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民再5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寿县大光中学（又称寿县3+1学校），住所地安徽省寿县堰口镇街道。
法定代表人：史国祝，该校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冬梅，安徽省寿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良谊，安徽林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朱兆龙，男，1962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鲁，安徽滨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寿县大光中学（下称大光中学）因与被申请人朱兆龙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六民一终字第004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1月17日作出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大光中学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冬梅、陶良谊，被申请人朱兆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大光中学再审请求：1、撤销（2014）寿民一初字第00332号民事判决、（2014）六民一终字第00487号民事判决；2、改判支持大光中学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㈠原审判决对于大光中学于2010年11月13日支付朱兆龙25万元款项的事实认定错误。朱兆龙承建大光中学教学楼工程，总工程款153万元，双方商定结算价款为148.5万元，大光中学合计支付给朱兆龙173.5万元。大光中学于2010年11月13日和2011年2月26日分别向朱兆龙支付25万元，但两审法院均认定2010年11月13日的25万元没有实际支付系认定事实错误。1、该借条符合双方付款习惯。对于2010年11月13日收条本身真实性及收条上双方的签字，双方均没有异议。在该收条之前，朱兆龙在收到款项后合计向大光中学出具了9份相同的收条或借条，金额从2万元至25万元不等，均是现金支付，条据的形式基本相同。两审判决认为现金存放学校不符合常理，显然没有考虑到双方之前的交易习惯。2、2010年11月13日款项的支付和大光中学的现金日记账等财务资科相互印证。现金日记账对该笔款项的支付有清楚、明确记载，一审判决不予认定证人包克芳的证言，但又以包克芳的证言否定该证据，前后矛盾。3、朱兆龙提供的证据证明了该25万元已经支付。朱兆龙提供了三份结算单据，其中一份明确“到2010年12月份付我总计玖拾壹万元”，另一份载明148.76万元分为111.5万元和37.26万元，该111.5万元与现金日记账正好吻合，该两份结算载明的金额均是包含该笔25万元，如果该25万元没有支付，不可能得出以上金额。㈡两审判决对举证责任分配法律适用错误。大光中学提供的收条、现金日记账等证据证明了该25万元的支付，己经完成了举证责任。朱兆龙反驳称没有收到收条中载明的金额，法院应当将举证责任分配给朱兆龙，而不是强加于大光中学。朱兆龙提供的三份结算单据中两张单据的金额均证明了大光中学支付该25万元的事实，另外一张单据明显是后期添加文字，违背朱兆龙一贯记载的习惯，两审法院简单的以大光中学没有申请鉴定就予以认定该证据的效力。
朱兆龙辩称，㈠涉案教学楼工程款经大光中学与朱兆龙于2011年11月29日进行结算，总工程款共计为153.76万元，扣除地面质量等问题5万元，实际工程款为148.76万元（实际以148.5万元支付）。大光中学与朱兆龙对此事实均无异议。上述148.5万元由朱兆龙于2009年12月30日至2011年12月2日陆续领取，分别向大光中学出具5张借条、13张收条。大光中学称“2011年2月26日出具给朱兆龙的25万元现金支票，没有让朱兆龙出具收条”，这显然不符合双方交易习惯。事实上2011年2月26日现金支票25万元是对朱兆龙出具的2010年11月13日25万元收条的兑现，因当时大光中学没有现金支付，拖延至2011年2月26日才以现金支票的方式给付。㈡大光中学称2010年11月13日收条记载的25万元系以现金方式支付，没有事实依据。会计包克芳的证言是虚假证言，其既没有提供股东提前几天拼凑现金的证据，而且几十万元放入寝室也违背常理。朱兆龙于2010年11月13日向大光中学出具的25万元收条，在当日仅获得审批，没有领取现金。如朱兆龙领取了25万元现金，在2011年2月26日又以现金支票的方式再次领取25万元，那么在2011年11月29日结算时，为何漏算2011年2月26日的25万元？史国祝称“包克芳再次任会计时，其将剩余的支票交给包克芳”，那么他也应将支票存根交给包克芳保管。㈢大光中学认为朱兆龙自行记录的“3+1.2010.12月13号条子25万元整到2011年2月26号才付我”的内容是另行添加的，没有事实依据。请求驳回大光中学的再审请求。
大光中学一审诉讼请求：判令朱兆龙返还不当得利25万元及其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寿县翔宇中学又称寿县3+1学校，后更名为寿县大光中学，是一所民办中学。2009年12月1日，大光中学（甲方）与淮南市三杨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了一份安徽省小型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由乙方承包建设寿县大光中学的教学楼工程，朱兆龙是乙方的工地代表。2011年11月29日，大光中学与朱兆龙对教学楼工程款进行了结算，总工程款为153.76万元，扣除地面质量等问题款项5万元，实际工程款为148.76万元。朱兆龙自2009年12月30日至2011年12月2日，向大光中学出具了5张借条、13张收条，后大光中学认为2011年2月26日通过现金支票方式支付给朱兆龙一笔25万元工程款未列入上述结算金额范围，遂于2013年4月16日起诉来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2010年11月13日与2011年2月26日大光中学支付给朱兆龙两笔25万元还是一笔25万元。大光中学认为支付两笔25万元，其中2011年2月26日无收条的25万元是不当得利，朱兆龙认为支付一笔25万元，即2011年2月26日现金支票系2010年11月13日收条的兑现。从查明的事实看，大光中学支付朱兆龙工程款只经过会计包克芳和校长史国祝两人之手，而史国祝对会计包克芳经手付朱兆龙多少工程款是明知的，双方于2011年11月29日结算，在结算当日史国祝又支付朱兆龙工程款27万元，2011年12月2日支付3万元，即使史国祝不知道出具现金支票要收条，但其应当知道该笔支出是从学校银行账户支出，支票存根应当交会计做支出账，从其陈述看，包克芳再次任会计时史国祝将剩余支票交给了包克芳，却未将其出具的支票存根交会计做账，有违常理，且本庭在审查大光中学提供的包克芳现金日记账时，发现记载有用现金支票支付其他工程队工程款的情况。关于包克芳称2010年11月13日支付的25万元是股东提前几天凑的，放在学校其寝室内，对此大光中学未提供2010年11月13日的前几日收股东股金的收据存根，以印证其证言，且几十万元不存入银行，却在学校寝室放几天不合常理，即便学校当时没有银行账户，也可以将钱存入银行。综上，大光中学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2010年11月13日实际支付了25万元和资金来源，大光中学要求朱兆龙返还不当得利的25万元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案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大光中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大光中学负担。
大光中学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大光中学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朱兆龙收取了大光中学两次的25万元，一次是以现金方式，一次是以现金支票方式支付，分别有收条和现金支票作为证据。原审采纳证据错误，认定朱兆龙只收取寿县大光中学一次的25万元错误。
朱兆龙辩称：大光中学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多支付给朱兆龙25万元工程款。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与一审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朱兆龙出具给大光中学落款时间为2010年11月13日的25万元收条，是否重复收取大光中学25万元现金和25万元现金支票。大光中学诉称朱兆龙2010年11月13日收到学校出纳会计包克芳支付的25万元现金，且当日出具了收条，主要证据是包克芳的证言、朱兆龙在一审提供的记事本内容。关于包克芳证言，因其与大光中学存在利害关系，其称2010年11月13日支付的25万元是股东提前几天凑的，放在学校其寝室内，对此大光中学未提供2010年11月13日的前几日收股东股金的收据存根，以印证其证言，且几十万元不存入银行，却在学校寝室放几天不合常理，况且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领款人先书写条据，付款单位领导签批后，当时领不到款，以后领到款交付收款凭证的情况。关于朱兆龙在一审提供的记事本内容，其中朱兆龙记载“到2010年12月份付我总计玖拾壹万元”，大光中学由此认为可以证明朱兆龙到2010年底已经收到大光中学总计91万元，其中包括双方存在争议的2010年12月13号收条载明的25万元。但是朱兆龙在一审提供的记事本同时记载“3+1.2010.12月13号条子25万元整到2011年2月26号才付我”的内容，大光中学认为是朱兆龙后来添加，但未提出鉴定申请。综上，大光中学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朱兆龙2010年11月13日收到大光中学支付25万元现金。大光中学上诉要求朱兆龙返还不当得利的25万元，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寿县大光中学负担。
本院再审认为：㈠大光中学与朱兆龙之间工程款的结算除2011年2月26日25万元系现金支票，2011年11月29日27万元系承兑汇票外，其余均是现金支付。据此，2010年11月13日收条上记载的25万元现金交付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对此经手此笔款项的会计包克芳一审出庭作证证明“2010年11月13日支付的25万元是股东提前几天凑的，放在学校其寝室内”，原审判决以“几十万现金不存入银行，放在学校寝室几天不合常理”为由不予认定缺乏依据。㈡在本案再审审查期间本院对双方作了谈话笔录，双方均认可付钱的程序是：朱兆龙出具收（借）条后找校长史国祝批，史国祝批过后会计有钱的时候朱兆龙去拿钱，拿到钱才将收（借）条交给会计。2010年11月13日收条既然由大光中学提供，能够认定朱兆龙已收到该笔25万元。朱兆龙辩称该笔款项其至2011年2月26日才通过现金支票的方式领取，该辩称不合理之处在于：1、2010年11月13日与2011年2月26日之间有3个多月时间，如朱兆龙2010年11月13日前后没有收到25万元款项，而是在2011年2月26日才收到该笔款项，因现金支票具有见票即付的性质，朱兆龙已在支票存根上签字，按照正常程序该支票存根应交由会计做账，与收条能够起到同样的证明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朱兆龙没有必要再向大光中学出具落款为2010年11月13日的收条，其应该知道对同一笔款项出具两份收据对其是不利的。从涉案收（借）条的书写习惯来看，除2011年11月29日收条注明“收到大光中学承兑汇票一张，金额贰拾柒万元”外，其余均记载收到工程款多少元，如果2010年11月13日收条上的钱直至2011年2月26日朱兆龙才收到，那么朱兆龙应在收条上注明“2011年2月26日通过现金支票的方式收到该笔款项”，而不是仅记载“收到工程款25万元”。2、2011年1月29日包克芳又付给朱兆龙现金3.5万元，此笔款项在2010年11月13日收条之后，2011年2月26日现金支票之前，如朱兆龙未收到2010年11月13日25万元现金，应首先用该3.5万元予以冲抵，或者等到下一笔给付款凑齐25万元后交回2010年11月13日收条，而不是另出具一张2011年1月29日3.5万元的收条。按照这一逻辑，大光中学2011年2月26日也只应向朱兆龙支付21.5万元而不是25万元。3、原审认定史国祝未将支票存根交给会计与事实不符，根据史国祝和大光中学另一位会计李国枢原审庭审中陈述，史国祝当时未将支票存根交给会计，后来交了，至2012年史国祝察觉多付款，李国枢查找账簿时发现了25万元的支票存根。但是由于史国祝未及时将支票存根交给会计做账，致使在2011年底结算时遗漏了该笔款项，向朱兆龙多支出25万元。㈢朱兆龙曾向大光中学出具了两张结算单据，一张记载“到2010年12月份付我总计玖拾壹万元”，另一张载明工程结算款148.76万元分为111.5万元和37.26万元。会计包克芳经手付给朱兆龙15笔计111.5万元，对此有现金日记账，现金日记账记载了2010年11月13日支付的25万元。朱兆龙对19张条据除2010年11月13日收条外，其余均认可，并对这18张条据载明的付款时间、金额以及其中14笔为包克芳支付，另4笔为史国祝支付的事实均无异议。结合朱兆龙出具的上述两张结算单据，如大光中学2010年11月13日未支付给朱兆龙25万元，便得不出至2010年底付其91万元的结论，也得不出111.5万元的数字。至于朱兆龙在自己的记事本记载“2010年11月13日收条25万元到2011年2月26号才付”，与其辩称并无二致，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相反，朱兆龙对结算单据上对其不利的书写内容的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应予确认。由此可以认定，2011年11月13日收条记载的25万元大光中学已以现金方式支付朱兆龙。
综上，大光中学主张朱兆龙构成不当得利的理由成立，朱兆龙在双方认可的工程结算款之外多收取一笔25万元工程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六民一终字第00487号民事判决；
二、撤销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2014）寿民一初字第00332号民事判决；
二、朱兆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寿县大光中学25万元及利息（自2011年2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朱兆龙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朱兆龙负担。
审判长 沈光明
审判员 台 旺
审判员 王惠玲
二〇一八年六月四日
书记员 闫巧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