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中民初字第3458号
原告大连市水产研究所。
法定代表人姜大为，系所长。
委托代理人葛红,辽宁金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郎义平,辽宁金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新俊。
委托代理人史磊，辽宁新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大连市水产研究所诉被告王新俊撤销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大连市水产研究所委托代理人葛红、郎义平，被告王新俊及其委托代理人史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授权耿连奎与被告签订了一份承包合同书，约定原告将海底增殖区一处（老虎滩凌角湾污水口至石槽北山电塔连线以北到岸边；老虎滩渔港航道以西到岸边）承包给被告经营，承包期限自200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止；承包费每年5万元（不含税），每年12月20日前交齐下年承包费，合同还规定了其它条款。2010年4月19日，大连市城建局以大城函发（2010）60号文件的形式下发了《关于委托中山区政府承担虎滩湾改造项目拆动迁工程的函》，该函中明确了拆动迁的范围，其中就包括原、被告签订的承包合同中原告发包给被告的海底增值区。2010年8月14日，原告与大连市中山区海域清理办公室签订了《关于对老虎滩养殖区建设用海资源调查及填海污染损失评估的协议》。2010年8月19日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即辽宁省海洋渔业环境监督监测站）承接了大连市中山区海域清理办公室委托的《大连老虎滩湾建设用海养殖区海洋经济生物资源调查与评估》项目。2010年10月8日辽宁省海洋渔业环境监督监测站出具了编号为（2010）第002号《大连老虎滩湾建设用海养殖区海洋经济生物资源》的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2011年1月5日辽宁省海洋渔业环境监督监测站又出具一份《关于虎滩工程征用大连市水产研究所海域面积划分及征用海域补偿金计算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2011年1月17日，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主持召开了《老虎滩湾建设项目征用水产研究所管辖海域补偿款的分配》问题的会议，被告及被告授权的代理人刘涛同时列席了该会议。会议明确了补偿款的分配原则及分配方案。2011年1月18日，原告根据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召开的会议精神和内容，与被告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解除原、被告签订的承包合同；原告补偿被告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13081770元。该笔补偿款原告已于2011年1月17日和2011年1月28日分两次给付了被告。2014年6月7日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出具了《大连市水产研究所管辖海域分界测绘报告》，在这份有被告签字认可的测绘报告中，原告得知之前的评估报告中坝外界址点（坐标）因被告指认有重大错误，致使原告因重大误解向被告多支付了承包面积外的补偿款831530元，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期间原告曾多次找被告，要求被告退还原告多支付的补偿款，被告始终置之不理。原告无奈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撤销原、被告2011年1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第三条中有关补偿款人民币13081770元的内容，同时确认被告应当得到的补偿款金额为人民币12250240元；2、被告返还原告多支付的补偿金人民币831530元。
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首先，原、被告于2011年1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现该协议中原、被告双方的权利义务均履行完毕四年之久，原告诉请撤销该协议中的条款显然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同时原告请求撤销的条款与协议中其他条款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原告履行了该协议第三条，向被告足额按时支付补偿款的前提下，被告才有义务履行协议中自己应承担的义务。本案中原告单独请求撤销该条款明显依据不足，另外从该协议内容及履行情况看不存在任何合同法第54条规定的可撤销合同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本协议约定的很明确，原告向被告支付约定的补偿金，同时被告将相关养殖捕捞设施、资源自行清理完毕，撤出上述海域，内容中根本不存在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的重大误解情形。最后关于原告主张重大误解的相关证据，被告认为与本案最终协商达成的协议书没有关联性。目前我国没有任何一处法律法规规定了海洋补偿协议相应的补偿标准，因此原告在增加诉讼请求中，要求确认的补偿款数额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该补偿款是通过双方协商达成一致确认的数额，而不是由任何一部法律法规规定的，本海域的补偿范围不但包括海底资源，还包括为了海底养殖所添置的设施、器具。
经审理查明，原告授权原法定代表人耿连奎与被告签订了一份《承包合同书》（未注明具体签订时间），约定原告将其拥有使用权的海底增殖区一处（老虎滩凌角湾污水口至石槽北山电塔连线以北到岸边；老虎滩渔港航道以西到岸边）承包给被告经营，承包期限自200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止；承包费每年5万元（不含税），每年12月20日前交齐下年承包费等。合同签订后双方开始依约履行。
2010年4月19日，大连市城市建设管理局颁发了大城函发（2010）60号《关于委托中山区政府承担虎滩湾改造项目拆动迁工程的函》，内容包括中山区政府作为陆域和海域拆动迁主体，负责拆动迁许可证办理及其它相关工作。其中本案所涉海域包括在拆动迁范围内。2010年10月8日，辽宁省海洋渔业环境监督监测站受大连市中山区海域清理办公室委托，出具了（2010）第002号《大连老虎滩湾建设用海养殖区海洋经济生物资源评估报告》。评估结论为：大连市老虎滩湾建设用海区域面积为67.36公顷（1010.4亩），底栖生物总经济价值为1954.69万元人民币（平均1.93万元/亩），其中大连市水产研究所管辖海域面积66.45公顷，底栖生物经济价值为1921.53万元，大连老虎滩捕捞场管辖海域养殖面积0.91公顷，底栖生物经济价值为33.16万元。2011年1月5日辽宁省海洋渔业环境监督监测站出具一份《关于虎滩工程征用大连市水产研究所海域面积划分及征用海域补偿金计算的说明》，就（2010）第002号评估报告结论中大连市水产研究所管辖海域底栖生物经济价值1921.53万元进行了补充说明，其中坝内28.54万元，坝外1892.99万元。
2011年1月18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乙方从2004年1月1日起承包甲方海底增值区一处（老虎滩菱角湾污水口至石槽北山电塔连线以北到岸边；老虎滩渔港航道以西到岸边），现因大连市政府对上述海域进行征用，双方之间承包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双方经协商约定解除双方间承包合同，并约定：一、双方确认本协议签订后，双方之间海域海底增殖区的承包合同关系即告解除；二、乙方承诺在本协议签订后三十日内将相关养殖捕捞设施、资源自行清理完毕，撤出上述海域。乙方同时承诺，本协议签订后，不以任何方式阻挠政府相关部门对上述海域的征用活动；不以任何理由或方式向政府相关部门或甲方及其他相关单位、个人提出其他经济补偿要求等；三、甲方同意补偿乙方经济损失人民币壹仟叁佰零捌万壹仟柒佰柒拾（13081770）元整。补偿款分两期支付，其中于2011年1月18日前支付柒佰万（700万）元；2011年1月30日前付清余款；双方并约定了违约责任等条款。
2011年1月17日、2011年1月28日被告分别收到原告给付的补偿款700万元、6081770元。
2014年6月7日，因2010年7月16日发生的溢油事故补偿需要，经原告委托，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出具了《大连市水产研究所管辖海域分界测绘报告》，该测绘结果中显示，被告承包使用海域面积共62.41公顷。
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滩涂浅海水域使用执照、《承包合同书》、《关于委托中山区政府承担虎滩湾改造项目拆动迁工程的函》、《协议书》、《大连老虎滩湾建设用海养殖区海洋经济生物资源评估报告》、《关于虎滩工程征用大连市水产研究所海域面积划分及征用海域补偿金计算的说明》、授权委托书、收条、《大连市水产研究所管辖海域分界测绘报告》和当事人的陈述笔录在案为凭，这些证明材料已经当庭质证和本院的审查，可以采信。
本院认为，原、被告于2011年1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从《协议书》的内容来看，补偿金额13081770元是明确约定的，但对补偿金额是依据面积计算的并未明确约定，对补偿的面积数额也未明确约定。原告称《协议书》中约定的补偿金额13081770元是依据承包面积作出的，被告不予认可，故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告以对面积有重大误解为由提出的本案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提供的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盖章的《会议纪要》，原告称是诉前在大连市海洋渔业局调取的，因为原件没有盖公章，在立案后又去海洋渔业局盖的公章。原告称《会议纪要》可证明原、被告同意《会议纪要》确定的被征用海域补偿款的分配原则及分配方案，被告称没有参加过该会议，也从来不知道该会议纪要的内容。该《会议纪要》上并无任何与会人员的签名，原告亦未提供被告与会的相应证据，且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中并未约定是依据《会议纪要》计算出的补偿数额，原告无证据证明《会议纪要》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对于原告提供的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大连市水产研究所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12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 倩
代理审判员 陆绍宇
人民陪审员 辛淑芹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日
书 记 员 周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