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6民终37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爱强，男，1978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开发区。
委托代理人：刘畅，山东齐鲁（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文，女，1988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福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文辉，男，1992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莱阳市。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玉翠，山东通世律师事务律师。
上诉人刘爱强因与被上诉人于文、刘文辉申请撤销调解确认决定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鲁0691民初8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刘爱强原审诉称，2013年12月25日22时40分，原告驾驶鲁Ｆ×××××车沿长江路由东向西行驶与被告刘文辉驾驶的鲁Ｙ×××××车在烟台开发区长江路与华山路路口相撞，致两车受损，原告及鲁Ｙ×××××车车上人员于文受伤。经烟台开发区交警部门认定，原告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就赔偿事宜，原告与被告于文于2014年10月20日达成书面协议，原告刘爱强一次性赔偿被告于文医疗费、误工费、车辆损失、交通费共计人民币20000元，该款项原告刘爱强已即时交付给了于文，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并按印予以确认，被告于文在协议书中保证配合原告向保险公司理赔。因事故认定原告全责，其所有的鲁Ｆ×××××车辆扣留在交警部门，原告为尽快取车维修，又鉴于双方于2014年10月20日已达成协议，并且原告有相关的车辆保险，事后将通过保险进行理赔，于文也保证予以配合作证等原因，所以才有了2014年11月24日的人民调解协议，调解书上的各项数额是于文所说的，调解书中的各项损失并不是真实的，于文的医疗费为15544元，其它损失不存在；鲁Ｙ×××××车辆损失没有实际维修票据，并且原告事后知晓被告刘文辉并非鲁Ｙ×××××车辆所有人，无权在调解书上签字。因此，原告认为调解书内容明显显失公平。被告于文完全是趁原告车辆被扣、想取车必须履行调解手续解决纠纷完毕才可以取车的着急心态乘人之危肆意主张，刘文辉冒充鲁Ｙ×××××车所有权人签字存在欺诈。所以调解书中内容非原告真实意思表示。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人民调解协议。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原审被告于文、刘文辉辩称，一、原告刘爱强所诉与事实不符。在原告与于文在2014年10月20日的协议中明确约定原告给付于文20000元并不是全部赔付款，该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刘爱强承认并且继续承担于文的剩余损失，故原告刘爱强对协议的理解是断章取义；二、涉案协议没有显失公平。双方在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下，自愿协商达成调解协议。协议签订双方系完全行为能力人，在调解委员会调解下各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不存在胁迫欺诈或者其他违反法律的情形。事故发生时，于文尚未婚配仍需要整容，故调解数额与实际将要发生的损失有差距可以理解。三、原告车辆被交警扣押是对其违法行为的处罚，与对于文进行赔付系两个法律关系，不能构成于文趁人之危。四、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涉案调解协议有效。五、被告刘文辉虽不是车主，但在借用车辆期间发生事故，事后将赔偿款支付给了车主，故刘文辉有权向原告刘爱强追偿。在签订协议时刘文辉向原告刘爱强出具了鉴定报告，且在人民调解委员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不存在欺诈行为。六、涉案人民调解协议应在于文、刘文辉诉刘爱强要求履行调解协议案件中对合法性、真实性予以审查。而刘爱强滥用诉讼权利，恶意提起诉讼，重复对涉案人民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七、原告刘爱强与被告签订的协议日期为2014年11月24日，自双方签订之日起至原告提起撤销之诉已超过一年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故应当驳回原告诉请。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12月25日22时40分，原告刘爱强驾驶鲁Ｆ×××××号轿车由西行东行驶至长江路与华山路交叉路口，与由南向北行驶的被告刘文辉驾驶的鲁Ｙ×××××号轿车相撞，致两车损坏，鲁Ｙ×××××号轿车乘车人于文受伤。该事故经烟台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原告刘爱强因逃逸未构罪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于文受伤后，被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0七医院住院治疗9天，于2014年1月4日出院，住院治疗费用为15544元。2014年10月20日原告刘爱强与被告于文签订协议，约定：“甲方：刘爱强乙方：于文为了保证甲乙双方共同权利。甲乙双方本着公平，诚信原则制定协议如下：第一甲方需一次性支付乙方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20000元。此款项包括乙方医疗费、车辆损失费用、停车费、误工费、交通费等等。第二乙方在收到该笔款项后需如实，尽力的甲方在诉讼环节提供帮助。第三甲方承认且继续承担乙方剩余损失。第四甲方保证在乙方提供帮助完成后（乙方做出有效证词，有力人证）。必须一次性支付完毕余下所欠款项。甲方最晚支付该笔款项的日期为首次开庭日后三天。以上协议，双方必须共同遵守。一经签订及时生效。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原告刘爱强及被告于文在该协议上签字并捺印指纹。同年11月24日，原告刘爱强与被告刘文辉、于文在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之下达成调解协议：刘爱强赔偿刘文辉的修车费41200元、赔偿于文的医疗费28000元、误工费10000元、交通费2000元、护理费8000元、伙补1000元。此事故一次性处理，签字后生效。原被告三方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上签字。因原告刘爱强未履行协议，被告于文与刘文辉在莱山区人民法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起诉原告刘爱强及刘爱强车辆投保的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后于文与刘文辉撤诉。于文与刘文辉又于2015年9月24日及9月25日到法院起诉刘爱强要求刘爱强履行三方于2014年11月24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在上述两案的诉讼过程中，2015年11月24日，原告刘爱强到法院立案，要求撤销三方于2014年11月24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
原审另查明，刘爱强因本次交通事故诉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开发区支公司的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亦在法院于2015年8月12日立案审理。
鲁Ｙ×××××号轿车车主为李晓武，系被告于文之夫。被告刘文辉与被告于文系朋友关系。涉案鲁Ｙ×××××号轿车在2014年8月1日经车主李晓武委托烟台市公立价格事务所鉴定基准日损失价格为41200元，李晓武为此花费鉴定费1433元。2015年9月23日刘文辉将上述42633元通过银行过付给李晓武。
原审法院依据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原、被告三方于2014年10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人民调解协议书、行驶证、住院病历、医疗费发票、烟台市道路交通事故财物损失价格鉴定结论书、鉴定费发票、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认定上述事实。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本案中，原告刘爱强与被告刘文辉、于文发生交通事故，事后当事人经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合同的性质。原、被告三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原告刘爱强主张于文的实际医疗费远远低于调解协议签订的数额，该调解协议显失公平；刘文辉非实际车主，其无权在调解协议上签字。刘文辉在调解协议上签字系欺诈行为。二被告与原告签订调解协议系乘原告急于取回被扣押车辆情形下签订的，非原告真实意思表示。法院认为，原告主张不成立。具体理由如下：第一、原告刘爱强系完全行为能力人，其应完全清楚发生交通事故后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所引起的法律后果；第二、发生事故时间为2013年12月25日，原告刘爱强与于文签订的第一份协议系2014年10月20日，人民调解协议签署日期为2014年11月24日，中间相差近一年时间，远远超过目前交警一般扣押车辆的时限；且庭审过程中原告代理人并不清楚原告取回被扣押车辆的时间。故原告主张二被告与原告签订人民调解协议系乘原告急于取回被扣押车辆之情形，使原告作出非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不成立。第三、被告于文出院时间为2014年1月4日，同年11月24日双方签订人民调解协议。虽然原告当庭陈述签署调解协议时未审查被告于文的医疗费票据，但原告刘爱强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知晓不审查医疗费票据的后果，其应对自己在人民调解协议上签字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另，根据原告刘爱强与于文2014年签署的协议结合原告当庭陈述，刘爱强签署协议另一个目的是为能让被告于文能够在自己与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中提供作证帮助，足以说明刘爱强在签订人民调解协议时调解协议中关于于文的医疗费高出实际花费，其仍在调解协议上签字系其真实意思表示。第四、协议的另一签订人刘文辉虽然不是鲁Ｙ×××××号轿车所有人，但其作为肇事车辆的驾驶人，出面处理事故亦无不可；在此期间车辆的所有人李晓武亦未提出异议，故李晓武对刘文辉的签署调解协议是许可的；且被告刘文辉在2015年9月按照鉴定结论将车辆损失及鉴定费过付给李晓武，足以说明车主李晓武对刘文辉处理事故行为是认可的。鲁Ｙ×××××号轿车定损日期为2014年8月1日，定损价值为41200元，与人民调解协议上约定的修车费相同。原告当庭陈述签订人民调解协议时未见定损鉴定报告，与常理不符。该鉴定报告上载明的委托人为李晓武，原告刘爱强对此应是明知的。对于原告刘爱强来说，签订人民调解协议时，涉案车辆的损失价值是确定的，即使其向刘文辉赔偿后，车主李晓武提出异议，其亦可向被告刘文辉追偿。故不存在被告刘文辉采用欺诈手段与其签订人民调解协议的问题。第五、原、被告三方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六、对于人民调解协议约定的其他事项，原告方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实。综上，原告刘爱强为达个人目的，明知人民调解协议赔偿数额高于实际损失数额，仍愿意在调解协议签字认可，系其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其主张原被告三方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显失公平、被告方采用欺诈手段与原告签署，非原告真实意思表示，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主张的原告刘爱强滥用诉权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变更或者撤销协议，或者请求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据此规定，原告刘爱强当然可以在于文、刘文辉起诉刘爱强要求履行调解协议案件中反驳该协议无效，亦可单独诉讼起诉要求撤销调解协议。关于被告主张原告刘爱强起诉撤销权消灭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期间包括法定期间和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间。期间以时、日、月、年计算。期间开始的时间和日不计算在期间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民事诉讼中以时起算的期间从次时起算；以日、月、年计算的期间从次日起算。本案中，原、被告三方于2014年11月24日签订协议，原告刘爱强于2015年11月24日到法院立案，要求撤销调解协议，未超一年的法律规定期间。对于被告的该答辩意见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五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6年6月12日判决：驳回原告刘爱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减半收取100元，由原告刘爱强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刘爱强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首先，刘爱强与于文于2014年10月20日已经达成了私下协议，刘爱强一次性赔付于文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车辆损失、交通费共计人民币20000元，该款项刘爱强已即时交付给了于文，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并按印予以确认，未赔付部分只有护理费用及住院伙食补助费的费用，该协议系刘爱强与于文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已经实际履行。其次，2014年11月24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并非刘爱强、于文、刘文辉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因在于签订该协议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能让刘爱强取回在交警部门扣押的车辆，二是在交警部门处理后，才能向保险公司主张相关损失，这是与2014年10月20日的私下协议相吻合的。再次，从2014年11月24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来看，其内容并不符合常理，众所周知调解应是双方各让一步，不可能存在赔偿数额在没有依据的基础上，肆意上涨，漫天要价的情况，其签订是因为2014年10月20日已经达成了私下协议，其调解协议书本身内容，并不是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其内容明显显失公平。最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就交警扣车的具体情况并未查实即而进行了认定，其实于文在其与刘文辉在莱山区法院起诉刘爱强及其保险公司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后撤诉）中，已经对扣车的事实予以了认可；另外，刘文辉并非车主，根本无权在调解协议上签字，调解协议在签订时其主体就存在问题。综上，请求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于文、刘文辉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审理中，被上诉人于文称李晓武知晓调解协议的事情，其与李晓武一直是男女朋友关系，于2015年11月9日登记结婚。李晓武结婚之前与刘文辉合租一套房屋。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2014年11月24日刘爱强与刘文辉、于文在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的调解协议应否予以撤销，是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本案中，刘爱强与刘文辉、于文发生交通事故后，在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合同的性质。当事人各方应当严格按照约定履行义务。
虽然刘文辉并非鲁Ｙ×××××车的车主，但刘文辉在借用李晓武的车辆期间发生交通事故，由其代表车主出面处理事故更为方便，且李晓武在结婚之前与刘文辉合租一套房屋，于文又是李晓武的女朋友，从常理分析，车主李晓武应该清楚调解协议的内容，事后李晓武并未对此提出异议，李晓武委托鉴定部门鉴定的车损价格41200元，也与调解协议中的修车费数额相符。因此，刘爱强主张刘文辉非鲁Ｙ×××××车的车主、无权在调解协议中签名，涉案调解协议非刘爱强、刘文辉、于文的真实意思表示，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刘爱强申请撤销涉案调解协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并无不当。上诉人刘爱强之上诉，证据不足，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刘爱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天松
审判员 刘海波
审判员 张莉莉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姜永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