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民再39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常州市庆中风机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漓江路9号，实际经营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漕溪工业园新业路18号。
法定代表人：裴叶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马林，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丛宾，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顾翼东，男，1967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汪小忠，男，1977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
再审申请人常州市庆中风机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中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顾翼东、汪小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4民终27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9月13日作出（2017）苏民申111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庆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马林、丛宾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顾翼东、汪小忠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庆中公司申请再审称，1、一、二审法院认定2015年2月17日的《借条》系由案涉清单载明的债务结算而来缺乏依据，且该《借条》中庆中公司的印章明显形成于手写文字之前，故该《借条》中的85万元借款并未实际发生，不应予以认定。2、案涉清单无签名及单位签章，用途指向亦不明，故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顾翼东对清单中的相应数额的用途及清单与《借条》的对应性均未作出合理解释。3、二审法院凭借清单和《借条》即认定顾翼东和庆中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顾翼东主张案涉《借条》、清单、加盖庆中公司公章等均系汪小忠的个人行为，但汪小忠并未出庭接受质询，且在二审法院对汪小忠电话询问时，汪小忠表示其并未出具《借条》及加盖公章。综上，请求再审本案。
顾翼东辩称，顾翼东向汪小忠出借款项是客观事实，借款行为发生了多次，汪小忠书写的案涉清单均进行了列明，如汪小忠到江苏沙钢集团去招标，因招标需要提供押金，故向顾翼东借款。因顾翼东对汪小忠较为信任，所以多次借款均未书写借条。根据案涉清单可见，一部分借款被汪小忠用于经营庆中公司，一部分被汪小忠个人所用。因庆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裴叶东要求顾翼东将其和汪小忠之间账目方面弄清楚，遂形成了2015年2月17日的《借条》，该《借条》是对汪小忠借款数额的总概括，是汪小忠书写后当场加盖的庆中公司公章，故应作为证据予以认定。本案一审判决正确，二审改判不当，请求驳回庆中公司的再审申请。
顾翼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庆中公司、汪小忠归还借款85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汪小忠于2011年6月与刘建新出资设立庆中公司，并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汪小忠在经营期间于2012年2月至2013年1月多次向顾翼东借用资金。2015年2月17日，经结算以庆中公司的名义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向顾翼东借款85万元，承诺从2015年3月份起每月至少还款2万元，并加盖了庆中公司的公章。顾翼东催要该款无果，遂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顾翼东与庆中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明确，庆中公司应当承担偿还借款的法律责任；顾翼东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汪小忠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顾翼东要求庆中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证据确凿，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庆中公司辩称与顾翼东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的意见，无证据证实，不予采信。汪小忠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是对自己诉讼权利的放弃，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该院遂判决：一、庆中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顾翼东借款85万元。二、驳回顾翼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300元，由庆中公司负担。
庆中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顾翼东对庆中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
二审法院另查明，汪小忠出具的清单中载明借顾翼东各类款项合计为76万元，清单最后一行载明“另外，宁夏高省三于2012年12月19日借存兑4张合计30万（叁拾万元整）”。
二审法院认为，借条是表明债权债务关系的书面凭证，当事人可以借条等债权凭证来证明借贷法律关系的存在。本案中，顾翼东提供了庆中公司出具的《借条》，在庆中公司未提供反驳证据的情形下，可以证明其与庆中公司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当事人提供借条主张借贷关系的，还应提供相应的款项交付证明。虽然庆中公司出具的《借条》上载明借款金额为85万元，但是顾翼东未能提供85万元的交付依据。根据双方往来的清单记载，庆中公司实际借款金额为76万元，在双方未对借款利息有所约定的情形下，顾翼东要求庆中公司归还借款85万元并无事实依据，庆中公司应向顾翼东归还借款76万元。该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一、撤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5）武商初字第978号民事判决；二、庆中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顾翼东借款76万元；三、驳回顾翼东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300元（已由顾翼东预交），由顾翼东负担1353元，庆中公司负担1094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300元（已由庆中公司预交），由庆中公司负担10947元，顾翼东负担1353元；两项折抵，庆中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应负担的诉讼费9594元迳付顾翼东。
对二审法院查明的“汪小忠出具的清单中载明借顾翼东各类款项合计为76万元”外的一、二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
1、顾翼东提交的案涉清单中记载：“拿老顾现金、存兑”、“顾卡转”、“借现金”、“存兑”、“现金”、“顾拿现金”等字样，亦记载了相应数额。该清单还存在“8月5日付牛平10000元修理配件”、“9月7日付牛平55000元买配件”、“2013年元月27日百丈找回5000元整”等字样，亦记载了相应数额。经二审法庭当庭与汪小忠电话联系，汪小忠认可该清单系其书写。
2、2015年2月17日《借条》的内容为：“于2015年2月17日，庆中公司借顾翼东处人民币850000元（捌拾伍万）整，经商量于2015年3月开始每月至少还款20000元（贰万元）”。该《借条》上加盖有庆中公司的印章，庆中公司对于公章的真实性无异议。
3、庆中公司成立于2011年4月，原始股东为汪小忠（出资额102万元）、刘建新（出资额98万元）；2011年6月股东变更为汪小忠（出资额80万元）、裴叶东（出资额60万元）、贺继良（出资额60万元）；2013年1月股东变更为汪小忠（出资额120万元）、顾翼东（出资额80万元）；2013年7月股东变更为裴叶东（出资额120万元）、贺继良（出资额80万元）。汪小忠自庆中公司成立之初至2013年7月10日期间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7月10日变更为裴叶东。
庆中公司在再审审查过程中根据本院要求提交了其2012、2013年的账册及记账凭证，并陈述其中未记载案涉债务情况。顾翼东陈述，其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权认可，庆中公司的账册是否对案涉借款进行记录，与本案处理无关。经本院核查，庆中公司提交的该公司2012、2013年的账册及记账凭证中，未发现案涉清单及《借条》所载数额的记录情况。
再审审查过程中，顾翼东还陈述，其共向汪小忠出借款项合计100余万元，后汪小忠代偿了一部分顾翼东对外拖欠的加工费，经双方对账后，形成了欠款85万元的一致意见。案涉清单中“8月5日付牛平10000元修理配件、9月7日付牛平55000元买配件”是指汪小忠代顾翼东向牛平偿还了10000元及55000元；“百丈找回5000元”是指汪小忠归还了顾翼东5000元。顾翼东另陈述，其于2013年1月8日至7月10日之间曾经以出资80万元成为庆中公司占比40%的股东，该股权转让款并未支付，其之所以成为庆中公司的股东是因为汪小忠之前想拿庆中公司股权来抵偿案涉借款，后顾翼东认为成为庆中公司的股东存有风险，遂于7月10日通过转让股权的形式退出了庆中公司；汪小忠虽然也于7月10日转让了股权退出庆中公司并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其仍然是庆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汪小忠在《借条》中加盖庆中公司公章的行为应当是得到了庆中公司的许可；案涉《借条》出具时，汪小忠未提交庆中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明庆中公司此时承诺偿还这笔债务。
庆中公司陈述，顾翼东曾经是庆中公司的股东，但并未支付股权转让款；汪小忠自公司成立后一直到2013年7月10日期间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7月10日将股份转让后即退出庆中公司，未在庆中公司担任职务，也不是庆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汪小忠亦将庆中公司的公章、账册、保险柜钥匙等一并移交给了现法定代表人裴叶东；庆中公司对案涉《借条》如何形成不知情，庆中公司、裴叶东对顾翼东与汪小忠之间的借贷关系不知情，也从未指示过顾翼东与汪小忠进行对账，亦未加盖公章。对于案涉《借条》上公章的加盖过程，庆中公司坚持称《借条》中的公章形成于文字之前。顾翼东则主张汪小忠一直是庆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印章全部由其持有，并称是当场看着汪小忠加盖的公章。
本案再审争议焦点为：庆中公司是否应当对顾翼东主张的借款承担偿还责任。
本院再审认为：顾翼东主张庆中公司向其归还借款的依据不足，案涉借款应由汪小忠归还。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借款合同的内容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顾翼东提起诉讼据以主张权利的证据为清单和2015年2月17日的《借条》。从证据形式及记载内容来看，清单中记载有“拿老顾现金、存兑”、“顾卡转”、“借现金”、“存兑”、“现金”、“顾拿现金”等字样，亦记载了相应数额。顾翼东陈述，该份清单系汪小忠书写，载明了汪小忠从顾翼东处借款的详细情况，亦记载了部分汪小忠代顾翼东偿还对外债务以及归还款项等情况。本案审理过程中，汪小忠虽经法院传票传唤，一直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在本案二审审理过程中，汪小忠在法庭与其通话过程中明确认可该清单系其书写。因此，本案中虽无顾翼东向汪小忠交付款项的直接证据，但案涉清单已载明相关债务系分多笔形成，单笔数额较小，汪小忠并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就请单记载内容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否认，故该清单具有证明效力，且从顾翼东持有汪小忠书写的清单及顾翼东曾经成为庆中公司股东但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综合分析来看，顾翼东主张其与汪小忠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本案中，顾翼东主张2015年2月17日落款为庆中公司的《借条》系应庆中公司法定代表人裴叶东的要求，由顾翼东与汪小忠就案涉清单对账后，由汪小忠书写，并由汪小忠加盖庆中公司印章形成，故庆中公司应承担还款责任。本院认为，顾翼东曾于2013年1月成为庆中公司股东，后与汪小忠一起于2013年7月10日转让庆中公司的股权给裴叶东和贺继良，其对于汪小忠已经于该日不再担任庆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属明知，在此情况下，顾翼东虽然称是庆中公司法定代表人裴叶东要求其与汪小忠就案涉清单项下发生的借款进行对账并形成《借条》，但庆中公司、裴叶东均否认曾委托汪小忠以庆中公司的名义与顾翼东就相关债务进行结算，而顾翼东除其陈述外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即使落款时间为2015年2月17日的《借条》确如顾翼东所述，系汪小忠向其出具并加盖庆中公司公章形成，但顾翼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汪小忠此时是否具有代表庆中公司的身份并对其是否有权代表庆中公司对外确认债务并加盖庆中公司印章，有较为清晰的认知和判断，审慎对待对账及结算行为。但顾翼东在与汪小忠对账并形成《借条》时，已经明知汪小忠已非庆中公司法定代表人，顾翼东目前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汪小忠以庆中公司的名义出具《借条》并加盖公章系经过庆中公司授权而形成，亦未提交庆中公司明确由其承担债务的证据。况且，庆中公司提交的2012年、2013年的账册及记账凭证中，也无对顾翼东与汪小忠之间就清单或《借条》项下发生的债务的记载。综上，在庆中公司对案涉《借条》明确不予认可的情况下，该《借条》对庆中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一、二审法院认定庆中公司应依据《借条》向顾翼东归还借款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第三，结合案涉清单所记载的款项性质及顾翼东的陈述，清单中不仅载明汪小忠从顾翼东处借款的详细情况，还存在汪小忠代顾翼东偿还对外债务以及归还部分款项等情况，借款总额除去顾翼东自认的汪小忠代付及归还款项后的数额仍高于《借条》载明的85万元。因该85万元系顾翼东自认其与汪小忠对账形成，系债权人对其权利的自行处分，在顾翼东与汪小忠债权债务关系成立、且《借条》对庆中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况下，该结算数额应认定由汪小忠进行偿还。汪小忠系本案一审被告，其在本案诉讼过程中，经法院多次传唤，均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违反诉讼当事人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应视为其放弃诉讼权利，故本院认定汪小忠应当向顾翼东偿还85万元的借款。
综上，庆中公司的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4民终2794号民事判决；
二、汪小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顾翼东借款85万元；
三、驳回顾翼东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2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300元，均由汪小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管 波
审 判 员 许俊梅
审 判 员 马 燕
法官助理 刘尚雷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刘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