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4民终2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临沂恒昌焦化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临沂市罗庄区褚墩镇。
法定代表人：黄进前，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静，山东品众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诉讼理人：高延强，山东品众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支行，住所地：滕州市荆河中路61-67号。
负责人：尹峰，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杰，山东滕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克永，山东滕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滕州市恒基洗煤运销有限公司，住所地：滕州市西岗镇柴中村。
法定代表人：张士义，董事长。
原审被告：张士义，男，1951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滕州市。
原审被告：贾清霞，女，1952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滕州市。
上诉人临沂恒昌焦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滕州支行）、原审被告滕州市恒基洗煤运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基公司）、张士义、贾清霞保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2015）滕商初字第7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恒昌公司上诉请求：一、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保理融资款项证据不足。关于上诉人恒昌公司于2014年10月26日和2014年10月31日应恒基公司的要求，是否为保理合同款项的问题。恒昌公司和恒基公司均有正规、完善的财会账本，本笔款项的支付有合同、结算委托书、发票等为证。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支付保理款有悖交易习惯和常理，属于武断猜测。上诉人和恒基公司2014年6月1日签订《煤炭买卖合同》，承诺6个月内付购煤款。因抵扣税款需要先走账，但因2014年8月29日签订保理融资合同一事，应由上诉人持有的购煤所得的发票由恒基公司转给了被上诉人，因税款抵扣问题、财务问题，被上诉人在签订保理合同后，本应留存的合同款项发票又回购到恒基公司，恒基公司又将发票原件交付给其职工并出具委托书，委托其收款，上诉人的领导并在收据上签字，于2014年近11月份付款，融资到期日为2015年1月初，上诉人不存在提起6个月付款的问题。被上诉人明知恒基公司已收取了保理款项，如果被上诉人不是明知的，恒基公司未能及时还融资本息，被上诉人可直接持发票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但是被上诉人没有向上诉人催收款项。上诉人向恒基公司支付款项是正当的，因恒基公司持有发票，这表明恒基公司要么是受被上诉人委托收款，要么是回购完毕。对于恒基公司是否偿还了利息，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中第3页第一行与第11页倒数第八、九行表述不一致，利息是否还清未查明。以上几点上诉理由结合恒基公司不出庭，证明了存在被上诉人和恒基公司串通侵害上诉人合法权益的事实。本案保理合同为回购式融资合同，被上诉人将其持有的上诉人应得的发票又返还给恒基公司，应视为回购，一审并未对此认定。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将发票入账的解释，理解错误。事实是因为保理合同的存在，上诉人本应取得的发票原件转给了被上诉人，上诉人为了抵扣税款，先以复印件入账抵扣，后又在恒基公司交付了原件后支付了保理款，不存在一审所称的违反交易习惯和增值税管理方面的规定。一审判决对事实认定自相矛盾，先肯定了合同有效，对各方均有约束力，又认定上诉人不能依据保理合同约定的相关条款作为其完成付款义务的抗辩理由。一审判决对上诉人选择性适用合同，明显错误。一审判决与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大相径庭，判非所请。一审程序违法。从立案到送达等程序均存在违法之处，本案一审2015年7月份立案，到2015年11月份送达。基于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一审适用法律也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审中，上诉人补充上诉理由：在一审判决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中上诉人所加盖的公章与上诉人实际所有的公章进行了比对，并邀请了相关专家进行了相应的验证，发现在被上诉人提交的材料中加盖的上诉人的公司印章系伪造，且经办人王军珍的签字也是冒签的。上诉人已向临沂市公安局罗庄分局提出了书面控告，现该案正处于走法律程序过程中，因此，上诉人申请法院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被上诉人工行滕州支行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案《应收账款确认单》、《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回执》、《承诺书》、《补充协议》均是上诉人签章确认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上诉人应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限额内承担偿还保理融资款本金及罚息。上诉人称本案应收账款应视为回购，其已支付了2100万元货款，不应再承担偿还保理人融资款本金及罚息的责任。该诉称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与恒基公司签订的保理合同规定的被上诉人保管的发票原件是恒基公司留存的销货方发票联，而不是购货方发票联。按照会计制度，购货方发票联是交付购货方进行挂账、税款抵扣用的，销货方不能留存，否则，购货方无法挂账应付款项目，更不能进行税款抵扣。事实上，被上诉人保管的一直是恒基公司的销货方发票联，并在一审时当庭提交法庭。本案保理合同是被上诉人与恒基公司签订，对合同之外的任何第三人不产生约束力。上诉人不能以此来抗辩其应依据《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回执》、《承诺书》所负的付款义务。2014年10月23日，恒基公司出具给王龙豹的委托书，其内容仅是委托办理煤炭合同签订、交货及结算收款等业务，没有显示委托收取本案应收账款的内容，不排除恒基公司与上诉人之间另外煤炭业务的办理。上诉人以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给恒基公司的2100万元，该款即使不是支付的其他款项，也属于支付不当。上诉人仍应按照《承诺书》的承诺承担给付责任。二、一审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称一审程序违法，但未说明违法之处，只是无端猜测。一审判决依据查明的事实，作出的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三、上诉人提出的补充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一审中，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形式要件和实质内容均未提出异议，仅对款项的支付是否正当进行了实质性答辩。二审中以其公章系伪造为由提出鉴定，显然有拖延诉讼之目的。上诉人也并未提出公安机关已介入本案的证据。其申请显然与二审中新证据的立法理念相悖，故请求二审法院对其补充理由和申请不予准许。综上，上诉人的上诉事实和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恒基公司、张士义、贾清霞均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工行滕州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恒昌公司在其对被告恒基公司转让给原告的债权限额（25859522.21元）内立即给付原告融资款本金19996502.09元及合同约定的相应罚息（以9996502.09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9日至本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按年利率9.24%计算罚息；以1000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6日至本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按年利率9.24%计算罚息）；二、判令被告恒基公司立即给付原告融资款本金19996502.09元及相应利息、罚息（以9996502.09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9日至本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按年利率9.24%计算罚息；以1000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6日至本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按年利率9.24%计算罚息）；三、判令被告张士义、贾清霞对被告恒基公司上述第二项民事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及其他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1日，被告恒昌公司与被告恒基公司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一份后，被告恒基公司向被告恒昌公司履行了供应煤炭的义务，被告恒昌公司拖欠被告恒基公司货款。2014年7月16日，被告恒基公司为向原告工行滕州支行申请保理业务贷款，应被告恒基公司的要求，被告恒昌公司以《应收账款确认单》的形式向原告确认被告恒基公司在被告恒昌公司享有应收账款25859522.21元，并承诺6个月内付清，被告恒昌公司与被告恒基公司共同向原告确认被告恒昌公司与被告恒基公司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恒昌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付款时将款项支付至被告恒昌公司在原告处开设的专用账户，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时，由原告业务客户经理随同被告恒基公司人员赴被告恒昌公司取得汇票，被告恒昌公司对被告恒基公司的各类抗辩权及抵销权对原告不适用。
原告工行滕州支行与被告恒基公司于2014年8月29日签订了有追索权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一份,合同编号2014（EFR）00052号，根据合同约定，被告恒基公司向原告工行滕州支行保理融资金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年利率6.16%，利息一次性结清，被告恒基公司将其对被告恒昌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债权25859522.21元转让给原告。被告恒基公司未按期偿还合同项下融资本金及利息（含被宣布提前到期），未按照合同约定回购应收账款的，原告工行滕州支行有权自逾期之日起在原融资利率基础上加收50%的利率计收罚息。被告恒基公司在原告处开设融资款专用还款账户，账号为16×××58等内容。
2014年8月29日，被告恒昌公司收到原告工行滕州支行与被告恒基公司共同出具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并在该《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及《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回执》上加盖单位公章及法定代表人个人章，被告恒昌公司于同日向原告工行滕州支行出具了《承诺书》承诺：“你行与滕州市恒基洗煤运销有限公司联合致函我司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已收悉。我司对通知书中述及的应收账款无异议，并承诺应收账款到期时将以现汇结算并将货款支付融资合同约定的专用账户16×××58中”。同日，被告恒昌公司与被告恒基公司达成《补充协议》后将该协议书交付给原告工行滕州支行，协议书将货款结算方式修改为：开具增值税发票挂账后七个月内付款，现汇方式结算。
同日，被告张士义、贾清霞与原告工行滕州支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合同编号：52-1，合同约定被告张士义、贾清霞担保的债权为原告工行滕州支行依据其与被告恒基公司与2014年8月29日签订的主合同《国内保理业务合同》而享有的对被告恒基公司的债权，保证方式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
2014年8月30日，原告工行滕州支行依据与被告恒基公司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5.1条之规定，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系统办理了应收账款转让登记。
上述合同签订、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及应收账款转让登记等手续签署完备后，原告工行滕州支行于2014年9月1日分两次向被告恒基公司发放2000万元保理融资款，每次金额均为人民币1000万元，对应还款日分别为2015年1月8日和2015年1月15日。原告工行滕州支行将保理融资款发放后，被告恒基公司支付了约定利息；保理融资款到期时，该行依据保理合同的约定扣划了被告恒基公司在原告工行滕州支行账户中的存款3497.26元，冲减相应保理融资款本金，被告恒基公司拖欠保理融资款本金19996502.74元及逾期罚息。
另查明，由于被告恒昌公司当庭将23张增值税发票原件在记账凭证中强行撕扯下来提供给法庭质证，为此，原告方申请被告恒昌公司当庭提交23张发票记账凭证，以印证被告恒基公司向被告恒昌公司交付23张增值税发票原件的时间。应原告方的申请，法庭责令被告恒昌公司将23张增值税发票的记账凭证即账册当庭提交到法庭，记账凭证摘要显示是2014年7月23日入账。被告恒昌公司代理人经征询旁听会计人员的意见后解释为：为了抵扣税款7月份认证发票，被告恒基公司持发票抵扣联及复印件给我公司，为了税额及账面税额一致先走了发票的复印件，在2014年9月29日被告恒基公司将发票原件交给我公司，又用原件将复印件换回。原告工行滕州支行对被告恒昌公司的解释以违反交易习惯和增值税方面的管理规定为由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保理合同是指债权人与保理商之间签订的，以债权人转让应收账款为前提，保理商向债权人提供融资、应收账款催收、应收账款管理、坏账担保等至少一项服务的合同。保理合同涉及保理商与债权人、保理商与债务人之间不同的法律关系。保理法律关系不同于一般借款法律关系，保理融资以债权转让为前提，第一还款来源是债务人支付应收账款而非债权人直接归还保理融资款。保理法律关系也别于债权转让法律关系，保理商接受债务人支付的应收账款，在扣除保理融资本息及相关费用后，应将余额返还债权人。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基础合同是成立保理法律关系的前提，而债权人与保理商之间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则是保理关系的核心。
本案中，被告恒基公司与被告恒昌公司之间订立的《煤炭买卖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原告工行滕州支行与被告恒基公司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原告工行滕州支行与被告张士义、贾清霞签订的《保证合同》以及被告恒昌公司作出的《承诺书》，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对协议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依约向被告恒基公司全额支付了保理融资款2000万元，受让了被告恒基公司对被告恒昌公司所享有的应收账款债权25859522.21元，保理期限届满后，被告恒昌公司应根据有关协议和其书面承诺承担相应的偿还责任。
针对被告恒昌公司提出的收到被告恒基公司交给其23张增值税发票原件的日期为2014年9月29日之辩解。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恒昌公司当庭提交的23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原件的记账日期为2014年7月23日，被告恒昌公司称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入账，后于2014年9月29日用原件换掉复印件入账之辩解，既不符合销货方开出发票由购货方挂账的交易习惯，同时违反了有关增值税的相关规定，被告恒昌公司已经将23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于2014年9月29日之前在税务机关进行了认证、抵扣，这足以说明其收到23张发票原件的时间应早于2014年9月29日；考量被告恒昌公司当庭提交的23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会计记账凭证的记账日期为2014年7月23日，加之被告恒基公司发票开出日期为2014年7月15日，被告恒昌公司于2014年8月29日向原告方发出的承诺书中记载的债务金额与23张发票金额的高度一致性等一系列的客观事实，一审法院确认被告恒昌公司应在2014年7月23日前收到被告恒基公司的23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于2014年7月23日入账，对被告恒昌公司辩称收到被告恒基公司23张增值税发票原件的日期为2014年9月29日之理由，法院不予采信。针对被告恒昌提出的其依据被告恒基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和增值税发票原件，于2014年10月份已经支付给被告恒基公司2100万元的辩解，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恒基公司出具给王龙豹的委托书的内容仅限办理煤炭合同签订、交货及结算收款等业务，没有明确载明系收取本案应收账款，不排除被告恒基公司与被告恒昌公司之间存有其他煤炭买卖业务关系。对于被告恒昌公司付款是否符合原告与被告恒基公司订立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第8、1（3）条约定，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保管本合同项下的发票原件，应当是被告恒基公司留存的应收账款发票原件，即销货方发票联，而不应是购货方发票联，原告当庭提交的由其保管的发票原件也证明了这一事实，同时被告恒昌公司当庭提交的23张发票原件入账日期为2014年7月23日，系在原告与被告恒基公司订立《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前，被告恒昌公司以收到被告恒基公司发票原件后支付货款符合《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第8、1（3）条约定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同时，《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的订立主体系原告与被告恒基公司，当事人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订立的合同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应当遵循合同相对性原则，仅能约束合同订立的相对方，故被告恒昌公司不能依据该保理业务合同所约定的相关条款作为其完成付款义务的抗辩理由。针对被告恒昌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于2014年10月份已经支付2100万元之抗辩理由，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被告恒昌公司向原告出具的承诺书、被告恒昌公司与被告恒基公司订立的补充协议，被告恒昌公司应在2015年2月份之前以现汇方式付全部货款至约定账户，被告恒昌公司辩称在2014年10月份支付给被告恒基公司2100万元虽然在其承诺的日期之内，但在最后的付款日期未届至前的6个月支付2100万元的巨额货款有悖交易习惯和交易常理，且在无原告业务客户经理随同的情况下，被告恒昌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的支付方式完成货款的交付违反了其书面承诺，即使被告恒昌公司付款行为真实存在，亦应属于支付不当，被告恒昌公司仍应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被告恒昌公司承担责任后，可另行向被告恒基公司依法主张权利。被告张士义、贾清霞为被告恒基公司所负债务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依法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原告工行滕州支行与被告恒基公司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了本次保理业务为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依据《国内保理业务合同》8.2条规定，融资到期日，若原告工行滕州支行收到的货款不足以支付融资本金、利息、逾期罚息及有关费用，原告工行滕州支行有权决定是否对购货方进行追索，原告工行滕州支行向购货方行使追索权的，不影响被告恒基公司的回购义务，如原告工行滕州支行已从购货方处获得部分或全部货款，被告恒基公司的回购金额亦随之降低，如产生保理余款，原告工行滕州支行应及时将保理余款支付给被告恒基公司。因此，被告恒昌公司按其承诺履行了支付应收账款的义务后，免除被告恒基公司向原告工行滕州支行的偿还责任。被告恒基公司履行了付款义务（回购应收账款义务）或被告张士义、贾清霞履行了保证义务后，免除被告恒昌公司就此笔应收账款债权向原告工行滕州支行的偿还责任。
综上，原告工行滕州支行主张被告恒昌公司在其对被告恒基公司转让给原告工行滕州支行的债权限额25859522.21元内给付保理融资款本金19996502.09元及罚息；被告恒基公司给付原告工行滕州支行保理融资款本金19996502.09元及罚息；被告张士义、贾清霞对被告恒基公司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临沂恒昌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在其对被告滕州市恒基洗煤运销有限公司转让给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支行的债权限额25859522.21元范围内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支行保理融资款本金19996502.09元及罚息（9996502.09元为基数，按年利率9.24%的标准，自2015年1月9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以10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9.24%的标准，自2015年1月16日起计算至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二、被告滕州市恒基洗煤运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支行保理融资款本金19996502.09元及罚息（以9996502.09元为基数，按年利率9.24%的标准，自2015年1月9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以10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9.24%的标准，自2015年1月16日起计算至本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三、被告张士义、贾清霞对被告滕州市恒基洗煤运销有限公司上述第二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被告临沂恒昌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了支付应收账款的义务后，免除被告滕州市恒基洗煤运销有限公司向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支行的付款责任；被告滕州市恒基洗煤运销有限公司履行了付款义务（回购应收账款义务）或被告张士义、贾清霞履行了保证义务后，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支行享有的与之相应的对被告临沂恒昌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转回至被告滕州市恒基洗煤运销有限公司，免除被告临沂恒昌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就此笔应收账款债权向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滕州支行的付款责任。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1780.00元、诉讼保全费5000.00元，由四被告共同承担。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书面鉴定申请，请求对《煤炭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应收账款确认单》、《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承诺书》中加盖的其公司印章和合同章及王军珍签字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恒昌公司在一审答辩中对本案保理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作了详细说明，对其与恒基公司存在煤炭购销合同关系，恒基公司对其享有的购销合同项下应收账款债权数额25859522.21元，以及其在本案《承诺书》和《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中盖章确认等事实均予以认可；在一审庭审中对被上诉人提交的《煤炭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应收账款确认单》、《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及《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承诺书》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上诉人在其上诉状中对以上事实亦未提出任何异议。二审审理中，上诉人又推翻其一审认可的事实，提出对上述证据中其加盖的公司印章、合同专用章及王军珍的签名真实性进行鉴定申请。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在第二审程序中对该当事人仍具有拘束力。当事人推翻其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时，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理由不成立的，不予支持。”再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在上诉人无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的，其推翻一审诉讼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故对上诉人的上述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对于本案《煤炭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应收账款确认单》、《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及《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承诺书》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上诉人以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给恒基公司的2100万元款项，能否免除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承担的支付保理融资款的民事责任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没有按照其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承诺书》等规定将款项以现汇的方式支付到被上诉人指定的专用账户中，明显存在违约。上诉人主张本案应收账款债权已由恒基公司回购，其向恒基公司支付货款正当。但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其公司记账凭证显示，本案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其公司入账时间为2014年7月23日，即在本案保理合同签订之前上诉人已收到了恒基公司向其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不是上诉人所主张的恒基公司将应收账款债权回购后从被上诉人处取回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上诉人，再由上诉人向恒基公司支付货款。且一审庭审中已查明，被上诉人一直持有的是涉案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销货方发票联，并非购货方发票联。因此，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不能免除其应向被上诉人履行的支付本案保理融资款的义务。
关于一审审理程序方面，虽然因公告送达等原因，一审审限过长，但该程序上的瑕疵不影响案件实体结果的处理。综上所述，上诉人恒昌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1780元，由上诉人恒昌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 梦
审判员 赵 慧
审判员 金 颖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周宸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