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终97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顺达路615号。法定代表人：卢定，董事长。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老沪太路200号9号楼。负责人：唐建忠，总经理。上列两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立诚，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员工。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启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剑川路951号A6025室。法定代表人:龚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忠琦，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聂金莲，女，1969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平，男，1969年12月7日生，汉族，住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玉金，男，1965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上诉人上海启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上诉人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玉金、聂金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5）闵民一(民)初字第140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立诚，上诉人上海启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忠琦、被上诉人陈玉金、聂金莲及聂金莲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共同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第四项，撤销一审判决第一、第二、第三项，改判驳回陈玉金、聂金莲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聂金莲与袁某签订《劳务合作协议书》，约定聂金莲承包苏州地铁部分桩机施工任务，但袁某无权代表上海启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富公司）订立合同。启富公司虽向袁某出具了授权委托书，但委托的范围是明确具体的，仅限于袁某代表启富公司在涉讼项目上与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施公司）履行劳务分包合同，袁某无权代表启富公司处理其他事宜，聂金莲也陈述其与袁某订立口头协议时，袁某并未出示授权委托书，劳务款项也是由袁某直接支付聂金莲，聂金莲在订立劳务合作协议书时并不知晓启富公司或者机施公司的存在。一审中，聂金莲提交的落款为“袁某2013.2.8”的清单，其原件与复印件并不一致，原件中除上述落款外，并无其他内容，该份证据不能作为证据采纳。聂金莲主张系其实际施工，应提供相应的工程资料予以证明，聂金莲仅提供了袁某签字的工作量清单，启富公司一审中也提供了袁某签字的工作量清单，两者数额并不一致，聂金莲的实际工作量存疑，不能确定其实际施工量。同时，机施公司、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以下简称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与启富公司并未结算，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尚未形成，因此机施公司、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依法无需承担连带责任。启富公司针对机施公司、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的上诉请求，辩称同意机施公司、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的上诉请求，并提起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第四项，撤销一审判决第一、第二、第三项，改判驳回陈玉金、聂金莲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启富公司虽向袁某出具了授权委托书，但聂金莲陈述其与袁某订立口头协议时，袁某并未出示授权委托书，劳务款项也是由袁某直接支付聂金莲，聂金莲在订立劳务合作协议书时并不知晓启富公司或者机施公司的存在，聂金莲仅是在袁某拖欠劳务款项时才知晓启富公司与机施公司的，且启富公司出具的委托书，有明确的授权范围，仅限于袁某代表启富公司在涉案项目上与机施公司履行劳务分包合同，一审法院关于聂金莲有合理理由相信与其洽谈劳务作业项目的袁某有权代表启富公司签订合同并结算的认定，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同时，聂金莲提供的落款为“袁某2013.2.8”的工作量清单，不足以认定聂金莲的实际工作量，以此认定袁某欠付的款项，缺乏事实基础。启富公司系与南京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签订了转包合同，袁某也持有A公司的法人委托书，启富公司与聂金莲间不存在合同关系，聂金莲无权要求启富公司支付工程款项。针对启富公司的上诉请求，机施公司、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辩称，同意启富公司的上诉请求。针对启富公司、机施公司、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陈玉金、聂金莲共同辩称：不同意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玉金、聂金莲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启富公司支付劳务费110.5万元，机施公司、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启富公司的营业执照载有建筑业企业劳务分包、建筑工程等经营范围。2011年机施公司（发包人甲方）与启富公司（承包人乙方）签订《劳务分包合同》，约定工程承包范围和工作内容为依照发包人提供设计院设计的施工设计图纸所表明的苏州轨道交通2号线太平车辆段上盖平台桩基基础施工项目Ⅱ—TS—12—A—2标桩基部分的相关劳务，总价暂估4,030,783元（含建筑营业税），其中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113,457元，以上总价含建筑营业税；本工程税金由乙方在甲方指定的税务机关自行缴纳并开具发票，且乙方的完税证明复印件交由甲方备案；如果不能提供符合甲方抵税要求的发票，则甲方不予以支付工程款；工期为2011年9月1日至2012年1月15日完工等内容。机施公司、启富公司同时又签订了《苏州市建设工程承发包安全管理协议》等一系列协议，约定在生产操作过程中的个人防护用品，由各方自理等内容。此后机施公司、启富公司二次签订补充合同，均以苏州轨道交通2号线太平车辆段上盖平台桩基工程Ⅱ—TS—12—A—2标劳务增加工作量为由，分别约定工程总价暂定800万元、5,162,920元（含3.477%的建筑营业税），最终结算以实际发生数量并经现场项目经理及项目预算员签证为准，并经分公司、公司合约部确认等内容。机施公司收到启富公司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1年10月8日的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袁某为我公司正式的合法代理人，全权负责苏州轨道交通2号线太平车辆段上盖平台桩基基础施工项目II—TS—12—A—2标桩基劳务工程的项目现场管理、签证、工程款结算等相关事宜”。2011年11月至2013年2月期间，机施公司陆续支付给启富公司工程款1,732,764.10元、3,968,157元、6,512,813.60元、427,317.89元、200万元等款项，在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记账凭证中对应记载分包工程往来1,746,738元扣除管理费13,973.90元，分包工程往来4,000,158元扣除管理费32,001元，分包工程往来6,565,363元扣除管理费用52,549.40元，分包工程往来430,764元扣除管理费用3,446.11元，分包工程往来200万元等内容。启富公司与机施公司形成苏州II—TS—12—A—2标桩基劳务预决算情况，载明桩基劳务预结算工作量为15,724,834.42元；上海机施已支付给上海启富14,747,055元，余978,499.42元（未扣除管理费）未支付；根据上海机施文件，需另按预结算金额0.8%扣除三项费用（15,724,834.42X0.8%）125,798.68元，因此上海机施还应支付852,700.74元给上海启富；另外上海机施收到上海启富发票共12,030,783元，尚有3,694,771.42元未开发票等内容。启富公司（甲方）持有落款日期为2011年12月与A公司（乙方）签订的《建筑工程内部劳务作业合同》，约定工程承包范围为依照发包人提供设计院设计的施工设计图纸所表明的苏州轨道交通2号线太平车辆段上盖平台桩基基础施工项目Ⅱ—TS—12—A—2标桩基部分的相关劳务，承包方式为劳务分包，分包总价款暂估4,030,783元，未包括增加部分工程款；开竣工日期为2011年9月1日至2012年1月15日；本工程由机施公司上海公司承建，启富公司承揽劳务分包等内容。该合同乙方处有A公司盖章及袁某签名。启富公司持有由袁某签收工资的付款凭单以及出票人为上海市B有限公司并由启富公司背书给案外人苏州XX经营部(以下简称苏州XX经营部)的汇票、转账支票，累计金额14,592,813.60元,以及A公司出具的同意启富公司工程款转入苏州XX经营部账户中，委托袁某办理一切事务等内容的委托书。聂金莲、陈玉金系夫妻关系。2011年10月2日聂金莲（乙方）与袁某（甲方）签订《劳务合作协议书》，载明鉴于本公司（启富公司）已承接苏州地铁部分桩机施工任务，现决定需向乙方分包部分桩机劳务施工，以更好的完成这一施工任务；甲方负责与建设单位指挥部的相应的协调工作，督促乙方遵守建设单位的各项施工要求，协助乙方施工结算…；乙方负责组织提供满足甲方所需的机械设备及相应的人员配额完成建设单位所需的施工任务，承担甲方与建设单位签订本合同内容的所有义务…；单价清单，直径800钻孔桩每米130元，直径900钻孔桩每米170元，为税后价；本合同对9号钻机、10号钻机、19号钻机有效（其余内容略）。聂金莲、陈玉金持有落款为“袁某2013.2.8日”的清单，其上载明有陈玉金、任某等人以及相应的机桩号、劳务费金额等内容，其中记载陈玉金为9、10、19号机，劳务费110.5万元。同年7月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其公司承建的苏州Ⅱ—TS—12—A—2标项目于2012年3月15日竣工，在工程承包施工过程中，分包单位为启富公司，分包单位现场负责人为袁某；根据本项目内部协议对账单，机施公司与袁某双方于2013年5月13日确认，机施公司尚需支付袁某978,499.42元余款（包含需支付相关单位的税金和管理费等）…；我单位承诺暂不支付该笔尾款，一旦符合支付条件后，将通知分包相关作业班组方，及时沟通，共同协商处理好劳资纠纷问题；如未在分包相关班组知情并签字同意的情况下支付该笔款项，责任有我单位承担；但我单位对于此次劳资纠纷协商的结果不承担相应责任等内容。在该承诺书下方分包相关班组方签字处有聂金莲、任某等五人的签名。启富公司持有袁某出具的欠款清单，载明陈玉金、任某等五人提供给贵公司的欠款金额有误，现本人同意支付以下金额，陈玉金15万元，任某8万元（其余内容略）。一审法院认为，陈玉金、聂金莲主张其与启富公司之间建立的是劳务合同之法律关系，按该项法律关系之定义，意指劳务提供人与劳务接受人依照法律规定签订合同，劳务提供人向接受人提供劳务活动，接受人向提供人支付劳动报酬的合同，通俗来说就是雇佣关系。然而根据陈玉金、聂金莲主张其带领手下班组工人提供打桩劳务活动之后向工地方索取劳务费之诉请理由，应当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之法律关系规范，故应根据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虽然启富公司取得A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并与该公司签订合同，但启富公司对外并未向其他相关当事人披露其将工程转包给A公司之事实，根据已经查明的各方经济结算情况以及机施公司持有启富公司的委托书中载明袁某是以启富公司代理人的身份管理相关劳务项目等情况，很难令人相信袁某在对外分派劳务作业项目时是以A公司的身份组织实施，聂金莲有合理理由相信与其洽谈劳务作业项目的袁某系代表启富公司与其建立合同关系，启富公司理应作为合同另一方主体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根据袁某签字确认的劳务合作协议书、机施公司出具的承诺书等证据材料，可以证明聂金莲为合同一方主体与袁某代表的启富公司建立合同关系并以班组方的名义出现，故聂金莲系启富公司承接标段的实际施工人，有权主张相应劳务费用。聂金莲属于没有劳务作业法定资格的个人，其从启富公司处承接上述劳务工程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因此该两方当事人建立的合同关系属于无效行为。由于聂金莲所签上述合同明确了合同主体，陈玉金的对外行为亦可解释为代理聂金莲履行合同的行为，在未经合同相对方启富公司认可的情况下，陈玉金仅基于与聂金莲夫妻的身份关系以及共同经营等事实，主张具有讼争合同主体资格之理由较为牵强，不予采信，并认定其无权以合同主体的身份主张相应的劳务费用，其参与施工并与袁某进行结算所产生的相应后果由聂金莲承受或享有。就聂金莲主张施工工程量之争议，启富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中给予袁某有代表其公司工程款结算的权利，现该公司对袁某在工作量清单上签字的事实不持异议，该份清单可以初步证明所欠工程款金额。袁某向启富公司确认的相关欠款情况无论真实与否，系该二者之间的内部关系，并未征得相关债权人的确认，对聂金莲不具有约束力。现启富公司、机施公司、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均未提供有效依据否认前述工作量清单中记载数据的真实性，故依法确认工作量清单的证明力，加之并无证据证明此后陈玉金、聂金莲又受领过工程款，聂金莲有权依陈玉金与袁某确认的110.5万元债权金额主张权利，并由启富公司承担相应的付款义务。机施公司负责签订合同，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受机施公司指派具体负责管理并在陈玉金、聂金莲等众人讨要劳务费时以自己独立的身份就欠付工程款出具暂不支付的承诺书，该二人均具有发包人的外观表象，由于启富公司对经结算后欠付的工程款长时间未予追回，为保护实际施工人的利益，按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聂金莲可以请求机施公司、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启富公司具有建筑劳务分包的经营资质，机施公司与其签订承发包合同属于有效合同，加之依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机施公司或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知道启富公司将承接的工程交付给没有资质的第三人完成而未作反对，故聂金莲要求机施公司、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就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之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就发包人具体欠付工程款金额之争议，机施公司与启富公司签订的合同中明确是以实际发生数量而非固定价款进行结算，故聂金莲主张以合同金额扣减其认可的已付款数额得出欠付工程款金额之理由不能成立。现启富公司、机施公司、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提供有关收付、结算等证据可以印证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向聂金莲等多人出具的承诺书中所记载欠付工程款数额是建立在真实结算的基础之上，在没有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对该欠付数额予以采信。虽然启富公司与机施公司签订的合同中未对三项费用及费率作出明确约定，但根据启富公司与机施公司之间的预决算情况以及机施公司的付款、财务凭证等证据材料可以印证启富公司与机施公司在实际结算中就从总工程款中扣除千分之八的三项费用形成交易惯例，可作为合同履行的组成部分，加之承诺书中亦明确记载欠付工程款中包含有管理费用，故机施公司及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辩称需扣除125,798.68元费用之理由依据充分，予以采信。合同约定中并未给予机施公司或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有从欠付工程款中直接扣除税金之权利，故机施公司、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要求扣减税金的辩称理由依据不足，不予采信。由于合同约定个人防护用品由各方自理，并不能按启富公司施工人员的人数径行认定机施公司或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的实际配发数，在机施公司或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未提供实际配发数以及具体金额等相关依据的情况下，仅依启富公司、机施公司、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的一致陈述不足以支持他们要求从承诺书确定的欠付工程款金额中再行扣减安全帽、工作服等费用的辩称理由成立。一审法院审理后于2016年6月20日作出判决：一、确认聂金莲与上海启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之间的《劳务合作协议书》无效；二、上海启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聂金莲人民币110.5万元；三、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在欠付工程款人民币852,700.74元的范围内（包括所有涉及上述苏州轨道交通2号线太平车辆段上盖平台桩基基础施工项目Ⅱ—TS—12—A—2标桩基劳务工程的欠付款按比例）对上述第二项判决主文中上海启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陈玉金之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745元，由上海启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共同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递交新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袁某系代表A公司还是代表启富公司与聂金莲签订涉案劳务合作协议书的争议。启富公司虽然持有A公司委托袁某处理相应事务的委托书，但从在案证据看，并没有证据证明袁某在与聂金莲签订劳务合作协议书时向聂金莲披露其系A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的情况，反而在劳务合作协议书中明确系启富公司承接了涉案工程，由袁某作为甲方将涉案工程分包给聂金莲，启富公司也并未披露相关情况；启富公司出具了委托袁某处理涉案工程相关事务的委托书，启富公司二审中亦陈述就涉案工程的具体操作事宜，均由袁某与机施公司、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联系；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中，也明确涉案工程的分包单位为启富公司，分包单位的现场负责人为袁某；加之启富公司、机施公司、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聂金莲已明知袁某并非代表启富公司。故综合上述情节，一审法院认定在与聂金莲的合同关系中，袁某系代表启富公司与聂金莲签订劳务合作协议书，具有相应的事实基础，本院予以维持。启富公司、机施公司、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关于袁某系代表A公司与聂金莲签订协议，袁某无权代表启富公司与聂金莲签订协议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聂金莲可主张的欠款数额认定之争议。袁某出具的工作量清单中已经明确欠付聂金莲一方的费用为110.50万元，启富公司与袁某之间的结算结果，系启富公司与袁某间的内部关系，对聂金莲并不产生约束力，启富公司、机施公司、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也没有其他证据反驳聂金莲之举证，故一审法院认定聂金莲可主张的欠款数额为110.50万元，具有相应的事实基础，本院予以维持。启富公司、机施公司、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关于袁某出具的工作量清单不应采信的上诉意见，因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就涉案劳务合作协议书的效力问题，聂金莲作为自然人，并不具备相应的施工资质，作为分包单位的启富公司将涉案工程再分包给不具施工资质的聂金莲，依据相应的法律规定，涉案劳务合作协议书应认定为无效，一审法院对劳务合作协议书效力的判定，具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就机施公司、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是否应在欠付启富公司工程款的范围承担连带责任的争议，一审法院的裁判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即便机施公司、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未与启富公司进行最终结算的情况存在，则该情况亦非排除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事由，机施公司、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关于其无需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同样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所作的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启富公司、机施公司、机施公司第二分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745元，由上海启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7,372.50元，由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共同负担7,372.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毛 焱
代理审判员 娄 永
代理审判员 蒋庆琨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许 晶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