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浙民申111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胡建。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孙凤兰。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来波。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徐红梅。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吴晓冬。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解放路支行。住所地：杭州市解放路*******号。
代表人：胡莹，行长。
一审被告：杭州杰旭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紫金公寓**幢***室。
法定代表人：章一明。
一审被告：章一明。
一审被告：叶晓丽。
再审申请人徐红梅、吴晓冬、胡建、孙凤兰、来波与被申请人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解放路支行（以下简称联合农村银行解放路支行）、一审被告杭州杰旭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旭物资公司）、一审被告章一明、叶晓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商终字第19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孙凤兰、胡建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胡建、孙凤兰在本案中无过错，无需承担因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的赔偿责任。1.杰旭物资公司法定代表人章一明从未就本案借款事宜与银行进行商谈，其对签字后款项流向也不知晓，杰旭物资公司系空壳公司，几乎无经营业务，银行发放案涉贷款不符合贷款法定程序，系其违法操纵行为才导致饶应彪诈骗成功，且饶应彪存有犯罪前科，如银行按正常程序审核贷款，案涉诈骗实际不可能成功；2.二审判决认定“各担保人提供包括房产抵押在内的诸担保行为客观上增强了饶应彪以杰旭物资公司名义采用诈骗手段与联合农村银行解放路支行进行资金交易的信用程度，与联合农村银行解放路支行在本案中因主债务人清偿不能所形成的损失难谓无因果联系”，相应认定存有错误；3.根据《物权法》、《担保法》的规定，债务人或第三人对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的才适用最高额抵押，本案联合农村银行解放路支行发放的系单笔贷款，故签订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违背了最高额抵押贷款发放的规定程序；4.本案借款事实，已经生效刑事判决认定，属于饶应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行为，因此案涉《借款合同》应认定无效，《最高额抵押合同》也应归于无效。孙凤兰、胡建在提供抵押担保时系《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已经尽到了对《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主体资格、借款用途的审查义务，尽到了应尽的高度谨慎注意义务，并且对无效《借款合同》的成立没有起到任何中介或促进的作用，所以胡建、孙凤兰在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没有过错。更重要的是，胡建、孙凤兰在案涉担保过程中未获取利益，如果再让胡建、孙凤兰承担超出一般人应尽的更大的谨慎注意义务，未免对担保人要求过高，无疑会造成实质意义上的不公。而且联合农村银行解放路支行在原审过程中没有举证证明胡建、孙凤兰在本案中存在过错，原审法院直接认定担保人在本案中存在过错有失偏颇。另外，担保过程中主合同的当事人是债权人和债务人，担保人不是合同当事人，主合同无效，不应当要求非合同当事人的担保人承担无效结果，无效结果应当由主合同债权人和债务人承担。二、案涉担保合同无效，在本案中一并判令注销杭房他证字第15214**号的抵押登记，符合法律规定及诉讼效率原则。三、原审判决认定胡建、孙凤兰担保的最高额为420万元，认定有误。抵押合同中前后两个不同的最高额数字均为手写，根本不存在手写和打印的区别，应按合同主文认定最高担保额为294万元。四、二审判决以最高担保额的三分之一为准计算各担保人责任限额，并在判决中表明担保人共同赔偿责任，内部各担保人的具体担保额度可以确认的赔付金额最高限额为基数按比例予以折算追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如若认定担保人有过错需承担赔偿责任，则胡建、孙凤兰承担的赔偿责任也不应超过2940000（且应扣去银行已收回的款项）的三分之一，再与保证人章一明、叶晓丽均分为宜。五、案涉合同无效，案涉贷款不应继续计算利息，故原审判决支持联合农村银行解放路支行的利息请求，存有不当。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徐红梅、吴晓冬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徐红梅获取的44.4万元与本案贷款具有关联性属认定事实错误。1.案涉44.4万元款项发生于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签订之前，均与联合农村银行解放路支行无关，原审判决认定该款项系徐红梅从联合农村银行解放路支行获取的收益无事实依据，徐红梅未在本案中获取任何收益；2.本案与（2015）浙杭商终字第377号民事判决情况基本一致，判决情况存有差异，同案不同判存有不公；二、吴晓冬、徐红梅无过错，无需承担因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的赔偿责任。1.本案借款事实已经生效刑事判决认定，属于饶应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行为，因此案涉《借款合同》应认定无效，本案中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也应归于无效。吴晓冬、徐红梅在提供抵押担保时系《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吴晓冬、徐红梅在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已经尽到了对《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主体资格、借款用途的审查义务，尽到了应尽的高度谨慎注意义务，并且对无效《借款合同》的成立没有起到任何中介或促进的作用，所以吴晓冬、徐红梅在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并没有过错。2.联合农村银行解放路支行应承担贷款损失的责任；3.根据《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之规定，债务人或第三人对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的才适用最高额抵押，本案联合农村银行解放路支行发放的系单笔贷款，故签订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违背了最高额抵押贷款发放的规定程序；4.吴晓冬、徐红梅在案涉担保过程中并未获取利益，如果再让吴晓冬、徐红梅承担超出一般人应尽的更大的谨慎注意义务，未免对吴晓冬、徐红梅要求过高，无疑会造成实质意义上的不公。三、二审判决以最高担保额的三分之一为准计算各担保人责任限额，并在判决中表明担保人共同赔偿责任，内部各担保人的具体担保额度可以确认的赔付金额最高限额为基数按比例予以折算追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四、案涉合同无效，案涉贷款不应继续计算利息。徐红梅、吴晓冬承担的责任不应超过1960000（且应扣去银行已收回的款项）的三分之一，再与保证人章一明、叶晓丽均分为宜。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来波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来波在本案中无过错，无需承担因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的赔偿责任。1.杰旭物资公司法定代表人章一明从未就本案借款事宜与银行进行商谈，其对签字后款项流向也不知晓，杰旭物资公司系空壳公司，几乎无经营业务，银行发放案涉贷款不符合贷款法定程序，系其违法操纵行为才导致饶应彪诈骗成功，且饶应彪存有犯罪前科，如银行按正常程序审核贷款，案涉诈骗实际不可能成功；2.二审判决认定“各担保人提供包括房产抵押在内的诸担保行为客观上增强了饶应彪以杰旭物资公司名义采用诈骗手段与联合农村银行解放路支行进行资金交易的信用程度，与联合农村银行解放路支行在本案中因主债务人清偿不能所形成的损失难谓无因果联系”，相应认定存有错误；3.根据《物权法》、《担保法》的规定，债务人或第三人对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的才适用最高额抵押，本案联合农村银行解放路支行发放的系单笔贷款，故签订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违背了最高额抵押贷款发放的规定程序；4.本案借款事实，已经生效刑事判决认定，属于饶应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行为，因此案涉《借款合同》应认定无效，《最高额抵押合同》也应归于无效。来波在提供抵押担保时系《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已经尽到了对《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主体资格、借款用途的审查义务，尽到了应尽的高度谨慎注意义务，并且对无效《借款合同》的成立没有起到任何中介或促进的作用，所以来波在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没有过错。更重要的是，来波在案涉担保过程中未获取利益，如果再让来波承担超出一般人应尽的更大的谨慎注意义务，未免对担保人要求过高，无疑会造成实质意义上的不公。而且联合农村银行解放路支行在原审过程中没有举证证明来波在本案中存在过错，原审法院直接认定担保人在本案中存在过错有失偏颇。另外，担保过程中主合同的当事人是债权人和债务人，担保人不是合同当事人，主合同无效，不应当要求非合同当事人的担保人承担无效结果，无效结果应当由主合同债权人和债务人承担。二、案涉担保合同无效，在本案中一并判令注销杭房他证字第15214**号的抵押登记，符合法律规定及诉讼效率原则。三、原审判决认定来波担保的最高额为372.5万元，认定有误。抵押合同中前后两个不同的最高额数字均为手写，根本不存在手写和打印的区别，应按合同主文认定最高担保额为260万元。四、二审判决以最高担保额的三分之一为准计算各担保人责任限额，并在判决中表明担保人共同赔偿责任，内部各担保人的具体担保额度可以确认的赔付金额最高限额为基数按比例予以折算追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如若认定申请人有过错需承担赔偿责任，则申请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也不应超过2600000（且应扣去银行已收回的款项）的三分之一，再与保证人章一明、叶晓丽均分为宜。五、案涉合同无效，案涉贷款不应继续计算利息，故原审判决支持联合农村银行解放路支行的利息请求，存有不当。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认为：案渉借款合同项下750万元款项发放的事实已经生效刑事判决认定属于饶应彪的经济犯罪（贷款诈骗、合同诈骗）行为，案渉借款合同应认定无效，相应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及保证合同亦归于无效，上述事实已经生效民事判决确认，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各担保人提供包括房产抵押在内的担保行为增强了饶应彪以杰旭物资公司名义采用诈骗手段与联合农村银行解放路支行进行资金交易的信用程度，客观上促进了上述交易的达成，原审认定各担保人对合同无效存有过错并无不当。原审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判令各担保人以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为限承担民事责任，相应处理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徐红梅申请再审主张其获取的44.4万元款项时间在本案所涉合同签订之前，与本案联合农村银行解放路支行所涉贷款无关联性，但其相应主张与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相应内容不符，原审未采信其主张，符合证据认证规则，并无不当。另外，本案系联合农村银行解放路支行向各担保人主张赔偿责任或返回款项责任，原审认定各担保人的具体担保额度不足以对抗债权人即联合农村银行解放路支行，相应认定符合法律规定，各再审申请人的相应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至于各再审申请人主张本案应判令注销案涉抵押登记，因本案系联合农村银行解放路支行提起诉讼，各再审申请人之相应主张并不在本案审理范围内，原审相应处理并无不当。
综上，徐红梅、吴晓冬、胡建、孙凤兰、来波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之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胡建、孙凤兰、徐红梅、来波、吴晓冬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黄 梅
代理审判员 伍华红
代理审判员 颜晓杰
二○一六年五月九日
书记员吕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