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01民终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钟吉连，女，1962年12月7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国良，男，1960年11月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奉贤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双虎，上海顺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伟，上海顺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钟吉连因与被上诉人高国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7）沪0120民初165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钟吉连、被上诉人高国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钟吉连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地产居间合同》和《房屋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出卖房屋的坐落区域、面积与其实际取得的两套房产的区域、面积一致，可见合同履行的标的物真实，且上诉人已履行合同付清房款，被上诉人亦出具收条证明其收到120万元（人民币，以下币种同）房款；二、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预付房款给被上诉人指定的债权人，原审认定“双方确认大部分钱款均系原告归还的高利贷”属歪曲事实；三、原审判决与合同法、物权法等法律相悖，缺乏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高国良辩称:双方之间没有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且上诉人并未实际支付房屋对价。钟吉连和高国良当时系情人关系，钟吉连带高国良去赌博，欠案外人的钱，钟吉连拿出钱还债，就让高国良出具借条，但钟吉连归还的是双方共同的赌债。后钟吉连说要有一个保障，就要求高国良签房屋买卖合同，由于高国良不识字，对合同内容并不清楚，同时也基于双方系情人关系、二人一起赌博欠债、钟吉连称今后可居住到其动迁房等原因，高国良就签了字。综上，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钟吉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高国良向钟吉连交付位于上海市奉贤区XX路XX弄XX弄XX苑XX栋XX号XX室房屋。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至2015年期间，高国良向钟吉连出具了多份借条。2014年11月25日，钟吉连、高国良签订《房地产居间合同》，约定高国良将位于上海市XX社区XX段，建筑面积117平方米的房屋转让给钟吉连，转让价120万元，并约定高国良交钥匙时钟吉连付25万元，其中5万元等过户时付，20万元高国良欠钟吉连有借条，还约定高国良必须无条件的配合钟吉连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等高国良产证办出后到房地大厦去办理抵押手续。2015年7月15日，钟吉连、高国良双方又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一份，再次确认高国良将自己的拆迁安置房一套出卖给钟吉连，房屋面积不少于117平方米，实际面积在117至130平方米之间，比117平方米多余的部分，高国良无偿赠送给钟吉连，房屋选定在10层以上位置。至2015年1月，钟吉连以高国良前些年向钟吉连的借款和替高国良归还的借款抵购房款，计付120万元。2015年9月1日，钟吉连、高国良签订《借款及担保协议书》一份，约定高国良向钟吉连借25万元，借款期2015年7月19日至2015年9月1日，在此段时间总计借15万元，归还时间没定，此借款扣作以后房屋过户费，多余部分作为借款。
一审庭审中，高国良表示对2012年4月29日7.5万元的借条、2014年11月25日70万元的借款、2014年10月19日5万元的借条及2014年11月18日1.35万元的借条无异议，但认为这是钟吉连、高国良两人赌博一起输掉的钱，后确由钟吉连一人去归还的，钟吉连还曾给过高国良现金10万元。
另钟吉连、高国良均确认高国良所选取的拆迁安置房为XX苑XX栋XX号XX室、XX栋XX号XX室。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钟吉连主张其与高国良之间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但纵观合同及补偿协议的内容，均未有明确的房屋坐落位置及门牌号码，但对钱款的支付方式明确记载为由借款抵扣，而事实上双方也确认大部分钱款均系钟吉连归还的高利贷。且在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双方还在发生借款关系，并签订借款及担保协议书，故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之间所签订的房地产居间合同及补偿协议，并非双方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一种对借款担保的意思表示，故对钟吉连要求高国良交付房屋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钟吉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600元，减半收取计7,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钟吉连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钟吉连提交证据：1.《房地产居间合同》、案外人安某和张某的身份证复印件、上海市房地产登记簿（房地产抵押状况信息）、收据，证明钟吉连开始是要买案外人安某和张某的房屋，并由中介垫付了2万元定金，高国良知道钟吉连要买房，故要求钟吉连买他的房屋，并为此主动承担钟吉连违约产生的2万元定金损失；2.交通银行取款凭证，高国良在该凭证背面签名并书写“收到”，证明2015年1月19日钟吉连在交通银行取现20万元并交给高国良；3.奉贤区XX镇XX村村民委员会规划建设办公室（以下简称杨王村规划建设办）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高国良先后多次携钟吉连前往该办，明确表示已将一套房屋出售给钟吉连，要求直接过户给钟吉连，并曾留下一份双方买卖合同及资金往来复印件在该办；4.朱某出具的《证明》，朱某系高国良和钟吉连的共同朋友，证明高国良多次表示把自己的一套动迁房卖给了钟吉连，并用房款还清了之前在别处所欠高利贷；5.何某出具的《证明》，证明高国良在得知钟吉连定下阳光园的一套房产后，多次携钟吉连来到何某处，恳请钟吉连购买高国良的动迁房，承诺2个月内可以交房，并表示愿意承担钟吉连2万元的定金损失，最终在何某的见证下，签下了本案《房地产居间合同》。同时，钟吉连申请何某出庭作证，何某作证称：证人系上海XX事务所的中介人员，钟吉连系证人丈夫的堂妹。2014年11月5日，经证人介绍，钟吉连和案外人就阳光园二期的一套房屋签订《房地产居间合同》，并由证人垫付了2万元定金。2014年11月25日，高国良和钟吉连到证人所在门店表示，之前阳光园房屋的买卖合同要违约，证人称2万元定金拿不回来，高国良就称由其承担，但实际上是钟吉连把2万元还给了证人。当日，高国良和钟吉连签订《房地产居间合同》，证人系作为中介人员的身份，因为钟吉连与证人有亲戚关系，故中介费没有填写，且若客户无要求，则合同上一般不盖中介公司的公章。证人当时也劝过钟吉连，房屋门牌号都没有，暂时不要购买，但钟吉连称高国良不仅欠其18万元，外面还欠高利贷，同样是买房，高国良要求其买他的房屋。关于70万元的收据，高国良在证人门店签字，除了高国良的签名，其余内容由证人书写，该70万元款项钟吉连肯定已经支付，支付了之后证人才会写收据，且支付系以银行转账形式。证人对后续房屋交易情况就不知道了。
被上诉人高国良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1真实性无法核实，与本案也无关联性，不存在高国良承担2万元定金损失这个事情；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就该笔取现，高国良只拿到10万元；对证据3真实性不予认可，杨王村规划建设办并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其不能出具《情况说明》，其即便出具，也需出庭作证。同时，该《情况说明》系要证明2015年至2017年之间的事情，时间跨度太大，且2017年7月18日高国良才签订动迁协议，不可能在两年前就办理房屋过户至钟吉连名下的手续，故该证据违背常理，应不予采信；对证据4，证人需出庭作证；对证据5及何某的证人证言，何某系钟吉连的亲属，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且证人证言前后矛盾，错漏百出，如：房屋还无明确地址，证人作为中介就签订了所谓的《房屋居间合同》；通过证人证言无法认定2万元定金损失应由高国良承担；证人作为证明人，其未看到现场转账，就随意写了70万元的收据。
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对证据1真实性难以确认，即便为真，该组证据也并不能证明高国良表示过由其承担钟吉连因违约产生的2万元定金损失该节事实，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高国良确在该张金额为20万元的交通银行取款凭证背面签名并书写“收到”二字，现高国良自认就该笔取现拿到10万元，故高国良收到钟吉连支付的10万元现金该节事实可予认定。至于剩余10万元，鉴于钟吉连自述当日其共给高国良25万元现金（其中20万元为交通银行取现，5万元为家中自有资金），然而高国良当日签名的该25万元借条上却称“今向钟吉连借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整，转账和现金”，两种说法显然存在不一致情形，加之，高国良系在凭证背面书写，亦未写明收到金额，故在现有证据下，钟吉连该笔取现的剩余10万元是否由高国良收取，本院难以认定，故对该证据证明内容本院部分采信；对证据3，该《情况说明》上并无单位负责人或经办人员签字或盖章，不符合证据形式要求，同时，通观整个《情况说明》，也无高国良将房屋出售给钟吉连的表述，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4，朱某未出庭作证，对其证言本院难以采信；对证据5以及何某的证人证言，首先，何某与钟吉连具有亲戚关系，其证言证明力明显小于其他证人证言。其次，何某的证言主要欲证明两节事实，一是高国良表示愿意承担钟吉连2万元的定金损失，二是高国良与钟吉连签订《房地产居间合同》的相关情况。对前一节事实，何某、钟吉连均称系钟吉连将2万元支付给何某，故仅凭何某证言和钟吉连陈述，显然不足以认定高国良作出过自愿承担钟吉连2万元定金损失的意思表示；对后一节事实，何某在高国良与钟吉连二人所签的《房地产居间合同》上标注其本人为“证明人”，落款处居间方一栏无中介公司公章，且佣金条款亦为空白，故实难认定何某系中介人员身份，事实上，何某对该合同后续进展并不知晓，也不符合中介工作惯例。同时，其关于钟吉连70万元款项支付的证言，与本案查明事实并不吻合。因此，除何某自述70万元收据的内容（除高国良签名外）系由其本人书写该节事实外，对何某证言的证明内容本院均不予采信。
二审经审理查明，2015年9月1日，钟吉连、高国良签订《借款及担保协议书》一份，约定高国良向钟吉连借15万元，而非一审判决书记载的“25万元”。另查明，在2015年1月19日交通银行取款凭证（客户名称：钟吉连；实付现金：20万元）的背面，高国良本人签名并书写“收到”二字。还查明，2017年7月18日，高国良与奉贤区XX镇XX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
二审中，钟吉连向本院陈述称，其共支付高国良房款1,150,500元，其中包括：1、80,500元（2012年4月29日高国良出具借条记载75,000元+高国良签名下方记载的4笔款项合计5,500元）；2、100,000元（2013年8月12日高国良出具借条记载100,000元，系钟吉连从别处借了10万元现金给了该笔借款的担保人万某）；3、700,000元（2014年11月25日高国良出具收据，载明收到钟吉连转账支付的购XX社区XX段的700,000元款项，具体构成为:2014年11月25日现金取款52,800元、2014年11月25日向案外人分别转账121,200元、426,000元以及2014年12月07日向案外人万某转账100,000元）；4、250,000元（2015年1月19日高国良出具借条记载250,000元，其中200,000元为交通银行取现，取现后交给高国良放在家中；50,000元为钟吉连自有资金，由钟吉连和高国良一起归还案外人邢某5万元借款）；5、20,000元（高国良表示承担钟吉连因放弃购买案外人房屋导致的定金损失2万元）。对此，高国良表示：1、认可2012年4月29日的75,000元借条，该款归还二人赌债；合计5,500元的4笔款项系钟吉连自己写的，不予认可；2、2013年8月12日100,000元借条的签名系高国良本人签名，但钟吉连没有给过这笔钱；3、对构成70万元的四笔款项无异议，但对收据记载的收款理由不予认可，且记不清是否为高国良本人签名；4、对交通银行20万元取现，高国良只拿到10万元；对邢某两张借条（2014年10月19日的5万元、2014年11月18日的1.35万元）认可，由钟吉连归还；5、对2万元定金损失不认可。
二审期间，何某作证称，70万元收据上的内容（除高国良签名外）系由其本人书写。此外，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钟吉连主张其与被上诉人高国良之间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然而，从本案查明事实和双方陈述内容看，一者，在签订《房地产居间合同》及《房屋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前后，双方之间一直存在借款往来，钟吉连所谓的已付房款，实际上都是以高国良向其借款或其替高国良归还高利贷的名义进行抵扣，从无直接房款交付的情形；二者，一方面，双方签订的《房地产居间合同》名为居间合同，实际并无正规中介公司居间交易，且直至双方签订补充协议时，房屋的坐落位置、门牌号码仍未明确，有别于一般的动迁安置房买卖情形；另一方面，双方虽在《房地产居间合同》中约定钟吉连在高国良交钥匙时付25万元、办理房屋过户时付5万元，但在高国良尚未签订动迁补偿协议并取得动迁安置房前，钟吉连即将房款全额付清，有悖常理；此外，补充协议中约定实际面积比117平方米多余的部分，高国良无偿赠送给钟吉连，亦非正常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内容；四者，钟吉连二审中称其共支付房款1,150,500元，显然与补充协议中关于房屋总价120万元已付清的表述存在矛盾，再进而对钟吉连所述已付房款的构成进行分析，暂且不论高国良所谓借款系归还二人共同赌债的说法是否真实，且就目前高国良认可的以及有据可循的款项金额计算，也不过90余万元，由此可见，钟吉连并未能举出充分证据证明其所谓120万元房款已付清的观点，故补充协议内容的客观合理性令人质疑；五者，钟吉连所举出的70万元收据的内容系与其有亲属关系的本案证人所写，而且证人关于该笔70万元款项的支付情况的证言也与事实明显不符，故本院难以通过该收据内容认定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基于上述分析，本院认为，上诉人钟吉连并未能举出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一审认定钟吉连和高国良所签订的《房地产居间合同》及《房屋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并非双方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而系一种对借款担保的意思表示，该意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同。由此，对钟吉连要求高国良交付房屋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钟吉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上诉人钟吉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潘 兵
审判员 钱文珍
审判员 严佳维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周 勰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