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5950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琦，女，1988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晶，北京宁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文龙，男，1964年7月1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大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俊霞（张文龙之妻），女，1964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大兴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书祥，男，1952年4月23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大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东，北京市道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莹，北京市道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文庄，男，1956年11月8日出生，汉族，现住北京市大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东，北京市道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莹，北京市道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琦、上诉人张文龙因与被上诉人赵书祥、张文庄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初136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赵书祥、张文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赵书祥、张文庄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
一、赵书祥、张文庄的诉讼请求除斥期间己过。根据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2015年11月27日，一审法院执行人员于2016年1月7日向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送达《强制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时已知涉案房屋的产权人为张琦。2016年4月25日谈话笔录记载，张文龙再次明确向执行人员表明张琦是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公开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对申请执行人提供的财产线索进行调查后，应当及时将调查结果告知申请执行人；对依职权调查的被执行人财产状况和被执行人申报的财产状况，应当主动告知申请执行人”。因此，执行人员必会在得知调查结果后立即将调查结果告知赵书祥、张文庄，赵书祥、张文庄于2017年7月17日提起本诉已超过撤销权法定的一年除斥期间，诉讼时效己过。一审判决以张琦没有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赵书祥、张文庄在2016年4月即已知道涉案房屋已变更至张琦名下为由，对张琦的意见不予采信，属认定事实错误。
二、张琦已实际支付购房款，并非无偿受让涉案房屋。张文龙于2010年7月8日与开发公司签订了《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每份合同对应一套房屋。在张文龙明确向张琦表达了自己生活上需要张琦支持部分费用，且要求向其支付购房款的意向后，张琦在自己有能力支付部分款项且已明确房屋坐落、面积的情况下，在未将涉案房屋变更至自己名下之前向倪俊霞支付部分款项合情合理；同时在张琦是张文龙与倪俊霞独生女儿的情况下，张琦未将转款资金备注为购房款，合乎中国亲情至上的情理。一审判决认为张琦在涉案房屋未登记至自己名下即支付房款与常理不符，又认为张琦自2012年至2015年6月向母亲倪俊霞转账的850000元仅是家庭成员间正常转款，实属主观臆断，转账的金额及频率已经明显超出正常的为家庭生活而需支付的往来资金，实为购房款。一审判决认定张文龙系无偿转让涉案房屋，属认定事实错误。
三、将涉案房屋的产权人变更确认为张琦时，张琦并不知道张文龙与赵书祥、张文庄之间的纠纷，且赵书祥、张文庄当时也没有合法有效的债权文书。张琦是在2014年10月签订的《定向安置房现房合同》，载明：出卖人为开发公司，产权人为张琦。办理上述事宜时，张琦并不知道张文龙与赵书祥、张文庄之间存在纠纷。（2015）二中民（商）终字第08916号民事判决书于2015年11月10日作出，赵书祥、张文庄自此时起才对张文龙享有合法有效的债权。一审判决以张琦是家庭成员，赵书祥、张文庄与张文龙之间的诉讼涉及诉讼标的较大，认为张琦对此不知情与常理不符，属主观臆断。一审判决认为虽然张文龙将涉案房屋变更至张琦名下时，赵书祥、张文庄尚未取得生效判决书，但张文龙应当预知存在较大败诉风险，从而认定是故意转移财产，是主观臆断，属认定错误。
四、涉案房屋非张文龙个人财产。2010年7月8日，张文龙与开发公司签订了三份《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确认张文龙购买涉案房屋。但涉案三房屋是因张文龙家庭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四海三村的农村宅院被有关部门征地拆迁，作为拆迁补偿安置所得，因此涉案房屋并不全部是张文龙个人财产。一审判决在查明涉案房屋是因家庭农村宅院被征地拆迁作为补偿安置的情况下，将家庭财产认定为张文龙个人财产，判决撤销其对涉案房屋的处置行为，认定错误。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主观臆断，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
张文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赵书祥、张文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理由同意张琦的意见。
赵书祥、张文庄对张琦、张文龙的上诉请求共辩称，服从一审判决，请求维持原判。赵书祥、张文庄确切知道张文龙将房屋赠与给张琦的时间是2016年12月28日，因为张琦作为案外人提起了执行异议之诉。在此之前，张文龙有不同的表述，不能肯定房子是怎么处理的，本案的除斥期间应该从2016年12月28日起算。张琦没有支付购房款，执行程序中，倪俊霞、张文龙陈述是赠与，此后又变为买卖，张琦不能提供支付价款的证据。
赵书祥、张文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张文龙将涉案三套房屋变更至张琦名下的处置行为。本案诉讼费由张文龙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赵书祥起诉张文龙合伙协议纠纷，案号为（2011）大民初字第5391号，张文庄在该案中为第三人。赵书祥诉称其与张文龙、张文庄三人于2004年9月在大兴区瀛海镇四海三村猪场南侧合伙经营砂石料场，并以张文龙的名义申请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字号为海兴达经销部，三人的出资、分红比例均相同。在合伙期间三人合伙投资建造了厂房，后在2010年厂房被拆迁，拆迁补偿款被张文龙领取。故赵书祥起诉要求从海兴达经销部退伙，并按照出资比例分割合伙财产。2012年9月28日，一审法院作出（2011）大民初字第5391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载明：“虽然赵书祥与张文龙、张文庄没有书面合伙协议，也没有二人以上其他无利害关系人在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但是根据赵书祥提供的现金日记帐、股金收据、收款凭证、支出凭证、2007年7月16日赵书祥与马永利出纳交接手续证明、2004年9月至2010年6月每月一次的财务核对交接单、2011年2月24日张文庄和马永利出具的结算单，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证明张文龙、张文庄、赵书祥三人之间形成合伙关系，而且是等额出资、利益均分；海兴达建材部虽为张文龙设立的个体工商户性质，实为三人合伙共同经营。张文庄亦认可三人的合伙关系……”。该判决书判决结果为：“一、赵书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退出告赵书祥、张文龙、张文庄三人关于经营砂石料场的合伙；二、张文龙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赵书祥合伙收益六百八十三万一千二百五十五元八角四分；三、赵书祥、张文龙、张文庄合伙期间自二〇〇五年至二〇〇九年的应收款二十八万零五百七十五元六角七分，待收回后由赵书祥分得三分之一；四、赵书祥、张文龙、张文庄合伙期间中南瑞城公司所欠二十四点四吨陶粒款、六立方米C20混凝土款、八十七立方米C30混凝土款及自备车运费，待取得后由赵书祥分得三分之一；五、赵书祥、张文龙、张文庄合伙财产铲车一辆、面包车一辆的折价款由赵书祥分得三分之一；六、驳回赵书祥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判决书作出后，张文龙提起上诉。2012年12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一中民终字第14410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本院经审查认为”部分载明：“本案中赵书祥称其与张文庄、张文龙之间存在合伙法律关系，并起诉要求退伙、依法清算、按照出资比例分割合伙财产，本院认为根据赵书祥提出的诉讼请求和本院查明的现有事实，本院将张文庄列为第三人，诉讼主体地位不当，应予纠正。此外，在二审审理期间，张文庄、张文龙向本院提供了前述证据材料，可能对本案的处理结果产生影响，本院应就本案事实进一步查明。”该裁定书的裁定结果为：“一、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1）大民初字第5391号民事判决；二、发回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重审。”
2013年1月，张文庄、赵书祥起诉张文龙，诉称其二人与张文龙系合伙关系，三人合伙经营砂石料厂，合伙投资建造厂房，但拆迁补偿款均被张文龙领取，故起诉要求退伙并分割合伙财产。2015年6月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3）大民初字第2022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载明：“虽然赵书祥与张文龙、张文庄没有书面合伙协议，也没有二人以上其他无利害关系人在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但是赵书祥、张文庄提交的现金日记帐、股金收据、收款凭证、支出凭证、交接单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证明张文龙、张文庄、赵书祥三人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合伙关系，而且是等额出资、利益均分；海兴达建材部虽为张文龙设立的个体工商户性质，实为三人合伙共同经营……”。该判决书的判决结果为：“一、原告赵书祥、张文庄于判决生效之日起退出原告赵书祥、原告张文庄、被告张文龙三人关于经营砂石料场的合伙；二、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张文龙给付原告张文庄合伙资产六百九十七万四千七百一十四元四角；三、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张文龙给付原告赵书祥合伙资产六百九十七万三千八百一十四元四角；四、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张文龙给付原告张文庄孳息（以二千零九十四万五千四百四十三元二角为基数，从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到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原告张文庄取得前述计算所得数额的三分之一）；五、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张文龙给付原告赵书祥孳息（以二千零九十四万五千四百四十三元二角为基数，从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到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原告赵书祥取得前述计算所得数额的三分之一）；六、驳回原告赵书祥、张文庄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2013）大民初字第2022号民事判决书作出后，张文龙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0日作出（2015）二中民（商）终字第08916号民事判决书，在该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载明：“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中，张文龙、张文庄、赵书祥虽未签署书面合伙协议，但依据张文庄、赵书祥提供的现金收入凭证、支出凭单、交接单、现金日记帐等证据，结合张文龙对2005年至2007年间各方均向海兴达建材部出资并进行分红的事实及张文龙对2010年三方再次各出资100000元用于投资建房的事实的认可，本院认定本案三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共同投资、共同经营的合伙关系是正确的……”。该判决书的判决结果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3）大民初字第2022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因张文龙未履行生效的（2013）大民初字第202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赵书祥、张文庄于2015年11月27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案件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执行人员于2016年1月7日向开发公司送达《强制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裁定并要求开发公司协助查封涉案三套房屋。开发公司因一审法院对涉案三套房屋的查封行为，至今未向房屋产权登记机构办理涉案三套房屋产权登记。经询，张琦称现涉案三套房屋由其实际占有，但没有房产证。2016年，赵书祥起诉倪俊霞，诉称倪俊霞与张文龙系夫妻关系，至今仍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赵书祥起诉要求倪俊霞对（2013）大民初字第2022号民事判决书中张文龙对赵书祥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6年7月2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京0115民初7433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的判决结果为“被告倪俊霞对（2013）大民初字第2022号民事判决书中张文龙对原告赵书祥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6年，张文庄起诉倪俊霞，诉称倪俊霞与张文龙系夫妻关系，至今仍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张文庄起诉要求倪俊霞对（2013）大民初字第2022号民事判决书中张文龙对张文庄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6年7月2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京0115民初743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的判决结果为“被告倪俊霞对（2013）大民初字第2022号民事判决书中张文龙对原告张文庄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6）京0115民初7433号、（2016）京0115民初7434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赵书祥、张文庄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7年3月3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京0115执5518号、（2016）京0115执5517号执行裁定书，由于被执行人倪俊霞无财产可供执行，故裁定终结（2016）京0115民初7433号、（2016）京0115民初7434号民事判决书的本次执行程序。
一审庭审中，赵书祥、张文庄陈述就上述执行案件，一审法院共查封了张文龙名下的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宝园五里一区20号楼8层3单元805室的房屋、倪俊霞名下的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文化园西路8号院25号楼1层109室的房屋（产权证号：X京房权证开字第XX**号）、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文化园西路8号院25号楼2层的房屋（产权证号：X京房权证开字第XX**号）以及倪俊霞名下的×××车辆（对该车辆档案予以查封，因查找不到车辆的实际下落，暂时无法处理）。2017年4月5日，一审法院向张文龙发送了拍卖通知书，告知张文龙其名下的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宝园五里一区20号楼8层3单元805室的房屋已进入拍卖程序。根据赵书祥、张文庄提交的登记申请书显示，该房屋于2015年10月19日进行了抵押登记，被担保债权数额为600万元，抵押权人为侯占辉，抵押人为张文龙。一审庭审中，赵书祥、张文庄确认该房屋已被拍卖完毕，因该房屋设立了600万元的抵押，赵书祥、张文庄已就该抵押另案提起了撤销权诉讼，而该房屋拍卖的款项675.76万元仍在一审法院的账户中。另，根据赵书祥、张文庄提交的登记申请书显示，倪俊霞名下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文化园西路8号院25号楼2层的房屋于2015年9月17日进行了抵押登记，被担保债权数额为2000万元，抵押权人为张文宝，抵押人为倪俊霞。赵书祥、张文庄已就该抵押另案提起了撤销权诉讼。赵书祥、张文庄陈述，至今二人均没有收到张文龙、倪俊霞履行上述生效判决书的任何款项。
一审另查，张琦系张文龙与倪俊霞的独生女。因张文龙家庭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四海三村的农村宅院被有关部门征地拆迁，作为拆迁补偿安置，张文龙与开发公司于2010年7月8日分别签订了3份《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四海三村-0128-5、四海三村-0130-5、四海三村-0129-5），每份合同对应涉案房屋中的一套房屋，合同载明：出卖人为开发公司，买受人（即被拆迁人）为张文龙，张文龙自愿购买涉案房屋，购房款用拆迁补偿款缴纳，开发公司于2012年12月31日起40日内交付房屋。开发公司实际于2012年10月开始办理涉案房屋入住手续。2014年9月18日，张文龙向开发公司提交了房屋产权变更申请，申请将涉案三套房屋变更确认为张琦。后，开发公司、张文龙及张琦三方针对涉案三套房屋共同签订了3份《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载明：出卖人为开发公司，买受人（即被拆迁人）为张文龙，产权人为张琦，根据开发公司与张文龙于2010年7月8日签订的《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及张文龙的意见，将涉案三套房屋登记在产权人张琦名下，归张琦所有，购房款已由拆迁补偿款支付并已结算完毕。涉案三套房屋安置购房款共计688799元（分别为226844元、223589.4元、238365.6元）。2014年10月23日，张琦与开发公司就涉案三套房屋签订了3份《定向安置房现房合同》，载明：出卖人为开发公司，产权人为张琦，安置房（即涉案三套房屋）购房款已由拆迁补偿款支付并已结算完毕。一审另查，开发公司根据拆迁安置房屋办理产权登记工作流程，为张琦办理涉案房屋产权登记。
一审再查，涉案三套房屋被查封后，张琦为此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号为（2017）京0115执异51号。2016年12月28日，一审法院向赵书祥送达了异议申请书、证据副本；2016年12月29日，一审法院向张文庄送达了异议申请书、证据副本。一审法院于2017年5月26日作出（2017）京0115执异51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书“本院认为”部分载明：“本院在执行中查封的是张文龙享有的涉案三套房屋的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档案，但查封时涉案三套房屋并未登记在被执行人张文龙名下，张文龙并非涉案三套房屋的产权人。而在本案执行依据生效前，案外人张琦已是涉案三套房屋备案登记的产权人，故案外人张琦提交的证据能证明其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该裁定书裁定结果为中止对涉案三套房屋的执行。申请执行人赵书祥、张文庄不服该裁定，向一审法院提起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案号为（2017）京0115民初11254号。2018年1月1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京0115民初112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赵书祥、张文庄的诉讼请求。现赵书祥、张文庄已针对该案提起了上诉，故该判决书尚未生效。
2017年7月17日，赵书祥、张文庄提起了本案诉讼。
一审诉讼中，张琦陈述其是支付了合理对价，自张文龙处购买的涉案三套房屋，双方虽未签订书面购房合同，但张文龙要求张琦支付900000元购房款，因张琦一次性拿不出那么多钱，于是就分多次向张文龙支付了购房款。张琦称截至2015年6月，其已实际支付购房款850000元。为证明其向张文龙支付购房款的情况，张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及丈夫胡博的银行转账记录，张琦称其及丈夫胡博分多次转给张文龙的妻子倪俊霞共计850000元。其中张琦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为2012年1月20日至2015年4月23日期间，在该期间内张琦与倪俊霞发生多笔资金转账记录，转款金额最低为1000元，最高为150000元；胡博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为2014年5月20日至2015年6月18日期间，在该期间内胡博与倪俊霞发生多笔资金转账记录，转账金额最低为10000元，最高为150000元。张琦、胡博与倪俊霞之间的转账均未备注为购房款。赵书祥、张文庄对张琦提交的上述银行转账记录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赵书祥、张文庄认为该转账记录的时间跨度较长，而张文龙将涉案三套房屋变更至张琦名下的处置行为发生在2016年4月份（此处二审更正为2014年9月份），加之张琦与倪俊霞为母女关系，二人之间有资金往来是正常的，由此不能证明张琦购房及付款的事实。一审诉讼中，赵书祥、张文庄还称在2014年10月27日，倪俊霞转账存入胡博账户10000元，这说明银行转账记录上的款项只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往来款项，而不是张琦所述的支付850000元购房款。而且，胡博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在2015年1月20日，胡博的账户进入一笔5100000元的理财返本及一笔130783.56元的理财产品代发收益，这说明张琦和胡博夫妻二人拥有巨额财产，而张琦却称分期向张文龙、倪俊霞支付购房款，赵书祥、张文庄认为张琦的陈述是虚假的。另外，根据胡博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在2014年7月16日，胡博的账户进入一笔4600000元的理财返本及一笔138768.77元的理财产品代发收益；在2014年7月18日，胡博的账户进入一笔500000元的理财返本及一笔12246.58元的理财产品代发收益。
一审法院认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前提是须对债务人存在合法有效的债权。本案中，生效的（2013）大民初字第2022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了赵书祥、张文庄对张文龙享有债权，该债权合法有效。因此，赵书祥、张文庄作为债权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结合本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赵书祥、张文庄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二、张文龙将涉案三套房屋变更至张琦名下的处置行为是否应予撤销。针对焦点问题，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一、赵书祥、张文庄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就本案，张文龙作为被拆迁人于2010年7月8日与开发公司分别签订了3份《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每份合同对应涉案房屋中的一套房屋。2014年9月18日，张文龙向开发公司提交了房屋产权变更申请，申请将涉案三套房屋变更确认为张琦。之后，张文龙作为买受人（即被拆迁人）、张琦作为产权人与出卖人开发公司三方针对涉案三套房屋共同签订了3份《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二），根据开发公司与张文龙于2010年7月8日签订的《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及张文龙的意见，将涉案三套房屋登记在产权人张琦名下，归张琦所有。而在2014年10月23日，张琦与开发公司就涉案三套房屋签订了3份《定向安置房现房合同》，产权人为张琦。之后，开发公司根据拆迁安置房屋办理产权登记工作流程，为张琦办理了涉案房屋产权登记。2015年11月27日，因张文龙未履行生效的（2013）大民初字第202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赵书祥、张文庄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案件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要求开发公司协助查封了涉案三套房屋。涉案三套房屋查封后，张琦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号为（2017）京0115执异51号。2016年12月28日，赵书祥收到了一审法院送达的异议申请书、证据副本；2016年12月29日，张文庄收到了一审法院送达的异议申请书、证据副本。由此可见，赵书祥、张文庄在收取异议申请书时才明确知晓张文龙已将涉案三套房屋变更至张琦名下。2017年7月17日，赵书祥、张文庄提起债权人撤销权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一审庭审中，张文龙陈述其在2016年4月就向执行法官说明了涉案三套房屋已经变更至张琦名下，而且涉案房屋在此之前亦已经查封，因此赵书祥、张文庄主张撤销权已经超过了除斥期间。对此，张琦亦抗辩称在赵书祥、张文庄对张文龙申请强制执行案件中，承办法官在2016年4月对张文龙、倪俊霞进行过问话，张文龙当时就向承办法官说明涉案三套房屋的所有权人已变更确认为张琦，因此赵书祥、张文庄在2016年4月即已知道涉案三套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为张琦，而赵书祥、张文庄在2017年7月才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除斥期间。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张文龙及张琦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赵书祥、张文庄在2016年4月即已知道或应当知道涉案三套房屋已变更至张琦名下；其次，退一步讲，即使存在张文龙和张琦所述的上述问话，且赵书祥、张文庄知晓该问话内容，但仅凭张文龙作出的“涉案三套房屋已变更给了张琦”的陈述，不足以确认涉案三套房屋的产权人实际是否进行了变更。因此一审法院对张文龙及张琦的上述意见不予采信。
二、张文龙将涉案三套房屋变更至张琦名下的处置行为应当予以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由此可见，债权人撤销权是指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所为的危害债权的行为，可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的权利。其目的在于恢复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增加债务人的偿债能力，以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就本案，赵书祥、张文庄主张撤销张文龙将涉案三套房屋变更至张琦名下的处置行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赵书祥、张文庄的主张能否成立，应当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张文龙将涉案三套房屋变更至张琦名下的处置行为为“无偿转让财产”或“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第二，张文龙转让涉案三套房屋的行为损害了赵书祥、张文庄的债权，致使赵书祥、张文庄的债权不能实现；第三，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的，还须张琦明知张文龙转让财产的行为损害了赵书祥、张文庄的债权。对此，一审法院将逐一分析赵书祥、张文庄的主张是否满足上述三个条件：
第一，就涉案三套房屋是张文龙无偿转让给张琦还是出售给张琦这一焦点问题，张文龙在一审庭审中先是陈述涉案三套房屋为家里的祖业产，是其母亲之前说过要将涉案三套房屋给张文龙的女儿张琦，所以拆迁后张文龙就将涉案三套房屋给了女儿张琦，并办理了变更手续。其后，张文龙又称张琦给了张文龙钱，具体张琦支付了多少钱，张文龙不知道，都是张琦与张文龙的妻子倪俊霞操作的。张文龙的前后陈述并不相符，而其亦未提交收取张琦购房款的相应证据，对此张文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张琦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涉案三套房屋不是张文龙无偿赠与张琦，而是张琦支付了合理对价自张文龙处购买。为证明其向张文龙支付了购房款85万元，张琦提交了其与丈夫胡博的银行转账记录作为证据。但根据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张琦与其丈夫胡博与张文龙的妻子倪俊霞发生多笔资金往来，期间为2012年1月20日至2015年6月18日。而张文龙申请将涉案三套房屋变更确认至张琦名下的时间为2014年9月18日。显然张琦、胡博向倪俊霞转款的时间既有发生在涉案三套房屋变更确认为张琦之前，也有发生在涉案三套房屋变更确认为张琦之后，显然在涉案三套房屋变更至张琦名下之前张琦即已开始支付房款与常理不符，对此张琦并未给予合理解释。而且，在上述期间内，张琦与其丈夫胡博转款给张文龙的妻子倪俊霞的所有资金并未备注为购房款，转款的金额最低为1000元，最高为150000元。考虑到张琦系张文龙、倪俊霞之独生女这一至亲关系，张琦与其丈夫胡博向张文龙的妻子倪俊霞转款实属正常，在张文龙和张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该期间内的转款行为系支付购房款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无法认定该期间内发生的转款就是张琦支付涉案三套房屋的购房款。另外，张琦在一审庭审中陈述由于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所以才分多次向张文龙支付了房款。但根据张琦丈夫胡博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在2014年7月16日，胡博的账户进入一笔4600000元的理财返本及一笔138768.77元的理财产品代发收益；在2014年7月18日，胡博的账户进入一笔50万元的理财返本及一笔12246.58元的理财产品代发收益；在2015年1月20日，胡博的账户进入一笔5100000元的理财返本及一笔130783.56元的理财产品代发收益。据此可见，张琦及其丈夫胡博有足额支付其所述的购房款900000元的资金实力，这显然与张琦所述的“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所以才分多次向张文龙支付房款”的陈述不符，一审法院对张琦关于其已向张文龙支付购房款850000元的意见不予确认。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张文龙将涉案三套房屋变更至张琦名下系其无偿转让给张琦的行为。
第二，张文龙申请将涉案三套房屋变更确认至张琦名下的时间为2014年9月18日，虽然此时（2013）大民初字第2022号民事判决书尚未生效。但根据查明的事实，赵书祥、张文庄和张文龙之间的诉讼自2011年即已发生，且一审法院于2012年9月28日作出的（2011）大民初字第5391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了赵书祥、张文庄与张文龙之间形成合伙关系，而且是等额出资、利益均分。虽该判决书于2012年12月25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一中民终字第1441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并将该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但该裁定书撤销的理由为诉讼主体地位不当且有新证据，可能会影响处理结果，需要进一步查明本案事实。据此可见，尽管赵书祥、张文庄与张文龙之间的合伙纠纷需要重新审理，但在（2011）大民初字第5391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结果明显对张文龙不利的情形下，张文龙应当预知到重新审理该案其存在较大的败诉风险。张琦作为张文龙的女儿，是家庭成员之一，而赵书祥、张文庄与张文龙之间的诉讼涉及诉讼标的较大，张琦理应对此知情，但在一审庭审中张琦却称其对赵书祥、张文庄与张文龙之间的纠纷并不知情，这显然与常理不符，一审法院对此实难采信。之后，一审法院于2015年6月4日作出的（2013）大民初字第2022号民事判决书，同样认定了赵书祥、张文庄与张文龙之间形成合伙关系，而且是等额出资，利益均分，并判决张文龙分别给付赵书祥、张文庄合伙资产及孳息。2015年11月10日，（2013）大民初字第2022号民事判决书生效。根据查明的事实，虽然张文龙将涉案三套房屋变更至张琦名下时，赵书祥、张文庄尚未取得生效判决书，但张文龙在诉讼结果可能明显不利于自己的情形下，将自己享有利益的涉案三套房屋无偿转让给张琦，此举显然降低了张文龙的偿债能力，一审法院有理由确认张文龙应当预见到对该利益的转让可能导致赵书祥、张文庄的债权实现受到损害。而张琦作为张文龙的女儿，其理应知晓张文龙与赵书祥、张文庄之间的诉讼，却受让了张文龙名下的涉案三套房屋，这直接导致张文龙的责任财产不当减少，足以影响了赵书祥、张文庄可期待债权的实现。加之，在（2013）大民初字第2022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张文龙并未向赵书祥、张文庄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为此赵书祥、张文庄对张文龙申请了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虽查封了张文龙及其妻子倪俊霞名下的财产，并且对张文龙名下的一套房产进行了拍卖，但由于张文龙及其妻子倪俊霞名下的房产均设置了抵押，导致赵书祥、张文庄通过法院执行程序至今亦无法实现债权，故一审法院认定赵书祥、张文庄具有行使撤销权之必要。
第三，一审法院在上文中已认定了张文龙将涉案三套房屋变更至张琦名下为无偿转让给张琦的行为，故本案不存在“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对于此点，一审法院不再赘述。
综上，张文龙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对债权人赵书祥、张文庄造成了损害，其转让行为应予撤销。故对赵书祥、张文庄要求撤销张文龙将涉案三套房屋变更至张琦名下的处置行为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撤销张文龙将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南海家园二里16号楼1单元201室、北京市大兴区南海家园三里12号楼3单元502室、北京市大兴区南海家园六里22号楼1单元1501室房屋变更至张琦名下的行为。
二审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张文龙提交的谈话笔录及张琦提交的（2016）京0115民初7433号、（2016）京0115民初7434号卷宗复印件，证明张文庄、赵书祥最迟在2014年4月28日就知道涉案房屋已经在张琦名下了，本案的除斥期间已过。张文庄、赵书祥认为这2份证据不是新证据，对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认为，该2份证据属于张文龙和张琦的补强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应属于二审新证据，另据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对该2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需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赵书祥、张文庄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二、张文龙将涉案三套房屋变更至张琦名下的处置行为是否应予撤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院将结合证据规则对前述的二个争议焦点作出具体评判如下：
一、赵书祥、张文庄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张文龙、张琦根据2014年4月25日的谈话笔录主张张文庄、赵书祥应该在此时间就应知道涉案房屋已在张琦名下。根据该谈话笔录记载，张文龙陈述是将房屋赠与给张琦，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物权变动采用登记主义，其在谈话中没有向法官提交内容物权变动的证据，张文龙的陈述不足以证明物权发生变动。故，一审认定除斥期间从张文庄、赵书祥收到执行异议申请书之日起计算并无不当。张文龙、张琦主张赵书祥、张文庄在2016年4月即已知道或应当知道涉案三套房屋已变更至张琦名下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二、张文龙将涉案三套房屋变更至张琦名下的处置行为是否应予撤销。首先，本案中张文龙对将涉案房屋如何处置给张琦的法律行为陈述前后不一致，其最初陈述是赠与后又陈述是买卖，对此种矛盾陈述并未作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其次，张文龙处置房屋的行为发生在其与张文庄、赵书祥的一审诉讼后。最后，张琦主张支付了涉案房屋的购买款，但根据查明的事实，2014年9月份张文龙才向开发公司申请变更产权登记人，而根据张琦、张文龙的陈述张琦在2012就向张文龙支付购房款，根据张文龙的陈述2012年前后张琦刚刚参加工作，月薪4、5千元，在此情况下就向父母支付购房款与常理不合。此外，一审中，张琦对其主张支付房屋购买款的陈述存在前后矛盾之处，二审中并未给出合理解释。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是张文龙无偿赠与给张琦，并无不当。张文龙的财产处分行为，对赵书祥、张文庄的债权造成的损害，应予撤销。
综上所述，张文龙、张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张文龙负担35元，由张琦负担3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国才
审 判 员 闫 飞
审 判 员 周 岩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吕小彤
书 记 员 张淨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