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终92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申联出租汽车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闸北区中华新路457号H幢301室。法定代表人：米玉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晟，上海市万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银凯，上海市万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祝彩凤，女，1968年10月17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连娟，女，1942年3月15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顾晓冬，男，1990年12月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上列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卓伟，上海倪卓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晨杰，男，1991年1月3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怡林，男，1960年1月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法定代理人张晨杰（系张怡林之子）。上诉人上海申联出租汽车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联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祝彩凤、付连娟、顾晓冬（以下简称祝彩凤方），被上诉人张晨杰、张怡林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434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8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申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晟、徐银凯，被上诉人祝彩凤及祝彩凤、付连娟、顾晓冬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卓伟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张晨杰、张怡林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申联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其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1、原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张怡林在行凶时已经脱离出租汽车，与出租汽车没有关联，其行凶时也未明示自己的身份，事发区域不仅出租车司机可以进入，小商贩同样可以进入，张怡林行凶时不属于履行职务行为，故上诉人招录张怡林行为与顾某被害之间不存在法律上因果关系；张怡林侵害的对象并非乘客，而是没有关联的第三人，原审法院以努力保障广大乘客的人身安全作为认定上诉人存在过错的原因之一，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已根据交通运输部和上海市主管部门规定要求招录驾驶员，法院不应再加重上诉人的义务和责任，不应要求企业承担超过已有规定之外的义务；上诉人有理由相信驾驶员从运管处取得准营证后即取得了相应的行业准入资格，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应该要求驾驶员出具身体健康体检材料等证明文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作为企业，对驾驶员的管理是基于安全驾驶方面的管理和教育，不涉及检查和核实驾驶员的精神状况以及是否存在刑满释放的事实，上诉人也不具备相关的医学知识，也没有权利去核实是否存在刑满释放情况。2、原审认定具体损失不当。首先，张怡林承担了刑事责任，祝彩凤方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缺乏依据；其次，人身损害赔偿的误工费是针对受害人，而非家属；再次，原审酌定的律师费金额过高。被上诉人祝彩凤、付连娟、顾晓冬则不接受上诉人申联公司的上诉主张，请求维持原审原判。被上诉人张晨杰、张怡林未作答辩。祝彩凤、付连娟、顾晓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张晨杰、张怡林、申联公司共同赔偿顾某被害身亡所造成的合理损失死亡赔偿金人民币1,059,240元（币种下同）、医院抢救费371.10元、交通费6,303元、误工费18,284.14元、出租车搁置费537,175元、招待�人费用253,720元、丧葬费36,946元、墓地费3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律师费30,000元，合计2,022,039.2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晨杰系张怡林的独子，张怡林的父母已经亡故。张怡林于1996年3月取得公安机关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为A2，于2012年3月换领新的驾驶证，该证有效期为10年。张怡林于2002年4月取得上海市城市交通运输管理处核发的准许驾驶出租车从事客运服务的准营证（该证编号为128729，初次领证日期为1996年5月），该准营证的状态至2015年12月时在上海市城市交通运输综合管理与服务系统中仍显示为正常。张怡林原系上海铁路西站出租汽车队的驾驶员，于2014年1月被退工。2014年9月8日，张怡林故意殴打案外人徐某致徐某轻伤，同月23日被刑事拘留。2015年4月10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对张怡林故意伤害徐某一案作出（2015）普刑初字第408号刑事判�书，认定张怡林对本起刑事案件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以及受审能力，判决张怡林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2015年4月22日，张怡林刑满释放。2015年4月30日，申联公司录用张怡林为其公司的出租车驾驶员，于当日为张怡林完成了出租车驾驶员的注册，该注册状态至2015年12月时在上海市出租汽车驾驶员信息管理系统中仍显示为注册。2015年5月31日9时许，张怡林驾驶申联公司的出租车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P1停车场蓄车池内排队候客，顾某驾驶上海XX有限公司的出租车也到该蓄车池的另一停车道内排队候客。张怡林、顾某两人素不相识。张怡林看到顾某后，下车走向顾某驾驶的出租车，在双方无任何冲突的情况下，突然持随身携带的折叠刀刺戳坐在驾驶员位置上的顾某的颈部，致顾某左颈内静脉破裂而失血性休克，于当日10时21分许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当日，张怡林因上述涉嫌犯罪行为而被刑事拘留。2015年9月21日，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张怡林作出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张怡林在上述作案时及目前处于发病期，在本起刑事案件中无刑事责任能力，目前无受审能力。2015年11月3日，原审法院就张怡林杀人一案作出（2015）浦刑医字第11号强制医疗决定书，查明了张怡林需要长期药物治疗、专人监护、有强制医疗必要等事实，认定张怡林实施杀人行为，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但不负刑事责任，决定对张怡林予以强制医疗。上述强制医疗决定书已经生效。一审法院又查明：被害人顾某，男，1965年11月13日生，非农户籍，生前在上海XX有限公司从事出租车驾驶员工作。顾某与祝彩凤系夫妻，两人生有一子即顾晓冬。付连娟系顾某之母，顾某之父已于1980年死亡。顾某驾驶的出租车在案发后曾被公安机关暂扣数日。2015年6月15日，申联公司支付祝彩凤方“安抚金”50,000元。2015年6月20日，顾某的遗体火化。2015年11月3日，张晨杰支付祝彩凤方50,000元。为抢救顾某，祝彩凤方支出医疗费371.10元。为本案纠纷，祝彩凤方委托律师代理诉讼，支出律师费3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顾某因遭受侵权行为而死亡，祝彩凤、付连娟、顾晓冬系顾某的近亲属，是本案适格的赔偿权利人，依法有权向侵权责任人主张损失赔偿。因无证据证明顾某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故不能减轻侵权责任人的赔偿责任。依据案情以及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是侵权责任和合理损失的认定。关于张怡林、张晨杰的侵权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即使尽到监护责任的，也不能免除其侵权责任，但可以据此减轻其侵权责任。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财产的情况下，应当从其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其监护人赔偿。本案中，第一，张怡林实施杀人行为致顾某死亡，因张怡林作案时处于发病期，无刑事责任能力，需要长期药物治疗、专人监护、强制医疗，故张怡林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由其监护人对张怡林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因张晨杰系张怡林的成年子女，是张怡林唯一的法定监护人，故无论张晨杰是否已经尽到监护责任，其都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二张晨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张怡林出狱后存在侵害他人的高度可能性，故张晨杰应当积极主动地履行监护责任，对张怡林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教育，采取及时送医治疗、有效控制张怡林的社会�往活动等合理措施，在张怡林未治愈之前不能放任其参加服务行业工作等相应的社会活动，尽可能地控制和降低张怡林造成他人损害的风险。但张怡林在刑满释放后不满十天就外出从事出租车客运服务工作，其在实施杀人行为时处于发病期，而张晨杰自认其在张怡林出狱后未与张怡林共同生活，仅通过电话与张怡林进行日常联系，未对张怡林采取送医治疗等任何合理措施，故应当认定张晨杰没有尽到监护责任，由此不能减轻张晨杰的赔偿责任。第三，张怡林在案发前长期从事出租车驾驶员工作，有较为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其也有房屋居住，故可推定其拥有一定的财产。因张怡林拥有财产，故其也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是履行支付赔偿款义务的适格主体。据上，一审法院认定，在张怡林、张晨杰承担的赔偿责任上，应当先用张怡林本人的财产支付赔偿费用，如其财�不足以支付赔偿费用的，不足部分由张晨杰负责赔付。关于申联公司的侵权责任。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张怡林系在停车排队候客期间因精神疾病而实施杀人行为，该突发性的犯罪行为不属于执行申联公司职务的行为，也非属申联公司能够事先预见或者有效控制的行为，但由于案发地点为专用于出租车停车排队候客的蓄车池，该地点系非出租车不能进入的特定区域，张怡林是在履行申联公司职务过程中进入该特定区域，其之所以能够进入该特定区域系基于其驾驶出租车的特定身份，且申联公司是张怡林驾驶出租车运行利益的受益人，顾某因对张怡林的出租车驾驶员身份的信任而对被害行为毫无防备，故应当认定申联公司招录张怡林从事出租车驾驶员工作的行为与张怡林能够在特定区域对顾某实施侵权行为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由于上述关联的存在，故应当分析申联公司招录张怡林从事出租车驾驶员工作等行为是否具有主观过错，以此判断申联公司是否构成侵权。出租汽车客运服务是社会公共交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租汽车经营服务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应当严格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相关规定，采取合理措施，在驾驶员招录、驾驶员教育管理、出租车日常运行等各个环节上积极消除和尽力避免各类安全风险方面的隐患，努力保障广大乘客的人身、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在出租车驾驶员的招录条件方面，根据国家交通运输部《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的规定，从事出租车驾驶员工作应当取得从业资格证件，办理从业资格注册；根据《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在上海市从事出租车驾驶员工作应当取得出租汽车驾驶员准营证，取得该准营证必须同时符合有C级以上机动车驾驶证且满1年驾龄、5年内�刑满释放的情况等多项条件。虽然相关规定并未强制性要求出租汽车经营服务企业在招录驾驶员时应当实质性审核待录用人员是否符合驾驶出租车的准营条件，但由于出租车驾驶员的身体状况包括精神状态是否正常、是否在一定年限内有过刑事犯罪行为等密切关系到广大乘客的人身、财产安全乃至社会公共安全，把好准入关至为重要，而按照常识，出租车驾驶员在取得准营证时符合相关条件并不等同于其在今后仍然一直符合相关条件，准营证在招录时显示处于正常状态并不等同于其在实质上仍然符合驾驶出租车的准营条件，故在出租汽车经营服务企业招录驾驶员是否具有主观过错的判断上，应当结合公共服务企业所承担的保障顾客、社会公共安全的特殊社会责任，适当放宽认定标准。具体而言，对于出租车驾驶员是否符合准营条件的理解、把握不应当简单分析准�证是否处于正常状态等，而应当严格准入标准，动态化把握在本次招录时是否仍然符合取得准营证的实质条件，即出租汽车经营服务企业在招录出租车驾驶员时应当积极履行合理的注意义务，严谨审核待录用人员的准营资质，在确保符合具有驾驶证、准营证等形式条件的同时，还应当设置一定的准入门槛，至少应当要求待录用人员提供医院出具的身体健康体检材料、公安机关出具的5年内无刑满释放情况证明材料等，并在录用后应当加强对驾驶员的日常教育管理，避免精神病人、5年内刑满释放人员驾驶出租车等重大安全风险事件的发生。虽然准入门槛的设置会增加出租车经营服务企业的经营成本以及驾驶员报名参加工作的成本，但该些成本不仅是极其微薄的，是用人单位、劳动者完全能够承受的，而且较之于消除安全隐患、保障顾客和社会公共安全这一重大利益关�而言，付出该些成本无疑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故要求出租车经营服务企业在招录驾驶员时积极、严谨审核待录用人员是否实质性符合准营条件以及加强录用后的教育管理具有合理性、正当性。本案中，张怡林于2002年取得准营证，至2015年4月被录用时已间隔10多年，且曾于2014年1月被其他出租车经营服务企业退工。在上述情形下，申联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张怡林在上述较长期间内可能发生了因身体患病、刑事犯罪等情况而不再符合驾驶出租车条件的情形，在录用时至少应当对张怡林自2014年1月被退工至本次录用期间的相关情况予以合理注意，但申联公司对张怡林在实质上是否仍然符合驾驶出租车的准营条件不予任何关注，在主观上采取放任态度，消极对待完全可能存在的不符合准营条件的风险，机械地按照相关最低标准录用张怡林为出租车驾驶员，导致了根本不�从事出租车驾驶员工作的精神病人、刑满释放人员实际从事了出租车驾驶员工作，在客观上埋下了随时可能发生且呈到处流动状态的重大安全隐患，最终发生了患有精神病且刑满释放仅一月多的出租车驾驶员在国际机场区域内杀人的重大恶性事件，在社会上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上述事件的发生与申联公司没有履行合理注意义务、招录不符合条件人员之间具有重大关联，此与申联公司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严重不符。同时，申联公司对员工负有日常教育管理的义务，申联公司如果进行了积极认真的教育管理，则有可能发现张怡林异于正常人的精神症状以及刑满释放的情况，从而采取相关补救措施，将安全风险消灭于未发状态，但申联公司在录用张怡林后既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也未举证证明对其进行了任何的教育管理，故应当认定申联公司明显疏于注意张怡林的身体状况包括精神状态是否适合驾驶出租车工作，没有尽到合理的教育管理义务。据上，一审法院认定，申联公司对损害的发生具有主观过错，构成侵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当然，因张怡林毕竟拥有出租汽车驾驶员准营证以及可以驾驶出租汽车的驾驶证，其准营证在录用时在相关行政主管机关的管理系统中处于正常状态、其驾驶证在有效期内，其也能够被注册为出租车驾驶员，且申联公司并非医疗机构，缺乏辨识从业人员精神状况是否正常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故申联公司的过错较小。由于造成损害的直接原因力为张怡林的杀人行为，张怡林、张晨杰、申联公司之间对损害的发生没有任何意思联络，各自行为分别实施且能够分开，各自责任大小能够确定，故各方不构成共同侵权，互相不承担连带责任。由于申联公司的过错较小，其行为也非造成损害的直接原因力，故其�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明显小于张怡林、张晨杰承担的赔偿责任。另外，损害赔偿以填平受害人的损失为原则，在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张晨杰、申联公司各自已付的50,000元属于预付的赔偿款，应在赔偿额中抵扣。关于祝彩凤方的合理损失。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纠纷虽由张怡林的杀人行为引发，但因张怡林无刑事责任能力、依法不承担刑事责任，本案也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故本案赔偿项目、赔偿标准的确定应当适用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的相关法律规定。经审核，祝彩凤方的合理损失为：1、医疗费，依据医疗费发票，认定为371.10元。2、死亡赔偿金，因顾某生前系非农户籍居民、死亡时未满60岁，故可按照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上一年度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962元的标准计算20年的死亡赔偿金，认定为1,059,240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祝彩凤方因顾某无�被害而遭受严重精神损害，故有权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考虑顾某无过错、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0元。4、丧葬费，可按照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上一年度上海市职工平均工资71,268元的标准计算6个月，认定为35,634元。5、交通费，祝彩凤方虽举证了乘坐出租车的车票、租赁汽车的付费发票等交通费支出凭证，但未举证证明该些费用支出与本案之间的关联性，故不能仅依据上述支出凭证认定交通费。考虑祝彩凤方人员处理与顾某被害相关事宜需乘坐交通工具、顾某在本地区被害、祝彩凤方居住在本地区等因素，可酌情支持1,000元。6、误工费，祝彩凤方虽举证了顾晓冬误工、收入情况方面的证明，但该证明系孤证，无相关劳动合同、工资单等证据佐证，故不能仅依据单独的一份证明认定顾晓冬的误工费。考虑祝彩凤方人员处理与顾�被害相关事宜以及丧葬事宜而影响劳动、减少收入的情形当属客观，顾某自被害至其遗体火化的日期较长等因素，可酌情给予3人次每人各20天的误工费，按照事故发生时上海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计算，酌定为4,040元。7、律师费，考虑本案案情较为疑难复杂、诉讼标的额较大等因素，结合上海市律师服务业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可酌情支持20,000元。8、在办理丧葬事宜中招待客人、购置墓地的行为虽合符情理，但该两项费用支出属于丧葬费范围，不属单独的法定赔偿项目，故祝彩凤方关于招待客人费用、墓地费用的主张不能成立。9、由于顾某驾驶的出租车因刑事案件而被公安机关暂扣，故可以认为祝彩凤方存在出租车停运方面的损失。祝彩凤方虽举证顾某、案外人祝某共同与案外人吴某签订的承包出租车的合同，但因申联公司等对该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认可，该合同的当事人祝某、吴某也未到庭作证，且即使该合同真实，祝彩凤方也未举证证明上述自然人之间的出租车承发包行为合法有效、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已经履行、确实存在合同预期利益等相关损失，故不能仅依据上述合同认定祝彩凤方存在出租车搁置方面的损失。考虑祝彩凤方自认顾某驾驶的出租车在其被害后一周至10天左右的时间内已由公安机关发还、张晨杰认可祝彩凤方的上述自认意见、本市出租车行业驾驶员的通常工资收入等因素，可酌情支持出租车搁置费即停运损失费5,000元。以上合理损失，共计1,175,285.10元。综上所述，为维护祝彩凤、付连娟、顾晓冬的合法权益，促进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义务，促进出租汽车经营服务企业规范经营活动，积极有效管控安全风险，努力保障社会公共安全，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于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七日作出判决：一、张晨杰赔偿祝彩凤、付连娟、顾晓冬人身损害赔偿金人民币875,285.10元，扣除已经支付的50,000元，尚应支付825,285.10元，该赔偿义务款先用张怡林的财产支付，不足部分由张晨杰支付，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上海申联出租汽车发展有限公司赔偿祝彩凤、付连娟、顾晓冬人身损害赔偿金人民币300,000元，扣除已经支付的50,000元，尚应支付25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三、驳回祝彩凤、付连娟、顾晓冬的其余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976元，由祝彩凤、付�娟、顾晓冬负担8,498元；由张晨杰负担11,112元、上海申联出租汽车发展有限公司负担3,366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对于受害人顾某在停车排队候客期间被人杀害的损害后果，应当由谁来承担以及承担何种程度的赔偿责任。毫无疑问，尽管张怡林系患者，但其实施的杀人行为是导致顾某死亡的直接的、主要的原因，虽经法院审理后判决其不负刑事责任，但其监护人张晨杰依法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原审法院也据此作出相应判决。同时，关于张怡林所属的申联公司应否担责，原审法院已经从张怡林驾驶出租车进入特定区域、出租汽车客运服务的特殊性、出租车公司招录驾驶员时应尽的审慎审查义务、出租车公司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等多方面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阐述，�述理由可谓公允，所确定的责任比例亦属合理，本院均予认同，不再赘述。针对上诉人提出的张怡林行凶非属履行职务行为、上诉人招录张怡林与顾某被害之间不存在法律上因果关系、上诉人不应承担超出已有规定之外的义务等上诉理由，本院注意到其中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本院还需指出，公平原则也是指引和规范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是民事司法的根本准则之一，就本案而言，原审法院基于上诉人在招录驾驶员过程中存在的瑕疵和不足以及与顾某最终遇害之间的关联性，而酌定其承担一部分赔偿责任，仍属衡平范围；另一方面，也是对出租汽车经营服务企业招录适格驾驶员、消除安全隐患的一种警示。至于上诉人提出异议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误工费、律师费等项目，经本院审核，原审处理并无不当，故对上诉人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被上诉人张晨杰、张怡林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800元，由上诉人上海申联出租汽车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金绍奇
审 判 员 洪可喜
代理审判员 胡起达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曹 沁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