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云行终100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曾林，男，汉族，1971年5月22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
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关上镇关兴路320。
法定代表人王忠，区长。
委托代理人邱文庆，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吴子明，昆明市官渡区城市更新改造局，党委书记。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曾林因诉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官渡区政府）房屋行政强制行为及行政赔偿上诉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6日作出的（2015）昆行初字第22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7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曾林，被上诉人官渡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邱文庆、吴子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延长了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2011年11月7日，官渡区金马街道办事处地铁工程3号线征地拆迁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拆迁领导小组）发布《官渡区金马街道轨道3号线征地拆迁通告》（以下简称《通告》），曾林所有的昆明市金马寺灯泡厂（金马苑小区）2幢3单元101号房屋位于该《通告》的征地拆迁范围内。2012年11月6日、11月13日，官渡区政府金马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金马街道办）与昆明康华源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华源公司）先后签订《拆迁、拆除委托合同》和《地铁3号线房屋拆除安全责任书》，由后者受托对金马街道轨道3号线建设征地拆迁项目实施拆迁、拆除工作。2015年4月26日至28日期间，在未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情形下，曾林的上述房屋被强制拆除。曾林对该强制拆除行为不服，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金马街道轨道3号线建设征地拆迁项目隶属于官渡区轨道3号线建设征地项目，项目的征收主体和责任主体为官渡区政府。诉讼中，官渡区政府陈述曾林房屋系由康华源公司拆除。
一审法院判决认为，本案系公民认为行政机关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提起的诉讼，依法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及本院管辖。曾林系被拆除房屋的合法权利人，对强制拆除行为不服，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依法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对于本案被诉拆除行为被告的认定。官渡区政府答辩认为拆除系拆迁公司的私自民事行为，不应认定为官渡区政府的行政行为，官渡区政府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经审查，即便曾林的房屋系由官渡区政府陈述的康华源公司所拆除，但该拆迁公司是基于金马街道办的委托对金马街道轨道3号线建设征地拆迁项目进行的拆迁拆除。曾林的房屋因属于该项目的拆迁范围内，故康华源公司对曾林房屋所实施的拆除行为应为委托事项的一部分。金马街道轨道3号线建设征地拆迁项目包含在官渡区轨道3号线征地拆迁项目范围内，该项目的征收主体及责任主体均为官渡区政府。因此，金马街道办对康华源公司的委托是为了完成和服务于整个官渡区轨道3号线征地拆迁项目。从诉讼中官渡区政府举证的态度而言，官渡区政府对于金马街道办事的前述委托行为是予以认可的，其作为该项目的征收主体和责任主体，有义务对受托拆迁公司的具体实施行为进行监管。由于康华源公司不当行为导致的后果，依法应由该项目的责任主体官渡区政府承担。同时，官渡区政府作为整个项目的征收主体，曾林房屋被强制拆除、房屋对项目建设的阻碍被消除的“利益”亦归属于官渡区政府，从“权责利”相统一的基本法理出发，官渡区政府亦应对曾林房屋被拆除的后果承担相应责任。综上，官渡区政府辩称本案系拆迁公司民事拆除的观点不能成立，官渡区政府是本案适格的被告。
关于被诉强制拆除行为的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对行政强制行为作出的法定情形、程序、主体、依据等均作出了严格规定，但本案官渡区政府并未能举证证明该强制拆除行为的合法性。故从举证责任分配的角度而言，被告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本案被诉的强制拆除行为应被确认违法。
针对官渡区政府的违法强制拆除行为，曾林起诉主张除房屋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失2646314元。经曾林庭审明确，具体包括：（一）室内物品的损失：1.江大权字画一幅，价值1800000元；2.现代景德镇花瓶一对，价值300000元；3.江苏紫砂茶具一套，价值68000元；4.现金50000元；5.厨房全套电器及用品，价值7000元；6.客厅家具电器，价值30000元；7.卧室的家具、电器和大量书籍，价值55000元；8.烟酒，价值28960元；9.各类小物品，价值15000元。（二）房屋被拆除的其他损失：1.在外租房的过渡费45879元；2.至2016年9月的租房开支23400元；3.2013年开始房屋被砸和人被打的损失191240元，以及人被打的误工费18000元；4.诉讼中产生的交通费12635元；5.2013年8月16日起产生的通讯费1200元。对于（一）室内物品的损失，官渡区政府对曾林的房屋进行强制拆除，在拆除过程中理应对房屋内的物品进行搬离后妥善保管并返还曾林，但经曾林在诉讼中核实仍未能明确相关物品的下落，导致返还不能。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的规定，官渡区政府就其违法拆除行为给曾林室内物品所造成的损失，依法应通过货币方式予以赔偿。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曾林因官渡区政府的突然拆除行为无法对其室内财产损失进行详细举证的，对于符合日常生活需要的家具、家电、厨房用品及其他合理的生活用品，在官渡区政府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形下，对其价值人民法院可在合理范围内予以认定。根据昆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准，一审法院依法将该部分损失酌情认定为80000元。对于曾林所主张的名贵字画、花瓶、茶具、大量现金、烟酒等贵重物品，因曾林所主张的金额巨大，超出了一般家庭日常生活使用及陈列的需要，故曾林有义务对该类贵重物品的客观存在及价值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但曾林经一审法院释明，仍未能举出任何证据证实以上物品确客观存在于被拆除房屋内及具备存在的合理性，对于曾林未予举证而径直主张的该部分损失，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对于（二）房屋被拆除的其他损失，其中曾林主张的在外租房的过渡费45879元和至2016年9月的租房开支23400元，因曾林原居住房屋基于官渡区政府的拆除行为而灭失，故曾林另行居住必然会产生新的费用。对于该部分由曾林实际支出、业已产生的开支，曾林在具备举证条件的情形下应就其所主张的具体金额举证予以证实，但本案中曾林并未能提交相关证据，故一审法院对曾林所主张的具体金额不予认可；但另一方面，鉴于租房开支属于官渡区政府违法行为给曾林造成的必然损失，故为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考虑到曾林原房屋的面积，在不降低其居住水准的前提下，一审法院对曾林的租房费用酌情认定为每月1500元。根据曾林所主张的自拆除之时截至2016年9月计算，17个月的租房开支共计25500元。曾林主张的2013年房屋被砸及人被打的损失和误工费，因并非由本案被诉的强制拆除行为所导致，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诉讼中产生的交通费、通讯费因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所规定的直接损失，一审依法亦不予支持。
对于被拆除房屋的损失，其起诉要求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赔偿。该项诉请的本质为行政行为违法侵犯曾林的财产权所导致的行政赔偿诉讼请求，对于房屋的损失应依据房屋被拆除时的价值确定。本案，因曾林房屋在拆除之时或之前并未进行过价值评估，现因房屋灭失丧失评估条件，故为合理确定房屋的价值，应综合考虑被拆除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结构、新旧程度、建筑面积及土地使用权权属性质等影响房屋价值的因素。为此，应曾林申请，一审法院先后到曾林房屋所在周边的房屋中介进行了走访，并向昆明市官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调取了距离曾林房屋被拆除之时时间最为接近的金马苑小区二手房市场成交价格。通过中介走访获取的最新成交时间为2009年，房屋面积63.44㎡成交价275000元，64.13㎡成交价230000元，单价分别为4288元/㎡和3586元/㎡。昆明市官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通过房屋权属登记档案查询，2012后并无曾林所在小区的房屋交易信息，时间上与原告房屋被拆除之时最为接近的三份成交记录分别为：2010年3月房屋面积57.63㎡成交价250000元，2010年10月房屋面积57.63㎡成交价230000元，以及2011年10月面积为57.63㎡的房屋转让1/3的成交价71654元，对应房屋单价分别为4338元/㎡、3991元/㎡和3730元/㎡。同时，官渡区政府作为证据提交的片区拆迁过程中对曾林同单元四套房屋所作的《房屋征收补偿估价报告》显示，以2012年11月7日作为估价时点，曾林同单元不同楼层的房屋评估单价（含装修）分别为7463元/㎡、7760元/㎡、7323元/㎡以及7853元/㎡。关于曾林房屋价值的认定，官渡区政府所提交的估价报告系第三方评估机构以2012年11月7日作为估价时点对曾林同单元的四套房屋所进行的市场估价，其从时间上相较房屋中介机构及住建部门提供的市场成交情况距离曾林房屋被拆除之时更为接近，房屋的坐落、户型、新旧程度等与曾林房屋也更为相似，从评估机构的资质而言，该价格也相对公允，且曾林对评估结果也表示认可。因政府启动征收拆迁，2012年后金马苑小区并无二手房成交，片区的征收拆迁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房屋价值的上涨，因此，官渡区政府提交的2012年11月曾林同单元另四套房屋的评估价格与2015年4月曾林房屋被拆除之时虽在时间上有一定间隔，但从房屋价值上仍应较为接近，且明显高于一审法院所调取的市场成交价。为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大化合理认定被拆除房屋的价值，一审法院以官渡区政府提交的评估价作为参照依据，折中认定原告房屋的单价（含装修）为7600元/㎡。结合曾林房屋面积56.97㎡，房屋总价值为432972元。对于曾林的该房屋价值，官渡区政府依法应给予赔偿。
综上，因本案官渡区政府未能举证证实其对曾林房屋所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合法，对该强制拆除行为一审法院依法确认违法。官渡区政府对其违法行为给曾林造成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应给予赔偿，其中房屋灭失的损失432972元，室内物品损失80000元，租房开支25500元，共计538472元。曾林所主张的其他损失，因曾林未能举证证实，或不属于本案应处理的损失范畴，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八）项及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2目、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官渡区政府于2015年4月26日至28日期间强制拆除曾林所有的昆明市金马寺灯泡厂（金马苑小区）2幢3单元101号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二、官渡区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曾林房屋灭失的赔偿金人民币432972元，室内物品损失人民币80000元，自房屋被拆除之时至2016年9月的租房开支人民币25500元，共计赔偿金额为人民币538472元；三、驳回曾林的其他诉讼请求。
曾林上诉称，上诉人所住房屋于2015年4月26日至28日被非法强拆，上诉人随即向相关部门进行多次反映，但官渡区政府对此不闻不问。从被上诉人提交的视频资料中，可以显示上诉人在财产损失清单中列出的多项物品。一审法院以本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准为补偿标准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请求：1.追究官渡区政府违法犯罪行为。向上诉人公开赔礼道歉，并给予精神抚慰金86600元；2.判定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的所有财产，并给予合理补偿；3.撤销一审所有不合理不合法的关于不予补偿金额的判决；4.追加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为第二被告；5.冻结现有小区的土地状况。
官渡区政府答辩称：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未予举证而径直主张的损失及相关费用依法不予支持，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应予维持。一审判决赔偿的金额合法合理，依法应当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曾林一审时提交了《通告》、《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房屋买卖合同》等五组证据材料。被上诉人官渡区政府一审时提交了《官渡区城市地铁交通工程建设项目3号线征地拆迁工作指导意见》、《拆迁、拆除委托合同书》、《地铁3号线房屋拆除安全责任书》等五组证据材料。一审法院对上述各方当事人提交证据的审核认定意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上诉人曾林在二审庭审提交了两份接待报警案件三联单，分别落款时间为2016年11月11日及2016年12月21日。称该两份证据材料是在一审结束后获取的，欲证明其房屋被强制拆除所遭受的房屋损失及屋内财产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三）项“本规定第五十条和第五十一条中的“新的证据”是指以下证据：（三）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的规定。该两份证据符合前述法律规定的二审提交新证据要求，但因该两份证据仅能证明拆除行为发生一年后，上诉人自己报警时候的陈述，并非公安机关侦查核实的内容。故该两份证据并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诉讼主张，因此，本院对该两份证据应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主要案件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二）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三）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四）通知当事人到场；（五）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六）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七）制作现场笔录；（八）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予以注明；（九）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程序。”从本案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来看，官渡区政府强制拆除曾林所有房屋的行政行为并未履行出示执法身份证件、通知当事人到场、制作现场笔录等前述法律规定的行政程序，且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对一审判决确认官渡区政府于2015年4月26日至28日期间强制拆除曾林所有的昆明市金马寺灯泡厂（金马苑小区）2幢3单元101号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的判项并无异议。本院经审理后认为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
关于行政赔偿请求。曾林在二审时主张其一审时并没有对房屋本身主张赔偿，但是从一审庭审笔录记载及二审庭前及庭审核实，曾林明确表示过希望其房屋按照590号令的要求进行赔偿。因此其赔偿请求经二审确认为：1.对房屋本身按照国务院590号令的标准进行赔偿；2.室内物品的损失：（1）江大权字画一幅，价值1800000元；（2）现代景德镇花瓶一对，价值300000元；（3）江苏紫砂茶具一套，价值68000元；（4）现金50000元；（5）厨房全套电器及用品，价值7000元；（6）客厅家具电器，价值30000元；（7）卧室的家具、电器和大量书籍，价值55000元；（8）烟酒，价值28960元；（9）各类小物品，价值15000元。3.房屋被拆除的其他损失：（1）在外租房的过渡费45879元；（2）至2016年9月的租房开支23400元；（3）2013年开始房屋被砸和人被打的损失191240元，以及人被打的误工费18000元；（4）诉讼中产生的交通费12635元；（5）2013年8月16日起产生的通讯费120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的规定，上诉人曾林的房屋及屋里物品已经被拆除或者无法查找到，因而无法恢复原状，一审法院判决官渡区政府就其违法拆除行为给曾林的房屋及室内物品所造成的损失，通过货币方式予以赔偿符合前述法律规定。具体而言，一审法院依据同等地块的二手房交易价格及同小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价格，认定上诉人的房屋（含装修）的价格为7600元/㎡有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同时在屋内基本生活用品具体损失通过审理无法查清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将屋内财产损失酌情认定为80000元，具有公正合理性，符合本案实际。至于上诉人所主张的其他屋内贵重物品、现金，因为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具体的物品来源、价值、明细等，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同时，针对曾林所主张的因为房屋拆除而导致的租房损失，一审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酌情认定为1500元/月，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并无不当。至于曾林的其他赔偿请求，无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审查。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五条“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后，原告提出新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但有正当理由的除外”，曾林在上诉请求中增加的要求官渡区政府赔礼道歉及给予精神抚慰金86600元，追加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为第二被告的诉讼请求，不符合相应法律规定，本院不予准许。且其新增加的要求追究官渡区政府的违法犯罪行为及冻结现有小区的土地状况，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权限范围，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应予驳回。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曾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学军
审判员 易 文
审判员 邹 倩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日
书记员 杨 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