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衡中法少民终字第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衡阳市石鼓区松木乡松梅管理处红星小组，住所地衡阳市石鼓区松木乡松梅管理处红星小组。负责人江孝倦，该组组长。委托代理人刘继向，衡阳市中恒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强，男，1989年5月2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衡阳市石鼓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锦，女，1989年7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址同上。系朱强之妻。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法定代理人朱强，基本情况同上。系朱某之父。原审被告衡阳市石鼓区松木乡松梅管理处委员会。负责人江兴会，该委员会主任。委托代理人刘继向，衡阳市中恒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衡阳市石鼓区松木乡松梅管理处红星小组(以下简称红星组)因与被上诉人朱强、何锦、朱某，原审被告衡阳市石鼓区松木乡松梅管理处委员会（以下简称松梅管理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2015)石民一初字第3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9日、同月16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红星组与原审被告松梅管理处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继向，被上诉人朱强、何锦到庭参加诉讼。因上诉人红星组与原审被告松梅管理处以三被上诉人违规迁移户口为由另案向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本案必须以该案的审理结果作为依据，故本院于2015年12月17日裁定本案中止诉讼。现该案二审诉讼终结，本院决定恢复对本案的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原告朱强系独生子，母亲系被告组民，并承包了红星组分配的承包地。父亲系城镇居民。朱强出生后户籍登记在红星组，但在约5、6岁后随父亲在市内生活成长。原告母亲婚后一直享受红星组组民待遇。因红星组未给朱强享受组民待遇，朱强多次向石鼓区松木乡人民政府反映情况。2009年7月31日，石鼓区松木乡人民政府通知红星组迅速落实朱强村民待遇，但红星组并未解决朱强村民待遇。2010年3月16日，朱强向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红星组给付1989年至2009年期间集体收益及土地征用补偿分配款8400元。同年5月4日，该院作出（2010）石民一初字第89号民事判决，判决红星组给付朱强集体收益及土地征用补偿分配款5500元。2012年8月10日，经松木乡人民政府等有关部门协调，对朱强的村民待遇形成会议纪要：朱强1989年至2011年所享受的村民待遇按50%兑现，从2012年8月10日起享受同组村民同等待遇，并由松梅管理处负责落实。2013年1月4日，何锦、朱强登记结婚，同年7月29日婚生朱某。2014年7月29日，何锦、朱某户籍从石鼓区黄沙湾街道办事处六组迁入红星组，2015年5月20日，何锦、朱强、朱某单独立户。2015年3月11日，因“来雁新城”建设征收了被告381.22亩土地，红星组依法获得土地补偿费25257952元。同年5月26日，红星组经村民代表讨论对所获得的土地补偿款形成分配方案，该方案规定，女方嫁非农业户口的享受本人及一个子女分配款待遇，男女双方户口属本组的独生子女户，且做绝育手续的享受独生子女待遇。朱强的舅舅作为户代表在该分配方案上签字同意。红星组基于村民确定的分配方案并报松梅管理处同意，对获得的征地补偿费按确定的分配方案每人分配120000元，由松梅管理处直接发放给村民。红星组以群众决定的分配方案为由而未分配给何锦、朱某土地补偿款及朱强作为独生子女家庭应双倍享受的土地分配款，三原告为此而诉至法院。原判认为，土地补偿费的补偿对象是经征收而消灭的集体土地所有权，而受益的主体为丧失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所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被告红星组依法获得的土地补偿金为国家征用被告集体土地所有权而给予的补偿，该补偿金归农村集体组织所有，受分配的主体为征收补偿方案确定时具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所有人员。而确定集体经济成员资格须以户籍、生活在集体经济组织并以集体组织所有的土地为主要生活来源为基本判断标准，以对集体经济组织负有义务为补充判断标准。本案何锦、朱某在2014年7月29日从石鼓区黄沙湾街道办事处六组迁入红星组系法定迁入，其迁入红星组后即法定取得红星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红星组征地补偿分配方案在2015年5月26日才确定，何锦、朱某在红星组征地补偿分配方案确定之前即具有红星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对土地征用补偿费应与组内其他组民享受同等的分配权。红星组依据分配方案未分配给何锦、朱某土地征用补偿费，侵犯了何锦、朱某的合法权益，应承担本案纠纷发生的全部责任，红星组应按每人120000元的分配标准分给何锦、朱某土地征用补偿费共240000元。朱强作为独生子女家庭成员，可以自己名义主张多分一份土地征用补偿费，但朱强非完全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基于公平原则，酌定朱强家庭多增加50%土地征用补偿费60000元。松梅管理处非土地征用补偿费分配主体，其只是对红星组的账户进行代管，按红星组分配方案中确定的名单将款划入红星组分配方案中确定的组民账户，在本案中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七十四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衡阳市石鼓区松木乡松梅管理处红星小组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何锦、朱某土地征用补偿费共240000元（每人120000元）。二、被告衡阳市石鼓区松木乡松梅管理处红星小组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朱强土地征用补偿费60000元。三、驳回原告朱强、何锦、朱某对衡阳市石鼓区松木乡松梅管理处委员会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朱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审被告红星组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三被上诉人未生活在红星组，也没有以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土地为生活来源，其违规将户籍空挂到上诉人处，故原审法院以三被上诉人的户籍认定其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错误。二、三被上诉人未取得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其诉请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故原判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朱强等答辩称：其不是空挂户，朱强是上诉人的组民，何锦和朱某的落户符合法律规定，办理了合法手续。在本院指定的证据交换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1份证据，即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拟证明被上诉人有两处以上经常居住地。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市内房屋未装修入住。本院经审查认为，以上证据不是新证据，且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对原判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关于上诉人称三被上诉人没有以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为生活来源，违规空挂户口到上诉人处，原审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意见。经查，上诉人红星组与被告衡阳市公安局石鼓分局，第三人朱强、何锦、朱某公安行政管理一案，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石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认为衡阳市公安局石鼓分局为朱强、何锦、朱某办理户口迁入红星组的行政行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红星组要求将朱强、何锦、朱某从红星组内迁出的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判决：驳回红星组的诉讼请求。上诉人红星组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8日作出(2015)衡中法行终字第99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此，衡阳市公安局石鼓分局为朱强、何锦、朱某办理户口迁入红星组的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已经由生效判决予以确认，故上诉人的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还提出三被上诉人不具有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原判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本案中，朱强的户口于1989年9月21日因出生随母胡三清落户于红星组，何锦因婚姻关系、朱某因出生同时于2014年7月29日从石鼓区黄沙湾街道办事处六组将户口迁入红星小组，且何锦在户口迁入红星组后，其在原籍不再享有征地补偿分配款。因此朱强、何锦、朱某在落户后即应确定为红星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红星组于2015年5月26日确定土地款分配方案，三被上诉人在红星组征地补偿分配方案确定之前即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依法应参加该组内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因此，原审判决上诉人红星组应按组内其他组民的分配标准分给何锦、朱某土地征用补偿费共24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另原审法院考虑朱强作为非完全农村独生子女家庭，酌定朱强家庭增加50%土地征用补偿费60000元亦较为恰当。因此上诉人的此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5583元，由上诉人衡阳市石鼓区松木乡松梅管理处红星小组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接下页)审判长 尹 驰审判员 高 斌审判员 姚伟华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五日书记员 单志林校对责任人：姚伟华               打印责任人：单志林      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