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晋11民终2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友谊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双塔西街12号。
法定代表人阎丽俊，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青云，系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闫强，系该公司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甲，吕梁市离石区供销社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乙，吕梁市离石区供销社退休职工，系被上诉人刘甲之妻。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秀荣，山西泰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山县峪口镇南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山西省方山县峪口镇南村。
法定代表人刘建明，主任。
上诉人山西友谊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谊国际旅行社”）与被上诉人刘甲、李乙、被上诉人方山县峪口镇南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南村村委”）旅游合同纠纷一案，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日作出（2014）离民二初字第730号民事判决。判后，上诉人友谊国际旅行社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一日作出（2015）吕民一终字第23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五年五月七日作出（2015）离民初字第257号民事判决。判后，上诉人友谊国际旅行社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九日作出（2015）吕民一终字第602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作出（2015）离民二初字第1015号民事判决。判后，上诉人友谊国际旅行社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友谊国际旅行社的委托代理人张青云、闫强，被上诉人刘甲、李乙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甲、李乙及其二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秀荣参加休庭后的证据质证。证人薛某休庭后接受质询。被上诉人南村村委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对其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2年7月12日至18日，方山县峪口镇南村由村委主要领导组织党员及部分村民到沈阳、大连、青岛学习考察，由原告负责组织行程。原告随团负责人为张青云，旅游行程安排单中有原告盖章及旅游者代表“薛某”的签字。
被告刘甲参与了此次参观考察，但原告与被告未签订任何书面合同。原告认为，被告刘甲和李乙是此次参观考察活动的组织者，被告已将84人的费用（每人1850元）全部收齐，支付原告90000元，尚欠65997元（包括之前尚欠的4695元）。被告否认自己是组织者，尚欠旅游款已购买门票属于原告应支付的范围，认为组织者是南村村委，自己只是原告与南村村委的中介人。
在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对南村村委原主任刘建明进行调查核实，刘建明称合同是与中国国旅吕梁分公司签订的，具体价格记不清，但旅游款已全部付清，付给被告刘甲；村委并没有找过原告友谊国际旅行社，也没有与其签订过合同。被告刘甲对刘建明的陈述不予认可。
在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调查核实：2012年7月7日李乙给原告打款10000元，2012年7月8日分两次给原告打款20000元、10000元，2012年7月11日给原告打款50000元。
原审认为，合同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平等自愿订立的口头或书面协议。本案中，原告组织南村村民84人学习考察是事实，但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是与被告达成旅游协议，还是与南村村委达成旅游协议。剩余旅游款是否应属于原告购买门票的支出，无据可查。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过书面合同或者达成口头协议。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山西友谊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诉讼费1450元，由原告负担。
上诉人友谊国际旅行社上诉请求：撤销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人民法院（2015）离民二初字第1015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65997元；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认定“2012年7月12日至18日，方山县峪口镇南村由村委主要领导组织党员及部分村民到沈阳、大连、青岛学习考察，由原告负责组织行程”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被上诉人刘甲、李乙以中国国旅吕梁分公司的名义，接到被上诉人南村村委这次出行计划，组织安排此次学习考察。刘、李二人组团后，按照旅游行业协作习惯，将此旅游团交与上诉人协调实施，上诉人行前与假借中国国旅吕梁分公司名义的刘、李二人多次就行程等进行协商，最终确定旅游行程及价格，双方达成合同。刘、李二人在上诉人要求在确定的旅游合同上签字、盖章时，多次以传真机坏了等借口拖延，并承诺旅游结束后提交合同并支付尾款。上诉人出于对中国国旅公司的信任，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但事后证明，刘、李二人并非中国国旅吕梁分公司的工作人员，中国国旅在离石区也没有开设吕梁分公司，刘、李二人的行为系个人假冒中国国旅的行为。以上情况有李乙提交给上诉人的名片、刘、李二人开设的“中国国旅吕梁分公司”旅游点牌匾照片、山西省旅游局处理决定、南村村委领导的多次证明（其中一次南村村委将“中国国旅”误写为“中国国铝”）、法院调取的李乙支付部分旅游款证明，催款电话录音、QQ记录等证据佐证。2、原审认定被上诉人刘甲只是“原告与南村村委的中介人”错误。现有证据表明，被上诉人刘甲、李乙二人假冒“中国国旅吕梁分公司”的名义招揽游客，他们与计划外出学习的南村村委联系，组织安排了此次旅游活动，他们的行为在旅游行业中称为“组团社”，组织好旅游团后，与上诉人就旅游行程、价款等进行协商后，交由上诉人安排实施，刘甲作为组团社的领队，参与此次旅游活动全程，并非原审认定的“中介人”身份。证据表明，南村村委已经将全部旅游款（包含刘、李二人向南村村委加价部分）交给刘、李二人假冒的“吕梁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刘甲，而刘甲对此也没有提出证据反驳。旅游结束后，原告多次按照事先的约定，找刘甲索要剩余的旅游款，刘多次找借口不予归还，并在通话中声称由于南村村委未支付剩余款项，其无法按约定归还。被上诉人李乙当庭承认“剩余款项旅游结束后支付”，这也充分证明刘、李虽然对上述事实不予认可，但也没有提出相反的证据加以证明，而其手中盖有上诉人印章的行程表，是上诉人之前为了与之签订合同而提供的合同附件（当时上面内容为空白）。如果刘、李二人没有与上诉人形成合同关系，这个空表怎么会在其手中？这也再次证明了上诉人与刘、李二人所谓的“吕梁分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原审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原告与被告刘甲与李乙达成旅游协议，还是与南村村委达成旅游协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过书面合同或者口头协议”，这一结论明显错误，认定本案不符合合同相对性原则，是置客观事实和相关证据不顾的枉法裁判。原审认定南村村委组织84人外出学习考察的事实，而具体实施者为上诉人，也就是说本案涉及的旅游合同是有效并实际实施了的。虽然刘甲、李乙极力否认自己具体组织了此次旅游活动，但相关证据表明，他们组织本案涉及旅游团，在收到南村村委的全部旅游款后，并未按约定支付剩余尾款。因此，本案合同相对人是明确的，因被上诉人刘、李二人的行为而给上诉人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是显而易见的。按照旅游行业的行规，组团社组织好旅游者后，可以将旅游团交由第三方旅行社具体安排旅游，双方为旅行社之间的协作关系，按双方约定共同分配旅游者交纳的旅游费用。从南村村委提供的游客名单上的收费情况看，被上诉人实际向每位游客收取的费用是2400元，而我公司向被上诉人的报价为1850元，多出的部分应当认定为被上诉人的利润。《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因此，本案所涉及的旅游合同并未涉及案外其他人，合同指向明确，合同成立并有效，上诉人已经完全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但被上诉人刘、李二人未完全履行其应当承担的义务，并不存在“合同相对性”的问题。以上事实有被上诉人当庭陈述、法庭调取的证据以及双方QQ聊天记录、旅游行程单、旅游人员名单、南村村委主任刘建明证明及上诉人找被上诉人催款电话录音等证据证明。2、被上诉人刘甲、李乙以“中国国旅吕梁分公司”的名义与被上诉人形成合同关系属表见代理。《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本案被上诉人目前所经营的是康辉国旅吕梁分公司，在本案所涉合同订立时，他们是以中国国旅吕梁分公司的名义，并未进行工商注册，对于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省旅游局进行了相应的处罚并在网络上进行了通报。到本案起诉时，上诉人才得知其真实情况。被上诉人是盗用他人公司的名义与我公司签订游客合同的事实，因其不是该公司分支机构，故其不可能按要求提供行程确认件，这也是被上诉人故意为之的结果，理应由被上诉人承担法律责任。3、原审认定剩余款项是否为门票支出，因无据可查，未作出结论违反法律规定。本案在开庭过程中，被上诉人李乙明确表示：“旅游款是155997元，已支付90000元，剩余款项旅游结束后支付”。这就说明被上诉人刘甲、李乙对于本案合同的基本事实明确表示确认，如果不是合同当事人，为什么由你来支付旅游款？并且明确表示“剩余款旅游结束后支付”，但实际旅游结束后并未支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因此原审适用合同相对性原则，属法律适用错误。由于被上诉人并未就自己所称余款购买门票的情况提交相关证据，而借口南村村委对旅游服务不满意，未支付剩余旅游款的说法也没有相关证据证明，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刘甲、李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理应按约定支付尾款65997元。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予以撤销，依法查明事实，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以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在庭审中，上诉人变更其上诉请求数额为65400元。
被上诉人刘甲辩称，其未开过旅行社，亦未开过中国国旅，开不开旅行社与本案欠款亦无关；其亦非领队，领队是张青云与他姐夫，其未与上诉人签过协议；其与南村党支部书记系朋友，该书记说给其出钱让其相跟去旅游。中国国旅吕梁分公司是其妻李乙开的，他们与南村村委之间无任何合同，刘建明说的假话；南村84个人，每人1850元，南村亦为其出具证明，证明门票包含进去了；其对南村支付了90000元一事不清楚，剩余60000元村委主任不信任张青云，村委给了其，其都给了张青云买了门票；其只是中介人。
被上诉人李乙辩称，是张青云与南村直接联系的，不是与其联系的；其既非领队亦非组团的，其不清楚；张青云给南村的账户是个人账户，南村不敢信任，后来90000元是其帮忙打的款。
被上诉人南村村委未到庭，未提供答辩意见。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刘甲、李乙在休庭后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编号1101707的《团队国内旅游合同》一份，证明该合同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南村村委签订的，支付旅游费的主体是被上诉人南村村委，不是被上诉人刘甲、李乙；没有加盖南村村委的章，是以该村党支部书记薛某的名义签订的。
上诉人友谊国际旅行社的主要质证意见是，该合同是上诉人提供给被上诉人刘甲的空白合同，在几次庭审中均要求对方出示该份证据，均未提供；该合同的附件2，在之前的庭审中被上诉人刘甲出示过，上诉人当时的质证意见是该附件只有印章，无任何信息，不能证明与上诉人、被上诉人的纠纷有关；合同中的两处“张青云”均非本人所签，上诉人当时提供给刘甲的空白合同只有盖章；刘甲拿空白合同与南村村委签订的协议，价款已被涂改；该合同是村委代表与刘甲在刘甲处签的，合同签订后所有变更的内容均未经过上诉人一方确认，上诉人对变更情况均不予认可。
2、证人薛某出具的《说明材料》并出庭作证，证明2012年7月初，方山县峪口镇南村组织党员参观考察学习，由于考虑行程中的安全事项，当时由被上诉人刘甲介绍上诉人负责该村考察学习；经双方协商签订合同，确定人数为84人，每人1850元，共计155400元；签订合同后该村按合同首先通过被上诉人李乙的银行卡支付90000元整，在旅游过程中上诉人不按合同行程执行，造成该村人员在大连停留几个小时，经协商该村不得已众人筹集资金69000元（其中向李乙借49000元），用于购买门票等支出，现该村将剩余款项全部付清。
薛某当庭陈述，其与被上诉人刘甲系朋友关系，刘甲自己有个旅行社，之前也合作过，这次旅游是刘甲推荐的；通过刘甲电话联系的上诉人，合同是通过电话商量好，上诉人把合同寄给刘甲，他们根据协商的内容签订合同，当时上诉人方无人参与签字；费用标准每人1850元是三方通过电话联系确定的；主合同签了一份，所有附件在其手，刘甲之前未向其要过合同；合同应该是村主任签，主任说让其签，其当时是村支书，代表村委签订，因为合同是在离石签订，不带公章所以签了名字，签完后其将合同带回去；刘甲持有附件2的话，其应该给过刘甲，记不清了，附件2中“行程中所产生的自费全含”是其所写；到大连后行程走不下去，刘甲和张青云商量让他们再付款，后来他们自己出了20000多元，向李乙借了49000元；把款组织回来后，给了刘甲，然后刘甲给了张青云，相跟上买了门票，反正后来按照行程应该付的款都付了；其认合同，刘甲是介绍人。
上诉人友谊国际旅行社的主要质证意见是，证人与被上诉人刘甲有私人关系，不能采信；证人所述旅游过程中发生纠纷的情况无证据佐证，亦未就自费的项目、价款等提供相应证据，证人所述大部分不实；证人所述合同自签订之后始终在其手，直到质证前刘甲向其索要才提交，与刘甲在之前已经出示过合同附件2旅游行程安排单的事实不符。
经审理查明，2012年7月12日至18日，方山县峪口镇南村由村委主要领导组织党员及部分村民共计84人，到沈阳、大连、青岛学习考察，由上诉人负责组织行程。编号1101707的《团队国内旅游合同》有旅游者代表、时任南村党支部书记薛某的签字，加盖上诉人的印章。上诉人随团负责人为张青云。
被上诉人刘甲参与了此次参观考察，但其不在上述84人之列，上诉人与刘甲未签订任何书面合同。在旅游出发前，被上诉人南村村委将84人费用（每人1850元）中的90000元，通过被上诉人李乙的银行账号支付给上诉人。在旅游过程中，被上诉人南村村委将自筹的20000元和向被上诉人李乙借款49000元，合计69000元交给被上诉人刘甲，由被上诉人刘甲与上诉人随团负责人张青云购买门票。
在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对南村村委原主任刘建明进行调查核实，刘建明称合同是与中国国旅吕梁分公司签订的，具体价格记不清，但旅游款已全部付清，付给被上诉人刘甲；村委并未找过上诉人，亦未与其签订过合同。被上诉人刘甲对刘建明的陈述不予认可。
在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调查核实：2012年7月7日被上诉人李乙给上诉人打款10000元，2012年7月8日分两次给上诉人打款20000元、10000元，2012年7月11日给上诉人打款50000元。
以上事实，有被上诉人刘甲、李乙提供的《团队国内旅游合同》及其附件、被上诉人李乙提供的打款凭证、证人薛某出具的《说明材料》及当庭证言、原审法院对刘建明的谈话笔录、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甲、李乙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刘甲、李乙提交的编号1101707的《团队国内旅游合同》上加盖的上诉人印章的真实性不持异议，称该合同即为上诉人提供给被上诉人刘甲的空白合同，仅以该合同中上诉人方签字及日期非本人所签、不认可格式条款之外的合同内容等为由进行抗辩。但是第一，作为该合同中旅游者方84人代表兼签字人的薛某，证明该合同是通过被上诉人刘甲联系上诉人，商量好后上诉人将合同提供给被上诉人刘甲而签订的，被上诉人刘甲仅系介绍人。第二，南村村委原主任刘建明虽称旅游合同系与中国国旅吕梁分公司签订，但该证人证言的效力不及被上诉人刘甲、李乙所举书证。第三，《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即使上诉人所述其提供加盖有上诉人印章的空白合同给被上诉人刘甲为实，那么上诉人基于自己的意思将加盖有己方印章的空白合同交与被上诉人刘甲使用，具有授予被上诉人刘甲代理权的法律效果，作为加盖有印章空白合同所有者的上诉人必须为该意思内容承担责任，亦即上诉人须受被上诉人刘甲持该合同书与被上诉人南村村委订立旅游合同之约束，事实上涉案旅游活动亦由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南村村委组织实施。故从形式到实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南村村委均为涉案旅游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
双方均认可被上诉人南村村委应当支付上诉人的旅游费用为84人×1850元/人=155400元，上诉人即应为被上诉人南村村委提供相应价值的旅游服务。上诉人提供的旅游行程单或结算单均系其单方确认，被上诉人刘甲、李乙亦不予认可，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涉案旅游活动相关费用的依据。证人薛某系涉案旅游活动的实际参与者兼旅游者代表，其依亲身经历和直接感受而提供案件有关情况的证言，真实性相对较大，且与被上诉人刘甲、李乙之陈述能够相互印证，对其证明在旅游过程中支付69000元用于购买门票等支出的内容应予采信。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南村村委在旅游过程中的支出为155400元之外的自费项目，故应认定被上诉人南村村委在旅游过程中支出的65400元（155400元-90000元）为上诉人依约应当支付的范围，被上诉人南村村委已全部付清旅游费用。上诉人再行主张旅游尾款654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50元，由上诉人山西友谊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玉荣
审判员 张晓艳
审判员 张晓玮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一日
书记员 张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