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0103民初2397号
原告（反诉被告）：邵岚，女，彝族，1974年12月30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柏根，云南百姓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反诉原告）：符建琴，女，汉族，1974年7月2日生，住贵州省赤水市。
被告（反诉原告）：杨旭映，男，彝族，1975年5月23日生，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偈、沈仕旺，云南民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邵岚与符建琴、杨旭映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7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邵岚及其诉讼委托代理人龚柏根，杨旭映与符建琴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偈、沈仕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邵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符建琴、杨旭映共同支付邵岚40万元确定性可期待利益损失；2.符建琴、杨旭映共同赔偿邵岚40万元投资回报款被占用期间损失（自2016年5月5日起至清偿完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上浮30%计算）；3.诉讼费用由符建琴、杨旭映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邵岚与杨旭映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和承诺书，就云南砚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0%的股权转让达成了以50万价格等事宜，因邵岚在协议签订后发现公司唯一股东不是杨旭映，其后用相同的版本与符建琴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和承诺书。两份承诺书均承诺“一年期内（2016年5月4日）分红收回股本50万元，不足本金额，被告予以补足”。2015年5月10日，邵岚向杨旭映支付了40万元股权转让款，但支付后发现符建琴、杨旭映对公司资产、运营管理、市场份额和经营业绩等陈述与实际严重不符，邵岚暂停支付10万元股权转让款，时至今日，符建琴、杨旭映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协议约定和承诺书，同时因符建琴、杨旭映系夫妻关系，应当对夫妻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邵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
杨旭映答辩称：杨旭映与邵岚未产生有效法律关系，双方互不承担合同义务及法律责任，邵岚的起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驳回起诉。股权转让协议、承诺书因系杨旭映无权处分以及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双方之间不存在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该二份材料依法不能成为答辩人承担责任的依据。具体理由如下：1.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该协议违反了我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规定而无效。本案中，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杨旭映并非云南砚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东，系无权处分，虽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杨旭映成为砚巨公司股东之一，但并非《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取得处分权”。因而，双方之间没有合法有效的合同法律关系，双方互不承担法律义务，邵岚的诉求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2.关于承诺书。承诺书不能成为答辩人承担责任的依据原因有二：第一，与股权转让协议一致（无权处分、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第二，该承诺书不具备担保合同法律性质，不能参照担保法处置。综上所述，股权转让协议、承诺书因系杨旭映无权处分以及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双方之间不存在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该二份材料依法不成为杨旭映承担责任的依据。请法庭根据事实和法律，依法判决驳回邵岚的起诉。
符建琴答辩称：符建琴未向邵岚承诺如一年内无法收回股本予以补足，邵岚的起诉无事实依据，具体理由为：1.符建琴人的承诺书并未对自己形成约束，符建琴要求补足股本的人是前夫杨旭映，而非符建琴自己，符建琴依法没有补足股本的责任和义务；2.符建琴承诺书实际出具时间为2015年5月4日，当时落款时间空白，而后被邵岚自行添加为“2016年5月4日”。因此，退一步分析，即使承诺书的内容被认为对符建琴有约束力，也因为邵岚违约在先（未在2015年7月27日的最后付款时间付清尾款10万元）而导致符建琴不承担法律责任。关于承诺书实际出具时间为2015年5月4日的事实，从原告在诉状中自认事实可以证明；3.邵岚拒绝支付10万元股权转让尾款的理由并非“对符建琴的质疑”，实为违约行为。邵岚诉称“在原告对被告的多次质疑不予回应的情况下，原告暂停支付剩余10万元股权转让金”与事实不符，邵岚对符建琴提出质疑的时间（2015年8月3日）在邵岚应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的截止日期(2015年7月27日)后,邵岚违约在先质疑在后，邵岚的质疑不成为不支付股权转让款的理由，依法应认定为违约行为。综上所述，邵岚的起诉没有事实依据，不但无权要求符建琴承担邵岚诉称的法律责任，反而应向符建琴承担违约责任，请法庭根据事实和法律，依法判决驳回邵岚的起诉。
符建琴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邵岚继续履行双方于2015年5月4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继续向符建琴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10万元；2.邵岚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向符建琴支付自2015年7月27日起至付清10万元款项止的资金占用费（截止2017年7月27日为9500元，以上标的额共计109500元）；3.反诉案件诉讼费由邵岚承担。事实和理由：符建琴与邵岚于2015年5月4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符建琴将自己所持有的10%的股份作价50万元转让给邵岚，协议签订后，符建琴依约于2015年6月12日完成股权变更手续，而邵岚仅支付了4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后，至今剩余10万元股权转让款未支付，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影响，符建琴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反诉。
邵岚答辩称：1.提请法庭注意符建琴变更诉讼请求，反诉被告在收到的反诉状中没有特指符建琴，还包括杨旭映；2.反诉不成立，理由为：第一，本诉被告是符建琴和杨旭映，但反诉原告只是符建琴，所以不符合反诉条件；第二，反诉的事实必须和本诉有牵连性，但本案中的反诉是依据违约提起的反诉，而本诉诉求要求符建琴、杨旭映兑现承诺书约定内容，在公司未分红情况下补足股本，恳请法庭驳回反诉；第三，当事人签订的协议和公司的经营是否能实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是没有关联的，并不是符建琴所说的因为邵岚违约导致符建琴承诺无法实现，反而可以证明因为邵岚的承诺无法兑现，商业计划包括公司资产与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不符，所以邵岚有权暂缓支付剩余10万元的转让款，邵岚行使的是不安抗辩权。
邵岚提交以下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
第一组证据：股权转让协议二份、承诺书二份、指定收款账户函、工商银行自助终端凭条账户明细、收据、收条。欲证明：邵岚与符建琴、杨旭映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邵岚依协议约定向符建琴、杨旭映指定账户转款（10%股权对价50万）中的40万，符建琴、杨旭映向原告承诺“一年期内（2016年5月4日）分红收回股本50万元，如不足本金额，符建琴、杨旭映给予补足”；
第二组证据：催告函、关于邵岚致符建琴《催告函》的回函、复函、股东会决议2015-01及02号两份、关于对股东会议决议的意见。欲证明：符建琴出让股权程序违法，包括股权奖励措施，公司估值或股权作价1500万无依据，公司经营持续亏损，符建琴、杨旭映严重违反《股权转让协议》附件四商业计划书真实可操作执行的保证，符建琴、杨旭映对邵岚的问询、关切、催告及建议等不予理睬；
第三组证据：云南砚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召开通知书、对2016年5月13日股东会的书面意见、2015年6月资产负债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现金流量表、2016年6月资产负债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催告函、律师函两份、回函。欲证明：20万元购买公司30%的股份，公司估值66.667万元，距离1500万公司估值差距甚远，公司经营继续亏损，符建琴、杨旭映在《股权转让协议》内约定的“各项保证及承诺”全面落空，已构成根本违约，邵岚多次要求符建琴、杨旭映补足40万股本（确切可期待利益）及赔偿损失等；
第四组证据：结婚证复印件、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欲证明：符建琴、杨旭映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系夫妻关系，应全面履行《承诺书》约定内容。
符建琴、杨旭映对邵岚提交的证据经质证后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第一组证据：对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合法性不予认可，因为当时杨旭映并非公司股东；对符建琴和邵岚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邵岚没有在2015年7月27日的截止日期前将股权转让尾款交付给符建琴，违约在先；对转让协议中的附件二和附件四真实性认可，但由于邵岚的违约行为，直接导致附件四无法实现；对杨旭映出具的承诺书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合法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杨旭映在2015年5月4日并非是云南砚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无权转让10%的股权给邵岚，该承诺书不具备合法性，因此，杨旭映补足50万股本的前提条件不具备，杨旭映依法不承担该责任；对符建琴出具的承诺书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合法性与证明目的不认可，承诺书的内容是杨旭映转让股权，补足股本，但签章为符建琴，对杨旭映而言没有签章，对符建琴而言没有承诺，因此不具备合法性，不能证明待证目的，承诺书的落款时间不真实，实际出具时间为2015年5月4日，当时空白，邵岚事后添加，从邵岚于2015年5月10日向符建琴支付股权转让款40万元，就表明承诺书出具时间只可能在2015年5月10日前，另外承诺书内容也能印证该事实；对指定收款账户函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与杨旭映无关联，不是杨旭映承担责任的理由和证据，杨旭映系被符建琴指定收款，只是代收行为，并非杨旭映收款；对工商银行自助终端凭条询账户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转账金额仅为40万元，尚有余款10万元至今未付，违约在先；对收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收条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只是代收，不是杨旭映承担责任的理由；
第二组证据：对催告函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及内容，截止2015年7月27日，邵岚应当将尾款支付给符建琴，但未支付，该催告函出具时间（2015年8月3日）在上述截止日期之后，不能改变邵岚违约的事实，这也是符建琴不予回应的原因，催告函第二条，“我方决定暂缓第三期转股款”，不具备暂缓的前提，因为系超期后才作的催告；对《催告函》的回函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回函中已对邵岚不具备暂缓付款的前提条件进行说明，同时再一次催告邵岚支付尾款；对2015年9月29日原告出具的复函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其中复函第四条第一款列明“我方2015年8月3日的去函”与催告函的出具时间印证，证明邵岚系付款日期截止后的7日才提出异议，违约在先，复函第四条第二款中的邵岚说“六七月份多次提出公司财产价值不实”，不是事实，也没有证据，是在2015年8月3日后才提出的；对股东会决议2015-01及02号两份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和本案无关，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股东会议决议的意见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和本案无关，证明目的不认可；
第三组证据：云南砚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召开通知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相反该证据能证明符建琴已经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对2016年5月13日股东会的书面意见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和本案无关，证明目的不认可；对2015年6月资产负债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现金流量表、2016年6月资产负债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015年6月30日，邵岚在公司担任财务总监的职务，材料是其自行自作，并私自加盖公章，云南砚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平时由邵岚和行政人员保管；对催告函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催告时间是2015年后一年，已经违约在先；对律师函两份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回函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
第四组证据：对结婚证复印件、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不认可证明目的。
符建琴、杨旭映提交以下证据证明其主张：
第一组证据：股权转让协议、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云南砚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章程、章程修订稿。欲证明：协议约定符建琴将自己持有的云南砚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0%的股份作价50万元转让给邵岚，邵岚支付全部股价转让款的截止期限为符建琴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算45日内，符建琴已于2015年5月20日完成章程修订，将邵岚列入公司章程作为股东之一，符建琴按照约定，已于2015年6月12日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邵岚登记为公司的合法股东，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
第二组证据：股东会决议（2015.9.23）、人事任免通知（人事2015-1号）、云南砚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召开通知书（编号；001）、关于对股东会议的复函（2015.9.29）。欲证明：邵岚未依约在2015年7月27日的截止期限前支付全部股价转让款，拖欠10万元至今，邵岚未与其他股东齐心协力经营公司，拒绝配合公司办理融资贷款、拒绝配合召开股东会议等重大经营行为，致使公司在生死攸关时刻无法及时获得融资，痛失难能可贵的发展机会，严重影响公司发展和盈利，导致无法实现原承诺的销售及盈利承诺，即邵岚违约在先，且系符建琴无法达成承诺的直接重要原因，鉴于上述两个事实，在长期无奈后召开股东会，督促邵岚履行协议，仍未果后决议免除邵岚的相关职务，邵岚收到并知悉第1份、第2份、第3份材料，但仍借故拒绝履行合同义务；
第三组证据：证人杨某的证人证言。欲证明：2015年5月4日，邵岚分别与杨旭映、符建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存在的，约定的50万股权转让款，但邵岚的10万元股权转让款一直未到账，在经营过程中是有影响公司的经营状况。
邵岚对符建琴、杨旭映提交的证据经质证发表如下意见：
第一组证据：对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提请法庭注意，在符建琴和杨旭映签署协议后，发现符建琴才是公司股东，所以邵岚要求和符建琴签订了同样的协议；对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落款时间为2017年6月14日，证明目的不认可，未在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期限内办理相关手续；对云南砚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章程、章程修订稿由于未提供原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第二组证据：对股东会决议（2015.9.23）没有原件，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人事任免通知（人事2015-1号）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和本案无关，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云南砚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召开通知书（编号；00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股东会议决议的意见（2015.9.29）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复函（2015.9.29）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是复函第一条第一款符建琴代持杨旭映、杨旭恩的股权，所以当时签署了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和邵岚提交的证据相对应的，其他内容证明符建琴、杨旭映的根本违约。
第三组证据：对证人证言没有证明力不予认可，证人和公司有利害关系，是公司副总兼任公司股东，即便存在公司贷款申请，要求股东签字，也是要求股东个人提供担保，因为邵岚不是公司法人代表，并且符建琴没有提供贷款的证据，是否有贷款事实是无从证明的。对符建琴落款问题，邵岚回忆证人不在场，对证人证言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
经审查，本院对邵岚提交的全部证据认证如下：对第一组证据，第二组证据，第三组证据中的会议召开通知书、股东书面意见（2016.5.3）、催告函、律师函、回函，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第三组证据中的资产负债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现金流量表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对符建琴、杨旭映提交的全部证据认证如下：对第一组证据中的股权转让协议、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第二组证据、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第一组证据中的公司章程及修订稿因没有提交原件无法核实真实性，不予采信。对前述证据的证明目的将结合本案案情将在其后综合予以评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5月4日，邵岚分别与杨旭映、符建琴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对合同签订时工商登记类型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符建琴的云南砚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0%的股权，以5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由股东符建琴转让给邵岚。同日，杨旭映、符建琴分别向邵岚出具《承诺书》，载明：杨旭映转让云南砚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0%股权（合计人民币50万元整）给邵岚，一年期内（2016年5月4日）分红收回股本50万元，如不足本金额，杨旭映给予补足。2015年5月8日，符建琴向邵岚出具《指定收款账户函》，指定杨旭映的账户为股权转让款的收款账户。2015年5月10日，邵岚按照约定向杨旭映的账户转账40万元，符建琴于次日向邵岚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前述金额的股权转让款。2015年5月20日，云南砚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形成《股东会决议》，决议第一条同意变更公司股东为符建琴、杨旭映、杨旭恩、邵岚、周浩劲，第五条同意符建琴按10万元转让部分股权给邵岚，邵岚须于2015年5月20日前缴纳受让款给符建琴，公司全体变更后的股东均在该决议上签字确认。2015年6月12日，云南砚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发生变更并经工商登记，邵岚以认缴出资额10万元享有该公司10%的股权。2015年8月14日，云南砚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向邵岚出具《关于邵岚致符建琴<催告函>的回函》中载明：原符建琴所持股份实际情况为：符建琴原所持股份除本人所占股份外，还代持股东杨旭映、杨旭恩的股份，符建琴本人无任何异议。
本院认为：股东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成员，其有权利按照商事法律规定依法转让自己所持有的股份给他人，使他人成为公司股东。同时，股东也兼具民法上自然人个体的身份，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权利。本案中，杨旭映与符建琴向邵岚转让股权时，云南砚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商登记的性质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登记股东为符建琴一人，符建琴代持杨旭映股份。杨旭映与符建琴在同一天分别与邵岚签订了不同主体内容相同的《股权转让协议》，都是为了实现将符建琴与杨旭映所有的登记股东为符建琴在云南砚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0%的股权，以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邵岚，这是法律赋予股东符建琴与股东杨旭映的股东权。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当天，杨旭映以个人名义向邵岚出具《承诺书》，内容为：杨旭映转让云南砚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0%股权（合计人民币50万元整）给邵岚，一年期内（2016年5月4日）分红收回股本50万元，如不足本金额，杨旭映给予补足。符建琴当天也签字确认了同样内容的《承诺书》给邵岚。庭审中，本院当庭询问了当事人对该份承诺书法律效力的意见，邵岚认为承诺书合法有效，杨旭映认为自己不是公司股东，属于无权处分并且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符建琴认为补足义务的主体是杨旭映，对自身没有法定约束力。对此，本院认为，公司作为市场运行的主体，承担着市场运作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商业风险，同样对于公司的股东亦是如此，股权不仅象征着收益同时也承担着风险，邵岚作为云南砚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也负担着在公司运营不善的情况下无法得到分红的风险，分红只是股东享有的期待利益，其实现依赖于公司实际运营情况，而《承诺书》是做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杨旭映，对自身民事权利进行处分的意思自治，杨旭映将本应邵岚作为股东承担的公司经营风险自愿转移至自身，也是杨旭映对公司经营前景良好的市场预期与判断的体现，不论初衷如何在所不问，但法律过后就是杨旭映要对邵岚在2016年5月4日前无法得到公司分红50万元的情况下，个人进行补足，这种行为不违反民事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故《承诺书》依法成立生效，对邵岚和杨旭映均具有法定约束力，现云南砚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未向依法登记的股东邵岚分红，那么杨旭映就应当按照《承诺书》的约定补足50万元，因邵岚实际投入的股权转让款为40万元且邵岚本诉中也只请求按照该金额返还，符合市场对价原则，本院予以支持。另，关于邵岚请求杨旭映支付40万元的资金占用利息，因双方对此没有约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杨旭映按照4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5月5日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向邵岚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其次，符建琴虽也向邵岚出具了同样内容的《承诺书》，但承担义务的主体依然是杨旭映，且该债务不属于邵岚主张的夫妻共同债务，故本院依法驳回邵岚对符建琴的诉讼请求。关于被告杨旭映在庭审中主动提出要求撤回反诉的请求，经合议后，另行下裁定准予撤回反诉。对于符建琴提起的反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反诉当事人应当限于本诉的当事人的范围。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本案中，本诉涉及的以评价《承诺书》成立及效力为基础的合同纠纷与反诉涉及的以评价《股权转让协议》成立及效力为基础的股权转让纠纷，所涉法律关系不具有法律规定的同一性或关联性，所依据的事实基础并不相同，诉讼请求之间亦未形成因果关系。据此，反诉原告符建琴提起的反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关于反诉条件的明确规定，反诉不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符建琴可另案起诉。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第二百三十三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杨旭映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足原告（反诉被告）邵岚分红款人民币400000元；
二、被告杨旭映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邵岚以本金人民币400000元为基数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自2016年5月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以年利率6%计算）；
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邵岚对被告（反诉原告）符建琴的诉讼请求；
四、驳回原告（反诉被告）邵岚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符建琴的反诉。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652元，由被告杨旭映承担；反诉费1245元，由反诉原告符建琴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 判 长 汪云昆
人民陪审员 杜 芸
人民陪审员 王 玫
二〇一七年九月一日
书 记 员 侯金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