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川民终55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谢乐冲。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远。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攀枝花市对外经济贸易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攀枝花市大和北路六村23号。法定代表人：陈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蒲文峰。上诉人谢乐冲因与被上诉人攀枝花市对外经济贸易公司（以下简称外经贸公司）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攀民初字第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谢乐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尹远、被上诉人外经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蒲文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谢乐冲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谢乐冲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错误认定谢乐冲起诉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事实上，本案债权尚在诉讼时效内，应受法律保护。2010年8月18日、2012年8月25日，四川省鑫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外经贸公司的住所地邮寄了《催收通知书》，足以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四川省鑫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于2010年8月28日、2012年8月27日在《四川经济日报》上刊登《债权催收公告》，催收涉案债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关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之规定，四川省鑫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在报纸上刊登催收公告的形式，产生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2012年9月28日，四川省鑫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外经贸公司函告案涉债权转让通知书，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2012年10月19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向外经贸公司函告债权转让通知书，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2012年10月24日，谢乐冲将案涉债权相关资料及债权转让通知书交予外经贸公司主管单位攀枝花市商务和粮食局，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关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对方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签收人可以是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发信件的部门或者被授权主体；对方当事人为自然人的，签收人可以是自然人本人、同住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亲属或者被授权主体”、第十四条关于“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之规定，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外经贸公司辩称：一、谢乐冲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四川省鑫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10年8月、2012年9月两次通过EMS向外经贸公司寄送的《催收通知书》，并未有效送达，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对的答复》之规定，四川省鑫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具备使用通过在全国、省级有影响力的报刊上刊登催收公告以延续诉讼时效的主体资格，四川省鑫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两次在《四川经济日报》上刊登《债权催收公告》，并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外经贸公司的投资方是攀枝花市经贸局，因此，攀枝花市商务和粮食局不是外经贸公司的主管单位，并且，即使攀枝花市商务和粮食局是外经贸公司的主管单位，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谢乐冲于2012年10月24日向攀枝花市商务和粮食局送达案涉债权相关资料及债权转让通知书，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在转让本案债权时，已于2008年8月31日登报公告，其在2012年9月已不是债权人，没有资格再作出任何有效的债权通知文书。综上，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已于2010年8月30日届满，之后的任何单方权利主张行为都不能产生再次计算诉讼时效的法律后果。二、即使本案未过诉讼时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九条关于“关于受让人收取利息的问题。会议认为，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利息的计算基数应以原借款合同本金为准；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不良债权转让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出让人在向受让人返还受让款本金的同时，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定期存款利率支付利息”之规定，本案利息应以1480万元为本金计算至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转让债权之日。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谢乐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判令外经贸公司偿还谢乐冲本金1480万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及相关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7年至1998年期间，外经贸公司分七次向中国银行攀枝花分行借款共计1480万元，分别为：1997年3月27日借款446万元，月息千分之8.82，借款到期日为1998年1月27日；1997年3月27日借款500万元，月息千分之8.82，借款到期日为1998年3月27日；1997年10月16日借款100万元，月息千分之9.21，借款到期日为1998年5月16日；1997年11月25日借款80万元，月息千分之7.92，借款到期日为1998年6月25日；1997年12月31日借款84万元，月息千分之7.92，借款到期日为1998年7月31日；1998年5月22日借款250万元，月息千分之6.435，借款到期日为1998年8月15日；1998年6月24日借款20万元，月息千分之6.435，借款到期日为1998年8月24日。2000年6月，中国银行攀枝花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七笔借款债权转让给了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2000年6月23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向外经贸公司发出《债权确认通知单》，载明“……请贵单位接此通知后，尽快与我公司建立联系……”，同月26日，中国银行攀枝花分行向外经贸公司发出《债权转让通知单》，载明“……贵单位应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履行上述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原合同内容不变。……”，外经贸公司均于2000年6月26日分别作出了“……数据正确无误，特此确认”、“……对本通知内容无异议”的签收。2002年3月31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在报纸上刊登《债权催收公告》，催收上述债权。2002年10月24日，中国银行攀枝花分行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共同向外经贸公司发出《催收通知书》，外经贸公司于2002年11月1日作出了“……对此没有异议。我单位将积极筹措资金认真履行还款义务”的签收。2004年1月17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在《四川日报》上刊登《债权催收公告》催收上述债权，并注明1997年3月27日的借款446万元及借款500万元均由攀枝花市机电设备公司担保、1998年5月22日的借款250万元由攀枝花市名仕健身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担保。2006年1月14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在《四川日报》上刊登《债权催收公告》催收上述债权，并注明1997年3月27日的借款446万元及借款500万元均由攀枝花市机电设备公司担保、1998年5月22日的借款250万元由攀枝花市名仕健身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担保。2008年1月6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在《四川日报》上刊登《债权催收公告》催收上述债权，并注明1997年3月27日的借款446万元及借款500万元均由攀枝花市机电设备公司担保、1998年5月22日的借款250万元由攀枝花市名仕健身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担保。2008年6月11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与四川省鑫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将包括上述借款债权在内的资产包转让给了四川省鑫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08年8月31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和四川省鑫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在《四川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告知上述债权转让事项并催收上述债权，同时注明1997年3月27日的借款446万元及借款500万元均由攀枝花市机电设备公司担保、1998年5月22日的借款250万元由攀枝花市名仕健身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担保。2010年8月28日，四川省鑫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四川经济日报》上刊登《债权催收公告》催收上述债权，并注明1997年3月27日的借款446万元及借款500万元均由攀枝花市机电设备公司担保、1998年5月22日的借款250万元由攀枝花市名仕健身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担保。2012年8月27日，四川省鑫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四川经济日报》上刊登《债权催收公告》催收上述债权，并注明担保人名称为攀枝花市机电设备公司、攀枝花市名仕健身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9月28日，四川省鑫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原告谢乐冲签订《资产转让协议书》，将上述1480万元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债权转让给了谢乐冲。同日，四川省鑫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出上述债权转让内容的《债权转让通知书》。2012年10月19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作出《债权转让通知书》，其内容为告知上述1480万元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债权于2008年6月11日转让给四川省鑫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案涉借款债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1997年至1998年期间，外经贸公司分七次向中国银行攀枝花分行借款共计1480万元，该七笔借款分别于1998年1月27日至1998年8月24日到期。该七笔借款到期后，外经贸公司未按约定按期归还借款。2000年6月，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从中国银行攀枝花分行受让该七笔借款债权。2000年6月23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向外经贸公司发出《债权确认通知单》，载明“……请贵单位接此通知后，尽快与我公司建立联系……”，同月26日，中国银行攀枝花分行向外经贸公司发出《债权转让通知单》，载明“……贵单位应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履行上述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原合同内容不变。……”，外经贸公司均于2000年6月26日分别作出了“……数据正确无误，特此确认”、“……对本通知内容无异议”的签收。2002年10月24日，中国银行攀枝花分行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又共同向外经贸公司发出《催收通知书》，载明了“……请你公司收到本通知书后，立即向双方债权人利息偿还义务，……”的债权催收内容。此时，上述七笔借款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均已届满。由于外经贸公司于2002年11月1日作出了“……对此没有异议。我单位将积极筹措资金认真履行还款义务”的签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上述七笔借款债权的诉讼时效应重新从2002年11月1日起计算至2004年11月1日止。此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分别于2004年1月17日、2006年1月14日、2008年1月6日刊登《债权催收公告》，催收上述债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关于“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中，有催收债务内容的，该公告或通知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对的答复》中关于“依据我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全国有资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全国或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有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所构成的诉讼时效中断，可以溯及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原债权银行债权之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已承接的债权，可以在上述报纸上以发布催收公告的方式取得诉讼时效中断（主张权利）的证据”之规定，案涉借款债权的诉讼时效均于相应公告之日中断并得以正常延续。2008年6月11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与四川省鑫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将包括上述七笔借款债权在内的资产包转让给了四川省鑫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双方也共同于2008年8月31日在《四川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告知了上述债权转让事项并催收上述债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此时案涉借款债权的诉讼时效中断并重新起算至2010年8月31日。此后，四川省鑫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于2010年8月28日、2012年8月27日在《四川经济日报》上刊登《债权催收公告》催收上述债权，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对的答复》中，规定只有原债权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以发布催收公告的方式取得诉讼时效中断（主张权利）的证据，其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全国有资产。四川省鑫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原债权银行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之外的债权受让人，同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关于“本规定仅适用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有关案件”之规定，以发布催收公告的方式取得诉讼时效中断（主张权利）的证据，对四川省鑫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并不适用，其登报公告催收债权的行为并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2012年9月28日，四川省鑫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案涉借款债权转让给谢乐冲，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关于“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的规定，债务人外经贸公司当然可以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并拒绝向新的债权人谢乐冲履行债务。谢乐冲提供了四川省鑫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10年8月10日的《催收通知书》和快递单复印件，但并无债务人外经贸公司的任何签收记录。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关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之规定，谢乐冲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内含四川省鑫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10年8月10日《催收通知书》的快递信件到达或者应当到达了外经贸公司，故在四川省鑫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案涉借款债权的过程中，案涉借款债权的诉讼时效已于2010年8月31日届满。2012年9月28日，谢乐冲从四川省鑫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受让案涉借款债权时，该债权的诉讼时效已经届满。在此情况下，谢乐冲提供的2012年10月24日的《资料接收情况》中，首先已注明了“上述资料的接收不作为我处为其办理其债权事宜的理由”，其次，收件部门为“攀枝花市商务和粮食局政策法规处”，最后，资料接收人王某也未确认其工作身份。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之规定，该《资料接收情况》不能证明外经贸公司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又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综上，一审法院对外经贸公司关于案涉借款债权已过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予以采纳，对谢乐冲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二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谢乐冲的诉讼请求。本案第一审案件受理费110600元，由谢乐冲负担。在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03年11月20日，攀枝花市工商局作出川工商攀企处〔2003〕2号《攀枝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案件处罚决定书》，将外经贸公司执照予以吊销。2010年8月18日、2012年8月25日，四川省鑫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过EMS向外经贸公司发出《催收通知书》，均因“无电话联系”被退回。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余案件事实，与一审判决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谢乐冲起诉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外经贸公司是否应当偿还谢乐冲1480万元本金及利息。一、关于谢乐冲起诉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双方无争议的诉讼时效中断的时间为2008年8月31日，即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和四川省鑫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在《四川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告知案涉债权转让事项并催收案涉债权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因此重新计算至2010年8月31日届满。谢乐冲主张期间及此后存在引起诉讼时效再次中断的事由包括：2010年8月28日、2012年8月27日四川省鑫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两次在《四川经济日报》上刊登《债权催收公告》；2010年8月18日、2012年8月25日四川省鑫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外经贸公司发出EMS邮寄单和《催收通知书》；2012年9月28日，四川省鑫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外经贸公司函告案涉债权转让通知书；2012年10月19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向外经贸公司函告债权转让通知书；2012年10月24日，谢乐冲将案涉债权相关资料及债权转让通知书交予外经贸公司主管单位攀枝花市商务和粮食局。案涉债权系原不良金融债权经数次转让形成。依照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对的答复》的相关规定，为最大限度地保全国有资产，原债权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迳行以发布催收公告的方式，取得诉讼时效中断（主张权利）的证据。本案债权经再次转让后，无论是四川省鑫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还是本案一审原告谢乐冲，作为原债权银行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之外的债权受让人，不是该相关规定的适用主体，即其均不能以该规定为据，迳行以发布催收公告的方式取得诉讼时效中断（主张权利）的证据。一审判决对此节的认定正确。需要注意的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关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的规定，一般债权人也可通过发布公告的方式提出权利要求，并因此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但需符合该条规定的前提条件，即“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本规定与前述针对不良金融债权的规定的区别在于：本规定对债权人通过公告方式提出权利要求，设置了“下落不明”的条件，而原债权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则可迳行以发布公告的方式催收相关债权，不受对方当事人是否下落不明的限制。本规定表述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的指向，即包括在针对不良金融债权处置、清收中，无论对方当事人是否下落不明，原债权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受本规定限制，可直接发布公告主张权利，并因此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该两规定的侧重点不同，内容也并不矛盾，就本案而言，债务人外经贸公司于2003年即已被工商登记机关吊销执照，当时的债权人四川省鑫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断采取多种方式向外经贸公司及相关部门主张权利，其中包括于2010年8月18日、2012年8月25日直接向外经贸公司发出EMS邮寄单和《催收通知书》，但均因未能投递被邮局退回。在外经贸公司已被吊销执照多年，直接送达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应当视为外经贸公司处于下落不明的状态。在此情况下，四川省鑫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10年8月28日、2012年8月27日在能够覆盖债务人范围的《四川经济日报》上刊登《债权催收公告》催收债权，具有合理性，也反映了其积极主张权利而非消极懈怠的态度，应认定其行为符合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情形，能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案涉诉讼时效期间应再次重新计算至2014年8月27日届满。至于四川省鑫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谢乐冲的其它催收行为是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均不影响这一认定结论。据此，谢乐冲于2013年1月22日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权利时，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应依法予以保护。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二、关于外经贸公司是否应当偿还谢乐冲1480万元本金及利息的问题在能够确定案涉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前提下，本案双方对案涉债务本金无异议，仅对利息有争议。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九条关于“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利息的计算基数应以原借款合同本金为准；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本案利息应以1480万元为本金，按其具体发放时间、约定的利息分别计算至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转让案涉债权给四川省鑫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之日，即2008年6月11日止。综上所述，谢乐冲的主要上诉请求成立，应依法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尽恰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攀民初字第29号民事判决；二、攀枝花市对外经济贸易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谢乐冲本金1480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标准为：以946万元为本金，按月息8.82‰，自1997年3月27日起算；以100万元为本金，按月息9.21‰，自1997年10月16日起算；以80万元为本金，按月息7.92‰，自1997年11月25日起算；以84万元为本金，按月息7.92‰，自1997年12月31日起算；以250万元为本金，按月息6.435‰，自1998年5月22日起算；以20万元为本金，按月息6.435‰，自1998年6月24日起算，均计算至2008年6月11日止）；三、驳回谢乐冲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第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10600元，由攀枝花市对外经济贸易公司各负担99540元，谢乐冲各负担110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述蓉代理审判员  何 杉代理审判员  朱文京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八日书 记 员  于 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