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塔民一终字第3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俊，男，1977年5月30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现住沙湾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薛辉，男，1977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石河子市144团水利服务中心职工，现住石河子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卢海林（系死者赵某之母），女，1949年6月30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沙湾县。
委托代理人：姜丽玲，新疆双信（沙湾）律师事务所律师（沙湾县法律援助中心指派）。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某（系死者赵某之子），男，2005年1月31日出生，汉族，现住沙湾县。
法定代理人：韩苗（系赵某某之母），女，1981年12月7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现住沙湾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涛，男，1978年2月4日出生，汉族，石河子市144团镇管中心职工，现住石河子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新强，男，1977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原住石河子市，现下落不明。
上诉人周俊、王薛辉因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沙湾县人民法院（2013）沙民一初字第5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4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2013年5月28日中午1时许，被告刘涛约好王薛辉、董新强从石河子市144团到沙湾县城吃饭，到了沙湾县桥头西木尔烧烤店后，被告刘涛打电话邀请受害人赵某到该烧烤店吃饭，赵某叫了被告周俊一起去了该烧烤店。一桌5人先后喝了3瓶白酒，席间被告王薛辉和周俊没有饮酒，大概喝到了中午3点30分左右离开。被告王薛辉驾驶一辆红色奇瑞车，车上坐着被告刘涛、董新强一起回144团。被告周俊驾驶赵某的出租车，赵某坐在副驾驶后排座位上睡觉，被告周俊将赵某送到家门口，一看家门锁着，将赵某锁在车内，并锁上车窗离开了，受害人赵某姐姐在晚上7、8点多，�着车玻璃向车驾驶座及副驾驶座看过，但没有发现受害人赵某在车里。直到次日早晨8点多钟，受害人赵某姐姐发现赵某在车后排坐着，打开车门一看，赵某已经没有呼吸，遂报120急救，诊断为呼吸心跳骤停。后受害人家人怀疑受害人赵某是被害，向公安机关报案，经检验赵某每一百毫升血液含乙醇216.41毫克，死亡原因为急性酒精中毒致呼吸抑制，不是被告周俊谋害而死。受害人赵某母亲卢海林及其儿子赵某某诉至法院，请求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358420元；丧葬费22621.50元；被扶（抚）养人生活费44454.40元（母亲）、69460元（儿子）；急救费100元；误工费8680元；交通费3000元；尸检费6000元；精神损失费50000元，合计562735.90的80%即450188.72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就丧葬费22621.50元，急救费100元，误工费4340元（124元×7天×5人），交通费1500元，尸检�4000元，共计32561.50元达成协议。被告方一致认为死亡赔偿金、被扶（抚）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对精神抚慰金不认可。
原审认为，喝酒是一项人为产生危险性的行为。任何人喝酒以前应当预见到这一行为会给自己带来危险，都有责任控制喝酒行为，防止自身的人身、财产受到损害，否则，应对喝酒引发的自身损害后果负相应的责任。其余参与喝酒活动的行为人未尽到对邻人的提醒、劝阻义务，存在过失，也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本案中，受害人赵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具有准确识别危险状态和避免危险发生的能力，却不加以控制，经检验受害人赵某每一百毫升血液含乙醇216.41毫克，死亡原因为急性酒精中毒致呼吸抑制。其家人对受害人赵某的照顾和看管也存在一定的过失，受害人赵某是从事出租车运营，发现车停放在自家门口，且联络不到人，应该认真查找，只是隔着车玻璃看前座位，如果当天下午打开车门，或者及时报警，也许能减少后患，避免本案中悲剧的发生。受害人赵某没有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及酒量，导致饮酒过量，以至酒精中毒，故应对死亡后果承担50%的责任。其余50%由四被告根据责任大小分担。被告刘涛作为本案发生起因—酒宴的组织者，对每一位参加人员都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受害人赵某系参加酒宴的直接被邀请人，被告刘涛应当对受害人赵某饮酒后的安全负有更多的保障义务。被告刘涛在与受害人赵某共同饮酒过程中，虽未对受害人赵某进行劝酒，但受害人赵某的确喝了大量的酒，被告刘涛未对赵某的酒后行为加以关注和保护，对受害人赵某的死亡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应承担15%的赔偿责任。被告周俊在酒宴结束后，负责送受害人赵某回家，理应对受害人赵某�安全予以妥善的安置，应尽到周全的照顾和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将受害人赵某送到家门口，在当天室外最高温度为27.4摄氏度的情况下，关好车窗，将受害人赵某锁在车内，自己离开，具有疏忽大意的过失，其行为对受害人赵某的死亡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被告周俊认为自己是为受害人赵某代驾，不存在经济利益，对其将车及人送到家门口，任务已经完成，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事实上，被告周俊在吃饭饮酒的过程中，自己也参与吃饭，虽没有喝酒，但曾为受害人赵某去商店买过酒，对其仅为代驾的辩称，不予采信。故被告周俊的责任大于其他被告，应承担20%的赔偿责任。被告董新强、王薛辉是在被告刘涛的组织下而参与，在饮酒过程中，负有提醒他人的义务，同桌其他人出现意外时，应当给予关心、照顾和采取一定的救护措施。被告董新强与受害人赵某之前�有见过面，也没有其他特殊关系，在聚餐过程中，又没有对受害人赵某有过恶意劝酒和其他不当行为，仅对其余参与喝酒活动的行为人未尽到对邻人的提醒、劝阻、安全保障义务，存在过失，应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被告董新强应承担10%的赔偿责任；被告王薛辉承担5%的赔偿责任。根据原告方提供的户籍证明是农村户口，但其长期居住地在城镇，故应以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及被扶（抚）养人生活费，即死亡赔偿金：358420元，即：17921元×20年；被扶养人卢海林生活费44454.40元，即：（13892元×『20－（64－60）』÷5；被抚养人赵某某生活费69460元，即：13892元×（18－8）÷2。被扶（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死亡赔偿金的范畴内，以上合计472334.40元。对其精神抚慰金50000元的诉讼请求，因受害人赵某对死亡的后果有一定的过错，故对原告主张的�神抚慰金不予支持。对双方没有争议的交通费1500元，丧葬费22621.50元，急救费100元，误工费4340元，尸检费4000元，合计32561.50元，应予支持。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的赔偿数额计504895.9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一条，《中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涛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卢海林、赵某某各项损失合计75734.39元（504895.90元×15%）；二、被告董新强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卢海林、赵某某各项损失合计50489.59元（504895.90元×10%）；三、被告周俊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卢海林、赵某某各项损失合计100979.18元（504895.50元×20%）；四、被告王薛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卢海林、赵某某各项损失25244.80元（504895.90元×5%）。案件受理费8053元，诉讼保全费1620元，由原告卢海林、赵某某负担4836元，由被告刘涛负担1451元，由被告周俊负担1935元，被告董新强负担967元，被告王薛辉负担484元。
周俊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认定其与卢海林、赵某某责任比例不公。1、一审认定了死者赵某的责任，但没有认定在此事件中赵某家属对车辆内部疏于查看，致使赵某在车内停留一晚，丧失了最佳抢救时机，以致于死亡后果的发生，其家属的过错是显而易见的；2、一审认定受害人承担50%的责任，比例过轻。受害人赵某置自己的身体于不顾，滥饮致醉，上诉人将其送到家门口是情谊行为，其致死的后果是饮酒过多，酒精中毒系死亡的根本原因，上诉人也是�邀请参加，受害人应当承担大部分责任；3、一审认定其与其他三名被上诉人责任比例不公。此次饮酒聚会的组织者是刘涛，上诉人是受受害人赵某之邀参加，在饮酒过程中没有对赵某有劝酒行为，对死者赵某有劝酒行为的只能是组织者，一审认定上诉人的责任比例高于组织者，明显对上诉人不公。一审认定上诉人作为送人者，就其送人行为承担的责任大于其他人的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送人是善意，出于保护受害人，将上诉人善意送人的行为误判为过失，也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撤销原判第三项，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
王薛辉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认定其未尽到对邻人的提醒、劝阻及安全保障义务，存在过失，承担了5%的责任。事实上，其当天虽未参与喝酒，但在赵某、刘涛和董新强喝酒时，其曾多次劝说他们，不要喝得太多，早早结束，因下午上诉人还要上班；二、其对受害人的死亡没有任何过错。其不是当天聚会的组织者、召集者，也不是酒水的提供者，其当天滴酒未沾，也没有对任何人劝酒。其当天的任务就是受刘涛的邀请，将刘涛和董新强拉到沙湾，吃完饭后再将两人拉回144团。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人安排从事其他事务。同时，喝酒结束后，与受害人赵某同行，并将其送回的是周俊，当天周俊也未喝酒，且其是医生出生的出租车司机，他送赵某回家，无需上诉人再提供其他帮助。综上，请求撤销原判第四项，改判其不承担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卢海林、赵某某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判决结果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四名原审被告对自己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均认可，一审判决�认定了四人与赵某一起喝酒的事实。本案中王薛辉是在三人喝了三瓶酒已经过量的情况下，说了一句“不喝了，我们回吧”，然后开车将刘涛、董新强送回。王薛辉虽未饮酒，但没有对赵某进行提醒、劝阻，更没有及时阻拦，当赵某酒后不醒人事时，没有一人将其送往医院进行救治，更没有人通知赵某家人，本身存在过失，一审判决其承担5%的责任，并无不当。二、上诉人周俊也是聚会的自愿参加者，也同样没有对赵某大量饮酒的行为进行提醒、劝阻，甚至还买酒，明知赵某醉酒酣睡在出租车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不将赵某送至安全地点进行救治，而是放任将赵某留在出租车内，并关闭车门窗即离开，也未通知联络赵某家人，在炎热夏季将出租车停放在家门外进行暴晒，以致赵某因急性酒精中毒呼吸抑制而死亡的严重后果，上诉人周俊的过错责任应大于其他同桌�饭的人，一审判决其承担20%的责任，答辩人认为已经较轻了。三、因赵某是出租车司机，汽车玻璃膜颜色较深，下午8点钟家人只知道前座没有赵某，正常情况下后座也不会有，可谁都想不到赵某会蜷缩在后座上，赵某没有被家人发现，其家人也没有必须发现之义务，故赵某家人并无过错。因为上诉人周俊根本没有告知赵某家人中午喝酒一事，答辩人也不知道赵某的出租车怎么停在家门口的，上诉人周俊对赵某家人也都认识，为什么不通知、联络？更何况其以前还行医，将不醒人事的赵某憋闷在出租车内致其死亡，周俊负有完全过错责任。四、一审对四名责任人的责任划分恰当，理由也成立。
被上诉人刘涛答辩称，一、赵某的死亡是因为其无视生命及没有得到家人的照顾所致，其自身应当承担80%的责任。一审判决将赵某及其家人应有的责任，推卸给了他人，无疑�扩大了其他人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也是对赵某及其家人不负责行为的纵容。二、答辩人作为组织者已经尽到了注意义务。聚会当天，答辩人与几个朋友一起到沙湾吃饭，并打电话邀请赵某，赵某来时，答辩人就问了赵某，“能喝酒吗？”，赵某对在座的几位说“下午加气排队时间太长，不跑车了，今天带来了朋友，也是司机（指周俊），可以喝酒”，期间，大家凭酒量随意喝酒，答辩人作为组织者、共饮者，没有劝酒、斗酒及迫酒的行为，喝酒过程中，答辩人刘涛与王薛辉都曾对赵某进行善意的提醒，建议其别喝多了，不要过量饮酒，散席后，赵某还邀请大家去唱歌，状态良好。之后，答辩人一行几人将赵某交给陪同其一起来的周俊，由周俊送其回家，答辩人无论在喝酒时还是在喝酒后，均尽到了组织者的提醒、注意及通知的义务。原审判决答辩人承担15%的责任明显过高。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周俊、王薛辉及被上诉人卢海林、赵某某、刘涛、董新强对受害人赵某的死亡有无过错，原审责任划分是否适当？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本案中，受害人赵某作为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当预见到喝酒所带来的危害而没有预见，其家人对受害人赵某的出租车停在院门口而没有及时和他人联系其去向，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有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上诉人周俊作为送受害人赵某回家的人，在将受害人赵某送至家门口后，将其锁至车内，未及时与受害人的家人取得联系，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有过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被上诉人刘涛作为组织者，对参与人员都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由于其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上诉人王薛辉与被上诉人董新强作为一同参与人员，在喝酒过程中，未能及时有效提醒、劝阻饮酒人员，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原审依据上述理由，对承担责任的比例划分是适当的。据此，上诉人周俊与王薛辉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受害人赵某及被上诉人卢海林、赵某某虽为农村户口，但都长期居住在城镇，故原审以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及被扶（抚）养人生活费是正确的，应予确认。
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752元，投递费180元，公告费390元，合计3322元，由上诉人周俊负担2500元，上诉人王薛辉负担82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任德惠
审 判 员 潘 宏
代理审判员 黄 昊
二〇一四年六月四日
书 记 员 布 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