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4民终3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靳燕，女，1975年4月23日出生，汉族，律师，现住邯郸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东耀，河北维民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艳英，女，1976年3月26日出生，汉族，职业，现住邯郸市丛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穆光，男，1974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职业，现住邯郸市。
上诉人靳燕因与被上诉人李艳英、穆光生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2017）冀0403民初5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靳燕上诉请求：1、撤销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2017）冀0403民初538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李艳英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艳英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遗漏对借贷关系中最重要的证据借条的认定。借条是借贷双方最直接、最明确的借贷意思表示，一审判决为选择性认定事实，对此借条却不予置评。无论是借条的真实性，也无怀疑该借条的合理动机和理由，更未对该借贷的形成时间等事实提出鉴定。一审判决仅因判决结果需要，而故意忽视该借据真实性，实无法服人。2、一审判决遗漏对转账凭证真实性以及靳燕通过亲戚朋友账户出借款项合理性的认定。3、一审判决遗漏证人证言所证事实。4、一审判决遗漏证人证言所证事实。5、一审判决遗漏调解书在执行阶段的相关文书的认定，尤其是对穆光的询问笔录，很大程度上能够印证借款真实存在的事实。一审判决更未提及。综上,一审判决并没有按照“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先审后判，而是根据先确定的结论，从李艳英处搜罗、牵强附会一些所谓的证据，拼凑出自己需要的事实和法律，进而推出自己的结论，失去了司法审判的公正、公正，严重损害了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靳燕恳请二审法院主持公道，维护靳燕的合法权益。
李艳英答辩称，靳燕所述前后矛盾，陈述不一。在审理本案的过程中，穆光从不出庭，而在靳燕诉穆光的案件需要拍卖的执行阶段，穆光却出现，并且在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穆光的律师所有的陈述均由靳燕的律师作答，很显然，是靳燕不让穆光出庭，害怕穆光与靳燕串通、恶意转让财产的目的，靳燕作为银行的副行长，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仍然而为之，靳燕与穆光存在欺诈行为，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穆光未答辩。
李艳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靳燕与穆光之间关于（2014）丛民初字第1955号案件系虚假诉。2、撤销靳燕、穆光之间的（2014）丛民初字第1955号民事调解书。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靳燕诉穆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1月10日受理，诉讼中双方于2015年2月5日达成调解协议，一审法院于当日做出（2014）丛民初字第1955号民事调解书，内容：“被告穆光拖欠原告靳燕借款本金60万元，于2015年2月10日付清。”靳燕于2015年2月18日申请一审法院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依法查封了穆光房屋一套。2015年，李艳英将穆光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偿还借款30万元及利息。一审法院于2015年6月1日做出（2015）丛民初字第1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穆光偿还李艳英借款186908.58万元及相应利息。判决生效后，穆光未履行，李艳英于2015年8月20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李艳英于2015年10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认为靳燕与穆光之间的借贷纠纷系虚假诉讼，请求撤销（2014）丛民初字第1955号民事调解书。另查明，本案原一审庭审笔录中，靳燕陈述：有银行转帐凭证的借款金额共计48万元，还有5万元转账凭证看不清楚，剩余7万元给的现金。本案发还重审后第一次庭审中（2017年7月24日），靳燕陈述：穆光共向靳燕借款60万元，转款凭证的金额合计498400元，其余为现金。2017年9月12日双方质证笔录中，靳燕陈述：除转款凭证上的金额外（共计548400元），靳燕还支付穆光现金16000元，剩余5万元记不清是现金支付还是银行转账了。据靳燕陈述：其与穆光系同学关系，与李建堂系邻居关系，与靳越生系兄妹关系，李金娥与靳越生系配偶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靳燕与穆光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一审法院认为，首先，靳燕在三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和陈述的事实均不一致，存在前后矛盾。其次，七次转款凭证均不是靳燕直接转款给穆光，而是在不同的时间由不同的第三人转款，双方借款次数较为频繁，且非固定的人员转款，不符合交易习惯。第三，靳燕未能证明自己具有出借本案较大数额借款的经济能力的情况下，为了借款给同学关系的穆光，而从邻居、家人手中借款，在向穆光主张权利时又放弃了利息。以上情况不符合常理。最后，靳燕与邻居李建堂的借贷关系中，靳燕陈述已还清借款，但未能举证履行情况；靳燕与兄嫂借款关系中，双方均陈述不清借款偿还情况。故靳燕陈述的借款来源存在事实不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一审法院认为，靳燕陈述的与穆光之间存在借贷的事实前后矛盾，其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故一审法院认为靳燕与穆光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合意，双方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靳燕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ATM机银行流水票3张，证明自2015年9月18日-2016年7月20日偿还李建堂78896.92元；2、银行流水3笔2016年11月-2017年1月转款18171元，银行凭条18张2014年3月-2016年11月还款109995元；靳越生银行对账流水2016年11月-2017年9月共11笔15050元，共计222112.92元，证明上诉人靳燕已经偿还了李建堂、靳越生处借给穆光的借款，且该借款就是其借给穆光的部分款项。被上诉人李艳英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对以上证据不认可，所有证据都显示，这个钱是李建堂、靳越生这两人借给穆光的，不能证明欠靳燕的钱，且在一审庭审中，所有情况均是靳燕的律师陈述。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因上诉人靳燕和李建堂、靳越生、李金娥均认可李建堂、靳越生和李金娥的银行卡和身份证在靳燕手中持有，其可以随时存、取款、转款等，靳燕作为银行工作人员，手中持有的银行卡可以随时相互存、取转款。再者靳燕无法证明李建堂、靳越生卡上的款就是李建堂、靳越生所有，故靳燕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认可。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关于（2014）丛民初字第1955号民事调解书是否应予撤销问题。在（2014）丛民初字第1955号案件中，靳燕向法庭提交2014年6月4日的《借条》及电话录音，载明：今借到靳燕现金陆拾万元整（月息2分）。但该证据与靳燕在本案两次庭审中提交的其他证据相互矛盾，根本不能证明靳燕是如何向穆光支付借款的事实。因为，第一次庭审时，靳燕提供了其用邻居、家人的银行卡于2013年9月9日、2014年1月23日支付穆光48万元，还有5万元看不清转账的凭条，其余借款为7万元现金交给穆光。但第二次庭审时，又称向穆光转账498400元，其余为现金。根据前述两次开庭靳燕提交的证据已证实靳燕在（2014）丛民初字第1955号案件中证明的事实与真实情况不符。所以，靳燕是如何支付给穆光的借款或者有没有支付给穆光借款的事实是不清楚的。而且，实际借款人穆光经法院传票传唤在（2014）丛民初字第1955号案件中整个庭审过程都未出庭说明情况和提出抗辩，在庭审结束后在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的情况下与靳燕签订了调解协议，在执行调解案件时，只有靳燕可以通知穆光出现。此次，李艳英申请撤销（2014）丛民初字第1955号案件二审的整个诉讼过程中穆光又在经法院传票传唤的情况下未出庭，虽委托律师但其律师并未具体陈述，都是靳燕的代理律师在代其辩解。靳燕到庭提交证据称其已归还李建堂的全部借款和靳越生部分借款，提交了转款凭条并陈述支付、偿还借款的过程，明确称确实借款穆光60万元的事实，但靳燕并没有提交其邻居、家人的银行卡是如何使用的证据，靳燕作为银行工作人员持有家人和邻居的银行卡，可以在这几张卡中随意转账而取得转账凭证，也无其他相反证据证明李建堂、靳越生卡中的款项来源。
总之，对上述矛盾和违反常理之处，穆光和靳燕均未作出合理解释。由此可见，靳燕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其就案涉60万元已经支付给穆光。（2014）丛民初字第1955号案件中对靳燕出借60万元款项的事实缺乏有效证据证明，影响了李艳英对穆光债权的实现、损害了李艳英的利益。故本院认为，（2014）丛民初字第1955号民事调解书应当予以撤销。综上所述，靳燕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靳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贾梅录
审判员 梁国华
审判员 李中军
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王 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