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6民终2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国恒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安县。
法定代表人：冯铁山，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旭，江苏君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兆荣，男，1970年1月27日生，汉族，住海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进玲，江苏紫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兴成，男，1969年7月5日生，汉族，户籍地海安县，现住南京市鼓楼区，原江苏国恒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负责人。
上诉人江苏国恒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恒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兆荣、原审被告王兴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海安县人民法院（2016）苏0621民初3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国恒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杨兆荣对国恒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一审在杨兆荣所举证据明显存在矛盾及举证不足的情况下，仍认定其完成了款项出借义务，明显不公，依法应予纠正。二、一审有几个方面的事实未能查明：1、最初的200万元借款有无实际出借，一审未能查明；2、杨兆荣称其2013年4月4日交付王兴成15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但未能举证证明；3、假设此前的借款属实，因其中2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已被确认为虚假汇票，一审虽从借条载明的133.7万元中扣除了该20万元本金，但该20万元从银行承兑汇票出借之日至借条出具之日对应的利息已计入133.7万元之中，一审未将该笔款项扣除不当。三、杨兆荣与王兴成涉嫌制造虚假诉讼，故意损害国恒公司财产，严重侵犯了国恒公司的合法权益。一审在明知杨兆荣与王兴成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没有任何争议或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王兴成不正当放弃权利及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的情况下，未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9条的规定综合判断本案为虚假诉讼不当。
杨兆荣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国恒公司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兆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国恒公司、王兴成立即归还本人借款本金133.7万元及自2014年9月20日起按年利率12%的标准算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兆荣与王兴成于2003年经人介绍认识，2011年至2012年间，双方发生款项往来。杨兆荣提供的三份江苏省农村信用社大额来账凭证显示：2012年4月1日，江苏国恒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国恒南京分公司）向海安县天源制线厂设立在江苏海安农村商业银行海安支行账号3206217501201000412898中汇款4万元。2013年3月8日，南通一建建设总承包有限公司分两次向海安县天源制线厂上述账号中各汇款100万元，附言为名城世家还款。杨兆荣主张上述4万元汇款为归还利息，200万元汇款为偿还第一次借款本金200万元。
2013年3月25日，国恒南京分公司内部记账显示，应收款海安天源制线厂“借方”金额200万元，应收款南通一建集团“贷方”金额200万元，记账凭证后附有上述2013年3月8日南通一建建设总承包有限公司向海安县天源制线厂两次汇款各100万元的银行凭证。
2013年4月21日，国恒南京分公司收到海安县天源制线厂给付的汇票九张：票号为23443095的10万元汇票一张、票号为21615495的20万元汇票一张、票号为21107640的15万元汇票一张、票号为22545508号的5万元汇票一张、票号为23396395的1万元汇票一张、票号为22174579的10万元汇票一张、票号为21374063的8.7万元汇票一张、票号为21139272的12万元汇票一张、票号为23687099的20万元汇票一张，每两张汇票复印在一张A4纸上，每张A4纸复印件上均有“收到原件.钱生鑫.2013.4.21”字样。上述九张汇票总金额相加为101.7万元。同日，国恒南京分公司向杨兆荣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收到海安县天源制线厂汇票总金额101.7万元，收款事由处填写了上述汇票的票号及票面金额，收据的经办人签名为钱生鑫。杨兆荣主张上述9张汇票为王兴成向其借款，且包含在2014年9月20日所写借条载明的借款133.7万元中。国恒公司则认为上述汇票给付行为系杨兆荣向国恒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2013年6月30日至11月10日，国恒南京分公司将上述九张汇票中的八张进行内部记账，票面金额合计为81.7万元，记账方式为应收款。其中，票号为21615495、票面金额为20万元（到期日为2013年5月1日）的汇票未有记账显示。记账凭证中载明记账人为马爱华，复核人为王兴成，记账凭证所附收据的经办人有手写“钱生鑫”字样。王兴成作为国恒南京分公司负责人在账册首页签字。
2014年9月20日，王兴成、国恒南京分公司向杨兆荣出具借条一份，载有“借条今借到杨兆荣人民币壹佰叁拾叁万柒仟元整（133.7万元）期限壹年，利率按12%年利率计算。借款人：王兴成2014.9.20担保人：谢坤明、蒋升华2014.9.20”，借款人王兴成文字上部盖有国恒南京分公司财务专用章。借条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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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中，国恒公司书面申请对上述借条是否为2014年9月20日书写、国恒南京分公司印章是否真实及印章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并提交比对样本。经鉴定，上述借条与国恒公司提交的2014年8月26日形成的比对样本系同一时间段形成，国恒南京分公司的印章与比对样本上的印章为同一印章所盖，印章形成时间无法鉴定。
2016年8月17日，经国恒公司申请，一审法官与杨兆荣、国恒公司经理仲晓蓉一同前往江南银行溧阳市支行调取杨兆荣举证的其履行出借义务的票号为21615495、票面金额为20万元、兑付行为江南银行溧阳支行的汇票兑付情况。银行证实该汇票复印件为假，兑付行已在该汇票兑付时没收原件并出具截留证明，告知兑付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此后，经随机挑选票号为23443095号的10万元汇票及票号为22174579号的10万元的汇票复印件向相关银行核实，查询结果均为真实汇票且已成功兑付。
一审中杨兆荣陈述：1、2013年5月初，其收到自称是公安机关的电话，告知其上述假汇票之事并要求杨兆荣到南京公安机关接受询问，但其以为是诈骗电话未前往南京；2、其向王兴成询问，王兴成表示，该汇票是由王兴成给了材料商，材料商报案后，公安机关找王兴成谈话，王兴成告诉公安机关汇票是从杨兆荣处所得，杨兆荣认为如果汇票确实有假，公安机关还会找其谈话，故并未主动联系公安机关；3、2015年8月21日，杨兆荣收到国恒南京分公司会计钱生鑫发送给自己的伪造票据截留证明的照片彩信；4、王兴成未向其主张假汇票20万元，系因国恒南京分公司会计钱生鑫私自给付假汇票的最终兑付人20万元，换取伪造票据截留证明并一直存放于保险柜，未向王兴成及杨兆荣告知，导致王兴成与杨兆荣均认为假汇票一事已过。
2016年8月19日，海安县公安局出具受案登记表一份，表明已登记王兴成在担任国恒分公司负责人期间利用虚假债务方式骗取公司财产一案，但一直未正式立案。
2017年7月11日，一审依申请向海安海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审会计事务所）调取其对国恒南京分公司的债权债务审计明细表。债权明细表中显示，国恒南京分公司对海安县天源制线厂享有债权，清核前为118.3万元，清核后为98.3万元。债务明细表中无向海安县天源制线厂或杨兆荣负债的任何明细。上述债权债务明细表的每一张下方右侧均写有“本人对2008年以来账务有待核实.现暂按公司检查为准王兴成2015.7.30”字样。
2017年8月8日，杨兆荣提交前述伪造票据截留证明的照片彩信及其主张系国恒南京分公司于2013年4月21日后（即第二次换据形成借款140.7万元的借条后）转账还款30万元的银行卡流水，但银行流水明细中并无任何显示国恒南京分公司或王兴成向其转账30万元的往来。杨兆荣认为因国恒南京分公司告知其出借汇票有假时过已久，导致其丧失追索权利，应由国恒南京分公司、王兴成承担责任。银行流水中无相关转账流水系因时间久远，记忆误差，其认可国恒南京分公司在2013年4月21日后还款30万元。
第一次庭审后，一审电话联系王兴成，要求其本人出庭并向其询问有关案件情况。王兴成陈述：1、案涉借款是公司所借，用于公司承建的工程，国恒公司应当承担还款责任；2、海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债权债务明细表中签字属实，但也明确了账务有待核实；3、与杨兆荣之间的账目系会计记账错误，误将债务记账为债权；4、其大概于2015年6月被国恒公司免除职务，且杨兆荣知晓此事；5、其得知假汇票事件后有向杨兆荣说明借款需要减少20万元；6、其个人不是借款人，不应在本案中承担任何民事责任。
一审法官还与案涉借条中载明的担保人蒋升华、谢坤明进行了电话录音通话。蒋升华、谢坤明陈述，其认识杨兆荣与王兴成，但与王兴成认识的时间较久；二人均为国恒南京分公司向杨兆荣借款提供担保；出具借条当天均在场；借款当日王兴成是带着公司营业执照和公司印章去的，且出具的借条上加盖了国恒南京分公司印章；记不清担保的借款具体金额、也记不清担保了几次。二人均表示拒绝出庭说明情况。
第二次庭审时，双方向法庭主要举证、陈述如下：
1、杨兆荣向法庭提交有“康某”签名的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24张，金额合计270万元。杨兆荣主张其第一次向国恒南京分公司、王兴成履行出借义务200万元的承兑汇票系从该270万元所出，但具体是哪些记不清了。
2、国恒公司当庭提交2013年3月8日收据一张（庭前未提交），载明收到“南通一建”200万元，事由为“汇入海安县天源制线厂，江苏海安农村商业银行海安支行账号3206217501201000412898”。该收据下方有王兴成签名及手写“（2011年底承兑支付工资）王兴成2013.4.30”字样。收据后附有2013年3月8日，南通一建建设总承包有限公司分两次向海安县天源制线厂汇款各100万元的银行汇款凭证，凭证附言：名城世家还款。国恒公司认可2013年4月30日时国恒公司与王兴成之间无矛盾，并主张上述字样系王兴成于2011年底向国恒公司申请200万元承兑汇票支付工资所注，与杨兆荣诉称向其借200万元承兑无关。王兴成则陈述2011年底向国恒公司、杨兆荣各借承兑200万元均系事实，但上述手写字样系指向杨兆荣借款200万元，且有关承兑票号与证据1相符，其上述手写字样系2013年4月30日当日所写。
3、王兴成为证实2011年底确实另向杨兆荣借承兑200万元用于支付工资，向法庭出具抬头为“王总结账明细”复印件两份，两份明细内容记载为2012年1月、2月期间脚手架建材、岩砖、土方等付款的内容，两份明细底部落款处均有有“移交人：王兴成接受人：钱生鑫”字样。经核实，该两份明细中有8张承兑汇票票号及金额与前述杨兆荣提供其从康某处所得24张汇票复印件相同，具体为票号21047500、金额为10万元的汇票；票号为21047501、金额为10万元的汇票；票号为21047493、金额为10万元的汇票；票号为21047502、金额为10万元的汇票；票号为21047506、金额为10万元的汇票；票号为21047516、金额为10万元的汇票；票号为21047580、金额为20万元的汇票；票号为21047578、金额为20万元的汇票，8张承兑汇票金额合计100万元。
4、杨兆荣对其已提交的“第一次换据140.7万元构成说明”补充陈述：2014年9月20日借条数额的形成计算方式为2013年4月20日出具借款140.7万元的借条，140.7万元按年利率12%计算17个月（2013年4月21日至2014年9月20日）的利息为23.919万元，偿还30万元，双方商议减去零头0.919万元的利息，即23万元+140.7万元-30万元=133.7万元。王兴成对此予以认可。国恒公司认为该说明缺乏证据印证，有拼凑嫌疑。
鉴于杨兆荣当庭向法庭提交上述证据1以证明其已履行首次出借200万元的借款义务，国恒公司紧接着当庭举出上述证据2，意在否定杨兆荣所举证据1拟证明的事实，但证据2存在辅助印证证据1的情形。一审向国恒公司释明，王兴成手写“（2011年底承兑支付工资）王兴成2013.4.30”的文字表达可能对证据提供方不利后，国恒公司要求对上述证据2中王兴成手写“（2011年底承兑支付工资）王兴成2013.4.30”字样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一审依法移送鉴定后，鉴定机构表示无法鉴定，并出具终止鉴定告知书。
另查明，国恒南京分公司系国恒公司的分公司，王兴成原系国恒公司会计，后任国恒南京分公司经理。2015年1月10日，国恒公司免去王兴成国恒南京分公司经理职务。2015年6月17日，国恒南京分公司注销。案涉收据、记账凭证等证据中载明的会计钱生鑫系国恒南京分公司会计，现下落不明，无法联系。
第三次庭审中，杨兆荣申请证人康某、申某出庭作证。证人康某陈述：杨兆荣向法庭提供的有其签名的24张承兑汇票（合计270万元）复印件是其于2011年10月13日给付杨兆荣的，用于偿还其向杨兆荣的借款270万元；在其交付该270万元承兑汇票前后一个月内杨兆荣向其或其丈夫崔世宏设立在海安农村商业银行的账户中汇款270万元。一审经调查，发现康某及其丈夫崔世宏设立在海安农村商业银行的账户在上述时间段内并无杨兆荣汇款270万元的流水记录。杨兆荣方认为系因时间久远，证人存在记忆偏差。证人申某陈述：案涉虚假承兑汇票系其提供给杨兆荣用于偿还借款；2013年5月，杨兆荣电话告知汇票有问题，但未向其提供虚假证明原件；2017年5月，杨兆荣将银行出具的伪造票据截留证明通过彩信发给其，其就去公安机关报案了。
同时，杨兆荣在第三次庭审中明确向法庭表示，除案涉借款外，其与国恒南京分公司、王兴成再无其他往来。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借款能否认定已履行；2、案涉借款本息数额及责任主体如何确定。
关于案涉借款能否认定已履行的问题。杨兆荣主张案涉借条所记载的借款133.7万元系由国恒南京分公司前两次借款换据后的尚欠利息金额与第三次借款金额101.7万元相加组成，且三次借款均为出借汇票。国恒公司则认为案涉借款不实，杨兆荣尚欠国恒公司借款。一审认定案涉借款已履行，理由为：一是杨兆荣持有借条和收到承兑汇票的收据原件。当案件事实发生争议时，应倾向于以证据原件认定事实，除非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二是杨兆荣提交的首次履行出借200万元的承兑汇票复印件中，确有100万元与王兴成向第三人支付建材、土方等费用的汇票完全吻合。三是杨兆荣陈述案涉起诉借条中本金金额有部分由前期借款的未付利息组成，而利息转为本金符合法律规定时是允许的。根据我国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协商将未还利息转为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只要前期利率并未超过年利率24%，即为法律所允许。本案中，现有证据均无法证实案涉借贷存在利息超过年利率24%的情形，应认定该息转本合法有效。四是尽管在当事人均表达借款用于国恒南京分公司的情况下，在借条上当事人的签名或盖章顺次存在非常态情形，但现有证据无法推翻国恒南京分公司、王兴成向杨兆荣出具借条的真实性。经鉴定，案涉借条确实形成于其落款表达的时期，且借条中的国恒南京分公司印章确属真实，此时应推定杨兆荣的举证已经初步形成体系，国恒公司要否定相关事实，应反向承担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转移。虽然鉴定报告对印章加盖时间无法确定，但在国恒公司未能举出相反证据情况下，从高度盖然性规则出发，亦应依法确认借条的真实性。五是案涉国恒南京分公司的记账凭证系单方制作，而相应会计师事务所形成的债权债务明细又是依据其内部记账凭证而来，二者均无法直接推翻借条内容或反转案涉借贷方向。六是国恒公司在未按正常程序提前提交证据的情况下，第二次庭审中从其记账手续中提供了一份2013年3月8日的收据，该收据中有王兴成手写的“（2011年底承兑支付工资）王兴成2013.4.30”字样，且收据后附的银行汇款凭证手续上，有关款项是汇给杨兆荣任法定代表人的海安县天源制线厂，该字样应为向杨兆荣借承兑汇票才予以注明。由此，国恒公司的举证实质上从侧面帮助杨兆荣印证了其所要证明的事实。七是并无证据表明国恒公司、王兴成对案涉借条所载借款金额提出过异议，其也未在法定期间内提出撤销之诉。八是如国恒公司认为案涉借款已少于杨兆荣主张的数额，应由国恒公司举证，但其除上述20万元假汇票之外一直未举证。九是民事诉讼对证据要求为充分而非齐全，且民事诉讼中有关“充分”的证明标准应低于刑事诉讼。案涉借款前后跨度长达三年之久，杨兆荣首次履行出借义务距起诉时已五年有余，当事人无法提交完整的交付凭证或对案件事实存在一定的记忆误差并不违反常理。因而，应认定案涉款项除20万元假汇票的金额外已履行。
关于案涉借款本息数额的确定及责任主体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根据前述分析，足以认定案涉借款已履行，但杨兆荣在审理中承认其在起诉前已知晓票号为21615495、票面金额为20万元的汇票为假汇票，且已经查实，故对其仍然将该汇票金额包含在案涉本金诉请中的主张不予支持，案涉借款本金应核减20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当事人在借条中约定借款利率为年利率12%，并不违反上述规定，予以支持。至于责任主体问题，因案涉借条中借款人落款处有王兴成的签名及国恒南京分公司的印章，王兴成的签名前并未标明“国恒南京分公司负责人、经理或经办人”等字样，依据债务加入原理，王兴成应依法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总公司承担。由于国恒南京分公司已于2015年6月注销，国恒公司亦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故本案还本付息义务应由国恒公司、王兴成共同承担。
综上，案涉借条载明的借款除20万元外应认定已履行，国恒公司、王兴成应共同承担还本付息义务。据此判决：一、国恒公司、王兴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给付杨兆荣借款本金113.7万元及利息（以本金113.7万元，自2014年9月20日起按年利率12%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二、驳回杨兆荣的其他诉讼请求等。
二审中，国恒公司提交海安县公安局立案决定书两份，以证明王兴成因涉嫌虚假诉讼和挪用资金已被海安县公安局立案侦查，本案的审理需以上述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本案应中止诉讼。
经质证，杨兆荣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本案也不应中止诉讼。
本院认证如下：杨兆荣对国恒公司提交的海安县公安局立案决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至于本案是否应中止诉讼，本院将在理由部分予以阐述。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已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杨兆荣明确表示，其自愿放弃借条中包含的21615495号虚假银行承兑汇票面额20万元所对应的自2013年4月21日银行承兑汇票出借之日起至2014年9月20日借条出具之日止以年利率12%计算的利息。经计算，该利息应为34000元。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借款是否真实存在；如借款属实，借款金额如何确定。
本院认为，杨兆荣与国恒公司、王兴成之间存在案涉民间借贷关系，杨兆荣已履行出借义务，国恒公司、王兴成应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借款本金应扣除21615495号虚假银行承兑汇票面额20万元及该款自2013年4月21日至2014年9月20日期间以年利率12%计算的利息34000元。具体分述如下：
一、关于案涉借款是否真实存在问题。杨兆荣提交了国恒南京分公司、王兴成2014年9月20日出具的借条，并陈述该借条系换据而来，即第一次出借200万元，借款人2013年3月8日归还了本金，后归还部分利息，积欠的利息加上2013年4月4日所借银行承兑汇票15万元、2013年4月20日的借款101.7万元，合计140.7万元，借款人收回原200万元借条后，重新出具了140.7万元的借条；后借款人还款30万元，至2014年9月20日双方对账，借款人收回原140.7万元借条，再次出具了案涉133.7万元的借条。国恒公司否认上述借款事实，并主张2013年3月8日国恒南京分公司通过南通一建建设总承包有限公司向海安县天源制线厂的汇款200万元实系杨兆荣向国恒公司的借款，后杨兆荣于2013年4月20日还款81.7万元，尚有100余万元未还。综合分析双方提交的证据，本院判定杨兆荣主张的案涉借款事实存在：1、关于第一次借款200万元，杨兆荣虽不能提交借条，但其一审中提交了其出借承兑汇票的复印件，该承兑汇票中有100万元与王兴成向他人支付建材等费用的汇票吻合，本院有理由相信杨兆荣出借了包括该100万元在内的200万元承兑汇票；国恒公司自己提交的2013年3月8日的收据中有王兴成2013年4月30日标注的“2011年底承兑支付工资”，诉讼中王兴成又确认该标注系指向杨兆荣的借款200万元，表明其确于2011年底向杨兆荣借款200万元用于支付工人工资；国恒公司提交的上述收据后即附有2013年3月8日南通一建建设总承包有限公司代国恒南京分公司、王兴成向杨兆荣的海安县天源制线厂汇款各100万元的两张汇款凭证，凭证附言为名城世家还款，表明该200万元汇款的性质为还款，并非国恒公司主张的借款；国恒公司称2013年3月8日的200万元系杨兆荣向其所借，但在其主张杨兆荣尚有100余万元未还的情况下，其本应继续持有杨兆荣出具的借条，然其却不能提交杨兆荣出具的任何债权凭证，不能证明其该主张成立。且无论国恒南京分公司对该200万元内部如何记账，均系其单方行为，不足以据此认定杨兆荣向其借款200万元。2、杨兆荣主张第一次换据的金额140.7万元系由此前积欠的利息加上2013年4月4日所借银行承兑汇票15万元、2013年4月20日的借款101.7万元组成。对2013年4月4日的银行承兑汇票15万元，国恒公司虽有异议，但王兴成对杨兆荣所称的换据事实及款项的组成均无异议，而借款当时王兴成系国恒南京分公司的负责人，也是案涉借款的具体经办人，且杨兆荣出借101.7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的事实也有国恒南京分公司会计钱生鑫出具的收条及国恒南京分公司出具的收据为证，故本院认定换据事实存在，第一次换据的金额为140.7万元。鉴于101.7万元中有20万元的承兑汇票已经查实为假票，故该20万元应从借款本金中予以剔除。3、杨兆荣主张第二次换据的金额133.7万元系140.7万元加上该款按年利率12%计算17个月的利息，再扣除已还金额30万元后得来，王兴成对该换据事实及款项的组成亦无异议，并出具了借条，借条上亦加盖有国恒南京分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同时两位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名，故对第二次换据的事实本院亦予以确认。
国恒公司上诉称本案为虚假诉讼，无充分证据证明，亦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借款金额问题。由于换据金额中包含了虚假汇
票金额20万元，故该款应从借款总额中扣除。对该20万元从汇票出借之日至借条出具之日17个月期间以年利率12%计算的利息34000元，二审中杨兆荣自愿放弃，本院照准，即借条载明金额133.7万元中应扣除20万元、34000元。
至于本案是否应中止诉讼问题，国恒公司提交的海安县公安局的两份立案决定书载明，公安机关分别对王兴成涉嫌挪用资金和王兴成、贾伯冬涉嫌虚假诉讼立案侦查，而本案系杨兆荣起诉国恒公司、王兴成返还借款，只需审查国恒公司、王兴成的借款事实是否存在，至于王兴成借款后用于何处，是否涉嫌挪用资金，则非本案审理范畴；王兴成、贾伯冬是否涉嫌虚假诉讼更与本案无关，故本案的审理无需等待上述两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因而无需中止诉讼。
综上所述，国恒公司的上诉请求中，除杨兆荣自愿放弃本金中的34000元，本院对借款本金总额予以调整外，国恒公司的其余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海安县人民法院（2016）苏0621民初376号民事判决；
二、江苏国恒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王兴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给付杨兆荣借款本金110.3万元及利息（以本金110.3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9月20日起至实际
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
三、驳回杨兆荣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6833元，由杨兆荣负担2946元，江苏国恒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王兴成负担13887元；鉴定费14620元，由江苏国恒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6833元，由杨兆荣负担2946元，江苏国恒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388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戴志霞
审判员 张志刚
审判员 陈 卓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陆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