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802民初2204号
原告：谢玲莉.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习荣，荆门市弘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荆门新大都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开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文权，湖北法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谢玲莉与被告荆门新大都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都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玲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习荣、被告新大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文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谢玲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谢玲莉与新大都公司于2017年6月20日签订的《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2、确认新大都公司于2017年7月19日向谢玲莉发出的《解除协议通知书》不产生解除协议的法律效力；3、诉讼费由新大都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1月10日，谢玲莉与新大都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谢玲莉购买新大都公司所有的位于荆门市长宁8号数码广场B座29层29005号商品房。该商品房的用途为住宅，属框架剪力墙结构，层高为3米。当日谢玲莉一次性付清房款300000元。双方到荆门市房地产管理局办理了合同备案登记。由于该商品房房面、墙面多处出现裂痕，严重渗水，影响正常居住使用，经谢玲莉要求，双方于2017年6月20日签订了《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但新大都公司又以该协议未经股东会决议为由，于2017年7月19日向谢玲莉发出一份《解除协议通知书》，通知谢玲莉解除《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原《商品房买卖合同》继续履行。谢玲莉为此诉至本院。
新大都公司辩称，1、谢玲莉要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只有房屋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不能交付使用，或者房屋交付使用后房屋主体结构质量经核验确属不合格，或者因房屋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时，买受人才可以请求解除合同。但谢玲莉要求解除合同不符合该规定。2、《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对新大都公司不产生约束力。因为代表新大都公司签协议的人员没有得到新大都公司的授权，且新大都公司已经给谢玲莉发出《解除协议通知书》，通知谢玲莉解除了《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综上，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有争议的事实，谢玲莉提交以下证据：
1、《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证明谢玲莉和新大都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解除；2、《解除协议通知书》，证明新大都公司单方解除《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该通知书对谢玲莉不产生法律效力。
新大都公司未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新大都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签订《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的工作人员没有得到新大都公司的授权，该协议对新大都公司不产生效力；对证据2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通知已经生效。
对上述有异议的证据，本院经审核确认证据1、2的真实性。关于《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以及《解除协议通知书》的效力，涉及本案法律争点，本院后文阐述。
根据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1年1月10日，谢玲莉和新大都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谢玲莉购买新大都公司所有的位于荆门市长宁8号数码广场B座29层29005号商品房。当日，谢玲莉一次性付清房款300000元。2017年6月20日，谢玲莉和新大都公司经协议一致签订了《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约定解除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是在新大都公司办公室和该公司的财务人员签订的，由该财务人员加盖了新大都公司的印章。2017年7月19日，新大都公司向谢玲莉发出《解除协议通知书》，以《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为由，解除了《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并通知谢玲莉继续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
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二、《解除协议通知书》的效力如何认定。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新大都公司认为《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对其不产生法律效力，理由有三点：1、谢玲莉解除合同的理由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的情形，不能请求解除合同。2、与谢玲莉签订《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的工作人员未经新大都公司授权，该协议对新大都公司不产生效力。3、签订《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未经新大都公司股东会决议。本院认为，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谢玲莉和新大都公司签订的《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明确载明“经双方协商同意，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于2017年6月20日予以解除”，即表明双方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的。协商解除合同不以解除权的存在为必要，而以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为前提。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出现法定或者约定的可以行使解除权的情形，只要合同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就可以解除合同，故不需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的情形，谢玲莉和新大都公司之间也可以解除合同。2、关于授权。首先，新大都公司并未举证证明该财务人员没有获得签订《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的授权，亦未举证证明告知谢玲莉该财务人员没有获得授权。其次，即使该财务人员确实没有得到授权，《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系在新大都公司的办公室签订的，是由新大都公司的财务人员与谢玲莉签订的，该财务人员在协议书上加盖了新大都公司的印章。签订合同的人员、场地、过程，使谢玲莉有理由相信该财务人员有权代理新大都公司签订《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该财务人员的行为属于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该由新大都公司承担。3、首先，新大都公司未提供公司章程证明与买受人解除房屋买卖合同需要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其次，即使新大都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但决议程序作为公司内部的规章制度对第三方不产生效力。如果要求第三方，即合同相对人在跟公司签订合同的同时，审查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签订合同的事宜是否业经股东会决议通过，则只有要求公司同时出具章程以及股东会决议才能确保程序无瑕疵，而这无疑是加重了合同相对人的注意义务，不具有可操作性与合理性。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合同由具有授权的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后，该行为即被视作是公司意志，这样有助于更好的平衡交易效率和交易安全的关系。最后，并没有法律规定未经过股东会决议对外签署的合同无效。综上，新大都公司的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认为《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是谢玲莉和新大都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协议依法成立并对双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新大都公司向谢玲莉发出《解除协议通知书》属于单方解除《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间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单方解除合同，必须具备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或者法律规定的解除情形。本案中，《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并未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而“未经股东会决议”又不属于法定解除合同的事由。故本院认为新大都公司以未经股东会决议为由解除《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其向谢玲莉发出的《解除协议通知书》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
综上所述，《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系谢玲莉与新大都公司协商一致签订的，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依法成立并产生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解除协议通知书》系新大都公司为单方解除《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而发出的通知，因不符合约定以及法定解除合同的情形，依法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谢玲莉与荆门新大都置业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20日签订的《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产生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JM201100881）的法律效力；
二、确认荆门新大都置业有限公司于2017年7月19日向谢玲莉发出的《解除协议通知书》不发生解除《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协议》的法律效力。
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2900元，由被告荆门新大都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吴瑶琼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四日
书记员 钱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