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津02民终52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地标（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滨海新区响螺湾华茂中心3307。
法定代表人：赵宝，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怡，天津罗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利生，男，1955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娜，天津东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彦茹，天津儒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赵宝，男，1965年6月30日出生，汉族，现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怡，天津罗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地标（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董利生、原审第三人赵宝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7）津0116民初2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地标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董利生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董利生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所作董利生为地标公司股东，享有33.3%的股份，认缴出资额19980000元的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董利生并非地标公司股东，董利生与赵宝及案外人牛海燕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成立，董利生不符合具备地标公司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1、董利生虽然与赵宝、牛海燕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等相关资料，但签订该协议及相关材料的条件是董利生与赵宝及牛海燕三人用各自控股的公司相互参股。三方在初步意向下先签订了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决定等相关材料并存放在案外人处，因相互参股的具体细节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后相关材料均被董利生盗取，故股权转事宜并未协商一致，股权转让尚未完成，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等相关材料不能成立。2、董利生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等相关材料是工商管理部门印制的用于办理工商登记适用的格式文本，工商登记只是股权变更的公示方式，仅为宣誓性登记，而不是设权性登记，工商登记只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不能作为判决股权转让效力的实质性要件，据此，用于办理工商登记使用的格式文本不能作为判定股权转让效力的依据，该文本不能体现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3、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没有股权转让价款的约定，显然，董利生与赵宝对股权转让价款并未形成一致意见。虽然《股东会决议》等材料中记载了董利生认缴出资，但认缴出资的实质意义是使得公司注册资本获得补充，而非股权出让方所获得的股权转让对价。认缴出资与股权转让价款并非同一概念，董利生向地标公司认缴出资不等同于其向赵宝实际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合同成立的要件之一是缔约人应当就合同主要条款达成合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有偿合同应当约定价款或者报酬，因此价款或者报酬是有偿合同的必备条款。《股权转让协议》无对价约定，双方未就主要条款达成合意，故协议未成立。没有成立的合同自始对当事人没有约束力，因此董利生并无取得地标公司股东资格的基础。二、董利生不符合具备地标公司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1、由于董利生、赵宝、牛海燕的股权转让事宜尚在协商过程中，并未完成，故地标公司并未将董利生记载与公示股东名册、股东名册是取得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公司法》第三十二条对股东名册的内容、形式、作用也作出了规定，但董利生在一审中并未提交地标公示的股东名册，而一审判决却认定董利生提交了股东名册，并认定董利生符合具备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显然存在错误。2、由于当事人对股权转让事宜未协商完成，故地标公司对于股东出资情况表尚未加盖公章予以确认，据此也证明双方对于股东认缴出资额并未最终协商一致并确认。董利生不符合具备地标公司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3、地标公司一审提交的所有证据均是工商局统一印制的格式文本，均是用于工商登记备案用途，不产生设权结果。综上，董利生不符合具备地标公司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
董利生答辩认为，一、董利生具有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地标公司声称本案中《股权转让协议》没有完成是没有事实依据的。2016年4月21日，地标公司的唯一自然人股东赵宝与董利生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当受法律保护。该协议一经签字盖章即为生效，对协议的真实性当事人均认可，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股权转让一经完成，具备了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二、董利生具有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具备股东名册载明股东姓名及住所以及股东出资额。股东名册是依法认定股东资格的有效证据。本案中，董利生在一审审理期间，已经提交了地标公司的股东名册，名册中列明了公司的股东、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比例以及缴付期限，且名册中明确记载了董利生作为股东的事实，有全体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故从形式上看，董利生具备了成为地标公司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原审第三人赵宝答辩认为，第一，同意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董利生的全部诉讼该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董利生承担。第二，一审判决认定董利生是地标公司股东并享有33.3%股份，认缴出资额19980000元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董利生并非地标公司的股东，《股权转让协议》并未成立，不符合具备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2、董利生不符合具备地标公司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3、《股权转让协议》未约定转让对价，违反公平及等价有偿原则。董利生不具备实际缴付出资的可能性，因此，协议对赵宝显示公平，而且董利生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故意隐瞒对外涉及诸多诉讼、负有巨额债务且已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事实，董利生的行为构成欺诈，故《股权转让协议》应当被撤销。
董利生起诉，请求：1、确认其为地标公司股东，认缴出资额19980000元，享有地标公司33.3%的股份；2.判令地标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查明，地标公司是一家于2015年4月1日成立的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赵宝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自然人股东，其认缴出资额为6000000元，认缴出资期限至2045年3月1日。2016年4月21日赵宝作为出让方，董利生作为受让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一、出让方同意将其在地标公司占有的33.3%的股份转让给受让方。二、受让方同意接受出让方在地标公司占有的33.3%的股份转让。三、转股前后，受让方按其在地标公司所占股份比例承担有限债权债务。董利生在受让方处签字确认，赵宝在出让方处签字确认。
2016年4月21日地标公司作出《股东决定》：1、同意股权转让，股东赵宝将持有的33.3%转让给牛海燕，股东赵宝将持有的33.3%转让给董利生。2、同意公司股东由赵宝变为赵宝、牛海燕、董利生。3、变更后股东出资情况：股东赵宝认缴出资额2004000元，持股比例33.4%，出资方式货币，缴付期限至2045年3月1日前。股东牛海燕认缴出资额1998000元，持股比例33.3%，出资方式货币，缴付期限至2045年3月1日前。股东董利生认缴出资额1998000元，持股比例33.3%，出资方式货币，缴付期限至2045年3月1日前”。赵宝作为地标公司自然人股东在《股东决定》上签字确认。
同日，地标公司召开股东会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为：1、同意股权转让，股东赵宝将持有的33.3%股份转让给牛海燕；股东赵宝将持有的33.3%股份转让给董利生。2、同意公司股东由赵宝变为赵宝、董利生、牛海燕。3、变更后股东出资情况：股东赵宝认缴出资额2004000元，持股比例33.4%，出资方式货币，缴付期限至2045年3月1日前；股东牛海燕认缴出资额1998000元，持股比例33.3%，出资方式货币，缴付期限至2045年3月1日前；股东董利生认缴出资额为1998000元，持股比例33.3%，出资方式货币，缴付期限至2045年3月1日前。4、同意原章程废止，启用新章程。5、同意公司经营范围增加建筑材料批发兼零售。6、同意变更公司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庭审中，董利生提交了经股东会决议启用的新的《公司章程》，该《公司章程》第四章第六条记载，公司注册资本为6000000元。第五章第七条记载，公司由三方股东出资设立，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出资方式、出资额及出资时间如下：股东赵宝出资额为2004000元，出资方式为货币，持股比例为33.4%，出资时间为2045年3月1日前；股东董利生出资额为1998000元，出资方式为货币，持股比例为33.3%，出资时间为2045年3月1日前；股东牛海燕出资额为1998000元，出资方式为货币，持股比例为33.3%，出资时间为2045年3月1日前。第九章第二十二条规定，本章程经各方出资人共同订立，自股东签字之日起生效。股东赵宝、牛海燕、董利生在《公司章程》尾部签字，地标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宝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字确认。
另查，据庭审中地标公司及赵宝陈述，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起因系董利生、赵宝及案外人牛海燕三人准备用各自控股的公司互相参股，在此意向下三方签订了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后因具体参股细节问题未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涉案协议未履行，地标公司亦未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涉案地标公司的《股东决定》、《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授权委托书》及《承诺书》等材料均存放在地标公司员工宋某处，董利生系非法取得上述材料。
一审认为，股东资格是指民事主体作为公司股东的一种身份和地位，股东资格本身不是一种权利，但取得股东资格者即当然成为公司的股东，享有股东的法定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权利。取得股东资格有两种方式，一是原始取得，即在公司设立或者增资中通过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取得股权及股东资格；二是继受取得，即从他人处受让股权取得股东资格。本案董利生主张其通过与赵宝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从而因受让继受取得地标公司股权。而无论以何种方式取得股东资格，均需符合具备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
关于形式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股东的出资额；（三）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故公司配置的股东名册是依法认定股东资格的有效证据，是取得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之一。根据董利生提交的地标公司股东名册，该股东名册中列明了地标公司股东姓名、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比例及缴付期限，而董利生亦记载于该名册之中。结合董利生提交的地标公司的《公司章程》，该章程第五章对于股东姓名、出资方式、出资额、出资时间的约定中亦明确写明了董利生系该公司股东，且该公司章程尾部亦有全体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签字确认。故从形式要件上看，董利生符合具备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地标公司虽辩称上述《公司章程》及股东名册均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但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并不影响上述公司章程及股东名册的效力，在尚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前提下，对董利生所提交的《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效力予以认定。
关于实质要件。对于董利生与赵宝所签订的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赵宝对该协议的真实性并未予以否认，仅辩称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故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中所约定的内容，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就股权转让达成的合意，该协议尾部有双方的签字确认，能够认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从协议内容可以看出，董利生与地标公司的自然人独资股东赵宝已达成入股公司的合意。地标公司辩称因董利生与赵宝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因此地标公司未对公司股东的变更情况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不发生转让股权的效力，故不认可董利生已取得地标公司的股东资格。一审认为，就股东资格而言，工商登记只是股权变更的公示方式，仅为宣示性登记，而并不是设权性登记，故工商登记只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不能作为判断股权转让效力的实质要件。综上，涉案股权转让的效力并不受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影响，因此对地标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赵宝虽辩称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在签订后并未实际履行，但根据庭审中董利生提交的地标公司作出的《股东决定》、《股东会决议》以及申请变更公司登记的相关材料来看，赵宝作为地标公司的自然人独资股东，其作出的股东决定即代表了地标公司的意思表示，从该《股东决定》的内容可以看出，地标公司作出了同意通过赵宝出让股权的形式使董利生及案外人牛海燕成为地标公司的股东的意思表示，且根据之后由赵宝、董利生及案外人牛海燕三方所作出的地标公司《股东会决议》亦可以看出，董利生亦向地标公司认缴了出资，表明董利生亦向地标公司作出了同意承担股东义务的承诺。从上述文件的签署来看，赵宝已经实际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故对赵宝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对于赵宝辩称双方对股权转让价款并未协商一致，且董利生亦未向其支付股权转让对价一节，一审认为，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赵宝与董利生因《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所产生的争议可依据相应的法律关系另案主张。对于地标公司提出董利生所提交的证据均从地标公司处盗取，其证据来源不合法的抗辩意见，一审认为，地标公司仅提供证人宋某的证言证实董利生提交的涉案证据系盗取，该证人证言系孤证，在尚无其他证据佐证的前提下，对董利生盗取涉案证据材料的事实，难以认定，故对地标公司的上述抗辩理由，亦不予采信。综合全案证据及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情况，地标公司以股东决议的形式作出了同意董利生成为其股东的意思表示，董利生亦向地标公司认缴了出资额，董利生亦符合了具备地标公司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庭审中，董利生放弃原诉讼请求中的第2项即请求判令地标公司为董利生办理股东变更工商登记手续，一审认为董利生当庭减少诉讼请求，地标公司及赵宝均无异议，予以照准。
综上所述，对董利生请求确认其为地标公司股东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确认董利生在地标公司的认缴出资额为1998000元，持股比例为33.3%。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确认原告董利生为被告地标（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东，原告董利生享有地标（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33.3%的股份，认缴出资额为1998万元。本案诉讼受理费80元，由被告地标（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地标公司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2017）津0116民初2407号案件受案通知书；证据2、民事起诉状；
证据3、2016年4月21日董利生与赵宝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以上证据用以证明，赵宝作为原告在一审法院对董利生和地标公司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撤销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协议》，且一审法院已经立案受理。
证据4、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新中民二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董利生负有巨额债务，以及董利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故意隐瞒了该事实的情况。
证据5、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查询记录，用以证明董利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故意隐瞒存在巨额债务、规避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事实，该行为构成欺诈。进而证明董利生不具备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及缴付注册资金的经济能力，以及董利生的失信给地标公司造成极大风险，且对赵宝显示公平的事实。
证据6、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检索的董利生及其作为股东的新乡市世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涉诉案件记录，用以证明董利生向赵宝故意隐瞒了其作为股东的新乡市世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涉诉88件案件，董利生的不良资信记录对赵宝和地标公司造成重大经营风险，是欺诈行为。
证据7、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用以证明董利生为新乡市世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事实。
证据8、（2017）津0116民初2407号案件开庭笔录，用以证明董利生在该案审理中陈述的股权转让对价与本案在一审中陈述的转让对价并不一致，进而证明双方对于股权转让对价并未协商一致的事实。
董利生质证认为，对地标公司提交的证据1、2、3、8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5、6、7的真实性不发表意见，对证明目的及关联性不予认可。
赵宝质证认可地标公司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
董利生二审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银行业务回单，用以证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前后，董利生的相关公司已经对地标公司进行注资的事实；
证据2、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津02民终7879号民事判决，用以证明生效判决已经确认双方之间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
地标公司及赵宝质证均认为，对董利生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据均为复印件，加盖的印章模糊不清；转账发生在协议之前，与本案无关；显示的用途中并未记载“注资”，而是往来账款，不能直接证明董利生向地标公司注资的事实。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证明目的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
赵宝二审期间未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查认为，鉴于当事人对地标公司提交的证据1、2、3、8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其中证据3已经作为本案证据在一审审理期间提交，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范畴，故对证据3不作为二审证据确认。证据1、2、8的待证事实与本案存在关联性，且来源合法，故对证据1、2、8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予以确认的同时，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予以确认。董利生二审提交的证据1为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且在款项用途中并未记载为注资，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以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于董利生提交的证据2，为本院依法作出的生效判决，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亦予以确认，并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本案立案后，赵宝作为原告在一审法院对被告董利生及第三人地标公司提起诉讼，请求撤销本案诉争的赵宝与董利生于2016年4月2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撤销权之诉），并以此为依据，向本院递交申请，请求本案中止审理。本院于2017年11月7日作出（2017）津02民终5282号民事裁定：“本案中止诉讼”。
一审法院对撤销权之诉审理后作出（2017）津0116民初2407号民事判决，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赵宝与董利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具备法定可撤销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赵宝诉请撤销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主要事由为：1、赵宝在签订协议时是基于能够与董利生、案外人牛海燕互相参股的目的而签订的，但签订协议后，对相互参股的约定并未实现，故赵宝对签订合同的目的及流程存在重大误解；2、涉案协议中未约定股权转让价款，其内容对赵宝显失公平，且董利生已为失信人员，并不具备实际出资的可能，也无经营管理公司的资本，公司运营仍要完全依靠赵宝，董利生坐享赵宝劳动成果，对赵宝来说显失公平；3、董利生虚构其经营房地产公司及开矿的事实，隐瞒其公司负有债务、其个人负有巨额债务的事实，存在欺诈行为。本案中，工商部门提供的股权转让格式文本仅是供当事人参考，并非强制使用。赵宝、董利生采用该格式文本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在对格式文本的条款完全知悉和了解的情况下，经过协商自愿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协议内容亦没有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该协议应属有效合同。
关于赵宝是否存在重大误解一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的规定，所谓重大误解，是指误解者作出意思表示时，对涉及合同法律效果的重要事项存在认识上的显著缺陷。经庭审询问，赵宝对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具体内容，并不存在理解上的障碍，且赵宝在签署合同时对合同中的具体内容应当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对签署合同的法律后果及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理应知晓，赵宝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自己做出的上述民事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赵宝诉称其在签署案涉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缺乏事实依据，不予认定。
关于订立合同时是否显失公平一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条：‘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的规定，所谓显失公平的合同，是指一方在订立合同时因情况紧迫或缺乏经验而订立的明显对自己有重大不利的合同。对于涉案股权转让的对价，赵宝、董利生之间虽存在争议，且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中对于转让价款的内容未明确约定，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对于合同价款是能够予以确定的。故赵宝以涉案协议未约定转让价款为由，认为涉案协议对其显失公平，并无事实依据。对于赵宝诉称董利生已列为失信人员，不具备实际出资可能，且无经营管理公司的资本，公司运营仅完全依靠赵宝，董利生坐享劳动成果，对赵宝显失公平。一审认为，对于董利生是否具有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的能力以及是否有能力经营管理公司，均属于股东对公司所承担的义务，与涉案股权转让无关，故赵宝主张涉案协议在订立时显失公平，无事实依据，难以认定。
关于董利生在订立合同时是否存在欺诈一节。赵宝认为董利生故意隐瞒了其公司负有债务，其个人亦负有巨额债务的事实，虚构其经营房地产公司、开矿的事实，存在欺诈行为。对此赵宝仅提交了法院判决书、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查询记录、网站打印件等证据，上述证据均为赵宝从互联网取得，故对董利生个人的负债及征信情况，赵宝并不存在获取上述信息的任何客观障碍，故赵宝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董利生故意隐瞒上述信息，对赵宝主张董利生存在欺诈的事实，亦难以认定。”判决驳回赵宝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赵宝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以（2017）津02民终787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就所争议的赵宝与董利生于2016年4月2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提起了民事诉讼，经过一、二审审理后，判决驳回了赵宝请求撤销该《股权转让协议》的事项，该《股权转让协议》不仅是当事人之间基于法律地位的平等所签订，而且也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效力业经生效判决依法确认有效。
本案中，董利生通过与赵宝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而继受取得了赵宝在地标公司的股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公司置备的股东名册是确定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根据董利生提交的地标公司的《股东决议》、《公司章程》显示的股东名册所列明的股东姓名、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比例以及交付期限等内容，董利生已经被作为地标公司的股东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且已经包括董利生在内股东的签字确认，由此董利生符合成为地标公司股东的法定形式要件。案件审理期间，赵宝对与董利生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并不持异议，且该《股权转让协议》业经生效判决确认有效且不属于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是赵宝作为地标公司的独资自然人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同意董利生入股地标公司的真实合意。《股东决议》、《股东会决议》及《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承诺书》、《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材料体现了地标公司同意赵宝通过向董利生出让所持公司股权的方式而使董利生成为地标公司股东并持股的明确且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时董利生也作出了愿意认缴出资的意思表示，具备了《股权转让协议》履行的实质要件，故地标公司及赵宝抗辩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的理由不能成立。对于地标公司及赵宝抗辩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中未明确约定转让对价，因此不成立的主张。本院认为，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7）津0116民初2407号民事判决及本院（2017）津027879号民事判决均已认定，虽然当事人对转让对价存在争议，且《股权转让协议》中对转让对价没有明确约定，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转让对价是能够予以确定的，因此，该抗辩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地标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地标（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纪申
审 判 员 韩 萍
代理审判员 田 雷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底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