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6民终41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恩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台山市大江镇江。
法定代表人：秦伟民，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宪华，广东法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燕柳，广东法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霍智城，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公民身份号码×××081X。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朔梅，广东千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夏阳。
原审被告：广东恩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顺德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负责人：秦伟民。
上诉人广东恩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霍智城、原审被告广东恩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顺德分公司（以下简称恩瑞顺德分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5）佛城法民三初字第29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上诉人霍智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恩瑞公司和恩瑞顺德分公司立即向霍智城返还借款本金19600000元及利息3151679.92元（从2013年12月31日暂计至2015年8月25日，之后利息按约定利率每月8‰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合共2275679.92元；2.本案诉讼费由恩瑞公司和恩瑞顺德分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佛山市顺德区恩瑞橡塑有限公司为恩瑞公司的前身，2012年8月21日佛山市顺德区恩瑞橡塑有限公司股东进行增资扩股，注册资本由532174元增加至10000000元，变更前的股东为秦伟民（持股比例100%），变更后的股东为霍智城（2012年7月18日货币出资2000000元，持股比例20%）、陈永福（货币出资1000000元，持股比例10%）、霍柱（2012年7月18日货币出资1000000元，持股比例10%）、何钜彬（货币出资1000000元，持股比例10%）、陈佩霞（货币出资500000元，持股比例5%）、秦伟民（货币出资4500000元，持股比例45%），秦伟民任公司执行董事、经理、法定代表人，霍柱任公司监事。
另查一：2012年7月17日，霍智城委托佛山市居之美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居之美公司）向佛山市顺德区恩瑞橡塑有限公司汇款500000万元，2012年7月18日，霍智城委托居之美公司向佛山市顺德区恩瑞橡塑有限公司汇款4000000元。2012年7月23日霍智城委托何钜彬向秦伟民汇款3000000元，2012年8月3日，霍智城委托霍丽珊向秦伟民汇款500000元。2012年11月13日，霍智城委托霍杰樟向佛山市顺德区恩瑞橡塑有限公司汇款2000000元。2012年12月19日，霍智城委托梁八、何钜彬分别向秦伟民汇款1000000元、500000元。2012年12月20日，霍智城委托何钜彬向秦伟民汇款1700000元。2013年7月15日，霍智城委托居之美公司向恩瑞公司汇款1700000元，2013年12月6日，霍智城委托梁八向恩瑞公司汇款4500000元，同日，霍智城委托居之美公司向恩瑞公司汇款500000元。以上霍智城委托所付款项共计19900000元。
另查二：2013年12月31日，恩瑞公司向霍智城开具收据，收据载明：今收到霍智城于2012年7月17日至2013年12月13日投资款19600000元，实收资本2000000元，合共21600000元。
另查三：霍智城委托其父亲霍杰樟以股东身份参与恩瑞公司企业的日常管理，参与企业利润分配与分担风险。恩瑞公司2015年5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第45项“其他应付款”期末数为87484819.37元、第46项“预提费用”期末数为12242463.65元，而“其他应付款”包括“霍杰樟结余额19600000元、陈永福结余额8600000元、何钜彬结余额8600000元、霍柱结余额8600000元”，“预提费用”包括“霍杰樟结余额4276880.90元、陈永福结余额1900834.69元、何钜彬结余额1900834.69元、霍柱结余额1721528.85元”。
另查四：2015年8月20日，霍智城使用中国邮政EMS向恩瑞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发出《偿还借款通知书》，要求恩瑞公司在收到通知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借款19600000元。2015年8月21日恩瑞公司收到上述通知书。
另查五：恩瑞顺德分公司为恩瑞公司的分公司并已领取营业执照。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霍智城对借贷双方已达成借贷合意及借款交付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霍智城委托案外人向恩瑞公司汇款19900000元，恩瑞公司出具的收据载明其收取了霍智城19600000元的款项，据此可知霍智城已交付19600000元的款项给恩瑞公司，至此霍智城还要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与恩瑞公司之间达成了借贷合意。恩瑞公司开具的收据载明收到霍智城的“投资款”19600000元，但收据中未注明“投资款”的性质，如何理解“投资款”的性质是本案的关键所在。因霍智城已是恩瑞公司的股东，投资款的性质在本案中可作两种解释，一为股东出资，二是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借贷。若为股东出资，也即增加注册资本，属于需股东会决议事项，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应当自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作出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的规定，现未有相应的股东会决议或股东会纪要反映恩瑞公司进行了增资扩股，公司亦未在接受投资之日起30日内到有关机关办理登机手续，从而可以排除霍智城向恩瑞公司交付的款项属于股东出资的解释。在排除了股东出资的解释后，本案中的“投资款”应理解为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借贷。另外，恩瑞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将霍智城交付的19600000元载入“其他应付款”项目中、“预提费用”4276880.90元与霍智城陈述的按月千分之八计息所得金额大致吻合，据此可进一步将“投资款”理解为霍智城将19600000元借给恩瑞公司。至此，法院认为霍智城与恩瑞公司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内容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因双方借款未约定还款期限，霍智城可催告恩瑞公司在合理期限内清偿，霍智城在2015年8月20日发出催款通知，恩瑞公司收到通知书后至今未还款，已构成违约，应向霍智城清偿借款19600000元，法院对霍智城诉请的借款本金19600000元及利息予以支持。关于恩瑞顺德分公司的责任问题。恩瑞公司辩称恩瑞顺德分公司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该条款中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的分支机构。恩瑞顺德分公司属于依法设立并领取了营业执照的法人分支机构，属于可以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其他组织，故恩瑞公司的上述辩称法院不予采纳。至于恩瑞顺德分公司是否要承担本案责任，作如下分析：首先，案涉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主体为恩瑞公司，恩瑞顺德分公司不是借贷法律关系的主体。其次，霍智城未有证据证明其诉称的恩瑞公司已将资产转移至恩瑞顺德分公司的事实。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也即我国法律只规定了公司需承担分公司的民事责任，但未有法律规定分公司需承担公司的民事责任，霍智城诉请恩瑞顺德分公司承担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一、恩瑞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霍智城清偿借款本金196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8‰从2013年12月31日计至实际清偿之日）；二、驳回霍智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受理费15555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用160558元，由恩瑞公司负担。
上诉人恩瑞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霍智城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霍智城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无视我国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和财务制度，错误采信非法证据，将属于股东出资的投资款曲解为借款，导致本案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错误。（一）一审法院推定违反会计准则的财务报表正确，进而对原始凭证作出相反解释，属于本末倒置。涉案款项的原始财务凭证是霍智城提交的2013年12月31日恩瑞公司出具的收据，该收据清楚载明“今收到霍智城于2012年7月17日至2013年12月31日投资款19600000元，实收资本2000000元，合共21600000元”。从字面意思看，涉案款项被清楚定性为投资款，而非借款；从法律性质看，上述收据属于恩瑞公司给股东出具的出资证明。霍智城在2015年与其他股东发生经营管理纠纷之前，对涉案款项的投资款性质没有任何异议，股东纠纷发生后，霍智城将其歪曲为借款，以达到抽逃出资的目的。（二）一审法院采信的霍智城提交的2015年5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其他应付款明细表》《预提费用明细表》系霍智城及其一致行动的股东共同委派的财务人员周锦荣制作，该报表将本应记在“资本公积金”科目的19600000元投资款记在了“其他应付款”项下，违反了《企业财务通则》及《小企业会计准则》，相关内容应属无效，周锦荣作为利害关系人，其证言亦不应被采信。1.恩瑞公司属于小企业，应当适用《小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则》及《小企业会计准则》均规定，投资者实际缴付的超出注册资本的部分出资应当计入资本公积。2.根据《小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其他应付款”只是应付、暂收的款项，不存在借款付息的问题。如果涉案款项真是霍智城所主张的不定期借款，也应记在“短期借款”科目中，预提利息则应记在“应付利息”科目。恩瑞公司财务报表中“短期借款”和“应付利息”两个科目都有，周锦荣却另外设置了现行会计准则已经取消的“预提费用”科目并制作所谓的《预提费用明细表》，公然违反会计准则。此外，《预提费用明细表》中霍智城对应的“本月发生额”系由霍智城出资凭证（即涉案收据）上所列的实收资本和投资款总额乘以8‰计算所得，如果该表真实，则实收资本也预提利息，明显违反相关规定，应属无效。霍智城提交的2015年5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净值”及“固定资产净额”的“期末数”均为负数，也是不可能的。3.周锦荣之前一直在霍杰樟等人开办的居之美公司工作，同时兼任恩瑞公司和居之美公司的财务主管，工资在恩瑞公司领取，社会保险在居之美公司购买。周锦荣从恩瑞公司离职后，现仍在居之美公司工作。周锦荣作为霍智城等四股东共同委派的财务主管，只对四股东及霍杰樟（霍智城父亲）负责。因此，周锦荣受制于霍智城，与霍智城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予采信。（三）在居之美公司诉恩瑞公司企业借贷纠纷案件中，无论是居之美公司还是所谓代付款人霍智城、何钜彬、霍杰樟，在向恩瑞公司转款时均有意识地在汇款单“备注”“用途”或“附言”栏标注“借款”，恩瑞公司向居之美公司出具的对应收据也注明是“暂借款”。但本案中，霍智城或其委托何钜彬等人向恩瑞公司转账时却大部分备注为“往来款”或直接空白，“备注”“用途”或“附言”栏无一标注是“借款”，恩瑞公司向霍智城出具的收据上亦注明是投资款和实收资本。上述两种不同做法可以充分证明，凡是载明“投资款”和“实收资本”的收据对应的银行转账均系股东向公司缴纳的出资，只有注明是“借款”的收据对应的银行汇款才是借款。霍智城在向恩瑞公司缴纳投资款或为居之美公司代付借款时，应当明确知晓相应款项的性质，否则在诉讼时不可能作出如此划分。尤其是霍智城向恩瑞公司的汇款，一部分对应恩瑞公司出具给居之美公司的借款收据，一部分又对应恩瑞公司出具给霍智城的投资款收据，更加可以说明当初借款和投资款是严格区分的，无论是公司还是股东，都没有任何异议。二、一审法院作出错误判决的根本原因是未能准确理解股东出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投资款及股东借款等概念的含义，不知道资本公积金这个概念，不了解我国现行的企业财务制度，被霍智城误导。根据相关规定，股东出资和股东投资是同一概念，股东缴纳的投资款如果超过注册资本，则投资款在财务处理时分为两部分，注册资本部分计入实收资本，超出注册资本部分计入资本公积金，无论是实收资本还是资本公积金，都属于所有者（股东）权益的一部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股东严禁抽逃出资，自然也就不能以所谓股东借款为借口抽回实属资本公积金的股东出资。一审法院认为“股东出资就是增加注册资本”显然错误，其关于“股东出资可作两种解释，一为股东出资，二是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借贷”之论述更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告案例（2013）民提字第226号案再审判决书中明确阐述如下原则：1.股东对公司的额外出资不是借款，而属于资本公积金。2.资本公积金属于公司的后备资金，股东可以按出资比例向公司主张所有者权益，但股东出资后不能抽回，也不得转变为公司的债务计算利息，变相抽逃。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本案应当按公司股东出资纠纷审理。（一）霍智城并未提供合法有效的可以证明其与恩瑞公司达成借贷合意的证据。霍智城提交的所有转账凭证的用途一栏均未注明是借款，收据上注明收到的也是投资款（收据实际是恩瑞公司开给霍智城的出资证明）。而一审法院认定借贷关系的唯一证据——会计周锦荣的证人证言，如前所述，不应予以采信。（二）将投资款认定为借款违反了恩瑞公司的章程。公司章程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第（四）条规定：“执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同意，与本公司签订合同或者进行交易。”霍智城属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理应受该条款约束。本案中，霍智城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股东会同意恩瑞公司与其进行借贷交易，也没有任何书面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并且恩瑞公司从未向霍智城支付过所谓“利息”。（三）从霍智城在起诉状中的表述可知，其对注册资本、投资款、借款等自始至终都分得很清楚，只是为了曲解，才毫无根据的将涉案投资款表述为以投资款名义借款。此外，经核对，霍智城提交的转账单据上没有一张注明是“贷款”，其在起诉状中关于转款名义包括“贷款”的表述错误。（四）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双方是否达成借贷合意，法院应当对此作进一步审查，避免过于注重对钱款交付事实的审查，而忽略对双方之间借贷合意的审查。而且在客观证据较为薄弱时，应当注意甄别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避免证人因与当事人之间存在利益关系而提供虚假证言，进而造成认定事实错误，导致整个案件定性错误。本案的真实情况是：霍杰樟等人原来经营居之美公司，因陶瓷行业不景气，看好恩瑞公司在医疗器械领域的发展前景，遂投资入股到恩瑞公司，后来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与恩瑞公司的原股东秦伟民发生重大分歧，遂指使其委派的财务周锦荣制作虚假报表，指使亲属和居之美公司制作虚假陈述的确认书，在明知股东出资和银行贷款大多已投入土地、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公司欠缺现金的情况下，故意将之前的股东投资歪曲为股东借款，然后通过所谓收回借款的方式，一方面变相抽逃出资，另一方面制造公司财务危机，企图迫使公司破产，然后利用资金优势低价购回恩瑞公司的资产，以达到间接侵吞秦伟民的投资、掠取秦伟民耗费大半生心血打造的企业的目的。霍智城及另外三名股东起诉恩瑞公司并查封恩瑞公司财产的行为，已经造成银行提前收贷、公司资金链断裂，严重影响了公司的生产经营，极大损害了公司的合法利益。
被上诉人霍智城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恩瑞公司的上诉请求，并判令其负担全部诉讼费用。一、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款项系霍智城提供给恩瑞公司的借款正确。（一）虽然恩瑞公司开具的收据中显示的是“投资款”，但其实为霍智城向恩瑞公司提供的借款。1.恩瑞公司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股东出资和股东投资是同一概念，股东缴纳的投资款如果超过注册资本，则注册资本部分计入实收资本，超出注册资本部分计入资本公积金，完全是混淆视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从未有此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条关于公司资本公积金的规定，不适用于身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恩瑞公司。至于《企业财务通则》，主要是针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而《小企业会计准则》中的相关规定是针对企业在新设立或增资扩股时收到的投资者投入的资本，本案中恩瑞公司在其开出的收据中确认涉案19600000元是在2012年7月17日至2013年12月13日之间收到，而恩瑞公司是在2012年7月进行增资扩股，其后根本没有再另行增资，所以不可能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持续不断地分多笔对恩瑞公司进行出资，故涉案款项不可能是霍智城的出资款。2.恩瑞公司没有其他投资项目需要霍智城支付投资款，股东与公司之间也没有其他贸易往来需要支付任何往来款，故转账凭证上备注的“往来款”等只能是借款。此外，在某些转账凭证上还备注有“贷款”，说明涉案款项是借款。在恩瑞公司上诉提及的居之美公司向其提供的借款中，在相关转账凭证上也备注有“往来款”，证明了出借人转账给恩瑞公司的交易习惯，虽然表面名称不同，但实际上均为借款。另，根据公司与股东的约定，股东提供的借款均按月息8‰计算，恩瑞公司与霍智城提交的相同的《资产负债表》显示，截至2015年5月，恩瑞公司的其他应付款87484819.37元中包括涉案的19600000元，预提费用12242463.65元中也包含应付给霍智城的利息，只是该利息并未支付给霍智城。因霍智城委托霍杰樟代理其参与恩瑞公司的日常管理，代为行使除转让股份外的股东的相关权利，故在《其他应付款明细表》和《预提费用明细表》中注明的客户名称是代理人霍杰樟。至于恩瑞公司主张其开具给霍智城的收据是公司给股东的出资证明，纯属无稽之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出资证明书应载明公司名称、公司成立日期、公司注册资本、股东姓名或名称、缴纳的出资额和出资日期、出资证明书的编号和核发日期，并由公司盖章，涉案收据不符合该要求。霍智城并非恩瑞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受公司章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约束。更为重要的是，公司股东早有约定，如公司需要资金周转时，可向股东提出借款并向出借人支付月利率8‰的利息。3.涉案借款是霍智城或霍智城委托的第三方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恩瑞公司或其指定的个人，受托的第三方已出具接受委托划款的确认书。恩瑞公司亦就上述款项向霍智城开具了收据，再结合恩瑞公司的财务报表及证人证言，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涉案19600000元是霍智城提供给恩瑞公司的借款，双方约定的月息是8‰。（二）周锦荣是恩瑞公司的会计，其在2013年9月至2015年7月期间任职于恩瑞公司。霍智城提交的2015年5月的《资产负债表》《其他应付款明细表》《预提费用明细表》等财务报表均是由周锦荣按照原始会计凭证依据会计准则及恩瑞公司与股东之间的约定制作的，如实反映了恩瑞公司的经营情况。恩瑞公司一审也提交了一份相同的由周锦荣制作的《资产负债表》作为证据，《其他应付款明细表》和《预提费用明细表》是该《资产负债表》的组成部分，且数额与《资产负债表》中的相应科目能够对应。一审法院在此基础上采信上述三份财务报表是正确的。需要说明的是，涉案借款为不定期借款，故财务人员将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中，由于使用的是税局的旧版本，没有“应付利息”项目，故对于利息部分还延用计入“预提费用”之中。恩瑞公司确认的居之美公司及陈汝潮向其出借的借款本金和利息均记载于“其他应付款”和“预提费用”项目中。至于《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净值”“固定资产净额”出现期末数为负数，是由于当时恩瑞公司大部分固定资产还未完工，只能归入“在建工程”一栏，只有一小部分资产可以归入“固定资产原价”。恩瑞公司在2015年3月开始投入生产，至5月已投产2个月，故需要计算“累计折旧”，最后用“固定资产原价”减去“累计折旧”才会出现负数。这并未违反会计准则，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三）周锦荣任职恩瑞公司期间从未兼任居之美公司的财务主管，从恩瑞公司离职后亦未在居之美公司工作。因其入职恩瑞公司前在佛山工作，社保亦在佛山购买，故为了避免社保关系迁转带来的不便，其未将社保迁至台山市，而是由恩瑞公司委托居之美公司代为购买周锦荣社会保险，恩瑞公司再将社保费支付给居之美公司。周锦荣从未主管过恩瑞公司的财务工作，其受恩瑞公司主管财务的副总经理何丽巧（秦伟民之妻）的直接领导，其制作的财务报表需要经过何丽巧和秦伟民二人的审核、审批，其根本不可能仅受控于霍智城等四位股东及委托代表霍杰樟，也不可能违反会计准则制作虚假报表，将涉案款项登记在错误栏目，其所作的证言完全属实。二、恩瑞公司称霍智城等佛山投资方炮制虚假报表，恶意提起诉讼，损害恩瑞公司利益，抽逃出资，企图迫使公司破产，间接侵吞秦伟民的资产等均不属实，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霍智城等四股东及其关联企业居之美公司为了支持恩瑞公司的经营发展，一直向恩瑞公司提供不定期借款，总额高达80000000余元，包括涉案19600000元。恩瑞公司实际由大股东秦伟民夫妻二人控制，完全将霍智城等排挤出管理层，拒不召开股东会或者拒绝签名股东会决议，擅自免除周锦荣的财务副经理职务。其后，恩瑞公司生产经营亏损严重，为了保障资金安全，霍智城等才提出偿还涉案借款的请求。
原审被告恩瑞顺德分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
二审期间，上诉人恩瑞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编号为3177338、3177339的收据两份，以证明2013年12月31日恩瑞公司同样给另外两位股东秦伟民、陈佩霞出具了注明是投资款及实收资本的收据，该两份收据与开给霍智城等四股东的收据连号，进一步证明涉案款项并非是借款。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本院审查后对该收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其不能证明涉案款项的性质，对其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信。
上诉人恩瑞公司在二审期间还申请本院调查2012年12月至今周锦荣的社保购买情况，以证明周锦荣在此期间同时就职于居之美公司，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被采信。因庭审中霍智城已确认自2012年开始周锦荣的社保由居之美公司代买，恩瑞公司申请的调查已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
被上诉人霍智城和原审被告恩瑞顺德分公司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本院除确认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恩瑞公司与霍智城在本案中提交了两份内容一样的《资产负债表》，该表“未分配利润”年初数为3638453.16元，“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合计”年初数为13638453.16元。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涉案款项是否为借款，恩瑞公司应否返还。针对该问题，本院作如下分析：
首先，从文意解释看。投资是指特定经济主体为了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内获得收益或是资金增值，在一定时期内向一定领域投放足够数额的资金或实物的经济行为。以融资过程中公司与投资者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之不同划分，公司融资方式可分为股权融资与债务融资，从投资者的角度可分为股权投资与债权投资。与股权投资不同的是，债权投资所投入资金并不形成公司自有资金，公司应当还本付息。诚然，按照通常对字面意思的理解，“投资款”与“借款”在性质上存在不同，但严格说来“投资款”并非法律概念。根据前述关于“投资”涵义的分析，“投资款”可以包含“借款”，二者并非当然的排斥关系。对一般公民而言，也存在将能够获得收益的款项统认为是“投资款”的可能性。因此，在双方当事人对涉案收据载明的“投资款”的理解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考虑到霍智城是恩瑞公司的股东这一特殊身份，不应简单参照案外人的标准，拘泥于相关证据片段来认定涉案款项的性质，而应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从整体上探寻当事人真实的内心意思。
其次，从双方提交的证据看。虽然恩瑞公司不确认霍智城提交的《资产负债表》的真实性，但其在一审中亦将内容完全一致的《资产负债表》作为证据提交，故在没有相反证据推翻该《资产负债表》的情况下，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因《资产负债表》的内容与霍智城提交的《其他应付款明细表》和《预提费用表》上的相关科目能够相互对应，故对《其他应付款明细表》和《预提费用表》的内容亦予以确认。鉴于《资产负债表》由恩瑞公司的专职财务人员制作，体现的是恩瑞公司意志，故相应法律后果亦应归属于恩瑞公司。经查，《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合计”年初数为13638453.16元，显然未包含涉案款项，说明涉案款项并未成为公司所有者权益，与恩瑞公司关于涉案款项系股权投资款的抗辩相矛盾。此外，恩瑞公司确认居之美公司出借给其的款项也被列入“其他应付款”科目，与涉案款项并未进行区分，可以合理怀疑涉案款项亦具有借款性质。
再次，从相关法律规定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据此，当事人是否具有返还款项的内心意思表示亦是判定涉案款项性质的重要因素。从涉案《资产负债表》及《其他应付款明细表》的内容可知，恩瑞公司返还涉案款项的意思明确，虽然其辩称该返还是对股东投资款的分红回报，但在公司经营利润未定的情况下事先确定8‰的分红率，并连同涉案款项本身计入公司财务账册，与通常股权投资款的回报方式不同，而更接近于借款的性质。
最后，从恩瑞公司的抗辩内容看。恩瑞公司二审称，恩瑞公司成立时，双方口头约定由秦伟民方（包括秦伟民和陈佩霞）出资800余万元持有公司50%股份，霍柱、霍智城、陈永福、何钜彬作为一方合共出资5000余万元持有公司另外50%股份，涉案款项即是霍智城应当支付的股权投资款，之所以如此约定是因为秦伟民之前的资源（包括无形资产及销售渠道等）作价约4200万元。本院认为，一方面，恩瑞公司的上述主张没有证据支持，而且在恩瑞公司的章程中已经明确约定每位股东的出资额及所占股份，涉案款项的支付并未引起该股权在工商登记上的变动，亦未有内部协议对此另行约定，也就是说，现有证据无法反映涉案款项与霍智城所持有的公司股权比例之间的对应关系。另一方面，根据日常生活经验，一般如此大额的资产定价都会经过专业机构的评估，即使未经过专业评估或在公司章程中不便于约定，也会通过其他形式予以固定，但很明显恩瑞公司并未提供这方面的证据。因此，本院对恩瑞公司的抗辩不予采信。
综上，涉案款项应当认定为借款，恩瑞公司应当予以返还。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略有不当，但对款项的性质定性准确，处理结果亦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恩瑞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接纳。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5558.39元，由上诉人广东恩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 维
审 判 员 吴绮擎
代理审判员 陈星星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黄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