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9民终264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尹立平，女，1974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东，泰安泰山中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晓明，男，1978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岱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燕，山东泰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贾立军，男，1970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燕，山东泰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泰安市东方红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泰安市泰山区校场街141号，信用代码370900228091085。
法定代表人：李红，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军，男，1970年10月出生，汉族，公司股东，住济南市槐荫区。
上诉人尹立平因与被上诉人苏晓明、贾立军及原审被告泰安市东方红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广告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泰山区人民法院（2016）鲁0902民初10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尹立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因广告是早年设置的，不是户外乱设立的广告，政府开展综合治理室外广告活动的事实不存在；被上诉人提交的公证书证实撤广告的时间，一审中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广告时间是2010年10月9日，该时间就是广告撤下的时间，而一审法院却毫无根据的认定上诉人的广告时间为2010年4月初；刘玉军的说明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一审法院采信是错误的；一审法院依据刘玉军作出不利于上诉人的陈述做出认定，一审法院认定广告发布为4个半月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有证人证实广告存在的时间一直到2010年8月份。同心报喜鸟系个体工商户，负责人为苏晓明，同心报喜鸟注销后其权利义务均由苏晓明享有，贾立军称双方系合伙关系，但没有证据证实，故贾立军的原告主体不适格。合同具有相对性，本案《龙潭宾馆楼顶广告发布合同书》是由同心报喜鸟与东方红广告公司签订，合同相对人为同心报喜鸟和东方广告公司，并没有尹立平。原审原告列举该证据证实东方广告公司租赁尹立平龙潭宾馆楼顶广告位的使用权。该合同完全证实里尹立平与东方广告公司是租赁关系，系另一法律关系。因此，原审被告尹立平的被告主体资格不适格。原审法院认定“刘玉军”是东方广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错误的。根据工商登记材料，东方广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红，原审法院认定“刘玉军”是东方广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错误的。关于“刘玉军”的证词效力。“刘玉军”证词中的陈述的自相矛盾，刘玉军自称广告位之事是尹立平借用的资质，期间所有的事从与参与，但却证实广告是2009年4月政府开展综合整治行动时撤下的，这样的陈述自行矛盾。刘玉军与尹立平存在债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没有其他证据印证，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
被上诉人苏晓明、贾立军辩称，2010年4月当我方发现位于龙潭宾馆的报喜鸟广告被撤下后，立即联系了上诉人以及东方红广告公司负责人刘玉军，上诉人当时提出是市里进行东岳大街户外广告的集中整治，待整理完毕后重新办理许可证后，再进行悬挂，因此与我方了解的情况与上诉人一致，就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后来双方多次当面就该问题进行交涉要求尽快办理以便报喜鸟服饰的促销。但此后一致没有悬挂，直到后来上诉人悬挂了其他广告后，我方又再次交涉没有结果才起诉。另外，上诉人及东方广告公司在此前的审理中并没有提供我们双方签订广告合同涉及的时间段的户外广告许可证，据此推测东方红广告公司当时并没有改许可证。我方从网上查找的材料证实确实在2010年2月泰安市政府对东岳大街广告集中整治这个事实。关于我方提交公证书的证明目的是截至公证之日在合同内上诉人将报喜鸟广告撤下的事实，上诉人存在违反合同约定悬挂的时间，而不是广告撤下的时间。刘玉军的陈述符合客观事实，不是虚假陈述。上诉人提出本案在一审时刘玉军曾经在答辩状中陈述广告撤下的时间是2010年10月。这个陈述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一审中刘玉军本人从没有参加开庭，也没有向一审法官进行过说明，法官也没有向他核实过情况。况且当时上诉人与东方广告公司共同委托了同一位律师，同一位代理人共同进行的答辩及整个诉讼，该答辩内容是上诉人自己的答辩意见，并不是刘玉军的意见，而本案发回重审后，为了核实情况，一审法官传刘玉军到法院当面向刘玉军询问了整个事实，一审法院根据此次询问的内容作为定案的依据进行判决是正确的。至于上诉人陈述因刘玉军欠其款才做出虚假陈述的说法，也仅仅是上诉人的一面之词，没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中上诉人并没有提交有效的证据证实报喜鸟广告一直悬挂到2010年8月，反倒是我方提交的拍摄于2010年8月的涉案广告位照片中所悬挂的已经不是我方的报喜鸟广告了，更进一步印证了上诉人早就将我方广告撤下的事实。同心报喜鸟与瑞丰报喜鸟均是工商户，同心报喜鸟注销后变更为瑞丰报喜鸟投资人和经营人均没有变化，本案合同上诉人收取的费用在个体工商户经营期间均有收取，因此，原告主休适格。被上诉人系龙潭宾馆楼顶广告位的承租人，与我方签订合同时，上诉人及泰安市东方红广告有限公司向我方出具了该合同，在此后，收取广告费也是由尹立平持泰安市东方红广告有限公司的收据由尹立平收取，因此，被告主体适格。东方广告公司与上诉人到我公司签订广告发布合同时，其两方提供了相关材料，其中就包括东方广告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另外，上诉人是与泰安市东方红广告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其中泰安市东方红广告有限公司的合同代表人也是刘玉军，对此，上诉人是完全知情的。东方广告公司作为本案当事人，其代表人刘玉军参与了整个合同签订过程，对该事实非常清楚，其作出的陈述还原了事实真相，内容应作为裁决的依据。
原审被告东方广告公司述称，与我公司无关，我是让尹立平用了我的资质。
苏晓明、贾立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广告发布费13.7万元并承担经济损失（自被告收取广告费之日起至返还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倍计算）；2、诉讼费用及公证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1月，泰安市泰山区同心报喜鸟专卖店与两被告协商广告发布事宜。2009年10月26日，被告尹立平与泰安市龙潭宾馆签订《租赁合同》一份，尹立平租赁泰安市龙潭宾馆主体楼九楼楼顶四面做广告使用，日期自2009年11月1日至2010年10月31日，租金10万元。2009年10月31日，被告尹立平与东方广告公司签订《广告位租赁合同》一份，东方广告公司从尹立平处承租龙潭宾馆楼顶广告位使用权，年租金21万元。被告尹立平称因其无广告发布资质，其系借用东方广告公司资质。2009年11月3日，泰安市泰山区同心报喜鸟服饰专卖店与东方广告公司签订《龙潭宾馆楼顶广告发布合同书》一份，同心报喜鸟专卖店委托东方广告公司发布户外广告，广告地点在龙潭宾馆楼顶，广告内容为报喜鸟西服，广告期限为2009年11月20日至2010年11月19日，广告发布费24万元。合同签订后，同心报喜鸟专卖店按期向两被告付款21.7万元。原告称两被告仅发布了4个月的广告即停止发布，被告违反合同约定，后经多次交涉被告不仅拒绝履行合同反将广告位用作发布其他广告。被告尹立平称，其撤下广告布的时间为2010年10月8日，即岱岳区公证处拍照片的前一天，并未违反合同约定。因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故原告诉来本院，要求依法判如所诉。另查明，原告称苏晓明、贾立军系亲戚关系，2009年6月25日双方共同投资注册成立了泰安市泰山区同心报喜鸟服饰专卖店，系个体工商户，故负责人登记为苏晓明；因苏晓明有其他经营项目，将同心报喜鸟专卖店交给贾立军经营，因专卖店变更地址及外出签订合同贾立军不是负责人身份不便，故两原告于2009年12月8日将同心报喜鸟专卖店注销，重新注册为泰安市泰山区瑞丰报喜鸟专卖店，仍为两人共同出资，负责人变更为贾立军。在本案诉讼过程中，瑞丰报喜鸟专卖店于2014年9月15日注销，故原告由泰安市泰山区瑞丰报喜鸟专卖店变更为其负责人贾立军。原告称同心报喜鸟专卖店的债权债务及权利义务均由瑞丰报喜鸟专卖店来承继，仅公司名称进行变更。被告尹立平对此均无异议。还查明，2017年6月23日被告东方广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玉军来法院陈述，尹立平通过自己的关系从龙潭宾馆处承租，事实上是尹立平自己租给同心报喜鸟专卖店的，因尹立平为自然人没有对外租赁广告位的资质，就借用了东方广告公司的资质。2009年10月31日的《广告位租赁合同》是东方广告公司与尹立平签订的，当时尹立平是想将广告位租给东方广告公司，但后来尹立平自己找到了同心报喜鸟专卖店承租该广告位，所以该合同就没有实际履行，该合同与本案没有关系。2009年11月3日签订的《龙潭宾馆楼顶广告位发布合同书》是尹立平与同心报喜鸟专卖店签订的合同，因借用了东方广告公司的资质，于是在落款处仍为东方广告公司的签字盖章。因政府开展综合整治行动，2010年4月初尹立平就把广告位上的广告内容撤下了，当时贾立军与尹立平约定等整治行动结束后，把广告内容给重新挂上，广告位撤下的时间将予以顺延，后并未将广告内容重新挂上。没有挂上的原因是尹立平又找到了其他的广告业主，该广告位又挂上了其他广告内容。刘玉军称其未收取广告费，均为贾立军与尹立平直接交涉，只是借用其公司的资质，期间所有的事情其均未参与，虽然收款收据上的盖章是东方广告公司的公章，但实际款项均交付给了尹立平，有东方广告公司的公章仅是为了与合同相符。刘玉军认为庭审时被告尹立平提交的《抵押协议》、《商品房买卖合同》及欠条均与本案无关，且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均已结清。对该辩称，被告尹立平不予认可，称报喜鸟的代金券40000元是由其所收，其余177000元均是由东方广告公司的法人刘玉军收取，收取后刘玉军给其一部分款项，但是具体数额记不清楚。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告的主体是否适格；二、涉案广告内容撤下的时间；三、若被告应退还原告广告费，则退还的金额为多少；四、是否应由两被告共同承担该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苏晓明、贾立军与被告泰安市东方红广告有限公司、尹立平合同纠纷一案，一、原告的主体是否适格。同心报喜鸟专卖店由两原告共同出资，负责人为苏晓明，后苏晓明将该专卖店交给贾立军经营，于2009年12月8日两原告将同心报喜鸟专卖店注销，重新注册为瑞丰报喜鸟专卖店，仍为两人共同出资，负责人变更为贾立军，2014年9月15日瑞丰报喜鸟专卖店注销。原告称同心报喜鸟专卖店的债权债务及权利义务均由瑞丰报喜鸟专卖店来承继，仅公司名称进行变更。被告东方广告公司、尹立平对此均无异议。因此，原告由泰安市泰山区瑞丰报喜鸟专卖店变更为其负责人贾立军，两原告苏晓明、贾立军的主体适格。二、关于涉案广告内容撤下的时间。原告与被告东方广告公司签订的《龙潭宾馆楼顶广告发布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双方均应恪守履行。现原告称被告于2010年4月初撤下该广告内容，被告尹立平不予认可，称其在2010年10月8日，即岱岳区公证处拍摄照片取证的前一天撤下涉案广告内容。经本院调查，被告东方广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玉军称因政府开展综合整治行动，2010年4月初尹立平将广告位上的广告内容撤下，当时贾立军与尹立平约定等整治行动结束后，把广告内容重新挂上，广告位撤下的时间将予以顺延，但后来尹立平并未将广告内容重新挂上。虽被告尹立平提供的证人张某称2010年期间龙潭宾馆租给汉庭宾馆，广告牌仍为尹立平承租，当时涉案广告牌的广告内容为报喜鸟，但该广告内容撤下的具体时间其并未记清楚。因此，一审法院对被告尹立平的辩称不予采信。被告东方广告公司为本案被告，其所作出的对自己不利的陈述应予以采信，故涉案广告内容撤下的时间应认定为2010年4月初。三、关于被告应退还广告发布费的数额。《龙潭宾馆楼顶广告发布合同书》中约定的广告期限自2009年11月20日开始，至2010年4月初撤下，因双方均未记清具体时间，则本院估算为四个半月。合同约定的广告发布费为24万元，故一个月的费用为2万元，四个半月的广告发布费用即为9万元。现原告称共支付两被告广告发布费21.7万元，被告尹立平予以认可，故被告应退还原告广告发布费21.7-9=12.7万元。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自2010年4月1日开始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应调整为自起诉之日（2010年10月26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四、关于该费用是否应由两被告共同负担。原告提交被告尹立平与东方广告公司签订的《广告位租赁合同》一份及2010年1月31日被告尹立平、东方广告公司出具的收到条一份，能够证实原告虽与被告东方红广告公司签订合同，但实际是与被告尹立平签订合同，被告尹立平系借用东方广告公司的资质，且原告缴纳的广告发布费的收据中除有东方广告公司的盖章外，亦有被告尹立平的签字。被告尹立平对此予以认可。被告东方广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玉军称，其未收取广告费，均为贾立军与尹立平直接交涉，只是借用其公司的资质，期间所有的事情其均未参与，但被告尹立平对此不予认可，称其与东方广告公司均收取原告广告发布费用。就原告提交的四份收款收据看，分别有尹立平的签字及东方广告公司的盖章。因此，对被告东方广告公司的辩称，不予采信，该广告发布费用应由被告尹立平、东方广告公司共同支付。原告申请岱岳区公证处现场公证的费用1000元，系原告为起诉保全证据的花费，该费用应由其自行承担。故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该项费用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尹立平、东方广告公司应退还原告广告发布费127000元及赔偿经济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缺席判决：一、被告尹立平、泰安市东方红广告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苏晓明、贾立军广告发布费127000元；二、被告尹立平、泰安市东方红广告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苏晓明、贾立军经济损失（本金127000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0年10月26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40元，由原告苏晓明、贾立军负担200元，被告尹立平、泰安市东方红广告有限公司负担2840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东方广告公司工商登记材料，证实东方广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李红，而非刘玉军，刘玉军的证言不具备法律效力。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上诉人与东方广告公司签订合时，刘玉军所持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系其本人，而工商登记也确实当时他是法定代表人，另外，2009年11月3日我方与东方广告公司签订的合同，合同一方代表人也是刘玉军本人签的名，此时他是双重身份，他既是法定代表人也是履行合同的签约代表，后来东方广告公司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其妻子李红，因刘玉军一直参与了合同的签订及后期的履行，所以刘玉军的证言合法有效。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实当时东方广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李红不予认定。被上诉人提交证据三份：一是东方广告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二是泰安城管执法局宣教科在网上发布的《泰安市执法局创新工作机治扮靓城市容颜》文章一篇、三是东方广告公司在2010年1月6日发布的广告，分别证实2007年2月13日工商登记记载的东方广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刘玉军，2010年2月起在泰安市××整治东岳大街户外广告，2010年1月6日在我方的广告期内东方广告公司就在网上发布广告寻承租人将广告位另行出租。上诉人质证认为，证据一是复印件，证据二应当经过公证才能做为证据使用，不能证实涉案广告牌被拆除，证据三应经过公证处公证，不能具体说明招租广告位是本案涉及的广告位。本院对东方广告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据，因为是复印件，不予认定；本院对泰安城管执法局宣教科在网上发布的《泰安市执法局创新工作机治扮靓城市容颜》文章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本院对东方广告公司在2010年1月6日发布的广告的证据，因为没有其他证据印证，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认定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同心报喜鸟专卖店系个体工商户，系两原告共同出资，负责人为苏晓明，后苏晓明将该专卖店交给贾立军经营，苏晓明、贾立军作为诉讼主体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原告不适格不能成立；关于涉案广告内容撤下的时间，一审法院调查了当时东方广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玉军，刘玉军认可当时因为是政府开展综合整治行动，二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泰安城管执法局宣教科在网上发布的《泰安市执法局创新工作机治扮靓城市容颜》文章一篇予以印证，上诉人又无证据证明撤下广告的时间不是2010年4月，因此一审法院综合分析案件是认定广告时间为四个半月正确。上诉人尹立平与东方广告公司签订的《广告位租赁合同》及上诉人、东方广告公司出具的收到条等证据，能够证实被上诉人虽与东方广告公司签订合同，但实际是与上诉人签订的合同，上诉人系借用东方广告公司的资质，且被上诉人缴纳的广告发布费收据中除有东方公司的盖章外，亦有上诉人尹立平的签字，上诉人对此予以认可。因此上诉人尹立平作为主体适格。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40元，由上诉人尹立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兴文
审判员 朱惠东
审判员 魏 军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宋姚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