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3民终55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蒙古奥尤陶勒盖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驻在场所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南大街16号院2号楼26层2901内2913室。
首席代表：契仁苏仁·崔吉。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雪荔，女，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思思，女，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14号。
法定代表人：王一谔，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宁，女，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茜，女，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蒙古奥尤陶勒盖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以下简称蒙古奥尤代表处）与被上诉人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服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300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蒙古奥尤代表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雪荔、廖思思，被上诉人外服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宁、张晓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蒙古奥尤代表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蒙古奥尤代表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第一，在员工刘晓敏不能提交孕周证明的情况下，外服公司并未向社保部门询问如何处理，而是直接拒绝蒙古奥尤代表处的生育津贴申请要求，在其不作为的情况下，蒙古奥尤代表处积极与社保部门联系，得知此种情况下可以由蒙古奥尤代表处、外服公司与员工刘晓敏三方共同提供一个情况说明即可受理，蒙古奥尤代表处将该情况告知外服公司，但外服公司一直不予盖章并怠于履行配合义务，后又以联系不到刘晓敏为由拒绝办理生育津贴申领事宜。第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津贴是女职工产假期间的工资，《补充协议》中无生育津贴的约定不影响《劳务派遣协议》及其附件中有关生育津贴的约定和效力；且生育津贴申领具有滞后性，为保障女职工产假且不影响社保权益，企业可先行垫付生育津贴，生育津贴低于工资的，企业补足其差额，待生育津贴发放给企业后由企业管理和冲销。第三，蒙古奥尤代表处一直为员工履行社保费用缴纳义务，外服公司应按合同约定提供员工社会保险代缴服务，蒙古奥尤代表处已经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外服公司怠于履行生育津贴申领义务。第四，蒙古奥尤代表处作为一家外国企业驻京代表机构，在中国积极履行关于劳务派遣的各项规定，按约定完成对外服公司和派遣员工的各项义务，不应承担因外服公司违约所遭受的无法申领生育津贴的经济损失，蒙古奥尤代表处完全是受害方。第五，外服公司在往来邮件中曾经建议将生育津贴迟延发放并据此主张免除违约责任是违反法律规定的。1.外服公司在邮件中同时建议蒙古奥尤代表处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先行支付全部经济补偿金，又建议迟延发放生育津贴对应的金额，两个建议相互矛盾且不具有法律效力；2.用人单位不给付员工经济补偿金违反相关劳动法律法规规定，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3.外服公司在2016年12月30日上午10点14分回复给蒙古奥尤代表处的邮件中表明其会与刘晓敏联系办理生育津贴事宜，其需要承担生育津贴的申领义务。第六，蒙古奥尤代表处和外服公司是劳务派遣服务合同关系，外服公司和刘晓敏是劳动合同关系，蒙古奥尤代表处按时支付了相应服务费，外服公司应按照《劳务派遣协议》约定为刘晓敏办理生育津贴并承担无法办理的违约责任。刘晓敏不配合提交相应材料，应由外服公司另行向刘晓敏主张权益。蒙古奥尤代表处和外服公司的劳务派遣关系与外服公司和刘晓敏的劳动关系是两个独立法律关系，不能混淆；如一审法院判决生效，刘晓敏通过新公司申请生育津贴会构成不当得利。
外服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蒙古奥尤代表处的上诉请求。第一，生育津贴的支付主体是社保基金，并非外服公司，外服公司是代为申请领取的义务，如无法申领，不应由外服公司向蒙古奥尤代表处支付。第二，本案中生育津贴无法申领是因为刘晓敏不配合提交相关材料，并非蒙古奥尤代表处主张的外服公司怠于申领，外服公司在此事件中不存在任何过错。第三，蒙古奥尤代表处所主张的外服公司既建议其支付全部经济补偿、又建议扣除生育津贴部分无相关证据，目前证据仅显示外服公司建议蒙古奥尤代表处扣除生育津贴数额后向员工发放经济补偿，且外服公司只是建议，并无决定权，最终如何发放取决于蒙古奥尤代表处本身。第四，蒙古奥尤代表处主张外服公司在邮件中承诺会继续与员工刘晓敏联系并负责生育津贴的办理，但该邮件中还有其他内容，即如外服公司无法拿到员工相关材料，则无法办理相应手续。
蒙古奥尤代表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外服公司向蒙古奥尤代表处支付无法申领生育津贴而遭受的损失共计52914.76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蒙古奥尤代表处（甲方）与外服公司（乙方）签订《劳务派遣协议》，约定：员工系被乙方派遣到甲方工作的人员，工资：员工本人月平均工资=员工结束派遣前12个月的工资总和/12，实际工作月不足12个月的，按实际工作月数计算……。经济补偿：经济补偿=员工本人月平均工资×在甲方工作年数……甲方支付相应费用后，乙方应依据国家及地方的有关规定和甲、乙双方于本合同附件1中确定的标准及项目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及代发相应福利待遇……。附件1：……为客户和员工办理员工生育津贴、提供生育保险、社会医疗保险、失业、退休、工伤待遇申请手续……。
案外人刘晓敏系外服公司派遣至蒙古奥尤代表处工作的员工，外服公司为其缴纳了社会保险。
后刘晓敏离职，蒙古奥尤代表处（甲方）、外服公司（乙方）与刘晓敏（丙方）签订《补充协议》，载明：乙方与丙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于丙方产假期满之日解除……，外服公司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协议书中约定劳动关系解除日是在2016年12月21日……。丙方同意将于2016年2月4日起使用其剩余28天带薪年休假，至2016年3月17日；自2016年3月18日至丙方实际生产日，丙方将安排病假，病假工资按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1720元支付，如遇最低工资调整，则相应调整；丙方自实际生产日起，月工资按21937元支付，直到劳动关系解除日；丙方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按目前的标准支付至劳动关系解除当月……。丙方办理工作交接完毕、交回甲方物品并办理档案、社会保险转出、领取离职证明等手续后，在劳动关系解除日的当月乙方工资支付日，甲方向丙方支付人民币219370元，作为乙、丙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甲、丙双方解除用工关系的全部经济补偿……。
前述《补充协议》签订后，蒙古奥尤代表处陆续向刘晓敏支付了约定的工资及经济补偿金。
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关于生育津贴申领情况。蒙古奥尤代表处主张其与外服公司、刘晓敏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将刘晓敏的生育津贴以工资形式向其发放，待津贴申领后由外服公司向蒙古奥尤代表处支付。该代表处自刘晓敏生产后多次与外服公司的员工玄兆飞、王小夏联系，但外服公司的员工怠于进行津贴申领工作，导致蒙古奥尤代表处蒙受经济损失。对此，蒙古奥尤代表处提交了前述《补充协议》及其员工廖思思与玄兆飞、王小夏的往来电子邮件，邮件内容显示：廖思思多次询问刘晓敏生育津贴申报情况，王小夏回复称需要其提供孕周证明、诊断证明等材料。后廖思思与刘晓敏联系，刘晓敏表示国外医院不配合，缺失孕周证明……。后廖思思向王小夏表示社保局表示只需要刘晓敏本人出具一份情况说明，盖上双方单位的公章即可去社保中心申报，希望外服公司配合。王小夏回复称未听说申请材料不齐提交说明即可，诊断证明是必备材料之一，要求员工提供相关材料……。外服公司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并主张该公司已就所需材料的内容告知刘晓敏且提示刘晓敏尽快提交，外服公司已完成相关协议义务。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蒙古奥尤代表处主张外服公司怠于履行为刘晓敏申报生育津贴之义务导致其遭受损失，法院不予采信。首先，本案证据显示无法申领生育津贴的直接原因系刘晓敏不能提交孕周证明等相关材料，对此，外服公司的员工王小夏已告知蒙古奥尤代表处并对该代表处的询问作出相应解答，因此仅凭现有证据，法院难以作出外服公司怠于履行相关义务的认定。其次，蒙古奥尤代表处不负有向刘晓敏支付生育津贴之义务，其虽表示与外服公司、刘晓敏已达成《补充协议》，约定由该代表处先行支付该笔款项，再由外服公司将该笔款项领取后向蒙古奥尤代表处支付，但其提交的《补充协议》并未显示三方对此进行了明确约定，外服公司亦对此不予认可，故法院对蒙古奥尤代表处的此项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法院认为，结合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蒙古奥尤代表处在本案中要求外服公司赔偿其损失的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蒙古奥尤陶勒盖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蒙古奥尤代表处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蒙古奥尤代表处员工塔娜、王长平、张婧怡的生育津贴发放历史记录，证明生育津贴由外服公司申请，经北京社保基金核准后，在外服公司申领后向蒙古奥尤代表处一次性转账，在生育津贴到账前，蒙古奥尤代表处按月正常支付员工的产假工资，无任何降低。经质证，外服公司认为，对塔娜、张婧怡的证据材料中外服公司向蒙古奥尤代表处支付生育津贴凭证的部分认可，其他部分无原件，对真实性均不认可；三个员工的生育津贴支付与本案无关，且从侧面可以证明如员工按时向外服公司提交全部申领材料，外服公司均积极配合并将社保部门下发的全部津贴金额如数支付给蒙古奥尤代表处；同时，证据中三位员工均是蒙古奥尤代表处按时以工资形式发放生育津贴，与本案中与刘晓敏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一次性支付的情况不同，不可一概而论。本院经审查认为，蒙古奥尤代表处在本院审理期间提交的证据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已经客观存在，其未予提供，且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故其在本院审理期间提交的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外服公司是否应赔偿蒙古奥尤代表处主张的因外服公司怠于履行为刘晓敏申领生育津贴义务而造成的损失。首先，根据《劳务派遣协议》附件1的约定，外服公司负有为客户和员工办理员工生育津贴、提供生育保险、社会医疗保险、失业、退休、工伤待遇申请手续的义务。政府社保部门系生育津贴的发放主体，而外服公司仅系申领生育津贴的代办机构。生育津贴的发放与否取决于申请人向社保部门提交的申请材料以及社保部门相应的审核结果，外服公司并不负担实际生育津贴的发放义务。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无法申领生育津贴的直接原因系刘晓敏不能提交孕周证明等相关材料，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外服公司存在怠于履行申领生育津贴义务的情况，蒙古奥尤代表处要求外服公司承担该部分损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其次，蒙古奥尤代表处在诉讼中称经其询问社保部门领导，可提交三方共同签字盖章的情况说明来代替孕周证明，但对该主张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不能提供刘晓敏同意该方式的证据，在此情况下，本院无法认定外服公司存在怠于履行申领生育津贴义务的情形。最后，如蒙古奥尤代表处上述主张成立，本案之情况可通过提交三方共同签字盖章的情况说明来申请生育津贴，则其主张的“损失”并不必然产生，本案仍存在申领生育津贴的可能性。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蒙古奥尤代表处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对于蒙古奥尤代表处相应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蒙古奥尤代表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22元，由蒙古奥尤陶勒盖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春香
审 判 员 贾 旭
审 判 员 张 慧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日
法官助理 贾云航
法官助理 李晓晴
书 记 员 司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