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02民终46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方某某，2003年8月7日生，住大连市西岗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方奕翔，男，2009年3月21日生，汉族，学生，住大连市西岗区。
二上诉人共同法定代理人：门某某，女，无职业，系上诉人方某某、方奕翔的母亲，住大连市西岗区。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雪松，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宣栋，男，1969年12月19日生，汉族，大连精确家俱有限责任公司经理，住大连市沙河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某，辽宁本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楠，辽宁本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方某某、方奕翔因与被上诉人方宣栋抚养费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6）辽0204民初6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方某某、方奕翔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雪松，被上诉人方宣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某、黄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方某某、方奕翔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法定代理人与被上诉人离婚时签订的离婚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经过公证，双方应当按照离婚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各自负担的义务。双方在离婚时都在澳洲生活多年，购置房屋，应当明知两个孩子在澳洲生活花费和所需抚养费的实际情况，该协议签订时被上诉人能够预估到抚养费是否为实际需要和在自己所承受的范围内。被上诉人从2014年9月开始不按协议履行抚养费支付义务，一审法院就此改变抚养条款明显不公平。二、被上诉人在本次起诉后收集证据用以证明经营困难，其提供的证据均系被上诉人自己制作，存在瑕疵，不足以证明起诉时与离婚约定时收入明显减少。三、被上诉人主张抚养费减少应当另行提起诉讼。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关于抚养费的给付，在离婚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被上诉人虽然停止给付抚养费，但从未提出过抚养费变更和财务状况困难，若被上诉人认为抚养费过高，可另行提出诉讼变更抚养费。一审法院径行判决减少抚养费属于审理程序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四、上诉人起诉要求被上诉人从2014年10月起未按协议内容约定进行抚养费给付，而一审法院判决从起诉日即2016年5月起对原协议抚养金额进行调整，而且调整的标准也是按照国内标准进行错误。上诉人在澳大利亚儿童帮助中心所获得抚养费是因为被上诉人拒绝给付抚养费后，二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向政府提出的救济，澳大利亚政府是按照被上诉人个人申报无财产的情况下进行的最低估算，强制要求被上诉人给付，这与被上诉人应当给付的内容无关，仅可以在已给付内容中扣除，一审法院对该部分内容作出判决错误。
方宣栋辩称，一、根据法律规定，当一方确实无力按照判决或者协议给付抚养费时，抚养子女的一方又有能力负担大部分子女生活费用的，困难一方是可以请求减少和免除的。被上诉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即国内两个公司面临关停，在澳洲需要承担房贷，再婚后的两个女儿需要抚养，如果此时要求被上诉人承担全部私校费用（每年人民币20万元）及保险费用（仅香港保险每年为人民币30000余元）的同时，继续按原协议标准执行5000澳币每月的抚养费，显失公平。二、被上诉人用来证明经营困难的证据，真实合法。财务报表、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解除厂房租赁协议均证明了两个企业的亏损情况。三、一审法院判决从2016年5月起对原协议抚养金额进行调整，适用法律正确。2016年5月之前，被上诉人已经按澳大利亚的相关标准支付了抚养费，两个孩子生活在澳大利亚，被上诉人按照当地政府的评估值支付抚养费人民币10余万元，合情合理。澳大利亚政府儿童帮助中心不是根据被上诉人个人申报无财产的情况下进行的最低估算，而是综合了孩子留在父母身边的时间、当地的生活标准，并采用了澳洲三分之二男性的平均收入作为参考计算的抚养费，足以满足两个孩子在澳大利亚的正常基本生活需求。即使降低抚养费标准后，也不影响二上诉人在澳大利亚的生活质量。四、被上诉人是在两个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做出的抚养费决定，现在被上诉人的公司即将从有到无，直接切断被上诉人的收入来源，一审法院基于被上诉人的收入状况及支付能力调整抚养费正确。
方某某、方奕翔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自2014年10月起按月给付拖欠原告抚养费每月5000澳币（按起诉日折合人民币23156.50元）至原告十八周岁时止。（计算至2015年12月为75000澳币，计算起诉日为95000澳币或按应给付月外汇牌率折合人民币约为375000元）。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方某某、方奕翔系其母亲门某某与被告方宣栋的婚生子，二原告的母亲门某某与被告于2014年4月10日在大连市沙河口区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双方的离婚及财产分割协议书约定二原告的抚养权归原告的母亲门某某，抚养期间由被告方宣栋承担二原告的抚养费（包括生活费、医疗费、保险费等）每月5000澳币，该费用支付至二原告各自满18周岁，抚养费由被告按月支付，被告负担二原告在澳洲的教育费用包括上私校的费用、课外各种文体补习费用及在澳洲的保险和额外修牙费用等内容。该协议双方于2014年5月28日在大连市公证处进行了公证。
二原告及母亲门某某、被告方宣栋于2011年1月定居澳大利亚生活至今，原告的母亲门某某因被告方宣栋自2014年9月后未支付二原告的抚养费，于2015年2月向澳大利亚政府儿童帮助中心提起有关子女抚养费的申请，澳大利亚政府儿童帮助中心对二原告抚养费的评定结果为2015年1月30日至2015年11月30日为每月552.50澳币，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8月6日为每月358.83澳币，2016年8月7日至2017年2月28日为每月396.17澳币。截止2016年4月被告通过澳大利亚政府儿童帮助中心向二原告支付抚养费108359.81元。
另查，二原告自2015年1月起在澳大利亚就读私立学校至今，二原告的私立学校学费每年约200000元及服装费和在校期间的午餐费用由被告支付至今，二原告的香港保险费每年约32000元由被告支付至今。
再查，被告经营的大连精确家俱有限公司2014年度净利润为294099元，2015年度净利润为1937.20元，被告经营的大连翔泽家具有限公司2014年度亏损28195.06元、2015年度亏损1154198.19元，二公司自2014年6月起开始大量裁员，大连翔泽家具有限公司现已关停。
被告现已另行结婚，婚后生有两个女儿。
一审法院认为，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由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一方抚养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分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七条规定：子女抚育费的数额可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有固定收入的，抚育费一般可按其月总收入的20%至30%的比例给付，负担两个以上子女的抚育费的比例可适当提高，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总收入的50%，无固定收入的抚育费的数额可依据当年总收入或同行业总收入参照上述比例确定。有特殊情况的，可适当提高或降低上述比例。
本案中，原告母亲与被告在离婚协议中确定抚养费标准为5000澳币，原告有要求被告支付抚养费的权利，原告主张按离婚协议约定，每月支付5000澳币，因抚养子女是因身份关系产生的法定义务，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离婚协议也不同于普通的民事合同，父母给付子女抚养费既要考虑子女的实际需要，又要考虑父母的实际负担能力。当一方确实无力按照判决或者协议给付抚养费时，可以请求减少或免除。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抚养费包括子女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而双方约定的抚养费5000澳币包括生活费、医疗费、保险费等，被告还需另行支付在澳洲的教育费用包括上私校的费用、课外各种文体补习费用等。原、被告定居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儿童帮助中心根据当地的生活标准、原告父母的收入状况等因素评定了被告应支付的抚养费数额，该标准应是能够满足二原告正常基本生活需要，现被告的经济和生活发生了变化，其经营的企业出现亏损、面临关停，被告再婚后生育两个女儿也需要被告抚养，被告还要承担二原告全部的私校费用和课外补习及保险费用，如果按原协议标准执行，显然过高，因此根据被告的抚养能力适当降低协议约定的抚养费标准，予以重新确定。被告要求降低抚养费标准系对原告主张的抗辩，不属于反诉主张，其抗辩理由成立，应予采纳。因被告截止2016年4月被告通过澳大利亚政府儿童帮助中心向二原告支付了抚养费108359.81元，一审法院酌定自2016年5月起被告每月支付二原告抚养费4000元至二原告独立生活时止。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方宣栋自2016年5月起每月负担原告方某某、方奕翔抚养费人民币4000元至二原告独立生活时止；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本案系抚养费纠纷案件，被上诉人与二上诉人的母亲离婚时的离婚协议对抚养费的具体数额进行了明确约定，被上诉人按照协议的约定部分履行了给付抚养费的义务；后二上诉人定居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儿童帮助中心综合二上诉人的母亲及被上诉人的收入状况、当地的生活标准、孩子留在父母身边的时间等多种因素经过评估确定了被上诉人应支付的抚养费数额。被上诉人按照澳大利亚儿童帮助中心确定的抚养费数额，按期支付了抚养费，二上诉人也收取了抚养费，故应认定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就抚养费的给付标准进行了变更，且已经实际履行，现二上诉人按照二上诉人母亲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离婚协议确定的抚养费金额主张抚养费没有事实依据。其次，上诉人提供的公司利润及负债表、解除劳动合同书、解除厂房租赁协议书等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的经济收入较离婚协议签订时恶化，且被上诉人离婚后已再婚且再生育两个子女，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七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可请求适当减少抚养费的数额。再次，被上诉人除按照澳大利亚儿童帮助中心的要求支付抚养费外，至今仍按照离婚协议的约定为二上诉人支付上私校及保险的费用。最后，根据2016年度大连市城镇居民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5824元计算，一审法院判决的抚养费数额足以满足二上诉人基本的生活、教育支出。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每月给付二上诉人4000元抚养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应按照离婚协议约定履行给付抚养费义务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截止至2016年5月之前的抚养费用，被上诉人均已按照澳大利亚儿童帮助中心确定的数额按期支付，故二上诉人提出自2014年10月起支付抚养费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提出的其他上诉主张，因依据不足本院也无法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上诉人方奕翔、方某某预交），由上诉人方某某、方奕翔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吕风波
审判员 孙 皓
审判员 阎 妍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六日
书记员 李 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