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沈中行终字第3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秀英，女，1962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沈阳线桥有限公司会计，住址沈阳市皇姑区。
委托代理人：刘安财，男，系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
法定代表人李树民，该厅厅长。
委托代理人孟勇，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菅磊，该单位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沈阳铁路分局沈阳线桥工程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
法定代表人杨秀萍，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维林，该公司书记。
委托代理人刘杰，该公司职工。
上诉人梁秀英诉被上诉人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确认办理退休审批违法并予撤销一案，不服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15）皇行初字第2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梁秀英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安财，被上诉人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委托代理人孟勇、菅磊，第三人沈阳铁路分局沈阳线桥工程公司委托代理人张维林、刘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原告梁秀英1981年5月1日参加工作（沈阳工务段综合厂临时工），1982年7月22日经沈阳市和平区劳动局批准招收为集体所有制工人即沈阳工务段综合厂正式职工（沈阳工务段综合厂是沈阳铁路分局沈阳线桥工程公司的前身），1982年7月28日任职线路工，1984年7月14日任职服务员，1985年3月13日任职统计员，1991年12月10日任职出纳员兼统计员（干部），1993年1月1日任职会计员（干部），2001年3月5日因末位淘汰改职为事务员（工人），2008年3月内部退养，2012年11月正式退休，2014年12月17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认为，根据劳险字（1993）3号第二条：“职工退休须经所在单位报主管部门同意，当地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审核后，由当地劳动部门批准。凡未按规定审批程序报批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不予支付其退休金和其他待遇。”的规定，被告具有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原告主张其在第三人处一直从事了28年企业管理干部工作，属于企业管理干部，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违反法律规定的“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退休原则，退休程序违法。被告提供的证据结合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原告于2001年3月5日因末位淘汰，第三人将其改职为事务员（工人），并于2008年3月进行内部退养的事实。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退休时是企业干部，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工作调整违法。由于梁秀英退休时属于工人，依据国发（1978）104号文件，年满五十周岁为其申报退休，符合相关法规及政策规定，被告为其审核批准退休无不当。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故依照《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梁秀英的诉讼请求。诉讼费50元由原告承担。
上诉人梁秀英上诉称，原审判决明显袒护被上诉人，是一起典型的违背事实，违背法律良知的错误判决，此判决事实认定及证据采信存在严重错误，程序严重违法，判决结果严重不公。第一，一审事实认定最大的错误就是将被上诉人的违法作出的退休决定认定为合法，具体来说就是对被上诉人认定的退休审批手续的维持严重错误和认定被上诉人据以作出的退休审批手续的证据全部予以采信的严重错误。第二，一审在证据认定上具有严重的随意性和“为我所用”的主观倾向性，一审判决证据采信最大的错误就是采信了带有严重瑕疵的证据。第三，一审判决最大的程序违法问题是对被上诉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而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审核，应予纠正而未纠正，以及有帮助被上诉人和替被上诉人修饰违法行政行为的做法和倾向。请求本院撤销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未向本院递交书面答辩状，在庭审中坚持原审的答辩意见。
原审第三人沈阳铁路分局沈阳线桥工程公司未向本院递交书面答辩状，在庭审中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有：1、招收集体工人证明，2、招收新职工登记表，1-2号证均证明原告参加工作的时间。3、集体所有制职工任免通知书，4、沈阳铁路分局集体企业管理分处职工任免通知书，5、沈阳铁路局集体企业管理处任干部通知，6、职工实行岗位技能工资制通知，3-6号证均证明2001年之前原告干部身份的转变。7、会议纪要，8、沈阳线桥工程公司机构定员调整实施办法，9、沈阳线桥工程公司第六届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7-9号证均证明在2001年原告身份的转变。10、关于梁秀英退休情况说明，证明企业以工人身份为原告退休。
原审原告梁秀英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有：1、职工任免通知书（1985第86号），证明在1985年3月13日任沈阳线桥工程公司统计员职务，原告在第三人处的干部身份。2、职工任免通知书（1989年38号），证明在1989年3月18日任安教科设备兼统计员职务，原告在第三人处的干部身份。3、职工任免通知书（1991年第3号），证明在1991年12月10日任财务科出纳员兼统计员职务，原告在第三人处的干部身份。4、沈阳铁路局集体企业管理处《聘任干部通知》（1993年第2号），证明1993年1月1日起被聘任为沈阳线桥工程公司会计员职务，原告在第三人处的干部身份。5、职工实行岗位技能工资制通知（1994年第090-884号），证明1994年该岗位的工资是90元，1995年该岗位是110元，解聘时应该按110元。6、沈阳铁路局集体企业管理处《聘任干部通知》（1997年第1号），证明1997年1月1日起被聘任为沈阳线桥工程公司助理会计师职务，岗位工资110元。该证据第三人无论是在办理退休时还是在和平法院开庭审理时均没有提供，在向和平法院提供的证据清单中更是没有该证据，第三人故意隐瞒该证据，名头是人干技字（1997）1号。7、职工实行岗位浮动工资通知书（1995年第15-876号），证明从1995年5月1日起，岗位工资由原90元向上浮动到110元。而并非是第三人解聘令中的90元的岗位工资。8、职工调资通知书（从1987年到1993年共计10张），证明其干部身份，在企业一直从事的都是管理干部工作。工资都是根据劳动部劳薪字文件及铁道部铁劳文件规定进行铁路企业干部调资。9、职工任免通知书（2001年第13号）证明（1）、该任免通知书原告从没有见到，更没有收到，要求第三人出示何时何地何人发给原告的签收证明；（2）、该任免通知书的落款处没有加盖企业印鉴；（3）、书写该通知书的是张某某，该任免通知书的落款时间是2001年3月5日，而此时张某某是会计科的会计员，并不管人事；（4）、该任免通知书是2012年办理违法退休及和平法院要求提供证据时书写的，是后期伪造的假法律文书；（5）、第三人在该证据的证明事项中明确强调，事务员的工资同会计员的工资比每月少18元。也就是说，就算该通知书是真实的，解聘的也仅仅是1993年聘任的会计员职务，并没有解聘1997年聘任的助理会计师职务，因为助理会计师的岗位工资是110元，而会计员的岗位工资是90元，同事务员比每月应减少38元，并非是第三人所说的减少18元；（6）、第三人在2012年提供给和平法院的证据清单中的第二组第七份、第八份、第九份证据中再三强调解聘的是会计员职务。而助理会计师及统计员职务并没有被解聘。10、参加财务专业知识培训《结业证书》，证明2002年1月7曰至1月14日，参加沈阳铁路分局教育中心举办的财务专业知识脱产培训64学时。证明原告是在岗会计。如果原告不从事本岗位工作，第三人是不可能让原告去参加脱产学习的，因为公司有财务证但不在本岗位工作的人很多，她们从来没有参加过脱产培训学习班，单位根本就没有这个先例。11、财务脱产学习证明，证明2005年7月25曰至2005年8月2曰，在吉林铁路运输职工大学参加“局第五期财务人员继续教育”脱产培训学习，完成规定的64学时，我是第三人的在岗会计。12、会计从业资格征收，证明该证书是2007年4月1日铁道部签发的，在第16页备注栏明确说明“自1991年11月01日起在会计工作岗位”，2007年完全肯定了原告在第三人会计岗位工作的事实。13、辽宁省城镇职工退休审批表，证明该证据是2014年12月16日在辽宁省社保历经近两年的时间艰难取得，业务处韩处长只给了我一个皮，我要求复印全套的退休审批表，韩处长告诉我退休审批表就这一页，爱要不要。我要求写一下当日取得的日期，遭到韩处长的拒绝，在韩处长坚决不签字的情况下魏处长为我签下了取得日期，该证据只能证明我退休手续不合法。首先，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意见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批意见两栏内没有审批日期；其次，手续不完备。被告在第三人申报的原告退休审批手续中，没有看到原告的退休申请书、身份证、户口本、本人免冠照片及退休本人签字等应有的退休必须具备的相关资料，被告却依然审批原告退休是错误的；再次，没有依据认定第三人处事务员职务是工人职务。第三人2001年3月5日的任免通知书是虚假的，即使真实，任命原告为事务员职务本身也是干部职务，不是工人职务；最后，但该任免通知书第三人再三强调解聘的是1993年1月1日聘用的会计员职务，而并非是1997年聘用的助理会计师职务和统计员干部职务。所以至今第三人聘任原告的助理会计师和统计员干部职务依然保留，原告依然是沈阳铁路局管辖内的集体企业管理干部身份。按照国家相关退休文件，原告完全符合55周岁干部退休条件，被告审批原告符合退休条件，明显错误。14、2010年辽宁省建筑企业资质审验管理人员名单，证明该证据是2010年第三人提供给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理三级资质证书审验时向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供的管理人员名单，该证据证明了原告梁秀英在2010年时的干部身份。恳请法院以特殊职权到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调取2010年沈阳铁路分局沈阳线桥工程公司办理资质证书审验时提供的经济管理人员梁秀英的相关资料。15、第三人提供给和平法院的证据清单，证明里面涉及前面提到的第七份、第八份、第九份证据说明。16、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证明该证据是原告于1993年1月取得的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告的干部身份及在管理岗位工作。17、统计员上岗证证明该证据是于1994年4月28日沈阳市统计局发给原告的统计员上岗证，1999年9月4日审验，原告一直在从事统计员干部工作，该干部职务至今没有被解聘。18、上访情况说明证明该证据中第五项明确确定事务员于2001年3月按干部管理。19、退休证明证明该证据再次证明两次领导班子会议和机构定员调整实施办法不具有真实性。曹某某（退休前工会主席）、唐某某（退休前党支部书记）、李某某、丛某某、高某、梁某某、赵某某、王某某、常某某、鲁某某等8人（退休前办事员）分别于2000年底和2001年5月按特殊工种线路工办理了退休手续。2001年2月两次领导班子会议和《机构定员调整实施办法》中居然在上述10人按线路工退休后才按办事员进行解聘，足以证明上述10人的干部身份，第三人既然承认上述10人在2001年2月前的干部身份，为何要在此之前按线路工办理退休手续。20、班干部任免通知书证明两次领导会议与解聘调整实施办法是错误的，不真实的。
原审第三人沈阳铁路分局沈阳线桥工程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有：1、查证记录，证明原告梁秀英工龄从1981年5月1日开始计算，1982年7月22日正式转为集体固定工人。2、连续工龄核定表，证明进一步证明原告梁秀英工龄从1981年5月1日开始计算。3、招收新职工登记表，证明原告梁秀英1982年7月22日，经沈阳市和平区劳动局批准成为沈阳工务段综合厂集体固定工人。4、《职工任免通知书》82年503号，证明从1982年7月28日起，录用原告梁秀英为沈阳工务段综合厂线路工职务即工人。5、《职工任免通知书》84年163号，证明从1984年7月14日起，任命原告梁秀英为沈阳工务段综合厂站北旅社服务员职务即工人。6、《职工任免通知书》85年86号，证明从1985年3月13日起，任命原告梁秀英为沈阳铁路分局沈阳线桥工程公司统计员职务。7、《职工任免通知书》1991年3号，证明从1991年12月10日起，聘用原告梁秀英为沈阳铁路分局沈阳线桥工程公司财务科出纳员兼统计职务即干部。8、《聘任干部通知书》1993年2号，证明从1993年1月1日起，聘用原告梁秀英为沈阳线桥工程公司会计员职务即干部。9、《职工任免通知书》2001年13号，证明从2001年3月5日起，任命原告梁秀英为沈阳线桥工程公司沈阳领工区事务员职务，同时免去会计员职务即工人。10、梁秀英2000年-2001年工资明细及公司工资支付单，证据10没向法庭提供。11、干部任免权限和范围89年沈铁集字48号，证明2001年2月12日公司领导班子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决定“机构和人员精减问题”原则是实行聘任制，全部解聘，重新聘任。12、领导班子会议记录，证明2001年2月16日公司领导班子召开会议研究决定“机构和人员精减问题”以2票不合格为依据。原告梁秀英是财务室3人中的1人被解聘。13、领导班子会议记录，证明明示了当时公司科室干部的测评情况，梁秀英2票不合格。14、科室干部及办事员测评表，证明此办法明确规定事务员按工人管理，享受同工种待遇。梁秀英是落聘者，是事务员按工人管理，享受工人待遇。15、沈阳线桥公司机构定员调整实施办法，证明原告梁秀英的退休是经省社保厅审批的，是符合相关法规规定的。16、退休审批表，
上述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
经审查，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对证据的认证正确。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劳险字（1993）3号第二条规定，被上诉人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具有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原审认定正确。本案的审查焦点为上诉人梁秀英是否具有干部身份，根据被上诉人以及第三人的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梁秀英于2001年3月5日因企业内部管理，岗位末尾淘汰转为工人，2008年内部退养。2012年11月被上诉人根据第三人提供的人事材料为上诉人按工人办理了退休审批手续，并无不当。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院无法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继东
审 判 员 翟鸣飞
代理审判员 刘雨婷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张 舒
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