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晋01民终40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世充，男，1953年3月6日出生，汉族，平遥县第三中学退休教师，住山西省平遥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桂兰，女，1956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平遥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某1，男，1980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平遥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某2，男，2008年7月1日出生，汉族，平遥县实验小学学生，住山西省平遥县。
法定代理人：武某1（吴晓鹏之父），男，住山西省平遥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省人民医院，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双塔寺街2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李荣山，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裴晓燕，山西省人民医院医务处医疗安全科副科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涛，山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
上诉人高世充、刘桂兰、武某1、武某2因与被上诉人山西省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7）晋0106民初2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世充、刘桂兰、武某1、武某2、被上诉人山西省人民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裴晓燕、胡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世充、刘桂兰、武某1、武某2共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山西省人民医院赔偿高世充、刘桂兰、武某1、武某280万元。事实和理由：高金萍于2014年12月17日由山西省人民医院诊断为颈7-胸1椎管占位，并住院治疗，《病历》记载”2014年12月26日在全麻下行后正中入路C7-T1椎管内占位切除术，术后恢复可”。但因山西省人民医院医务人员在治疗期间严重不负责任以及错误用药导致高金萍出现大疱表皮松解萎缩性药疹、菌血症、酸碱失衡、低蛋白血症、电解质紊乱、消化道出血，山西省人民医院于2015年1月24日给高金萍下了《病危通知书》，经山西省人民医院反复劝说，高金萍于2015年1月24日出院，当日（归途中）死亡。2016年1月，一审法院委托的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认定医方存在5大过错，与高金萍大疱表皮松解萎缩性药疹的发生存在大部分因果关系，并在开庭审理中相关鉴定人员出庭作证，确认山西省人民医院对高金萍的治疗存在过错及存在大部分因果关系，并确认山西省人民医院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1、一审法院应完全采信北京明正司法鉴定意见，理由是：（1）高金萍死亡后，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一审法院选择了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该鉴定机构主体合法，内容程序正确，认定山西省人民医院对高金萍的治疗存在医疗过错及与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2）在一审开庭审理中，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员孟武庆、郭静松出庭作证，确认山西省人民医院应承担医疗损害全部责任。2、一审法院采信《回复函》违反了法律规定，理由是：（1）本案经鉴定人出庭作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一审法院审判长宣布择日宣判，后山西省人民医院要求重新鉴定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一审法院拒不下判却采信《回复函》错误；（2）《回复函》不是重新鉴定意见书，不是司法鉴定人员出具的书面答复，属非法证据，不应作为证据使用；（3）在《病历》、《病危通知书》、鉴定人的证言、《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等证据都已明确高金萍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大疱表皮松解萎缩性药疹，《回复函》断章取义，篡改歪曲了《鉴定意见书》依据《病历》记载的事实；（4）《回复函》不是《鉴定意见书》，2017年6月23日出庭接受质询的郭静松也不是第三鉴定人，其内容和主体错误，篡改歪曲《病历》记载的事实，郭静松无权代表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否定《司法鉴定意见书》。综上，《回复函》是非法证据，《病历》是鉴定医疗过错的唯一事实依据，郭静松也不能否定歪曲该事实进行非法推论，认定山西省人民医院对损害后果的全部赔偿责任。
山西省人民医院答辩称，1、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的《回复函》是对该中心司法鉴定意见的补充。由于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京正【2015】临医鉴字第245号鉴定意见未能就一审法院委托事项”医疗机构在诊疗过程中的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责任程度”做出结论，且山西省人民医院认为该鉴定意见存在多处错误，因此山西省人民医院向一审法院提出重新鉴定和申请鉴定人出庭质证的申请，在质证过程中，鉴定人孟武庆陈述”医院未告知就应承担百分之百的责任”明显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且结论只是与”大疱表皮松解萎缩性药疹”的因果关系，而不是与患者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之后该司法鉴定中心通过《回复函》明确了过错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山西省人民医院认为《回复函》是司法鉴定结论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其补充。另外本案在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再次通知鉴定人出庭对《回复函》进行了质证，程序完全合法。2、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判决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要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高世充、刘桂兰、武某1、武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山西省人民医院医赔偿高世充、刘桂兰、武某1、武某2医疗费80103.19元、交通费9751.7元、死亡赔偿金481380元、丧葬费2499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7822元、被抚养人生活费241510.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500元、护理费5640元、营养费900元、住宿费1050元、伙食费310元、处理丧葬事宜雇佣工人费3000元、鉴定费16060元、邮寄费200元，共计954219.39元；2、本案诉讼费由山西省人民医院医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17日至2015年1月7日，患者高金萍在山西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颈7-胸1段椎管内恶性神经源性肿瘤、颈3-7椎间盘轻度突出、小脑半球萎缩、颈椎病、左侧顶部室管膜瘤术后”。2015年1月18日至1月24日在山西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大疱表皮松解萎缩性药疹、菌血症、酸碱失衡、低蛋白血症、电解质紊乱、消化道出血”。患者高金萍于2015年1月24日出院，高世充陈述患者在当日死亡，未尸检。
经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山西省人民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与患者高金萍大疱表皮松解萎缩性药疹的发生存在大部分因果关系，与高金萍的死亡存在少部分因果关系。
另查明，患者高金萍系高世充与刘桂兰之女，武某1系高金萍之夫，武某2系高金萍与武某1之子。
一审法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山西省人民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与患者高金萍的死亡存在少部分因果关系，法院酌情认定山西省人民医院承担40%的赔偿责任。高世充、刘桂兰、武某1、武某2的各项损失如下：依据采信的票据认定医疗费为1669.5元。关于交通费，本案中高世充、刘桂兰、武某1、武某2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必然产生交通费，法院酌情认定为1000元。死亡赔偿金481380元、丧葬费24992元，山西省人民医院无异议，法院予以确认。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高世充、刘桂兰、武某1、武某2主张的损害结果结合山西省的经济水平状况认定为50000元。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刘桂兰无固定收入及生活来源，对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予以支持，计算方式为14637元×20年÷2=146370元，高金萍之子武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方式为14637元×12年÷2=87822元，共计23419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的计算方式为50元×27天，共计1350元。关于护理费，高世充、刘桂兰、武某1、武某2未提交需两人护理的证明，故护理费按一人计算，计算方式为83元×30天，共计2490元。营养费酌情认定为900元。高世充、刘桂兰、武某1、武某2主张的住宿费1050元、伙食费311元，因患者接受住院治疗，该费用没有法律依据，不予认定。处理丧葬事宜雇佣工人费3000元，该项主张与丧葬费重复，不予认定。鉴定费16000元，有正式票据为凭，予以认定。邮寄费200元，没有法律依据，不予认定。综上，高世充、刘桂兰、武某1、武某2的各项损失共计813973.5元，其中被告承担40%的赔偿责任，即325589.4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三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山西省人民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高世充、刘桂兰、武某1、武某2325589.4元；二、驳回原告高世充、刘桂兰、武某1、武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71元，由原告高世充、刘桂兰、武某1、武某2负担3163元，被告山西省人民医院负担2108元。”
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高世充、刘桂兰、武某1、武某2认为原判”审理查明”事实部分中将第6页第7行”与高金萍的死亡存在少部分因果关系”确认为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有异议，认为该内容是《回复函》的内容，不是该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另外补充第6页第1行”......膜瘤术后”应增加”术后恢复可”和2015年12月26日手术记录记载”最终显微镜下全切肿瘤”、2015年1月7日出院记录载明”2014年12月26日13时在全麻下行后正中入路C7－T1椎管内占位切除术，术后恢复可”、”2015年1月21日下病危通知书”、”1月23日皮肤科取消了治疗方案”的事实，山西省人民医院对原判查明的事实无异议。
关于高世充、刘桂兰、武某1、武某2主张的事实，均有病例记载，本院予以确认，原判查明的其他事实，因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亦予以确认。另外双方对原判确认的”高世充、刘桂兰、武某1、武某2的各项损失共计813973.5元”无异议，本院同样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在审理中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进行法技术鉴定，委托鉴定项目为山西省人民医院在为”患者高金萍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其过错与患者的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程的责任程度”，该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1月6日作出的京正【2015】临医鉴字第245号鉴定意见为”山西省人民医院的上述过错与被鉴定人高金萍大疱表皮松解萎缩性药疹的发生，存在大部分因果关系”，明显与一审法院委托鉴定项目不符，无法作为一审法院定案的依据，为此一审法院于2016年8月23日向该司法鉴定中心发函要求明确被鉴定人高金萍死亡的损害后果间因果关系及责任程度，该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8月31日向一审法院作出《回复函》，针对一审法院的询问函进行了回复，故该《回复函》应认定为该中心鉴定意见，高世充、刘桂兰、武某1、武某2主张该《回复函》不是鉴定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在《回复函》中认定”被鉴定人高金萍的死亡后果系因其自身存在两种恶性程度较高的肿瘤及大疱表皮松解性药疹三种疾病共同竞争所致，属于多因一果，山西省人民医院的过错与被鉴定人高金萍大疱表皮松解萎缩性药疹的发生，存在大部分因果关系，与死亡的损害后果间存在少部分因果关系”，结合高世充、刘桂兰、武某1、武某2认可相关病历记载中关于高金萍患有肿瘤的事实，故高世充、刘桂兰、武某1、武某2主张山西省人民医院承担医疗损害的全部责任并赔偿80万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虽然根据上述事实可以确认”大疱表皮松解萎缩性药疹”是造成患者高金萍的死亡的”少部分”原因，但结合山西省人民医院在治疗过程中的情况及与患者高金萍死亡后果原因接近程度，原判酌情认定山西省人民医院承担40％的赔偿责任偏低，本院适当变更为47％，即382567.5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三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7）晋0106民初23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撤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7）晋0106民初23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三、被上诉人山西省人民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高世充、刘桂兰、武某1、武某2各项损失382567.5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542元，由上诉人高世充、刘桂兰、武某1、武某2共同负担5587元，被上诉人山西省人民医院负担4955元（高世充、刘桂兰、武某1、武某2已全部预付，被上诉人山西省人民医院在履行上述款项时，一并支付上诉人高世充、刘桂兰、武某1、武某2垫付款项495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光
审判员 王林森
审判员 姜宏亮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郭 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