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豫11民终6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阳，女，汉族，1977年2月3日出生，住舞阳县。
委托代理人：张营超，河南强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振祥，男，汉族，1953年9月22日出生，住舞阳县。
委托代理人：陈海军，河南首问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阳因与被上诉人刘振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舞阳县人民法院（2016）豫1121民初13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4月10日至2015年10月5日，被告杨阳分12次在原告处拉走五洲丰和赛得富化肥共计200.85吨，被告先后向原告支付化肥款180500元，退回化肥16.75吨。原告以被告欠付216635元化肥款经多次索要一直未还为由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支付货款216635元及自2015年7月1日起至全部偿付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本案诉讼中，原告主张被告又向其支付化肥款5000元，被告支付化肥款共计185500元。
原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九组证据：
第一组：10份收据及2份收条。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015年被告在原告处拉走化肥200.85吨，退还16.75吨，被告拉走的化肥为184.1吨。分别为含量46%五洲丰花生肥30吨，单价2400元，计72000元；含量40%五洲丰复合肥92.25吨，单价2100元，计193725元；含量45%五洲丰小麦肥12.85吨，单价2600元，计33410元；含量40%赛得富复合肥49吨，单价2000元，计98000元。三项合计397135元，被告已支付化肥款185500元，下欠211635元。经质证被告认为，原、被告之间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被告系原告的业务员，给原告销售化肥。原告提交的10份收据及2份收条确实是被告向其出具的，但收据上面标记的单价并非被告书写且单价不属实。对原告主张的被告拉走化肥的吨数、退还吨数、下余化肥种类及吨数均认可，但根据双方的约定，五洲丰花生肥单价为每吨1600元，五洲丰复合肥单价为每吨1500元，五洲丰小麦肥单价为每吨1550元，赛得富复合肥单价为每吨1500元。针对被告的质证意见，原告认可收据和收条上单价系自己书写，但指出该单价确属双方当时约定的价格。
第二组：原告记载的杨阳对账单一份，证明原、被告双方在化肥买卖合同履行中，原告对被告所提供化肥种类、数量、销售去向、交款数额都进行了详细记载，内容真实。对账单的来源就是10份收据和二份收条。经质证被告认为，对账单上没有被告的签字，不认可。
第三组：五洲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加盖有五洲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落款时间为2014年12月1日的河南大区“五洲丰2015年一号价格表”和加盖有五洲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行政印章、落款时间为2015年9月23日的河南大区县级“五洲丰2015年三号价格表（补充品种）”及加盖有眉山市新丰源化工有限公司行政印章、落款时间为2015年3月1日的“赛得富化肥价格表”传真件1份，证明依照上述三份价格表列明的价格2015年河南大区含量46%五洲丰花生肥的出厂价和进货价不低于2170元/吨，含量40%五洲丰复合肥的出厂价和进货价不低于1900元/吨，含量45%五洲丰小麦肥的出厂价和进货价不低于2250元/吨，含量40%赛得富复合肥的出厂价和进货价不低于1780元/吨。按照市场经营销售的规则，经营者不会高价买进低价售出，批发商在同一时间同一城区内也不会执行多种价格导致市场价格混乱造成无法经营的后果。被告抗辩主张的化肥价格均低于进货价格明显不合理也不符合交易习惯。原告主张的化肥价格应予认定。经质证被告认为，五洲丰价格表是2014年12月1日出具的，本案小麦肥交易发生在2015年10月没有可比性，而且价格表反映不出与原、被告之间的关联性，不能印证原告向被告主张的化肥价格，也不能约束双方化肥定价。2015年3月1日的赛得富化肥价格表是个复印件无法质证，同理这个价格表反映不出与本案的关联性。
第四组：原告刘振祥记载的18个销售点账页明细价格表18页，证明原告针对各个销售点的记账方式和交易习惯，从明细价格表中可以看出，18个销售点所有销售的价格中赛得富是2000元/吨，五洲丰是2100元/吨，都是一个价格，因此给杨阳的化肥价格也是同样的价格。经质证被告认为，18页账页明细价格表均是原告单方记载，被告方不认可。
第五组：原告记载的账页一份，汇款单回单二份，收条一份。证明原告向化肥批发商分三次支付化肥款共计418300元，结合账页进货数量为235吨，可以印证赛得富化肥进货价是1780元，由此将该化肥以2000元价格批发给杨阳是合理的。经质证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明不了原告所陈述的主张，不认可。
第六组：提供申耀丽的笔录一份，申耀丽在接受原告代理人调查时陈述自己帮助原告销售化肥，被告经营原告的化肥也是经其介绍并经办。原告销售化肥是先定价再销售且有多个销售网点，模式一样，被告杨阳只是其中一个销售网点。2015年4月份开始销售化肥时先打电话向销售点报价，同意了送货。当时根据进价加运费和利润算好40%五洲丰2100元/吨，40%赛得富2000元/吨，46%五洲丰花生肥2400元/吨，五洲丰小麦肥是2015年9月销售的。针对被告拉走的化肥对过三次账，对账后被告没有异议，只是说弄出去的化肥钱没收回来，不好收。原告提供申耀丽的笔录主要证明原、被告双方的交易价格，对账价格并印证双方对账过程。经质证被告认为，申耀丽在本案第一次庭审时全程参与法庭审理，本次庭审不能再以证人身份来进行证明，其证言应当不予采信。
第七组：原告针对杨阳提货所记载的账页明细单一份，证明2016年8月25日杨阳向原告支付化肥款5000元。经质证被告认为，账页明细单是原告单方制作的，被告不认可。但被告杨阳确实在8月25日向原告还款5000元。
第八组，提供对舞阳县章化乡岔河村二战的录音一份，证明二战经销杨阳化肥的价格。质证被告认为，该录音实际上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必须出庭作证，原告提供的录音不能采信。
第九组：申请证人张某、刘某出庭作证。张某当庭陈述其自2003年开始经营销售原告方的化肥，原告销售化肥是先报价，买方认同后再购货。2015年自己也赊销有原告的五洲丰和赛得富化肥。价格是含量40%五洲丰2100元/吨，含量40%赛得富2000元/吨。销售形式是自己拉货记账。期间对账，有钱了还钱清账。刘某当庭陈述其2015年经营销售原告的含量53%的五洲丰和含量40%的赛得富化肥。价格是含量40%的赛得富化肥2000元/吨，原告化肥回来了给我打电话报价，我认可了就先把化肥提走。我们各自记账，收账的时候有钱就清。原告申请证人张某、刘某出庭主要证明证人与原告之间的交易习惯、对账习惯和销售价格与原、被告之间的销售方式和计价方式类同，都是一种模式。其中赛得富复合肥每吨2000元，五洲丰复合肥每吨2100元。经质证被告认为，证人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化肥约定价格。
被告为抗辩原告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四组证据。
第一组：原告与被告对话录音一份，从对话中可以看出被告陈述自己是原告的业务员，原告没有否认，所以原告与被告属于业务代理关系而非买卖关系，被告不是本案的适合被告。经质证原告认为，录音中对话主体确实是原告与被告，另外还有申耀丽，录音中有杨阳说自己是业务员的话，但原告一直没有认可被告是自己的业务员，而且录音内容不完整，没有连贯性，属于断章取义，不能证明被告是业务员，如果被告是原告的业务员，原告应当向其发放工资，实际情况是原告从没有向被告发过工资。另外录音恰恰证明了原、被告双方对账的过程。
第二组：（2016）豫质监验字（068）号检验报告，证明涉案化肥质量不合格。经质证原告认为，对检验报告的真实性有异议，检验报告中送检样品不能证明是原告销售的化肥，而且检验报告中显示的化肥有机含量和原告销售的化肥不一致，对检验报告不认可。
第三组：2015年4月由农户殷文华、秀轻、田浩杰向被告杨阳出具的化肥吨数的收据三份，证明农户的化肥款至今未收上来，原告所诉的化肥款应向农户索要而非被告。经质证原告认为，这三份收据与原告没有关系，化肥是被告杨阳卖给这三人的，是否收回化肥款与原告无关。
第四组：原告向被告出具的收条13份及被告自己书写的记载两项，证明被告向原告已支付化肥款208500元。经质证原告认为，2015年元月1日申耀丽给被告出具的收到条是2014年的化肥款，因为当时是要求被告清完2014年的账才发2015年的化肥，2015年的化肥是2015年3月份才开始发的，所以该款项并非本案所诉的化肥款；2015年5月28日的收到条上没有原告的签字，不能确认是原告收的款，不认可；对被告自行书写的2015年12月14日在章化乡学校收8000元申耀丽打条丢失不认可。对被告出具的其他收条认可其真实性，原告收到被告的化肥款共计185500元。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提供被告购买化肥时向原告出具的收据来印证自己的主张。被告否认,同时辩称自己为原告的业务员，并提供原、被告之间的对话录音予以证明。从被告提供的录音内容看，被告陈述自己是原告的业务员，原告没有否认但亦未认可，在这种情况下仅凭一份录音直接推定原告认可被告为业务员显然不妥。而且按照常规如果被告是原告的业务员，原告应当向其发放工资或报酬。结合本案，原告并未向被告支付工资或报酬，被告也认可原告未向其支付过工资或报酬。在被告没有其他证据印证自己系原告业务员的情况下，被告的辩称意见不能成立，应认定原、被告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被告在原告处拉走化肥共计200.85吨，被告退回化肥16.75吨，余184.1吨：分别为含量46%五洲丰花生肥30吨、含量40%五洲丰复合肥92.25吨，含量45%五洲丰小麦肥12.85吨、含量40%赛德富复合肥49吨。但双方对化肥单价各持己见，原告主张双方约定的价格为五洲丰花生肥每吨2400元、五洲丰复合肥每吨2100元、五洲丰小麦肥每吨2600元、赛得富复合肥每吨2000元。被告辩称双方约定的价格为五洲丰花生肥每吨1600元、五洲丰复合肥每吨1500元、五洲丰小麦肥每吨1550元、赛得富复合肥每吨1500元。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化肥的单价应如何认定。原告为主张含量40%五洲丰复合肥2100元/吨的价格成立，提供了自记的18个销售化肥网点的流水账页，五洲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2014年12月1日发布的五洲丰2015年一号价格表及同时间段内化肥销售商户张某出庭作证证实。为主张含量40%赛得富复合肥2000元/吨的价格成立。提供了同样的流水账页和眉山市新丰源化工有限公司2015年3月1日发布的赛得富宜昌码头交货价格表传真件并申请同时间段内化肥销售商户张某、刘某出庭作证证实。为主张含量46%五洲丰花生肥2400元/吨和含量45%五洲丰小麦肥2600元/吨的价格成立，提供了同样的流水账页和五洲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1日，2015年9月23日分别发布的五洲丰2015年一号价格表、河南大区县级五洲丰2015年三号价格表。被告对原告依据上述证据主张的化肥价格除不认同、没有可比性、没有关联性、没有约束力等否定性言词外，没有提供任何反驳证据抵销或者否定原告的主张，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自己主张的化肥价格成立。从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可以看出，含量40%五洲丰复合肥生产厂家发布的销售价为1900元/吨，原告赊销给证人张某的价格是2100元/吨，原告对准各销售网点自记的销售流水账明细为2100元/吨。含量40%的赛得富复合肥生产厂家发布价为宜昌码头交货1780元/吨，原告赊销给证人张某、刘某的价格是2000元/吨，原告对准各销售网点自记的销售价格为2000元/吨。含量46%的五洲丰花生肥厂方发布价为2170元/吨，原告自记销售价格为2400元/吨。含量45%的五洲丰小麦肥厂方发布价为2250元/吨，原告自记销售价格为2600元/吨。审核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尽管法律规定单一的间接证据和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及复印件、复制品均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原告提供的上述各个间接证据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五洲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发布的价格目录中明确载明，价格表供客户询价使用、各销售中心在此价格基础上加价销售。说明各销售中心或中间销售商的销售价格通常情况下应高于厂方发布价。此情形也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营销售交易习惯。加之无利害关系的证人张某、刘某对原告在同一时间段内向被告提供的同种类化肥销售价格的证实可以认定原告主张的化肥价格虽无单一的直接证据予以证实，但各个间接证据之间具有相互关联补强的作用。原告提供的证据对其主张的价格具有高度盖然性，协调一致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相比于被告的一味否认，具有较强的证据优势。因此对原告主张的含量40%五洲丰复合肥销售价格为2100元/吨，含量40%赛得富复合肥销售价格为2000元/吨予以确认。对含量46%的五洲丰花生肥和含量45%的五洲丰小麦肥被告应在不低于生产厂家发布价的范围内承担付款责任。庭审中被告提供漯河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一份，以此证明原告所供化肥存在质量问题。但从被告提供的检验报告看，不能反映送检的样品系本案所涉的化肥，亦不能显示与本案的关联性，被告亦未提供送检样品系原告所销售化肥的相关证据，所以对被告提供的该份检验报告不予认定。被告主张已向原告支付化肥款208500元，并提供原告向其出具的收据为证。原告认可被告已支付化肥185500原件，其中2015年5月28日5000元的收条因没有原告方签字，原告不认可，法院对该5000元收条不予确认；2015年元月1日10000元的收条，原告认可该10000元系被告支付的2014年化肥款，2015年的化肥是3月份才开始销售，该10000元与本案所诉请的化肥款无关。法院认为，从被告杨阳在原告处提取化肥所出具的收据上显示的时间最早为2015年4月份，该收条发生于2015年元月1日，此时间点2015年化肥尚未开始销售，所以该10000元不应计入本案所涉的化肥款；被告主张2015年12月14日向原告支付8000元化肥款，因未提供相关证据，原告不认可，法院针对该笔款项不予确认。所以被告支付的化肥款应为185500元。综上所述，被告应当向原告偿付的化肥款为：五洲丰花生肥每吨2170元×30吨=65100元、五洲丰复合肥每吨2100×92.25吨=193725元、五洲丰小麦肥每吨2250元×12.85吨=28912.5元、赛德富复合肥每吨2000×49吨=98000元，以上共计385737.5元，减去被告已支付的185500元，被告应当向原告偿付化肥款200237.5元。因被告未及时偿付所欠原告的化肥款，原告由此主张被告支付自2015年7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七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原审判决：被告杨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刘振祥偿付化肥款200237.5元及利息（利息以200237.5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1日起至本院指定的履行期间届满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50元，由原告刘振祥负担344元，被告杨阳负担4206元。
杨阳上诉称：1、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显属错误。杨洋是刘振祥的业务员，杨洋收到化肥后给刘振祥出具收条，收到款后将款项交付给刘振祥，杨洋的佣金就是刘振祥给杨洋确定的销售价与农户之间的差价。杨洋自身也不具备化肥的经营资格，故原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错误的。2、原审法院认定化肥的价格错误，刘振祥在原审庭审中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化肥的价格。杨洋在二审庭审中提供的证据也证明刘振祥在原审中提供的化肥价格过高。刘振祥提供的五洲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2014年12月1日发布的五洲丰2015年一号价格表和眉山市新丰源化工有限公司2015年3月1日发布的赛得富宜昌码头交货价格表传真件，该两份证据和刘振祥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刘振祥销售化肥公司提供的价格表，其中赛得富化肥价格表是复印件，该两份证据不能证明刘振祥在原审中自己所主张的价格。刘振祥自己记载的网点帐页明细价格表和收条没有杨洋的签字，其自己记载的账页杨洋在原审中已经明确表示不予认可，因为该证据刘振祥可以随意且随时书写，其自己书写的材料不能证明给杨洋肥料的价格就是该价格。刘振祥在原审庭审中申请的证人张某和刘某虽然出庭作证，但是该两位证人的证言不能证明杨洋和刘振祥之间的化肥约定的价格。另外，该两位证人在原审庭审中陈述，其二人一直销售刘振祥的化肥，其二人和刘振祥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本案争议价格的依据。3、原审法院认定杨洋支付刘振祥185500元化肥款错误，应当认定为208500元。2015年元月1日申耀丽给杨洋出具的收到条收到10000元应当认定。双方在2016年元月1日算账时，刘振祥的委托人申耀丽收到10000元化肥款后给杨洋出具的收到条，当时杨洋也没有仔细看收到条上的日期就放起来了（该2015年的日期为笔误，应该为2016年）。杨洋和刘振祥在2014年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业务往来，杨洋根本不可能支付刘振祥2014年的化肥款。刘振祥在原审起诉状中陈述双方是2015年4月份发生业务往来，也可以证实双方2015年以前根本没有发生过业务，故刘振祥辩称是支付被其2014年的化肥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杨洋2015年5月28日支付的5000元化肥款和2015年12月14日支付的8000元化肥款也应当认定。2015年5月28日的收到条虽然没有刘振祥的签字，但是该笔化肥款5000元确实支付给了刘振祥。2015年12月14日在舞阳××××乡学校杨洋支付给申耀丽8000元，当时申耀丽也给杨洋出具了收到条，只不过后来丢失了。4、刘振祥提供的赛得富化肥产品质量不合格，该不合格的赛得富化肥价款不应当认定。在原审庭审中杨洋提供了漯河市质量技术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鉴定报告，证明了刘振祥提供给杨洋的赛得富化肥存在质量问题，既然是不合格的化肥，该化肥价款就不应当认定。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杨洋不承担还款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刘振祥负担。
刘振祥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杨洋的上诉请求。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不举证或不在法定时限内举证，应当由其自己承担不利后果。刘振祥并未向杨洋支付工资或报酬，杨洋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系刘振祥的业务员，其收到刘振祥化肥后出具的是收条，原审判决认定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并无不当。当事人均无书面证据证明双方对化肥价格的约定，但刘振祥原审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其主张的价格符合事实情况。杨洋虽表示否认，但并未证据证明自己陈述的事实成立，原审判决依据证据优势原则认定刘振祥主张的价格符合法律规定。杨洋称刘振祥所供化肥存在质量问题，原审提交漯河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一份，二审提交河南省百恩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赛得富化肥检测被告一份。但二份报告均不能反映送检的样品系本案所涉的化肥，对该项证据不应予以采信。杨洋主张已支付化肥款208500元，刘振祥认可185500元，其中2015年5月28日5000元的收条因没有刘振祥签字不认可，2015年12月14日8000元没有收条不认可，2015年元月1日10000元的收条刘振祥称系支付的2014年化肥款不认可。2015年的化肥3月份才开始销售，杨阳在刘振祥处提取化肥所出具的收据上显示的时间最早为2015年4月份，10000元收条发生于2015年元月1日，此时间点2015年化肥尚未开始销售，所以该10000元不应计入本案所涉的化肥款。因此有争议的三笔款项，杨阳提交的证据均不充分，原审判决不予认定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杨阳的上诉请求与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应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50元，由上诉人杨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吕茹辛
审判员 张素丽
审判员 刘冬凯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九日
书记员 胡琨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