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终139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乙，女，1981年9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辽宁省开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永恒，上海英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牌森纺织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虹梅南路1755号一幢一楼D1029室。
法定代表人：尹贵女，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镇，上海国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坤，上海国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乙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牌森纺织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牌森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2民初141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永恒、被上诉人牌森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乙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牌森公司支付张乙2016年3月7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币种下同）54,367.82元。事实和理由：1、张乙与牌森公司之间在2013年10月8日至2016年1月31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仲裁时，双方均自认2013年10月8日至2016年1月31日期间张乙与ALTD（以下简称A公司）之间存在聘用关系，而与牌森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牌森公司原审时的陈述与仲裁时的自认及任某1的自认矛盾，法院不应采信。2、原审庭审后牌森公司提供的《合作协议》不应被采信。假设该协议是真实的，牌森公司自2013年4月15日即与A公司合作，而张乙是自2013年10月8日由任某1招聘进入A公司，接受A公司内的直属领导任某1的指示工作，当时任某1也是牌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那么，张乙就是自2013年10月起同时为牌森公司和A公司服务，这与牌森公司原审自认的张乙自2014年7月份开始帮助任某1同时处理牌森公司与A公司的工作任务相矛盾。且A公司未经合法工商登记，在国内无合法经营机构。《合作协议》属境外形成证据，未经公证认证，也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3、2013年10月至2016年1月期间，张乙与牌森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三要素，不构成劳动关系。张乙在该期间为A公司提供劳动，受A公司管理，A公司从境外支付劳动报酬。虽然A公司在中国的办事处与牌森公司的工作场所重合，张乙在A公司的直接领导与牌森公司的总经理身份重合，但牌森公司从未支付张乙劳动报酬。张乙在此期间收到任某1支付的报销款和奖金系A公司给中国办事处的经营管理费用，并非牌森公司支付给张乙的劳动报酬。4、原审法院也未查清2013年10月至2016年1月期间张乙与A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务关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张乙的上诉请求。
牌森公司辩称：不同意张乙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牌森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牌森公司与张乙于2016年2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牌森公司无需支付张乙2016年3月7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的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54,367.82元。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牌森公司于2012年10月19日注册成立，任某1、任某2为股东。2014年6月4日，两股东转让股权为尹贵女一人独资，尹贵女担任法定代表人。
2017年3月20日，张乙就本案讼争等事宜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会于同年5月3日作出闵劳人仲（2017）办字第1462号裁决书，裁决确认牌森公司、张乙自2016年2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牌森公司支付张乙2016年3月7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54,367.82元；对张乙的其余仲裁请求，不予支持。牌森公司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原审法院另查明，2017年3月3日，张乙与任某1之间通过电话沟通。通话过程中，张乙说：“那个关于保险的事情，就我不是从那个2013年10月8日然后一直到2016年（2017年）2月28号反正一共加起来41个月一直给你打工嘛，然后这个保险”。任某1答：“41个月的话，前段时间是给韩国打工才对。是韩国给你发的工资。前36个月，韩国给你发的工资”。张乙说：“我实际上给您工作是从13年10月份开始的，我那个时候就算是韩国给我发工资，但我也在同时给您工作。”任某1回复：“不是，现在那边的话，主要是给那边弄的为主的，我也和你说的很清楚。”
原审庭审中，牌森公司提供张乙于2014年7月至2015年期间发出的电子邮件，电子邮件的落款均为“祝好！上海牌森/张乙”、“祝好！牌森/张乙”，证明张乙在此期间已经开始为牌森公司工作。张乙对上述电子邮件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牌森公司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013年10月至2016年1月期间，张乙是A公司的员工，且与任某1系同事关系，作为任某1的下属及朋友，任某1要求张乙处理除A公司业务以外的个人事务，张乙一般不予拒绝，任某1在此期间不支付张乙任何报酬，张乙此期间的工资均由A公司支付。张乙还表示，其与任某1原是其他公司的同事，张乙于2013年得知任某1注册成立牌森公司。任某1为A公司做，但同时兼做自己公司的业务。因A公司缺销售人员，故任某1找到张乙。自2013年10月起，张乙作为任某1的下属开始工作，当时任某1答应张乙一年后会为张乙缴纳社会保险费。但之后，张乙要求任某1为其缴纳社保时，任某1回复说牌森公司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结束了，故没有帮张乙交金，而任某1的社保一直由牌森公司交纳。2013年11月起至2016年2月期间，张乙每月收到A公司直接转的美元收入，在此期间，报销的钱、奖金是人民币，都是从任某1或尹贵女的账户转给张乙的。美元收入由任某1帮其和A公司商定。
原审诉讼中，牌森公司提供其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A公司于2013年4月1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甲方同意为乙方提供在中国销售乙方面料、采购原材料的服务以及提供中国服装市场的信息与趋势，乙方同意以贸易额的1%，向甲方支付服务费，因为业务需要，甲方聘请人员的费用由乙方支付。具体费用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后确定。张乙对该合作协议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协议中乙方公司名称韩国A公司与仲裁期间牌森公司提供材料上的A某名称不同；韩国A公司的名称明显违反常理；协议上乙方名称与落款盖章上的公司名称（A会社）亦不符；A公司在中国境内无合法经营机构，故该协议属境外形成证据，依法应当经过韩国公证机构公证并经中国驻韩国使领馆认证，否则张乙无法得知韩国A公司是否真实存在，协议上的印章是否真实；协议约定A公司与牌森公司合作开拓中国市场，正常商业模式是由A公司将协议款对公转账至牌森公司处，再由牌森公司支付其员工的劳动报酬，而本案的实际情况是，张乙的工资由A公司自境外直接支付，而非牌森公司支付，这明显违反正常的商业模式。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就本案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从何时开始存在劳动关系一节。原审法院认为，首先，从电子邮件来看，邮件明确显示张乙存在自2014年7月起以牌森公司的名义对外发送电子邮件之情形。从任某1与张乙之间的电话通话内容来看，张乙明确其自2013年10月8日起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一直为牌森公司工作，并表示即使是由韩国给其发工资，其也同时在给牌森公司工作。再结合双方当事人于本案中的陈述来看，张乙一直在相同的工作地点，从事任某1要求的工作内容，包括而不限于A公司的工作，同时在此期间并有收到过任某1或尹贵女支付的奖金、报销款项等。由此可见，张乙明知其自2013年10月8日起为牌森公司提供劳动，并接受牌森公司支付的报酬。其次，从任某1的身份来看，任某1曾为牌森公司的股东，尹贵女为牌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再结合任某1安排张乙的工作内容均为牌森公司的业务范围，故牌森公司主张任某1个人雇佣张乙之观点，缺乏依据，原审法院难以采信。再次，2013年11月至2016年2月期间，张乙虽有收到A公司转账支付的美元报酬，但A公司并非中国的经营主体。再结合牌森公司提供的其与A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可以看出A公司与张乙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审法院认为，法律并不禁止劳动者同时存在双重或多重劳动关系、劳务关系。综合本案之情形来看，张乙确为牌森公司提供有报酬的劳动，从事的工作系牌森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故原审法院可以确认牌森公司、张乙之间于2013年10月8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因此，牌森公司要求确认其与张乙于2016年2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之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牌森公司主张无需支付张乙2016年3月7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的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之请求，原审法院认为，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现牌森公司、张乙双方于2013年10月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牌森公司于双方建立劳动关系之后未与张乙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应视为牌森公司自2014年10月已经与张乙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故张乙主张牌森公司支付其2014年10月以后的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缺乏依据。因此，牌森公司主张无需支付张乙2016年3月7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之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7年9月22日作出判决：一、确认上海牌森纺织贸易有限公司与张乙于2016年2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上海牌森纺织贸易有限公司无需支付张乙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54,367.82元。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上海牌森纺织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张乙向本院补充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2013年10月31日张乙发给A公司设计师的电子邮件，旨在证明2013年10月张乙入职的是A公司；2、2014年1月23日任某1回复给韩国设计师和张乙的电子邮件，旨在证明任某1是A公司中国办事处的负责人；3、上述两封邮件的翻译件。张乙还当庭演示了打开上述邮件的过程。
牌森公司对邮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张乙提供的上述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并表示张乙与任某1并非A公司员工，A公司也未设立中国办事处。
鉴于牌森公司对上述邮件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邮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2013年10月8日至2016年1月31日期间张乙与牌森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首先，根据双方一致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可以确认如下事实：张乙自2013年10月起到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号XX室工作，该工作场所只有张乙与任某1两人，张乙在任某1的领导和指示下工作。工作期间，张乙曾以A公司中国办事处人员的身份对外联系业务，也曾以牌森公司的名义对外联系业务。上述事实说明张乙知晓其是在同时为两家公司工作。
其次，A公司未在本市注册成立办事处，依法不具有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故张乙为A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充其量只能认定为劳务关系。牌森公司具有用人单位的主体资格，任某1当时系牌森公司的股东，指示张乙以牌森公司的名义对外联系业务，故张乙与牌森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
第三，2016年2月1日前后，张乙的工作地点未发生改变，其接受任某1的指示，从事任某1所要求的工作内容这一用工模式亦未发生变化。并无证据表明在2016年2月1日这一时间节点前后双方曾达成确认之前为劳务关系，之后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
第四、根据张乙与任某1的通话录音，张乙在与任某1通话时亦曾表示自己从2013年10月8日至2017年2月28日一共加起来41个月一直为任某1打工，并要求任某1为其缴社保，说明张乙亦知晓该段期间其劳动关系应归属于牌森公司，应由牌森公司为其缴纳社保。
第五、关于牌森公司在仲裁及原审时的陈述是否构成对其不利的自认。自认是指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张乙主张自2016年2月1日起与牌森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牌森公司在仲裁时及原审时均从根本上否认与张乙有劳动关系，否认对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不构成自认。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张乙与牌森公司于2013年10月8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据此判决牌森公司无需支付张乙2016年3月7日至2017年1月31日的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亦无不妥。张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张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东和
审判员 韩东红
审判员 徐 焰
二〇一八年二月九日
书记员 郑雯婕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