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吉05民终4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董万良，男，1965年2月4日生，汉族，住吉林省柳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仇明柱，男，1978年4月26日生，汉族，柳河县驼腰岭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吉林省柳河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华国，男，1964年12月12日生，汉族，住吉林省柳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仇明柱，男，1978年4月26日生，汉族，柳河县驼腰岭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吉林省柳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柳河县向阳红黑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曾宪清，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陶珺，男，1964年4月10日生，汉族，柳河县向阳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吉林省柳河县。上诉人董万良、李华国因与被上诉人柳河县向阳红黑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柳河县人民法院(2015)柳民中初字第8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董万良、李华国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仇明柱、被上诉人柳河县向阳红黑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向阳红合作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万良、李华国上诉请求：撤销柳河县人民法院(2015)柳民中初字第88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驳回向阳红合作社的诉讼请求。由向阳红合作社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审认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错误。根据合同约定及合同履行情况，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委托代管关系，而不是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董万良、李华国返还买牛款是错误的。根据原判决第四页的认定，既然法院认定本案并非民间借贷关系，庭审中，董万良、李华国所举《雪龙黑牛代繁育合同书》第五条第七款规定，黑牛的所有权归向阳红合作社。根据举证规则，董万良、李华国已经完成举证责任，向阳红合作社予以否认，应予举证。向阳红合作社庭审时只是口头说明了董万良、李华国购买黑牛，并无实质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本案黑牛所有权归向阳红合作社所有，向阳红合作社购买黑牛后，均是由其承担各项费用，交付给董万良、李华国后，双方合同明确约定黑牛所有权归甲方即向阳红合作社，根据民法的占有理论，虽然黑牛的占有改变了，但是物权性质没有改变。向阳红合作社辩称，不同意董万良、李华国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建议二审法院驳回董万良、李华国的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向阳红合作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董万良、李华国偿还向阳红合作社欠款本金22万元及截止2016年7月31日的利息46371.59元以及2016年8月1日至还款时止、按月利8.76375‰。董万良、李华国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解除与向阳红合作社签订的《雪龙黑牛F2繁育合同书》；2.向阳红合作社给付董万良、李华国经济损失283658元；3.向阳红合作社返还农户自筹资金3.56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24日，向阳红合作社与董万良、李华国签订《雪龙黑牛F2代繁育合同书》、《向阳红合作社与农民养殖户参保协议书》、《借款协议书》、《协议书》各一份。上述协议约定由向阳红合作社统一购进F1代基础母牛20头分配到董万良、李华国家中饲养，20头牛共计6568公斤，单价为每公斤35元，合计购牛款229880元；向阳红合作社按时回收被告饲养F2代11个月的雪龙黑牛，回收价格为35元/公斤，对饲养一年多屡配不孕的按购进F1代基础母牛的原价额回收，对弱牛、伤牛、病牛及11个月达不到260公斤体重的F2代雪龙黑牛按当地普通牛价格收购；由向阳红合作社负责对董万良、李华国购进的F1代基础母牛的生长、配种、产犊以及犊牛成长、健康情况、防疫、治疗等建立档案并进行跟踪服务、检查指导；董万良、李华国有保证按向阳红合作社的要求和规范进行雪龙黑牛的繁育和饲养，董万良、李华国享有配种、饲养、监护、防治、收益的权利，雪龙黑牛的所有权归向阳红合作社所有，不可以任何理由及形式受让给第三方；因向阳红合作社对董万良、李华国购买的雪龙黑牛提供一系列跟踪服务将产生相应的费用，所以董万良、李华国必须按年一次性预交贷款全额0.2%的服务费；且董万良、李华国必须参加保险，保险费为每头牛350元，保险责任范围内每头理赔3500元，20头牛共计向向阳红合作社交付保险费7000元；运输费为每头牛220元，共计运费4400元；牛检疫费为每头牛30元，共计检疫费600元；牛配种费1000元；服务费11658元；上述费用加上购牛款229880元，共计254538元。对于董万良、李华国赊购向阳红合作社牛款22万元，向阳红合作社与董万良、李华国同日签订《借款协议书》一份，约定月利率8.76375‰，并约定董万良、李华国第一年偿还借款的10%，第二年偿还借款的20%，剩余借款收购第一胎牛犊时一次性还清，且董万良、李华国向向阳红合作社出具22万元收据一张，另向向阳红合作社支付现金34538元。董万良、李华国于2013年9月21日向向阳红合作社偿还利息1863.76元，于2013年12月21日偿还利息5848.34元。后因董万良、李华国饲养的20头牛中死4头，故向阳红合作社于2014年12月21日赔偿董万良、李华国保险金14000元（4头牛×3500元）用于偿还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董万良、李华国基于合伙关系于2013年8月24日与向阳红合作社签订《雪龙黑牛F2代繁育合同书》，根据合同的约定，董万良、李华国购买向阳红合作社的黑牛，董万良、李华国向向阳红合作社支付购牛款，且将生产的符合条件的二代黑牛由向阳红合作社回收，可认定双方为养殖回收合同关系。虽董万良、李华国与向阳红合作社另签订了《借款协议书》一份，虽名为借款合同，但该协议书中涉及的款项并非借款，而为董万良、李华国尚欠向阳红合作社的购牛款，故双方之间并非民间借贷关系。董万良、李华国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以双方在《雪龙黑牛F2代繁育合同书》中第五条第七款约定“黑牛的所有权归向阳红合作社所有，董万良、李华国享有配种、饲养、监护、防治、收益的权利”为由主张董万良、李华国系受向阳红合作社委托饲养黑牛，但并无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双方为委托关系，且双方签订的合同书中均表述董万良、李华国购买向阳红合作社黑牛，向阳红合作社于庭审时亦表明董万良、李华国是购买向阳红合作社黑牛，黑牛的所有权归董万良、李华国所有，故对于董万良、李华国主张双方之间系委托关系，该院不予认可。对于本案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双方在《雪龙黑牛F2代繁育合同书》中约定向阳红合作社应负责对董万良、李华国购进的F1代基础母牛的生长、配种、产犊以及犊牛成长、健康情况、防疫、治疗等建立档案并进行跟踪服务、检查指导，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向阳红合作社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履行了建立档案的合同义务，故向阳红合作社存在部分违约行为。董万良、李华国还主张向阳红合作社向其提供的涉案黑牛存在质量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款“当事人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间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买受人怠于通知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的规定，本案董万良、李华国于2013年8月在向阳红合作社买的涉案黑牛，董万良、李华国作为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黑牛的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向阳红合作社，但董万良、李华国并未在合理期间通知出卖人向阳红合作社黑牛存在质量问题，且一直饲养，应视为向阳红合作社向董万良、李华国提供的黑牛质量符合约定。对于董万良、李华国陈述向阳红合作社让董万良、李华国将F1代黑牛与普通黄牛配种的主张，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向阳红合作社不予认可，故该院对董万良、李华国该主张不予支持。《雪龙黑牛F2代繁育合同书》中约定：22万元购牛款的还款方式为第一年偿还贷款全额10%，第二年偿还贷款全额20%，剩余贷款收购第一胎牛犊时一次性还清，剩余部分还给养殖户。董万良、李华国未按上述约定向向阳红合作社支付拖欠购牛款即属于违约。董万良、李华国主张其雇佣的饲养员私自卖掉合部黑牛，且未经向阳红合作社同意，虽董万良、李华国主张对其雇佣的饲养员私自卖牛的行为并不知情，但饲养员的卖牛行为与本案向阳红合作社无关，在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中仍属于董万良、李华国违反不可以将涉案黑牛受让给第三人的约定。综上，本案向阳红合作社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部分违约行为，但董万良、李华国存在根本违约行为，董万良、李华国出卖合同标的物黑牛的违约行为造成双方当事人间签订的养殖回收合同不能继续履行。虽本案向阳红合作社存在部分一般违约行为，但董万良、李华国对涉案黑牛卖出所得价款并未说明，且对于董万良、李华国提交的《场地租赁合同》与《劳务用工合同》也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董万良、李华国已实际履行支出费用，董万良、李华国另提交的证据欠据及收据上所载明的钱款也无法证明是为了饲养本案涉案黑牛而支付的费用，故该院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对于董万良、李华国饲养黑牛而支出的款项除了购牛款外其他费用无法确定，且卖出黑牛的收入董万良、李华国未说明也未举证证明，故无法计算董万良、李华国支出与收入的经济损失差额。综上，在董万良、李华国无法证明其存在经济损失的前提下，该院对董万良、李华国要求向阳红合作社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向阳给合作社虽不同意解除《雪龙黑牛F2代繁育合同书》，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的规定，该院对董万良、李华国将本案涉案养殖回收合同的标的黑牛已全部出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已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该院对董万良、李华国要求解除合同的反诉请求予以支持。因董万良、李华国根本违约造成合同解除，合同中约定的还款方式已无法履行，故董万良、李华国应立即向向阳红合作社支付牛款22万元及利息。综上所述，对于向阳红合作社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对于董万良、李华国的反诉请求该院支持合理部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八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及上述法律规定，判决：一、董万良、李华国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向向阳红合作社给付购牛款22万元及利息（计算时间自2013年8月24日起算到执行完毕之日止，按月利率8.76375‰计算利息，减去已支付的21712.10元利息）；二、解除向阳红合作社与董万良、李华国于2013年8月24日签订的雪龙黑牛F2代繁育合同书》；三、驳回董万良、李华国的其他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4950元，反诉费2945元，共计7895元，由董万良、李华国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对2013年8月24日签订的《雪龙黑牛F2代繁育合同书》的合同种类发生争议，董万良、李华国主张该合同为委托代管合同，约定的黑牛所有权归向阳红合作社。而向阳红合作社主张该合同为养殖回收合同，约定的黑牛所有权归属于董万良、李华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的规定，根据案涉合同约定的合作方式、贷款还款方式、结算方式及双方责任、违约责任等内容，均能作出案涉黑牛归属于董万良、李华国的解释。至于合同中另行约定的权属归合作社，不可以任何理由及形式受让给第三方的内容与合同的整体解释不符，该约定实质上是董万良、李华国向第三方出售黑牛的限制性条款。因此，董万良、李华国主张黑牛归向阳红合作社，案涉合同是委托代管合同，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董万良、李华国主张案涉合同为委托代管合同，意欲逃避向向阳红合作社履行还款义务，但案涉黑牛已被董万良、李华国雇佣的人员私自出售，即便按董万良、李华国上诉主张，其亦无法逃避向向阳红合作社赔偿黑牛价款的义务。综上所述，董万良、李华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董万良、李华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艳刚审判员  范立华审判员  王立武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书记员  赵 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