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p t ” > 民 事 判 决 书（2017）晋10民终28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翠丽，女，1977年10月5日出生，汉族，现住临汾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樊俊燕，山西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文革，男，1968年2月28日出生，汉族，现住临汾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新萍，山西平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拽荣，女，1973年1月23日出生，汉族，现住临汾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书琴，临汾开发区滨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张翠丽因与被上诉人张文革、王拽荣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尧都区人民法院（2017）晋1002民初27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翠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樊俊燕、被上诉人张文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新萍、被上诉人王拽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书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查明：原告张翠丽与被告张文革的母亲李秋香生前有两儿一女，长子是张文革，次子张红革，原告是老三，被告王拽荣系次子张红革媳妇，李秋香于2002年去世。1999年5月1日李秋香与临汾市尧都区刘村镇北芦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临汾市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并给李秋香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承包两块耕地，总计1.7亩，现两块土地均被政府征收，其中”三淇井”0.82亩，补偿款张文革领取，”加泉园”0.88亩，补偿款王拽荣领取。一审法院认为：从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来看，1999年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原告张翠丽已经二十多岁，但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记载来看，承包户姓名一栏为李秋香，人口一栏为空白，既没写原告张翠丽的名字，也没写几口人，可以看出此地应该没有原告张翠丽的份额，另外从原、被告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中，也没有体现出有原告张翠丽的份额，故原告张翠丽诉称此地为原告和李海香共同享有经营权的主张，本院无法予以支持。故原告张翠丽要求二被告返还土地补偿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翠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60元，减半收取计1130，由原告承担。判后，原审原告张翠丽上诉称：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土地登记在户主名下，所有家庭成员均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1995年李秋香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时，承包农户中仅有上诉人及李秋香二人，被上诉人张文革已经成家，有自己独立的承包地，其不在李秋香的农户内，被上诉人王拽荣于2013年迁入李秋香农户内，上诉人虽已出嫁但至今都是李秋香农户内的家庭成员，对诉争土地应享有承包经营权。被上诉人张文革及王拽荣占有全部土地补偿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承担案件受理费。被上诉人张文革答辩称，0.82亩”三淇井”地块系李秋香个人承包，李秋香去世后经村委会决定，该土地承包人变更为被上诉人张文革。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王拽荣答辩称，从土地使用证及承包合同中显示，承包人仅有李秋香一人，不包括上诉人张翠丽。上诉人缺乏证据证明土地的承包利益与上诉人有关。被上诉人王拽荣所得土地补偿款与上诉人的不当得利之诉没有因果关系。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依法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翠丽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一份临汾市尧都区刘村镇北芦村村委出具的证明，拟证明1999年李秋香为农户代表签订了承包合同，承包人是李秋香及张翠丽二人的事实。张文革、王拽荣的质证意见为：该份证据在一审之前已经存在，不属于新证据，且村主任签名与证明内容字迹不一致，村委向三方当事人均出具证明，证明内容自相矛盾，故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张文革为证实其主张亦提交了一份临汾市尧都区刘村镇北芦村村委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李秋香去世后，0.82亩”三淇井”土地承包人变更为张文革的事实。张翠丽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证明的村委主任签名与证明内容字迹不一致，且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不能成为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王拽荣的质证意见为：认可张文革提供的证明。以上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认证如下，张翠丽与张文革提供的证据形式上符合单位出具证明的要件，加盖有单位公章及经办人签字，但证明内容自相矛盾，且不属于法定新证据，故本院不予认定。王拽荣称张翠丽在出嫁地分得承包地，张翠丽不予认可，王拽荣也未提供证据，故本院不予采信。另查明，1999年李秋香获得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时，其农户内有李秋香及张翠丽二人。当时，张文革已经成家，并获得承包地，其土地现已被征收，并获得补偿款。次子张红革因工作原因，转为非农户口，亦不在李秋香农户内。二审中，王拽荣提交户口本，拟证明该农户成员现有张翠丽、王拽荣、张森（王拽荣之子）三人。本院向临汾市尧都区公安局刘村派出所调查王拽荣户籍内情况，经刘村派出所核实，王拽荣所提供的户口本复印件与公安人口管理系统信息一致。该户籍显示2007年1月31日，王拽荣将户口迁入李秋香农户内；王拽荣生育一子张森，2010年9月29日也上户至该农户内；现该户内有张翠丽、王拽荣及其子张森，共三人。还查明，李秋香去世后，0.82亩”三淇井”土地一直由张文革耕种，张翠丽未参与耕种。0.88亩”加泉园”土地一直由王拽荣耕种。0.82亩”三淇井”土地被征收后，张文革领取补偿款共计91726.4元，其中包括土地补偿款76966.4元、土地返租费9840元、青苗补偿款4920元；0.88亩”加泉园”土地被征收后，王拽荣领取土地补偿款共计105044.8元，其中包括土地补偿款80684.8元、土地返租费7920元、奖金2640元及青苗补偿费13800元。本案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主要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在承包期内的农户按照”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从事土地经营至承包期满，无论个别家庭成员死亡或增加，均由农户现有家庭成员继续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据此，可以认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农户内现有成员，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征用、占用的，农户内现有成员均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本案中，1999年土地调整时，上诉人张翠丽及其母亲李秋香是本案两块诉争土地的家庭承包成员，二人对承包地均享有承包经营权，张翠丽出嫁后未将户口迁出，且在出嫁地未取得承包地，其仍为李秋香户内成员。随着李秋香的去世及王拽荣、王拽荣之子张森的增加，其家庭承包的土地应当由张翠丽、王拽荣及张森继续经营至承包期满。张文革主张诉争的0.82亩”三淇井”土地为李秋香一人承包，现已由村委会重新发包给张文革，王拽荣主张张翠丽在出嫁地分得承包地，但张文革、王拽荣均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上述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其主张本院均无法支持。为此，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间，诉争的0.82亩”三淇井”及0.88亩”加泉园”承包地被征用，所发放的征地补偿款应属张翠丽、王拽荣、张森三人所有，张文革对领取的属于张翠丽补偿款的份额部分负有返还义务，故上诉人张翠丽诉请张文革返还征地补偿款的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而王拽荣及其子张森均有权获得征地补偿款，且王拽荣领取的款项数额未超过其母子二人所占份额，故张翠丽诉请王拽荣返还征地补偿款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因补偿款中的青苗补偿款和奖金是对耕种青苗者的直接补偿和限时奖励金，为耕种者所有，返还时应予扣除。故被上诉人张文革应向上诉人张翠丽返还的征地补偿款数额为（76966.4元＋9840元＋80684.8元＋7920元）÷3人＝58470.4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2017）晋1002民初2722号民事判决，即”驳回原告张翠丽的诉讼请求”；二、被上诉人张文革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上诉人张翠丽征地补偿款58470.4元；三、驳回上诉人即原审原告张翠丽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60元，减半收取113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60元，两项共计3390元。由上诉人张翠丽负担1695元，由被上诉人张文革负担169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宋春红审判员陈丽芳审判员王永良二0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高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