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01民终96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
负责人：郭琦，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斌，男，该分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符亮，男，该分行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文友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皇姑区。
法定代表人：张玉嵩，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兴，辽宁华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以下简称：中信沈阳分行）因与被上诉人沈阳文友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友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5）沈河民三初字第023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曹岩担任审判长、张伟、刘春杰（主审）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中信沈阳分行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二、请求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管博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管博未持有任何中信沈阳分公司加盖印鉴的合同或授权书，其行为不是职务行为。在交易历史上，中信沈阳分行与文友公司没有结算行为，也从未发生过除管博之外的业务往来。
被上诉人文友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管博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管博向我方出示的身份就是中信沈阳分行采买人员。我方每次送货都是送到中信沈阳分行，并且都由中信沈阳分行实际使用。如果管博不是中信沈阳分行的工作人员，我方也不会送货。《关于去中信银行沈阳分行要货情况》第一页中陈述的意见恰恰证明了我方一直在向中信沈阳分行崔要货款。
文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货款人民币60,787.80元及利息，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原告系经营文化用品、办公用品等批发、零售的公司，管博原系中信沈阳分行的员工，2009年6月29日管博首次签订劳动合同，当时其工作岗位系金融工作，2011年7月1日续签劳动合同时的工作内容不变。2014年6月11日，被告作出信银沈字[2014]277号《关于对管博予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载明“营业部员工管博从6月3日至11日，连续旷工7个工作日，根据《中信银行员工违反规章制度处理办法》（2.0版，2012年）第一百八十七条、第六条规定，予以解除劳动合同”。庭审中，原告提供对账单一组，详细列明自2011年至2013年期间，原告供应硒鼓、墨盒、纸张、插座、计算器等办公用品规格、数量、单价情况，最后一页载明尚欠金额“60,797.80元”，同时，该页手写载明“本账单3个月内付清，至2014年2月底。管博，2013.11.6”。庭审中，原告又提供2012年10月23日、2012年12月12日、2013年1月13日辽宁增值税普通发票，购货单位均载明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货物名称为“办公用品”、“电话机”、“白板”、“文件夹、水性笔”。
另查，被告提供其单位《办公室岗位职责》、关于印发《中信银行沈阳分行集中采购管理办法》的通知、记账凭证、发票等证据，拟证明被告采购办公用品系通过银行有权部门按正规途径购买，签订、履行合同均有记账凭证，程序正规，原告对该证据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即使有正规、严谨的采购行为，也不代表被告向原告采购办公用品的行为没有发生。现原、被告因买卖问题产生纠纷，原告起诉来院。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庭审笔录，原告提供的对账单、辽宁增值税普通发票、送货证实，被告提供的劳动合同书、关于对管博予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办公室岗位职责、关于印发《中信银行沈阳分行集中采购管理办法》的通知、记账凭证、现金、转账支票存根、报销单据、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购货明细等证据，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原告主张已将办公用品等货物交付被告，并提供对账单、辽宁增值税普通发票等证据，被告认为对账单上管博的签字系其个人行为。综合原、被告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应为管博签字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因此，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应从行为人是否实施了无权代理行为、代理人是否有被授权的表征、相对人是否系善意且无过失等方面衡量。第一，从行为人是否实施了无权代理行为方面看，被告提供的劳动合同书体现出管博并非负责公司采购事宜员工或负责人，本身并无权代表被告实施包括办公用品在内的采购事宜，被告亦未对其行为进行追认，故，应认定管博确系实施了无权代理行为；第二，从代理人是否有被授权的表征方面看，对账单体现的供货时间为2011年至2013年期间，管博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尚欠金额人民币60,797.80元的时间为2013年11月6日，上述时间管博均在被告处工作，在任职时间方面具有能够代表银行的被授权表征，且原告系经营文化用品、办公用品等批发、零售企业，买卖标的物较为特殊，均系办公用品，硒鼓、墨盒、纸张、插座、计算器等办公用品均为银行日常办公所需，并无证据证明管博私自挪用或其与原告恶意串通损害被告合法权益的情形，且原告明确主张将办公用品送至被告单位，故，应当认定管博具有被授权的表征；第三，从相对人是否系善意且无过失方面看，原告虽未与被告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原告所供办公用数量较小，金额较低，未签订书面合同具有一定可能性，且原告作为供货方并不了解被告银行集中采购管理办法，原告提供的辽宁增值税普通发票购货单位均载明为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故，原告有理由相信该交易的相对方为被告银行而非管博个人。因此，结合以上三点，能够综合认定管博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被告应当给付原告货款人民币60,787.80元。
关于原告主张被告给付利息的诉讼请求，虽原、被告未签订书面合同，双方未就违约责任进行约定，但被告未给付货款的行为应属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被告应当自原告起诉之日即2015年12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给付原告利息。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沈阳文友文化用品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60,787.80元；二、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沈阳文友文化用品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60,787.80元的利息（自2015年12月1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沈阳文友文化用品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20元，由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没有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申请证人张声杰、王伟出庭作证，拟证明文友公司将货物送达中信沈阳分行，中信沈阳分行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中信沈阳分行与被上诉人文友公司之间属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管博的买卖行为是否对中信沈阳分行构成表见代理。管博作为中信沈阳分行的办公室工作人员，以中信沈阳分行的名义与文友公司签订口头买卖合同的事实，文友公司依据管博的指示将有关货物送到中信沈阳分行的办公地点，根据一、二审庭审中文友公司提供的结算单以及相关人员的证人证言，结合文友公司依据交易对象开具了相应发票等事实，可以确认作为中信沈阳分行工作人员的管博依托中信沈阳分行的办公地点进行办公用品买卖的行为对中信沈阳分行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根据民事证据采信规则之高度盖然性的特点，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并无不当，中信沈阳分行的上诉主张，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20元，由上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曹 岩
审判员 张 伟
审判员 刘春杰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张 冲
本案裁判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