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黔0526民初2781号
原告江群芝，女，1972年3月3日生，汉族，农民，不识字，住威宁县。
委托代理人漆启兰、王德广，威宁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江文九，男，1962年9月20日生，汉族，农民，初中文化，住威宁县。
被告江文生，男，1964年10月1日生，汉族，农民，不识字，住址同上。
被告杨小昭，女，1937年3月8日生，汉族，不识字，农民，住址同上。
被告江文九、江文生、杨小昭的委托代理人陈俊朝，威宁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被告江文义，男，1969年10月6日生，汉族，农民，不识字，住址同上。
被告江文情，男，1969年10月20日生，汉族，农民，不识字，住址同上。
本院于2016年7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江群芝及其委托代理人漆启兰、王德广、被告江文九、江文生、杨小昭及其委托代理人陈俊朝、被告江文义、江文情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1981年，土地承包到户时，以我父亲江六十为户主承包了七个人的土地，原告在其中有自己的份额。1991年我嫁到威宁县草海镇赵山村赵山组，在该村未分得承包地。自我出嫁后，我的承包地一直由被告江文九、江文生、江文义、江文情占有使用。2011年9月，我父亲去世，母亲杨小昭年老丧失劳动力，二位老人的土地也由四被告分配使用。现部份土地已被告国家征收，每亩耕地补偿款为19600元。被告江文生被征用的土地是22.0397元亩，共得补偿款608296元，按土地承包人口七分之一的份额计算，应付给我85161.44元。被告江文九被告征用的土地共7.1888亩，共得补偿款198411元，按土地承包人口七分之一的份额计算，应付给我27777.54元。被告江文义被告征用土地6.56亩，共得征地补偿款181056元，按土地承包人口七分之上的份额计算，应付给我征地补偿款16813.44元。四被告领取征地补偿款后，我向其索要自己份额的征地补偿款，但四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拒付。故请求判令四被告给付我征地补偿款155100.26元。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证据有：
1、被告江文九、江文生、江文义、江文情被征用土地面积及补偿金额。
2、赵山村民委员会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嫁到赵山村后未分得土地。
被告江文九、江文生、杨小超辩称：一、江文九、江文生被征收的土地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原告无权干涉江文九、江文生对补偿款的享有权。首先，江文九于1983年就与原告及父母分家居住，在分家之时已对土地的耕种作了明确的划分；江文生于1985年与原告及父母分家居住，对土地已作明确划分，当时原告的土地属其自己耕种使用，与江文九、江文生没有任何关系。其次，原告在1991年出嫁到赵家山，出嫁后父母并没有划分过任何土地给江文九、江文生耕种，不存在占用原告的土地。其三，江文九、江文生在分家之后因分得的耕地较少，无法维持正常生活，只得在范家河、林场、大山顶多处未下放给村民的荒山私自开荒耕种，后来因承包土地大面积被草海水位升高所淹没无法耕种，村委会根据实际情况将江文九、江文生私自开垦的荒山于1998年作为承包地承包给江文九、江文生，并分别向二人填发了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江文九、江文生自1998年应对自已承包经营权证上所填发的土地享有合法的管理使用权。最后，即使原告在草海镇赵家山处未分得土地，但其在海边村的土地江文九、江文生未占用一分一厘，其无权参与对江文九、江文生被告征用土地补偿款的分配。二、原告以杨小超作为被告明显错误。首先，对于被征用的所有土地，没有任何一块是以杨小超的名义征用的，也没有以杨小超名义向相关部门领取过任何一分钱的土地征用款，原告将杨小超作为被告提起诉讼，应当说明事实及理由，也未要求杨小超具体应分多少钱给她。请求驳回原告对杨小昭的诉讼请求。三、原告以江文九、江文生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主体资格不适。原告在未出嫁之前就与江文九、江文生分家居住，对土地使用权属已作出了明确划分，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牵连关系，其出嫁后所留下的承包地江文九、江文生未参与划分，而是属别人耕种使用，是否被征用，江文九、江文生并不知晓，即使被征用，也应以他人为被告而不是以江文九、江文生作被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证据有：
1、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两份。用以证明：被告江文九、江文生被征用的土地是1987年以后私自挖出来的荒地，该承包合同上的土地与1981年下放的承包土地无关。江文九、江文生在1981年分得的承包地，已被草海水位升高淹没，没有填入经营权证。自1998年填发了工营权证后，江文九、江文生对载明的土地原始取得了使用权。
2、村民委员会证明一份。用以证明：被告江文九、江文生被征用的土地是1987年以后私挖出来的土地。其在1983年、1985年就与原告和父母分家，耕种的土地与原告无关，二被告1981年下放的土地已经全部被草海淹没，也没有被征收。在1998年第二轮承包以后，被告江文九、江文生才原始取得了挖出来土地的用权，是因海边村江家湾组地理位置特殊，国家政策照顾，将非法开挖的土地重新分配给被告。
3、证人江文良的证言。用以证明：在1981年承包土地时原告是的土地是在海边村江家湾组的，但其出嫁后，土地被草海淹没，也没有被告征用。被告江文九、江文生在1983年就分家了，被告被征收的土地是后来开挖的荒地。
4、证人江文连的证言。用以证明：在1981年扯地时证人是原、被告家所在的组长，原、被告家共扯了7个人的地，当时都是登记在承包证上，第二轮承包时，部份在承包证上。但有些地已被草海淹没。
被告江文义辩称：我的土地只有一分五厘，我没有得到原告的土地，所以我不该拿钱给原告。你们算出来该补多少补多少。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证据有：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用以证明：被告承包证上的土地只有一分五厘。其余的是他开挖的荒山。
被告江文情辩称：我父亲带着我挖出来的荒地被告我妹夫即原告的丈夫分了，我一点都是没有得，具体是什么时候分的，怎么分的记不清了。对原告的起诉，我现在没有钱，有了我就给她。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证据有：
承包经营权证。
经审理查明：原告江群芝与被告江文九、江文生、江文义、江文情系兄妹关系，与被告杨小超系母女关系。1981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以原告的父亲江六十为户主承包了七个人的承包地，该七人系：江六十、杨小超、原告江群芝、被告江文九、江文生、江文义、江文情。后被告江文九、江文生、江文义、江文情分别在1983年至1990年期间结婚成家，被告江文九、江文生、江文义各自分家生活，原告江群芝与其父江六十、其母杨小超、其兄江文情家共同生活，至1991年原告出嫁到威宁县赵山村。1998年第二轮承包时，被告江文九、江文生、江文义、江六十分别作为户主进行了承包。其中以江文九为户主的承包人口为5人，承包面积为2.27亩；以江文生为户主的承包人口为5人，承包面积为1.42亩；以江文义为户主的承包人口为4人，承包面积为0.75亩；以江六十为户主的承包人口为6人，承包面积为1.97亩。因威宁县海边村的部份土地位于草海内，后草海水位上涨，造成部分承包土地被淹没，故海边村村民开垦了村里未承包的荒山、荒坡进行耕种，因此，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海边村村民的承包土地有了变化，增加了部份村民开垦的土地。被告江文九、江文生、江文义、江六十的承包证上的土地与第一轮承包时的土地地块、面积不相符，同时，在各自的承包证上的承包人口总数已超过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以江六十为户主时的人数，且具体为何人并不明确。2011年9月，原告的父亲江六十去世。从2013年起，国家对威宁县海边村江家湾组的土地进行征用，被告江文九家被征用7.1888亩土地，获得征地补偿款和青苗补偿款共计198411元；被告江文生家被征用22.0397亩土地，共获得征地补偿款和青苗补偿款共计60.8296元；被告江文义家被征用6.56亩土地，共获得征地补偿款及青苗补偿款共计181056元；被告江文情家（江六十为户主）被征用的4.3513亩土地，共获得征地补偿款及青苗补偿款120096元。上述补偿款均被被告江文九、江文生、江文义、江文情领取。
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承包地征收补偿款，系以江文九、江文生、江文义、江六十为户主的补偿款，该土地在第一轮土地发包时发包给以江六十为户主的七口人承包，其中包含原告江群芝的份额，但在第二轮发包土地时，草海镇新林村村委会将该土地分为四个户发包给江文九、江文生、江文义、江六十，根据我国农村土地“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和二轮续包的相关政策，四个户中应包含江群芝的份额，但江群芝分属哪个承包户不清楚，也就是江群芝享有的土地归属及份额不清楚。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故原告应先向海边村村委会申请明确其应享有的承包地归属及份额，才能处理征收补偿款的分配。故原告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江群芝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25元免收。
如不服本裁定，应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蒋 靖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易忠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