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苏中商终字第018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志杨。
委托代理人白海珠，上海沪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三香路三香弄1号。
法定代表人陈伟建，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蔡吉，江苏致邦（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巧珍，江苏致邦（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志杨因与被上诉人苏州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建工集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15）姑苏商初字第009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6年2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志杨委托代理人白海珠及被上诉人苏州建工集团委托代理人蔡吉、周巧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志杨一审诉称：苏州市高新区玉山路海雅花园（现名姑苏公馆）系由苏州建工集团承建，黄志杨、苏州建工集团达成口头供货协议，由黄志杨向苏州建工集团所在工程项目供应压创木方，单价每米6元（部分5.9元）。2011年7月2日至2011年9月25日，黄志杨分多次向苏州建工集团项目公司供应木方，由苏州建工集团工作人员签收。2014年3月1日，经苏州建工集团项目负责人杨红兴确认，黄志杨累计向苏州建工集团供应价值1144551.76元，扣除已支付款项，苏州建工集团仍结欠黄志杨货款928301.51元。经黄志杨多次催收，苏州建工集团均拒绝支付余下货款。为维护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苏州建工集团支付货款人民币928301.51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139500元（以货款928301.51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自2014年3月1日起计算至判决给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苏州建工集团承担。
苏州建工集团一审辩称：黄志杨、苏州建工集团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黄志杨未能提供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由苏州建工集团签收的送货单、苏州建工集团向黄志杨支付货款的凭证以及双方结算对账等相关证据，姑苏公馆B2标段总承包工程由苏州建工集团分包给苏州华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居公司）施工，杨红兴系华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黄志杨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应是华居公司。截至黄志杨起诉之日，黄志杨从未向苏州建工集团催讨过货款，根据发货单载明的发货时间和付款期限，黄志杨主张货款已过诉讼时效。黄志杨并无经销涉案货物的营业执照，如需要向建筑工地供货也必须由经营实体而非黄志杨个人来供货，黄志杨不是本案适格主体。请求法院判决驳回黄志杨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7月12日至9月25日期间，黄志杨陆续向苏州建工集团承建的中海海雅花园工地发送木板，送货单由张文玉、程庆、王凯、李刚、薛成刚、钱帮林、沈良春、严红金等人签收，送货单还载明了“本单以供方仓库为履行地，需方应于收货后一个月内付清货款，逾期按每日5%计算违约金”。
2014年3月1日，杨红兴向黄志杨出具对账单，内容为“2011年7月12日至2011年9月25日，经核算，总计木方材料送货货款金额人民币1144551.76元，扣除已付货款，仍结欠黄志杨货款人民币928301.51元”。
苏州建工集团为证明与黄志杨发生买卖合同关系是华居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供了与苏州华居建设工程化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严红金资格证书、华居公司付款委托书和所附的农民工工资发放名单汇总表以及授权委托书和钱帮林的情况说明。分包合同约定：分包工程名称为姑苏公馆B2标段总承包工程，分包工程地点为苏州市高新区，分包工程范围为：姑苏公馆16#、17#、20#、21#共计四栋高层的土建与机电安装工程，以及地下车库一（西区）的土建工程及本标段范围内的外总体区域的土建与机电工程（主体结构由承包人自行完成），详细承包范围见发包人和承包人合同。分包合同价款2500万元。工期：计划开工时间为2011年5月20日，计划竣工时间为2012年11月30日。资格证书载明严红金在2009年和2010年期间的工作单位为华居公司。付款委托书载明：华居公司委托中海英奥置业（苏州）有限公司支付3024860.56元到苏州吴中区郭巷职业介绍所账户用于支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并在其后所附的农民工工资发放名单汇总表中包括了张文玉。委托书的内容为：华居公司委托钱帮林以该公司名义管理中海雅戈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中海雅戈尔高新区项目B标段总承包工程施工事务。钱邦令（即钱帮林）也自认在2011年3月至2012年12月份由华居公司派驻中海姑苏公馆工地任现场负责人，在工地的收入由华居公司支付。
一审庭审中，黄志杨向原审法院陈述：“2011年7月，黄志杨到苏州建工集团承建的中海海雅花园工地去推销木板，工地上一个叫严红金的人让其出一份报价单，严红金向公司汇报后，双方达成了口头买卖协议，但严红金未明确说明代表哪家公司也没有出示过苏州建工集团的授权委托手续，因工地上有苏州建工集团承建海雅花园公示信息，所以当时认为严红金系苏州建工集团公司派驻工地的负责人，代表苏州建工集团与其达成口头买卖协议。黄志杨履行送货义务后，严红金以现金形式向其支付过一两次货款，之后在催讨货款的过程中，严红金讲杨红兴才是该工程负责人，杨红兴也向自己支付过货款。后来杨红兴付不出钱了，在出具对账单时才知道杨红兴是华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交易过程中也从未向苏州建工集团主张过货款。苏州建工集团陈述：中海海雅花园即姑苏公馆B标段土建及机电安装工程由苏州建工集团分包给华居公司施工，该工程于2013年5月份竣工验收；与黄志杨达成口头买卖合同的严红金系华居公司的工作人员，送货单上签收的张文玉和钱帮林也是华居公司的人员，黄志杨主张的货款与苏州建工集团无关。”
原审法院认为，黄志杨主张与苏州建工集团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应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提供的证据不予证明买卖合同关系存在的，应由黄志杨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本案中，黄志杨以严红金系苏州建工集团派驻公司的负责人，以苏州建工集团名义与黄志杨达成口头买卖合同，严红金行为符合表见代理，其后果应由苏州建工集团承担，故向苏州建工集团主张剩余货款，但黄志杨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有理由相信严红金系苏州建工集团工作人员这一观点，且送货单上签收人员张文玉、钱帮林等人均非苏州建工集团工作人员，黄志杨主张与严红金达成的口头买卖合同构成表见代理依据不足，黄志杨要求苏州建工集团支付剩余货款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黄志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410元，减半收取为7205元，由黄志杨负担。
上诉人黄志杨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严红金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1、严红金在案涉苏州建工集团承建的项目工地上工作，黄志杨有理由相信其代表苏州建工集团达成口头供货协议。2、严红金在2011年7、8、9月的发货单上均有签字，苏州建工集团从2011年9月至2013年5月为其缴纳社保，严红金至少在2011年9月与苏州建工集团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该期间严红金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其行为应当由苏州建工集团承担责任。二、原审法院对本案杨红兴的身份未进行详细调查和认定，事实没有查清。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杨红兴是案涉姑苏公馆的工地负责人，透过结算协议书和对账单，能够证明杨红兴是代表苏州建工集团与黄志杨，对于供货合同、履行供货义务及拖欠货款等事实进行了确认。综上，原审法院对于本案基本事实认定错误，重要事实没有查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本案诉讼费用由苏州建工集团承担。
被上诉人苏州建工集团二审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二、苏州建工集团与黄志杨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1、双方并没有签订任何的书面买卖合同，即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黄志杨提交所有证据均没有苏州建工集团公章或者法定代表人签字；3、黄志杨提交的与本案没有关联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工程结算协议书，无论是证据的内容，还是证据的日期，都不能证明其要证明的事实，相反进一步证明其非常清楚向苏州建工集团主张权利证据不足。4、本案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进一步双方说明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黄志杨没有提供任何的书面合同，没有提供任何支付货款的凭证，没有提供任何的销售发票，没有提供任何的催款函，其也不具备工商业经营主体资格，更重要是其在长达三年后才向苏州建工集团主张款项，而且民事起诉状和发货单中黄志杨的签名不是同一人所签。三、严红金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根据法律规定，黄志杨不仅应举证严红金的代理行为具有存在买卖合同书、公章、印章、委托书等有权代理客观表象形式，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无过失地相信严红金具有苏州建工集团的授权，但根据黄志杨在原审中的陈述，其承认在协商送货过程中，严红金并没有向其说明是代表哪家公司，也没有出示过任何的授权委托手续，其承认严红金是以现金形式向其支付过一两次款项，杨红兴也向其支付过款项。从其陈述的整个交易过程来看，黄志杨根本没有尽到最基本的注意义务，而严红金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2、黄志杨的合同相对方应当是华居公司。涉案工程已经由苏州建工集团分包给了华居公司，而杨红兴不是苏州建工集团人员而是华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其在送货单和对账单上签字的行为不是代表苏州建工集团的职务行为，而是代表华居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同时，在送货单中签字的人员都是华居公司的人员。在一审中黄志杨也陈述在催讨货款时已经知道杨红兴是华居公司的老板，在此情况下，黄志杨没有向苏州建工集团催讨货款，而是仍然让杨红兴出具对账单，可以证明其明知相对方是华居公司。四、黄志杨在明知其合同相对方是华居公司的情况下，却对苏州建工集团提起诉讼，其行为已经不是单纯法律上的错列被告，而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的法律关系进行的虚假诉讼。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为支持其上诉请求，黄志杨二审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发货单统计表，在2011年7月12日至2011年9月25日期间共分33批次，系黄志杨向苏州建工集团姑苏公馆工地供应木材，收货方分别有严红金、钱邦令、李刚、刘波签名予以签收；证据2、李刚、刘波、钱邦令，严红金的社保记录，社保记录显示严红金目前社保记录已经转出，但转出前工作单位是苏州建筑集团，钱邦令自2011年9月劳动关系转移至苏州建工集团处；李刚2011年10月社保关系开始由苏州建工集团缴纳，刘波2011年9月由苏州建工集团缴纳社保。鉴于劳动关系的建立与社保的缴纳有一个先工作后办理社保再进行社保缴纳的事实。因此在社保缴纳之前，该上述四人已经为苏州建工集团，与苏州建工集团建立劳动关系；证据3、工程结算协议书，是由苏州建工集团与苏州中海雅戈尔房产公司就姑苏公馆项目进行了工程结算，在该协议中代表苏州建工集团签字的授权代理人是杨红兴；证据4、中海海雅花园项目木方材料款对账单，杨红兴于2014年3月1日确认，黄志杨向海雅花园项目供应木材，尚欠工程款90万余元；证据5、华居公司临时人员统计表，证实严红金、钱邦令、李刚、刘波已于2011年8年24日从华居公司离职；证据6、施工方工程项目登记表，证实钱邦令为苏州建工集团指派到案涉项目的工地负责人；证据7、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证实海雅花园项目由苏州建工集团总包承接，承包范围包工包料，证实该工程的材料采购方系苏州建工集团；证据8、施工组织设计，证实苏州建工集团向工程管理方进行工程组织设计时，李刚、刘波、严红金均被苏州建工集团派到工地，作为项目组成员；证据9、竣工验收备案表，证实刘波系该项目专业组长，属于苏州建工集团派驻工地的工作人员。
针对上诉人黄志杨提交的证据，苏州建工集团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黄志杨与苏州建工集团之间没有买卖合同，这些发货单也没有苏州建工集团的公章，也没有苏州建工集团授权委托人签名，不能证明黄志杨的证明目的；对于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协议书的用途以及内容均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3对账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没有苏州建工集团的公章，也没有苏州建工集团授权委托人签名，即使该对账单上杨红兴的签名是真实性，杨红兴是华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公司经理，其是代表华居公司签署该对账单；对于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达到黄志杨的证明目的，已经生效的判决查明案涉项目已经由华居公司分包施工，钱邦令是受华居公司的授权委托，作为分公司的负责人，该事实足以证明钱邦令和严红金是华居公司的员工。虽然自2011年9月苏州建工集团为严红金等人缴纳社保，但双方仅仅是代缴，而仅仅有代缴的社保关系不能充分证明双方之间建立劳动关系。在本案工程中，严红金等人实际接受华居公司的管理、指挥和监督，实际收入也是由华居公司发放，所从事的内容是华居公司分包的内容，其工作场所也是在华居公司分包的现场。因此，钱邦令等人劳动关系是在华居公司；对于证据5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对于证据6，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黄志杨的目的；对于证据7，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黄志杨应当提交与华居公司之间的相关证据；对于证据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黄志杨的目的，而且其自身证明的逻辑也是混乱的，如果钱邦令等人在2011年6月份就是苏州建工集团的员工，为何上述人员劳动关系还保留在华居公司；对于证据9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为支持其辩称意见，被上诉人苏州建工集团二审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全国企业信用公示系统，证据2、包惠平与华居公司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的（2013）虎民初字第0023号民事判决书，证据3、（2014）苏中民终字第04004号民事裁定书，证据4、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共同证明法院生效判决确定苏州建工集团将涉案部分施工分包给华居公司施工，杨红兴系华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钱邦令受华居公司授权委托，作为分包项目负责人；证据5、授权委托书，证据6、情况说明，共同证明2011年9月至2012年8月，钱邦令社保虽然由苏州建工集团缴纳，但其真实的劳动关系依然在华居公司，工资也由华居公司发放，其根据华居公司的明确授权代表华居公司履行职务；证据7、付款委托书，证据8、农民工工资发放名单汇总表，共同证明2011年7月12日至2011年9月25日之间的33份发货单上记载需方收货人张文玉系华居公司雇佣人员，与苏州建工集团无关；证据9、严红金的技术职称证书、资格证书，证明严红金是华居公司的员工，并代表华居公司履行职务；证据10、钱邦令工资卡流水账，证明钱邦令实际收入由华居公司发放，其真实劳动关系依然在华居公司；证据11、华居公司会计吕霞的银行流水账，附件1是吕霞转至钱邦令银行账户记录，附件2是吕霞转至严红金银行账户转账记录，证明严红金、钱邦令的实际收入由华居公司发放，即2011年9月至2012年8月间的社保虽然由苏州建工集团缴纳，但真实劳动关系依然在华居公司，实际收入也由华居公司发放；证据12、本案一审2015年9月11日民事审判笔录，证明黄志杨的哥哥黄志福于2011年3月30日经工商行政部门核准设立苏州市融通建材有限公司，结合黄志福在一审诉状上代黄志杨签名的事实，证明黄志杨本人不是真实的供货主体和诉讼主体；证据14、发货单一览表，证明与苏州建工集团无关的张文玉是涉案货物的收货人。
针对苏州建工集团提交的证据，黄志杨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杨红兴是华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在本案涉案工程中，杨红兴又是苏州建工集团的该工地的工程负责人；对于证据2、3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判决书中认定了华居公司与该案原告之间分包行为无效，但是根据包惠平与华居公司签订的施工协议的签约主体认定该合同责任由华居公司承担，并没有认可苏州建工集团与华居公司之间具有合法的分包关系。而在本案中黄志杨在发货单中所明确的需方为苏州建工集团，在供货过程中，黄志杨根本不知道有华居公司的存在。该买卖关系的合同相对人应为苏州建工集团；对于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根据黄志杨所提供的证据中苏州建工集团与发包方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的内容与本分包合同的分包内容完全一致，而工程价款却由苏州建工集团所承包的4000万元下降为分包给华居公司的2500万元，并且发包方在与苏州建工集团合同中第三十四页第十一项其他中约定，非经发包人同意，承包人不得将承包工程的任何工程分包，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包给他人。根据建筑法规定，承包单位总承包的建筑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单位自行完成，禁止总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而最高院相关解释中明确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行为无效。因此，苏州建工集团应当对其所谓的分包实际是非法转包的行为，进一步举证证实其合法性；对于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钱邦令在本案涉案工程中对外代表苏州建工集团；对于证据6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钱邦令的工资由谁支付均不影响其在本案涉案工程中代表苏州建工集团，在黄志杨所提交的所有工程施工资料中，钱邦令的身份均是代表苏州建工集团；对于证据7和8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和本案无关；对于证据9和10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关于严红金与钱邦令的劳动关系在黄志杨所提交的社保局查询资料中明确2011年9月时，严红金、钱邦令的劳动关系已转移至苏州建工集团；对于证据11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吕霞的身份也无法确定，同时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12和1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本案的欠款的所有权人，在发货单中，供货方均有黄志杨签名，并且苏州建工集团在涉案工程严红金所结欠的债权人主体为黄志杨；对于证据14，其内容是针对黄志杨发货清单内容的统计，具体的内容应当以黄志杨提供的发货单的内容为准。
二审经审理查明，2011年5月19日，杨红兴作为华居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载明：“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杨红兴）是苏州华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苏州华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钱帮林为我的委托人，以本公司的名义管理中海雅戈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中海雅戈尔高新区项目B标段总承包工程施工事务，授权委托人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事务，我均予以承认。”该委托书有华居公司签章及杨红兴签字确认。
2014年3月17日，钱帮令出具《情况说明》内容载明如下：“本人钱邦令（钱帮林）身份证号321123197210084116于2011年3月至2012年12月份由苏州华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派驻中海姑苏公馆土地任现场负责人，本案在该工地收入由苏州华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
以上事实由《授权委托书》、《情况说明》予以证实。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本案中黄志杨主张系与苏州建工集团发生买卖合同关系，进而主张应由苏州建工集团支付剩余货款的依据是否充分？
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黄志杨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苏州建工集团与其正式缔结买卖合同，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苏州建工集团授权他人向其采购案涉标的物。而根据苏州建工集团提交的分包协议及已生效的裁判文书，能够证明案涉工程已由华居公司实际分包承建，而黄志杨据此起诉的对账单中签字确认的杨红兴，即为华居公司总经理暨法定代表人，而钱邦令、严红金等人在黄志杨于2011年7月开始送货时即亦是华居公司员工，故杨红兴、钱邦令及严红金等人的行为对于苏州建工集团也不能构成职务行为。综上，黄志杨主张杨红兴、严红金等人向其采购货物行为对苏州建工集团构成有权代理进而以此主张后者承担货款给付责任，依据不足，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表见代理属于无权代理，但因本人与无权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外观授权的特征，致使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而与其进行民事法律行为，法律赋予其与有权代理相同的法律效果。因此根据法律规定，认定行为人与相对人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是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二是签订合同之时具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或理由；三是相对人主观上须为善意且无过失；四是行为人与相对人签订的合同应具备合同有效的一般条件，即不具有无效和可撤销的内容。就本案所涉杨红兴、钱邦令及严红金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问题，本院认为，其一，本案无证据表明杨红兴、钱邦令及严红金签订合同时，是以苏州建工集团的名义与黄志杨磋商买卖合同，亦无证据表明具有足以使黄志杨相信上述人员有权代表苏州建工集团的表象；其二，根据黄志杨的陈述，其在签订合同时并未对杨红兴、严红金身份进行任何的核实，而仅以系在案涉施工工地磋商买卖合同，即认为杨红兴、钱邦令及严红金等系有权代表诉争建筑公司对外签订买卖合同，显然黄志杨也不构成善意无过失。因此，杨红兴、钱邦令及严红金签字及对账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黄志杨要求苏州建工集团应当对上述人员的采购及对账行为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依据不足。
综上，黄志杨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亦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410元，由上诉人黄志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俞水娟
代理审判员 丁 兵
代理审判员 高小刚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戴 文
附录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