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81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白云区斯耐特密封件制品厂，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投资人：刘航，总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航，男，1984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培豪，广东信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帆，广东信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佳合硅橡胶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法定代表人：王永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强，广东开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季晓琳，广东开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市白云区斯耐特密封件制品厂（以下简称斯耐特厂）、刘航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佳合硅橡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合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1民初96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斯耐特厂、刘航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佳合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证据的推定有误，认定事实错误。2015年5月31日的对账单由“陈依军”签字。一审庭审中，斯耐特厂、刘航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确认了“陈依军”为斯耐特厂的前员工。但是，斯耐特厂是刘航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刘航需对斯耐特厂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对外的生意往来均由刘航对接，该事实佳合公司在起诉状中也已明确。在斯耐特厂、刘航不承认2015年5月31曰的对账单的真实性的前提下，仅凭斯耐特厂、刘航承认“陈依军”为斯耐特厂的前员工便推定仅有“陈依军”签名的2015年5月31日对账单的真实性，不符合逻辑。这样的推定甚至是在鼓励当事人在诉讼中做虚假陈述。另外，2015年5月31日的对账单金额达117120.92元但却没有送货单与之对应，其真实性如何得以确认？2015年全年的对账单上仅有佳合公司的盖章，并且与该对账单对应的送货单有很多没有斯耐特厂、刘航的签章，其真实性亦难以确认。而一审法院认为刘航在2016年4月至7月的对账单上签章的行为属于对“谢金兴”“陈依军”“龙强”“斯耐特蒙雷”等人签收的送货单的确认，进而推定2015年全年的对账单所对应的所有送货单的真实性，如此的推定，过于牵强。实际上，“谢金兴”“龙强”“斯耐特蒙雷”“叶小姐”“齐豪杰”与斯耐特厂、刘航毫无关系，斯耐特厂、刘航在一审过程中亦从未确认上述人员（包括“陈依军”）所签订的送货单的真实性。而一审法院在未作任何查明的情况下直接认定上述人员均为斯耐特厂的员工，并确认上述人员签收的送货单的真实性，实在让人费解。
（二）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过程中，针对斯耐特厂、刘航提交的付款记录，一审法院要求斯耐特厂、刘航说明其对应的送货单，不能说明的则认定为与本案无关。实际上，因送货单均由佳合公司保存，斯耐特厂、刘航不应承担说明其所付款项对应的是哪张送货单的义务。若佳合公司认为斯耐特厂、刘航所付的款项与本案无关，应当由其提交证据证明。另外，从对账单可以看出，双方间的结算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并非一单一结，因此，斯耐特厂、刘航付款的金额没有相应的送货单与之对应是正常的情况。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严重的侵犯了斯耐特厂、刘航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佳合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因为斯耐特厂、刘航所有的送货单上都有刘航或者他的员工的签名。对斯耐特厂、刘航提交的付款凭证，并不对应佳合公司一审所主张的货款，佳合公司有其他的送货单据予以对应，其所支付的货款并不属于涉案的货。
佳合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斯耐特厂、刘航立即连带支付所欠货款290234.92元；2.斯耐特厂、刘航连带支付所欠货款的利息（以290234.92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斯耐特厂、刘航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斯耐特厂系个人独资企业，于2012年11月20日核准成立，投资人为刘航。斯耐特厂与佳合公司长期存在硅胶材料的买卖往来，由佳合公司向斯耐特厂供应货物。
诉讼中，佳合公司称斯耐特厂拖欠其2015年5月至12月、2016年4月至7月的货款未付。为此，佳合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予以证实：
1.2015年5月31日的对账单一份。该对账单由“陈依军”签字确认，其上载明：5月7日供应货物含税金额合计13440元，截止4月30日斯耐特欠佳合货款共143680.92元，斯耐特5月份欠佳合货款13440元（含税金额），截止到5月31日斯耐特欠佳合货款共117120.92元。斯耐特厂、刘航对该对账单不予认可。
2.2015年总欠款对账单一份。该对账单仅有佳合公司的印章，无相对方的签章确认。该对账单列明了2015年6月6日至12月20日期间分别由“陈依军”、“叶小姐”、刘航、“齐豪杰”等人签收的送货单单号、数量、金额等数据，其中载明：6月6日由“陈依军”签收的送货单（单号为001062）对应货款，分别于6月30日支付6750元、8月23日支付7000元、9月17日支付8000元；6月27日由“叶小姐”签收的送货单（单号为001097），于12月1日支付7500元；该对账单中列明5月31日前欠款为117120.92元，6月6日至12月20日的合计供货金额为261130.92元、付款金额为29250元、总欠款为231880.92元。斯耐特厂、刘航对该对账单不予认可。
3.2016年4月至7月的对账单，打印的对账日期为2016年8月25日。刘航于2016年11月30日在该对账单中签名确认。该对账单列明2016年4月欠款22238元（不含税金额），加上5月5日至7月25日的送货，货款金额为86404元（不含税金额）；收款日期及金额分别为：5月5日付款4650元、5月8日付款3050元、5月11日付款2000元、5月13日付款3320元、5月17日付款4000元、5月21日付款4000元、5月26日付款6230元、5月30日付款1500元、7月18日付款2500元、7月25日付款1450元；6月20日的收款日期对应的系6月3日的送货，但表内付款金额为空白，而收款日期栏后手写“2470当日货款”。斯耐特厂、刘航对该对账单予以确认，但表示斯耐特厂、刘航在2016年7月25日后尚有向佳合公司支付货款，故对该对账金额不予认可。
4.2015年5月7日至12月20日期间的送货单。送货单上有“陈依军”“斯耐特叶小姐”“齐豪杰”及刘航等人的签收记录；其中2015年6月6日至12月20日的送货单的单价、金额、数量等均与前述2015年总欠款对账单中的列明数据相一致。
5.2016年5月5日至7月25日期间的送货单。送货单上有“谢金兴”“陈依军”“龙强”“斯耐特蒙雷”及刘航等人的签收记录。上述送货单中的明细与前述2016年4月至7月对账单中的对应数据一致。
斯耐特厂、刘航对上述证据4、5项中的有“刘航”签收的送货单予以确认，对其他送货单不予认可；佳合公司称除刘航外，其他签收人员均为斯耐特厂的员工，但斯耐特厂、刘航仅承认陈依军系其公司前员工，于2016年底离职，对其他人员的身份则不予确认。
一审庭审中，佳合公司明确其在本案中主张的货款，系2015年5月至12月、2016年4月至7月的货款，具体则是由前述三张对账单的对账金额相加得出，其中2015年的对账金额为231880.92元、2016年的对账金额为53704元。斯耐特厂、刘航为证实其向佳合公司支付货款的事实，提交了付款记录清单及相应的付款凭证予以证实。根据斯耐特厂、刘航的举证可将其主张的付款时间及金额（单位：元）列表如下：
时间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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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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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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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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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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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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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2014.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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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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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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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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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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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
2016.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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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0
|
2016.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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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8
2014.6.18
|
14000
|
2016.3.18
|
3100
|
2016.4.22
|
6500
|
2016.5.17
|
4000
|
2016.11.28
|
1604
2014.6.18
|
20000
|
2016.3.27
|
5000
|
2016.5.5
|
4650
|
2016.5.21
|
1600
|
2016.11.29
|
500
2014.6.20
|
19600
|
2016.3.30
|
4000
|
2016.5.5
|
3150
|
2016.5.21
|
2400
|
2016.12.22
|
6000
2014.6.26
|
24500
|
2016.4.8
|
5150
|
2016.5.8
|
3050
|
2016.5.26
|
6230
|
2017.1.10
|
2000
2015.8.23
|
7000
|
2016.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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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0
|
2016.5.11
|
2000
|
2016.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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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4
|
201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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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诉讼中，佳合公司对上表中2015年8月23日至2017年1月12日的付款事实均予以确认，但对2016年8月23日至2016年4月22日的付款与本案货款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
1.2015年8月23日的付款7000元，佳合公司主张已在2015年对账单中就2015年6月6日的送货（送货单号0001062，签收人“陈依军”）中进行了扣减。
2.2016年3月8日的付款2100元，佳合公司主张系用于支付2016年3月5日的送货（送货单号0001621），对此斯耐特厂、刘航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
3.2016年3月18日的微信付款3100元，佳合公司主张系支付2016年3月15日的送货（送货单号0001684，签收人“斯耐特”），但斯耐特厂、刘航对该送货单不予认可。
4.2016年3月27日、3月30日、4月8日的支付宝付款5000元、4000元、5150元，佳合公司主张系支付2016年3月22日的送货（送货单号0004766，签收人刘航，供货金额7750元）及2016年3月31日的送货（送货单号0001477，签收人刘航，供货金额9300元），尚欠2900元；对该两张送货单的货款，斯耐特厂、刘航主张其已经以现金方式给付。
5.2016年4月16日、4月21日、4月22日的付款，佳合公司均主张系支付的2016年4月当月的货款。
6.2016年5月5日当中的一笔3150元的付款，佳合公司主张其中的2900元用于支付0004766、0001477号送货单的货款余额。
7.2016年6月20日支付的2474元，佳合公司称系用于支付当日的货款（送货单号0004875、金额2474元），对此斯耐特厂、刘航当庭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
8.2016年11月28日、11月29日的付款1604元、500元，佳合公司主张系支付代开发票26300元的8%的税金2104元，并提交了发票回单及快递底单复印件，拟证实其为斯耐特厂、刘航代开发票；而斯耐特厂、刘航则认为该证据仅能证实其向佳合公司曾支付了货款26300元。
另查，佳合公司尚有一份打印的对账日期为2015年12月30日的对账单未作为证据提交，而根据该对账单显示，截止到2015年12月30日斯耐特厂尚欠佳合公司货款合计222810.52元，该对账单中列明的2015年10月至12月的送货事实与佳合公司已经提交的2015年总欠款对账单中的送货事实一致；同时该对账单还手写备注了刘航于2016年12月22日、2017年1月10日及1月12日的转账支付货款的事实，该事实与斯耐特厂、刘航所主张的对应付款事实一致。
一审法院认为：佳合公司与斯耐特厂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佳合公司现主张斯耐特厂拖欠其2015年5月至12月、2016年4月至7月的货款未付，并提交了对账单予以佐证，故本案争议的焦点则在于佳合公司所主张的对账金额以及斯耐特厂所主张的付款行为是否成立的问题。
关于双方之间对账问题的认定。佳合公司在诉讼中提交了三份对账单，分别为2015年5月31日的对账单、2015年总对账单、2016年4月至7月的对账单，其中2015年5月31日的对账单有“陈依军”的签名，2016年4月至7月的对账单由刘航的签名确认。而2016年4月至7月的对账单，其所对应的送货单分别由刘航及“谢金兴”“陈依军”“龙强”“斯耐特蒙雷”等人签收，而刘航在该对账单中签名确认的行为，亦是对送货事实的确认；同时，斯耐特厂、刘航亦确认“陈依军”系其公司的前员工，因此上述事实足以证实斯耐特厂在签收货物时存在指示不同员工或代表进行签收的行为，故一审法院对佳合公司所举证的2015年、2016年的送货单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因斯耐特厂、刘航的前员工陈依军在2015年5月31日的对账单中签名时尚未离职，其签署该对账单的行为可视为代表斯耐特厂进行确认，故一审法院对2015年5月31日对账确认的截止至2015年5月31日的欠款117120.92元的事实予以认定。而佳合公司作为证据提交的2015年总欠款对账单，其上除了5月31日前欠款117120.92元之外的送货均有相应的送货单予以证实，故一审法院对该部分送货的事实予以采信，但因佳合公司另外持有一份未作为证据提交的对账日期显示为2015年12月30日的对账单，该对账单所确认的对账金额222810.52元，小于佳合公司作为证据提交的2015年总欠款对账单的对账金额，佳合公司仅出示其中一份金额较大的对账单的行为欠妥，鉴于佳合公司未作为证据出示的对账单所列明的送货事实与佳合公司已作为证据出示的对账单及送货单可相互印证，故一审法院对该未作为证据出示的对账单的对账金额予以认定，即截至2015年12月30日斯耐特厂尚欠佳合公司佳合公司货款222810.52元。2016年4月至7月的对账单，因有刘航本人的签名确认，故一审法院对该对账单中的合计金额86404元、欠款金额53704元予以确认。
关于斯耐特厂、刘航的付款认定问题。根据斯耐特厂、刘航的举证，其所主张的付款时间及金额如下：
时间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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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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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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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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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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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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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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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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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2014.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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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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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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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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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4.21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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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12
|
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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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8.28
|
948
2014.6.18
|
14000
|
2016.3.18
|
3100
|
2016.4.22
|
6500
|
2016.5.17
|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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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28
|
1604
2014.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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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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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3.27
|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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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5
|
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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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21
|
1600
|
2016.11.29
|
500
2014.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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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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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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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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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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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0
|
2016.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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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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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22
|
6000
2014.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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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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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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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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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8
|
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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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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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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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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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2015.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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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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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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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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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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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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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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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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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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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佳合公司对上表中2015年8月23日至2017年1月12日的付款事实均予以确认，但对2015年8月23日至2016年4月22日的付款与本案货款的关联性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对佳合公司无异议部分的付款事实予以认定。本案中佳合公司所主张的货款系2015年至2016年期间的货款，故对于斯耐特厂、刘航所主张的2014年期间的付款，因欠缺与涉案货款的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对于佳合公司所提出的2015年8月23日至2016年4月22日的付款：
1.2015年8月23日的付款7000元，佳合公司主张已在2015年对账单中就2015年6月6日的送货（送货单号0001062，签收人“陈依军”）中进行了扣减，该主张有该对账单的证实，故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并认定该7000元已在对账时予以了冲抵，不应重复扣减；
2.2016年3月8日的付款2100元，佳合公司主张系用于支付2016年3月5日的送货（送货单号0001621），因斯耐特厂、刘航对其真实性予以了确认，故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但该付款与案涉佳合公司主张的货款无关；
3.2016年3月18日的微信付款3100元，佳合公司主张系支付2016年3月15日的送货（送货单号0001684，签收人“斯耐特”），虽斯耐特厂、刘航对该送货单不予认可，但该送货单与双方之间的交易往来的送货单制式一致，且斯耐特厂、刘航亦未能举证该3100元付款所对应的送货单，故一审法院对该送货单予以认定，该3100元的付款与案涉争议货款无关；
4.2016年3月27日、3月30日、4月8日的支付宝付款5000元、4000元、5150元，佳合公司主张系支付2016年3月22日的送货（送货单号0004766，签收人刘航，供货金额7750元）及2016年3月31日的送货（送货单号0001477，签收人刘航，供货金额9300元），虽斯耐特厂、刘航主张对该两张送货单的货款已经以现金方式给付，但未能提交证据证实，故一审法院对斯耐特厂、刘航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并对佳合公司的主张予以采信，该三笔付款与案涉争议货款无关；
5.2016年4月16日、4月21日、4月22日的付款，佳合公司均主张系支付的2016年4月当月的货款，由于该几次付款均发生在2016年4月期间，而佳合公司与刘航在2016年的对账当中已对4月的欠款进行了核对，故佳合公司主张4月的付款在当月进行了结算，合情合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因此该部分付款不应重复扣减；
6.2016年5月5日当中的一笔3150元的付款，佳合公司主张其中的2900元用于支付0004766、0001477号送货单的货款余额，因0004766、0001477号送货单尚余2900元未付，斯耐特厂、刘航的现金支付主张又无证据证实，故一审法院对佳合公司的主张予以采信，但支付货款2900元后，尚余250元应予抵扣；
7.2016年6月20日支付的2474元，佳合公司称系用于支付当日的货款（送货单号0004875、金额2474元），但由于2016年6月20日的送货并未在2016年的对账单中予以列明，斯耐特厂、刘航亦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因此该部分送货及付款并未包含在案涉争议货款当中，不应在本案中予以重复扣减；
8.2016年11月28日、11月29日的付款1604元、500元，佳合公司主张系斯耐特厂、刘航向其支付代开发票26300元的8%的税金2104元，并提交了发票回单及快递底单复印件，拟证实其为斯耐特厂代开发票。但佳合公司未能提交发票及快递底单的原件予以佐证，同时斯耐特厂、刘航亦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对佳合公司的该主张不予采信，上述付款2104元应作为货款予以扣减。
综上，斯耐特厂在2015年的总欠款合计金额为222810.52元；2016年4月至7月的欠款，佳合公司在2016年8月25日出具对账单时，经扣减斯耐特厂、刘航在本案中所主张的该期间内的付款以及佳合公司自认的部分付款事实后，所确认的欠款金额为53704元，而刘航在该对账单中予以签名确认，故一审法院对该欠款金额依法予以认定；但因在2016年8月25日之后，斯耐特厂、刘航还于2016年8月28日、11月28日、11月29日、12月22日及2017年1月10日、1月12日分别支付了货款948元、1604元、500元、6000元、2000元、2000元，共计13052元，该部分应在结算案涉争议货款时予以扣减；同时，对于2016年5月5日支付的3150元，余款250元亦应在本案中予以扣减。因此，经计算可得，斯耐特厂尚欠佳合公司案涉货款263212.52元（222810.52元+53704元-13052元-250元），现佳合公司要求斯耐特厂清偿该货款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的利息，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斯耐特厂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刘航，故刘航应当对个人独资企业的债务以其个人财产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斯耐特厂向佳合公司支付货款263212.52元及利息（该利息以263212.52元为本金，自2017年7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刘航对上述判决第一项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三、驳回佳合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653.5元，由佳合公司负担526.5元，由斯耐特厂、刘航负担5127元；本案财产保全费1971元，由佳合公司负担184元，由斯耐特厂、刘航负担1787元。
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斯耐特厂与佳合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故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斯耐特厂是否欠付佳合公司货款263212.52元；刘航是否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责任。
关于对账问题的认定。佳合公司在本案中提交了三份对账单，分别为2015年5月31日的对账单、2015年总对账单、2016年4月至7月的对账单，其中2015年5月31日的对账单有“陈依军”的签名，2016年4月至7月的对账单由刘航的签名确认，而2016年4月至7月的对账单，其所对应的送货单分别由刘航及“谢金兴”、“陈依军”、“龙强”、“斯耐特蒙雷”等人签收，虽然斯耐特厂仅对有刘航签署的送货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斯耐特厂确认陈依军系其员工，且斯耐特厂作为收货方且已曾多次向佳合公司支付货款的情况下，其并未提供支付货款的原始依据，并主张其自身不持有送货单，与常理不符。故在斯耐特厂未能提供反证推翻佳合公司提供的2016年4月至7月原始送货单、且刘航已在2016年4月至7月的对账单中签名确认的情况，一审法院认定佳合公司提供的2016年4月至7月送货单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另，佳合公司提供的2015年5月31日对账单中有陈依军的签名确认，斯耐特厂主张陈依军无权代表其签署对账单，但因陈依军曾代表斯耐特厂多次签署送货单，佳合公司有理由相信陈依军有权代表斯耐特厂签署对账单，一审法院据此确认2015年5月31日对账单的真实性，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再次，佳合公司提供了2015年总欠款对账单和相应的送货单，虽然该对账单上并无斯耐特厂的人员签名确认，但佳合公司提供的相应送货单上亦有包括刘航、陈依军等人员签名，鉴于2016年4月至7月的送货单反映，斯耐特厂在签收货物时存在指示不同员工或代表进行签收的情况，一审法院确认佳合公司提供的2015年的送货单真实性、并基于送货单与2015年总欠款对账单相互印证，以及2015年总欠款对账单与陈依军签名的2015年5月31日对账单亦相互印证，认定佳合公司提供的2015年总欠款对账单的真实性，并无不当，本院亦予确认。另，一审法院以佳合公司持有的另外一份未作为证据提交的对账单中记载的对账金额小于前述2015年总欠款对账单的对账金额，并最终以金额较小的对账金额来认定最终的欠款金额，有利于非证据持有人的斯耐特厂，符合公平合理原则，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截至2015年12月30日斯耐特厂尚欠佳合公司货款为222810.52元、2016年4月至7月欠款金额53704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已付款问题。第一，关于2015年8月23日的付款7000元、2016年3月8日的付款2100元、2016年3月18日的微信付款3100元、2016年3月27日、3月30日、4月8日的支付宝付款5000元、4000元、5150元，佳合公司已提供了对应的送货单证实上述付款与本案欠付货款无关，斯耐特厂主张上述送货单的款项已另付款，但并无证据证实，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付款与本案无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第二，关于2016年4月16日、4月21日、4月22日的付款，佳合公司主张上述款项用以支付的是2016年4月当月的货款，鉴于上述付款均发生在2016年4月期间，而2016年的对账单中已对4月的欠款进行了核对，故一审法院采纳佳合公司关于已付款已在对账单中予以结算的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第三，2016年5月5日当中的一笔3150元的付款，佳合公司主张是用以支付0004766、0001477号送货单的货款余额，斯耐特厂主张已通过现金支付，但无证据证实，鉴于支付货款2900元后，尚余250元，故250元应予抵扣。第四，2016年6月20日支付的2474元，佳合公司主张系用于支付当日的货款并提供了送货单号0004875（金额2474元）予以证实，鉴于2016年对账单中并无该日的送货情况记载，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该部分送货及付款并未包含在案涉货款中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第五，至于2016年11月28日、11月29日的付款1604元、500元，佳合公司虽主张系向其支付代开发票26300元的8%的税金2104元，并提交了发票回单及快递底单复印件予以证明，但其未能提交发票及快递底单的原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述付款2104元应作为货款予以扣减。
综上，斯耐特厂截至2015年12月30日尚欠佳合公司货款为222810.52元、2016年4月至7月欠款金额53704元，因在2016年8月25日之后，其分别于2016年8月28日、11月28日、11月29日、12月22日及2017年1月10日、1月12日支付了货款948元、1604元、500元、6000元、2000元、2000元，共计13052元（948元+1604元+500元+6000元+2000元+2000元=13052元）；同时，2016年5月5日支付的3150元，余款250元亦应予以扣减。因此，斯耐特厂应向佳合公司支付货款263212.52元（222810.52元+53704元-13052元-250元=263212.52元）。一审法院判令斯耐特厂支付佳合公司货款263212.52元以及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的利息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至于刘航责任问题。鉴于斯耐特厂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刘航，一审法院据此判令刘航应对斯耐特厂的债务以其个人财产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斯耐特厂、刘航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48.2元，由上诉人广州市白云区斯耐特密封件制品厂、刘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佩莹
审判员 蔡粤海
审判员 徐 艳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书记员 罗雅之
祝茵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