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鲁商终字第2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巨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号6F（中达广场）。
法定代表人：郑剑，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峻，上海瀚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邱猛，上海瀚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淄博淄矿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淄川淄矿路***号。
法定代表人：王世辉，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朱绍斌，山东正大至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强，该单位职工。
上诉人上海巨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巨化公司）与因被上诉人淄博淄矿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矿煤炭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淄商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巨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峻、邱猛，淄矿煤炭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朱绍斌、李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巨化公司一审诉称：上海巨化公司与淄博煤炭公司于2012年9月24日签订《煤炭供需合同》，根据《煤炭供需合同》约定，淄博煤炭公司按约定的质量标准向上海巨化公司供应煤炭，月供货量不少于6000吨，价格为651.30元／吨。《煤炭供需合同》签订后，上海巨化公司共向淄博煤炭公司支付货款合计人民币230500000.00元，但淄博煤炭公司未向上海巨化公司交付相应的货物，亦未返还货款。《煤炭供销合同》虽为购销合同，实质上是淄博煤炭公司为向上海巨化公司借款之目的所签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为无效合同，淄博煤炭公司应向上海巨化公司返还根据《煤炭供销合同》取得的财产，并应赔偿上海巨化公司相应的利息损失。至上海巨化公司起诉之日，淄博煤炭公司尚欠上海巨化公司借款共计人民币3000万元未予清偿，虽经上海巨化公司多次催讨，淄博煤炭公司始终拒绝支付上述款项。遂诉至法院，请求：1、确认原、被告2012年9月24日签订的《煤炭供需合同》无效；2、判令淄博煤炭公司向上海巨化公司返还借款人民币3000万元，并支付此款自2012年9月24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淄博煤炭公司承担。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上海巨化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确认原、被告借款关系成立；2、判令淄博煤炭公司向上海巨化公司返还借款人民币本金2675万元，利息277万元，并支付按本金2675万元自2014年1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淄博煤炭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部分：合计支付货款更改为21350万元，名为购销合同，实为借款合同。淄博煤炭公司应返还上海巨化公司的借款本金并支付相应的利息。
淄矿煤炭公司一审辩称：一、上海巨化公司在起诉状中陈述的理由违背事实，本案不是企业借贷纠纷。（一）上海巨化公司在起诉状中的“《煤炭供需合同》虽为购销合同，实质上是淄博煤炭公司向上海巨化公司借款之目的所签订”的陈述纯属编造的情节，没有事实依据。本案事实经过是：2012年9月中旬，浙江盛世久远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久远公司）实际控制人总经理俞凯强与本案上海巨化公司的王国强来到淄博煤炭公司住所，明确表示上海巨化公司加入到浙江久远公司与淄博煤炭公司早已进行着的煤炭买卖交易业务之中，并确定由上海巨化公司购买浙江久远公司卖给淄博煤炭公司的煤炭，三家煤炭买卖贸易业务具体的交货时间、地点、价格、数量、付款、结算全部由浙江久远公司会同上海巨化公司两家商定，指定淄博煤炭公司作为他们两家的中间一方听从安排办理业务。2012年9月24日，上海巨化公司与淄博煤炭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合同有效期自2012年9月24日至2013年9月23日），各方按照约定的买卖煤炭货物的所有权跟随发票转移，接收发票入账即为收到煤炭货物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进行。通过调查了解到上海巨化公司把合同初期的煤炭销售到贵州省的威宁水泥厂、贵州开磷集团公司等用户；在2013年春节后，上海巨化公司经过俞凯强介绍销售煤炭下家增加了衢州市华电热电能源有限公司；在2013年4月下旬，上海巨化公司又经过俞凯强介绍销售煤炭下家增加了浙江衢州市迅驰物流有限公司和浙江鼎泰物流有限公司；这三家公司业务的具体交货和结算均由浙江久远公司和上海巨化公司派人全程操作监管。上海巨化公司与上述公司进行的煤炭买卖业务多经过了其上级浙江巨化集团公司所属管理部门的批准。在上述合同履行完毕后，2013年9月24日，浙江久远公司总经理俞凯强会同上海巨化公司业务经理竺亮，主动与淄博煤炭公司续签煤炭买卖合同（合同有效期自2013年9月24日至2014年9月23日），上海巨化公司继续购买浙江久远公司卖给淄博煤炭公司的煤炭，三家煤炭买卖交易业务具体的交货时间、地点、价格、数量、付款、结算还是全部由浙江久远公司会同上海巨化公司上海巨化公司两家确定。三家继续按照已经实际执行一年的买卖煤炭货物的所有权跟随发票转移，接收发票入账即为收到煤炭货物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履行。上海巨化公司并于2013年10月28日寄出《企业询证函》核对煤炭买卖贸易往来账面余额，上海巨化公司截止2013年9月30日的账面记载淄博煤炭公司欠上海巨化公司货款7502446.46元。在煤炭买卖业务按交易习惯开展的情况下，在2013年11月29日，淄博煤炭公司业务人员接到上海巨化公司业务经理竺亮的电话通知和浙江久远公司总经理俞凯强电话通知，要求赶到浙江省衢州市浙江久远公司驻地，办理买卖煤炭43723.2吨价款1740万元业务的结算手续。在浙江久远公司办公室里，当上海巨化公司支付煤炭货款时，上海巨化公司业务经理竺亮却拿出了六张合计1710万元的承兑汇票复印件（浙江久远公司背书的二张各600万元的和一张500万元的，另外一张20万元的及二张各10万元的），并承诺第二天到上海交付这六张总额1740万元承兑汇票原件，骗取淄博煤炭公司业务员张磊为其开出1740万元的收款收据一张。第二天即2013年11月30日，淄博煤炭公司业务员张磊赶往上海市找上海巨化公司收取1740万元的承兑汇票原件时，上海巨化公司业务经理竺亮只付给了张磊40万元的承兑汇票原件，没有付给1700万元承兑汇票原件。在此情况下，淄博煤炭公司业务员张磊立即提出收回淄博煤炭公司开给上海巨化公司的1740万元收款收据，按照实际收到的40万元承兑汇票原件重开收据，遭到竺亮的拒绝。时至今日上海巨化公司既没有支付该1700万元煤炭货款，也没有退还此张收款收据。而是不讲诚信，别有用心用此收据起诉，恶意占有该1700万元煤炭货款。淄博煤炭公司自始至今，没有与上海巨化公司发生过借贷关系，只是按照浙江久远公司与上海巨化公司两家确定的煤炭买卖贸易习惯，履行合同。（二）上海巨化公司在起诉状中的“淄博煤炭公司未向上海巨化公司交付相应的货物，亦未返回货款”的陈述违背买卖煤炭的事实和交易方式及交易习惯。上海巨化公司隐瞒了淄博煤炭公司按照交易习惯交付煤炭和其已将这些煤炭卖给浙江久远公司等下家的会计凭证、发票、财务账簿等证据，实属妨害诉讼。任何买卖行为都会留下交易痕迹和凭证，上海巨化公司、淄博煤炭公司是国有公司，财务会计账簿、凭证、记账制度严格规范。上海巨化公司为了恶意占有1700万元煤炭货款，不惜冒着风险，编造情节，只举出结算煤炭货款的付款凭证，隐瞒对其不利的收货后又卖给浙江久远公司等下家的会计凭证、发票、财务账簿等证据，并且把“煤炭买卖合同纠纷”谎称为“企业借贷纠纷”。试问，上海巨化公司公司自称没有收到淄博煤炭公司的煤炭，那么上海巨化公司公司卖给贵州省威宁水泥厂、贵州开磷集团公司、浙江久远公司、衢州市华电热电能源有限公司、浙江衢州市迅驰物流有限公司和浙江鼎泰物流有限公司等下家的相同数量的煤炭是哪里来的？上海巨化公司起诉浙江鼎泰物流有限公司煤炭买卖合同欠款的案件，及其上海巨化公司把收到浙江久远公司结算煤款的背书的银行承兑汇票又转付给淄博煤炭公司结算煤款的会计凭证，恰好证明上海巨化公司早已收到淄博煤炭公司的煤炭的事实。二、上海巨化公司应当支付给淄博煤炭公司1700万元煤炭货款。在2013年11月29日办理买卖煤炭43723.2吨价款1740万元业务的结算手续之中，上海巨化公司不讲诚信，上海巨化公司只支付了40万元，时至今日上海巨化公司既没有支付该1700万元煤炭货款，也没有退还给淄博煤炭公司1740万元的收款收据。而是不讲诚信，别有用心用此收据起诉，恶意占有该1700万元煤炭货款。因此上海巨化公司应当依法支付给淄博煤炭公司该1700万元煤炭货款。三、上海巨化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上海巨化公司诉讼请求第一项至第三项均没有事实根据，淄博煤炭公司不但没有占有上海巨化公司3000万元借款，而且上海巨化公司拖欠淄博煤炭公司1700万元煤炭货款，上海巨化公司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应当依法驳回。
在上海巨化公司变更诉讼请求后，淄矿煤炭公司补充答辩称，上海巨化公司诉讼请求变更后也没有事实根据，从3000万元减出1700万元反而成了2675万元？从何而来？淄博煤炭公司不但没有占有上海巨化公司2675万元借款，而恰恰是上海巨化公司拖欠答辩人1700万元煤炭货款，淄矿煤炭公司保留依法追诉的权利。上海巨化公司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9月24日，上海巨化公司（需方）与淄矿煤炭公司签订淄矿煤合字（2012）煤炭第3-21号《煤炭供需合同》一份，约定：淄博煤炭公司按约定的煤炭质量，月供货量不少于6000吨，经上海巨化公司验收合格，在指定的地点卸货后，凭上海巨化公司的磅单到财务入账。价格暂定为651.30元／吨，该价格为含税价，其中80元为运输发票，571.30元为煤的17%增值税发票。淄博煤炭公司凭上海巨化公司确认的结算单、运输发票、煤炭增值税发票到上海巨化公司财务结算货款。双方约定淄博煤炭公司每供应3000吨煤炭，上海巨化公司应及时与淄博煤炭公司结算，上海巨化公司应在确认结算单、运输发票、煤炭增值税发票后一周内结清煤款，如延期则按煤款的千分之八收取滞纳金。本合同有效期从合同签订之日起执行，至2013年9月23日终止。在上述合同到期后，双方于2013年9月24日又签订了《煤供应合同》一份，与前述合同比较，约定的价格变为621.30元／吨，该价格为含税价，其中80元为运输发票，541.30元为煤的17%增值税发票；淄博煤炭公司在供货过程中，连续一个月质量、数量达不到上海巨化公司的要求，上海巨化公司有权单方终止合同，并追究淄博煤炭公司相应的违约责任。合同有效期从2013年9月24日至2014年9月23日。其他内容与2012年合同基本相同。
上海巨化公司主张上述两份合同名为煤炭买卖合同，实为借贷合同。上述合同签订后，上海巨化公司自2012年9月24日至2013年11月29日多次向淄矿煤炭公司付款，合计21350万元，并举证本公司每次向淄博煤炭公司付款的记账凭证、银行汇款入账通知、收款收据等证明借款给淄博煤炭公司。陈述淄矿煤炭公司通过其关联公司浙江久远公司以及其他关联公司向上海巨化公司归还了借款18675万元，尚余2675万元未归还，并主张淄矿煤炭公司对还款情况负有举证义务。上海巨化公司举证浙江久远公司代淄博煤炭公司归还99269655.22元，衢州市华电热电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衢州华电公司）代淄博煤炭公司归还3342万元，浙江鼎泰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鼎泰公司）代淄博煤炭公司归还3750万元，浙江衢州市迅驰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衢州迅驰公司）代淄博煤炭公司归还1656万元，合计代淄博煤炭公司归还186749655.22元，淄博煤炭公司尚欠上海巨化公司借款26750344.78元。举证证据是本公司的记账凭证、以上各公司向上海巨化公司付款的银行汇款入账通知、本公司留存的收款收据或收条。上海巨化公司还举证淄博煤炭公司淄矿煤炭公司已向其开具票面记载货物为煤、票面金额212932782.84元的增值税发票。
淄矿煤炭公司抗辩称淄博煤炭公司与上海巨化公司之间系真实煤炭买卖关系，但双方的煤炭买卖交易还涉及浙江久远公司，交易流程是上海巨化公司向淄博煤炭公司付款购买煤炭，淄博煤炭公司向浙江久远公司付款购买煤炭，每次煤炭交易均由上海巨化公司与浙江久远公司确定，淄博煤炭公司听从上海巨化公司和浙江久远公司安排；各方按照约定的煤炭所有权跟随发票转移，接收发票入账即为收到煤炭的交易方式进行，煤炭在浙江久远公司与上海巨化公司之间直接流转。2012年9月24日至2013年11月29日收到上海巨化公司煤款21350万元，并将全部煤款支付给了浙江久远公司。并向上海巨化公司开具了票款230399429.24元的增值税发票。并举证本公司向浙江久远公司付款的转账凭证、汇款银行的结算凭证、浙江久远公司的收款收据、浙江久远公司开具给淄博煤炭公司的增值税发票、淄博煤炭公司开具给上海巨化公司的增值税发票记账联。
淄矿煤炭公司举证的增值税发票记账联的总票面金额与上海巨化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发票联的总票面金额相差17466646.4元，淄博煤炭公司主张已经于2013年12月5日向上海巨化公司开具两张增值税发票，票面金额合计17466646.4元，但上海巨化公司隐瞒举证。上海巨化公司主张在本公司财务账上没有看到。
另查明，淄矿煤炭公司的业务员张磊于2014年1月15日向淄博市公安局柳泉分局报案称，淄矿煤炭公司被浙江久远公司俞凯强诈骗46689085.05元，上海巨化公司以虚假承兑汇票诈骗其公司16832782.84元。张磊在报案中称，2013年11月29日，上海巨化公司的业务经理竺亮交给其1740万元承兑汇票复印件，分别是2张600万元、1张500万元、1张20万元和2张10万元，并承诺第二天交给其承兑汇票原件，让其给上海巨化公司写下收到煤款1740万元（承兑汇票）的收据。但第二天（2013年11月30日），竺亮仅交付给其3张共计40万元的承兑汇票，剩余1700万元的承兑汇票以后交付，1740万元的收款收据也未随身携带。2013年12月份，张磊与淄矿煤炭公司其他人员向上海巨化公司索要1700万元承兑汇票时，淄博煤炭公司知上海巨化公司从浙江久远公司收到的1700万元承兑汇票是假票，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所以没法交付这1700万元承兑汇票。后来，淄矿煤炭公司提出由上海巨化公司支付1700万元或退回收款收据，但均遭上海巨化公司拒绝。后上海巨化公司向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淄矿煤炭公司时，将该收款收据作为证据之一。因为淄矿煤炭公司尚欠上海巨化公司煤款167217.16元，现在上海巨化公司拒不退还收到1700万元承兑汇票的收款收据，所以上海巨化公司诈骗淄矿煤炭公司16832782.84元。淄博市公安局柳泉分局予以受案。上海巨化公司的业务员竺亮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的事实与张磊陈述的事实基本一致，但陈述上海巨化公司、淄博煤炭公司双方之间不存在煤炭实物流转，只是进行煤款结算。
再查明，在淄博煤炭公司业务员张磊报案之前，上海巨化公司于2013年12月13日，已就浙江久远公司总经理俞凯强向上海巨化公司业务员竺亮交付伪造的1700万元承兑汇票事宜向浙江省衢州市公安局柯城分局报案。浙江省衢州市公安局柯城分局以俞凯强涉嫌伪造金融票证罪立案侦查。但俞凯强现下落不明。
浙江久远公司系由俞凯强实际控制，衢州迅驰公司、浙江鼎泰公司、衢州华电公司均是浙江久远公司的关联公司。以上四公司因俞凯强下落不明后均人去楼空。上海巨化公司分别于2013年12月17日、12月19日、12月23日向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起诉衢州迅驰公司、衢州华电公司、浙江鼎泰公司，索要煤炭货款，以上三案，均由审理法院缺席审理并判决，衢州迅驰公司、衢州华电公司、浙江鼎泰公司分别向上海巨化公司支付所欠煤炭货款和利息损失，三份判决均已发生法律效力。在此三案中，上海巨化公司向审理法院陈述三公司已经支付的货款数额及举证与本案中主张三公司代本案淄博煤炭公司归还的借款数额及举证均完全相同。
原审法院认为，上海巨化公司提供的《煤炭供需合同》、《煤供应合同》经淄博煤炭公司淄矿煤炭公司确认，属双方自愿协商一致达成，双方在其后的资金支付和结算及开具买卖煤炭的增值税发票均依据上述合同履行，双方均无异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与关联性，该院予以确认。经该院调查确认，上海巨化公司在本案起诉之前，在浙江省衢州市三地法院以煤炭买卖合同纠纷分别起诉了衢州迅驰公司、衢州华电公司、浙江鼎泰公司，三地法院均已作出生效判决，认定上海巨化公司与上述三公司存在煤炭买卖关系，而生效判决认定的此三公司向上海巨化公司已付的煤款与本案的关联性体现的是：在本案中是上海巨化公司主张的代淄博煤炭公司已经归还上海巨化公司的借款，证据完全相同。上述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也是上海巨化公司在三案中举证并陈述的事实。在本案中上海巨化公司举证的淄博煤炭公司归还借款的证据在其他三个案件中却举证为与其他三公司支付货款的证据，在本案中的证明主张与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不符，其主张自相矛盾，上海巨化公司主张双方属借款关系，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上海巨化公司在本案中主张与淄博煤炭公司是借款关系并请求归还借款2675万元，无充分证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海巨化公司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海巨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1800.00元、诉讼保全费5000.00元由上海巨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上海巨化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衢州三案系上海巨化公司对事实及法律关系的认识错误。上海巨化公司对迅驰物流等三公司的起诉，是上海巨化公司在其管理层更换以前，企业管理比较混乱的阶段，原来的管理层对于有关的事实和法律关系的认识存在错误的前提下作出的错误决定。本案上海巨化公司起诉时，原公司管理层已经更换，而且这三个案件均已作出判决，上海巨化公司对此是不知情的。直到上一次开庭，对方提出存在衢州三个案件，上海巨化公司才知道这一事实。二、衢州三案已经进入审判监督程序。上海巨化公司知道上述案件后，已经向有关的法院反映了真实情况，指出这三个案件中存在的错误，并且将包括淄博、衢州两地公安机关立案调查的相关线索提供给法院，衢州中院已经对这三个案件进行审查，准备进入审判监督程序，并且已经约谈了上海巨化公司。三、本案原淄博煤炭公司系企业间借贷关系。本案上海巨化公司和淄博煤炭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为企业间借贷关系，上述三个案件均为缺席判决，相应的淄博煤炭公司未提出任何答辩，因此，对于是否存在货物交付这一事实，有关的法院仅仅是根据上海巨化公司提供的相关发票来予以认定，而且上海巨化公司在这三个案件中也没有提供任何发货凭证。具体到本案，上海巨化公司和淄博煤炭公司之间合同的签订以及钱款的往来是非常清楚的，那么，淄博煤炭公司如果认为双方确实存在真实的货物买卖，应当可以提供相关的交货、运输凭证，而淄博煤炭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淄博煤炭公司向原上海巨化公司返还借款人民币2，675万元，利息277万元，并按本金2，675万元自2014年1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用由淄博煤炭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淄博煤炭公司辩称：一、上海巨化公司关于“衢州三案系上海巨化公司对事实及法律关系的认识错误”的第一个上诉理由违背事实，依法不能成立。从本案事实看出，上海巨化公司是由国有的巨化集团公司出资60%、浙江巨化股份上市公司出资40%而设立的有限公司。该公司应当具备法定的标准条件，具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决策程序。并且，上海巨化公司与各公司进行的煤炭买卖业务均经过了出资股东所属管理部门的审查批准。上海巨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直都是郑剑，并无更换。因此，上海巨化公司所谓的“管理层更换”不是事实。上海巨化公司在衢州当地诉讼的不只是一个煤炭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而是在三个区县的基层人民法院分别诉讼至少三个煤炭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并且上海巨化公司作为原告均出示了煤炭买卖交易的包括《企业询证函》在内的财务会计凭证等原始证据。虽然上海巨化公司没有出示公司明细账页，但是上海巨化公司把收到的淄博煤炭公司交货的煤炭再卖出的事实已经确认。二、上海巨化公司的“衢州三案已经进入审判监督程序”的第二个上诉理由依法无据，依法不能成立。上海巨化公司在衢州当地三个区县的基层人民法院分别诉讼的三个煤炭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当地人民法院一审程序早已审理完毕，确认煤炭买卖合同权利义务的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即便是进入审判监督程序，也改变不了煤炭买卖的客观事实，也不能把煤炭买卖交易关系说成并不存在的“企业借贷”关系。三、上海巨化公司的“本案系企业间借贷关系”的第三个上诉理由没有事实根据，依法不能成立。上海巨化公司与淄博煤炭公司之间从来没有订立过借贷合同，也没有实际发生过借贷行为和事实，上海巨化公司所谓的“本案系企业间借贷关系”的观点纯属主观想象，没有事实根据，依法不能成立。本案事实经过是：2012年9月中旬，浙江盛世久远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久远公司）实际控制人总经理俞凯强与本案上海巨化公司公司的王国强来到淄博煤炭公司住所，明确表示上海巨化公司加入到浙江久远公司与淄博煤炭公司早已进行着的煤炭买卖交易业务之中，并确定由上海巨化公司购买浙江久远公司卖给淄博煤炭公司的煤炭，三家煤炭买卖贸易业务具体的交货时间、地点、价格、数量、付款、结算全部由浙江久远公司会同上海巨化公司两家商定，指定淄博煤炭公司作为他们两家的中间一方听从安排办理业务。2012年9月24日，上海巨化公司与淄博煤炭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合同有效期自2012年9月24日至2013年9月23日），各方按照约定的买卖煤炭货物的所有权跟随发票转移，接收发票入账即为收到煤炭货物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进行。各方把交易手续和交易习惯这样简化的目的，就是为了对做大煤炭买卖交易数量彰显业绩提供方便。淄博煤炭公司自始至今，没有与上海巨化公司发生过借贷关系，只是按照浙江久远公司与上海巨化公司两家确定的煤炭买卖交易习惯，全面履行了合同。上海巨化公司隐瞒了淄博煤炭公司按照交易习惯交付煤炭和其已将这些煤炭卖给浙江久远公司等下家的会计凭证、发票、财务账簿等证据，实属妨害诉讼。任何买卖行为都会留下交易痕迹和凭证，上海巨化公司的母公司即出资股东之一是国有公司，另一股东是上市公司，按照规定财务会计账簿、凭证、记账制度应当严格规范。但是上海巨化公司为了恶意占有1700万元煤炭货款，转嫁买卖合同交易风险，不惜编造情节，只举出结算煤炭货款的付款凭证，隐瞒对其不利的收货后又卖给浙江久远公司等下家的会计凭证、发票、财务账簿等证据，并且把“煤炭买卖合同纠纷”谎称诉讼为“企业借贷纠纷”。上海巨化公司起诉浙江鼎泰物流有限公司等三家煤炭买卖合同欠款的案件的证据资料，及其上海巨化公司把收到煤炭买卖交易四个下家（即浙江久远公司、衢州华电公司、衢州迅驰公司和浙江鼎泰公司）结算煤款的背书的银行承兑汇票又转付给淄博煤炭公司结算煤款的2013年8月份的10份承兑汇票和2013年9月份的15份承兑汇票复印件（该两个月的计款额为85，000，000元的25份承兑汇票由上海巨化公司直接付给浙江久远公司。淄博煤炭公司只是收到上海巨化公司的二份承兑汇票明细清单做了账务处理，并没有见到过承兑汇票原件）等会计凭证，恰好证明上海巨化公司早已收到淄博煤炭公司的煤炭的事实。只有收到淄博煤炭公司的煤炭，上海巨化公司才能再卖给四个下家，才能接收到四个下家支付煤炭货款的承兑汇票等买卖合同对价。由于上海巨化公司与浙江久远公司的合伙交易，致使淄博煤炭公司遭受较大经济损失。四、上海巨化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依法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原审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而上海巨化公司的上诉状中编造所谓“不知情”等情节，隐瞒煤炭交易的事实，曲解财务会计凭证，企图转嫁交易风险。上海巨化公司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敬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海巨化公司与淄矿煤炭公司是否存在借款关系。2012年9月24日，上海巨化公司与淄矿煤炭公司签订淄矿煤合字（2012）煤炭第3-21号《煤炭供需合同》，2013年9月24日双方又签订了《煤炭供应合同》。双方对此并无异议。上海巨化公司主张自2012年9月24日至2013年11月29日多次向淄矿煤炭公司付款，合计21350万元，淄矿煤炭公司通过浙江久远公司以及其他关联公司向上海巨化公司归还了借款18675万元，尚余2675万元未归还。淄矿煤炭公司主张2012年9月24日至2013年11月29日收到上海巨化公司煤款21350万元，并将全部煤款支付给了浙江久远公司。其向上海巨化公司开具了票款为230399429.24元的增值税发票。上海巨化公司对淄矿煤炭公司开具买卖煤炭的增值税发票的事实无异议。在一、二审诉讼过程中，上海巨化公司既未向法庭提交双方之间有借款合同等书面证据，也未提交双方之间存在实际借款关系的其他证据，在本案其向法庭提交的主张淄矿煤炭公司通过衢州迅驰公司、衢州华电公司、浙江鼎泰公司向其归还借款的证据，在另外三个案件的诉讼过程中，上海巨化公司却用以主张是衢州迅驰公司、衢州华电公司、浙江鼎泰公司向其归还货款，且已被三份生效判决确认为货款，上海巨化公司的主张自相矛盾。上海巨化公司主张对其他三个判决不知情，理由不充分，主张上述三个判决已经进入审判监督程序，但未提交证据证实。因此，上海巨化公司仅凭《煤炭供需合同》、《煤供应合同》及付款事实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根据举证规则，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结果。本院对其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海巨化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9400元，由上诉人上海巨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左玉勇
审判员 邝 斌
审判员 马 红
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贾宝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