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皖01民终62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省红业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繁华大道199号生命科技园，组织机构代码73167647-7。
法定代表人：高小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红、于伟，安徽事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浩大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南二环东延路66号。
法定代表人：闫振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闫振权，男，1941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阎向红，男，1968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闫振峰，男，1970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耿彦秋，男，1958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
上诉人安徽省红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河北浩大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大公司）、闫振权、阎向红、闫振峰、耿彦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皖0191民初15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红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红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浩大公司、闫振权、阎向红、闫振峰、耿彦秋经本院公告送达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红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案件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人红业公司上诉的事实与理由为：
一、被上诉人阎向红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购销协议》第十条明确约定，乙方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均自愿承担连带责任。被上诉人阎向红作为浩大公司的股东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在《购销协议》上签字确认，显然系对合同约定的承担连带责任的认可。阎向红未在“连带保证人”的位置签字，并不能僵化地理解为其不同意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的理解不符合日常生活习惯和正常的逻辑推理。如阎向红不同意承担连带责任，其又非法定代表人，按照正常逻辑，阎向红不会在合同上签名。
二、对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缺乏法律依据。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九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据此，因作为被上诉人的各股东截至目前未将约定的增资资本实际交付，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所以被上诉人闫振峰、闫振权、耿彦秋应分别在出资未到位的726万元、187万元和187万元的范围内对被上诉人浩大公司涉案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2、被上诉人闫振峰、闫振权、耿彦秋认缴期未至，不是免除其补充清偿责任的法定理由。
第一、认缴制度下的股东出资义务，就其设立的本质而言是一种暂缓缴纳制度，而非不缴纳或免除缴纳。认缴的资本性质从公司所有权角度而言，是一种公司的应收账款。当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认缴义务人应当缴纳具有法定义务的出资资本，用于清偿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相同的法理我们可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三十五条及《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来获得支持。前者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后者规定，公司解散时，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均应作为清算财产。股东尚未缴纳的出资，包括到期应缴未缴的出资，以及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六条和第八十一条的规定分期缴纳尚未届满缴纳期限的出资。
第二、认缴制度下，对认缴期限不做限制性规定的立法本意是赋予股东根据自身的经营状况和需要，去自由约定公司的注册资金额度、缴纳期限，以有利于公司未来发展。但是，这种制度不能让股东悖离立法目的而滥用。例如本案中，依据被上诉人闫振峰、闫振权、耿彦秋的约定，认缴期为2044年前，等到那时，闫振峰76岁、闫振权113岁、耿彦秋86岁，其实际缴纳认缴资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僵化地认为认缴期未届满，无须承担认缴资本的缴付义务，必然使认缴制度脱离了立法本意。
第三、判决被上诉人闫振峰、闫振权、耿彦秋在被上诉人浩大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不会影响到各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上诉人诉请的是一种补充清偿责任，而非连带清偿责任。这种责任的产生和义务实现的前提是浩大公司作为公司母体无力或者不能承担对外到期债务。当公司主体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作为有缴付义务的股东在认缴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完全符合公司法的立法精神。如本案中，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浩大公司不能履行判决确定的金钱义务，各被上诉人的给付义务才产生，并不会导致其实体权益受到侵害。
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错误，请求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未进行答辩。
红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浩大公司立即支付货款5815822元，赔偿逾期付款损失148423元（自2015年12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0%标准，暂算至2016年4月15日，其后顺延至付清之日）；2、浩大公司支付红业公司律师代理费4万元、差旅费用5000元；3、阎向红对第1、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闫振峰在出资未到位的726万元范围内对浩大公司涉案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5、闫振权在出资未到位的187万元范围内对浩大公司涉案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6、耿彦秋在出资未到位的187万元范围内对浩大公司涉案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
2015年3月份，红业公司与浩大公司即发生药品购销的业务往来。2015年10月22日，双方补充签订《购销协议》，书面约定由红业公司向浩大公司供应药品。《购销协议》主要约定：乙方（浩大公司）购货总值不低于3000万元；年度的12月30日前，乙方必须结清年度全部账款；违约方赔偿守约方一切实际损失（包括行使债权支出的差旅费、律师费）；乙方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和经办人均自愿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浩大公司股东阎向红在《购销协议》上签字确认。截至2015年12月28日，红业公司共向浩大公司供货11066622元，浩大公司共拖欠货款5815822元未能清偿。经红业公司屡次催讨，浩大公司于2015年12月28日出具《还款协议》，2016年2月29日出具《承诺书》，2016年3月11日出具《承诺》各一份，对拖欠款项的事实和数额均无异议，但一直未予清偿。另据石家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注册分局提供的工商档案资料显示，浩大公司的股东闫振峰、闫振权、耿彦秋在2014年2月11日形成《河北浩大医药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决议浩大公司注册资本由400万元增加到1500万元；其中股东闫振峰认缴726万元，股东闫振权认缴187万元，股东耿彦秋认缴187万元，均以货币方式认缴。2014年11月21日，耿彦秋与阎向红签订《河北浩大医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闫振峰、闫振权、耿彦秋、浩大公司与阎向红签订两份《河北浩大医药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约定股东耿彦秋将其持有的浩大公司17%的股权以150万元转让给阎向红。当日，前述股东形成《河北浩大医药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规定增资的认缴款在2044年3月12日前缴清，股东耿彦秋变更为阎向红。上述股东至今未缴清出资。红业公司认为，浩大公司拖欠货款事实清楚，理应承担给付货款及违约金以及律师代理费4万元的义务，阎向红作为连带保证人应依法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十九条之规定，闫振峰、耿彦秋、阎向红应在认缴出资未到位的范围内，对浩大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依据红业公司提交的《购销协议》、《还款协议》、《承诺书》、《承诺》、开票单、入库单、聘请律师合同、律师费发票、转账凭证、工商档案资料等证据认定上述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红业公司与浩大公司签订的《购销协议》合法有效，浩大公司未按约支付货款，应承担继续履行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违约责任，红业公司提出的相关诉讼请求依法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律师费4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属于合同约定且已实际发生的费用，浩大公司应予赔偿；关于差旅费，红业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该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还认为，因阎向红并未在《购销协议》落款“连带保证人”处签字，故红业公司主张阎向红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该院不予支持；浩大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增资部分的缴付期限为2044年3月12日前，股东闫振权、闫振峰、耿彦秋未履行增资部分缴付义务，不违反章程、法律规定，故对红业公司主张三人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并要求三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判决：1、浩大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红业公司支付货款5815822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自2015年12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0%标准计至货款付清之日止）；2、浩大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红业公司赔偿律师费损失4万元；3、驳回红业公司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865元，公告费870元，合计54735元，由浩大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红业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红业公司与浩大公司2016年12月18日签订的《债务清偿及业务合作协议》一份，拟证明协议中有被上诉人阎向红为涉案债务提供担保的表述；浩大公司拖欠红业公司货款属实；浩大公司已无力清偿债务。
证据2、最高法院公布的被上诉人浩大公司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查询结果，拟证明浩大公司因未履行多件生效民事判决的义务，被强制执行并被列入失信人名单，其已不具有清偿能力。
各被上诉人对红业公司上述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
二审期间，各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
对红业公司所举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
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二审另查明：
2016年12月18日，红业公司、浩大公司与阎向红三方签订《债务清偿及业务合作协议》，对红业公司协助浩大公司及阎向红清收债权及浩大公司偿还红业公司债务办法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其中协议签订的目的部分有如下表述：“鉴于经由丙方（指阎向红）连带责任担保的，乙方（指浩大公司）共拖欠甲方（指红业公司）货款5815822元及相应利息，因乙方目前经营困难，无力偿还，经各方友好协商，就相关业务合作、诉讼委托合作达成如下协议内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页显示，浩大公司因未履行多件法院生效判决被列为失信人。
涉案买卖合同落款处买受人签字盖章处自上而下分别为“乙方”、“法定代表人（连带保证人）”、“电话”、“传真”和“采购代理（连带保证人）”五栏，其中“乙方”栏处有阎向红签名，“采购代理（连带保证人）”栏处有“张秀茹”签名，买受人处加盖有浩大公司公章。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为阎向红应否对浩大公司拖欠红业公司的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涉案买卖合同约定，浩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须对合同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合同签订时阎向红的身份即为浩大公司股东，合同“乙方”栏处有其签名，浩大公司则在买受人栏加盖了公章；另外，阎向红、红业公司、浩大公司三方签订的《债务清偿及业务合作协议》也明确了阎向红对浩大公司因涉案买卖合同拖欠的货款负有连带担保责任。故阎向红在合同上签名并不是反映其作为合同签订代表人的身份，而应理解为其认可作为浩大公司股东对合同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本案另一争议焦点为闫振峰、闫振权、耿彦秋应否在对浩大公司的增资未到位的范围内对浩大公司拖欠的货款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并无证据反映闫振峰、闫振权、耿彦秋对于其承诺的向浩大公司的增资726万元、187万元、187万元履行了缴纳义务，故应认定该三人未履行增资义务。在没有认缴期限的情况下，依照上述规定，要求该三人在未履行增资义务数额的范围内对浩大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应无异议，问题在于本案中该三人承诺上述增资款于2044年3月12日前缴清，该承诺能否成为对抗履行上述赔偿义务的理由。本院认为，本案中闫振峰、闫振权、耿彦秋三人对于浩大公司拖欠红业公司货款的补充赔偿责任应不受该承诺影响而仍得以成立，理由如下：第一，在认缴制下，公司股东的出资义务只是暂缓履行，而不是永久免除，在公司经营发生重大变化时，债权人应有权要求股东缴纳出资，用于清偿公司债务。因为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公司股东作出的在一定期限内缴纳（或增加）出资的承诺规定在公司章程中，备案在工商登记资料中，对外具有公示效力，该承诺对股东具有约束力，对债权人也会产生一定的预期，但当上述承诺和预期的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如本案中之情形，已出现浩大公司经营困难，无法履行多项生效裁判时，如再坚持股东直到认缴期限届满才负有出资义务，则只会产生资本认缴制成为债务人逃避债务借口的恶劣后果。第二，判令闫振峰、闫振权、耿彦秋对浩大公司的欠款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符合平衡保护公司债权人和公司股东利益的立法目的。公司法中的有限责任制度原则上要求股东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这有利于保护股东利益。如果在公司负债累累的情况下，仍然固守认缴制下的股东一直要等到承诺期限届满才负有缴纳出资义务的理念，则实际上在鼓励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在公司负有巨额债务的情况下，公司股东采取认缴制的期限利益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此时认定其出资义务提前到期，更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第三，责任财产制度也要求资本认缴制下的公司股东在公司出现重大债务时缴纳出资，以对外承担责任。公司应以其全部财产对外承担债务，全部财产不仅应理解为包括公司现有的实际财产，也当然包括认缴制下股东承诺在将来的出资（也可将其理解为公司对股东的债权）。
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上诉人红业公司的上诉请求除要求支付差旅费一项缺乏证据证实外，其余上诉请求均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
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皖0191民初158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
二、撤销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皖0191民初158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阎向红对河北浩大医药有限公司根据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阎向红在承担上述第三项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河北浩大医药有限公司进行追偿；
五、闫振峰在对河北浩大医药有限公司出资未到位的726万元的范围内对该公司根据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给付义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六、闫振权在对河北浩大医药有限公司出资未到位的187万元的范围内对该公司根据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给付义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七、耿彦秋在对河北浩大医药有限公司出资未到位的187万元的范围内对该公司根据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给付义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八、驳回安徽省红业医药有限公司其它上诉请求。
河北浩大医药有限公司、阎向红、闫振峰、闫振权、耿彦秋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3865元、公告费870元，合计547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3865元、公告费390元，合计54255元，均由河北浩大医药有限公司、阎向红、闫振峰、闫振权、耿彦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罗钢
审判员 陈思
审判员 王倩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鲁丹
附：引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六条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
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
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最高人民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判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赔偿责任的，应当在判决书主文中明确保证人享有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权利。判决书中未予明确追偿权的，保证人只能按照承担责任的事实，另行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十三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八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