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湘0529民初566号原告：杨培浩，男，1950年9月17日出生，苗族，居民，住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汀坪乡。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运高，城步县正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城步苗族自治县供销合作联社，住所地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镇。法定代表人：肖映柳，该社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永良，该社副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若谷，邵阳市湘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杨培浩与被告城步苗族自治县供销合作联社养老保险待遇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2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月15日、2018年1月26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培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运高、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永良、尹若谷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培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因未给原告缴纳养老保险造成原告的退休金经济损失40万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于1982年以临时工的身份进入被告单位，后被安排在汀坪供销社工作，当时的岗位是货车驾驶员。1985年通过劳动部门办理招聘手续，正式成为一名在编在岗的全民制劳动合同工，享受国家一切政策待遇。同时，原告也缴纳了相关费用（储存金、工会费）。1985年3月，原告与汀坪供销社签订了一份车辆承包合同，合同期限为一年，每年向汀坪供销社上交纯利润6000元，而合同只履行了四个月零九天，汀坪供销社单方解除车辆承包合同。双方只好在1985年9月9日进行了结算，原告就合同的履行和资金结算多次找被告协商，同时被告就此事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赴汀坪供销社调查，但一直没有处理意见，原告一直下岗至今，汀坪供销社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解除原告的劳动合同关系，原告与汀坪供销社仍然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汀坪供销社应为申请人缴纳养老保险至退休前止。2010年6月份，因原告到了退休年龄，于是向被告提出办理退休手续，被告以各种理由拒办退休手续。原告认为，被告有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的法定义务，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特诉至法院。城步苗族自治县供销合作联社辩称：1、原告杨培浩在1982-1985年确属被告下属单位汀坪供销社的编外临时工，但是双方的劳动关系已于1986年1月1日终止，本案纠纷的发生已历时32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原告已超过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依法驳回；2、原告杨培浩在2010年9月达法定退休年龄，退休后未能享受退休待遇，原告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在一年内申请仲裁，在被告单位对原告的要求解决养老保险的信访诉求作出明确的拒绝答复后仍未在一年内申请仲裁，原告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期间，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依法驳回；3、原告自1986年1月至今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没有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的法定义务，其诉求于法无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1982年3月，原告被招聘为被告下属汀坪供销社临时工，岗位为汽车司机，但未签订劳动合同。1985年3月，原告与汀坪供销社签订汽车承包合同，合同实际履行期限自1985年4月1日起至同年9月止。1985年9月汽车承包合同解除，但汽车被停放在被告即原民贸二局院内，双方均未使用。1986年4月被告下属的汀坪供销社为原告补发了1985年9-12月的工资，原告亦于当月将汽车交付给被告。从1986年1月1日以后，原告不再为汀坪供销社提供劳动，被告也不再为原告发放工资。从2010年10月起，原告为享受退休待遇事项到被告单位和城步县政府进行信访。2013年9月5日，城步苗族自治县政府办公室将原告杨培浩请求落实养老金问题的信访事项交由被告单位办理。2013年10月28日，被告作出“关于杨培浩同志请求落实养老保险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对信访事项答复如下：原告不属被告单位职工，对原告的信访诉求不予支持。并于2013年11月1日向原告送达了“关于杨培浩同志请求落实养老保险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2013年11月11日，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信访案件复查复核委员会办公室向原告作出信访事项复查申请不予受理告知书，告知原告应当通过诉讼、仲裁等法律途径解决，不属于信访复查复核的范围，不予受理。原告杨培浩于2017年10月30日向城步苗族自治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2017年12月14日作出驳回申请的裁决。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原告杨培浩是否系被告单位的全民制劳动合同工原告在民事诉状中陈述其是1985年1月通过劳动部门办理招工手续，成为被告单位在编在岗的全民制劳动合同工。但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其在1984年8月办理招工手续，并签订了劳动合同，从1984年9月成为被告单位在编在岗的全民制合同工。原告为了证明前述事实，向法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汀坪供销社1985年1月、4月的工资表；汀坪供销社1984年4月和8月的编外合同工工资发放表；汀坪供销社84年冬季烤火费发放表；汽车承包合同；证人杨进保、银俊、肖大宏、杨祖轩的证言各一份。被告针对原告的前述5组证据，被告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①对1—4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其系被告单位的正式职工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是否招为正式职工，应以劳动部门审批的招工手续为准，并且前述工资表中原告的工资项目与正式职工还是有差别；②第5号证据中的四位证人均未附身份信息资料，不能证实证人的身份，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被告辩驳，原告只是其单位聘用的临时工，不是正式在编的全民制合同工，不享受正式职工待遇。并向法院提交了下列证据：①被告单位1984年8月——1985年1月招工情况说明及花名册；②汀坪供销社1982年3月到1985年12月工资表及杨培浩的领据③汀坪供销社1982年以及1983年1-6月洗理费发放表；④汀坪供销社职工防暑费发放表⑤汀坪供销社奖金加班费发放表⑥汀坪供销社1984年职工浮动工资发放表；⑦汀坪供销社1984年职工靠级工资发放表；⑧汀坪供销社1985年职工生活费、劳保、洗理、烤火费发放表；⑨申请法院到城步县人社局查询杨培浩的招工备案资料的回复。针对被告的前述9组证据，原告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①对1号证据有异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招工情况说明只能由劳动部门出具相关资料；②对2号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于82年-84年确实是临时工，对证明目的有异议，85年元月原告成为汀坪供销社的正式职工，被告的证明目的与事实不符，劳动合同到目前一直没有终止。85年9月解除了汽车承包合同，对劳动合同至今没有终止和解除；③对3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④对4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⑤对5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⑥对6、7号证据无异议；⑦对8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85年元月1号以后原告通过劳动部门招工成为汀坪供销社的正式职工；⑧对9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主张其是汀坪供销社的正式职工，主要基于如下理由：汀坪供销社在1985年1月和4月的工资表中，杨培浩与汀坪供销社的正式职工是一个工资表发放，并与正式职工一样享受少数民族地区补贴，也与正式职工一样扣除工会费和储金费，更与正式职工一起领取了1984年冬季的烤火费，1984年8月的工资单独注明编外合同工，单独造表发放，也没有少数民族地区补贴，并且有杨进保等四位证人的证言证实其在1984年年底招为全民制合同工。原告是否在1984年被招为被告下属的汀坪供销社的全民制合同工（即原告所称的正式职工），应以劳动部门的招工审批的档案资料为标准。虽然原告1985年1月和4月的工资是与正式职工一并造表发放。但是，从汀坪供销社1982年3月-1985年12月的工资表来看，原告杨培浩从1984年9月的工资中开始增加了少数民族地区补贴6元，1984年9月的工资表仍为编外合同工，与1984年8月的身份是一样的。虽然从1985年1月开始，杨培浩的工资与其他正式职工工资并表发放，但是，杨培浩的应发工资总额并没有变化，仍是51元，与其他正式职工的工资比较，工资构成还是有差别，没有物差和粮差的工资项目。因此，工资表中应发项目的差别，表明原告非正式职工身份，仍系临时工。按照原告在庭审时的陈述，其1984年9月已成为汀坪供销社的正式职工，但是，该社1984年9月的工资表还是明确注明为编外合同工，并且汀坪供销社的1984年下半年浮动工资发放表和1984年12月30日造的汀坪供销社靠级工资调整表中均无杨培浩，而且在1985年度的劳保、洗理费等发放表中亦无杨培浩。故原告庭审陈述其在1984年9月已成为汀坪供销社的正式职工的事实与前述工资表载明的内容相矛盾。根据被告单位的申请，本院于2018年1月22日到城步苗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查询杨培浩在1984年8月-1985年1月的招工资料，该局于同月23日回复无杨培浩的招工资料。加之，杨进保等四位证人的证言均未附身份信息资料，原告也没有依法律规定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证人在人民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交换证据时出席陈述证言的，可视为出庭作证。”的规定，本院对原告提交的杨进保等四位证人的证言均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交的1-4号证据予以采信，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被告提交的1-9号证据予以采信。综上所述，原告杨培浩主张其在1985年1月已招工为汀坪供销社全民制合同工的事实不成立，原告杨培浩系汀坪供销社临时工。原、被告何时终止劳动关系原告杨培浩主张双方的劳动关系一直未解除，原告向本院提交了（89）汀民字第68号和（1992）西民字第09号两份民事调解书，用以证明杨培浩在1989年和1992年继续为汀坪供销社催收运费的事实。被告认为原告提交的两份民事调解书的给付内容是原告为其本人向他人主张运费债权，与被告下属的汀坪供销社缺乏关联性。本院审查了原告提交的两份调解书，该民事调解书确定的给付内容是龙国明和肖奇欠杨培浩的运费，确与汀坪供销社缺乏关联，故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该两份民事调解书不予采信。原告在庭审时陈述汀坪供销社支付其工资只到1985年12月，被告主张原告从1986年1月1日起不再为汀坪供销社劳动，汀坪供销社也不再发放工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本院责令原告杨培浩在2018年1月25日前提供证明其在1986年1月1日后为汀坪供销社提供劳动的证据。但是，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1986年1月1日后仍为汀坪供销社提供劳动。故本院认定原、被告的劳动关系于1986年1月1日终止。以上事实有汀坪供销社1985年1、4月工资发放表、汀坪供销社1984年4、8月编外合同工工资发放表、汀坪供销社1984年冬季烤火费发放表、汽车承包合同、2017年城劳人仲裁字8号仲裁书、招工通知、1985年汀坪供销社招工花名册、城供信字【2013】第2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县信访案件复查复核委员会办公室不予受理告知书、县供销合作联社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1984年8月到1985年1月招工情况说明及花名册、1982年3月到1984年10月的工资表及领条、1985年1月-12月汀坪供销社的工资发放表、1982年以及1983年一二季度洗理费发放表、1983年职工防暑费发放表、1982年加班费及奖金发放表、1984年职工浮动工资发放表、1984年职工靠级工资发放表、1985年生活费、洗理费、劳保、烤火费发放表、人民法院向人社局调取证据的回执予以佐证。本院认为，本案属养老保险待遇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一、本案是否适用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二、原告是否超过仲裁时效；三、被告是否有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的法定义务。一、本案是否适用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因未给原告缴纳养老保险造成原告的退休金经济损失。根据该项诉讼请求，是原告达到退休年龄以后才产生的劳动争议，应从2010年10月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因此，本案不适用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本院对被告认为原告已超过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辩驳观点不予采纳。二、原告是否超过仲裁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原告的起诉事项属于劳动争议。依照我国关于职工退休年龄的规定，原告在2010年9月年满60周岁，原告应于2010年9月退休，从退休的次月起原告应该知晓其无法享受养老的社会保险待遇。故原告应该在2010年10月知晓其权利被侵害。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规定，仲裁时效为一年，从2010年10月开始计算。原告到退休年龄后为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而多次到被告单位和县政府信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规定，原告在上访期间，仲裁时效中断并重新计算。在被告单位于2013年10月28日作出拒绝信访诉求的答复和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信访案件复查复核委员会办公室于2013年11月11日作出不予受理的答复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第二款“申请仲裁期间中断的，从对方当事人明确拒绝履行义务，或者有关部门作出处理决定或明确表示不予处理时，申请仲裁期间重新计算。”的规定，本案仲裁期间应从2013年11月12日重新计算，即原告应在2014年11月12日前申请仲裁。但原告是在2017年10月30日申请仲裁，故原告已超过仲裁时效，本院对被告认为原告已超过仲裁时效，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辩驳观点予以采纳。三、被告是否有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的法定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因为行为人对于后制定的法律没有预知的义务，所以，法律通常没有溯及力。为尽量维护劳动关系的稳定，根据法不溯及既住的原则，应当对劳动者因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请求经济损失赔偿的权利进行合理的限定。因为社保问题成因复杂，未能缴纳社保除用人单位的主观原因外，还可能因其他客观原因导致无法缴纳。在本案中，原告系临时工，从1986年1月1日起不再为汀坪供销社提供劳动，被告也未向原告支付过工资，故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已于1986年1月终止.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于1995年1月1日才开始实施，其中关于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和福利的相关规定也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才有规定，我国也是从1995年才开始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1982年至1985年期间，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要求被告必须给原告缴纳养老等社会保险，被告在原告在职期间非因主观原因未给原告缴纳相应的社会保险。故原告要求用人单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实施前给原告缴纳养老等社会保险，亦缺乏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条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培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杨培浩负担。审 判 员  肖卫楚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代理书记员  陆嘉均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当事人能够证明在申请仲裁期间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申请仲裁期间中断：（一）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二）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三）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申请仲裁期间中断的，从对方当事人明确拒绝履行义务，或者有关部门作出处理决定或明确表示不予处理时起，申请仲裁期间重新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