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恩平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785民初357号
原告：张振华,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越能,男。
被告：开平市温氏畜牧有限公司恩平分公司。
负责人：钟淑琴。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梅，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炳健，广东协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振华诉被告开平市温氏畜牧有限公司恩平分公司（以下简称温氏恩平公司）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8日立案后，因案情复杂依法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分别于2017年4月19日、同年5月18日、同年8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振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越能，被告温氏恩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梅、吴炳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长期委托养殖回收合同关系。2、判决确认《委托养殖合同》第一条第3项和第二条第1项中有关饲料“价格以甲乙双方确认的物料领用单（附件2）为结算依据”及第十一条有关领苗单、物料领用单中的价格“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等约定无效。3、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猪款129217.85元。4、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574325.41元（其中三批计：死猪猪苗款50403.51元，饲料差价款170725元，市场猪价上浮10%的肉猪价款135720.5元，返还资金占用费10971.18元，违约滞纳金14770.02元；停苗造成的一年两批养猪收入损失181735.2元；停苗造成鱼塘收入损失10000元）。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变更、增加第四项诉讼请求为“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601140.44元（其中三批计：死猪猪苗款50403.51元，死猪在饲养期间猪料药品支出额24487.16元，饲料差价款170725元，市场猪价上浮10%的肉猪价款135720.5元，返还资金占用费10971.18元，违约滞纳金17097.89元；停苗造成的一年两批养猪收入损失181735.2元；停苗造成鱼塘收入损失1000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与其他养户一样，因被告打着按“公司十农户”的模式长期委托养殖回收的幌子，受被告以提供猪苗鸡苗、饲料、技术、药物的诱骗，按其要求出资几十万建设猪场、沼气池、暖气炉等基础设施。其后，被告却不与任何养户签订合作协议，只是养一批猪，就给一份格式化的《委托养殖合同》养户签名，原告与其他养户一样，唯有在合同上签名，被告随即将合同收回。尽管如此，养户与被告之间客观上已存在长期委托养殖回收合同关系。原告分别在2014年5月、2015年3月、2015年9月签领被告的三批猪苗，并将猪苗养殖猪交回被告出卖。期间，原告一直按被告的要求饲养和交付肉猪给被告回收上市，但被告在2016年3月14日回收完肉猪后，不安排猪苗进场，导致猪栏闲置和饲养人员工资等严重损失。为此，首先多次口头请求被告尽快排苗，其后又先后三次通过快递请求信给被告及其上级请求被告尽快排苗和按合同约定直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猪苗款汇入原告的账户。期间，尽管被告不诚信、欺骗养户；恃强凌弱、渔肉养户，强买强卖、并拒回应养户提出的《广大恩平温氏养户的十二项合理要求》，引发养户接二连三聚在被告门前左方八九米、公路边水沟后，在门前的小小空地上拉横额、海报、揭露事实真相，抗议被告欺骗渔肉养户的霸道丑行！但原告也没与参加，只好求助于政府信访部门，才得取回《委托养殖合同》。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本院提起诉讼。
被告温氏恩平公司辩称，一、关于被告与原告之间的委托养殖合同关系。1、被告是主营生产、销售商品猪苗、生猪的公司，原告是具有养殖条件的农户，被告委托原告养殖肉猪的次数是三次，每次一批，被告委托原告养殖肉猪，均与被告签订《肉猪委托养殖合同》，养殖合同中明确约定养殖的批次是一批，并有明确的合同期限。因此，被告与原告成立委托养殖的合同关系，是有书面养殖合同为依据的，被告并没有与原告达成长期多次多批委托养殖的书面合同，根据养殖合同的约定，被告与原告不存在长期委托养殖的合同关系，原告主张与被告存在长期委托养殖合同关系没有依据。2、养殖合同是被告与原告在自愿、平等、互信和互利的基础上签订的，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原告主张养殖合同部分条款无效，没有依据。二、关于原告的养猪报酬。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委托养殖报酬129217.85元，被告没有异议。需要说明的是，被告没有故意拖欠原告委托养猪报酬。根据养殖合同第三条第3款约定，原告应在全部肉猪回收后5个工作日内到被告公司结算，但在全部肉猪回收之后，即使被告多次催促，原告拒不与被告办理结算手续。因原告拒不履行办理结算手续义务，才导致被告无法将委托养猪报酬支付给原告。三、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被告与原告本着优势互补、成果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签订养殖合同，被告向原告提供猪苗、物料，由原告养殖，被告回收符合条件的成品肉猪后扣除成本及其他费用后的结算款是原告的养殖报酬。养殖合同中明确约定，被告与原告之间委托养殖的合同关系仅限于一批猪，而被告向原告提供的肉猪、物料均属于被告的财产，且物料及肉猪回收价格均为流程定价。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574325.41元没有依据。具体理由如下：第一，肉猪是被告的财产，原告因其管理失误、错误操作导致出现死猪，造成肉猪无法回收而造成被告的损失，原告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没有义务支付死猪猪苗款给原告，反而应由原告向被告赔偿；第二，物料及肉猪回收价格均为在确保双方利益平稳情况下的流程定价，与市场价格不具有可比性。原告参照其他价格要求被告支付饲料差价款及市场猪价上浮10%的猪肉价款没有依据；第三，被告没有违约行为，没有义务支付资金占用费及违约滞纳金；第四，被告与原告达成多批次委托养殖的书面合同，与原告的合同关系仅限于养殖合同的约定，被告对原告的收入损失不应承担责任；第五，原告各项损失的具体数额没有计算依据，依法不应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供的证据有：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2、照片；3、专业户结算表（单据编号RCKPEPDK20150303003）；4、专业户结算表（单据编号RCKPEPDK20150911002）；5、专业户结算表（单据编号RCKPEPDK20160727003）；6、温氏公司资料单复印件；7、双胞胎饲料单复印件；8、海大饲料单复印件；9、江门海大饲料有限公司产品价格表复印件；10、《委托养殖合同》。11、养户肉猪上市通知单；12、温氏恩[2012]15号《关于加强肉猪管理的补充规定》；13、《关于尽快安排猪苗进场的请求信》；14、《关于尽快安排猪苗进场和划款的请求信》。15、快递三份。16、互联网上的报道；17、报纸上的报道；18、《南方日报》的报道；19、《江门市2016年上半年生猪成本收益调查分析》；20、肉猪委托养殖合同领取签收表复印件；21、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记录表；22、《开平市温氏畜牧有限公司恩平分公司猪只死亡、淘汰确认单》；23、快递签收查询单。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7、8来源不明，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及关联性也不予认可，证据7并不能证明饲料的市场价格标准。对证据9的三性不予确认。对证据1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被告认为该证据并不是原、被告之间合同的附件，并不能证明存在无合同期限的长期合作关系。对证据12的三性不予确认。对证据13、14、15的三性不予确认，被告并没有收到该份信函。对证据16、17、18、19、20的三性都不予确认，该证据不能证明任何客观事实。证据19与本案无关，因为原、被告是委托养殖合同关系，原告的养殖报酬是根据委托合同的回收价格减去被告的饲料、猪苗成本及其他费用的成本，并且该调查是针对开平市的一个调查，这数据并不具有参考性。对证据2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表格并不能证明是由于被告的原因导致死猪，因为猪苗是在原告处饲料，并由原告进行管理，出现问题应该由原告负责。另外，死猪的数量一共50头，并非是原告统计的51头。对证据22的确认单虽然被告对死猪数量的情况一个确认，被告对该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3，被告并没有收到该快件，对其三性不予确认。
被告温氏恩平公司提供的证据：1、肉猪委托养殖合同复印件。2、代理事项委托书复印件。3、猪苗磅码单及领苗单复印件。4、饲料、药物领取单复印件。5、取款凭证复印件。6、回收磅码单复印件。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有异议的:证据5也证明了被告第一批、第三批没有依时支付款项。只是第二批按时支付款项。
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4年8月至2015年9月期间，被告委托原告养殖肉猪先后签订了三份《开平市温氏畜牧有限公司恩平分公司肉猪委托养殖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其中，2014年8月15日《合同》约定：“一、委托养殖的约定1、双方坚持以优势互补、共享成果、共担风险的原则进行委托养殖。2、公司负责猪苗、饲料等物料供应及销售环节的建立和管理，并负责制定肉猪饲养环节所需的各项管理制度、规定和技术标准。3、公司为养户提供的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物料，及养户在饲养过程所管理的由公司供应的肉猪，均属于公司财产，养户不能擅自处理。4、养户负责养殖的场地、设施和劳动力，以及到公司指定地点领取物料、交付产品等所需要的费用。5、养户对公司提供的各种物料和肉猪有管理权，并负有管理责任。养户应按合同规定将委托养殖的肉猪交付公司回收。……二、委托养殖的猪苗数量和保证金1、猪苗数量……360头，具体以领苗单为准。2、养户向公司按每头猪600元的标准足额交付保证金（按实际领苗数量为标准计算）。如因特殊情况无法足额交付保证金的，或所交付的保证金超出标准部分的，公司按温氏集团已公示的养户利息计算办法向养户收取或支付利息。三、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等供应规定……2、公司向养户提供不同饲养阶段所需的合格饲料，数量以养户到公司领取时确定的为准，品种及价格约定如下（每包饲料按40公斤计算）：①311乳猪料：250元/包；②312小猪料：155元/包③313中猪料：140元/包；④314大猪料：140元/包；⑤315肉猪料：140元/包。3、公司向养户提供各种合格的药物、疫苗，数量及价格以养户到公司领取时确定的为准。……以上物资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规定。四、产品回收价格及结算方式1、产品回收标准及价格①1级品标准及回收价：单头体重达170斤及以上且健康无残缺的肉猪，为6.7元/斤。②2级品标准及回收价：单头体重在110至170斤（不含170斤）的健康肉猪、单头体重在170斤及以上但体型略差的健康肉猪，为6.20元/斤。……2、公司提供给养户的各种物料及肉猪回收价格，均为流程定价，与市场价格不具有可比性，公司根据行业及市场变化情况，在结算时可对养户进行浮动补贴，或对已领取物资及肉猪产品回收价格调整（调高或调低对销）后，确保该肉猪产品的回收价上下浮动不超过10%,以确保养户利益的平稳。3、结算支付方式：双方同意采取以下第几种结算支付方式：②采用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的，所有结算款应在结算后5个工作日内转账完毕。五、交货时间、地点：4、在回收1级品和2级品肉猪的过程中，从养户猪舍到过磅前，公司工作人员、养户和客户三方共同检查猪只是否出现死亡，如有猪只死亡或濒临死亡所造成的损失由养户负责；……。六、公司的权利和义务……公司应承担技术事故风险或因市场波动所带来的经营风险。……七、养户的权利和义务……4、养户应承担因自身管理失误、自然灾害、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7、未经公司同意，不得使用其他饲料、疫苗及药物；严禁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药品，……八、违约责任1、公司违反合同，提前或迟延回收肉猪期限7天的，在公司回收产品后，按每天不少于1元/头猪补偿给养户；在迟延回收肉猪期间，如果养户的肉猪因非管理失误的原因出现死亡的，由公司按回收标准和价格进行补偿；迟延支付结算款的，按迟延付款总额的万分之三/天赔偿养户滞纳金。3、因公司提供的物资质量问题而导致养户发生损失，由公司负责赔偿。(养户领取物资时提出异议，如情况属实，公司仍未改进，由公司承担责任；否则，公司将不承担此款违约责任。)十、合同期限，本合同有效期限为：2014年8月15日至2015年3月10日止。”合同签订后，被告依约交付猪苗、物料给原告养殖，在养殖过程中，出现猪只死亡，经双方确认死亡猪只数为64只。2015年1月24日，所有成品猪全部出栏，被告以单价6.75元/斤的价格回收1级品猪292只、以单价6.20元/斤的价格回收2级品猪4只。2015年3月3日经双方结算，原告共领取了猪苗360只，猪苗款137400元，猪料、药品等款项共计304625.21元，成品猪上市金额为436056.2元。原告应得补贴31319.8元及沼气池建造补贴10000元。经结算余额为58016.35元。
2015年3月21日，原、被告双方继续合作，又签订了一份《合同》除了猪苗数变更为405头、饲料中的313中猪料、314大猪料、315肉猪料价格均变更为150元/包、产品回收价格变更为1级品7元/斤、2级品6.5元/斤和合同有效期限变更为2015年3月21日至2015年8月27日外，其他内容与2014年8月15日《合同》相同。合同签订后，被告依约履行了相关的义务。原告在养殖过程中，出现猪只死亡20只。2015年9月9日，所有成品猪全部出栏，被告以单价7.1元/斤的价格回收1级品猪385头。并于2015年9月11日结算，原告共领取了猪苗405只，猪苗款149355元，猪料、药品等款项共计399138.75元，成品猪上市金额为605970.8元。原告应得补贴6751.85元。经结算余额为101720.45元。
2015年9月19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又签订了一份《合同》，约定：“一、委托养殖的肉猪品种、数量、价格和保证金1、品种：肉猪。2、数量：431头。价格以双方在领苗单（附件1）确定的为结算依据。3、乙方应向甲方按每头猪400元的标准交付保证金，如乙方未足额交付保证金的，甲方有权在结算时扣除相应金额。二、物料供应约定1、甲方向乙方提供不同饲养阶段所需的合格饲料，数量及价格以甲乙双方确认的物料领用单（附件2）为结算依据。2、甲方向乙方提供各种合格的药物、疫苗，数量及价格以甲乙双方确认的物料领用单（附件2）为结算依据。3、以上物资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规定。三、肉猪回收标准、价格及结算方式1、产品回收标准及价格①一级品标准及回收价：单头体重达160斤及以上且健康无残缺的肉猪为7元/斤。……2、甲方提供给乙方的各种物料及肉猪回收价格，均为流程定价，与市场价格不具有可比性。甲方根据行业及市场变化情况，在结算时可对乙方进行浮动补贴，或对已领取物资及肉猪回收价格调整后，确保该肉猪的回收价上下浮动不超过10%,以确保甲乙双方利益的平稳。3、结算方式：乙方应在全部肉猪回收后5个工作日内到甲方结算。如乙方逾期结算的，甲方有权自结算之日起重新安排排苗。四、付款方式1、双方同意采用银行转账方式付款。2、如乙方结算有利润的，甲方应在乙方结算后5个工作日内转账完毕。……五、回收时间、地点3、在回收一级品和二级品肉猪的过程中，……如有猪只死亡或濒临死亡所造成的损失由养户负责；……六、甲方的权利和义务6、甲方应承担技术事故风险或因市场波动所带来的经营风险。七、乙方的权利和义务6、乙方应承担因自身管理失误、自然灾害、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八、违约责任1、甲方违反合同，提前或推迟回收肉猪的，在甲方回收肉猪后，按提前或推迟天数每日1元/头肉猪补偿给乙方；推迟付款的，按推迟付款总额的万分之三/日支付乙方滞纳金。九、终止合作的约定乙方发生以下情况的，甲方有权终止与乙方的合作关系：（1）乙方私卖甲方委托养殖的肉猪及物料的；（2）乙方未尽到管理义务导致连续结算亏损的。十一、本合同附件：附件1：领苗单；附件2：物料领用单；附件3：饲养记录本；4、合作养殖场（户）生猪质量安全承诺书，本合同的附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十二、本合同有效期限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至甲方付款之日止。”尔后，被告依约履行了相关的义务。原告在养殖过程中，出现猪只死亡50只。2016年3月14日，所有成品猪全部出栏，被告以单价7.1元/斤的价格回收1级品猪381头。2016年7月27日被告出具结算单，载明：原告共领取了猪苗431只，猪苗款160343元，猪料、药品等款项共计389068.32元，成品猪上市金额为617572.2元。原告应得补贴2407元。经结算余额为129217.85元。
至2016年3月止，原告共为被告公司养殖了三批肉猪。2016年3月,被告在回收第三批肉猪过程中向原告发出口头通知，告知原告其不再委托原告养殖肉猪，不继续与原告签订肉猪委托养殖合同。由此，双方开始发生纠纷，双方也没有就第三份合同即2015年9月19日签订的《肉猪委托养殖合同》回收后的肉猪款进行结算，被告也没有向原告支付该批肉猪的回收款。现原告向本院提出上述诉求。
本院认为：本案从《肉猪委托养殖合同》的内容来看，乃是一方负责提供技术、种苗产品以及养殖饲料、药品疫苗等以保证成品达到一定标准，另一方负责提供场地设备及喂养劳动，成品由技术提供方报价回收的合同，因此本案应定性为养殖回收合同纠纷。
在双方签订并履行了三份《肉猪委托养殖合同》后，温氏公司口头向原告张振华发出不继续合作的通知，并不再与原告张振华签订《肉猪委托养殖合同》，原告张振华认为双方存在长期合作关系，其不同意温氏公司单方解除合作关系，并主张双方签订的《合同》为格式条款，温氏公司应对原告履行合同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因猪只死亡产生的费用的承担及双方是否继续签订《肉猪委托养殖合同》等问题与被告产生争议。庭审中，温氏公司据《肉猪委托养殖合同》的约定，主张在养殖过程中，凡是猪只死亡的风险均应由张振华承担。张振华则认为，根据死猪处理登记表可以看出，猪只的死亡系温氏公司提供的技术及种苗存在问题，并非张振华的管理问题，根据合同的约定，其只是承担管理风险，对案涉死亡的猪只死原因与其管理无关，该风险应由被告承担。且该条的约定属于格式条款，加重了张振华的责任，对其明显不公，属无效条款，故其不应承担上述风险。对此，综合全案的证据及双方的陈述，本院认为：一、关于《肉猪委托养殖合同》是否为格式合同的问题。该条系温氏公司作为专业的养殖公司为肉猪养殖项目而预先拟定的条款。根据温氏公司提供的与张振华签订的三份不同时间段的《肉猪委托养殖合同》，该条款并不是针对某个具体合同拟定的，而是为同类交易多次交易重复使用；加之，温氏公司在庭审中也反映与其签订养殖合同按照同一模式进行养殖的养户也亦有很多人，反映出该条款具有适应规模性重复交易的特点。温氏公司在本案中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条款系与张振华协商一致而达成或者在协商过程中，温氏公司允许作为养殖户对此条款提出异议并加以修改、删除及重新磋商。因此，《肉猪委托养殖合同》属于格式合同。二、关于养殖过程中猪只死亡的风险承担约定效力问题。虽然《合同》约定，被告应承担技术事故风险或因市场波动所带来的经营风险；原告应承担因自身管理失误、自然灾害、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但对于养户在养殖过程中出现猪只死亡的风险应由谁承担的问题，被告在庭审中称，根据合同内容，凡是在养殖过程中出现猪只死亡的，因此所造成的损失均应由养户即原告承担。依照常理，通常情况下在养殖过程中肉猪的成品率及质量，主要决定于猪苗产品质量、养殖户的自身饲养管理、养殖的技术保障与药物效果和猪只的生长环境（如气候）等因素。上述任一环节出现问题，均有可能影响成品猪数量和质量。因此，被告不加区分地将猪只死亡的风险均规定由养殖户张振华承担的做法，明显加重了张振华的责任，是对所产成品猪数量及质量风险责任的转嫁。这对张振华明显不公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的规定，《合同》中有关猪只死亡的饲养风险均由张振华承担的约定，应属无效。三、关于养殖过程中猪只死亡造成的猪苗成本、相应饲料、药品和疫苗投入等的负担问题。依照养殖回收合同的法律特征，该类合同兼具技术提供和买卖两种法律行为的特征。从双方的合同目的出发，养殖公司的最终目的得到符合约定标准的成品肉猪，而养殖户的合同目的则为以其通过具体的养殖管理活动来获取劳动报酬。期间，就养殖公司来说，其应保质保量向农户提供猪苗、饲料、药品并给予技术支持。其中养殖公司在养殖生产过程中所提供的实质性技术和环节尤为重要，直接影响到双方合同目的实现与否；应养殖户来说，其应尽力避免因自身管理失误、人为意外事故以及成品控制不当而达不到结算标准而造成的损失。本案中，温氏公司回收的成品猪数量与其向张振华交付的猪苗数存在差异，而且针对所差数量，双方均确认这些猪只已死亡，但对猪只的真正死亡原因双方均无法认定，都称登记处理表上所记录的死亡原因为死猪的表象。如前所述，本案中造成肉猪死亡的原因可能性是多样的，有可能系温氏公司履行合同不当所致（如提供的种苗质量不合格、技术保障不到位等），也有可能是张振华的原因所致（如自身管理失误、人为意外事故等），还有可能是双方共同的过错所致。本案中，对于肉猪死亡、成品率不足的原因，张振华没有举证证明自己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完全善意无过失；而温氏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自己已经适当完成了自己的合同义务和是否因张振华违反操作流程或违背养殖要求进行饲养作业所致。因此，本案应当推定肉猪死亡系因双方共同原因所致，双方对此均存在过错。同时，考虑到在养殖回收合同法律关系中，温氏公司作为专业的养殖公司相较养殖户来说处于优势地位，在养殖生产中实质性技术环节由其控制，其更有能力规范养殖户的养殖过程，温氏公司对肉猪成品率不足及其他损失后果的产生，过错显然更大应承担更重的责任，本院酌定温氏公司应对损害结果承担为70%的责任，养殖户张振华承担30%的责任。
经审查，第一批猪苗360只、猪苗款为137400元、均价为381.66元/只（137400元÷360只），共死亡64只猪，死猪猪苗款为24426.24元（381.66元/只×64）。第二批猪苗405只，猪苗款为149355元，均价为368.77元/只（149355元÷405只），共死亡20只猪，死亡猪猪苗款为7375.4元（368.77元/只×20）。第三批猪苗431只、猪苗款为160343元、均价为372.02元/只（160343元÷431只），共死亡50只猪，死猪猪苗款为18601元（372.02元/只×50）。因此，三批死猪猪苗款合计为50402.64元（24426.24+7375.4+18601）。
对于在养殖过程中，每头猪需要花费的物料款情况。本院酌情认定如下：第一批肉猪养殖过程中，领取物料（猪料、药品等）款为304625.21元，从2014年8月15日至最后一次出栏2015年1月24日，合共163天，因此，每只猪平均每天需花费物料款5.19元（304625.21元÷360只÷163天）；第二批肉猪养殖过程中，领取物料（猪料、药品等）款为399138.75元，从2015年3月3日至最后一次出栏2015年9月9日，合共191天，因此，每只猪平均每天需花费物料款5.15元（399138.75元÷405÷191天）；第三批肉猪养殖过程中，领取物料（猪料、药品等）款为389068.32元，从2015年9月11日至最后一次出栏2016年3月14日，合共185天，因此，每只猪平均每天需花费物料款4.88元（389068.32元÷431÷185天）。
经原、被告双方确认第三批肉猪中猪只的死亡时间为：2015年9月份猪只死亡数为23日2只、26日2只、30日9只。10月份猪只死亡数为7日3只、11日2只、15日2只、22日3只、27日2只；11月份猪只死亡数为2日3只、10日3只、13日5只、15日3只、30日1只；12月份猪只死亡数为8日1只，26日1只；2016年1月份猪只死亡数为18日死亡2只、25日死亡1只。因此，第三批猪只死亡花费的物料款可认定为：（2只×12天×4.88元/只/天）+（2只×15天×4.88元/只/天）+（9只×19天×4.88元/只/天）+（3只×27天×4.88元/只/天）+（2只×31天×4.88元/只/天）+（2只×35天×4.88元/只/天）+（3只×42天×4.88元/只/天）+（2只×47天×4.88元/只/天）+（3只×53天×4.88元/只/天）+（2只×61天×4.88元/只/天）+（5只×64天×4.88元/只/天）+（3只×66天×4.88元/只/天）+（1只×81天×4.88元/只/天）+（1只×89天×4.88元/只/天）+（1只×107天×4.88元/只/天）+（2只×130天×4.88元/只/天）+（1只×137天×4.88元/只/天）=10399.28元。对于第一、二批肉猪相关猪只的具体死亡时间原、被告双方均无法确定，现原告主张按养殖一个月后死亡，参照第三批肉猪猪只的死亡时间，原告的该项主张合符情理，本院予以认可。因此，第一、二批死亡的猪只所花费的物料款可认定为13054.8元【（64只×30天×5.19元/只/天）+（20只×30天×5.15元/只/天）】。综上，三批肉猪因猪只死亡造成的物料损失为：13054.8元+10399.28元=23454.08元。张振华主张猪只死亡的物料损失为24487.16元不合理，应以23454.08元为准。
综上，因肉猪死亡所产生的损失应为：73856.72元（死猪猪苗款50402.64元+物料款23454.08元），张振华应承担该部分损失的30%，即73856.72元×30%=22157元,温氏公司应承担51699.72元（73856.72元×70%）。
关于原、被告双方是否存在长期的委托养殖回收合同关系的问题。原告主张根据原、被告双方的口头约定和2015年9月19日签订的《肉猪委托养殖合同》第九条终止合作的约定，双方存在长期的委托养殖合作关系。被告抗辩原、被告双方虽存在委托养殖回收合同，但并不是长期委托养殖回收合同关系，而是每养殖一批肉猪，双方签订一份合同，被告并没有承诺与原告长期合作，且这是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根据原、被告提供的《肉猪委托养殖合同》及庭审陈述，被告每委托原告养殖一批肉猪，双方均签订一份相应的《肉猪委托养殖合同》，对肉猪养殖的数量、合同履行期限、回收要求均进行具体的约定，自2014年8月至2015年9月期间，原告共为被告养殖了三批肉猪，双方也签订了三份合同。此后，双方无再签订肉猪委托养殖合同，被告也没有继续将肉猪猪苗交付给原告养殖。原告曾于2007年至2012年期间与其叔父合伙并以其叔父的名义与温氏公司签订《合同》养殖肉猪，但后因双方发生纠纷而终止养殖。2014年8月原告以其个人名义与被告温氏公司协商合作委托养殖肉猪事宜，并签订《肉猪委托养殖合同》，开始养殖肉猪。综合分析上述情况，本院认为，若原、被告双方存在长期的委托养殖合同，双方是仅需签订一份肉猪委托养殖合同进行具体详细的约定即可，而无需重复针对每养殖一批肉猪再另行签订一份合同。现为市场经济，市场需求是不稳定的，如按原告所述双方口头约定长期委托养殖，不符合当前交易习惯；且在面临市场风险的情况下，原、被告都会考虑选择有利于己方的合同履行。另，若原、被告在签订《肉猪委托养殖合同》前，双方曾口头对是否进行长期合作有过洽谈，但尔后双方又签订了书面的《肉猪委托养殖合同》，并按书面合同履行，也即以书面合同的形式变更了双方的口头约定，那么原、被告双方也只能按书面合同去履行，书面合同是固定期限的，并非长期的。若按原告所称的温氏公司委托养殖户养殖肉猪系长期委托合同关系，那么原告在2007至2012年期间的委托养殖合同关系就应属于长期委托合同关系，不可能于2012年就轻易终止合同关系。原告的诉称不符合常理。关于原告称根据2015年9月19日签订的《肉猪委托养殖合同》第九条终止合作的约定“乙方（张振华）发生以下情况的，甲方有权终止与乙方的合作关系（1）乙方私卖甲方委托养殖的肉猪及物料的；（2）乙方未尽到管理义务导致连续结算亏损的。”可以确定原、被告双方存在长期的委托养殖合同关系的问题。但上述合同第十二条约定“本合同有效期限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至甲方付款之日止。”，这一条款对合同的履行期限进行了具体的约定，且为固定期限。而第九条的终止合作约定，应该理解为：是针对该合同的履行过程中若原告出现上述约定情形，被告有权终止本合同，或在完成本合同后不继续委托原告另行养殖肉猪和签订新的《肉猪委托养殖合同》，即约定被告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利的成就条件，一旦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被告即可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利；并非对双方的合同关系的履行期限的约定。因此，原告主张双方存在长期的肉猪委托养殖合同关系，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被告于2015年9月19日签订的《肉猪委托养殖合同》中第一条第一款第3项关于保证金的约定、第二条第一款第1项关于饲料的价格约定“价格以甲乙双方确认的物料领用单为结算依据”及第十一条“本合同附件中的附件1领苗单；附件2物料领用单中的价格“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等约定是否无效的问题。原告主张被告从不与任何养户签订合作协议，只是养一批猪，签订一份格式化的《委托养殖合同》，被告提供的格式合同条款和物料领用单的价格从来不提请养户注意，容不得原告有异议，且被告的猪饲料比其他品牌的价格高出很多，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上述格式条款无效。本院认为，根据双方所签订的三份《肉猪委托养殖合同》内容均可看出，被告委托原告养殖肉猪的实质是由被告提供猪苗、饲料、药物、疫苗及技术，由原告提供养殖场地、设施和劳动力，由原告进行管理养殖，待肉猪苗养殖成为商品猪后，根据被告回收的商品猪的质数来计算原告的报酬，每次签订合同对猪苗、饲料、药物、疫苗的价格及有关事项均进行了具体的约定，每批次的价格均不相同，并且均按合同的约定履行。上述约定虽然为格式条款，但该格式条款并没有体现为加重原告的责任，减轻被告的责任。根据被告所述，被告提供的饲料系由其温氏总公司的旗下饲料加工厂有针对性的进行专属配制的，不在市场上流通出售，价格是不具有可比性的。合同中对饲料、药物等的情况也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如果被告没有尽到提示义务，原告不知该约定的，原告是不可能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按约定去交纳保证金及按附件要求去履行合同，原告也无法将涉案肉猪养成符合被告要求的成品猪，且双方均确认2015年9月19日签订的合同的肉猪已由被告按约定回收完毕，只是因发生纠纷被告没有支付猪款给原告。另，关于保证金。保证金是指合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保证合同的履行，而留存于对方的金钱。对此，合同也针对保证金进行了具体说明，其中约定如果养殖户交纳的保证金超过约定的数额，温氏公司是应该向养殖户支付占用资金费的，如果养殖户交纳的保证金不达到约定的数额，养殖户应向温氏公司支付占用资金费。在第一、二批养殖的肉猪款结算单上也有此项的计算，原告也进行了确认并领取了款项。根据上述约定和履行情况可以看出，合同的上述条款的约定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综上，原告主张2015年9月19日签订的《肉猪委托养殖合同》中第一条第一款第3项关于保证金的约定、第二条第一款第1项关于饲料的价格约定“价格以甲乙双方确认的物料领用单为结算依据”及第十一条“本合同附件中的附件1领苗单；附件2物料领用单中的价格“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等约定是否无效的问题，被告没有尽到提示义务，格式条款对其不产生效力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承上，由于上述对饲料价格的约定的条款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约定，据此，原告主张被告返还差价款170725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批肉猪款的支付问题。原、被告在2015年9月19日签订《肉猪委托养殖合同》后，双方按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根据合同第三条第3款约定，原告应在全部肉猪回收后5个工作日内到被告处结算；而被告也于2016年3月14日全部回收原告养殖的符合约定要求的肉猪。按照约定，原告应于2016年3月21日前到被告处领取猪款129217.85元，但由于原、被告因是否继续养殖问题发生纠纷，双方没有进行结算确认并支付上述款项。根据原告提供的2016年7月27日的结算单，被告尚欠原告的肉猪款129217.85元未付，庭审过程中被告对上述款项未付及未付数额予以确认，现原告请求被告支付猪款129217.85元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至于逾期付款的违约金问题。三份《合同》均约定，采用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的，所有结算款应在结算后5个工作日内转账完毕。迟延支付结算款的，按迟延付款总额的万分之三/天赔偿养户滞纳金。原告主张被告温氏公司支付第一批、第三批肉猪款逾期支付违约金。根据第一批猪的结算单可以看出最后一次肉猪出栏时间为2015年1月24日，双方结算时间为2015年3月3日，但2014年8月15日签订的《合同》仅约定“采用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的，所有结算款应在结算后5个工作日内转账完毕。”，并没有约定结算时间，因此，原告主张被告温氏公司违约未按时进行结算及逾期支付第一批肉猪的款项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三批肉猪款的结算问题。现原告主张被告应当向其支付猪款129217.85元，原，被告在庭审中亦认可，对此本院予以确认。2015年9月19日《合同》约定“结算方式：乙方应在全部肉猪回收后5个工作日内到甲方结算。”和“如乙方结算有利润的，甲方应在乙方结算后5个工作日内转账完毕。”，即结算需经原告的签名确认。该《合同》约定乙方即原告应在全部肉猪回收后5个工作日内到被告温氏公司结算。第三批肉猪于2016年3月14日全部回收完毕，那么应于2016年3月21日前结算。但双方并没有按约定时间进行结算。现原告主张至今仍未结算系被告温氏公司不愿意与其结算，想非法占有其资金使用；而被告温氏公司抗辩是原告不行使权利，不按约定到被告处与被告办理结算手续，过错在于原告。但双方对其主张均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本案的证据显示，被告分别于2016年7月27日、2017年3月9日向原告出具《结算单》，但原告仅在2017年3月9日的《结算单》上签名确认，则应认定2017年3月9日为双方的结算日。被告应当于2017年3月16日前支付相应的猪款给原告，但至今未付，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即被告应当支付自2017年3月17日起至今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给原告。原告主张计算至2017年5月12日，是其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本院予以认可，逾期天数为58天。因此，逾期结算的违约金应为129217.85元×58天×0.0003=2248.39元。原告请求自2016年3月19日开始计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主张，因原告未按照合同约定依时到被告处进行结算，则至2017年3月9日期间的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
关于原告的请求被告赔偿市场猪价上浮10%的肉猪价款135720.5元和返还资金占用费10971.18元问题。原、被告双方在三份《合同》中约定“确保该肉猪产品的回收价上下浮动不超过10%”，该内容表明肉猪产品的回收价可以在约定价的基础上上浮最高限额不超过10%，下调限额不低于10%，并不是原告所理解的一定按上浮10%计算回收价，而根据三批肉猪养殖结算单显示，被告温氏公司在回收原告肉猪时价格均有上浮，并没有违反约定，因此，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市场猪价上浮10%的肉猪价款135720.5元，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资金占用费的问题。合同中关于资金占用费系关于保证金的金额是否足额交纳而设定的，上述已明确关于保证金的交纳是符合双方的约定，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资金占用费没有理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停苗造成的一年两批养猪收入损失181735.2元；停苗造成鱼塘收入损失10000元的问题。原告的上述主张均为合同违约预期利益的损失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可得利益（预期利益）是指合同履行以后可以获得的利益，系纯利润。可得利益损失就是指受害人因违约方违约而遭受的上述预期纯利润的损失。可得利益损失赔偿的构成要件为违约行为、损害事实、违约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本案中，由于原、被告所签订的合同为固定期限合同。第一、二份合同全部履行完毕，第三份合同仅因结算问题发生纠纷。而原告所主张的损失均与前三份合同不存在关联性，并不是因前三份合同履行被告存在违约所产生的损失，而原告所主张的上述损失也没有提供充足的证据予证明。而原、被告也不存在长期的委托养殖合同关系，被告不再继续委托原告养殖肉猪，不继续签订《肉猪委托养殖合同》，并不存在违约。据此，原告主张其存在上述损失，并要求被告承担支付相应款项的责任，没有理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请求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不合理部分，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开平市温氏畜牧有限公司恩平分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肉猪款129217.85元给原告张振华。
二、被告开平市温氏畜牧有限公司恩平分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肉猪死亡的猪苗、饲料、药品等损失51699.72元给原告张振华。
三、被告开平市温氏畜牧有限公司恩平分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2248.39元给原告张振华。
四、驳回原告张振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被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的利息。
本案受理费10836元，由原告负担6888元，由被告开平市温氏畜牧有限公司恩平分公司负担394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丽冰
审 判 员 陈婷婷
人民陪审员 何玉持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冯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