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3）浙行终字第1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临安市太湖源镇高云村第九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吴天方。
委托代理人马志明。
委托代理人陶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临安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张振丰。
委托代理人章元锋。
委托代理人郑庆林。
原审第三人临安市太湖源镇里畈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张莹。
委托代理人俞济民。
临安市太湖源镇高云村第九村民小组（下称高云村第九村民小组）诉临安市人民政府林地行政裁决一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12日作出（2013）浙杭行初字第26号行政判决。高云村第九村民小组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3年8月23日立案受理，并于同年9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高云村第九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吴天方及其委托代理人马志明，被上诉人临安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章元锋、郑庆林，被上诉人临安市太湖源镇里畈村村民委员会（下称里畈村）的委托代理人俞济民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0年6月20日，高云村委会向临安市山林纠纷办提出申请，请求处理全家坞阳山林地纠纷，退回被占林地。被告于2011年9月5日做出了临政决（2011）1号《临安市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高云村村民委员会不服该处理决定，于2011年10月28日向杭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杭州市人民政府于2011年12月22日作出了杭政复决（2011）23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予以维持。高云村村民委员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案涉山林所有权证显示的所有权人分别为原素云大队第二生产队和原杨岭公社溪里大队，故临安市政府受理高云村村委会的申请，并将里畈村作为被申请人作出处理决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予以撤销并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2012年6月6日，原告高云村第九村民小组向临安市山林纠纷办提出申请，认为其小组村民经营的部分山林被里畈村村民侵占，要求秉公处理，拿回被侵占的林地。并明确高云村委会2010年6月20日向被告临安市政府提出申请时提交的证据，即临安县调整插花山协议书、临安县调换插花山登记册、临安县山界双方认定书、1982年临安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素云大队第二生产队的山林所有权证（临山杨字第33号）仍作为其证据提交，另又提交了高云村第九村民小组是原杨岭公社素云大队第二生产队的证明等材料。临安市山林纠纷办于2012年6月8日对该申请予以受理，里畈村委会向其提交了临安县调整插花山协议书、临安县调换插花山登记册、临安县山界双方认定书、1982年临安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素云大队第二生产队的山林所有权证（临山杨字第33号）、全家坞阳山梯地茶山照片四张、全家坞阳山吕胜利与章金耀山界石墙（吕胜利所筑）、大石头照片五张、1983年溪里村将茶山定权给章金耀等10农户证明一份、太湖源镇政府主持调解笔录二份等证据。临安市山林纠纷办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到案涉林地踏勘后绘制了示意图，并调取了临安县人民政府颁发给杨岭公社溪里大队山林所有权证（临山杨字第41号）、2009年临安年鉴-
村规模调整一览表等证据。
被告临安市政府根据原告和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以及临安市山林纠纷办调取的证据和现场勘察情况，查明：案涉有边界争议的全家坞山林地位于临安市太湖源镇里畈村。该山林的上半部（北面）是茶山，下半部（南面）是洋毛竹林，在全貌上已看不出茶山的轮廓。进入洋毛竹林内，能看到洋毛竹林下的茶叶树和种茶叶挖的水平带。1982年山林定权调整插花山时，高云村（原素云大队）将全家坞阳山的茶山调整给里畈村（原溪里大队）双方于1982年10月14日签订了临安县调整插花山协议书，该协议明确：高云村（原素云大队）将坐落在全家坞阳山（茶山）一块、溪里陈家叶路下一块山，共计贰块山，共计5.3市亩的山权林权全部调给里畈村（原溪里大队），里畈村（原溪里大队）将坐落在素云树家坞老伍头一块山、上石塘俞培友一块山，共计贰块山，共计9市亩的山权林权全部调给高云村（原素云大队）。插花山调整后，高云村与里畈村位于全家坞阳山的林地南北交界。1982年11月28日，原告领取了临山杨字第33号山林所有权证，第三人领取了临山杨字第41号山林所有权证。双方山林南北交界，权证记载界址为山脚梯地茶山二界石相横，地名和四至相符。该林地分别由原告组员吕胜利等农户，第三人村民章金耀等农户经营，双方农户在经营过程中都种上了洋毛竹，吕胜利的山林与章金耀的山林相邻，从80年代初一直到2008年都未发生矛盾。后来在经营过程中，双方农户因管理的边界问题发生纠纷。其争议的焦点在于争议山南北交界的山脚梯地二界石相横的具体确定。原告认为，二界石应该是西边山沟中位于茶叶地边上一块自然的石头，和东边拖垅茶叶地边上的一块自然的石头，二石头水平相横为准。第三人对西面石头没有提出异议，但认为东边的石头是茶叶梯地顶部的一块自然石头，应该是这二块石头相横。被告临安市政府另查明，太湖源镇高云村前身为杨岭公社素云大队，后杨岭公社更名为杨岭乡，乡镇合并时并入太湖源镇，2007年村规模调整时与上高村、下高村合并成为高云村，原杨岭公社素云大队演变为现太湖源镇高云村，原素云大队第二生产队变为现高云村第九村民小组。太湖源镇里畈村前身为杨岭公社溪里大队，后杨岭公社更名为杨岭乡，乡镇合并时并入太湖源镇，2007年村规模调整时，溪里村与里畈村合并成为里畈村。
2012年12月14日，被告临安市政府作出1号处理决定认为，争议山从经营管理现状上看，1982年插花山调整后，双方各自分山到户经营，吕胜利、吴勤松等人经营的是柴山，章金耀等人经营的是茶山，从1982年“林业三定”分山到户，到2008年发生纠纷，期间经过27年，双方各自经营集体所分的山林并未发生纠纷。本案中要确认全家坞阳山的山林界线，关键是要确定界石的位置和茶山与柴山的界线。双方的插花山协议书上记载“全家坞阳山（茶山）一块”，表述明确清楚，根据高云村、里畈村双方经营户的经营现状以及分山到户时的植被情况来看，“全家坞阳山（茶山）一块”即指全家坞阳山的整块茶山，而不是茶山的部分。为此，临安市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及《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决定：有茶叶水平带的林地为里畈村所有，“二界石相横”的东边界石应该是茶叶梯地顶部的一块自然的石头。双方南北交界的界址为：东面石头沿茶叶水平带的顶部（石坎）向西至小拖垅直下至茶叶水平带的顶部横向西面石头。该决定已送达原告及第三人。原告不服，向杭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杭州市人民政府于2013年4月8日作出杭政复（2013）3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临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1号处理决定。原告仍不服，提起诉讼。
原审判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的林权争议处理机构负责办理林权争议处理的具体工作。本案中，原告高云村第九村民小组与第三人里畈村委会就林地所有权发生争议，原告高云村第九村民小组申请要求处理，被告临安市政府在市山林纠纷办调查取证的基础上，根据查明的事实，作出1号处理决定具有职权依据，且该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对此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焦点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原告与第三人对“二界石相横”中的“东面石头”的界定存在争议。原告认为，东面的石头是“东边拖垅茶叶地边上的一块自然的石头”；第三人认为东面的石头是“茶叶梯地顶部的一块自然石头”。经审理认为，1982年山林定权调整插花山时，高云村（原素云大队）与里畈村（原溪里大队）于1982年10月14日签订的《临安县调整插花山协议书》记载，高云村（原素云大队）调换给里畈村（原溪里大队）的山林为“全家坞阳山（茶山）一块”。根据全家坞阳山分山到户时的植被分布，在西边石头至东边茶叶梯地顶部石头划定的范围内均为茶叶地。这一分布状况与第三人的主张相吻合，如按照原告高云村第九村民小组的主张，在该界址所划定的茶山范围之外仍有茶叶地存在，而双方签订的临安县调整插花山协议书中未见有排除该部分茶叶地的内容记载，因此，原告的主张没有相应的证据印证。
被告根据调整插花山协议书，于1982年11月28日颁发了临山杨字第33号与41号山林所有权证。该证确定南北界址为“山脚梯地茶山二界石相横。”原告与第三人的村民自80年代初分户经营后，直至2008年发生纠纷前，一直按照西边石头至东边茶叶梯地顶部石头划定的范围经营。原告在20多年间亦未就第三人经营争议林地行为提出异议。被告临安县人民政府根据双方经营现状及分山到户时的植被情况，认定“全家坞阳山（茶山）一块”即指全家坞阳山的整块茶山而不是茶山的部分具有事实依据。
综上，被告临安市政府作出的1号处理决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临安市太湖源镇高云村第九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高云村第九村民小组上诉称：1、上诉人与第三人在1982年就插花山调整达成协议，将上诉人位于全家坞阳山的茶山一块调整给第三人。1984年上诉人将全家坞阳山的柴山承包给本村村民吕胜利、吴勤松经营，期间第三人村民章金耀、陈忠良等人以侵权的方式侵占了本属于上诉人的山林。2、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理时，提供了当时临安县调整插花山协议书、临安县山林所有权证（临山杨字第33号）、临安县山界双方认定书，临安县调换插花山复印件各一份，均能证明争议山林属上诉人所有。3、第三人向被上诉人陈述的事实与客观事实有相当大出入，第三人答辩内容与事实不符合。一方面，属于上诉人的山林及权属从未改变过；另一方面没有证据证明以上诉人村民吕胜利为明确界限，也没有证据证明吕胜利在第三人村民章金耀茶山的顶部筑了一道石墙。4、第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关于1982年11月28日临安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山林承包权权证（临山杨字第33号）复印件各一份，全家坞阳山梯地茶山照片四张，全家坞阳山吕胜利与章金耀山界石墙（吕胜利所筑）……。”因是复印件及另一方面所拍照片等，均不符合法律上的形式要件，不能作为本案证据。5、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证据认定有异议。被上诉人将没有质证过的证据及照片、复印件拿来认证，且没有派人到过现场，即想当然地作出了决定。6、被上诉人以所谓“双方的插花山协议书上记载全家坞阳山（茶山）一块”为由将此判定归第三人也是错误的。茶山一块的话，其边缘不是成直线的，不能被认定为界限，法律上所谓的界限不可能是曲线，应以横或竖成一线。另外，茶山一块，也不能说明是整个茶山，如果是整个茶山，应当在协议上面标明是茶山的全部。且从中华语言角度来说“一块”也只能理解为一小部分，而不可能是整个一体，被上诉人以所谓“一块”就想涵盖整个茶山，未免太武断。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为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临安市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答辩意见，庭审时答辩称：1、被诉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12年6月6日上诉人向山林纠纷办提出申请，要求处理与里畈村的山林边界纠纷。经调查，上诉人与第三人有边界争议的林地位于太湖源镇里畈村全家坞阳山，从山林的整体看，争议的半部分是柴山，种的是香榧树，下半部分是洋毛竹林，从对面看不出有茶山，但是走进洋毛竹林内，能看见茶叶树。1982年插花山调整后，上诉人把柴山分给了吕胜利等农户经营，第三人把下面有争议的茶叶山分给了章金耀等农户经营。自80年代初到2008年都未发生矛盾。上诉人认为两界石应该是西边山沟中位于茶叶地边上的自然石头以及东边拖垅茶叶地的自然石头，水平相横。从目前现状看，有一部分茶叶水平带就是在上诉人的范围之内，第三人对于西边的石头没有提出异议，从现状来看西边石头上面有一块柴山，当时双方没有发生纠纷，由第三人的来根法农户在经营，但是认为东边的石头是茶叶梯地顶部的自然石头，现在里畈村农户经营管理的是所有茶叶水平带的范围，同时东边石头相横有一条用石块垒成的石坎，把茶叶水平带与上面柴山明显区分开来。经调查，该石坎是上诉人组员吕胜利堆砌，在未发生纠纷前一直作为双方的界石使用。答辩人认为，从争议山的管理现状看，1982年插花山调整，上诉人分给吕胜利经营的是柴山，第三人分给章金耀等人的是茶叶山，从1982年林业三定到2008年发生纠纷将近30年，双方各自经营集体所分的山林并未发生纠纷，再加上本机关调查取证，因此，本机关认为全家坞阳山茶山是指全家坞阳山整块茶叶山，而非茶叶山部分。根据该调查核实情况以及双方提供的证据，本机关作出林政决（2012）1号行政处理决定，明确有茶叶水平带的林地为被申请人里畈村所有，两界石相横的东边界石应该是茶叶梯地顶部的自然石头，在决定书中也把界限进行了具体的勾勒。2、针对上诉人提出的理由，一审都进行过质证，上诉人认为属于他们的山林权属未改变过，与事实不符，双方当事人提供的插花山协议书、所有权证、山界双方认定书、插花山登记册等证据可以证明。3、第三人另外提供了争议地茶叶山的照片原件以及吕胜利与章金耀山界石墙照片5张，包括1983年西里村将茶叶山定权发包给章金耀等农户的原件，都可以证明第三人经营承包的山林原为茶叶山，以及双方经营管理界限清楚没有过界的事实，这与我们实际上山踏勘的现场也是吻合的。4、上诉人认为石墙为吕胜利所作没有证据，这与事实不符。经过调查取证，包括向吕胜利本人调查询问等。上诉人认为答辩人没有派人到现场即想当然作出决定，这些说法亦与事实不符。山林纠纷办工作人员会同太湖源镇政府多次实地踏勘，并绘制了相关示意图，临安市政府在此基础上才依法作出了决定。上诉人认为茶山一块边缘不是成直线不能认定为界限。我们认为该辩解理由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就双方争议的茶叶山一块是整块还是部分问题，鉴于双方当时争议的重点是茶山部分还是整体，因此本府和山林纠纷办核查的重点也是围绕是部分还是整体开展，当时第三人没有对西边界石提出异议，因为上面部分不是茶叶山而是柴山。本府作出的处理决定最终确定的结果也是围绕茶叶水平带林地为谁所有进行明确，没有对其他问题进行界定。因此，边缘是直线还是曲线问题没有事实依据，即使按照上诉人的观点，两界石相横是水平相横，在我们山林中的界限实际上大多数是以自然的地形、地貌作为界限。一审法院将案件的争议焦点归结为两界石，作出的判决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里畈村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答辩意见，庭审时答辩称：1982年10月14日第三人与原告签订了插花山调整协议书，协议经双方审核无误，任何一方都不得推翻。1982年10月14日插花山登记册注明全家坞阳山梯地相横。1982年10月25日山林所有权证登记表也明确山脚梯地茶叶山两界石相横。1983年山林定权，第三人将章金耀等10农户，原告将吕胜利等农户，将柴山和茶山区分。石墙作为章金耀的界址使用。1983年山林定权到户到2008年从未发生过纠纷，2010年6月30日原告才提出权属问题。原告提出被告没有派人到现场，与事实不符。2009年3月15日、2010年4月7日被告两次到现场踏勘，2012年原告及第三人又到实地踏勘，上次已经提供了照片。临安市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是正确的，第三人没有侵犯原告林地，请高院依法判决。
原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2013年9月3日，合议庭组织各方当事人勘验争议山场，对1982年颁发山林所有权证时高云村第九村民小组与里畈村位于全家坞阳山的林地南北“山脚梯地茶山二界石相横”界至、临安市人民政府被诉行政处理决定所涉“东面石头沿茶叶水平带的顶部（石坎）向西至小拖垅直下至茶叶水平带的顶部横向西面石头”界至，以及高云村第九村民小组现场提出的界至等情况进行了勘验确认。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围绕着被上诉人临安市人民政府所作临政决（2012）1号行政处理决定是否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审理重点，进行了质证、辩论。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上诉人高云村第九村民小组不服被上诉人临安市人民政府林地行政裁决提起诉讼的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被上诉人临安市人民政府依法享有对争议林地权属作出处理的法定职责。由于本案系因高云村第九村民小组组员吕胜利与里畈村村民章金耀之间针对“全家坞阳山”承包林地的南北至产生争议而提出的确权申请，故临安市人民政府仅就双方的争议林地界至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并无不当。据争议双方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1982年10月14日签订的《临安县调整插花山协议书》记载，里畈村在调换插花山之时获得的是“全家坞阳山（茶山）一块”，此后填制的《临安县调整插花山登记册》亦如此表述。而高云村第九村民小组所有“全家坞阳山”地貌及其植被情况当时并未记载。另据行政程序中经双方认可形成于2009年12月9日和2011年3月9日的《现场踏勘示意图》记载，高云村第九村民小组涉案林地为“柴山”，里畈村涉案林地为带有梯地的“茶叶山”。章金耀在2010年10月21日陈述称，“凡是有梯田茶叶的山林都归我经营。吕胜利的山林为柴山。吕胜利在自己南面的界限上做了一道石坎，作为界限。”。吕胜利在2009年7月28日和2011年4月8日陈述称，“当时调整时上半山以柴山为主的山仍然是我们素云村的，下半山的茶山和地调给溪里村，分界线就是山脚梯地两界石相横”、当时分得的山“大部分是柴山，有少部分衫、松树和红壳竹等杂竹。章金耀的山是茶叶山，有梯坎的，当中也有些松树等”、“我筑石坎的时间大概有二十年了，筑石坎的地方就是双方的界线”。综合上述书证及证人证言，结合本院勘验争议山场所见，临安市人民政府依据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以及林权争议处理机构调查取证等情况，认定里畈村所有的“全家坞阳山（茶山）一块”系指全家坞阳山上的整块茶山，而非指其中的部分，并据此作出被诉行政处理决定，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临安市太湖源镇高云村第九村民小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惠 忆
审 判 员 唐维琳
代理审判员 万成兆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徐一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