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通中民一终字第4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通化市东昌区江东乡左安村第一村民小组。
负责人：柳凤武，组长。
委托代理人：那伟，通化市东昌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作才，通化市东昌区环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通化市东昌区江东乡左安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张福义，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敬华，男，1961年6月6日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
委托代理人：叶潇潇，吉林昱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通化市东昌区江东乡左安村第一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左安村一组）因与被上诉人通化市东昌区江东乡左安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左安村委会）、黄敬华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2014）东江东民初字第7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18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左安村一组一审时诉称：2013年秋，左安村一组发现左安村委会与黄敬华于2002年签订了合同，左安村委会在没有召开村民会议的情况下擅自将左安村一组所有的全部山林和树木分两个合同（1566.5亩、1503亩）以承包的方式一次性以1万元、1.2万元的价格出卖给黄敬华。故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确认合同无效，黄敬华将承包的林地交还给左安村一组。
原审被告左安村委会一审时辩称：左安村一组所诉属实，同意左安村一组的诉讼请求。
原审第三人黄敬华一审时述称：左安村委会与黄敬华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左安村一组的诉讼已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本集体林地或者土地必须经过民主议定程序。签订合同时《农村土地承包法》未颁布实施，左安村一组不能依据此法主张合同无效。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6月13日，左安村一组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同意将部分林地及树木承包并出售给黄敬华，于2002年8月9日、8月11日，左安村一组、左安村委会与黄敬华分别签订了两份合同书，将部分林地及树木承包并出售给黄敬华。8月9日签订的合同约定，东边到桦树岭山顶和左安村与桦树村分界线为界，西边以和左安村一组玻璃窖后山为界。承包期限100年，从2002年8月9日至2102年8月9日。区域内的一切树木已卖给黄敬华，价格一万元含承包费。8月11日签订的合同约定，东边自通化鹿场东边围墙以外向东150米为界（通往桦树岭方向），南边自公路到山顶岗梁分水为界，北边以公路为界，西边以鹿场东边围墙以外和鹿场后围墙以外至山顶为界。承包期限70年，从2002年8月11日至2072年8月11日，承包费七千元，该区域内的树木归黄敬华，作价五千元共计一万二千元。左安村一组主张2002年8月9日签订的合同林地面积为1566.5亩，2002年8月11日签订的合同林地面积为1503亩。黄敬华于2004年9月25日办理了140公顷（2100亩）林地的林权执照，其余部分未办理，面积约700-800亩，与左安村一组主张的面积基本一致。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一）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员及补贴标准；（二）本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三）本村公益事业的兴办和筹资筹劳方案及建设承包方案；（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六）宅基地的使用方案；（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九）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法律对讨论决定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和成员权益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人民法院在审理本规定第二条所起诉的案件中，对发包方违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决议，越权发包的，应当认定该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并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确定其应承担的相应责任。属本条前款规定的情形，自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超过一年，或者虽未超过一年，但承包人已实际做了大量投入的，对原告方要求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或者要求终止该承包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根据实际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对该承包合同的相关内容进行适当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的规定，左安村委会与黄敬华于2002年8月签订了两份林地承包合同，黄敬华提供的证据虽然能证明左安村委会发包给黄敬华林地经过了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但不能证明已经村民会议通过，应当认定该承包合同无效，但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自签订之日起已十三年，黄敬华已实际进行了大量投入，故左安村一组要求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不予支持。2002年8月9日签订的承包合同的承包期限为100年，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当调整至70年。依照上述法律的规定，经该院2015年第33次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遂判决：一、驳回原告通化市东昌区江东乡左安村一组的诉讼请求。二、被告通化市东昌区江东乡左安村与第三人黄敬华2002年8月9日签订的承包合同的承包期限从100年调整为70年。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上诉人左安村一组对一审判决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主要上诉理由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早已在2008年12月24日废止，一审法院引用已废止的条文，适用法律明显错误。左安村委会与黄敬华签订的合同违反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确定无效。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左安村一组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左安村委会辩称：尊重左安村一组的上诉意见。
被上诉人黄敬华辩称：鉴于左安村一组本次上诉的重点是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对于一审判决中的事实认定和诉讼程序均未提及，为此，只就一审判决中的适用法律问题提出答辩。1、一审判决引用的法律条款不仅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同时还引用了《合同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并依此作出判决，而且两部法律的效力大于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只是个补充，所以从法律位阶的角度看，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没有错误。同时，左安村一组在上诉状中提出的是“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故案件焦点应指向一审判决引用的《合同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是否存在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是司法解释，不是法律；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阐述理由方面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人民法院应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上述瑕疵后予以维持。”本案，左安村一组提出的上诉理由是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说明其对于事实认定没有异议，那么原审法院在正确认定事实的基础上，在适用《合同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均没有错误的情况下，即使所引用司法解释方面出现一点瑕疵，根据该规定，二审法院只需要纠正瑕疵后维持原判。况且，黄敬华在一审当中向法庭提交的并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而是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林权行政案件和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该规定通过的时间是2010年，在2008年12月24日之后颁布，依据的上位法是《物权法》、《森林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对全省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均起到指向作用，根据该规定，左安村一组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时间仍然是从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林权行政案件和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是专门处理林权民事案件的规定，更具有针对性，对于具体的权责关系规定的极为明确，除此之外，全国其他省级法院都有相同内容的规定，也就是说，关于“一年”的除斥期间，是审理类似本案案件的前置条件。3、黄敬华承包林地购买林木以后，在十多年期间里对于合同范围内的林地进行管护、造林、经营，做了大量的投入，现在左安村一组与左安村委会，一方起诉一方配合，企图通过恶意诉讼的方式损害黄敬华的权利，其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
根据各方当事人一二审中的诉辩，举证质证意见，本院审理明查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基本相同。
各方当事人对左安村委会与黄敬华于2002年8月9日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否经过民主议定程序，合同效力如何存有争议，本院评判如下：
上诉人左安村一组主张：左安村委会与黄敬华于2002年8月9日签订的承包合同未召开村民会议，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九条规定，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未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应当确认无效。根据土地发包程序，应当选定发包工作小组，拟订并公布承包方案，召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承包方案，签订承包合同。原审时黄敬华提供村民代表会议记录，但2013年以前左安村一组从未选过村民代表，对方所说的村民代表是当时的支部书记李彦春临时任命的，不是通过民主议定程序选出的。十几年来，村民没有看见承包合同的具体内容，直到2014年发现了左安村委会与黄敬华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才知道承包合同一事。无论黄敬华是否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承包山场都应经过村民会议讨论通过，违反此款强制性规定，其签订的承包合同应为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文件已废止，原审法院据此裁判适用法律明显错误。
二审中左安村一组提供了证据1、左安村一组共401人村民签名的诉讼维权联名信，拟证明：本案的诉讼经过左安村一组村民联名同意。证据2、2002年8月9日左安村委会与黄敬华签订的合同一份，拟证明该合同签订时未经村民会议同意，违反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应确认无效。证据3、左安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本案涉及的林地所有权是左安村一组集体所有；证据4、左安村一组以户为代表召开村民会议情况说明一份、左安村委会证明材料一份、投票单168张、视频光盘一张，拟证明左安村一组于2015年3月11日召开村民会议，确认2013年以前没有召开村民会议、没有选举过村民代表。证据5、左安村一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166张、视频光盘一份，拟证明166户代表签字证明在2014年10月23日之前，不知道本案争议的合同的具体内容，光盘是部分村民签字视频，证明是村民本人签字。证据6、刘祝利、邓桂财、黄德秋、朱富证明各一份，拟证明刘祝利不是左安村村民，没有当过村民代表，2002年村长李彦春找他签字，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签字；邓桂财没有担任过村民代表职务；黄德秋、朱富在2002年任村民代表，但不是村民选举的，是李彦春临时任命的。证据7、左安村一组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黄敬华一审提交的2014年10月29日的联名信，左安村一组共有111人签名，其中14人是重复签名。另外一组名义签名的40人，不是左安村一组村民，有工人户，有其他组的村民；左安村一组村民户籍底卡一套、拟证明左安村一组共568名村民，无以上40人；石恩成等17人书证材料，拟证明黄敬华一审提供的证明材料，上面22人签名中有17人不是本人签名；提供马友明等12份证明材料，拟证明黄敬华一审提供的18份证明材料中有12人当时碍于面子签字，不是本人真实意思表示。
被上诉人左安村委会质证并主张：同意左安村一组意见。对左安村一组提供的证据均没有意见。对签订合同时是否召开会议不清楚，但会议记录中的村民代表都不是村民选举的。
二审中，左安村委会提供左安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材料一份，打印照片5张，拟证明黄敬华没有对林场维护，没有任何投入，树木丢失严重。
左安村一组质证认为：对左安村委会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被上诉人黄敬华质证并主张：对左安村一组二审中提供的证据均不予认可。左安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不属于证据，只是情况说明。户籍底卡与本案无关，无法证明本案的权利义务关系。17份证明材料，不属于新证据，尽管材料可能形成于一审庭审后，但证明材料人均生活在左安村，该证据应在原审出示，证人应予出庭。且部分材料证明人即为黄敬华出证，又为左安村一组出证，证据不应采信。黄敬华对左安村委会二审提供的证据不予认可，认为左安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只是当事人的一种陈述意见，并不属于证据。对照片的真实性有异议，黄敬华于2002年承包山场，承包时一直有人破坏山场，黄敬华在承包后一直在山上补苗，正是因为树木丢失严重，左安村委会才找到黄敬华让其承包。黄敬华主张，诉争合同经过民主议定程序签订，应为合法有效。原审中黄敬华提供了村民代表会议记录，时任村民代表的证人证言证明当时召开了村民代表会议。同时向法庭提供了时任村长、村书记的证人证言，证明左安村一组山林树木丢失、乱砍盗伐现象严重，村里无力管理，主动找到黄敬华要求承包。当时召开了村民代表会议，几乎村里人都知道林场由黄敬华承包，且黄敬华雇佣部分村民清理山场，有人去山场拾柴，被黄敬华制止过。2008年吉林省林权制度改革，左安村因人多地少所以分股不分山，前提是要把已经发包出去的林地扣除后，剩余的集体林地才能分配股权，当时黄敬华承包的山场不在林改范围，林改需要每户村民签字，故可以推定村民知情。关于村民代表是选举的还是指定的，是左安村委会内部管理的问题，与黄敬华无关。黄敬华于2004年10月份已经办理了林权证。黄敬华承包山场后，发生了大量的清理、防火、维护费用，进行了植树造林。确认合同无效应在合同签订之日一年内提出，未在一年内提出视为同意。关于合同效力问题。本案诉争合同已经履行十几年，按照其他地区法院的生效判决，与本案类似情况均认为合同有效。且民主议定程序适用于土地承包方案而非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本身，即土地承包方案须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但承包合同本身不需要村民大会通过即民主议定程序。黄敬华是本组村民，即使不经民主议定程序，合同也是有效的。按照合同法解释的规定，法律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条款会导致合同无效，非效力性强制性条款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黄敬华向法庭提交了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林权行政案件和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2010颁布），其中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后签订的合同如果确认无效，需要从签订合同之日起1年内主张。黄敬华的合同是2002年8月签订，至今有14年，左安村一组并没有采取任何诉讼措施。综上，诉争合同已履行且合同已经生效，左安村一组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2002年8月9日的承包合同，在黄敬华与发包方签订承包合同之前，发包方已向黄敬华提交了同意将部分林地及树木承包并出售给黄敬华的村民代表会议记录，黄敬华亦是基于此会议记录与发包方签订承包合同，承包了本案争议林地，发包方提交的村民会议记录是否符合规定，并非黄敬华在缔约时应承担的义务。黄敬华签订合同后，至今已经营13年，并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又经行政机关颁发林权执照对大部分的承包林木进行了林权的确认。合同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维护合同关系的稳定性。二审中左安村一组、左安村委会提供的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期间新证据。左安村一组出具证明材料人未予出庭作证，部分出具材料人与其在一审给黄敬华出具的证明材料内容相悖，故对左安村一组二审提供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左安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材料应属于当事人的陈述意见，黄敬华对其提供的照片真实性存有异议，且从照片本身无法证明黄敬华承包后未进行投入的主张，故对左安村委会二审提供的证据亦不采信。一审法院在认定合同效力时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虽然该规定已于2008年12月24日被废止，但根据合同法遵循诚实信用、保护和鼓励交易的原则以及吉林省关于林权纠纷案件的裁决标准，对签订合同时不存在恶意，承包合同履行期限一年以上，且承包人进行了大量投入的，一般不予强制认定合同无效。综上，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通化市东昌区江东乡左安村第一村民小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邹秀芳
代理审判员 盖晓晨
代理审判员 李尧川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徐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