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14民初14576号
原告：李敬东，男，1971年12月28日出生，住北京市昌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荣（李敬东之母），女，1951年1月5日出生，商贸总公司退休员工，住北京市昌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飞，北京建诚（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军，山东环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昌平区医院，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鼓楼北街*号。
法定代表人:朱平辉，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君，男，1988年2月16日出生，北京市昌平区医院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颖，北京市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敬东与被告北京市昌平区医院（以下简称昌平区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敬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荣、刘永飞，被告昌平区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君、赵颖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敬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6153元、住院伙食补偿费5000元，各赔偿项目待相应的鉴定及伤残评定后再行确定；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理由：原告李敬东因其左侧腹股沟区现可复性包块至被告处就诊，经被告门诊诊断为“左侧腹股沟疝”于2016年1月5日12时许收治入院。1月6日原告按照被告要求进行了免疫、血凝、血常规等项检验(见六份检验报告单)及腹股沟部彩超检查。入院诊断为“左侧腹股沟疝、高血压”。1月8日11时30分许，原告在被告处行“左侧腹股沟斜疝无张力修补术”，依据病历记录在手术过程中原告出现了短暂神志淡漠，一过性言语不利，急测血压145/95，心率82次/分，血9.2mmo1/L,同时给予吸氧、补液处理，持续一分钟后恢复，在返回病房途中再次出现上述症状。经神经内科会诊，查头颅CT，建议按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处理。后无好转再次会诊，复查头颅CT，诊断为急性脑梗死，患者目前病重建议上级医院诊治，于当晚22时许办理转院。原告于2016年1月9日1时转至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入院初步诊断为急性脑梗死，左侧大脑中动脉闭塞、疝修补术后、高血压病3级。后立即在该院行左右额颞顶开颅、去骨瓣减压，置管引流术及头皮局部清创术。原告住院至2016年4月22日，现原告症状表现为不完全失语，双侧肢体肌力不同程度丧失等。经查阅在被告处的病程记录，其所行“左侧腹股沟斜疝无张力修补术”于当日12:25分结束，原告术中、返回病房途中即已出现病历所载突发症状，但术后的两份头颅CT诊断报告单分别于17时32分及18时07分作出，且做为了会诊依据。故原告认为被告在实施手术治疗过程中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与其出现突发症状存在一定关系，其次，在原告术中及术后已明显出现突发症状的情况下，被告对其突发症状所采取的处置措施存在不当，至少存在误诊、误治及延误诊治的情形。为维护合法权益，现提起诉讼，望法院查明事实，作出裁判。2017年9月28日，李敬东变更诉讼请求为：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133050.5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3900元，营养费29950元、误工费55906.66元、护理费203280元、交通费1500元、辅助器具费4650元、伤残赔偿金103095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438031.20元、精神抚慰金60000元、鉴定费19450元，以上费用按照30%的责任比例主张，具体金额为597200.51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被告昌平区医院辩称：一、答辩人是经北京市昌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核准成立的合法医疗机构，具有开展正常外科诊疗活动的合法资质。二、答辩人不存在医疗过错行为，对答辩人突发症状才去的处置措施适当，答辩人不存在误诊、误治及延误诊治的行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答辩人对被答辩人采取的诊疗活动包括采用的诊疗方法、诊疗技术、诊断标准和治疗原则，符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整个诊疗过程规范、适当，符合医疗常规。被答辩人即患者李敬东，因“发现左侧腹股沟区可复性包块3年”前往我院就诊，经门诊于2016年1月5日以“左侧腹股沟疝”收入院。入院诊断为:1.左侧腹股沟疝、2.高血压病。术前诊断明确，有外科手术指征。患者术前规律服用降压药，血压控制良好，入院血压124/80mmHg，无手术禁忌症。我院在充分术前准备的基础上于2016年1月8在昌平区医院局麻下行“左侧腹股沟斜疝无张力修补术”。术前测血压134/80mmHg，心率72次/分，1%利多卡因约15ml局部浸润麻醉，麻醉效果满意，手术过程顺利，术中被答辩人情况平稳，多次沟通被答辩人未诉不适。手术临近结束时(11:30am—12:26am)，被答辩人出现短暂神志淡漠，一过性言语不利，监测血压145/9mmHg，心率82次/分，血糖9.2mmol/L，同时予以吸氧、补液处理。患者症状持续约1分钟，随即恢复正常，神清语利，无肢体活动障碍，观察10余分钟无异常后决定送回病房。在返回病房途中再次出现阵发性言语不利，普外科医师急请神经内科会诊，同时急查头颅CT，神经内科医生急会诊，通过电脑的影像工作站阅患者头颅CT片后，建议按“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处理，给予患者活血化瘀、扩张血管、心电监护、吸氧等治疗，同时复查血常规、心、肾功能、凝血功能，密切观察病情变化。患者经积极对症治疗后，病情较前无加重，14时20分我院向患者妻子、弟弟及母亲交代相关病情:目前考虑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我院已经按照神经内科的专业意见积极予以活血化瘀等治疗，但症状有可能反复发作，甚至可能加重;根据病情变化可能需要再次复查头颅CT及采取其它相应的措施。因患者家属拒绝签字，由我院普外科任志刚主任及费克平主治医师双签字确认。16时30分左右，患者病情较前有所加重，出现右侧肢体活动不利，普外科再次请神经内科医师急会诊，并联系放射科复查头颅CT。患者表现言语不利，后出现右侧肢体活动障碍，神志恍惚，呼之有反应。查体:双侧瞳孔对光反射存在，右侧额纹浅，伸舌查体不能完成，右下肢肌力高，右侧上下肢无活动，右侧巴氏征(+)，复查头颅CT未见异常，复查血常规示白细胞计数14.93×109/L，中性粒细胞百分率86.1%，血钾3.23mmol/L，心肾功能、凝血功能、D-二聚体示正常。神经内科会诊并经电脑影像工作站阅头颅CT片后建议:“吸氧、心电监护、醒脑开窍、抗血栓、活血化疲、扩张血管以及清除氧自由基等对症治疗。同时鉴于患者病重，神志不清，无法行静脉溶栓治疗，建议转上级医院诊治”。17点30分我院向患者家属再次交代相关病情，建议急转上级医院诊治，给予积极治疗，家属不配合，仍拒绝签字，表示要等待其他家属共同商量后，决定下一步处理。期间，我院多次向家属做工作，建议尽快转上级医院，以免延误病情致不良后果，家属表示需等待患者舅舅等亲属自市里来医院商量后再决定是否转院。我院在积极对症治疗的基础上于20点18分再次书面告知家属患者的病情，但患者家属仍然拒绝在告知书上签字确认。我院继续做家属工作，并由医务科出面联系天坛、宣武等上级医院，此期间仍按神经科会诊意见继续对症支持治疗。22点02分患者家属自己商量后，要求转至宣武医院进一步诊治。我院按照规范流程向患者家属交代相关病情，并书面告知患者家属患者转院途中可能出现病情加重、甚至出现生命危险等相关情况及注意事项，患者家属仍然拒绝签字。我院协助联系好宣武医院接收患者，为防止意外情况并更好的救治患者，我院派出本院救护车并由普外科任志刚主任及费克平主治医师两位医生随救护车护送患者至宣武医院，与宣武医院急诊医生做好病情交接并行相关检查后，经患者家属同意，我院医生和救护车才返回。以上系被答辩人在我院的诊疗经过，患者术前诊断明确，有外科手术指征，相关术前检查及术前准备完善，患者既往有高血压病，一直服药治疗，术前血压控制良好，无手术禁忌症;术前我院已充分履行书面告知，围手术期有脑血管意外的风险，高血压患者风险更高，患者本人理解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授权手术。手术为“无张力腹股沟疝修补”，与患者后来的突发症状并无直接关联;手术医师均具备相应手术资格，两名手术医师分别为主任医师和主治医师，手术实施过程操作无误，手术过程顺利;其出现突发症状为临近手术结束时出现，属于术中意外情况，应与患者基础疾病高血压密切相关，非本次医疗过错、过失所致。当患者出现意外情况后，无论在手术室还是在病房，我院均及时予以积极处置，请相关科室进行急会诊，急行相关检查，予以对症补液、活血化瘀、扩张血管等专业的处理，密切观察病情变化的同时向患者家属告知病情，履行告知义务。患者术后两次急查头颅CT均未见明显异常，早期相关科室会诊也不能明确诊断脑梗死，无相关客观检查支持诊断。此后患者症状加重，神经内科通过其症状、体征，依据专业诊断患者为急性脑梗死，不存在误诊情形。针对患者的相关处置措施均在专科医生指导下进行，在对症观察无缓解，听取相关科室会诊意见后，我院于17点30分向患者家属提出转上级医院治疗的建议，并告知患者病情延误的可能后果。此后，反复与患者家属沟通、交代病情，强烈建议转院治疗，经较长时间等待其舅舅来院以及患者多个家属较长时间反复讨论、统一意见，患者家属才最后同意转院。在患者转院过程中，我院也尽到了后续帮助义务，我院协助联系专业对口医院宣武医院，我院两名专业医生随救护车护送患者至宣武医院，并与宣武医院急诊医生进行了充分的病情交接和沟通。从17点30分到22点03分期间近5个小时的拖延不是我院造成的，答辩人对被答辩人的诊治不存在误诊、误治及延误诊治的情形。患者术中和术后出现突发症状属于手术意外及医疗风险，具有不可控性，之所以发生医疗意外，可能与患者自身的体质以及既往病史有关，后果应由患者自负，被答辩人不应当将该风险转嫁到答辩人身上。答辩人对原告的诊疗均严格遵守医学诊疗常规符合医疗原则，整个医疗行为没有过错。三、答辩人充分履行了告知义务。术前答辩人已以《手术知情同意书》的形式告知了被答辩人即患者李敬东，患者清楚知晓手术有脑血管意外风险，且高血压患者风险更高，并在该同意书上签字授权。该《手术知情同意书》明确载明了术中或术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手术风险：“3.我理解手术存在以下风险和并发症:（1）、麻醉意外，心脑血管意外，肺栓塞等——及时抢救；4.我理解如果我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肝肾功能不全、静脉血栓等疾病或者有吸烟史，以上这些风险可能会加大，或者在术中或者术后出现相关的病情加重或者心、脑血管意外，甚至死亡”。当被答辩人出现手术意外、突发症状后，答辩人亦多次向其家属告知患者病情，履行了充分的告知义务。四、原告诉称“术后的两份头颅CT诊断报告单分别于17时32分及18时07分作出，且作为了会诊依据。故原告认为被告在实施手术治疗过程中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与其出现突发症状存在一定关系，其次，在原告查术中及术后己明显出现突发症状的情况下，被告对其突发症状所采取的处置措施不当，至少存在误诊、误治及延误诊治的情形”与事实不符。关于被答辩人提出的两份头颅CT报告出具时间问题，为及时诊断病情，多数有条件的医院临床医生都是即时通过电脑的影像工作站自阅片并与放射科医师电话充分沟通获得第一时间报告，从而协助临床医生做出临床诊断和后续治疗，患者也是不可能立即取到头颅CT片子和报告单的。本案中答辩人也是通过电脑影像工作站自阅片并通过与放射科医生电话沟通进行诊断，并出具专业的诊断意见，其过程是为了及时掌握患者病情，保证患者利益，并无不妥，符合诊疗常规。五、被答辩人声称现症状表现为“不完全失语，双侧肢体肌力不同程度丧失等”，由于后期诊疗答辩人并未参与，且答辩人无从知晓被答辩人相关后续治疗情况，也不应承担相应责任后果。从被答辩人自己提交的宣武医院和右安门医院病历，可以看出患者不仅仅行了两次开颅手术，并且术后愈合不佳、感染严重，又行两次清创手术，这都严重影响患者的病情发展。六、根据病历记载，也就是双方都予以确认的鉴定病历的记载：答辩人在患者“首症”出现后的5小时07分钟即向患者家属作了建议转上级医院诊治的告知。患者迟延了4小时33分的时间方予以转院，这种迟延系患者自己造成的，从患者提交的录音和视频中也可以充分印证这一点，患者家属一直等待其某个亲属的到来，拒不转院。七、被答辩人主张的各项赔偿费用，答辩人均不应承担。综上可见，答辩人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严格遵守医疗规范，根据临床执业经验和医疗条件进行了相应的检查、诊断、治疗，从患者最佳利益出发，采取最适当的处置措施，已经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和注意义务，并履行了充分、合理、恰当的告知义务，让患者家属充分了解患者的病情和可能出现的后果，并提出了必要的医学建议及采取了积极的协助义务。被答辩人的突发症状为医疗意外所致，答辩人对原告的诊治不存在存在误诊、误治及延误诊治的情形，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后果。以上答辩意见敬请法庭采纳，恳请法庭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经审理查明：李敬东于2016年1月5日因病到被告处治疗，被告以左侧腹股沟疝收入院。入院诊断为：1.左侧腹股沟疝、2.高血压病。2016年1月8日11时30分至12时25分，被告对李敬东局麻下行左侧腹股沟斜疝无张力修补术。术中出现一过性言语不利、神志淡漠症状。经对症治疗后，症状短暂好转，10余分钟后复发且呈进行性加重去世。经治科室即于12时40分申请神经内科会诊并按会诊意见急行CT检查和活血化瘀治疗。16时30份左右，病情较前加重，出现右侧肢体活动不利等症状。17时再次申请神经内科会诊。17时30分被告向李敬东家属做出了建议转上级医院诊治，给予积极治疗，避免耽误病情的告知。22时左右转至宣武医院急诊。2016年1月9日1时17分转至北京市丰台右安门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急性脑梗死、左侧大脑中动脉闭塞、疝修补术后、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行开颅、去骨瓣减压、置管引流术。李敬东为治病扣除社保后自行花用的医疗费用共计128804.61元。2016年9月，李敬东以昌平区医院存在过错为由诉至本院，要求给予解决。
在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就昌平区医院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存在争议，本院根据原告申请，经随机确定依法委托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就此进行了鉴定，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的鉴定书写明：（一）关于医疗过程和损害后果。患者李敬东于2016年1月5日因左侧腹股沟区可复性包块3年入北京市昌平区医院接受治疗，诊断为左侧腹股沟斜疝，1月8日11:30—12:25行左侧腹股沟斜疝无张力修补术。术中出现一过性言语不利、神志淡漠症状。16:30分左右，病情较前加重，出现右侧肢体活动不利等症状。22:00时左右转至宣武医院急诊。1月9日01:17转至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住院诊疗，诊断为急性脑梗死、左侧大脑中动脉闭塞、疝修补术后、高血压病3级(极高危)。行开颅、去骨瓣减压、置管引流术。目前遗留言语不利，右侧肢体活动障碍。(二)关于医疗过错和因果关系。1.患者李敬东所患左侧腹股沟斜疝，具有手术治疗的指征。医方术前履行了告知义务，征得了患者知情同意并签字。此过程符合诊疗规范要求。2.根据病历记载，患者李敬东所行左侧腹股沟斜疝无张力修补手术结束时间为12:25，其在手术临近结束时首次出现一过性言语不利等症状，据此推定其首次症状出现(以下简称“首症”)在12:20—12:25之间(时间节点可假定为12:23)。经对症治疗后，症状短暂好转，10余分钟后复发且呈进行性加重趋势。经治科室即于12:40(“首症”后17分钟)申请神经内科会诊并按会诊意见急行CT检查和活血化瘀治疗。17:00（首症”后4小时37分钟)再次申请神经内科会诊。17:25(首症”后5小时02分钟)神经内科即提出因患者病重，神志不清，无法行静脉溶栓治疗，建议上级医院诊治的会诊意见。17:30（“首症”后5小时07分钟)医方即向患者家属做出了建议转上级医院诊治，给予积极治疗，避免耽误病情的告知。此后，患者直至22:03（“首症”后9小时40分钟)才被转往宣武医院治疗。患者李敬东左侧大面积脑梗死，以其临床症状和相关辅助检查(CT,超声)结果判断，可认为系左侧大脑中动脉发生急性血栓所致。脑血栓形成系血管壁、血液成分和血流动力学改变等综合因素所致，属自身原发性疾病。患者李敬东原患有高血压病，在腹股沟斜疝修补手术中发生脑血栓形成，属于手术中发生的脑血管意外性风险。脑血栓形成发生后，需要及早进行溶栓治疗，但患者自出现相关症状至转向上级医院，历时9小时余，相对耽搁了溶栓治疗的最佳时机。综上所述，根据病历记载，医方在患者“首症”出现后的5小时07分钟即向患者家属做出了建议转上级医院诊治的告知，但此后又延迟了4小时33分钟的时间方予转院。若此延迟因素系医方所致，医方存在未履行及时转诊附随义务之过错，该过错与患者发生脑梗死，遗留言语不利、右侧肢体活动障碍的损伤后果存在部分关联，应承担次要责任;若此延迟因素系患方所致，医方存在未及时履行转诊附随义务之过错，该过错与患者发生脑梗死，遗留言语不利、右侧肢体活动障碍的损伤后果存在少许关联，应承担轻微责任。李敬东为此支付鉴定费用10000元。
李敬东申请对其伤残等级等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进行了鉴定。评定护理依赖程度为完全护理依赖；综合评定误工期为599日，营养期599日；辅助器具项目评定为助推轮椅（使用年限为3年）、防褥疮坐垫（使用年限为2年）、座便椅（使用年限为3年）、可视情况给予“尿垫、尿片和一次性尿裤、一次性导尿包”等排便、排尿用品。李敬东为此支付鉴定费9450元。
另查一，李敬东的户口性质为非农业户口，李敬东有一子，生于2001年12月31日。李敬东之父李海生于1948年4月19日，李敬东之母李玉荣，生于1951年1月5日。李敬东之父母共有二个子女。李敬东之父母均有退休金，每月为3000元左右。
另查二，李敬东所行左侧腹股沟斜疝无张力修补手术结束时间为12:25，其在手术临近结束时首次出现一过性言语不利等症状，经对症治疗后，症状短暂好转，10余分钟后复发且呈进行性加重趋势。经治科室即于12:40申请神经内科会诊并按会诊意见急行CT检查和活血化瘀治疗。17:00再次申请神经内科会诊。17:25神经内科即提出因患者病重，神志不清，无法行静脉溶栓治疗，建议上级医院诊治的会诊意见。17:30昌平区医院即向李敬东家属做出了建议转上级医院诊治，给予积极治疗，避免耽误病情的告知。在告知中，昌平区医院首先建议李敬东家属自行联系转院至宣武医院、天坛医院或北医三院，李敬东家属提出自己在上述医院没有认识的人，昌平区医院医生通过电话与上述医院进行过联系，询问是否有病床等情况，李敬东家属表示需要商量一下。18：27左右，昌平区医院医生再次与李敬东家属沟通转院一事，告知转院可以走急诊看绿色通道，李敬东家属再次表示需要商量。21:32左右，昌平区医院医生第三次与李敬东家属沟通转院一事。昌平区医院医生告知通过个人关系，宣武医院周末不受病人，问能不能周一，李敬东家属询问能否住院，昌平区医院医生答复可以急诊留观。李敬东家属表示害怕去后没有人管，昌平区医院医生答复国家规定，急诊绿色通道，不能推。之后经过协商，李敬东敬家属于22:00左右同意转院。
在审理中，就李敬东出现一过性言语不利等症状后5小时07分即向李敬东的家属做出了建议转上级医院诊治的告知，但此后又延迟了4小时33分钟的时间方予转院原因。李敬东认可昌平区医院曾在17:30左右告知其转院治疗，但其提出昌平区医院要求其自行联系医院，昌平区医院一直要求其办理出院；昌平区医院提出告知李敬东家属如同意转院治疗，医院就联系转院，李敬东家属拒绝转院；对此，李敬东不予认可提出一直同意转院。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医疗费票据、住院病历、户口本、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录音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公民的人身权受法律保护。根据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李敬东出现一过性言语不利等症状后5小时07分即向李敬东的家属做出了建议转上级医院诊治的告知，但此后又延迟了4小时33分钟的时间方予转院，该延迟因素的过错方是谁的问题。根据昌平区医院提供的录音显示，昌平区医院在17:30建议李敬东家属转院，李敬东家属在听取了昌平区医院的告知后，表示需要商量。之后，昌平区医院有数次与李敬东家属沟通转院一事，李敬东家属在与昌平区医院医生多次沟通后，才在22:00左右同意转院。上述期间，昌平区医院履行了告知义务，而是否转院的主动权应系李敬东家属决定，在昌平区医院医生多次解释后，李敬东家属才同意转院，故此该延迟因素主要系李敬东家属所致；昌平区医院在履行转诊附随义务中，未能及时消除李敬东家属对转院的各种疑虑，导致李敬东家属对转院的迟疑，对此昌平区医院对造成转院迟延的发生存在次要责任。综上，参考鉴定意见，昌平区医院对李敬东发生的脑梗死，遗留言语不利、右侧肢体活动障碍的损伤后果应承担轻微责任，但由于昌平区医院在李敬东转院迟延中存在的次要责任的情形，因此在确定责任比例是应当予以适当加重责任比例。故本院酌定昌平区医院对李敬东的损害后果承担15%的责任。综上，本院对李敬东要求昌平区医院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交通费、辅助器具费、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对其过高部分，不予支持。根据鉴定意见，李敬东为完全护理依赖，故其主张的要求昌平区医院支付定残日前一天及之后三年的护理费，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其主张的数额过高，本院根据责任比例予以确定实际数额。关于李敬东主张的其父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一节，由于其父母每月均有退休金收入，故李敬东要求支付其父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北京市昌平区医院赔偿原告李敬东医疗费19320.6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085元、护理费30492元、辅助器具费697.5元、误工费8386元、营养费4492.5元、交通费225元、残疾赔偿金159807.0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7500元及鉴定费2917.5元，以上共计235923.2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给付。
二、驳回原告李敬东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772元，由原告李敬东负担4933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市昌平区医院负担483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张 涛
人民陪审员 商云峰
人民陪审员 门朝慧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闫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