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鄂民终231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朱美荣。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家启，湖北九通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敏，湖北九通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城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鸿越大道以北、景德路以**室。代表人：李巍，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榕生，安徽宇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余旋，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朱美荣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宣城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保宣城公司”）船舶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武汉海事法院（2017）鄂72民初7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美荣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涉案事故为平保宣城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事故；2、平保宣城公司承担上诉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涉案事故已发生，涉案保险合同有效，但平保宣城公司未就合同格式条款对朱美容进行明确告知，该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故合同条款对朱美荣不产生效力，而且按照格式条款的解释原则，应对本案所涉合同条款作出对朱美荣有利的解释。平保宣城公司辩称：1、尽管朱美荣称涉案投保单上其签名非本人所签，但其已缴纳保费，该行为是对保险合同的追认，也是对合同条款的认可；2、非免责的格式条款无需尽到特别说明义务，本案所涉的“一切险”条款采取的是列明式写法，保险责任范围已经明确约定，双方均应遵守。朱美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平保宣城公司赔偿船舶损失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20万元、施救费38万元；2、平保宣城公司承担一审案件诉讼费。一审审理过程中，经朱美荣申请，双方当事人均同意法院仅就涉案事故是否属于平保宣城公司的保险责任作出裁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5日，平保宣城公司根据投保人为朱美荣的投保单，在朱美荣交纳保费后，签发沿海内河船舶保险单。该保单载明，被保险人和船舶所有人为朱美荣，船舶名称“江海188”轮，保险金额350万元，保险费合计23100元于2015年6月25日前交清，险别沿海、内河船舶保险一切险。保险期间及航程自2015年5月6日上午0时起至2016年5月5日下午24时止。该保险单特别约定：1、本保单条款适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承保一切险，……；11、本保单第一受益人为宣城皖南农村商业银行雁翅分理处（以下简称“皖南农商行”）；12、无其他特别约定。2015年5月29日约13:30分至2015年5月30日07:40分，“江海188”轮右舷靠“赣九江采3003”右舷装载黄砂过程中，因船尾下挫严重，船舶后部甲板上水后船舶机舱、生活舱和货舱先后进水，尽管两船尽快松开缆绳，“江海188”轮全力冲滩，但未能成功，最终该轮从船尾至船头依次进水整体向下直至沉没。事发时湖面阴天小雨微风，能见度清晰。2015年7月28日，江西省星子县地方海事处通过现场调查取证、询问当事人、现场勘测分析，对事故原因认定如下：1、“江海188”轮在装载黄砂过程中装载不当，前轻后重未能均匀分布，使其船舶受力不均，当受理临界点被打破后船尾下挫严重，舱内进水失去浮力，最终沉没是事故的直接原因；2、“江海188”轮经验不足，未充分考虑事故发生前晚大雨在货舱后部的潜在积水因素，仍然像往常一样装配作业，感觉船舶在未达到满载的情况下还在给船舶货舱加载，特别是给本已前轻后重的船舶后部货舱加载，以至于船尾突然下挫严重是事故的重要原因；3、双方值班人员均未充分观察，未能在装配作业过程中充分有效沟通，未提前预判风险，更未提前采取果断措施如停止作业等方式来避免事故的发生是造成事故的又一重要原因。最终认定：“江海188”轮对本起自沉事故承担主要责任，“赣九江采3003”对本起自沉事故承担次要责任。“江海188”轮事故发生后，朱美荣向平保宣城公司报案。2015年9月8日，朱美荣的丈夫吴波向平保宣城公司提交了海事报告和打捞合同两份索赔文件。2015年10月9日，平保宣城公司经委托保险公估公司进行公估，认为本起事故中造成沉船的原因为标的船自沉，非涉案保单约定的保险责任，遂向朱美荣出具《拒赔通知书》。朱美荣以“江海188”轮为抵押物，向宣城皖南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皖南农商行”）贷款100万元。皖南农商行为实现债权，要求朱美荣将“江海188”轮向平保宣城公司投保。平保宣城公司称皖南农商行可能代为朱美荣填写了涉案投保单。朱美荣缴纳保费后，平保宣城公司签发了以朱美荣被保险人，皖南农商行为保险赔款第一受益人的保险单。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中一切险保险责任主要包括，八级以上大风、洪水等自然灾害；火灾、爆炸；碰撞、触碰；搁浅、触礁以由此四项灾害或事故引起的倾覆、沉没；船舶失踪，以及碰撞、触碰责任和共同海损、救助及施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船舶保险合同纠纷。平保宣城公司签发了被保险人为朱美荣的船舶保险单，双方之间形成了船舶保险合同关系。朱美荣是被保险人、平保宣城公司是保险人。一审法院对焦点问题评判如下：第一，关于投保单与保险单的约束力问题。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范围为约定的意外风险，不是包赔所有事故。被保险人即使对财产投保，也负有必要的安全管理责任。投保单是要约，保险单是承诺，保险单与投保单密不可分。朱美荣虽不承认在投保单上签字，但即使皖南农商行代朱美荣投保，因朱美荣缴纳了保费，也在诉状和代理词中认可投保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的规定，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投保人已经缴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因此，投保单和保险单对朱美荣和平保宣城公司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应该按保险责任范围的约定行使权力，履行义务。第二，关于保险责任与除外责任问题。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提出索赔的前提是事故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只有被保险人所称的事故属于列明的保险责任范围，才判断是否属于除外责任。不能认为因不是除外责任就是保险责任，否则列明保险责任就没有意义，保险人的责任范围就会被无限扩大。本案中，涉案投保单和保险单中均明确约定“一切险”的赔偿范围，该条款也并非《保险法》规定的免除或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没有必要特别提示和说明，不适用《保险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及有争议格式条款解释方法的规定；因此，朱美荣应该在“一切险”的保险事故范围内主张权利。第三，关于沉船事故原因与近因原则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中国海事局联合制定的《关于规范海上交通事故调查与海事案件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法民四（2006）第1号]的规定，海事调查报告及结论意见可以作为海事法院在案件审理中的证据，除非有充分证据和理由推翻。朱美荣没有提供充分证据和理由推翻诉讼时提交的海事报告。根据双方诉讼中提供相同的海事报告的认定意见，涉案“江海188”轮装载不当是沉没的直接原因，配载不当是人为原因所致，不是保险意义上的意外风险，不是“一切险”保险责任范围，故平保宣城公司不应向朱美荣承担赔偿责任。朱美荣称本案事故除配载外，还有其他原因。但是保险近因原则在我国《保险法》中已经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法律逻辑思维方法，用以判断损失发生的因果关系。按照近因原则，如果是多种原因同时或者是多种原因连续发生而致损，则需要通过判断各原因所起的作用、各原因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因素来确定保险事故的近因。本案中，海事报告虽然认定了涉案事故发生的三种原因，但事故近因（直接原因）仍然是“江海188”轮装载不当所致，且其他原因也不确定是平保宣城公司的保险责任范围。因此，一审法院对朱美荣关于涉案事故是保险事故的主张不予支持。因当事人均同意先对事故责任进行确认，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事故不是平保宣城公司应承担的保险责任事故，朱美荣诉称的损失也没有必要进行鉴定和评估，朱美荣诉称损失的大小无法也无必要审理。综上，根据《保险法》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七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朱美荣诉称的船舶损失不是平保宣城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事故所致；二、朱美荣关于“江海188”轮沉船损失金额的诉讼请求不予审理。一审案件受理费96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4800元，由朱美荣负担。本案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朱美荣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变更诉讼请求，是对自身诉讼权利的处分，人民法院可依法予以准许，但其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法院必须予以审查。诉讼请求是原告通过法院向对方提出的权利主张，必须具体明确，且诉讼请求必须具有诉的性质和内容等特征，如此情况下，人民法院才可作出与之相对应的确认、给付、变更与否的裁判结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起诉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本案中，朱美荣变更之前的诉讼请求有明确的权利主张和赔偿数额，符合法律规定，但其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既不是对涉案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主张存在与否，也不是对平保宣城公司主张给付或是对双方法律关系主张变更，仅为对涉案客观事实和朱美荣提出具体权利主张的前提或基础进行确认，不是具体的权利主张，不能单独成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武汉海事法院（2017）鄂72民初78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朱美荣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9600元，退还朱美荣；朱美荣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960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鲁 杨审判员 林向辉审判员 余 俊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程建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