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闽0105民初221号原告：邵玲，女，1978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玲、刘行星，福建东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和文，男，1985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连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飞燕，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郑贤秦，男，1986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木明、游琴芳，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邵玲与被告陈和文、郑贤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25日受理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6月6日进行了公开审理,邵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玲，陈和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飞燕，郑贤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木明、游琴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邵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为：1、判令陈和文、郑贤秦立即偿还邵玲借款本金163000元,并支付自2017年8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陈和文、郑贤秦还清借款本金之日为止（至起诉之日暂计为4075元）。2、本案诉讼费由陈和文、郑贤秦承担。事实与理由为：邵玲与陈和文、郑贤秦系朋友关系，陈和文、郑贤秦于2017年6月14日起以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为由多次向邵玲借款，并表示在短期内会将借款偿还给邵玲。邵玲基于对陈和文、郑贤秦的信任通过支付宝转账给郑贤秦50**元及微信转账给陈和文18000元。而后陈和文、郑贤秦又于同年8月18日再次向邵玲借款140000元，邵玲通过招商银行金华分行江北支行转账给郑贤秦，并且郑贤秦也表明已收到借款140000元。截至2017年8月18日，陈和文、郑贤秦向邵玲借款共计163000元。而后邵玲因自身资金周转原因多次向陈和文、郑贤秦催讨上述借款时，陈和文、郑贤秦均以各种理由进行推脱，迟迟不肯还款。陈和文辩称：陈和文从未向邵玲出具过借条或是向其借款，民间借贷关系自始至终不存在。一、邵玲对陈和文转款的行为系金钱赠与行为，且已经发生权属转移，邵玲不得撤销其对陈和文的赠与，亦不能以借贷向陈和文主张返还。邵玲和陈和文原系恋人关系，邵玲所主张的小额款项（共计23000元）是邵玲在双方恋爱期间对陈和文的赠与，并不是借款。2017年8月18日，邵玲自愿赠与陈和文14万元，陈和文接受13万元，另1万元陈和文于2017年11月21日已转回给邵玲。二、即使邵玲不认为该款是赠与给陈和文，也应当是将财产交由陈和文投资的行为，亦不属于借贷。陈和文用所受赠的金钱在美国投资餐馆，但投资失败，邵玲也表示理解，也没有要求陈和文还款。双方仅是因为感情争执无法解决，才闹到法庭，根本不存在借贷关系。三、陈和文已提供之间证明讼争款项的争议属于其他债权债务关系，邵玲应对借贷关系的成立负举证责任，但邵玲并无证据证明，其诉讼请求不能予以支持。郑贤秦辩称：郑贤秦不是借款人，不存在向邵玲借款问题。郑贤秦与陈和文是朋友关系，是基于陈和文在美国承兑需要而帮陈和文收款，郑贤秦自身并未获取分文利益。现邵玲将郑贤秦作为民间借贷的被告与事实不符，请求撤销对郑贤秦的起诉。另外，讼争金额已只有153000元。围绕诉讼请求，邵玲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身份证，予以证明邵玲的主体资格；2、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微信支付记录、招商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微信聊天记录、招商银行户口交易明细表，用以证明：1、自2017年6月14日起至2017年8月18日止，陈和文、郑贤秦多次向邵玲借款，邵玲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形式向陈和文、郑贤秦支付借款共计163000元。2、邵玲向陈和文、郑贤秦催讨均被拒绝。陈和文质证：对1无异议；对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不能证明有借贷关系，陈和文与邵玲不是民间借贷关系，而是感情纠葛。郑贤秦质证：对1无异议；对2有异议，郑贤秦不是借款人，款项均是转给陈和文的，并不是给郑贤秦。围绕答辩意见，陈和文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Ｂ1、与“宝哥”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2017年11月19日，陈和文通过他人转账1万元给邵玲。邵玲实际赠与投资的款项只有13万元。Ｂ2、与邵玲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1、邵玲与陈和文元系情侣关系；2、邵玲是赠与陈和文资金；3、邵玲明确知道其赠与给陈和文投资的钱都亏了，且在态度上是包容的。邵玲质证：对Ｂ1无异议；对Ｂ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陈和文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陈和文与邵玲是情侣关系，并且聊天记录也没有证明邵玲与陈和文的生意投资。围绕答辩意见，郑贤秦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Ｃ1、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邵玲确认郑贤秦仅是涉案款项代收方，本案与郑贤秦无关。邵玲质证：郑贤秦也是实际借款人。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材料确认如下：邵玲、陈和文及郑贤秦提交的证据材料，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1、2中邵玲与陈和文的微信聊天记录、Ｂ2和Ｃ1，可以证明邵玲与陈和文曾经是比较亲密的朋友关系。2、2中邵玲与陈和文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陈和文在收到邵玲通过郑贤秦转来的140000元款之前，多次表示该款会还的；但不能证明另外转给陈和文的23000元，陈和文有还款的意思表示。3、Ｂ1、Ｂ2可以证明：陈和文收到的邵玲通过郑贤秦转来的140000元款，除通过他人转10000元给邵玲外，其余款项用于投资，邵玲知道陈和文将上述钱款用于投资的事，后陈和文表示投资失败；Ｂ2还可以证明，在陈和文表示投资失败之前，双方曾谈到过把钱款转回给邵玲的事，因邵玲不想陈和文失去机会、不想双方因邵玲收回上述钱款“散了”而未果。4、Ｃ1可以证明：邵玲知道郑贤秦对通过其转给陈和文的140000元，只是代收的事实。5、比较2中2017年8月18日上午邵玲与陈和文的微信聊天内容与Ｂ2中2017年12月22日下午邵玲与陈和文微信聊天内容，综合考量二次微信聊天的语境，2的证明力要大过Ｂ2的证明力。经审理查明：邵玲与陈和文曾经是比较亲密的朋友关系，2017年6月14日，邵玲通过支付宝转账给陈和文5000元；同年6月17日，邵玲通过微信转账给陈和文5000元；同年6月29日，邵玲通过微信转账给陈和文3000元；同年7月4日，邵玲通过微信转账给陈和文5000元；同年7月17日，邵玲通过微信转账给陈和文5000元。以上款项合计23000元。2017年8月10日，陈和文与邵玲通过微信联系让邵玲转款给陈和文的事。8月18日上午，双方再次通过微信联系此事，陈和文向邵玲表示：“反正这钱不管怎样了都会还你的”、“我不管你怎么想反正这些钱总会还给你”、“这钱会还你”。当邵玲问：“为什么会要还我”时，陈和文回答：“谈钱是敏感的我不想你认为图你的钱”。因陈和文身在国外，陈和文告知款项先汇给郑贤秦的银行账户。2017年8月18日下午，邵玲通过银行转账汇款的方式，将140000元转入郑贤秦的中国建设银行相关账户。后由郑贤秦折合成美元转给陈和文。2017年11月21日，陈和文通过他人银行账户转10000元到邵玲的中信银行相关账户。同年12月22日，陈和文通过微信告知邵玲其投资“关门了不做了”、“钱打水漂”了。之后，双方微信聊天的主要内容为：“邵玲：‘那时候我要真的把钱拿回来就不会有这事了’；陈和文：‘谁让你不要的’；邵玲：‘可是，这是你的机会，你又那么想做，我不想你失去机会’；……邵玲：‘我要真把钱拿回来了，我们就散了’；陈和文：‘散了总比亏钱好啊”、“冤大头’；邵玲：‘只要人在，钱还是会赚回来的’；陈和文：‘可是关键太冤了气人’；邵玲：‘我要是你这想法，之前我就不会把钱给你’”。2018年1月25日，邵玲提起本案诉讼。庭审过程中，鉴于邵玲主张的部分法律关系的性质可能涉及其他民事法律关系，本院告知邵玲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以便本院一并审查；同时，也征询了其他当事人的意见。邵玲表示不变更诉讼请求，其他当事人也均表示不作其他抗辩。各方当事人确认：邵玲转给陈和文的23000元以及2017年8月18日邵玲通过郑贤秦转给陈和文的140000元，陈和文均已收到。140000元款中，2017年11月21日，陈和文已通过他人转给邵玲10000元。诉讼期间，邵玲向本院申请进行诉讼保全及限制陈和文出境，本院依法对郑贤秦的相关银行账户及郑贤秦在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相关账户采取了保全措施，并依法对陈和文采取了限制出境的措施。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邵玲自己转给陈和文的款项、及通过郑贤秦转给陈和文的款项，陈和文均已收到的事实没有争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讼争款项的性质，即：讼争款项究竟是邵玲所主张的借款、还是陈和文所主张的属邵玲赠与的款项。对于邵玲主张自己转账汇给陈和文的23000元属于借款的问题，本院认为，该23000元虽有支付宝转账、微信转账及银行记录证明该款确实转给了陈和文，陈和文也确认收到了该款项，但邵玲并未举证证明陈和文表示过愿意还该款，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23000元属借款。因此，对邵玲的这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于邵玲通过郑贤秦转给陈和文的、目前有争议的130000元，首先，从陈和文所主张的赠与是否成立来看，本院认为，即便是恋人之间的款项往来，也并非都是赠与。赠与是与转移财产权有关的合同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属于一种恩惠行为，必须经受赠人明示或默示的同意，赠与合同才能成立。换言之，就是一方要明确表示愿意把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他方，相对一方也要明确表示愿意接受、或者默示愿意接受赠与。本案中，陈和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不具有法定的纯获利益的情形，陈和文若要主张邵玲通过郑贤秦转来的钱款属赠与的性质，除了要证明邵玲有赠与的意思表示与实际行为外，还必须证明陈和文有过明示或默示的同意。但陈和文并没有证据证明邵玲明确表示愿意无偿地把款项给予自己，相反，陈和文在收到该款前曾多次表示要还该款。也就是说，即便当时邵玲有“赠与”的意愿与行为，但陈和文并没有明确表示愿意接受赠与、也没有默示愿意接受赠与，而是表示要还该款，则陈和文所谓的“赠与合同”也因其没有表示接受赠与而不能成立。其次，从双方提供的证据证明力来看，邵玲与陈和文双方都提供了相关证据来证明各自的主张，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考量双方各自的主要证据即二次微信聊天时的语境：2017年8月18日时，钱款尚未到手、投资尚未失败，此时的陈和文信誓旦旦、信心满满，不愿让邵玲认为其是图邵玲的钱，表示愿意还款。2017年12月22日时，陈和文讲其投资已经失败、而且是被坑了、当了冤大头；此时双方的关系仍交亲密，陈和文意志消沉，邵玲的讲话中就带有安慰，也带有埋怨、赌气的成份。虽然邵玲说过：“我要是你这想法，之前我就不会把钱给你”，但这显然不足以证明邵玲通过郑贤秦转给陈和文的款项属于赠与性质。因此，本院确认：邵玲主张其通过郑贤秦转给陈和文的款项是借款的证明力显然要大过陈和文主张该款属邵玲赠与的证明力。陈和文另辩称该款属邵玲的投资款，但也仍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邵玲与陈和文之间就投资项目、收益分配等必要事项进行过协商并达成投资合意的事实的存在。因此，陈和文的辩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陈和文向邵玲借款130000元的事实，有银行转账记录、邵玲与陈和文之间微信聊天记录等为证，陈和文也曾表示要还该款，对邵玲要求陈和文偿还130000元借款的这一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借款时双方未约定利息，邵玲要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利息，尚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亦予支持。邵玲主张自2017年8月18日起计算利息，没有法律依据，本院确定自其起诉之日起计算。邵玲主张上述借款由陈和文、郑贤秦共同偿还，但并未举证证明对上述借款郑贤秦有共同借款或愿意还款的意思表示；且邵玲与郑贤秦的微信聊天记录也证明，邵玲知道郑贤秦对上述款项只是属代收的事实。因此，对邵玲的这一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判决生效后，对郑贤秦的诉讼保全措施得立即予以解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陈和文欠邵玲130000元，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还清，并以实际所欠本金为基数、自2018年1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至还清欠款止。二、驳回邵玲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41.5元，由邵玲负担741.5元，陈和文负担2900元。诉讼保全费1335元，由邵玲负担741.5元（已交）。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立峰人民陪审员  陈 云人民陪审员  董 军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江 炫附录：一、主要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债务应当清偿。……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修正)》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二、执行申请提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