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衡中法民三终字第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桂中华，男，1953年2月2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彭琦，湖南居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段春生，男，1963年3月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廖曜中，湖南衡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段新民，男，1971年4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邓延峰，湖南广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兵生，男，1967年12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廖曜中，湖南衡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万建军，男，1971年12月1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邓延峰，湖南广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桂中华因与上诉人段新民、段春生、王兵生、万建军（以下简称段新民等四人）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均不服湖南省衡阳县人民法院（2013）蒸民一初字第5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桂中华及其委托代理人彭琦，上诉人段春生、王兵生及其委托代理人廖曜中，上诉人段新民、万建军及其委托代理人邓延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05年12月10日，被告段新民和案外人桂建华与衡阳县白石园水库管理所签订水库内水面养鱼承租合同，租期自2006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2005年12月29日，被告段春生、王兵生和案外人桂建华、桂有粮、陈安宝与衡阳县石狮堰水库管理所签订渔业生产承包合同，租期自2006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参加二个水库一起共同经营的有桂中华、段春生、段新民、王兵生、万建军、桂建华。2011年7月1日桂建华退股，各股东协商股权转让金为60万元，因桂建华投资和付出较多，其余股东另外各补偿5万元给桂建华。2012年11月19日，衡阳县石狮堰水库管理所根据衡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和衡阳市水利局的通知，与段春生、王兵生签订了补充合同和责任状，取缔化肥养鱼，租金没有减少。2013年8月10日，被告段新民打电话给衡阳县石狮堰水库管理所所长罗刚要，要求其出面调解水库承包人之间的矛盾，并约定调解时间为2013年8月14日。在调解过程中，双方在股权转让金的价格上发生分歧，原告和四被告均有过激的言语。在股权转让款问题上，原告和被告段春生同意每股30万元，被告万建军不同意每股30万元，要求每股32万元，被告段春生愿意以30万元卖出股权，被告段新民原来同意30万元每股，现在要35万元。经过在场人的协调和双方充分协商，各股东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由在场人张雄伟执笔，起草了协议，修改了四、五次后定稿，并向各位股东宣读，除段春生外，其余人都阅读了协议，然后原、被告自愿签名，在签订协议过程中没有胁迫行为。原告于2013年8月15日7时12分和7时15分分别收到被告万建军和被告段新民发来的短信，告知汇款账户，原告支付的120万元，是向案外人桂建华的借款，因此是从桂建华的账户上向被告提供的账户各汇去60万元。2013年8月15日原告和四被告之间因水库的管理及看护问题发生矛盾，衡阳县公安局渣江派出所进行了调解，并出具了治安调解协议书，2013年9月12日衡阳县公安局渣江派出所出具证明，证明上述协议未能达成，期间，原告方要求进行正常的投食喂药，四被告不允许，并重复报警，经派出所多次出警，再三做工作未果，四被告坚决不同意由原告养鱼，且四被告也没有进行正常作业，导致水库有大量死鱼现象。
原审认为，原、被告讼争的是一宗合伙协议纠纷，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和审理查明的事实，原、被告在签订该《内部协议》时，有石狮堰水库管理所的所长罗刚要、副所长彭秋华见证签协议的全过程，且段新民、段春生、王兵生、万建军、桂中华都在协议上签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在签订协议时，双方虽说在言行上有些言词过急，但最终在水库管理所所长的主持下，达成一致意见，不存在欺诈、胁迫、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内部协议》不存在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列举的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原、被告签订《内部协议》后，原告按协议规定股金数额120万元，分别转给四被告，虽然这120万元不是从桂中华账户转出，是原告桂中华向桂建华借款120万元，委托桂建华从其账户中转到段新民、万建军的账户上的，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内部协议》只能约束桂中华和段春生、段新民、王兵生、万建军，至于桂中华如何委托他人转款完全是桂中华与案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内部协议》对桂中华的付款方式没有文字上的严格限定，如何转款是桂中华的自由，《内部协议》没有相关付款人的限定条款。桂建华同意给桂中华提供借款，并按桂中华的意思向被告付款120万元的行为应视为桂中华的行为。而且是被告段新民、万建军向原告提供的银行账户，要求将所有的转让款分别汇至段新民60万元、万建军60万元，其中包括段春生、王兵生各30万元，至于段新民、万建军没有把款转给段春生、王兵生，是被告之间的内部关系，从本案原、被告之间分析，是被告以自己的行为阻止条件的成就，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应视为合同条件已经成就，原告已经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该《内部协议》是原、被告双方根据当时水库现有存鱼的情况，因国家环保政策的加强，水库管理所与原、被告于2012年11月签订了《水库水面养殖补充合同书》禁止化肥、禽畜粪便、成品有机肥养鱼等情况共同协商一致，对水库的所有固定资产和以后养鱼成本的提高等现实情况作价150万元，即每股30万元，不存在显失公平。被告以2011年桂建华退股时所得转让款80万元为由，称现在水库价值400万元，与事实不符。故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内部协议》合法有效，四被告反诉请求要求撤销或解除双方所签订的《内部协议》理由不能成立。原告要求四被告赔偿损失，诉讼期间造成鱼死亡的事实存在，确实有一定损失，因原告未提供实际损失的证据，无法计算具体损失及数额，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原告桂中华与被告段新民、段春生、王兵生、万建军签订的《内部协议》合法有效；二、驳回原告桂中华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段新民、段春生、王兵生、万建军的反诉请求。本案受理费4900元，由原告桂中华负担2450元，由被告段新民、段春生、王兵生、万建军负担2450元，反诉费2450元，由被告段新民、段春生、王兵生、万建军负担。
宣判后，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桂中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在查明部分已认可了“诉讼期间造成鱼死亡的事实存在，确实有一定损失”，但却以上诉人桂中华的损失无法核定为由驳回上诉人桂中华的赔偿请求，这有违公平。上诉人桂中华因为向被上诉人段春生等人支付120万元款项而产生的利息支出，应作为上诉人桂中华的实际损失予以认定。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段新民等四人赔偿损失24万元。
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段新民等四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被上诉人桂中华系公安干警，利用职权和职务形成的便利条件入干股参与合伙，入干股分红等同受贿，应认定为犯罪行为，其合伙人身份、分配红利的行为违背《民法通则》、《合伙法》的基本原则和规定，不应认定桂中华合伙人资格。《内部协议》系无效协议，一是桂中华威逼、胁迫所致，二是内容违背原《合伙协议》的总规定，违背与水库管理所签订的承包协议，显失公平。桂中华由案外人桂建华向段新民和万建军的账户各汇款60万元，履约行为不符合《内部协议》的约定，桂中华未按照约定将转让款付至各位股东，其行为已满足了解除合同的要求，上诉人段新民等四人有权依照协议约定解除《内部协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
在二审指定的举证期限内，上诉人段新民、万建军提交了一份证据：衡阳市公安局珠晖区分局受理信访事项告知单及处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以证明桂中华涉嫌违法犯罪，正在受理中的事实。
上诉人段春生、王兵生当庭提交了二份证据：1、股东分红情况，以证明桂中华入干股分红利的情况；2、控告材料，证明桂中华的合伙是违法犯罪行为。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上诉人桂中华对段新民、万建军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不能达到段新民、万建军所主张的证明目的。上诉人桂中华对段春生、王兵生当庭提交的证据，认为未在指定期限内举证，不同意质证。
对上诉人在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上诉人段新民、万建军提交的一份证据，能证明段新民已向有关机关检举控告桂中华涉嫌违法犯罪，有关机关正在调查处理中的事实。上诉人段春生、王兵生当庭提交的二份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未在举证期限内举证，对方不同意质证，故本院不予质证认证。
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对上诉人桂中华提出要求对方赔偿经济损失24万元的上诉请求，虽然衡阳县公安局渣江派出所出具证明，在双方发生纠纷期间，水库有大量死鱼现象，且有现场照片印证，但由于衡阳县公安局渣江派出所对大量死鱼的原因，其证明力欠缺，且对死鱼损失没有进行评估，无法计算具体损失及数额。桂中华向他人借款120万元是为了履行《内部协议》，向段新民等四人共计支付120万元是为了接收股东的股权，借款所产生的利息，不应当作为桂中华的实际损失予以认定，故对上诉人桂中华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段新民等四人称桂中华系公安干警，利用职权和职务形成的便利条件入干股参与合伙，入干股分红等同受贿，应认定为犯罪行为。段新民等四人向衡阳市公安局珠晖区分局检举控告桂中华，而衡阳市公安局珠晖区分局对段新民的控告已作出答复意见，认为公安机关不能插手经济纠纷案件，故未作查证处理。收受干股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关键在于行为人收受干股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并给他人谋取了利益，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对当事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不能径行作出判决进行确认，发现可能涉嫌刑事犯罪的，可向有关机关提出司法建议或者移送有关机关立案处理。而本案中，上诉人桂中华与上诉人段新民等四人共同承包水库从事养殖的事实，桂中华作为承包人之一的身份，已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目前为止，也没有有关部门对段新民等人控告桂中华收受干股涉嫌刑事犯罪已经立案侦查的材料，本案不存在移送或者中止诉讼的情形。《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所谓强制性规定有管理性与效力性之分。管理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致合同无效的规定，此类规定只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效力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只有违反了效力性的强制规范，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虽然桂中华作为人民警察未退休前从事水库承包经营活动，违反了《人民警察法》、《公务员法》禁止人民警察、公务员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的规定，但其违反的是人民警察、公务员管理方面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未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上诉人段新民等四人以桂中华违反《人民警察法》、《公务员法》禁止人民警察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的规定，要求确认桂中华与段新民等四人签订的《内部协议》无效的观点，本院不予采纳。双方在签订《内部协议》时，上诉人段新民邀请了石狮堰水库管理所的所长罗刚要、副所长彭秋华主持双方进行协商，协商时，双方都出言不逊、讲话过激，但被水库管理所所长罗刚要制止，之后双方仍继续协商，最终在罗刚要所长的主持下，达成一致意见，由在场人张雄伟执笔，起草了协议，双方自愿在协商上签名，签订协议时没有威逼、胁迫的情形。在协商《内部协议》过程中，对于股权的作价有35万元、32万元、30万元三种意见，最后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是每股作价30万元。现上诉人段新民等四人以2011年桂建华退股时所得款80万元为由，称现有水库价值400万元，认为《内部协议》作价150万元显失公平。而桂建华退股时，桂中华与段新民等四人一次性给付桂建华80万元，并没有明确承包人在水库总资产达400万元，而是根据以前账目结算同意支付给桂建华80万元款项，且水库投鱼养殖、现有存鱼的情况每年不同，特别是2012年11月，因国家环保政策的加强，水库管理所与承包人代表签订了《水库水面养殖补充合同书》，约定禁止化肥、禽畜粪便、成品有机肥养鱼，养殖成本提高，且承包人对每年的养殖投入盈亏均有结账，对水库现有资产总价值是应当明知的，不存在一方利用优势或者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情形，故在协商时最高也只提出每股作价35万元，而没有人提出每股作价80万元，在作价存在35万元、32万元、30万元三种意见时，最终协商确定每股30万元，约定的每股作价对双方是对等的，即假设桂中华不能按时支付120万元收购款项给段新民等四人，其退出承包时，得到的股金也只可能是30万元，不可能是80万元，双方的利益没有显著不平衡，不存在显失公平。故段新民等四人提出《内部协议》是在威逼、胁迫下签订，内容显失公平，请求撤销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双方于2013年8月14日签订的《内部协议》约定签字生效，故该协议在双方签字后即生效。生效的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不能协商一致一方当事人请求解除的，必须存在法定解除的事由。根据《内部协议》的约定，每股作价30万元，先由桂中华接收各股东股权，在2013年8月15日12点之前，由桂中华向段新民等四人现金支付到各股东账户，否则桂中华作自动弃权退出承包，由其他股东16日12点前接收承包。桂中华在2013年8月15日12点之前将120万元收购股权的款项分别付给段新民60万元、万建军60万元，共计120万元。虽然120万元款项是从案外人桂建华的账户中转出，但该笔款项是桂中华向桂建华借款，款项的所有权人系桂中华，《内部协议》对桂中华的付款方式没有禁止不能委托他人代为转付，桂中华委托桂建华从其账户中转款到段新民、万建军的账户上的行为，未违反《内部协议》的约定。由于在2013年8月15日12时之前只有段新民、万建军向桂中华提供了银行账户，段春生、王兵生没有提供自己的转款账户，是段春生、王兵生以自己的行为阻止条件的成就，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应视为合同条件已经成就，桂中华分别汇至段新民60万元、万建军60万元，其中包括段春生、王兵生各30万元，已经履行了合同的基本义务，故段新民等四人以桂中华未按《内部协议》约定严格履行，要求解除双方所签订的《内部协议》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上诉人桂中华及上诉人段新民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4900元，由上诉人桂中华负担2450元，上诉人段新民、段春生、王兵生、万建军负担24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芳仪
审判员 严 君
审判员 龙 娟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书记员 王晓冬
校对责任人：李芳仪打印责任人：王晓冬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