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民终28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邱定甫，男，1962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通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和平，湖北泰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鑫，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付运辉，男，1966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通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四国，湖北泰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宏亮，通城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上诉人邱定甫因与被上诉人付运辉确认合同无效、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咸宁中民初字第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邱定甫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和平、金鑫，被上诉人付运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四国、方宏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邱定甫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咸宁中民初字第61号民事判决书，改判确认2013年9月30日《借款合同》未实际履行并予以解除，同时判定邱定甫据此出具给付运辉的借条无效；2.由付运辉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中“2013年9月30日上午付运辉到博仁房地产公司收取1500万元转让款，博仁房地产公司的财务部门只付给付运辉1000万元转账支票，并告知其下欠500万元当天下午来博仁房地产公司办理收款手续”事实认定错误。首先，2013年9月30日付运辉是持1000万元的转让合同到博仁广场项目部收取1000万元转让款，而不是持1500万元的合同，更不是到博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博仁房地产公司）领款；其次，给付运辉开具1000万元转账支票的是博仁广场项目部财务，而不是博仁房地产公司财务；再次，付运辉只对博仁广场项目部财务出具1000万元的收据，财务部门根本没有也不可能还告知付运辉，下欠500万元当天下午来博仁房地产公司办理收款手续。最后，付运辉也没有再到博仁房地产公司及博仁广场项目部办过领取或转让500万元的任何手续。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缺乏证据。具体表现如下：（1）第10页第四行“付运辉陈述：‘当天下午其到博仁房地产公司收取500万元转让款时，博仁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邱定甫要求付运辉将博仁房地产公司的500万元转让款借其个人’”；（2）第10页16行“付运辉诉称其亦当即出具收到博仁房地产公司500万元转让款的收条给邱定甫。付运辉称该收条在博仁房地产公司，故付运辉未能提供其出具的500万元收条”；（3）第11页10行“另查明，在庭审质证中，付运辉陈述，（也不知道是查明‘在庭审质证’，还是查明‘付运辉陈述’）在借款到期后，其找邱定甫讨要借款，邱定甫分别派其法律顾问谭和平和博仁广场项目部的几个股东来做工作，要求只收500万元借款本金不计息。”从一审庭审记录和实际事实可见，上述三部分陈述内容仅仅是付运辉的个人表述，而邱定甫对此一直持否认态度，且付运辉对其主张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支持，一审法院也没有为付运辉搜集到任何证据来代付运辉证实，而在一审判决书中将原文照搬来作为事实认定，确有不当。（二）一审法院有与付运辉恶意串通嫌疑。1.一审判决恶意变动争议焦点。一审庭审笔录中将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2013年9月30日借款合同是否应该解除？借款是否应该归还？邱定甫对“借款是否应该归还”这一焦点提出异议，认为应改为“借款是否已实际发生”，得到法庭认可记入笔录。但是，争议焦点在一审判决书中被更改，出现焦点二“邱定甫向付运辉转借博仁房地产公司尚欠付运辉的500万元借款，是否属于债权债务转让。”2.一审法院在判决作出（2015年10月22日）后第二天（10月23日）单独与付运辉会面，提醒付运辉：“现在邱定甫起诉你借款没有履行而无效，你反诉请求法院判决邱定甫给付500万元本息给你，这500万元实际是博仁房地产公司尚欠你的股份转让款，你们要明确表态以后是否还要向博仁房地产公司主张500万元的股份权。”（三）一审判决程序违法。本案源于2015年2月邱定甫就借款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借款关系是否成立的独立诉求以原告的身份起诉付运辉，付运辉当即在答辩中辩称已经以现款给付方式履行了借款合同，同时提出反诉，请求邱定甫偿还其给付的借款。法庭本可以将本诉与反诉合并审理，且可据此将此争议认定为借款纠纷。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只要查明了付运辉已经给付了借款，借款关系就有效，邱定甫就应履行还款义务，否则借款不成立。从本诉与反诉书中可以看出，双方除对“付运辉是否实际支付邱定甫现款”存在争议外，没有其它任何争议。五个月后付运辉以《对反诉状的补充》直接否认自己原反诉状中肯定的“以现款给付上诉人方式履行借款合同”的陈述，将其变更为“通过将博仁房地产公司债权转让的方式履行的借款合同”。对此，邱定甫当即向一审法院提出：“付运辉所谓的退股债权不但存在两份内容完全冲突的合同，而且博仁房地产公司和博仁广场项目合伙体谁是债权人都不确定，博仁房地产公司和博仁广场项目合伙体两方直接当事人（利害关系）既不是本诉（主体）当事人，也不是反诉（主体）当事人，显然，变更后的反诉内容依法不能与邱定甫的诉合并审理。”本案本诉与付运辉变更后的反诉明显涉及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一个是邱定甫和付运辉个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另一个是付运辉和博仁广场项目合伙体及博仁房地产公司的退股及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同时后者涉及付运辉、邱定甫、博仁广场项目部、博仁房地产公司四个诉讼主体。一审法院在此复杂的情况下仍然合并审理，程序违法。而且完全按照付运辉的单方要求，直接判定案外人博仁广场项目部、博仁房地产公司与付运辉所签订的两份标的完全不一样且存在重大争议的《退股权协议》中的对付运辉有利的一份《退股权协议》“合法有效”，同时，在无相关证据支持的情况下，认定案外人博仁广场项目部、博仁房地产公司已经将其中的500万元转让给邱定甫。（四）一审判决内容错误。一审判决对于这500万元是属于借款还是属于股权转让性质，没有清晰的认定，最终得出的结论“故邱定甫向付运辉借款500万元，实际可以推定是博仁房地产公司向付运辉借款”实在牵强。
付运辉二审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而邱定甫在上诉状中所陈述的事实明显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1.邱定甫上诉所称“同年9月28日博仁房地产公司瞒着其他合伙人被迫与付运辉签订了将付运辉500万元出资本金翻两倍折合1500万元给付运辉退出的协议”明显错误，因博仁房地产公司、付运辉均系博仁广场项目的合伙人，根据《博仁广场合伙入股协议》第八条约定允许合伙人内部转让，既无需征得其他合伙人同意，更无需隐瞒其他合伙人。上诉状中提到“2013年7月27日的《决议》”，该决议既不真实（因股东付运辉并未签字），亦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因股东内部股份转让是转让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民事行为，与其他股东无关）。2.邱定甫在上诉状中所称“2013年9月30日博仁房地产公司又与付运辉按合伙人《决议》签订了将付运辉500万元出资本金翻一倍折合1000万元给付运辉退出的协议，同日付运辉凭此1000万元的协议到博仁广场项目部财务室出具1000万元的领款条”与事实不符。2013年9月28日，博仁房地产公司与付运辉签订了《股金(份)转让协议书》，付运辉在博仁广场项目股金500万元按升值作价1500万元转让给博仁房地产公司，协议签字后24小时内全部付清。2013年9月30日双方签订的《股金(份)转让协议书》系一份虚假合同。因为同日博仁房地产公司及邱定甫向付运辉作出说明有规定：“2013年9月30日付运辉与博仁房地产公司签订2012年4月16日注入股金500万元，作价1000万元转让给甲方，此协议书博仁房地产公司作为应付其他股东，此协议是虚假协议，不作为其它用途。”3.邱定甫系博仁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是500万元的借款自然人，具有双重身份，他既可代表其个人，又可代表博仁房地产公司。博仁房地产公司变更前的名称为湖北玉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玉立房地产公司），玉立房地产公司是玉立华隆建筑公司（股东仅为邱定甫及其儿子邱雄）的全资子公司。2013年9月30日上午，付运辉到博仁房地产公司拿钱，公司财务仅给付运辉开出1000万元的转帐支票，下欠500万元叫下午去办手续。下午付运辉到博仁房地产公司拿下欠的500万元钱，博仁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邱定甫对付运辉讲，因公司需资金周转，这1500万元暂不能付清，只能支付1000万元，另500万元要求付运辉转借给他个人。付运辉同意将这500万元转借给他个人。邱定甫既是博仁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是这500万元的借款自然人，具有双重身份，博仁房地产公司与邱定甫及付运辉三方都同意500万元的债权债务转让行为，同时都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现款借贷活动。故付运辉与邱定甫于2013年9月30日下午签订了《借款合同》，并由邱定甫当场出具500万元的借条给付运辉。同时，由付运辉向博仁房地产公司出具“今收到博仁房地产公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让款500万元”的收条给邱定甫，由他凭此条到博仁房地产公司财务办理相关手续。邱定甫在诉状中称“付运辉正在担心拿到1000万元钱后一时没有投资去向时，了解博仁广场项目部合伙负责人邱定甫个人因其他工程要钱用，当即向邱定甫承诺将其中的500万元钱借给邱定甫个人，于是当日签订了借款协议”完全自相矛盾。既然双方在合作过程中产生分歧和矛盾，付运辉难道还会主动要借钱给邱定甫？邱定甫的这一说法严重不符合逻辑，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如果借款没有实际履行，邱定甫又怎会出具借条？同时根据《股金(份)转让协议书》签订的时间（2013年9月28日）、应付款时间（24小时之内）、下欠500万元转让款的事实、借款合同签订的时间（2013年9月30日）及出具500万元借条的事实等完全可以综合判定500万元借款是由500万元到期债务转化而来的，事实非常清楚明确。4.《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为2013年9月30日至2014年12月30日，历时15个月之久。如果借款没有实际履行，那么，邱定甫在如此长时间之内为何没有提出异议？邱定甫称借款没有实际履行这一说法显然与日常生活经验不符。5.借款期满后，双方之间关于借款偿还的问题。经中间人多次协调，邱定甫只同意支付本金，并要求分期偿还；而付运辉则要求按合同约定还本付息，双方经中间人多次协调未果，故而引起诉讼。上述事实由付运辉在一审时提供的证据7即多名中间协调人的录音资料可以充分证实。6.关于“付运辉到博仁广场财务领取1000万元股份转让款”这一事实，付运辉有必要作进一步解释，因根据《博仁广场合伙入股协议》第五条约定及实际经营操作模式，博仁广场项目实际被博仁房地产公司控制和管理。博仁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邱定甫安排付运辉到博仁广场财务领钱，完全是受博仁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控制和支配，至于转让款资金来自何处，并不影响股份转让协议的效力和合法性。（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1.借款的实际履行并非一定要以现金方式实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借款的实际履行可以债权债务转让或其它方式实现。本案的事实已充分表明500万元借款的资金来源是非常明确的，即是以债务转让的方式形成的。2.债务转让只需债权人同意即可，本案债权人即付运辉完全同意债务转让给邱定甫个人，即由邱定甫个人负责偿还。（三）原审程序合法。邱定甫在上诉状中称“原审超越审理范围，肆意剥夺案外人的抗辩权利”是完全错误的。根据付运辉与博仁房地产公司签订《股金(份)转让协议书》第八条约定，允许合伙人内部转让。即付运辉与博仁房地产公司内部转让与其他合伙人无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
邱定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邱定甫于2013年9月30日与付运辉签订的《借款合同》未实际履行，邱定甫据此出具给付运辉的借条无效；2.解除双方的《借款合同》；3.判处付运辉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付运辉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邱定甫立即偿还付运辉500万元及逾期还款利息（按月利率3%自2013年9月3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2.判令邱定甫承担本诉和反诉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博仁房地产公司系玉立房地产公司于2012年4月17日变更设立；而玉立房地产公司是邱定甫与其子邱雄申办成立的湖北玉立华隆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于2008年设立的子公司。邱定甫在湖北玉立华隆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为62.834%；其子占37.166%。公司股东系邱定甫父子二人。2012年4月3日，邱定甫代表原湖北玉立房地产开发公司与付运辉、胡雄才等人为了合伙开发博仁广场房地产项目，经协商，公司法人与自然人签订《博仁广场合伙入股协议》。协议约定：博仁广场项目出资股金人民币2600万元，湖北玉立房地产开发公司出资股金1400万元，付运辉出资股金400万元等，入股资金于同月15日前到位。付运辉实际交纳入股资金500万元。同月17日，玉立房地产公司经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将企业名称变更为博仁房地产公司。邱定甫为变更后的博仁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入股合伙开发博仁广场房地产项目的投资人，不是博仁房地产公司的股东，而只是博仁广场房地产单项项目的经营者。2012年6月20日，傅仁公司通过招拍挂，竞买得到博仁广场开发项目所需土地。合伙期间，在处理博仁广场开发项目事务中，股东之间对事务的安排及处理意见不一，产生诸多矛盾。为解决矛盾，博仁房地产公司及邱定甫根据《博仁广场房地产合伙协议》的约定，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受让对方入股资金的约定，要求付运辉退出博仁广场合伙开发项目，由其博仁房地产公司受让付运辉投入的博仁广场房地产项目的入资份额，经协商，双方于2013年9月28日签订《股金（份）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乙方付运辉在博仁广场项目注入股金人民币500万元，按升值作价人民币1500万元转让给博仁房地产公司，该1500万元为税后付运辉的投入和收益；一切税费概由博仁房地产公司负责和承担；付款时间和方法：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立即付清，即在签字（盖章）后24小时之内一次性付清”等。邱定甫在《股金（份）转让协议书》签名并加盖了博仁房地产公司的企业公章，付运辉亦在上述协议书上签字。2013年9月30日上午，付运辉到博仁房地产公司收取1500万元转让款，博仁房地产公司的财务部门只付给付运辉1000万元转账支票，并告知付运辉下欠500万元当天下午来博仁房地产公司办理收款手续。付运辉陈述，当天下午其到博仁房地产公司收取500万元转让款时，博仁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邱定甫要求付运辉将博仁房地产公司下欠的500万元转让款转借其个人。经协商当天下午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合同约定：“一、付运辉出借给邱定甫人民币500万元；二、500万元按月利率1%计息，即每月利息为5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9月30日至阳历2014年12月30日止。三、如邱定甫在2014年12月30日之前未能一次性付清本金和利息，则邱定甫按月利率3%计息支付给付运辉（自2013年9月30日开始计息）。”合同签订后，邱定甫当即向付运辉出具“今借到付运辉同志伍佰万元整5000000元（按借款协议日期还款与计本息）。邱定甫2013年9月30日”的借条。付运辉诉称其亦当即出具收到博仁房地产公司500万元转让款的收条给邱定甫。付运辉称该收条在博仁房地产公司，故付运辉未能提供其出具的500万元收条。与此同时，邱定甫代表博仁房地产公司又与付运辉于2013年9月30日签订一份《股金（份）转让协议书》和《说明》，该份转让协议书与2013年9月28日付运辉与博仁房地产公司签订的《股金（份）转让协议书》，仅将转让款1500万元变为1000万元，其它内容均无改动。《说明》载明“2013年9月30日签订《股金（份）转让协议书》是虚假协议，不作其它用途，协议作价1000万元是作为应付其他股东。”2015年元月17日，500万元借款到期，付运辉找邱定甫讨款未果，此后付运辉多次找邱定甫讨款。时至2015年2月10日，付运辉到博仁房地产公司讨款时，因邱定甫拒还借款，双方发生争吵并报警处理。2015年2月15日，湖北省通城县人民法院受理邱定甫起诉付运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湖北省通城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1日，以争议标的额超出基层法院管辖范围为由，裁定将本案移送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另查明，在庭审质证中，付运辉陈述，在借款到期后，其找邱定甫讨要借款，邱定甫分别派其法律顾问谭和平和博仁广场项目部的几个股东来做工作，要其只收500万元借款本金不计息。
一审法院认为，2013年9月28日，邱定甫亲自参加博仁房地产公司与付运辉商讨签订《股金（份）转让协议书》，该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而双方又于2013年9月30日签订一份《股金（份）转让协议书》，因有同日同时双方签订的一份《说明》证实，该份协议书系虚假协议无效，不受法律保护。博仁房地产公司是邱定甫和其子共同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故其对博仁房地产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大笔财务支出有权直接管控。同月30日上午，当付运辉持2013年9月28日签订的《股金（份）转让协议书》到湖北博仁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收取1500万元转让款时，该公司财务只付1000万元，因公司的大笔经济支出，应该得到公司法人邱定甫的明确授权，故该公司上午只同意支付1000万元，下欠500万元告知付运辉下午来办手续。当天下午博仁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邱定甫出面，与付运辉协商偿付下欠500万元给付转让款付款事宜，经协商双方签订《借款合同》，将博仁房地产公司尚欠付运辉500万元转让款借给邱定甫个人。如付运辉没有给付500万元借款的能力，邱定甫应该是不会与付运辉签订《借款合同》和当即出具500万元借条；况且邱定甫在向付运辉出具500万元借条时，付运辉手中持有当天博仁房地产公司付给其的1000万元现金，故双方于2013年9月30日下午签订《借款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按正常的交易习惯，只有当出借人付清借款时，借款人才会向出借人出具借条。邱定甫是很有成就的经商者，在没有收到借款时应该不会随意向他人出具巨额借款借条；因博仁房地产公司是邱定甫和其子设立的公司，在办理与付运辉借款时具有双重身份；既可以代表公司作为，也可代表个人行为；对付运辉在博仁房地产公司享有500万元到期债权，有权管控该笔资金的流向。故邱定甫向付运辉借款500万元，实际可以推定是博仁房地产公司向付运辉借款，不然，博仁房地产公司就应按《股金（份）转让协议书》在24小时内即当时就应给付付运辉500万元转让款。如果不是付运辉与邱定甫存在500万元借款关系，付运辉也不可能在股金转让后的2013年9月28日至2015年元月的一年多时间内不向博仁房地产公司催讨转让款。正因为付运辉与邱定甫借款关系成立，所以邱定甫在2013年9月28日至2015年元月17日止的一年多未向付运辉提出解除借款合同。综上，邱定甫在借款期限内对《借款合同》未提出解除等异议，当付运辉在借款到期后的2015年元月，向邱定甫催讨借款时，直到双方发生纠纷后，才向法院提出《借款合同》未履行，借条无效，请求解除《借款合同》的主张，其理由不能成立。综合上述认定的事实，双方借款合同合法有效。第一份《股金（份）转让协议书》未给付的500万元，是付运辉的到期债权，博仁房地产公司给付付运辉1000万元转让款，亦是其出借的资金来源；邱定甫和其子是博仁房地产公司的所有权人，全面管控博仁房地产公司的经营和财务，其将应当由博仁房地产公司支付给付运辉的500万元直接作为付运辉支付给邱定甫的借款，是付运辉给付借款的给付方式。付运辉已实际履行了借款义务，邱定甫应按《借款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现邱定甫起诉主张借款未实际履行，借条无效，要求解除《借款合同》的请求，既不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亦不符合法律规定，另博仁房地产公司是博仁广场项目的投资人之一，按照《博仁广场投资协议》的约定，博仁房地产公司受让付运辉投资资产的行为亦符合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判决：1.驳回邱定甫的诉讼请求；2.邱定甫在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付运辉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其利息，利息从2013年9月30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利率按年利率24%计算。一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反诉费33900元，均由邱定甫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邱定甫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异议。1.对一审判决书第10页第18行的内容有异议，认为博仁房地产公司和博仁广场项目部的财务完全是独立分开的，付运辉入股、退股的行为都与博仁房地产公司不发生任何关系，而是与博仁广场项目部财务存在关系。博仁房地产公司没有收到付运辉1500万元的收条，也没有给付运辉钱，而是博仁广场项目部收到付运辉1000万元的转让合同和领条，该1000万元也是博仁广场项目部给的付运辉。2.对一审判决书第10页倒数第75行的内容有异议，付运辉并没有在2013年9月30日当即出具收到博仁房地产公司500万元转让款的收条给邱定甫。3.一审判决书第11页第1段最后一句话的内容可以证明实际上最开始其他的股东都不知道邱定甫向付运辉借款500万元的事情。本院认为，付运辉在2013年9月30日领取1000万元后出具的《领款单》上，仅注明“博仁广场项目部伍佰万股金转让款”等内容，未加盖博仁房地产公司或者博仁广场项目部的财务印章。原审判决认定付运辉领取的1000万元系从博仁房地产公司财务支出，缺乏证据证明，邱定甫第1项事实异议成立，本院予以纠正。对于邱定甫的第2、3项事实异议，因原审判决在作引述时均加注有“付运辉陈述”，并未将付运辉相关陈述的内容认定为法院查明的事实，故本院对其前述两项异议不予支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借款合同》及借条的效力问题；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3.一审程序是否违法。对于以上争议焦点，具体分析如下：
（一）关于案涉《借款合同》及借条的效力问题
邱定甫上诉主张，邱定甫与付运辉于2013年9月30日签订《借款合同》，但付运辉在收到邱定甫借条后未实际提供借款，故该借款合同未实际履行，邱定甫据此出具给付运辉的借条无效。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付运辉在反诉中持其与邱定甫签订的《借款合同》及相应借条向邱定甫主张相应款项和利息、违约金，但未能提交相关现金交付或资金转账的凭证。对此，邱定甫抗辩主张借款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其理由是：付运辉持2013年9月30日《股金（份）转让协议书》到博仁广场项目部财务室领取1000万元的转帐支票后，了解到博仁广场项目部合伙负责人邱定甫个人其因他工程要钱用，而承诺将其中的500万元钱借给邱定甫个人，当日签订了《借款合同》。后付运辉持2013年9月28日《股金（份）转让协议书》，要求等其领取剩余的500万元博仁房地产开发项目利润后，再给邱定甫。剩余的500万元利润因项目合伙人争议一直未拿到，故，双方之间的500万元借款合同并未实际履行。经审查，付运辉对于待其领取剩余500万元后再支付邱定甫承诺予以否认，而邱定甫对其上述抗辩说明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其抗辩不予采信。
本案中，付运辉主张500万元系通过债权债务转让的形式，将博仁房地产公司尚欠付运辉的500万借款转至邱定甫个人名下。经审查，根据2012年4月3日博仁房地产公司与付运辉等人签订的《博仁广场合伙入股协议》第八条约定：“本协议一经签订，入股各方不得中途撤股、撤资，但允许入股各方在股东内部实行购买、转让、合并等。”据此，博仁房地产公司与付运辉之间有权自行转让相关份额。对于股份转让，博仁房地产公司与付运辉虽然前后签订有2013年9月28日和9月30日两份《股金（份）转让协议书》。但根据双方签订的《说明》，2013年9月30日签订《股金（份）转让协议书》是虚假协议。邱定甫作为博仁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上述协议中均签字予以确认，对于博仁房地产公司差欠付运辉500万元的事实明知。根据9月28日《股金（份）转让协议书》第三条“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立即付清，即在签字（盖章）后24小时之内一次性付清”的约定，博仁房地产公司对于1500万元的股份转让款不存在分期付款的问题。邱定甫作为博仁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博仁房地产公司与付运辉协商解决1500万元股份转让款。2013年9月30日，付运辉仅到博仁广场项目部领取到1000万转账支票。同日，邱定甫与付运辉分别签订有500万元的借款合同，且邱定甫向付运辉出具了相应的借条。虽然邱定甫不承认博仁房地产公司将差欠付运辉的500万元股份转让款转至其个人名下，主张该500万元一直未支付。但结合邱定甫在签署《借款合同》和借条后长达一年多未向付运辉提出过支付500万元借款的事实，以及邱定甫本人在借条中“今借到”的意思表示，原审判决认定付运辉将其对博仁房地产公司的500万元债权转至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邱定甫名下，已经完成了500万元借款的交付，具有相应的事实依据。虽然案涉《借款合同》中约定的是“现金人民币”500万元，但并未明确排斥合同当事人通过其他合法方式完成该笔借款金额的交付。付运辉与邱定甫、博仁房地产公司通过债权债务转让的形式完成《借款合同》中约定500万元交付，并不违反合同约定，合法有效。综上，对于邱定甫上诉认为500万元借款未实际发生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案涉《借款合同》及借条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
（二）关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
邱定甫上诉主张，原审判决脱离证据，在关键问题上对于事实作虚假认定。对于邱定甫的前述事实异议，本院在本判决审查一审查明相关事实部分已作评判，不再赘述。案涉1500万元股份转让款系由博仁房地产公司财务还是由博仁广场项目部财务支出的事实，虽然缺乏证据予以明确证明，但对于博仁房地产公司尚差欠500万元股份转让款的事实各方并无异议。原审判决据此认定500万元借款已经实际履行，具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邱定甫的该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
邱定甫上诉主张，原审判决超越审理范围，剥夺案外人博仁房地产公司、博仁广场项目部的诉讼权利。本院认为，付运辉在其《民事反诉状》反诉请求为：“判令被反诉人立即偿还反诉人的借款本金500万元及逾期还款利息（按月利率3%自2013年9月3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该反诉主张与邱定甫的本诉主张均只针对案涉《借款合同》是否生效及履行问题。邱定甫作为博仁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有权代表博仁房地产公司对于博仁房地产公司差欠付运辉的500万元债权债务进行处理。本案并不存在针对《股金（份）转让协议书》的纠纷问题，不涉及博仁房地产公司、博仁广场项目部的权利义务。原一审法院不存在剥夺博仁房地产公司、博仁广场项目部诉讼权利的程序问题。邱定甫上诉主张，原审法院与付运辉存在串通。经审查，付运辉在2015年10月23日一审法院的《调查笔录》中，表明：“我们只找邱定甫个人要，这个钱是借给邱定甫个人，欠钱与博仁房地产公司无关。我们明确说再不向博仁房地产公司主张500万欠款。我们只按借款协议和欠条向邱定甫主张权利。我打了1500万元的收条给博仁房地产公司，一次1000万元，一次500万元，我们没有理由找博仁房地产公司。”该调查笔录并不能证明原审法院与付运辉存在串通。综上，对于邱定甫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邱定甫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邱定甫负担。
审判长 严 浩
审判员 徐 艺
审判员 李治国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胡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