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92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屈新红，女，汉族，1971年8月13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代理人：陈嘉敏，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雪千，男，汉族，1968年1月23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代理人：谈小顺，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屈新红因与被上诉人李雪千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6民初2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曾是夫妻关系。2006年3月23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离婚协议书》，关于财产的分割，双方约定由以下内容：以上诉人名义购买的朝外门写字楼1707、1708房分给被上诉人，按揭贷款由上诉人负责补齐；上诉人与北京京都瑞华房地产公司共同运作的项目目前尚未转让出手，待有效益时再协商对该项目的处理。2006年3月24日，双方依据《离婚协议书》在广州市天河区民政局协议离婚。
原审法院经查，上述两房屋系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26号14层A1707号房和A1708号房（以下简案涉房屋），两房屋均由上诉人购买。2009年，上诉人将案涉房屋出售给案外人，并办理了网签及过户手续，网签价格为2101690元。
被上诉人称上诉人违反了《离婚协议书》的约定，侵犯了其对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上诉人赔偿损失[案号：（2014）朝民初字第40282号]，该案一审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损失2101690元。被上诉人对上述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4日作出（2016）京03民终10002号终审判决，认定并无证据证明上诉人主张双方就案涉房屋的归属另行作了口头约定，故不采信其主张，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3000000元。
上诉人主张，双方在离婚后达成口头协议，约定上述两房屋归上诉人所有，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折价款2100000元，上诉人支付了上述判决要求赔偿的3000000元后，被上诉人应返还上诉人已支付的2100000元。上诉人提供了汇款查询单以及银行往来流水拟证明其上述主张。被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取得上诉人的款项均有合法的根据及合理的原因，并非上诉人所主张的房款，其中2007年8月31日支付的300000元是案涉房屋两年的租金和车库尾款，2007年9月30日支付的1300000元包括了孩子抚养费以及项目分成，2010年8月9日支付的300000元以及2010年11月1日支付的200000元收款人均为儿子李思呈。
原审法院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使他人受损而取得的利益。不当得利的构成有四个要件：1.一方受有财产利益；2.另一方受到财产损害；3.一方受益与另一方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4.无合法根据。
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对案涉房屋归属问题作出了口头约定，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已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不予采信，上诉人在本案原审庭审中再次提出相同的主张，但其并未提供新的证据证明其基于口头约定向被上诉人支付房款的事实，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上诉人在原审庭审过程中已对上诉人支付的款项作出了说明，上诉人并未对被上诉人的说明作出合理反驳。综上，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收取上诉人支付的款项2100000元并不构成不当得利，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屈新红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360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屈新红负担。
上诉人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基于口头约定向被上诉人支付房款的事实，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已对上诉人支付的款项作出了说明，上诉人并未对被上诉人的说明作出合理反驳，法院以此为由支持被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的全部主张，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上述做法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被上诉人口头陈述：“2007年8月31日支付的30万元为案涉房屋两年的租金和车库尾款”，没有事实依据。首先，被上诉人所称的车库尾款数额为10万元，上诉人已经通过其他方式支付完毕该笔款项。其次，离婚协议书中并未约定由上诉人代为出租房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租金支付的问题。被上诉人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提出上诉人代为出租涉案房屋并收取租金，是在并未提出相应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便将该30万元款项的部分认定为房屋租金。事实上，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京03民终10002号民事判决判定上诉人出卖案涉房产系侵犯本案被上诉人房屋所有权的行为，基于此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赔偿财产损失三百万元，该款项已经包含所有应当赔偿的相应财产损失，被上诉人无理由再次向上诉人主张所谓的租金费用，更何况并不存在租金支付的问题。被上诉人主张该30万元为车库尾款及2年租金缺乏事实依据，亦不符合常理，不符合逻辑，法院据此认定该笔款项的性质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被上诉人口头陈述：“2007年9月30日支付的130万元包括了孩子抚养费及项目分成”不符合客观事实。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已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二、对子女的安排：子李思呈由男方直接抚养和监护，女方每午给抚养费伍万元，每年年初时一次性给付”。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提交过相关证据，证实上诉人已经按照约定陆续向其子李思呈支付过抚养费(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其中部分费用直接支付到被上诉人的账户，部分费用是直接支付到李思呈的账户)，截止2013年，上诉人支付的抚养费已经高达58万元，上诉人支付的抚养费已远远高出了按照协议约定应当支付的抚养费用，因此该130万元是向被上诉人支付房款，孩子的抚养费已另行支付。其次，该笔费用不是被上诉人所说的项目分成。虽然《离婚协议书》第三条第三款约定：“屈新红与北京京都瑞华房地产公司共同运作的北京海淀区清河四街水泵厂的用地开发项目，目前尚未转让出手，待有效益时在协商对该项目的处理”，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在签订《离婚协议书》后双方并未就投资收益有新的协商结果，事实上，上诉人也只是作为项目所在的北京京都瑞华房地产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只是按照个人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取得劳动报酬，并未取得任何项目分红款，项目是否获利与上诉人没有关系，至目前为止，上诉人并未从项目中获得任何的分红。被上诉人认为该笔130万元的款项包含子女抚养费以及项目分成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也不符合客观事实。
三、被上诉人口头陈述：“20lO年8月9日支付的30万元以及2010年11月1日支付的20万元收款人均为儿子李思呈”，首先，一审法院并没有对该笔款项的性质进行认定，即使该笔款项是支付给李思呈的账户，但是上诉人是依据被上诉人的要求将房款支付至李思呈账户，所支付的款项是房屋折价款。在上诉人已经正常支付抚养费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理由向一个未成年人的银行账户再行汇入如此大额的款项。法院在判决中只认定该笔该款项是由上诉人汇入到李思呈的银行账户中，对于为何汇入该笔款项的事实及依据并未查实认定。因此一审法院最终认定该笔款项的汇入具有合法依据，以此来否认不当得利的做法显属错误。
综上，上诉人认为涉案房屋的价款已经通过另案判决，上诉人已将款项支付给被上诉人。上诉人基于与被上诉人之间口头达成的房产转让并支付折价款的法律依据业已消失，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说明被上诉人占有该210万元的款项已经没有合法根据。对于该210万元，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提出了所有费用的银行转账记录、支付凭证证明被上诉人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取得该笔款项，是不当得利。反之，被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只是提出口头的主张，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据材料对自己的主张作证明，而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并未对上诉人提出的证据材料所证明的相关事实予以认定而是毫无依据的支持了被上诉人口头的、没有依据的意见。故上诉人上诉请求：l、撤销(2017)粤0106民初205号民事判决，依法作出公正判决；2、一、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及其他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答辩称，一、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上诉人应该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否则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的主张，已经被生效的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3民终10002号民事判决认定其主张不成立。上诉人在本案没有新的证据证明双方已经口头达成协议。2009年，上诉人将涉案房屋卖了2100000元，但在此之前上诉人仅支付被上诉人1600000元。根据《离婚协议书》双方约定上诉人每年年初支付小孩的抚养费，但上诉人在2006年至2009年支付了小孩的抚养费，但上诉人将该抚养费陈述为购房款不是事实，里面有300000元是房租及车库的尾款，1300000元里面含有三年的抚养费，按照每年85000元计算的。如果上诉人主张1600000元是购房款的话，那么2006年至2009年上诉人就均没有支付抚养费，这是不符合常理的。三、被上诉人在一审对2100000元款项已作出合理的说明及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取得2100000元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对2100000元的说明和举证并不能免除上诉人应负的举证责任，尤其是在对方提供的证据存在矛盾的情况下。四、上诉人多次重复起诉，浪费司法资源，2006年3月双方达成离婚协议后，被上诉人在2009年4月查询房屋时才发现房屋已经被上诉人出售。被上诉人后来以侵权为由提出诉讼，但上诉人却以自己实际在北京居住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一直拖延时间。在即将判决时，上诉人又到原审法院以同样的理由提出诉讼，被广州两级法院驳回，北京朝阳区法院及北京三中院才进行了判决。2016年被上诉人申请强制执行，上诉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重复起诉，并申请法院把被上诉人已经执行到法院的款项给冻结至今，上诉人存在恶意诉讼行为。5、对于（2016）京03民终10002号民事判决的3000000元赔偿款过低，没有满足民法通则的填平原则，被上诉人正申请抗诉。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广州瑞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车库总价款共计100000元由被上诉人于2008年3月缴清的，2007年8月31日上诉人支付的300000元并非车库尾款。证据二、北京京都瑞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证明》，证据三、北京京都瑞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成立至今的股东名册，证据二、三均证明上诉人只是该司的员工，并非股东，在离职前水泵厂的项目没有任何收益及分成，所以2007年9月30日转账的1300000元不是项目分成。
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认为，上诉人在二审庭审前才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的证据，应当不予采信，上诉人可以不予质证，但上诉人说明如下：证据一恰好证明车库尾款应当是上诉人负担，负担方式一是直接付给开发商，二是支付给被上诉人再支付给开发商，所以上诉人支付的300000元包含100000元车库尾款是符合事实的。证据二的证明也没有注明是谁开具的，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不具有证明力。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被上诉人与赵刚的谈话记录证明，上诉人在水泵厂的项目赚了2000多万元。此外，2015年12月10日上诉人在原审法院起诉的起诉书第三页第二行提到，上诉人“有一笔资金回笼”，指的就是水泵厂的项目分成。对证据三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认可，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不是该公司的员工，上诉人是水泵厂的投资人，被上诉人有广州瑞华房地产公司开具给上诉人收到投资款2000000元的收据。
上诉人在本院二审庭询后，就其二审提交的证据三北京京都瑞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名册是否原件的问题提交说明称，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档案管理中心于2017年7月20日作出《关于变更“市场主体信息查询专用章”颜色的公告》，将该局及各区分局对外查询档案出证使用的“市场主体信息查询专用章”颜色由红色统一变更为黑色，章的样式保持不变，故其提交的上述股东名册上加盖的黑色的“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主体信息查询专用章”并非复印件，而是原件。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收取上诉人支付的2100000元属于不当得利，则上诉人应当就此进行举证。现上诉人所主张其支付给被上诉人2100000元的原因，是双方曾经达成口头协议，将离婚时原约定归被上诉人所有的两套房屋以2100000元折价归上诉人所有。但上诉人该主张，并未被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3民终10002号民事判决所采信。而上诉人提供的广州瑞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即使可以证明相关车库的尾款100000元是被上诉人在2008年3月才交纳的，也与上诉人在2007年8月31日就向上诉人支付该笔款项的事实不冲突。此外，北京京都瑞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的内容，亦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当初在《离婚协议》中有关“与北京京都瑞华房地产公司共同运作的项目目前尚未转让出手，待有效益时再协商对该项目的处理”的约定不相符，故仅凭上述《证明》，亦不能否定被上诉人对收取上诉人款项所作的解释。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600元，由上诉人屈新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瑞晖
审判员 邹群慧
审判员 黄小迪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彭泽鑫
冯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