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粤19行终4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经营场所：东莞市东城街道东城大道升威楼*楼。
诉讼代表人：许永刚，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更韧，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红军，男，1970年9月27日出生，�族，身份证住址：河南省方城县
上诉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闫红军政府信息公开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7）粤1971行初31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5月16日，闫红军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一、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向闫红军履行提供159××××4893移动手机号2016年4月份通话记录的相关职责；二、案件受理费由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查明：闫红军曾在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开通159××××4893的手机号码。2016年9月30日，闫红军因生活、经济交往所需去到广东移动东莞分公司南城西平宏伟路服务营业厅查找其159××××4893的手机号码2016年4月份的通话记录。闫红军在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营业厅的自助查询终端机上输入手机号后，出现详单查询页，能显示有2016年4月、2016年5月、2016年6月、2016年7月、2016年8月五个查询框，但点击2016年4月的查询框，却显示“清单查询失败！”字样。闫红军遂于当日向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营业厅工作人员递交书面《申请书》，申请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于2016年9月30日前向闫红军提供159××××4893的手机号码2016年4月份的详细通话记录，并书面回复闫红军。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工作人员在闫红军《申请书》加盖“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业务专用章”予以签收。闫红军又于同日向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寄出内件品名为“公开159××××4893号码2016年4月份通话详单申请书”EMS邮政特快专递（邮单号：1016744517119），根据EMS业务单号网上查询，该邮件于2016年10月1日投递并签收，签收人为“单位收发章”。2016年10月8日，闫红军就手机号码通话记录查询事宜向中国移动官网微博发出私信投诉。2016年10月9日，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10086工作人员向闫红军打通电话，告知闫红军需要去到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营业厅核实通话记录详单，闫红军回复让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将详单内容发到其邮箱信箱。因闫红军后并未收到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关于159××××4893的手机号码2016年4月份的详细通话记录的书面回复，闫红军认为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故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向闫红军履行提供159××××4893的手机号码2016年4月份通话记录的相关职责。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有以下三个争议焦点：一、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是否属于信息公开的主体即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二、闫红军申请查询其手机号码通话记录是否属于信息公开的范围；三、如以上两点符合，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是否依法履行信息公开的法定职责。关于焦点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七条“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公开，参照本条例执行，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机构制定”的规定，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是移动通信运营商，面向社会公众提供电讯服务，属于公共企业范畴。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公开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执行。因此，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属于信息公开的主体，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认为其并非行政诉讼适�被告的主张并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的规定，本案中闫红军为查询其159××××4893的手机号码2016年4月份通话记录的详单，曾去到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的营业厅进行现场查询，但因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的自助终端机无法显示2016年4月份通话记录，闫红军向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提出书面申请。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作为电讯运营商，手机号码的通话记录属于其提供电讯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应属于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信息公开的范围。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主张闫红军申请查询的信息不属于信息公开的范围于法无据。关于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本案中，闫红军于2016年9月30日去到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营业厅现场查询无果后向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递交查询手机号码通话记录的书面申请，又于当日通过EMS特快专递向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邮寄相同内容的申请，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收到闫红军申请后，并未依据上述法规规定按闫红军申请向闫红军予以书面回复，也没有以其他方式给闫红军提供相关通话记录。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对闫红军要求公开信息的申请无正当理由逾期不予答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上述规定。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判决：责令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在法定期限内对闫红军要求提供159××××4893移动手机号2016年4月份通话记录的申请作出答复。本案收取一审诉讼费人民币50元，由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承担。
一审宣判后，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一、撤销原审判决；二、驳回闫红军的诉讼请求；三、本案诉讼费用由闫红军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认定手机通话记录属于政府信息错误。闫红军所申请的通话记录系平等主体之间电信服务合同履行的内容，同时也属于个人隐私。闫红军认为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未能按双方�间签订的电信服务合同履行合同义务的，应该以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违反合同约定为由通过民事诉讼要求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而不是通过行政诉讼，闫红军在本案中混淆了民事和行政法律关系。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即使认为手机通话记录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畴，也对闫红军的要求及时进行了回复，而并非如一审判决认为的“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对闫红军要求公开信息的申请无正当理由逾期不予答复”。本案事实是，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在收到闫红军提供案涉号码2016年4月份通话记录的要求后，即使认为该要求不属于政府信息范畴，亦多次通过短信或电话等方式联系闫红军，就其如何获取所要求提供的通话记录相关事宜答复闫红军，其中包括在2016年10月9日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工作人员电话答复闫红军，告知闫红军获取通话记录的方式，并不存在任�不予答复的情况。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认为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未对闫红军公开信息的申请进行答复，属于法律适用不当。《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主要是对行政机关收到信息公开申请答复时限的规定，正如一审判决中归纳的三个案件争议焦点，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是否在信息公开答复时限内进行答复并未包括在其中，而且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对闫红军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已经在规定时限内进行了答复，一审法院适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判决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承担答复义务明显是错误的。从闫红军的起诉状、原审庭审情况来看，本案应该适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六条“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应当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予以提供；无法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提供的，可以通过安排申请人查阅相关资料、提供复制件或者其他形式提供”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已经履行法定告知或者说明理由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七）无法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提供政府信息，且被告已通过安排申请人查阅相关资料、提供复制件或者其他适当形式提供的。”本案中，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工作人员在2016年10月9日电话联系闫红军，明确告知通话记录属于个人隐私，根据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的业务规则，需对客户身份信息进行核实，身份核实通过后方能提供，故无法按照闫红军要求的形式（电子邮箱）提供。对于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的上述答复，闫红军也予以认可并表示：“那行，晚一点，等一下或者明天我再跟你联系。”，只是闫红军此后并未就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关于获取通话记录具体安排与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进行联系或者沟通，直至向法院提起诉讼。就闫红军的信息公开申请，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己经予以答复，就无法按照闫红军要求的形式提供事宜进行了告知并说明了理由，同时也对闫红军获取申请的信息的方法和渠道进行了适当地安排以保证闫红军能及时获取信息，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的做法完全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更关键的是，闫红军对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的上述答复或告知（无法按照其要求的形式提供通话记录以及如何获取信息的具体安排）也是明确表示认可，并未反对或异议，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与闫红军双方已就信息提供形式重新达成一致意见。闫红军未按照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的安排去及时获取相关信息，是对其自身权利�放弃。基于上述分析，本案就适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并据此判决驳回闫红军的诉讼请求，而不是适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判决错误，特此提起上诉，恳请依法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闫红军未在二审法定期间提出新的答辩意见。
本院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为本案法律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为政府信息公开纠纷。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虽非行政机关，但作为通信运营商，其所提供的服务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具备公共企业的属性，亦属众所周知的既定事实，故在提供通信服务过程中所形成并保存的案涉通话记录，其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执行。《中�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第二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应当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予以提供；无法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提供的，可以通过安排申请人查阅相关资料、提供复制件或者其他适当形式提供。”本案中，闫红军于2016年9月30日先以书面形式在营业厅当场向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提出申请，要求提供案涉通话记录并明确要求书面回复。当天，闫红军又以特快专递再次向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寄出相同内容的书面申请。但直至闫红军起诉到原审法�，在长达接近八个月之久的时间内，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并未按照闫红军的要求以书面形式提供案涉通话记录。原审庭审过程中，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虽将案涉通话记录刻成光盘并提交，但闫红军明确表示自己所需的是书面回复，如此方能进行核对为己所用，而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当庭也确认其可以提供书面回复。由此可见，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在收到闫红军依法提出的申请后，其作为公开案涉通话记录的适格主体，能够按照闫红军要求的书面形式予以提供却不提供，并严重超过法定答复期限，明显违反了前述援引条文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针对闫红军的案涉申请依法作出处理，事实清楚，理据充分。
综上所述，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亦无不妥，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负担（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昌盛
审判员 张志强
审判员 叶俏珠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吴俏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