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长民二终字第2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明吉，男，1956年2月28日生，朝鲜族，住长春市双阳区。
委托代理人王晓光，吉林王晓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春花（刘明吉女儿），女，1984年5月12日生，朝鲜族，住江苏省盐城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东升，男，1969年2月3日生，汉族，住长春市双阳区。
委托代理人兰红卫，长春市双阳区云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刘明吉因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2014）双民重字第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明吉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晓光、刘春花，被上诉人王东升及其委托代理人兰红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王东升原审诉称，被告不愿意种地，全家去延吉市打工，就将自家分得的0.98公顷承包田流转给我经营耕种，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约定流转期限至2026年12月30日止，我依约一次性付给被告土地流转金7000.00元整，并经营履行合同至今，从无争议。2013年冬季，被告突然申请双阳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要求解除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把地返给被告，可是土地仲裁委未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就裁令解除双方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让我从2014年春开始退给被告0.98公顷土地。这已严重侵害了我的合法土地流转经营权。我认为，双方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是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转包费价格公平、合理，期限具体明确，且转包期限未到，继续履行符合法律规定，应继续履行，维持合同的稳定性；不能以现在的流转价格与当时的转包价相比对来认定是否显失公平。如果相比对，那么当年的7000.00元转包金也相当于现在的70000.00元，而且我对流转的土地进行了平整和改造，花去了大量的人力和机械进行了经济投入，提高了土地质量，难道解除合同对我就不显失公平吗？所以，土地仲裁委解除合同的观点与合同法的相关解释相悖。综上所述，依据土地承包法和土地承包流转办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继续履行2010年1月25日原被告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审被告刘明吉原审辩称，1、原告与我签订第二个《土地流转合同》时，是村会计为了规范通知我们双方去签订合同，并让我们把以前的合同全交上去了，我们双方都没有商量，就把村会计提供的合同签了，地就一直让原告种着。原告没有支付新合同约定的7000.00元承包金，我也从来没向原告要过这7000.00元。后来我没有生活费了就向原告要生活费，一年3000.00元，原告没同意给我，所以我于2013年申请了土地仲裁。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原告的行为违反了合同法和双方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第五条，构成了严重违约，所以双阳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的仲裁有理有据，解除双方承包合同合法；2、双方间承包合同违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35条第2款，第35条第2款规定的转包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在一定期限内转给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经营，而双方合同的流转主体分别位于两个不同的集体经济组织，即两个村两个社，所以双方的合同违反了国家法律规定，应予解除。综上，我认为原告起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于法无据，故请求予以驳回。
本案经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02年3月3日，原告王东升与被告刘明吉签订《合同书》，约定被告将其承包田9.8亩转包给原告经营，转包期限为25年（自2002年3月3日至2026年12月30日止），转包费共计7000.0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定将转包费7000.00元全部支付给被告。该合同履行至2010年1月25日，村委会为了规范合同，原被告在长春市双阳区平湖街道办事处及长春市双阳区平湖街道办事处新阳村民委员会的监督鉴证下，重新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约定被告将0.98公顷水田转包给原告经营，流转期限17年（自2010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0日），流转费用总计7000.00元，自签订合同之日起一次性付清。同时约定粮食直补归被告，粮种补贴和其他补贴等归原告，如遇国家、集体、个人征用、占用该土地，安置补助费归被告，青苗补偿费、地上附属物归原告，土地补偿费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执行。被告返回原告剩余年限的流转费用。流转期内原告有权利进行流转，但需告知发包方备案。该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重新签订的合同支付了被告自2004年至今的粮食直补款，但一直没有按照新合同约定支付被告土地流转费用。2013年12月，被告以原告未支付流转费为由，向长春市双阳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裁决认定了申请人（被告刘明吉）与被申请人（原告王东升）都认为双方于2010年1月25日签订的合同是对原2002年合同的完善，所以被申请人并未给付申请人合同约定的7000.00元土地转包费，同时被申请人也将该0.98公顷水田地自2004年以来的粮食直补款给付了申请人的事实。并裁决解除原被告于2010年1月25日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原告于2014年春耕前将被告的0.98公顷水田地退还给被告经营。原告对仲裁裁决不服，诉至本院，要求继续履行双方于2010年1月25日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另认定，本次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表示对仲裁裁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被告亦当庭自认其从未向原告主张过新合同约定的7000.00元承包费，而是后来因生活困难，向原告主张每年3000.00元的生活费，原告未同意，遂申请仲裁。
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对双方于2002年3月3日签订的《合同书》及2010年1月25日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合同书》经过村委会盖章，《土地流转合同》经村委会备案，故该两份合同均真实有效。被告辩解《土地流转合同》系重新约定，与《合同书》无关，但其又对仲裁裁决认定的“新合同系对原合同的补充和完善”的事实无异议，并自认签订第二份合同时双方未进行任何协商，该合同签订后其从未向原告主张过7000.00元转包费，其之所以申请仲裁系因向原告主张每年3000元的生活费未果；另外，两份合同在实际耕种的转包期限上是连续的，虽双方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时才约定粮食直补款归被告所有，但双方均表示自该合同签订后，原告已将2004年至今的全部粮食直补款给付被告，以上事实足以认定原被告于2010年1月25日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系对2002年3月3日签订的《合同书》的完善与补充，新合同通过对粮食直补款如何支付对原合同进行了变更。关于《土地流转合同》约定的转包费7000.00元，因被告从未向原告主张过，且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合同书》已终止履行或解除，虽被告主张《土地流转合同》中的7000.00元是重新约定，即变更系《合同书》新增加的7000.00元，但《土地流转合同》约定的转包费7000.00元是原《合同书》中的7000.00元还是增加的7000.00元约定不明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同合同法》第七十八条“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的规定，应推定《土地流转合同》约定的转包费7000.00元与原《合同书》约定的7000.00元系同一笔转包费。因原告已于2002年签订《合同书》时支付了转包费7000.00元，故无需再向被告重复支付。综上，原被告均按照约定履行了《土地流转合同》约定的全部义务，在原告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且合同约定的转包期限未满的情况下，原告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主张应予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原告王东升与被告刘明吉于2010年1月25日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继续履行。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被告刘明吉负担。
宣判后，刘明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认定被上诉人违反双方2010年1月25日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支持上诉人收回流转土地；判令双方合同不再继续履行或提高承包费予以变更，或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为：一、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八条规定，推定双方合同未变更不是事实，没有证据支持。《合同书》第一条约定的“转让”《土地流转合同》约定的是“转包”，两份合同签订的时间不同，《合同书》没有约定直补款的归属而《土地流转合同》对此进行了约定，《合同书》没有约定违约条款而《土地流转合同》对此进行了约定。《土地流转合同》明确约定违约条款，但原审判决故意用合同未变更袒护被上诉人未交7000元承包费的事实，规避了被上诉人的违约责任，损害了上诉人可依约收回土地的合同权利，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原审判决《土地流转合同》继续履行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2002年3月双方签订《合同书》时，国家相关惠农政策尚未出台，2004年国家取消农业税，为农民发放种粮直补，现在除直补200.00多元外，市场价每亩承包费可达900.00余元，算上直补可达1100.00元，是2002年的38.5倍。所以《土地流转合同》继续履行对上诉人显示公平，虽然从2004年粮食直补款由上诉人领取，但仍是2002年的32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解除双方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或变更由被上诉人增加承包费。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或发回重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另，二审庭审中，上诉人认可2002年《合同书》约定的承包价格7000.00元为当时合理的市场价格，是合同签订后土地价格逐年上涨的，土地的承包价格与土地的种类和等级有关。
本院认为：一、原审庭审中，上诉人对仲裁裁决认定的“新合同系对原合同的补充和完善”的事实无异议，自认签订第二份合同时双方未进行任何协商。原审法院综合前后两份合同期限是连续的，被上诉人已按照《土地流转合同》的约定将2004年至今的全部粮食直补款给付上诉人的情况已经认定2010年1月25日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系对2002年《土地流转合同》进行了变更。正是在确认《土地流转合同》是对《合同书》变更的基础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同合同法》第七十八条“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推定在《土地流转合同》中未进行明确约定的承包费未发生变更，在适用法律方面并无不当之处。二、2002年3月3日《合同书》约定的承包价格为7000.00元，为当时合理的市场价格，被上诉人在《合同书》签订后，依约一次性给付全部承包费，2010年1月25日的《土地流转合同》对该价格并未变更，被上诉人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上诉人认为从2004年开始国家出台惠农政策，发放粮食直补款，属于无法预见的情形，导致按原合同约定的条款继续履行显失公平。但粮食直补款是国家发放给种粮农户的补贴，承包费是承包方缴纳给发包方的土地使用费用，二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并且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已经按照约定将粮食直补款支付给上诉人，上诉人以惠农政策的调整主张合同应解除或变更并无相应的法律依据。上诉人称现在市场价每亩承包费可达900.00余元，首先其并未提出证据予以证明，其次，上诉人亦未证明与本案争议承包地相同种类与等级的土地目前承包费的数额，对于其主张的承包费显示公平的情况，原审法院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对本案进行调整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刘明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 宇
代理审判员 高云燕
代理审判员 肖 瑶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日
书 记 员 李蓬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