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6民终39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惠英，女，1955年11月1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启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鹏飞，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童本华，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大刘渔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范中怀，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红亮，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范中怀，男，1963年12月18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红亮，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惠英因与被上诉人南通大刘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刘公司）、范中怀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2017）苏0623民初5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惠英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当。1、一审中，被上诉人向法庭举证了一份于2010年6月25日形成的公司法人变更说明，上诉人的代理人刘小平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据其回忆，其从来没有在公司法人变更说明上签过字，该份证据仅是复印件，被上诉人也予以认可，一审不能仅凭该份存有争议的证据复印件就对其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予以确认。2、案涉股东会决议上“徐惠英”的签名系范中怀恶意伪造，该股东会由范中怀提议、大刘公司召集，召开股东会的目的是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黄正权变更为范中怀，从而将保管在刘小平处的公司公章、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申请挂失，重新刻制公司公章、领取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进而达到侵吞公司350万元渔业补偿款的目的。本案中，被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在15天前履行了通知义务，仅是抗辩其履行了通知义务，纵观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所举证据，足以证实被上诉人并没有通知上诉人参加该次股东会。3、一审对于案涉股东会在何时、何地召开、由谁负责召集、何时召集、如何表决等相关事实并未查明，且错误地分配举证责任，推断大刘公司已经履行通知义务，该认定事实的方式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根据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案的争议焦点只有一个，即大刘公司股东会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如违反，则应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如不违反，则应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1、关于会议召集程序是否违反法律、公司章程规定的问题，上诉人一审已经提交了公安机关的鉴定报告，足以证实2016年12月26日股东会决议上“徐惠英”的签字不是上诉人所写，进而证实被上诉人根本没有在召开股东会之前15天通知上诉人。同时，从范中怀对案涉所议事项重新召开股东会会议的行为来看，也足以证明其已自认案涉股东会决议不合法，否则其没有必要采取补救措施，重新召开股东会。2、关于有无撤销的必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四条虽然规定了“会议召集程序或者表决方式仅有轻微瑕疵，且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该条款对本案并不适用，案涉股东会会议的召集程序并非仅存有轻微瑕疵，被上诉人根本未履行通知义务，该股东会会议召集程序严重违法。大刘公司、范中怀辩称，范中怀、黄正权、刘小平于2010年6月25日约定，法定代表人可以随时再变更为范中怀，视为各方股东及相关公司负责人对变更法定代表人的约定。涉案股东会会议记录、黄正权、范中怀都可以证实案涉股东会召开前提前通知了徐惠英，且股东会决议是所有股东一致通过的，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可以不提前通知。案涉股东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以及决议内容均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惠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大刘公司股东会于2016年12月26日所作出的《南通大刘渔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2、本案诉讼费由大刘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经当事人一致确认或调查确定的事实（一）关于大刘公司及股东的基本情况。大刘公司设立于2008年6月18日，住所为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道东侧，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水生植物养殖，注册资本3000万元。该公司设立时作为发起人的股东为范中怀、刘学华，二人分别出资1800万元、1200万元，持股比例分别为60%、40%，经股东会讨论通过，范中怀为执行董事兼经理、刘学华为监事，法定代表人为范中怀，办理了核准登记。2009年3月18日，该公司股东刘学华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徐惠英，经股东会讨论通过，确认股东为范中怀、徐惠英，二人分别出资1800万元、1200万元，持股比例分别为60%、40%，公司监事变更为徐惠英，办理了变更备案。2010年6月25日，该公司经股东会讨论通过，将执行董事兼经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黄正权，办理了变更登记。（二）关于大刘公司章程的相关内容。大刘公司章程第十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第十一条规定：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并应当于会议召开15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第十三条规定：股东会会议应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决议应由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但股东会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变更公司形式、修改公司章程所作出的决议，应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出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第十四条、十五条、十九条规定：公司设一名执行董事，由股东会选举产生，公司经理由执行董事兼任，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三）关于案涉股东会决议。2016年12月26日，大刘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免去黄正权执行董事兼经理职务，选举范中怀为执行董事兼经理，执行董事为法定代表人。2016年12月27日，如东县行政审批局根据该公司申请，将法定代表人由黄正权核准变更为范中怀，并颁发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为范中怀，经营范围为水生植物养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四）大刘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实际经营人之间的关系。根据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股东范中怀是股东徐惠英的姨表弟，实际经营人刘小平是股东徐惠英的丈夫，原股东刘学华是刘小平、徐惠英的女儿，原法定代表人黄正权是范中怀、徐惠英的亲戚。（五）关于本案审理中经范中怀提议召开的所谓临时股东会。在本案审理期间，对2016年12月26日股东会决议是否应予撤销尚未确定，大刘公司及第三人范中怀主要就执行董事兼经理由黄正权变更为范中怀事项，提前十五日书面通知股东徐惠英参加股东会，是为弥补案涉争议的股东会决议的瑕疵或证明该股东会召开及形成决议的可能性。徐惠英以范中怀召集会议不合法为由未予应邀参加，范中怀、黄正权于2017年7月30日参加会议，以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并作出与2016年12月26日股东会相一致的决议。二、当事人争议较大经审查认定的事实（一）关于2016年12月26日股东会决议上“徐惠英”的签名。根据徐惠英申请一审法院调取并由徐惠英当庭提供的相关证据，如东县公安局小洋口边防派出所在如公（洋）受案（2017）2688号案件调查中，委托南通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对该决议上“徐惠英”的签名进行了鉴定，该鉴定所2017年8月21日出具通公物鉴（文）字（2017）85号《鉴定书》，鉴定意见为不是徐惠英书写。虽大刘公司和范中怀对公安机关委托鉴定的权限及程序等表示否定，对该鉴定意见不予认可，但结合本案审理及案涉争议的该股东会决议相关事实，该股东会决议上“徐惠英”的签名不是徐惠英所写，具有高度可能性，故认定该事实存在。（二）关于大刘公司提供的有关证据。对2010年6月25日公司法人变更说明证据的真实性，徐惠英确认上面“刘小平”的签名为刘小平所写，但认为该证据是复印件，并对其内容表示否认。对2016年12月23日授权委托书和2016年12月26日临时股东会会议记录等证据，徐惠英确认为原件，但对其上面“黄正权”、“范中怀”的签名不能确认是否其本人所写。徐惠英对大刘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予以否认，但若无其他证据佐证其提出的抗辩，其观点将难以得到采信，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徐惠英当即提出并于2017年9月18日书面申请对2010年6月25日公司法人变更说明上“黄正权”、“范中怀”、“刘小平”三人签名是否为原件进行鉴定。对此，大刘公司表示若徐惠英坚持认为是复印件，大刘公司就承认是复印件，同时继续查找原件。经查，大刘公司于2010年6月25日经股东会决议将执行董事兼经理的职务由范中怀变更登记为黄正权，刘小平本人和徐惠英均称因范中怀经营大刘公司4100亩海滩，向银行申请贷款需要，找启东人黄正权做法定代表人，刘小平承认黄正权出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时形成过意见。而2010年6月25日公司法人变更说明复印件内容主要为：因公司融资需要，法人必须为启东户口，经协商邀请黄正权出任；黄正权的签字限于法人变更及银行资料，其任职期间的公司法律及经济责任由原法人范中怀负责；新任公司法人根据公司需要时变更给原法人范中怀。结合本案审理及已经确认的事实，能够认定黄正权系因公司经营的贷款需要出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根据公司需要该职务将随时变更恢复为范中怀等事实。因而大刘公司提供的2010年6月25日公司法人变更说明是否原件对本案事实的认定没有实质性影响，对相关签字是否为原件亦无鉴定必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一审法院对徐惠英提出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同时，对大刘公司提供的2016年12月23日授权委托书和2016年12月26日临时股东会会议记录等证据，徐惠英已确认为原件，虽对“黄正权”、“范中怀”的签名不能确认是否其本人所写，但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不能否认其证明力。（三）关于徐惠英起诉主张的事实。徐惠英认为，大刘公司的股东范中怀在没有通知徐惠英的情况下，独自作出了股东会决议，并在股东会决议上伪造徐惠英的签名，股东会会议召集程序违法，严重地损害了徐惠英的合法权益。根据查明的事实，召集该股东会并未提前书面通知，股东会决议“徐惠英”的签名不是徐惠英所写。对此，大刘公司、范中怀认为履行通知义务的是公司，这次股东会按照以往惯例，未采用书面通知，而是当面通知实际经营人刘小平；所谓范中怀伪造签字根本不存在，因为之前有股东会是刘小平代徐惠英参加的。经查，之前数次股东会有两次于十日前电话通知，有的没有通知的记录；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徐惠英”的签名系范中怀伪造；该股东会所议事项，有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就形成决议，而范中怀的持股比例为60%，其一人表决通过就能形成决议，所谓该股东会决议严重地损害了徐惠英合法权益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争议的股东会决议为2016年12月26日股东会决议，其主要内容是免去黄正权执行董事兼经理职务，选举范中怀为执行董事兼经理，执行董事为法定代表人。大刘公司2008年设立时经股东会讨论通过，范中怀为执行董事兼经理、法定代表人，后于2010年6月25日经股东会决议将执行董事兼经理的职务由范中怀变更登记为黄正权。黄正权系因贷款需要出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根据大刘公司需要该职务将随时变更恢复为范中怀。大刘公司根据需要于2016年12月26日再将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变更为范中怀，符合公司自治原则，案涉争议的股东会决议内容并不违反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股东会决议上“徐惠英”的签名不是股东徐惠英所写，不能排除是与会人员根据实际情况所代写，尚不能认定系范中怀恶意伪造；至于召集程序问题，该股东会系由股东范中怀提议，大刘公司召集，虽未有书面通知，且徐惠英认为股东范中怀没有通知其参加，但范中怀述称公司提前15日通知了各方，不能排除以其他方式提前进行了通知，尚不能认定没有履行通知义务。根据范中怀的持股比例，该股东会所议事项，其一人表决通过就能形成决议，不能认为该股东会决议严重损害徐惠英的合法权益。对案涉争议的股东会及决议存在的未按规定召集通知、股东徐惠英的签名等问题，根据利益均衡原则，不宜对大刘公司及该股东会的召开、决议形成过程的严谨性过于苛求。纵观全案，审视大刘公司及股东、实际经营人等具体情况，一审法院认定案涉争议的股东会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存有轻微瑕疵，对决议并未产生实质影响，股东会决议没有撤销的必要。至于大刘公司内部纠纷及股东之间的其他争议，可依法另行解决。据此判决：驳回徐惠英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对一审查明的事实，除徐惠英对一审认定“黄正权系因公司经营的贷款需要出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经理）、根据公司需要该职务将随时变更恢复为范中怀”有异议外，对其余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2016年12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是否应当予以撤销。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四条规定，股东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符合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会议召集程序或者表决方式仅有轻微瑕疵，且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就案涉2016年12月26日的股东会的召集程序是否合法，双方当事人存有争议，徐惠英认为大刘公司未履行通知义务，侵害了其股东权益，大刘公司则认为已提前15日以口头方式通知了徐惠英的丈夫刘小平，从现有证据分析，大刘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于案涉股东会会议召开15日前通知了徐惠英，在程序上存在瑕疵，案涉股东会决议是否应当予以撤销，取决于该程序瑕疵是否属于轻微瑕疵。对此，本院认为，上述司法解释中的轻微瑕疵应以该程序瑕疵是否会导致各股东无法公平地参与多数意思的形成以及获取对此所需的信息为判定标准，比如，公司章程要求股东会应提前15日通知全体股东，但召集人可能仅提前14日通知全体股东；又或公司章程规定召集通知应当以书面形式发出，而实际情况是以电话或网络通讯的形式发出；又或股东会的会议时间比预定计划延误了数小时。上述情况虽然属于程序瑕疵，但未妨碍股东公平参与多数意思的形成和获知对其作出意思表示所需的必要信息，应属轻微瑕疵。本案中，根据大刘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并应当于会议召开15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大刘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履行了通知义务，该程序瑕疵影响了徐惠英公平参与多数意思的形成和获知对其作出意思表示所需的必要信息，显然不属于轻微瑕疵，根据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该股东会决议应当予以撤销。一审认定案涉争议的股东会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存有轻微瑕疵，属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但考虑到一审诉讼期间，大刘公司就执行董事兼经理由黄正权变更为范中怀事项，已提前15日书面通知徐惠英参加股东会，范中怀、黄正权于2017年7月30日参加股东会会议，以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并作出与2016年12月26日股东会相一致的决议，至此，2016年12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内容已被2017年7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内容取代，徐惠英以范中怀召集会议不合法为由未予参加，表明其怠于行使股东权利。综合考量案涉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两份股东会决议的形成过程，2016年12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虽然因存在程序瑕疵符合撤销的条件，但该程序瑕疵对徐惠英行使其股东权利并未造成重大影响，其内容已被2017年7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内容所取代，已无撤销之必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但其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徐惠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卓审判员 戴志霞审判员 张志刚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书记员 王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