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30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自新，男，1951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杰，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力静，北京隆安（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俊兰，女，1952年3月2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伟，男，1980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
上述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德强，北京海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吕自新与被上诉人刘俊兰、被上诉人李伟所有权确认纠纷上诉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5民初96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吕自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吕自新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刘俊兰、李伟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关于大兴区西街三条13号院（以下简称13号院）内正房5间及西小棚1间的权属认定错误。吕自新和刘俊兰于1998年正月十五经人介绍相识。为婚后居住离市区近些，双方协商以刘俊兰的名义购买13号院。吕自新和刘俊兰于1998年5月1日开始就在13号院共同生活。购房款是二人共同借款支付，后用共有的拆迁款偿还。因此，虽然13号院是在吕自新与刘俊兰婚前以刘俊兰的名义购买，但实际是吕自新和刘俊兰为结婚而共同购买，且购房款是用夫妻共同财产支付，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2.一审判决认定李伟对13号院内2000年翻建后的3间东厢房享有共有权，缺乏依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3号院系吕自新和刘俊兰为结婚共同购买的院落。2000年翻建房屋时，李伟在韩园子有自己的房屋，未与吕自新和刘俊兰共同居住。对此，刘俊兰已经承认。在李伟未举证证明其参与了2000年房屋翻建和新建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依据李伟户口在13号院，且已成年有一定工作收入，就认定李伟对新建的3间东厢房享有共有权，显然依据不足。3.李伟关于2000年3间房的出资和建房情况的陈述前后矛盾，且与事实不符，足以表明其未实际参与建房。综上所述，13号院系吕自新与刘俊兰的夫妻共同财产，李伟从未参与过建房，不应当对13号院享有任何份额。
刘俊兰辩称，同意一审判决。1.13号院系刘俊兰婚前个人财产，吕自新不享有任何权利。购房款的来源是刘俊兰前夫李万奇留下的6万元及农转非安置费2万元。2.13号院内东厢房处加建的1间房及封走廊都是李伟出资所建，与刘俊兰、吕自新无关。李伟系刘俊兰之子，1997年参加工作，有固定收入。2000年时已有20岁，单独立户，户口一直在13号院，自1999年起在该院居住。所以，加盖房屋及走廊应归李伟所有，因该房屋拆迁所获利益也应归李伟所有，与吕自新、刘俊兰无关。3.吕自新作为原告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加建东厢房的出资情况。现在吕自新未出示任何可以证明其主张的证据。相反李伟提交了大量证据可以证明其出资加建东厢房及封走廊的事实。所以吕自新的第二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李伟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同意刘俊兰的答辩意见。
吕自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位于北京市大兴区三里13号楼3单元603室（以下简称603室）和北京市大兴区三里25号楼1单元601室（以下简称601室）为吕自新和刘俊兰共同财产；2.诉讼费用由刘俊兰、李伟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吕自新与刘俊兰原系夫妻，二人于1998年7月28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2013年3月25日，二人经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离婚时未对601室和603室进行处理。李伟系刘俊兰与前夫李万齐（1994年10月28日去世）的婚生子。
1998年4月1日，刘俊兰与孙振茹签订了《买卖房屋协议书》，约定，刘俊兰自孙振茹处购买13号院的宅院一处，院落内有砖木结构北正房5间、东西厢房4间；房屋价款65000元。合同签订后，刘俊兰支付了购房款65000元。
2007年7月10日，刘俊兰与北京兴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创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及《拆迁补偿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刘俊兰在拆迁范围内有一套宅院，位于大兴区西街三条13号院，确认房屋建筑面积111.71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48.95平方米；刘俊兰选购期房一套建筑面积为126.78平方米，购房总价为313074元，刘俊兰同意用拆迁补偿等款项代为缴纳购房款。协议签订后，扣除代缴购房款313074元，剩余款项230456.65元由刘俊兰领取。2007年7月10日，李伟与兴创公司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及《拆迁补偿协议补充协议》，约定，李伟在拆迁范围内有一套宅院，位于大兴区西街三条13号院，房屋建筑面积7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93.33平方米；李伟选购期房一套建筑面积为94.42平方米，购房总价为252008元，李伟同意用拆迁补偿等款项代为缴纳该购房款，代缴购房款为209930元。
603室的房屋所有权人于2011年9月1日登记为刘俊兰，房屋建筑面积为93.62平方米；601室的房屋所有权人于2011年10月20日登记为李伟，房屋建筑面积为127.68平方米。双方均认可刘俊兰与李伟于拆迁时所分配的房屋在产权上进行了调换，但二人称产权调换是拆迁公司做的手续，不是其二人所为。
刘俊兰与吕自新结婚后在13号院内共同生活，刘俊兰与吕自新结婚时，李伟已年满18周岁。
诉讼中，关于65000元的购房款情况，吕自新称系刘俊兰婚前以借款的方式筹得，婚后吕自新与刘俊兰共同还款，该房屋应为夫妻共同财产，但未提供相应证据。刘俊兰称购房款是其前夫李万奇留下的6万元及前高米店村农转非安置费2万元。关于2000年加建房屋事宜，刘俊兰、李伟称李伟自1999年起一直在上述宅院内生活，但吕自新称李伟早已单独生活，实际居住在大兴区韩园子的一处宅院内。吕自新提交一审法院调取的13号院平面图，包括1998年房屋原样图及2000年加盖后的房屋情况图，其中2000年加盖后的房屋情况图中对加盖部分用斜线予以表明，并写明2000年加盖后的房屋情况：原正房5间：92㎡，后加盖3间及走廊70㎡。根据斜线标明所示加盖的三间房屋面积为54㎡，走廊面积共计16㎡。房屋及附属物清登表中，2000年后加盖的三间房屋被标注为②号房屋。编号为远拆估字2007-01-287-1号的估价结果通知单显示，标号为2的房屋的建筑面积为54.78平方米，原房作价款为31413元。刘俊兰作为被迁拆人以编号为2、4、5、6、7号的房屋与兴创公司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及《拆迁补偿协议补充协议》。李伟作为被迁拆人以编号为1的房屋与兴创公司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及《拆迁补偿协议补充协议》。
一审中，双方均认可13号院于2000年进行了翻建。对于翻建情况，吕自新称是将原有东厢房一间推倒重新建了三间房及走廊，翻建房屋时，其通过借款出资一万余元。刘俊兰、李伟不予认可，称院内原有东厢房两间，李伟独自出资15000元，在保留东厢房的基础上向西加建房屋，加建后的房屋属于一大间隔成了三小间；李伟于2017年5月19日的庭审中称院内原有东房一大间，后又加出一间，所建房屋有二三十、三十多点平米，后建的一大间内分成了三小间房。对于出资建房情况，双方均未提出直接证据予以证明。
刘俊兰与李伟提交了吕自新分别于2002年1月18日与2003年3月9日书写的《声明》二份，其中2002年1月18日《声明》载明：刘俊兰的婚前房产产权永远归属刘俊兰所有（以村委会买卖房屋协议书面积为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归属刘俊兰一人所有，其中包括拆迁、增值等等，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因刘俊兰购房时房款全部都是刘俊兰付的，吕自新未付款）。刘俊兰、李伟提交该证据欲证明吕自新自认房产是刘俊兰婚前财产，与吕自新无关。吕自新不予认可，称该《声明》非吕自新本人书写，并申请笔迹鉴定。因鉴定机构答复笔数不一样无法鉴定，该证据证实性不予认可。2003年3月9日《声明》载明：我自愿将我与刘俊兰婚后一切房屋财产赠送给刘俊兰，无论在何情况下永不反悔，特立字据，任何人无有继承权，包括子女。吕自新申请对该《声明》中吕自新签名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委托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2017年8月23日，该所出具鉴定意见：检材上吕自新签名与样本上吕自新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刘俊兰、李伟不认可该鉴定意见，认为鉴定检材形成时间跨度较大，根据吕自新的申请情况，书写不一样是很正常的。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双方诉争的601室、603室系13号院拆迁所得，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3号院内房屋的权属问题。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所有权取得方式包括买卖、添附等。13号院内房屋系农村房屋，刘俊兰作为前高米店村村民，于1998年与孙振茹签订的《买卖房屋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该协议可以证明刘俊兰于婚前以买卖的方式取得了13号院内房屋的所有权，院内房屋包括正房5间、西小棚1间、东小棚2间。刘俊兰购买上述房屋后，吕自新、刘俊兰在上述宅院中共同生活，共同生活期间，上述宅院内东小棚2间于2000年被翻建、增建为东厢房3间及走廊。
关于13号院内正房5间及西小棚1间的所有权问题，该房屋由刘俊兰于婚前购买，吕自新以婚后其与刘俊兰共同偿还因购房产生的借款为由，要求确认其为13号院购买时即有的正房5间、西小棚1间的共有权人的意见，证据不足，不予采信。
关于13号院内于2000年翻建后3间东厢房的所有权问题，家庭成员共同生活期间，如不能证明财产为一方出资所建，应当认定为家庭成员的共同财产，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权利。在3间东厢房翻建时，吕自新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收入，且处于与刘俊兰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而李伟于房屋翻建时已经成年，且已外出工作有一定收入，吕自新虽称房屋翻建时李伟单独居住，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李伟的户口在13号院内。此外，鉴于吕自新与李伟均主张13号院内3间东厢房为其各自所建，双方对出资情况所述不一，并且均不能提供充分证据，故法院认定吕自新与李伟均对13号院内3间东厢房享有共有权。
房屋及附属物清登表及估价通知单显示，2000年翻改建的东厢房3间拆迁时被标注为2号房，包含该2号房在内的2、4、5、6、7号房最终均以刘俊兰的名义被拆迁共计获得拆迁补偿款543530.65元，且刘俊兰以上述拆迁补偿款与兴创公司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刘俊兰用上述拆迁补偿款购买一套建筑面积为126.78平方米的房屋，但最终该套房屋登记在李伟名下，根据上述拆迁资料，法院确认登记在李伟名下的601室中包含了吕自新的拆迁利益，故结合吕自新的诉讼请求，确认吕自新系601室的共有权人。对于吕自新要求确认其为603室共有权人的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关于刘俊兰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02年1月18日与2003年3月9日两份书面材料的效力问题，吕自新对2002年1月18日的书面材料不予认可，且该书面材料仅写明对刘俊兰婚前购买的房产权属作出确认，未涉及房屋翻建部分的权利处分问题，另该书面材料落款日期有涂改痕迹，故该书面材料不能证明吕自新放弃了其对13号院内房屋的权利。对于2003年3月9日的书面材料，根据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该材料上吕自新的签名与样本上吕自新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故对该书面材料不予认可。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于2017年12月判决：一、吕自新对坐落于北京市大兴区2号楼6层1-601的房屋享有共有权；二、驳回吕自新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结合二审庭审情况及吕自新上诉请求，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吕自新对601室及603室是否享有共同所有权。
根据已查明的事实，601室及603室系基于13号院拆迁所得，故13号院是否属于吕自新与刘俊兰的夫妻共同财产就成为首先要确认的事实。现有证据表明，13号院系刘俊兰于1998年4月1日从与孙振茹处购买所得，双方签有《买卖房屋协议书》。吕自新与刘俊兰系1998年7月28日登记结婚，可见刘俊兰购买13号院系其与吕自新结婚登记之前。现吕自新称13号院的购房款系其与刘俊兰二人共同借款，后来用拆迁款共同偿还的主张，因其未提供相关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故虽然吕自新于婚后与刘俊兰共同居住在13号院内，但不能确认13号院为吕自新与刘俊兰的夫妻共同财产。
关于2000年所翻建13号院内东厢房的所有权问题。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吕自新与李伟均主张13号院内东厢房为其各自所建，对出资情况各执己见，且均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一审法院考虑到，东厢房翻建时，吕自新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收入，且处于与刘俊兰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而李伟也已成年，亦已外出工作有一定收入，鉴于家庭成员共同生活期间，如不能证明财产为一方出资所建，应当认定为家庭成员的共同财产，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权利。故认定吕自新与李伟均对13号院内3间东厢房享有共有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依据房屋及附属物清登表及估价通知单显示，2000年翻改建的东厢房3间拆迁时被标注为2号房，包含该2号房在内的2、4、5、6、7号房最终均以刘俊兰的名义被拆迁共计获得拆迁补偿款543530.65元，且刘俊兰以上述拆迁补偿款与兴创公司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刘俊兰用上述拆迁补偿款购买一套建筑面积为126.78平方米的房屋，但最终该套房屋登记在李伟名下。根据上述拆迁资料，一审法院确认登记在李伟名下的601室中包含了吕自新的拆迁利益，故结合吕自新的诉讼请求，确认吕自新系601室的共有权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吕自新要求确认其为603室共有权人的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吕自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吕自新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妍
审判员 刘丽杰
审判员 王艳芳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书记员 孙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