂从2009年10月31日起算至2014年10月30日止按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6%计算；沈方荣、赵明祥赔偿做坏903款服装的国内国外运费和在乌鲁木齐的改装费用，共计137926元；4、沈方荣、赵明祥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沈方荣在原审中答辩称：1、本案诉争的服装加工是沈方荣与桐乡市崇福万鑫制衣厂（以下简称万鑫制衣厂）之间发生的，万鑫制衣厂在委托沈方荣时并没有披露其是受樊秀玲委托加工服装的，沈方荣一直认为服装加工的相对人是万鑫制衣厂，所以樊秀玲无权对存放于沈方荣处的服装主张权利。如果最终认定樊秀玲是服装的权利人，那么沈方荣要求樊秀玲支付加工费275000元；2、樊秀玲诉称沈方荣未发货的服装数量缺乏事实依据，沈方荣案涉服装加工中实际加工的数量最多不超过9000件，浙江省高院判决书中认定的发货115包是有误的，实际应该是120包，即4926件，万鑫制衣厂收货是1650件，沈方荣实际发货6612件，未发货的数量应为2388件。另外，樊秀玲诉请的毛领已经由万鑫制衣厂取回了；3、未发货的服装是因为委托方没有按约向沈方荣支付加工费，沈方荣行使留置权，由于委托方迟迟不付款，所以沈方荣就将留置的服装进行了变卖，沈方荣行使的变卖行为是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的维权行为，而不是侵权行为；4、樊秀玲主张的赔偿利润损失，作为沈方荣是无法预料的，所以该项主张缺乏法律的依据；5、造成樊秀玲、沈方荣之间多次成诉的原因是樊秀玲方隐瞒事实真相、逃避债务，在前述案件受理阶段不积极应诉处理，造成被留置的服装积压三年之久，如果在丁春兰起诉的时候，樊秀玲及时出现并妥善处理，那么本案的纠纷或许不可能发生了，所以樊秀玲应该对其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请求法庭驳回樊秀玲对沈方荣的诉讼请求。
赵明祥在原审中答辩称，案涉服装加工业务是因案外人霍烈做服装加工来不及，叫其帮助找加工单位，其帮忙联系了沈方荣来为樊秀玲加工服装。而因为霍烈、樊秀玲与沈方荣不熟悉，故由其负责作为中间人，帮助他们就服装加工业务进行沟通以及服装质量的把关，其也帮助霍烈、樊秀玲与沈方荣三方进行服装转运，所以有关单证上其也签名了，樊秀玲丈夫即本案代理人杨立中也确实将加工款通过赵明祥进行转交，所收到的加工费也交付了沈方荣，其更没有私自卖过案涉服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案涉服装加工合同关系的认定问题；2、沈方荣留置加工服装的行为是否合法；3、沈方荣、赵明祥应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首先，针对案涉服装加工合同关系的认定问题。所谓加工是指承揽人以自己的技能、设备和劳力，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将定作人提供的原材料加工为成品，定作人接受该成品并支付报酬的合同。案涉服装加工未形成任何书面合同，这也是案涉争议不断成诉的根源。本案中，樊秀玲向沈方荣实际交付了服装面辅料及毛领，樊秀玲还通过赵明祥向沈方荣支付了部分加工费，相对应的，沈方荣也向樊秀玲交付了部分加工完成的服装。更关键的是，2009年12月5日，樊秀玲丈夫杨立中出具给案外人丁春兰一份委托书，委托书载明其因无力支付货款，将存放于沈方荣处的全部服装抵押给案外人丁春兰。以上事实已充分证明樊秀玲与沈方荣系案涉加工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亦即樊秀玲与沈方荣系案涉服装加工的定作方与加工方。樊秀玲主张赵明祥系服装加工方，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樊秀玲与沈方荣之间的加工合同关系，因双方并未订立书面合同，如何厘定合同内容成为本案争议处理的关键。关于加工标的物服装的款式及数量：樊秀玲主张加工服装的款式为902款、903款及905款，未收到的加工服装款式为902款及905款，但樊秀玲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结合全案证据也无法认定加工服装的款式，故原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对于加工服装的数量。樊秀玲主张按其交付的服装面辅料结合不同款式服装加工需要的面辅料，估算加工服装数量应为9280件。但客观的说，服装加工过程中不可能避免因面辅料裁剪、生产损耗造成用料不均或原料废弃，结合全案证据，案涉加工服装的总量是无法确定的，本案中能够确定的是沈方荣已向樊秀玲交付的服装数量，即：沈方荣向樊秀玲儿子杨春峰交付的服装合计115包，2009年8月5日和同年8月23日沈方荣经由赵明祥向樊秀玲交付加工服装合计1650件。对于沈方荣未交付的服装数量。根据沈方荣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庭审中的陈述，其未交付樊秀玲的服装数量为两、三千件，原审法院酌定沈方荣未交付的服装数量为3000件。对于案涉服装加工的加工费单价。根据赵明祥提供的两份送货单，其显示服装加工费单价为45元／件，且樊秀玲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也无异议，故原审法院认定案涉服装加工费单价为45元／件。对于案涉服装加工中的毛领数量。樊秀玲通过赵明祥向沈方荣交付的毛领合计为2851套，沈方荣向案外人霍烈归还1040套毛领，结合樊秀玲自认其收到毛领1770套，沈方荣未向樊秀玲交付的毛领数量应为41套。其次，针对沈方荣留置加工服装的行为是否属于依法行使留置权的问题。在加工合同关系中，加工方负有按照合同的约定完成特定工作并向定作方交付工作成果的义务，定作方则负有按照合同约定期限支付报酬的义务，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定作方应于接受工作成果的同时支付报酬，完成的工作成果可以部分交付的，加工方部分交付工作成果时，定作方应相应支付部分报酬。定作方未按照约定期限支付报酬的，加工方对完成的工作成果享有留置权。本案中，樊秀玲委托沈方荣进行服装加工，在沈方荣向樊秀玲交付服装115包并1650件，已交付服装数量应当不低于6000件。对于樊秀玲应支付给沈方荣的加工费，原审法院酌定为270000元。但樊秀玲仅向沈方荣支付加工费113049.99元，樊秀玲未支付的加工费为156950.01元。沈方荣实际留置的服装数量为3000件，对其留置的服装价值，原审法院酌定为245250元。沈方荣未交付樊秀玲的毛领为41套，相应的毛领价值原审法院酌定为14000元。根据法律规定，留置财产为可分物的，留置财产的价值应当相当于债务的数额。本案中，案涉加工的服装为可分物，沈方荣留置的服装价值明显超过其债务的数额，构成了不正当行使留置权。留置权人还应当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保管留置财产。留置权人对保管未予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的，即为保管不善，因此而导致留置财产毁损、灭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沈方荣留置的服装因发霉而被其变卖，其留置行为明显存在保管不善的情形，其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由于樊秀玲结欠沈方荣加工费156950.01元未付，且沈方荣抗辩要求樊秀玲承担给付加工费的民事责任，故原审法院在沈方荣的赔偿款项中直接扣减上述加工费金额，沈方荣实际应当赔偿樊秀玲102299.99元。综上，樊秀玲与沈方荣之间的加工合同关系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故为有效。沈方荣不当行使留置权且因保管不善导致留置服装因发霉而被其变卖，沈方荣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亦即沈方荣应赔偿樊秀玲102299.99元。樊秀玲主张沈方荣赔偿樊秀玲服装损失的利息及因服装质量问题造成的各项损失合计137926元，因其未提供充分证据支持其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樊秀玲主张赵明祥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百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三十条、第二百三十一条、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沈方荣赔偿樊秀玲樊秀玲经济损失102299.99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清结；驳回樊秀玲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872元，由樊秀玲负担14552元，沈方荣负担1320元。
宣判后，樊秀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对案件基本事实没能查清。（一）原审法院认定，沈方荣于2009年8月5日经赵明祥向樊秀玲交付加工服装550件、于2009年8月23日经赵明祥向樊秀玲交付加工服装1100件，属于认定错误，该事实不存在。（二）原审法院认定加工费单价每件45元属于认定错误，实际加工费大多为每件30元，部分为每件20元。（三）原审法院将沈方荣向案外人霍烈交付的1040套毛领视为向樊秀玲交付不妥，因为未经樊秀玲同意。沈方荣应返还1441套毛领或等值金额。二、原审法院对证据认证方式错误导致驳回樊秀玲合理诉求。本案中，沈方荣交付的货物不能符合外国客户的需求，导致退货，给樊秀玲造成了损失，且该事实已有证人证言予以证明，原审法院没有采纳是错误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1、沈方荣、赵明祥赔偿樊秀玲经济损失880890.34元；2、沈方荣、赵明祥赔偿樊秀玲运费及改装费137686元；3、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沈方荣、赵明祥负担。
沈方荣二审中答辩称：一、樊秀玲对赵明祥提供的2份送货单提出异议，但是未提供反驳证据加以推翻，故原审对该2份送货单予以认定，符合举证责任规则。二、霍烈签收毛领的行为对樊秀玲有约束力。在本案服装加工过程中，樊秀玲自认与沈方荣不认识，而是与霍烈、赵明祥洽谈加工业务，霍烈和赵明祥未向沈方荣披露过樊秀玲是真正的委托加工方。故原审法院认定沈方荣向霍烈交付毛领的行为对樊秀玲有约束力是正确的。三、樊秀玲主张要求沈方荣承担服装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137926元，缺乏证据支持，也已过质量异议期限。四、樊秀玲主张权利已过诉讼时效。樊秀玲在原审中自认加工合同有效期至2009年10月30日止，主张利息损失的起算点从2009年10月31日起计算，由此表明樊秀玲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从2009年10月31日起受到了侵害，诉讼时效至2011年10月31日届满。五、沈方荣行使留置权合法、合理，并无不当。六、樊秀玲是酿成本案以及与本案相关的一系列诉讼案件的始作俑者，过错责任全部在樊秀玲，应承担全部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依法裁判。
赵明祥在二审中未作答辩。
二审审理中，樊秀玲提供如下证据证明其主张：
证据1、沈方荣加工的衣服2件，证明沈方荣把衣服做坏了。沈方荣质证认为，该服装是否是沈方荣加工的服装无法确认；如果服装真的存在问题，应当及时提出异议，但有关服装质量异议，樊秀玲始终未提出过。
证据2、承揽加工合同1份、收条6份，证明因为沈方荣把衣服做坏了，所以董巨丰帮樊秀玲改服装，这个费用应当由沈方荣承担。沈方荣质证认为，真实性有异议，怀疑这些证据是事后补的。从收款的时间看，最后一笔时间是2009年12月份，樊秀玲应当知道自己合法权益收到侵害是2009年12月份，樊秀玲应当向沈方荣在两年之内主张权利，但在2014年才主张，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证据3、杨立中制作的服装款式清单1份，证明供应的服装原料和服装加工的款式。沈方荣质证认为，樊秀玲提供的清单，是其单方制作的材料，不属于证据，故对该证据不予以认可。
证据4、樊秀玲的护照1份，证明樊秀玲是2009年7月5、6日出国去比什凯克，并非在国内。沈方荣质证认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
沈方荣、赵明祥二审中未提交证据。
经审查，本院认证认为，证据1，仅凭该衣服实物无法证明是沈方荣加工，故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证据2，樊秀玲自认是在诉讼之前2个月所补，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证据3是樊秀玲自己制作，沈方荣未确认，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确认；证据4，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的在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樊秀玲与沈方荣、赵明祥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二、樊秀玲主张的各项损失有无依据，是否应由沈方荣、赵明祥承担。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争议焦点一。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樊秀玲主张本案的加工合同发生在其和赵明祥之间，因实际加工人是沈方荣，故沈方荣也应承担共同的赔偿责任。而沈方荣认为，本案的加工合同发生在其和万鑫制衣厂之间，且万鑫制衣厂在与其签订加工合同是并未披露委托人是樊秀玲，赵明祥是万鑫制衣厂的经办人。赵明祥认为，本案加工业务是因万鑫制衣厂来不及加工，让其帮忙找加工单位，故其帮忙联系了沈方荣，因万鑫制衣厂、樊秀玲和沈方荣并不熟悉，故其只是本案加工业务的中间人，而不是加工合同的合同相对方。本院认为，樊秀玲主张本案加工合同发生在其和赵明祥之间，但是未提交双方之间的书面合同予以佐证，相反沈方荣提交了其和万鑫制衣厂之间的加工合同及原审法院向万鑫制衣厂负责人霍烈作的笔录为证，这与赵明祥的陈述也可以相互印证，更重要的是樊秀玲在本案中主张的利息损失，明确表示是以该加工合同履行期届满之日作为参考，说明樊秀玲对该加工合同也是认可的。故本院确认本案为加工合同关系，加工业务是樊秀玲委托万鑫制衣厂进行加工，而万鑫制衣厂又转委托沈方荣进行加工，故樊秀玲要求赵明祥承担本案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原审法院确定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有误，应为加工合同纠纷。
争议焦点二。樊秀玲在二审中主张其损失有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经济损失880890.34元，其中包括了：1、沈方荣没有向樊秀玲发货衣服及领子（902款服装1127件，905款黑狐狸领80件，905款貉子领250件，905款棕狐狸领71件）；2、沈方荣自行处理的衣服3000件（其中902款255件，905款2745件）及沈方荣交付给霍烈的毛领子1040套（其中狐狸黑2**套，狐狸棕72套，貉毛带门巾155套，貉毛无门巾533套）。第二部分为运费及改装费137686元。因樊秀玲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本案加工衣服的总量、各款式的衣服的数量及毛领的种类和数量，故不能仅凭樊秀玲的单方陈述来确认，应综合本案的在案证据来确认。
第一，关于樊秀玲主张的第一部分损失。
（一）关于樊秀玲主张沈方荣没有发货的衣服和领子的损失。本院认为，这是樊秀玲单方列举的清单，沈方荣并未认可存在上述没有发货的衣服和领子，樊秀玲又没有证据予以佐证，故对该部分损失，本院不予确认。
（二）关于沈方荣自行处理的衣服及沈方荣交付给霍烈的毛领子数量。因樊秀玲未提供证据证明加工衣服的总数和型号，故无法直接认定沈方荣未交付的衣服数量和型号，沈方荣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陈述时自认未交付的衣服数量为两、三千件，故原审法院酌定为3000件并无不当。至于该3000件衣服的型号，因无证据，无法查实。该3000件衣服的损失，樊秀玲主张902款每件衣服为106.22元（包含加工费20.5元，如果去掉加工费每件为85.72元），905款衣服每件为99.55元（包含加工费30.5元，如果去掉加工费每件为69.05元），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酌定的价款为245250元，折合每件为81.75元，略高于樊秀玲主张的衣服单价去掉加工费后的平均价，沈方荣对此也未提出异议，故原审法院酌定的金额是合理的，本院予以确认。另关于沈方荣交付给霍烈的1040套毛领。因沈方荣与万鑫制衣厂签订加工合同时，并未向沈方荣披露实际的委托方为樊秀玲，且樊秀玲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也一直坚称其不认识沈方荣，也未直接委托沈方荣进行加工业务，加之本案的毛领也是由万鑫制衣厂的经办人赵明祥向沈方荣交付，故万鑫制衣厂的负责人霍烈向沈方荣收回1040条毛领，对于沈方荣来说并无过错，樊秀玲要求沈方荣赔偿并无依据，其可以向万鑫制衣厂另行主张权利。
第二，关于樊秀玲主张的运费及改装费137686元。樊秀玲主张衣服存在质量问题，但是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且其提交损失依据即和董巨丰签订的承揽加工合同等证据也是为本案诉讼补签，真实性无法确认，故对樊秀玲第二部分损失，本院不予支持。
另樊秀玲认为，其没有收到沈方荣分别于2009年8月5日、同年8月23日分两次向其交付的共计1650件衣服，但是该两份送货单上有樊秀玲的丈夫杨立中的签字确认，故樊秀玲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樊秀玲的上诉请求，没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552元，由樊秀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褚 翔
审 判 员 章 能
代理审判员 孙欢杰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金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