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23民终9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菊芬，女，1967年3月8日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云南省武定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树葵，男，1966年3月25日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云南省武定县，系王菊芬之夫）。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俊歌，云南丰沛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芳，女，1974年3月18日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户籍地河北省保定市雄县，现住云南省富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萍，黎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王菊芬、刘树葵因与被上诉人谢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武定县人民法院（2017）云2329民初3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菊芬、刘树葵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俊歌、被上诉人谢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菊芬、刘树葵上诉请求：一、撤销云南省武定县人民法院（2017）云2329民初38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谢芳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认定是民间借贷有误。本案中，在2016年8月至12月期间，李海涛与被上诉人到上诉人家，要求在昆明出售上诉人家生产的泊洁山泉水，并从上诉人家拉走了价值189188元的水，在此期间，李海涛还从上诉人家拉了一批山泉水发往新疆，故上诉人要求李海涛和被上诉人支付部分货款和运费，但在写收条时，被上诉人说该款是她向别人所借，要求上诉人写成借条，她才好向别人交待。故此，才写成借条，但双方之间确实是买卖合同而非民间借贷。2、一审认定金额为80000元有误。一审中，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现金取款凭条和转款凭证仅有75000元，在庭审时上诉人认可收到78000元，但在无其他证据的前提下，一审法院凭借条确认金额为80000元与事实不符。二、一审适用法律不当。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是关于债的规定，而本案是合同款项，并非民间借贷，故不应适用该条款。2、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确认该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有误。本案不是民间借贷，且借条中无上诉人刘树葵的签名，刘树葵不清楚该件事情，与刘树葵无关，不应适用该条款裁判。综上，本案中，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不公，请二审查明事实后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谢芳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依法应予维持。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l、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和案外第三人李海涛共同与上诉人之间形成的是买卖合同关系，这与客观事实不符。王菊芬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收条与借条的差别应有明确的认识，若没有借款事实，王菊芬根本不可能将收条写成借条。而且，经被上诉人多次催要，王菊芬还在借条上承诺预计2016年8月底还的字样。如果没有借款事实，怎可能再次书写还款期限，更何况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没有上诉人所称的买卖合同关系。即便有也是其他法律关系的范畴，不应当在本案中处理。2、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供的证据中，除了上诉人王菊芬本人亲自书写并承诺的借条以外，还提交了款项来源的证据，足以认定借款能力和借款事实，且上诉人也并不否认书写借条的真实性，由此，借款金额不存疑惑。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上诉人夫妻二人婚姻关系存续并共同生活期间向被上诉人的借款依法应当作为夫妻债务进行赔偿。
谢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王菊芬、刘树葵偿还谢芳借款80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菊芬与刘树葵系夫妻关系。2016年7月，王菊芬向谢芳借款80000元，2016年7月19日谢芳从自己的储蓄卡取出现金交付给王菊芬55000元，2016年7月22日谢芳从账户上直接转款25000元给王菊芬。王菊芬收款后出具了一份借到谢芳80000元的借条给谢芳收存，并承诺于2016年8月底前还该笔借款。但借款到期后经谢芳多次催要王菊芬未按约定偿还借款。
一审法院认为，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本案王菊芬向谢芳借款，并已约定还款期限，双方已形成明确的债权债务关系，王菊芬却没有按时偿还谢芳的借款显属无理。谢芳主张王菊芬欠谢芳借款本金80000元的理由正当、证据充分，予以支持。对谢芳主张刘树葵应承担还款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因刘树葵与王菊芬系夫妻，该笔借款系王菊芬、刘树葵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谢芳主张刘树葵应承担还款责任的理由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故刘树葵对该借款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对王菊芬、刘树葵及其委托代理人辩解王菊芬收取谢芳的款项是因为谢芳带领李海涛到王菊芬家购买泊洁山泉水发往新疆所支付的运费及预付款，但无证据证实谢芳向王菊芬购买泊洁山泉水，其辩解理由不成立，证据不充分，依法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王菊芬、刘树葵共同偿还谢芳的借款本金80000元；二、案件受理费900元，由王菊芬、刘树葵承担。以上款项限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付清。
二审庭审中，二上诉人针对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收条1份，欲证明谢芳与王菊芬之间确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具体拉水事宜均是由谢芳与泊洁山泉这边的王菊芬联系；2、结算单1份，欲证明2016年12月2日谢芳所经营的昆明售水点收回卖出去的水票700张，但谢芳没有交回公司，现在尚欠公司水票700张，结算人是王菊芬与谢芳；3申请证人王某、刘某出庭作证，欲证明谢芳与王菊芬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经质证，被上诉人对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认为：证据1是因为谢芳在给王菊芬送水的时候还兼职做保险业务，期间曾帮王菊芬的弟弟王某买过4500元的车险，因王某欠谢芳保险费2500元未付，2017年8月13日谢芳将王某叫到罗冕高速公路路口要保险费时，王某要求谢芳打个条子给他，证明王某向昆明水点送过水的事实，当时因双方发生争议王某还报了警；证据2是王菊芬叫谢芳为她家送水，最后用水票与王菊芬对账后结算工资，后双方因结算金额发生争议而最终未能结算；证据3中的证人均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其中王某是王菊芬的弟弟，刘某是刘树葵的弟弟，故对证言的真实性不认可；其次，证人证言与本案无关，本案是借贷关系，证人证言证实的是买卖合同关系，即使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应该是谢芳与泊洁山泉公司之间存在，而不是与上诉人之间的关系，与上诉人存在买卖关系的是李海涛并非谢芳。被上诉人谢芳针对其辩解向本院提交了谢芳在平安银行昆明盘龙支行的银行流水1份及谢艳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昆明市官南大道营业所账户的交易明细1份，欲证明其妹妹谢艳曾于2016年7月19日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取款49000元，共计借给谢芳50000元，谢芳于当天将50000元存入自己在平安银行的账户内，又于2016年7月20日取款48000元，加上自己的现金7000元，共计向王菊芬支付现金55000元的事实。经质证，王菊芬、刘树葵对谢芳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可，王菊芬认为自己并未向谢芳借过钱，只向谢芳收取过水的预付款，且2016年7月20日这天谢芳也没有付过钱给王菊芬，谢芳从泊洁山泉拉走了价值18万多的水，就只支付了七、八万的预付款，借条是2017年新年前写的，当天是王菊芬让谢芳来结拉水的账，谢芳说等她新疆的水款要回来再来结账，之前付的货款就算作是借给王菊芬的，各作各的了结，王菊芬想着还有大量的水款要收回，才按照谢芳的意思写了借条。本院认为，二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与本案的民间借贷关系无关，故不予评判。谢芳提交的平安银行昆明盘龙支行的银行流水能够证实谢芳于2016年7月20日取款48000元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谢芳提交的谢艳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事实的意见，二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全部事实均有异议，认为王菊芬与谢芳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并不是借款关系。同时认为一审遗漏认定王菊芬与谢芳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及谢芳欠王菊芬货款的事实。被上诉人谢芳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针对王菊芬、刘树葵提出的异议，本院将结合争议焦点综合评述。
二审另查明，王菊芬与刘树葵系夫妻关系。王菊芬与谢芳于2016年经王菊芬的表妹介绍认识，王菊芬为其儿子经营的泊洁山泉公司工作。2016年7月20日王菊芬向谢芳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谢芳现款80000元（大写捌万元正），身份证号：，借款人王菊芬，2016年7月20号，此款预计2016年8月底还”。王菊芬认可共计收到谢芳支付的78000元，其中2016年7月22日谢芳向王菊芬转款25000元，其余款项均为现金支付，另有2000元不能确定是否收到。借条出具后，王菊芬未向谢芳归还过借款。
归纳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谢芳与王菊芬、刘树葵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若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借款本金为多少？
针对争议焦点，谢芳主张其于2016年7月20日以现金方式向王菊芬交付借款55000元，于2017年7月22日以转账方式向王菊芬交付借款25000元，并提交了银行流水以证实资金来源于2016年7月19日向其妹妹所借。王菊芬认可自己收到谢芳支付的款项78000元，另外2000元是否收到记不清楚了，其中25000元为转账支付，其余为现金支付，但认为谢芳支付的是买水的预付款。本院认为，虽然谢芳针对其交付给王菊芬的资金来源在一、二审有不同的说法，但王菊芬对收到谢芳78000元是认可的，在二审诉讼中对另外的2000元是否收到也并非完全否认，只是辩解其记不清楚谢芳是否将这2000元进行交付。王菊芬针对其出具80000元借条给谢芳一事也有不同的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一审时王菊芬称收取的78000元款项是谢芳带着一个叫李海涛的人到王菊芬家购买泊洁山泉发往新疆所支付的预付款；第二种说法是在二审上诉状中称收到的78000元是谢芳支付的货款和运费，但在写收条时，谢芳称这些钱是她向别人所借，要求王菊芬写成借条，她才好向别人交待，因而王菊芬才按谢芳的要求写成借条；第三种说法是二审开庭时王菊芬称由于自己不识字，借条完全是按照谢芳的要求所写，是2016年7月20日当天写的，如果不写谢芳就不支付尚欠的十多万货款，当时谢芳也说过要再补给王菊芬2000元，加上货款78000元，刚好凑足80000元，所以王菊芬就按谢芳的要求写了一份80000元的借条给谢芳，但谢芳后来并没有将2000元付给王菊芬；第四种说法是二审庭审后通知王菊芬来质证时，王菊芬又称记不清谢芳是何时将现金部分支付给自己的，但绝对不是2016年7月20日这天，借条也不是2016年7月20日写的，而是在2017年新年前王菊芬叫谢芳来结水款时，谢芳说等她新疆的水款要回来再来结账，之前付的货款就算作是借给王菊芬的，她再补2000元给王菊芬，由王菊芬写个80000元的借条给谢芳，账就各作各的了结，王菊芬想着自己还有大量的水款要向谢芳收回，也就按照谢芳的要求写了80000元的借条给谢芳，后来谢芳是否向泊洁山泉公司补交另外那2000元就记不清楚了。从上述王菊芬的陈述看，其一，其本人对出具借条的情况前后几次的陈述相互矛盾，且也存在不合理的地方，若按王菊芬所称借条是在2017年新年前才写的，就意味着谢芳向王菊芬支付这笔钱后王菊芬既未向谢芳出具收条也未向谢芳出具借条，这样大额的资金交易（其中还有大部分是现金交易）双方长时间没有交易凭据也不符合常理。其二，王菊芬自称谢芳向她说过，谢芳已付的钱视为出借给王菊芬的借款，货款待从新疆收回后再向王菊芬支付，账各作各的了。也就是说即便王菊芬陈述的这一情况是真实的，但王菊芬当时也认可了将谢芳交付的款项视为借款，并在借条中承诺2016年8月底还清。其三，王菊芬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在自己儿子的公司工作，不可能对借条与收条的性质分不清，也不可能不清楚向谢芳出具借条后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故本院认定谢芳与王菊芬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王菊芬应向谢芳归还借款本金80000元。至于王菊芬主张其与谢芳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属本案审理范围，王菊芬可另案诉讼。二审庭审中，刘树葵已当庭表示愿意与王菊芬共同承担责任，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王菊芬、刘树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二审予以纠正，但判处正确，二审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王菊芬、刘树葵负担（已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原审法院或者与原审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判长 邱德英
审判员 刘 莹
审判员 晋 芳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日
书记员 曾琳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