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01民终14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忠发，男，1972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将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招妹，女，1973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将乐县。
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全开民，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戈侃，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乐旭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1068号第1幢999室。
法定代表人：杨世祥，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勇，上海方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忠发、陈招妹因与被上诉人上海乐旭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旭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2民初262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3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忠发、余忠发与陈招妹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全开民，被上诉人乐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忠发、陈招妹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乐旭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涉案借款的出借人为范某，并非乐旭公司，乐旭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2、2014年9月17日的《借款确认单》系余忠发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出具，该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3、乐旭公司未向余忠发的合法地址寄送催款《律师函》，诉讼时效并未中断。4、余忠发向范某的转账中包含了涉案本金和利息，且多支付了200余万元。
乐旭公司辩称：不同意余忠发、陈招妹的上诉请求。1、范某系将乐县工商业联合会上海商会的联络员，商会的许多借贷行为均使用范某等人的银行卡进行转账，本案的实际出借人为乐旭公司。2、余忠发于2014年9月17日签署《借款确认单》后，并无其他还款记录。3、余忠发签署《借款确认单》并未受到乐旭公司的胁迫。4、乐旭公司发送的催款《律师函》系根据商会会长提供的余忠发的地址向余忠发寄送。
乐旭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余忠发归还借款1,410,000元；2、判令余忠发支付利息499,520元（以560,000元为本金，自2014年2月1日计至2017年2月28日，按月利率1.6%计331,520元；以960,000元为本金，自2014年2月1日计至2017年7月31日，按年贷款利率5%计168,000元）；3、判令余忠发偿付律师费3,000元；4、判令陈招妹对上述付款义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2月1日，范某通过中国民生银行网上银行向余忠发网银转账800,000元，200,000元。
2013年7月26日，范某通过中国民生银行网上银行向余忠发转账400,000元，客户附言：余忠发借款。
2013年12月13日，乐旭公司（乙方、出借人）、余忠发、陈招妹（甲方、借款人）及案外人（丙方、保证人）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各方协商确定借款总额为560,000元，或按甲方实收金额为准；借款利率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到期还本，利息按月结算，借期自甲方收款起42天；甲方逾期还款，不但仍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借款利息，还应按合同约定借款利率的三倍乘以逾期还款本金和利息的累计数额支付乙方逾期还款违约金以及支付乙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查档费、律师费、诉讼/仲裁费、保全费、交通费等）。余忠发在合同落款甲方处签字捺印。余忠发称合同首部借款人“陈招妹”系其所写。同日，范某通过中国民生银行向余忠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账户付款560,000元，付款回单附言：余忠发借款还平安。
2013年12月11日、12月13日下午召开的关于平安信用联保还贷会议备忘录记录“余忠发陈述了其本人对平安银行未还贷款本金部分和民生银行及乐旭借款具体实际使用情况……确认通过签署表示承诺并保证在下表还款额和还款日前履行还款义务，向乐旭所借还平安贷款还款计划书（一）借款人余忠发，本金560,000元，还款额560,000元，还款日2014年1月23日”。余忠发对该备忘录落款借款人处签字。
2014年6月12日，余忠发出具《还款计划》一份，载明“本人余忠发欠乐旭公司款，本人承诺从九月底开始分批分期还，尽量每月还10万人民币”。同年9月17日，余忠发在打印有“2011年12月1日借款1,000,000元，止于2014年8月剩余借款本金450,000元；2013年7月26日借款本金400,000元；2013年12月23日借款本金560,000元；止于2014年9月15日共欠借款本金1,410,000元”的《借款确认单》签字并手写“以前乐旭公司一切借款合同借据全作废，以上借款原因复杂，乐旭有一定责任”。
2015年9月17日，乐旭公司等委托律师向余忠发发函催讨借款本金1,410,000元及利息803,000元，未果，遂聘请律师就乐旭公司包含本案的多笔债权进行诉讼。
另，余忠发称，2012年2月2日至2013年12月30日期间，余忠发向范某的转账，不包括手续费合计4,658,435元，之后未再打款。乐旭公司对此予以确认。
诉讼中，范某向一审法院陈述，其自2009年起在福建省将乐县工商业联合会上海商会工作。乐旭公司是由商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人组建的担保公司，与民生银行签订协议，为老乡的微小企业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本案款项是乐旭公司通过其个人账户向余忠发出借的款项，与其个人无关。其该账户银行卡在乐旭公司处，由乐旭公司使用，其对余忠发与该账户间的款项往来都不清楚也不参与。
一审法院认为，乐旭公司主张的借款合同关系由银行转款凭证、借款合同、会议备忘录、还款计划、借款确认单等证据证实，余忠发对该些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结合范某向一审法院的陈述意见，一审法院对乐旭公司与余忠发间的借贷关系依法予以确认。余忠发抗辩乐旭公司主体不适格，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余忠发还抗辩称《借款确认单》系受胁迫所写，并无证据佐证，一审法院实难采信。基于余忠发提供的付款明细均发生于余忠发书写的《还款计划》及《借款确认单》之前，余忠发承认2013年12月30日后未再还款，故一审法院对乐旭公司诉请要求余忠发归还借款1,410,000元依法予以支持。乐旭公司主张的利息，以560,000元为本金的计算方式无误，利息331,52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以960,000元为本金计算有误，应以借款金额850,000元为本金，按欠款确认单签订次日2014年9月18日起至2017年7月31日以年利率5%计，利息为123,604.17元，合计利息金额应为455,124.17元。乐旭公司主张的律师费符合双方约定，亦与法不悖，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上述借款发生于余忠发、陈招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乐旭公司要求陈招妹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亦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余忠发、陈招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乐旭公司借款1,410,000元；二、余忠发、陈招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乐旭公司利息455,124.17元（以560,000元为本金，自2014年2月1日计至2017年2月28日，按月利率1.6%计331,520元；以850,000元为本金，自2014年9月18日计至2017年7月31日，按年贷款利率5%计123,604.17元）；三、余忠发、陈招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乐旭公司律师费3,0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1,006.3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6,006.34元，由乐旭公司负担454.95元，余忠发、陈招妹负担15,551.39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余忠发、陈招妹向本院提交余忠发的上海市居住证及余忠发、陈招妹的房屋所有权证，欲证明催款《律师函》的邮寄地址并非合法地址。
乐旭公司对余忠发、陈招妹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
乐旭公司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证认为，余忠发、陈招妹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
余忠发、陈招妹申请张某作为证人出庭，张某到庭发表证人证言：“几几年我忘了，当时我在程家桥支路开了一个饭店，乐旭公司股东在我那里吃饭，打电话约余忠发过去，很长时间，逼他写条子，不写条子就不让他出来”。余忠发、陈招妹对于张某的证人证言没有异议，乐旭公司认为乐旭公司的股东确实在张某处开股东会，并要求余忠发过来，但没有逼着余忠发不让离开。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中，余忠发本人陈述，其于2012年2月2日至2013年12月30日期间向范某账户中转款4,658,435元，其中包括向乐旭公司归还的款项。《借款确认单》中手写部分：“以前乐旭公司一切借款合同借据全作废，以上借款原因复杂，乐旭有一定责任”为余忠发所写。余忠发目前仍欠36万元尚未归还。乐旭公司向余忠发寄送催款《律师函》的邮件上载明的电话号码为余忠发本人的手机号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借款确认单》是否系余忠发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署？2、本案所涉借款的实际出借人是谁？3、余忠发所欠货款金额是多少？4、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第一，关于余忠发签署《借款确认单》是否受到胁迫的问题。本院认为，胁迫是指以给他人的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的行为。因此，胁迫需以威胁手段作出，受胁迫一方亦应当处于急迫状态而作出意思表示，胁迫发生当时，受胁迫一方并无其他合理选择。从本案事实看，余忠发在《借款确认单》上签字时，并无证据证明其人身和财产受到了损害的威胁且在《借款确认单》上签名是当时的唯一选择。而且，余忠发在事后亦未向法院主张撤销该份《借款确认单》。故，本院难以采信余忠发系因受到胁迫而在《借款确认单》签名的主张，余忠发、陈招妹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第二，关于乐旭公司是否系涉案借款出借人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其一，余忠发本人二审中当庭陈述，其向范某账户转账系用于还款及赞助学生，归还的是乐旭公司的款项。其二，2014年6月12日余忠发出具《还款计划》，其上载明“余忠发欠乐旭公司款”。其三，2014年9月17日的《借款确认单》中，余忠发手写有“以前乐旭公司一切借款合同借据全作废”等字样。其四，关于平安信用联保还贷会议备忘录记录中显示，余忠发系向乐旭公司借款。其五，范某亦于一审中陈述，涉案款项系乐旭公司通过范某的银行账户向余忠发出借的款项，与范某无关，相关银行卡也由乐旭公司保管。综上，乐旭公司应为本案出借人，其系提起本案诉讼的适格主体。
第三，关于余忠发的欠款金额问题。2014年9月17日的《借款确认单》上记载，截至2014年9月15日，余忠发共欠借款本金1,410,000元。余忠发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2014年9月15日后还向乐旭公司归还过欠款。一审法院认定余忠发应当偿还乐旭公司借款1,41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第四、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乐旭公司曾委托律师向余忠发发送过催款《律师函》。余忠发二审中陈述该邮件的寄送地址系其曾实际居住过的地址，且其上载明的电话号码亦为余忠发本人的手机号码。该份快递显示已签收。因而，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此外，余忠发陈述其借款系用于其家庭经营的超市，陈招妹未对此提出异议，且未就其不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提出上诉。一审法院认定陈招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余忠发、陈招妹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102.78元，由上诉人余忠发、陈招妹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军欢
审判员 成 阳
审判员 胡玉凌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徐晟焱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