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穗花法东民初字第738号
原告：伍迅波，女，1967年10月13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
委托代理人：王海立，广东凡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茹智军，男，汉族，1971年10月2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陈庆东，广东正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钟晓梅，女，汉族，1975年2月20日出生。
原告伍迅波诉被告茹智军、钟晓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1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14年3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伍迅波的委托代理人王海立，被告茹智军的委托代理人陈庆东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钟晓梅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两被告是夫妻关系，2011年11月27日，被告茹智军通过朋友向原告借款人民币260万元，承诺于2012年12月31日还清，双方约定月息2%。其间被告茹智军分别于2013年2月28日开出人民币100万元的支票、于2013年6月30日开出160万元的支票给原告，但是两张支票均因账户余额不足而退票，后经原告多次催讨未果，故向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连带清偿原告欠款260万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茹智军辩称：被告并没有向原告借款人民币260万元，原告起诉被告要求归还的所谓“借款”是赌债，依我国法律规定，赌债属非法债务，不受我国法律保护，故被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1、事实上是被告于2011年11月27日前往澳门，当日下午，被告到达位于澳门路氹城望德圣母湾大马路的银河酒店银河娱乐场赌厅进行赌博，一直持续至2011年11月28日晚，于2011年11月29日返回中国大陆。在赌博期间，原告在上述赌厅内通过澳门籍朋友周荣光累计将折合港币180万元的赌博筹码陆续交付给被告用于赌博。2、原告在民事起诉状陈述“2011年11月27日，被告1通过朋友向原告借款人民币260万元，…”，但《借据》上的借款日期却为2012年9月15日、借款金额却为港币2592000元，两者前后自相矛盾。《借据》上也无写明借款原因，借据上的内容均是打印成文，有违对于大宗金额的借款通常由借款人书写借据全部内容的交易习惯。而且，原告对于如此巨额的所谓“借款”，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交付借款给被告的相关支付凭证予以证实，只有《借据》一个孤证。而事实上，被告从来没有收到原告给付的现金或银行转账款，只是在澳门银河娱乐场赌厅收到原告给付的累计折合港币180万元的赌博筹码。综上所述，被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钟晓梅没有到庭应诉，亦没有作出书面答辩意见。
经审理查明：被告茹智军与被告钟晓梅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8年3月13日办理了结婚登记。
原告称通过朋友介绍，被告茹智军于2011年11月27日在广东省珠海市向原告借款人民币260万元，全部借款本金均为现金形式一次性给付，资金来源为原告在珠海市设立的公司，但原告无法向本院提供该公司的详情。原告当庭提交的《借据》内容为：“本人茹智军，持中国内地居民身份证号码：440211xxxxxxxx0619向伍迅波NGSONPO，持澳门居民身份证号：xxxxxxx（0）借款港币贰佰伍拾玖万贰仟元整HK＄（2，592，000.00），并承诺于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还款。特此借据！借款人签名：茹智军2012年9月15日”该《借据》为影印件，并非原件。被告茹智军称涉案“借款”实为赌债，即2011年11月27日、28日两天内茹智军在澳门路氹城望德圣母湾大马路的银河酒店银河娱乐场赌厅进行赌博时通过澳门籍朋友周荣光累计向原告借取折合港币180万元的赌博筹码并用于现场赌博，被告茹智军提交的港澳通行证上海关边检记录显示其确实于2011年11月27日从拱北海关进入澳门，又于2011年11月29日返回内地。后经原告向被告茹智军催还，被告茹智军先后将两张金额分别为人民币100万元（支票号码：12066942）、人民币160万元（支票号码：12066943）的广州农村商业银行支票交付原告，但原告在兑现这两张支票时，分别于2013年3月、7月被银行以“账户余额不足”为由退票而无法兑现。原告故诉至本院成诉。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首要问题是借款事实如何认定。原告主张本案系普通的民间借贷关系，但被告茹智军主张涉案“借款”是因赌博所欠之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据上述规定，原告须对其主张的普通借贷之事实负有举证责任。虽然被告茹智军向原告开具两张支票的事实可以认定，但是，无论欠款是普通借贷还是赌债，均可以引发被告茹智军向原告开具支票的事实，由此不能推断出债务的性质。作为债务直接证据的《借据》存在以下瑕疵：1、该证据仅为影印件，并非原件；2、《借据》中载明的币种为港币，与原告主张的币种不符；3、《借据》中载明的借款数额与原告主张的借款数额不符；4、《借据》中载明的借款日期与原告主张的借款日期不符。原告单方陈述的借款事实经过存在以下瑕疵：1、人民币260万元巨额借款本金全部以现金形式一次性给付，既不安全，又不方便，不符合常理；2、原告与被告茹智军此前并无往来，初次相识便出借巨额现金，且无任何形式的担保，不符合常理；3、全部资金来源于原告所经营的公司，公司的大额资金可以随意用于私人借款，与我国公司财务管理制度不符；4、原告无法提供自己开设的公司之详情，更有悖生活常识。综上所述，原告所主张的事实与其提供的证据、及所做陈述相互矛盾，无法自圆其说，故对其“普通借款说”本院不予采信。而被告茹智军向本院提交了海关通关记录，结合本案中双方身份情况等其他情节综合分析，本院认为茹智军所主张的“赌债说”无明显不合常情之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故本院对被告茹智军自认的对其不利的事实，即茹智军因赌博于2011年11月27日至28日期间在澳门赌场向伍迅波借取筹码折合港币180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
关于准据法的选择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与中国大陆适用不同的法律体系，因此本案涉及区际私法中的准据法选择问题。准据法的选择原则，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原、被告没有协议选择争议适用的法律，而与双方形成契约关系最密切联系的应是合同签订地澳门。博彩业在澳门是合法产业，因赌博所欠债务亦受当地法律保护，但在大陆现行法律体系中，赌博行为属违法行为，甚至可能构成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为赌博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基于上述规定，赌博行为因违背社会公共利益而被大陆法律所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条关于公共秩序保留的条款规定如下：“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同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4条的规定：“当事人规避我国强制性或者禁止性法律规范的行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故本案不能适用澳门当地法律，而应适用中国大陆的法律，因原告明知被告茹智军赌博而仍出借筹码给被告，等同于原告明知被告用于违法活动仍为其出资，因此所欠债务属非法债务，不受法律保护，故原告主张被告茹智军偿还欠款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被告茹智军向原告所借款项用于赌博而非与被告钟晓梅的家庭生活，故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原告主张被告钟晓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亦于法无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被告钟晓梅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和抗辩的权利，本院依法作出缺席判决。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百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伍迅波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7600元，由原告伍迅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规定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提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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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程灿文
审 判 员 冯建刚
人民陪审员 王燕萍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麦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