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一法民二初字第438号
原告杨怡辉（反诉被告，下统称为原告），男，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0558。
委托代理人李明，广东莞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福建省同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反诉原告，下统称为被告），住所地：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临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82377539560XA。
法定代表人王养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方曙，广东名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樊艳。
第三人钟育强，男，汉族，住广东省五华县，公民身份号码：×××255X。
委托代理人赵绍华，广东匡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邹秀球，广东博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黄建业，男，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公民身份号码：×××549X。
委托代理人张浩，广东莞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东莞市长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营业执照注册号：441900000502300。
法定代表人梁武。
原告杨怡辉诉被告福建省同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同源公司），第三人钟育强、黄建业、东莞市长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长达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以及被告同源公司反诉杨怡辉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莫然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何雪梅、人民陪审员温沛成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6年6月6日、2016年6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明，被告同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方曙，第三人钟育强的委托代理人赵绍华，第三人黄建业的委托代理人张浩于2016年6月6日的庭审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明，被告同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方曙，第三人黄建业的委托代理人张浩于2016年6月24日的庭审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钟育强经本院合法传票，五正当理由未参加2016年6月24日的庭审。第三人长达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均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诉讼过程中，第三人钟育强曾向本院提交了起诉状，诉请：一、被告同源公司向钟育强支付暂扣的工程款20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4年1月24日起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计至起诉日为100000元）；二、被告同源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但其在本院要求其缴纳诉讼费的期限内没有缴纳相应的诉讼费用，其提交的缓交诉讼费申请亦未得到本院准许，故本院于2016年3月28日作出民事裁定，裁定第三人钟育强的起诉按撤诉处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被告于2013年4月承接了东莞市超朗村拆迁安置小区工程，原告与第三人钟育强共同承包了部分施工任务，依被告的要求，原告与第三人钟育强向东莞市超朗村拆迁安置小区工程项目部负责人蔡ＸＸ缴纳了5000000元的保证金，其中2000000元由原告支付。2013年12月底，第三人钟育强与被告发生合同纠纷，经多方调解，被告与第三人钟育强就该工程之间的交接事宜于2014年1月23日在茶山××××和超朗村代表见证下签订《调解协议》，协议约定由被告向第三人钟育强退回5000000元的押金，第三人钟育强将工地现场全部交由被告管理。因原告与第三人钟育强系合作关系，被告同源公司收取的5000000元中有2000000元系原告交纳。被告、第三人钟育强对原告支付2000000元的缘由及过程是知悉且确认的，因此在被告与第三人钟育强签订协议时，约定被告只向第三人钟育强支付3000000元，暂扣2000000元留待协议签订后另行解决。原告认为，被告暂扣的2000000元并不属于第三人钟育强，理应返还给原告。由于原告多次找第三人钟育强一起到被告处办理相关领取该2000000元的手续，第三人钟育强拒绝前往，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特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确认被告与第三人钟育强所签订的《调解协议》中由被告暂扣的2000000元属于原告；二、被告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原告支付2000000元；三、被告、第三人钟育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庭审中，原告明确其诉讼请求变更为：一、被告向原告返还2000000元；二、被告、第三人钟育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针对本诉，被告同源公司辩称，1、被告与长达公司合作开发案涉工程，长达公司只将案涉工程转包给原告，并未转包给第三人钟育强；2、案涉的5000000元是原告向案涉工程项目部负责人蔡ＸＸ缴纳的，基于钟育强上访等事由，被告与钟育强签订了相应的调解协议，针对案涉5000000元，被告认为是由原告缴纳，但基于原告的同意，所以向钟育强支付了3000000元。由于原告与钟育强针对2000000元的归属有争议，所以在协议中被告注明该2000000元予以暂扣，所以被告认为该2000000元是由原告缴纳，应退还给原告；3、由于原告私自将案涉工程私自转包给他人，导致被告被建设部门处2400000多元罚款以及资质扣分的行政处罚，给被告造成了经济和名誉上的损失，该损失部分应从2000000元中扣除。2000000元本来应该退还给原告，但是因为有行政处罚，被告认为应该就被处罚而产生的罚款进行抵扣。
针对本诉，第三人钟育强陈述称，1、被告明确案涉2000000元被告没有利益在里面；2、5000000元的管理费确实由原告向蔡ＸＸ缴纳，但被告与第三人钟育强签订协议后，该5000000元的管理费全部转嫁到钟育强头上，即当原告从案外人蔡ＸＸ手里买工程的时候，原告需要向蔡ＸＸ付5000000元，但当原告向第三人钟育强出卖该工程的时候，这5000000元的管理费转嫁到由第三人支付，不仅如此，原告还从中获得了1000000元多的利润，从最终的支付源头来说，5000000元的管理费应该退还给实际的借款人也就是钟育强；3、被告通过合法的途径取得工程后，没有投入任何成本，而是将该工程全部转包给长达公司，也就是蔡ＸＸ的公司，被告转包工程的行为本身是违法的，其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被告被有关部门罚款及扣分并不是因为蔡ＸＸ把工程转包给原告，而是因为被告将该工程转包给了没有建筑工程资质的长达公司，所以被告对于其违法行为所受到的处罚，应当由被告自己承担，无论是将处罚的后果转嫁给原告，还是转嫁给钟育强，都是没有法律依据和不道德的；4、原告、钟育强的证据都能证明交给被告5000000元的管理费都是钟育强实际支付的。
第三人黄建业陈述称，对原告诉请无异议。
被告同源公司反诉称，被告将其承接的东莞市茶山镇超朗村拆迁安置小区工程与第三人长达公司合作建设，后长达公司将该工程交予原告承包。原告在未经得被告与长达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将其承包的工程再转包给钟育强。2013年12月下旬，钟育强与被告因工程问题发生纠纷，致使被告被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处以2402597元罚款及扣减被告资质分数的行政处罚，因此给被告造成物质上、名誉上的巨大损失。为维护被告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原告赔偿被告损失2402597元；2、原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针对反诉，原告辩称，原告确实将案涉工程私下转包给钟育强，导致被告名誉上的损失，原告同意在返还原告款项的限额内向被告赔偿，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针对反诉，第三人钟育强陈述称，其不同意被告反诉。1、被告承接案涉工程以后本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承担施工任务，但是其却非法将工程全部转包给没有资质的长达公司承建，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依法应当受到行政处罚，该行政处罚是被告的违法行为所导致的，理应由其自行承担，被告将案涉工程违法转包给长达公司后并没有对长达公司进行有效的监管，致使案涉工程非法层层转包，被告的行为严重违法应当受到惩罚。2、长达公司明知自己没有建筑资质，还承揽建设工程，其违法行为严重，并且其承揽后也并没有资金承建工程，而是将非法承揽的工程层层转包，其非法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理应由长达公司自行承担。3、被告在反诉请求中不仅将自己的违法罚款要求让原告承担，而且还将长达公司1800000元的罚款也由原告承担，第三人认为没有法律依据，因为长达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单位，长达公司的罚款损失并不等于被告的罚款损失，所以由被告来追究长达公司的罚款损失没有法律依据。4、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因为违法分包受到行政处罚的罚款已经缴付，所以该罚款损失可能没有实际产生。故，请求法院驳回被告全部反诉请求。
针对反诉，第三人黄建业陈述称，被告反诉的争议发生在原、被告之间，与第三人黄建业无关，请法院依法判决。
第三人长达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有就原、被告双方的本诉和反诉提交证据和书面意见。
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18日，杨怡辉与蔡ＸＸ签订了一份《工程内部承包合同》，甲方为“东莞市长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蔡ＸＸ”，乙方为原告杨怡辉，合同约定，甲方将茶山镇超朗村拆迁安置小区工程的施工承包权及责任全部转包给原告杨怡辉。合同第八条“付款方式”内容处有长达公司的公章盖印和杨怡辉签名捺印。合同落款处有蔡ＸＸ和杨怡辉的签字。合同还就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2013年4月28日，同源公司（甲方）与长达公司（乙方）签订了《茶山镇超朗村拆迁安置小区工程项目合作合同书》，合同第二条约定：“本工程由乙方筹集资金、组织施工队全面负责组建项目部，甲方派驻相关技术人员确保施工质量和安全。本工程由乙方负责组织管理施工，任何情况下，乙方不能将工程转包。”合同落款处有双方公司的盖章以及双方代表签字确认。
2013年5月3日，原告杨怡辉与钟育强、黄建业签订一份《合作工程施工承包协议书》，约定由钟育强、黄建业对案涉的茶山镇超朗村拆迁安置小区工程进行施工。
2014年1月23日，同源公司作为甲方，钟育强作为乙方，双方就茶山镇超朗村拆迁安置小区工程的施工问题签订一份《调解协议》。协议第2页第3点部分约定：“……由甲方2014年1月23日12点前将500万元支付给钟育强，钟育强提供收款号，并向甲方出具收据……”协议第3页第6条约定：“杨怡辉和乙方之间债务关系，本协议签订后两天内由甲方在杨怡辉和乙方结算清楚，三方无异议条件下，甲方于两天期满的3日内付清钢筋款给乙方，否则的话，甲方预扣款200万元……”协议还约定了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合同落款处有同源公司代表及第三人钟育强的签名。在该调解协议的附件二中的开销费用表中第一栏显示“钟育强付茶山镇超朗村拆迁安置小区工程项目管理费给杨怡辉”，金额为5000000元。
2014年3月17日，同源公司与钟育强签订一份《会议纪要》，其中记载：“双方在尊重2014年1月23日所签《调解协议》的基础上……达成如下会议纪要：一、双方同意在2014年3月20日以前对工地现场由乙方采购并已付款的钢筋进行过磅，在过磅结束后，双方依《调解协议》确定的方式确定价格，该笔项款仍须扣除《调解协议》中约定的200万元……”
2015年4月21日，钟育强与同源公司又签订一份确认书，就案涉工程的钢材款、工资、租金、利润等款项进行结算。其中注明：“依《调解协议》同源公司预扣的2000000元以杨怡辉与钟育强最终的书面协议或人民法院判决书确定。”
庭审中，到庭的各方当事人均确认，被告同源公司从发包方东莞市茶山镇超朗股份经济联合社处承接案涉工程，被告将该工程通过名为合作实为转包的方式整体转包给长达公司，长达公司的员工蔡ＸＸ与原告杨怡辉签署合同将案涉工程整体转包给杨怡辉，杨怡辉与钟育强、黄建业签署合作工程承包协议书，再将案涉工程整体转包给钟育强和黄建业，但实际施工方是钟育强，黄建业没有参与实际施工。
庭审中，本院询问原告其提起本案本诉诉请基于何种法律关系时，原告答复称基于以下两点法律关系：一、基于被告与长达公司签订的《茶山镇超朗村拆迁安置小区工程项目合作合同书》、杨怡辉与蔡ＸＸ签订的《工程内部承包合同》、杨怡辉与钟育强、黄建业签订的合作工程施工承包协议书均无效，杨怡辉向长达公司交付了5000000元，最后2014年1月23日被告与钟育强签署调解协议，被告将案涉工程收回，长达公司将5000000元给予被告，杨怡辉同意将5000000元中3000000元支付给钟育强，同时由于造成被告罚款、损失所以杨怡辉同意让被告暂扣2000000元。基于上述情况，原告认为基于合同无效，要求被告返还2000000元。二、基于《调解协议》第6条、2015年4月21日被告与钟育强确认书第一项的约定。
关于被告已经收取的5000000元的组成部分，原告认为根据其提交的证据以及结合钟育强提交的证据，认为该5000000元的支付情况构成如下：1、2013年5月2日杨怡辉向蔡ＸＸ农业银行账户转账2000000元（根据原告提交的入账通知书）；2、2013年5月10日黄建业受钟育强所托向分两笔向杨怡辉账户转账1500000元（根据钟育强提交的电子银行业务问题处理单），杨怡辉将收到黄建业1500000元同日向蔡ＸＸ转账给1500000元（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三中国农业银行客户回单）；3、剩余1500000元首先通过支票支付但是因余额不足而承兑不了，后来在2013年5月16日钟育强向蔡ＸＸ的账户存款250000元、在2013年5月15日钟育强向蔡ＸＸ转账1250000元（根据钟育强提交的业务回单）。上述三笔款项，只有第一笔2000000元是属于原告，其余两笔共计3000000元属于钟育强。钟育强不同意原告的上述陈述，其认为5000000元的支付情况构成如下：1、2013年5月2日，杨怡辉向蔡ＸＸ农业银行账户转账2000000元（根据原告提交的入账通知书），钟育强确认该笔款项属于杨怡辉；但是在2013年5月10日钟育强委托黄建业向杨怡辉转账1500000元（根据钟育强提交的电子银行业务处理单），是黄建业借给钟育强，钟育强委托黄建业转账给杨怡辉，并且在2013年9月18日钟育强向杨怡辉转账了80000元、在2013年10月26日钟育强向杨怡辉转账了490000元共计570000元（根据钟育强提交的银行流水），1500000元＋570000元=2070000元，其中70000元是钟育强给杨怡辉的利息，但具体利息的计算方法钟育强亦表示不清楚。2、钟育强自筹资金支付了3000000元，其中的1500000元，在2013年5月16日支付了250000元、在2013年5月15日支付了1250000元（即原告上文陈述的第三笔款项）。剩余的1500000元，系钟育强向蔡ＸＸ指定的第三方开具了支票，但钟育强自认具体开票银行不清楚，开票时间不清楚，也没有相应的证据。被告与第三人黄建业在庭审中对上述原告的主张予以确认，对钟育强的主张不予确认。
2014年7月16日，因同源公司违法将案涉工程分包给不具备施工企业资质的长达公司，东莞市城建局出具编号为东建罚字（2014）第023-1号的《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同源公司罚款590304元。同日，因长达公司无资质承包案涉工程，东莞市城建局出具编号为东建罚字（2014）第023-2号的《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对长达公司罚款1812293元。
另，庭审中被告表示同意将案涉的2000000元返还给原告杨怡辉，只是认为应该就处罚产生的罚款进行抵扣，原告则表示同意在应返还的限额内赔偿被告。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2000000元入账通知书、蔡ＸＸ同意打款声明、调解协议及附件二、三、确认书、1500000元入账通知书、保证书、会议纪要、收据、银行流水及银行卡取款凭条，被告同源公司提交的茶山镇超朗村拆迁安置小区工程项目合作合同、工程内部承包合同、东建罚字（2014）第023-1号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东建罚字（2014）第023-2号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东莞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进账单，第三人钟育强提交的（2015）穗黄法民二初字第493号案起诉状、合作工程施工承包协议书、银行流水、转账凭证、收据，以及本院的庭前会议笔录、庭审笔录等附卷为据。
本院认为，本案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第三人长达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和书面意见，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关于本诉部分。结合庭审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和举证，本案本诉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主张被告返还2000000元是否有充分的证据以及法律依据。
根据原告在庭审中的陈述，其主张被告返还的法律依据主要在于两点：一、基于被告与长达公司签订的《茶山镇超朗村拆迁安置小区工程项目合作合同书》、杨怡辉与蔡ＸＸ签订的《工程内部承包合同》、杨怡辉与钟育强、黄建业签订的合作工程施工承包协议书均无效而要求被告返还；二、基于《调解协议》第6条、2015年4月21日被告与钟育强确认书第一项的约定而要求返还。针对原告的上述主张，本院作如下分析：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但原告基于该条款提出请求权的前提系原告与被告基于同一合同关系之中，即该条款赋予当事人请求权的行使前提系其为合同的相对人，但根据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以及庭审中到庭的各方当事人所确认“被告同源公司——长达公司——杨怡辉——钟育强、黄建业”这一转包链之事实，均不能反映出原告与被告同源公司之间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故原告以合同无效为由向被告主张权利，已经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二、《调解协议》以及2015年4月21日的确认书系同源公司与钟育强所签订，虽然其中部分条款确实有提及到原告所诉请的2000000元款项，但签订的合同相对人并非原、被告，对原告并无约束力，原告直接依据该《调解协议》和确认书向被告主张权利，没有法律依据；三、通过法庭调查可知，对于被告所收取的5000000元款项究竟如何支付，原告和第三人亦各执一词，且从各方当事人所提交的其他证据，可反映出在与同源公司的协商过程中，一直是第三人钟育强负责并签订一系列的书面文件，而第三人在庭审中亦就原告主张的该2000000元的归属明确提出异议，故本院认为原告直接要求被告支付2000000元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据此，综合以上三点，对原告的全部本诉诉请本院均不予支持。但基于被告当庭表示同意向原告支付其主张的2000000元，双方当事人可另行再作协商。
关于被告的反诉部分。编号为东建罚字（2014）第023-1号的《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与编号为东建罚字（2014）第023-2号的《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处罚对象分别是被告与第三人长达公司，原因均系被告将案涉工程违法分包给长达公司，与本案原告无直接关系，且被告要求原告承担上述处罚的相关费用也没有相关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于被告的全部反诉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杨怡辉的全部本诉请求；
二、驳回被告福建省同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
本案本诉受理费22800元，由原告杨怡辉自行承担。本案反诉受理费13010.39元，由被告福建省同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自行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莫 然
代理审判员 何雪梅
人民陪审员 温沛成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杨晓君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