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3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金泰港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京开公路立交桥南甲64号。
法定代表人：李士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铁昕,男,北京金泰港物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发，北京轶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鞍山新展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四方台路3号。
法定代表人：杨庆合，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忠强，男，鞍山新展投资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军，辽宁正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山煤国际能源集团晋城晋鲁煤炭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凤台西街（交警三队斜对面）。
法定代表人：王靖春，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宁，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长振，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金泰港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泰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鞍山新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山公司）、原审第三人山煤国际能源集团晋城晋鲁煤炭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煤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5民初190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金泰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铁昕、张建发，被上诉人鞍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忠强、杨军，原审第三人山煤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宁、崔长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泰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鞍山公司一审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鞍山公司承担。
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金泰港公司已经履行完全部供货义务，金泰港公司与山煤公司之间已不存在债务关系。（1）金泰港公司履行合同的事实经过为：①山煤公司通过现汇方式向金泰港公司汇款12800000元，通过交付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10150000元，尹长松通过发送手机短信的方式向金泰港公司告知了山煤公司的银行账户，金泰港公司向上述山煤公司的银行账户转款1000000元，尹长松向金泰港公司回复手机短信称收到上述款项。②尹长松根据合同约定指定了交货的货场，金泰港公司收到山煤公司的货款后，于2013年4月26日前在尹长松指定的货场向山煤公司交付精煤12412.38吨，价值12188957.16元。金泰港公司与山煤公司对账后，金泰港公司向山煤公司出具相应发票，山煤公司认可后已入账，该事实有相应发票及山煤公司的询证函可以证明。③2013年7月至2013年9月期间，金泰港公司根据合同约定，通过汽车运输在尹长松指定的货场向山煤公司交付混煤11860.24吨，价值3951894元。金泰港公司与山煤公司对账后，金泰港公司向山煤公司出具相应发票，山煤公司认可后已入账，该事实有磅单、相应发票以及山煤公司的询证函可以证明。④2013年5月至2013年8月期间，金泰港公司根据合同约定，通过火车运输在尹长松指定的货场向山煤公司交付混煤13245吨，价值7059585元。至此，金泰港公司已经全部履行了供货义务，金泰港公司与山煤公司已不存在事实的债务关系。该事实有火车运单、尹长松运费付款证明、运输单位承办人姜某的证言可以证明。泰港公司与山煤公司签订合同及履行的事实为：山煤公司的代表尹长松持加盖有山煤公司公章的合同、资质证明及名片找到金泰港公司，称希望利用金泰港公司的运输资源及供货实力，与金泰港公司签订供货合同，并由尹长松实际与金泰港公司履行双方签订的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确实由尹长松代表山煤公司履行双方的合同，比如，尹长松提供山煤公司的银行账户供双方资金往来、由尹长松按照合同约定向金泰港公司指定交货地点。由于金泰港公司有火车运输资源，通过金泰港公司联系，金泰港公司向尹长松发货后，由尹长松通过火车运输的方式运煤。金泰港公司按照尹长松的指示向尹长松交付了全部货物，因此金泰港公司已履行完毕向山煤公司的供货义务。金泰港公司与山煤公司的交易习惯为：付款、交货、对账确认、开具发票、财务最终入账确认履行，因交货与财务最终确认履行之间存在时间差，金泰港公司履行完毕全部供货义务后，尹长松仅与金泰港公司就通过汽车运输的方式交付的货物进行了对账，山煤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张俊民于2013年11月去世，加之受山煤公司账户封账的影响，金泰港公司与山煤公司未就通过火车运输的方式交付的货物进行对账。后尹长松于2014年4月去世，金泰港公司多次要求与山煤公司对账，但山煤公司拒不认可供货事实。（2）关于尹长松是否代表山煤公司的问题。虽然山煤公司拒不认可尹长松系其工作人员，但山煤公司认可尹长松与其存在业务往来，并拒绝陈述山煤公司负责与金泰港公司业务往来的业务员姓名。金泰港公司与山煤公司有多笔业务往来，并相应进行了对账、开具了发票，据此表明尹长松代表山煤公司履行了相应的合同。对山煤公司而言，即便尹长松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也应当认定为表见代理行为，尹长松的收货行为应当认定为金泰港公司已经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此外，鞍山公司陈述称，山煤公司交付给金泰港公司的10500000元承兑汇票系鞍山公司出具的，交付承兑汇票的行为明显不可能为山煤公司陈述的由法定代表人持承兑汇票前往金泰港公司入账，明显为尹长松代表山煤公司履行合同付款义务的行为，即便尹长松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也应当认定为表见代理行为。（3）山煤公司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为虚假陈述。煤公司向金泰港公司送达的2份询证函中，第1份询证函载明截至2013年10月31日，金泰港公司欠山煤公司9761042.84元；第2份询证函载明截至2013年12月31日，金泰港公司欠山煤公司5809148.84元。据此表明，虽然金泰港公司在上述期间内未向山煤公司供货，但金泰港公司与山煤公司就之前的供货情况进行对账后，山煤公司确认了金泰港公司供货的事实并相应核减了欠款金额。山煤公司如不能正确解释该客观事实，应当提交证据证明核减上述欠款的事实经过，否则即表明金泰港公司陈述及提交的证据证明的事实为客观事实，金泰港公司与山煤公司已经不存在债务关系。于金泰港公司与山煤公司实际履行合同的情况，山煤公司陈述称其原法定代表人张俊民具体负责代表山煤公司履行合同。因金泰港公司的住所地在北京市，山煤公司的住所地在山西省，金泰港公司与山煤公司之前从未有任何业务往来，没有任何接触的机会，双方并不相识，山煤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张俊民不可能持有合同找到金泰港公司洽谈业务，也不能自煤炭产地山西省前往并不产煤的北京市大兴区购买煤炭，双方之间必定有具体的业务人员负责洽谈签订合同、履行合同，就此问题，一审法院在庭审中曾反复询问，但山煤公司含糊其辞，拒绝承认客观事实，从反面证明金泰港公司的陈述为客观事实。泰港公司与山煤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包括实际供货，双方经过对账，开具发票后，山煤公司已经入账处理。金泰港公司与山煤公司均为国有企业，财务与业务正规、健全，且企业开展业务的出发点均是赚取利润，金泰港公司不可能按照17%的标准自掏增值税税费为山煤公司开具发票而没有任何利润，不可能发生走单走票不走货的事实，且金泰港公司提交了供货的证明（磅单、火车运输票据），山煤公司的陈述为虚假陈述，混淆事实。煤公司的询证函明显为山煤公司认可金泰港公司至少履行了交付16140851.16元货物的事实，在开庭中又陈述称以前对过账且开具发票认可入账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提交证据与陈述前后矛盾，明显为虚假陈述，混淆事实。（4）一审判决认定金泰港公司与山煤公司之间的欠款金额为5809148.84元，但一审法院同时还认为金泰港公司需要就其向山煤公司代表发货价值700余万元的事实继续举证，明显前后矛盾。（5）一审诉讼中，金泰港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一审法院（2014）大民初字第6095号金泰港公司与淄博溢泽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民事判决为缺席判决，淄博公司并未到庭参加诉讼，该判决认定的事实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金泰港公司与山煤公司之间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金泰港公司已经不欠山煤公司款项。2.因一审法院未能查明事实，导致错误适用法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
本院二审庭审中，金泰港公司当庭补充上诉事实和理由：1.金泰港公司与山煤公司之间款项往来的情况：（1）2013年4月18日，山煤公司通过现汇的方式向金泰港公司付款10800000元；（2）2013年5月13日，山煤公司向金泰港公司退款1000000元；（3）2013年6月5日，山煤公司通过交付承兑汇票的方式向金泰港公司付款10150000元；（4）2013年6月18日，山煤公司通过现汇的方式向金泰港公司付款2000000元。其中，承兑汇票是尹长松代表山煤公司交付给金泰港公司的，据此表明，尹长松是山煤公司的代理人，而且承兑汇票的领取手续在山煤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山煤公司应向法院提交领取手续。此外，2013年5月13日金泰港公司向山煤公司退还的1000000元是按照山煤公司的要求通过尹长松向山煤公司退还的，尹长松向金泰港公司提供了山煤公司接收退款的银行账号。该笔退款对应运费，因为合同约定的煤炭单价为533元/吨，包括货款、税费和运费，金泰港公司与山煤公司约定运费由山煤公司承担，当时估计运费金额约为1000000元，双方约定实际发生后多退少补，火车运输的时间是2013年6月至2013年8月，所以金泰港公司于2013年5月应山煤公司要求向山煤公司退款1000000元。2.金泰港公司与山煤公司之间货物往来的情况：（1）合同签订后，金泰港公司向山煤公司供货12412.38吨精煤，价值12188597.16元，双方对该笔金额均予以认可，并有增值税发票予以证明；（2）2013年7月至2013年9月，金泰港公司通过汽车运输的方式向山煤公司供货，货物价值3951894元，双方对此均予以认可。2013年10月3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双方没有业务往来，但双方通过对账确认了金泰港公司的供货情况；（3）2013年5月至2013年8月，金泰港公司向通过向沙城货场供货13245吨的方式履行了向山煤公司的供货义务。合同约定单价为533元/吨，其中包括运费，平均运费为92元/吨，扣除运费后计算的上述货物价值为5841045元，与本案争议的5809148.84元高度吻合。据此表明，金泰港公司已经全部履行了合同义务。需要说明的是，金泰港公司将货物交付给尹长松即完成了交货义务，尹长松没有铁路运输的发货资格，只能通过具有发货资格的运输方运输，一审诉讼中，证人姜某出庭证明了尹长松代表山煤公司。2.金泰港公司已经将货物交付给尹长松，尹长松代表山煤公司支付了货款，所以货物接货地点及货物的运输单位均与金泰港公司无关。3.金泰港公司认为一审法院作出的（2014）大民初字第6095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6095号判决）与本案无关。山煤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张俊民于2013年11月去世，之后山煤公司便拒绝与金泰港公司就金泰港公司通过火车运输向山煤公司交付的货物对账，金泰港公司为核实与淄博公司之间的交易情况、避免国有资产流失，起诉了淄博公司，但在该案中淄博公司未到庭，导致双方账目未能查清，缺席判决，该案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后金泰港公司通过国家铁路机关得知第三方已通过火车运输的方式交货的事实，该事实经法院调查、证人出庭作证已予以证明，因此6095号判决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4.金泰港公司又核实了与淄博公司的交易情况，具体的业务均通过姜某办理，因此姜某对本案至关重要，金泰港公司申请姜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鞍山公司辩称：1.金泰港公司上诉主张，金泰港公司已经履行完毕全部供货义务，金泰港公司与山煤公司不存在债务关系，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金泰港公司与山煤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明确的，金泰港公司欠付山煤公司5809148.84元。（1）金泰港公司与山煤公司之间的询证函可以证明金泰港公司欠山煤公司5809148.84元。2013年10月31日山煤公司向金泰港公司发出询证函，至2014年4月11日金泰港公司向山煤公司发出询证函，最后3份询证函反复确认金泰港公司欠山煤公司5809148.84元，并且后2份询证函系金泰港公司主动发出，能够证明金泰港公司与山煤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2）金泰港公司上诉主张，金泰港公司于2013年6月至2013年8月期间，2013年6月至2013年8月期间，金泰港公司根据合同约定，通过火车运输在尹长松指定的货场向山煤公司交付混煤13245吨，价值7059585元，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货票均是复印件，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载的发货人、收货人均不是本案当事人，不具有证据的关联性。载的收货人为“国电聊城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聊城公司）”，该公司与金泰港公司、山煤公司没有煤炭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一审诉讼中，山煤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相应证据，聊城公司明确表示其与金泰港公司、山煤公司没有煤炭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山煤公司也否认其与聊城公司之间存在该笔煤炭买卖合同法律关系。2.金泰港公司上诉主张，即便尹长松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也应当认定为表见代理行为，尹长松的收货行为应当认定为金泰港公司已经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该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尹长松系淄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金泰港公司关于尹长松代表山煤公司签订并履行合同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6095号判决载明尹长松系淄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在同一时期淄博公司与金泰港公司之间存在煤炭买卖关系。（2）金泰港公司仅以名片、手机短信、加盖山煤公司印章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尹长松代表山煤公司与金泰港公司履行煤炭买卖合同，依据不足。金泰港公司称尹长松持有上述资质证件与其签订合同，但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山煤公司也予以否认。（3）尹长松的行为并非表见代理行为。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主要有2点：相对人依据一定事实，相信无权代理人具有代理权；相对人必须是善意且无过失的。法律确定表见代理制度的主要意义是保护善意无过失的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金泰港公司明知尹长松系淄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既从尹长松处购买煤炭，又同时以几乎相同的价格向尹长松出卖煤炭，与常理不符，不是善意相对人。金泰港公司仅以名片、短信确定尹长松的身份，存在重大过失，尹长松的行为不是表见代理行为。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金泰港公司的上诉请求。
本院二审庭审中，鞍山公司针对金泰港公司当庭补充的上诉事实和理由答辩称：1.关于山煤公司向金泰港公司付款的情况。金泰港公司当庭主张尹长松代表山煤公司向金泰港公司交付承兑汇票，对此金泰港公司在之前的诉讼中从未提及过。金泰港公司之前一直主张尹长松以短信形式回复收到，但金泰港公司未提供相应的短信证据，本次庭审中，金泰港公司变更了说法。2.关于金泰港公司向山煤公司的供货情况。金泰港公司主张合同约定的单价533元/吨的构成，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3.关于本案所涉火车运输的13245吨煤炭。金泰港公司当庭将供货时间改为2013年6月至2013年8月，之前主张供货时间是2013年5月至2013年8月；金泰港公司之前提交了铁路货票证明该批货物的数量，并根据合同月的单价533元/吨计算得出供货金额为7059585元，现金泰港公司当庭又变更主张该批货物金额为5841045元，以便与询证函金额5809148.84元相吻合。4.金泰港公司主张其将货物交付给尹长松即履行了向山煤公司的交货义务。金泰港公司之所以如此主张，是因为山煤公司前往聊城公司进行了调查取证，聊城公司明确其与山煤公司、金泰港公司均没有货物往来。5.6095号判决与本案具有高度关联性，该判决可以证明尹长松是淄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金泰港公司主张6095号判决认定的事实有误，应当申请再审。6.金泰港公司当庭申请姜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本案举证期限已经届满。综上，鞍山公司认为金泰港公司混淆是非，损害鞍山公司合法权益。
山煤公司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金泰港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1.本案系债权人代位权纠纷，山煤公司与鞍山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真实合法明确。2.山煤公司与金泰港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是真实合法明确的。金泰港公司上诉主张，金泰港公司曾向山煤公司供煤，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金泰港公司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其已经完全履行了向山煤公司的供货义务。3.尹长松并非山煤公司的代表，尹长松与山煤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或者其他授权关系。尹长松的真实身份是淄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6095号判决表明，金泰港公司对尹长松的身份是明知的。4.金泰港公司欠山煤公司5809148.84元的事实是清晰明确的，金泰港公司与山煤公司之间的3份询证函可以证明该事实。金泰港公司关于其已经履行了供货义务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5.同意鞍山公司其他全部答辩意见。
本院二审庭审中，山煤公司针对金泰港公司当庭补充的上诉事实和理由述称：1.关于山煤公司于2013年6月15日向金泰港公司支付10150000元承兑汇票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异议，山煤公司向法院提交了金泰港公司就该笔付款向山煤公司出具的收据，该收据上的收、付款人均不是尹长松。2.合同约定单价533元/吨，各方当事人在之前并无争议，该价格指的是到货价，相关运费、物耗等都包含在内，因此金泰港公司关于运费92元/吨的主张与事实不符。3.金泰港公司主张通过火车运输交付了13245吨煤炭，但金泰港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履行了相应供货义务。4.关于金泰港公司供货问题，金泰港公司之前主张交货至聊城公司，经山煤公司核实，聊城公司从未与本案各方当事人进行过煤炭交易，后金泰港公司又变更主张称其只负责将货物交至发煤站，一审法院前往发煤站调查核实，相应货物发往聊城公司。因此，金泰港公司的主张与事实不符。5.6095号判决中所涉交易链条的付款时间、金额、供货数量与本案山煤公司、金泰港公司签订的合同内容高度吻合，甚至1000000元退款完全一致，因此6095号判决与本案高度关联，该判决应当作为本案的参考。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山煤公司与金泰港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是否明确，核心问题在于金泰港公司是否履行了13245吨煤炭的供货义务，金泰港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履行了该供货义务。
鞍山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定金泰港公司给付鞍山公司货款本金4344607.15元及利息（从2013年5月份开始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到还清之日止）；2.金泰港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一、有关债权人（鞍山公司）对债务人（山煤公司）的债权
2013年5月9日，鞍山公司（买受人）与山煤公司（出卖人）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约定鞍山公司向山煤公司购买规格为单一煤种（阳塔）的煤炭，交货时间及数量为2013年5月1.5万吨，2013年6至12月每月2万吨，共计15.5万吨，交货地点为买受人指定货场交货。质量以买受人化验结果为准，数量以买受人计量结果为准。单价为现金1000元/吨或承兑1015元/吨。预付款每次不低于1000吨的货款，每个月末预订次月数量。合同签订后，鞍山公司于2013年5月通过承兑汇票的方式给付山煤公司货款2030万元，山煤公司共向鞍山公司开具金额为14455392.85元的发票。山煤公司仅履行了部分发货义务，尚欠鞍山公司预付货款4344607.15元未退还，鞍山公司多次向山煤公司索要剩余的4344607.15元货款，山煤公司至今尚未支付。一审庭审中，山煤公司对于所欠鞍山公司4344607.15元表示认可，陈述由于公司经营亏损，无力返还鞍山公司上述货款。
关于鞍山公司和山煤公司之间的货物买卖合同履行情况，鞍山公司提交了开滦集团兴隆矿业选煤厂过磅单，称其与山煤公司之间并不发生直接的业务往来，而是从中阳县恒丰洗煤有限责任公司将煤运送至其客户兴隆矿业选煤分公司，然后根据其从中阳县恒丰洗煤有限责任公司拉走的煤矿与山煤公司结算。山煤公司与中阳县恒丰洗煤有限责任公司系合作单位，其委托中阳县恒丰洗煤有限责任公司送煤。
二、有关债务人（山煤公司）与次债务人（金泰港公司）的债权债务
2013年4月17日，金泰港公司与山煤公司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约定山煤公司向金泰港公司购买规格为混煤的煤炭，交货地点为买受人指定货场交货。质量以买受人化验结果为准，数量以买受人计量结果为准。单价为533元/吨（含17%增值税发票）。结算方式为一票现汇结算。合同履行期限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
合同签订后，山煤公司向金泰港公司支付预付款共计2195万元，分别是2013年4月18日山煤公司向金泰港公司电汇1080万元，2013年5月13日金泰港公司向山煤公司退款100万元，2013年6月5日山煤公司向金泰港公司支付承兑汇票1015万元，2013年6月18日山煤公司向金泰港公司电汇200万元。
关于金泰港公司向山煤公司发货的情况，山煤公司认可金泰港公司于2013年4月26日之前向山煤公司指定收货方发送煤炭价值共计12188597.16元，同时金泰港公司向山煤公司出具了12188597.16元的发票；2013年7月至9月，金泰港公司通过汽车运输的方式向山煤公司指定收货方运送3951894元货物，于2013年12月23日向山煤公司开具3951894元发票。
2013年6月至8月尹长松通过怀来县渠上煤炭发运服务站从怀来县沙城站通过火车铁路运输方式向国电聊城发电有限公司运送13245吨混煤，按照合同约定单价计算货值为7059585元。金泰港公司认为其系接受山煤公司代表尹长松的指示将货物送到发运服务站，其履行了发货义务，由此计算，金泰港公司向山煤公司发货金额超出山煤公司已付货款，山煤公司尚欠其部分货款未支付。
山煤公司陈述，尹长松系淄博公司法定代表人，淄博公司向金泰港公司供煤，而后金泰港公司向山煤公司供煤，付款的实际履行情况是，2013年4月18日山煤公司向金泰港公司付款1080万元，同日，金泰港公司向淄博公司付款1078万元，2013年5月13日，淄博公司向金泰港公司退款100万元，金泰港公司向山煤公司退款100万元，2013年6月18日山煤公司向金泰港公司电汇200万元，同日，金泰港公司向淄博公司付款199万元。因淄博公司尚有货物未发货，金泰港公司曾起诉淄博公司要求返还预付款7841826.48元，经法院判决由淄博公司退还金泰港公司预付款7841826.48元。
金泰港公司与山煤公司之间的对账情况：2013年10月31日，山煤公司向金泰港公司发出询证函，载明截止到2013年10月31日，金泰港公司尚欠山煤公司9761042.84元，金泰港公司于复函中确认上述欠款金额。2013年年底，山煤公司向金泰港公司发出询证函，载明截止到2013年12月31日，金泰港公司尚欠山煤公司5809148.84元。金泰港公司确认上述欠款金额。2014年1月14日，金泰港公司向山煤公司发出询证函，载明尚欠山煤公司5809148.84元，山煤公司回函确认，2014年4月11日，金泰港公司再次向山煤公司发出询证函，确认欠款金额仍为5809148.84元。金泰港公司陈述，上述询证函中确认的仅为账面数额5809148.84元，金泰港公司总计收到山煤公司2195万元，第一次向山煤公司开具发票12188957.16元，双方在2013年10月31日询证函中的欠款金额9761042.84元，后金泰港公司于2012年12月23日又向第三人山煤公司开具了数额为3951894元的发票，因此，双方在2013年年底的询证函中确认了账面所欠款数额为5809148.84元，而两次对账期间并无送货和付款事实，仅是开具了发票。山煤公司认为最后三份询证函反复确认的金额一致，均为5809148.84元，并且后两次询证函系金泰港公司主动发出，均为实际欠款金额。
本案审理过程中，山煤公司作为原告起诉了金泰港公司，向金泰港公司主张本案中的两笔债权，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中止该案的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在本案的代位权诉讼中，鞍山公司处于债权人地位，山煤公司处于债务人地位，金泰港公司处于次债务人地位。
关于债权人（鞍山公司）与债务人（山煤公司）之间的债权数额由于双方予以认可，一审法院对此不持异议。关于鞍山公司主张的利息，因其付款给山煤公司的时间分别是2013年5月6日和5月17日，对于其主张的利息数额自2013年5月17日起计算为宜。关于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务数额，是本案各方争议的焦点，鞍山公司在起诉书中确认，其代山煤公司向金泰港公司主张的到期债权系2014年4月11日询证函中金泰港公司欠付山煤公司的5809148.84元，故对于山煤公司提及的金泰港公司欠付山煤公司的1937218元的债务，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一审法院不予处理。鞍山公司对其主张的金泰港公司欠付山煤公司5809148.84元的主张进行了初步举证，其提交金泰港公司和山煤公司之间的财务询证函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数额为5809148.84元，山煤公司对此予以认可，金泰港公司认为询证函只是其与山煤公司财务之间关于付款和发票之间的账面结算，并非实际合同履行情况的结算，且通过截止时间为2013年10月31日和2013年12月31日两份询证函的差额予以说明。一审法院认为，结合鞍山公司提交的询证函及山煤公司的陈述，可以认定金泰港公司欠付山煤公司5809148.84元，金泰港公司关于询证函记载金额系付款与发票之间账面结算的说法，本身与常理不符，即便其作出了说明，但是也应当继续对双方之间还有应开未开发票进行举证，亦即其就其主张的已向山煤公司代表尹长松发货价值700多万元的情节继续进行举证，但其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与山煤公司之间尚有其他供货未进行结算，故一审法院对于鞍山公司主张的金泰港公司欠付山煤公司5809148.84元的事实，予以确认。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金泰港物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鞍山新展投资有限公司4344607.15元及利息（以欠款本金4344607.15元为基数，自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七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利息与本金之和不超过5809148.84元）；二、鞍山新展投资有限公司对山煤国际能源集团晋城晋鲁煤炭经营有限公司享有的相应债权以及山煤国际能源集团晋城晋鲁煤炭经营有限公司与北京金泰港物流有限公司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在上述第一项给付金额的范围内消灭；三、驳回鞍山新展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开庭过程中，金泰港公司当庭申请姜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以证明金泰港公司与山煤公司之间业务往来情况，但姜某在本院二审开庭审理时并未到庭，金泰港公司陈述称姜某经通知后可在3至4小时内到庭。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二审举证期限届满后，金泰港公司当庭申请证人姜某出庭作证，而鞍山公司不同意姜某出庭作证，且姜某在本院开庭审理本案时并未到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未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不得出庭作证，但双方当事人同意并经人民法院准许的除外。”本案金泰港公司未在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证人姜某出庭作证，在金泰港公司当庭提出该申请的情况下，鞍山公司不同意姜某出庭作证，而且姜某也未到庭，本院在客观上无法当庭通知姜某出庭作证，因此，依照上述规定并结合案件事实及诉讼情况，本院对金泰港公司关于姜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不予准许。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其他新的证据。本院根据当事人在一审诉讼中提交的证据补充查明：金泰港公司与山煤公司于2013年4月17日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载明：“签订地点：山西太原”；该合同中没有“尹长松”字样。金泰港公司在一审诉讼中提交的铁路运输货票所载内容中并没有“金泰港公司”、“山煤公司”及“尹长松”字样。二审庭审中，金泰港公司陈述称，尹长松持有山煤公司的营业执照、印有尹长松为山煤公司工作人员的名片、加盖有山煤公司印章的合同找到金泰港公司，代表山煤公司与金泰港公司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鞍山公司主张山煤公司欠付其货款，并依据山煤公司与金泰港公司之间的询证函主张金泰港公司欠付山煤公司5809148.84元款项，据此，鞍山公司向金泰港公司提起债权人代位权诉讼。山煤公司认可鞍山公司主张的上述事实，而金泰港公司认可上述询证函的真实性，但主张其向山煤公司交付的13245吨货物未与山煤公司对账，其已经完全履行了向山煤公司的供货义务，不再欠付山煤公司款项。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金泰港公司是否履行了向山煤公司交付13245吨货物的义务，进而涉案询证函所载金泰港公司欠付山煤公司5809148.84元款项的事实是否仍然存在。本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结合在案证据，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就上述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分析认定如下：
本案中，金泰港公司主张尹长松代表山煤公司与金泰港公司签订、履行《煤炭买卖合同》；金泰港公司按照尹长松的指示通过火车运输的方式向山煤公司履行了交付13245吨货物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第三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金泰港公司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为此，金泰港公司在本案中提交了名片、短信记录及铁路运输货票。本院认为，首先，金泰港公司在本院庭审中陈述称尹长松持有山煤公司营业执照、名片、合同找到金泰港公司，代表山煤公司与金泰港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但金泰港公司与山煤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中没有“尹长松”字样，且《煤炭买卖合同》载明的签订地点为山西太原，并非金泰港公司的住所地所在的北京市，金泰港公司的陈述与其提交的证据存在相互矛盾之处。金泰港公司提交的名片、短信记录内容本身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故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而且，金泰港公司曾与淄博公司存在业务往来，双方发生纠纷后，金泰港公司起诉淄博公司，要求淄博公司返还预付款，该案的判决即6095号判决载明淄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尹长松，金泰港公司在本案中关于尹长松身份的主张与6095号判决相矛盾。综上，金泰港公司依据名片、短信记录提出的关于尹长松代表山煤公司与金泰港公司签订并履行合同的主张，不能成立。其次，根据查明的事实，金泰港公司提交的铁路运输货票所载内容并不包括金泰港公司、山煤公司，该铁路运输货票无法证明金泰港公司或者山煤公司与相应货物的关联性，本院对金泰港公司提交的铁路运输货票的证明力不予确认。因此，金泰港公司关于尹长松代表山煤公司与金泰港公司签订、履行《煤炭买卖合同》；金泰港公司按照尹长松的指示通过火车运输的方式向山煤公司履行了交付13245吨货物的义务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金泰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418元，由北京金泰港物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小勇
审 判 员 王国才
审 判 员 李 雪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陈 洋
书 记 员 洪 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