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2民终72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常珍，女，1969年5月15日出生，住安徽省巢湖市庐江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坤平，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维亮，男，1974年7月12日出生，住河南省项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兵涛，河南举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常珍因与付维亮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商）初字第15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常珍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驳回付维亮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付维亮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法院未查明常珍与付维亮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付维亮主张双方是定作合同关系，但仅凭其提供的送货单还不足以证明，因为在买卖合同关系中同样也会用到送货单。常珍虽认可双方之间长期合作，但合作的方式实际上是付维亮将已经加工好的贴牌服装提供给常珍销售，出售的服装才结货款，销售不出去的服装原样退回，通常情况下即便是付维亮向常珍提供了送货单上的服装，这些服装也不一定能全部出售，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才可以解释为何付维亮手中的送货单均无常珍的签字。常珍主张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具有法律依据。首先，付维亮向常珍转移的是服装的所有权，不是特定的劳动成果。其次，付维亮是专门制作仿名牌服装的个体，其向常珍提供的服装均是仿冒市场上的名牌服装，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按照常珍的要求制作的特定款式的服装。最后，付维亮与常珍双方在合作经营期间互不干涉，付维亮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生产、制作服装过程中要受常珍的监督和检查。因此，以上理由可以说明一审法院对本案究竟是定作合同关系还是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认定不清。第二，付维亮提交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一审法院判决证据不足。首先，送货单不是证明双方存在定作合同�系的直接证据。其次，不能因为案外人王民锋与常珍是母子关系，就认可王民锋的签字行为，付维亮不能证明王民锋有权代表常珍签字，更不能用已经划掉并写明作废的欠条证明存在欠款。最后，通话录音中常珍的回答含糊不清，存在疑点。因此，付维亮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第三，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一审法院应该全面审核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按证据的关联程度判断，而本案证据均不是证明欠款存在的直接证据，如果仅凭含糊不清的录音就能获得巨额资金，将不利于维护良好的交易市场秩序，当事人的切身利益难以保障。付维亮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法院判决。付维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常珍支付定作款987110元及自起诉之�即2015年9月1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付维亮按照常珍的要求自2006年开始至2014年6月以包工包料的形式为其制作服装，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付维亮将服装送给常珍时，制作送货单，其上记载货号、数量、单价及金额，但未有常珍签字。2013年9月至2014年5月期间，常珍向付维亮账户内进行转账付款。王民锋为常珍之子，曾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收货。2014年4月27日，王民锋在客户为常珍，联系人为付维亮的送货单上手写欠条，内容为：到2014年4月27日为止欠1005816元；2014年4月28日，王民锋在送货单上写到：到此单为止，总欠1031396元。上述两张欠条均有王民锋签字，其后两张有王民锋签字处均被笔划掉并写明作废。2014年4月25日，在付维亮与常珍的通话录音中，付维亮提出截至到2014年4月25日，常珍已经欠1014588元未付，常珍答：“我不是说给你攒吗”。2014年6月13日，付维亮至常珍家中催要欠款，在双方的通话录音中，付维亮问：“你欠我的不是小数啊，还欠我多少啊”，常珍答：“九十多万呗”，付维亮说：“987110元”，常珍答：“铺货的面积太大了”。2014年6月14日，付维亮与其妻子周红英至常珍在百荣商场的店内催要欠款，在双方的通话录音中，付维亮明确常珍欠款数额为987110元，并要求其出具欠条，常珍承认货款是987110元，但不同意出具欠条，同时提出�欠货款，没钱就有货，没货就是钱”。一审庭审过程中，常珍认可录音及王民锋签字的真实性。一审法院认为，付维亮与常珍虽未签订书面定作合同，但双方当事人均确认长期存在业务往来，对此一审法院亦予以确认。常珍作为定作方，在收到付维亮制作的服装后即负有向付维亮支付相应定作款的义务。付维亮作为证据提交的送货单上虽未有常珍签字，王民锋所写欠条虽在之后写明作废，但结合三次通话录音，常珍均未否认欠款事实，且在最后一次通话中，常珍承认欠货款987110元。故一审法院认为，送货单、王民锋所写欠条及通话录音已构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常珍欠付维亮987110定作款未付，现付维亮主张常珍欠付上述定作款，有事实及法律有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付维亮与常珍虽未约定付款时间，但付维亮作为制作方可随时向常珍主张，故现付维亮要求常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起诉之日即2015年9月1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对于常珍辩称双方并非定作合同关系，而是买卖合同关系的抗辩，一审法院认为付维亮按照常珍的要求为其制作服装，双方构成事实上的定作合同关系，故一审法院对常珍的抗辩不予采信；对于常珍提出付维亮提供证据无法证明其诉讼请求，常珍已结清货款，又抗辩双方仅合作一年，之后又说合作有八年之久，其抗辩前后矛盾且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悖，故一审法院对此亦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常珍给付付维亮定作款九十八万七千一百一十元及利息损失（自二0一五年九月十六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常珍和付维亮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常珍与付维亮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当事人均确认长期存在业务往来，该长期存在的业务往来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并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各自义务。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常珍上诉表示自己不欠付维亮任何货款，其已经将货物退给付维亮，但常珍未能提交充足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现付维亮提交的送货单上虽无常珍签字，且王民锋所写欠条虽在之后写明作废，但常珍在通话录音中从未否认欠付维亮款项的事实，亦未陈述过其已经退货，同时在录音中还曾承认了欠付维亮货款987110元的事实。上述证据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常珍有欠付付维亮款项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付维亮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亦不持异议。综上所述，常珍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671元，由常珍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石 东审判员 周 维审判员 李晓波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二日书记员 马 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