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1民初11432号
原告：朱桂英，女，1974年7月1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春林，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窦善丽，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国民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安外西滨河路18号院1号。
法定代表人：杨小阳，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大鹏，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立秋，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桂英诉被告国民信托有限公司信托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春林，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大鹏、吕立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依法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国民信托·天钢国贸股权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合同》；二、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本金600万元、收益及罚息（收益自2015年9月7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600万为基数，按年息9.5%计算；罚息自2016年9月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600万为基数，按年息4.75%计算）；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5年，被告准备发行“国民信托·天钢国贸股权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准备募集资金2亿元，并公开募集资金。资金全部用于受让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钢铁集团）持有的天津市天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收益权。天津天钢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担保人（以下简称天钢集团公司）。同年9月7日，原告通过推介人介绍，购买了该信托计划。同日，原告向被告支付了600万元投资款。信托合同载明原告投资300万元的预期收益率为每年9.5%，信托期限为12个月。2016年3月、4月，原告两次收到该信托计划支付的三季度利息。从此以后，收益未能如期兑付。此后，原告得知天钢集团公司出现了巨额债务危机。同时原告得知被告还成立了一个“国民信托·天津钢铁集团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融资方同为天津钢铁集团，且被告已于2016年1月29日宣布延期。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一再拖延，未要求融资方和担保方提前回购，未及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2016年9月7日，信托计划到期。被告除一再单方宣布延期外，没有任何进展。在投资者们一再要求下，被告申请了强制执行。但2017年2月2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中确认，融资方天津钢铁集团名下无可供执行财产，从而终结执行。被告在此过程中放任自流，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导致原告的本金以及收益至今未能收回。原告认为，被告没有采取谨慎有效的管理措施，怠于履行合同义务，致使原告遭受巨大损失。1、被告在设立信托计划前没有尽到尽职调查和风险控制的审查程序，流于形式，违反了诚实信用的注意义务，致使信托计划存在巨大风险。2、从信托计划交易结构上看，被告的投资严重违反了市场规律和投资标准等价交易是市场的根本规律，金融投资或交易同样如此。3、被告在信托计划的管理过程中严重失职，在融资方经营恶化的情况下，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导致信托计划未能正常退出。在与融资方相同的信托计划已经出现延期对付的情况下，被告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从2016年1月融资方违约，被告隐瞒不报，至2016年7月才启动执行措施，违反了受托人有效管理的义务。4、增新措施形同虚设，致使强制执行措施未能取得任何效果。5、在签订文件过程中，被告未对投资者进行资格审查，未进行风险提示和说明，其免责条款和加重投资者的任何条款均属无效。6、被告未就投资情况向受益人进行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剥夺了投资者对信托事务的知情权。综上，被告违反法律规定以及合同约定的管理义务，致使信托计划未能如期兑付，造成原告巨大损失。被告负有向原告赔偿的责任。
被告国民信托公司辩称：1、被告与原告之间系信托法律关系，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原告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不能成立。2、根据信托法的相关规定，原告无权解除合同。根据现行法律及文件规定，涉案信托是自益信托。信托合同约定，在本信托计划存续期间，未经受托人书面同意，委托人不得要求撤回认购资金，变更、撤销或者解除合同。3、涉案信托合同也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解除情形。本案不构成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被告没有《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禁止行为，且原告以手抄方式确认约定文件并知悉风险，并自愿承担风险和损失。受托人根据约定将资金用到约定的项目，且已经取得了部分收益，不存在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融资人出现违约导致信托计划延期，但信托计划仍在存续期间。受托人始终在主张权利，融资人也在履行付款义务。执行法院已经查封了债务人和保证人的具有巨大价值的土地，使受益人获取利益成为可能。信托合同涉及的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且法律规定受托人以信托财产为限向受益人支付信托收益的义务。故不存在被告迟延履行债务的问题。4、原告主张的返还信托本金以及收益的理由不成立。涉案信托合同关于收益率的表述系根据《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规定拟定，并非格式文本，不存在条款无效的情形。依据文件规定，受托人并不保证投资本金安全以及预期收益的实现。5、原告主张被告支付罚息没有法律依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结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5年9月7日，原告朱桂英向被告国民信托公司汇款600万元，用于购买被告发布的信托产品。
2015年9月8日，原告（委托人）与被告（受托人）签订《国民信托·天钢国贸股权收益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合同》（下称信托合同）。信托合同与《国民信托·天钢国贸股权收益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说明书》（下称说明书）、《国民信托·天钢国贸股权收益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风险申明书》（下称风险申明书）等文件一并构成了双方的合同条款，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其中风险申明书内容为，告知委托人和受益人，本信托计划不承诺保本和最低收益，具有一定的投资风险。本信托计划可能存在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风险形式。受托人虽已披露风险，但仍存在不可预测的风险。委托人应当仔细阅读相关文件，谨慎决策，委托人在风险申明书中签字，表明理解文件内容，愿意承担投资风险。原告在上述风险说明书中签字确认，并抄写声明：本人已阅读并完全接受认购风险申明及信托计划说明书条款，愿意承担本产品投资风险和损失。
说明书中内容为，公布了信托计划的名称及主要内容。注明本信托计划的资金用于受让天津钢铁集团持有的天钢贸易公司的100%股权收益权。天津钢铁集团将转让价款用于流动资金周转，按照约定价款回购收益权，实现信托资金的退出。说明书同时进行了风险提示。
信托合同内容为，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自愿将其合法拥有的资金委托给受托人，并由受托人根据文件约定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进行集中管理，运用和处分，并以本信托的管理运用收益作为信托利益的来源，为受益人获取投资收益。合同约定认购金额在600万元（含）以上的委托人，本信托计划的预期收益率为每年9.5%。同时合同约定，预期收益率为受益人可能获得的年化收益率，但不代表实际年化收益率。
信托合同同时载明，本次信托总规模为2亿元。关于信托期限，合同约定信托计划分期募集，各期信托计划的存续期限自当期信托计募集完成日期至当日信托计划存续期满12个月之日止。受托人有权宣布本信托计划期限提前终止或者延长。
关于信托利益的计算方法，合同约定各期信托单位的信托利益核算日为自该期信托单位对应的信托利益起算日起每个自然季度末月21日。受托人于信托利益核算日后15个工作日内，分配当期信托利益。如果信托计划某期信托单位预计存续期限届满，信托财产专户中的现金类信托财产扣除费用后不足以向受益人分配的，受托人可以对信托财产进行处置和变现，信托期限相应延长，直至已经足额向受益人分配利益或者信托财产全部变现之日终止。
关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信托合同约定，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的，委托人有权要求撤销处分行为，要求受托人恢复信托财产原状或赔偿损失。在信托计划存续期间，未经受托人书面同意，委托人不得要求撤回认购资金、变更、撤销或者解除信托合同。同时，信托合同同时进行了风险提示。
2015年9月2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认购确认书》，确认原告认购金额600万元，确认信托单位600万份。
2015年9月30日、12月22日，被告向原告支付前两个季度的信托利益。2016年3月28日、4月7日，被告分两次向原告支付第三季度信托利益。此后，被告未能如期支付。截止至2017年11月16日，被告共向原告支付本金及收益共计2219013.69元。
另查，2015年8月26日，天津钢铁集团作为甲方，被告国民信托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就被告拟设立本案涉案信托计划，将信托资金购买甲方依法持有的标的收益权进行确认。同日，天钢集团公司作为甲方、被告国民信托有限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保证合同》一份，约定天钢集团公司为前述回购协议中天津钢铁集团需要履行的所有义务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同年8月27日，合同各方办理了上述回购协议及保证合同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出具（2015）京方圆经证字第26082号、26083号公证书。
2016年7月，天津钢铁集团及天钢集团公司因未履行合同义务，被告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负责实际执行后，于2017年2月22日做出执行裁定书，称被执行人名下暂无可执行财产，故终结执行，待具备执行条件时再予执行。2017年8月2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向天津市河东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了天钢集团公司名下位于××市××区××号的土地及房屋。现上述土地房屋正在拍卖过程中。
上述事实，有《国民信托·天钢国贸股权收益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合同》、《国民信托·天钢国贸股权收益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说明书》、《国民信托·天钢国贸股权收益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风险申明书》、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认购确认书、付款凭证、公证书、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津02执750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及原、被告当庭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同名为信托合同，合同内容亦符合我国信托法中关于信托的规定，故原告与被告存在信托关系。双方签订的信托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现被告根据原告的委托，将原告投入的资金已经用于合同约定的投资项目。因案外人违约导致未能履行与被告的合同义务。被告根据信托计划的履行情况决定延期，符合合同约定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同时，被告已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查封了案外人的相应财产。在原告提起诉讼后，被告仍督促案外人继续向原告返还投资款项。被告的上述行为，均系继续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原告主张被告怠于履行相关义务，积极采取措施挽回损失；没有尽到审慎以及风险控制等义务，均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在与原告签订合同时，已经在合同条款中对投资风险进行了充分的提醒，且原告在签署合同时，亦对风险内容进行了确认。故原告主张合同中免责条款无效，缺乏依据，对于其观点，本院亦不予采纳。现被告仍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原告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被告返还本金以及收益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于支持。综上所述，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朱桂英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7849元，由原告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春生
审 判 员 李 铮
人民陪审员 孙永红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谢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