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津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晋0882民初501号
原告：河津市国新能源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住所地：河津市清涧街道办事处清涧四村中巷。
法定代表人：韩建基，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虎民，山西杏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大同煤矿集团华盛虎峰煤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津市下化乡陈家岭村。
法定代表人：王强，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廷，山西古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河津市国新能源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煤炭公司）与被告大同煤矿集团华盛虎峰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虎峰煤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虎民、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国新煤炭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于2017年3月7日向原告发送的通知解除原被告于2016年3月13日、4月1日、4月29日签订的编号为HF-2016-0303、HF-2016-0401、HF-2016-0429《煤炭买卖合同》行为无效；2、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合同约定的交付剩余51033.20吨煤炭义务（当时价值10633920元）。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2016年3月13日、2016年4月1日、2016年4月29日分别签订了编号为HF-2016-0303、HF-2016-0401、HF-2016-0429《煤炭买卖合同》。根据合同约定被告共计供应原告煤炭66363.6吨，合同总计价款为1370万元。合同签订后，原告付清了全部价款，先后从被告处提货15330.4吨，合计3066080元。由于被告暂停生产，未能供应剩余51033.2吨煤炭。2016年3月7日，原告收到被告发送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因合同签订后，同煤集团全部煤矿需停产整顿验收合格后再进行复产，被告至今无法验收复产、无法履行该合同义务为由，通知解除双方签订的三份《煤炭买卖合同》。原告认为，被告未能履行合同约定的供应煤炭义务已构成违约，其作为违约方并非解除权人，其行使合同解除权不符合合同法相关规定。
虎峰煤业公司辩称，被告依据《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势变更原则向原告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书，该要求合法有据，请求依法确认这一解除合同行为有效；双方签订合同时煤价含税每吨200元，现今煤价含税每吨715元，因情势变更已造成双方间的合同基础丧失，并导致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被告的合同目的难以实现。因不可归责于被告�原因导致合同签订时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被告不能履行合同义务，其主观方面不存在过错，被告没有违约；根据《煤炭买卖合同》第四条约定，双方签订的三份煤炭买卖合同均约定有明确的煤价执行期间，且约定执行期间煤炭价格不做调整，但是双方并未约定超过执行期间的煤炭单价。如果原告要求被告交付煤炭，被告可以根据原告交付的10633920元煤款，按照现今煤炭价格715元/吨折价交付相应的煤炭。综上所述，双方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后，非被告的意志而停产，且停产因素被告在合同签订时无法预见，被告不存在过错，没有违约。现今煤价飞涨、情势变更，被告若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将巨额亏损，对被告而言显失公平。为此，请求依法确认被告的解除合同行为有效，对于预收原告的2927352元煤款，被告将如数退还并支付相应利息。
原�针对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以下证据：1、2016年3月13日、2016年4月1日、2016年4月29日双方签订的三份《煤炭买卖合同》款项支付结算表；2、煤炭结算表，剩余煤炭数量计算说明；3、2016年3月7日被告给原告发送的解除合同通知书；4、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12年5月18日关于印发进一步强化煤矿安全生产工作规定的通知晋政办发〔2012〕34号、2016年1月12日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关于做好2016年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被告虎峰煤业公司为支持其抗辩主张依法提交以下证据：1、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电文、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文件、大同煤矿集团临汾宏大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文件；2、煤炭购销合同三份、临汾宏大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会议纪要两份。
本院组织庭审举证、质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的质证意见为：1、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方需说明被告作为同煤集团的下属子公司，虎峰公司的开采量及销售定价权是由不同公司定价的。实际上如何销售、如何定价，2016年7月之前都是由大同煤矿集团轩煤虎峰投资有限公司决定的。执行期间该煤炭价格不作调整。虎峰公司作为开采公司无法决定煤炭价位；其二签订的合同背景是在2016年2月3月签订的，是煤炭价格急速下降的，买受人签订合同后因运费上涨、煤价下跌，没有利润可谈的情况下不会继续履行合同，到供方拉煤。在这种背景情况下，时间顺延。但双方并未约定执行期间之后是什么价格；结合第二点需说明煤炭市场下行的情况下，约定的是推迟期间价格不作调整。主要是约定买受人也就是本案原告。②对4月29日的合同需补充说明，除了合同背景，还有在2016年4月22日，在被告虎峰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原告方向被告公司账户转账630万元。但是这630万元因虎峰公司账户冻结，被运城中院划走140万元，剩余490万元。在2016年4月29日退还490万元。双方在商量之后签订了4月29日的合同。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原告明知虎峰公司已经停产，不排除原告方愿意自担风险。在被告方不能履行的情况下，原告应自担风险。③4月1日合同签订的背景，在2016年3月30日19时45分，山西省以明传电文的形式，要求大同煤矿集团下属的所有煤矿停产整顿，时间不得少于一个月。在2016年4月1日签订合同时，被告并未收到该份电文。同煤集团需要集团公司内部整体开会再进行下达虎峰公司的上级公司轩煤公司，华盛轩煤公司才会下达。在签订合同时，被告方是不知道该份电文的情况；2、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3、证据3，合同解除通知书，当时向原告方、民政福利公司送达时，被告依然没有通过验收，而煤价已经上涨到715元，在这种情况下，我公司送达了解除合同的通知书；4、证据4，对这两份文件被告方作为煤炭生产企业，对文件内容知悉，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方发表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在2012年5月18日下发的进一步强化生产工作的通知，在第2条有明确规定，列数了十条，只有这十条需要停产整顿。本案被告停产并不是具备这十条中其中之一情形，被告是依据山西省办公厅的文件才停产的。在签订合同时，被告无法预计该情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提供两组证据主要是证明因政府要求停产、后复产价格上涨对其不公平，其不符合情势变更原则。1、根据合同法解释二规定，对于情势变更的主张只能通过向法院提起诉讼直接诉请变更或解除合同，法院作出判决后才能解除或变更。因此被�不能在案件中以此为由提出抗辩，更不能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通知解除，其提出情势变更的抗辩不能产生任何法律后果；2、2017年3月7日，被告在解除合同通知书中自认情势变更的事由为：被告2016年在政府要求停产后至2017年3月7日无法验收复产（复产前的事由）。与被告本次庭审中主张情势变更的事由：政府要求停产以及复产后煤炭价格上升导致按照原合同价格履行对其不公平（复产后的事由）相矛盾。根据民诉法解释第92条自认规则的规定，解除合同通知书中自认情势变更的事由对被告不利（被告仍以书面方式明确主张，并明确自认），因此被告不得在本案诉讼中再次以复产后的事由主张情势变更。3、关于合同履行的基础发生动摇或者丧失。如因政府强制对被告所经营煤矿进行关停，合同履行的基础发生动摇或者丧失。本案中被告因政府要求停产一年�复产，不属于合同履行的基础发生动摇或者丧失，仅仅导致合同履行期限延长（属于非重大客观变化），同时作为合同相对人的买受人，也就是原告愿意延期履行，因此被告应依法继续履行。根据合同法规定，理由不能成立，与本案无关；4、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后两份煤炭买卖合同签订于晋煤安发[2016]242号文件、晋政办发电【2016】8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全省煤矿依法合规安全生产的紧急通知下发之后。被告以情势变更为由对双方签订的后两份合同违约进行抗辩，是对诚实守信这一合同基本原则的严重违背，同时也是对情势变更原则的滥用；5、双方签订的第一份煤炭买卖合同未能全部履行，并非因晋煤安发[2016]242号文件下发所造成。本案中双方签订第三份合同这一事实，足以证明2016年4月29日签订第三份合同时至2016年6月10日履行届满前不存在所谓的因停产整顿�不能履行合同的事实。被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生产一吨就销售一吨属于零库存，煤矿停产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库存煤炭可用于履行合同。6、煤炭价格上涨属于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所造成的商业风险，完全可以预见。被告因政府要求停产一年以及复产后煤炭价格上升导致按照原合同价格履行对其不公平，主张构成情势变更理由不能成立。7、本案中双方明确约定，如因出卖人（被告）原因未能拉完，拉运时间顺延；足以证明原被告在订立合同时，预见到可能因被告的原因，造成拉运顺延（合同不能按期履行完毕），同时约定延期履行期间的价格不作调整。双方在订立合同时明确约定延迟履行价格，表明其知道相关市场价格变更所产生的风险，并甘愿承担；另外被告也未在一年期限内申请撤销该约定，因此该约定公平合理，合法有效。该约定属于已经预见到的商业�险；8、司法实践中，最高法院指导案例对商业风险与情势变更的区分做出明确的指引，本案中不存在情势变更。9、2016年下半年全国煤炭价格上涨，并非因山西省政府对省属五大煤炭集团公司所属重组整合煤矿的停产整顿而造成。本案中，作为被告销售煤炭的目的就是要收回货款，从双方签订的合同履行情况看，原告均依据合同约定预付了全部煤款，因此被告签订合同的目的已经达到。如果按照目前市场价履行合同，被告可能因自己的违约行为而额外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但这不是被告可以违约，并置正常的交易秩序于不顾之理由，故本案亦不存在显失公平之情形。对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被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对其证明目的将结合全案予以综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事实如下：原告国新能源公司与被告虎峰煤业公司于2016年3月13日、2016年4月1日、2016年4月29日分别签订了三份《煤炭买卖合同》。合同中主要约定了单价、数量、执行期间及违约责任等内容。合同签订后，原告根据合同约定付清了全部价款，先后从被告处提货15330.40吨煤。后由于被告停产整顿，未能交付剩余51033.20吨煤。
同时查明：2016年3月26日大同煤矿集团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根据山西省煤炭工业厅文件要求被告虎峰煤业公司停产整顿；2016年3月30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文再次明确要求包括被告在内的五大煤炭集团公司所属重组整合煤矿一律停产停建整顿。2017年3月7日被告向原告发送三份解除《煤炭买卖合同》通知书；2017年3月25日被告经过同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同煤集团临汾宏大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两级验收合格后复工复产。
庭审后，被告于2017年5月27日向原告开具了价税合计3066080元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于2017年5月27日申请撤销对被告的该项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原告国新煤炭公司与被告虎峰煤业公司对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及该合同已部分履行的事实均无异议。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一、被告向原告送达的解除HF-2016-0303、HF-2016-0401、HF-2016-0429三份《煤炭买卖合同》通知书的效力；二、本案应适用情事变更原则，还是按原合同约定继续履行。针对焦点一，原告国新煤炭公司与被告虎峰煤业公司于2016年3月13日、2016年4月1日、2016年4月29日分别签订的三份《煤炭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2017年3月7日被告以山西省煤炭工业厅要求煤矿全部停产整顿，整顿结束经验收合格后再行复产，现今因迟迟无法验收复产，客观履行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其无法履行合同义务为由，向原告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书，要求解除合同。对此本院认为，合同当事人只有在出现了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后或出现了法律规定的可以解除合同的条件，才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原、被告并未在合同书中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且被告现已恢复生产，其提出的解除合同的原因已经消除，并不影响合同的履行，故被告要求解除合同，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针对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本案中，HF-2016-0303、HF-2016-0401、HF-2016-0429三份《煤炭买
卖合同》系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体现，合法有效，根据契约严守的合同法基本原则，该合同从订立时即对合同双方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合同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其次，原、被告双方均为专门从事煤炭事宜企业，均具备与业务相关的专业背景和交易常识，在合同中双方明确约定“在合同履行期间煤炭价格不做调整”，表明双方对市场变化等风险进行了预见和约定，故本院认为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对物价上涨或下跌均有预见，虽然价格上涨后，存在合同履行对被告不利的情况，但价格波动是受市场影响发生变化，且有可能上浮或下调，属商业风险范畴，不属于“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再次，原、被告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如因出卖人原因未能拉完，拉运时间顺延；如因买受人原因未能拉完，由出卖人根据实际情况推迟时间另行安排拉运（推迟期间价格不作调整，继续按本合同第一条约定的单价执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省政府的文件只是要求停产整顿，被告可在恢复生产后继续向原告供应煤炭，也可停产整顿后通过与原告协商通过其他煤矿向原告供应煤炭，并且被告已于2017年3月25日恢复生产，具备了继续生产煤炭向原告供应货物的能力，故省政府的文件不属于“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综上，本案买卖合同的煤价浮动属于市场经济下的正常商业风险，被告提出的因省政府停产整顿后引起煤价上涨作为情势变更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故对原告要求被告继续履行交付剩余51033.20吨煤义务的诉请，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大同煤矿集团华盛虎峰煤业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7日向原告河津市国新能源煤炭运销有限公司送达的解除编号分别为HF-2016-0303、HF-2016-0401、HF-2016-0429《煤炭买卖合同》通知书不发生法律效力；
二、被告大同煤矿集团华盛虎峰煤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按合同约定交付原告河津市国新能源煤炭运销有限公司51033.20吨煤。
案件受理费88278元，由被告大同煤矿集团华盛虎峰煤业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青梅
审 判 员 刘天文
人民陪审员 毋降富
二〇一七年八月七日
法官 助理 侯克伟
书 记 员 张伟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