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最高法行申59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贵州思州石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新兴大道上段55号。
法定代表人张小平，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刚，贵州中创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贵州省文化厅，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遵义路54号。
法定代表人徐静，该厅厅长。
再审申请人贵州思州石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州石砚公司”）因诉贵州省文化厅其他行政行为一案，不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黔行终49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思州石砚公司前身为贵州省岑巩县思州石砚工艺美术厂，成立于1993年，2010年经改制重组，更名为思州石砚公司。经贵州省岑巩县思州石砚工艺美术厂的申请，2005年2月21日“思州”商标经商标局核准注册，核定使用商品为第16类“石砚”，注册证号为第3535665号，其商标为组合商标。2005年12月29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发布《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通知》（黔府发〔2005〕27号），将思州石砚制作工艺列入贵州省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10年8月，贵州省文化厅命名张小平为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思州石砚制作工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2010年12月20日，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原贵州省岑巩县思州石砚工艺美术厂的商标权转为思州石砚公司拥有。
2015年12月9日，贵州省文化厅发出《贵州省文化厅关于公布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公布杨刚为思州石砚制作工艺项目第四批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思州石砚公司认为杨刚虽然是岑巩县石砚行业的工艺制作人之一，但并非“思州”商标的共同注册人，也并非经思州石砚公司许可使用其注册商标。思州石砚公司认为贵州省文化厅发出《通知》公布杨刚作为传承人的行为将误导公众，让公众认为杨刚拥有“思州”商标专用权，从而构成对思州石砚公司商标专用权的侵害。故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该《通知》，并责令停止对思州石砚公司商标专用权的侵害。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作出（2016）黔01行初37号行政裁定认为，贵州省文化厅作出的《通知》仅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的公布，并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并且，确定代表性传承人的目的是为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队伍建设，鼓励和支持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通过开展传艺、技艺展示、讲学以及艺术创作、学术研究等传习活动，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传承发展。因此，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同一项目有多个传承人更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2010年至2015年，贵州省共公布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仅第四批名单中就存在同一项目有两名传承人的情况。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并不具有排他性。因此，本案中《通知》公布杨刚为思州石砚制作工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并不会对�州石砚公司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思州石砚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小平仍然可以作为思州石砚制作工艺代表性传承人继续享受相应的权利、履行相应的义务。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商标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通知》涉及到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的公布，并不涉及商标权。如果发现他人实施了侵犯其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应当通过民事诉讼解决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之规定，思州石砚公司所诉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对其起诉依法应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第二款“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之规定，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思州石砚公司的起诉。
思州石砚公司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2016）黔行终493号行政裁定认为，一个能流传至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重要特征就是“活态”传承。国家通过法律等多种方式鼓励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申请为注册商标，不是为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限定在特定范围，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传承。同理，法律赋予行政部门发现并组�专家认证、命名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职能，也是为了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依照《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十九条“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可以认定传承人。”之规定，以及《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第二十四条“符合条件的个人可以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之规定，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是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的一项持续性工作，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并不具有排他性，省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对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可以认定传承人。从2006年至2015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分别公布了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从2009年至2015年，贵州省�化厅公布了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共计404人。本案中，思州石砚因砚材产于古思州治地（今岑巩县思阳镇）而得名，是岑巩县的特产，是中国历史上开发与利用较早的八大石砚之一。“思州石砚制作工艺”是流传至今的民间技艺，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贵州省文化厅根据杨刚的申请，经过评审、公示等程序，将其列入“思州石砚制作工艺”项目第四批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并发出《通知》的行为，有利于“思州石砚制作工艺”这一文化遗产的保护，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商标则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其运行应当遵循市场法则，商标被专有的，只是其在市场中的意义而已，在市场之外，用作商标的词汇仍是自由使用的公共资源。思州系古地名，依照《商标法》第五十九条“注册商标中含有的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或者直接表示商品�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或者含有的地名，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之规定，“思州”商标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思州石砚公司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贵州省文化厅将杨刚列入“思州石砚制作工艺”项目第四批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并未侵害思州石砚公司的注册商标权，对思州石砚公司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综上，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思州石砚公司不服原一、二审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原一、二审裁定，依法再审本案。主要理由是，贵州省文化厅认定杨刚为“思州石砚制作工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行为属于“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标志作�商品名称或者商品装潢使用，误导公众的行为。”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已经给再审申请人思州石砚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贵州省文化厅作出《通知》，公布杨刚作为思州石砚制作工艺项目第四批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是否对思州石砚公司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可以认定传承人；《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符合条件的个人可以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定，认定代表性传承人是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在文化管理领域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一项持续性工作，目的在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认定工作并不具有排他性，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个人均可以成为申请代表性传承人。贵州省文化厅根据杨刚的申请，经过评审、公示等程序，将杨刚列入“思州石砚制作工艺”项目第四批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有利于“思州石砚制作工艺”这一文化遗产的保护，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了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七种情形，贵州省文化厅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的行政行为并不属于该法规定的七种情形之一。故思州石砚公司主张贵州省文化厅被诉行政行为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申请再审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有关行政诉讼起诉条件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八）项“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应予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驳回思州石砚公司的起诉并无不当。
综上，思州石砚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贵州思州石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杨科雄
审 判 员 李智明
审 判 员 潘勇锋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曹 巍
书 记 员 谌虹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