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赣0802民初377号
原告：吉安市吉州区兴桥镇藤桥村委会山头村民小组。
代表人：刘玉家，男，1971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从2017年3月开始担任山头村小组组长，住吉安市吉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庆胜、黄爱清，江西白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吉安市吉州区兴桥镇袁塘村委会安下村民小组。
代表人：万林祥，男，1956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从2017年2月开始担任安下村小组组长，住吉安市吉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越，江西井冈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吉安市思倍得农牧有限公司，住所地吉安市吉州区西市镇联网公路19公里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8027057617155。
法定代表人：邓名煌，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英镇，男，1959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吉安市吉州区，。
原告吉安市吉州区兴桥镇藤桥村委会山头村民小组（以下简称藤桥山头村小组）与被告吉安市吉州区兴桥镇袁塘村委会安下村民小组（以下简称袁塘安下村小组）、第三人吉安市思倍得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倍得公司）恢复原状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2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藤桥山头村小组代表人刘玉家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庆胜、黄爱清、被告袁塘安下村小组代表人万林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越、第三人思倍得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肖英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藤桥山头村小组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停止对原告桐坑岭山林权属地栽种树木、施建房屋等侵权行为；2、判令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山林权属地桐坑岭与被告山林权属地进山上相邻，经吉安市吉州区人民政府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吉区府林处字[2006]36号确界勾图，划分出了具体界线。现被告侵占原告桐坑岭山林地二三十亩并种上了树苗和果树，经原告多次交涉未果，诉至法院。
被告袁塘安下村小组辩称，1、原告所诉侵权具体指向不明；2、原告应拿出林改时政府颁发的林权证上所登记的“桐坑岭”四界来支持权利主张；3、该侵权案依有关规定不应作为民事案件起诉；4、吉安市鹭洲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报告以吉州区人民政府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为依据作出错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应以各自林权证登记的内容确定各自林地边界；5、被告对原告所诉被侵占山场历来享有权利，且权属来源清楚，其多年来对“进山上”（包括本案诉争林地）全部山场进行经营管理，范围、面积与林权证上所登记内容一致，系合法地行使权利。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结合历史、现状，以维持目前林地使用现状为宜；6、2006年区政府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出现过桐坑岭、双塘边、进山上三个山场的名称，桐坑岭、双塘边是否属于同一座山需要原告作出解释。
第三人辩称，原、被告山林权属地争议范围里的思尧总猪场时思倍得公司2015年7月从王子龙手上转租过来的，转租之后第三人只建了一个办公楼，其他建筑物以及树木都是王子龙租赁期间存在的。思倍得公司租了被告山场100亩，有近80亩桂花树、山茶花树，现在猪场有8栋猪栏、1栋办公楼、1栋厨房餐厅、2座水塔。思倍得公司不知道其所租赁的山场与原告的桐坑岭山林权属地有争议，直到收到法院的传票后才知道有争议。
原告为支持其诉请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吉州区林证字（2007）第0403010007号山林权属证书、吉安市吉州区人民政府吉区府林处字【2016】36号山林权争议处理决定书各1份，证明被告侵占原告桐坑岭山林权属地范围的事实；
2、照片3张，证明被告在原告的山林地上种植果树，严重侵犯了原告的权益。
3、吉安鹭洲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报告书1份，证明被告栽种树木是在原告山林权属地桐坑岭的四至范围内。
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1980年代林业三定时的（吉）林证字第38259号林权证存根1份，证明安下村“进山上“四至范围，注意东向界址“双丈边山栋”与2006年区政府重新勘界确权中东向界址的区别；
2、吉安市吉州区人民政府吉区府林处字【2016】36号山林权争议处理决定书1份，证明经政府调处后双方山场东向界址（涉及南北界址）以重新划线为界；
3、吉州区林证字（2006）第0402030027号林权证1份，证明该林权证上“进山上”四界与林业三定时“（吉）林证字第38259号”中“进山上”四界基本相同；
4、吉州区林证字（2014）第04020300001号林权证1份，证明安下村“进山上”东向界址已明确为“山顶界沟”，落实了【2016】36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书的规定；
5、山地租赁合同2份，证明（吉）林证（2014）第04020300001号林权证登记的“进山上”四界范围多年来为安下村经营管理；
6、证人证言1份，证明原、被告山林权属地纠纷由区政府进行了处理，并重新勘界，确定争议范围以本山顶（右）直对项家山上电线杆为界，对着山顶划界，以东为被告的山场范围，以西是原告的山场范围。
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
法院为了查明案情需要，依法调取的证据：
1、吉安鹭洲司法鉴定中心《关于委托补充说明的函的答复函》1份（2017年5月2日），证明原、被告村小组林地权属地争议范围的经纬度坐标、面积以及争议范围的使用情况。
2、吉安鹭洲司法鉴定中心《关于委托补充说明的函回函》1份（2017年7月31日），证明王子龙的吉州区林证字（2014）第0402030001号林权证超越被告安下村小组林权证（2006）第0402030027号四至范围并部分涵盖原告山头村小组吉州区林证字（2007）第0403010007号林权证的四至范围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中林权证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其四至的指向不明；对区政府处理决定书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认为照片中的树苗确实是被告种植的树苗，但树苗所在的山场并非原告山场的范围。对证据3认为鉴定报告结论不能够作为定案的依据。鉴定报告以吉府林处字（2006）36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为唯一依据错误，应以各自林权证登记的内容（四至、面积、地标物等）确定各自林地的边界。因为该份处理决定书是双方林地登记之前形成的，之后双方对各自的林地进行了确权登记，明确了双方的权属。双方在2007年林改以后的各自登记行为，最后划分了各自林地的权属边界，并且至今没有否定，而鉴定报告结论所认定的界址（主要是东、西方向界址）与双方林权登记的四至不符。且区政府处理决定书里的两山的划界线依据的是2号电线杆，鉴定报告结论中两山划界线依据的是1号电线杆，两个电线杆相差150米到200米，人为缩小了被告的山场面积，鉴定报告明显偏向原告方。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认为与其无关，不予质证；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这些果树确实是思倍得公司租赁被告进山上范围内栽种的；对证据3认为是原、被告之间的纠纷，其不知情。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3、4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认为三性无异议，但是恰恰证明被告在原告山场种植果树或者转包给他人种植果树都是侵权行为；对证据5认为正好证明被告对原告所有的林地实施了侵权行为，且租赁时间是从2015年4月10日开始，证明侵权行为客观存在，应当立即停止；2010年荒山租赁合同中没有表明荒山具体指哪个，与本案无关；对证据6认为证人与被告有直接利害关系，不予质证。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3、4、6认为与其无关，不予质证；对证据5三性无异议。
原告对法院依法调取的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合法性有异议，其认为王子龙林权证四至范围应在被告林权证四至范围内，如超越应属发证错误，且被告安下村小组除涵盖面积13.2亩外仍侵占原告山林权属地30多亩。被告对法院依法调取的证据1有异议，认为这份补充说明书中东边的经纬度坐标依据的标志物错误，应为电线杆2；对证据2有异议，不能采信，其认为该回函未查明双塘边山栋的具体位置，权属争议的解决应以林改后双方各自登记的林权证为依据，且应以《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有关规定依其所向最近（山顶）标志物确定界址。第三人对法院依法调取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认为两证是否重叠需原、被告确认，待确认后第三人再行确认租山面积和租赁关系，第三人租山时对原、被告山林权属地有争议不知情，原告用侵权一词不合适（注明：本院原通知双方当事人于2017年8月31日上午对法院调取的证据2质证并按被告安下村小组申请通知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因被告无故对鉴定人员言语以及人身攻击导致鉴定人员无法出庭，质证、质询程序中断，为避免双方矛盾再次升级，本院要求双方当事人对证据2分别单独出具书面质证意见）。
综合以上庭审质证意见和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本院可以确认以下案件事实：原告藤桥山头村小组系桐坑岭林地所有权人，被告袁塘安下村小组系进山上林地所有权人。因林业产权制度改革换证确界，在确界勾图中因原告的双塘边桐坑岭山与被告的进山上两山交界界址不清引起山林权属争议，使确界勾图工作无法进行，经吉安市吉州区人民政府林改工作组召集双方现场调解并根据双方出示的山林权证进行现场辨认核对，认为原告的南至与北至与实地不符，被告的西至与北至与实地不符，双方都有扩大范围意向。2006年4月9日，吉安市吉州区人民政府出具吉区府林处字[2006]36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对两山争议作如下处理决定：1、原告的双塘边桐坑岭山场四址为：东：去项家的分道路为界、南：与安下山交界（以右边山顶直对项家山上电杆划线为界）、西：本山脚为界、北：本山脚为界；2、被告的进山上山场四址为：东：去项家拖拉机路为界、南：去项家拖拉机路为界、西：本山脚为界、北：与山头山交界（东段：以本山顶（右）直对项家山上电杆划直线为界，西段以此线正长线为界）。2006年7月20日，吉州区人民政府为被告颁发了吉州区林证字（2006）第0402030027号林权证，明确了进山上的四至范围：东至双龙边山栋止、南至大山上山脚止（去项家老马路）、西至安下大塘水库、北至双龙边田边。2007年9月28日，吉州区人民政府为原告颁发吉州区林证字（2007）第0403010007号林权证，明确村南桐坑岭四至范围：东至项家对门老拖拉机路、南至项家马路为界、西至本山山顶为界、北至岭背上田。2010年1月1日，被告安下村小组将进山上100亩山地（包括本案原、被告山场争议范围）出租给王子龙用于养殖和种植，租期为30年。2014年1月10日，吉州区人民政府为王子龙颁发了林权证，确认王子龙为进山上100亩林地以及林木使用权人。2015年11月10日，王子龙将其承租的进山上100亩山地转租给第三人思倍得公司用于现代农业产业化等农业综合开发如建猪舍、打井、挖塘、灌溉设施及污水处理建设等，并由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书》，租期为2015年11日10日至2045年11月10日，叁拾年租金为人民币贰拾捌万贰仟元整。签订合同后，第三人思倍得公司一次性付清被告30年租金。王子龙和第三人思倍得公司在原、被告山林争议范围内栽种树木、修建房屋和水塔。2016年5月8日，原告向法院申请对吉州区林证字（2007）第0403010007号林权证中桐坑岭的四至范围以及被告在原告山林权属地桐坑岭的四至范围内栽种树木的事实进行司法鉴定。2016年6月23日，原、被告双方协商一致选择吉安鹭洲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2016年7月25日，经法院委托，吉安鹭洲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林业司法鉴定评估意见书认为争议范围在藤桥村委会山头村小组“村南桐坑岭”四至范围内[即《林权证》吉州区林证字（2007）第0403010007号、小班号00105号内]；被告袁塘村委会安下村小组栽种树木是在原告山林权属地桐坑岭的四至范围内。2017年4月24日，法院为了案情需要，要求吉安鹭洲司法鉴定中心出具补充说明明确界定原、被告村小组林地权属地争议范围的经纬度坐标、面积以及争议范围的使用情况。2017年5月2日，鉴定中心向法院出具答复函，并附上涉案山场现场位置示意图，其中答复函载明：“1、争议范围面积为47.41亩；2、争议范围大部分已经机械平整、种植树木、部分地段有建筑物；3、争议范围的经纬度坐标见附件林业司法鉴定涉案山场现场位置示意图。2017年7月11日，因本案的处理结果涉及到第三人的权益，法院又委托吉安鹭洲司法鉴定中心出具补充说明明确界定王子龙的吉州区林证字（2014）第0402030001号林权证是否涵盖或部分涵盖原告山头村小组吉州区林证字（2007）第0403010007号林权证的四至范围。2017年7月31日，鉴定中心向法院出具回函载明：“1、王子龙的吉州区林证字（2014）第0402030001号林权证超越袁塘村委会安下村林权证（2006）第0402030027号四至范围并部分涵盖藤桥村委会山头村（2007）第0403010007号林权证的四至范围；2、涵盖四至范围见林业司法鉴定涉案现场位置示意图；3、涵盖面积13.24亩。
本院认为，原告认为被告将属于原告山林权属地桐坑岭四至范围内部分山场先后租赁给王子龙以及第三人吉安市思倍得农牧公司用于种植和养殖，且王子龙和第三人吉安市思倍得农牧有限公司在原告山林权属地桐坑岭四至范围内栽种树木、新建房屋和水塔的行为，侵害了其山林所有权。但吉安鹭洲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关于委托补充说明的函回函》载明王子龙的吉州区林证字（2014）第0402030001号林权证超越袁塘村委会安下村林权证（2006）第0402030027号四至范围并部分涵盖藤桥村委会山头村（2007）第0403010007号林权证的四至范围，涵盖面积为13.24亩，而吉州区人民政府却于2014年1月10日为王子龙承租进山上100亩林地颁发了吉州区林证字（2014）第0402030001号林权证，确认了王子龙为进山上100亩林地以及林木合法使用权人。因本案属民事纠纷，吉州区人民政府颁发的林权证属行政行为，原告应先依据吉安鹭洲司法鉴定中心林地权属司法鉴定意见书向吉州区人民政府申请，通过行政途径解决行政争议，再行主张自己的物权。综上所述，原告向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证据不充分，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吉安市吉州区兴桥镇藤桥村委会山头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吉安市吉州区兴桥镇藤桥村委会山头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判决生效后，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义务，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上述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 判 长 张 琼
人民陪审员 肖仕龙
人民陪审员 夏珊瑚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孙 翀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