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东中法民一终字第24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庆权。
委托代理人：何飞，广东华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罗荣标，广东纬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志航。
委托代理人：田皓文，广东砝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志均。
委托代理人：王贤华，广东海联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一云，广东海联泰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东莞市黄江镇社贝股份经济联合社。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社贝村。
负责人：曾日强。
委托代理人：康东北，广东汉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曾焕林，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上诉人曾庆权因与被上诉人曾志航、钟志均，原审第三人东莞市黄江镇社贝股份经济联合社（简称社贝经联社）、曾焕林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4）东三法樟民一初字第1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2月11日，曾庆权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曾志航与钟志均签订的《物业转让协议书》无效（所涉物业地址东莞市黄江镇社贝村伟乐工业区韦乐街4号）；2、本案诉讼费由钟志均承担。
曾庆权主张的事实和事由：1993年，曾庆权与弟弟曾焕林出资在东莞市黄江镇社贝村购置了8000平方米土地（曾庆权与曾焕林各占4000平方米，位于东莞市黄江镇社贝村伟乐工业区韦乐街4号）。1998年，曾庆权在自己所有的4000平方米土地上投资兴建了厂房与宿舍（以下简称案涉物业）。案涉物业建成后，曾庆权全部出租给他人使用，收取相应的租金。2012年年底，案涉物业的承租人告知曾庆权，钟志均向其宣称是案涉物业新的业主，然后将钟志均送达给承租人的通知以及《物业转让协议书》复制给曾庆权。《物业转让协议书》显示，曾志航（曾庆权之子）于2012年1月17日与钟志均签订该协议，以250万元的价格将案涉物业及曾焕林的土地与厂房转让给钟志均。该协议上有东莞市黄江镇社贝村村民委员会的盖章。曾庆权收到上述文件后，立即向曾志航询问相关情况，曾志航表示是其公司与钟志均之间的事，与曾庆权及曾庆权的资产无关。同时，承租人也一直向曾庆权缴纳租金，故曾庆权没有追究此事。到2013年12月份，由于钟志均到案涉物业闹事，要求承租人立即向其支付租金。承租人不同意，钟志均就采取不正当手段阻挠承租人的正常生产经营，承租人没有办法，只能向钟志均支付租金，由此导致曾庆权无法收取租金。曾庆权认为，第一，案涉物业所指向的土地与厂房是曾庆权与曾焕林的土地与厂房，所有权人是曾庆权与曾焕林，且曾庆权与曾焕林从未委托曾志航转让该物业，所以曾志航很明显是无权处分人，曾志航擅自处分曾庆权与曾焕林财产的行为应属无效；第二，该协议上虽有东莞市黄江镇社贝村村民委员会的盖章，但该村委会并没有经过曾庆权同意，无权盖章；第三，案涉物业占地面积达8000平方米，即使不计算曾庆权与曾焕林之前投资兴建的建筑物价值，单凭案涉物业所占土地的价值，其市值都远远超过了协议转让价格。而且，据曾志航陈述，该协议是其被钟志均胁迫后签订的，签订该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故钟志均受让案涉物业的行为有悖于法律规定，且不符合常理，不构成善意取得，属无效的民事行为。综上，案涉物业系曾庆权所有，曾志航与钟志均的转让行为无效，钟志均无权获得案涉物业的收益。
曾志航答辩称：一、1993年曾庆权与曾焕林出资购置了位于东莞市黄江镇社贝村伟乐工业区韦乐街4号8000平方米的土地，1998年，曾庆权在自己所属的4000平方米土地上投资兴建了厂房与宿舍。厂房和宿舍建成后，曾庆权全部出租给他人使用，曾庆权收取相应的租金。以上情况属实，曾志航予以确认。二、曾志航因自己经营的东莞市中耀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资金短缺，于2012年1月18日向本案钟志均借款1000万元，由于是高利贷，曾志航在归还其336.7万元后再无钱归还，钟志均便采取胁迫的手段逼迫曾志航在其提供的空白《物业转让协议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案涉土地、厂房等实物，协议书上的转让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故钟志均与曾志航于2012年1月17日签订的《物业转让协议书》非曾志航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受钟志均的胁迫而为之，该协议内容不应得到法院支持和采信。三、曾志航与曾庆权系父子关系，曾庆权于2009年曾一度想将案涉物业转登记至曾志航的名下，为此亦到相关部门签署了部分法律文件。可到正式转名登记时，案涉物业的转名登记需要向政府相关部门交费100余万元，曾庆权认为曾志航一是自己在开公司，二是平时亦在收取案涉物业的房租没有交回给曾庆权，故要求曾志航个人出资缴纳该笔费用，曾志航坚持要求曾庆权交纳，曾庆权就此认为将案涉物业全部交给曾志航一个人不妥，不同意再去办理转名登记手续，故曾志航认为现案涉物业的产权仍属曾庆权所有。四、涉案合同所指向的土地与厂房系曾庆权与曾焕林所有，曾庆权与曾焕林从未委托曾志航对外转让。涉案《物业转让协议书》是在曾志航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非曾志航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应得到法院采信。
钟志均答辩称：一、曾庆权在本案中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一）曾庆权提出的是确认合同无效之诉，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提起合同无效、撤销或变更的主体只能是合同的当事人，其他人无权提出。（二）合同引起的纠纷属于债权的范畴，曾庆权在没有有效的物权凭证的前提下，应先确认其物权，而合同引起的是债权，物权与债权纠纷不应在同一案件中审理。二、钟志均在购买物业时，已确认所涉物业为曾志航所有。（一）交易时，钟志均与曾志航均到第三人社贝经联社处进行了核实，社贝经联社处所留存的资料证实所转让之物业于2009年登记在曾志航的名下，社贝经联社也出具了相关的证明并同意双方之间的交易行为，并承诺予以协助办理相关手续。（二）案涉物业一直由曾志航予以出租，买卖时钟志均已到承租人处予以核实，承租人提供的租赁合同、押金收据及支付租金情况也均一致证明房屋所有权人是曾志航。三、曾庆权与曾志航恶意串通，试图保留涉案房产，以损害钟志均的合法权益。曾庆权与曾志航系父子关系，在曾志航生意失败以及涉嫌犯罪的情况下，明知曾志航名下的房产出卖还债或即将要拍卖抵债，为了保住财产就相互串通，推翻原来的所有事实，谎称财产是曾庆权所有。这种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破坏市场交易秩序，对社会的诚信及市场的稳定有极坏的影响。
第三人社贝经联社述称：曾志航对案涉物业有合法的处分权，2009年又经过公示，从公示日至曾庆权起诉长达5年，曾庆权未提出任何异议。案涉物业在合同签订时由曾志航占有、使用及收益，钟志均在受让案涉物业时已尽到谨慎义务。《物业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曾庆权主张本案是侵权之诉，那应由曾志航作为侵权主体，而不应是钟志均。曾庆权主张撤销合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显然主体不适格。
第三人曾焕林未到庭，未举证。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曾庆权与曾志航系父子关系。曾庆权为证明其对涉案东莞市黄江镇社贝村伟乐工业区韦乐街4号物业享有合法有效的产权，提供了广东省乡村建设用地规划申请书（复印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复印件）、临时报建表（复印件）、单位工程开工报告（原件）、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登记表（原件）、监理任务申报表（原件）、建设工程监理许可证（复印件）、建设工程施工执照（原件）、工程建设监理合同书（复印件）、工程项目监理许可证（原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复印件）、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意见书（复印件）、竣工验收证书（复印件）等为据。上述广东省乡村建设用地规划申请书载明的建设用地申请单位为社贝管理区、曾庆权、曾焕林，黄江镇临时报建表载明的建设单位为曾庆权，单位工程开工报告载明的建设单位为曾庆权、曾焕林，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登记表载明的建设单位为曾庆权、曾焕林，监理任务申报表载明的建设单位为社贝三队曾庆权、曾焕林，建设工程监理许可证载明的建设单位为曾庆权、曾焕林，建设工程施工执照载明的兴建单位为曾庆权、曾焕林，工程项目监理许可证载明的建设单位为社贝三队曾庆权、曾焕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载明的建设单位为黄江镇社贝管理区，建筑工程竣工验收证书载明的建设单位为黄江镇社贝村村民委员会。
2012年1月17日，曾志航与钟志均签订《物业转让协议书》，约定由曾志航将涉案物业转让给钟志均，价款250万元。该协议加盖有“东莞市黄江镇社贝村村民委员会”印章，并有曾日强签名，手写加注的意见为“同意上述交易，同意在甲、乙双方办理相关手续时提供协助，并保证不再为甲方就上述物业办理抵押卖给除乙方的其他第三方提供证明和协助”。曾志航确认上述《物业转让协议书》有关其签名、指模的真实性，但主张是受钟志均的胁迫而在空白文件上签名、打指模，但表示遭受胁迫当时未报警。
钟志均提交加盖有“东莞市黄江镇社贝村村民委员会”印章的《证明》显示该村委会确认东莞市黄江镇社贝村伟乐工业区韦乐街4号土地使用权已转让给曾志航，地上建筑物由曾志航自建，确认其有权抵押、转让、出租该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给第三方。钟志均提交的《厂房租赁合同补充协议》显示，2012年1月，曾志航、曾文伟以出租方身份，将涉案物业签约出租。庭审中，钟志均表示其与曾志航间的买卖合同不涉及曾焕林所有的厂房；曾庆权予以否认，主张钟志均一并取得原属曾焕林的物业。
社贝经联社对加盖有“东莞市黄江镇社贝村村民委员会”印章的《物业转让协议书》以及证明予以认可，曾庆权、曾志航不予认可。
社贝经联社提供的《社会公示公告》、《文件签收表》、《东莞市已建房屋申请补办房地产权手续登记备案表》（编号：21020072、21020204）显示，曾志航于2009年5月为涉案物业办理了补办产权登记。各方对该些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曾庆权、曾志航主张，上述文件只是表明曾庆权委托曾志航代办补办产权登记，当时曾庆权有意将产权转让给曾志航，后因故终止，物业产权仍归曾庆权享有；钟志均、社贝经联社则表示，依上述文件，涉案物业产权已转移，已归曾志航合法享有。
为切实查明案件事实，原审法院前往东莞市黄江镇补办产权办公室进行调查，该办工作人员对于涉案《东莞市已建房屋申请补办房地产权手续登记备案表》（编号：21020072、2102020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确认曾志航曾就涉案物业申请补办产权登记。该办工作人员表示：1.备案登记与颁发产权证没有必然关联，备案登记只是起步程序，代表其日后有权申请补办产权，但具体颁证还应结合具体情况、原始资料进行审核认定，最终应以证件内容为准；2.补办产权的正常流程为：备案登记→提供用地、建房资料（具体要求依据市府（2009）7号、8号文）→分派资料给规划、城建、国土部门→回函无问题后，补办办公室加意见后在报纸公示→无异议，送市补办办公室→送市规划、城建、国土部门→回函后，市补办办公室移送相关部门办证→市补办办公室出具审查总表→相关部门补办相应缺失证件。3.类似本案，土地使用权出证可能的情况为：（1）权属属于集体，（2）权属属于集体，但流转给相关公司使用，（3）国有土地使用证，由相关公司使用。各方当事人对法院依职权调查相关内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钟志均、社贝经联社主张有关办证流程及效力的陈述仅代表接受调查人员的个人看法。庭审中，各方当事人确认，涉案物业土地使用权现有办证，系工业用地，登记在当地集体组织名下，曾庆权实际投资兴建地上物业。各方当事人对该物业现权属主体意见不一。另，曾庆权起诉时以东莞市黄江镇社贝村村民委员会作为第三人，后将该第三人变更为社贝经联社。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广东省乡村建设用地规划申请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临时报建表、单位工程开工报告、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登记表、监理任务申报表、建设工程监理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执照、工程建设监理合同书、工程项目监理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厂房租赁合同补充协议》、《证明》、《社会公示公告》、文件签收表、《东莞市已建房屋申请补办房地产权手续登记备案表》以及原审调查问话笔录、庭审笔录等。
原审法院认为：曾庆权以曾志航无权处分、与钟志均签订《物业转让协议书》侵害其权益为由，诉请确认合同无效，本案实为确认合同无效之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涉案合同由曾志航与钟志均签订，有相关人员的签名、打指模。虽然曾志航表示是受胁迫的情况下订立该合同，但未具体说明是遭受何种胁迫，也表示当时未报警，且曾志航至今未就合同效力问题对钟志均提出任何权利请求。因此，原审认定该合同是钟志均、曾志航的真实意思表示。曾庆权与曾志航是父子关系，即使曾志航签约前有对曾庆权刻意隐瞒的事实，但钟志均在签约前，已审核了该物业的出租状况、了解了物业补办产权的备案登记情况。在了解相关出租、收租、补办产权登记均是曾志航进行的情况下才与之签约，故钟志均客观上不存在与曾志航恶意串通以损害曾庆权权益的主观故意。《物业转让协议书》的签约主体为曾志航与钟志均，且不存在法定无效情形，在该合同未经法定程序被撤销或变更前，对该两人具有约束力。
曾庆权主张其系物业的产权人，曾志航与钟志均签约买卖该物业侵害其合法权益，故诉请确认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便曾庆权主张属实，其确为相关物业产权人，也只是基于物业产权人的身份，对涉案《物业转让协议书》有关涉及该物业转让的内容、行为效力不予认可，实际是对该合同的具体履行产生相关影响，从而导致合同履行不能。曾庆权无权直接诉请确认曾志航与钟志均之间的《物业转让协议书》无效。曾庆权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请，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于2014年8月8日判决驳回曾庆权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曾庆权负担。
曾庆权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判决应确认涉案物业所有权人为曾庆权。原审判决已查明：（1）备案登记与颁发产权证没有必然关联。（2）曾庆权实际投资兴建地上物业。对于第（1）点，曾庆权曾想把案涉物业赠与曾志航，但曾庆权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行使单方撤销权对曾志航撤销了赠与。且曾庆权没有补交税款，国土局和房产局也没有完成过户手续，备案表只能证明备案过程，不能证明备案房屋属于曾志航所有。因此案涉物业仍属曾庆权所有。对于第（2）点，原审既然已经确认曾庆权实际投资兴建地上物业，交纳土地使用权费用，且东莞市黄江税务分局向曾庆权出具的《税收缴款书》和《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均完全可以证明，涉案物业所有权人一直都是曾庆权。2.原审判决对于钟志均与社贝经联社恶意串通的事实认定不清。（1）根据录音及相关证据证实，东莞市黄江镇社贝村村民委员会已于2012年与其它五个村委会合并为田美社区，本案第三人社贝经联社实际上也是以前的东莞市黄江镇社贝村村民委员会。且该村委会的公章也于2011年10月被收缴、封存，已经不能再使用。然而，曾志航与钟志均于2012年1月17日签订的《物业转让协议书》上显示的公章却仍然是东莞市黄江镇社贝村村民委员会的公章。很显然，该公章是被伪造的或是社贝经联社与钟志均串通所为。且钟志均串通社贝经联社写不符事实的证明。请求法院要求钟志均交出该证据的原件进行鉴定，以保护曾庆权的合法权益。（2）曾庆航在原审提交的评估报告说明，《物业转让协议书》中案涉物业的转让价格明显比市场估价低，该价格明显不合理和不公平，曾志航也答辩称是被胁迫签订的，而钟志均自该协议签订后从2013年3月起至今一直持该协议到案涉物业恐吓租客，甚至停水停电，强行收租。曾庆权多次报警，有报警回执为证。上述证据均可证明钟志均胁迫曾志航签订合同以及意图侵占案涉物业的恶意。而原审判决对此事实没有审查清楚就轻率认定物业转让协议的效力，严重侵害曾庆权合法权益，对曾庆权非常不公平。（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不支持曾庆权的请求属适用法律错误。（1）适用主体错误，该条款适用的主体是买卖合同相对方，而曾庆权是该合同涉及物业的所有权人，不是该物业转让合同的买卖相对方。（2）本案不属于该条款的适用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该条款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1条在实践中的错误适用，为此设立了两项规则，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32条的反面解释，补充所有人出卖自己的财产却因种种原因处分权受到限制时如何处理的规定；二是创设将来财产买卖合同效力规则，将来财产买卖，即卖出时出卖人并不享有标的物所有权，签订买卖合同后再去购买已经被出卖的商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上没有设立规定，导致将来财产买卖合同被误认为无权处分他人财产合同。因此该条款可以称为买卖合同特别效力规则，其适用范围是所有人处分自己的财产而因某种原因处分权受到限制的类型和将来财产买卖合同类型。本案不属于上述两类，不属于该解释第三条适用的范围。2.本案应直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1条，曾志航与钟志均之间签订的《物业转让协议书》应为无效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是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处分的对象是他人享有所有权的财产，即他人之物；处分人既不是所有权人也没有获得所有权人的授权，实际上就是因恶意或误认处分他人财产。无权处分合同只有在经过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在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才有效。如果权利人拒绝追认且无处分权的人在订立合同后也未取得处分权，无权处分合同无效。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且有关法律适用错误导致判决不公，请依法改判支持曾庆权的诉讼请求。据此，曾庆权请求本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确认曾志航与钟志均签订的《物业转让协议书》无效（所涉物业地址：东莞市黄江镇社贝村伟乐工业区韦乐街4号）。
被上诉人曾志航在二审法庭调查中口头答辩称：案涉转让协议非曾志航真实意思表示，在原审以及另案刑事案件中，曾志航已经提出对其本人签名时间及公章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协议书签名时间是2012年1月17日，但该时间是倒签的，故协议应当认定无效。
被上诉人钟志均在二审法庭调查中口头答辩称：1、曾庆权的第一点上诉理由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同一案件中不能将法律关系不相同的诉求在同一案件中从处理，且案涉房屋在2009年备案中已经登记在曾志航名下，故曾庆权对案涉房屋不拥有所有权，其也没有物权凭证。2、本案无需进行鉴定，曾志航认可其有签名和按印，既然双方都认可有签名，合同之外的当事人不了解当时情况，曾庆权没有证据证明钟志军有胁迫和串通，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其他意见与一审一致，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社贝经联社在二审法庭调查中口头答辩称：意见与一审时一致。
原审第三人曾焕林未在法律规定期间内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对原审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曾庆权在二审期间提出文书鉴定申请，申请本院对钟志军提交的案涉《物业转让协议书》上东莞市黄江镇社贝村村民委员会的公章真实性、形成时间及曾志航签名的形成时间、曾日强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以证明案涉《物业转让协议书》可能是钟志军伪造或与社贝经联社恶意串通所为。曾庆权并提出调查取证申请，申请本院调查东莞市黄江镇社贝村村民委员会与其他村委会合并后变更为社贝联合社的具体时间，并调查其上缴公章的时间。
曾庆权于二审法庭调查后向本院提交了黄江镇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黄府办（2011）25号）《关于启用宝山等5个社区居民委员会公章的通知》（复印件），以证明东莞市黄江镇社贝村村民委员会的公章于2011年4月已被收缴、封存，案涉《物业转让协议》上显示的公章是伪造。曾庆权并申请本院依职权调取该通知的原件。经质证，曾志航对该通知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钟志军认为该文件只是要求2011年4月停止使用公章，实际操作中可能没有按时上缴，本案中该公章的使用是真实的；社贝经联社认为，该文件仅仅是通知要求停用公章，并没有确定缴交日期，无法否认案涉协议上公章的真实性。
对于社贝村村民委员会的公章的上缴情况，社贝经联社向本院提交了《公章移交单》（复印件），载明东莞市黄江镇社贝村村民委员会的公章于2012年3月23日移交，并有移交人及接收人签名，社贝经联社据此以证明公章的真实缴交日期。经质证，曾庆权、曾志航对该移交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社贝经联社未能提交原件，且在通知停止使用后一年多才上缴公章与常理不符，曾庆权并申请本院对移交单上的个人签名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钟志军确认该移交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但认为曾庆权提交的通知及社贝经联社提交的移交单均不影响本案事实认定，公章在案涉协议中起到见证的作用，不影响协议主体内容。
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无效纠纷。由于第三人曾焕林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为涉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条第二款“本法和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没有规定的，适用与该涉外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本案案涉合同的签订地、履行地及合同标的物所在地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故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处理本案纠纷，符合法律规定，各方当事人亦未提出异议，应予以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应当对上诉人曾庆权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曾庆权作为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请求确认案涉合同无效是否有法律依据。（二）曾庆权所主张的事实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要件。
关于第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是判断合同效力的法律依据，只有存在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的合同才能被宣告为无效。合同之外的第三人何种情形下有权主张合同无效，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给出了条件：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也即是说，只有在合同双方恶意串通且恶意串通的行为损害了第三人利益，该第三人才有权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此为本案中曾庆权的请求权基础。关于第二点。由上可知，曾庆权在本案中须证明曾志航与钟志均签订合同时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且该行为损害了曾庆权利益。概括曾庆权提出的理由，主要包括：1.曾庆权为案涉物业所有权人。2.东莞市黄江镇社贝村村民委员会没有经过曾庆权同意，无权在案涉合同上盖章。3.合同约定的转让价格远低于物业的市场价值。4.合同系曾志航受钟志均胁迫后签订，并非曾志航真实意思。5.钟志均受让案涉物业有悖法律，不构成善意取得，属无效民事行为。从上述理由可以看出，曾庆权自始未主张曾志航与钟志均恶意串通，反而认为曾志航受钟志均胁迫及合同价格显失公平，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合同可撤销的情形，均应由合同当事人提起，主张合同显失公平或受胁迫，曾庆权并非适格主体。另外，合同权利义务仅拘束签订双方，无论曾志航是否案涉物业所有权人，均不妨碍其与钟志均签订案涉合同，若曾志航并非物业所有权人，在合同不存在其他无效因素的前提下，其将承担的是不能交付物业的后果而不是合同无效的后果。再者，善意取得房地产以变更登记为其中一项前提，在本案中讨论善意取得已超出确认合同无效须考虑的范围。综上，无论从法律规定还是曾庆权所主张的事实及理由分析，均不能得出曾志航与钟志均恶意串通签订案涉合同、损害曾庆权利益的结论。对曾庆权的上诉主张，本院予以驳回。原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同时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分析曾庆权的请求权基础有欠妥当，但并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对原审判决，本院予以维持。
至于曾庆权二审所提出的文书鉴定申请及调查取证申请问题。社贝村村民委员会并非案涉《物业转让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社贝村村民委员会公章的真实性及形成时间，并不能对合同的效力本身产生影响，且对于公章的使用时间，社贝经联社提交了《公章移交单》予以证明，曾庆权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公章系伪造，故围绕对社贝村村民委员会公章的调查及鉴定并无必要。而曾庆权要求对曾志航签名的形成时间、曾日强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意欲证明的是曾志航受钟志军胁迫下签订合同以及钟志军与社贝经联社可能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而上述拟证明的事实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情形。综上，曾庆权二审提出的文书鉴定申请及调查取证申请所拟证明的事实与本案待证事实即曾志航与钟志军签订合同时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且该行为损害曾庆权的利益，并没有关联性，故对曾庆权的上述申请本院均不予准许。
根据涉案各方陈述可知，曾志航之所以与钟志均签订案涉合同，系基于双方之前曾有债务往来，若曾志航认为签订合同非出于自愿或显失公平，应自行提起诉讼维护权益，而不是让其父曾庆权出面代为主张。作为钟志均，即使享有合同权利亦应以正确的方式行使，涉诉各方均应正确认识自身权利的边界，正确行使权利，避免造成自身资源及社会资源的过度浪费。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100元，由曾庆权负担（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卢健如
代理审判员 何玉煦
代理审判员 李瑞峰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郑惠琼
附相关法律条文（节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在本院进行，也可以到案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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