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110民初18883号原告：汪玉连，女，1977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委托代理人：沈芸，浙江泽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杭州百友时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塘栖宏畔莫家桥村。法定代表人：葛映红，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吴苏元，杭州市塘栖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汪玉连（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杭州百友时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原告于2017年11月2日诉来本院，本院同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高亚飞独任审判，于2017年12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汪玉连及其委托代理人沈芸，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吴苏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起诉称：原告自2004年2月进入被告处工作，每月工资3500元。在工作期间，被告长期要求原告加班，每日实际工作时间为10小时。2017年2月15日下午，原告与被告负责人在厂内发生纠纷，随后原告向监察部门投诉，此后，被告负责人多次言语威胁原告，导致原告无法在被告处正常工作。原告认为，被告长期要求原告加班，并在发生纠纷后言语威胁，致使原告被迫离开被告公司。故原告诉至法院，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加班工资28828元（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0日，2小时*26天*22个月*16.8/元小时*1.5）；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42000元（3500元/月*12个月）；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为证明上述事实，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仲裁裁决书，用以证明本案经过劳动仲裁的事实。2、录音光盘三份及文字稿，用以证明被告存在言语威胁原告的事实。3、劳动保障监察投诉登记表，用以证明原告于2017年3月6日向余杭区保障监察大队投诉被告的事实。4、照片2份，用以证明原告在被告处工作的事实。5、工资表一份，用以证明原告每月工资3500元的事实。6、汪玉连的询问笔录，用以证明原告投诉被告的事实。7、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用以证明原告投诉并经受理的事实。8、考勤表四份，社保缴费明细4份，用以证明原告在被告处工作的事实。被告辩称：被告从未要求原告加班，从未威胁原告，原告离开被告系原告家中有事主动辞职，在劳动仲裁过程中，被告提供了辞职申请单，而不是向原告所说的被迫离职。被告在仲裁过程中，提供辞职申请单，可以证明原告系主动辞职，不符合主张经济补偿金的法定情形，另被告在仲裁过程中提交了一次性补贴承诺书，原告承诺拿到补偿金后不再向被告主张补偿金包括现金，证明原告已经向被告放弃主张劳动权利，因此原告就劳动争议向被告主张劳动权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证明上述事实，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辞职申请单，用以证明原告因家中有事主动提出辞职，不能主张经济补偿的事实。2、一次性补贴承诺书，用以证明原告承诺拿被告一次性补贴3000元，放弃再就劳动争议主张任何权利的事实。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调取了余劳人仲案字〔2017〕第543号案件庭审笔录，并当庭予以出示。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三性无异议，证明了原告向被告行权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已经被仲裁驳回。证据2，三性均有异议，属于原告单方提出要求被告支付加班工资和经济赔偿金，被告处从不存在加班2小时，也没有言语威胁原告。证据3、6，三性有异议，仅能证明原告单方向余杭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投诉，被告从未认可加班事实的存在，也无须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证据4，三性均有异议，无法看清员工是原告，且被告未否认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只不过是原告主动提出离职。证据5，三性无异议，认可原告月工资为3500元。证据7，三性有异议，仅证明原告投诉不属于劳动保障监察范围，被劳动保障监察大队退回的事实。证据8，考勤表三性有异议，仅能证明原告工作天数，每周休息一天，被告在庭审中认可按照上述时间发放3500元左右的月工资；社保明细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明被告按照国家规定为原告缴纳社保的义务。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2，三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辞职申请单系因被告言语威胁原告，原告无法在被告处工作的情况下，原告为了取回拖欠的工资，无奈向被告出具，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被告无异议，原告认为笔录第五页仲裁员询问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是否终止，原告陈述没有解除，与原告在仲裁庭审时实际不一致，实际陈述已于2017年2月15日因被告要求原告离开而解除，其他部分无异议。对原告、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被告无异议，能够证明本案经过仲裁前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2，无法证明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本院不予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3-8，能够证明原告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监察部门处理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1、2，符合证据有效构成要件，原告虽有异议，但未能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故本院对该些证据予以确认。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反映了仲裁的庭审情况，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上述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经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如下：原告系被告的员工。被告自2007年4月开始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2017年3月6日、4月6日，原告两次向劳动监察保障部门投诉，分别要求被告开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和终止劳动。2017年4月6日，杭州市余杭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出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告知原告于2017年4月6日向杭州市余杭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投诉被告，要求被告与原告等二人终止劳动关系之请求，不属于劳动保障监察范围。同日，原告予以签收。2017年4月14日，原告填写员工辞职申请单，载明“家中有事，所以辞职”，被告予以同意。同日，原告签署一次性补贴承诺书一份，承诺已向被告领取一次性补贴3000元，此后不会再向被告赔偿或所取任何东西（包括人民币现金等）。2017年8月21日，原告以被告为被申请人向杭州市余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支付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0日拖欠加班工资34320元、经济补偿金42000元。2017年9月29日，杭州市余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余劳人仲案字〔2017〕第543号仲裁裁决，驳回原告的全部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诉至法院，请求上判。本院认为：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于2017年2月15日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但原告陈述2017年2月15日至2017年4月14日期间在被告处工作，存在矛盾。同时，原告签署的员工辞职申请单显示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7年4月因原告个人原因辞职而解除。综上，原告主张因被告于2017年2月15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赔偿金的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因加班工资发生争议的，其申请仲裁时效期间为二年。双方劳动关系于2017年4月14日解除，故原告主张的2015年1月1日至4月14日期间的加班工资请求已超过劳动争议仲裁申请时效期间，本院不予支持。劳动者主张加班事实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主张每天上班10个小时，存在延长2个小时加班的事实但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不利后果。故原告主张的2015年4月15日至2016年12月30日期间的加班工资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汪玉连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汪玉连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二份，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高亚飞二○一八年一月十五无书记员  陶奕宸?*ArabicDash?-2-??*ArabicDas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