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09民初17280号
原告：傅某，女，1979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邵某，女，2003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法定代理人：傅某（系邵某母亲），住杭州市萧山区。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宁泽，北京泰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萧山钱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301096858055486，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民和路525号三宏国际大厦。
法定代表人：施天贵，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蓥，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邵国江，男，1976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傅某、邵某与被告杭州市萧山钱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第三人邵国江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傅某及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宁泽，被告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蓥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邵国江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各方当事人曾申请庭外协商并同意本案审理期限届满后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院均予准许，故本案依法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傅某、邵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继续履行《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为傅某、邵某分配60平方米（高层）及100平方米（多层）安置房各一套；2.本案诉讼费用由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4月11日，傅某及其前夫邵国江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经过平等协商，就邵国江、傅某所有的位于原杭州市萧山区共计建筑面积304.26平方米房屋及附属设施拆迁补偿安置事项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安置协议》”）一份。根据《安置协议》约定，傅某户的可安置人口为“3+1”人，傅某及其前夫邵国江各享有60平方米高层住宅安置面积，婚生女邵某享有100平方米多层住宅安置面积。《安置协议》同时就补偿金额、过渡费等事项作了具体约定。该《安置协议》签订至今，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一直按时支付过渡费，但在对傅某所在社区进行安置时，拒绝履行《安置协议》约定义务，告知将不予为傅某、邵某分配安置房。傅某、邵某认为，首先，案涉《安置协议》合法有效，合法有效的协议应予履行，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无权单方面变更该协议，其无正当理由明示毁约，系严重违约行为。其次，该《安置协议》是对傅某、邵某享有的物权进行补偿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征收个人住宅的，应当保障被拆迁人居住条件不降低。案涉房屋拆迁时建筑面积为304.26平方米，根据傅某与邵国江离婚时达成的《民事调解书》的约定，傅某享有该房屋55%的份额权益，换算成房屋面积为168平方米，故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在拆除案涉房屋时，应当在保障傅某享有原168平方米居住面积的前提下进行相应安置补偿，本案中傅某、邵某诉请的160平方米安置房符合法律规定。再次，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依据的《钱江世纪城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及其安置政策是其自行制定的，与上位法相冲突；且在签订《安置协议》时，其对相关安置政策以及被拆迁人应适用的相应条款是明知的，在此前提下其仍与傅某签订案涉《安置协议》，应视为其对自己设置的安置条件的变更，故理应依照《安置协议》约定的内容履行。综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傅某、邵某的诉讼请求。
钱江世纪城管委会辩称，2013年4月11日，被拆迁人邵国江、傅某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萧山区人民政府批准的《钱江世纪城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达成协议，可安置人口为“3+1”人，安置房建筑面积220平方米，安置房分配按萧山区城乡一体办政策规定执行。该《安置协议》签订时安置人口确实包括傅某、邵某，但事后发现根据《实施办法》及萧山区城乡一体办政策规定，傅某、邵某实际并不符合安置人口条件，故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对《安置协议》进行了单方变更，停止了对傅某、邵某的安置房分配。钱江世纪城管委会认为，首先，傅某、邵某不符合安置条件，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单方变更《安置协议》的行为合法。《安置协议》第九条约定：“安置房分配按萧山区城乡一体办政策规定执行。”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在安置房分配之前，对《安置协议》进行审查时发现，该协议约定的可安置人口中傅某及其女儿邵某已不符合安置人口条件。傅某与户主邵国江已于2011年经法院主持调解离婚，在2013年签订《安置协议》时，傅某属于非农户口，且其户籍所在地一直是杭州市萧山区，也非在册常住人口；邵某在傅某与邵国江调解离婚时确定由傅某抚养，故其亦非在册常住人口。根据《安置协议》约定适用的《实施办法》第三条“拆迁安置”第（二）款“安置人口与面积的核定”的规定，傅某、邵某不符合任何安置人口条件，不能进行安置，其也不符合萧山区城乡一体办的相关政策要求。若继续履行《安置协议》，对傅某、邵某进行安置，势必违反《实施办法》的规定，导致其他具有相同情形而未获得安置的公民利益受损，并造成不必要的财政支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基于上述原因，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单方变更了《安置协议》，停止了对傅某、邵某的安置。退一步讲，即使该单方变更行为无效，鉴于安置房用地系国有划拨土地，必须严格按照相应程序规定进行安置房分配，否则即存在国有资产流失之虞，也有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请求法院依职权审查案涉《安置协议》是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其次，案涉《安置协议》项下已实际安置了邵国江及其再婚配偶李文亚、婚生子邵宇铭三人，且由于邵宇铭的出生，邵某已非独生子女，无法享受独生子女待遇，故继续履行《安置协议》已无实际可能性。再次，根据《安置协议》第三条第3款“预留购房款与安置房屋的差价款在安置用房交付时按实结算，乙方结清全部购房款后，甲方按规定交付安置用房”的约定，只有傅某、邵某付清全部购房款，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才存在交付安置房的义务。最后，本案《安置协议》签订方为邵国江、傅某，邵国江也是本案利害关系人，应出庭参与诉讼。综上，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为了《实施办法》的准确实施以及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对《安置协议》不符合规定的内容单方面进行变更，应属合法有效，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傅某、邵某的诉讼请求。
邵国江述称，其与傅某、邵某就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项下的拆迁补偿款已分割清楚，其与现配偶李文亚、儿子邵宇铭根据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可获得的安置房已于2016年分配到位，故其与本案诉讼无关。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邵国江与傅某原系夫妻关系，于2003年2月24日生育女儿邵某，后邵国江与傅某于2011年10月11日经本院主持调解离婚。2013年4月11日，邵国江、傅某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人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约定对邵国江、傅某所有的坐落于原杭州市萧山区共计建筑面积304.26平方米的房屋及附属设施进行拆迁，并对拆迁范围及拆迁房屋基本情况、补偿金额、安置用房等双方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根据该《安置协议》约定，邵国江、傅某户可安置人口为“3+1人”，分别为邵国江、傅某、邵某以及邵某根据《钱江世纪城拆迁安置补偿实施办法》第三条第（二）款第2项关于“独生子女凭证按两人计算”的规定可享受的安置份额；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安排邵国江、傅某户安置房建筑面积220平方米，其中多层100平方米，高层120平方米（户型为60平方米和60平方米各一套）。《安置协议》同时约定，“安置房分配按萧山区城乡一体办政策规定执行”，并就“其中邵国江再婚满三年后配偶及子女在无安置情况下在安置小区内）”作了特别约定。《安置协议》签订后至本案诉讼时止，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一直依约向傅某、邵某支付过渡费，但拒绝按照《安置协议》约定为傅某、邵某分配安置房。另查明，2013年5月10日，邵国江与案外人李文亚登记结婚，并于2014年4月22日生育儿子邵宇铭。2016年5月26日，邵国江户与其弟邵伟刚户签订《合并协议书》一份，约定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将邵国江户的安置面积与邵伟刚户一起合并安置，合并后安置户主为邵伟刚。同年7月4日，萧山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公示《萧山区宁围街道住宅部分安置户公示名单》，其中显示邵伟刚户与邵国江户（包括妻子李文亚、儿子邵宇铭）共计8名家庭成员已落实安置房，合计获得安置面积630平方米；其中，邵国江、李文亚、邵宇铭各获得安置面积70平方米。对于上述事实，原、被告双方没有争议，本院予以确认；邵国江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自行放弃抗辩的权利。对原、被告双方无异议的证据，即傅某、邵某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分别提交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各一份，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原、被告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傅某、邵某提交的证据。1.杭州市萧山区丰东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三份，欲证明傅某长期居住在丰东村，属于丰东村的常住人口，以及目前仍领取过渡费并享有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股权的事实。2.傅元雄户《萧山市私人建房用地申请表》一份，欲证明1988年傅某之父傅元雄户申请私人建房用地时傅某作为户内人口，享有宅基地份额，符合农村建房条件。3.（2011）杭萧民初字第3826号《民事调解书》一份，欲证明傅某与邵国江已解除婚姻关系并对案涉房屋拆迁、权益分配进行了约定。4.《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一本，欲证明邵某系独生子女，可享受按两人计算的安置面积。经质证，钱江世纪城管委会认为，1.对证据1中的第60号《证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第61号《证明》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仅能证明1996年分人口田时傅某有人口地分配和股份制享受，不能证明现状，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第59号证明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傅某是否长期居住在丰东村无法核实，且符合安置条件的前提是属于在册常住人口，而非仅要求居住在丰东村。2.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本案系基于邵国江、傅某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之间的《安置协议》引发的纠纷，与傅元雄户宅基地审批情况无关。3.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民事调解书只是对房屋征迁补偿款分配进行约定，并未对安置房分配进行约定。4.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因计生政策及邵宇铭出生这一新情况，邵某已非邵国江的独生子女，不符合独生子女“按两人计算”的安置政策；且《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中载明的注意事项第五条规定“若生第二个孩子，所在单位立即收回此证，扣回已发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本案中邵某实际上还有个弟弟邵宇铭。上述证据虽未经邵国江当庭质证，经审查，本院认为，1.证据1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亦无异议，故确认其真实性；该组证据能够证明傅某原系丰东村一组村民，长期居住在丰东村。2.证据2客观真实、来源合法，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亦无异议，故确认其真实性；该份证据系傅某之父傅元雄户1988年申请私人建房用地时的申请表，无法证明现今傅某是否仍然享有宅基地份额并符合农村建房条件。3.证据3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对其真实性亦无异议，故确认其真实性；该份证据能够证明傅某与邵国江解除婚姻关系及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权债务处理的约定情况，但其中关于案涉房屋分割的约定仅涉及征迁补偿款份额的分配，未涉及安置房分配。4.证据4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予以确认。二、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提交的证据。1.（2011）杭萧民初字第3826号《民事调解书》一份、杭州市萧山区××集体户常住人口登记卡一份、杭州市××集体户常住人口登记卡二份、傅某和邵国江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欲证明傅某已与邵国江离婚，其不属于案涉拆迁房屋所在的丰东村在册常住人口，不符合安置人口条件，以及邵某实际由傅某抚养的事实。2.《萧山区宁围街道城市示范村住宅部分安置户公式名单》一份、《合并协议书》一份、杭州市萧山区丰东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和《居住情况证明》各一份、《结婚证》一本、李成贤户《居民户口簿》一本、《萧山区城市示范村小高层、高层住宅安置表》一份，欲证明邵国江户与邵伟刚户经协商一致同意将邵国江户与邵伟刚户合并安置，合并后安置户主为邵伟刚，申请公示时并未包含傅某、邵某，以及本案《安置协议》项下已实际安置邵国江、李文亚、邵宇铭三人，邵某非独生子女的事实。经质证，傅某、邵某认为，1.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中的常住人口登记卡和身份证复印件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是否属于拆迁房屋在册常住人口不应取决于户籍登记信息和身份证登记信息，而应以实际居住情况为准；另外，“登记在册”的判断标准应当以农村宅基地审批资料为准，只有在村集体中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以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一户一宅”政策规定享有宅基地权益，才属于“登记在册人口”，本案中傅某之父傅元雄申请私人建房用地的审批表明确载明傅某享有宅基地份额，故傅某是符合安置条件的。2.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合并协议书》及《居住情况证明》涉及本案中非登记在册人员依照安置政策能否获得安置的问题，至拆迁时止邵国江已在丰东村居住40年，但其没有常住人口登记在册的证明，其再婚后的配偶、儿子同样非本村村民，其也未居住在邵伟刚家，作为非登记在册常住人员，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依然通过所谓《合并协议书》方式给予邵国江安置，足见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也可采取变通方式给予傅某、邵某安置，而不是拒绝履约。上述证据虽未经邵国江当庭质证，经审查，本院认为，1.证据1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傅某、邵某对其真实性亦无异议，故确认其真实性；该组证据可以证明目前傅某户籍登记在杭州市萧山区××集体户内，邵国江与邵某户籍登记在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分局市北所集体户内。2.证据2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傅某、邵某对其真实性亦无异议，故确认其真实性。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傅某原系杭州市萧山区××村村民，长期居住在××村；1988年其父亲傅元雄申请私人建房用地时，傅某系户内人口，享有宅基地权益；1996年分配人口田时，傅某享有人口田份额及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股份权益。2006年10月10日，傅某的户口迁入杭州市萧山区××集体户内；1999年7月28日，邵国江的户口迁入杭州市××集体户内；2003年6月13日，邵某的户口随其父邵国江一起登记在杭州市××集体户内。2011年10月11日，邵国江与傅某经本院主持调解离婚时，约定邵某由傅某负责抚养教育；位于杭州市萧山区的房屋征迁补偿款由邵国江享有45%的份额，由傅某享有55%的份额，该房屋拆迁中婚生女儿邵某享有的待遇由邵某享有，拆迁中涉及邵某部分所产生的费用由邵国江、傅某各半负担。至本案诉讼时止，傅某仍持有邵某的《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另查明，《安置协议》第十一条约定“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署后生效”，且该协议签订后双方未曾就协议内容通过协商进行变更。还查明，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06年2月24日发出萧政办抄﹝2006﹞22号抄告单，同意《钱江世纪城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实施办法》，该《实施办法》规定，“在确定安置人口时，独生子女凭证按两人计算。”案经调解无效。
本院认为，首先，针对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一、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效力的认定。其一，2013年4月11日案涉《安置协议》签订时，邵国江与傅某已解除婚姻关系，邵某由傅某负责抚养教育，傅某系××街道在册常住人口，且在××村实际居住生活，邵某系邵国江与傅某的独生女，邵国江、傅某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约定将邵国江、傅某、邵某作为安置人口，并给予邵某“独生子女凭证按两人计算”的安置待遇。该《安置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无证据显示该协议存在“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或者“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情形。其二，该《安置协议》系邵国江、傅某所有的位于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被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征收后，双方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就安置补偿问题达成的合意，系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协议，其中涉及被拆迁人和拆迁人对己方利益的让渡和对己方所负义务的承诺，且每份《安置协议》均系不同被拆迁人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就双方权利义务进行的约定，具有独立性，故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关于案涉《安置协议》的继续履行将导致其他具有相同情形而未获得安置的被拆迁人利益受损并造成不必要的财政支出的辩称，有违诚实信用和合同相对性原则，本院不予采信。《钱江世纪城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实施办法》系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作为拆迁主体单方制定的安置政策，而非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行政法规，即使傅某、邵某不符合该《实施办法》规定的安置人口条件，亦无证据显示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为傅某、邵某分配安置房将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的强制性规定，而必然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故案涉《安置协议》不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合同无效情形。其三，2006年2月24日颁布的《实施办法》制定在前，案涉《安置协议》签订在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作为拆迁人，清楚知晓《实施办法》等相关拆迁安置补偿政策，其在与邵国江、傅某签订案涉《安置协议》时理应对被拆迁人是否符合安置条件进行严格审查，并根据审查情况，对照相关政策要求，在平等协商基础上与被拆迁人签订协议。本案中，傅某的户籍登记情况、居住生活情况以及傅某与邵国江的婚姻状况、生育子女情况在双方签订《安置协议》时已是既定事实，该《安置协议》还有关于“其中邵国江再婚满三年后配偶及子女在无安置情况下在安置小区内）”的特别约定，足见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清楚了解傅某、邵某是否具备安置资格，双方关于安置人口和安置面积的约定系真实意思表示，也表明双方自愿受该约定约束。其四，案涉《安置协议》第十一条约定协议经双方签署后生效，未附加其他生效条件。综上，案涉《安置协议》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合同约定义务。二、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在履行过程中是否进行了变更。其一，《安置协议》第九条约定“安置房分配按萧山区城乡一体办政策规定执行”，从文义解释和合同整体逻辑解释来看，该约定中的“分配”是指协议签订后安置房的分配程序、时间等协议签订时尚未明确、需要日后按照政策执行的内容，并不包括安置人口及安置房面积等已经在合同条款中明确约定的内容。故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关于因事后发现傅某和邵某实际不符合《实施办法》及萧山区城乡一体办政策规定的安置人口条件，故其单方变更了《安置协议》内容的辩称，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二，案涉《安置协议》系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订立的民事合同，未经双方协商一致或者出现法定变更情形，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合同。结合前述认定事实，案涉《安置协议》在履行过程中未曾进行过协议变更，也不存在法定变更情形，故双方均应按照协议内容继续履行。三、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是否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其一，关于“在册常住人口”的认定标准双方存在争议，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主张以户籍登记信息为准，傅某、邵某主张以是否享有宅基地、人口田和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为标准。根据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提交的《萧山区城市示范村小高层、高层住宅安置表》填表说明第3点“在册人口应按户口簿上在册常住人口计算”的内容来看，“在册常住人口”应以户籍登记信息为准。结合前述认定事实，傅某、邵国江、邵某的户口在案涉《安置协议》签订时均未登记在丰东村，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系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因被拆迁人房屋被拆除所达成的安置补偿合意，是双方对己方权利的让渡和自愿受协议约束的承诺，即使被拆迁人不属于在册常住人口也并不意味着被拆迁人不符合其他安置人口条件，必然无法被安置。其二，结合前述认定事实，邵国江亦不属于在册常住人口，通过与其弟邵伟刚户合并安置的变通方式实际上获得了安置。可见，即使傅某、邵某不属于在册常住人口，也不必然意味着案涉《安置协议》客观上履行不能。其三，结合前述认定事实，虽然邵国江与李文亚再婚后育有一子邵宇铭，但傅某至本案诉讼时止仍然持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根据《实施办法》第三条第（二）款关于“独生子女凭证按两人计算”的规定，邵某的安置面积应无履行障碍。另外，根据《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申请条件，“夫妻离婚前生育过一个孩子，离婚时孩子判由本人抚养，现家庭只有这一个不满十六周岁孩子的”以及“再婚夫妻一方生育过一个孩子，另一方未生育过孩子，现家庭只有这一个不满十六周岁孩子的”二种情形，均可以申请《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故结合本院查明的事实，傅某持有的《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不因邵宇铭的出生而必然被剥夺，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关于邵某因邵宇铭的出生不再符合独生子女安置政策的辩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四，从案涉《安置协议》关于可安置人口、安置房面积的约定以及邵国江再婚后配偶及子女安置方式的特殊约定来看，对邵国江再婚后的配偶及子女的安置，并不包含在案涉《安置协议》约定的可安置人口和安置房面积范畴内，换言之，对傅某、邵某及李文亚、邵宇铭的安置互不妨害和冲突，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关于案涉《安置协议》项下已实际安置邵国江、李文亚、邵宇铭，故无法对傅某、邵某再行安置的辩称，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五，本案讼争的标的是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为傅某、邵某分配安置房的义务，该义务是双方进行差价款结算和安置房交付的先决条件，故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以傅某、邵某尚未付清购房款为由主张先履行抗辩权的辩称，本院不予采信。综上，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应按照《安置协议》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其未按约履行分配安置房义务，系违约行为，应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对傅某、邵某的相关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其次，关于邵国江的诉讼主体地位，案涉《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系邵国江、傅某共同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签订，鉴于邵国江与傅某离婚时已对案涉房屋拆迁补偿款份额进行分割，邵国江在案涉《安置协议》项下可获得的房屋拆迁补偿款已领取，可获得的安置房已于2016年7月4日经萧山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公示后分配到位，其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就安置房分配不存在任何争议，且其明确表明其与本案处理结果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本院认为邵国江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对傅某、邵某要求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继续履行《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为其二人分配60平方米（高层）及100平方米（多层）安置房各一套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邵国江、傅某与杭州市萧山钱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于2013年4月11日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继续履行，杭州市萧山钱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内履行为傅某、邵某分配60平方米（高层）及100平方米（多层）安置房的义务。
案件受理费9400元，减半收取计4700元，由杭州市萧山钱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宋晓敏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王中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