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10民终35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言清，男，1983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乳山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杰，男，1984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献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岩，山东博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言清因与被上诉人唐杰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7）鲁1002民初53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言清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王言清无需支付被上诉人唐杰25000元及利息；2.唐杰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王言清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主体。王言清在威海华颉保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颉公司）任项目经理一职，涉案吊篮租赁合同关系系在唐杰与华颉公司之间形成，王言清仅是履行职务行为，一审法院错误认定王言清与唐杰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2.一审法院认定欠款数额为25000元错误。唐杰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欠款数额，其提供的录音证据中，王言清所称的欠款4万元系王言清误将数额看错造成，王言清并未认可唐杰主张的欠款数额，一审法院在唐杰未提供充足证据的情况下，错误认定王言清欠唐杰25000元；3.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诉争款项发生于2014年，根据录音证据，唐杰最后一次向王言清主张还款是在2014年，其后唐杰再未向华颉公司或王言清主张过权利，唐杰直至2017年11月6日才向一审法院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唐杰辩称，1.虽然一审法院判决王言清向唐杰支付25000元，唐杰未提起上诉，但王言清尚欠唐杰吊篮租赁费、丢失物资及损失、运费数额应为47670元。通话录音已经证实王言清尚欠唐杰4万元，且已支付的25000元是在通话录音之前支付，故王言清尚欠的款项为47670元；2.唐杰向王言清出租吊篮是以个人名义出租，王言清也是以个人名义承租；3.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故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综上，一审法院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唐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吊篮租赁费、丢失物资损失及运费共计47670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4767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曾于2014年租赁原告的电动吊篮等物资，后以现金、顶账（酒）等方式共计支付原告25000元。2017年11月6日，原告以被告尚欠其47670元未付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处理。
另查，原、被告之间除涉案租赁合同关系外再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
庭审中，原告为证实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供以下证据：1、原告单方打印和书写的结算单两份，结算日期为2014年4月3日至2014年6月4日、承租单位为江家寨山水城王言清、品名为电动吊篮的结算单中记载的租金为34100元、运费1000元、丢失物品共计7720元，结算日期为2014年5月1日至2014年8月6日、承租单位为王言清的结算单中记载的租金为24500元、运费400元、丢失物品4950元。2、原、被告之间的电话录音一份，录音中被告称“你那个账的话给我对对，总共是4万块钱不是”“我看着上面是四万零几什么东西我看着”，录音中被告还要求用酒顶账，并称之前给了原告部分钱还有五千元的卡，原告称之前有一年被告曾顶了5000元的酒给原告，原告都白扔了，被告予以认可。原告主张该录音的形成时间为2017年1月17日，被告则主张该录音形成于2014年。被告对证据1中结算日期为2014年5月1日至2014年8月6日的结算单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称其已经支付了25000元（包括现金、顶酒等方式）；被告对于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其误将该结算单中手写的4950元看成了49500元，故在录音中称欠原告四万余元。
庭审中，被告向一审法院提供以下证据：1、被告的名片一张，头衔为华颉公司经理。2、收款收据两份，日期和金额分别为2014年6月20日5000元、2014年8月11日5000元，收款人均为原告，客户名称处写有“华颉保温”。原告称被告租赁吊篮时系以个人名义租赁，上述收据中客户名称后的内容是原告后加的，对其余内容无异议。上述收据中客户名称处的内容明显与其它内容笔迹不同，对该部分内容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先是认可了原告提供的结算日期为2014年5月1日至2014年8月6日、承租单位为王言清的结算单，由此可以确认原、被告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尽管后来被告又反言称系其代表华颉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应由该公司承担付款义务，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原告亦不予认可，故应当由被告承担向原告支付租赁费等费用的责任。对于欠款的数额，由于原告提供的结算日期为2014年4月3日至2014年6月4日结算单上并无被告签名，被告亦不予认可，对该结算单不予采信，但根据原告提供的通话录音中的内容可以确认原、被告通话时被告尚欠原告四万元。尽管对于通话时间原、被告存在分歧，但可以确认在通话之前被告已经支付了部分现金以及以酒卡抵顶5000元款项，结合被告提供的收款收据，被告至少已经支付了5000元现金；由于原、被告双方均认可被告已经以现金、顶账的形式支付了25000元，扣除上述10000元，尚有15000元的支付时间是在通话之前还是之后无法确定；原告主张系通话之前，但其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故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将该15000元视为在通话之后形成，扣除该部分款项后剩余的25000元被告理应支付。被告辩称其在录音中所述的“四万元”、“四万零几”是将4950元看成了49500元，但49500元与四万零几出入较大，且结算单中还有部分打印的欠款数额，被告的解释不符合常理，不予采纳。由于双方并未约定付款时间，原告可随时主张，并自主张权利之日（起诉之日）起要求被告支付逾期利息，原告要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逾期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被告主张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但因双方并未约定付款时间，原告可随时主张，故被告该部分答辩理由不当，不予采纳。综上，原告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判决：一、被告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25000元及利息（自2017年11月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25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6元，由原告负担236元，被告负担26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王言清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华颉公司会计凭证中2014年6月20日及2014年8月11日的收款收据各一份，用以证明华颉公司已支付设备租金1万元；证据2，华颉公司于2015年6月20日出具的员工在职及收入证明一份，用以证明2013年1月至2015年6月20日王言清在华颉公司担任项目经理。
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该两份证据均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一审法院已经给予王言清举证期限，其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对证据1，被上诉人认为其上并没有华颉公司会计、主管人、记账人、复核人、制单人签字，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其中收款收据为第二联交客户联，应交给唐杰，但该份证据却由王言清持有，不符合逻辑；王言清在一审中已提交了收款收据，当时并没有与付款记账凭证一起提交，其在庭审中陈述按照会计要求应当黏贴在一起，更印证了证据1不真实；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没有负责人或者法定代表人签字，且即使王言清是华颉公司员工，也不能对抗唐杰，与唐杰发生租赁合同关系的是王言清个人，应由王言清个人承担义务。
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1中2014年6月20日及2014年8月11日的收款收据，王言清已在一审庭审中提交，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证据进行质证后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认定，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王言清在二审中新提交的仅为华颉公司2014年度6月份的会计凭证封面一份，无法证明王言清的主张，故对证据1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王言清提交的证明，仅有华颉公司盖章，并无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人员的签名或盖章，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唐杰在一审中提交录音资料证明其主张，王言清对该录音资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在该录音中，王言清称“你那个账的话给我对对，总共是4万块钱”，“我看着上面是四万零几”，“如果是四万块钱的话，我给你五千块钱现金，三万五的酒给你吧”，“我现在钱是没有钱，有钱的话就不用跟你商量这事了，我立马把这四万块钱给你了”。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王言清是否为涉案租赁合同关系的相对人；2.涉案欠款数额应当如何确定；3.被上诉人唐杰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关于争议焦点1，上诉人王言清是否为涉案租赁合同关系相对人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第一，从证据形式看，王言清对唐杰提交的2014年5月1日至2014年8月6日的结算单予以认可，该结算单中承租单位为“王言清”，并未体现华颉公司字样，也未加盖华颉公司公章；第二，从唐杰催款过程看，王言清对唐杰一审提交的录音资料予以认可，该录音系唐杰向王言清个人主张涉案租赁费等费用，王言清在录音中也仅对如何偿还款项与唐杰进行商议，并未提到华颉公司，亦未提到系华颉公司欠付唐杰款项；第三，从当事人的陈述看，一审共两次开庭对本案进行审理，均系王言清本人出庭。第一次庭审中，王言清答辩、质证中对其与唐杰之间成立租赁合同关系并无异议，亦未提到华颉公司，仅对欠付唐杰的款项数额有异议，系王言清自认其与唐杰之间成立租赁合同关系。王言清虽于一审第一次庭审之后称租赁涉案吊篮其系履行职务行为，但未能提交相反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应当对王言清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确认的其为租赁合同相对人的事实予以确认；第四，即便王言清确为华颉公司经理且有权租赁建筑设备，但唐杰称王言清系以个人名义租赁涉案吊篮，王言清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租赁时系以公司名义，即王言清未提供证据证明唐杰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其系履行职务行为，故涉案租赁合同关系仅能约束王言清与唐杰。综上，王言清为涉案租赁合同关系的相对人，王言清称其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的上诉意见，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二，涉案欠款数额应如何确定的问题。根据双方均确认的录音证据，录音时王言清多次自认其欠付唐杰4万元，且是“四万零几”，现其上诉称将4950元看成49500元，既与其录音中的“四万零几”的陈述不相符，亦与常理不符，唐杰主张的款项数额有录音证据及对账单予以佐证，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故王言清的相关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焦点三，被上诉人唐杰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涉案对账单及录音中双方均未对履行期限进行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向债权人履行义务，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王言清对于唐杰要求其履行债务的请求并没有明确拒绝，故本案应从王言清明确表示不承担偿还欠款义务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期间，唐杰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言清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5元，由上诉人王言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于永忠
审判员 宫建军
审判员 于 晶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邹 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