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民终字第17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璧如。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璧娟。
委托代理人郑璧如。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璧英。
委托代理人郑璧如。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福英。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李明。
上诉人郑璧如、郑璧娟、郑璧英、郑福英因与被上诉人郑李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4）杭下民初字第23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6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如下：郑某与孔某系夫妻关系，婚后共生育郑璧如、郑璧娟、郑璧英、郑福英、郑李明四女一子。杭州市下城区朝晖七小区9幢1单元201室及401室系私房拆迁的回迁安置房。郑李明受郑某的委托办理上述两套房屋的产权登记，根据郑某与孔某签订的《财产约定书》，孔某愿意放弃杭州市朝晖七区9幢1单元201室及401室中自己应有的二分之一的财产权，同意将上述二套房产全部归郑某所有。2005年4月郑某取得杭州市下城区朝晖七小区9幢1单元201室及401室房屋权属证书。2008年11月孔某去世。2009年4月郑某办理了遗嘱公证，遗嘱载明上述两套房产中属于郑某的全部产权份额均由郑李明继承。2012年7月24日郑某去世。2013年1月24日，郑李明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郑某所立的公证遗嘱的效力。原审法院于2013年3月16日作出（2013）杭下民初字第196号民事判决，确认郑某生前所立的（2009）杭证民字第3998号公证遗嘱中关于房产部分的继承内容合法有效。郑福英不服该判决，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另查明，《财产约定书》系杭州市房产交易产权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打印，落款处有郑某本人签字，孔某的名字由郑李明代签，上面按捺了指印。一审法院再查明，杭州市房产交易产权管理中心在办理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时，产权人已婚的，如约定房屋归其中一方所有的，须夫妻双方亲自到场签署财产约定书，如本人不会书写名字的，由他人代签名字或盖本人私章后，再按捺指印。2014年12月，郑璧如、郑璧娟、郑璧英、郑福英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2005年3月28日郑某和孔某签订的《财产约定书》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郑李明负担。
原审法院认为：郑璧如、郑璧娟、郑璧英、郑福英和郑李明对于《财产约定书》上孔某的名字系郑李明代签这一事实无歧异，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基于代签名字这一事实，是否可以推定《财产约定书》中的内容非孔某真实意思表示故而确认该《财产约定书》不具有法律效力。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杭州市房产交易产权管理中心办证流程，当事人在办理产权登记时如果作出放弃财产权利的意思表示，必须本人亲自到场出具放弃财产权利的书面声明，并由本人签名，如本人不会签名，可由他人代签，由本人按捺指印。案涉《财产约定书》系孔某放弃对杭州市朝晖七区9幢1单元201室及401室中自己应有的二分之一的财产权而作出的财产处分，故其本人必须到场，《财产约定书》系杭州市房产交易产权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当场打印后交由财产权利人郑某、孔某签字，其中郑某的名字系其本人所签，故未按捺指印，而孔某因其本人不会写字，故名字由郑李明代签，孔某本人在其名字处按捺指印，该《财产约定书》原件存放于杭州市房产管理登记中心。当时整个办证流程未违反法律规定，《财产约定书》中孔某放弃财产权利的意思表示明确。郑璧如、郑璧娟、郑璧英、郑福英认为该《财产约定书》约定无效，必须举证证明孔某本人未亲自到场作出放弃财产权利的意思表示，未在《财产约定书》上按捺指印，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现郑璧如、郑璧娟、郑璧英、郑福英所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杭州市房产交易产权管理中心在孔某本人未到场、未在《财产约定书》上按捺指印的情况下违法办理房产登记手续，故应当认定《财产约定书》系郑某、孔某真实意思表示，郑璧如、郑璧娟、郑璧英、郑福英主张《财产约定书》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郑璧如、郑璧娟、郑璧英、郑福英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郑璧如、郑璧娟、郑璧英、郑福英负担。
宣判后，郑璧如、郑璧娟、郑璧英、郑福英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财产约定书》是杭州市房产交易产权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当场打印后交由财产权利人郑某、孔某签字。当时整个办证流程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一节事实不当。根据郑李明的陈述，其自认《财产约定书》上父母签名均由其代为签署，非父母本人签名。二、一审判决仅依据依职权向杭州市房产交易产权管理中心所作的调查笔录，就认定办证流程合法，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向杭州市房产交易产权管理中心所作的调查笔录没有录音录像，只通过问答的形式向工作人员核实办证流程及《财产约定书》签署的相关要求，故该证据来源不合法，且该笔录系杭州市房产交易产权管理中心指派的工作人员的单方陈述，无相应法律或政策依据，且该工作人员为普通员工，在案涉协议订立时仅22周岁未参加工作，对本案不了解，没有资格代表单位做如此陈述，且其对自己的住址的陈述不真实，提供的是办公地址。房管部门不是公证处，与本案又有利害关系，在（2013）杭下行初字第89、90号案件的一、二审审理中，上述工作人员作为房管部门代理人出庭，其答辩内容与笔录不一致，与房管部门夫妻共有权变更登记手续完全不同，故该工作人员的笔录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并且，该笔录属于证人证言，该工作人员未出庭作证。应以房管部门公示的夫妻共有权变更登记书面资料为准。本案当事人未申请法院向该工作人员作笔录，该工作人员也未说明其观点的来源，且该工作人员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故其笔录没有证明力。三、一审判决认定“孔某愿意放弃杭州市朝晖七区9幢1单元201、401室中自己应有的二分之一的财产权，同意将上述两套房产全部归郑某所有”不当。郑李明已经承认《财产约定书》上孔某的签名系代签，手印系孔某自己按捺。但据四上诉人了解，孔某为文盲，不会写字，故随身携带私章，日常事务一直用私章处理，但其未在《财产约定书》上加盖私章违反常理。郑李明以孔某名义签字的代签行为属于无权代理，孔某并未追认，故其上内容并非孔某真实意思表示，对孔某不发生法律效力。四、孔某与郑某签订的《夫妻关系具结书》情况不属实。父母从未向四上诉人提及遗失结婚证明，而是向上诉人说明从未领过结婚证。上诉人于2006年4月为父母报名参加金婚老人的活动，父母向上诉人说明没有结婚证的情况，上诉人向组委会做了大量工作才争取了名额。根据杭州市下城区民政局的情况说明，孔某与郑某的婚姻登记档案不在民政局，无法查询二人的婚姻状况，故《夫妻关系具结书》上记载的结婚证不慎遗失的情况不属实。被上诉人应当出具结婚证遗失的证据。《夫妻关系具结书》上孔某的签名是被上诉人代签的，没有授权也没有手印。且民政局规定只要夫妻一方一人在世就可以补领结婚证，当时父母均在世可以补办结婚证。《夫妻关系具结书》订立日期为2005年4月1日，《财产约定书》订立日期为2005年3月28日。五、四上诉人没有申请法院调取案涉两套房屋的登记材料，法院认定该两套材料不合法。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申请表原件、所有权人夫妻双方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房屋所有证原件、申请初始登记报告及《财产约定书》原件、委托书原件及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一审法院没有调取上述材料，也未质证，而是调取了其他材料，明显不当。六、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五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不当。被上诉人于2014年12月30日出示的五组证据仅为复印件，无原件核对，且复印件也未提交上诉人，直至2015年4月8日上诉人在庭审现场提出，2015年4月14日上诉人才收到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2、3、5的复印件，超过举证期限，且证据4一直没有提供。七、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十组证据，但一审判决书只质证了九组，一审程序不当。2015年4月22日，上诉人向法庭提交（2013）杭下行字第89、90号案件的庭审笔录4页，当时提交的情况是：上诉人在质证意见补充中陈述房管部门不是公证处，房管部门没有录音、录像证明郑某、孔某亲自到房管部门办理《财产约定书》，应以房管部门公示的办证流程和夫妻共有权变更登记书面资料为准，并同时提交了上述四页庭审笔录，并说明房管部门工作人员在庭审中的陈述与其调查笔录和公示的夫妻共有权变更登记手续存在不同。八、被上诉人应当举证证明财产约定书的法律效力，一审法院将该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不当。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对合同订立和生效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故郑李明认为该约定有效的，应举证证明。九、2015年4月22日的法庭调查中没有开启录音、录像设备，审判人员多次阻止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问，多次引导被上诉人回答上诉人的发问，被上诉人的回答也多为不知道、问孔某、房管部门、民政部门等。上诉人当庭提出，上诉人与审判人员发生争吵，但庭审过程未如实记录，故一审判决书未提及4月22日的法庭调查，一审法官的行为违反《法官行为规范》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另外两位合议庭组成人员为陪审员，且学历低，也配合审判人员阻止上诉人发问，该合议庭组成与独任审判没有区别，应有其他法官组成合议庭。十、在（2013）杭下民初字第196号案件2013年3月11日的法庭调查中，郑李明曾说“他们（房管部门）说的，会写字的自己写，不会写字的你就写一个，现在也是这样他那边（房管部门），如果不合法，是他那里（房管部门）不合法”。因此，郑李明也认为房管部门这么做不合法。十一、现保存在原审法院档案室的案卷有些材料被修改。如对郑李明的住所地进行了修改。综上，上诉人郑璧如、郑璧娟、郑璧英、郑福英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郑李明辩称：一、上诉人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被诉具体民事行为是2005年3月28日郑某与孔某签订的《财产约定书》。该案经（2013）杭下行初字第89、90号及（2014）浙杭行终字第110、111号审理裁定：原告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已裁定驳回起诉。对照（2013）杭下行初字第89、90号及（2014）浙杭行终字第110、111号裁定书，本人认为本案被诉具体民事行为是：2005年3月28日郑某与孔某签订的同一个《财产约定书》，该具体民事行为作出时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是郑某和孔某，与郑璧如、郑璧娟、郑璧英、郑福英无涉。郑璧如、郑璧娟、郑璧英、郑福英只有在孔某、郑某死亡后，作为法定继承人才能享有父母遗产的继承权。本案被诉具体民事行为作出时，郑璧如、郑璧娟、郑璧英、郑福英尚无继承权，被诉具体民事行为与她们主张的权益受损没有因果关系。郑璧如、郑璧娟、郑璧英、郑福英虽系孔某、郑某之女，但与被诉民事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本案中郑璧如、郑璧娟、郑璧英、郑福英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一审中，法官去调查郑某、孔某的婚姻关系情况，但目前还未有结果。如果四上诉人怀疑郑某、孔某之间的婚姻关系不存在，那么郑李明怀疑四上诉人是否是郑某、孔某的女儿。起诉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9条：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立案后发现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本案四上诉人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请求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二、签订《财产约定书》是父母真实意思表示。1、涉案房产是1986年根据杭州市房屋拆迁安置政策，旧房折价补偿，新房重新购买，保留私房产权所得，签有《私房拆迁保留产权协议书》。其中，杭州市朝晖七区9-1-401室的户名是郑李明，购房发票也是郑李明的名字（一审我提交的证据2），杭州市朝晖七区9-1-201室户名是孔某。根据《私房拆迁保留产权协议书》第三条：”调换给我们的新房领取房产证的一切手续都由开发商（浙江省工艺品进出口有限公司）办理，杭州市朝晖七区9-1-401室与杭州市朝晖七区9-1-201室的户名分别是郑李明和孔某。”由于开发商的原因，18年过去了还没有为我们办好房产证。05年3月我们再一次找开发商要房产证，当时孔某孙子已经20岁了，故孔某要求开发商办证时将201室过户到她唯一的孙子名下。开发商咨询杭州市房管局房产交易产权登记中心后，告知我们先把产权证办在原拆掉房屋户主郑某的名下，然后再通过继承或赠与过户到郑李明和孔某孙子名下，并签订《财产约定书》。朝晖七区9-1-401室原本就是郑李明的，1987年新房交房至今28年，该房一直是郑李明一家居住使用着。2005年4月朝晖七区9-1-201室领取房产证后，父母就把该房使用和管理权都赠给了郑李明的儿子，这是全家都知道的事实。父母签订《财产约定书》能减少办证环节，能简化把朝晖七区9-1-401室和201室的产权归到郑李明和孔某孙子名下的手续，是开发商办理领证的一个流程。因此父母签订《财产约定书》是他们真实意思的表示。根据登记中心拆迁保留产权的规定：”签订《财产约定书》时当事人必须到场。”父母签订《财产约定书》的每一个过程都是在杭州市房管局房产交易产权登记中心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完成的。根据父母的口述杭州市房管局房产交易产权登记中心工作人员打印了财产约定书文稿，然后让父母双方签字，因母亲没有文化，不会写自己名字，要被上诉人帮她代写，登记中心工作人员就叫被上诉人帮孔某代写了她的名字，然后叫孔某当着工作人员的面按手印确认。被上诉人作为父母的公亲、见证人，当母亲写自己名字有困难时，帮助母亲解决困难是儿子应尽的义务。比照《公证程序规则》第十八条”…遗嘱人不会签名或者签名有困难的，可以盖章方式代替在申请表、笔录和遗嘱上的签名；遗嘱人既不能签字又无印章的，应当以按手印方式代替签名或者盖章。”这就肯定了孔某签订《财产约定书》中按了自己的手印就代表签了自己的名字。上诉人在（2014）杭下民初字第2318号庭审时提交的录音资料证实：房管局现在对不会签名的人群，当需要签订财产约定书时，杭州市房管局房产交易产权登记中心的工作流程与当年一样：让别人代签名字，然后当着工作人员的面按手印确认。2、在办理朝晖七区9-1-201室和401室产权登记过程中，包括《门牌证》实地测绘、填写《杭州市房产交易、产权登记申请表》、签订《财产约定书》、《夫妻关系具结书》都是05年4月1日郑某写《委托书》之前，父母亲自到杭州市房管局房产交易产权登记中心完成办证的所有事项。4月1日郑某只是委托郑李明凭《申请受理单》到4月18日以后去付费领取《产权证书》（《申请受理单》注明4月18日以后待登记中心制作好《产权证书》才能领取）。上诉人郑福英咨询过杭州市房管局房产交易产权登记中心工作人员，明知上述办证过程，故意混淆是非，欺骗法院，瞎编、胡说产权证全部是郑李明代办。关于领证的问题，现在只要2个小时，但是10年前没有这么快，需要半个月或者20多天左右，所有手续完成后，领受理单，等证书制作好之后，可以委托人去付费领证。《财产约定书》中郑某的签名是其自己签的，孔某的名字是被上诉人代签的。综上，被上诉人郑李明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四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由四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
上诉人郑璧如、郑璧娟、郑璧英、郑福英在二审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3）杭下行初字第89、90号庭审笔录第1、10、11、14页复印件4张，系上诉人于2015年4月22日当庭提交的，但一审法官将该证据隐匿了，欲证明房产登记交易中心工作人员在行政诉讼案件中的陈述与在本案调查笔录中的陈述不一致；2、（2014）杭下民初字第2318号案件调查笔录第1、7、8页复印件3张，欲证明证据1系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但该证据被一审法官隐匿；3、《质证意见补充》复印件3张，欲证明证据1被一审法官隐匿；4、空白的财产约定书1张，系上诉人从杭州市房产管理局拿来的，欲证明该财产约定书的模板是可以拿回来自己填写的；5、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调查笔录复印件1张，欲证明房产部门工作人员对于其住所作了虚假陈述；6、郑福英与登记中心工作人员的电话录音整理稿件复印件1张，这个不作为新证据，但需要补充说明：办财产约定时若不会写字，需要盖章和按手印。四上诉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还向本院提交了：1、一审法院向郑李明所作的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欲证明郑李明办房产证时，在委托书及《财产约定书》等法律文书上代郑某、孔某签名，房产证是郑李明代办的，并认为郑李明在二审法庭调查中的陈述系诽谤郑某、孔某，要求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作DNA鉴定；2、要求本院向杭州钟厂、皇亲苑社区、武林街道、天水街道、武林派出所、天水派出所、档案馆调取孔某的手印，作为鉴定依据；3、要求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同做DNA鉴定。此外，四上诉人在二审中还要求对郑李明测谎。
被上诉人郑李明在二审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对上诉人郑璧如、郑璧娟、郑璧英、郑福英二审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证据材料，被上诉人郑李明认为，对证据1，打印字体中郑福英陈述的内容不真实，手写添加的部分不真实且不合法；对证据2，郑福英陈述的内容不真实，其余无异议；对证据3，不真实且不合法；对证据4，不真实，十年前没有打印好的财产约定书；对证据5，一审已经质证；对证据6，房管部门工作人员的地址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对证据1、3，虽然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但其提交时并未明确作为证据提交，故一审法院未作为证据进行质证、认证并无不当，本院对庭审笔录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质证意见》因系上诉人陈述，本院将其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证据2、5以及上诉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向本院提交的一审法院向郑李明所作的询问笔录复印件，均系一审调查笔录，证据6一审已经提交，故证据2、5、6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证据4来源不明，本院不予确认；对于其调查取证申请，因系建立在申请鉴定的基础上，而本案经本院分配举证责任并向四上诉人反复释明后，四上诉人未明确申请鉴定，故该调查取证的基础不存在；DNA鉴定系身份关系的审查，不属于本案确认合同效力之诉的审查范畴，本院不予准许。此外，对于上诉人要求对被上诉人测谎的申请，不属于当事人申请范畴。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另，四上诉人在二审中以郑福英已就其与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的房屋行政登记二案进行申诉为由，要求本院中止审理本案。经查，本院于2015年6月19日作出（2015）浙杭行申字第44号、（2015）浙杭行申字第56号行政裁定书，均载明：“郑福英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郑福英的再审申请。”故本院对四上诉人中止本案审理的申请不予准许。
本院认为，因案涉《财产约定书》落款处签有郑某、孔某的名字，孔某的名字上还按捺了指印，并结合一审法院向杭州市房产交易产权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就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流程所做的调查笔录以及被上诉人郑李明的陈述，应认定《财产约定书》系郑某、孔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四上诉人对郑某签名真实性以及孔某指印真实性所持异议，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应由四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一、二审均对四上诉人的该举证责任进行了正确分配和释明，且二审反复告知四上诉人若不申请鉴定或不作是否申请鉴定的明确意思表示，可能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给予其充分的考虑时间。但四上诉人一审中未申请鉴定，二审中也未作明确申请鉴定的意思表示，故应由四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根据四上诉人申请以及本案审理需要向杭州市房产档案馆调取相关证据材料，并依职权向杭州市房产交易产权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做了调查笔录，并无不当，且相关工作人员系受单位指派接受法院调查，其是否提供个人住址不影响调查笔录的进行和认定。四上诉人认为案涉《财产约定书》的签订程序违反法律规定，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对一审双方提交的证据，一审予以质证、认证并无不当之处。四上诉人上诉认为没有收到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视频录音材料，但根据被上诉人郑李明在2015年4月8日的庭审中的陈述，其已明确表示该材料不作为证据提交。对四上诉人认为一审违反法定程序遗漏证据的问题，已在前述证据认证部分阐述。对于四上诉人认为一审存在法庭调查、开庭审理的录音录像未开启、审判流程管理信息表中被上诉人地址被改动等问题，因一审系以双方签字确认的庭审笔录或调查笔录作为审理依据，并以郑李明的身份材料以及地址确认书作为住址和送达依据，故上诉人的该主张与本案实体裁判无关。综上，上诉人郑璧如、郑璧娟、郑璧英、郑福英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郑璧如、郑璧娟、郑璧英、郑福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亮
审 判 员 韩昱
代理审判员 韦薇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周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