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民终71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代某1，女，1947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某1（曾用名代文润），男，1949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代某2，男，1951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某2（曾用名代文高），男，1955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代某3，女，1971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云梦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代某4，男，1973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
以上六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吴丹、郭清河，湖北文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代某5，女，1957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代理人：蔡小祥、王莉，湖北清风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戴某3（曾用名代六容），女，1944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
上诉人代某1、戴某1、代某2、戴某2、代某3、代某4因与被上诉人代某5及原审原告戴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6民初31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代某1、戴某1、代某2、戴某2、代某3、代某4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代某5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公证遗嘱的公证程序不合法，公证审查程序基本缺失，不能作为一审认定事实的证据。1、本案中的公证遗嘱是在立遗嘱人的住所办理，但法院调取公证档案资料中没有公证处指派公证员的任何文书，不符合《遗嘱公证细则》第五条的规定，公证程序违法。2、法院调取的公证档案资料中《证明遗嘱（或遗赠）申请表》不是立遗嘱人自己填写，也未注明是谁代写，不符合公证程序。3、法院调取的公证档案资料中（武昌区公证处询问笔录）未对立遗嘱人有无受胁迫或者受欺骗进行审查，尽管询问了立遗嘱人的身体状况，但未对立遗嘱人对事物的识别、反应能力进行询问并记笔录，同时该笔录中也没有公证人员、见证人的签名，不符合公证程序。4、法院调取的公证档案资料中没有录音或者录像，公证程序不合法。二、一审判决认定的公证遗嘱中公证的股权，属于立遗嘱人无权处分的财产。公证遗嘱无效，应当适用法定继承规则。三、一审判决引用的法律条文存在问题，适用法律错误。
代某5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原告戴某3经本院通知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意见。
戴某3、代某1、戴某1、代某2、戴某2、代某3、代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戴某3、代某1、戴某1、代某2、戴某2、代某5平均继承叶秀英、代福全名下遗产份额的1/7，代某3、代某4平均继承叶秀英、代福全名下遗产份额的1/14；2、代某5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代福全（曾用名戴福全，公民身份号码）与叶秀英（公民身份号码）夫妻共同生育7个子女。即代文彩、戴某3、代某1、戴某1、代某2、戴某2、代某5。
1998年11月2日，代文彩去世，2000年4月16日其妻易顺芹去世。二人共同生育二个子女，即代某3、代某4。
2004年12月1日，代福全立下公证遗嘱一份，内容为：一、我与妻子叶秀英共有武汉市沙湖经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股权27股（股权证编号：175）。在我死后，上述股权中属我的份额，我指定由女儿代某5继承。代某5继承的上述股权，归代某5个人所有。二、本遗嘱制作一式三份，我执两份，武昌区公证处存一份。2004年12月3日，武汉市武昌区公证处出具（2004）武昌证字第5096号公证书，对代福全所立遗嘱进行公证。
2004年12月1日，叶秀英亦立下公证遗嘱一份，内容为：一、我与丈夫代福全共有武汉市沙湖经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股权27股（股权证编号：175）。在我死后，上述股权中属我的份额，我指定由女儿代某5继承。代某5继承的上述股权，归代某5个人所有。二、本遗嘱制作一式三份，我执两份，武昌区公证处存一份。2004年12月3日，武汉市武昌区公证处出具（2004）武昌证字第5097号公证书，对叶秀英所立遗嘱进行公证。办理公证遗嘱在武昌区公证处备案的股东证复印件载明：股东姓名叶秀英，身份证号码，持股数额27股，编号175，发证单位沙湖经贸公司。
2005年4月28日（户口本记载去世时间为2005年5月13日），代福全去世。
2012年9月12日，沙湖经贸公司发布公告，载明：公司20%的集体股为1777股、公司收购的个人股为180股，两项合计1957股，作为农龄股全部平均量化给176个原始股东，每个股东可分得的股权为人均11.119股。请各位股东在见此公告之日起十日内凭股东证到本公司办理换取新的股东证登记等手续。逾期不办，视为自动放弃本次量化个人股权权利。
沙湖经贸公司重新发给叶秀英的股东证记载：股东姓名叶秀英，身份证号码，持股数额38.119股，编号175，发证单位沙湖经贸公司。红利分配记载：2013年6月14日红利2763.62元（公司）、17148.59元（酒店）、1288.42元（地产）、7079.07元（油站），2014年5月5日红利48668.81元，2015年8月3日红利30136.50元。上述红利均由代某5领取。
2015年1月14日叶秀英去世。2015年7月28日，沙湖经贸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有武汉市沙湖经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叶秀英持有本公司股份38.119股。
因当事人对股权继承事宜协商未果，戴某3、代某1、戴某1、代某2、戴某2、代某3、代某4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代某5也向一审法院提出自己的诉讼请求，经一审法院释明，代某5表示不另案提出诉讼，仅在本案中作为被告提出答辩意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本案系法定继承还是遗嘱继承的问题。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九条“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公证书的内容违法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公证机构应当撤销该公证书并予以公告，该公证书自始无效；公证书有其他错误的，公证机构应当予以更正。”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起诉请求变更、撤销公证书或者确认公证书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告知其依照公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可以向出具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的规定，戴某3、代某1、戴某1、代某2、戴某2、代某3、代某4虽对代福全、叶秀英所立公证遗嘱的效力提出异议，但未提交足以推翻上述公证遗嘱的相反证据，故对于已由公证遗嘱处分的代福全、叶秀英共同所有的沙湖经贸公司股权27股，应按遗嘱由代某5继承。
二、对于2012年沙湖经贸公司将20%的集体股1777股和公司收购的个人股180股，合计1957股作为农龄股全部平均量化给176个原始股东，每个股东可分得的股权为人均11.119股，即被继承人叶秀英于2012年分得的股权11.119股，因分得股权时被继承人代福全已去世，故新分得的11.119股股权应为被继承人叶秀英的个人财产，叶秀英在世时未对此部分股权立下遗嘱，故新分得的11.119股股权应按法定继承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及第十一条“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的规定，本案中叶秀英的法定继承人为其子女戴某3、代某1、戴某1、代某2、戴某2与代某5及代文彩，因代文彩先于叶秀英死亡，故由代文彩的子女代某3、代某4代位继承代文彩有权继承的份额，即戴某3、代某1、戴某1、代某2、戴某2、代某5各继承1/7,代某3、代某4各继承1/14。为便于分配，确定戴某3、代某1、戴某1、代某2、戴某2、代某5各继承1.588股，代某3继承0.794股，代某4继承0.797股。
三、对于38.119股股权已发放的红利，一审法院因无法调取证据，曾向当事人释明在本案中不作处理，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2013年至2015年已发放的红利金额可以确定，为减少当事人的诉累，对此一并作出处理。即从2013年至2015年已发放的红利为107085.01元，按39.119股计算，每股分得的红利为2809元，则戴某3、代某1、戴某1、代某2、戴某2、代某5各继承的红利应为4461元（2809元×1.588股），代某3应继承的红利为2230元（2809元×0.794股），代某4应继承的红利为2239元（2809元×0.797股）。因此款由代某5领取，故代某5应将上述款项返还给戴某3、代某1、戴某1、代某2、戴某2、代某3、代某4。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登记在叶秀英名下的武汉市沙湖经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股权38.119股，由戴某3、代某1、戴某1、代某2、戴某2各继承1.588股；代某3继承0.794股，代某4继承0.797股；代某5继承28.588股。二、代某5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戴某3、代某1、戴某1、代某2、戴某2各自应继承的红利4461元；返还代某3应继承的红利2230元；返还代某4应继承的红利2239元。三、驳回戴某3、代某1、戴某1、代某2、戴某2、代某3、代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8500元，减半收取4250元，由戴某3、代某1、戴某1、代某2、戴某2、代某3、代某4共同负担1040元，由代某5负担3210元。
本院二审期间，代某1、戴某1、代某2、戴某2、代某3、代某4均认可戴某2具有村民资格，戴某2自认其也分得了沙湖经贸公司的股份。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九条“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公证书的内容违法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公证机构应当撤销该公证书并予以公告，该公证书自始无效；公证书有其他错误的，公证机构应当予以更正。”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起诉请求变更、撤销公证书或者确认公证书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告知其依照公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可以向出具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的规定，戴某3、代某1、戴某1、代某2、戴某2、代某3、代某4虽对代福全、叶秀英所立公证遗嘱的效力提出异议，但未提交足以推翻上述公证遗嘱的相反证据，故对于已由公证遗嘱处分的代福全、叶秀英共同所有的沙湖经贸公司股权27股，应按遗嘱由代某5继承。关于代某1、戴某1、代某2、戴某2、代某3、代某4上诉提出代福全、叶秀英名下的沙湖经贸公司股权27股是以家庭为单位共有的股权，其也应共同享有，代福全、叶秀英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赠与代某5，属无权处分行为的上诉理由，从有村民资格的戴某2自认其也分得沙湖经贸公司的股份，而其他无村民资格的涉案当事人未分得沙湖经贸公司股份的事实来看，可以认定在村集体改制过程中只有具有村民资格的人才能分得股份，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分配股份，故代某1、戴某1、代某2、戴某2、代某3、代某4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代某1、戴某1、代某2、戴某2、代某3、代某4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500元，由代某1、戴某1、代某2、戴某2、代某3、代某4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立新
审判员 王 阳
审判员 陈继红
二○二○一七年一月十二日
书记员 尹思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