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7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女，1950年12月10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1，女，1975年1月25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2，男，1976年9月14日出生。
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喻胜利，北京金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3，女，1952年1月2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明顺，辽宁秀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智星，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4，男，1925年5月2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何×12（何×4之子），男，1963年7月3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慧，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何×1、何×2、何×3、何×4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015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何×1、何×2（以下简称高×等三人）在原审法院诉称：一、何×4不是法定继承人，法院已终审裁定何×4擅自处分何×5的遗产的行为属于非法，该遗产应当依据相关法律和事实重新予以分配。何×4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故意隐瞒其他权利人，与其子何×6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方式独占何×5遗产，包括北京市朝阳区×号楼617号、×楼204号房屋两套，国债、存款、保险金等共计约170000元。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六里屯派出所的《证明信》等证据，足以认定何×5与黄×夫妇之间存在事实收养关系。何×5与何×4之间的原兄妹继承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据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何×4与何×6通过诉讼确认何×5遗产归属的行为“难属善意”，终审裁定撤销（2013）朝民再初字第03628号民事判决书，并驳回何×4的起诉。二、何×7对何×5扶养较多，对何×5尽了主要扶养义务，不仅包括经济上的资助、劳务方面的扶助、生活上的照料，尤其包括对何×5的精神赡养。请求人民法院在认定“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事实时，与时俱进，全面、客观地考虑上述因素。1978年，何×5患乳腺癌，在东直门中医院做切除手术，何×7妻子高×一直送饭、看护直至出院。何×5病情好转后，何×7又帮助何×5新盖了三间正房、二间西厢房，并给何×5做了家具、接了自来水管等。何×5正是使用该房屋的拆迁补偿款才购买了本案诉争的两套房屋。1990年1月15日，何×5签署《转移赡养继承人》，并陈述“我（何×5）也进入高龄身体又多病，不能继续照顾我妈……”；1990年1月17日，何×5、何×7等人共同签署《抚养及遗产继承契约》，其载明“其女何×5，已退休留用，无儿无女也无力扶养其母……”，即可证明何×5时值中年52岁，就已经体弱多病；也印证了何×7将八十多岁的黄×（何×5养母）接到自己家中抚养，照顾有加，并负责其生养死葬等事实。自2005年起，何×5的丈夫李×病情加重，在武警医院、朝阳医院、城建医院、密云县医院住院期间，均由何×7夫妇陪住看护，擦身、按摩、喂水、喂饭、接大小便，事无巨细，事必躬亲。2005年3月，何×5、李×回住六里屯14号楼，何×7夫妇时常购买海鲜、水果、糕点等去看望，带两人去饭店吃饭，给何×5夫妇购买按摩洗脚电动盆、收音机等。李×眼睛看不清（青光眼病），高×给他洗头、推头、按摩等。李×病故后，所有丧葬事务均由何×7办理。1998年，何×5、李×夫妇购买了北京市密云县河南寨台上村村民李×1的北正房四间，何×7夫妇长期陪住、赡养何×5，包括但不限于：从北京购买日常生活用品送去密云，从朝阳医院开完药送过去，给何×5、李×买冬装、夏装，新买电饭锅、煤气灶，以及换煤气、浇菜地、洗衣、买菜、做饭等。2008年1月24日，为了何×5乔迁新居过大年，何×7冒着严寒为何×5挑选新家具并送至何×5位于×号楼204号的新居，花费4200元。何×5无儿无女，作为亲侄，何×7与妻子高×长期陪伴何×5，或经常探视、看望，在日常生活中理解、尊重、关心、体贴何×5的精神生活，在精神上给予其慰藉，满足其精神生活的需要，使其愉悦、开心，享受到了天伦之乐。何×7及其子女还在不同时期经常陪同何×5出门旅游。三、在（2013）朝民再初字第3628号案件中，共同委托代理人马×律师的倾向性陈述与选择性举证，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在该案中，何×7、何玉顺等人将律师费与证据材料全部交给了共同委托代理人马×律师。在整个诉讼程序中，均由何×3与马×律师单独沟通，故不能排除马×律师作出了对何×3更为有利的倾向性陈述与选择性举证。据此，（2013）朝民再初字第3628号民事判决有关何×3相对于何×7对何×5扶养较多的认定，不仅存在瑕疵，也不符合事实，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四、何×7诉请分享遗产份额的法律依据充分，何×4等其他争议人既非法定继承人或代位继承人，也未对何×5扶养较多，不属于分享遗产人。五、何×5遗产应当优先用于为何×5购买墓地，扣除后的余额再依据相关法律和事实予以分配。何×5去世后，仅简单安葬于密云县河南寨镇平头村，尚无墓地。何×5的遗产应当优先用于为何×5购买墓地（以20万标准为宜）。何×4在明知何×5遗产存在争议的情况下，通过恶意诉讼确认并控制遗产，并私自消费遗产中的现金部分，显然有违公序良俗原则。综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号楼204号房屋归高×、何×1、何×2所有，由高×、何×1、何×2给付何×3补偿款（按照北京市朝阳区×号楼204号房屋的总价减去北京市朝阳区×号楼617号房屋总价后的50％计算）；2、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号楼617号房屋由何×3继承所有；3、何×4给付高×、何×1、何×2国债、保险金、存款总计17万元50％的补偿款。
何×3在原审法院诉称：何×5于2011年3月1日去世。何×5的生父母是何×6、何×7，同胞三个哥哥分别为何×8、何×4、何×11。何×5出生后不久，便被生父母何×6、何×7过继给何×9、黄×夫妇，养父母家另有一个哥哥何×10。在何×5去世之前，其养父何×9已于解放前去世，黄×于1991年1月4日因去世注销户口。何×5配偶已于2006年8月13日去世，其哥哥何×10已于2002年12月8日去世。何×5的生父母已于上世纪70年代去世，生父母家的哥哥何×8于2004年11月22日去世，何×11于2005年8月30日去世。何×5婚后无子女。在何×5去世后，相关的遗产经家庭成员清点后，权属凭证均交由家里的唯一长辈何×4保管。但是何×4在明知何×3与何×7等人已提出分割主张的情况下，却于2011年7月18日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其儿子何×6，要求分割何×5遗产，并让其另一儿子何×12的配偶担任其代理人。后在2011年8月16日与何×6达成调解协议，将被继承人何×5的遗产全部处分给何×4个人，朝阳法院作出（2011）朝民初字第23235号民事调解书。何×3和何×7知悉此情况后，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经过二中院提审，作出（2012）二中民提字第13968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了（2011）朝民初字第23235号民事调解书，并将案件发回朝阳法院重审。朝阳法院经过重审，作出（2013）朝民再初字第03628号民事判决书，将何×5的遗产判归何×4继承，何×3与何×7分别分得2万元和5000元。何×3、何×7对此判决不服，上诉至二中院。二中院经审理后，作出（2013）二中民再终字第1069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朝阳法院（2013）朝民再初字第03628号民事判决书，并驳回何×4的起诉。由于何×3在何×5生前长期扶养、照顾何×5，不仅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其进行扶养，帮助其解决住房安置、取暖、通讯、就医、出租房屋等事宜，还带何×5到全国十几个城市的几十个景点旅游，在精神上给予了何×5巨大的满足，故何×3有权依照《继承法》的规定参与本案继承。而何×4在何×5被过继后不再具备继承人的资格，故其无权参与继承。我现起诉请求判令：1、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号楼617号房屋由何×3继承所有；2、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号楼204号房屋归高×、何×1、何×2继承所有，高×、何×1、何×2支付补偿款（按照北京市朝阳区×号楼204号房屋的总价减去北京市朝阳区×号楼617号房屋总价后的50％计算）给何×3；3、何×4给付何×3国债、保险金、存款总计17万元50％的补偿款。
何×4在原审法院辩称：不同意高×等三人、何×3的诉讼请求和陈述的事实理由。本案经过再审提审、发回重审一、二审多次审理，已认定何×4是何×5的法定继承人。本次高×等三人、何×3未提出任何新证据，只是无根据的对一些事实进行了不客观的有利于自己的陈述。所以，请求法庭依法驳回高×等三人、何×3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何×4系何×5唯一合法继承人，何×4依法有权取得、处分本案遗产，何×5与黄×不存在收养关系。何×5的父亲是何×6、母亲是郭×、叔叔是何×9、婶妈是黄×。何×5有三个哥哥：大哥何×8（系何×7的父亲，已去世）、二哥何×4、三哥何×11（已去世）。解放前何×6与何×9在六里屯开杂货店，何×5尚未出生时何×9因病去世。因黄×没有经济来源也不会做饭，从此黄×就与何×5的父母一家共同生活。高×、何×1、何×2称其提供证据足以证明何×5与黄×夫妇之间存在收养关系，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何×5从未被黄×收养，黄×当时根本没能力抚养何×5。何×5十八岁开始工作，自己住祖房南院东厢房两间。何×5父亲去世后，黄×跟何×8一家一起生活。1978年何×5与李×结婚。婚后何×5夫妇仍住在祖房南院东厢房单独生活。父母去世后，何×5兄妹将祖房进行分配，何×5兄妹各分得几间祖房，当时也分给了黄×三间祖房。黄×年龄大了，需人照顾，何×8找兄妹商量，协商结果是由何×8夫妇照顾，黄×的房产归何×8所有。之后何×8夫妇年龄也大了，就由何×7照顾黄×，不到一年黄×就去世了。黄×的三间房屋归何×7所有。二、何×5生前单独居住，生活完全自理，经济上每月有房屋租金和退休金收入，所以其不需要他人照顾和赡养。何×7、何×3偶尔去看望何×5的行为不构成法律规定的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不应分得遗产。何×5与李×婚后无子女，李×去世后，何×5身体状况良好，生活完全能自理，并且经济上每月有房屋租金和退休金收入，所以不需要他人照顾，一直是自己单独生活，其死亡原因系急性心源性猝死。何×5生活与何×4同住一个小区，何×4经常去看望她，何×5也经常去看望何×4。何×5的几个侄子、侄女节假日也常来看望她。高×等三人称1978年何×7帮何×5新盖了三间正房、两间西厢房，并且称现在遗产房屋就是之间房屋的拆迁款购买，这与事实严重不符。当年何×5夫妇盖房的资金全部是他们自己出资，侄子何×13帮何×5夫妇找的专业建筑队建造的房屋。何×5患乳腺癌是1980年，并不是1978年，并且当时何×7的子女还小，其妻子根本没时间照顾何×5。李×生病时主要是何×5照顾，其他还有些侄子、侄女、侄媳妇有时间就去替换一下何×5。高×等三人称何×7长期陪何×5去密云老家居住，与事实不符。何×5一年中只是夏天、秋天偶尔去密云小住一段时间。何×5有时自己去，有时是侄子、侄女接送，并不是每次都是何×7夫妇陪同。何×7夫妇陪何×5去密云并不是单纯的陪伴照顾何×5，其也是为自己种菜、收菜。因此，大家陪何×5去密云并不是去照顾何×5，而是跟何×5去密云游玩。三、何×7在（2013）朝民再初字第3628号案件中，委托了两个代理人（包括马×律师）参加诉讼，当庭提供了书面证据和证人出庭作证，并充分发表了自己意见，不存在代理人选择性举证和陈述。四、何×7、何×3去看望何×5并不是关心照顾何×5，而是为了得到何×5的财产。五、关于何×5夫妇墓地问题。2011年何×5去世后，何×4、何×7、何×3及何×5其他侄子、侄女与何×5丈夫李×的弟弟们商量如何安葬何×5。李×的弟弟要求何×5入他家祖坟，夫妇并葬，所以才将何×5安葬在了李×家的祖坟。何×4希望大家一起商量是否搬迁何×5夫妇的墓地。
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无遗嘱的，按法定继承办理。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何×5名下遗产包括617号房屋，204号房屋，国债、保险金、存款等各项款项共计17万元，法院对此不持异议，依法予以确认。因何×5生前未立遗嘱，其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处理。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何×4是否是何×5的法定继承人；二是何×3、何×7是否属于继承人以外对何×5扶养较多的人。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法定继承人包括第一顺序继承人配偶、子女、父母和第二顺序继承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养子女与生子女之间、养子女与养子女之间，系养兄弟姐妹，可互为第二顺序继承人，被收养人与其亲兄弟姐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不能互为第二顺序继承人。从本案查明的情况看，何×5生前无子女，其丈夫、父母等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和第二顺序继承人中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皆已先于其去世，其亲兄何×8、何×11亦已先于其去世。现双方当事人对于何×4作为何×5亲兄能否继承何×5遗产发生争议，其中焦点问题在于何×5是否与何×9、黄×夫妇存在收养关系。从双方提供的证据看，高×等三人和何×3均提供了北京市公安局六里屯派出所的证明信，上均证明在公安机关的户籍登记材料中载明何×5系黄×之女，而何×4虽提交了申请书、何×8单位出具的人事档案情况证明、何×11《干部履历表》等证据欲以证明何×5与黄×夫妇并非收养关系，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因此，本案中高×、何×1、何×2和何×3提供的公安机关的证明材料，由于公安机关系公民的户籍登记管理部门，其户籍登记材料证明效力应大于何×4提供的申请书、人事档案材料的证明效力。同时，结合有何×5签名的《转移赡养继承人》、《抚养及遗产继承契约》等证据中的相关内容，法院认为，上述证据足以证明黄×与何×5之间存在收养关系。高×等三人和何×3虽未提供关于黄×对何×5收养登记的相关证据，但考虑到当时收养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等历史因素，法院认为，上述证据的缺失并不足以影响对黄×与何×5之间收养关系的判断。据此，由于何×5与何×4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何×5与黄×之间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故何×4不能成为何×5第二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其要求继承何×5遗产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其所占有、使用的何×5的遗产份额，应向有权继承何×5遗产者返还。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高×等三人和何×3虽主张何×3、何×7二人对何×5尽到主要赡养义务，但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何×3、何×7对何×5的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或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二人与何×5的日常交往及对何×5所提供之生活帮扶，并未达到“主要赡养义务”之程度，因此，法院对高×、何×1、何×2和何×3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可。同时，根据何×3、高×等三人所提交的日记、票据、合同、照片、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认定，何×3、何×7虽未与何×5共同生活，但确实在何×5生前相对较多地提供了诸多劳务协助，尤其是何×3及其丈夫张×，在相对较长的时间里，时常给予何×5劳务协助，依常理推断，应当在客观上对何×5的生活便利性、丰富性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因此，可以认定何×3、何×7对何×5扶养较多。《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遗产。何×3、何×7虽然并非何×5的法定继承人，但基于上述法律规定和促进善良风俗考虑，应充分肯定并鼓励公民向无子女老人，特别是孤寡老人提供扶助之行为，并在法定继承遗产分配中予以考虑，故法院认定何×3与何×7可以分得何×5一部分遗产，具体数额由法院根据本案具体情况予以酌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3条、第30条、第31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何×5名下的遗产七万元由高×、何×1、何×2继承（该七万元由何×4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高×、何×1、何×2支付）；二、被继承人何×5名下的遗产十万元由何×3继承（该十万元由何×4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何×3支付）；三、驳回高×、何×1、何×2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何×3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后，高×等三人、何×3、何×4均不服，上诉至本院。高×等三人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请求。其理由为：1.原审判决第二项超出了何×3的一审诉讼请求。2.我方与何×3请求共同分割617号房屋与204号房屋，法律依据充分。其一，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享全部遗产。其二，从保护私有财产的合法权益和实现遗产的扶养功能角度，涉诉房屋应当由我方与何×3分享，不宜收归国有。
何×3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求。其理由为：1.原审法院认为何×3对何×5提供生活帮扶未达到主要赡养义务之程度属于认定错误。在何×5及其配偶晚年生活期间，何×3及配偶对何×5夫妇的抚养行为涉及多个方面，超出了较多的范围。何×3对被继承人没有法定赡养义务，原审法院适用主要赡养义务，来评判我方的扶养行为，缺乏法律依据。我方在抚养被继承人的过程中，给被继承人带来的精神上的巨大慰藉，不应忽视。2.原审判决存在巨大漏洞，遗产中的不动产部分没有明确归属，依旧由没有继承权利的人占有使用收益。3.原审法院酌定分给我方的遗产较少，违反公平原则。
何×4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何×4系何×5唯一法定继承人，依法继承何×5的全部遗产。其理由为：1.一审法院机械、片面认为何×5与黄×存在收养关系，系适用法律和认定事实错误，何×4是何×5唯一法定继承人。首先，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信有涂改痕迹。其次，何×5从出生到结婚前一直随父母何×6、何×7夫妇生活，婚后与丈夫生活，丈夫去世后何×5一人生活直至去世。再次，当年分户时，何×5与黄×都是农民户籍因此登记在一起，并未形成事实收养关系。2.转移赡养继承人、抚养及遗产继承契约证据无法证明系何×5书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3、一审法院对四位被上诉人分得遗产数额较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被上诉人无权分得遗产。
经审理查明：何×6与何×7系夫妻关系，婚后生有何×8、何×4、何×11、何×5四子女。何×5于2011年3月1日去世。在何×5去世前，其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何×8、何×11均已去世。何×5生前与李×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无子女，李×于2006年8月13日去世。何×5生前未立遗嘱。何×7系何×8之子，何×3系何×8之女。2013年11月，何×7就本案将何×4诉至一审法院。2014年1月，经何×3申请，法院依法将何×3追加为本案原告。本案诉讼过程中，何×7于2014年9月30日去世，其妻高×、其女何×1、其子何×2作为何×7继承人参加了本案诉讼。
一审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何×5的遗产包括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号楼6层617号房屋（下称617号房屋）一套、北京市朝阳区×号楼2层204号房屋（下称204号房屋）一套；何×5名下的国债、保险金、存款等各项款项共计17万元。何×4称其中的国债、保险金、存款等各项款项共计17万元已由其领取并花掉了。庭审中，经询，双方当事人均认可617号房屋价值195万元、204号房屋价值235万元。
诉讼中，高×、何×1、何×2、何×3均主张何×5幼时即已过继给何×9、黄×夫妇，与黄×夫妇存在收养关系。对此，高×、何×1、何×2提交了下列证据欲以证明：1、北京市公安局六里屯派出所2013年7月29日《证明信》，上载明：经查1960年户籍登记，黄×之女何×5，黄×于1991年1月4日因死亡注销户口；2、《转移赡养继承人》，内容为手写“我妈晚年生活不能自理，虽然与我居住几十年，但因我也进入高龄身体又多病，不能继续照顾我妈。我侄何×7其妻高×愿意负责我妈生养死葬，因此我妈的遗产我愿意由何×7其妻高×来继承”。落款日期及签名为“1990年1月15日何×5”；3、《抚养及遗产继承契约》，该契约载明：黄×因年迈，其子何×10家住海淀，没有精力照顾其母生活，其女何×5已退休留用、无儿无女也无力扶养……黄×本人认为侄孙媳高×照顾周到，不愿离开其家，本人提出住在侄孙何×14（源）家，自己有私房三间、每月有退休费六十元均归何×14（源）所有，如黄×之房出租之款由何×14（源）保存，为黄×医疗、后事之用，若开支过多，无抵偿之力，其子何×10、其女何×5情愿给何×14（源）适当补偿。一般情况下，黄×的生养死葬均由其侄孙何×14（源）负责。落款签名中有“黄×之子何×10”、“黄×之女何×5”、“黄×侄孙、孙媳何×7、高×”，日期为“一九九〇年元月十七日”；4、证人赵×1证言。何×3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
何×3提交了下列证据欲以证明其主张：1、北京市公安局六里屯派出所2013年8月23日《证明信》，上载明：经查1960年户口登记，黄×之女何×5、之孙女何×15；2、北京市公安局六里屯派出所2013年9月4日《证明信》（450号），上载明：经查1953年户籍登记，何黄氏别名××，之子何×10，之女何×16，之孙女何×15；3、北京市公安局六里屯派出所2013年9月4日《证明信》（451号），上载明：经查1953年户籍登记，何×6之妻郭氏，之子何×8，之次子何×17，之三子何×11；4、2011年10月27日北京市朝阳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证明》，上载明：“何×5家庭成员情况：爱人李×，母亲黄×，以上情况摘至1985年11月1日何×5填写北京市朝阳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职工履历表”；5、中共朝阳区委六里屯街道工委组织科2011年5月30日《证明材料》，上载明：“经查何×17同志人事档案，在1969年6月7日本人填写的职工干部简历表登记信息中，其姓名何×17，之父何×6，之兄何×8，之弟何×11。其1986年5月办理退休时退休审批表使用的姓名为何×4。以上材料摘自何×17同志人事档案”；6、证人刘×证言，刘×出庭作证称：“何×3是我的表妹。何×5、黄×是过继的母女，1965年我和何×5住在六里屯中街队一个院，因为我没有房，我住了十几年”；7、证人单×的书面证言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笔录，其中笔录上载明单×出庭发表证言称，李×是其表哥，其与李×从小关系很好，李×的婚礼、葬礼都参加了，其上李×家去的时候李×给其介绍过黄×是他的岳母，在六里屯住的时候他们住在后院，李×的岳母陪着一起吃饭；8、法院开庭笔录，上载明李×2出庭作证称其是李×的弟弟，其听何×7说过何×5过继给黄×，其大哥李×称黄×为老岳母；9、何×18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所写的请求参加诉讼的申请，上载明：“我曾到六里屯派出所进行调查，警察当时拿出户籍本，我亲眼看到卷里内容，黄×是户主，黄×之女何×5、黄×之子何×10……以上人员都在一个户籍”。高×、何×1、何×2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认可，何×4对上述证据1、2、3、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6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因为证人与何×3有利害关系；对证据7中单×书面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其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其作证内容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9部分内容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合法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
何×4称何×5与黄×之间不存在收养关系，其是何×5唯一法定继承人，并提交了以下证据欲以证明：1、申请书，上载明：我们全家共有人18口……现在人口是这样：何×6、妻何×7、弟媳何黄氏、长子何×8、二子何×17、三子何×11、女何×5、孙何×7……，申请人落款处为“何×6、何黄氏”；2、北京市朝阳副食品总公司2013年8月5日《证明》，上载明：何×8，男，死亡，系我原单位退休职工，根据其1969年人事档案合作商店人员登记表中家庭成员栏记载如下：父亲何×6、母亲何×7、婶母何黄氏、二弟何×10、三弟何×17、四弟何×11、妹妹何×5、爱人刘×、长子何×7；3、何×11《干部履历表》，在“国内外主要社会关系”栏中载明：“大哥何有源……二哥何×17……妹何×5”；4、证人郭×证言，郭×出庭作证称：“我是何×4亲舅舅的小儿子，何×5是我表姐。何家是满族大家庭，有煤场、店铺，比较富裕，郭氏为了帮助我爸爸，从张家口叫回来，不可能把我表姐过继给二舅妈。我没有听说过我表姐何×5过继给二舅妈，我常去她家。”5、证人赵×2证言，赵×2出庭作证称：“我是已故何×11的妻子，我们交朋友时候，他说父母、两个哥哥、一个妹妹，说有一个叔伯二哥哥，排行行四。我婚后和公公、婆婆、二婶妈居住。黄×一直和我大伯子何×8生活，我小姑子何×5比我小四岁。她自己在六里屯南院住一个东房。黄×没有经济收入、也没有参加工作。我结婚不长时间何×5去市里工作，休息时候经常去我家玩。她没结婚我婆婆特别着急。我结婚这么多年，没有人跟我提过过继这个事，也没有听到她管黄×叫过妈。黄×生活、死葬都是我大哥家照顾的，何×5没有沾边伺候过。何×5管我公公、婆婆叫爸妈，管黄×叫二老太太。何×5生前跟我说过都是她财产闹的，有人叫她写遗嘱，她说不写。没有人跟我说过过继的事情，我爱人也没有说过。”6、证人李×1证言，李×1出庭作证称：“我和何×4是老街坊、老邻居，与何×8是亲戚。我父亲表妹是何×8的爱人。我小时常去何×8、何×4家。何×8父亲开小铺。后来其父亲将小铺交给何×8经营，我常去，对他家情况知道一些。家里有两个老太太，一个大奶奶姓郭，还有何×8、何×4、何×11、何×5，我比何×5大两三岁。何×5管郭氏叫妈妈，管二太太叫婶妈，我原来不知道她姓什么，我退休后才知道姓黄。我管黄叫二奶奶。我就知道何×5管郭氏叫妈，也是亲生的。何×4、何×5、我家同时搬家到7号楼，何×5住了三四年搬到14号楼，何×5常来看何×4。何×4的儿子、儿媳去看何×5。何×5老伴去世后，她自己在14号楼独居生活，身体没有什么病，后来突然去世。”7、证人何×5的书面证言。高×、何×1、何×2对上述证据1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3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对其证明目的认可；对证据4、5、6真实性均不认可；对证据7不认可，称因为证人未出庭。何×3对上述证据1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3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认可，对其证明目的认可；对证据4、5、6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7不认可，称因为证人未出庭。
诉讼中，高×、何×1、何×2主张何×7对何×5扶养较多，对何×5尽了主要扶养义务，并提供了以下证据欲以证明：1、家具买卖合同、销售凭单；2、北京市密云县河南寨镇台上村民委员会2013年6月1日出具的《证明》，上载明：“何×5、李×夫妇于1998年购买了本村村民李×1的北正房四间。何×5、李×夫妇无子女，因年迈，活动不便，生活困难。何×5亲侄何×7，身份证号是×××，侄媳高×，身份证号是×××，自1998年购房后一直在本村赡养、照顾何×5、李×夫妇，直至二人去世”；3、照片、收据、发票，据以证明何×7夫妇及子女陪何×5在密云小院居住、看病就医、外出旅游、购买生活用品，带头帮助何×5新盖六里屯平房，带头办理何×5后事，对密云小院进行维修，扫墓祭祀何×5等；4、证人李×2证言，李×2出庭作证称：“1977年，我哥哥李×和何×5订婚后，在六里屯中心大街南边院里东边盖了两间小房用于结婚。何×7和我帮着盖的。1978年李×和何×5结婚。1979年何×5怀孕后流产，得了乳腺癌，在东直门医院做的手术。何×5由何×7妻子高×伺候，我给送饭，住院一个月。何×5是我大嫂子。1982年，何×5在两间小房子南边盖了三间正房，我和何×7帮忙盖得，木料、建筑材料都是何×7帮着买的。1997年，李×和何×5在密云县河南寨镇台上村买了两间西厢房和四间正房，买完后，李×得了糖尿病。何×7、高×两口子和闺女轮班伺候着，春秋伺候，冬天回来，都是ＸＸ开车，他两口子跟着。李×后来双目失明，都是他两口子伺候着，我种地，有时间就过去看看。李×、何×5去世后后事、生病期间住院都是何×7垫资、帮忙照顾和处理的。”何×4对上述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称是李×3口述，村委会不可能知道这么多，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3中照片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收据、发票的真实性不认可或不清楚，对其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认可，称何×5的丧事是侄子们出资操办的，何×7虽然参加了盖两间房，但是其子何×12、何×13及其大哥的两个孩子也参与了。何×3对于上述证据1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均认可，对于足浴盆、拔罐器、收音机照片的证明目的认可，对其余照片、收据、发票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4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中关于何×7常去探望何×5的内容认可。
何×3亦主张其与丈夫张×长期照顾、扶养何×5夫妇，并提供了以下证据欲以证明：1、委托书和两份《出售农转居人员安置住宅楼房协议书》，其中委托书上载明李×委托张×办理房屋拆迁协议事宜，协议书上载明张×为买房人何×5的代理人，据以证明张×代为何×5办理房屋拆迁事宜；2、《供用热力合同》，上载明用热人何×5的代理人为张×，据以证明何×3夫妇帮助何×5解决取暖问题；3、《房屋租赁合同》，上载明出租人何×5的代理人为张×，据以证明何×3夫妇帮助何×5出租闲置房屋；4、火车票、航空客票行程单、照片、光盘、旅游景点门票，据以证明何×3夫妇曾带何×5到几十个景点旅游；5、网通业务受理单、歌华有线开户登记表，上载明何×5代办人张×，据以证明何×3夫妇帮助何×5解决通讯问题；6、日记，据以证明何×3夫妇带何×5去医院诊治、在何×5家中照料、多次往返密云陪伴接送何×5、带何×5外出旅游；7、北京市朝阳区东风地区石佛营东里社区居民委员会2012年5月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上载明：何×3、张×夫妻二人是石佛营东里社区122楼3单元501室居民。经本楼相邻居民梅×、张×1、耿×、张×2、邵×、李×4、门×、张×3等人作证，夫妻二人长期照顾姑姑（何×5）、姑父（李×），情况属实；8、李×、何×5医疗审批表、报告单、医疗费单据等，据以证明何×3夫妇带何×5夫妇到医院治疗并办理各项手续；9、法院开庭笔录，上载明李×2出庭作证称，何×3、何×19、何×7、何×20经常陪着何×5回密云；何×5春天和秋天时去密云住，一般都是何×3、何×7陪着；李×去世后，何×5有癫痫病后遗症，需要人陪着伺候，何×3和何×7一家常去照顾她，是不是一起住我不清楚。高×、何×1、何×2对上述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称房屋安置时何×7也提供过帮助；对证据2、3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4真实性认可，对其中火车票、航空客票行程单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照片的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光盘、门票的关联性、证明目的均认可；对证据5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6真实性不确定，对关联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中认可何×3照顾、陪同何×5及陪何×5出门旅游；对证据7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9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认可。何×4对上述证据1、2、3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4中火车票、航空客票行程单合法性认可，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照片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光盘、门票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6真实性不确定，对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称该日记不能证明是何×5所写，但不申请对证据进行笔迹鉴定；对证据7真实性认可，对其证明内容、关联性、合法性不认可；对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9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证人证言内容和证明目的不认可。
何×4主张何×7、何×3对何×5不构成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并提供了以下证据欲以证明：1、北京市密云县河南寨镇台上村民委员会2013年8月6日出具的《说明》，上载明：“本村委会于2013年6月1日出具的盖有村委会公章的证明。证明内容为‘何×5、李×夫妇与1998年购本村房屋4间，何×5、李×无子女，因年迈生活不便，生活困难。何×5亲侄何×7，侄媳高×自1998年购房后一直在本村赡养、照顾至何×5、李×夫妇去世。’此证明出自李×之妹李×3和其弟之口述”；2、《情况说明》，上载明：“梅×，女，身份证×××，2012年5月8日，曾为本社区122楼3门501室居民何×3、张×关于照顾其姑姑（何×5）一事做过证明，现附加说明，对何×3照顾其姑姑何×5一事只是听本人述说，并未亲眼目睹。认可互相来往”，并有“梅×1”手写签名及落款时间“20131月21号”，同时载有“以上情况属实2013.1.21”的手书字样，该字样上加盖了北京市朝阳区东风地区石佛营东里社区居民委员会公章；3、法院开庭笔录，笔录上何×3称“南方、上海、苏杭那一次，实际情况是何×5要求去玩的，开车去的，坐飞机回来的。何×5要求给过费用，我们只接受了一千元”，何×7称何×5的丧葬是大家凑钱办的，主要都是何×7去跑的，还有何×5自己的九千多块钱。高×、何×1、何×2对上述证据1、2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3真实性、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中认可何×3接受了何×5的一千元钱。何×3对上述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3真实性、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中认可当时收到何×5给付的一千元，但收钱只是象征性收钱，当时花费2万多元。
本案审理中，高×、何×1、何×2主张何×5遗产中617号房屋及17万存款、国债、保险金的一半由其继承，何×3主张何×5遗产中204号房屋及17万存款、国债、保险金的一半由其继承，何×4主张何×5遗产全部由其继承。
另查，2011年7月，何×4曾将其子何×6列为被告起诉至法院，要求继承何×5遗产。法院于2011年8月16日作出（2011）朝民初字第23235号民事调解书，载明的调解内容为617号房屋、204号房屋归何×4所有，何×3名下的国债、存款、保险等归何×4所有。该调解书生效后，何×4将617号房屋、204号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2011年12月21日，何×3、何×7就该案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17日裁定提审该案，并于2012年9月20日裁定撤销（2011）朝民初字第23235号民事调解书，并将该案发回法院重审。2013年5月13日，法院作出（2013）朝民再初字第036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617号房屋、204号房屋及何×5名下的国债、存款、保险金等归何×4继承，何×4分别向何×3、何×7支付2万元和5000元。在该案审理中，何×3、何×7、何×21、何×20、何×19、何×22、何×23、何×5、何×24均为第三人，经法院询问，该案当事人皆认可，何×5死亡后，由何×7牵头，何×6、全部第三人以及案外人何津共同出资，为何×5办理了丧事。何×3、何×7不服上述判决，并提起上诉。2013年9月1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2013）朝民再初字第03628号民事判决书，并驳回何×4的起诉。2014年1月14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决定撤销何×4名下617号房屋、204号房屋的房屋登记。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当庭陈述、死亡证明、证明信、判决书、裁定书、撤销房屋登记决定书、庭审笔录、票据、合同、照片、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和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其一何×4是否为何×5的法定继承人；其二何×3、何×7是否有权分配何×5适当的遗产及其范围。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高×等三人、何×3和何×4双方持不同意见，且都提供了支持己方观点的证人证言和其他证据。在此前提下，本院认为当从证据的优劣对比中确定待证事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本案中，高×等三人、何×3提供了公安机关的证明材料，以显示何×5系黄×之女，此外，尚有何×5填写的职工履历表和何×4填写的职工干部简历表从正面或侧面印证何×5系黄×之女。与何×4提供的申请书、单位证明及何×11的干部履行表相比，高×等三人、何×3提供的证据具有更优的证明力。再结合何×5签名的《转移赡养继承人》《抚养及遗产继承契约》的内容和历史因素，一审法院认定黄×和何×5之间形成收养关系并无不妥。在此基础上，何×4与何×5之间继承之法定权利义务关系消除，不能成为何×5第二顺序的法定继承人，故何×4要求继承何×5全部遗产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对于何×4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遗产”，作为何×5的亲属，何×3、何×7与何×5进行日常的交往、探望本属正常，故结合在案证据，可以认定何×3、何×7确为何×5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劳务协助和精神慰藉，有助于何×5更为便利的享受生活。然上述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何×3、何×7为何×5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或在劳务方面给与了主要扶助，故此，一审法院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并从鼓励弘扬善良风俗的角度，确定何×7和何×3现可分得一部分何×5的遗产并无不妥。同时亦需指出，在黄×与何×5形成收养关系且何×5存在其他诸多亲属的前提下，高×等三人和何×3仅以其尽到扶养义务为由要求分享何×5的全部遗产目前尚不具备条件。高×等三人、何×3的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42560元，由高×、何×1、何×2负担7000元（已交纳35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何×3负担1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交纳），何×4负担2556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106400元，由何×4负担42560元（已交纳），高×、何×1、何×2负担42560元（已交纳），何×3负担21280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解学锋
代理审判员 张 羽
代理审判员 史智军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陈 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