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8民初18839号
原告：张某，女，1927年10月2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秉升，男，北京铜牛集团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海淀区。
被告：田某，女，1952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平，男，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禚伟，辽宁律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某与被告田某婚姻家庭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秉升，被告田某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禚伟、张永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补偿我周转金每月3000元，从2015年9月起至2019年9月止。事实与理由：我原系位于北京市西城区X胡同X号院X号楼X号门X号房屋（以下简称X号房屋）产权人，因打算晚年投靠田某，故我于2010年4月将X号房屋赠与田某，我仍一直在该房屋中居住。2012年8月该房屋拆迁，3年后可回迁，临搬家时田某给了我10万元，让我跟着小女儿去租房周转。但后来得知房屋回迁需要7年，到2019年8月才能完工，拆迁办又签了新协议并补发了周转金。但自我搬家至今已将近四年半，田某没有补给我周转金，也再没来看过我，我让小女儿给她打电话，她说再给我10万元以后便再不管我了，小女儿当时没有同意，后来我小女儿表示同意她却又后悔了，不愿意再补给我周转金。我和小女儿现共租一个三居室，年租金约15、16万元，我的小儿子自觉帮我支付了一部分，但田某却连我的面都不见，故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我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被告田某辩称，X号房屋拆迁周转费是给被拆迁人我的，与其他人无关，且我给张某的10万元是用来孝敬她的，而并非是分给她的周转费，故张某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和合同依据，故我不同意张某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张某系田某、马跃、马勇、马霞之母，系X号房屋原产权人。2007年6月15日，张某与田某、马跃、马勇、马霞就X号房屋共同订立《协议书》约定，（一）张某在世该房张某与田某共同所有，张某过世后田某为承租人，因户籍原因田某委托马跃代田某承租，实际拥有人为田某。房本由田某保存。（二）张某在世由张某居住，张某不住后，田某拥有该房屋使用支配权。（三）如遇房屋拆迁，变更为产权房后，张某将房产权全部转赠田某。田某必须保证用拆迁款为张某另购房产一处，房产姓名为田某。（四）拆迁款除为张某购置住宅外，其余归田某支配。（五）马跃作为长子有义务负责协调四个子女间关系，以解除母亲张某的后顾之忧，让母亲安度晚年。（六）此协议书也是张某的遗嘱，由张某签字生效。
2010年4月9日，张某（赠与人）与田某（受赠人）签订赠与合同约定，（一）张某自愿将X号房屋赠与田某个人所有。（二）该赠与合同是张某、田某的自愿行为，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三）田某自愿接受张某赠与的X号房屋。上述赠与合同已于订立当日经（2010）京方正内民证字第04895号公证书公证。
2010年11月22日，张某与田某、马跃、马勇、马霞再行就2007年6月15日订立的《协议书》进行补充约定，“田某遵照协议书第三款将租赁房变为产权房后又与母亲办理了赠与过户，现在房产证是田某的名字。2010年11月15日小区贴出拆迁公告，该房属于拆迁房。母亲又做出决定，该房属于田某、马勇共同所有，田某配合马勇办理变更手续。如因房管部门拆迁冻结原因不能变更，此协议具有相同效率（力）。拆迁款由田某、马勇两人共同享有，每人一半。为让母亲安心，我们四个子女又签署这份补充协议，由田某、马勇签字执行，马跃、马霞监督执行。废除2007年6月15日签署的协议第四款：‘拆迁款除为母亲购置住宅外，其余由田某支配’的承诺。同时废除第三款：‘田某保证用拆迁款为母亲另购置房产一处’的承诺。拆迁后母亲的住宅由母亲做主决定去向，四个子女协商解决。”
2012年9月8日，北京华融基础设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拆迁人/甲方）与田某（被拆迁人/乙方）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就地安置补偿协议》（以下简称“原就地安置协议“），约定乙方被拆迁房屋为X号房屋，乙方在被拆迁房屋内现有正式户籍壹户贰人，分别为户主：张某85岁、之子：马跃54岁。拆迁后将提供就地安置房，暂定建筑面积84.33平方米，周转期三年，周转期内由乙方自行解决周转用房，甲方向乙方支付周转费，周转费支付标准为100元/平方米/月，周转费215280元。
2016年1月20日，北京华融基础设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拆迁人/甲方）与田某（被拆迁人/乙方）、北京金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丙方）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就地安置补偿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就地安置补充协议“）约定，原就地安置协议约定的周转期届满日为2015年10月9日，现因规划调整无法按时向乙方交付就地安置房，故现对周转费的支付标准和支付方式进行调整：（1）周转期届满次日至2016年10月9日间的逾期周转费支付标准：137元/平米/月；（2）自2016年10月10日起逾期周转费支付标准逐年增长13元/平米/月。逾期周转费按就地安置房暂定建筑面积及逾期月数（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计）计算（逾期周转费不再依据正式交房时安置用房的实测建筑面积进行调整）。现经三方协商，将原就地安置协议中约定的违约金款项名称调整为逾期补偿，支付标准与违约金一致。自原就地安置协议中约定的周转期届满次日起至交付就地安置房日止，按照被拆迁房屋评估价款2546712元日万分之一向乙方支付逾期补偿。甲、丙方自本协议签订后三十日内向乙方一次性支付周转期届满次日至2017年10月9日期间的逾期周转费、逾期补偿，共476597.17元。2017年10月10日至安置房交付之日期间的逾期周转费、逾期补偿每三个月为一期，由丙方于每期最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该期费用，在就地安置房交付之日乙方统一签署领款凭证。
本院另查明，X号房屋拆迁前，张某一直居住于此，拆迁后跟随马霞一家居住。
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张某向法庭提交了《关于田某、马勇共有房产分割协议》，以证明X号房屋被拆迁后，田某给母亲张某10万元系供其周转之用。田某对上述分割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协议证明田某给了马勇260万补偿款，但协议中所谓的“周转费用”实际是一次性孝敬母亲的，也足够母亲使用，因此与本案所涉拆迁周转款没有关联性。上述分割协议载明，“一、拆迁补偿房屋归田某所有，与马勇无关；马勇获得人民币补偿贰佰陆拾万元整（2600000元），由田某支付给马勇。……三、田某马勇二人各拿出人民币壹拾万元整（100000元）交给母亲，作为母亲周转之用，具体使用情况由母亲自行安排。”落款处分别有签约人“田某”、“马勇”及见证人“马霞”等人的签字捺印以及母亲的捺印，落款日期为“2012年10月22日”。结合本案事实及上述协议内容可知，张某系X号房屋原产权人且拆迁前一直居住于此，田某与拆迁人于2012年9月8日签订原就地安置协议约定2012至2015年的拆迁周转费为215280元，后田某与马勇于2012年10月22日又在分割协议中约定“各给母亲张某10万元作为其周转之用”，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及法律解释规则，本院认定田某确已明确表示上述10万元系给母亲张某作“周转之用”，且张某长期居住于X号房屋，系该房屋现有正式户籍之户主，在拆迁后无处可居便转而跟随其女马霞一家居住，故其有获得相应拆迁周转费现实基础。综上，本院对张某所提交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中，X号房屋所有权人原系张某，后通过公证赠与将房屋赠与田某，故田某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单位签订房房屋安置补偿协议。根据该拆迁协议约定，周转费是以被拆迁房屋面积计算，田某在X号房屋被拆迁前，一直居住于此，故在X号房屋被拆迁后，其应与田某一同搬至他处周转。但在拆迁后，张某与田某等子女即再次签订协议，田某与其女马霞共同生活，亦约定田某需要支付部分周转费用。可见，田某与子女签订的关于周转及周转费的约定亦是根据拆迁协议中约定的周转费数额和周转期限确定，现因拆迁人逾期交房并与田某再次确定周转费给付，故张某再次要求田某支付周转费的诉讼请求，本院支持。但张某要求田某支付周转费是以其女马霞租住房屋的房租17000元为依据，该依据不能做为周转费的计算依据，本院将考虑田某原居住情况以及现在居住现状酌情确定周转费的数额为3000元。另，根据逾期周转费协议的约定，田某仅取得2015年10月10日至2017年10月9日期间的逾期周转费，故张某要求田某支付截至2019年9月的周转费，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判决如下：
一、田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张某2015年10月10日至2017年10月9日期间的周转费72000元；
二、驳回张某其它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600元（张某预付35元），由田某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蒋凯宇
人民陪审员 刘春英
人民陪审员 任军鹰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赵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