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杭余良民初字第355号
原告：杭州达尔杰帝照明灯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颜庭华。
委托代理人：盛晨，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晓红。
委托代理人：姜方忠。
原告杭州达尔杰帝照明灯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尔杰公司）诉被告王晓红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因本案可能需要鉴定，本院对该案进行诉前登记编立立预字号。在诉讼过程中，根据原告达尔杰公司的申请，本院作出（2014）杭余良立预字第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告王晓红银行存款人民币365500.73元，或查封、扣押相应价值的其他财产。因双方对本案均不申请鉴定，本院于2014年9月30日正式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唐云珍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10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达尔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盛晨，被告王晓红及委托代理人姜方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达尔杰公司起诉称：2010年2月20日起，原、被告建立了劳动关系，后原告达尔杰公司依法于2013年7月1日与被告王晓红解除了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关系之后，原告达尔杰公司发现被告王晓红在职时存在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违反财务制度、严重失职等行为，使原告达尔杰公司遭受损失，具体损失包括：2010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王晓红为西班牙公司在中国不当缴纳企业所得税合计人民币190868.73元，未及时清理员工刘军的借款造成无法追回借款2000元，错发员工钱新益工资2112元。被告王晓红为公司原总经理少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57万余元（现追究50万元）。2010年至2012年期间，被告王晓红为公司申报企业所得税时，将西班牙服务费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税前全额扣除7393597.65元，经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税前多扣除6689575.54元，并依此要求加薪，故要求被告王晓红返还2013年2月至2013年6月共计收到的加薪14880元。原告达尔杰公司认为，被告王晓红作为公司的财务人员，具备相当的财务专业知识，但却违反有关的财务政策，致使原告达尔杰公司遭受财产损失及名誉损失，依法应向原告达尔杰公司赔偿。特起诉，请求判令：一、被告王晓红赔偿原告达尔杰公司造成损失194980.73元；二、被告王晓红赔偿原告达尔杰公司少代扣代缴的公司员工的个人所得税人民币50万元；三、被告王晓红返还非法取得的工资增长额14880元；四、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王晓红承担。
原告达尔杰公司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
1.情况说明一份，用以证明被告王晓红为西班牙公司在中国境内多交了税费，存在重复缴税190868.73元的事实。
2.咨询服务协议一份，用以证明双方约定如果杭州公司在中国有任何具体税费，公司应当向西班牙公司提供西班牙财税部门要求的正式纳税单据及其英译文，以及具体的税费的事实。
3.完税凭证三份，用以证明被告王晓红在履职期间交纳了相关的税费，但并没有向税务机关开具完税凭证的事实。
4.西班牙公司向杭州公司索赔双方征税的函一份，用以证明西班牙公司确实遭受双重缴税的经济损失，并且杭州公司作为西班牙公司的代扣代缴人，因为原告达尔杰公司员工过失行为导致西班牙公司税款损失的事实。
5.邮件一份（包括总结一份、加薪信件一份），用以证明被告王晓红违反财务规定将超过佣金5%的部分全部从成本中列支，从而导致原告达尔杰公司少缴纳企业所得税，并且是通过向税务机关有欺骗性陈述的手段以达到逃税的目的，并因此要求公司予以加薪的事实。
6.邮件一份及邮件相关内容，用以证明前任总经理向被告王晓红提出其个人所得税是如何计算的，被告王晓红也为其进行了计算，但在实际账务处理时被告王晓红并未用计算出的个人所得税的数额为前任总经理缴纳个人所得税，而是每个月从前任总经理工资中扣减3万元，达到逃税的目的，并且被告王晓红明确向总经理表示如果按照正当法律处理这些个人所得税是总经理应当缴纳的，如果不交是属于违法行为的事实。
7.杭州卫洋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一份，用以证明刘军应收欠款2000元没有及时清理，造成原告达尔杰公司损失的事实。
8.被告王晓红制作的原告达尔杰公司日常报销制度一份，用以证明被告王晓红在报销款项时没有遵守公司日常报销制度的事实。
9.邮件一份，用以证明被告王晓红对于钱新益工资款发放之前没有进行审核就发放了，工资发放中存在错误的事实。
10.借款单一份，用以证明由于被告王晓红未在刘军离职之前及时催收应收款，导致原告达尔杰公司无法向刘军要回款项的事实。
11.2010年至2012年年度期间西班牙服务费所得税应纳税额明细账一份，用以证明2010年至2012年期间，被告王晓红将西班牙服务费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税前全额扣除7393597.65元，经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税前多扣除6689575.54元，属于违反税法规定将企业所得税在税前多做扣除，以减少应缴纳所得税额的事实。
12.2011年至2013年工资表明细一份，用以证明被告王晓红在2013年2月至2013年6月共计收到加薪14880元的事实。
13.公证书一份；14.英文邮件的中文翻译件一件，共同用以证明被告王晓红明知公司员工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金额是违法的，仍为该员工违法操作，被告王晓红通过欺骗税务局漏缴公司所得税，还要求加薪的事实。
15.杭州国浩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个人所得税审核报告一份，用以证明被告王晓红为原告达尔杰公司员工少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损失达到573003.94元，现原告达尔杰公司主张50万元的事实。
被告王晓红答辩称：一、原告达尔杰公司诉状中陈述“原告依法于2013年7月1日与被告解除了劳动关系”，与事实不符。余劳人仲案字（2013）第241号仲裁裁决书、（2013）杭余民初字第2358号民事判决书、（2014）浙杭民终字第245号民事判决书均判决原告达尔杰公司支付被告王晓红2013年7月1日至7月3日的工资2016元，2012年、2013年未休年休假报酬11149.24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74362.75元，以上金额共计87527.99元。终审判决生效后，原告达尔杰公司拒绝履行赔付义务，被告王晓红就以上赔偿款项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是以上的赔偿款项由于原告达尔杰公司以本诉讼的借口对该款项申请了财产保全，导致被告王晓红直至今日都不能拿到应该由原告达尔杰公司直接支付给被告王晓红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二、原告达尔杰公司针对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赔偿原告造成的损失194980.73元”所举证的证据，原告达尔杰公司已在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提交给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杭民终字第245号民事判决书中已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认定，因上述证据无法证明达尔杰公司的关联公司实际重复纳税的损失以及该损失系由王晓红工作失职造成的事实，故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原告达尔杰公司又重新提起诉讼，明显属于“恶意诉讼”或“一事两诉”。关于刘军的借款，刘军是原告达尔杰公司前工会主席，在刘军工会主席任期没有到期的情况下原告达尔杰公司违法终止了劳动合同，在2013年8月份原告达尔杰公司赔偿刘军赔偿金之后才办理了法律上的离职手续，这时被告王晓红已经离开了公司，该欠款与被告王晓红没有任何关系。关于钱新益的错发工资的问题，（2013）杭余民初字第2358号民事判决书已认定原告达尔杰公司亦未能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对被告王晓红的上述行为对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事实加以证明。三、原告达尔杰公司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向原告赔偿被告少代扣代缴的公司员工个人所得税50万元”，该诉讼请求存在明显的错误，且原告达尔杰公司所提交的证据法院已在（2013）杭余民初字第2358号民事判决书中作出了明确的认定，而原告达尔杰公司又重新提起诉讼，这明显属于“恶意诉讼”或“一事两诉”。个税代扣代缴义务人是原告达尔杰公司，不是被告王晓红，如果原告达尔杰公司认为未足额履行了代扣代缴个税税款，请原告达尔杰公司履行其义务。税款追缴及认定主体是税务机关，法律没有赋予原告达尔杰公司有此项权力。个税税款的缴纳义务人是员工本人，与被告王晓红也没有关系。针对Howard的个调税问题，相同的期间（被告任职期），相同的人（前总经理Howard），原告达尔杰公司做了两份审计报告，两份审计报告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差距竟然达到10倍之多。两份审计报告，都是原告达尔杰公司提交的证据，被告不清楚哪个数字是准确的，也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数字是准确的。另外，针对该主张，（2013）杭余民初字第2358号民事判决书已经作出了明确认定：原告达尔杰公司提供的审计报告内容无法看出被告王晓红本人存在重大过错或违法、违规的情形；无法得出被告王晓红的个人行为与该公司重大的直接或潜在的经济损失有无关联以及影响程度；无其它有效证据予以佐证；该审计报告系被告王晓红于2013年7月离任后，原告达尔杰公司提出（2013）杭余民初字第2358号民事案件诉讼期间的2013年11月作出。四、原告达尔杰公司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要求王晓红返还非法工资增长额14880元”，该主张纯属子虚乌有，没有任何成立的可能。首先原告达尔杰公司没有因此收到税务机关的处罚，没有实际的损失；其次被告王晓红工资增长是符合原告达尔杰公司的薪酬增长规章制度，且原告达尔杰公司总经理2013年4月1日任职以来到被告王晓红离开原公司止，原告达尔杰公司从没有对被告王晓红的工资提出异议，同时被告王晓红的工资发放也是经过原告达尔杰公司总经理授权签字同意的；被告王晓红的工资在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中已经过原、被告双方的共同确认。五、原告达尔杰公司主张的请求主体都不合法。原告达尔杰公司在起诉书中所提的经济行为均是原告达尔杰公司行为，不是被告王晓红个人行为。被告王晓红是原告达尔杰公司的原财务经理，是对总经理负责，受总经理领导；总经理受董事会领导；被告王晓红作为财务经理只履行财务经理应履行的责职，财务经理既不是具体的经办人，也不是公司决策人。具体纳税事项由纳税员办理，同不同意是总经理的责职。即便有损失产生，具体的责任也是原告达尔杰公司，与本案的被告王晓红没有关系，本案的原告达尔杰公司的原告主体不合格。（一）关于要求被告王晓红赔偿原告达尔杰公司造成的损失194980.73元，如果原告达尔杰公司的关联公司西班牙公司存在重复纳税并造成了损失（目前没有任何原告达尔杰公司关联公司重复纳税并造成损失的证据），那么损失的主体是原告达尔杰公司关联公司，不是原告达尔杰公司；即便重复纳税的行为发生了，纳税人也可以向税务稽征部门提出申诉，要求予以返还。同时原告达尔杰公司的证据中提交的原告达尔杰公司与原告达尔杰公司的关联公司签订的咨询服务合同也可以看出此行为是原告达尔杰公司的公司行为，是原告达尔杰公司的前任总经理签字加盖公司印章，并非被告王晓红个人行为。刘军的2000元借款跟被告王晓红毫无关系，此项借款在被告王晓红加入原告达尔杰公司之前就已发生，且刘军在被告王晓红离开后才与公司办理了离职手续。如存在原告达尔杰公司与刘军的借款纠纷，原告达尔杰公司应向刘军主张权利，而不是被告王晓红。钱新益的错发工资的损失，原告达尔杰公司如需追回所谓“错发”的薪资，也是应向钱新益进行主张，而不是被告王晓红。（二）关于要求被告王晓红向原告达尔杰公司赔偿被告王晓红少代扣代缴的公司员工个人所得税50万元。首先，税款追缴主体是税务机关，法律没有赋予原告达尔杰公司有该项权利。个税代扣代缴义务人是原告达尔杰公司，不是被告王晓红。再者，即便原告达尔杰公司发现其前任总经理的个税缴纳水平存在低于实际情况的可能，正规的途径应该是：原告达尔杰公司向当地的税务机关进行汇报或举报，主管地税机关收到相关信息经审核后再决定是否需要启动向纳税义务人追回相应税款的程序，而不应该与本案的被告王晓红进行无休止的纠缠。（三）原告达尔杰公司员工薪资水平的授权和发放都是公司行为，有公司的薪资处理流程，薪资的发放主体是原告达尔杰公司，不是本案的被告王晓红。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达尔杰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王晓红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在庭审中出示并陈述了下列证据材料：
1.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3）杭余民初字第235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用以证明原告达尔杰公司解除与被告王晓红劳动合同违法，原告达尔杰公司陈述的事实与理由不成立的事实。
2.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杭民终字第24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用以证明原告达尔杰公司解除与被告王晓红劳动合同违法，原告达尔杰公司陈述的事实与理由不成立的事实。
3.余劳人仲案字（2013）第241号仲裁裁决书一份，用以证明原告达尔杰公司解除与被告王晓红劳动合同违法，原告达尔杰公司陈述的事实与理由不成立的事实。
4.（2013）杭余民初字第2358号案卷中调取的审计报告一份，用以证明原告达尔杰公司就已经审判并被明确判定为“不予确认”的事项重复提起诉讼，属“一事两诉”的恶意诉讼的事实。
5.（2013）杭余民初字第2358号案卷中调取的质证意见一份，用以证明原告达尔杰公司提交的审计报告所陈述的事项不成立，属“一事两诉”的恶意诉讼的事实。
6.税收缴款书三份，用以证明原告达尔杰公司提交的《代缴西班牙所得税缴款书》所陈述的事项不成立，属“一事两诉”的恶意诉讼的事实。
7.审计资料交接清单一份、会计凭证交接清单一份，用以证明原告达尔杰公司的税务申报是委托了税务师事务所进行汇算清缴，与被告王晓红无关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认定如下：
（一）原告达尔杰公司提供的证据。被告王晓红对证据1、2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只能说明原告达尔杰公司关联公司按照中国的税法在中国履行了纳税义务，但不能说明原告达尔杰公司关联公司重复纳税并造成损失。其纳税行为是否应在中国纳税，应该由原告达尔杰公司的税务主管机关作出认定，而不应由原告达尔杰公司肆意推断并将自己的推断作为诉讼的依据。被告王晓红没有见到任何证据证明本案中涉及的税款不应该由原告达尔杰公司代为缴纳的官方书面文件。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待证事实不予认可，且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也予以了否认。对证据4有异议，不予认可，而且又是复印件。对证据5有异议，认为工作总结的邮件被告王晓红是有发送过，但当时发送邮件的正文是英文，而不是中文，而现在原告达尔杰公司提供的邮件是中文，现在提供邮件的内容无法进行核对与当时发送的邮件内容是否一致，对于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6有异议，认为邮件是有收到的，但邮件里面的内容是否被进行修改无法进行确认。关于个人所得税是总经理私下向被告王晓红进行的一个咨询，与被告王晓红职务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对于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7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该审计报告是原告达尔杰公司在被告王晓红离开公司之后4个月后才作出的，而且在（2013）杭余民初字第2358号民事判决书、（2014）浙杭民终字第245号民事判决书中对该审计报告都已不予确认。对证据8认为该报销制度只是一个草稿，并没有生效执行，而且像差旅费的数额都是空白的，是没有生效效力的。对证据9的质证意见与证据5、6的质证意见一致，对于其真实性及内容均不予认可。对证据10认为借款单是在2009年形成的，借款的当事人离职是在2013年8月份，与被告王晓红无关。对证据11、12，认为原告达尔杰公司提供的是打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从文件上看也无法看出是哪个单位的，上面也没有人员签字；关联性也不予认可，文字内容无法看出与原告达尔杰公司的诉讼请求有关。对证据13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上述证据系被告王晓红离开原告达尔杰公司一年多时间以后，由原告达尔杰公司单方提供信息后进行的公证，邮件的内容是否进行修改，被告王晓红无从知晓。对证据14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通过百度搜索也无法查询到“上海斐克翻译有限公司”的信息，翻译件上也没有任何签名或备注。对证据15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这是原告达尔杰公司在被告王晓红离开公司一年后才做的，相关资料原告达尔杰公司可以单方进行改动，且审计报告明确说明税款的缴纳责任是原告达尔杰公司。
本院审核后，对上述证据1认为不符合有效证据的形式要件，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对证据2、3，认为无法证明原告达尔杰公司的关联公司存在实际重复缴税损失以及该损失系由被告王晓红工作失职造成的事实，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对证据4认为系复印件，不符合有效证据的形式要件，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对证据5、6、13，认为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达尔杰公司欲证实的被告王晓红存在逃税行为及以此要求加薪的事实，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对证据7，认为无法证实被告王晓红本人存在重大过失或违法、违规的情形，亦无法得出被告王晓红个人行为与原告达尔杰公司重大的直接或潜在经济损失有无关联以及影响程度，且该证据形成于被告王晓红离任之后，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待证事实不予确认。对证据8认为无法证明原告达尔杰公司的待证事实，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对证据9、10认为无法证明钱新益的工资错发、刘军的借款无法追回系被告王晓红本人的重大过失或违法、违规行为造成，也无法证明其行为已给原告达尔杰公司造成了实际损失，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对证据11、12，认为不符合有效证据的形式要件，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对证据13、14认为无法证明原告达尔杰公司的待证事实，且证据14不符合有效证据的形式要件，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对证据15，认为无法证明被告王晓红本人存在重大过失或违法、违规的情形，也无法证明其行为已给原告达尔杰公司造成了实际损失，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
（二）被告王晓红提供的证据。针对证据1、2、3，原告达尔杰公司认为前案从仲裁到一、二审阶段可能存在行贿、受贿的情况，因此不认可一、二审判决书及仲裁裁决书的有效性，且原告达尔杰公司已经向相关法院提起了再审申请。且本案无论是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与前案是不同的。被告王晓红在前案的判决书中关于钱新益工资的问题自认是复核人，具有复核的责任，但实际上并没有尽到复核责任，属于工作中的失职给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审计报告在前案中使用与本案中使用的证明目的不相同，前案是讨论原、被告之间解除劳动关系是否合法的问题，而本案追究的是被告王晓红给原告达尔杰公司造成损失的问题，因此不是属于对同一事项重复提起诉讼。对证据5，对于质证意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说明原告达尔杰公司提出的关于税收的数额是正确的，但原告达尔杰公司需要说明的是既然已经开出了相应的税收缴款书，就应当邮寄给西班牙公司，告诉他们已经缴税了，否则西班牙公司不知道在中国代扣代缴税收，造成西班牙公司在西班牙又重新缴税。对证据7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无法看出与任何税务师事务所交接的情况，上面也没有税务师事务所的公章，接收人员的身份也不清楚，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无法证明其证明目的。
本院审核后，对证据1、2、3，认为原告达尔杰公司对证据的异议不能成立，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并据证据的内容来认定本案的相关事实。对证据4、5、6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待证事实，本院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对证据7，认为原告达尔杰公司对证据的异议成立，上述证据无法证明被告王晓红欲证明的待证事实，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下列事实：2010年2月20日，被告王晓红进入原告达尔杰公司从事财务经理工作。双方订立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为2012年2月20日至2015年2月19日，并约定被告王晓红的工资为12480元／月。2013年2月起被告的工资调整至15456元／月。2013年7月3日，原告达尔杰公司以被告王晓红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向被告王晓红送达了一份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双方解除劳动合同。2013年8月9日，被告王晓红以原告达尔杰公司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向杭州市余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原告达尔杰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加班工资、第13个月工资及补缴2013年7月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2013年9月27日，杭州市余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余劳人仲案字（2013）第241号仲裁裁决书。原告达尔杰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认为被告王晓红在工作期间存在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等情况，原告达尔杰公司与被告王晓红解除劳动合同理由合法有据，不应当承担给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的责任，于2013年10月11日诉至本院。诉讼过程中，原告达尔杰公司举证了杭州卫洋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一份，用以证明被告王晓红在任期内的经济管理责任存在失职失察行为，给原告达尔杰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该份专项审计报告内容无法看出被告王晓红本人存在重大过失或违法、违规的情形，亦无法得出被告王晓红个人行为与原告达尔杰公司重大的直接或潜在经济损失有无关联以及影响程度，亦无其他充分有效证据予以佐证；且该专项审计报告系被告王晓红于2013年7月离任后，原告达尔杰公司于本案诉讼期间2013年11月作出，故本院对该份专项审计报告的待证事实不予确认。本院审理后，于2013年11月26日作出（2013）杭余民初字第235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原告达尔杰公司应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给被告王晓红2013年7月1日至3日的工资2016元，2012年、2013年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11149.24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74362.75元，以上金额共计87527.99元。二、原告达尔杰公司应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为被告王晓红向杭州市余杭区社会保险办公室补缴2013年7月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被告王晓红应承担个人负担部分，并提供相关材料协助原告达尔杰公司办理补缴手续（具体标准以经办机构核算为准）。三、驳回原告达尔杰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告达尔杰公司不服本院的上述判决，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期间，原告达尔杰公司提交税收缴款书一组，欲证明被告王晓红在工作中存在失职和违反规章制度的情形，导致原告达尔杰公司的关联公司因没有凭据证明其已在中国境内缴税而在其本国国内重复缴税产生损失的事实。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该组缺乏原件以供核对，同时该组证据也无法证明原告达尔杰公司的关联公司实际重复缴税损失以及该损失系由被告王晓红工作失职造成的事实，故对该组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该院审理后于2014年5月14日作出（2014）浙杭民终字第2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达尔杰公司又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上判。案经开庭审理，调解无效。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达尔杰公司要求被告王晓红赔偿损失、赔偿少代扣代缴的公司员工的个人所得税、返还非法取得的工资增长额，但并未向本院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故对此原告达尔杰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原告达尔杰公司要求被告王晓红赔偿损失、赔偿少代扣代缴的公司员工的个人所得税、返还非法取得的工资增长额的诉讼请求，因依据不足，本院对此不予支持。被告王晓红关于本案的答辩意见，合理部分，本院予以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杭州达尔杰帝照明灯具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899元，减半收取5449.50元，保全费2348元，合计7797.50元，由原告杭州达尔杰帝照明灯具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10899元。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缴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为工商银行湖滨分理处，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2×××68）。
审判员 唐云珍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许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