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04民初8023号
原告邵友祥，男，1962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代理人王大伟（特别授权代理），北京泰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征迁指挥部。
代表人施永林，该指挥部总指挥。
被告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637号。
法定代表人郑翰献，该管委会主任。
两被告委托代理人胡孝辉、胡珊（一般授权代理），浙江腾飞金鹰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原告邵友祥为与被告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征迁指挥部（以下简称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钱江新城管委会）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于2016年11月2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朱若君独任审判，后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16年12月22日、2017年2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邵友祥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大伟、被告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钱江新城管委会的委托代理人胡孝辉、胡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邵友祥诉称，2008年，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在开展拆迁工作，组织实施所谓杭州铁路东站工程征迁工作。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无权实施拆迁工作，完全是诈骗行为。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先后对原告采取欺骗、恐吓、要挟等恶劣手段，迫使邵友祥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于2008年4月11日签订了编号为324号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该份补偿协议书确定的补偿数额并不足以让邵友祥重新购买条件相等的房屋，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的强迫交易违反国家法律，侵害了邵友祥的合法权益。原告邵友祥认为案涉拆迁补偿协议是无效协议：1、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不属合同法规定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范畴，没有合同主体资格，更不具有拆迁或征迁资格。2、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的公章及合同专用章未经公安机关登记、核准。3、案涉房屋所在地的杭土资拆许字（2008）第049号拆迁许可证于2008年5月31日颁发，邵友祥与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签约时间为2008年4月11日。签约时拆迁许可证不存在，属无许可证拆迁。4、邵友祥房屋的实际面积为649.18平米，属于独立的豪华别墅，协议补偿金额使邵友祥无法购买对等价值房屋，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的强迫交易侵犯了邵友祥的房屋财产权。5、案涉房屋属邵友祥户共有非个人所有，邵友祥户共计三人，分别为户主邵友祥、妻子董小琴、女儿邵苹。案涉拆迁补偿协议只有邵友祥一人签字，属于无效处分行为。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没有合同主体资格，没有独立的财产不能独立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应由设立人钱江新城管委会承担连带责任。原告邵友祥诉请判决：一、确认邵友祥与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无效。二、钱江新城管委会与邵友祥重新签订公平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
被告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钱江新城管委会辩称，一、邵友祥与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系双方协商后签订，并不存在采取欺骗、恐吓、威胁等恶劣手段迫使邵友祥签约的情形。且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如果邵友祥认为存在欺诈、胁迫的方式签订合同，应请求变更和撤销合同，不能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撤销权也应在一年内行使。二、案涉拆迁补偿协议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相关拆迁安置行为均办理了相应手续并取得批文，所在地块的大部分被拆迁人均已得到安置。所在地块上的建设项目也取得了相应的建设手续，不存在以非法形式掩盖合法目的，侵害国家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三、邵友祥作为户主，有权利代表户内成员签订协议。四、合同应由双方协商确定，不应由法院判决签订。故请求驳回邵友祥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邵友祥为支持其诉称，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1份，拟证明案涉拆迁补偿协议存在的事实。
2、身份××份，拟证明邵友祥的主体资格及家庭住址。
3、浙江省及杭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证明1份，4、浙江省及杭州市企事业社团统一代码标识办公室证明2份，5、《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1份，6、杭州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证明1份，7、江干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证明1份，拟证明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组织机构代码不存在，不具有合同主体资格的事实。
8、《江干区人民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江政公开（2009）第5号告知］1份，拟证明钱江新城管委会是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设立单位的事实。
9、房屋拆迁公告1份，拟证明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既不是拆迁人也不是拆迁机构，不具备签署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资格；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与邵友祥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没有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事实。
10、房屋勘丈资料1份，拟证明标的房屋实际面积为649.18平米，拆迁补偿协议中载明面积331.18平方米和实际不符的事实。
11、违规建房罚款收据1份，12、建房承包合同1份，拟证明邵友祥的房屋有331.18平米的合法建筑面积没有得到补偿的事实。
13、《江干区村（居）民建房用地呈报表》1份，14、身份证及户口簿1组，15、董小琴、邵苹证明1组，16、住宅门牌××份，拟证明案涉房屋归邵友祥户共有，邵友祥签订协议时没有取得共有人的同意，处分行为无效。
17、照片1组，拟证明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动用暴力手段逼迫邵友祥签订合同的事实。
18、广告宣传页1组，拟证明邵友祥房屋所在拆迁地块并非用于铁路工程建设，而系商业开发使用的事实。
19、2016年4月10日行政起诉状、（2016）浙0104行初第66号行政裁定书、2016年6月2日行政上诉状、（2016）浙01行终422号行政裁定书复印件1组，拟证明法院裁定本案应按民事案件诉讼，邵友祥在本案诉讼前已提起多个诉讼，未超过诉讼期限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被告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钱江新城管委会对对证据1、2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3至8无异议，但认为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由江干区委、区政府及钱江新城管委会联合成立，协助钱江新城管委会开展征迁工作，具有签订协议的主体资格。上述证据可以证明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的登记情况，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协助拆迁人实施拆迁工作，所签订的协议拆迁人均予认可，且均安置到位；虽然取得拆迁许可证的时间略晚于与邵友祥的签约时间，但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瑕疵不足以导致合同无效。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10、11、12有异议，认为证据10系邵友祥单方委托对实际面积的测绘，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系对合法建设审批面积的补偿；证据11的缴款人非邵友祥，缴款内容系建房违约金，且即使相关部门对违章建筑部分进行过处罚其性质亦无法改变；证据12的真实性不能确认。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仅能反映拆迁前案涉房屋的实际状况，仅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13至16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反而能够反映出邵友祥系该户户主，拆迁事宜进行过大量宣传，家庭成员对该事实是明知的，董小琴、邵苹的证明系事后作出，不能代表其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可以证明邵友祥户家庭成员及建房审批情况，予以确认；但董小琴、邵苹的证明属证人证言，其与邵友祥存在利害关系，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予确认。对证据17的真实性、拍摄日期、拍摄对象有异议，认为照片中的人员非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的人员。本院认为，该组照片未能反映出拍摄日期，画面内容亦不足以证明邵友祥欲证明的事实，不予确认。对证据18有异议，认为不能反映邵友祥被拆迁房屋与该建设项目之间的关联性，即使拆迁后该地块因规划变更改变用途，亦是政府部门进行的出让，与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无关。本院认为，邵友祥提交证据欲证明案涉地块改变原用途用于商业建设，该内容并非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且该证据与邵友祥欲证明的对象关联性不足，不予确认。对证据19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邵友祥曾提起行政诉讼的事实予以确认。
被告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钱江新城管委会为支持其辩称，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房屋拆迁许可××份，拟证明杭州市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杭州市铁路投资有限公司）是案涉项目的拆迁人，邵友祥户房屋在核准的拆迁范围内的事实。
2、《江干区村（居）民建房用地呈报表》1份，拟证明邵友祥户房屋的合法审批面积为318平方米的事实。
3、户籍信息1份，拟证明邵友祥系被拆迁房屋的户主的事实。
4、《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1份，拟证明邵友祥户系自愿签订协议，协议真实合法有效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原告邵友祥对证据1有异议，认为拆迁人非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载明的拆迁项目为农转居建设，但实际是商业开发，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在未取得拆迁许可证的情况下与邵友祥签订合同，合同无效。经本院核实原件，该证据由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出具，可以证明拆迁许可的相关情况，予以确认。对证据2、3无异议，但认为房屋由户内成员共同共有，邵友祥签字属无权处分行为。该证据与原告邵友祥提供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系邵友祥自愿签订，签订协议时有一百余人到邵友祥家中胁迫其签订，所以签名故意写为“邵有强”。该证据能够证明双方签约的情况，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对于上述证据的认证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对于本案以下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杭州市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杭州市铁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路及东站建设指挥部）因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地区天城路以北农转居公寓项目建设征用集体土地，需拆迁房屋及其附属物，经杭州市国土资源局批准于2008年5月31日取得杭土资拆许字(2008)第049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迁许可证载明的动迁机构为杭州市江干区征地事务所（以下简称江干征地事务所）、评估机构为杭州永正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铁路及东站建设指挥部原名杭州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
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由中共江干区委、江干区人民政府、钱江新城管委会于2008年3月10日以江委［2008］18号《关于成立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的通知》设立，负责具体实施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建设的征迁工作。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未办理事业单位登记，未领取营业执照，无组织机构代码。钱江新城管委会与铁路及东站建设指挥部系同一事业法人单位。
杭州市江干区弄口村12组51号于2002年11月申请建设用房建造，申请人为邵友祥、其妻董小琴、其女邵苹、其父邵连生、其母蒋杏花。该户户口簿记载的户主为邵友祥，房屋的门牌证上记载的户主亦为邵友祥。
2008年4月11日，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甲方）与邵友祥户（乙方）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经铁路及东站建设指挥部和动迁单位江干征地事务所授权，负责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弄口区块范围内的房屋拆迁工作；乙方同意拆迁位于12组51号房屋，建筑面积318平方米（其中审批建筑面积为318平方米）；甲方经对乙方房屋进行丈量、评估，需补偿乙方1281400元，旧房残值归甲方所有；乙方房屋拆迁后，由甲方负责安置(协议另签)；房屋拆除后乙方自行过渡，过渡期为二年半，甲方先支付二年内的过渡费，每人每月350元，乙方在册常住人口3人，两次搬家费用1400元，小计26600元；乙方应在协议签订十五日内腾空房屋并交房，甲方一次性奖励乙方每人4000元，小计12000元；以上费用合计132万元，待乙方搬迁完毕并交出钥匙后到弄口社区领取，以上费用由社区预留每人7万元作为乙方回迁时的安置房购买款（该预留款统一按户存入银行，产生利息归乙方），预留款与乙方在最终购房时实行多还少补结算。该协议由邵友祥代表乙方签订。案涉房屋现已被拆除。
本院认为，邵友祥主张其户与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于2008年4月11日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无效，理由不能成立。
首先，关于邵友祥主张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不具备签约主体资格的问题。本院认为，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均有签订合同的民事权利能力。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由中共江干区委、江干区人民政府与钱江新城管委会联合下文设立，虽未办理事业单位登记，也无组织机构代码，但其作为其他组织，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不属于确认合同无效的充分理由。
第二，邵友祥主张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不具备拆迁或征迁资格的问题。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是拆迁人钱江新城管委会（铁路及东站建设指挥部）与地方党委、地方人民政府为具体实施征迁工作而成立的组织，其有权办理拆迁事宜，且《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亦载明其系受拆迁人及动迁单位授权实施相应拆迁工作，钱江新城管委会对此亦无异议。邵友祥据此主张合同无效，本院不予采信。
第三，邵友祥主张签约时拆迁许可证尚未取得的问题。本院认为，双方签约时，虽案涉地块的拆迁许可证尚未取得，具有瑕疵，但是在协议签订后的2008年5月31日，拆迁人铁路及东站建设指挥部即已取得了拆迁许可证，瑕疵已被补正，不属于确认合同无效的充分理由。
第四，邵友祥主张补偿金额使其无法购买对等价值房屋的问题。本院认为，相关协议内容是协议双方在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等基础上协商确定而成，邵友祥以不能保障房屋所有人居住条件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缺乏依据。
第五，邵友祥主张弄口村12组51号房屋属邵友祥户共有，邵友祥一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属无权处分。本院认为，邵友祥户户口簿记载的户主为邵友祥，家庭重大事务由邵友祥作为户主处理的符合社会通常认知。案涉地块拆迁属于重大事项，各拆迁户成员对该情况亦为知晓。因此，即使邵友祥未得到其他所有权人的授权，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也有理由相信邵友祥有代理权。邵友祥代表该户签约行为有效。
第六、邵友祥主张铁路东站征迁指挥部先后对其采取欺骗、恐吓、要挟等恶劣手段欺诈、胁迫其签约，侵害国家利益。本院认为，邵友祥并未就该节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所谓的在合同上签名与其名称不一致，亦不足以证明签约行为违反了其真实意思表示，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本案所涉的2008年4月11日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合法有效，本院对原告邵友祥主张确认合同无效并重新签约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邵友祥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由原告邵友祥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许钟军
审 判 员 朱若君
人民陪审员 徐 涵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日
书 记 员 娄移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