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川民终字第5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华正街42号广电大厦26楼。
法定代表人江昌政，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天府，男，1977年1月24日出生，汉族，系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刘斌，四川盛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加坡时正有限公司，住所地：新加坡共和国珊顿道5号联合工业大厦19楼（0106）。
法定代表人黄英豪，董事。
委托代理人肖岚，北京市中伦文德（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新加坡时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正公司）质押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成民初字第12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4年9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升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天府、刘斌，被上诉人时正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肖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7年9月，四川锦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丰纸业公司）为偿还中国光大银行成都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成都分行）的贷款，向光大银行成都分行申请人民币950万元借新还旧专项贷款，并请升达公司提供担保。2007年11月1日，锦丰纸业公司与光大银行成都分行签订人民币950万元的《借款合同》，借款期限一年。同日，升达公司与光大银行成都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锦丰纸业公司的人民币950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2008年11月1日至2010年11月1日。2007年9月26日，时正公司董事会同意以公司持有的四川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玻股份公司）22163942股股份（股权证编号：00000246）为锦丰纸业公司向升达公司提供反担保，期限从2007年9月至2009年6月。同日，时正公司与升达公司签订《反担保质押合同》，约定：时正公司用其在川玻股份公司的22163942股股份及其派生的权益为锦丰纸业公司提供反担保，担保范围为升达公司代锦丰纸业公司清偿的全部债务（包括本金、利息、复息、罚息、锦丰纸业公司违约金及实现升达公司和光大银行债权的费用等），以及应由锦丰纸业公司支付给升达公司的代偿资金占用费；代偿资金占用费以代偿的全部债务为计算基数，从代偿后次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浮动50%计算；反担保期限从合同签订并办理质押手续起至2009年6月止；合同在履行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向升达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2007年9月28日，时正公司与升达公司在四川省自贡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自贡产权交易所）对上述股权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从2007年9月28日至2009年6月27日。2007年11月16日，升达公司、光大银行成都分行、锦丰纸业公司、成都市温江区锦苑活动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锦苑活动中心）就其签订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在四川省成都市国力公证处（以下简称国力公证处）办理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书。2009年2月11日，光大银行成都分行向国力公证处缴纳了人民币2万元申请执行公证费。因锦丰纸业公司到期未履行向光大银行成都分行的还款义务，光大银行成都分行于2009年2月12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09年4月2日，升达公司为锦丰纸业公司向光大银行成都分行偿还贷款本金余额人民币750万元、申请执行公证费人民币2万元、截止2009年4月2日的逾期利息人民币405131.23元，合计人民币7925131.23元。同日，为确保锦丰纸业公司向升达公司偿还债务，升达公司与锦丰纸业公司、温江区锦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苑公司）、锦苑活动中心签订《担保协议书》，约定：升达公司为锦丰纸业公司代偿人民币750万元借款本息等，锦苑公司及锦苑活动中心为锦丰纸业公司向升达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为主债权及其利息、罚息和实现担保物权的全部费用；保证期间为2009年4月2日至2011年4月1日。2009年4月3日，升达公司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缴纳申请执行费人民币66085.71元。
后升达公司因向锦丰纸业公司、时正公司、锦苑公司、锦苑活动中心追偿债务未果，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升达公司与锦丰纸业公司、锦苑公司、锦苑活动中心签订的《担保协议书》合法有效，具有约束力；升达公司履行完担保义务后，锦丰纸业公司、锦苑公司、锦苑活动中心应依约定连带向升达公司承担反担保保证责任；升达公司与时正公司签订的《反担保质押合同》为有效合同，时正公司在升达公司履行完担保义务后，也应依约承担反担保质押责任，但升达公司请求时正公司以其公司资产对锦丰纸业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据此判决：一、锦丰纸业公司偿还升达公司本金人民币750万元、逾期利息人民币405131.23元、申请执行费人民币66085.71元、申请执行公证费人民币2万元，合计人民币7991216.94元；二、锦丰纸业公司支付升达公司上述人民币7991216.94元产生的资金占用费（以人民币7991216.94元为计算基数，从2009年4月3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全部债务付清时止）；三、锦苑公司、锦苑活动中心对锦丰纸业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升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该案判决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升达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该案现在执行阶段，尚未执行终结。
2012年11月8日，一审法院裁定受理绵竹市汉旺矿山机械有限公司申请锦丰纸业公司破产重整一案，现在审理中。
另查明，2001年9月24日，时正公司与案外人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投资集团公司）、四川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载明：因四川发展有限公司在新华银行香港分行贷款2100万元港币已到期无力偿还，四川投资集团公司为其贷款承诺了部分担保；经四川发展有限公司与新华银行香港分行协商进行债务重组，由四川发展有限公司在2001年9月30日前归还1300万元港币现款，了结对新华银行香港分行的所有债务和解除所有担保，四川发展有限公司现有香港上市公司“利民实业”股票12731837股变现后，不足清偿上述债务；经四川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协调，为解决四川发展有限公司遇到的实际困难，经四川投资集团公司、四川发展有限公司、时正公司三方协商同意，由四川投资集团公司代替四川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变卖股票后差额部分款项，由时正公司提供担保。该协议约定：1.四川投资集团公司为四川发展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580万元，用于补足四川发展有限公司转让香港“利民实业”股票后，归还新华银行香港分行的债务总额1300万元港币的差额；2.时正公司同意将其持有的川玻股份公司1325万美元股份中的262万美元股权向四川投资集团公司对四川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设置质押担保，四川发展有限公司到期未归还四川投资集团公司垫付款，时正公司无条件同意用质押股权抵偿四川发展有限公司债务；3.四川发展有限公司保证在六个月内筹集资金归还四川投资集团公司垫付款和资金占用费（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收），否则四川投资集团公司可以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正公司质押的全部股份；4.本协议书经四川省公证处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5.本协议一式八份，经签字或盖章和公证后生效。2001年9月25日，四川省公证处对《协议书》进行了公证，出具了（2001）蜀公证字第13770号《公证书》，并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赋予该《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随后，时正公司将该笔股权质押记载于川玻股份公司股东名册。股权质押事宜取得了时正公司董事会及川玻股份公司同意。因四川发展有限公司、时正公司未按《协议书》约定履行义务，四川投资集团公司遂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0年10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眉执字第25-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将时正公司所持有的川玻股份公司的21913029股股份以人民币12052166元抵偿给四川投资集团公司。
一审庭审中，升达公司、时正公司双方一致确认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抵偿给四川投资集团公司的21913029股股份，系登记在股权证编号00000246项下的股份。截止目前，股权证编号00000246项下的股份余额为250913股。
升达公司以时正公司恶意隐瞒其股权已被质押给第三方的事实进行重复质押，造成升达公司因其质权不能依法享有排他性的优先受偿权而遭受损失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一、确认升达公司对时正公司持有的川玻股份公司法人股权证持有卡00000246号中的250913股的股份享有优先受偿权；二、时正公司赔偿升达公司因将其持有的川玻股份公司21913029股股份作价抵偿给第三方而给升达公司造成的损失人民币402.56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被告时正公司为新加坡法人，故本案属于涉外民事案件。根据升达公司、时正公司签订的《反担保质押合同》第十一条约定，在履行合同中若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双方同意向升达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因升达公司住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项关于“省会、自治区首府、直辖市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可管辖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之规定，该院作为四川省省会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升达公司与时正公司签订的《反担保质押合同》中约定双方解决纠纷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该约定符合法律规定，故升达公司与时正公司的纠纷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外商投资企业股东与债权人订立的股权质押合同，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成立时生效；未办理质权登记的，不影响股权质押合同的效力。升达公司与时正公司签订的《反担保质押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时正公司将股权证编号00000246项下22163942股股份先后质押给四川投资集团公司及升达公司，均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四川投资集团公司及升达公司应依登记顺序实现各自的质押权。升达公司作为后登记的质权人，对四川投资集团公司实现质权后所余的250913股股份享有优先受偿权。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并未规定股份不能重复质押，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的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时正公司在与升达公司签订《反担保质押合同》前，将用于质押的股份质押给了案外人四川投资集团公司，对此时正公司应及时告知升达公司，以使升达公司能够做出正确判断，从而维护升达公司作为质权人的利益。但时正公司并未及时告知升达公司，造成升达公司不能完全实现质权的结果，时正公司的该项行为违背了作为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对此存在过错；升达公司在签订《反担保质押合同》过程中，对该笔股权质押状况疏于审查，亦存在过错。时正公司与升达公司对升达公司的损失本应承担各自的责任，但因升达公司申请执行锦丰纸业公司、锦苑公司、锦苑活动中心案件现仍在执行阶段，尚未执行终结，升达公司的实际损失尚不能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因升达公司在本案中并未举出其已实际遭受损失的证据，故一审法院对升达公司要求时正公司承担赔偿损失的诉求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一、升达公司对时正公司持有的川玻股份公司法人股权证持有卡00000246号中所余的250913股的股份享有优先受偿权；二、驳回升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9004.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44004.8元，由升达公司承担34004.8元，由时正公司承担10000元。
宣判后，升达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升达公司的实际损失尚不能确定，系认定事实不清。升达公司的实际损失已经确定，且证据充分，应当判决时正公司赔偿该损失。本案债权的主债务人锦丰纸业公司破产重整程序已由法院裁定终止，升达公司能从锦丰纸业公司获得的清偿已确定为31万元，其也未能从时正公司以外的其他担保人处获得清偿，且时正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不以升达公司未能从其他担保人处获得清偿为前提。按照合同约定，时正公司应在其持有的川玻股份公司22163942股股份及其派生权益范围内，对升达公司支付的代偿金额7991216.94元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损失承担责任，升达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损失范围远远小于其实际损失；二、升达公司在签订《反担保质押合同》及设立质押权的过程中并无过错。在办理质押登记时，升达公司已查阅川玻股份公司的股东名册，未发现案涉股权有被查封或被质押的情况，自贡产权交易所亦无相关记载，升达公司无疏于审查的过错，不应承担相应责任；而时正公司恶意隐瞒其股权已质押给第三方及被执行的事实，将该股权重复质押给升达公司，造成升达公司的质权不能完全实现，其应当按照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二审庭审前，升达公司又补充其上诉理由称：一、一审判决既然认为因升达公司申请执行主债务人及其他担保人的案件尚未终结，其最终受偿金额不明，导致其实际损失无法确定，就应当依法中止诉讼，等待相关执行结果，而不应直接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二、根据2006年4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第二十条关于“在质押期间，未经质权人同意，出质股东不得转让或再质押已经出质的股权，也不得减少相应的出资额”的规定，本案重复质押的股权因无初始质权人同意的证据而无效，即本案《反担保质押合同》应属于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的情形，无效的过错在于时正公司的隐瞒与欺诈行为；三、若本案《反担保质押合同》有效，升达公司可以选择保证人或出质人承担担保责任，一审判决关于本案债权应先由主债务人和其他保证人清偿完毕后，剩余部分才由股权出质人时正公司承担责任的认定思路，与其认定质押合同有效的逻辑相矛盾。升达公司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由时正公司向升达公司赔偿因其将持有的川玻股份公司21913029股股份作价抵偿给第三方而给升达公司造成的损失402.56万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时正公司承担。
时正公司在庭审中答辩称：一、时正公司对一审判决结果无异议，但对一审法院的分析认定有异议。本案为担保合同纠纷，对担保合同纠纷的责任承担方式，我国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即有效的担保合同承担担保责任，无效的担保合同承担过错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在认定本案质押合同合法有效，质押权已依法成立的情况下，错误行使自由裁量权，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认为时正公司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该认定逻辑与法律规定相违背；时正公司未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相关法律、法规及当事人签订的《反担保质押合同》，均未要求时正公司必须向升达公司告知案涉股权已被质押的情况，而在该合同第四条中，时正公司已告知质押的股份可能存在担保不足额的情况，如存在此情况，由借款人另行提供担保，时正公司不承担责任；根据我国担保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担保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必须是担保合同无效，而本案担保合同合法有效，升达公司要求时正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二、时正公司没有恶意隐瞒案涉股份已被质押的情况，不应承担缔约过失赔偿责任。上次质押发生在2001年，此后长达七年时间内，无任何人向时正公司提出行使质权的要求，时正公司有理由相信上次质押已终结，故对此未作特殊说明，升达公司亦未要求其对此予以说明；本案情况不符合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不应适用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反担保质押合同》约定担保范围并非赔偿损失的范围，升达公司对其他担保人的执行程序尚未终结，实际损失尚未发生，即使有损失，也是锦丰纸业公司的责任，与时正公司无关；三、本案应当依法驳回升达公司要求时正公司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无需等待另案的处理结果，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不违法；四、本案合同合法有效，不存在升达公司所称部分有效、部分无效的情况，更不存在时正公司需要承担过错赔偿责任的问题；五、升达公司恶意诉讼，冻结时正公司不属于本案质押标的的其他股权，导致时正公司损失惨重，升达公司应赔偿时正公司损失。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结果。
在本院二审限定的举证期限内，升达公司提交了以下两组证据作为其二审新的证据。
第一组为锦丰纸业公司《债权受偿调整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成民破字第1-4、2-4、3-4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升达公司能够从本案债权的主债务人锦丰纸业公司处获得的实际受偿金额，已确定为31万元；
第二组为四川维益咨询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2007年4月3日作出的关于锦苑活动中心相关土地的《土地估价报告》、2013年9月17日关于锦丰纸业公司、锦苑活动中心在成都市温江区土地登记信息情况的《土地登记查询卡》、关于以锦丰纸业公司、锦苑活动中心为被执行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成执字第726号案件的有关电子卷宗材料，拟证明本案债权的担保人锦苑活动中心的土地估价334.47万元，且因另案被其他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债权人申请查封，升达公司的实际损失可以计算确定。
时正公司质证后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其并不能证明升达公司从主债务人及其他担保人处获得的实际清偿情况，且该情况与本案中时正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无关联。
本案二审庭审结束后，升达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一份由锦丰纸业公司破产管理人向其支付31万元款项的银行入账凭证。时正公司认为其涉及的是升达公司与锦丰纸业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时正公司无关，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升达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及其补充提交的银行入账凭证，能够证明升达公司从锦丰纸业公司破产重整程序中获得的清偿额为31万元；因升达公司申请执行锦苑活动中心财产的执行案件尚未终结，其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不能证明其最终的实际受偿情况。至于升达公司从本案债权的主债务人和其他担保人处的受偿情况与本案中时正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是否有关联，由本院依法据实判定。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主要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由川玻股份公司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02年1月8日的《证明》载明：“我公司外方股东新加坡时正有限公司根据（2001）蜀公证字第13770号公证书，其所持我公司110819710法人股的20%，计22163942股，已质押给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我公司已将该质押事项记载于我公司股东名册。特此证明”。
2007年9月26日，升达公司与时正公司签订的《反担保质押合同》第四条第二项约定：“质押股权金额为22163942元整，如登记后质押股权的实际价值低于升达公司为借款人担保的全部债务，借款人需及时足额提供补充反担保”。
2013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成民破字第1-4、2-4、3-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锦丰纸业公司、四川锦丰创新实业有限公司、四川锦丰斯贝克纸品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终止锦丰纸业公司、四川锦丰创新实业有限公司、四川锦丰斯贝克纸品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按照锦丰纸业公司、四川锦丰创新实业有限公司、四川锦丰斯贝克纸品有限公司的《重整计划（草案）》，升达公司的受偿债权经调整后为31万元，并已执行完毕。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之一的时正公司为新加坡法人，故本案属于涉外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升达公司与时正公司在《反担保质押合同》中，约定双方解决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故一审法院根据该约定适用我国法律相关规定来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正确。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问题是：案涉《反担保质押合同》是否有效；时正公司是否应向升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合法。
一、关于案涉《反担保质押合同》的效力问题。
2007年9月26日，升达公司与时正公司签订《反担保质押合同》，约定由时正公司以其持有的川玻股份公司的22163942股股份及其派生的权益，对升达公司为锦丰纸业公司代偿的相关款项及资金占用费等债务，向升达公司提供反担保。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时正公司于2001年9月已将该部分股份质押给本案案外人四川投资集团公司，之后，四川投资集团公司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已于2010年10月11日对其中的21913029股股份行使优先受偿权，该部分股份余额仅剩250913股。由此，已出质股权能否再出质，是依法判定案涉《反担保质押合同》效力首先需要明确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依照我国担保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可以转让的股权可以成为权利质押的标的。股权设定质押后，尽管其所有权仍为出质人所有，但因该权利上已有他项权利负担，如果债务人不履行债务，质权人即可依法对该出质股权行使优先受偿权，故其处分权确应依法受到限制。关于已出质股权能否再出质的问题，我国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未作出直接、明确的规定，但我国担保法对于已出质股权的转让问题作出了相关规定。该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股票出质后，不得转让，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可以转让。出质人转让股票所得的价款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质权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该规定一方面出于对质权人利益的保护，提出了转让已出质股权的一般性规则，另一方面也认可在取得质权人同意、质权人利益得以保障的前提下，允许已出质的股权再次流转，以此在质权人、出质人、受让质押股权的第三人之间实现利益平衡，既充分保障质权人权利不受侵害，又不过分妨碍股权的自由流转，充分发挥物的效益。虽然股权质押不等同于股权转让，但质权人一旦依法行使质权，则必然涉及股权的转让问题，两者的相关规则存在一致性，因此，我国法律并非禁止股权的再出质。
其次，股权质权的设立系以登记为要件，依照我国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股权出质，应当将出质情况记载于股东名册或向有关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登记或记载后质权始得生效，意在使该质押的事实为社会公众、特别是与相关股权有涉的交易者所知悉，进而使该质押具有相当的公示力和公信力。第三人在通过登记信息获悉相关股权已质押的情况下，仍然自愿受让该股权或接受该股权作为质押标的物，系其综合考虑债务人清偿能力及前质权人行使权利的可能性等因素后进行风险判断的结果，对此不应强加干涉或否定其效力，但其在后取得的权利，不能对抗登记在先的质权人享有的质权。也就是说，在物权公示公信制度的规制下，出质人将已经依法设定质权的股权进行转让或再质押，并不会影响在先质权的合法存续及其权利的合法行使，权利人得依登记的先后确立竞存权利之间的优先顺位。在前质权人利益得以保障的前提下，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允许质押股权再次流转，也与我国担保法保障各方当事人利益平衡、促进物尽其用的立法精神并不相违背。虽然我国担保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有关于未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股票出质后不得转让的相关表述，但该条的立法旨意应是出于对质权人利益的维护，其目的不在于禁止出质人未经质权人同意对质押标的物进行处分（包括转让和再出质），并进而否定相关处分行为的效力，而在于提醒出质人如其未经质权人同意而擅自处分已质押股权，导致质权人实现质权时额外增加成本或风险，出质人应对此承担相应责任。因此，该条款在规范性质上，不应属于我国合同法规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具体到本案，虽然无相关证据证明四川投资集团公司曾同意将案涉已质押的股权进行转让或再质押，但基于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时正公司将其已设定质权的股权再出质的行为，并不会侵害前质权人四川投资集团公司享有的合法质权，事实上也未造成四川投资集团公司的权益受损，因此，时正公司将其已出质股权再出质的行为，不应以是否取得前质权人四川投资集团公司的同意作为认定其效力的根据。
再次，根据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的区分原则，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相互独立，其成立与生效应当分别依据不同的法律规则。即使依照相关部门规章的规定，未经质权人同意，出质人将其已出质股权进行转让或再出质，因无法获得相关行政部门的审批同意或无法进行登记记载而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但并不影响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即债权合同的效力。案涉《反担保质押合同》作为质押设立的原因行为，是一种债权形成行为，其效力判定应适用我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以案涉股权作为质押担保物，系本案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的履行不会造成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后果，其不属于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无权处分行为，亦不符合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法定无效情形，故该质押合同应为有效合同。时正公司对案涉质押合同的效力，也持认可的态度。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关于时正公司是否应向升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问题。
本案中，时正公司将其持有的川玻股份公司编号为00000246的股权证项下的22163942股股份，先后质押给四川投资集团公司及升达公司，二者均按相关规定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其质权均已依法设立。对于四川投资集团公司实现质权后剩余的250913股股份，升达公司享有优先受偿权，本案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案纠纷的核心问题是：时正公司将其持有的川玻股份公司21913029股股份作价抵偿给四川投资集团公司后，升达公司质权标的因此减少而难以实际足额受偿，时正公司对此是否应向升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根据案涉《反担保质押合同》的性质及当事人的缔约目的，质押标的物的数量、质量、权属状况、实际价值等因素，对于质权人决定是否接受出质人的反担保质押，以及是否为债务人的债务提供担保、提供何种形式的担保及担保的范围等意思表示，均有直接影响。时正公司作为案涉质押股权的所有权人和出质人，对其股权的实际状况、所担保债务的清偿情况以及质押登记是否已因债务获得清偿而涂销等情况理当是清楚明确的，并有义务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向质权人如实告知质押标的物的实际权属状况，包括是否存在权利负担的情况，这一义务不应随时间的推移而当然消减甚至免除；升达公司作为合同相对人亦应当尽到合理、必要地注意义务，进而作出合理判断。本案中，时正公司在其持有的川玻股份公司22163942股股份已在先质押给四川投资集团公司的情况下，并未向升达公司作出如实说明，显然未尽到相应的义务。就升达公司而言，其与时正公司共同到自贡产权交易所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自贡产权交易所作为川玻股份公司股权的托管机构，由其登记或记载的川玻股份公司股东的股权状况应具有相当的公示力和公信力；在前述相关部门规章对于办理重复质押登记有限制性要求的前提下，自贡产权交易所为双方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据此，在出质人时正公司未予告知、登记机关亦依照规定为其办理了质押登记且未显示系重复质押的情形下，升达公司对于其担保权利能够得到落实的信赖是合理的，反之，要求升达公司仍应审查判断出案涉股权质押实为重复质押，未免过于严苛，故应认定升达公司在此过程中已尽到了合理、必要地注意义务。
由于存在实现质权的顺位利益，如果系因出质人的原因导致处于后一顺位的质权人的利益受损，出质人仍可能承担赔偿责任。就本案而言，时正公司在未对其持有的川玻股份公司22163942股股份的实际权属状况向升达公司作如实说明的情况下，以该股份向升达公司提供重复质押，此后又将其中的21913029股股份作价抵偿给了在先质权人四川投资集团公司，导致出质股权在出质时存在而嗣后丧失，并因此造成升达公司无法就该21913029股股份实际行使优先受偿权，升达公司有权依据质押合同要求出质人时正公司提供新的担保，也可要求时正公司在出质股权的价值范围内承担违约赔偿责任。需要明确的是，该赔偿责任并不等同于对造成合同无效有过错的当事人应依法承担的缔约过失赔偿责任。尽管时正公司称其未向升达公司特别说明其股权已被质押的情况，是因前一质押已时隔多年，其有理由相信该次质押已终结，并非恶意隐瞒，但该抗辩理由不能当然免除其作为案涉股权所有权人和出质人理应承担的基本责任；而其所称案涉《反担保质押合同》关于“如登记后质押股权的实际价值低于升达公司为借款人担保的全部债务，借款人需及时足额提供补充反担保”的约定，显然是针对时正公司提供质押担保的22163942股股份的实际价值可能低于升达公司为借款人担保的全部债务的情况，而非表明其用于出质的股份本身可能不足额或存在重复质押。时正公司认为其已向升达公司告知了其提供质押的股份可能存在担保不足额风险的主张，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时正公司的责任如何承担及一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债权人可以请求保证人或者物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或者物的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可以向债务人追偿，也可以要求其他担保人清偿其应当分担的份额”。本案中，升达公司对锦丰纸业公司享有的追偿权既有时正公司提供的质押担保，还有锦苑公司、锦苑活动中心提供的连带保证责任担保，依照该条规定，其可以就全部债权选择由保证人或者出质人承担担保责任。
按照案涉《反担保质押合同》的约定，升达公司本可以就其全部债权在时正公司提供质押担保的22163942股股份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但由于时正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升达公司享有质权的股权标的物数额减少了21913029股，升达公司的实际损失即应为该21913029股股份拍卖或变卖后的所得价值。由于案涉股权中的21913029股已于2010年10月11日以人民币12052166元抵偿给四川投资集团公司，其时，升达公司的赔偿请求权尚未确定，故不应以此时的价值作为升达公司的实际损失。考虑到本案尚存250913股股份可以由升达公司行使优先受偿权，故21913029股的股份价值可比照该250913股依法变现时的价值确定。此外，升达公司从时正公司处所得实际受偿总金额，不得超过其对锦丰纸业公司享有的追偿权范围。由此，升达公司因时正公司违约行为所受实际损失，并非需要以时正公司从主债务人锦丰纸业公司和保证人锦苑公司、锦苑活动中心处的实际受偿结果为依据。一审判决以升达公司申请执行锦丰纸业公司、锦苑公司、锦苑活动中心案件仍在执行阶段，尚未执行终结，升达公司的实际损失尚不能确定为由，判决驳回升达公司的诉讼请求，确有不当，但其未中止本案的审理，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升达公司认为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上诉人升达公司要求由时正公司向其赔偿质押权标的物减少的损失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的主要案件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其关于升达公司在其债权范围内对时正公司持有的川玻股份公司编号为00000246的股权证项下的250913股股份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认定正确，但其认定时正公司与升达公司应按其过错各自承担责任的结论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十五条第（二）项、第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成民初字第124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对新加坡时正有限公司持有的四川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股权证持有卡00000246号中所余的250913股的股份享有优先受偿权；
二、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成民初字第124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由新加坡时正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其用于质押的四川玻璃股份有限公司21913029股股份价值等额的损失赔偿金（该赔偿款项的计算标准为：以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股份依法变现的实际价款为基数，计算出每股的价值后乘以21913029股作为金额，并以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主张的402.56万元为限）。
本判决第一项与第三项确定的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受偿金额，总数不得超过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四川锦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总额。
如新加坡时正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9004.8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44004.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9004.80元，均由新加坡时正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涛
代理审判员 袁坚
代理审判员 许静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唐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