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10民初14081号
原告：陈红珠，女，1966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代理人：刘永，浙江亿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雄兰，女，1965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郑华国，浙江政法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燕，系被告女儿。
原告陈红珠（下称原告）诉被告刘雄兰（下称被告）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8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谈国永独任审判，于2017年9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永和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郑国华、刘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起诉称：原告儿子与被告女儿于2016年3月份先行登记结婚，然后计划按照习俗举行结婚典礼，后因被告及其女儿对于原告儿子的之前恋爱史耿耿于怀，认为原告及其儿子对其欺瞒，提出要求原告给予被告女儿60万现金补偿或者一套房子作为保证。由于数额巨大超出原告家庭的经济能力，原告及儿子不同意，导致双方屡次商定的婚期拖延无法举行。2016年11月22日，在村委会的调解下，原、被告达成和解，签署了一份承诺书，约定原告支付被告150000元的礼金，作为被告为女儿举办婚礼庆典的费用，庆典前三十天支付被告，同时明确如被告收到礼金后反悔，应退还全额礼金。该承诺书并由两位见证人（媒人）签字见证。2017年3月26日，原告如数将礼金送交被告，由被告及其丈夫共同收取，双方商定于5月7日各自举行婚礼。2017年5月7日，原告儿子和其亲属、媒人等一起前往被告家中迎亲，被告先是阻拦原告儿子不让进门，后又和其他亲属一起指责原告儿子的不是，双方引发争论。后被告弟弟直接动手将原告儿子殴打致伤入院治疗，报警后警方对其进行了治安处罚，最终导致婚礼未能如期举行。2017年5月27日，被告女儿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与原告儿子解除婚姻关系，故至今结婚庆典已无实际举办之可能。原告认为，原告向被告赠送礼金，目的十分明确，是供其儿子与被告女儿举办结婚庆典使用，属于附条件的赠与，现由于被告及其亲属的阻挠及被告女儿提出离婚诉讼，结婚庆典已实际无举行之可能性，按照原、被告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应当返还原告上述礼金。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所赠礼金150000元，并判令被告支付上述金额自2017年6月1日起至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原告与被告女儿微信聊天记录一份（打印件），证明被告通过其女儿索要巨额财产，导致双方发生矛盾，婚礼一直未能举行的事实。
2、存款利息单（客户联）及承诺书各一份，证明原告向被告有条件（办结婚典礼）赠与礼金，并特别注明反悔退还。2017年3月25日，原告提取现金由媒人交付被告的事实。
3、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五常派出所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杭州市西溪医院住院病人许可证、门诊收费收据各一份，证明原告儿子前往被告家里迎亲时，被告及其弟弟阻挠导致婚礼未能举行，被告弟弟并将原告儿子打伤入院治疗、公安机关对其进行治安处罚的事实。
4、民事起诉状一份，证明被告女儿起诉要求与原告儿子离婚，婚礼庆典已无举行之实际可能的事实。
5、陈水根的书面证言一份，证明原告儿子驾车当天前往迎亲，并非被告所称的没有前往迎亲。
被告答辩称：一、原告要求退还礼金150000元，数额不符。2017年3月25日，原告将礼金150000元送到被告家时，被告当场就返还了12000元，媒人沈水根在场可以作证。二、本案系赠与合同纠纷，原告要求返还礼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本案赠与财产早已转移，原告无权撤销赠与。2、即使认定为附条件的赠与，那么原告也无权要求被告退还礼金。首先，在签订诚诺书时，双方子女的孩子还没有出生，当时就约定孩子出生后随男方姓，2017年1月6日孩子出生后取名杜泽瑀，被告已履行了诚诺书的约定。其次，双方定于2017年5月7日摆酒席时，被告就积极进行了准备，购买了烟酒等物品，花费11000余元，家里也贴满了大红喜字，在酒店订了酒席，邀请亲朋好友赴宴，被告女儿还特意早起化妆，身着礼服等待原告儿子上门接亲。相反，原告儿子却毫无准备，就手拿一束花，婚车也没有，并不将迎亲当一回事。原告作为女方父母无法接受。而且，原告儿子到了被告家后，目无尊长，极其无礼，还拍被告家的桌子。所作所为对被告及女儿一家人都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事后，原告儿子也不知悔改，原告也不管不问，最后导致被告女儿要求与原告儿子离婚，其原因都是原告儿子引起，并不是被告不履行诚诺书。3、原告请求返还彩礼的行为不符合《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首先，原、被告的子女已经于2016年3月14日登记结婚；其次，登记结婚后，双方已在被告家共同生活了一年多，各种生活开销都是由被告支付的；再次，礼金数额又不多，并没有给原告造成生活困难，并且，小孩出生后，作为原告的儿媳、孙子一直生活在被告家，原告作为奶奶，对孙子不管不问，既不出钱也不出力，原告儿子对婚姻不负责任的行为，对被告女儿和小孩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综上，被告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录像资料三份，证明2017年5月7日原告家根本没有安排婚车前来迎亲，原告的儿子到被告家后就与被告女儿发生吵架，拍桌子，并无迎新的诚意。
2、照片四张，证明被告对结婚做了准备，而原告儿子只准备了一束花，也没带任何礼物或和其他陪同人员，根本不是来迎亲的。
3、出生医学证明一份，证明被告严格遵守了承诺书的约定，小孩于2017年1月6日出生后取名杜泽瑀。
4、收款收据三份，证明2017年5月7日被告为准备女儿结婚，购买了烟酒和在酒店宴请了宾客，花费61000余元的事实。
5、证人证言一份，证明被告收到150000元礼金后当场返还了12000元的事实。
对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4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其对原告所主张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证据5系证人证言，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且其内容也与事实不相符。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录像、照片内容不完整，也不能证明被告所主张的事实；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且与事实也不相符；证据5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但当天退还礼金12000元是事实。针对原、被告双方提出的上述举证、质证意见，经审核，本院认为：因原告提供的证据5因系证人证言，证人未到庭接受询问，无法认定其真实性，且其内容被告也不认同，故本院不予认定；其余原、被告双方的举证均符合有效证据的条件，本院予以认定，本院将根据证据载明的内容作相关的事实认定。
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和庭审中当事人的有关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如下：原告的儿子杜某与被告的女儿刘燕经自由恋爱，于2016年3月14日登记结婚，2017年1月6日生育一子取名杜泽瑀，但双方因经济问题意见不一，一直未按习俗举行过婚礼。2016年11月22日，为了杜某与刘燕举办婚礼，原、被告经协商以各自子女名义订立诚诺书一份，约定因办婚礼庆典，原告愿出150000元给被告作为礼金，用于一切婚礼庆典费用，原告不再支付其余费用；原告在庆典前三十天把典礼日期和礼金送到被告家，如被告收到礼金后反悔，应退还原告全额礼金；孩子出生随男方姓。2017年3月25日，原告在媒人沈水根的陪同下将150000元礼金送到被告家中，被告当天返还给原告礼金12000元，并商定于2017年5月7日举办婚礼。2017年5月7日上午，原告的儿子杜某驾车前往被告家中迎娶新娘刘燕。但被告及亲友认为迎亲方式过于草率简单，原告的儿子杜某与被告及其亲友发生口角，继而发生肢体冲突，被告的亲友刘雄装将杜某打伤，后杜某因伤住院治疗。当天，双方只得各自按原定计划操办酒席，宴请客人，被告因操办婚宴酒席花费60000余元。此后，被告的亲属刘雄装因殴打他人，被公安机关处于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原、被告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被告的女儿刘燕也于2017年5月下旬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现该案尚在审理中。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就原告给予被告礼金150000元作为婚礼庆典费用事项所订立的诚诺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属合法有效。从其内容上看，应当认定为附义务的赠与合同。事后，被告在收取原告赠与的礼金后，为举行婚礼进行了准备，购置了物品并预订了酒店。虽然婚礼当天双方因发生争吵，男方杜某未能驾车迎娶女方刘燕，但被告已在酒店预订酒席，仍照常设宴招待宾客。该事实可以认定被告已按诚诺书的约定为女儿刘燕举办了婚礼庆典，履行了赠与合同中的附随义务，故原告以结婚庆典未举行为由诉请主张撤销赠与，返还礼金，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红珠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3300元，减半收取1650元，由原告陈红珠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二份，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3300元，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上诉期满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谈国永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记员 郑旭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