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民终74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陶涓（又名陶娟），女，汉族，1979年1月12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
上诉人（一审原告）：陶登碧，女，1940年11月10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韩金华，贵州森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徐志国，男，汉族，1980年10月8日出生，贵州省习水县人，住贵州省习水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贵州银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南京路还房4号楼1号1层。
法定代表人：徐志国，该公司经理。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罗安静，贵州天筑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罗应梅，贵州天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陶涓、陶登碧因与被上诉人徐志国、贵州银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庄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3民初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陶涓、陶登碧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3民初55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支持上诉人陶涓、陶登碧的诉讼请求：解除上诉人陶涓、陶登碧和被上诉人徐志国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判令被上诉人徐志国、银庄公司返还上诉人陶涓、陶登碧已支付的现金1257265.21元。3、判令被上诉人徐志国、银庄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陶涓已成为银庄公司实际股东、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已变更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一，根据法律规定，上诉人陶涓要成为被上诉人银庄公司股东，不但要工商管理部门进行股权变更登记，还要在相关政府金融管理部门备案。一审法院混淆了推定股权转让事实与股权变更系法律要式行为的区别。被上�人徐志国与上诉人陶涓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必须在工商管理部门进行股权变更登记，上诉人陶涓才取得股东的权利。一审法院在工商管理部门没有进行股权变更登记的情况下，推定上诉人陶涓系实际股东，于法无据。上诉人陶涓与其他股权受让人签署了银庄公司新的《公司章程》，签署该章程并不等于上诉人陶涓等人由此成为了银庄公司的实际股东，更不等于上诉人陶涓等人由此成为符合双方约定和法律规定的股东；股金利息更不是银庄公司的依法可分配的利润，故被上诉人徐志国及借款人和股权受让人所分的“利润”及股金利息（分配股金利息，这是公司法所禁止的）都不是银庄公司真实、合法的可分配利润。上诉人陶涓要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成为显名股东，而不是成为隐名股东。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陶涓已成为实际股东没有法律依据。第二、在被上诉人徐志国与上诉人陶涓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在上诉人陶涓支付全部转让款后30个工作日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如未进行办理，上诉人陶涓可以解除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八条关于“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未变更”的规定，既然本案中有关上诉人陶涓参与分红、管理及签署新公司章程的行为等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陶涓和被上诉人徐志国双方对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中股权变更登记条款、合同解除条款等进行了变更，或当事人对该等变更有了明确的约定，故依法只能认定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未作变更。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属于未履行完毕的情况。不能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则属于不能履行的情况。可见在上诉人陶涓提起本案诉讼前，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或�律规定的解除条件已经成就。第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错误。首先，该判决落款“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二日”应为“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二日”。其次，一审判决认定“2014年9月22日，陶娟以自己在工商银行62×××30的账号向徐志国在该行62293903000120924的帐户转款129万元”，该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陶涓系通过贵州银行向被上诉人徐志国转款，且被上诉人徐志国的收款账户亦不是工商银行账户。
被上诉人徐志国辩称：第一、本案150万元均系上诉人陶涓对公司的投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陶涓早已成为公司股东，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其解除条件未成就。第一，本案150万元均系上诉人陶涓对公司的投资。2014年4月8日，上诉人陶涓向公司支付21万元（陶登碧仅为陶涓指定的收、付款人），该款项在公司会计凭证上明确为“股本金”，并载明“开业期�入，现补收据”，上诉人陶涓作为公司出纳亦在该凭证上签字并确认。且《纪要》及《利润分配表》证明上诉人陶涓已经获得该投资款利润分配，21万元是上诉人陶涓对公司的投资无疑。第二，《股权转让协议》明确上诉人陶涓应将约定款项支付至公司营业部账户，《纪要》及《银行流水账单》亦证明上诉人陶涓已将投资款支付至公司账户。上诉人陶涓支付投资款后，遂取得股东被上诉人徐志国股权，获得公司15%的股权，因此该129万元是上诉人陶涓是对公司的投资。第二，《股权转让协议》已实际履行，上诉人陶涓早已成为公司股东，合同目的已经实现，上诉人陶涓无权解除合同。上诉人陶涓将投资款支付至公司账户后，公司即修改了公司章程，载明上诉人陶涓为股东并持有公司15%的股权，且公司关于相关经营、利润分配的决策会议均邀请上诉人陶涓参与�认可了上诉人陶涓的持股比例及股东身份。上诉人陶涓也接受了公司邀请，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决策会议和公司经营管理，又按其当时的持股比例分配到了公司成立之日至2014年9月22日的公司利润，以及2014年10月至2015年10月的公司预分配利润，上诉人陶涓实际获得相应股权收益，享受到股东权利。公司在2014年10月至2015年10月期间每月向上诉人陶涓支付的款项，是公司依据公司章程，并根据股东人数及各股东的持股比例向上诉人陶涓支付的利润预分配，不可能是向上诉人陶涓支付的利息。第三，依据合同第五条约定：“一方严重违约，严重影响了守约方的经济利益，使合同成为履行的不必要时，双方可变更或解除合同。”双方解除合同的前提是：一方违约，严重影响守约方的经济利益。但在本案中，上诉人陶涓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依法享受公司的利润分配，已实际取�公司股东的资格及股权收益，合同目的已实现，且上诉人陶涓经济利益并未受影响，上诉人陶涓解除合同的条件不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本案中，虽然《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约定：“本公司经工商行政机关同意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乙方即成为公司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及章程规定分享公司利润与分担亏损”，然而，在双方没有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情况下，银庄公司将股权分红款支付给上诉人陶涓，上诉人陶涓亦签字认可股权利润分配表，并接受所分股权利润金额，且参与了公司决策会议签署了决策文件。可见双方变更《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的协议已经成立，上诉人陶涓不经工商登记可获得股东资格。工商变更登记仅具有公示作用，是否登记并不是股东身份取得的强制性条款及必要条件，更不影响他人股东资格的取得。另外，公司的实际股东也不仅仅是工商登记的股东。且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2款：“甲乙双方在乙方支付剩余转让款后30个工作日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可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为双方共同义务，由双方共同办理，并未明确办理工商登记系被上诉人徐志国一人责任。且没有法律明确规定股权变更中办理工商登记是要式行为，必须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后才能成为公司股东，工商登记就目的和功能而言仅为宣誓权利的效果，其登记与否由当事人自由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未经登记并不会导致行为无效，只是不能对抗第三人而已。故本案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足，应驳回上诉人陶涓及陶登碧的全部诉�。
陶涓、陶登碧一审诉请：1、解除原告与被告徐志国于2014年9月2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二被告返还原告股权转让款1257265.21元；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银庄公司系2014年3月14日经工商部门依法登记设立的投资管理型企业，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其法定代表人徐志国系该公司的登记股东之一，持有该公司90%的股份，另一登记股东黄树风，持有公司10%的股份。2014年9月15日，银庄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该决议载明：“本次股东会到会股东合计持有公司100%的股权，代表公司100%表决权。到会股东就对外转让事宜，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二、……一致同意股东徐志国将其持有的贵州银庄公司15%的股权转让给陶娟……”，徐志国与黄树风在该决议上签名。2014年9月21日，�志国（甲方）与陶涓（乙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第一条、股权转让价款和付款方式1、甲方徐志国同意根据本协议所规定的条件以人民币（大写）壹佰伍拾万元整（￥：150万元）将其在银庄公司拥有的15%的股权转让给乙方。2、乙方陶娟同意以此价格受让甲方徐志国在银庄公司拥有的15%的股权，并须于本合同订立之日一次性将人民币150万元支付给甲方徐志国。3、支付方式：银行转账。开户名：贵州银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开户行：贵州银行遵义分行营业部。账号：02×××83。第二条、权利义务1、甲方保证所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是甲方在贵州银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真实出资，是甲方合法拥有的股权，甲方拥有完全的处分权。甲方保证对所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否则，由此引起的所�责任，由甲方承担。2、甲乙双方在乙方支付剩余转让价款后30个工作日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3、乙方保证按本转让协议约定的方式、期限履行付款义务。……第三条、盈亏分担本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乙方即成为贵州银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按出资比例及章程规定分享公司利润与分担亏损。……第五条、合同变更与解除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合同，但双方必须就此签订书面变更或解除合同。1、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2、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3、由于一方或二方违约，严重影响了守约方的经济利益，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4、因情况发生变化，经过双方协商同意变更或解除合同。……第八条、违约责任1、乙方逾期未付清转让价款视为乙方放弃该转让协议，已交付甲方转让款不予退还。2、甲方逾期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经乙方书面催告十日后仍不办理的，甲方双倍返还乙方已支付转让款。……第十条、合同生效的条件和日期1、本合同经各方签字后生效，本合同由甲方与乙方于2014年9月21日在遵义市汇川区订立。……”2014年9月22日，陶娟以自己在工商银行62×××30的账号向徐志国在该行62293903000120924的帐户转款129万元。同日，银庄公司向陶涓出具了两份收据，收据分别载明“今收到陶娟交来股金21万元（开业期间入，现补收据）”以及“今收到陶娟交来股金129万元”等字样。该两份收据均加盖了银庄公司的印章。庭审中，陶娟称两张收据加盖公司印章以及21万的《收据》中载明“开业期间入，现补收据”字样均系其按照徐志国的要求完成。徐志国对此不予认可。2014年10月14日，陶娟、徐志国等人在银庄公司的《公司章程》“全体股东”处签字署名，该《公司章程》第四条载明：“公司由徐志国、张万桃、陶娟、陶鸣明、窦廷明股东共同出资设立。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从2014年10月到2015年4月，银庄公司每月向股东分配总额为25万元的股金利息。2014年11月11日，银庄公司对截止到2014年9月20日前的股金利息进行分配，陶娟分得242734.79元。2015年6月15日，陶娟、徐志国等人在银庄公司内部《纪要》下方的“公司股东”处签名，该《纪要》载明：“根据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本人认可公司以以下帐户办理的公司相关款项收支业务。前述相关业务的收益归公司及全部股东所有，任何人不得利用提供的前述帐户谋取属于公司的利益。附：相关帐户信息：1、账号：62×××75，开户行：工行遵义珠海支行，户名：徐志国，(备注：2014年5月22日后公司停用)；2、账号�62×××43，开户行：工行遵义南京路支行，户名：徐志国，……5、账号：62×××93，开户行：工行遵义南京路支行，户名：陶娟；6、账号：62×××99，开户行：工行遵义南京路支行，户名：陶娟。”庭审中，徐志国称62×××75在2014年5月22日前为公司帐户，陶娟称该帐户并不是银庄公司的专用帐户，徐志国个人也使用该帐户。本院限徐志国于庭审后五日内提交该帐户流水，其未提交。现银庄公司的登记股东仍为徐志国和黄树风。
另查明：2014年4月8日，陶登碧以自己工商银行账号为62×××65的帐户向徐志国工商银行账号为62×××75的帐户汇款21万元。庭审中原告称该笔汇款系陶登碧借给徐志国的借款，后在陶涓与徐志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转化为股权转让价款。徐志国认为该21万元以及《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陶娟支付的129万元共计150万元均系陶涓对银庄公司的投资款，与陶登碧无关。2014年9月22日，陶登碧（甲方）与陶涓（乙方）签订《股权认购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一、甲方陶登碧因年龄等原因不能以自身名义认购股份，特委托乙方陶娟以自身名义签认贵州银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徐志国转让的15%的股权，每股10万元，共150万元。二、甲方陶登碧和乙方陶娟为实际出资人，陶登碧出资一百肆拾万元，占股权14%，陶娟出资壹拾万元，占股权1%。双方共同按股权比例承担股份的权利和义务。还查明：陶涓系银庄公司的出纳，银庄公司在2014年8月至2015年12月期间为陶涓缴纳了职工保险费。上述事实，有银庄公司营业执照、《股权转让协议》、《收据》、《公司章程》、《付款单》、《利润分配表》、《纪要》、银行回单、《股权认购协议书》、《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信息查询表》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
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徐志国未将转让给陶涓的15%的股份依法登记到陶涓名下是否达到《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条件。陶涓与徐志国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平等基础上达成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依法具有法律效力。按照该协议，股权转让方为徐志国，受让方为陶涓。从合同相对性原则来看，即便陶登碧为实际出资人，也是陶涓与陶登碧之间的内部关系，徐志国并不认可陶登碧为受让方，故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受让人为陶涓而不是陶登碧。银庄公司注册登记的时间为2014年3月14日，陶涓与徐志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为2014年9月21日，即双方签订该转让协议的时间是在银庄公司成立之后。陶涓在签订《�权转让协议》后立即按照徐志国的指示将150万股权转让款（含陶登碧2014年4月8日转账给徐志国的21万）交付给银庄公司，该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也是在银庄公司成立之后，故陶涓已履行了支付150万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对徐志国所持的陶涓未支付股权转让款、150万为投资款的辩称理由，该院不予采纳。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甲乙双方在乙方支付剩余转让价款后30个工作日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约定，在陶涓支付完股权转让价款后，徐志国有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义务。《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陶涓按约支付了150万股权转让价款，徐志国未将转让股权登记在陶涓名下，存在违约。虽然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对股东身份的取得作了关于“本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乙方即成为贵州银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按出资比例及章程规定分享公司利润与分担亏损”的约定，但是，陶涓以股东身份与银庄公司的其他股东一起签署了确定其股东身份的银庄公司《公司章程》，参与了该公司股东的利润分配，签署了公司相关文件，事实上行使了股东权利，已实际成为银庄公司的股东，因此，陶涓在徐志国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情况下，实际已基于股权转让协议支付了转让款，受让了银庄公司15%的股权，享受了股东的相关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关于“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的规定，陶涓与徐志国事实上的履行行为变更了该协议约定的陶涓成为股东的条件，陶涓通过事实上的履行行为获得了股东资格。陶涓关于股权变更登记系本案股权转让之目的、徐志国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诉称，不符合双方实际履行《股权转�协议》的真实情况，亦与股东通过行使股东权利获取商业经营利益的根本目的不相符，徐志国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行为尚不足以达到根本性违约即法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故陶涓所持的《股权转让协议》已达到约定和法定解除条件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纳，对其要求解除协议、返还扣除红利后的剩余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遂判决：驳回原告陶涓、陶登碧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115元，由原告陶涓、陶登碧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陶涓、陶登碧提交了遵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14年第81号通知、2016年国家工商总局17部门61号紧急通知，欲证明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就已经不能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上诉人陶涓�经不能变更为公司股东。且2016年国家工商总局17部门61号紧急通知中表明在成立该金融类公司前要在工商部门进行登记后，才能成立该类公司。
被上诉人徐志国、银庄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于2014年12月22日颁发的，案涉合同于2014年9月21日签订，支付款项的时间是2014年9月23日，合同约定在2014年10月22日前办理变更登记。即使文件真实，双方在2014年12月22日前双方都可以办理变更登记;在2016年国家工商总局17部门61号紧急通知中也只是将该类公司作为重点监管对象，并没有明确该类公司不能变更登记。
本院查明，2014年9月22日，陶涓通过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62×××30的账号向徐志国62293903000120924的帐户转款129万元。一审认定陶涓通过工商银行账户转款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当事人诉辩情况，本案争议焦点为：陶涓与徐志国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达到解除条件？
本院认为，上诉人陶涓与被上诉人徐志国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均认可该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签订后，上诉人陶涓已按照协议约定向徐志国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上诉人陶涓分别于2014年10月14日在《贵州银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章程》、2014年11月11日在《利润分配表》、2015年6月15日在银庄公司《纪要》签字等行为均证明陶涓以公司股东身份参与了银庄公司决策会议和公司经营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上诉人陶涓与被上诉人徐志国签订的《股权转让协�》第五条约定“合同变更与解除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合同，但双方必须就此签订书面变更或解除合同。1、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2、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3、由于一方或二方违约，严重影响了守约方的经济利益，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4、因情况发生变化，经过双方协商同意变更或解除合同。”上诉人陶涓称股权转让未经工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其不能成为工商记载具有对外公示效力的股东，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请求解除合同。该上诉理由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协议解除合同的条件不符。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由于上诉人陶涓已作为股东参与了银庄公司决策会议和公司经营管理，上诉人陶涓所称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理由不能成立，案涉合同亦不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
《股权转让协议》由被上诉人徐志国与上诉人陶涓签订，从合同相对性原则来看，上诉人陶登碧并非《股权转让协议》相对方，故而上诉人陶登碧关于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陶涓、陶登碧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115元，由陶涓、陶登碧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范淑婷
审 判 员 干秋晗
代理审判员 谭董新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李光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