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丹民一终字第003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喜双（曾用名陈希双），男。
委托代理人：徐经华，辽宁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宽甸满族自治县振江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王云龙，镇长。
委托代理人：赵立平，男。
委托代理人：周春卿，振江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第三人）：王吉财，男。
委托代理人：杨爱东，辽宁天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喜双与被上诉人宽甸满族自治县振江镇人民政府、被上诉人王吉财返还原物纠纷一案，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10日作出（2015）宽民一初字第00871号民事判决。上诉人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陈喜双的委托代理人徐经华，被上诉人宽甸满族自治县振江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振江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赵立平、周春卿，被上诉人王吉财的委托代理人杨爱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喜双（原审原告）在一审诉称，宽甸满族自治县振江沃源方解石矿（以下简称沃源方解石矿）原名为宽甸满族自治县振江镇方解石二矿（以下简称方解石二矿），成立于1997年12月27日。因当时政策要求个人投资办矿均需以集体名义，故原告经被告振江镇企业办批准同意，以被告企业办的名义向原宽甸满族自治县地矿局（以下简称宽甸地矿局）申办并领取了方解石二矿的采矿许可证，而后于2000年5月17日向工商部门申请并领取营业执照，相关费用均由原告支付，原告是企业法人，企业性质为个体。1998年3月15日，宽甸地矿局下发《关于办理采矿权转让变更手续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了“要按投资主体依法确定矿山企业性质和采矿权”。因此，原告于2000年1月18日向被告提出到宽甸地矿局变更采矿权主体资格。时任被告企业办负责人宋传志便将原告的采矿许可证收去，同时，收取原告变更采矿许可证手续费用1000元。嗣后，被告企业办并未将原告个人投资兴办的方解石二矿的采矿权人变更到原告的名下，而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于2000年11月、2002年8月两次以虚假手续私自将原方解石二矿企业名篡改为宽甸满族自治县振江镇沿江方解石矿（以下简称沿江方解石矿）。将企业性质改为集体，企业法人改为被告企业办负责人宋传志。2003年7月28日，被告企业办与第三人签订“宽甸满族自治县振江镇沿江方解石矿出售合同”，违法将涉案采矿权出售给第三人。原告得知这一情况后向相关部门反映。期间，宽甸满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6年12月15日，依法作出宽工商处字（2006）第6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被告办理沿江方解石矿企业设立和变更登记时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向工商部门提供虚假材料以骗取企业登记的行为予以认定并处罚。同时，宽甸满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于2007年11月22日出具宽国土资法（2007）65号文件，该文件认定沿江方解石矿的初始投资主体是原告个人出资。故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位于宽甸满族自治县振江镇万宝村七组的沃源方解石矿。
振江镇政府（原审被告）在一审辩称，1997年，被告政府企业办工作人员在振江镇万宝村七组小高丽沟发现一处方解石矿。被告镇于1997年12月27日到宽甸地矿局办理相关手续，经宽甸地矿局依法审查后，以被告镇企业办的名义颁发了矿山名为方解石二矿的采矿许可证，性质为集体企业。2000年12月18日，镇企业办向宽甸地矿局申请并变更了矿山名称，将矿山名变更为沿江方解石矿。1997年9月20日，被告镇企业办以租赁的方式与原告签订承包合同，承包期间为1997年9月20日至2000年9月20日。1999年3月20日，镇企业办又与原告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的承包期限为1999年3月20日至2000年3月20日。1999年4月26日，被告镇企业办又与原告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将租赁期间变更为1999年3月20日至2002年3月20日，并约定了租金交纳方式。嗣后，原告没有按约定交纳租金。2001年4月17日，被告镇向其送达了终止协议通知书。2002年7月30日，被告镇企业办下发了振政法（2002）11号文件，免除了陈喜双沿江方解石矿矿长职务，并办理了相关手续。2003年3月13日，镇企业办与原告之妻邹福华签订了该矿的租赁协议。2003年7月28日，经镇政府同意将沿江方解石矿以200000元的价格整体转让给了第三人王吉财。原告陈喜双于2005年10月26日，向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起诉宽甸满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和振江镇政府，认为宽甸满族自治县地矿主管部门行政许可违法，在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理时陈喜双撤诉。之后，原告到市县国土部门上访，经市县国土部门调查，并书面答复最终认定沿江方解石矿采矿权为振江镇政府企业办。被告镇与原告之间系经营权租赁关系，而在原告经营期间其采矿权人及经营性质始终为集体。被告镇作为乡镇企业的管理人和经批准取得涉案矿山的采矿权，被告镇有权将该矿承包或转让给他人，原告无权干预。
王吉财（第三人）在一审述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原始取得了振江镇万宝村小高丽沟方解石矿采矿权，原告从未成为该矿的采矿权主体。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个人或企业可以依法对矿产资源享有探矿权或采矿权，但不能成为资产资源的所有权人。原告诉请的标的沃源方解石矿，如果作为矿产资源，原告无权要求返还给个人，如果作为企业，应该量化为具体的财产权利。企业并非物权概念，不能成为物权标的要求返还。原、被告间的承包协议违反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无效的。原告通过承包方式对该矿进行开采经营的行为明显违法，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即使原、被告间的承包协议有效，原告的承包期已过，原告无权要求被告返还该矿。关于原告提供的宽甸满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2007）65号文件已经被丹东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答复意见所取代，该文件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约束力。原告以此作为重要的证据没有证明力。沿江方解石矿原系集体企业，采矿权人为振江镇企业办，振江镇企业办将沿江方解石矿整体出售给第三人，第三人将该矿更名为沃源方解石矿，企业性质变更为个人经营，不违反法律规定。现采矿权人也变更为第三人，且经过法院生效文书确认，第三人已经合法取得了该矿的经营权和采矿权。并且原告的诉讼已过时效。故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7年被告振江镇政府在宽甸满族自治县振江镇万宝村小高丽沟发现一处方解石矿。同年9月20日，原、被告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将该矿承包给原告陈喜双，承包期间为1997年9月20日至2000年9月20日止。第一年的承包费用为12000元，以后每年交20000元。1997年12月，被告振江镇政府取得该矿的采矿许可证。随后该矿由原告陈喜双经营、开采。1999年3月20日，原、被告再次签订一份协议书，将经营期间变更为1999年3月20日起至2000年3月20日止。并约定经营范围为小高丽沟二号坑口水平以下至水没地边，东界岗梁，西界小沟，北至矿区设计区域为界。经营期间内甲方（振江镇企业办）拥有此矿的主权，乙方（原告）拥有经营权，并在划定矿区内合理合法开采，自主经营，独立核算，不准转让转包出售他人经营。同年4月26日，双方又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废除1997年9月20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以1999年3月20日签订的协议为准。承包经营期满后，以后承包该矿时，在同等条件下乙方有优先承包权。承包期间延长至2002年3月20日止。2000年5月17日，原告取得该矿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名称为宽甸满族自治县振江镇方解石矿二矿。2000年11月8日该企业名称变更为宽甸满族自治县振江镇沿江方解石矿。该矿的采矿权人为宽甸县振江镇企业办，经济类型为集体。嗣后，原告向被告交纳20000元承包费。原告开始开采经营。合同期满后，原、被告并未续签承包合同。2003年3月13日，原告前妻邹福华与被告签订一份协议书，将涉案矿山租赁给邹福华。约定租赁期间为2003年3月15日至2010年3月15日止。经营地点为振江镇万宝村七组，小高丽沟以东采矿区，四至为：南至水没地边，北至设计矿界，东至设计矿界，西至小高丽沟正沟身为界。2003年7月28日，被告将沿江方解石矿整体出售给第三人王吉财，并与其签订一份宽甸满族自治县振江镇沿江方解石矿出售合同。约定将该矿整体出售给乙方（第三人），甲方（被告）同意将其于2003年3月13日与邹福华签订的协议书中甲方的所享有的权利，自合同生效后转归乙方享有。采矿范围以地矿局设计的采矿许可证范围为准。出售价格为200000元。2013年该矿名称变更为宽甸满族自治县振江镇沃源方解石矿。采矿权人为辽宁沃源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吉财。
2004年1月13日，原告陈喜双与邹福华离婚。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宽甸满族自治县振江镇企业办系振江镇政府下属职能部门。不具有合同主体资格，其行为代表振江镇政府。振江镇政府是沿江方解石矿的所有权人。关于第三人述称，原告起诉已过诉讼时效一节，因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返还方解石矿是物权请求权，故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对第三人的该述称，不予采信。关于原告称其是该方解石矿所有权人，请求被告返还该方解石矿一节，原、被告就涉案方解石矿签订的是承包合同而非出售合同，且涉案方解石矿的采矿权在转让给第三人之前始终属于被告。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是涉案方解石矿的矿业权人。原告的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原告陈喜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原告陈喜双负担。
上诉人陈喜双不服一审判决，请求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振江镇政府返还宽甸满族自治县振江镇万宝村七组的沃源方解石矿或将本案发回重审。理由如下：1、一审判决依据承包合同和采矿权证判断上诉人不是涉案矿山企业的权利人违背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上诉人已经在一审庭审中举证证明，涉案的几份承包合同并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1997年双方签订承包合同时，被上诉人振江镇政府的下属企业办并未取得采矿权证，也未在涉案矿山上有任何投入，根本没有什么财产和权利向外发包。双方之所以会签订一份承包合同，完全是因为上诉人个人办理不了采矿权证，需要以镇企业办的名义申办采矿权证，从而形成承包协议。因此，这几份承包协议并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没有得到履行，不能作为认定双方法律关系的依据。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实质上就包含了要求确认上诉人是实际采矿权人这一内容，而一审判决却仍然用采矿权证来认定采矿权人，显然是本末倒置。2、一审判决没有理清本案的本质及关键问题。本案应当审理查明涉案矿山企业的实际投资人是谁，被上诉人振江镇政府是否有权将涉案矿山企业作为集体企业转制出售，出售时是否进行了清产核资、评估、公开竞价，出售价格是否合理。3、一审判决缺乏公平、正义。上诉人从1997年开始经营涉案矿山，前后投入资金约50万元，政府分文没有投入，到了2002年，矿山初具规模时，被上诉人振江镇政府以一纸《任免决定书》剥夺了上诉人在该矿山的一切权利，将矿山企业收归政府，又转手以20万元的极低价格出售给了被上诉人王吉财，出售价款归为己有。上诉人作为矿山的实际投资人血本无归，被上诉人振江镇政府的这种行为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
被上诉人振江镇政府辩称，二审答辩意见同一审一致。
被上诉人王吉财辩称，1、王吉财通过转让方式依法取得了沃源方解石矿的采矿权，手续完备，证照齐全，依法应受到保护。2、承包合同是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振江镇政府之间形成承包关系的重要证据。上诉人主张该承包合同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相应证据可以证明。3、王吉财依法取得了采矿许可证，依法取得了采矿权。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对采矿权人的认定须以地矿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采矿许可证来认定，如果相关权利人对采矿许可证存有异议，应当向发证部门提起行政诉讼来解决。本案中，上诉人曾提起行政诉讼确认国土资源局颁证给被上诉人振江镇政府的行政行为违法，但上诉人撤诉。上诉人多次上访，上访答复是发证行为合法。原审法院以采矿许可证来认定采矿权人并无不妥。4、本案是返还原物纠纷，上诉人现有的证据根本无法证明其为沃源方解石矿的采矿权人，原审法院以证据不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完全正确。5、上诉人所谓的投入并无相应证据可以证明，退一步讲，如果上诉人存在损失，也应当向过错方主张权利，而不应当成为其主张物权的理由。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依据法律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故上诉人要求返还涉案方解石矿的前提条件是上诉人为该石矿的合法权利人。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振江镇政府就涉案方解石矿签订的承包合同的承包营业期截止至2002年3月20日，期满后双方并未续签承包合同。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振江镇政府签订的几份承包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亦未实际履行，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上诉人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主张本案应当审理查明涉案方解石矿的实际投资人及被上诉人振江镇政府是否有权出售一节。即便上诉人对涉案方解石矿有实际投入，因其并未取得采矿权许可证亦不是采矿权人，不能证实其为该石矿的权利人，且涉案方解石矿的采矿权在出售给被上诉人王吉财之前始终属于被上诉人振江镇政府，上诉人又未提供证据推翻该事实，故被上诉人振江镇政府在当时作为权利人有权将涉案矿山的采矿权出售给被上诉人王吉财，上诉人的上述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现上诉人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为涉案方解石矿的合法权利人，其要求返还涉案方解石矿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陈喜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吕伯昌
代理审判员 房春堂
代理审判员 王 蕾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王海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