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27民终13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莲秀，女，1969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高邮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连芝，女，1965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定县。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庆明，贵州正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海山，男，1960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定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曾育，贵州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莲秀、王连芝因与被上诉人王海山所有权纠纷一案，不服贵定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0日作出（2016）黔2723民初5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莲秀、王连芝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对原审判决依法改判；2、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判决事实不清。1980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诉人王莲秀、王连芝与父亲王树臣，母亲刘开珍及被上诉人王海山承包集体田土3亩，被上诉人王海山于1982年4月离家外出，音讯不明。在此期间，上诉人与父母开垦荒地，到1985年连同承包的土地全家共有土地约14亩。同年上诉人王连芝外嫁到本县德新镇晓丰村，1986年上诉人王莲秀与家人又开垦荒地约1亩，上诉人的父亲因积劳成疾逝世。已外出多年的被上诉人回家探望过一次后又离家出走，直到1988年才带着临近产期的未婚妻回家。1989年，上诉人王莲秀外嫁到江苏省高邮市卸甲镇华东村。上诉人姐妹外嫁后，户口均保留在原籍，在新的居住地未参与土地承包经营，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上诉人在原籍应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1998年第二轮土地顺延承包�，因父亲已逝世，母亲年迈，家庭承包的责任人自然由被上诉人王海山承担，承包的人口亦应包括上诉人王莲秀、王连芝、母亲刘开珍、被上诉人王海山及其非婚生子女。被上诉人与其妻孔祥奎虽然在一起生活多年，但直到2011年才补办结婚登记手续，2016年才将户口迁至被上诉人的户籍所在地。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间，双方属于同居关系，在法律上既不存在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具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必需的户籍条件，孔祥奎无权参与其经常居住地的土地承包经营。上诉人认为，第二轮土地承包是在第一轮承包的基础上顺延30年，中央强调的是大稳定、小调整，“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承包政策，并不是赋予像孔祥奎这种户籍不在本地，与被上诉人没有法律上夫妻关系的人土地承包经营权，更不是剥夺在新居住地没有取得承包地的外嫁妇女�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严格遵循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切实保护外嫁妇女的合法权益。第二，一审判决于法无据。原审认定上诉人虽户籍仍在本地，但已外嫁近30年，已不再是原居住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自然不享有被上诉人王海山户承包的土地经营权。上诉人认为，现行的法律、法规、规章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和本村妇女外嫁多少年后，将失去土地承包经营权均无明文规定。在此情况下，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以户籍管理为主，辅以其他条件，在裁判上尽量平衡双方的利益，维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稳定。2015年8月，上诉人因所有权纠纷向被上诉人提起民事诉讼，审理的法官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主持双方调解，产生了定纷止争的效果。但审理本案的法官却在事实不清，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作出了不公的判决。第�，一审判决粗糙，程序有瑕疵。一审法官在判决书中将1986年上诉人的父亲逝世写成母亲逝世，不严肃的法律文书会让人产生裁判不公正的感觉。此外，在一审程序中，审理本案的法官直到庭审结束后，才将被上诉人的答辩状交给上诉人，使上诉人在庭审中有被证据突袭的感觉，被动应对，诉讼权利受到侵害。
被上诉人王海山二审答辩称：第一，二上诉人无权参与分配征地补偿款。理由：1、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十、十四条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十五条的规定，农村土地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所有权，由该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给本集体组织的村民进行承包经营，也即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只能由本村或村民小组成员享有。本案中，二上诉人分别早在1989年和1985年就远嫁江苏省高邮市卸甲镇华东村张厦组和贵定县××村，并且二人都在当地办理了户口，也即其户籍在江苏省和贵定县德新镇，其二人已不在是贵定县金南街道南平村农民。显然，1998年第二次土地承包发放确认承包经营权的土地承包证书时，二上诉人并非贵定县金南街道南平村农民，其根本不可能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2、本案所涉征收的土地是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给被上诉人王海山户的，尽管二上诉人的户籍一直与王海山等家人在一本户口本里，未办理注销，但二上诉人早在八十年代就已嫁到外地，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发证时，王海山户土地承包证中记载的人口5人应指王海山夫妻、王海山的母亲及王海山的子女，也即二上诉人不在土地承包证记载的5口人之中，其不享有本案所涉被征收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对于二上诉人的双重户籍问题，一审认为二上诉人已外嫁近30年，外嫁后未在南平村居住生活，未依赖该村土地生存�未参与该集体经济组织的建设，二上诉人虽具有双重户籍，但综合本案的客观实际，二上诉人已不再系原居住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自然不享有被上诉人王海山户承包的土地经营权完全正确，符合真实情况。3、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的规定及其他相关政策，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是“按户承包及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二上诉人都是八十年代嫁到他乡，而第二轮土地承包发生在此后的1998年，此时二上诉人已在夫家生儿育女共同生活十余年，无论户籍是否迁入，已完全是另一家庭的主要成员，也即在按户承包的政策中，二上诉人完全在所嫁家庭的户中，完全与其丈夫等家人作为户获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4、二上诉人一审起诉的理由是其嫁到他乡后，未分得田土，故仍应享有原所在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此源于《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但该条规定的前提是承包期内，本案中二上诉人早在1989年和1985年就嫁到他乡，第一轮土地承包期结束后，1998年开始第二轮土地承包，各户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承包协议，并颁发土地承包证书，显然二上诉人结婚时，并不在被上诉人王海山与南平村村委会签订承包协议时确定的承包期内。1998年时，第一轮土地承包期己结束，承包协议、承包证重新签订和发放，承包期开始重新计算，二上诉人也已不存在拥有原承包地。显然，二上诉人完全错误地理解了法律，根本无权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二，王海山户被征收的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土地只有1.4亩。王海山户土地承包证上记载享有承包经营权的田有1.6亩，土有1.4亩，本次政府征地仅涉及王海山户的土，该土位于棉花冲，二上诉人庭审也认可被征地全部位于棉花冲，而土地承包证上记载位于棉花冲的全部为土，同时南平村委的证明内容中也可证实此事实。尽管征地表中记载王海山户被征地8.518亩，但王海山户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只有1.4亩，其余是王海山与其妻及子女开荒的土地，此部份开荒土地村集体组织并未与王海山签订承包协议，也即没有正式发包给王海山户承包经营，王海山户也没有获得土地承包经营证书，只是村集体经济组织出于照顾的原因，将此部份的征地补偿款分给王海山而己。显然，即使二上诉人享有王海山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其也只享有在1.4亩土地的征地补偿款中享有权益。同时，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征地补偿中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青苗补偿费，对于青苗补偿费，由于上诉人并未参与劳作，�然不能享有，上诉人诉求对所有征地补偿款进行平均分配显然不能成立。必须强调，二上诉人要求与被上诉人王海山共3人平均分配土地补偿款极为荒唐，因为王海山户并不只有王海山一人，王海山的妻子、女儿、儿子、孙子共5人皆是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都对土地补偿款享有合法权益。第三，一审判决程序合法，且上诉人关于同案不同判的理由不能成立。理由：1、上诉人认为其曾于2015年8月因另一起征收补偿款纠纷在一审法院起诉，并经调解获得补偿款，而此次起诉的诉讼请求却被驳回，故认为同案不同判。第一起纠纷是调解结案，并不是判决结案，因此根本不存在同案不同判。2、一审时王海山的书面答辩状是在开庭当天庭审开始时提交，这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同时主审法官立即将答辩状交给二上诉人，但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竟称法官将答辩状交给其二人的时间是在庭审结束后不符合事实，一审判决程序合法。综上所述，二上诉人对1998年政府颁发的王海山户土地承包证中的土地完全不享有承包经营权，当然对政府因征地发放的补偿款也就不享有所有权，一审判决完全正确，请二审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原审原告王莲秀、王连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二原告与被告平均分配征地补偿款320489.76元（每人106829.92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莲秀、王连芝与被告王海山系同胞兄妹关系。1980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期间，二原告与被告及原、被告的父亲王树臣、母亲刘开珍共同承包现位于贵定县金南街道××村××田、土共3亩。1985年原告王连芝因与李明贵结婚到贵定县××村居住生活，1989年原告王莲秀因与张喜斌结婚到江苏省高邮市卸甲镇华东村张厦组居住生活，二原告户籍均登记于其丈夫的家庭户�，二原告的丈夫均属于农户，在本村均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二原告嫁入后均未另外分配到承包地。1986年刘开珍病逝。1998年第二轮土地顺延承包时，仍以1980年承包时的责任地顺延承包由被告王海山户耕种。2007年王树臣病逝。2015年，因政府建设需要，该户棉花冲1.4亩土及被告在该土周边扩大的南平村的集体荒坡被征用，共计8.518亩，征地补偿标准为每亩土地补偿金36120元，每亩青苗补偿金1505元，被告因此领取了土地征收补偿款共计320489.76元。二原告得知此事后，认为该笔征地补偿款应由二原告与被告平均分配，即每人应分得106829.92元，被告不同意，双方因此发生纠纷，二原告遂向法院起诉，提出如前诉请。庭审中，二原告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载明棉花冲土1.4亩，但登记的面积与实际丈量的面积不一致的情况普遍存在，被告在该土周边开荒的事实不能成立，被�辩驳二原告已早年出嫁，不再享有南平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应由被告的妻子、儿女、孙子享有，双方各执己见，未达成一致意见。
另查明，南平村多户村民在承包地周边扩大集体荒坡，政府征用土地时，因涉及农户太多，难以收回，该村村委会表示默认给村民受益。又查明，王海山与孔祥奎于1988年按农村习俗举办酒结婚，2011年补办结婚登记，1988年9月20日生育长子王浩川，1992年5月28日生育次子王俊川，1989年12月10日生育女儿王丽川，孔祥奎于2016年1月13日将其户籍迁至王海山户；2013年，次子王俊川与张婷按农村习俗举办婚礼，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张婷的户籍未迁至王海山户，双方于2013年11月20日生育儿子王果然；2010年，王丽川嫁到四川省南溪县裴石乡油房村3组41号，并于2011年8月18日将其户籍迁至其夫的家庭户中，该家庭户为农户。
再查明，二原告的户籍至今仍登记于被告王海山户中，嫁入地登记的户籍信息与登记于王海山户的不一致，二原告具有双重户籍，二原告办理公民身份证登记的身份号码与嫁入地户籍登记的信息一致。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的规定，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承包政策，虽然二原告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作为家庭成员参与了土地承包，享有本案所涉被告王海山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但1985年原告王连芝因与李明贵结婚到贵定县××村居住生活，1989年原告王莲秀因与张喜斌结婚到江苏省高邮市卸甲镇华东村张厦组居住生活，此后二原告未再对南平村的土地进行耕作管理，二原告作为其夫所在的家庭户中的家庭成员参�所在户的土地劳作，并依赖所在户的土地上所产生的收益进行生活，二原告的户籍亦早在被告王海山户承包的土地被征收前登记于其夫的家庭户中。根据“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二原告在嫁入地虽未实际增划土地，但二原告已享有嫁入地承包户承包人的相关权利，这符合我国农村土地政策和法律的规定。关于二原告的户籍仍在王海山户的问题，二原告已外嫁近30年，外嫁后未在南平村居住生活，未依赖该村土地生存，未参与该集体经济组织的建设，二原告现虽具有双重户籍，但综合本案的客观实际，二原告已不再系原居住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自然不享有被告王海山户承包的土地经营权。因此，二原告不享有被告王海山户因土地被征用所得补偿款的分配权利。对二原告的诉请，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莲秀、王连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06元，减半收取2253元，由原告王莲秀、王连芝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同时，上诉人向本院提出申请，即主张庭审结束后经查询，以被上诉人王海山的儿子王俊川户承包的土地被征收5.732亩，领得土地补偿款215666.50元，王俊川所承包的土地也来源于原来的承包地，要求将王俊川领取的土地补偿也要用予分配，请求二审一并调解或裁决。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986年双方当事人的父亲王树臣逝世，2007年双方当事人的母亲刘开珍逝世。其余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综合本案双方诉辩请求及理由，归纳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1、二上诉人是否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即是否有权享有土地征收补偿款；2、一审程序是否违法。
本院认为：双方对以被上诉人王海山户承包经营的棉花冲土地被政府部门征收8.518亩，共获得土地征收补偿款320489.76元的事实无争议，应予确认。关于第一个焦点：虽然在1980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以王树臣（即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父亲）为户主承包了位于贵定县金南街道××村××组的土地经营权，其中包含了二上诉人、被上诉人及刘开珍（即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母亲）共5人，但是在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以被上诉人王海山为户主承包的土地经营权中，因原承包户主王树臣已死亡，同时二上诉人已分别于1985年和1989年出嫁，故以被上诉人王海山为户主所承包的土地经营�中，应当只包含当时户口登记在被上诉人王海山户名下的家庭成员。虽然二上诉人的户口在被上诉人王海山的户下仍然有登记，未办理注销。但是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二上诉人结婚后，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前，实际已在嫁入地申请办理了户口登记，与嫁入地集体经济组织有权利义务关系，取得嫁入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且对被上诉人王海山承包的土地从出嫁至今一直未参加耕种管理。故一审以二上诉人虽然户籍仍在王海山户名下有登记，但二上诉人已出嫁近30年，出嫁后未在南平村居住生活、未依赖该村土地生存，未参与该集体经济组织的建设的客观实际，认定二上诉人已不再系原居住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再享有被上诉人王海山户承包的土地经营权，即不享有被上诉人王海山户因土地被征收所获得补偿款的分配权利正确，应予维持。关于第二个焦点：上诉人主张在一审程序中，审理本案的法官直到庭审结束后才将被上诉人的答辩状交给上诉人，使上诉人的诉讼权利受到侵害，因答辩状只是当事人对案件事实及法律适用等所作的答辩陈述，并非证据，法律对当事人是否提交书面答辩状以及提交的时间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同时上诉人参加了一审整个诉讼及庭审活动，故对上诉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并非遭受剥夺，故一审程序合法。对于二审中上诉人提出主张分配王俊川所领取的土地补偿款申请，不属于在二审中增加的诉讼请求，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上诉人可以另案主张。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莲秀、王连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06元，由上诉人王莲秀、王连芝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莫玉魁
审判员 李家荣
审判员 刘国红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日
书记员 卢 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