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威商终字第4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威海市文化西路307号。
法定代表人：陈亮，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俞静杰，山东光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行，住所地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69号D座。
代表人：隋岳峰，行长。
委托代理人：王卫东，山东时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宋世强，山东时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威海荣源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皇冠花园。
法定代表人：张华政，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姜红利，山东中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光威集团）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原审被告威海荣源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源公司）金融借款、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4）威环商初字第6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光威集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浦发银行要求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首先，本案涉及的多份《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申请书》是浦发银行与荣源公司进行融资业务的主合同，涉及最基础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未予查清；其次，浦发银行提交的票号为23993233-23993297及23993465-23993508的承兑汇票均为复制件，一审时上诉人对其真实性不认可，在浦发银行未提交原始件的情况下，不能认定浦发银行已对涉案票据进行了承兑付款；再次，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9月24日至2015年9月24日期间浦发银行与荣源公司仅发生了本案涉及的三份《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协议书》业务不属实，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2014年7月16日至2014年8月15日浦发银行就向荣源公司开具了票面金额为3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另外，一审法院未查清浦发银行对荣源公司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间、授信业务范围及授信合同或融资额度协议；最后，浦发银行在立案时提交的产品购销合同与庭审时提交的不一致，一审法院应进一步审查荣源公司是否有真实的交易关系，浦发银行在开具承兑汇票时是否对荣源公司与票据收款人之间的真实交易关系尽到了审查义务；2.上诉人在一审时提出的鉴定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浦发银行一审中提交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第7页，没有骑缝章痕迹，手写内容与其他部分手写时间明显不同，纸张与其他各页也存在差别，除该页外其他各页均有装订痕迹，该最高额保证合同明显系伪造、变造形成。该证据涉及到上诉人应否承担保证责任或承担保证责任的数额，上诉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3.上诉人申请对以下内容进行司法鉴定：第一，《产品购销合同》相关内容，包括浦发银行立案时提交的两份《产品购销合同》与庭审时提交的两份《产品购销合同》是否为同一时间形成，庭审时提交的两份《产品购销合同》是否形成于2015年7月；第二，对浦发银行提交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授信业务核保书》、《董事会（股东会、执行董事）决议》、《董事会（股东会、执行董事）签字样本》，包括上述文件印章是否为2013年9月形成，手写部分笔迹是否为同一人所为，手写部分笔迹形成时间，《董事会（股东会、执行董事）决议》、《董事会（股东会、执行董事）签字样本》中五名董事的签字及光威集团印章是否形成于2012年9月，事实与理由：上诉人曾于2012年9月为荣源公司在浦发银行的融资业务提供过保证，并提供了加盖光威集团印章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授信业务核保书》、《董事会（股东会、执行董事）决议》、《董事会（股东会、执行董事）签字样本》的空白文件，但浦发银行未将填写好的上述文件返还上诉人。在上述保证合同到期后，浦发银行利用相关空白文件，伪造了涉案证据。
浦发银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荣源公司述称，一审判决荣源公司承担责任正确，本案上诉涉及光威集团应否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与荣源公司无关。
浦发银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荣源公司偿还浦发银行欠款1941077.61元，并支付自2015年2月12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罚息（罚息利率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荣源公司向浦发银行偿还欠款4923000元，并支付自2015年2月13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罚息（罚息利率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荣源经贸向浦发银行偿还欠款4923000元，并支付自2015年2月15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罚息（罚息利率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荣源公司承担律师费398142元；光威集团对上述荣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全费由光威集团、荣源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9月24日，浦发银行与光威集团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光威集团对荣源公司在2013年9月24日至2015年9月24日止的期间内与浦发银行办理的各类融资业务发生的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的主债权余额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1650万元。后浦发银行与荣源公司分别于2014年8月12日、2014年8月13日、2014年8月15日签订了三份《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协议书》，约定浦发银行为荣源公司分别开立人民币为1000万元、400万元、1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荣源公司向浦发银行缴存50%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保证金担保方式为保证金质押，并就补交保证金及垫付资金均作出了明确约定。协议同时约定，如荣源公司存在违反协议约定，浦发银行有权要求荣源公司立即归还垫付款，并承担浦发银行包括律师费在内的所有损失。上述协议签订后，浦发银行按照协议约定向荣源公司共开立了共计24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荣源公司向浦发银行共缴存了1200万元的银行承兑保证金，但荣源公司违反合同约定未及时补交保证金，致使浦发银行为荣源公司在保证金外垫付资金11787077.61元。经原告多次催要，荣源公司至今未偿还垫付款。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24日，浦发银行与光威集团签订一份编号为ZB2061201300000108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光威集团对荣源公司在自2013年9月24日至2015年9月24日止的期间内与浦发银行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担保范围，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抵押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担保的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650万元为限，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合同落款债权人处加盖浦发银行印章及授权代理人印章，保证人处加盖光威集团印章及法代表人印章。同日，光威集团向浦发银行出具了公司授信业务保证核保书，内容为：鉴于本公司与贵行签署了以下文件，编号为61201300000108的担保合同，为贵行与荣源公司在2013年9月24日至2015年9月24日期间签订的最高债权余额不超过1650万元的全部授信合同提供保证担保，现本公司确认，上述担保合同是按照有关法规和内部章程、制度的规定批准，由有权人员签署的有效文件，本公司完全同意并严格恪守上述担保合同所定的所有条款。
后浦发银行与荣源公司分别于2014年8月12日、2014年8月13日、2014年8月15日签订三份《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协议书》，均约定：浦发银行为荣源公司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手续费为万分之五，垫款罚息为每日万分之五；荣源公司在申请开立汇票时应按本协议约定缴存保证金（保证金比例为50%），保证金及由此产生的利息作为本协议的担保，同意就该保证金无需再行签署担保文件；无论银行承兑汇票是否到期或融资行是否已经被要求支付银行承兑汇票项下的款项，融资行可在任何时候要求客户补足融资行已经开立的银行承兑汇票项下的保证金到100%，客户未按照融资行要求如期补足保证金的，自逾期之日起，按需补足保证金部分金额的10%向融资行承担违约责任，如因此导致融资行对外付款的，该付款构成融资行的垫款，客户应立即予以归还，并承担垫款罚息；对于客户任何到期应付未付的款项，则自该款项到期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客户应以未付款项（包括未付的利息）为基数按日向融资行计付罚息，罚息月结一次，并按月计算复利。具体各份《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协议书》及相应业务信息为：（一）2014年8月12日，编号CD20612014880244，涉及银行承兑汇票共计21张，其中票面金额为10万元的汇票10张、金额为20万元的汇票3张、金额为30万元的汇票8张，出票日均为2014年8月12日，到期日均为2015年2月12日；（二）2014年8月13日，编号CD20612014880246，涉及银行承兑汇票44张，其中票面金额为100万元的汇票2张，票面金额为50万元的汇票2张，票面金额为30万元的汇票10张，票面金额为20万元的汇票10张，票面金额为10万元的汇票20张，出票日均2014年8月13日，到期日2015年2月13日；（三）2014年8月15日，编号CD20612014880253，涉及银行承兑汇票44张，其中票面金额为100万元的汇票2张，票面金额为50万元的汇票2张，票面金额为30万元的汇票10张，票面金额为20万元的汇票10张，票面金额为10万元的汇票20张，出票日均为2014年8月15日，到期日均为2015年2月15日。以上承兑汇票的收款人均为威海凯奕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上述协议签订后，荣源公司仅支付了保证金1200万元。上述承兑汇票到期后，浦发银行已对该宗票据全额承兑付款，但荣源公司再未偿还任何款项，扣除质押的保证金及其产生的利息后，三份协议书所涉及的承兑汇票到期日和欠款本金余额分别为2015年2月12日1941077.61元、2015年2月13日4923000元、2015年2月15日4923000元。
另查，荣源公司在2013年9月24日至2015年9月24日期间与浦发银行仅发生了本案涉及的三份《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协议书》的业务往来。
庭审中，光威集团对于浦发银行提供的上述编号为ZB2061201300000108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第7页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对该页是否伪造进行司法鉴定。该第7页的内容为：“6.4文本本合同正本一式贰份，其中债权人执一份、保证人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6.5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光威集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范围是针对债权人对债务人提供人民币1650万元授信形成的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应付的其他款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等，不包括债务人自身提供保证金担保的部分。”光威集团主张浦发银行提供的合同除第7页外每一页的左上角均有订书钉的痕迹，且该页的骑缝章与其他页也不相符，认为系经过伪造、变造的部分，但光威集团称其并无该合同的原件。一审法院认为，浦发银行提供的该合同第7页的内容与合同其他页所载明的内容并无矛盾之处，亦未造成对原有权利义务的增加或减少，故该页内容是否真实对案件并无影响，故光威集团的鉴定申请没有必要，为节省诉讼成本而未予准许。
另外，光威集团主张涉案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以及授信业务保证核保书均系由光威集团于2012年出具给浦发银行的加盖了其公章的空白文件而来，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
庭审中，浦发银行提供了威海凯奕钢材加工有限公司与荣源公司签署的《产品购销合同》三份，供方均为威海凯奕钢材加工有限公司，需方均为荣源公司，分别作为其开具三宗承兑汇票的审核依据。光威集团以浦发银行在开庭前提供的《产品购销合同》的证据复印件中供方和需方与浦发银行庭审时提供的供方和需方相反为由，主张浦发银行未对威海凯奕钢材加工有限公司与荣源公司之间的业务的真实性进行严格审核，存在恶串通的情形。浦发银行对此解释为，荣源公司最初提供的《产品购销合同》存在笔误，后又重新提供，但先后两份合同均在浦发银行处存档，在立案时因工作人员的疏忽而提供了存在笔误的合同。
庭审中，浦发银行对其请求的律师费398142元，提交以下证据：浦发银行与山东时中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一份，山东时中律师事务所开具的律师代理费发票4张（金额共计398142元），日期为2015年7月1日金额为398142元的银行进账单一张。该律师费数额计算标准不违反法律规定。
一审法院认为，浦发银行与荣源公司签订的《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协议书》、与光威集团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浦发银行按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向荣源公司开具总金额为24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后荣源公司未按照约定履行义务，构成违约。因浦发银行已实际为荣源公司承兑付款2400万元，扣除其质押于浦发银行处的1200万元保证金及其产生的利息，荣源公司实际应偿还浦发银行为其垫款及相应的罚息。双方合同中约定的罚息利率（日万分之五）不违反法律规定，故荣源公司要求降低罚息的辩称理由不当，不予采纳。光威集团以浦发银行未对威海凯奕钢材加工有限公司与荣源公司之间的业务的真实性进行严格审核为由，对主合同的有效性提出抗辩。根据法律规定，商业银行办理承兑业务时，必须审查承兑申请人与票据收款人是否有真实的贸易关系，本案中浦发银行提供的购销合同可以表明，浦发银行在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时已经对双方业务进行了形式审查，尽到了应有的义务，光威集团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存在虚假交易的事实，故光威集团该辩称理由，证据不足，不予采纳。浦发银行主张的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费、保全申请费符合合同约定，且律师费数额符合山东省律师收费标准，予以支持。
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光威集团自愿为荣源公司的上述债务在最高债权余额1650万元的范围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因荣源公司未按约定期限偿还借款本息，浦发银行有权要求保证人在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承担了保证责任后可向主债务人追偿。且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保证人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本案三笔债权到期日分别为2015年2月12日、2月13日、2月15日，浦发银行于2015年6月9日起诉，均在保证期间内。故浦发银行要求光威集团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理由正当，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威海荣源经贸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垫款1941077.61元及垫款罚息（自2015年2月12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垫款4923000元及垫款罚息（并自2015年2月13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垫款4923000元及垫款罚息（自2015年2月15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二、威海荣源经贸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律师费398142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三、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债务在165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责任后，有权向威海荣源经贸有限公司追偿。上述款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192522元，由威海荣源经贸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上诉人提交荣源公司与威海凯奕钢材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奕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各一份，来源于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证实荣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曙光持有荣源公司98.5%的股份，张永波作为凯奕公司法定代表人持有凯奕公司98%的股份，张华政系张曙光、张永波之父，故荣源公司及凯奕公司均由张曙光实际控制，本案的承兑汇票的开票申请人系荣源公司，而交易相对方是凯奕公司，荣源公司与凯奕公司存在关联交易或者不真实的交易。经质证，浦发银行认为，企业信息上的日期是2015年7月6日，是否是最新的企业信息需要进一步举证；企业信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上诉人主张荣源公司、凯奕公司均由一人控制，企业登记信息无法证实；即便是上市公司和控股公司之间存在交易，也是上市公司公报中经常能见到的内容，法律并未规定关联公司之间不能发生交易，且荣源公司与凯奕公司之间即使存在不当交易，损害上诉人利益，亦属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需另行解决的问题，与上诉人应否承担保证责任没有关联性。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两份企业登记信息，不能证实荣源公司与凯奕公司之间的交易不真实，与上诉人应否承担保证责任无关联性，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提交：1.承兑汇票原始件109份，证实浦发银行已对涉案承兑汇票承兑付款；2.2012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及董事会决议、授信业务核保书；3.关于荣源公司办理银行承兑汇票的情况报告及汇款单、单据，证实浦发银行分别于2013年9月25日、10月16日、10月18日、2014年3月19日、4月15日、7月16日、7月18日、7月25日、8月12日、8月13日、8月15日为荣源公司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累计办理承兑汇票11笔，金额为8000万元，担保人均为光威集团，其中2014年8月12日、8月13日、8月15日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为涉案的三笔业务。光威集团子公司威海光威置业有限公司高区分公司分别于2013年9月27日、2013年10月14日和2014年4月16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环翠支行向荣源公司在浦发银行账户汇款，汇款用途为“银承保证金开户”或“偿还到期银行承兑汇票”。结合浦发银行调阅的部分到期银行承兑汇票，该部分承兑汇票直接被转让于与威海光威置业有限公司有联系的相关企业，如河南省恒昌防水防腐有限公司威海分公司、威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说明光威集团对荣源公司在浦发银行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事宜完全知悉。
经质证，上诉人对于109张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托收凭证的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2012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及董事会决议、授信业务核保书及情况报告，上诉人称需要核实，7日内书面答复本院，但上诉人一直未书面答复。同时上诉人放弃第二项鉴定申请，即对浦发银行提交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授信业务核保书》、《董事会（股东会、执行董事）决议》、《董事会（股东会、执行董事）签字样本》，包括上述文件印章是否为2013年9月形成、手写部分笔迹是否为同一人所为，手写部分笔迹形成时间，《董事会（股东会、执行董事）决议》、《董事会（股东会、执行董事）签字样本》中五名董事的签字及光威集团印章是否形成于2012年9月进行鉴定的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109张银行承兑汇票内容、形式均符合法律规定，背书连续，2012年最高额保证合同形式、内容均与涉案的2013年最高额保证合同不一致，对上述两份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予以认定。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情况报告、汇款单及单据，情况报告系被上诉人单方制作，汇款单及单据均为复制件，上诉人及原审被告荣源公司均未陈述意见，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3年9月24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六页第6.3被担保主债权条款约定，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为，债权人在自2013年9月24日至2015年9月24日止的期间内与债务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前述期间是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即“债权确定期间”），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如有），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币种）壹仟陆佰伍拾万元整（大写）为限。
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上诉人《董事会（股东会、执行董事）决议》一份，内容为：本公司董事会（股东会、执行董事）同意为荣源公司向浦发银行申请的壹仟陆佰伍拾万元整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担保详情以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号：ZB2061201300000108）为准。……在董事会(股东会)成员签字处，由上诉人董事会（股东会）成员签字，并附《董事会（股东会、执行董事）签字样本》。上诉人一审中对于该《董事会（股东会、执行董事）决议》的签字时间提出异议，并主张上诉人曾在2012年为荣源公司在浦发银行的授信业务提供过保证，浦发银行利用2012年的空白文件形成了涉案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授信业务核保书》及《董事会（股东会、执行董事）决议》。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光威集团应否承担保证责任。
首先，上诉人、被上诉人于2013年9月24日签订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上诉人光威集团为荣源公司2013年9月24日至2015年9月24日期间在浦发银行办理的各类融资业务发生的债权提供最高额不超过165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同时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了与该《最高额保证合同》内容一致的《公司授信业务核保书》及上诉人同意为涉案债务进行保证的《董事会（股东会、执行董事）决议》，上诉人董事会（股东会）成员在该决议上分别签字。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上诉人光威集团应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承担保证责任。上诉人一审及二审期间均主张上述文件系浦发银行利用2012年空白文件伪造，并提交了鉴定申请，要求对上述文件的形成时间等事项进行鉴定，但在被上诉人提交了2012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董事会决议、授信业务核保书后，上诉人又放弃了对该鉴定事项进行鉴定的申请。故上诉人该项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关于上诉人主张的一审法院未对《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申请书》、承兑汇票复制件真实性、浦发银行对荣源公司的授信额度及荣源公司是否有真实交易等主合同履行过程进行审查的问题。荣源公司对于《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申请书》及承兑汇票均没有异议，二审中，浦发银行提交了承兑汇票原始件，经质证，上诉人对于承兑汇票、背书连续性及托付凭证的表面真实性也无异议，足以认定浦发银行对承担汇票进行了承兑。上诉人提出应对浦发银行对荣源公司的授信额度进行审查的问题，属于浦发银行内部管理问题，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与上诉人应否承担保证责任亦没有关联。关于上诉人提出荣源公司是否有真实交易的问题，浦发银行一审中提交了购销合同，虽然立案时与庭审时提交的不一致，但依照法律规定，浦发银行仅对交易背景进行形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在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实荣源公司存在虚假交易的情况下，上诉人以此为由对主合同的有效性提出抗辩，证据不足，该认定并无不当。对于上诉人二审中提出的对浦发银行立案时与一审庭审时提交的购销合同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的申请，本院依法不予准许。上诉人主张2014年7月16日至2014年8月15日浦发银行即向荣源公司开具金额为3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一审法院认定仅发生本案三份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协议业务错误的问题，本案中，浦发银行主张的数额均发生在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发生期间内，也未超过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最高限额，且被上诉人二审中提交了情况说明等证据，称光威集团已偿还部分款项，本案中浦发银行要求光威集团承担保证责任并未超出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范围。综上，上诉人以一审法院未对《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申请书》、承兑汇票复制件真实性、浦发银行对荣源公司的授信额度及荣源公司是否有真实交易等主合同履行过程进行审查为由，主张其不承担保证责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再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有两种，一是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是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提供担保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第四十条规定，主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欺诈、胁迫事实的，按照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理。本案中，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实浦发银行与荣源公司采用恶意串通，骗取上诉人提供保证或者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上诉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提供担保，故上诉人抗辩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免责情形，本院不予支持。
另外，关于上诉人上诉称一审中上诉人对该合同第7页申请鉴定，一审未予准许的问题。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对《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加盖的光威集团印章并未提出异议，且从内容看，第七页包含两个条款，第6.4条对于光威集团的权利义务无影响，第6.5条系对担保范围的约定，该合同第六页6.3条对于保证范围进行了明确约定，与该6.5条约定一致，因此一审法院以该第七页内容与其他内容无矛盾之处，亦未造成对上诉人原有权利义务的增加及减少为由，认为光威集团的鉴定申请无必要，对该鉴定申请未予准许，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光威集团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2522元，由上诉人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芳
审判员 于 晶
审判员 葛俊生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李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