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1民终580号上诉人（原审邵国锋）：邵国锋，男，1970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淳安县威坪镇邵宅村**号。公民身份号码：3301271970********。委托代理人：俞瑛，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华日公司）：杭州华日电冰箱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481号。法定代表人：陈励君，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司学军、邵惠菁，浙江劳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邵国锋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华日电冰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日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4民初44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邵国锋于1994年3月2日进入杭州华日电冰箱厂工作，后调入关联企业即华日公司处工作。邵国锋、华日公司先后签订（续订）有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期限为2014年12月15日至2015年12月14日止，工作地点为杭州，月工资1650元，并约定了邵国锋的工作地点包括工作地所在城区及下属市县，邵国锋同意华日公司可根据生产经营业务发展需要以及邵国锋的工作能力及表现调整相应的工作岗位、工作内容、工作地点等事项。审理中，邵国锋主张其月工资由银行代发和企业现金支付组成，共计4500元。2015年10月13日，浙ＸＸ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在华日公司厂区内张贴了华日企业富阳新厂区员工工作、生活安排方案，告知员工因杭州市政府规划调整，厂区将在规定时间内搬迁，搬迁至新厂区，并告知有关工作、生活的安排方案。同年10月23日，华日公司人保部又在厂区内张贴了关于搬迁期间维持企业正常生产秩序的决定，告知员工要坚守岗位，正常工作、正常上下班。对搬迁期间不坚守岗位、消极怠工的员工，公司将按旷工处理；对搬迁期间无理取闹的员工按有关规章制度处理；搬迁期间，员工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的，应按正常流程办理相关离职手续；未解除劳动合同的员工，在规定时间内未到富阳新厂区工作的，公司将按旷工处理等事宜。由于邵国锋不同意去富阳东洲新厂区工作，双方发生争议。华日公司遂于次日将原厂区关闭，后进行了搬迁，于同年11月搬迁完毕。邵国锋后未到富阳东洲新厂区工作。2015年12月8日，华日公司以短信方式方式通知邵国锋前来续签劳动合同。2015年12月29日，华日公司作出《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载明：双方劳动合同到期，华日公司已发通知要求续签，但邵国锋至今未来签订劳动合同，故双方劳动合同于2015年12月14日终止。邵国锋于2016年1月收到了邵国锋邮寄的该证明书。原审法院另查明，2015年12月，华日公司向邵国锋账户转账2768元。2016年1月，华日公司向邵国锋账户转账1386元。华日公司已向邵国锋支付2015年度2个月的高温补贴。另外，华日公司每月向其员工饭卡中打入中餐补贴180元。原审法院再查明，邵国锋曾以华日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请求：1、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99000元；2、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未休年休假工资11172元；3、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5年10月工资4500元。2016年1月7日，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上劳人仲案字[2015]第272号仲裁裁决书，对其2015年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请求不作处理，并裁决：一、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4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6206.9元；二、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上述仲裁裁决裁决后，双方均未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后邵国锋又以华日公司为被申请人向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仲裁请求与本案诉讼请求一致。2016年5月20日，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上劳人仲案字[2016]第7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嗣后，邵国锋不服该仲裁裁决，嗣后，邵国锋不服该仲裁裁决，于2016年6月6日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判令华日公司支付赔偿金202500元（从1994年3月2日计至2007年12月31日为14个月；从2008年1月1日计至2016年1月底为8.5个月，4500元/月×22.5个月×2倍）。2、判令华日公司支付邵国锋2015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9310元（4500元/月÷21.75天×300％×15天）。3、判令华日公司支付欠付的2015年11月份工资242元（基本工资2010元＋职能工资1000元－已发2768元）、12月份工资1624元（基本工资2010元＋职能工资1000元－已发1386元）、2015年度年终奖3331元（全勤奖251元＋年终奖1500元＋部门贡献奖1580元）。4、判令华日公司支付2015年度2个月高温补贴360元和2015年度11月、12月的中餐补贴360元。原审法院认为，案涉劳动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合同履行过程中，邵国锋不同意去华日公司的新厂址工作，导致双方当事人发生争执。根据案涉劳动合同的约定，邵国锋的工作地点包括工作地所在城区及下属市县，且邵国锋同意华日公司可根据生产经营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及邵国锋的工作能力及表现调整相应的工作岗位、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因此，华日公司因搬迁厂址要求邵国锋去富阳新厂址上班，符合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未构成违约、亦未构成提供的劳动条件发生重大变更。因双方的劳动合同于2015年12月14日到期，华日公司曾要求与邵国锋续签劳动合同，但邵国锋未去续签，结合此前邵国锋对工作地点提出的异议及拒不前往富阳新厂址上班的行为，可以认定，本案系因邵国锋的原因导致双方未能续签劳动合同，双方劳动关系终止，华日公司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邵国锋关于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劳动合同终止后，华日公司应依法支付邵国锋2015年度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华日公司辩称已经安排邵国锋休年休假，但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华日公司还辩称其于2016年1月向邵国锋转账支付的款项为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但就该笔款项的性质以及组成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故本院对华日公司的上述辩称亦不予采信。关于邵国锋的工资标准，双方均认可邵国锋的工资由银行代发和企业现金支付组成，而华日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理应提供证据证明邵国锋的月工资发放情况，现华日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本院对邵国锋主张的月工资标准4500元予以认定。又因华日公司对于邵国锋的年休假天数并无异议，经计算，华日公司应支付邵国锋2015年未休年休假工资6207元（4500÷21.75×15×2），本院对邵国锋关于2015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诉讼请求中合理部分，依法予以支持。关于邵国锋2015年11月、12月工资及中餐补贴。现双方对于2015年11月的应发基本工资2010元并无异议，而华日公司主张的该月其他部分工资金额亦大于邵国锋的主张，故本院认定邵国锋2015年11月应发工资为3013元（2010+1003），因华日公司为邵国锋缴纳了社会保险，华日公司代扣了相关个人承担部分金额并无不当，故邵国锋提出华日公司尚欠付其2015年11月工资245元，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又因邵国锋在2015年11月正常上班至11月底，华日公司应支付其2015年11月的中餐补贴为180元。因邵国锋在2015年12月均未至华日公司的富阳新厂址上班，其主张该月工资、中餐补贴并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邵国锋还主张2015年度年终奖，本院认为，企业对于年终奖的支付具有一定的自主权，现邵国锋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对于年终奖的支付已达成一致约定，故本院对于邵国锋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企业应当为在职职工发放夏季清凉饮料费，计发月份为每年的6、7、8、9月份。现华日公司仅支付邵国锋2015年度2个月的夏季清凉饮料费，故还应支付邵国锋另2个月的夏季清凉饮料费36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6年11月30日判决：一、杭州华日电冰箱股份有限公司支付邵国锋2015年未休年休假工资人民币6207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杭州华日电冰箱股份有限公司支付邵国锋2015年11月中餐补贴人民币18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杭州华日电冰箱股份有限公司支付邵国锋2015年度夏季清凉饮料费人民币36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五、驳回邵国锋的其他诉讼请求。按规定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元，由杭州华日电冰箱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宣判后，邵国锋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对劳动合同中工作地点问题的相关法律规定理解有误，导致错误认定华日公司将工作地点江干九堡变更为富阳东洲符合法律规定以及本案系因邵国锋的原因导致双方未能续签劳动合同，继而错误认定邵国锋关于赔偿金的请求无法成立，应予以改判。1、劳动合同中关于工作地点的约定应该具体、明确，在不明确时应结合劳动者工作的实际情况予以确定。邵国锋自1996年入厂开始，一直在位于杭海路1059号的九堡厂区工作。华日公司将工作地点从江干九堡变更为富阳东洲构成对劳动条件的实质性变更。本案中，双方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订立的劳动合同中，明确用人单位的地址为“杭州九堡”或者“杭海路1059号”；在之后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则在第二条约定“工作地点在杭州”、“乙方同意甲方可根据生产经营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及乙方的工作能力及表现调整相应的工作岗位、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等。乙方相应的调整变更依据（调动通知、公司文件等）作为本合同的附件并替代劳动合同相关条款，双方不再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该合同系由华日公司提出的格式合同文本，而邵国锋系内勤人员，非销售、采购等外勤人员，仅需在企业所在地的办公区或厂区内完成工作任务。故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为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以及第八条、十八、二十六的规定，前述约定排除了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明确工作地点的法定义务和劳动者在劳动条件不明确时与之协商等的法定权利，应认定无效或根据实际情况作限缩解释。退一步讲，即便法院认为“工作地点在杭州”的约定有效且不能将工作地点限定为实际工作地点杭海路1059号，也应将“工作地点在杭州”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或者作出恰当理解。一般称杭州时并不包含富阳，特别是在2014年12月13日《国务院关于同意浙江省调整杭州市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前，富阳市为杭州下辖县市，不属于杭州的城区，更非主城区。案涉最后两份劳动合同分别签订于2013年12月15日和2014年12月15日，当华日公司采取的第九条第3款关于通知义务的约定后面添加“乙方的工作地点包括工作所在城区及下属市县”的内容，系在得知九堡厂区将面临拆迁后为逃避自己的责任采取的卑劣手法。该条款不但未与邵国锋等劳动者协商，甚至从未告知邵国锋，故该约定应认定无效。而且，由此也可见，华日公司当时与邵国锋签订劳动合同时亦认为其提供的文本中原先所指的“工作地点在杭州”并不包括富阳。案涉劳动合同中“工作地点在杭州”、“甲方可根据生产经营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调整工作地点”的约定至多理解为华日公司有权根据生产经营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在杭州主城区的范围内变动工作地点。本案中，华日公司因拆迁需要将厂区从江干九堡搬至富阳东洲，从其自身发布的通知看，仅是提供了推迟上班时间15分钟，提前下班时间15分钟的措施，并无其他实质性措施以维持等同的劳动条件，而两地单程开车时间在一个小时以上，这意味着将牺牲劳动者每日至少2小时的休息时间，华日公司提供劳动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另外，华日公司强调自身系因杭州市政府规划需要而搬迁厂房，试图以此说明其要求邵国锋服从其安排的正当性，但这并不构成其变更工作地点的法定理由，何况其因拆迁获得了巨额的补偿包含了员工安置的费用。2、华日公司于2015年12月29日单方发出《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构成违法终止劳动合同。2、华日公司不仅未通知劳动者续签劳动合同，更不征求劳动者是否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意见，单方发出《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构成违法终止劳动合同。（1）华日公司没有通知邵国锋续签劳动合同。华日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其于2015年12月8日发送短信至“131××××9949”号码，通知邵国锋于2015年12月14日16时到人力资源部续签劳动合同，华日公司的这种通知方式毫无合同或法律依据。邵国锋确曾使用该号码，并在2012年12月6日的《人事登记表》中填写过该号码，但在原审中，邵国锋已经再三表明早已不再使用该号码，并未收到华日公司的短信。原审法院只要拨打该号码即可确认该号码处于停机状态。同时，邵国锋从未以该电话号码作为自己的通讯地址，不论是《劳动合同》，还是《人事登记表》，邵国锋均已明确了自己的通讯地址（不包括前述电话号码），且仅在通讯地址变更时有义务通知华日公司。原审判决以华日公司的上述两份证据认定“被告曾要求原告续签劳动合同，但原告未去续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华日公司更未征求劳动者是否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意见，原审判决遗漏了对该问题的审查。（3）即便法院最终认定华日公司有权将工作地点从江干九堡变更为富阳东洲，且这种调整不改变原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条件，即华日公司能够提供与邵国锋劳动合同约定的相同的劳动条件，华日公司不履行通知续签劳动合同、征求是否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亦已构成违法。法院无权以邵国锋与华日公司就工作地点存在争议直接认定在华日公司履行前述法定义务的情况下，邵国锋必然拒绝。二、相应地，原审法院关于2015年12月邵国锋没有到富阳上班即无权主张该月的工资、中餐补贴的认定不能成立。三、关于年终奖，在本案仲裁过程中，已经查明华日公司“根据员工个人绩效表现及企业效益，对部分职工发放了2015年度的年终奖”，华日公司没有合法理由选择对邵国锋不发放年终奖。原审判决认为“邵国锋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对年终奖的支付已达成一致约定”脱离了本案情况和社会现实。四、关于2015年11月份的工资问题，华日公司提供的“工资发放登记表”系其单方制作的材料，不应采信；原审判决亦未审核华日公司是否为邵国锋代扣了社会保险个人承担部分以及数额是否准确，毫无依据。综上，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决第二、五项，改判：1、华日公司支付邵国锋赔偿金202500元，欠付的2015年11月份工资242元、12月份工资1624元及中餐补贴180元、2015年度年终奖3331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华日公司承担。被上诉人华日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在劳动合同到期之前，华日公司均通过短信形式通知邵国锋等续签劳动合同，短信发送手机号是邵国锋等入职时填写的通讯手机。因此，华日公司已经合法有效的通知续签劳动合同。二、关于工作地点的问题。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对工作地点有明确的约定，包括杭州所在城区及下属区县，该约定并非华日公司单方解释，而是明确约定在劳动合同中，邵国锋等也清楚劳动合同的各项条款并签字。故华日公司搬迁至富阳完全符合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的约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中，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邵国锋与华日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邵国锋与华日公司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由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确认，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并无法定的无效情形，应属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根据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邵国锋的工作地点为杭州，包括工作地所在城区及下属市县。华日公司根据搬迁需要将邵国锋的工作地点调整为杭州市富阳区，并未变更双方劳动合同中关于工作地点的约定。故邵国锋上诉主张华日公司未与其达成变更劳动合同内容协议的情况下又不主张解除劳动合同，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第四十条规定的理由不能成立。因双方的劳动合同于2015年12月14日到期，华日公司以邵国锋确认的手机号向其发送短信要求与邵国锋续签劳动合同，邵国锋即使未曾收到，原因亦不在于华日公司，原审法院结合此前邵国锋对工作地点提出的异议及拒不前往富阳新厂址上班的行为，认定本案系因邵国锋的原因导致双方未能续签劳动合同，双方劳动关系终止，并无不当。邵国锋要求华日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未予支持，亦无不当。对于邵国锋2015年11月的工资，原审法院经核算后扣除社会保险个人应负担部分认定华日公司尚应支付邵国锋工资407元，有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因邵国锋2015年12月并未向华日公司提供劳动，其主张华日公司应支付该月的工资及中餐补贴无事实依据，原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对于邵国锋主张的2015年度年终奖的问题。本院认为，企业对于年终奖的支付具有一定的自主权，现邵国锋并无证据证明双方对于年终奖的支付已达成一致约定，原审法院未予支持，亦无不当。综上所述，邵国锋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综上，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邵国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 丹审 判 员  盛 峰代理审判员  毕克来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姚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