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0104民初1477号
原告（反诉被告）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三段398号新时空大厦20楼A区，组织机构代码：44881141-8。
负责人杨建伟,该事务所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珍，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湖南谛议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市车站路18号，组织机构代码：44881144-2。
负责人刘亚辉，该事务所主任。
委托代理人刘玉明，湖南谛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文胜兰，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湖南格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岳麓区英才园居住小区综合办公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000722510176Y。
法定代表人何仲德，任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周小同，湖南华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子俊，湖南华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州律所”）、原告湖南谛议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谛议律所”）诉被告湖南格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塘公司”）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在审理过程中，被告格塘公司对原告金州律所、谛议律所提起反诉，本院审查予以准许后，决定将本诉与反诉合并审理，并依法由审判员黄婧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莲芳、许建国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苏萌担任庭审记录。本诉原告（反诉被告）金州律所的委托代理人李珍，本诉原告（反诉被告）谛议律所的委托代理人刘玉明，本诉被告（反诉被告）格塘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小同、黄子俊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金州律所、谛议律所诉称：2012年1月13日，被告格塘公司与湘潭聚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称“湘潭市中鸿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均简称“聚富公司”）工程款纠纷一案，委托两原告指派的律师参加代理，并与两原告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编号为（2012）金律民字第197号。合同第五条关于代理费用约定：“1、本案为风险代理：甲方（即被告）按照本案回款金额确定风险代理费；即通过法律途径生效的法律文书执行或者调解实际获得的工程回款的30%支付乙方（即原告湖南谛议律师事务所）、丙方（即原告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风险代理费（其中乙方15%、丙方15%）。2、工程回款到达甲方账户后，5日内付清代理费”。2013年8月6日，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2012）潭中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2013年12月24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二审，作出（2013）湘高法民一终字第1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包括聚富公司应付格塘公司1603963.11元。在原告律师的努力下，法院已经将本案工程款全部执行到位，被告格塘公司于2015年10月21日收到本案的最后一笔执行款并向法院书面确认全部执行完毕，法院于2015年10月24日通知执行结案。因此，被告格塘公司应当按合同支付原告代理费。经原告多次催收，被告格塘公司拒不履行其支付代理费的义务。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金州律所和谛议律所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向两原告支付代理费人民币481189（（853963.11+750000）*30%=481189）元，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从2015年11月1日计算至付清所有款项完毕止）；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
被告（反诉原告）格塘公司辩称：1、原、被告双方的代理合同已经于2015年7月16日解除，原告方不能因此主张代理费用。2、原告方错误地理解了关于代理费用的约定：第一，被告与案外人聚富公司的建筑施工合同纠纷是分为两案处理的，本案中原告方仅将其中一案的判决结果作为计算代理费的依据；第二，代理费用是以实际获得工程回款的30%确定，而不是依据判决书所确定的数据来计算，且工程回款并不包括保证金。
反诉原告（本诉被告）格塘公司反诉称：2012年1月13日，反诉原告委托反诉被告金州律所和谛议律所代理格塘公司与聚富公司工程款纠纷一案（以下简称“格塘诉聚富案”）。反诉被告指派陈科文、刘玉明作为该代理人。经被反诉人分析评估后共同确定了追回工程款及保证金的基本方案：诉请聚富公司应付工程款暂估500万元，违约金150万元，退还保证金75万元。该案立案后，反诉被告指派的律师既未按格塘公司要求申请财产保全，审理程序中也不主动向格塘公司反映案件进展情况。该案经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后，仅支持格塘公司853963.11元的诉求，同时还判决格塘公司支付聚富公司违约金70万元。在一、二审诉讼过程中反诉被告分析案情考虑不周，消极对待庭审工作，对聚富公司提出的不合理诉求亦不予答辩，该行为直接导致格塘公司177万余元的损失。在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反诉被告指派的律师不积极履行代理义务，甚至拒接格塘公司电话，执行协商过程中还拒绝到场。最后，格塘公司在自己的努力下于2015年10月23日追回754403.11元。因为反诉被告所指派的律师没有切实履行代理义务，造成反诉原告巨大损失，故反诉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1、反诉被告金州律所和谛议律所赔偿反诉原告1770014.7元；2、反诉被告金州律所和谛议律所承担本案本诉与反诉的诉讼费用。
反诉被告（本诉原告）金州律所和谛议律共同辩称：1、反诉被告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为反诉原告追回欠款，已经实际履行了代理义务。反诉原告所称反诉原告指派的律师未切实履行代理义务不符合客观事实；2、反诉原告要求赔偿损失1770014.7元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作为反诉原告拒绝支付代理费的理由。
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原告（反诉被告）金州律所和谛议律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证据一、《委托代理合同》（2012）金民字第197号，拟证明格塘公司与金州律所、谛议律所存在委托代理关系；
证据二、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潭中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湘高法民一终字第163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两原告尽职为被告代理其与聚富公司工程款纠纷案，法院判决聚富公司支付被告工程款共计人民币1603963.11元；
证据三、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结案通知书（2014）潭民中执字第39-1号，拟证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湘高法民一终字第163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内容全部执行完毕，被告已实际收到判决的所有工程回款。
被告（反诉原告）格塘公司对原告（反诉被告）金州律所、谛议律所提交的证据材料，质证如下：
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合同第一句话表明涉案合同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两原告的代理范围不限于格塘公司向聚富公司索要工程款，还包括格塘公司承建聚富公司这一项目涉及的所有纠纷，包括聚富公司反诉或者其他诉讼纠纷产生的损失，聚富公司诉格塘公司按产生的违约金损失应在最终结算代理费的过程中予以减少。同时，合同第5条第1款、第6条乙方丙方责任第4款两项都约定了代理费是以实际的工程回款的30%来计算，原告应尽追回保证金的义务，代理费的计算基数仅包括工程款。
对证据二、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两份判决书仅仅是一个案子的判决，而实际上原告还代理了聚富公司诉格塘公司一案，该案格塘公司要承担违约责任，应支付聚富公司违约金700000元，两原告不能仅依据一案作为代理费支付的依据，结案通知书仅表明格塘公司与聚富公司案件已经执行完毕，但该案的执行回款并不是判决书所确定的金额。执行过程中，格塘公司与聚富公司协商一致的金额是90万余元，其中还包括了保证金及格塘公司代付诉讼费用及鉴定费用。
为支持其诉讼主张，被告（反诉原告）格塘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证据一、（2013）湘高法民一终字第162号民事判决书、（2012）潭中民一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2013）湘高法民一终字第163号民事判决书、（2012）潭中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原告代理的格塘公司与聚富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分为两案处理，（2013）湘高法民一终字第162号民事判决表明格塘公司应支付聚富公司违约金700000元，（2013）湘高法民一终字第163号案判决表明聚富公司应当返还格塘公司保证金750000元、支付工程款853963.11元，以上两案款项相抵后，聚富公司应支付格塘公司案款903906.11元（未计算案件受理费、鉴定费等诉讼费用）；
证据二、《解除合同通知书》、《邮政快递单》、《妥投短信》，拟证明格塘公司要求解除《委托代理合同》通知书已经送达给原告，该合同于2015年7月16日解除；
证据三、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潭中执字第39号《受理执行案件通知书》及《送达回证》、《付款申请书》、2015年2月10日《授权委托书》、《协调笔录》及《签到表》、2015年10月21日《授权委托书》、《执行谈话笔录》，拟证明1、格塘公司与聚富公司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原告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代理职责，该案执行工作实际由格塘公司工作人员处理；2、原告认可其与格塘公司合同解除的事实，合同解除后原告也再未参与案件的执行；3、案件执行过程中，聚富公司支付格塘公司1072113.11元，其中，聚富公司扣除120000元作为维修费用，格塘公司实际获得的款项为952113.11元，该款包括聚富公司返还格塘公司的保证金750000元；
证据四、《工行银行回单》2张、（2014）潭中执字第39-1号结案通知书、送达回证，拟证明格塘公司与聚富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已经执行完毕，格塘公司实际到账952113.11元。
原告（反诉被告）金州律所、谛议律所对被告（反诉原告）格塘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质证认为：
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于聚富公司诉格塘公司的162号案件不在涉案原告与被告委托代理合同之内，也未另行签订代理合同，原告未另行收取费用，仅是帮忙；
对证据二，原告解除合同发生在案件审理终结后执行过程中，被告仅通知谛议律所，未通知金州律所，谛议律所已发函并电话告知格塘公司不同意解除合同，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何仲德拒收快递；
对证据三、证据四，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确认1603963.11元执行完毕，原告在执行过程中参与过，但是在最后执行金额确定时，被告未通知原告参与。
对原告（反诉被告）金州律所、谛议律所提交的证据材料，结合被告（反诉原告）格塘公司的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
关于证据一，被告对该《委托代理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表示认可，虽然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但未提供充足的理由及证据进行反驳，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力将结合其他有效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释。证据二、三系相关法院出具的判决文书且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被告对该两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提出异议，本院也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结合其他有效证据材料对其证明力予以阐释。
对被告（反诉原告）格塘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结合原告（反诉被告）金州律所、谛议律所的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
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力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释。对证据二、三、四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力将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释。
为支持其反诉主张，反诉原告(本诉被告)格塘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证据一、《委托代理合同》，拟证明格塘公司与聚富公司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委托反诉被告指派律师代理参与诉讼，约定反诉被告律师必须认真负责保护甲方合法权益、切实履行代理义务，及时向甲方反馈委托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接收甲方监督，反诉被告的责任是将聚富公司所欠工程款、保证金等追回，追回款项的一切程序都属反诉被告的责任范围；
证据二、《民事起诉状》，拟证明反诉被告接受委托后，格塘公司真实、详尽向律师叙述案情，经核算暂估聚富公司应付格塘公司工程款约500万元，违约金150万元，保证金75万元；
证据三、（2013）湘高法民一终字第162号民事判决书、（2012）潭中民一初字第1号判决书、（2013）湘高法民一终字第163号民事判决、（2012）潭中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拟证明反诉被告代理格塘公司与聚富公司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情况，两案最终判决结果为格塘公司应支付聚富公司违约金700000元，聚富公司应当返还格塘公司保证金750000元、支付工程款853963.11元，两案款项相抵后，聚富公司应支付格塘公司案款903963.11元，（未计算案件受理费、鉴定费等诉讼费用）；
证据四、《解除合同通知书》、《邮政快递单》、《妥投短信》，拟证明格塘公司要求解除《委托代理合同》通知书已经送达给反诉被告；
证据五、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潭中执字第39号《受理执行案件通知书》及《送达回证》、《付款申请书》、2015年2月10日的《授权委托书》、《协调笔录》、2015年10月21日的《授权委托书》、《执行谈话笔录》，拟证明：1、格塘公司与聚富公司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反诉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代理职责，该案执行工作由格塘公司工作人员处理；2、反诉被告认可其与格塘公司合同解除的事实，合同解除后反诉被告再未参与案件执行；3、案件执行中确认：聚富公司支付格塘公司1072113.11元，其中，聚富公司扣120000元作为维修费用，格塘公司实际获得的款项952113.11元，该款项包括聚富公司应返还格塘公司的保证金750000元；
证据六、格塘公司《损失清单》，拟证明格塘公司与聚富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因反诉被告代理不力，导致格塘公司的损失情况。
反诉被告（本诉原告）金州律所、谛议律所对反诉原告（本诉被告）格塘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质证认为：
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反诉被告已经按照合同完全履行义务；
对证据二、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162案（聚富诉格塘案）不是涉案委托代理合同标的，起诉状和四份判决书体现了反诉原告对工程款的估算错误，以及在自身履行建设施工合同的行为认识错误，反诉原告诉请要求过高；
对证据四，反诉原告解除合同发生在案件审理终结后执行过程中，反诉原告也仅通知谛议律所，没有通知金州律所，谛议律所也发函明确告知不同意解除合同，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何仲德拒收快递；
对证据五，该组证据均是反诉原告委托他人进行所产生的，反诉原、被告未解除委托代理合同，反诉原告在2015年10月21日领款当天才解除刘玉明律师的委托代理，恰恰证明与解除合同通知书相违背；
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为支持其反诉主张，反诉被告（本诉原告）金州律所及谛议律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
证据一、《民事起诉状》、《财产保全申请书》、《申请司法审计报告》、《湘潭中院执行卷》，拟证明反诉被告尽职完成己方责任，并未失职。反诉原告主张的损失，仅是反诉原告方陈述，对自身行为认识不足，所造成的损失是由于反诉原告自己原因造成，理应自己承担。反诉原告在2015年10月21日领款当天才解除刘玉明律师的委托代理，并未撤销金州律所刘玉明律师的代理，该证明与解除合同通知书相违背，反诉原告仅撤销一方代理人的代理，仅是为了方便领款。
反诉原告（本诉被告）格塘公司对反诉被告（本诉原告）金州律所、谛议律所提交的证据材料，质证如下：
对证据一中的《民事起诉状》、《财产保全申请书》、《申请司法审计报告》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诉状体现了格塘公司与反诉被告共同审核聚富公司应付格塘公司700万余元，这是经双方诉前研究讨论后达成的一致意见，作为律师应该对当事人做诉讼风险提示，故反诉被告不能主张该诉状是格塘公司单方要求的。同时，反诉被告虽提交了财产保全申请书，但在实际审理中并没有对聚富公司做财产保全，反诉被告并未切实履行代理职责。其次，执行案卷写明格塘公司是2014年2月21日才申请强制执行，而授权委托书于2013年12月16日出具，说明格塘公司在2013年12月16日就要求反诉被告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是直到2014年2月21日反诉被告才向法院提交强制执行申请书，2014年4月15日该执行案件才被法院正式受理，反诉被告没有及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没有切实履行合同义务，刘玉明律师也从未到法院参与过执行案件。再次，两份非税收入缴款书与本案无关。最后，《报告财产令》、《执行通知书》不能证明最后格塘公司的汇款金额。《付款通知书》《请求支付案款的结案报告》恰恰反映格塘公司收回的案款为903963.11元。《执行裁定书》表明反诉被告的两位代理律师均没有参与执行。
对反诉原告（本诉被告）格塘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结合反诉被告（本诉原告）金州律所、谛议律所的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
关于证据一、二，反诉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关于证据三，该组证据系相关法院出具的生效判决文书且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故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反诉被告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提出异议，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结合其他有效证据材料对其证明力予以阐释。关于证据四、五，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力将结合其他有效证据材料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释。关于证据六，因为反诉被告对两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同时反诉原告也未提供充足的证据及合理的说明论述该组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故本院不予认可，对其证明力将结合其他有效证据材料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释。
对反诉被告（本诉原告）金州律所、谛议律所提交的证据材料，结合反诉原告（本诉被告）格塘公司的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因反诉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仅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故本院对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力将结合其他有效证据材料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阐释。
根据上述本诉与反诉认定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案件事实：
2012年1月13日，原告（反诉被告）谛议律所（受托方-乙方）、原告（反诉被告）金州律所（受托方-丙方）与被告（反诉原告）格塘公司（委托方-
甲方）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两原告代理格塘公司与聚富公司工程款纠纷一案，责任包括“将聚富公司所欠工程款项、保证金等追回，包括追回上述款项所需的一切程序、结算、审计、法院的一审、二审都属乙方、丙方的责任范围”。该代理为风险代理，被告（反诉原告）格塘公司按照该案回款金额确定风险代理费用，即“通过法律途径生效的法律文书执行或者调解实际获得的工程回款的30%”支付原告（反诉被告）谛议律所、原告（反诉被告）金州律所风险代理费。
2012年2月21日，被告（反诉原告）格塘公司起诉聚富公司，原告（反诉被告）谛议律所、原告（反诉被告）金州律所分别委派刘玉明、陈科文作为委托代理人参与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2012年11月20日，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格塘诉聚富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3年8月6日并作出（2012）潭中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聚富公司向格塘公司支付工程款人民币1821053.11元、返还保证金75万元；聚富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年12月11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聚富公司在该案审理期间更名为湘潭市中鸿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仍简称“聚富公司”），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24日作出（2013）湘高法民一终字第163号判决书，判决聚富公司向格塘公司支付工程款人民币853963.11元，返还保证金75万元。
2014年2月21日，格塘公司向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上述生效判决。2014年4月15日，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该强制执行申请。2015年2月10日，被告（反诉原告）格塘公司委托其工作人员付承洋作为格塘公司与中鸿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的执行代理人。2015年7月16日，被告（反诉原告）格塘公司向原告（反诉被告）谛议律所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该《解除合同通知书》于2015年7月19日签收。2015年10月21日，被告（反诉原告）格塘公司再次明确对付承洋的授权，并撤销对原告（反诉被告）谛议律所刘玉明律所的授权委托。
2015年10月22日，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2014）潭中执字第39-1号结案通知书，通知格塘公司、聚富公司：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湘高法民一终字第163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内容全部执行完毕。
另查明，2012年2月13日，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聚富公司诉格塘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以下简称“聚富诉格塘案”）。2013年8月6日，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2012）潭中民一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格塘公司支付聚富公司违约金70万元；双方当事人均不服该判决，故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年12月11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2013）湘高法民一终字第1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原判。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反诉被告）谛议律所律师刘玉明、原告（反诉被告）金州律所律师陈科文为被告（反诉原告）格塘公司的委托代理人。
结合本诉和反诉原、被告双方的诉辩主张及业已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一、本诉原告的委托代理范围如何确定；二、当事人间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否解除；三、本诉原告代理费用如何确定；四、反诉原告格塘公司主张的损失与反诉两被告代理行为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一、本诉原告的委托代理范围如何确定的问题。本诉被告格塘公司认为，“原告的代理范围不限于格塘公司向聚富公司索要工程款，还包括格塘公司承建聚富公司这一项目涉及的所有纠纷”，即聚富诉格塘案也包括在原、被告的委托代理范围内。对此，本院审查认为，原告（反诉被告）谛议律所、原告（反诉被告）金州律所与被告（反诉原告）格塘公司于2012年1月13日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全文中未出现类似委托两原告处理格塘公司与聚富公司所有纠纷或者系列纠纷之表述，而根据《委托代理合同》中“湖南格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与湘潭聚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程款纠纷一案”，委托湖南谛议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乙方）、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丙方）的律师参加代理”的表述，可以明确当事人约定的代理案件数量是“一件”，且系涉及“工程款项”的诉讼,而聚富公司诉格塘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仅涉及格塘公司应否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无需判及聚富公司应否支付格塘公司工程款项；再者，《委托代理合同》对本诉两原告代理职责仅表述为“将聚富公司所欠工程款项、保证金追回”，并无任何关于处理格塘公司是否承担违约责任事项的约定；鉴于格塘公司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支持其上述主张，故本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谛议律所、原告（反诉被告）金州律所与被告（反诉原告）格塘公司的委托代理范围仅为格塘公司诉聚富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包括聚富公司诉格塘公司案。
二、当事人的委托代理合同是否解除的问题。本诉被告认为，2015年7月6日本诉被告向本诉原告谛议律所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谛议律所于2015年7月19日签收该《解除合同通知书》，故本诉被告与本诉两原告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已经解除。经审查，本院认为，首先，格塘公司与两本诉原告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系当事人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之间已经形成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各方均应秉承诚信原则依约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其次，《委托代理合同》亦明确约定“乙方、丙方无重大违规和对甲方造成损失，甲方不得单方解除本合同”。结合本诉原告谛议律所和本诉原告金州律所提交的关于格塘诉聚富案《民事起诉状》、《财产保全申请书》、《申请司法审计报告》等材料，可见本诉两原告已经充分地履行了委托代理义务，且在履行委托代理合同过程中无明显过错及违规行为，实际履行了替本诉被告追回工程款、保证金的约定义务。本诉被告格塘公司主张单方解除委托代理合同并无根据。同时，该《委托代理合同》系本诉被告格塘公司与本诉原告谛议律所、本诉原告金州律所三方共同签订，本诉被告格塘公司仅向本诉原告谛议律所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而未通知本诉原告金州律所，亦不必然导致涉案合同的解除。
三、本诉原告代理费用如何确定的问题。虽然原、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本诉两原告的义务是“将聚富公司所欠工程款项、保证金等追回”，但在《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1款中，明确约定的代理费用计算方式是“通过法律途径生效的法律文书执行或者调解实际获得的工程回款的30%”支付原告（反诉被告）谛议律所、原告（反诉被告）金州律所风险代理费，并没有将追回的保证金也纳入代理费用的计算范畴；《委托代理合同》第五条第2款亦表述为“工程回款到达甲方账户后，五日内付清代理费”，也并没有提及保证金的表述。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本诉两原告的代理费用应该根据本诉被告格塘公司的工程回款予以确定。根据2013年12月24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格塘诉聚富案作出（2013）湘高法民一终字第163号判决书中，判决聚富公司向格塘公司支付“工程款人民币853963.11元”之内容（该判决书所确定的内容已经于2015年10月22日由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全部执行完毕），本诉被告格塘公司应当支付给本诉原告谛议律所及金州律所的代理费用共计为853963.11元×30%=256188.93元。
四、反诉原告格塘公司主张的损失与反诉两被告代理行为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格塘公司通过提交《格塘公司所受损失详单》，拟证明在格塘公司与聚富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因反诉被告代理不利，导致格塘公司受损。对此，本院注意到反诉原告格塘公司所提供的《格塘公司所受损失详单》为2009年度格塘公司与聚富公司的部分款项来往明细以及收据，该组证据并不能体现格塘公司存在损失、反诉两被告代理行为存在过错，更不能进一步证实反诉两被告的代理行为与格塘公司所主张的损失存在因果联系。故本院认为，反诉格塘公司的此项诉请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反诉原告）湖南格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湖南谛议律师事务所代理费共计256188.93元，并以涉案欠款256188.93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计算标准向原告支付自2015年11月1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欠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
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湖南谛议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反诉原告（本诉被告）湖南格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8518元，由原告（反诉被告）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湖南谛议律师事务所承担4000元，被告（反诉原告）湖南格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担4518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0365元，由反诉原告（本诉被告）湖南格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 婧
人民陪审员 张莲芳
人民陪审员 许建国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苏 萌
附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零六条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