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浙民申397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沈仁良，男，1969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沈引云，男，1971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再审申请人沈仁良因与被申请人沈引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民终7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沈仁良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本金为1329300元，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也即认定了本金是该金额是错误的。2014年12月8日，沈引云向萧山区人民法院起诉，沈引云在诉状中内容为：“对方（指沈仁良）因生产需要资金困难，向我（指沈引云）借人民币15.85万元（2014年1月26日借约定2014年7月21日归还），向我借人民币98.78万元（2014年3月5日借约定2014年9月3日归还），向我借人民币18.3万元（2014年6月10日借约定12月11日归还）。到目前为止，已有两笔逾期未还。根据沈仁良的行为，2014年12月11日到期的欠款有理由相信不能按时归还。所以，现向法院起诉，要求沈仁良归还上述借款。”，沈引云向萧山法院起诉后，萧山法院调解中心给沈仁良打电话，称沈引云已起诉要求沈仁良调解，沈仁良因银行贷款到期怕沈引云起诉会影响转贷及沈引云声称萧山法院的某领导系其关系要好的同学，沈仁良唯恐沈引云起诉对其非常不利，在未收到诉状与证据的情况下仓促按沈引云的要求书写了190万元的借条。该190万元的借条是由沈引云自行书写的“截止至2014年12月8日沈仁良借款总体情况”（下简称“总体情况”）形成的。沈引云以144.88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计算，得出190多万元，借条就按190万元计算。实际上，沈引云并未向沈仁良交付190万元本金，但借条出具时却书写了“至2014年12月10日，沈仁良共向沈引云借得人民币190万元整。”说明借条的出具并未代表实际收到款项，一审法院也在190万元的事实认定上认可了这一点。但对1329300元的借款本金的认定，一审法院没有按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这一特性认定错误，二审法院未予纠正错误。二、一审法院将沈仁良出具的合计132.93万元的借条，沈仁良是否实际收到132.93万元的举证责任分配给沈仁良是错误的，款项交付的举证责任应是沈引云，而不是沈仁良。二审法院未予纠正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系沈引云是否能证明其实际交付了涉案1329300元借款。具体到本案中，对于本案交付的借贷行为，一审法院认定的158500元借条、987800元借条、183000元借条沈引云仅凭借条而未提供付款凭证，一审法院认为沈仁良所称的借条所载借款并非事实借到且系高利息利滚利形成，虽可引发合理怀疑，但并无有效证据支持。一审法院将理应由沈引云承担的款项交付的举证责任分配给沈仁良是错误的。沈仁良出具给沈引云的借条为2014年1月26日158500元、2014年3月5日987800元、2014年6月10日而沈引云转账给沈仁良的合计金额为871800元的款项，分别为2013年8月29日160000元、2013年11月28日123000元、2013年12月16日206800元、2014年5月13日85000元，借条与转账金额相比对没有一处日期与金额是相吻合的。一审法院认定沈仁良于2014年1月26日向沈引云出具借条，借条书写金额即为沈引云实际借给沈仁良的本金金额，但从沈仁良打款给沈引云转账凭证来看，一审法院的认定错误。2013年12月12日，沈仁良转账给沈引云金额130000元，2014年1月21日，沈仁良转账给沈引云500**元，2014年1月22日沈仁良转账给沈引云400**元。而2014年1月26日，沈仁良出具借条给沈引云金额为158500元。如果沈仁良所称借条出具当天就实际交付了借款本金借条中未包含利息属实，那么，在借条出具仅四天前沈仁良转账给沈引云400**元，不到一个月内沈仁良转账给沈引云22万元，但却拒不付利息的158500元，这是不符合常理的。显然，沈引云所称的借条中不包含利息，借条出具当天就支付了借条中所称的款项不是事实。2014年3月5日，沈仁良向沈引云出具的借条金额为987800元，定于2014年9月3日归还，又写了含1月21日、3月6日、2月28日、3月11日共计在内数字，按沈引云的陈述，该借条是不包含利息的，如果借条确实不包含利息，借条也没必要再重新书写。如果按沈引云称逾期后才算利息，那么该借条重新书写至少应包含逾期利息。一审法院在计算逾期利息时是按月息2%计算的，显然该计算实际也超过了2%的利息错误。2014年3月5日，沈仁良出具的987800元的借条中包含了1月21日的数字，而2014年1月21日，沈仁良还汇款给沈引云500**元，如果不包含利息，借款的当天又支付利息，与常理也是不相符合的。对比沈引云转账给沈仁良的款项日期与借据出具日期，不难发现沈引云转账给沈仁良的日期早而借据书写日期迟，这与日常先写借条再打款的常理也是不相符合的，也说明写借条的当天并未实际交付借条中书写的款项。沈仁良对款项交付提出了合理异议，故沈引云应当就其与沈仁良间存在1329300元大额现金借贷关系及双方借贷发生的时间、款项交付情况等事实继续举证。只有在沈引云对本案现金交付的相关情况予以说明，得到合理解释，并且举证能够形成较完整的证据链，达到令人确信的程度，其请求权才能依法得到支持。本案三张借条均未写明利息，且借款数额均为精确到万元尚有零头。对此，沈引云陈述三张借条就是按零头借款的，但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也未能提供有关账目情况。而且，双方之间此前并没有经济往来，缺乏巨额现金借款的信用基础，沈引云主张合计将1329300元巨额现金出借给沈仁良，无相关交付凭证，沈引云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没有他人能够证明该款项的交付过程。在当前银行汇款比现金交易更为便捷和安全的情况下，双方大额借款的交付不通过银行转账行为实现，也有违日常交易规则。而且，双方已认可的归还金额2014年12月10日前519800元，2014年12月10日后310000元，合计871800元款项均通过银行汇款，沈引云现主张将1329300元借款通过现金直接交付给沈仁良，既未说明为何采取现金交付方式而不通过银行汇付，又无法对现金交付相关细节及每次交付数额清楚说明，难以令人信服。从《总体情况》反映出的逾期利息2014年7月21日的那笔月息在8分以上，2014年9月3日的那笔月息在3.7分以上。而沈引云在计算190万元的款项时，是在该高额利息的基础上再计算2分的利息得出的。在190万元以两分为基础上，沈引云还要求沈仁良在逾期还款时每天按支付总额的1%支付违约金。也即意味着需每天支付1.9万元违约金，违约金相当之高。沈引云称其借给沈仁良的款项是无息借款，这又与其书面提供的证据要求沈仁良支付高额逾期息与高额违约金是相互矛盾的。双方是生意上认识的，既不是知己，也不是亲戚，在频繁的高额借款中，沈引云不可能经常大额无息借给沈仁良款项，而其出具的逾期利息的高息与190万元的借条形成及违约金恰能证明沈引云支付给沈仁良的款项是高利贷。沈引云所称的无息借款与其提供的证据所反映的交易惯例不相符合，与日常生活常理不相符合，不应予以采信。三、沈仁良在借得沈引云款项后，合计已归还829800元，一审法院只认定归还310000元错误。沈仁良出示的付款凭证证明已向沈引云归还829800元，但一审法院只认定2014年12月10日后归还的310000元错误。沈引云在庭审中声称2014年12月10日前沈仁良的付款凭证支付的是其他的款项，但其未能出示沈仁良归还的其他款项的组成及依据，一审法院就凭沈引云的口头陈述予以采信，是错误的。二审法院未予纠正，导致二审法院判决错误。四、沈引云诉讼请求中未要求沈仁良支付利息，但一审法院却判决沈仁良支付沈引云逾期利息73200元，是错误的。二审法院未加以审核，判决认定一审判决并未超过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是错误的。沈仁良在一审中称沈仁良欠沈引云本金为42000元，沈仁良从未否定欠沈引云利息，但因沈引云称本案不存在利息，是沈引云自己放弃了沈仁良对沈引云利息的主张，故沈仁良只欠沈引云本金42000元。综上，沈仁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认为，本案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施行以后，该司法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对再审审查案件，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对再审事由进行审查，而不是按照一审或二审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以保障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又发挥再审程序的纠错功能。对符合再审事由的，裁定提审或指令原审法院再审；对不符合再审事由或再审请求不成立的，则裁定驳回再审申请。对原审法院依其自由裁量权对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以及程序处理等问题进行分析和判断并作出裁判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切实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保障法律统一适用的指导意见》第十二条的规定，只有原审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显属不当的，才能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撤销或变更。下级人民法院依法正当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的裁判结果，上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维持。本案中，沈仁良提出本案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即属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的再审事由。一、关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这一事由。沈引云作为一审原告在一审起诉时，向沈仁良主张归还借款159万元，提供了沈仁良于2014年12月10日出具的借条以及由沈仁良分别于2014年1月26日借款金额为158500元、2014年3月5日借款金额为987800元、2014年4月11日借款金额为164800元、2014年6月10日借款金额为183000元的借条复印件。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对2014年12月10日的借条系对之前借款结算后形成的事实无异议，且沈仁良对上述借条的真实性亦无异议。因此2014年12月10日借条项下的款项系双方对之前借款的结算，沈引云无需再举证证明该借条项下款项交付的事实。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诉讼中的陈述，就2014年12月10日借条载明的借款数额190万元，据实认定为本金1329300元、利息119500元，并依法扣减超过合法利息后的73200元，合计1402500元，有相应依据。沈仁良虽主张其已归还了829800元，但该支付款项中519800元时间均在2014年12月10日之前，之后支付给沈引云款项仅为31万元，而本案2014年12月10日借条系对之前借款的结算，故一审法院将519800元未计入沈仁良归还案涉借款，依据是充分的。二、关于“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这一事由。“原判决、裁定属于法律确有错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主要情形包括适用的法律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的、确定民事责任明显违背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适用已经失效或者尚未施行的法律的、违反法律溯及力规定的、违反法律适用规则的、明显违背立法原意的等六种情形。沈仁良认为，原审法院判决超过了沈引云的诉讼请求。经查，沈引云一审诉请沈仁良支付159万元，而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将沈仁良于2014年12月10日出具借条项下的款项扣除了超过法定利息后，认定借款本息合计为1402500元，并扣除了沈仁良已归还的31万元，判令沈仁良归还余款1092500万元，并未超出沈引云的诉请。故一、二审法院不存有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之情形。综上，沈仁良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之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沈仁良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汤玲丽代理审判员  钱晓红代理审判员  樊清正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二日书 记 员  陈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