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2民终29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大洲进出口有限公司。注册登记地：宁波市海曙区梁丰街吴黄1幢1-31室，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宁波市江北区文教路**弄**号。
法定代表人：龚勤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彤，浙江怡胜律师事务所。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葵，浙江怡胜律师事务所。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国伟，男，1962年12月25日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赟涛，男，1991年2月17日生，汉族，住宁波市海曙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松林，浙江恒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包爱红，浙江恒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宁波大洲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洲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韩国伟、韩赟涛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7）浙0205民初14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大洲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7）浙0205民初1407号民事判决，并判决驳回韩国伟、韩赟涛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2014年12月11日，原宁波速远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速远公司）向大洲公司出具盘库表和月库存报表，确认大洲公司在原速远公司仓储涉案进口塑料粒子234.975吨，后大洲公司业务员发现涉案货物存在被调换问题，遂与原速远公司就该问题提出异议并进行交涉，但原速远公司托词推诿，未予处理，大洲公司因此停付仓储费。大洲公司在一审期间两次要求韩国伟、韩赟涛配合查验货物，但因韩国伟、韩赟涛不予配合而无法进行。且韩国伟、韩赟涛明确陈述涉案货物已被调换，系案外人汪克成所为。2.涉案货物被调换造成大洲公司损失的责任在于韩国伟、韩赟涛一方。原速远公司作为保管人，应对大洲公司交付的货物尽到合理的保管义务，现大洲公司所仓储的货物被调换，韩国伟、韩赟涛一方应提出证据证明其已按合同履行保管义务。但一审中，韩国伟、韩赟涛未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且无论是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2刑初16号刑事判决还是一审主审法官对汪克成的调查笔录，都只能证明汪克成在2012年货物移库过程中，对宁波海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现名为宁波谷德拉克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谷德拉克公司）的402.455吨货物进行了调换，并不涉及大洲公司的货物。故，韩国伟、韩赟涛应对货物损失承担责任。3.大洲公司所仓储的货物已被调换，大洲公司拒付仓储费有其法律依据，大洲公司在一审时未提起反诉，不影响拒付仓储费抗辩理由的成立。现大洲公司交存的货物已被调换，原速远公司无法按照合同交付原仓储货物，大洲公司有权拒付仓储费。基于货物调换发生的货物损失是否向韩国伟、韩赟涛主张赔偿，这是反诉；基于货物实际已被调换无法按照仓储合同交货因而拒付仓储费，这是抗辩理由；因此大洲公司是否提出反诉不影响抗辩理由的成立。4.就仓储费计算而言，大洲公司应按实际存货数量的比例与其他公司分担租金，而不是由三家公司平摊租金。
韩国伟、韩赟涛共同答辩称：1.大洲公司要求韩国伟、韩赟涛承担货物被调换的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认定韩国伟、韩赟涛是否要对货物被调换承担责任取决于货物被调换是否因原速远公司的过错而造成。首先，大洲公司提供的海关报关单及关税缴付凭证与货物是否因原速远公司的过错而被调换并不具有关联性。原速远公司出具入库单上所载明的货物名称和数量来源于货物的外包装，原速远公司不可能逐箱开箱验货，大洲公司在每月盘库时，也是以货物外包装所载明的货物名称和数量作为盘库依据，故，依据原速远公司的入库单不能得出大洲公司存放于舟甬仓的该批货物必定为原料聚丙烯之结论。其次，涉案货物的调换系谷德拉克公司员工汪克成所为，且系货物被提走运输途中，此时货物的保管责任已经转移，原速远公司不再负有保管责任，故，原速远公司对货物被调换不存在过错。2.一审法院判令大洲公司腾退仓库并向韩国伟、韩赟涛支付仓储费有事实上和法律上的依据。认定大洲公司是否应该腾退仓库并支付仓储费取决于大洲公司是否存在逾期提货及拒付仓储费用之违约事实。首先，根据韩国伟、韩赟涛提交的《货物仓储合同》、《告知函》、《回函》、及《舟甬仓库费用结算清单》等相关证据，足以证明大洲公司存在逾期提货及拒付仓储费用的事实。其次，大洲公司逾期提货及拒付仓储费用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涉案货物的调换系案外人汪克成所为，且系发生在大洲公司提货导致原速远公司不再承担保管责任后。故，大洲公司拒不腾退仓库并拒付仓储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3.一审法院判令大洲公司等三家公司平均承担仓储费用并无不当。大洲公司、宁波海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田公司）与谷德拉克公司系作为关联公司与原速远公司签订的《货物仓储合同》，由该《货物仓储合同可知》，该三家公司系对同一仓位进行包仓，且系依据仓库面积计费。故，由三家公司平均分摊仓储费用并无不当。
韩国伟、韩赟涛以大洲公司拖欠仓储费为由，请求判令：解除原速远公司与大洲公司签订的《货物仓储合同》，大洲公司立即提货腾空仓位，并向韩国伟、韩赟涛支付拖欠的仓储费用239537.8元（计算至2017年5月31日）及自2017年6月1日其至实际腾空仓位日止的仓储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7月始，谷德拉克公司将从国外进口的塑料粒子仓储在原速远公司。2010年12月始，大洲公司将从国外进口的聚丙烯仓储在原速远公司。2011年10月20日，原速远公司向谷德拉克公司发出书面通知，载明：“因江北区政府要求，为了梅堰璐工程建设，我公司仓库被列入拆迁范围。我公司接到甬江街道拆迁通知已一年有余，本想通过夏家村村委会设法进行留用，现在无法继续使用，故要求相关单位协作我司做好搬迁工作，敬请谅解！要求在2011年11月20日以前搬迁完毕。”2012年4月17日、5月4日，谷德拉克公司、大洲公司分别向原速远公司发出移库指令并签发了仓储商品提货单，要求原速远公司将货物移至宁波市江北区环城北路东段814弄95号，由此产生的费用由谷德拉克公司、大洲公司承担。在移仓手续办理过程中，由谷德拉克公司的业务员汪克成办理提货、入库手续，在移库运输过程中，汪克成指示运输车队将谷德拉克公司所有的其中194.98吨OFFGRADEHDPEPOWER塑料粒子和207.475吨PPW101E塑料粒子运往他处，另派遣其他车队将类似石灰材料调包称塑料粒子运至新仓库，并将石灰材料以原货物品名重新仓储至原速远公司宁波市江北区环城北路东段814弄95号仓库。运输费由存货人承担。2014年1月8日，原速远公司与大洲公司、谷德拉克公司、海田公司分别签订了一份《仓储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DZSY14001、HTSY14001、KGSY14001，合同上三家存货方所载的联系地址、电话、传真号码均相同，而且所有合同条款均相同，约定存货方委托原速远公司对存货方进口或内贸货物（非危险品）进行装卸、保管作业，保管货物的名称和规格、数量、包装、质量标准均为“每批按实”，且明确包装“仅限外包装质量”。关于仓储费用约定：存货方在原速远公司承租的仓库舟甬仓（宁波江北环城北路东段814弄95号）包仓，共1340平方米，按13元每平方米每月计算，上车费12元每吨，下车费10元每吨计算，结算方式为现汇或支票，分批付款。另约定合同有效期为一年，如双方无异议，自动延期，任何一方如需终止协议，应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对方。关于货物的进仓手续及保管，约定存货方货物进原速远公司仓库时，原速远公司应对货物进行仔细验收，验收内容为货物品名、规格、数量和包装等，对单货不符、差误、破、污、损等问题的货物，原速远公司应及时做好必要的现场记录并在一个工作日内通知存货方共同确认。关于储存货物的外包装质量和数量的确认及损耗，约定进口集装箱入库货物以外轮理货报告为准，国内集装箱及散货入库的以经过存货方确认的保管方的货物入库单（或进仓单）为准，储存货物进仓后的合理损耗率为零（或因货物本身特征产生的另议）。仓储合同履行期间，双方定期对仓储货物进行盘库，最后一次盘库时间为2014年12月11日。将三家存货方的货物列在同一份盘库表中，存货方仅载明谷德拉克公司，账面数量为1317.4吨货物及194箱1709只电话机，盘货数量基本与账面数量一致，同时备注分属于大洲公司、海田公司的货物数量，即“合同号H08W08162的货物共548.385吨，其中149.975吨为宁波海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货物；合同号H08W10033的货物为宁波大洲进出口有限公司货物”，并备注了2014年11月19日取样的情况。2015年1月9日，原速远公司向大洲公司、谷德拉克公司及海田公司发函，称双方签订的货物仓储合同于2015年1月8日到期，原速远公司决定不再续签，已多次电告办理移交均未收到回应，现致函要求于1月16日之前派人来办理移交手续，逾期不办理，原速远公司将把仓库钥匙交给舟甬公司工作人员，以后一切后果原速远公司概不负责，所欠费用今后请与舟甬公司结算。2015年1月15日，谷德拉克公司向原速远公司回函，称案涉三份仓储合同项下的货物截止2014年12月11日盘库，剩余HDPE/LDPE/PP合计1317.4吨，电话机194箱。针对原速远公司的2015年1月9日的告知函，答复如下：1.2014年我司数名业务员来仓库看货，处理剩余商品，经现场抽样试料，发现货物与品名不符，存在货物已被调换的可能，而原委托贵仓库自行取样的为正常相符货物。2.该批货物原经手业务员汪克成由于经济犯罪，已被江东公安局关押，经公安询问，此批货物确认已调换，仓库存在保管失职。3.我司目前已就该批货物被非法调换向公安局报案。鉴于以上原因，为便于公安局查询，并确定责任人，我司目前暂无法接收该批货物，请贵公司继续予以保管，直至查案结束。该回函的落款处打印了三家存货方的名称，但仅加盖了谷德拉克公司的公章。2017年5月2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2刑初16号刑事判决，认定汪克成作为谷德拉克公司业务员利用职务便利，将未销售的194.98吨OFFGRADEHDPEPOWER塑料粒子和207.475吨PPW101E塑料粒子用类似石灰材料调包，之后将上述塑料粒子出售给他人，据此判决汪克成构成职务侵占罪。该判决认定事实的其中一份证据即为谷德拉克公司要求立案的报告，称其进口货仓储在原速远公司的塑料粒子尚余194.98吨和207.475吨，在自行销售过程中，被几家工厂告知该二票货物并非塑料粒子，均为类似石灰的粉末，无使用价值。2012年6月前的仓储费已付清。2012年7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共计59个月，包仓面积为1340平方米，按照每月13元每平方米计算，共计仓储费1027780元。2013年12月10日至2014年8月22日，谷德拉克公司、大洲公司先后共计向原速远公司支付320064元、19936元，合计340000元，故截止2014年1月的租金已付清，2014年2月的租金未全额付清，至2017年5月31日合计尚欠687780元。原速远公司向谷德拉克公司、大洲公司分别开具了等值的发票。原速远公司存放货物的仓库即宁波江北区环城北路东段814弄95号，系原速远公司向舟甬公司所租，租金为209040元每年，仓库面积1340平方米。因原速远公司未及时支付租金且于2016年10月19日注销，故舟甬公司诉请韩国伟、韩赟韬腾空仓库并支付尚欠租金，该院作出的（2017）浙0205民初1号民事判决确认该租赁合同无效，并判决韩国伟、韩赟韬限期腾退仓库、支付相应的占有使用费。原速远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8年1月，注册资金1000000元，股东即为本案韩国伟、韩赟韬，分别持股90%、10%。2016年10月19日原速远公司完成注销登记。
一审法院认为：原速远公司与大洲公司签订的《货物仓储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全面及时履行各自义务。根据案涉仓储合同的约定，合同有效期为一年，如双方无异议，自动延期，任何一方如需终止协议，应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对方。因合同签订于2014年1月8日，合同有效期早已届满。2015年1月原速远公司已经向大洲公司表达了不再续签合同的意思表示，但谷德拉克公司盖章的回函以便于公安查询、确定责任主体为由，要求原速远公司继续保管货物直至查案结束，其要求并无法律依据。鉴于储存期间早已届满，存货人逾期提取货物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现原速远公司已经被注销，原速远公司的债务由韩国伟、韩赟涛承担，相应的权利亦由韩国伟、韩赟涛享有，故对韩国伟、韩赟涛要求大洲公司提取货物腾空仓库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大洲公司应承担的仓储费是否应按照其与另外两家存货方按存货重量比例分摊，一审法院认为，大洲公司、谷德拉克公司、海田公司的存货性质并非完全相同，除了塑料粒子，还有电话机，前者以托为单位，并可折算成吨数，后者仅有箱数，体积、重量无从所知，而且三家存货方的存货可能因货物进出仓而存在变化，因此，在上述情况均不明的情况下，无法根据现存货物的重量比例分摊仓储费。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速远公司在同一天就同一仓库与三家公司签订了货物仓储合同，除了存货方名称不同外，其余条款及存货方的联系地址、电话等信息完全一致。在合同履行过程中，2012年7月之后已支付的仓储费340000元中大洲公司支付了19936元，其余款项均由谷德拉克公司支付（大洲公司称因货物主要是谷德拉克公司的，故由谷德拉克公司支付为主，三家公司内部自行结算），并非按照仓储吨位来确定；而且在盘库时，也是谷德拉克公司出面，但将其他两家公司的货物予以列明；谷德拉克公司盖章的2015年1月15日的回函中将三家公司的名称均列在内。因此，从合同签订及履行的情况来看，韩国伟、韩赟涛有关三家公司具有关联关系的主张，一审法院可予以确认。该三家公司既然分别与原速远公司签订包仓合同，不管其储存的货物数量、体积、重量如何，本应就所有欠付货款承担共同责任，现韩国伟、韩赟涛仅诉请三家各自承担三分之一，即截止2017年5月31日的仓储费229260元，系其自身权利处分，一审法院不予干预，可予以支持，对大洲公司有关三家公司应按存货重量按比例承担仓储费的抗辩意见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之后至大洲公司实际腾退日止的仓储费按每月17420元的三分之一即
5806元计算。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按期对货物进行盘库。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谷德拉克公司的货物被调换的时间发生在大洲公司、谷德拉克公司向原速远公司发出移库指令后其业务员汪克成向原速远公司提货、再将货物入库至舟甬仓库的过程中，不管移库的原因是什么，此时货物并非由原速远公司控制，汪克成将货物掉包并构成职务侵占罪，该行为不可归责于原速远公司，大洲公司认为原速远公司存在过错并可据此拒付仓储费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至于大洲公司抗辩的除了刑事判决已经认定的被掉包的货物外，其他货物也可能被调换，但当初仅有谷德拉克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刑事判决认定的调换货物也仅是谷德拉克公司所报案的货物及数量，大洲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所存放的货物已被调换的事实，一审法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纳。若大洲公司提取货物后发现与其原存放的货物不符或发生毁损的，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三百七十九条、第三百八十一条、第三百九十二条、第三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大洲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向韩国伟、韩赟韬提取储存于宁波市江北区环城北路东段814弄95号仓库的货物，并腾退宁波市江北区环城北路东段814弄95号仓库；二、大洲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支付韩国伟、韩赟韬截止2017年5月31日的仓储费229260元及自2017年6月1日至实际腾退日止按每月5806元计算的仓储费。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93元，减半收取计2446.50元，由韩国伟、韩赟韬负担77元，大洲公司负担2369.50元。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速远公司作为保管方应否对涉案货物的调换承担责任；二、涉案货物的仓储费用应如何承担。
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提货单系存货人用以提货的直接凭证。通常情况下，货物被提取之后，有关该货物的保管责任便发生转移，除双方另有约定外，保管人不应再负有保管责任。本案中，虽因原速远公司发出搬迁通知在先，但大洲公司亦是出于自愿发出移库指令并签发涉案仓储货物的提货单；且在移库程中，系谷德拉克公司的业务员汪克成办理了提货及入库手续，大洲公司对此未持异议，亦无证据显示原速远公司在此移库过程中行使了任何干涉或处分权利。其次，虽在涉案货物被移入新仓之后，原速远公司与大洲公司等其他两家公司分别签订了《仓储合同》。按该合同约定，在货物进仓时，原速远公司应对货物进行仔细验收。但案外人汪克成在前述的移库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将部分涉案货物进行调换后私自出售牟利一事已被本院的（2016）浙02刑初16号生效刑事判决确认；且双方在二审庭审中还一致确认在合同履行期内会定期对涉案仓储货物进行盘库，盘库时针对货物的外包装，查验货物包装上载明的品名、规格和数量是否一致，并不会对货物进行开箱检验。由此可知，即使原速远公司在涉案货物被移入新仓对货物进行验收，亦仅限于该货物的外包装上所载明的货物名称、规格和数量。故，大洲公司抗辩原速远公司对涉案货物在移库之时被调换应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最后，就2015年1月15日谷德拉克公司发出的告知函的形式及内容而言，谷德拉克公司代表大洲公司和海田控股公司共同向原速远公司回函，并告知原速远公司涉案仓储货物存在被调换的可能，但案外人汪克成的职务犯罪行为发生在2012年移库期间。现大洲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对涉案货物到新仓之后的定期盘库中曾发现货物异常并通知了原速远公司或就此主张过相关合同权利，且本院（2016）浙02刑初16号生效刑事判决仅认定了部分涉案货物被案外人汪克成调换。故，在大洲公司无证据证明涉案其余货物均被调换的情形下，其拖延提取涉案仓储货物并拒绝腾退宁波市江北区环城北路东段814弄95号仓库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一审判决大洲公司提取货物、腾退仓库，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中，原速远公司已于2015年1月9日发函通知大洲公司不再续签，故根据双方的《货物仓储合同》的约定，该合同已经到期，大洲公司应当按约支付仓储费用。至于仓储费的具体分担问题，本院认为，第一，从涉案《货物仓储合同》的签订来看，原速远公司与大洲公司、谷德拉克公司以及海田公司均于同一天订立。除存货方的名称不同外，存货方的地址、电话号码、传真号码及其余条款均一致，可见该三家公司在签订涉案《货物仓储合同》时的主体表述存在混同；且2015年1月15日的回函中虽仅盖有谷德拉克公司的公章，但该函中同时列明了大洲公司和海田公司。第二，从涉案《货物仓储合同》关于仓储费用的约定来看，大洲公司、谷德拉克公司以及海田公司三家公司在原速远公司承租的舟甬仓进行包仓，并明确为：“共1340平方米，按13元每平方米每月计算……”，为此，大洲公司主张按照存货重量的比例来计费仓储费用的主张缺乏依据。第三，从涉案《货物仓储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2012年7月之后已支付的仓储费340000元中大洲公司仅支付了19936元，其余款项均由谷德拉克公司支付；且大洲公司在一审中明确陈述，因货物主要为谷德拉克公司所有，故由谷德拉克公司支付为主，再由三家公司内部另行结算。由此可知，仓储费用的实际支付也并非按照各家的仓储吨位来确定。第四，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由谷德拉克公司指派工作人员进行盘库，同时将其他两家公司的货物予以列明，亦即谷德拉克公司对所有先前存放于原速远公司后存放于舟甬仓的涉案所有仓储货物均具有盘货权，进而说明三家公司对仓储货物的管理混同。综上所述，大洲公司、谷德拉克公司以及海田公司的涉案仓储货物存在关联性，故应由该三家公司对涉案货物的仓储费承担共同的支付责任。现因韩国伟、韩赟涛主张由三家公司分别承担三分之一的仓储费用，此系韩国伟、韩赟涛对其所享债权之自由处分，一审据此予以支持，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大洲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39元，由上诉人宁波大洲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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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孔 华
审 判 员 梅亚琴
代理审判员 朱 静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袁勤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