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6民终14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如皋市林梓织带厂，住所地如皋市林梓镇居委会***组。
负责人：陈德俊，该厂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伟，系该厂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阚建军，江苏濠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炜赋集团南通江海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开发区景兴路288号。
法定代表人：刘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梅丛兵，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如皋市林梓织带厂（以下简称林梓厂）因与被上诉人江苏炜赋集团南通江海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海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开商初字第000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梓厂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据了解，王倩、孙丽的工资系由江海公司支付。案涉订单均由沈建林、王倩、孙丽以江海公司名义发出，我厂接受订单时明知这些人员系江海公司员工，沈建林、王倩、孙丽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后果应由江海公司承担。2、付款委托书是江海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结算货款的依据，委托书中明确对外采购主体为江海公司，实际内容是江海公司要求案外人对于其所购买的服装辅料的价款进行确认，并同意在与生产企业结算时进行抵扣。对此我厂无法得知，该证据不能达到推定是否具有代理权的证明效力。3、整个交易履行过程中，交易场所在江海公司、办公场所有江海公司名称和字号、经办人为江海公司员工、业务单据为江海公司抬头、付款由江海公司账户支出，这些事实足以使我厂相信交易对象为江海公司。4、沈建林长期代表江海公司与我厂发生业务关系，对账单等材料亦以江海公司名义出具，故沈建林以及南通市通州区森莱斯服装厂（以下简称森莱斯厂）的证词均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江海公司答辩称：1、沈建林及森莱斯厂出具的证明足以证明案涉业务发生在林梓厂与沈建林之间，与本公司无涉。2、江海公司的经营地点于2013年8月才搬迁至中南城，此后才将部分办公室出租给森莱斯厂，而2012年12月28日林梓厂就已开具过发票给森莱斯厂，可见林梓厂认为沈建林在江海公司办公室发生的交易即代表我公司不符合事实。2、王倩、孙丽均系森莱斯厂员工，工资由森莱斯厂发放，我公司仅受森莱斯厂委托为其职工代缴养老保险。且该二人仅参与部分业务中辅料型号、款式的联系工作，并未与林梓厂洽谈业务或订立采购合同。3、一审时林梓厂提供的财务凭证中有购买单位为森莱斯厂的记账记录，所有的发票也都开具给森莱斯厂。且付款委托书为一式三联，林梓厂、我公司、委托方各持一联，并附在财务凭证中，否则会出现付款单位与开票单位不一致的情形，亦无法做账与报税。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林梓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江海公司立即支付欠款185639.6元；2、江海公司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5年1月29日支付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支付利息408元（暂计算至起诉之日）；3、江海公司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2月29日，林梓厂出具一份对账单，注明“江苏炜赋集团南通江海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五部，我厂与贵司2013-2014年业务往来如下：2014.2月24日开南通市通州区森莱斯服装厂，金额壹拾万圆整；2013-2014未开票松紧带货款34639.6元（叁万肆仟陆佰参拾玖元陆角）；2014年衬布未开票22100元（贰万贰仟壹佰元）；陈欠款28900（贰万捌仟玖佰元）。合计人民币壹拾捌万伍仟陆佰叁拾玖元陆角整（185639.6元）。”林梓厂在落款处加盖公章。沈建林在该对账单中注明“以上金额经已确认，沈建林，2015.元.29。具体还款计划经商定后再予以答复！”后林梓厂索要未果，遂提出如前诉请。另查明，受案外人南通高丽服饰有限公司、森莱斯厂委托，江海公司曾先后数次向林梓厂支付过货款。在诉讼过程中，森莱斯厂出具情况说明一份，注明“我服装厂自2009年以来因生产服装需要与如皋市林梓织带厂发生购买松紧带等服装辅料的业务关系，具体由沈建林作为我厂经办人（沈建林系我厂负责人沈志祥的儿子）与如皋市林梓织带厂联系承办。2015年1月29日，我厂经办人沈建林与如皋市林梓织带厂业务员陈志伟核对业务往来账目，尚有业务185639.60元未结算，另退回如皋市林梓织带厂松紧带约8000元左右（有退货收条），实际我服装厂结欠如皋市林梓织带厂货款约177000元未支付。”再查明，沈建林的人事关系在江海公司处，江海公司也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林梓厂提供的部分业务跟单中的业务员王倩、孙丽在业务发生时段由江海公司为其缴纳企业基本养老保险。森莱斯厂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是沈志祥（系沈建林之父）。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本案争议所在。依照法律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诉讼过程中，林梓厂所举的沈建林签字的对账单、由江海公司缴纳养老保险的王倩、孙丽在跟单上的签字及江海公司实际付款等证据并不能直接证实林梓厂与江海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的合意，因此难以认定双方之间就案涉货物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当然即使双方之间不存在建立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但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依照法律规定江海公司仍应承担民事责任。审查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应该以订立合同时为节点，审查订立合同时无权代理人是否存在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以及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善意无过失。对此，既便林梓厂主张在沈建林办公室对账属实，沈建林办公室外挂有江海公司业务五部的牌子及沈建林的名片印有江海公司的名称等，这些事实均难以证明在林梓厂与沈建林订立合同时，沈建林具有江海公司代理权的表象。同样理由，沈建林曾作为江海公司的经办人与他人签订合同，也无法达到该证明目的。同时，从林梓厂是否善意无过失的构成要件来考量，林梓厂与沈建林长期存在业务合作关系，仅凭上述这些表象，也难以认定林梓厂已尽到商事领域内商事主体最基本的注意义务。况且，考量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前提是沈建林以江海公司的名义与林梓厂订立口头合同。对于这一点，林梓厂在诉讼过程中也未能充分举证。因此，林梓厂主张的货款，因证据不充分，难以认定系与江海公司之间发生的业务往来，林梓厂可另案向义务人主张权利。判决：驳回林梓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20元，由林梓厂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证认为，对林梓厂提供的增值税发票真实性予以确认，林梓厂提供的其他证据，不足以达到其证明目的；对江海公司提供的两份证明，均属于证人证言范畴，根据相关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其未能到庭，故其出具的书面证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如何认定。
本院认为，商事主体在从事交易过程中，对合同的订立、交易对象的审查、履行过程中货物的交付等影响双方重大权利义务的事项，均负有审慎注意之义务，唯此才能降低交易风险，保障交易安全。林梓厂主张案涉合同相对人为江海公司依据不足，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沈建林等人的行为不构成有权代理。所谓有权代理是代理人享有代理权而进行的代理，在有权代理的情况下，代理行为的效果直接归被代理人承受。通常而言，有权代理包括职务代理和委托代理。前者系根据代理人所担任的职务而产生的代理，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主要受劳动法律关系或行政法律关系的约束，后者代理权的享有是基于被代理人的委托而产生，是被代理人单方授权行为的结果。尽管两者授权形式有所不同，但代理人都只能在授权范围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对外进行民事活动。本案中，首先，林梓厂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沈建林等人的下单行为系受江海公司的委托。其次，即使沈建林等人系江海公司的员工，亦无法就此推断沈建林等人具有代表江海公司对外签订买卖合同的权限。再者，江海公司虽向林梓厂支付部分款项，但就此江海公司作出了合理解释并提供了相应证据，可证明其付款行为发生的基础系因森莱斯厂等的委托而非基于买卖合同，故就江海公司的付款行为无法推断出其对案涉买卖合同有追认的意思表示。综上，因沈建林等人的行为不构成有权代理，其行为后果并不必然由江海公司承担。
第二，沈建林等人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相关规定，当事人有关表见代理诉讼主张的成立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行为人以被代理人名义与相对人订立合同；行为人实施了无代理权的行为、所存在的代理权表象与被代理人行为直接相关且在被代理人风险控制能力范围内；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权代理出于善意无过失。本案中，首先，林梓厂与江海公司之间从未订立过书面合同，仅凭沈建林等人以有江海公司抬头的纸张下单以及沈建林等人名片印有江海公司名称等，均不足以证明沈建林等人的行为具有代理权表象。其次，江海公司属于行业内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结合本地服装外贸行业的特殊性，林梓厂作为相关领域内的商事主体，对于江海公司的经营范围、性质、交易惯例等理应有所了解。但林梓厂在与沈建林的长期合作过程中，从下单到对账均仅与沈建林等人联系，并未要求江海公司对案涉买卖合同进行确认或追认，其作为相对人显然并非善意无过失。
综上所述，林梓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4020元，由上诉人如皋市林梓织带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琰
审 判 员 陈 卓
代理审判员 蒋ＸＸ
二〇一六年九月六日
书 记 员 倪佩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