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004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爱新觉罗·×1，男，1929年9月26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爱新觉罗·×2，男，1992年12月2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褚×，女，1964年8月11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易×，男，1969年1月19日出生。
四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爱新觉罗·×3，女，1949年11月14日出生。
四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曹旭升，北京市京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男，1959年1月9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女，1971年1月23日出生。
上诉人爱新觉罗·×1、爱新觉罗·×2、褚×、易×（以下简称爱新觉罗·×1等四人）因与被上诉人陈×、黄×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265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爱新觉罗·×1、爱新觉罗·×2、褚×、易×之共同委托代理人爱新觉罗·×3、曹旭升，被上诉人陈×、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7月，爱新觉罗·×1等四人诉至原审法院称：爱新觉罗·×2之父爱新觉罗·×4、易×之父爱新觉罗·×5及爱新觉罗·×1系兄弟关系。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三岔河村×号院系爱新觉罗·×1等四人家的耕地及祖坟所在地。1999年1月1日，朝阳区东坝乡三岔河村村委会将该土地发包给该村村民即陈×，爱新觉罗·×1、爱新觉罗·×2之父爱新觉罗·×4、易×三人为此于1999年3月30日以甲方名义与乙方陈×签订《合同协议书》一份，约定由甲方每年承付村委会的1000元，经乙方亲手转交给村委会，同时要求乙方将上述土地上的北房和西房及猪圈拆除并不得重建，甲方向乙方支付拆房补贴和建造耕地四周围墙工料费3万元，甲方每年另向乙方支付劳务报酬费2000元，以作耕种植树及保持环境整洁。该协议签订后，三人依约履行了相应的付款义务，但陈×在收款后却违背约定，陆续在上述土地上未经行政审批和我们同意，擅自建造了100多间房屋用于非法出租，致使原本空旷宽敞的地上只能放置两座墓碑，且陈×还在墓碑四周堆满了废旧杂物和垃圾，甚至直接将我们已故先人的坟茔压在了所盖房屋之内。另，爱新觉罗·×2之父爱新觉罗·×4于2011年11月去世，其妻褚×和其子爱新觉罗·×2为爱新觉罗·×4的合法继承人。综上，陈×签订协议后擅自建房的行为不但违反了法律规定，也侵害了我们对本案所涉耕地及祖坟的使用权利。现要求：1.陈×拆除在朝阳区东坝乡三岔河村前街2160平方米土地（包括纪×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所涉2亩土地，陈×的宅基地和承包地均在该范围内）上违反合同建造的全部房屋，并责令陈×将我们家的全部耕地和墓地恢复原状；2.撤销双方签订的《合同协议书》，陈×向四上诉人返还款项6万元，并自收款之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按年息6.21%的标准支付同期银行贷款利息。
陈×在原审法院辩称：爱新觉罗·×1等四人的诉讼请求是不合法的，其无权让我拆除房屋，请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1998年，村委会考虑我贫困残疾，生活无助，为照顾我与我签订了承包三产协定书，同意我在承包土地上采取多种经营、发展致富，解决生活困难。我对该土地具有使用权，此协定书当时不存在任何历史遗留问题。1999年，爱新觉罗·×4因爱新觉罗·×1的母亲去世，找爱新觉罗·×1的父亲并骨，从我宅基地房屋下掏出三座祖坟，直接就安葬在我×号院北边离宅基地不远的一块近150平方米的土地上，该行为违反了相关法规对殡葬管理的规定。之后，根据村委会与我1998年签订的协定书，爱新觉罗家族又主动诱骗不懂法、识字很少的我签订了涉案合同协议书，该协议每个条款的性质和目的都是为了安葬爱新觉罗家族亡人和完成扫墓事宜，目的是要重新兴建家族墓地，是违法的，该协议不应受到法律保护，是无效合同。该协议是朋友之间的一种承诺，这么多年有所履行是建立在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对方每年都来院落祭奠，一年至少两次。我陆续在院内盖房之前，都与爱新觉罗·×4协商，爱新觉罗·×4同意在1999年至2009年之后就不履行付款义务，也就是每年不付给我3000元的费用，并且爱新觉罗·×4要在我院落内盖房两室一院，我也同意。需要澄清的是，我并没有将爱新觉罗·×1等四人已故先人的坟茔压在所盖房屋之下。我同意撤销双方合同，但对方支付给我的3万元是我拆除猪圈和房屋的钱，每年对方给我的3000元是要求我看坟地的费用，故不同意返还上述款项。
黄×在原审法院述称：同意陈×的意见，爱新觉罗·×1等四人没有理由要求拆除房屋。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爱新觉罗·×1等四人系爱新觉罗家族后裔，其多位先人埋葬在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三岔河村南。陈×系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三岔河村村民，系该村×号宅基地的使用权人。1998年1月1日，陈×与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三岔河村民委员会签订《议定书》，从村委会承包土地850平方米用于养殖，每年交纳使用费1000元。1998年陈×经审批在其宅基地上建造了北房4间。经查，陈×的承包土地位于其宅基地东侧紧邻。
1999年，爱新觉罗·×1、爱新觉罗·×4到三岔河村寻找爱新觉罗·×4父亲墓地，欲为爱新觉罗·×4父母合葬，在寻找坟墓期间，1999年3月30日，爱新觉罗·×1、爱新觉罗·×4、易×作为甲方与乙方即陈×签订《合同协议书》一份，约定：自1999年1月1日起，乙方承包村委会的土地，承包费每年1000元整，由甲方承付经乙方转付给村委会；乙方现有土地上的北房和西房各两间及其猪圈全部拆除，乙方只能在现有的院内西北角东西长20米、南北长18米内盖建筑物，平整土地后，只能种植农作物和花草树木，并在承包土地四周砌成围墙（东西长60米，南北长36米），其拆房补贴费和建围墙工料费由甲方付给，双方商定共计3万元整；双方合同协议书的期限应以乙方与村委会签订的协议书为准；甲方每年付给乙方在院内耕作农作物和植树的劳务报酬费2000元整，加上应交给村委会的1000元，共计3000元整，在每年12月底前付清；甲方只享有每年到此地扫墓和埋葬甲方亡人，乙方应通力协助，完成扫墓和埋葬事宜；若甲方违约以3万元的两倍给予罚款，付给6万元，若乙方违约，应如数返还甲方所用全部投资费用3万元整。
同年，爱新觉罗·×1、爱新觉罗·×4从陈×所建房屋下方挖出其家族先人棺椁三具，挖出后将三具棺椁埋葬于陈×宅基地东侧承包土地上，上述三座坟墓中的一座于2011年迁走。同年，该土地又迁入爱新觉罗家族坟墓一座。
《合同协议书》签订后，陈×依约将土地上北房和西房各两间及猪圈拆除，并修建围墙。爱新觉罗·×1、爱新觉罗·×4、易×依约支付陈×3万元。爱新觉罗·×1、爱新觉罗·×4、易×依约每年支付陈×3000元。在此期间，该土地上于2004年又新修坟墓一座，经询该坟墓于2011年又迁走。
自2008年起，陈×开始在承包地上陆续建造房屋数十间，建房面积远超协议约定，影响了墓地周边的环境。爱新觉罗·×4亦在土地东北建造两间房屋并隔为独立的院落。陈×同意在2009年之后不再收取合同约定的报酬和承包费3000元。原审中，陈×称其建房系经过爱新觉罗·×4同意，爱新觉罗·×1等四人对此不认可。经查，爱新觉罗·×4于2011年11月16日去世，之妻为褚×，之子为爱新觉罗·×2。
原审中，爱新觉罗·×1等四人提交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一份，显示纪×在三岔河村有私有产业耕地2亩。爱新觉罗·×1等四人称纪×系其家族成员，欲以此证明三岔河村南的家族墓地不但是历史形成的，且早在1951年纪×即以户主名义取得了对该墓地享有所有权的权属证书。陈×认为其对土地的使用权利是合法取得，其才是合法权利人。
经查，陈×与李×原系夫妻，二人于2003年6月24日离婚，离婚时双方协议三岔河×号院内北房4间归李×。2006年2月13日，陈×与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三岔河村民委员会签订《附加协议书》，约定：因陈×与李×离婚财产分割造成其宅基地面积过小，经村两委班子研究，由陈×临时租用村委会养殖用地的现有建筑407.32平方米，如遇征占，开发商给予补偿，归陈×所有。后陈×与黄×于2005年结婚，又于2011年离婚，离婚时双方对承包地上的房屋协议分割。
经原审法院释明，如法院认定双方合同无效，爱新觉罗·×1等四人对其诉讼请求坚持不作调整。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爱新觉罗·×1、爱新觉罗·×4、易×与陈×于1999年3月30日签订《合同协议书》，之后在合同约定的土地上迁移和新建墓葬。现爱新觉罗·×1等四人主张墓葬所在土地系其家所有并提交登记在纪×名下的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首先，该《土地房产所有证》登记的权利人并非爱新觉罗·×1等四人；其次，爱新觉罗·×1等四人不能证明其系涉案土地目前的权利人；再次，本案系合同纠纷，关于土地权属引发的争议不宜在本案中直接处理；故法院对爱新觉罗·×1等四人的该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合同协议书》约定的土地范围，双方存在争议，爱新觉罗·×1等四人认为包含了陈×的宅基地。根据合同文本的表述，涉及的土地系“乙方承包村委会的土地”，从概念上说，承包土地与宅基地并非同一性质土地，在无证据表明双方合同约定的土地包含陈×宅基地的情况下，法院对此不予认定。
根据查明的事实，爱新觉罗·×1等四人家族虽有先人曾埋葬于现陈×宅基地范围内，但截至目前尚未在陈×承包地上发现历史形成的墓葬，该土地范围内现有坟头均为1999年及此后迁移或新葬形成。我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兴建殡葬设施；禁止建立和恢复宗族墓地。《殡葬管理条例》于1997年7月21日发布并施行。涉案《合同协议书》签订于1999年3月30日，其中关于殡葬事宜的约定应受该条例的调整。纵观《合同协议书》约定的各项条款，均为家族墓地的兴建和管理而订立，从合同签订后坟墓的迁移和新建来看，各方当事人亦围绕着上述合同目的而履行，故该合同已违反了国家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爱新觉罗·×1等四人认为《殡葬管理条例》中有关于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的原则性规定，但尊重习俗与擅自兴建殡葬设施具有根本性的区别，故法院对爱新觉罗·×1等四人的该意见不予采纳。
爱新觉罗·×1等四人基于无效合同要求陈×拆除房屋、恢复原状，于法无据。因合同无效，爱新觉罗·×1等四人要求撤销合同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根据法律规定，合同无效后，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现爱新觉罗·×1等四人要求陈×返还已收取款项并支付利息，但该诉讼请求系基于要求撤销合同提出，经原审法院释明，爱新觉罗·×1等四人对该诉讼请求坚持不作调整，现因合同无效，不存在可撤销的情形，故爱新觉罗·×1等四人的相关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综上，法院对爱新觉罗·×1等四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双方如对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产生争议，可另行解决。
应当指出，妥善安葬已逝先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奉行孝道的体现，但在国家行政法规对殡葬作出专门规定的情况下，公民应遵行相关法规，避免违法行为，应当认识到遵纪守法与践行孝道是并行不悖的关系，亦是保障亡人的安宁。就陈×而言，应当认识到善待他人墓葬是基本的为人礼仪，体现着一个人的道德和文化修养，其不仅是对逝者的必要尊重，也有助于维持良好人际关系、减少社会纷争，故陈×亦应正确认识和评价自身言行，为维护和谐有序的社会氛围贡献力量。据此，原审法院于2013年9月30日判决：一、确认爱新觉罗·×1、易×、爱新觉罗·×4与陈×于一九九九年三月三十日签订的《合同协议书》无效；二、驳回爱新觉罗·×1、爱新觉罗·×2、褚×、易×的全部诉讼请求。
判决后，爱新觉罗·×1等四人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爱新觉罗·×1等四人认为，原审违反法定程序，遗漏当事人，不应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在其增加诉讼请求及通知黄×参加诉讼后，没有合并审理和确定举证期限；原审未查清涉案土地内其家族墓地状况，未查清陈×宅基地、承包地及在涉案土地上所建房屋的实际状况，未查清诉争土地的所有权人；如合同无效，其已主张恢复原状并返还相应款项；其并未违反《殡葬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原审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陈×及黄×均同意原判。
本院审理中，爱新觉罗·×1等四人提交北京市国土资源局朝阳分局告知单及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朝阳分局答复意见，用以证明陈×在诉争土地上所建房屋均系违章建筑，诉争土地权属存在争议，不应由原审法院在判决中直接确定权属。陈×及黄×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合同协议书、议定书、附加协议书、东坝乡村民建房审批表、土地房产所有证、收条、证明信等书证、照片、证人证言及各方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爱新觉罗·×1、爱新觉罗·×4、易×作为甲方与陈×（乙方）于1999年3月30日签订了《合同协议书》，该协议中包含如下内容：乙方现有土地上的北房和西房各两间及其猪圈全部拆除，平整土地后，只能种植农作物和花草树木，并在承包土地四周砌成围墙；甲方只享有每年到此地扫墓和埋葬甲方亡人，乙方应通力协助，完成扫墓和埋葬事宜。后，陈×依约定拆除了相应房屋及猪圈，并在其承包地四周砌成围墙。本案中，各方均认可爱新觉罗·×1等四人方于1999年将其家族先人棺椁从陈×宅基地下挖出，并迁至陈×宅基地东侧承包土地内下葬；陈×承包土地内于1999年形成的墓地于2011年又发生过迁入及迁出的情形。爱新觉罗·×1等四人在原审中所提交的焦×的情况说明中称：“···此爱新觉罗家族墓地得以部分恢复，重建了守墓房舍。近些年，此墓地被家族雇佣的守墓人在墓地上盖满了房子出租，···”。根据各方当事人陈述及相关证据，仅能证明有爱新觉罗·×1等四人家族先人曾埋葬于陈×宅基地范围内，在陈×承包土地内未发现亦未有证据证明存在历史形成的墓葬。由此可见，爱新觉罗·×1、爱新觉罗·×4、易×与陈×签订《合同协议书》，实质目的在于兴建和管理家族墓地；从后续双方履行情况看，亦与上述订立合同之目的相符。据此，涉案《合同协议书》已违反了《殡葬管理条例》的相关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涉案《合同协议书》无效，经原审法院释明，爱新觉罗·×1等四人对其诉讼请求坚持不作调整，故双方如对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产生争议，可另行解决。另，爱新觉罗·×1等四人主张陈×的宅基地包含于其承包土地内，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爱新觉罗·×1等四人在原审中提交登记在纪×名下的1951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主张涉案墓地系其家所有，根据爱新觉罗·×1等四人所提交的北京市国土资源局朝阳分局告知单显示，其向该分局申请确认的朝阳区东坝乡三岔河村前街×号院内纪×名下两亩耕地使用权，经查，该地块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人为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三岔河村经济合作社，现在无耕地；爱新觉罗·×1等四人亦未举证证明其为该争议土地的适格权利人；故四上诉人该项主张的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现爱新觉罗·×1等四人主张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遗漏当事人，不应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在其增加诉讼请求及通知黄×参加诉讼后，没有合并审理和确定举证期限；经本院审查，原审程序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的其他处理并无不当。
综上，爱新觉罗·×1等四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650元，由上诉人爱新觉罗·×1、爱新觉罗·×2、褚×、易×负担（已交纳35元，其余61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上诉人爱新觉罗·×1、爱新觉罗·×2、褚×、易×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鲁 南
代理审判员 胡新华
代理审判员 陈 静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李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