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37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1，女，1944年5月1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窦维生，北京市地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2，女，1956年1月26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艳，北京市浩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1因与被上诉人李×2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初字第091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窦维生，被上诉人李×2及其变更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我与李×2各继承父亲李×3、母亲刘×名下存款及其它遗产的50%。李×1的上诉理由为：1、一审判决否定我与李×3、刘×之间存在收养关系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1959年我和李×2同时与李×3、刘×建立了收养关系。我所在的单位出具的证明写明我系李×3、刘×的养女，但一审判决故意遗漏。李×3、刘×所在单位的早期人事档案也承认我是其养女。虽然后来出现李×3、刘×所在单位的人事档案中写明我是侄女，但并不能因此得出他们就认定我只是侄女、不是养女的结论。一审判决关于我未与李×3、刘×长期共同生活，未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的认定完全不符合事实。事实上，我自1959年起很长时间内一直和他们共同生活，只是后来成年参加工作、结婚后才与他们分开居住，但仍不时去探望他们。2、一审合议庭多处违反法定程序，剥夺我的基本诉权，客观上偏袒李×2，造成错判。我一审提交的调查取证申请不仅没有依法调取，而且也没有告知我理由。一审对双方提交的同类证据主观臆断、区别对待、执行双重标准，脱离基本的公正立场，有意偏袒李×2。一审没有列明我方提交的大量证据，更没有说明不采信我方证据的理由。一审在2015年11月6日开庭时，审判长宣布休庭后即离开法庭，由主审法官在缺失一名合议庭成员的情况下，主持对案件进行了审理，并草率完成了全部诉讼过程。3、我提交的大量证据充分证明我与李×3、刘×形成了事实上的收养关系，我对他们的遗产有合法的继承权。
李×2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1的上诉主张及请求，请求驳回其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2015年6月，李×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被继承人李×3、刘×遗产存款的50%归我所有，诉讼费由李×2负担。李×1的起诉理由为：双方当事人是亲姐妹关系。1960年，我跟随被继承人李×3、刘×从江西迁入北京，与李×3、刘×形成了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刘×于2013年8月4日因病去世，李×3于2014年1月31日因病去世。因二被继承人生前未留遗嘱，现就遗产的分割诉至法院。
李×2辩称，被继承人李×3与本案双方之父李×4系兄弟关系。因李×3、刘×夫妇无子女，1958年，李×4将我（两岁）过继给李×3夫妇做养女，并于1960年随其由江西迁入北京。我自小与李×3夫妇一起居住、生活，悉心照顾、赡养二老，为其养老送终，我是李×3、刘×夫妇的唯一养女。1960年，李×4一家在农村生户较困难，李×3、刘×夫妇为了减少李×4一家的负担将李×1带入北京上学。李×1成年后从未与李×3、刘×夫妇一同居住、生活，且双方之间的称呼一直为“大伯、大娘”和“侄女”。李×1不是李×3、刘×夫妇的养女，双方亦未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其无权要求分割李×3、刘×的遗产，故不同意李×1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双方当事人是亲姐妹关系，双方之父李×4（生有5个子女）系被继承人李×3之弟。被继承人李×3与被继承人刘×系夫妻关系。
1958年至1959年期间，因李×3、刘×夫妇无子女、李×4一家生活困难，李×4将李×2（2岁）过继给李×3、刘×夫妇做养女。
1960年4月，李×3、刘×夫妇由江西宜春地委调入北京工作，在收养李×2后，为减轻李×4一家的生活负担，又将李×1从江西带入北京上学（差一个月满十六周岁），并为李×1办理了北京户籍。
1964年8月30日，刘×在《干部履历书》的家庭成员栏目中填写的内容为：女儿李×2，北京市八面檀小学学生；女儿李×1（年满二十周岁），北京市公安局茶淀农场学生。
1979年7月10日，李×3在《常驻国外和临时出国人员审查表》的家庭成员栏目中填写的内容为：女儿李×2，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厂工人，团员。
1981年8月，刘×在《干部履历表》的家庭成员情况栏目中填写的内容为：女儿李×2，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厂工人，党员；侄女李×1。
1981年8月，刘×在《离休干部情况登记表》的子女和其他同住人员情况、是否与您同住栏目中填写的内容为：李×2，同住；李×1，不同住。
1985年12月23日，李×3在《工作人员履历表》的家庭主要成员姓名、政治面目一栏中填写的内容为：妻：刘×；女儿：李×2；弟：李×4（病故）。
被继承人李×3与刘×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了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86号4号楼3层1单元303号房屋一套。
2013年8月4日，被继承人刘×因病去世。2014年1月31日，被继承人李×3因病去世，双方生前未留遗嘱。
2014年4月16日，北京市长安公证处为李×2出具了《公证书》，确认被继承人李×3与刘×婚后未生育子女，只收养一个子女，即养女李×2。
李×2在取得上述《公证书》后，向房屋管理部门申请变更产权登记，上述房屋产权人现已变更为李×2。
被继承人刘×死亡时，其工商银行账户内（账号×××）尚有存款12912.82元；被继承人李×3死亡时，其工商银行账户内（账号×××）尚有存款150000元、其工商银行工资折内（账号×××）尚有存款18961.75元，以上合计有存款181874.57元。
为证明李×1不是李×3夫妇的养女、双方未长期共同居住生活、双方以“大伯”、“大娘”、“侄女”相称呼，李×2出示了刘×之妹刘立茹、同事章小可、邻居赵京台、张泽民的证言，上述证人均证实：李×1未与李×3夫妇长期共同居住、生活，其不是李×3夫妇的养女，而是被继承人的侄女。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干部履历表》、《常驻国外和临时出国人员审查表》、《公证书》、证人证言、法院询问笔录、证明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1965年后，二被继承人只承认李×2是其养女，李×1是其侄女，且李×1未与被继承人长期共同居住、生活，双方之间未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李×1主张其是被继承人的养女，因其未出示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其主张不予采信；李×1要求继承李×3、刘×的遗产，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1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的认定如下：国家旅游局于2015年6月16日出具《证明》写明：李×3档案中1965年2月10日《干部履历书》记载：女儿李×1；1965年2月10日《干部履历表》记载：大女儿李×1，小女儿李×2；1972年1月8日《外交部工作人员履历表》记载：李×3女儿李×2；1985年12月23日《工作人员履历表》记载：李×3女儿李×2。
外交部钓鱼台宾馆管理局于2015年4月27日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写明：兹证明李×1是刘×之女（摘自刘×1964年8月30日履历表）；李×1是刘×侄女（摘自刘×1981年8月履历表）。
河北省献县陌南镇李家村村委会《证明》写明：李×3的亲弟弟李×4有子女五个大女儿李×1，二女儿李×2，大儿子李×6，次子李×5，三子李×7。李×3和刘×没有亲生子女。在1958年—1959年，家中生活困难，李×3为了帮助弟弟解决家中一部分困难在1958年李×3把他老娘和李×2带到江西，1959年李×3又把李×1带去江西共同抚养。李×3和李×4二人商定李×1和李×2成了李×3和刘×的养女。李×3的三个儿子在家上学、务农。1978年李×3又把李×7在承德安排了工作。李×3和刘×两位老人经常回老家，三个侄子也经常去北京看望两位老人。李×1认为该村委会证明其系李×3、刘×的养女，李×2则认为该村委会关于李×1是李×3、刘×养女的说法无效。
经本院询问，李×5称李×1、李×2均是李×3、刘×的养女；李×6则称其仅知道李×3、刘×将李×1、李×2带走抚养，但对李×1是否是李×3、刘×的养女一节并不知情。
北京公安局东华门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信写明李×1的户口于1960年4月12日由江西宜春县宜春地委迁入甘雨胡同丙17号，该户1961年至1969年的登记情况：户主刘×，户主之夫李×3，户主之女李×1、李×2。
北京公安局建国门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信写明2015年4月22日东城区贡院西街7号东门304号户籍登记情况：刘×，之夫李×3，之女李×2。
李×1二审为证明其系李×3、刘×的养女的主张，提交了其1962年《毕业生登记表》、1964年《入团志愿书》、1965年《学生履历表》、1962年《选调青年农场学员审查表》、农学三年级《学生审查表》、1965年《李×1的调查报告》，在前述证据材料中均写明李×3、刘×是李×1的父母。李×2认为前述证据材料只能说明在当时的一些文件中写有李×1是李×3、刘×女儿的事实，但并不能说明李×1与李×3、刘×形成了事实上的收养关系。
本案其它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故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本案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李×1是否与李×3、刘×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问题，以及其是否就李×3、刘×的涉案遗产享有继承权问题。
根据查明的事实，李×3、刘×于1958年至1969年间先后将李×2、李×1接到身边抚养是确定的事实。李×2与李×3、刘×形成事实上收养关系，是李×3、刘×的养女，对此本案双方均无异议。但就李×1是否与李×3、刘×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其是否为李×3、刘×的养女一节，本案双方意见截然相反。而本案双方提交的及法院调取的人事档案、各种历史表格、派出所的户籍证明、村委会证明、单位证明、证人证言等各项证据材料中，对李×1是否与李×3、刘×形成事实上收养关系及其是否为李×3、刘×的养女问题的描述及体现又互相抵触，故均不能起到充分的证明作用。因此，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尊重李×3、刘×在1965年后在干部人事档案中只承认李×2是其养女，李×1是其侄女的意思表示，且在李×1提交的证据不能充分支持其涉案主张的情况下，认定李×1未与李×3、刘×长期共同居住、生活，双方之间未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无不当。因此，李×1要求继承李×3、刘×涉案遗产的上诉请求，本院难以支持。
综上所述，李×1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李×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魏曙钊
审判员 宋 光
审判员 任淳艺
二〇一六年九月六日
书记员 果满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