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98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勇，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委托代理人：曹杰，广东卓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潇，广东卓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鸿，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委托代理人：刘金，上海旭灿（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菅峰，上海旭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杜勇与被上诉人邓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5）深南法民三初字第9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杜勇上诉请求：1、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解除杜勇、邓鸿双方于1996年12月8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中的委托代理条款；2、撤销杜勇、邓鸿双方于1996年12月8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中的赠与条款；3、本案诉讼费、上诉费由邓鸿承担。
事实和理由：
一、原审法院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一）原审法院未对杜勇与邓鸿争议的合同性质进行认定。杜勇在一审中主张杜勇与邓鸿双方于1996年12月8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系一份委托代理与赠与的复合型合同；而邓鸿辫称该协议不是委托代理合同，也不是赠与合同。但一审法院却并未在判决书中对该《房屋转让协议》的性质进行认定，就径行判决继续履行合同。这导致杜勇到目前为止仍不能确定该合同到底是委托代理与赠与的复合型合同，还是其他何种类型的合同。（二）若原审法院认定《房屋转让协议》是委托代理与赠与的复合型合同，原审法院未对《房屋转让协议》中的“购房指标”进行认定：该指标是仅指购买房屋的权利，还是包括第三人给予杜勇杜勇的福利。原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购房指标是无偿让与的。无偿让与在法律上的定义即为赠与。如果原审法院认可并认定杜勇与邓鸿所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系一份委托代理与赠与的复合型合同，则原审法院必须对赠与财产“购房指标”进行认定。根据第三人在诉讼中提交的《关于涉案房产房款缴纳情况的说明函》显示：房款为221，160元，已经缴纳160，000元，而各方都认可仅支付61，000元的购房款。因此，第三人为杜勇购买该房屋实际垫付的款项为99，000元，即有99，000元的财产权益（以下简称“该财产权益”）附着于该房产之上。但是，杜勇与邓鸿签署的《房屋转让协议》并未涉及到这部分财产权益的约定。原审法院本应就该财产权益是否属于赠与（若买卖）标的的一部分进行认定，但原审法院却并未进行认定。（三）原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购房指标是无偿让与的，但其却未对赠与财产是否交付进行认定。假设原审法院认可并认定杜勇与邓鸿所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系一份委托代理与赠与的复合型合同，则原审法院必须对赠与财产是否交付进行认定以确定赠与人是否有权撤销赠与合同。但原审法院却回避了对赠与财产是否交付进行认定，直接判令杜勇继续履行合同，侵害了杜勇作为赠与人的合法撤销赠与权利。此外若原审法院认定该财产权益是赠与标的的一部分，该财产权益附着于涉案房屋之上，并随房屋产权的变动而变动的情况下，该财产权益明显并未交付给邓鸿。（四）原审法院错误地认定“邓鸿已实际使用了杜勇让与的购房指标”；这不仅是认定事实不清，同时，以此回避认定赠与财产是否交付。涉案房产目前仍登记在第三人名下，未过户至杜勇或邓鸿名下，因此不能认定邓鸿已经实际使用了购房指标；同时，首期款中注明的付款人为杜勇，原审法院仅以邓鸿持有付款收据原件就认定邓鸿已经实际使用购房指标，回避认定赠与财产是否交付。因此，原审法院认定“邓鸿已经实际使用了杜勇让与的购房指标”明显是认定事实不清。（五）若原审法院认定《房屋转让协议》是委托代理与赠与的复合型合同，但原审法院却忽视了杜勇与邓鸿的代理关系以及委托代理协议的随时解除权。根据杜勇与邓鸿签署的《房屋转让协议》的内容来看，杜勇与邓鸿之间应该是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而且，法院支持或驳回杜勇的诉讼请求也必须对两人是否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进行认定，但原审法院却并未对此进行认定。若原审法院认定《房屋转让协议》是委托代理与赠与的复合型合同，原审法院的判决却完全漠视且不顾委托代理合同的合同双方均具有随时解除权的事实及法律规定，反而要求杜勇继续履行合同，没有事实依据。
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法院以“撤销赠与、解除委托的诉讼请求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亦无法律依据”为由驳回杜勇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杜勇请求撤销赠与、解除委托符合法律的规定，且不具有法律禁止的情形存在，是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的行为，该行为合法且正当。杜勇的请求在有法律条文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不应当随意地引用民法基本原则。此外，原审法院援引法律原则对杜勇的行为所作出的评价也不应当与具体法律条文对杜勇的行为的评价相冲突。2、若法院认定杜勇与邓鸿签署的《房屋转让协议》系委托代理与赠与的复合型合同。则《合同法》第186条的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第410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杜勇的诉讼请求有法律依据，但原审法院却对该依据视而不见。（二）原审法院以《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为依据驳回杜勇的诉讼请求，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若原审法院不认可杜勇主张《房屋转让协议》为委托代理与赠与复合型合同应当明确认定原协议的性质。若认定杜勇的主张成立，则不应漠视合同法对委托代理合同及赠与合同的特殊规定，更不应该剥夺法律赋予杜勇作为赠与人的撤销权和作为受托人的解除权，要求杜勇必须继续履行合同而驳回杜勇的诉讼请求。
邓鸿辩称，一、杜勇与邓鸿双方于1996年12月8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也不违反公共利益，合法有效，本协议经两审人民法院判决确认合法有效。
二、杜勇请求解除《房屋转让协议》中的委托代理条款和赠与条款，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房屋转让协议》不是委托代理合同，不符合代理合同的特征，也不存在委托代理条款，《房屋转让协议》不是赠与合同，也不符合赠与合同的特征，也不存在赠与条款。
三、杜勇在上诉状中认为“原审法院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并列举了五项内容。由此可以看出，杜勇对什么是本案的基本事实就没有搞清楚，本案的基本事实就是杜勇与邓鸿都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杜勇与邓鸿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约定了房屋所有权归邓鸿所有，系拥有性协议，不可撤销，邓鸿支付了购房款，邓鸿自房屋交付居住至今，房屋不是政府意义上的福利房，他人可以购买，第三人同意出卖给邓鸿，邓鸿同意向第三人支付购房余款，本案所有事实，并不为国家法律法规所禁止，不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共利益。
综上所述，邓鸿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杜勇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维持邓鸿的合法权益。
杜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杜勇、邓鸿于1996年12月8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中的委托代理条款；2、撤销杜勇、邓鸿于1996年12月8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中的赠与条款；3、邓鸿承担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邓鸿与杜勇曾系姻亲关系，两人均曾系深圳市南x（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x集团”）下属单位员工。1996年12月8日，邓鸿与杜勇签订《房屋转让协议》，双方约定：杜勇将深圳市南山区南x月xx花园36栋101的南x职工福利住宅房指标转让给邓鸿；购房、入住等一切房屋有关款项都由邓鸿自己支付；杜勇只是协助办理一切手续；房屋产权从此归邓鸿所有；待该批福利房统一办理房产证时即将户主更名为邓鸿。
双方确认，南x集团及其下属单位未就涉诉房产与邓鸿或杜勇签订过房屋买卖合同。为证明其已支付了涉诉房产的首期房款61000元，邓鸿提交了两份收款收据原件。其中一份收据为深圳南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1996年12月20日向杜勇开具，金额为3万元；另一份为深圳南x物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1996年12月13日向杜勇开具，金额为31000元。杜勇对收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称从开具对象应推断房款由杜勇支付。经查，涉诉房产总房款为221160元，目前已经缴纳16万元，未缴纳61160元；已缴纳的16万元房款中，有约10万元系员工所在公司作为福利为员工垫付。
2001年3月9日，杜勇出具委托书，委托邓鸿办理涉诉房产的变更手续。邓鸿称，当时可以为涉诉房产办理房产证，因材料均在杜勇名下，故杜勇出具了上述委托书，但邓鸿因经济困难无法付款，故未能办理房产证。
2009年4月14日，涉诉房产登记至南x集团名下，登记建筑面积93.12平方米，登记价160743元，房产证号为深房地字第××号，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房产性质为市场商品房。
2014年1月16日，邓鸿起诉杜勇，请求确认双方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有效。该案审理过程中，南x集团表示：涉诉房产系作为福利出让给有资格分房的员工，且可以转让。原审法院于2014年6月24日作出（2014）深南法民三初字第296号民事判决，确认邓鸿与杜勇于1996年12月8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有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5日作出（2014）深中法房终字第1924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
杜勇提交了一份2010年11月29日由其署名的申明，主张其向南x集团表示非其本人亲临，不要办理一切涉诉房产的相关手续。2014年12月10日，邓鸿委托律师向杜勇发函，表示不同意杜勇解除《房屋转让协议》。
邓鸿与杜勇均确认，涉诉房产自1996年开始一直由邓鸿居住至今。
一审法院认为，邓鸿与杜勇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已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
邓鸿与杜勇原系姻亲，南x集团将涉诉房产的购房指标作为福利发放给杜勇，杜勇将购房指标无偿让与邓鸿属双方意思自治，无悖法律，首期房款收款收据开具对象为杜勇符合常理，从《房屋转让协议》的约定及邓鸿持有首期房款收据原件的事实足以认定首期房款61000元由邓鸿支付。邓鸿已实际使用了杜勇让与的购房指标，且南x集团对购房指标让与行为并无异议，并明确表示涉诉房产可以转让，杜勇关于撤销赠与、解除委托的诉讼请求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亦无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杜勇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杜勇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邓鸿与杜勇于1996年12月8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系邓鸿与杜勇的真实意思表示，经生效判决认定为有效，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上述合同约定，“杜勇将深圳市南山区南x月xx花园36栋101的南x职工福利住房指标无偿转让邓鸿，”故涉案合同符合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法律特征，该合同应认定为赠与合同，合同之标的物为涉案房产的住房指标。住房指标的转让不同于房产的转让，无需以房产是否转移登记作为是否完成转让的依据，涉案购房指标能否撤销赠与应当视该指标是否已转移给邓鸿而定。本案中，从邓鸿持有涉案房产首期款的收款收据原件以及房产交付时邓鸿即已入住涉案房产的事实来看，邓鸿已实际使用了杜勇让与的购房指标，另一方面，南x集团对购房指标的转让亦没有异议。故该购房指标已经转移给邓鸿，杜勇此时请求撤销涉案赠与合同没有法律与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杜勇请求解除《房屋转让协议》中的委托代理条款，是指协议中“杜勇协助办理一切手续”的约定，该约定是对涉案合同如何履行的具体约定，并非委托代理条款，现住房指标已完成赠与，杜勇无权请求解除上述约定。
综上，杜勇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以及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杜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傅 新 江
审 判 员 聂 效
代理审判员 王 丹 妮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廖冉冉（兼）
附录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