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3民终20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红艳，女，1972年8月2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沛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玉侠，江苏红杉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永军，男，1947年10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沛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牟善兰，女，1946年7月1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沛县。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尊峰，江苏圣典（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红艳因与被上诉人吕永军、牟善兰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沛县人民法院（2016）苏0322民初28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红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玉侠、被上诉人吕永军、牟善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尊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红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排除妨害，搬出涉案房屋；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本案系排除妨害纠纷，上诉人已提交涉案房产权属登记证书，证明其系合法产权人，被上诉人未提出足以推翻权属登记证书的充足证据，也未提出其可以在涉案房产内居住的合法理由，一审法院应支持上诉人要求排除妨害的一审诉请。至于被上诉人认为涉案房屋产权有争议，应另案处理。2、一审法院否定2012年3月7日的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条款的效力错误。2010年7月27日上诉人与案外人吕涛（两被上诉人儿子，上诉人前夫）离婚协议中关于房产的约定条款，并未实际履行，未办理房产变更登记手续，不发生物权变动效力。2012年3月7日上诉人与吕涛的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系上诉人与吕涛协商一致达成的有效协议，该协议系对2010年7月27日协议的变更，且已实际履行，办理了变更登记，发生了物权变动效力。该协议内容亦不违反道德义务，一审法院应认定该协议有效。
被上诉人吕永军、牟善兰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与吕涛2010年7月27日的离婚协议约定赠与三子女房产的内容，随着离婚生效而生效，离婚与赠与条款二者密不可分，该协议对于上诉人具有法律约束力。2012年3月7日上诉人与吕涛再次签定离婚协议，对在先离婚协议中所涉房产重新分割应属无效。2、涉案房产是基于婚姻家庭关系产生、变更，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本案应适用婚姻家庭类法律，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九条等规定，作出判决是正确的。
李红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吕永军、牟善兰排除妨害，搬出沛县金地花园一期17号楼1单元001、002号房；案件受理费由吕永军、牟善兰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红艳、吕涛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0年7月27日在沛县民政局协议离婚，并签订自愿离婚协议书，协议书第二项“子女抚养：长子吕威、长女吕兹由吕涛抚养，次子吕翱由李红艳抚养。”；第三项“财产分割：房产归三子女共同拥有。”2012年3月7日，李红艳、吕涛双方在沛县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同日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并签订自愿离婚协议书，协议书第二项“子女抚养：两男孩一女孩归女方抚养。”第三项“财产分割：金地17#1-101，17-1-201，车库、储藏室，紫荆花园9-4-202，江南名都城17#18#门面房，27#门面房，金地17#302，17#402，金地28#号楼302，28#402，江南名都城1单元501-512，江南名都城2单元501-513的产权归女方所有。”2012年11月8日，李红艳、吕涛双方在沛县房管部门签订具结书，吕涛同意将沛县金地花园一期17号楼1单元001号房（车库）、002号房（储藏室）中自己占有份额转让给李红艳，2012年11月14日沛县房管部门为李红艳办理了涉案房屋产权证（房产证号分别为沛房权证政字第××号号沛房权证政字第××号号）。现吕永军、牟善兰居住在涉案房屋内。2012年3月7日李红艳、吕涛再次办理离婚手续时尚有子女未成年。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有效的物权受法律保护，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要求排除妨害；本案争议焦点为李红艳是否为涉案房产的合法有效所有权人。
一、李红艳、吕涛双方于2010年7月27日离婚协议中对涉案房产权属约定的效力问题。李红艳主张2010年7月27日自愿离婚协议书中提到“房产归三子女共同拥有”系登记在三子女名下的房产，不包括登记在李红艳、吕涛名下房产，其代理人称系约定不明；吕涛辩称“房产归三子女共同拥有”是指包括涉案房产在内的夫妻共有房产均由三子女共同拥有。离婚协议书中对财产分割的约定应是对夫妻共有财产的约定，2010年7月27日李红艳、吕涛双方约定“房产归三子女共同拥有”通常理解应为夫妻双方共有所有房产；另在2012年3月7日同一天李红艳、吕涛双方办理结婚、离婚登记手续，并重新签订自愿离婚协议书，明确约定包括涉案房产在内的多处房产归李红艳所有，显然双方的根本目的是重新分割财产，将原赠与子女的房产分给李红艳。第二次自愿离婚协议书中关于财产分割内容与第一次自愿离婚协议书中关于财产分割内容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李红艳、吕涛双方于2010年7月27日签订自愿离婚协议书中财产分割房产包括涉案房产。
2010年7月27日李红艳、吕涛双方在沛县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并签订自愿离婚协议书，约定涉案房产归李红艳、吕涛的三子女共同拥有。该协议内容系李红艳、吕涛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且在民政部门登记备案，对李红艳、吕涛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在其家庭成员内部已经发生物权变动效力，李红艳、吕涛双方就涉案房产对三子女的赠与已经完成，三子女系涉案房产合法所有权人。理由如下：1、《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与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就不动产物权的转移、变动而言，《物权法》及《合同法》的规定是一般规定，《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关系的规定是特殊规定。因此认定经民政部门登记备案的约定夫妻共有财产权属协议效力时应优先适用《婚姻法》。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李红艳、吕涛双方在2010年离婚时将共同财产赠与子女，是基于对子女抚养、监护的道德义务，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离婚协议具有人身属性，约定房产所有权虽未经过户登记，但在夫妻家庭成员间应适用亲属法规定，不存在善意第三人时，已经发生物权变动效力。因此一审法院认定2010年7月27日李红艳、吕涛双方签订自愿离婚协议书并经民政部门登记备案后，三子女系涉案房屋所有权人。
二、李红艳、吕涛双方于2012年3月7日签订自愿离婚协议书中对涉案房产权属约定效力问题。在2010年7月27日李红艳、吕涛签订自愿离婚协议书并在民政部门登记备案后，李红艳、吕涛三子女即已取得涉案房产所有权，李红艳、吕涛双方于2012年3月7日结婚登记后该房产并不自然恢复至夫妻共有财产状态，因此李红艳、吕涛双方无权再对涉案房产进行分割，李红艳、吕涛双方于2012年3月7日签订的自愿离婚协议书损害了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就涉案房产进行的分割约定亦无效。
虽然李红艳依据该协议办理了涉案房产过户手续，涉案房产已过户登记至李红艳名下，但李红艳并非涉案房产实际所有权人。理由如下：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规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即合法有效的离婚协议内容对夫妻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撤销具有严格限制条件，无特殊情形不予撤销。离婚协议是夫妻双方就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达成的合意，夫妻双方协议将房产赠与子女是基于原有婚姻关系这一特定的人身关系为基础，并具有保护、照顾未成年子女利益的道德性质，理应受到法律保护。2、从保护子女利益出发，父母作为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父母基于离婚及未来抚养等问题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财产赠与子女，作为未成年子女父母，即是赠与人又是财产监管人，如父母可以随意撤销对未成年子女的赠与，显然会损害子女利益。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李红艳并非涉案房产合法所有权人，无权要求吕永军、牟善兰排除妨害。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第十八条、《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红艳对吕永军、牟善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李红艳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红艳是否为涉案房产的合法所有权人，其是否有权要求吕永军、牟善兰排除妨害。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李红艳系涉案房产权属证书载明的所有权人，根据物权公示原则的权利正确性推定规则，应视李红艳为涉案房产的合法所有权人，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述法律规定中，离婚财产分割协议对于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并未规定可以直接发生物权变动之法律效力。本案中，李红艳与吕涛在2010年7月27日的财产分割协议中约定将涉案房产归三子女共同拥有，该约定内容应视为夫妻双方允诺向第三人即三子女给付的合同关系，该合同对双方当事人仅具有合同约束力。双方均未按协议约定将其所有房产变更登记至其三子女名下，涉案房产的原所有权人并未发生变更，仍为吕涛。一审法院认为李红艳、吕涛2010年7月27日签订财产分割协议后，三子女即系涉案房屋所有权人，无法律依据。
再次，在现实生活中，离婚协议由当事人双方通过协商自主拟定，对涉及财产的事项多采取“一揽子”解决方案，并不区分财产分割与经济帮助、经济补偿、损害赔偿等内容。故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确实有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的地方，男女双方中的一方不得在婚姻关系解除后随意单方要求撤销、变更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亦不得随意以财产所有权未实际转移为由要求撤销对子女房产的赠与，以防止一方当事人在达成婚姻关系解除的目的后，又违反婚姻关系解除时的双方约定，造成对另一方当事人的不公。但在夫妻双方都自愿变更离婚协议内容的情况下，仍应充分尊重当事人对自己财产的处分意愿，适用合同法的基本原理处理双方对在先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变更行为。本案中，李红艳、吕涛2010年7月27日签订财产分割协议后，2012年3月7日双方复婚后又离婚，再次签订离婚协议，就子女抚养和房产处分问题重新作出了约定，其中包含涉案房产的处分问题。该约定应视为双方当事人对2010年7月27日约定的协议变更，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关于涉案房产处分的约定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约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2012年3月7日的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签订后，吕涛也已实际履行了该协议的约定内容，将其所有的涉案房产实际变更登记至李红艳名下，李红艳已取得涉案房产的所有权。被上诉人关于李红艳和其子吕涛签订该协议仅是约定由李红艳监管涉案房产，而非所有涉案房产的主张，未提供证据证明，且与变更登记行为相矛盾，本院不予采信。
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影响。”本案中，李红艳已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吕永军、牟善兰无证据证明其继续占有、使用涉案房屋的正当性，且其占有、使用已对李红艳的所有权占有、使用等权益的行使造成妨害，故李红艳依法有权要求吕永军、牟善兰搬出涉案房产排除妨害。
第五，两被上诉人系上诉人的前公婆，相互共同生活多年，两被上诉人曾帮上诉人照顾未成年孩子，上诉人心存感激，且离婚之前与公婆相处融洽。现两被上诉人仍与上诉人的孩子及孙子（即两被上诉人的孙子、重孙子）共同居住在涉案房屋中，两被上诉人在涉案房屋中居住多年具有一定的感情，且年事已高，若被强制搬出，虽于法有据，但于情不忍。经本院释名法理和人伦道德，上诉人主动申请：只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确认涉案房屋归上诉人所有即可，不要求被上诉人吕永军、牟善兰排除妨害，迁出涉案房屋。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红艳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五条、十七条、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苏省沛县人民法院（2016）苏0322民初2877号民事判决；
二、沛县金地花园一期17号楼1单元001、002号房（房产证号分别为沛房权证政字第××号号沛房权证政字第××号号）归李红艳所有。
一审案件案件受理费80元，由吕永军、牟善兰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吕永军、牟善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沈慧娟
审判员 陈 禹
审判员 赵东平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马 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