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海民初字第44840号原告：王×1，男，1975年2月18日出生。委托代理人:陈继孝，北京市浩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一：付×，女，1980年6月20日出生。被告二：王×2，女，1954年2月9日出生。二被告委托代理人：李栋，北京市信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1与被告付×、王×2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王×1之委托代理人陈继孝，被告付×、王×2及委托代理人李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1诉称：王×2与付×系母女关系，我与付×于2014年3月经朋友介绍认识，双方在交往过程中确定恋爱关系并于2015年2月双方父母见面商定结婚。约定结婚后我一直积极为结婚做准备，并于2015年9月按对方要求花费226856.9元购买DS6SUV轿车一辆（为该车购买全险6126.89元）作为给付×的结婚彩礼。因我与付×在北京无购车资格，便将所购车辆登记在王×2名下。购车后不久，双方因性格等原因决定分手，为此我多次努力缓和彼此关系均不理想，无奈要求付×如不结婚便返还所购车辆费用，而其拒不返还，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付×、王×2返还王×1婚约彩礼费232983.79元。付×、王×2共同答辩称：第一，王×1与付×之间并无婚约，王×1出资购买并登记在王×2名下的涉案车辆并非婚约彩礼，故其主张依婚约财产返还款项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婚约彩礼应以婚约为前提条件和基础。婚约一般认为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即男女双方或各自父母在结婚前，为保证缔结婚姻而先达成的协议，俗称订婚。婚约订立各地风俗不同，一般应举行订婚仪式、宴请宾客等形式让大家知晓。订婚后男方给付女方一定数量的金钱和其他物品，有时需通过中间人交付，即为通常所指的彩礼。在双方聊天记录中，王×1多次提到付×始终不同意与其结婚，使其感觉很累，因而最终向付×提出分手，足以证实王×1与付×是以朋友关系交往，双方之间并无婚约。我方认为王×1与付×所在家庭或地域均无彩礼风俗，双方家属虽于2015年相聚吃饭，但我方提交证据足以证明该次聚会并非订婚，因此王×1赠送的车辆不属于婚约财产。第二，王×1出资购买轿车并登记在王×2名下的行为，应视为其与付×恋爱期间为弥补分手及讨好女方而实施的赠与行为。二人交往时间较长，期间多次提到分手，购车前的9月，王×1又向付×提出分手，后为弥补感情提出给女方买车。购车时，王×1亲笔在4S店提供的资金支付证明上签字，并写明王×1自愿出资为王×2购买轿车，王×2作为接收人署名表示同意，该文件应视为赠与的书面表示。涉案车辆登记在王×2名下，应视为赠与行为完成并生效。第三，王×1购车，其出资直接交付给商家，花费保险费及相关税费交付给保险公司及国家，并未向我方支付任何款项，故其主张返还款项于法无据。第四，涉案车辆在购买时，使用王×2名下旧车折抵8000元，该笔费用对车辆构成添附，因此车辆包含王×2权益，故车辆应先于分割，方能进行处置。第四，涉案车辆已经购买使用，车辆折旧后残值未经评估，王×1主张返还按新车价款返还并无依据。第五，王×1为提出分手方，涉案车辆购买后由双方共同使用应在责任判定时予以考虑。经审理查明，王×2系付×之母。王×1与付×经人介绍相识，后确定恋爱关系。王×1主张其与付×交往期间，双方家庭曾共同商量约定结婚事宜，并提供2015年2月14日双方及父母在锦府盐帮酒楼的聚餐合影予以证明。付×认可该照片的真实性，但主张双方仅是相约吃饭，并未商量结婚事宜，并提供其与王×1之间的短信记录八页，证明恋爱期间王×1提出分手，双方之间并无婚约。王×1对上述短信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王×1主张双方约定结婚后，其为付×购买轿车（DS6自动豪华THP160）一辆作为结婚彩礼，因二人无在京购车资格故将所购车辆登记于王×2名下，并就其主张提交甲方北京博瑞祥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乙方王×2于2015年9月13日签订的《汽车订购合同》（编号xx），该合同全部内容均为打印件，落款处有王×1手写签名。付×、王×2认可该合同及王×1签名的真实性，认可王×1支付购车款项且涉案车辆登记于王×2名下的事实，但主张王×1自愿付款系向付×赠与的意思表示，并就其主张提供付款方王×1与购车方王×2于2015年9月27日签订的《资金支付证明》：“付款方王×1自愿为购车方王×2银行刷卡向北京博瑞祥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以下费用…付款方系自愿为购车方支付上述费用，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由双方自行约定，如因上述费用支付事宜发生争议的，由双方自行处理…”,王×1对《资金支付证明》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其自愿支付涉案车辆价款的前提是与付×结婚。王×1提交交通银行刷卡记录三份及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张，证明其支付涉案车辆价税总计226856.9元；另提交华夏银行信用卡对账单一份，证明其支付涉案车辆保险费6126.89元。付×、王×2对上述付款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王×1主张其支付上述款项的性质系结婚彩礼，因双方并未登记结婚，故付×、王×2应予以返还，付×、王×2主张王×1向其赠与车辆的行为已经生效，且自己并未收取车辆税款和保险费，故不同意向王×1返还上述款项。王×1提交《二手车寄售合同》，证明涉案车辆所登记车牌号为王×2原有夏利旧车车牌号（×××）。付×、王×2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同时主张购车时王×2原有夏利旧车冲抵涉案车辆价款8000元，但未就其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二手车寄售合同》中显示“该车寄售价格为3500元”。另查，至本案庭审结束时，王×1与付×未登记结婚。涉案车辆自购置之日起至今一直在付×处。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汽车订购合同、交通银行刷卡票据、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华夏银行信用卡对账单、照片、二手车寄售合同、资金支付证明、短信记录以及本案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予以证明。本院认为：王×1与付×经人介绍相识，后双方建立恋爱关系。王×1于2015年9月至10月期间先后出资车辆价税款226856.9元及车辆保险费6126.89元，为付×之母王×2购买轿车一辆，鉴于王×1所支付购车款项数额较大，与在恋爱期间的男女朋友为促进情感、表达心意而赠送的一般性礼物存在区别，结合本案现有证据、中国传统习俗、现代社会人情因素以及车辆价值等综合分析，此款项应属王×1以缔结婚姻为目的而支出，具备彩礼性质。付×、王×2虽主张王×1为购置涉案车辆的出资行为系向付×赠与的意思表示，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王×1亦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付×、王×2同时主张王×1向其赠与的是车辆本身，如涉及返还问题，应综合考虑王×1提出分手和共同使用涉案车辆因素，并应扣除王×2旧车折抵价款部分以及车辆折旧部分之后，才能将车辆价值予以分割处理，但针对该项主张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王×1亦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项主张亦不予支持。现王×1与付×已结束恋爱关系，未能缔结婚姻，王×1欲与付×共同生活之目的未能实现，其有权主张对方返还其为缔结婚姻而产生的相应支出，考虑到涉案车辆现登记于王×2名下，故由王×2向王×1返还购车款项为宜。关于应返还款项数额，应根据王×1为购置涉案车辆实际支出费用予以判定，付×、王×2虽主张车辆税费及保险费部分不应予以返还，但该项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对应返还款项依法认定为232983.79元。综上所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王×2向王×1返还购车款二十三万二千九百八十三元七角九分；二、驳回王×1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四千七百九十五元（王×1已预交），由王×1负担九十五元；由王×2负担四千七百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法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媛媛人民陪审员  汪丽娜人民陪审员  杨海杰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三日书 记 员  李雪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