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江中法民一终字第1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灼健。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银痣。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谢文斌，广东星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容幸辉（英文名：XINGHUIRONG）。
委托代理人：李世清、司徒旭照，均系广东时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黄国文。
委托代理人：谢文斌，广东星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灼健、黄银痣因与被上诉人容幸辉、原审第三人黄国文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2014）江台法民一初字第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原审的意见
2014年3月26日，容幸辉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黄灼健、黄银痣赔偿容幸辉经济损失9.9万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从起诉之日起至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2、黄灼健、黄银痣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是：2012年1月13日，容幸辉与黄国文签订《赴圭亚那工作协议书》，约定：1、由容幸辉出资办理黄国文赴圭亚那工作的飞机票和申请费用；2、黄国文的工资为400美元；3、须为容幸辉工作满5年，否则须赔偿容幸辉经济损失2万美元。黄国文到圭亚那工作后，因嫌工作枯燥，仅三个月便毁约回国。经容幸辉多次与黄国文及黄灼健、黄银痣协商，其同意承担容幸辉的经济损失2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2.5万元。但黄灼健、黄银痣偿还了2.6万元后便不再偿还，经容幸辉多次追讨无果，故向法院提起诉讼。
黄灼健、黄银痣针对容幸辉的起诉答辩称：1、容幸辉的某甲五金贸易公司与黄国文所签订的《赴圭亚那工作协议书》，签约地点在国内，在国内签订的合同必须遵守中国的相关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是国内的企业，而该公司是国外公司，所以某甲五金贸易公司与黄国文所签订的合同主体不适格，违反相关合同法规定。3、合同第六条所约定的违约金，根据国内《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是不能签订该违约协议，所以合同内容违法。4、从整个合同的内容上看实际是一个劳动合同，必须受到《劳动法》的规范，因此合同违法，所以合同无效。5、黄灼健与容幸辉所签订的承诺书实际也是一个协议，而黄国文与某甲五金贸易公司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应是主合同，而承诺书是该合同的一个补充协议，在主合同无效的情况下，签订的补充协议亦应无效。所以容幸辉应当返还所取得的3万元。
黄国文针对容幸辉的起诉答辩称：1、容幸辉以某甲五金贸易公司的名义与黄国文签订的《赴圭亚那工作协议书》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无效。容幸辉没有为黄国文办理法律规定的对外劳务输出所需手续，是旅游签证不是劳务签证。容幸辉没有对外劳务输出经营的资格，属于非法从事对外劳务输出经营活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2、黄灼健签字确认的赔偿经济损失的承诺无效，对黄灼健无法律效力。黄灼健的赔偿经济损失承诺与《赴圭亚那工作协议书》有密切关联性，本案债权生效的前提是主合同《赴圭亚那工作协议书》合法有效，但该协议书无效，故承诺也对黄灼健没有法律效力。
黄灼健、黄银痣提起反诉，请求法院判令：1、容幸辉与黄国文签订的《赴圭亚那工作协议书》无效；2、赔偿经济损失的承诺无效；3、容幸辉返还3万元给黄灼健；4、案件诉讼费用由容幸辉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是：1、容幸辉以某甲五金贸易公司名义与黄国文签订的《赴圭亚那工作协议书》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无效。容幸辉没有为黄国文办理法律规定的对外劳务输出所需手续，是旅游签证不是劳务签证。容幸辉没有对外劳务输出经营的资格，属于非法从事对外劳务输出经营活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2、黄灼健签字确认的赔偿经济损失的承诺无效，对黄灼健无法律效力。黄灼健的赔偿经济损失承诺与《赴圭亚那工作协议书》有密切关联性，本案债权生效的前提是主合同《赴圭亚那工作协议书》合法有效，但协议书无效，故承诺也对黄灼健没有法律效力。3、容幸辉应返还黄灼健支付的3万元，包括由案外人伍某甲收取的2.6万元（容幸辉承认收取了该款项），案外人阮某甲收取的4000元。
容幸辉针对黄灼健、黄银痣反诉的答辩意见与其本诉意见一致。
黄国文针对黄灼健、黄银痣的反诉答辩称：黄国文是与某甲五金贸易公司签订协议，劳动的内容与协议的内容不一致，容幸辉属违约，黄国文有权解除合同，其他的意见与本诉意见一致。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某甲五金贸易公司的业主是容幸辉（英文名：XINGHUIRONG）。2012年1月13日，作为甲方的某甲五金贸易公司与作为乙方的黄国文签订《赴圭亚那工作协议书》，约定：1、聘请黄国文前往圭亚那某甲五金贸易公司工作，工期5年，每月工资400美元；2、办理赴圭亚那工作的机票及申请费由容幸辉支付；3、黄国文工作不满5年则应赔偿容幸辉经济损失2万美元。上述协议的甲方签名人为容幸辉。
2011年10月6日，容幸辉为黄国文办理了圭亚那雇佣落地签证。2012年1月15日，黄国文依约赴圭亚那某甲五金贸易公司工作，三个月后黄国文离开某甲五金贸易公司。
另查明，2015年，黄灼健签订《赔偿协议》，约定：1、因黄国文违反合约，黄国文的父母（即黄灼健、黄银痣）同意赔偿（容辉）经济损失2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2.5万元；2、2012年7月30日支付6万元；3、余下6.5万元于2012年8月30日至2013年8月30日支付，每月30日前支付5000元；4、代收人为案外人容某甲，见证人是案外人伍某甲。黄灼健在上述协议的还款人签名栏签名确认，黄银痣没有签名。2012年5月13日，容幸辉签订《委托书》，委托案外人容某甲、伍某甲向黄国文追收经济损失2万元，委托人栏签名为“容辉XINGHUIRONG”。该协议签订后，黄灼健偿还了2.6万元。
又查明，黄灼健提供的两张《收条》金额共为4000元，经手人为案外人阮某甲。
原审法院判决理由和结果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容幸辉与黄国文之间的债权债务是否合法有效；2、《赔偿协议》中的“容辉”是否本案容幸辉；3、《赔偿协议》属于何种法律关系；4、《赔偿协议》是否合法有效；5、黄银痣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
关于第一个焦点，容幸辉与黄国文之间的债权债务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容幸辉与黄国文之间的债权债务是根据《赴圭亚那工作协议书》的约定而产生的，原审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该协议书的效力：1、签订协议书的主体问题。《赴圭亚那工作协议书》约定的雇主为甲方某甲五金贸易公司，该公司的英文名为，从英文名称可知该“公司”只是翻译上的称呼，并非法律上的公司法人（以下为了表述方便仍对称呼为“公司”），虽协议书约定的甲方为某甲五金贸易公司，但在协议书上签名的是容幸辉，由于容幸辉为该公司业主，故容幸辉在《赴圭亚那工作协议书》上签名是合法有效的。2、协议书的履行情况。容幸辉办理了黄国文赴圭亚那雇佣落地签证，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黄国文护照出境记录也证实黄国文已经赴圭亚那某甲五金贸易公司工作，因此容幸辉、黄国文以事实行为履行了合同的内容。3、协议书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的问题。黄灼健、黄银痣、黄国文主张某甲五金贸易公司属于外国企业招收中国境内劳务人员，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管理办法》的规定，应属无效，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无证据证明《赴圭亚那工作协议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而《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管理办法》属于部门规章，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故协议书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综上，《赴圭亚那工作协议书》是容幸辉与黄国文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
关于第二个焦点，《赔偿协议》中的“容辉”是否本案容幸辉的问题。首先，《赔偿协议》约定的“因黄国文违约，经双方协商，黄国文父母同意赔偿（容辉）经济损失2万美金”与《赴圭亚那工作协议书》约定的“黄国文工作未满5年需赔偿容幸辉经济损失2万美金”的赔偿损失约定一致；其次，容幸辉出具的《委托书》的委托人署名为“容辉XINGHUIRONG”；故从协议的内容及容幸辉签名的习惯可以看出《赔偿协议》中的“容辉”是本案容幸辉。
关于第三个焦点，《赔偿协议》属于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赔偿协议》列明了赔偿的原因（因黄国文违约）、赔偿金额和具体的还款计划，故协议的内容和形式均表明黄灼健愿意承担黄国文的债务，《赔偿协议》应为债务转移协议。
关于第四个焦点，《赔偿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对于《赔偿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原审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评析：1、债务转移是否存在事实基础。根据《赔偿协议》可知，黄灼健承担125000元的债务的原因是其替黄国文赔偿损失，由于容幸辉与黄国文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真实存在，故《赔偿协议》约定的债务是具备事实基础的。2、是否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黄灼健主张《赔偿协议》是受胁迫所签订的，但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应负举证不能的责任，由于该协议有黄灼健的签名确认，且已经履行了部分内容，故该协议是黄灼健的真实意思表示。3、债权人容幸辉确认该债务转让协议的效力。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的规定，《赔偿协议》是容幸辉与黄灼健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的。
关于第五个焦点，黄银痣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首先，黄银痣并没有在《赔偿协议》上签名，并且事后也没有追认该协议；其次，没有证据证明黄银痣有举债的合意或该债务用于家庭生活，故该债务也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综上，黄银痣不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黄灼健应根据《赔偿协议》的约定赔偿给容幸辉，但对于赔偿的数额，原审认为，虽协议约定赔偿125000元，但既然是赔偿经济损失，应根据容幸辉与黄国文之间的过错程度及实际损失去确定。本案中，容幸辉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损失的情况，各方当事人也无法提供确切的证据证明过错，故原审结合容幸辉为黄国文办理赴圭亚那工作的事实，根据公平原则将赔偿额调整为75000元，扣除黄灼健已经支付的26000元，还应支付49000元；黄灼健主张已经支付了30000元给容幸辉，除26000元外还包括案外人阮某甲收取的4000元，该4000元由于黄灼健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容幸辉或其委托人收取了该款项，也没有证据证明容幸辉委托案外人阮某甲收取该款项，故原审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于黄灼健反诉请求容幸辉返还30000元的请求，原审不予支持。《赔偿协议》所约定的债务本身属于赔偿容幸辉的经济损失，且没有约定利息的计算，故原审不再支持容幸辉诉请的逾期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于2014年12月9日作出如下判决：一、黄灼健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欠款49000元及利息（利息以49000元为本金，自2014年3月2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支付款项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给容幸辉（XINGHUIRONG）；二、驳回容幸辉（XINGHUIRONG）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黄灼健、黄银痣其他诉讼请求。如果黄灼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2275元，由容幸辉负担1149元，黄灼健负担1126（容幸辉已垫付，黄灼健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并付回给容幸辉）；反诉案件受理费275元，由黄灼健负担。
当事人二审的意见
黄灼健、黄银痣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驳回容幸辉的诉讼请求；3、容幸辉向黄灼健、黄银痣返还已收取的3万元款项；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容幸辉负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原审认定《圭亚那工作协议》合法有效是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从《圭亚那工作协议》的内容及形式来看，该“协议”完全符合我国劳动合同的基本特征，实质上就是“劳动合同”。该协议中“某甲五金贸易公司”是用人单位，黄国文是劳动者，且在中国境内签订。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在中国境内签订“劳动合同”的用工主体应当是中国境内的企业、个人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明确将境外的企业、机构或者个人完全排除在劳动合同用工主体之外。因此，作为境外的容幸辉及“某甲五金贸易公司”是没有资格在中国境内与中国公民黄国文直接签订劳动合同的，是违反上述法律规定的行为。其次，国务院颁布的《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国外的企业、机构或者个人不得在中国境内招收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也就是说，国外的企业、机构或者个人不得直接在中国境内招工。根据上述行法规规定，《圭亚那工作协议》明显违反上述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无效的民事行为，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原审认定《圭亚那工作协议》合法有效明显错误。二、原审认定容幸辉的经济损失为75000元且全部由黄灼健予以赔偿，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容幸辉的经济损失问题，其没有证据证明因黄国文的行为造成其经济损失。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原则，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原审却凭空想像从而认定容幸辉的经济损失（包括机票等）为75000元，完全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原则。退一步说，即使容幸辉存在经济损失，也应当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予以承担。本案中，容幸辉及“某甲五金贸易公司”作为国外的企业（个人）擅自非法在中国境内招收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明显违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由其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失。三、原审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纵观本案，当事人的债权债务纠纷来源于“某甲五金贸易公司”及容幸辉擅自非法在中国境内招收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对于本案，《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属于特别法，《民法通则》、《合同法》属于普通法。根据我国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本案应当适用特别法的相关规定予以调整，而原审判决却没有适用，明显是适用法律错误。四、黄灼健、黄银痣基于无效民事行为所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如前所述，《圭亚那工作协议》违反了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无效的民事行为，对任何人都没有法律约束力。容幸辉基于该协议取得的财产3万元（其自认26000元）应当返还给黄灼健。
容幸辉答辩称：1、《赴圭亚那工作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该协议书不受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的拘束，协议书的签订时间是2012年1月12日，而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是在2012年5月16日颁布，并于2012年8月1日起实施。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该协议书不受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拘束。法律不禁止中国公民出境后，在境外就业，亦不禁止外国人预先与中国公民约定中国公民出境后在入境国就业的事项。只要该约定不违反就业国内的规定即可。因此，黄国文在出境后获得入境国的就业许可的情况下履行之前的约定不违反中国法律的规定。2、《赴圭亚那工作协议书》不是劳动合同，不受我国劳动合同法的拘束，该协议书实际上是约定容幸辉先垫付资金给黄国文出境，并约定黄国文出境之后，以提供劳务偿还容幸辉垫资款的合作协议，实际上应该是属于借款协议性质。3、《赴圭亚那工作协议书》双方当事人均明知并约定容幸辉的垫付资金是2万美元，同时约定黄国文如果不按原来约定的方式偿还垫资款，应该赔偿2万美元的损失。4、黄灼健签署同意代黄国文赔偿125000元同意书，实际上是同意承担黄国文债务的承诺书，因此本案实际上是债务承担的法律关系。同时，黄灼健在签署承担债务的承诺书之后，已经部分履行该债务。黄灼健履行债务的事实行为证实了其债务承担的合法性及真实性。5、黄银痣只是基于与黄灼健的夫妻关系而成为原审的被告，但黄银痣并没有支付任何款项给容幸辉，黄银痣并不是涉案款项的付款人，黄银痣并不具有涉案款项请求权主体资格。黄银痣的上诉请求是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根据，应予驳回。综上，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黄灼健、黄银痣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黄国文答辩称：同意黄灼健、黄银痣的上诉意见。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没有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判决理由和结果
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赴圭亚那工作协议书》是否有效；2、黄灼健是否应向容幸辉偿还欠款49000元及利息。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赴圭亚那工作协议书》的约定结合容幸辉提供的资料，黄国文应赴圭亚那为某甲五金店工作5年，若不满5年应赔偿2万美元。经审查，该协议有效，理由如下：首先，我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均规定其适用范围为我国境内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关系，而不规制境外企业与我国公民之间订立的劳动关系。根据容幸辉提供的证据反映，容幸辉系圭亚那企业某甲五金店的业主，其以“某甲五金贸易公司”的名义与黄国文订立该协议书，约定黄国文前往圭亚那为该企业工作，显然不属上述两部法律规制的法律关系的范围。其次，国务院颁布的《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虽然规定，“国外的企业、机构或者个人不得在中国境内招收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但该行政法规于2012年8月1日起施行，而上述协议书于2012年1月13日签订，黄国文于两日后即到达圭亚那工作，至其回国时上述行政法规尚未施行，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该规定不应作为认定本案合同效力的依据。而在该行政法规施行前仅有我国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颁布的《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境外企业、自然人及外国驻华机构不得直接在中国境内招收劳务人员”。因该管理办法属部门规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关于“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的规定，上述协议书亦不因违反该行政规章而无效。综合上述两点意见，《赴圭亚那工作协议书》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合同。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基于该协议书有效的前提，黄国文应依约前往圭亚那为“某甲五金贸易公司”工作5年，而黄国文在前往圭亚那工作后三个月即离境返回国内，显属违约，应根据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在协商违约责任承担的过程中，黄灼健作出同意赔偿容幸辉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125000元的意思表示，属债务加入。黄灼健应当依照其承诺履行相应的义务，而原审将赔偿数额下调至75000元后，容幸辉没有对此提出异议，故本院予以维持。因黄灼健承诺2014年之前付清款项，但其在支付了26000元后余款49000元未予清偿，故原审判令黄灼健向容幸辉清偿欠款本息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妥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50元，由上诉人黄灼健、黄银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黎景欣
审判员 许世清
审判员 陈雪娟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区健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