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13民终214号
上诉人（被申请人、原审被告）：胡平营，男，1961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广东省惠东县人，住惠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原著闻，广东纬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陈冠璋，男，1991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广东省惠东县人，住惠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锐聪，男，1956年4月7日出生，汉族，广东省惠东县人，住惠东县。
上诉人胡平营因与被上诉人陈冠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惠东县人民法院（2016）粤1323民再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平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原著闻、被上诉人陈冠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锐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胡平营上诉请求：1、撤销惠东县人民法院（2016）粤1323民再1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3、全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本案认定事实错误，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不具有证明力。本案已超过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本案的焦点是被上诉人于2013年7月23日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本案有两笔不同合同产生的结算款。
（1）其中一笔191700元按《马铃薯种薯购销协议》所约定的最终结算付款期限是2011年2月底，即被上诉人须在2013年3月1日前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2）另一笔结算款40630元约定结算期限为2011年4月底，即被上诉人须在2013年5月1日前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但被上诉人于2013年7月23日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超过了2年诉讼时效保护期。
2、本案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不具有证明力。原审法院认定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主要证据是《惠东县平海镇群众来信来访登记表》（签署的日期为2013年3月15日，共5页）径口村委会出具《证明》（签署的日期2013年3月26），张某22013年8月20日《证明材料》、张某12013年8月20日所作的《证明材料》。
（1）《惠东县平海镇群众来信来访登记表》是后补材料，不具有证明力。①《惠东县平海镇群众来信来访登记表》形成时间与书面记载时间不一致，不符合书证特征。上诉人在原审便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对其形成的时间2013年3月15日也提出质疑。人民法院经过调查，也证实了该《惠东县平海镇群众来信来访登记表》”上述材料不是在2013年间形成”。
书证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而自然留下来的，一般在案件或纠纷发生之前就已经形成，内容固定，具有相当的客观性。《惠东县平海镇群众来信来访登记表》属于事后后补，不符合书证的特征，不应成为定案依据。可见《惠东县平海镇群众来信来访登记表》由综治办事后应被上诉人要求而后补的，不具有真实性。
②《惠东县平海镇群众来信来访登记表》不具有合法性。平海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并不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也不是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不具有法人资格，只是镇政府一个的工作部门。其主要权力与职能来源于《信访条例》的授权。根据“诉访分离”的原则，本案不属于信访事项，综治信访办无权处理，其所为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信访条例》第二十二条中规定，对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信访事项，应当告知信访人向有权的机关提出。
另一方面，综治办不是独立法人组织，不具有加盖公章的权力，由其出具的证明，不符合证明形式，不具有证明力。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惠东县平海镇群众来信来访登记表》没有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所加盖的公章也不是符合规定的公章。
③《惠东县平海镇群众来信来访登记表》不具有全案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明力。该证据充其数只记录了2013年3月15日被上诉人到综治信访办公室信访，而平海镇综治办回复的主要内容是，无法找到上诉人，建议被上诉人走法律途径。说明当时也没有对上诉人进行有效催告与送达。何况当时已是2013年3月15日，对其中一笔191700元的结算款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总之，《惠东县平海镇群众来信来访登记表》因其真实性、合法性均存在重大存疑之处，因而不具有证明力，不应成为本案判决的主要依据。
（2）记载日期为2013年3月26日惠东县平海镇径口村民委员会《证明》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惠东县平海镇径口村民委员会《证明》已经法庭调查，认定为不是2013年3月26日出具，是在2015年6、7月份出具的，故不具有真实性。该《证明》从内容上看，只能证实了被上诉人一直没有有效地催告上诉人，且《证明》已被同一单位惠东县平海镇径口村民委员会于2016年4月11日真实出具、同时有该村民委员会负责人原某某签署的《情况说明》声明作废，即有相反的证据证明标注日期为2013年3月26日的《证明》不具有证明力。何况由于本案两《收条》（预算单）是同一合同所产生的款项，即便是2013年3月26日被上诉人有催告行为，但该催告行为也因没有送达至上诉人而不起效力。而其中一笔191700元的《收条》诉讼时效期间为2013年3月1日前，即时退一万步而言，就算2013年3月26日有催告行为，但对于191700元的《收条》而言，也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
（3）张某22013年8月20日《证明材料》、张某12013年8月20日所作的《证明材料》不具有合法性和证明力。张某1就是本案的当事人，系马铃薯种薯的真正供应商，因其中镇政府工作，因此才由其亲戚陈冠璋出名，其实本案一直均系由张某1实际操作，此事实在庭审中亦得到确认，并有笔录记载。而张某2更是陈冠璋的亲戚（据说是姨母），张某2与张某1二人与陈冠璋之间具有利害关系，二人出具的《证明材料》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二、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举证责任在于被上诉人。首先本案不是同一债务的分期付款，本案涉及是两个合同结算纠纷，并不是同一合同下的分期付款，一审法院再审时实际错将两债务当成是同一债务的分期履行而进行适用法律，导致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很明显，191700元《收条》结算针对的是2010年8月4日签署的《马铃薯种薯购销协议》的初步统计，其诉讼时效期间至2013年2月底（2013年3月1日前）；40630元《收条》系《马铃薯种薯购销协议》外的另—次统计，其诉讼时效期间至2013年4月底（2013年5月1日前），否则就无法解释在同一天，出具两张《收条》。
即使按《惠东县平海镇群众来信来访登记表》记载的时间为2013年3月15日、或按径口村民委员会《证明》签署时间为2013年3月26日，对其中191700元《收条》也不能起到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何况此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法认定。原再审法院主要以此两证据认定本案全部两张《收条》所记录的债务诉讼日擞中断，明显于法无据。
至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催告行为，是否有效?举证责任本来应在被上诉人，而原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给上诉人也是于法不合的。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来看，被上诉人所有催告行为均发生在2013年3月15日之后，至于被上诉人表达曾经之前多次向上诉人催告，但均没有直接有力的证据予以证实，即目前没任何直接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曾有效向上诉人催告。哪怕是上诉人不在家里或者逃避债务被上诉人如果真正有向上诉人催告，完全可以仿照《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受送达人不在，交他同住成年家属签收。
如果按被上诉人所说，有多次找基层组织含向村委会请求诉讨，被上诉人也完全有留下当时追讨、催告的证据。或者被上诉人完全可以仿照《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受送达人（上诉人）或者他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的催告文书，催告人可以邀请有关基层组织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并记明拒收和日期，经由见证人等签名或者盖章，催告文书留在送达人住所。还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采取公告形式来中断诉讼时效；还可以让同住的家属在催告函上签收等等。
可见，被上诉人救济自己的途径是非常多的，如果真正有催告，至少也有某一方面的证据存在，但至今没有倒可当时留存的证据证明上诉人同住的成年家人有收到任何催告文书，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交倒可当时留下证据表明其催告行为已有效送达上诉人或上诉人同住的成年家属，相反上诉人却提交了径口村民委员会《情况说明》予以反驳之前所出具的不实《证明》，人民法院也证实了平海镇综治办没有对上诉人进行了有效的催告，有关的《惠东县平海镇群众来信来访登记表》也不是真实时间段形成的，应该视为被上诉人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催告债务的事实主张，而上诉人对不存在有被上诉人催告债务的行为是无须举证的。
被上诉人陈冠璋辩称，原审判决依法有据，事实清楚请求中级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赊欠马铃薯种子经双方结算后，上诉人欠被上诉人的货款事实清楚，还款期将至，因被上诉人为了故意逃避债务一直出外不回家，并将联系电话废除，致使被上诉人不能向上诉人追讨债务。后来，上诉人为了催讨上诉人所欠的债务，2011年、2012年、2013年每年都时常到上诉人家中催讨，但是，每次都未能看到上诉人在其村中家里。有当时陪同被上诉人前住上诉人家中村里催讨货款的证人张某1，张某2的证词，经原审法院传两位证人至人民法院询问清楚与证言证词相互印证。
被上诉人在催讨上诉人欠货款无法有效中，迫于无奈于2013年3月15日向平海镇综合治理信访求助，并前往上诉人村民委员会请求涉助催讨欠款。(有平海镇综合治理及径口村委证实)。
被上诉人经平海镇综合治理维稳中心告知走法律途径后，于2013年7月23日向惠东县人民法院起诉，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所述的种种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休法有权解泱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的规定，加上案外人(证人)张某1．张某2的证言证词，经原审法院核实，证实被上诉人在2011年、2012年、2013年期间不断到上诉人村中家里催讨欠款的实际。本案的时效问题应认定为中断。
被上诉人陈冠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胡平营一次性偿还与原告购买马铃薯种子款合共232330元，并根据合同第二条约定如逾期拖欠，则加罚余额10%的滞纳金计23233元，同时于诉讼之日起按邮政银行小额贷款月利率1.27%计至付清该款日止的利息付给原告。2、被告黄汉金对请求第一项的所有款项负连带偿还的责任。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案再审时被上诉人陈冠璋于2016年3月21日向原审法院申请撤回对原审被告黄汉金的起诉，原审法院已作出（2016）粤1323民再1号民事裁定书，准许被上诉人陈冠璋撤回对原审被告黄汉金的起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8月4日，原告陈冠璋与被告胡平营签订了《马铃薯种薯购销协议》，该协议第二条关于“价格及付款方式约定”：“价格：每包150元，共约5000包，合计约75万元。种薯到乙方指定地点验收合格后预付50%种薯款（其中在签约时支付5万元，在50%内扣付），余额50%货款在2011年2月底前付清全部的种薯款，如逾期付款，则加罚余额10%的滞纳金。”，该协议第三条第1款约定：“交货时间：在2010年9月20日至10月15日全部种薯到达乙方指定地点，由乙方负责请人下车，并负责下车费用”。
2010年10月26日，被告胡平营出具两张收条，一张《收条》载：“兹收到陈冠璋运来马玲薯种贰佰叁拾玖包，每包壹佰柒拾元计共款肆万零陆佰叁拾元正。此款在明年4月底付清。此据”，落款处载：“收货人胡平营，担保人黄汉金”；另一张《收条》载“兹收到陈冠璋运来马玲薯种贰仟伍佰伍拾陆包，每包150元（壹佰伍拾元）计共款叁拾捌万叁仟肆佰元正（383400元）已付款50%（即191700元）种仔数按收条为准，其余条款以合同为准”，落款处载：“收种人胡平营，在场人黄汉金”。约定的还款日期届满后，被告胡平营未按照约定支付欠款。2013年7月23日，原告诉至本院，提出上述诉称中的诉讼请求。
就双方争议的证据，经审查认定如下：对于《马铃薯种薯购销协议》，因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情况下签订，故予以确认，两份《收条》已明确了数量、价格和付款期限，应认定为双方结算的凭证，被告提出的异议没有事实根据，不予采信。对于案外人张某1、张某2的《证明材料》，被告虽对此持有异议，但经本院向该二人进行核实，已印证二人系对追讨货款经过的真实反映，具有可信性，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其他证人的证言及通话记录清单，仅能证实2013年3月16日至2013年7月6日原告与收条中的担保人黄汉金之间进行通话的事实，不能印证诉讼时效期间中断的事实，不予采纳。对于原告提交的《关于协助追还欠款的请求书》、《群众来信来访登记表》、《调查笔录》等证据，经核实系由惠东县平海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出具，虽然上述材料的出具时间与实际日期有出入，但该中心已证明上述材料是根据实际来访日期补充出具，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惠东县平海镇径口村委会《证明》与被告提交的《情况说明》，存在前后不一致情况，经核实可认定实际出具时间应为2015年并非2013年，但仍可证实原告等人在2012年至2013年间是到过该村寻找被告胡平营追讨马铃薯货款的事实。对于通话记录（摘抄）及录音U盘，系形成于原一审判决后，且未能显示被录音对象的身份，被告亦提出异议，故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不予采信。
就双方争议的事实，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被告胡平营结欠原告陈冠璋上述两笔合共232330元货款后，原告在约定付款期限届满后，已通过上门追讨等方式向被告进行催讨。被告虽提出至原告提起诉讼前均未收取过原告的催收材料，但根据案外人张某1、张某2等人的证人证言，均可证实与原告于2011年、2012年、2013年期间多次前往被告住所追讨货款的事实。2013年3月15日，原告因未能向被告追讨到货款，前往惠东县平海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要求解决纠纷，惠东县平海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接访后因被告外出未归无法调解建议原告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陈冠璋与被告胡平营于2010年8月4日签订的《马铃薯种薯购销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根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被告胡平营在收到马铃薯种后未按购销协议及收条上注明的还款日期偿付两笔货款，已构成实际违约。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陈冠璋于2013年7月23日起诉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从两张收条内容可知，第一笔金额为191700元的欠款，按照《马铃薯种薯购销协议》的付款约定应于2011年2月底前付清；另一笔金额为40630元的欠款应于2011年4月底前付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第一笔191700元的欠款，原告应当在2013年3月1日前向人民法院起诉主张权利；第二笔40630元的欠款，原告应当在2013年5月1日前向人民法院起诉主张权利。本案中原告具状的时间为2013年6月15日，本院收到原告诉状的日期为2013年7月23日，均已超过2年。
对于本案是否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问题，原告认为本案时效有中断事由，提供了通话记录清单、相关证人证言、《关于协助追还欠款的请求书》、《群众来信来访登记表》、《调查笔录》等证据，虽然通话记录清单仅能证明原告与担保人黄汉金之间曾有通话的事实，不能直接证明原告有向被告胡平营主张过要求偿还上述欠款的行为，但对于案外人张某2、张某1所作的《证明材料》及询问笔录，可认定原告在诉讼时效届满前（2013年3月1日和2013年5月1日前）通过多次上门催讨等方式向原告催讨债权积极主张过其权利，以及证明了原告在2013年3月15日因本案欠款向惠东县平海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提出要求协调解决因被告外出导致原告无法追讨欠款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的规定，上述原告的行为均对本案两笔货款的诉讼时效届满前产生中断的事实。而被告在本案中认为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仅提出口头抗辩，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反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被告的抗辩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对原告关于第一笔的191700元和第二笔40630元欠款诉讼时效中断事由主张予以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规定，原告对上述两笔欠款进行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原告请求被告胡平营偿还上述两笔欠款合计232330元的诉请，理由充分，予以支持。
对于逾期付款违约金问题，根据《马铃薯种薯购销协议》条款中“如逾期付款，则加罚余额10%的滞纳金”的约定，现被告逾期还款，原告诉请第一笔191700元马铃薯欠款按10%计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即19170元），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根据原告的自认，第二笔40630元马铃薯欠款不是依据《马铃薯种薯购销协议》进行结算，且收条上亦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故原告诉请按照该欠款的10%计付滞纳金（即4063元）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但被告在约定付款期限届满后未能依约付款亦属违约，造成原告的利息损失，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被告自逾期之日即2011年5月1日至原告诉讼之日前一日即2013年7月22日期间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已超过4063元，故原告诉请被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4063元的金额予以照准，另被告仍应向原告支付上述232330元欠款自提起诉讼之日即2013年7月2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给原告为宜。原告诉请自诉讼之日按照月利率1.27%计付利息，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综上，本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
一、被告胡平营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陈冠璋货款232330元，并应支付原告逾期付款损失23233元及自2013年7月23日起至还清款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给原告；
二、驳回原告陈冠璋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140元，由被告胡平营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未提交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原审将案由定为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案涉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按照两张《收条》内容，两笔付款期限分别为2011年2月底、2011年4月底。被上诉人陈冠璋于2013年7月23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超过了2年诉讼时效期间。
被上诉人陈冠璋为主张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提供了通话记录清单、相关证人证言、《关于协助追还欠款的请求书》、《群众来信来访登记表》、《调查笔录》等证据，原审法院对证人张某2、张某1进行了询问笔录，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证人与被上诉人陈冠璋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故证人证言应当予以采信。对于平海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出具的《群众来信来访登记表》、《调查笔录》，正如上诉人胡平营上诉所称，该份书证的形成时间与落款时间并不一致，属于事后补录形成，但经过原审法院的调查取证，平海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证实被上诉人陈冠璋确实在2013年期间曾经向上诉人胡平营主张权利，因寻人未果才向该中心投诉，申请进行调处。因此，被上诉人陈冠璋作为种子经营户，提交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与其举证能力相适应，能够证明曾经向上诉人胡平营追偿货款但寻人未果，诉讼时效中断的事实。因此，本案债权并未超出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上诉人胡平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40元，由上诉人胡平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沈 巍
审判员 徐 国 华
审判员 陈 金 升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
书记员 詹颖（兼）
林楚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