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p t ” >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内04民终39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法定代表人：杨某，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男，1977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律师，住上海市闸北区××园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1，男，1981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住上海市黄浦区××路弄12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2，女，1963年12月23日出生，蒙古族，个体工商户，住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某，内蒙古三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某，男，1955年3月15日出生，汉族，居民委员会推荐的代理人，住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原审被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华东街18号国际金融大厦2102室。
负责人：徐锡海，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男，1977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律师，住上海市闸北区××园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1，男，1981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住上海市黄浦区××路弄12号。
原审被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赤峰西拉沐沦大街证券营业部，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西拉沐沦大街路北万达广场A地块5号楼03015-03016号。
负责人：张子龙，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男，1977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律师，住上海市闸北区××园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1，男，1981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住上海市黄浦区××路弄12号。
上诉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某2及原审被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内蒙古分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赤峰西拉沐沦大街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赤峰营业部）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人民法院（2016）内0402民初45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国泰君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刘某1，被上诉人刘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某、常某，原审被告国泰君安内蒙古分公司、国泰君安赤峰营业部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刘某1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国泰君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刘某2的所有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片面照搬刑事判决书的内容，枉顾民事案件的自身特点和上诉人提供的强有力的反证，一审判书遗漏了本案几个重大基本事实：㈠一审法院并未查清委托理财合同的内容，其认定的双方权利义务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本案为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即被上诉人认为其委托上诉人代其理财，并签订了相关理财产品合同。一审法院既然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就应按照理财产品合同的约定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被上诉人2009年签署了真实版的《国泰君安君得惠债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签署条款》（以下简称”2009年签署条款”），购买过真实的君得惠理财产品。被上诉人对购买流程和合同条款是明知的。一审判决一方面肯定了签署条款的效力，另一方面却未按照签署条款的内容进行裁判，存在明显的错误。㈡程士峰向被上诉人返还的钱款没有查清，也没有完全扣除。程士峰每次都是按期支付利息。即便从2010年4月开始，1170万元按照最低月息1.8%计算，到2013年4月，利息已经超过750万元，更何况被上诉人收取的收益远不止此，因此本案中，应扣除程士峰以巨额”利息”形式返还的钱款。然而一审法院却完全回避了被上诉人巨额资金的来源问题，直接照搬了刑事判决书的认定，只扣除了2013年4月23日至2013年7月12日之间程士峰向被上诉人返还的钱款。这一方面前后反差极大，另一方面既然认可了高额收益的扣除，就应当做到前后一致，否则无法自圆其说。㈢在案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甚至程士峰收到了被上诉人的相关钱款。所有在案证据唯一出现钱款金额的，就是被上诉人提供的《委托协议》。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委托协议》，其内容为被上诉人委托程士峰申购所谓的君得惠理财产品，但没有任何关于钱款已经交付给程士峰的证据。被上诉人所称的大额现金交付，既无收据证明，又无法说明大额现金的合法来源。而且《委托协议》上的金额系被上诉人自己填写；根据程士峰供述，其签名还是在被上诉人等人的威逼下签署的。故在案证据根本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将相关钱款交付给了程士峰。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关于将相关钱款交付给程士峰的陈述漏洞百出，前后矛盾，不能采信。一审法院并未说明其认定被上诉人已经将1056万元交付给程士峰的理由，而直接要求上诉人返还上述钱款缺乏依据。二、一审法院在片面照搬刑事判决书的基础上，还进一步认定《委托协议》系上诉人签署，错误地要求上诉人履行《委托协议》中的义务。刑事判决书虽然认为程士峰与被上诉人签订理财产品合同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尽管上诉人不认同该观点），但也从未认为程士峰签订《委托协议》与其职务有关。上诉人正规的君得惠理财产品购买流程中，根本不存在《委托协议》这样的文件，从《委托协议》的形式和内容来看，《委托协议》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对上诉人不产生法律效力。三、一审法院不顾合同明确约定，支持被上诉人的利息主张毫无依据。无论是程士峰伪造的《国泰君安君得惠债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签署条款》（以下简称”2013年签署条款”）还是”2009年签署条款”均在第六条约定：”本签署条款经第三方签字或盖章（如果委托人为自然人则应签字......）且委托人按合同约定将参与资金划入指定账户得到注册登记机构确认有效后生效”。从该条可知”签署条款”是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即便采用刑事判决书关于程士峰与投资者签订理财产品合同的行为系职务行为，被上诉人将投资款交予程士峰视为交付上诉人的观点（尽管上诉人不认同该观点），因”2013年签署条款”上并无托管人的盖章；被上诉人未按合同约定将参与资金划入指定账户，更没有得到注册登记机构确认有效，故”2013年签署条款”的生效条件未成就，”2013年签署条款”自然不生效。即上诉人最大程度上只需将投资本金退回委托人即可，一审法院支付被上诉人的利息主张毫无根据。四、一审法院既然认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却未按照委托理财所述的君得惠理财产品实际收益情况确定被上诉人的损失，而是参考民间借贷的利息上限来确定被上诉人的损失，属于重大逻辑混乱，明显与法相悖。被上诉人在起诉状及庭审中一直主张其签署了程士峰伪造的君得惠理财合同，构成了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真实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其购买了真实的君得惠理财产品，并在提供的证据资料中提交了君得惠理财产品近年来的收益情况，一审法院也要求上诉人提供了君得惠理财产品成立以来的收益情况。君得惠理财产品属于常见的券商理财产品，无论是真实版的”2009年签署条款”还是程士峰伪造的”2013年签署条款”，均在同一页面上印制了《风险提示书》，并用加粗字体明确告知被上诉人”集合计划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管理人、托管人不以任何方式向客户做出保证其资产本金不受损失或者保证其取得最低收益的承诺”。我国法律也明确规定理财产品不得约定”保本保收益”，因此投资者购买理财产品，可能获得高额收益，也可能面临本金损失的风险，即被上诉人购买君得惠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利息的概念只存在于借贷法律关系中，它是资金借入方与资金借出方就资金借贷约定的固定报酬。借贷法律关系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于委托理财法律关系。但一审法院混淆此两种法律关系，一方面认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存在委托理财合同法律关系，另一方面却按照借贷法律关系去裁决被上诉人的损失，存在严重的逻辑混乱，明显与法相悖。本案的《委托协议》不仅与借贷毫无关系，且属非法，不仅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而且完全不能给予保护。上诉人认为，本案中程士峰与被上诉人签订”2013年签署条款”和《委托协议》，并收取被上诉人钱款的行为均是程士峰的个人行为，与上诉人无关。在案证据也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将相关钱款交给上诉人甚至程士峰。即便完全采纳刑事判决书中关于程士峰与投资者签订理财产品合同的行为系职务行为，被上诉人将投资款交予程士峰即视为交付上诉人的观点，《委托协议》也纯粹是程士峰的个人行为，因”2013年签署条款”未生效，上诉人最大程度上只需将投资本金退还委托人即可，被上诉人的利息主张毫无法律依据。”2013年签署条款”不生效的原因在于被上诉人和程士峰，上诉人无过错，因此被上诉人还需自行承担本金的相应损失，且应当扣除之前获得的高额收益。即便要认定被上诉人的损失，最符合逻辑的做法是参照真实君得惠的收益，而不是参照与本案法律关系完全不同的民间借贷的有关司法解释。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片面照搬刑事判决书的内容，枉顾民事案件的自身特点和上诉人提供的强有力反证，怠于查清本案的几个重大基本事实，存在重大逻辑错误，甚至突破刑事判决书的认定要求上诉人承担《委托协议》的义务，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一审判决一方面确认双方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另一方面则完全不顾”签署条款”、《风险提示书》的明确约定而支持被上诉人的利息诉请，而且荒谬地将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用到了委托理财法律关系中，属于适用法律严重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一审判决的重大错误，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庭审中，上诉人又补充提出，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突破了（诉讼标的）级别管辖要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处理。
刘某2辩称，一、本案中，上诉人国泰君安公司与被上诉人刘某2签署了《国泰君安君得惠债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签署条款》和委托协议书，这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当是有效的合同。并且上诉人国泰君安公司与被上诉人刘某2之间签订的委托协议，是双方当事人自愿约定的风险承担方式，根据意思自治原则，此约定应得到法院的支持。相反，受托人国泰君安公司是专业从事证券交易的大型公司，非常清楚从事证券交易可能产生的风险，但其毕竟向刘某2作出了负担风险的承诺。如果认定合同无效，就纵容了上诉人的背信行为，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上诉人提交的理财产品合同文本，根本与被上诉人与其签订的签署条款中的合同文本不是同一文本，其内容对于本案没有任何约束力，不应被法院采信。二、被上诉人本人在一审法庭调查时，已经明确钱款的来源及收益情况，上诉人高管程士峰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为被上诉人出具的委托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并且在（2015）赤刑二初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中已经认定了数额为1056万元。上诉人认为该刑事判决书未认为程士峰签订委托协议与其职务有关的说法是极其错误的。所谓的职务侵占就是上诉人的高管程士峰利用职务之便侵占了上诉人的财产。这一方面说明被上诉人已经将委托理财的款项交到了上诉人公司，另一方面也说明上诉人收到了被上诉人刘某2的钱款，上诉人称没有收到被上诉人的款项的无理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三、上诉人的上诉状陈述前后矛盾。上诉人认为返给被上诉人是按月息返还的，而被上诉人认为返还给我方的款项是投资收益。被上诉人认为人民法院应按协议的约定保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收益。被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是1170万元，并没有超出级别管辖的要求。
国泰君安内蒙古分公司和国泰君安赤峰营业部共同述称，支持国泰君安公司的上诉请求，认可国泰君安公司提出的上诉理由。
刘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原告刘某2与被告国泰君安公司签订的购买国泰君安”君得惠”债券基金合同；2.被告国泰君安公司和国泰君安赤峰营业部返还原告刘某2购买”君得惠”债券基金款1170万元及利息并赔偿损失；3.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诉讼中，刘某2撤回了赔偿损失的诉请。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程士峰系国泰君安公司的营销人员。2009年8月24日，原告刘某2在国泰君安赤峰钢铁街证券营业部购买国泰君安公司发行的”君得惠”理财产品，到期后赎回本金及收益。此后，原告刘某2通过程士峰陆续购买”君得惠”理财产品，并将申购款项交付给程士峰，程士峰与原告签订国泰君安君得惠债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国泰君安君得惠债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客户调查表、国泰君安君得惠债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签署条款及委托协议，委托协议中载明了申购金额及月利息。至2013年4月15日，程士峰将原告刘某2处的多个国泰君安君得惠债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国泰君安君得惠债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客户调查表、国泰君安君得惠债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签署条款及委托协议收回，与原告签订了国泰君安君得惠债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国泰君安君得惠债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客户调查表、国泰君安君得惠债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签署条款一份及总金额为1170万元的委托协议一份，合同编号显示为：3-0050399。委托协议中载明：”兼职经济人：刘某2，身份证号，于2013年4月15日委托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济人：程士峰，身份证号，申购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理发行，君得惠基金（内部申购），申购总价壹仟壹佰柒拾万圆￥11700000.00元，申购时间2013年4月15日至2013年7月15日，月利息不低于捌拾壹万玖仟圆￥819000元。于2013年7月15日连本带息返还兼职经济人壹仟肆佰壹拾伍万柒仟圆整￥14157000元。合同编号：3-0050399，委托人：刘某2，确认人：程士峰”。委托协议上加盖了国泰君安公司公章。2013年10月29日，程士峰因涉嫌犯罪被羁押。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程士峰认可与原告刘某2间签订的国泰君安君得惠债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国泰君安君得惠债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客户调查表、国泰君安君得惠债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签署条款及委托协议上的印章均系其伪造的。2016年7月14日，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赤刑二初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对于程士峰作为国泰君安公司的工作人员，使用伪造的理财产品合同承揽原告刘某2投资的行为，认定为构成职务侵占罪。因原告刘某2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认可，1170万元款项中包含其本人有800多万元，白秀娟40万元，剩余均是贾云峰的。刑事判决扣除了程士峰通过其本人账户及ＸＸ账户共向贾云峰转款114万元，最终认定侵占原告投资款的金额为1056万元。一审诉讼过程中，国泰君安内蒙古分公司的负责人由李军变更为徐锡海；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赤峰钢铁街证券营业部名称变更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赤峰西拉沐沦大街证券营业部，住所地由赤峰市钢铁街北五段6号变更为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西拉沐沦大街路北万达广场A地块5号楼03015-03016号。一审法院认为，程士峰系国泰君安公司的营销人员，根据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赤刑二初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对程士峰构成职务侵占罪的认定，能够认定原告刘某2通过程士峰与被告国泰君安公司之间形成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国泰君安公司否认程士峰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拒绝履行合同，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故原告刘某2请求解除委托理财合同，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合同解除后，国泰君安公司应当向原告刘某2返还相应的投资款。关于返还数额，根据前述查明的事实及刑事判决的认定，应确定为1056万元。根据前述查明的事实及刑事判决的认定，与原告刘某2形成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系国泰君安公司，原告请求国泰君安公司赤峰营业部返还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刘某2主张的利息，因双方约定的利息过高，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参照民间借贷对于利率的规定，一审法院酌定按月息2%的标准予以保护。被告称原告未实际交付款项，系程士峰个人行为等意见依据不足，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三百九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刘某2与被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二、被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刘某2投资款1056万元，并自2013年4月15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月息2%的标准计付利息；三、驳回原告刘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直接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本院作出且已生效的（2015）赤刑二初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能否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二是被上诉人提出的”利息”请求应否予以保护。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由于（2015）赤刑二初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书，到目前为止，上诉人并没有提供能推翻该刑事判决书所认定事实的证据，应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由此，一审判决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赤刑二初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来确认本案中的相关事实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并无不当，二审亦予以认可。该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程士峰的行为构成犯职务侵占罪，上诉人是受害单位。而本案中认定的事实就是该刑事判决确认程士峰犯职务侵占罪的事实之一，由此可见，程士峰侵占的钱款属于上诉人的财产，而这些钱款中就包括有源于被上诉人所投入的钱款；该刑事判决还确认被上诉人投入的该钱款数额为1056万元。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该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故上诉人提出的”本案中程士峰与被上诉人签订'2013年签署条款'和《委托协议》，并收取被上诉人钱款的行为均是程士峰的个人行为，与上诉人无关；在案证据也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将相关钱款交给上诉人甚至程士峰”的上诉理由与该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认定程士峰承揽被上诉人的投资款并予以侵占的行为是犯职务侵占罪及该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相悖，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程士峰所犯职务侵占罪中，签订《委托协议》并据此承揽被上诉人的投资款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也是程士峰履行职务行为的一部分，故该行为后果亦应由上诉人承担。该《委托协议》中约定了利息，但该利息明显过高，若按此利息计算，则会使上诉人的负担更为加重。因此，一审法院结合本案实际，参照民间借贷对于利率的规定将利息向下作出调整，并无不当。故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的利息主张毫无法律依据”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在庭审中，上诉人又提出一审法院超管辖审理本案的问题，经核查，一审中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之一，是要求被告（含上诉人）返还基金款1170万元及利息，并按1170万元的标的交纳了诉讼费用，二审中，上诉人亦是按1170万元的标的额交纳的诉讼费用，而该标的额属于一审法院的管辖范围。故上诉人提出的该上诉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也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国泰君安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㈠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2000元，由上诉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负担；邮寄送达费60元，上诉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担40元，被上诉人刘某2承担2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张京浩
审判员周振卿
审判员其其格
二○一七年十月十七日
书记员朱雪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