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云08民终7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昌台，男，1968年4月8日生，普洱市新锦江置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现住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普洱市新锦江置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法定代表人：李昌台，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卢玉良，男，1972年8月29日出生，现住浙江省东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家标，云南天溯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原审被告：普洱浙联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普洱市思茅区。法定代表人：诸葛礼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渝志，云南张思伟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李昌台、普洱市新锦江置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锦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卢玉良、原审被告普洱浙联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联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云0802民初12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因各方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没有提出新的事实及证据，本院决定不开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昌台上诉请求：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故请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依法驳回卢玉良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中，卢玉良起诉的事实是“其将新锦江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李昌台，故要求李昌台支付股权转让费给卢玉良。”而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却是“卢玉良将浙联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李昌台，故判令李昌台支付股权转让费给卢玉良。”一审判决在对本案这一最关键事实的认定上，不但犯了张冠李戴常识性的错误，而且还严重违反“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二、本案中，既不存在卢玉良起诉的“其将新锦江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李昌台”的法律事实，也不存在一审判决认定的“卢玉良将浙联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李昌台”的法律事实。一审庭审查明了两个与本案存在关联的股权转让行为，均非是李昌台与卢玉良之间的股权转让的法律事实。三、本案卢玉良根据所谓《借条》制作的《民事起诉状》，在第一项诉讼请求中所列明的金额，其性质实是“预计将来的投资分红”而非股权转让款。四、本案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和程序上所存在的问题。1.新锦江公司在2011年3月15日由两个法人股东即普洱市大域投资有限公司和浙联公司出资设立，普洱市大域投资有限公司从未转让过股权，退出过新锦江公司的股东身份。另，新锦江公司自2011年3月15日设立始，法定代表人一直为林杰，直至2016年5月27日才变更为李昌台。在一审庭审中，浙联公司已明确说明，李昌台与卢玉良之间关系并不是法律上的股权转让关系;2.一审判决在程序上存在问题。本案中，卢玉良所诉案由不清，法律关系不明。法院应按“投资纠纷”给予认定和判决。新锦江公司上诉请求：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故请裁定撤销原判决，查清事实后改判，驳回卢玉良要求新锦江公司承担“借款欠款”或者“股权转让欠款”的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中，虽然李昌台出具过给一份《借条》给卢玉良，但卢玉良并未将《借条》中约定的借款交付给李昌台，故，该借款行为依法并未生效，对李昌台没有拘束力。现卢玉良用一份未产生法律效力《借条》向李昌台主张权利，于法无据。鉴于上述情况，既然连涉案《借条》中主债务都未产生法律效力，那么基于主债务而产生的担保责任，当然也就不成立。二、卢玉良在本案第二次庭审中，将起诉案由变更为“股权转让纠纷”，这等于是卢玉良自认《借条》的法律性质并非是借款关系，《借条》中所记载借款事实并不存在，那么新锦江公司基于《借条》中的借款债务而产生的担保责任，当然也就不可能成立。同时，本案中，亦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新锦江公司对李昌台与卢玉良股权转让行为设立过担保责任。卢玉良、浙联公司未进行答辩。卢玉良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李昌台、浙联公司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欠款48.75万元，并承担该款自2014年5月28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违约金（按年利率24%计算）；2、判令被告新锦江公司�被告李昌台、浙联公司应支付的欠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判令被告李昌台、浙联公司、新锦江公司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及财产保全保险费2万元；4、由被告李昌台、浙联公司、新锦江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2月，49名浙江商会会员（包括原告及李昌台）筹集资金约2亿元汇入浙江商会账户，用于开发房地产项目。2011年1月11日，49名浙江商会会员设立浙联公司，49名商会会员均登记为浙联公司的股东。2011年3月15日，浙联公司与普洱市大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域公司）设立新锦江公司，新锦江公司的股东为浙联公司与大域公司。浙联公司于2011年年底，拍得思茅区西园路一宗25亩土地，价格约1.2亿元，用于开发“普洱第一百货”房地产项目；之后，�锦江公司拍得思茅区刀官寨一宗291亩土地，价格约2.3亿元，用于开发“普洱御景新城”房地产项目。浙联公司经营过程中，公司内部对上述两个项目管理意见产生分歧，浙联公司为了统一意见、便于管理，经股东协商，于2013年3月采取以下方式进行经营:第一、“普洱第一百货”房地产项目，由诸葛礼建经营，占股东总筹资款的一半(约1亿元)，由诸葛礼建向其他股东出具《借条》，借条载明诸葛礼建向各位股东支付股东出资额＋出资额的50%，各位股东退出股东身份；第二、“普洱御景新城”房地产项目，由李昌台经营，占股东总筹资款一半(约1亿元)，由李昌台向其他股东出具《借条》，借条载明李昌台向各位股东支付股东出资额＋出资额的225%，各位股东退出股东身份。2013年3月17日，李昌台向原告出具的《借条》载明：“今借卢玉良资金65万元（大写：陆拾伍万元），于2013年5月28日归还20万元，于2014年5月28日归还15万元，于2015年5月28日归还15万元，于2016年5月28日归还18.75万元。如到期不能归还，则逾期两个月内按借款金额的2%计算每月违约金，两个月后按借款金额4%计算每月违约金，累计逾期不得超过六个月。此笔借款由李昌台用其在普洱新锦江置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所持有的自然人股份提供担保。此据，借款人：李昌台，2013年3月17日，担保人：普洱市新锦江置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印章），2013年3月17日。”2013年9月底，浙联公司法人变更为诸葛礼建，49名股东变更为2名，即诸葛礼建与吴星辉。2013年12月底，新锦江公司法人变更为李昌台，新锦江公司股东为大域公司与李昌台。2013年7月29日，李昌台向原告支付第一笔款20万元，原告已领取，剩余款项李昌台至今未向原告支付。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李昌台、浙联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案由应为股权转让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本案中，49名浙江商会会员（包括原告及李昌台）均系浙联公司股东，浙联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就房地产�发项目达成统一意见：“普洱御景新城”房地产项目由李昌台经营，占股东总筹资款一半(约1亿元)，由李昌台向其他股东出具《借条》，各位股东退出股东身份。2013年3月17日，李昌台向原告出具了《借条》载明：李昌台应支付原告资金65万元，于2013年5月28日支付20万元，于2014年5月28日支付15万元，于2015年5月28日支付15万元，于2016年5月28日支付18.75万元。由此可见，原告向李昌台转让股权的合意，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李昌台向原告出具的《借条》，名为《借条》实际是原告向李昌台转让股权的凭证，《借条》载明的金额实为被告李昌台应向原告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金额。虽然《借条》中约定被告李昌台应支付的资金为65万元，但双方约定该款分四笔支付（于2013年5月28日支付20万元，于2014年5月28日支付15万元，于2015年5月28日支付15万元，于2016年5月28日支付18.75万元），四笔资金总金额合计68.75万元，故被告李昌台欠原告股权转让款为68.75万元。在被告李昌台向原告出具《借条》后，原告与被告李昌台之间即产生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被告李昌台负有按照《借条》的约定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68.75万元的义务，扣减被告李昌台已经向原告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0万元，被告李昌台仍应向原告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48.75万元。故对原告主张被告李昌台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48.75万元的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与被告李昌台之间达成合意，原告将其股权转让给被告李昌台，权利义务双方为原告与被告李昌台，与被告浙联公司无关，故原告主张被告浙联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被告主张李昌台出具的《借条》实为原告的《投资凭证》，而非被告李昌台受让股权的凭证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被告李昌台承担自2014年5月28日起至资金占用违约金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案中，被告李昌台向原告出具的《借条》明确约定，如到期不能归还，则逾期两个月内按借款金额的2%计算每月违约金，两个月后按借款金额4%计算每月违约金，累计逾期不得超过六个月。现被告李昌台未按时向原告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已经构成违约，被告李昌台应以造成原告的实际损失为基础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原告的实际损失系资金被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算，现被告尚未支付的款项为“2014年5月28日15万元，2015年5月28日15万元，2016年5月28日18.75万元。”故被告应支付原告逾期付款违约金的金额，应自每笔款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截止2016年5月28日，被告李昌台应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为10.8万元（计算方式：15万元×24%×2年+15万元×24%×1年）。自2016年5月29日起，以剩余未付款金额为基础，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故原告主张被告李昌台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被告李昌台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0.8万元，及以剩余未付款为基础按照年利率24%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至清偿之日止。对被告抗辩被告不存在违约的理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新锦江公司在《借条》“担保人”一栏中签章确认，故一审法院确认被告新锦江公司为被告李昌台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本案中，双方未明确约定担保方式及担保范围，应视为被告新锦江公司对被告李昌台应向原告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及逾期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故对原告要求新锦江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及诉讼财产保全保险费问题。原告与被告李昌台并未约定律师费负担问题，故现原告主张由被告李昌台、浙联公司、新锦江公司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诉讼财产保全保险费，根据民诉法的规定，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对被告新锦江公司的财产进行保全，原告应提供担保，原告选择向保险公司投保诉讼财产保全保险作为担保，系原告自行选择的担保方式，该费用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故原告主张由被告李昌台、浙联公司、新锦江公司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诉讼财产保全保险费，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李昌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卢玉良股权转让欠款48.75万元、截止2016年5月28日逾期付款违约金10.8万元，合计59.55万元；并自2016年5月29日起以未付款金额为基础按年利率24%向原告卢玉良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至欠款付清时止；二、被告普洱市新锦江置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驳回原告卢玉良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875.00元，财产保全费3057.50元，合计11932.50元，由被告李昌台、普洱市新锦江置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在举证期限内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李昌台、新锦江公司对其提出的程序违法及事实认定异议，亦未提供证据。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收据》、《记账凭证》、云南普洱思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思联会验（2011）01号《验资报告》、《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2010年12月23日《普洱浙联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2013年9月24日《普洱浙联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会议记录》，云南平云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云平设验字（2011）第M011号《验资报告》、2012年3月31日《普洱浙联房地产股份公司股东会决议》、《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书》、《借条》、《收条》、2013年12月22日《股份转让协议书》、《诉讼保全保险费发票》、《委托代理协议》、浙联公司《营业执照（副本）》、新锦江公司《营业执照（副本）》、浙联公司《变更登记附表》、新锦江公司《股东分配名单》、新锦江公司《退股名单》等证据在卷佐证，故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如何确定案由问题。本案一审查明的事实：“普洱御景新城”房地产项目，由李昌台经营，占股东总筹资款一半（约1亿元），由李昌台向其他股东出具《借条》，借条载明李昌台向各位股东支付股东出资额＋出资额的225%，各位股东退出股东身份。由此可看出，本案《借条》是从股权转让的法律基础关系形成的。卢玉良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李昌台、浙联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本案案由应定为股权转让纠纷，一审法院确定的案由并无不当。李昌台上诉主张本案应按“投资纠纷”给予认定和判决及本案违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借条》载明的应付款项性质及认定问题。本案《借条》是从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产生的，从股权转让形成合同之债，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李昌台出具《借条》后，卢玉良与李昌台之间即产生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李昌台负有按照《借条》约定向卢玉良支付股权转�款68.75万元的义务，扣减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0万元，李昌台仍应向卢玉良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48.75万元。李昌台主张《借条》载明款项系“预计将来的投资分红”而非股权转让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资金占用违约金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本案中，按《借条》约定，李昌台应支付卢玉良逾期付款违约金的金额，应自每笔款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关于新锦江公司是否对《借条》中约定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明确约定担保方式和担保范围，故新锦江公司应当对李昌台向卢玉良的款项及违约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新锦江公司上诉主张该借款行为未生效，不应对本案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李昌台、新锦江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75元，由上诉人李昌台负担4437.5元；由上诉人普洱市新锦江置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负担4437.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键审判员 张劲松审判员 邱继娇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李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