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民终字第13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
委托代理人徐锋，浙江湘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夏良。
委托代理人王家宝，浙江丰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凯达机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富珍。
委托代理人陈俊、彭娟娟，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文义。
原审第三人杭州升起钢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叶荣。
上诉人杨某、夏良、杭州凯达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朱文义、原审第三人杭州升起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起公司）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4）杭萧民初字第3253号民事判决。本院于2015年4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凯达公司与升起公司存在买卖关系，2013年11月12日下午，夏良（系升起公司的职员，拥有车牌浙A×××××重型普通货车）为升起公司运输，其雇佣朱文义送货；案外人夏旭芳和何佳楹系夫妻，与杨某有雇佣关系，为熟悉线路，让杨某跟朱文义去送货，朱文义带上杨某将货物送至凯达公司仓库，起初由杨某及朱文义在钢材两端套上绳子，由凯达公司人员操作行车卸下一些车上的货物，后凯达公司人员因故离开，朱文义去开行车，杨某用绳子套货物时，不慎被货物的钢条包装带扎伤眼睛致伤。经医院诊断为左眼球破裂，花费医疗费为6512.68元。后经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萧山分所鉴定（鉴定费1200元由杨某垫付），结论为杨某目前存在左眼盲目4级，其残疾等级评定为人体损伤八级伤残。杨某于2014年6月23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朱文义和凯达公司共同赔偿其各项损失合计273266.68元，其中包括医疗费6512.68元、残疾赔偿金227106（37851元×20年×0.3）、交通费1000元、伤残鉴定费1200元、误工费22448元（122元／日×184天）、精神损失费15000元；2、夏良对朱文义的上述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3、朱文义、夏良、凯达公司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另查明：货物一捆长为1.2米至1.5米，重为1.5吨至2吨。
原审法院认为：杨某在义务帮工中，因其坐朱文义的车去熟悉线路，到达下货地，朱文义急需卸货，由其与朱文义两人用绳子套货物时，杨某不慎遭受人身伤害，无论主观意识上，还是客观行为上，均系帮朱文义的工，且朱文义未拒绝帮工，而凯达公司作为卸货单位在操作一半过程中，停止操作不卸完货，系不作为的行为，且对朱文义及杨某的卸货行为不阻止；杨某的帮工行为，凯达公司系实际受益人，朱文义作为被帮工人及其雇主夏良、凯达公司作为卸货单位，均系受益人，均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对夏良及凯达公司要求驳回杨某诉请的抗辩，原审法院不予以采纳。杨某在帮工中未尽安全注意义务，存在过错，可以减轻被帮工人的责任。杨某的合理损失为：医疗费6512.68元；残疾赔偿金，因杨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系居民，故以农民标准予以计算，即96636元（16106元×20年×0.3）；交通费，结合治疗的次数及病情酌情认定600元；伤残鉴定费1200元；误工费为14634元（44513元÷365天（121.95元）×120天］；精神损失费为15000元。综上合计为134582.68元，朱文义应承担25%，即33645.67元；夏良承担连带责任；凯达公司应承担25%，即33645.67元。对杨某的合理主张予以支持，过高的诉请无法律依据不予以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杨某因帮工受伤的合理损失134582.68元，由朱文义承担25%，计款33645.67元，此款限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夏良对朱文义上述第（一）项履行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杨某因帮工受伤的合理损失134582.68元，由杭州凯达机电有限公司承担25%，计款33645.67元，此款限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四、驳回杨某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朱文义、凯达公司、夏良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99元，由杨某负担4069元；由朱文义负担665元，夏良承担连带责任；由杭州凯达机电有限公司负担665元。
宣判后，杨某、夏良、凯达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杨某上诉称：一、一审法院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杨某的各项损失没有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常理，本案应按照城市标准计算各项损失。杨某一直在杭州萧山务工，系以城市务工为主要生活来源，且已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杨某并非杭州萧山当地户籍，不可能在萧山以务农收入为主要来源。因此计算损失应以城市标准计算。现在国务院已确定取消城乡两元化的户籍制度，本着这个精神也应按照城市标准计算各项损失。二、一审法院判决杨某承担过错的50％过高，应适当再减轻杨某的过错责任。杨某在卸货过程中未尽注意义务确有不当，但本案中夏良和凯达公司在卸货过程中未进行现场管理和指导也是致事故发生的重要因素，理应承担相关责任。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50％的责任有失公允，应该予以调低。故请求二审法院：1、改判夏良和凯达公司按照城镇标准共同赔偿杨某各项损失合计273266．68元（夏良对朱文义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2、请求依法判令夏良、凯达公司、朱文义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凯达公司针对杨某的上诉答辩称：一审法院作出“因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系居民，故以农民标准予以计算”的判决，事实认定正确，应予维持。一审中杨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事故发生前其在杭州连续居住满一年并以非农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故应按农村居民标准予以计算。关于其提出国务院已确定取消城乡两元化的户籍制度，首先，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是行政法规，其效力不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高，该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同时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规定中也明确区分城镇和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伤残赔偿金；其次，根据国务院该《意见》第一条第（三）项之规定，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建立新型户籍制度是发展目标，规划在2020年予以部分实现，并非现阶段在全国予以取消，浙江省现阶段仍实施城乡两元化户籍制度。
夏良针对杨某的上诉答辩称：同意杭州凯达机电有限公司的答辩意见，另外补充一点，关于城镇标准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居住1年以上和稳定的城镇收入证明，而杨某一审中提出的证据不足以满足两个条件。关于承担责任过高，夏良认为一审法院判决是正确的，杨某自身没有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故一审法院判决其过错承担50%是正确的。对于连带责任问题，夏良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不当，本案中夏良雇佣了朱文义去送货，没有卸货的义务，不符合第9条的规定的情形，故一审法院适用该法条是错误的。
朱文义针对杨某的上诉辩称：不同意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杨某的损失，杨某并没有在城镇有合法收入及居住1年以上的证明。杨某本人也有过错，因为杨某去的时候，是他老板要求跟朱文义的车一起去熟悉路线，杨某自己进入凯达公司的车间，朱文义车倒好了之后，在卸货的时候，凯达公司的人忙不过来，杨某自己过去帮忙的。
升起公司针对杨某的上诉表示：杨某不是升起公司雇佣的，与升起公司无关。对于赔偿标准，升起公司不同意按照城镇标准。
夏良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在判决所认定的事实：“……起初由原告及朱文义在钢材两端套上绳子，由凯达公司人员操作行车卸下一些车上的货物，后凯达公司人员因故离开，朱文义去开行车，原告用绳子套货物时，不慎被货物的钢条包装带扎伤眼睛致伤……”。这段事实认定错误。依据杨某所提供的录音证据，即何佳楹（杨某的雇主）与凯达公司的仓库管理员财根师傅的通话录音，可以很清楚地证明：凯达公司的财根师傅当时是站在行车边上的，朱文义在杨某出事时并没有去开行车，而是和杨某一起分别在需要起吊的钢材两端各自在套绳子。杨某是套绳子的过程中，不慎被包装带弹伤眼睛的。也就是说是凯达公司的仓库管理员财根师傅并没有明确拒绝过二人的帮工行为。相反，是许可了杨某和朱文义二人义务帮工行为。杨某是在义务帮工的过程中意外受伤的。一审法院关于“原告的帮工行为，凯达公司系实际受益人，朱文义作为被帮工人及其雇主夏良、凯达公司作为卸货单位，均系受益人，均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既然一审法院是按义务帮工受害责任赔偿纠纷的案由来判决本案，那么本案中并没有所谓的实际侵权人，杨某所遭受的损害只是一种意外情况。一审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第16条来判决本案，明显属于适用法律不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1款：“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义务帮工受害责任纠纷属于特殊侵权案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应当由被帮工人即凯达公司来举证证明其明确拒绝过杨某和朱文义的义务帮工行为。在一审的法庭上，凯达公司并没有举证证明其拒绝过二人帮工，杨某在一审时提供的录音证据很明确地证明其不仅没有拒绝，相反是许可二人的义务帮工行为的。所以，依法应当由受益人（被帮工人）凯达公司来承担杨某受害的全部赔偿责任。同时，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上诉人应对朱文义所谓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20日作出的（2014）杭萧民初字第3253号民事判决；2、改判夏良不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也不应对一审判决朱文义赔偿的33645．67元承担连带责任。
杨某针对夏良的上诉答辩称：杨某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帮工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杨某在提供义务帮忙活动中，被上诉人朱文义和凯达公司都是受益人，而且在上诉人杨某在提供帮忙活动中，朱文义和凯达公司均没有表示过明确的拒绝，而且凯达公司没有尽到安全保障和管理的义务，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朱文义和凯达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适用法律是正确的，但责任划分上对杨某有失公允。
凯达公司针对夏良的上诉答辩：一、一审法院认为“（杨某）无论主观意识上，还是客观行为上，均系帮朱文义的工，且朱文义未拒绝帮工”，是在透彻审理本案事实下作出的正确认定。帮工关系的成立必须达成合意，本案中杨某与凯达公司之间并无帮工合意，而与朱文义之间达成帮工合意，所以被帮工人显然是朱文义。1、杨某并非本次送货人却随同送货人朱文义进入凯达公司，其隐瞒事实的行为导致凯达公司从形式上误认为杨某系送货人而允许其进入仓库，凯达公司根本不可能知晓杨某在凯达公司的一切行为对凯达公司可能会构成帮工行为，显然双方无帮工合意，不构成帮工关系。若凯达公司知道杨某是与此次送货无关的人员，根据厂内门口和墙上公示的“非本公司职工未经允许不得入内”等规章制度肯定会拒绝其进入凯达公司厂内，也就不会发生杨某主动帮朱文义绑套绳索的行为。2、在一审中，各方都多次确认杨某受伤时凯达公司仓管人员因被朱文义催促提前核对送货单据而不在现场的事实，故凯达公司根本不知晓非送货人员杨某擅自绑套绳索的行为，更不用说对该行为进行拒绝，双方没有形成帮工合意。若法院认定凯达公司为被帮工人，就等于剥夺了司法解释规定的被帮工人应当拥有的权利救济机会，有悖于公平原则。3、本案事故发生前，杨某从未给凯达公司送过货，与凯达公司人员也素不相识，其是跟随送货人朱文义开的车进入凯达公司厂内，与朱文义相识，如果说杨某是为凯达公司帮工显然与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不符。货物送到仓库后，按照惯例，送货人朱文义爬上送货车进行货物解除固定装置和绑套绳索的工作，杨某作出同样的行为显然是在给朱文义帮工，被帮工人显然是朱文义。
朱文义针对夏良的上诉答辩称：朱文义的责任就是夏良的责任，因为夏良是朱文义的老板。
升起公司针对夏良的上诉不发表意见。
凯达公司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在正确认定被上诉人朱文义系本案被帮工人的情况下，却作出凯达公司承担责任的判决，明显错误，且与法不符。一审法院正确认定“原告不慎遭受人身伤害，无论主观意识上，还是客观行为上，均系帮朱文义的工，且朱文义未拒绝帮工”的事实，但既然认定被上诉人朱文义为本案被帮工人且未拒绝帮工，则应当判决由其承担被上诉人杨某遭受人身损害的责任，而一审法院却又以凯达公司系实际受益人为由判决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该判决与法律规定明显不符，且自相矛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为维护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而使自己受到人身损害，因没有侵权人、不能确定侵权人或者侵权人没有赔偿能力，赔偿权利人请求受益人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经过一审法院审理，本案是能够确定朱文义为被帮工人，即有明确的侵权人，故一审法院不应再以受益人为由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本案中，由于杨某并非本次送货人员，在未经凯达公司允许的情况下擅自混入厂区，其自身具有明显过错；凯达公司在厂区内贴有醒目的告示牌“非本厂职工未经允许不得入内”和“本机吊非经许可不得使用（专人专用）”，厂区墙壁上也公示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其中明确记载“不准将小孩、无关人员带到工作场所”。若凯达公司知道杨某是与此次送货无关的人员，根据厂内公示的规章制度肯定会拒绝其进入凯达公司厂内，故一审法院也不能不顾案件事实，简单地以“受益人”为由判决凯达公司承担责任。二、杨某系因升起公司货物钢制包装条所伤的事实清楚，升起公司对此应负相应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二款：“帮工人因第三人侵权遭受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不能确定或者没有赔偿能力的，可以由被帮工人予以适当补偿”之规定，杨某因升起公司包装条缺陷（不论是断裂或是过长皆存在安全隐患）侵权遭受人身损害，升起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恳请二审法院：1、依法判令撤销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4）杭萧民初字第3253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杨某对凯达公司的诉讼请求；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杨某、朱文义、夏良、升起公司承担。
杨某针对凯达公司的上诉，答辩意见与针对夏良上诉的答辩意见一致。
夏良针对凯达公司的上诉答辩称：案子的争议焦点为到底谁是帮忙的受益人，一审判决认定无论在主观还是客观都是帮朱文义工，夏良认为是偷换概念，一审法院将两个人帮工的事实割裂开来是错误的。朱文义单纯是卸货，本质上来说，卸货是在帮助凯达公司，真正的卸货义务人是凯达公司，夏良雇佣朱文义只是为了让其送货，朱文义和杨某套绳子的行为是帮助凯达公司卸货，也就是说凯达公司是本案真正的帮工人和受益人，一审法院认定朱文义作为被帮工人是错误的，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夏良本身并非卸货义务人，也不是受益人，朱文义和杨某都是帮助凯达公司卸货，夏良、朱文义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朱文义针对凯达公司的上诉答辩称：杨某与朱文义一起进入车间不是事实，杨某提前自行进入车间，朱文义那时候在倒车，杨某进入车间，凯达公司没有人来进行阻止，凯达公司应该承担责任。
升起公司针对凯达公司的上诉不发表意见。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除原审法院认定的“案外人夏旭芳和何佳楹系夫妻，与杨某有雇佣关系”应为“案外人夏旭芳和何佳楹与杨某有雇佣关系”外，其余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争议的焦点为：1、原审法院对被帮工人的认定和各方的责任比例及承担方式的认定是否正确。2、原审法院按农村标准计算杨某的各项损失是否得当。（一）本案中，杨某是因自己今后跑运输需要熟悉线路，经夏良同意后，跟随夏良的雇员朱文义随车去凯达公司送货的。货物到达凯达公司后，需凯达公司用行车卸货，杨某则主动帮助给货物套绳，而朱文义及凯达公司在场的工作人员均未明确表示拒绝杨某的帮忙，同时，又没有及时告知杨某捆扎绳子应注意的事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作为被帮工人朱文义及凯达公司均应承担赔偿责任。由于杨某明知该作业带有危险性却未谨慎操作，自身存在过错。原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酌情确定朱文义对杨某的损失承担25%的赔偿责任，朱文义的雇主夏良承担连带责任；凯达公司对杨某的损失承担25%的赔偿责任；杨某自己承担50%的责任并无不当。夏良和凯达公司上诉认为仅对方为被帮工人的上诉理由与实际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二）杨某虽然在一审中提供了暂住证、浙江固城有限公司的证明、驾驶证，欲证实其是以务工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但该部分证据无法证明杨某在事故发生前一年内一直在城镇务工和生活，故原审法院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杨某的各项损失正确。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基本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399元，由杨某负担1799元，杭州凯达机电有限公司和夏良各负担1800元。杨某、夏良、杭州凯达机电有限公司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俞建明
审 判 员 余江中
代理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日
书 记 员 丁利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