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粤71行终34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
法定代表人：梁毅鹏，职务：主任。
委托代理人：吴昌文。
委托代理人：杨进，广东兆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东玲，女，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
委托代理人：李永快、蒙新颖，均系广东道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明星村椅二经济合作。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明星村椅二经济合作。
负责人：谭泽安。该社社长。
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经济联合社。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
负责人：彭耀明。
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
负责人：彭耀明，该村委会主任。
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荔城街道办”）与被上诉人谭东玲行政处理决定一案，不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5）穗增法行初字第15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谭东玲是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明星村椅二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明星村椅二社）社员，农业家庭户口，婚前一直享受明星村椅二社的村民福利待遇。2002年7月26日，原告谭东玲与赵冠军登记结婚，户口一直保留在明星村椅二社，至今未迁移。2013年12月12日，第三人明星村椅二社召开社员会议，并表决通过了《荔城街明星村椅二社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明星村椅二社根据该分配方案对村民进行了分配，原告并未享受该分配，认为第三人损害其合法权利，向被告提出行政处理申请，请求1、确认原告谭东玲具有明星村椅二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享有同等待遇；2、向谭东玲补发结婚登记以后至2014年底以来的福利和股份分配款、临迁费、社保等福利待遇共24500元（2013年12月6日15万元，2014年9月29日9.5万元）。被告受理原告的申请，对原告及第三人进行调查后，定于2015年4月14日召开听证会，由于第三人明星村椅二社未参加，故未能达成协议。2015年5月8日，被告作出（2015）增荔街行决字第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为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在明星村椅二社居住、生产、生活，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履行了法律法规及组织章程规定的相关成员义务，故对原告的行政处理申请的请求不予支持。原告对该决定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第（三）、（六）项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三）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六）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乡（镇）、村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依法享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接受各级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的监督。”被告作为镇级人民政府，有依法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以及监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经济收益分配依法进行的职权。《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成员，户口保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生的子女，户口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原告谭东玲是明星村椅二社组织成员所生子女，具有该社成员资格，出嫁后户口一直保留在明星村椅二社，明星村椅二社主张原告谭东玲是外嫁女，户口未迁移，亦不能再享受该社成员资格待遇，该主张于法无据。被告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未履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义务的情况下，便以此为由认定两原告不具有明星村椅二社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认定事实不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2005修正）》第二条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第三十二条规定：“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第三十三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2007修订）》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的妇女，结婚后户口仍在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或者离婚、丧偶后户口仍在男方家所在地，并履行集体经济组织章程义务的，在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股权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平等的权益。”原告是第三人明星村椅二社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主张其享有同第三人明星村椅二社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同等的村民权益和待遇，符合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另外，原告要求确认剥夺原告选举权资格的《村规民约》相关条款无效。因原告在申请行政处理时已撤回该项请求，故原告应循其他途径解决。综上所述，被告荔城街道办作出的（2015）增荔街行决字第6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依法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二）项的规定，判决：1.撤销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于2015年5月8日作出的（2015）增荔街行决字第6号行政处理决定；2.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六十日内对原告谭东玲的申请重新作出行政处理；3.驳回原告谭东玲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荔城街道办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未对荔城街道办的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说理不足、判决有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在一审谭东玲提交的《行政处理申请书》中，其具体请求为：“1.确认谭东玲具有增城市荔城镇明星村椅二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享有同等待遇；2.向谭东玲补发结婚登记以后至2014年底的福利和股份分配款、临迁费、社保等福利待遇，共人民币245000元，具体如下：田地征收款：2013年12月6日15万元、2014年9月29日9.5万元。”荔城街道办亦就其申请内容逐条逐项进行了审查及处理，但一审法院对荔城街道办作出（2015）增荔街行决字第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中针对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向谭东玲补发……临迁费、社保……”的处理决定即“申请人的该部分请求不属于本次行政处理的范围，申请人应通过其他法定途
径进行解决”是否合法或是否适当，均只字未提，从而草率作出全部撤销上诉人作出（2015）增荔街行决字第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并要求重新作出行政处理的判决，原审法院并未就撤销该条处理决定清晰的说明事实和法律依据即予以撤销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着实不妥。荔城街道办认为，行政处理是指行政主体为了实现相应法律、法规和规章所确定的行政管理目标和任务，而依行政相对人中请或依职权处理涉及特定行政相对人之间某种权利义务事项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授权居中主持解决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事项密切相关的特定的民事纠纷的活动，是行政机关居间解决有关民事纠纷的活动。其法定上的表现形式一般为“行政处理决定”或者“行政决定”。谭东玲请求“向谭东玲补发……临迁费、社保……”，且列明的“被申请人”为第三人明星村椅二社，即明确要求荔城街道办依职权确认上述被申请人履行申请人所请求的义务，这显然不符合本次行政处理的范围，且根据调查查明第三人明星村椅二社所予以发放的集体福利待遇并不包括申请人所述的“临迁费、社保”，因此，荔城街道办决定“申请人的该部分请求不属于本次行政处理的范围，申请人应通过其他法定途径进行解决”并无不妥。因此，原审判决未对荔城街道办的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说理不足、判决有误。
（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并予以改判。主要事实和理由有：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及第七十二条，法院的认证应从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来阐述说明，并且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原审法院既未对荔城街道办提供的事实证据的质证情况及是否采纳进行说明，同时未对荔城街道办所提供的证据所反映的内容进行认定，仅仅认定了荔城街道办就行政处埋申请的处理程序，也未对谭东玲所申请的“向谭东玲补发结婚登记以后至2014年底的福利和股份分配款、临迁费、社保等福利待遇，共人民币245000元，具体如下：田地征收款：2013年12月6日15万元、2014年9月29日9.5万元”的具体项目、种类、金额、发放情况等进行调查认定，认定事实不清。其次，原审法院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认定“原告谭东玲是明星村椅二社组织成员所生的子女，具有该社成员资格”，既未在原审中查明谭东玲是明星村椅二社哪位组织成员所生的子女，也未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进行全面的审查，依此一点即认定具有该社成员资格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最后，原审判决在未提供法律依据进行释明的情况下，将谭东玲有无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荔城街道办，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须知，本案行政诉讼的对象即荔城街道办所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而该行政处理是行政机关根据当事人申请居中主持解决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事项密切相关的特定的民事纠纷的活动，是行政机关居间解决有关民事纠纷的活动，应当按照民事争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由申请人对其申请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并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在行政机关保障各方当事人积极参与行政处理的前提下，再将行政处理过程中就具体申请事项的举证责任分配给由居间解决民事争议的行政机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荔城街道办上诉请求：1.撤销（2015）穗增法行初字第152号《行政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判决；2.改判驳回谭东玲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谭东玲承担一审、二审的诉讼费。
被上诉人谭东玲未陈述答辩意见。
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明星村椅二经济合作社、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明星村经济联合社、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明星村民委员会未陈述诉讼意见。
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并有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三）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六）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以及《广州市街道办事处工作规定》第二条：“街道办事处是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在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第十三条：“街道办事处对辖区内社会管理工作履行以下职责：……；（九）尚有农村和经济联社的街道，负责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和经济联社的工作，协调和管理涉农事务，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规定，上诉人作为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对被上诉人提出的申请事项有权作出处理。
关于被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问题。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五条：“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成员，户口保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生的子女，户口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义务的，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以及《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第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的妇女，结婚后户口仍在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或者离婚、丧偶户口仍在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或者离婚、丧偶后户口仍在男方家所在地，并履行集体经济组织章程义务的，在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股权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平等的权益”之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应以其户口情况以及是否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的义务作为认定标准。本案中，谭东玲的户口自出生后入户明星村椅二社，并无迁入迁出，只要其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的义务，就应属于新民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上诉人在没有查明谭东玲是否履行义务的情况下，作出被诉行政处理决定，其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原审判决撤销被诉行政处理决定，并要求上诉人重新作出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申请行政处理的行政事项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被诉行政处理决定属于居间解决民事争议，故应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其有无履行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不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除外。”依据上述规定，首先，上诉人对其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上诉人在行政处理过程中，对于被上诉人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当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原审第三人收到上诉人送达的举证通知书后，并未对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规定的义务具体内容进行说明，亦未就谭东玲是否履行上述义务进行举证的情况下，上诉人将是否履行上述义务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被上诉人，显属不当，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在没有查明谭东玲是否履行义务的情况下，作出被诉行政处理决定，其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原审判决撤销荔城街道办作出的（2015）增荔街行决字第6号行政处理决定，并要求其限期重新作出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事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彭铁文
代理审判员 余秋白
代理审判员 林 彦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严椰铭
侯天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