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津0101民初5669号
原告：天津市春秋旅行社，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南营门街南京路***号河川大厦*座24A-1。
法定代表人：杨素英，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斌，男，该单位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元绍丽，女，该单位总经理。
被告：天津景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道营业部，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八方圆明商业街东大街D17。
负责人：张涛,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佰振，男，该公司业务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西广，天津高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景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宾西路与宾馆南道交口西北侧聚水园1-401，现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南北大街光华桥2号人民保险公司大厦4楼。
法定代表人：高相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战梅，女，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西广，天津高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天津市春秋旅行社与被告天津景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道营业部、天津景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天津市春秋旅行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斌、元绍丽，被告景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道营业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佰振、闫西广，被告景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战梅、闫西广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天津市春秋旅行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天津景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道营业部、天津景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连带赔偿原告400000元经济损失、利息8361元(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期限自2017年2月25日至2017年8月18日止)及至实际偿还之日止的利息；2、被告天津景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道营业部、天津景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连带赔偿原告公证费损失3000元；3、被告天津景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道营业部、天津景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2月6日，原告与被告天津景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道营业部（以下简称上海道营业部）签订《组团确认单》，约定被告上海道营业部杨雪等四名游客，参加原告组织的2017年2月20日天津赴韩国首尔五天旅游团队，同日原告与案外人北京春秋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春秋公司）签订《组团确认单》，约定原告自被告上海道营业部接收的杨雪等四名游客，参加北京春秋公司组织的2017年2月20日天津赴韩国首尔五天旅游团队。2017年2月14日，被告上海道营业部向原告出具《担保函》，约定被告上海道营业部为上述四名游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承诺若游客滞留不归，被告上海道营业部在收到原告通知后五日内，将赔偿原告100000元/人的旅游保证金，并赔偿因此给原告造成的损失。2017年2月17日原告向北京春秋公司出具《担保函》，约定原告为上述四名游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承诺若游客滞留不归，原告在收到北京春秋公司通知后五日内，将赔偿北京春秋公司100000元/人的旅游保证金，并赔偿因此给北京春秋公司造成的损失。
杨雪等四位游客参加了北京春秋公司组织的2017年2月20日天津赴韩国首尔五天旅游团队。2017年2月20日四位游客出境赴首尔，返程时间为2017年2月24日中午12时左右，在2017年2月24日早上9时许北京春秋公司的领队通知原告已经联系不上四位游客，原告同时通知了被告上海道营业部，四位游客未与旅行团同时归国，至今四位游客尚未归国。2017年3月27日原告向北京春秋公司偿付了400000元旅游保证金，并请求被告上海道营业部、天津景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鹏国旅）偿付原告400000元的经济损失，但被告上海道营业部、景鹏国旅至今仍拒绝偿付原告的经济损失。
天津景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道营业部、天津景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原告擅自转委托旅游合同，导致原告与被告上海道营业部的担保关系不成立。被告上海道营业部2017年2月5日与四游客订立合同，2月6日与原告订立组团确认单，被告上海道营业部与原告形成委托出境旅行的委托合同关系。委托合同关系中包括办理签证和组织旅游的一切事宜。被告上海道营业部收取团费1480元，向原告支付委托费用1180元，签订委托合同后，在2月6日原告在被告上海道营业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旅游合同转委托给北京春秋公司，原告违反了合同法第400条，导致原告失去对游客的管理和控制，2017年2月14日被告上海道营业部与原告签订担保函，担保函的成立条件是被告上海道营业部和游客的旅游合同关系以及被告上海道营业部与原告的委托合同关系。委托合同是被告上海道营业部与原告之间的，最关键的是由原告亲自办理委托事务，但是2017年2月14日委托关系的内容已经发生变化，原告已经转委托给北京春秋公司，订立担保函的时候，被告上海道营业部的意思是由原告亲自办理委托业务，签订担保函的双方意思表示不一致，担保关系不成立。在此情况下，担保函不能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民事法律关系成立的要件是主体适格、意思表示一致、不违反法律，但是本案中原、被告双方意思表示不一致。
被告上海道营业部与原告签订担保函的时候无法预知2017年2月17日原告为北京春秋公司出具的担保函，因此原告为北京春秋公司出具的担保函对被告上海道营业部没有约束力。北京春秋公司没有履行代办签证的工作，不可能存在损失，原告主动向北京春秋公司汇款400000元是其自愿，不能转嫁给被告上海道营业部。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北京春秋公司有实际损失，北京春秋公司也没有向原告主张赔偿，这种情况下，原告主动赔偿北京春秋公司损失，汇款时也没有注明赔偿的具体款项，原告这么做是因为原告和北京春秋公司之间是关联企业。另外汇款的证据不具有真实性。
游客滞留不归给送签社可能造成的损失主要是大使馆对送签社的罚款，以及后续拒签给送签社可能造成的损失，不包括企图瓜分滞留不归游客的保证金而得到的不义之财。担保函约定向原告无条件赔付每人100000元损失属于无权处分。游客交付的归国保证金具有质押性质，所有权属于游客，尽管是被告上海道营业部收取的，也不能改变其性质。担保函约定是处分被告上海道营业部不具有所有权的财产，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无效。被告上海道营业部没有收取四游客400000元保证金，仅收取100000元保证金。
四游客是否属于滞留不归尚无定论，应该是下落不明或失踪，不能排除四游客因其他原因无法归国。确认是否属于滞留不归是本案的前提。如不能确认则大使馆无理由拒签，旅行社也就没有损失。
北京春秋公司与原告是关联公司，原告主张的损失是虚构的。北京春秋公司和原告的投资人都是上海春秋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该集团股东是五名自然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是上海春秋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原告和北京春秋公司是关联公司。因此原告向北京春秋公司出具担保函并赔偿400000元对集团股东而言，只是变换资金存放地点，没有任何实际损失发生，因此原告向北京春秋公司赔偿是以陷害两被告为目的的恶意赔偿行为。另外上次开庭的时候，原告在组团确认件上加盖上海春秋旅行社天津分公司的公章，说明原告与上海春秋旅行社天津分公司的公章混放，更说明原告和北京春秋公司是关联公司。
被告上海道营业部与原告的担保函无效，担保法第29条规定，企业法人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超出授权订立保证合同的，保证合同无效或超出授权的部分无效。本案中担保函未经被告景鹏国旅书面授权，该担保函无效。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原告提交了：原告与被告上海道营业部签订的《组团确认单》、被告上海道营业部出具的《担保函》、2017年6月22日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元绍丽向上海市长宁区公证处申请做的公证书、原告与北京春秋公司签订的《组团确认单》、原告向北京春秋公司出具的《担保函》、原告向北京春秋公司赔偿旅游保证金的转账记录、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北京春秋公司向原告出具证明函及其附件、被告上海道营业部于游客签订的旅游合同、被告景鹏国旅向游客收取保证金收据、公证费发票、以及原告申请本院调取的杨雪等四名游客出入境记录。二被告提交了：担保函、旅游合同、保证金收据、转账记录、原告、北京春秋公司、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春秋旅行社有限公司企业公示信息、韩国大使馆送签社名单。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被告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原、被告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2017年2月6日，原告与被告上海道营业部签订《组团确认单》，约定原告接收被告上海道营业部的杨雪、藤春莉、宋圣彪、黄文成等四名游客，参加原告组织的2017年2月20日天津赴韩国首尔五天旅游团队，结算价格为游客每人1180元，游客押金每人8-12万元。同日，原告与案外人北京春秋公司签订《组团确认单》，约定北京春秋公司接收原告自被告上海道营业部接收的杨雪等四名游客，参加北京春秋公司组织的2017年2月20日天津赴韩国首尔五天旅游团队。结算价格为游客每人1100元。
2.2017年2月14日，被告上海道营业部向原告出具《担保函》，约定被告上海道营业部为上述四名游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承诺若游客出境后滞留不归，被告上海道营业部在收到原告通知后五日内，赔偿原告100000/人的旅游保证金，并赔偿因此给原告造成的损失。2017年2月17日原告向北京春秋公司出具《担保函》，约定原告为上述四名游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承诺若游客出境后滞留不归，原告在收到北京春秋公司通知后五日内，赔偿北京春秋公司100000元/人的旅游保证金，并赔偿因此给北京春秋公司造成的损失。
3.2017年2月19日被告上海道营业部负责办理案外人杨雪、藤春莉、宋圣彪、黄文成四名游客赴韩国旅游签订合同等事宜，被告景鹏国旅与四名游客签订旅游合同，合同约定旅游线路名称为2017年2月20日韩国首尔5日游，出发时间2017年2月20日，结束时间2017年2月24日，共5天，旅游费用每人1480元，旅游者同意采用拼团方式拼至春秋出境社成团。同日，被告上海道营业部使用有被告景鹏国际旅行社徽章和名称的旅游服务专用收据（收据号为0002653），收取客户名称为宋圣彪，项目为2.20号首尔押金，2.24号回团退，金额为100000元的款项，收款人张佰振。庭审中二被告确认该100000元款项是按四名游客每人25000元的标准收取的保证金，张佰振为被告上海道营业部的人员。2017年3月4日、5日被告上海道营业部分两次将收取四游客的100000元保证金汇转到被告景鹏国旅法定代表人高相震账户内，被告景鹏国旅确认此汇款是对公司的汇款。
4.2017年2月20日杨雪等四位游客参加了北京春秋公司组织的天津赴韩国首尔五天旅游团队。2017年2月20日四位游客自天津市张贵庄机场出境赴韩国首尔，返程机票订时间为2017年2月24日中午12时左右，2017年2月24日早上9时许，在旅游团队准备自韩国首尔返回中国时，北京春秋公司的领队与上述四位游客失去联系，北京春秋公司的领队将此情况告知原告，原告同时通知了被告上海道营业部，后四位游客未与旅行团同时归国，且至今四位游客尚未归国。
5.北京春秋公司于2017年3月20日向原告发出催款函,要求原告按照其向北京春秋公司出具担保函的约定，给付北京春秋公司400000元旅游保证金。2017年3月27日原告向北京春秋公司偿付400000元旅游保证金。
另查，原告春秋旅行社的经营范围为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等。被告景鹏国旅的经营范围为旅行社服务等，被告上海道营业部的经营范围为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等，均不包括出境旅游业务。
本院认为，被告上海道营业部负责办理的、被告景鹏国旅与案外人杨雪、藤春莉、宋圣彪、黄文成四名游客签订的《旅游合同》系签约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四名游客依约向被告支付了旅游费用，双方形成的旅游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同时，合同约定了旅游者同意采用拼团方式拼至春秋出境社成团，故二被告是在四名游客同意转至春秋出境社成团的前提下与原告签署的《组团确认单》，并将涉案四游客委托原告组团出游，且依约向原告支付了双方约定的相应旅游费用，故双方形成的委托合同关系，亦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旅行社条例》关于“旅行社将旅游业务委托给其他旅行社的，应当向接受委托的旅行社支付不低于接待和服务成本的费用；接受委托的旅行社不得接待不支付或者不足额支付接待和服务费用的旅游团队”的规定和法律规定，故依法确认合法有效。
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一，即被告上海道营业部向原告出具担保函的效力问题。由于被告上海道营业部为被告景鹏国旅的分支机构，原告未举证证明被告上海道营业部向其出具担保函时，是经被告景鹏国旅书面授权的证据，故依据我国担保法第十条“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和第二十九条“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授权范围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或者超出授权范围的部分无效”的规定，被告上海道营业部向原告出具的担保函应为无效。至于原告陈述该担保函仅为被告上海道营业部对其出具的承诺，而非法律意义上的担保一节，从其提供的该证据的内容上，即有“如被担保人（四名游客）在旅行期间发生不遵守中国及当地法律法规或滞留不归，担保人将与被担保人共同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以上保证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的约定，故原告主张为承诺函的主张，没有依据，本院不予确认。
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二，即二被告应否对原告主张的400000元经济损失和利息承担责任，以及承担责任的范围。依据上述确认的原告与被告上海道营业部为委托合同关系，故双方之间因委托合同产生的争议，应受我国合同法有关委托合同的规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七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时，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该条款规定的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赔偿责任是法律基于双方之间的利益平衡而特别设立的赔偿责任。就本案而言，原告接受被告上海道营业部委托的四名游客出境旅游过程中，因该四名游客滞留不归，最终导致原告按照向案外人北京春秋公司出具的担保函的约定，赔付北京春秋公司400000元，可以认定系原告在处理被告上海道营业部的委托事务时存在400000元损失，但该损失的发生，原告作为受托人是否存在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而受到了损失，也是客观、公正的判断委托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及承担赔偿责任范围的依据。据此分析：其一、原告提供的经公证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的工作人员曾经对其中的一名游客的信息提出过质疑，但双方均未对此进行核实并进行严格的审查，依照国家旅游局《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审查旅游者个人信息是旅行社防范旅游者非法滞留境外的重要环节，由于双方在防范旅游者非法滞留境外环节均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由此可以认定原告对于其最终遭受的损失存在一定的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其二、关于原告将被告上海道营业部委托出境的旅游业务转委托给案外人北京春秋公司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之规定，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本案中原告自知不具备相应出境游经营资质的情况下，仍接受被告上海道营业部的委托事项，且未提供已经被告上海道营业部同意其进行转委托，以及与北京春秋公司约定赔偿金事宜告知被告上海道营业部的相应证据的前提下，故对其自行转委托后受到的损失亦存在一定的可归责于自身的事由。其三、虽被告上海道营业部向原告出具的担保函无效，但双方经办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和担保函中，被告上海道营业部对需要担保的事项和金额是明知的，且在原告与被告上海道营业部签署的《组团确认单》中，均对应收取保证金问题给予了涉及，但双方均未严格按照约定履行收取保证金和审核保证金缴纳情况的义务。故综合上述分析，对于原告在处理被告上海道营业部委托事务时受到的400000元损失，本院根据原告在该损失产生过程中的过错情况，并依据法律的公平原则，酌定被告上海道营业部赔偿原告损失200000元。由于被告上海道营业部为被告景鹏国旅的分支机构，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应由景鹏国旅公司承担。
对于原告要求给付利息一节，因该项诉讼请求实际上应为逾期付款产生的利息损失，而双方对此并无明确约定，且原告是否因履行受托义务受到损失需经法院依法认定后才可以确定，因此被告上海道营业部并不存在逾期付款行为，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公证费一节，双方对此并未有约定，故本院对其请求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条、第四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天津景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天津市春秋旅行社经济损失200000元；
二、驳回原告天津市春秋旅行社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470元，原告天津市春秋旅行社负担3765元，被告天津景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370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给付原告天津市春秋旅行社）。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捷
代理审判员 乔伟
人民陪审员 刘静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张贺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四百条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的，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在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的除外。
第四百零七条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时，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十条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
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有法人书面授权的，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提供保证。
第二十九条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授权范围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或者超出授权范围的部分无效，债权人和企业法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债权人无过错的，由企业法人承担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十四条第一款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