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晋08民终3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狄欣，女，1970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址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虎刚、武泽明，山西众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宁，男，1983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址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喜存，运城市盐湖区大渠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狄欣因与被上诉人李宁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2017）晋0802民初25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狄欣上诉请求：一、撤销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l7）晋0802民初2584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一审法院在未告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情形下，自行变更涉案诉讼案由，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诉讼权利，属于程序违法。被上诉人李宁在2017年5月26日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上诉人偿还l5万元借款，一审法院在2017年6月8日向上诉人下发了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传票等均确定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被上诉人未曾向原审法院递交任何书面或口头要求变更诉讼请求，20l7年9月4日一审法院在庭审时，也未当庭告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变更案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庭审时的内容均是以民间借贷的案由举证、质证、辩论等，但一审法院的判决书自行将本案的案由变更为不当得利纠纷，一审法院的变更行为剥夺了上诉人的应诉权及处分权，属于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在�履行变更告知及释明的情形下，变更案由，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之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变更诉讼请求是法院应当向当事人释明的法定义务，一审法院在未履行变更告知及释明的情形下，自行变更案由，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涉案诉讼争议焦点为民间借贷纠纷的责任承担问题，一审法院庭审时是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组织双方举证、质证、发表辩论。2017年9月4日，本案开庭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庭审时争论的焦点法律依据是2015年9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的规定》第l7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双方争议焦点在于适用第17条举证责任的承担问题，并非不当得利的偿还问题，在庭审时争议的焦点是民间借贷关系是否发生，而非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不当得利。（二）原审法院依据不当得利案由判决，判决上诉人承担偿还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且本案的事实并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情形，且已经超过了不当得利之诉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原审法院即便依据不当得利纠纷审理涉案诉讼，上诉人需要强调的是：第一，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并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现象。不当得利属于事件，因为不当得利本质上是一种利益，与当事人的意志无关。但是本案诉讼是被上诉人李宁根据其丈人高某的委托将15万元汇入被告狄欣的账户，是基于合法根据，即依照其丈人高某的委托将款汇入上诉人狄欣账户，并非事件。第二，上诉人狄欣并未因此获益，该笔款项系高某所用（上诉人系高某前儿媳王某父亲公司的工作人员，2012年王某与高某儿子高健婚姻关系存续时，高某让其儿媳王某提供一个账号，让其女婿即被上诉人李宁将15万元汇入，再由王某将该笔款项提出交给高某），王某当时提供了其工作人员狄欣的账户，该笔款项上诉人既未占有也未获益。第三，不当得利请求权自权利受到侵害之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若一审法院的认定的不当得利之诉成立，被上诉人将15万元汇入上诉人账户，其在汇款第一时间2012年1月16日便明知将款汇入狄欣账户，到2017年5月26日才第�次以民间借贷纠纷案由向法院主张其权益，时隔5年4个月，已超过普通诉讼时效2年，最长诉讼时效5年的时间亦超过，故对一审法院不当得利的案由判决上诉人承担返还责任，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有意偏袒被上诉人。（三）被上诉人在一审时其本人未能出庭说明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案件基础法律事实，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被上诉人丈人高某曾在2017年3月20日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归还本案所涉的15万元借款，20l7年5月6日开庭时高某举出被上诉人李宁书写的证明一份，证据李宁受高某委托向狄欣账户汇款15万元，高某是出借人，狄欣是借款人，但高某又以证据不足为由撤回起诉。2017年5月26日被上诉人李宁以同样的证据，又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上诉人偿还15万元借款，并�请证人高某出庭作证，2017年7月l0日上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7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8条的规定，向一审法院申请负有举证义务的被上诉人本人李宁出庭，由李宁出庭向法庭陈述清楚借款的相关细节，经法庭通知，但李宁未出庭说明情况。因此，即便一审法院按照民间借贷纠纷处理，因被上诉人未能说明借贷行为发生的相关情节等案件基础法律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程序违法，事实认定不清，依法应予以撤销，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恳请贵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李宁辩称，一、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上诉应以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依据而言，而不是背�一审认定的事实依据。据上诉状提出：“一审法院在未告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情形下，自行变更涉案案由，侵害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属于程序违法。”背离原审认定的案由，其主张的事实与理由明显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案由第二款规定“第一审法院立案时可根据当事人的起诉确定案由，结案时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作为确定案由的依据。”为贯彻民事案由规定的准确落实，最高人民法院下发通知，该通知第三项五条又特别规定：“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可见，当事人起诉确认案由的权利以及案件审理后认定案由的性质的权利是人民法院。结合本案事实，原告以民间借贷关系案由起诉，人民法院审理后根据查明的事实，将原告起诉时确定的民间借贷案由变更为不当得利案由是职权所在，而非程序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是对当事人交换证据过程中人民法院释明权的规定，而非案件审理查明后对案件的性质认定规定。案由规定和证据规则相互依存，并不矛盾。所以，原审人民法院以庭审查明的事实将原告起诉立案的民间借贷案由变更为不当得利案由，依法判决，程序合法。二、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在答辩人看来，本案本来就是一件既简单又明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它简单在于答辩人按照丈人高某提供的账号于2012年1月16日为上诉人狄欣汇款15万元；它明了在于上诉人狄欣确实收到了由答辩人汇款的15万元，此款至今未还。丈人高某与答辩人并不认识收款人狄欣，这是本案原审查明不争议的事实。上诉人上诉认为涉案讼争焦点是民间借贷纠纷的责任承担问题，仅依据汇款凭据不能证明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而据一审证人高某证明：“原儿媳王某讲父亲单位会计狄欣需用l5万元，要求帮忙解决，我困难无法解决，但又碍于儿媳的央求和面子，就跟女婿李宁斡旋联系，按儿媳王某提供的狄欣账户打款l5万元。处于儿媳的特殊关系，没有及时索要。”对于高某的当庭证言，王某却有另一番说法：“是高某讲，近期有一笔款回来，因外欠债怕查封，款不能打给家人，让我找卡收15万元，收款后我和父亲单位周姓会计一同将15万元送给高某。狄欣的个人银行卡名为个人实为父亲单位收款付款所用。”对于王某的当庭陈词，其父亲王创林当庭证实：“狄欣为单位高管，卡为单位所用，单位没有一个周姓会计。”显而易见，王某的证词在撒谎。从上述证人证言及上诉人的辩解得出结论，那就是在上诉人狄欣并不认识高某和答辩人的情况下确实收到了由答辩人李宁汇给其账户的15万元，此款上诉人并没有归还，也没有通过其他方式归还。至于上诉人上诉称：涉案争议焦点为民间借贷纠纷的责任承担问题，以及原审法院依据不当得利案由判决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那是上诉人的一厢情愿。我国民法总则第l22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得利。”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审法院适用该条法律规定无疑正确。至于上诉人上诉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更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据此，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行使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受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的存在；二是受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益人，两个条件要同时具备时效才能起算。通过一审上诉人的答辩，涉案证人高某及王某的证言，答辩人才知道与狄欣之间不当得利关系的事实，所以，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之说。至于上诉人上诉称，答辩人在一审时其本人未出庭说明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更是无法律根据。尽管一审答辩人确以民间借贷提起诉讼，但庭审查明双方并不认识，没有借贷关系的合意，原审法院以不当得利确定案由，还原本案的事实，判决上�人归还15万元，更体现法律的公正。另外，一审诉讼期间答辩人有委托诉讼代理人，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提出的问题答辩人的委托代理人已陈述的很清楚了，不存在答辩人拒不到庭陈述。可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仅缺乏事实依据，更缺乏法律依据的支撑。综上所述，原审法院通过庭审查明的事实依法变更立案时确定的案由，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还款的事实，原审法院以不当得利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l5万元，施法得当。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李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归还15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互不相识。2012年1月16日，原告李宁根据其岳父高某提供的账号，向被告狄欣账户汇款150000元。被�狄欣未向原告借款。一审法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所谓获得利益一方是指因一定事实而使财产总额的增加。本案中，被告获得该150000元使其财产增加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原告财产受到的损失与被告获得财产有因果关系，原、被告成就的是不当得利之债。故本案案由应确定为不当得利。不当得利之债的法律后果是受损人取得不当得利返还的请求权，该项请求权以使得利人返还其所受利益为目的，而不是相对人所受损害的填补为目的。综上，被告应将不当得利款项150000元返还于原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狄欣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李宁返还款项十五万元。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80元，由被告狄欣负担。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狄欣对被上诉人李宁于2012年1月16日向其银行账户转款15万元的事实不予否认，但其认为与被上诉人李宁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在高某诉狄欣民间借贷一案中，高某也向法庭递交了李宁于2012年1月16日向狄欣银行账户转款15万元的转款凭证，李宁在该案中向法庭证明，该笔款项系受高某的委托转入狄欣账户。现李宁在本案中以同样的银行转款凭证向狄欣主张权利，本院认为李宁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其无权要求狄欣返还15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2017）晋0802民初258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李宁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3380元，退还（一审原告）李宁；上诉人狄欣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胡 东 革
审判员 高 军 武
审判员 王 文 霞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五日
书记员 �陈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