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2民终102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昌久物资供应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
法定代表人：万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丽丽，上海尊源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冠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
法定代表人：崔益平，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小琴。
委托诉讼代理人：仲剑峰，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海南昌久物资供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久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冠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6)沪0106民初223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昌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丽丽，被上诉人冠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小琴、仲剑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昌久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冠鼎公司的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冠鼎公司诉请昌久公司承担涉案拖欠货款给付责任的前提在于已按约履行全部货物的交付义务，但原审对此并未予以充分查明。2、原审仅凭冠鼎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悉数由昌久公司申请用于进项税额的抵扣，以及案外人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炼化公司”)出具的回函和上海飞兴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兴公司”)出具的《说明函》，进而认定冠鼎公司已履行了双方合同项下全部货物的交付义务，尚不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3、本案原审存在帮助冠鼎公司收集诉讼证据，以及同意冠鼎公司以撤诉换取延长举证期限的程序不当情形。综上，本案冠鼎公司对其主张的诉讼请求，未完成对应的举证义务，请求支持昌久公司的上诉请求。
冠鼎公司辩称，双方自2013年4月9日起开始建立钢材的买卖关系，由昌久公司向冠鼎公司购买多种型号的钢材，而后再转售给海南炼化公司。为此，双方先后签署了10份买卖合同。合同签订后，冠鼎公司根据昌久公司的指令，将昌久公司所购钢材货物直接向海南炼化公司进行交付，且已全部履行了合同项下价款金额计人民币6,775,964.76元(以下币种同)的货物交付义务，并产生运输费用488,503.69元。为此，冠鼎公司已向昌久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计7,264,468.45元。在扣除昌久公司之前已支付的210万元合同价款后，昌久公司尚应向冠鼎公司承担货款5,164,468.4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的给付义务。故请求：维持原判，驳回昌久公司的上诉。
冠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1、昌久公司支付冠鼎公司拖欠货款5,164,468.45元；2、昌久公司支付冠鼎公司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以开票金额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一点八的标准，自开票之日起计算至2016年9月30日的利息为1,209,290.66元；以5,164,468.45元为基数，自2016年10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日万分之一点八的标准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9日，冠鼎公司作为出卖人、昌久公司作为买受人签订《工矿产品买卖合同》2份，约定：昌久公司向冠鼎公司购买钢材，合同金额分别为427,660.10元和182,569.36元。2013年4月20日、4月25日、5月6日、5月30日、6月1日、11月8日、12月20日和2014年2月9日，双方又分别签订《工矿产品买卖合同》8份，约定：昌久公司向冠鼎公司购买钢材，合同金额分别为793,736.60元、198,765.88元、1,970,197.60元、94,590元、182,569.36元、5,406.80元、146,243.44元以及3,170,097.26元。上述合同同时约定，出卖人以汽运方式(可由双方约定)送货到买受人仓库或指定施工现场；到货后付100%现款。其中，2014年2月9日签订的合同明确合同价款为3,170,097.26元，后附清单中列明合计运费485,623.04元。
合同签订后，飞兴公司将合同所涉合计金额为6,675,964.76元的货物运输至海南炼化公司。为此，飞兴公司向海南炼化公司开具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记载的发货人为昌久公司、收货人为海南炼化公司，金额合计为488,503.69元。冠鼎公司已向昌久公司开具了相应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审理中，昌久公司确认收到前述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及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已用于抵扣认证。
2013年8月至2015年3月期间，昌久公司合计向冠鼎公司付款210万元。此后，昌久公司未再付款，冠鼎公司因催讨未果，遂提起本案诉讼。
2016年11月21日，飞兴公司出具《说明函》一份，内容为：“我公司是一家物流公司，受上海冠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委托，运送钢材至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仓库(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南炼化项目仓库)，并开具发货人：海南昌久物资供应有限公司；收货人：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的运输发票，相关运费尚未收到。”
一审审理中，冠鼎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供昌久公司与海南炼化公司于2013年3月至2014年4月期间签署的24份《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由昌久公司向海南炼化公司提供钢材货品。海南炼化公司表示前述合同项下的货物交付义务已经履行完毕。经统计，该24份合同总价合计约为883万元，其中涉及与冠鼎公司所供货品相同的钢材贸易金额约为767万元。就前述24份合同，昌久公司表示存有其他供应商，但经原审法院释明后，昌久公司并未能就此提供证据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的买卖关系依法成立。冠鼎公司根据送货情况向昌久公司开具发票，合计金额为6,675,964.76元，并均由昌久公司用于申请进项税额的抵扣。昌久公司对此认为，仅凭发票不能认定冠鼎公司已经履行对应的送货义务。针对双方的上述意见，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就涉案发票所记载的货物，比对冠鼎公司提供的合同、发货单、装箱清单及海南炼化公司已确认的其与昌久公司签订的24份合同，相互之间基本匹配；其次，昌久公司辩称24份合同中存在并非由冠鼎公司履行供货义务的合同，冠鼎公司与昌久公司之间所涉货物买卖总额为6,675,964.76元，加上488,503.69元运输费用，合计价款为7,264,468.45元。经统算，昌久公司与海南炼化公司签订的24份合同总价合计约为883万元，其中，涉及与冠鼎公司所供货品相同的钢材贸易金额约为767万元，昌久公司自冠鼎公司处购得货物转售给海南炼化公司，符合商事行为中谋取差价利润的特征，并无不妥。至于昌久公司辩称的存在其他供应商的意见，在经法院释明后并未能举证证明其他供应商在同期内供应了与冠鼎公司相同货物的供货事实。更何况，昌久公司已经基于冠鼎公司举证的履约事实，向冠鼎公司支付了合同价款210万元，且未能明确其付款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故应由昌久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诉讼后果。综上，一审法院基于冠鼎公司提供证据所具有的高度盖然性，认定冠鼎公司因昌久公司要求向海南炼化公司送达了价款金额计6,675,964.76元的货物，且产生运费488,503.69元。昌久公司收到货物后仅支付价款210万元，余款5,164,468.45元至今未付，显属不妥。冠鼎公司据此要求昌久公司给付剩余款项，依法并无不当。但需要指出的是，冠鼎公司诉请金额中的488,503.69元价款部分为运输费用，故双方剩余未付的货款金额实际为4,675,964.76元。关于运输费用，根据双方合同的约定，应由昌久公司加以承担。据此，昌久公司尚应向冠鼎公司给付的合同价款金额为5,164,468.45元。
关于冠鼎公司诉请的利息损失。鉴于冠鼎公司对应主张的利息的计算标准与方式并无不当，故依法可予以支持。经核算，冠鼎公司主张的截止至2016年9月30日的利息存在计算错误，实际应为1,053,949.29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一、昌久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冠鼎公司5,164,468.45元；二、昌久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冠鼎公司截止2016年9月30日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1,053,949.29元；三、昌久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冠鼎公司自2016年10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价款5,164,468.45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一点八的标准计算)。一审案件受理费56,390元、保全费5,000元(冠鼎公司均已预缴)，由昌久公司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二审中，针对原审查明的事实，冠鼎公司向本院作出以下澄清：冠鼎公司向海南炼化公司交付的货物总金额为6,775,964.76元，该公司原先统计的合同号为XXXXXXXX的开票金额有误，其中开票日期为2013年5月6日，对应发票号码为XXXXXXXX的发票金额应为110,947.50元，之前错误统计为10,947.50元，并对应提供发票予以证明。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其余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原审审理中，基于原审法院发出的协助调查函，海南炼化公司先后两次回函确认与昌久公司之间存在钢材的买卖合同关系，共计签订了24份钢材买卖合同，合同金额总计为8,837,767.11元；海南炼化公司已经全部收到合同项下的钢材产品，并为此已向昌久公司支付合同价款9,003,285.66元。
另在二审中，昌久公司提供了其向案外人购买钢材的证据材料，对应合同金额为509万余元，用于证明：昌久公司存在另行对外采购钢材的事实，案涉剩余合同价款5,164,468.45元所对应的钢材货物，均由昌久公司自行完成相应的交货义务。
经冠鼎公司向相关单位调查核实，上述合同金额近216万余元的合同相对方都否认与昌久公司签订过钢材买卖合同，且其中合同金额为65万余元的一家合同相对方单位“天津中圣顺达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出具了书面“澄清函”，明确昌久公司所对应提供的三份买卖合同均系伪造；另外两家合同金额为166万余元的合同相对方，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布系统里无相应企业信息；剩余合同金额为126万余元的两家合同相对方单位则表示不予配合调查。同时，冠鼎公司表示，根据昌久公司此前提供的财务资料反映，未存在有对应购买钢材的账款付款信息和账务记账信息。故冠鼎公司否认昌久公司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
为此，本院要求昌久公司就冠鼎公司上述调查结论，向其所提供钢材购买合同的相对方要求出具相关情况说明或提供相反证据加以否认；同时要求昌久公司提供其向海南炼化公司履行相应送货义务的依据，以及对外购买钢材的付款依据。事后，昌久公司提供的向海南炼化公司履行相应送货义务的依据，大部分同冠鼎公司提供的送货依据，且表示只能提供209万余元的对外购买钢材的付款依据。同时，对于冠鼎公司核实的证据情况，昌久公司未能提供相反证据加以否认。
本院认为，昌久公司在本案审理中确认，基于该公司与海南炼化公司之间的钢材买卖合同关系，昌久公司与冠鼎公司签订了涉案的10份《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并认可存在冠鼎公司代其向海南炼化公司履行钢材交付义务的事实，且已就此向冠鼎公司支付了货物价款210万元。原审审理中，基于原审法院发出的协助调查函，海南炼化公司先后两次回函确认与昌久公司之间存在钢材的买卖合同关系，合同金额总计为8,837,767.11元，之后海南炼化公司已经全部收到合同项下的钢材产品，并已为此向昌久公司支付合同价款9,003,285.66元。鉴于海南炼化公司作出的上述回复意见，冠鼎公司认为其已按约履行了与昌久公司之间签订的10份《工矿产品买卖合同》项下的货物交付义务，在扣除已收到210万元的货款后，昌久公司还应承担合同剩余货款5,164,468.45元及运费488,503.69元的给付责任。昌久公司对此则表示予以拒绝，认为冠鼎公司实际未按约履行上述货款所对应的货物交付义务。但问题是，海南炼化公司已经确认收到其与昌久公司买卖合同项下的全部所购钢材，而冠鼎公司对此又提供了其代昌久公司向海南炼化公司发送了价款金额合计为6,775,964.76元的钢材装箱清单、发货清单、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履约证据，用于证明在海南炼化公司确认收到的刚才数量中，对应价款金额为6,775,964.76元的钢材产品，系由冠鼎公司代昌久公司履行的供货义务。且此前，昌久公司也是根据冠鼎公司提供的上述供货依据，向冠鼎公司给付了部分货款计210万元。因此，从举证责任分配的角度而言，如昌久公司对于冠鼎公司是否完成对应供货义务持有异议，依法应当提供由其实际履行剩余供货义务的依据，或者出具经海南炼化公司确认由其实际完成剩余供货义务的证明。二审中，昌久公司为证明其在本案中所持抗辩理由，提供了其向案外人购买了总计509万余元钢材的证据材料，但经冠鼎公司向相关单位调查核实，其中大部分买卖合同均被合同相对方否认其合同的真实性，或者合同所反映的交易对象不存在。对此，昌久公司亦未能提供相反证据加以否认。且针对双方存在争议的实际系谁向海南炼化公司履行相应送货义务的一节案件事实，昌久公司提供的其向海南炼化公司履行相应送货义务的依据，大部分同冠鼎公司提供的送货依据。如果系昌久公司完成对应的送货义务，冠鼎公司应不会持有相同的送货依据。更何况，昌久公司在本案中也只能提供209万余元的对外购买钢材的付款依据，对于海南炼化公司其余确认收到的670万余元的钢材产品，昌久公司却无法对应提供其对外采购的付款依据，而该部分货物价款正是本案冠鼎公司主张代昌久公司向海南炼化公司完成的交货义务的金额。
综上，本案昌久公司对其所持抗辩理由，未能完成对应的举证义务，故依法不能成立。原审基于冠鼎公司所提供证据具有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效力，认定冠鼎公司已代昌久公司向海南炼化公司履行了价款金额计6,775,964.76元的货物交付义务，且产生运费488,503.69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故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所作判决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6,390元，由上诉人海南昌久物资供应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法官助理刘晶
审 判 长 高增军
审 判 员 王益平
代理审判员 丁海宁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黄宇宏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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