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安福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安行初字第3号原告唐建芳，农民。委托代理人陈外生，安福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原告唐建明，农民，系原告唐建芳之弟。委托代理人唐建芳，系本案第一原告。被告安福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安福县平都镇城北行政区。法定代表人李发芽，县长。委托代理人陈亲亮，江西安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胡小兵，安福县林业造纸厂下岗工人。原告唐建芳、唐建明诉被告安福县人民政府、第三人胡小兵不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一案，本院于2015年2月11日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曾阳春担任审判长并主审本案，和人民陪审员ＸＸ香、彭雪秀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建芳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外生、被告安福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陈亲亮、第三人胡小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2006年2月，安福县开始换发农业部制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被告安福县人民政府于12月10日为第三人胡小兵办理了安农地承包权（2006）第5213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梧前”三宗耕地（计2.45亩）、“七斗”三宗耕地（计2.39亩）的承包经营权登记。2014年原告得知该登记行为后，向被告提出申请要求撤销第三人上述耕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并责令第三人将上述耕地立即返还原告，被告对此申请未予答复。原告向江西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5年2月3日，该府以超出法定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行政复议决定。原告唐建芳、唐建明诉称，农村土地首轮发包时，原告家以父亲唐福开（现已去世）的名义对全家的责任田进行承包经营。后原告两兄弟分家析产，涉案的“梧前”三宗耕地（计2.45亩）、“七斗”三宗耕地（计2.39亩）由原告唐建芳分得并继续耕种。1998年5月，确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时，因原告唐建芳外出经商，涉案耕地登记在原告唐建明的名下（有存放在安福县洲湖镇农村经营管理站《洲湖镇槎源村农业土地承包到户登记表》、第192104139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载明享有30年承包经营权）为证），原告唐建芳一直耕种涉案耕地至2002年。同年因原告唐建芳经商事务繁忙，为不使耕地撂荒遂将涉案耕地交由第三人胡小兵代耕，双方口头约定：如原告唐建芳随时回家种地，第三人胡小兵应立即将耕地交回原告唐建芳。2006年11月，安福县洲湖镇人民政府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镇政府驻村干部及槎源村委会未通知在外经商的原告唐建芳（违反了洲府发（2006）23号《洲湖镇关于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工作方案》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违法为第三人胡小兵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了涉案耕地。直至2014年再次启动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原告唐建芳才得知上述情形。此后原告要求安福县洲湖镇人民政府撤销第三人涉案耕地的承包经营权登记，经该府多次组织调解未果，洲湖镇政府要求原告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原告又向被告安福县人民政府申请撤销第三人涉案耕地的承包经营权登记，被告却既不撤销也不答复原告。原告又向江西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该府又以超过提起行政复议的期限为由不予受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因此，涉案耕地虽登记在原告父亲唐福开及原告唐建明的名下，但实际由原告唐建芳享有承包经营权。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而第三人系非农业户口，并非农户，也不是槎源村及槎源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承包涉案耕地。第九条规定，“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二十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因此，涉案耕地仍在原告的承包期内，其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槎源村及第四组也无权收回或调整申请人的承包地。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而原告唐建芳只是口头将涉案耕地交由第三人胡小兵代耕，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仍为原告所有并未转让给第三人。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承包方将土地交由他人代耕不超过一年的，可以不签订书面合同”。原告唐建芳口头将涉案耕地交由第三人代耕未约定期限，但因未依法签订书面合同，所以原告可以随时收回耕地。依照洲府发（2006）23号《洲湖镇关于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工作方案》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坚持稳定承包关系不变的原则。本次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对二轮承包的完善和规范，不是重新调整农民的承包地，不得推倒重来，不得重新发包。”第一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对外出务工的农户，也要逐一联系”。第一条第二款第五项的规定，“1998年签订的承包合同和发放的由省农业厅监制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证明农户承包权属的原始凭证”。因此，安福县人民政府及洲湖镇人民政府在2006年11月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不但违反法律也违反自己制定的工作方案，为第三人胡小兵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了涉案耕地，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要求法院依法判令：一、撤销被告安福县人民政府将“梧前”三宗耕地（计2.45亩）、“七斗”三宗耕地（计2.39亩）登记在第三人胡小兵《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政行为；二、责令第三人胡小兵将上述耕地立即返还原告唐建芳。被告安福县人民政府辩称，1998年，农村土地进行第二轮承包时，原告唐建明作为户主登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并由被告安福县人民政府向原告唐建明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02年，原告唐建明将涉案耕地交回了洲湖镇槎源村第四组，并由第四组发包给了第三人胡小兵。在2006年进行换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涉案土地登记在第三人名下。2014年农村土地进行确权时，原告唐建芳要求将涉案耕地重新登记在其名下导致纠纷，洲湖镇人民政府对此进行调解未果。被告认为，一、原告唐建芳不具有起诉资格。两原告父亲去世后，是由作为户主的原告唐建明向被告申领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由于是家庭承包，只要户主参与诉讼即可，而原告唐建芳只是家庭成员，不必要作为原告参与诉讼。二、被告向第三人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依法有据，程序合法。1、被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业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及安府办字（2006）9号文件的规定向第三人颁证，做到了登记行政行为合法有据。2、被告向第三人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安福县当时登记发证，是先由组里确定土地承包方案、农户地块和田亩数，再由村里和乡政府核实并上报到县农业局审核，最后经被告形式审查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本案中，当时村、组已确认原告唐建明在2002年将涉案耕地交还组里并由第三人承包，被告才向第三人登记发证。三、原告的起诉应当驳回。原告在诉状中称涉案土地转包给第三人不属实，没有事实依据。综上所述，被告的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第三人胡小兵述称，原告起诉的涉案耕地承包经营权，第三人是从槎源村第四组处承包的，与原告并未发生关系。2002年时农业税负担重，四组很多田都抛荒，第四组组长主动把原告抛荒的耕地调整给第三人。第三人认为，原告自己已经将承包的耕地抛荒，无权要回自己的耕地。原告当时逃避税收，自愿放弃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所以第四组才可以把涉案耕地承包给第三人。被告安福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依据材料有：1、安府办字（2006）9号《安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县农业局关于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工作方案的通知》、洲府发（2006）23号《洲湖镇关于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工作方案》。证明，2006年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依据，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农村登证习惯是根据方案由村组干部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名单上报，根据名单确定村民承包田的范围进行发证。2、编号为153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胡小兵的农业承包土地登记表。证明，作为登记发证确权的事实依据，被告也是根据这些材料向第三人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3、唐建明的农业承包土地登记表。证明，作为原告农村土地承包的依据，表上没有原告所提到的地块。4、槎源村委会的书面证言、洲湖镇政府的书面证言。证明，原告与组集体土地承包关系改变一直没有争议的事实。5、《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江西省农业承包合同管理条例》、《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证明，被告向第三人颁证的法律依据。原告质证后认为，对被告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被告没有按照这两个文件的规定给原告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却给第三人颁发。被告证据2中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中没有签订时间，承包方的签名不是第三人所签；对胡小兵的农业承包土地登记表的三性均有异议，被告未提供原件，如果复印件是真实的，地块名称不是“梧连”，而是“梧前”，并且“七斗”与“梧连”面积的字迹明显涂改，与当时的情况不符。被告证据3中的2006年的登记表没有经过原告的认可，1998年的登记表是真实的，原告认可，无异议。对被告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其中所述内容与事实不符，因为其陈述当时原告与第三人一起找到村、组长要求将涉案耕地过户到第三人名下，这一陈述与事实不符。对被告依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被告主张的关联性有异议。第三人质证后对被告证据、依据1-5均无异议，但陈述被告证据2中承包方的签名是村干部代签的。原告唐建芳、唐建明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有：1、唐建芳、唐建明的身份证、户口簿。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原告的出生时间，且均为槎源村第四组村民。2、1998年洲湖镇槎源村农业土地承包到户登记表、第192104139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唐建明的证明。证明，原告拥有涉案耕地的承包经营权，“七斗”三宗耕地虽然登记在原告唐建明名下，但实际上由原告唐建芳耕种。3、洲府发（2006）23号《洲湖镇关于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工作方案》。证明，洲湖镇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对第二轮承包的延续、不能推翻重来，对外出务工的农户也要逐一联系。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在2006年换发证时镇、村、组未通知也未联系原告，在未经得原告同意下被告将涉案土地变更至第三人名下。4、槎源村文书朱柏生的证明、槎源村委会的两份证明、唐达生的证明。证明，涉案耕地一直由原告唐建芳承包经营，2006年换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村委会及组里没有告知原告；1998年登证时原告唐建明将“梧前”中的0.8亩宗地，与唐达生的“堎上”一宗地对换了，所以原告唐建明现在“堎上”有三宗地。5、胡小兵的常住人口信息两份。证明，第三人在2011年之前属于非农业户口，不是原告所在组集体或村集体的村民，不具有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耕地的权利。6、赣府复字（2015）34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经过了行政复议程序，符合向安福县人民法院起诉的条件。被告质证后认为，对原告证据1无异议。原告证据2中的登记表无异议，1998年是9.66亩，2006年增加至9.92亩；对唐建明的证明有异议，其所述不属实，证明事实不清楚。对原告证据3的三性均无异议，原告自己没有耕种土地，土地税费无人承担，所以组集体交由第三人承包，2006年登证时村里也依据缴纳土地承包税费进行了确权。对原告证据4中的个人证明有异议，应出庭作证；村委会的证明也不具备真实性，当时调整耕地经过了组、村、镇。对原告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虽然第三人是2011年非转农，但是其妻及小孩在2005年已经是组里的农村户口，有权承包涉案耕地。对原告证据6无异议。第三人质证后对原告证据1-3无异议。对原告证据4有异议，当时调整耕地时经过了组、村、镇、县。对原告证据5-6无异议。第三人胡小兵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安农地承包权（2006）第5213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编号为153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证明，该土地被原告抛荒，第三人是合理合法地从第四组承包过来的，承包方的签名是村干部代签的，第三人与原告没有纠纷。2、2002年8月31日槎源村第四组与胡小兵签订的《耕地承包合同书》、2002年胡小兵的《农民负担监督手册》、2005年胡小兵的《农民负担监督手册》。证明，第三人缴纳了涉案耕地的农业税，就应当享受承包经营权。3、唐爱莲的户口簿。证明，第三人妻子唐爱莲是于2005年非转农迁回洲湖镇槎源村第四组。原告质证后认为，对第三人证据1中的承包经营权证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证只有总面积，没有载明具体田块；对承包经营合同三性均有异议，承包方的签名不是第三人本人所签，其面积为10.12亩，第三人证据2中的面积却为8.03亩，明显矛盾。对第三人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他有异议。对第三人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第三人向组里“承包”涉案耕地时间为2002年，但户口本反映第三人的妻儿当时并不是该组的成员，所以无权承包。被告质证后认为，对第三人证据1-3均无异议。以上证据、依据均经庭审质证，本院综合分析、认证如下：被告证据1、安府办字（2006）9号《安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县农业局关于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工作方案的通知》、洲府发（2006）23号《洲湖镇关于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工作方案》，原告对其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被告未按被告证据1的规定颁发给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却给第三人颁发。本院认为，安府办字（2006）9号通知的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明确规定，本次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对二轮承包的完善和规范，不是重新调整农民的承包地，不得推倒重来，不得重新发包。因此，要在二轮承包关系的基础上，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全面落实到户。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外，不得借机搞所谓的“大稳定、小调整”，坚决维护二轮承包关系稳定不变。第五项规定，坚持“先确权、后发证”的原则。要坚持先确定承包地块权属然后发证的原则，保证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工作依法、有序、平稳进行。1998年签订的承包合同和发放的由省农业厅监制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证明农户承包权属的原始凭据，在给农户换发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凡农户能够出示二轮承包合同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应作为换发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依据。不能出示二轮承包合同的，要坚持在搞清二轮承包真实情况、充分尊重事实的基础上，重新补签承包合同，对个别二轮承包事实一时难以搞清的，在充分尊重农户意愿、确保平稳解决的原则下，可结合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直补核定的面积加以确定。洲府发（2006）23号方案重申了安府办字（2006）9号通知的上述规定，其第一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要阳光操作，充分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要对本次换发证的目的、意义、要求等进行广泛宣传，让广大农民群众充分知晓。对外出务工的农户，也要逐一联系，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本案中，被告为第三人颁证过程并未按上述通知和方案依法办理，因此本院对被告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但对被告的证明主张不予采纳。被告证据2、编号为153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胡小兵的农业承包土地登记表，原告认为前者没有签订时间，承包方的签名不是第三人所签，对后者的三性均有异议，被告未提供原件，第一宗地不是“梧连”，而应是“梧前”，并且“七斗”与“梧连”宗地的面积字迹明显涂改。本院认为，被告证据2中的承包合同无签订时间、承包方的签名不是第三人本人的，不符合法定形式，因此不予采信；而被告证据2中的登记表，是依据被告证据2中的承包合同所作出的登记，且将承包合同中的宗地“梧前”错登为“梧连”，宗地面积明显涂改，涂改处未加盖印章，被告未作出合理解释，因此亦不予采信。被告证据3、唐建明的农业承包土地登记表，原告对其中的2006年登记表不认可，对其中的1998年登记表予以认可；本院认为，其中的1998年登记表，原告、第三人均无异议，因此予以采信；其中的2006年登记表，面积有明显涂改字迹，且涂改处未加盖印章，被告未作出合理解释，因此不予采信。被告证据4、槎源村委会的书面证言、洲湖镇政府的书面证言，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其所述内容与事实不符；本院认为，该证言陈述2002年原告唐建芳主动将涉案耕地转让给第三人，而被告在答辩状中称原告唐建明主动将涉案耕地交回给第四组，第三人述称原告唐建芳将承包的涉案耕地抛荒，第四组组长主动将其调整给第三人，第三人与原告并未发生关系；该证言与被告及第三人的陈述自相矛盾，被告未作出解释；并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的规定，下列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根据：（一）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自行收集的证据；被告为第三人颁证的时间为2006年，被告自行收集该证据的时间为2014年，因此，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证据5、《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江西省农业承包合同管理条例》、《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被告主张的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被告在为第三人颁证中，并未按上述法律法规依法办理；且《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是2007年7月27日通过，从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而被告为第三人颁证的时间为2006年，并不能适用该办法；因此本院对被告的证明主张不予采纳。原告证据1、唐建芳、唐建明的身份证、户口簿，被告、第三人均无异议；因此，本院予以采信。原告证据2、1998年洲湖镇槎源村农业土地承包到户登记表、第192104139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唐建明的证明，被告对其中的登记表无异议，对唐建明的证明有异议，第三人对原告证据2无异议；本院认为，被告对唐建明的证明虽有异议，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进行反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在不受外力影响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对方当事人予以否认，但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进行反驳的，可以综合全案情况审查认定该证据的证明效力；并且，唐建明的证明只是陈述二原告分家时，涉案耕地分给原告唐建芳耕种，被告及第三人在答辩中并未予以否认；因此本院对原告证据2予以采信。原告证据3、洲府发（2006）23号《洲湖镇关于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工作方案》，被告、第三人均无异议；因此，本院予以采信。原告证据4、槎源村文书朱柏生的证明、槎源村委会的两份证明、唐达生的证明，被告对原告证据4中的个人证明有异议，认为证人未出庭作证，村委会的证明也不真实；第三人对原告证据4有异议；本院认为，原告证据4中的证人虽未出庭作证，但其证言不是孤证，且形式合法，被告及第三人虽有异议，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进行反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所以，被告应对其将原告的涉案耕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为第三人的合法性，提供相应证据，但被告并未提供；因此，本院对原告证据4予以采信。原告证据5、胡小兵的常住人口信息两份，第三人无异议，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第三人妻子在2005年已非转农户口迁至第四组，有权承包涉案耕地；本院认为，依照被告、第三人陈述及第三人证据2中的《耕地承包合同书》，槎源村第四组是于2002年将涉案耕地“发包”给第三人，当时第三人为林业造纸厂工人，其妻子为井冈山纺织厂工人，均为非农业户口且户籍不在第四组，依照法律无权承包第四组耕地，因此，本院对被告及第三人的主张不予采纳，对原告证据5予以采信。原告证据6、赣府复字（2015）34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决定书》，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因此，本院予以采信。第三人证据1、安农地承包权（2006）第5213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编号为153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原告对其中的承包经营权证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承包经营合同三性均有异议，承包方的签名不是第三人本人所签，面积高出第三人证据2中的面积2亩多；本院认为，第三人证据1与被告证据2、编号为153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胡小兵的农业承包土地登记表，其实为同样的证据，因此不予采信，理由同被告证据2。第三人证据2、2002年8月31日槎源村第四组与胡小兵签订的《耕地承包合同书》、2002年胡小兵的《农民负担监督手册》、2005年胡小兵的《农民负担监督手册》，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他有异议；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而2002年时，第三人及妻子系非农业户口，也不是槎源村第四组成员，且户籍不在第四组，无权承包涉案耕地；因此，第三人证据2不具有合法性，本院不予采信。第三人证据3、唐爱莲的户口簿，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载明，第三人妻子是于2005年9月28日，由井冈山纺织厂工人非转农迁至槎源村第四组，而涉案耕地是于2002年“发包”给第三人，因此不能达到第三人的证明目的，本院对第三人的证明主张不予采纳。综合上述证据、依据的分析认证，认定本案法律事实如下：原告唐建芳、其弟原告唐建明均系安福县洲湖镇槎源村第四组农户。2005年9月28日，第三人胡小兵的妻子唐爱莲由井冈山纺织厂工人非转农迁至槎源村第四组。2011年4月25日，第三人胡小兵由林业造纸厂工人非转农也迁至槎源村第四组。农村土地首轮发包时，二原告家以父亲唐福开（现已去世）的名义对全家的责任田进行承包经营。二原告均成家后进行了分家析产，原告唐建芳分得包括“梧前”三宗耕地（计2.45亩）、“七斗”三宗耕地（计2.39亩）在内的责任田并由其继续经营。1998年5月，安福县确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时，因原告唐建芳外出经商，上述耕地登记在原告唐建明及其父亲唐福开的名下，被告安福县人民政府为其作出了《农业土地承包到户登记表》及第192104139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承包经营权为30年。原告唐建芳一直耕种上述耕地至2002年。同年因原告唐建芳外出经商，遂口头约定将上述耕地交由第三人胡小兵代耕，但未签订书面合同。2006年2月6日，经被告安福县人民政府同意，其办公室颁布安府办字（2006）9号《转发县农业局关于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工作方案的通知》。该通知载明，根据农业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的规定，按照省、市统一部署，结合安福县实际，就换发由农业部制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提出工作方案。该通知转发的工作方案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明确规定，本次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对二轮承包的完善和规范，不是重新调整农民的承包地，不得推倒重来，不得重新发包。因此，要在二轮承包关系的基础上，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全面落实到户。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外，不得借机搞所谓的“大稳定、小调整”，坚决维护二轮承包关系稳定不变。第五项规定，坚持“先确权、后发证”的原则。要坚持先确定承包地块权属然后发证的原则，保证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工作依法、有序、平稳进行。1998年签订的承包合同和发放的由省农业厅监制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证明农户承包权属的原始凭据，在给农户换发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凡农户能够出示二轮承包合同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应作为换发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依据。不能出示二轮承包合同的，要坚持在搞清二轮承包真实情况、充分尊重事实的基础上，重新补签承包合同，对个别二轮承包事实一时难以搞清的，在充分尊重农户意愿、确保平稳解决的原则下，可结合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直补核定的面积加以确定。同年11月7日，被告下属的洲湖镇人民政府印发了洲府发（2006）23号《洲湖镇关于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工作方案》，重申了安府办字（2006）9号通知的上述规定，其第一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要阳光操作，充分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要对本次换发证的目的、意义、要求等进行广泛宣传，让广大农民群众充分知晓。对外出务工的农户，也要逐一联系，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此后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过程中，洲湖镇政府及槎源村委会、槎源村第四组未按洲府发（2006）23号工作方案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通知在外经商的原告唐建芳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导致被告安福县人民政府将原告承包的“梧前”三宗耕地、“七斗”三宗耕地，登记上了第三人胡小兵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且被告一直未告知原告唐建芳。2014年再次启动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原告唐建芳得知了被告将其上述耕地变更登记给第三人的情形，遂要求洲湖镇政府撤销第三人上述耕地的承包经营权登记，经该府多次组织调解未果。原告向被告安福县人民政府申请撤销第三人上述耕地的承包经营权登记，被告未予答复。原告遂向江西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5年2月3日，该府以超出法定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行政复议决定。二原告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判令：一、撤销被告安福县人民政府将“梧前”三宗耕地（计2.45亩）、“七斗”三宗耕地（计2.39亩）登记在第三人胡小兵《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政行为；二、责令第三人胡小兵将上述耕地立即返还原告唐建芳。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因此，涉案耕地虽登记在原告父亲唐福开及原告唐建明的名下，但二原告分家后，实际由作为家庭成员的原告唐建芳依法享有承包经营权。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而2002年时，第三人及妻子系非农业户口，也不是槎源村第四组成员，且户籍不在第四组，无权承包涉案耕地。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第九条规定，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二十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因此，涉案耕地仍在原告的承包期内，其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槎源村及第四组也无权收回或调整原告唐建芳的承包地。第二十九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1993年11月1日起施行至2007年9月30日止的《江西省农业承包合同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需要变更或者解除承包合同的，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对方应在接到通知书后的15日内或者约定的期限内予以答复。经双方协商达成书面协议并签字盖章后，方可变更或解除合同。本案中，被告在答辩状中称2002年原告唐建明将涉案耕地交回了洲湖镇槎源村第四组，被告却并未提供原告唐建明自愿交回承包地的书面通知，也未提供双方变更或解除承包合同的书面协议，因此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而原告唐建芳只是口头将涉案耕地交由第三人胡小兵代耕，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仍为原告所有并未转让给第三人。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承包方将土地交由他人代耕不超过一年的，可以不签订书面合同。原告唐建芳口头将上述耕地交由第三人代耕未约定期限，但因未依法签订书面合同，所以原告可以随时收回耕地。参照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应包括以下内容：（四）承包土地名称、坐落、面积、用途；第七条规定，实行家庭承包的，按下列程序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应在30个工作日内，将土地承包方案、承包方及承包土地的详细情况、土地承包合同等材料一式两份报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第九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记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本内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记载的事项应一致。而被告为第三人胡小兵颁发的安农地承包权（2006）第5213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与其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记载的事项不一致，未填写承包土地的地块名称、面积、等级、地类、基本农田、四至，不符合法定形式。第十五条规定，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申请应提交以下材料：（一）变更的书面请求；（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件。而本案中，第三人未提供变更的书面请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件，被告就为其办理了涉案耕地变更登记，程序和实体均不合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本办法实施以前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有关规定，并已加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印章的，继续有效。个别条款如承包期限、承包方承担义务等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该条款无效，是否换发新证，由承包方决定。未加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印章的，应按本《办法》规定重新颁发。重新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承包期限应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有关规定，不得借机调整土地。1998年被告颁发给原告唐建明的第192104139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加盖了被告的印章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原告依法享有涉案耕地的承包经营权。参照安府办字（2006）9号《转发县农业局关于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工作方案的通知》、洲府发（2006）23号《洲湖镇关于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工作方案》的规定，坚持稳定承包关系不变的原则。本次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对二轮承包的完善和规范，不是重新调整农民的承包地，不得推倒重来，不得重新发包。第一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对外出务工的农户，也要逐一联系。第一条第二款第五项的规定，1998年签订的承包合同和发放的由省农业厅监制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证明农户承包权属的原始凭证。因此，被告安福县人民政府、洲湖镇人民政府在2006年11月换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违反了法律及上述工作方案，为第三人胡小兵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了涉案耕地，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被告将涉案耕地登记在第三人胡小兵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原告要求第三人将上述耕地立即返还的诉请，为不宜一并审理的民事争议，应另行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六十三条第一、三款、第七十条第（一）、（二）、（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款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安福县人民政府2006年12月10日作出的将“梧前”三宗耕地（计2.45亩）、“七斗”三宗耕地（计2.39亩）登记在第三人胡小兵的安农地承包权（2006）第52132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政行为。二、驳回原告唐建芳、唐建明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第三人胡小兵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曾阳春人民陪审员  ＸＸ香人民陪审员  彭雪秀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周露婷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第六十三条第一、三款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规章。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的；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不予准许一并审理民事争议的决定，并告知当事人可以依法通过其他渠道主张权利：（四）其他不宜一并审理的民事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