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最高法民辖终4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中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凤凰村（泓瑞花园）*单元***层。
法定代表人：闫政柏，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永华，云南同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闫泰丞。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永华，云南同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国信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中环金融街*号国际金融中心*期**楼。
授权代表人：熊力颋，该公司行政副总裁。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旭松，云南瑞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睿智，云南�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闫静兰。
原审被告：闫政柏。
上诉人云南中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公司）、闫泰丞因与被上诉人国信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公司）、原审被告闫静兰、闫政柏民间借贷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云民初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
中原公司、闫泰丞上诉称，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合同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相关规定。本案并不存在专属管辖的情形，国信公司与借款人治吉实业有限公司在案涉借款合同中对管辖法院和法律适用的约定应属有效；第二，一审法院在借款人未到庭的情况下认定借款合同的管辖约定无效，缺乏依据。同一借款合同的不同保证人与债权人就管辖法院做不同约定是其民事权利，法律对此也并无禁止性规定，保证协议中关于管辖法院的约定应属有效；第三，在主债务人缺席的情况下，法院很难查清案涉实际借款金额及利息支付、借贷双方是否就还款期限或利率存在补充约定等情况，也很难核实本案是否存在必要的共同诉讼参与人。综上，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将本案移送至香港特别行政区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
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11月27日，国信公司作为原贷款方、治吉实业有限公司作为借款方、国信证券（香港）经纪有限公司作为贷款协调人和贷款代理方、闫泰丞作为保证人，共同签订了《贷款协议》。关于《贷款协议》的司法管辖区／适用法律，协议第15.24条约定：“（a）在本子条款中：相关司法管辖区指：（ⅰ）（若为借款方和各债务人，且其为法人公司）借款方和各债务人的成立所在司法管辖区；（ⅱ）（若为担保人）担保人的任何居所；以及（ⅲ）（若为借款方和各债务人，且其为法人公司）：（A）根据或打算根据担保文件确定的借款方和各债务人的任何资产的所在司法管辖区；（B）借款方和各债务人开展业务的任何司法管辖区；以及（C）借款方和各债务人签订的担保文件的‘改进’条款所遵循的法律的所属司法管辖区”。协议第35.1条约定：管辖权（a）香港法院对融资文件的相关争议具有专属管辖权（除非担保文件中另有说明）。（b）除非担保文件中另有说明，香港法院为最适合和方便解决融资文件相关争议的法院。各借款方和担保人同意，不对此提出相反意见，并放弃以法庭不便为由对上述法院提出异议或对融资文件的相关法律程序提出异议。（c）本条款仅出于维护出资方的利益而制定。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出资方可：（ⅰ）向其它法院提起诉讼；及（ⅱ）在一个或多个管辖区同时提起诉讼。（d）本条款提及的融资文件的相关争议包括关于融资文件的存续、有效性或终止的争议”。
之后，中原公司作为保证人，为《贷款协议》项下的贷款提供保证，并于2015年1月27日〔注：国信公司称协议签订时间误写为2014年1月27日，正确时间应为2015年1月27日〕和国信证券（香港）经纪有限公司作为境外贷款人代理人签订了《保证协议》，约定：“16.司法管辖（a）中国法院对裁判本协议项下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包括关于本协议的存在、有效或终止的争议）（‘争议’）具有非排他性管辖权。（b）任何一方同意中国法院是最适合及最便于解决争议的法院，并�任何一方相应均不会作出相反的争辩。（c）本第16条仅为境外贷款人代理人的利益而订立。因此，境外贷款人代理人在任何其他司法辖区提起关于任何争议的司法程序均不受阻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境外贷款人代理人可以在任意多个司法辖区同时提起司法程序”。2015年5月25日，中原公司作为保证人、国信公司作为境外贷款人、国信证券（香港）经纪有限公司作为境外贷款人代理人签订了《关于替代原保证协议的合同》，约定：“1.各方同意由保证人和境外贷款人按照原保证协议约定的内容直接签署新的保证协议，替代原保证协议”；“2.新的保证协议自保证人和境外贷款人签署之日起生效，原保证协议自新的保证协议生效之时起被其替代”；“4.司法管辖（a）中国法院对裁判本合同项下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包括关于本合同的存在、有效或终止的争议）（‘争议’）具有排他性管辖权。（b）任何一方同意中国法院是最适合及最便于解决争议的法院，并且任何一方相应均不会作出相反的争辩。（c）本第4条仅为境外贷款人和境外贷款人代理人的利益而订立。因此，境外贷款人和／或境外贷款人代理人在任何其他司法辖区提起关于任何争议的司法程序均不受阻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境外贷款人和／或境外贷款人代理人可以在任意多个司法辖区同时提起司法程序”。
2015年2月12日，国信公司和治吉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之补充合同》，同意增加闫静兰、闫政柏按照2014年11月27日国信公司和治吉实业有限公司所签借款合同关于保证人权利义务的约定对该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个人保证。
2015年5月25日，闫泰丞、闫静兰、闫政柏作为保证人分别与国信公司签订《个人保证协议》，为国信公司和治吉实�有限公司2014年11月27日所签《贷款协议》提供个人保证，该三份《个人保证协议》的约定基本相同：“6.司法管辖（a）香港法院对裁判本协议项下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包括关于本协议的存在、有效或终止的争议）（‘争议’）具有排他性管辖权。（b）任何一方同意香港法院是最适合及最便于解决争议的法院，并且任何一方相应均不会作出相反的争辩。（c）本第6条仅为境外贷款人的利益而订立。因此，境外贷款人在任何其他司法辖区提起关于任何争议的司法程序均不受阻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境外贷款人可以在任意多个司法辖区同时提起司法程序……”。并约定该协议如与《贷款协议》有任何冲突、矛盾、增加、遗漏或不一致，应当以《贷款协议》为准。
本院认为，本案系具有涉港因素的管辖权异议案件，管辖权问题属于程序问题，应以法院地�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作为判断案涉协议选择法院条款效力的准据法。
关于国信公司针对中原公司的诉讼中国内地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本院注意到，2015年1月27日，中原公司作为保证人，国信证券（香港）经纪有限公司作为境外贷款人的代理人，为案涉《贷款协议》项下的贷款签订的《保证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中国法院对裁判本协议项下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包括关于本协议的存在、有效或终止的争议）具有非排他性管辖权。《贷款协议》在约定香港法院对融资文件的相关争议具有专属管辖权、香港法院为最适合和方便解决融资文件相关争议的法院的同时，也明确允许担保文件另做约定，中原公司所签署的《保证协议》中约定中国法院对案涉争议具有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作为本案被告的中原公司，其住所地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昆明市，2015年1月27日《保证协议》中关于管辖法院的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对于国信公司针对中原公司提起的诉讼，中国内地法院具有管辖权。
关于国信公司针对闫泰丞的诉讼中国内地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本院认为，虽然闫泰丞与国信公司2015年5月25日签订的《个人保证协议》中约定香港法院对裁判本协议项下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包括关于本协议的存在、有效或终止的争议）具有排他性管辖权，任何一方同意香港法院是最适合及最便于解决争议的法院，但闫泰丞在2014�11月27日以保证人身份签订的《贷款协议》中，在约定香港法院对融资文件的相关争议具有专属管辖权、香港法院为最适合和方便解决融资文件相关争议的法院的同时，也明确约定出于维护出资方的利益，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出资方可向其它法院提起诉讼，及在一个或多个管辖区同时提起诉讼。一方面，《个人保证协议》约定，如该协议与《贷款协议》有任何冲突、矛盾、增加、遗漏或不一致，应当以《贷款协议》为准，与《贷款协议》关于管辖法院的约定相比，《个人保证协议》未对款项出借方向其它法院提起诉讼、及在一个或多个管辖区同时提起诉讼的权利作出约定，对该遗漏应以《贷款协议》的相关约定为准；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担保合同发生纠纷，债权人向担保人主张权利的，应当由担保人住所地的法院管辖。主合同和担保合同选择管辖的法院不一致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因此，中国内地法院对于国信公司针对闫泰丞提起的诉讼具有管辖权。
本案为涉港民商事案件，国信公司起诉的诉讼标的额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08]10号）第一条关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有权管辖诉讼标的额在2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之规定，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法院管辖本案并无不当。
上诉人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认为根据该条关于协议管辖的规定，当事人在案涉借款合同中对管辖法院的约定应属有效。应当指出的是，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并无任何关于约定管辖的规定。关于主债务人缺席的情况下法院能否查清案涉实际借款金额及利息支付、借贷双方是否就还款期限或利率存在补充约定等情况，与管辖问题并无必然联系。
综上，云南中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闫泰丞关于应将本案移送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审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一审裁定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审 判 长 郭载宇
审 判 员 杨兴业
审 判 员 王 丹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张 霞
书 记 员 田子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