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2民终16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云峰摩托车配件厂。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张家潭村。
代表人：梁国君，该厂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林，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路阳，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鑫雁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武东路***号*******室。
法定代表人：管慧，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培培，上海董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婧，上海董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梁国君，男，1952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宁波云峰摩托车配件厂负责人，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林，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路阳，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宁波云峰摩托车配件厂（以下简称云峰厂）因与被上诉人鑫雁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雁公司）、原审被告梁国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6）浙0212民初76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并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云峰厂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鑫雁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鑫雁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云峰厂2015年8月之后已经停止经营，张耕光并非云峰厂的负责人，退休后也并非云峰厂的员工。云峰厂停止经营后，张耕光只是在宁波市鄞州铭远车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远科技公司）帮帮忙。本案没有足以使第三人相信张耕光可以代表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的情形；2.一审中，鑫雁公司企图将已提取的10辆电动车，谎称为只提取了5辆。鑫雁公司否认基本事实，其陈述并不可信；3.一审判决在鑫雁公司未充分举证存在欠款及金额的情况下，就认定欠款金额，缺乏事实依据。
鑫雁公司辩称，云峰厂与鑫雁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在双方合作期间鑫雁公司未收到过云峰厂出具的产品质量书面通知。云峰厂于一审庭审时提出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已经超过期限，且未提供证据证明，鑫雁公司不予认可。张耕光在与铭远科技公司同一地址的云峰厂的财务室，向鑫雁公司出具了送货单并签字，鑫雁公司完全有理由认为张耕光系云峰厂的员工。且一审法院调取的社保交纳单据也证明云峰厂是张耕光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单位。关于欠款金额，云峰厂财务人员张耕光出具的送货单具有充分证明力。即使张耕光的行为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表见代理，云峰厂交付电动车的行为也是对张耕光表见代理行为的追认。因此涉案债权债务明确，云峰厂应当履行。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梁国君同意云峰厂的上诉意见。
鑫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云峰厂支付鑫雁公司货款196000元，并赔偿自2015年2月18日起以196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暂计算至2016年8月5日为20000元）；二、梁国君对云峰厂上述第一项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鑫雁公司原公司名称为上海雁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7月30日经核准变更为现公司名称。云峰厂系梁国君个人投资设立的独资企业，成立于1996年3月11日，经营范围包括汽摩配件、缝纫机配件、机械配件、铸件、电机、电动自行车配件、控制器、塑料制品、模具等制作、加工。铭远科技公司由梁国君、王荣花（两人系夫妻）投资设立，成立于2003年11月11日，经营范围包括电动自行车、电动车控制器、直流无刷电机、直流有刷电机、汽车摩托车配件、缝纫机配件、铸件等加工、制造，梁国君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云峰厂与铭远科技公司的办公场地相同。2003年1月至2006年4月期间，云峰厂是张耕光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单位。退休后，张耕光仍长期留在该厂工作。
鑫雁公司与云峰厂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鑫雁公司向云峰厂供应霍尔电路。2014年1月27日、2015年2月16日，王荣花为云峰厂两次向鑫雁公司转账付款，金额分别为4000元、3000元。2015年7月25日，云峰厂向鑫雁公司发出《情况说明函》一份，载明：与鑫雁公司之间有合作的是云峰厂，铭远科技公司与鑫雁公司没有供货关系；2010年到2012年期间鑫雁公司供应的货物大批量出现质量问题，造成云峰厂损失约900多万元，云峰厂多次催促鑫雁公司前来处理经济损失赔偿问题，但一直没有解决导致云峰厂订单被客户取消，因此云峰厂也只好停止与鑫雁公司的合作，并要求鑫雁公司赔偿货物质量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2016年7月15日，鑫雁公司工作人员前往云峰厂（当时已挂铭远科技公司的厂牌），张耕光向鑫雁公司开具了两份宁波云峰摩托车配件厂送货单，编号分别为545、546，均载明，电动车五辆，单价为2500元，金额为12500元；张耕光在该两份送货单上均手写了“从该单位应付款中扣除”的内容，而鑫雁公司方人员蒋大德则在两份送货单上分别手写了“欠款196000元”、“现实欠货款183500元”的内容。同日，鑫雁公司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到铭远科技公司电动车十辆，总价25000元。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鑫雁公司与云峰厂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真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全面按约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鑫雁公司提交的张耕光出具的送货单是否能够证明云峰厂欠付鑫雁公司货款的事实。鑫雁公司主张，其事先与云峰厂协商约定鑫雁公司到云峰厂提取电动车以抵偿后者的未付货款。2016年7月15日张耕光在云峰厂内财务办公室开具了两份云峰厂的送货单，故其有理由相信张耕光是云峰厂的员工，开具送货单是职务行为，且鑫雁公司人员当着张耕光的面在送货单上添加欠款金额时对方并没有提出异议，故送货单能够证明云峰厂欠款196000元的事实。云峰厂、梁国君则认为，自2015年8月云峰厂停止经营后张耕光就只是铭远科技公司的临时工，偶尔上班协助财务，张耕光并不清楚欠款事实，只是认为鑫雁公司前来提车那肯定是有欠款，就把送货单当作出门证开给了鑫雁公司，事实上鑫雁公司与云峰厂之间的账目已经结清，后者并未欠款。该院认为，铭远科技公司与云峰厂办公场地相同，都是梁国君、王荣花夫妻投资经营，对第三人而言两公司会存在一定的身份混同，而张耕光长期受雇于云峰厂，此种情况下张耕光在两公司办公场地以云峰厂送货单向鑫雁公司开具提车凭证，鑫雁公司有理由相信张耕光是受云峰厂或梁国君委托。张耕光向鑫雁公司开具送货单以作提车凭证，并注明从该单位应付款中扣除相应电动车价款，按照一般生活逻辑，张耕光作为员工必然会与公司负责人联系确认，或者事先已被告知，云峰厂、梁国君抗辩称张耕光在不知云峰厂是否欠鑫雁公司货款未付的情况下就开出了送货单，并实际交付了10辆电动车，有悖常理，该院难以采信。鑫雁公司出具的收条载明收到铭远科技公司电动车10辆，云峰厂、梁国君以此主张交付车辆的是铭远科技公司，云峰厂并未向鑫雁公司交付车辆以抵偿债务，但按云峰厂出具给鑫雁公司的《情况说明函》及云峰厂、梁国君的一审庭审陈述，铭远科技公司与鑫雁公司并无任何交易，更遑论欠款，而铭远科技公司与云峰厂同为梁国君、王荣花夫妻投资经营，梁国君夫妻将名下另外公司的财产抵偿云峰厂的债务符合常理，故应当认定收条项下的10辆电动车实为抵偿云峰厂债务之用，云峰厂、梁国君的主张缺乏合理性，该院不予采信。综上，从张耕光开具送货单且电动车实际交付的事实可以推定2016年7月15日云峰厂欠鑫雁公司货款未付的事实真实存在。云峰厂、梁国君在鑫雁公司提走电动车后未主张返还也可印证此事实。关于欠款数额，虽两份送货单中的欠款数额均为鑫雁公司工作人员添加，但该部分内容形成于张耕光开具送货单当时，云峰厂持有的存根联亦载有该部分内容，事后云峰厂也未提出过任何异议，此应视为云峰厂对送货单记载内容的认可，故该院对鑫雁公司主张的2016年7月15日电动车抵债前云峰厂欠款196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2016年7月15日鑫雁公司已出具收条确认收到电动车10辆，其主张546送货单项下的5辆电动车实际未提取缺乏依据，该院不予采信。鑫雁公司称其提取的电动车存在无电瓶、外观差、零部件不齐等问题，无法在市场上销售，故不能抵偿相应货款，对此，该院认为，鑫雁公司主张的电动车质量问题无任何证据佐证，且鑫雁公司已自行处置了车辆，故对鑫雁公司该主张该院不予采纳。鑫雁公司提取的10辆电动车计25000元，扣除该部分货款后，云峰厂尚欠鑫雁公司货款171000元。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依法云峰厂应在收到货物同时付款，而根据云峰厂、梁国君的陈述王荣花于2015年2月16日最后一次付款后货款已清，现鑫雁公司主张云峰厂自2015年2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不超过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但在2016年7月15日前应以196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15日起以171000元中未付部分为基数，该院依法予以调整，暂计算至2016年8月14日为17169.80元。根据法律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云峰厂是梁国君投资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故云峰厂财产不足以清偿鑫雁公司上述债务的，梁国君应予以清偿。关于云峰厂、梁国君抗辩的诉讼时效问题，该院认为，王荣花于2015年2月16日向鑫雁公司支付货款3000元，2016年7月15日云峰厂以电动车抵偿欠款，均构成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自中断时起重新计算两年，故鑫雁公司于2016年8月17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云峰厂、梁国君该抗辩意见不能成立。综上，该院对鑫雁公司合理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限云峰厂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鑫雁公司支付价款171000元，并支付2016年8月14日止的逾期利息17169.80元以及自2016年8月15日起以未付价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二、如被云峰厂财产不足以清偿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的，则由梁国君以其他财产予以清偿；三、驳回鑫雁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4540元，由鑫雁公司负担477元，云峰厂、梁国君负担4063元。
二审期间，鑫雁公司、梁国君没有新的证据向本院提交。云峰厂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付款记录、银行承兑汇票、转账凭证等，用以证明2015年8月之前双方之间不存在拖欠货款的情况；
2．宁波市鄞州地方税务局集仕港分局《税务事项通知书》一份，用以证明2015年8月之后云峰厂不再实际经营，云峰厂不存在拖欠鑫雁公司货款的情况。2015年8月之后铭远科技公司与鑫雁公司有过几笔交易。
经质证，鑫雁公司对云峰厂提供的证据1中上海雁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写的付款清单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该清单上没有鑫雁公司人员的签字确认。对转账凭证等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云峰厂提供的该证据无法有效证明这些款项往来是鑫雁公司与云峰厂之间的业务往来，也无法证明云峰厂已经完全支付鑫雁公司全部货款。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不论云峰厂税务是否注销，其工商信息未注销，且无论云峰厂是否停止经营，与鑫雁公司之间已经发生的交易并无关联。
梁国君对云峰厂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
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1中上海雁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写的付款清单系手写清单，没有任何盖章签名，银行承兑汇票、转账凭证等反映的款项往来的主体涉及诸多案外人，且时间远早于鑫雁公司主张权利的送货单、《情况说明函》的出具时间，鑫雁公司不予认可，该些材料与本案的关联性难以确认。且鑫雁公司与云峰厂之间长期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组证据也无法全面反映双方款项往来的完整情况。证据2的真实性鑫雁公司认可，可以确认。但税务机关的注销登记对于云峰厂是否拖欠鑫雁公司货款缺乏充足的证明力。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2016年7月15日张耕光在云峰厂财务办公室开具了两份送货单，并手写了有关10辆电动车“从该单位应付款中扣除”的内容，鑫雁公司工作人员在送货单上手写了“欠款196000元”的内容。鑫雁公司据此要求云峰厂支付剩余货款。云峰厂上诉称张耕光只是铭远科技公司的临时工，其行为不能代表云峰厂。本院认为，云峰厂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云峰厂与铭远科技公司的办公场地相同。涉案送货单的抬头为“宁波云峰摩托配件厂送货单”，开具的地点是在云峰厂与铭远科技公司共同的办公场所。鑫雁公司工作人员当着张耕光的面在送货单上添加欠款金额时对方并没有提出异议。且退休前张耕光是云峰厂职工，退休后，张耕光仍长期留在该厂工作。鑫雁公司有理由相信张耕光是受云峰厂或梁国君委托；2.本案鑫雁公司与云峰厂之间长期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015年7月25日，云峰厂向鑫雁公司发出《情况说明函》明确表明与鑫雁公司之间有合作的是云峰厂，铭远科技公司与鑫雁公司没有合作供货关系，可见，云峰厂确认的交易相对方系鑫雁公司而非铭远科技公司；3.送货单出具同日，鑫雁公司出具的收条载明收到电动车十辆，总价25000元。可见，送货单载明的用于抵债的电动车已实际交付。云峰厂关于交付车辆的是铭远科技公司的主张与其出具的《情况说明函》内容相悖，且未能举证证明其交付十辆电动车系出于其他交易关系。故，该事实进一步印证了送货单反映的欠款事实真实存在。综上，一审判决认定鑫雁公司与云峰厂之间存在欠款，并根据本案的证据确定电动车款抵扣后的欠款金额为171000元，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云峰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40元，由上诉人宁波云峰摩托车配件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岚
审 判 员 徐梦梦
代理审判员 施 晓
二〇一七年八月八日
书 记 员 谢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