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3民终6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福鼎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海阔，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璐，北京智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鲁付起，男，1962年8月13日出生，住北京市顺义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顺义区李遂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负责人：李黎，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北京盛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李力明，男，1972年3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力文（李力明之兄），住北京市顺义区。上诉人北京市福鼎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鼎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鲁付起、北京市顺义区李遂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李遂镇政府）、原审第三人李力明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3民初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福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璐、被上诉人鲁付起、被上诉人李遂镇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原审第三人李力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力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福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鲁付起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鲁付起、李遂镇政府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福鼎公司所有近100个大棚，王国民仅同意将周某、谢金生所建大棚交由李力明使用，而对于周某、谢金生所建大棚的具体位置情况，一审法院并未进行具体核实；（二）福鼎公司原法人王国民因抵债将部分大棚交由李力明使用，使用期限将因为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结束而终止，那么福鼎公司和李力明之间债务关系是否结清，鲁付起在被拆迁时是否仍然有权利使用该大棚，一审法院对此没有审核清楚；（三）鲁付起与李力明达成调解协议的时间为2014年3月13日，而李遂镇政府与福鼎公司达成协议的时间为2014年4月8日，两者时间相隔不足一个月。在这个时间段，福鼎公司是否清楚鲁付起与李力明之间的协议，棚内种植物到底由第三人李力明种植还是鲁付起种植，李力明是否将此协议内容告知福鼎公司，福鼎公司对于拆迁事宜是否征询过李力明的意见，这个事实对于福鼎公司是否承担责任具有影响，一审法院对此并未查清楚；（四）李遂镇政府因道路改建所占用的福鼎公司大棚，与李力明有权支配的大棚之间哪些大棚出现了交叉，在出现交叉的大棚中有哪些作物，哪些作物由鲁付起种植，这些作物应该对应多少补偿款，一审法院对此没有审核清楚；（五）鲁付起在有支配权的大棚中种植了哪些作物，一审判决仅提交了火龙果的相关材料，在其证据没有得到质证认可下，一审法院没有调查核实清楚具体的种植情况。二、一审判决福鼎公司赔偿数额过高，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根据李遂镇政府提供的评估报告，赔偿福鼎公司的赔偿款包含玉米、花生、豆角、树木共计赔偿款455558元，这个赔偿款是经评估公司核算后全部的地上种植物价格，鲁付起的诉求是对其所有的地上种植物进行赔偿，就算被拆迁部分全部地上物归鲁付起所有，其赔偿金额也不会超过50万元，但一审法院却判决赔偿70万元对价，明显超过了全部地上物的赔偿总额，忽视了鲁付起的合理支出而给福鼎公司带来的直接及间接损失，也大大超出了福鼎公司能承受的赔偿能力范围。三、一审程序错误，违法缺席判决使福鼎公司的相关权利未能得以行使。福鼎公司在鲁付起拿到判决找到福鼎公司后方得知被诉事宜，福鼎公司位于李遂镇陈各庄村村委会北200米，处于经营状态，长期有人值班看守，不存在传票无法送达的情况，一审法院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送达程序给福鼎公司送达诉讼文书，仅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致使福鼎公司不清楚已被起诉也未能及时参加庭审活动，失去了在诉讼过程中答辩、举证和质证等权利，侵害了福鼎公司的合法权益，直接影响了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的查明。同时，鲁付起与李力明属于同村村民，两人常常见面，一审法院对于李力明也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致使案件基本事实无法查清。鲁付起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福鼎公司的上诉请求。具体哪个大棚是归鲁付起使用的，（2014）顺民初字第217号案件中都确定了，由李力明亲自带着法官拍照。李遂镇政府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福鼎公司的上诉请求。李力明述称，李力明和鲁付起有个协议书，该协议书上没有说其他的大棚给鲁付起。以前李力明欠鲁付起钱，就用大棚里种的东西给鲁付起了。鲁付起没有在李力明同意的大棚里种东西，鲁付起种错大棚了，但是也没有人管。李力明起诉福鼎公司后，法院判决福鼎公司给李力明500多万元。李力明和鲁付起有好几个案子，李力明也没有更换联系方式，但是一审法院没有通知李力明就直接判了。李力明不同意一审判决，同意福鼎公司的上诉请求。鲁付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福鼎公司、李遂镇政府连带赔偿鲁付起在福鼎公司开发建设的大棚内种植的地上物损失100万元；2.诉讼费用由福鼎公司、李遂镇政府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福鼎公司从顺义区李遂镇陈庄村租赁该村路西约200米处的土地一块，在该地块开发建设标准化温室大棚项目。2009年4月18日，福鼎公司与李力明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将福鼎公司在顺义区李遂镇陈庄村开发建设的标准化温室大棚工程发包给李力明。后因福鼎公司无力支付李力明工程款，福鼎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国民于2011年3月24日与李力明达成协议，该协议载明：王国民自愿将李力明所承包的大棚建筑款于5月底前给李力明所分包的周某、谢金生所承包的大棚工程款给予结清，如到时未能付款，王国民自愿将周某、谢金生所建的大棚给李力明支配。该协议签订后，涉案工程所建好的大棚就一直归李力明支配使用。鲁付起称李力明在为福鼎公司建设大棚时，因垫资需要而向自己借款60万元，但后无力归还自己的借款，因此经协商李力明将其控制支配的大棚部分交给自己使用，后自己在大棚内种植了火龙果等作物。为证明上述部分大棚内的作物系自己所种植，鲁付起提交了（2014）顺民初字第217号民事调解书。在该调解书中，李力明明确承认福鼎公司开发的大棚基地内的部分大棚内的地上物由鲁付起种植（具体种植的大棚位置、作物品种以法院现场勘查记录为准）。李遂镇政府对调解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称自己并不知道福鼎公司大棚基地内的部分作物系鲁付起种植，而自己作为拆迁人，已经与被拆迁人福鼎公司达成了拆迁协议并按照福鼎公司的要求，向其指定的委托人支付了全部拆迁款。为此李遂镇政府提交了《北京市集体土地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福鼎公司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及王国民身份证复印件、福鼎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受委托人藏磊身份证复印件、福鼎公司出具的关于领取拆迁货币补偿款的申请及分款协议、财务记账凭证及凭证单据等证据予以证实。在协议书中显示，因顺义区左堤路改建工程需要拆迁福鼎公司开发的大棚基地内的部分地上物，李遂镇政府于2014年4月8日与福鼎公司签订了《北京市集体土地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约定福鼎公司应在2014年4月12日前完成搬迁，并将原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附属物自行拆除，北京市顺义区李遂镇人民政府给付福鼎公司拆迁补助款4301165元。福鼎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受委托人藏磊身份证复印件、福鼎公司出具的关于领取拆迁货币补偿款的申请及分款协议、财务记账凭证及凭证单据显示福鼎公司授权藏磊就拆迁款的事宜与李遂镇政府进行协商，并要求李遂镇政府将拆迁款支付到臧磊的个人账户中。李遂镇政府遂依福鼎公司的申请将补偿款4301165元支付给付藏磊。鲁付起对李遂镇政府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效力，称公司不能委托个人领取拆迁款，所谓的分款协议仅仅是福鼎公司内部的协议，应该是拆迁款到了福鼎公司的账户内再进行分款，李遂镇政府将拆迁款直接打入个人账户是不合法的，违反了对企业资金的管理规定，导致了拆迁款流失。鲁付起称自己在拆迁款发放之前，就已经告知了李遂镇政府被拆迁的大棚内有自己种植的作物，并为此多次到区、镇信访部门反映情况，要求解除此事，李遂镇政府多次承诺我双方达不成协议决不放款，但是李遂镇政府却违背承诺，明知将拆迁款打入藏磊账户不合法但仍然打入，因此其存在严重过失，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李遂镇政府对此予以否认，称自己并不知晓现场有鲁付起种植的作物，鲁付起也没有告知过自己，对于鲁付起所称的为此发生的上访事宜，自己也不知道，否认就此接待过鲁付起的上访。针对鲁付起所称的信访情况，该院依法至顺义区信访局、李遂镇信访办进行了调查，未能发现有鲁付起的信访记录，鲁付起对此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加以证实。为了证明自己种植作物的损失，鲁付起提交了联营协议书、采购火龙果苗的发票及收据、购买肥料的收据等。联营协议显示鲁付起与北京九妹火龙果采摘园达成联营协议，由北京九妹火龙果采摘园为鲁付起培育火龙果种苗，株高20-60公分不等，定价30元每棵，数量50000棵……。发票及收据显示鲁付起向北京九妹火龙果采摘园支付了90余万元的火龙果种苗款及4万余元的液面肥款。李遂镇政府表示对上述票据的真实性不清楚，鲁付起是否实际支付过上述款项不能确认，北京九妹采摘园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存在相互串通的可能，因此即使鲁付起支付过钱，也不能证明其购买的火龙果苗就种在了涉案大棚内。一审诉讼中，该院依法调取了涉案大棚基地的相关拆迁档案。在档案中的地上物价格咨询结果通知单中载明：被拆除的大棚内玉米价值为103734元、花生价值为9384元、豆角价值为9384元、树木价值为333056元；林木调查表中载明香椿苗为30400棵、高度1.5-1.9米，火龙果为11232棵，高度为0.6米，生长势均为一般。另查，在（2014）顺民初字第217号案件中，该院依法对涉案大棚基地进行了勘查。经勘查，在现场23号大棚内种植有草莓、葡萄苗，25号至28号大棚内种植有火龙果苗，33号至36号大棚种植有香椿苗，其余大棚处于空置状态，其中37号至40号大棚之间的空地上种植有部分白松树。以上事实，有当事人双方的陈述、相关民事调解书、判决书、拆迁补偿协议书、《北京市集体土地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授权委托书、关于领取拆迁货币补偿款的申请及分款协议、财务记账凭证借条、拆迁档案、谈话笔录、调查笔录、勘查笔录、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可以作为认定事实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鲁付起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福鼎公司涉案大棚基地内部分大棚的作物系其种植，现在上述作物在该大棚基地的拆迁过程中被毁损，故鲁付起有权要求对其遭受的损失予以赔偿。本案争议的第一个焦点是赔偿主体的确定。鲁付起以李遂镇政府明知涉案拆迁大棚内有其种植的作物而仍将拆迁款支付至臧磊个人账户，导致其作物赔偿款无法受偿为由，认为李遂镇政府在拆迁款支付上存在严重过失，要求李遂镇政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李遂镇政府否认鲁付起曾告知过自己涉案拆迁的大棚内有其种植的作物，自己对此并不知情，鲁付起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拆迁款支付之前已告知过李遂镇政府其对拆迁款所可能享有的权益，而其庭审中所述的通过信访方式告知李遂镇政府的事宜，经该院至其所述的信访部门调查核实，也未能发现有其相关的信访记录，因此其主张李遂镇政府明知对拆迁款享有权益而擅自支付他人，缺乏证据证实，该院难以采信。福鼎公司作为涉案大棚基地的所有权人，也与李遂镇政府签订有《北京市集体土地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因此其作为被拆迁人，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款。李遂镇政府虽将拆迁款支付至臧磊个人账户，但其有福鼎公司出具的相关授权委托书、领款申请、分款协议等书面手续，因此将拆迁款支付至臧磊个人账户系福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其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合理处分，因此李遂镇政府按照福鼎公司的要求支付拆迁补偿款，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综上，在李遂镇政府不存在过错的情况下，鲁付起要求李遂镇政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根据福鼎公司与第三人李力明于2011年3月24日达成的协议，涉诉的大棚建成后由李力明支配使用，而李力明之后又将其转交给鲁付起使用，福鼎公司并未实际使用过涉诉大棚，其在拆迁过程中，应当知晓被拆迁的部分大棚内的作物并非自己种植，在领取相应拆迁补偿款后，应及时将涉案大棚内作物的补偿款支付给实际种植人鲁付起。但福鼎公司在领取被拆迁大棚包括作物补偿款在内的全部拆迁款项后，至今未将相应的作物补偿款支付给鲁付起，因此，鲁付起要求福鼎公司支付涉案大棚内其所种植作物的补偿款，于法有据，该院对其请求予以支持，福鼎公司应当赔偿鲁付起涉案大棚内相应的作物损失。本案第二个焦点是涉案大棚内作物损失数额的确定。鲁付起称其作物损失为100万元，虽提交了联营合同、部分发票、收据等证据予以证实，但是综合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显然不足以证明其所种植的作物价值达到了其所称的100万元，因此其主张损失为100万元，缺乏证据证实，该院不予采信。根据该院调取的拆迁档案，虽仅对部分作物的高度、棵数有简单记载，但却并未相应作物的具体补偿价格，因此仅仅依靠该档案难以直接确定涉案大棚内作物的价值。为此，该院根据拆迁档案内记载的作物品种及数量，参照同类苗木正常的市场价格，并结合本地区大棚种植户的实际收益情况，最终酌定确定福鼎公司应当支付的赔偿款为70万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福鼎公司支付鲁付起地上作物补偿款70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执行；二、驳回鲁付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福鼎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福鼎公司自制的大棚修建情况一览表，证明涉诉场地内修建大棚及对应的修建人员，就算是按照王国民与李力明之间的协议，李力明有权使用的大棚也仅是周某和谢金生所修建的大棚，其余大棚是无权使用的；2.福鼎公司自制的修路所涉及的大棚实际情况，证明政府修路占用福鼎公司大棚的情况，部分未涉及到李力明有权使用的大棚；3.2011年3月24日王国民签写的协议以及2011年7月1日李力明与鲁付起的协议书，证明所涉及的仅为周某、谢金生所建大棚；4.（2014）顺民初字第217号民事调解书及相关案卷材料，证明鲁付起就欠款事宜曾起诉李力明并要求大棚内部分作物由其种植及法院的现场勘验情况；5.（2014）顺民初字第22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李力明就福鼎公司、王国民所欠的建设施工款向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于2015年6月5日作出判决，判决福鼎公司支付工程款501万元；6.祁某与李力明以及祁某与王国民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证明祁某从李力明、王国民处承建大棚共计47栋；7.周某的证人证言，证明周某具体大棚承建情况；8.祁某的证人证言，证明祁某具体大棚承建情况。鲁付起提交了以下证据：1.张登峰的证人证言，证明鲁付起种苗的情况；2.崔建军的证人证言，证明种植火龙果5万多棵，还有草莓、葡萄、香椿苗、松树、瓜。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鲁付起针对福鼎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不认可证据1，该份证据与李力明在（2014）顺民初字第217号案件勘查笔录中说的不一致，勘查笔录时李力明亲自带法官照相的；2.认可证据2的真实性，现有大棚实际情况认可；3.认可证据3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4.认可证据4的真实性；5.认可证据5的真实性；6.不认可证据6的真实性；7.不认可证人周某的证人证言；8.不认可证人祁某的证人证言，他说的跟李力明说的不一样。李遂镇政府针对福鼎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都不是新证据。证据1不是证据而是福鼎公司自述的，不予认可。证据2、3、6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都不予认可。证据4、5仅认可真实性。关于证据7、8，不认可周某和祁某的证人证言。李力明针对福鼎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均予以认可。福鼎公司针对鲁付起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均不予认可，证言相互矛盾，作物陈述不一致。证人均是鲁付起雇佣的人，收其工资，有利害关系。李遂镇政府针对鲁付起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均不予认可，李遂镇政府对于证人陈述的情况不知情。李力明针对鲁付起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均不予认可。证人都称在2013年开春种火龙果，但2014年2月就拆迁了，到不了2014年。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于福鼎公司提交的证据：因证据1、证据2均为福鼎公司自行制作，本院对其不予认定；对于证据3，因李力明、鲁付起均认可其真实性，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证据4，本院予以认定；对于证据5，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的认定，本院将在本院认为的部分予以阐述；对于证据6、证据7、证据8，本院将在本院认为的部分予以阐述。对于鲁付起提交的证据：因鲁付起未能提交其他证据对张登峰和崔建军的证人证言进行佐证，故上述两份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本案的证据。本院二审审理补充查明以下事实：关于涉案大棚基地的现状，鲁付起称没有能用的了，也没有植物；福鼎公司称还能用，只是没有上盖也没有人管理，要用需要安装钢架。二审庭审中，李力明称其不同意一审判决，但其认可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上诉状。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故本案的审理范围仅涉及权利人因财产受到损害，请求赔偿损失的争议。现根据（2014）顺民初字第217号案件的卷宗材料及民事调解书，可以确认福鼎公司涉案大棚基地内部分大棚的作物由鲁付起种植，故本案仅审查鲁付起种植的作物是否被损毁以及福鼎公司是否应该承担赔偿鲁付起损失的责任。至于鲁付起是否有权使用大棚及其使用范围并非本案的审理范围，故福鼎公司提交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周某和祁某关于承建大棚的证人证言均与本案无关，本院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定。福鼎公司与李力明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结清不影响鲁付起作为财产权利人因财产损毁而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故福鼎公司提交的李力明与福鼎公司、王国民之间的建设施工款纠纷民事判决书与本案亦无关，本院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亦不予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现鲁付起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其种植的作物在涉案大棚基地的拆迁过程中被损毁，故其有权主张损害赔偿。但因李遂镇政府已经将包括作物补偿款在内的全部拆迁款项支付给了福鼎公司，故福鼎公司应当将其取得的拆迁款项中作物的补偿款部分交付给鲁付起。福鼎公司虽对鲁付起种植的作物及拆迁范围提出异议，但其作为涉案大棚基地的所有权人和被拆迁人，未能提交足以反驳鲁付起的主张的证据，亦未能提交福鼎公司实际使用过被拆迁的大棚并种植了作物的证据。福鼎公司上诉主张其不知晓棚内植物到底由李力明种植还是鲁付起种植，但福鼎公司作为被损毁作物的非实际所有人，在签订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时及拆迁过程中均应当知晓其无权领取作物补偿款，故福鼎公司关于其不知晓李力明与鲁付起之间的协议等主张不能免除其应当将作物补偿款交付给作物实际所有人的责任。关于被损毁作物的的损失数额的认定。福鼎公司作为被拆迁人，其却无法明确说明拆迁款项中作物的补偿款的数额。而根据拆迁档案目前现有的材料，其中并未对被损毁作物的具体补偿价格进行明确，故涉案大棚基地的拆迁档案亦不能作为认定损失数额的唯一证据。现涉案大棚基地内作物已经被损毁，综合本案当事人陈述、现有证据材料和具体案件情况，一审法院根据拆迁档案内记载的作物品种及数量，参照同类苗木正常的市场价格，并结合本地区大棚种植户的实际收益情况，酌情确定福鼎公司应当支付的被损毁作物的损失数额为70万元，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福鼎公司主张的赔偿数额过高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经核查，一审法院曾于2016年1月22日向福鼎公司的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李遂镇陈各庄村委会北200米以司法专邮的方式邮寄了应诉材料，但该司法专邮被退回。故福鼎公司关于一审法院未按程序向其送达诉讼文书的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另，根据一审卷宗记载，李力明于2016年3月29日领取了起诉状等诉讼材料并签写了当事人诉讼送达地址确认书，后一审法院按照李力明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上预留的地址邮寄开庭传票，该司法专邮亦被退回，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审理并无不当。福鼎公司关于对于李力明也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福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北京市福鼎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4140元，剩余666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巴晶焱审 判 员  曹 炜代理审判员  徐 晨二〇一八年三月五日法官 助理  李 惠书 记 员  胡 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