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民终5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熊崇敬，男，1954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当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华，贵州心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春林，男，1967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当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华，贵州心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成才，男，1956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福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骏，贵州煜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熊崇敬、张春林因与被上诉人杨成才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27民初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熊崇敬及其代理人王华、被上诉人杨成才的代理人马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熊崇敬、张春林在原审诉称：2007年3月19日，熊崇敬、张春林与杨成才签订《煤矿整合合股协议》，将熊崇敬、张春林的新新煤矿与杨成才的谷坝煤矿进行整合，并更名为福泉市龙昌镇谷坝煤矿，熊崇敬、张春林占股60%，杨成才占股40%，但原新新煤款并未注销。2007年7月15日，杨成才与段民健签订《合伙协议书》，以902万元将谷坝煤矿80%的股份转让给段民健，杨成才为此向中间人支付50万元中介费。2011年4月8日，杨成才将剩余的20%股份以660万元转让给叶茂旺。杨成才恶意将我方依协议占有剩余的20%股份中享有60%的股份全部转让，侵犯我方合法股权，故提起诉讼请求：1、杨成才向熊崇敬、张春林支付煤矿转让款本息合计528.7万元；2、案件受理费由杨成才负担。
杨成才在原审辩称：一、熊崇敬、张春林的起诉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熊崇敬、张春林在2012年曾起诉杨成才，但后来又自愿撤回了对杨成才的诉讼。现其再次提起诉讼，根据法律规定已丧失胜诉权，应当驳回诉讼请求。二、2007年7月27日，原新新煤矿投资人熊崇敬、ＸＸ、张春林向杨成才出具《全权委托转让煤矿协议书》，一致同意将整合后的谷坝煤矿作价1028元由杨成才进行处理，所得价款按照整合协议中的股份进行分摊。该委托书载明了转让煤矿的价格，后杨成才以没有低于熊崇敬、张春林等人所定的价格转让，并没有损害熊崇敬、张春林的合法权益。无论杨成才是否将煤矿股权全部转让，因杨成才本人持有该煤矿40%的股份，其享有对该40%股份的自主决定权。因此，熊崇敬、张春林已得到煤矿作价1028万元的60%股份转让款，即使杨成才在转让过程中保留20%的股份未转让，也属于杨成才自己对煤矿所享有的股份，并不属于与熊崇敬、张春林的按份共有。而杨成才获得的20%股份系段民健当时考虑到便于经营，需要找一个当地的人一起搞煤矿，故将20%的股份赠送给杨成才所有，仅仅是当时未在合同上注明。三、段民健收购煤矿后，发现煤矿产生不了预期的利益，于是在2009年3月12日、13日与杨成才协商，杨成才又通过回购的形式从段民健等人手中以909.18万元获得整合后的谷坝煤矿全部股份。同时，杨成才通过引资入股的方式与案外人林宣快等人合伙共同经营谷坝煤矿，杨成才持有该煤矿20%的股份，后经人民法院确定为19.5%，之后因杨成才退出该煤矿经营，故对该19.5%的股权转让款应由其独自享有，熊崇敬、张春林无权参与分配。综上，要求人民法院驳回熊崇敬、张春林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5月24日，郑火旺作为个人独资企业新新煤矿的投资人与熊崇敬订立《煤矿经营权转让合同书》，约定将其在新新煤矿60%的股份折价246万元转让给熊崇敬。2006年9月2日，郑火旺又与张春林订立《新新煤矿股份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新新煤矿40%股份折价235万元转让给张春林。
由于熊崇敬未按《煤矿经营权转让合同书》约定如期支付全部款项，郑火旺遂向福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福泉市人民法院于2008年10月14日作出（2008）福民二初字第162号民事判决，判令熊崇敬支付郑火旺煤矿转让尾款26万元。该判决生效后熊崇敬未履行，为此郑火旺申请强制执行，湖北省当阳市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2日作出（2011）当执字第5号民事裁定，冻结、划拨熊崇敬在银行的存款。张春林也因故未按照《新新煤矿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如期支付转让款，郑火旺遂向福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福泉市人民法院于2007年9月30日作出（2007）福民二初字第112号民事判决，判令张春林支付郑火旺煤矿转让款205万元。
郑火旺将其在新新煤矿的全部投资受让给熊崇敬、张春林后，退出该新新煤矿。但由于新新煤矿在熊崇敬、张春林二人实际控制后，没有办理相应的变更手续，该新新煤矿登记的投资人仍为郑火旺。
2007年3月19日，新新煤矿与谷坝煤矿签订《煤矿整合合股协议》，约定整合后的煤矿名称为谷坝煤矿，新新煤矿占整合后的煤矿60%的股份，原谷坝煤矿占整合后的煤矿40%的股份。新新煤矿及原谷坝煤矿均在该整合协议上加盖印章，郑火旺、ＸＸ（后入股原新新煤矿）、熊崇敬、张春林作为新新煤矿代表在该整合协议上签字，杨成才作为原谷坝煤矿代表在整合协议上签字。
2007年7月15日，杨成才与段民健订立《合伙协议书》，约定整合后的谷坝煤矿作价1128万元，杨成才将该整合后的谷坝煤矿的80%（902万）股份转让给段民健，自己保留20%（226万元）。
2007年7月27日，原新新煤矿股东熊崇敬、ＸＸ、张春林共同出具《全权委托转让煤矿协议书》二份，“同意将整合后的福泉市龙昌镇谷坝煤矿（整合前龙昌镇新新煤矿与龙昌镇谷坝煤矿）资源与全部资产做价壹仟零贰拾捌万元全权委托杨成才同志处理，所得价款按整合协议中的股份分摊”。同日，杨成才在得到原新新煤矿股东熊崇敬、ＸＸ、张春林的授权后，且在熊崇敬、ＸＸ、张春林均在场的情况下，杨成才与段民健就上述整合后的谷坝煤矿订立《转让协议书》，将谷坝煤矿全部资产权利作价1028万元转让给段民健。
2009年3月13日，段民健与杨成才订立《退股协议》，约定段民健在整合后的谷坝煤矿投入资金为1010.2万元，现按90%予以退还即为909.18万元，双方约定付款方式及期限后，段民健退出该整合后的谷坝煤矿。同日，杨成才与林宣快、薛盛准订立《联营开采协议》，将整合后的谷坝煤矿作价1400万元，林宣快、薛盛准占股80%，杨成才占股20%。由于知道段民健要退出，故在联营开采协议订立前的2009年3月12日，杨成才、林宣快、薛盛准、吕作军、董雨贵订立协议，约定谷坝煤矿按1400万元计算股金，总计按10.5股计算股权。其中林宣快出资840万元，占6股；杨成才出资280万元，占2股；薛盛准、吕作军各出资140万元，各占1股；董雨贵出资35万元，占0.5股。其中注明杨成才、董雨贵无资金投入。之后，各方因故发生诉讼，福泉市人民法院以（2010）福民二初字第123号民事判决确认林宣快享有该煤矿57.15%股权，吕作军、薛盛准各享有9.52%，杨成才享有19.05%，董雨贵、陈泽富共同享有4.76%。
由于段民健退出后，杨成才未按照《退股协议》约定向段民健等人支付全部款项，故段民健等人对杨成才提起诉讼。2010年6月7日，原审法院作出（2010）黔南民二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判令杨成才向段民健等人支付5970160.03元退股款及利息。在该院对该案的执行程序过程中，双方同意以510万元了结该案，并由案外人叶茂旺收购杨成才在该煤矿19.05%的股份款支付，案外人叶茂旺也已同意并向段民健等人支付260万元，故该院终结该次执行程序。
由于按照2007年7月27日杨成才与段民健订立的《转让协议书》转让谷坝煤矿1028万元的价格，熊崇敬、张春林应当享有60%即616.8万元，在扣除50万元的60%的中介费用30万元后熊崇敬、张春林应当得到586.8万元。但杨成才在支付熊崇敬、张春林550万元之后，尚余的36.8万元一直未向熊崇敬、张春林二人支付。为此，熊崇敬、张春林一直向杨成才追讨，在追讨该欠款过程中，熊崇敬、张春林二人得知当初出具委托手续授权给杨成才转让谷坝煤矿，最终杨成才是以1128万元的价格转让该煤矿给段民健，二人遂于2012年10月向福泉市人民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杨成才支付二人股权转让款260万元，后因故福泉市人民法院对熊崇敬、张春林二人的起诉按撤诉处理后，2013年1月7日以杨成才涉嫌合同诈骗为由向福泉市公安局提出控告，经福泉市公安局初查后认为杨成才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熊崇敬、张春林二人遂又以杨成才犯诈骗罪向福泉市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福泉市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二人的控告“缺乏罪证”，于2014年1月22日作出（2014）福刑立初字第1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对熊崇敬、张春林指控杨成才犯诈骗罪不予受理。二人遂又向原审法院提起上诉，经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二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于2014年4月11日作出（2014）黔南刑二终字第5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6年1月27日，熊崇敬、张春林二人共同向原审法院提起如前所诉。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实际上争议的是杨成才是否按照熊崇敬、张春林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本案中，从2007年7月27日熊崇敬、张春林、ＸＸ共同签署的两份《全权委托转让煤矿协议书》的内容看，熊崇敬、张春林、ＸＸ授权指示明确谷坝煤矿转让价款为1028万元。杨成才是按照熊崇敬、张春林二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项，并不存在故意或其他的重大过失。并且从2013年3月28日段民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看，当时杨成才与段民健签订1028万元的《转让协议》时，熊崇敬、张春林二人均在场，熊崇敬、张春林二人对1028万元的转让价格并未提出异议。仅是由于在对外部关系上段民健只认可杨成才，故熊崇敬、张春林二人才委托杨成才全权处理该煤矿的转让事宜。熊崇敬、张春林二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认为该1028万元的转让价款较低，其完全可以不同意而另行商定其他价格。因此，谷坝煤矿转让价1028万元应是当时熊崇敬、张春林二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杨成才之所以与段民健另行订立该煤矿的转让款为1128万元，是基于段民健在受让该谷坝煤矿之后，与杨成才另行合作（杨成才占有受让后的20%股份）而对该煤矿的重新估价，该1128万元不应当视为原谷坝煤矿的转让款。因此，熊崇敬、张春林二人主张谷坝煤矿转让的实际价款为1128万元，进而主张相应转让款的分割，没有事实依据。熊崇敬、张春林二人主张杨成才在此次谷坝煤矿的转让中，隐瞒事实真相，故意压低交易价格，导致二人的利益受损，同样没有事实依据。根据熊崇敬、张春林二人授权，2007年7月27日杨成才与段民健订立的《转让协议书》转让谷坝煤矿1028万元的价格，熊崇敬、张春林应当享有60%即616.8万元，在扣除50万元的60%的中介费用30万元后熊崇敬、张春林应当得到586.8万元。杨成才现已支付熊崇敬、张春林550万元，对尚欠的36.8万元应当向熊崇敬、张春林二人支付。对于该剩余的转让款的利息，由于双方在对该款的支付上没有约定履行期限，故对其利息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杨成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熊崇敬、张春林转让款三十六万八千元；二、驳回熊崇敬、张春林的其他诉讼请求。
熊崇敬、张春林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煤矿转让款本息合计528.7万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一、一审法院关于谷坝煤矿转让价款为1028万元的认定不符合本案事实，存在错误。上诉人认为：谷坝煤矿转让价款为1128万元。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实。本案的客观事实为：杨成才于2007年7月15日与段民健签订《合伙协议书》，把谷坝煤矿作价1128万，杨成才将其中的80%股份按90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段民健，自己保留了20%的股份。接着杨成才为了欺骗二上诉人，达到侵吞谷坝煤矿股份的目的，要求段民健与他于2007年7月27日签订虚假的《转让协议书》，内容为杨成才将谷坝煤矿做价1028万元全部转给段民健，然后欺骗上诉人签署了以1028万出让煤矿的《全权委托转让煤矿协议书》。《全权委托转让煤矿协议书》属无效协议。很显然，2007年7月27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是虚假的。福泉市公安局于2013年3月28日对段民健所做的询问笔录第1页最后和第2页中间内容和福泉市公安局于2013年5月21日对杨成才所做询问笔录第1页内容，充分证实了2007年7月15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才是真实的。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提交两份2009年3月13日签订的《退股协议》以及上诉人提交的杨成才所做的《承诺》，证明了杨成才在回购段民健谷坝煤矿80%股份之前，仍然是谷坝煤矿的股东，杨成才未将谷坝煤矿的股份全部转让，自己保留了20%的股份。但是杨成才欺骗上诉人，谎称煤矿已全部转让，侵占了其保留的20%股份中上诉人应当享有的12%。二、杨成才将其保留的谷坝煤矿20%的股份中19.05%转让给叶茂旺，价格为628.65万元。0.95%的股份按31.35万归叶茂旺所有。因杨成才尚欠回购段民健的谷坝煤矿80%股份的回购款597.16万元，叶茂旺直接将部分转让款支付给段民健。被上诉人收到上述转让款后，并未向上诉人支付628.65万元和31.95万元中的60%。有下列证据能够证实：杨成才和段民健于2009年3月13日签订的《退股协议》；杨成才与林宣快、薛盛准分别于2009年3月12日和3月13日签订《股东合作协议》和《联营开采协议》；杨成才于2009年12月21日所做的《承诺》；叶茂旺、杨成才、段民健于2011年4月8日达成的《执行和解（合伙份额、股份转让）协议书》。综上所述，本案事实为谷坝煤矿的转让金额为1128万，并且被上诉人保留了其中的20%未转让，其中有12%归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将此20%另行转让，侵占了上诉人应得的12%转让款。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错误，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对本案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杨成才在二审答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2、上诉人称其签署的《全权委托转让协议书》是受欺骗，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受欺诈的合同可申请撤销，但在未撤销之前依然是有效的；3、上诉人陈述被上诉人回购段民健的股份，与林宣快等人的合作及叶茂旺收购杨成才股份均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请求均不能成立。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经查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谷坝煤矿的转让以哪份合同为准；二、熊崇敬、张春林可主张分割的财产范围；三、熊崇敬、张春林主张的利息损失是否应该支持。
关于谷坝煤矿的转让以哪份合同为准的问题。就谷坝煤矿的转让，杨成才与段民健分别于2007年7月15日、7月27日订立《合伙协议书》、《转让协议书》各一份，两份协议均是关于谷坝煤矿的转让。前一份协议为部分转让，双方约定整合后的谷坝煤矿作价1128万元，杨成才将该矿的80%股份（价值902万）转让给段民健，自己保留20%的股份（价值226万元）；后一份协议则是将煤矿作价1028万元进行整体转让。两份合同转让方式存在冲突，不可能同时得到履行。从双方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杨成才与段民健事实上是按照前一份协议实际履行。后一份协议并未得到实际履行。因此，杨成才与段民健于7月27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虽然签订时间在后，但双方并未实际履行，不是对双方之前签订的《合伙协议书》的变更，应属一份虚假协议。杨成才与段民健之间关于整合后谷坝煤矿的交易，应以2007年7月15日订立的《合伙协议书》为准。
关于熊崇敬、张春林可主张分割的财产范围的问题。熊崇敬、张春林认为2007年7月27日杨成才与段民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是虚假协议，谷坝煤矿的交易价格以《合伙协议书》约定的价格为准，并与杨成才保留的20%股份的转让价格一并计算为谷坝煤矿的转让收益，要求杨成才按此总收益的60%向他们二人支付。本院认为，虽然熊崇敬、张春林向杨成才出具的《全权委托转让协议书》明确同意将整合后的谷坝煤矿资源与全部资产作价1028万元全权委托杨成才处理，所得价款按整合协议中的股份分摊。但因杨成才对熊崇敬、张春林隐瞒了其与段民健在2007年7月15日已订立的《合伙协议书》中将谷坝煤矿作价1128万元的真实情况，故《全权委托转让协议书》系熊崇敬、张春林在受欺诈的前提下作出的承诺，并非真实意思表示。而整合后的谷坝煤矿系熊崇敬、张春林、杨成才的共同财产，熊崇敬、张春林出具的委托书仅委托杨成才以1028万元的价格向外转让谷坝煤矿，而非将谷坝煤矿转让与杨成才，亦未约定超出1028万元转让款的溢价部分归杨成才所有。因此，最终结算价应以处分该共有财产所取得的实际收益进行计算。经查杨成才与段民健对谷坝煤矿的实际作价为1128万元，故双方应该以此价格按持股比例进行结算，即熊崇敬、张春林应按照60%的财产份额享有利益。故熊崇敬、张春林二人应得的价款应为1128×60%=676.8万元，扣除熊崇敬、张春林已经取得的550万元及应当支付的30万元中介费，杨成才仍应支付熊崇敬、张春林96.8万元。对于上诉人要求对杨成才保留的谷坝煤矿20%股份的转让溢价进行分割的主张，因熊崇敬、张春林并无保留部分股份的意思，故杨成才另行保留20%的股份应视为杨成才在其原有40%股份中的保留，杨成才保留部分股份并未损害熊崇敬、张春林按照1128万元的总价按比例分配转让款的利益。加之杨成才保留的20%股份的溢价部分，是因其后续投入所致，熊崇敬、张春林对溢价部分主张权利也不符合公平原则。因此对熊崇敬、张春林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熊崇敬、张春林主张的利息损失是否应该支持的问题。虽然《全权委托转让协议书》并未约定杨成才的付款时间，但从段民健付款后，该款项即应处于双方共有状态，熊崇敬、张春林随时可以主张分割。在熊崇敬、张春林提出分割主张后，杨成才仍然占有该资金而不及时支付，即应视为对熊崇敬、张春林造成损失，应由杨成才承担相应的利息损失。熊崇敬、张春林2012年9月23日第一次向福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权利之时，可视为其向杨成才主张分割剩余款项的权利，故本院酌定从2012年10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支持熊崇敬、张春林的利息损失主张。
综上所述，原判对谷坝煤矿转让价款的事实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对上诉人的相应上诉理由，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27民初2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
二、被上诉人杨成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熊崇敬、张春林转让款96.8万元（自2012年10月1日起以96.8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熊崇敬、张春林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880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5409元，共计94218元，由熊崇敬、张春林承担47109元，杨成才承担47109元（杨成才承担部分在本判决生效后直接支付给熊崇敬、张春林）。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朝国
代理审判员 杨 锐
代理审判员 李道鸿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何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