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1民终31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顺崛，男，1976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杰，湖北高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娜，湖北高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志英，女，1976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杰，湖北高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娜，湖北高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铁大桥局集团武汉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宝通寺路8号。
法定代表人：陈艳松，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龙飞，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璇，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邓顺崛、陈志英因与被上诉人中铁大桥局集团武汉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桥局武汉地产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6民初4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顺崛、陈志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邓顺崛、陈志英一审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大桥局武汉地产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2015年5月30日双方签订的《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重大误解。合同中约定了交房时间为2016年2月20日前，邓顺崛、陈志英基于对大桥局武汉地产公司的信任才同意购房，并支付全部购房款，但大桥局武汉地产公司于2016年12月10日才交房，存在逾期交房的事实，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承担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2、大桥局武汉地产公司在一审庭审中称合同中约定的交房时间系工作人员失误造成，应属重大误解，不具有合理性、合法性。双方签订的《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大桥局武汉地产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大桥局武汉地产公司作为提供格式合同的一方，更应对合同内容的重要条款进行核实，其注意义务远比购房人要高得多。即便大桥局武汉地产公司认为应属重大误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五十五条的规定，大桥局武汉地产公司应当在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但其并未行使，故涉案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合法有效。3、一审法院对该案只开庭审理了一次，大桥局武汉地产公司在庭审中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自己的辩称意见，且邓顺崛、陈志英在庭审中对大桥局武汉地产公司的证据提出异议，但一审法院对事实部分全部听信大桥局武汉地产公司，违背事实。
大桥局武汉地产公司辩称：1、大桥局武汉地产公司与邓顺崛、陈志英订立的合同中所载房屋交付时间为2016年2月20日前，原因在于该房屋的销售人员向邓顺崛、陈志英销售6号楼房屋并制作合同时，错误地使用了10号楼合同模板，套用了10号楼房屋交付时间的条款所致。2、合同约定的房屋交付时间虽为2016年2月20日前，但合同附件七中又将该时间约定为2016年12月31日前，明显前后矛盾。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恰恰是因为前述条款系大桥局武汉地产公司销售人员工作失误所致。同时附件可以证明，邓顺崛、陈志英对于其所购买的6号楼（超高层，总楼层48层）将在2016年年底交付的情况是明知的。3、根据房地产开发行业惯例与交易习惯，大桥局武汉地产公司向包括邓顺崛、陈志英等人在内的6号楼业主所售房屋系预售房屋，应集中办理交付使用，不可能为邓顺崛、陈志英办理提前交房，在6号楼合计192户业主中，唯有邓顺崛、陈志英这一户业主的房屋交房时间与他人不同，明显违背常理。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邓顺崛、陈志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大桥局武汉地产公司向邓顺崛、陈志英支付延迟交房违约金56193.71元（从2016年2月20日至2016年12月31日，共计315天，扣除30天宽展期，按已付房款1971709元的日万分之一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大桥局武汉地产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30日，大桥局武汉地产公司作为出卖人与邓顺崛、陈志英作为买受人签订《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备案号为昌140256557。合同约定：邓顺崛、陈志英购买大桥局武汉地产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宝通寺路××中央生活区××房（建筑面积152.32平方米），购房总价款为1971709元；买受人应于2015年6月5日前，一次性将全部商品房价款存入出卖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账号；出卖人应当在2016年2月20日前，将符合条件的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等。合同签订当日，邓顺崛、陈志英向大桥局武汉地产公司支付购房款1971709元，大桥局武汉地产公司向邓顺崛、陈志英开具发票。
2016年11月17日，百瑞景中央生活区四期四标段6号楼办理了竣工验收备案。
2016年11月25日，大桥局武汉地产公司向邓顺崛、陈志英出具房屋交付通知书，告知邓顺崛、陈志英于2016年12月10日至2016年12月11日办理上述房屋的交付手续。邓顺崛、陈志英于2016年12月10日办理了收房手续。
百瑞景中央生活区四期6号楼的其他业主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载明的交房日期均为2016年12月31日前。
一审法院认为，邓顺崛、陈志英与大桥局武汉地产公司签订的《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载明邓顺崛、陈志英所购房屋交房日期为2016年2月20日前，实际交付时间为2016年12月10日。该房屋所在楼栋于2016年11月17日竣工验收，该栋楼其他业主所签订的买卖合同载明的交房时间为2016年12月31日前，邓顺崛、陈志英购买的房屋在其合同约定的期限内不具有交付的可能性。大桥局武汉地产公司辩称该合同载明的交付期限为其工作人员失误造成，具有合理性，予以采纳。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在合同中对交房时间的约定应属重大误解，大桥局武汉地产公司不存在逾期交房的事实，故邓顺崛、陈志英以大桥局武汉地产公司逾期交房为由要求大桥局武汉地产公司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邓顺崛、陈志英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04元，减半收取计602元，由邓顺崛、陈志英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被上诉人大桥局武汉地产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百瑞景中央生活区四期六号楼《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23份，拟证明四期六号楼所有房屋约定的交付时间均为2016年12月31日。
证据二、百瑞景中央生活区四期十号楼《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1份，拟证明四期十号楼房屋约定的交付时间为2016年2月20日。
经质证，邓顺崛、陈志英对大桥局武汉地产公司提交的证据的意见为：证据一、证据二均与本案无关联性，且不是新证据。本院认为，大桥局武汉地产公司提交的证据一和证据二与其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五、证据六相印证，可以证明四期六号楼其他业主合同约定的交付日期均为2016年12月31日前及四期十号楼的交付时间为2016年2月20日，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邓顺崛、陈志英与大桥局武汉地产公司签订的《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七《百瑞景四期建设范围内可能对业主生活产生不利影响的环境等因素》第16条约定：百瑞景四期为分期开发项目，小高层及部分高层住宅将在2015年12月31日前交付，剩余高层及超高层住宅将在2016年底交付，先交付使用的楼栋可能会受到紧邻施工项目的施工噪音、粉尘、出行、环境及整体配套使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邓顺崛、陈志英购买的四期第6幢45层4号房为超高层住宅。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本案中，邓顺崛、陈志英购买的四期第6幢45层4号房为超高层住宅，其与大桥局武汉地产公司签订的《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九条约定“出卖人应当在2016年2月20日前，将符合下列条件的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但在附件七中又约定“剩余高层及超高层住宅将在2016年底交付”，合同中对于交付时间的约定前后不一致，视为约定不明确，双方亦未对交房时间达成补充协议，结合四期六号楼的其他业主签订的《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中载明的交付日期均为2016年12月31日前的事实，大桥局武汉地产公司于2016年12月10日将诉争房屋交付给邓顺崛、陈志英并不构成逾期交房，邓顺崛、陈志英要求大桥局武汉地产公司支付延迟交房违约金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邓顺崛、陈志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04元，由邓顺崛、陈志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薇
审判员 李 瑜
审判员 胡丹丹
二〇一八年五月九日
书记员 肖宇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