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44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安市支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临安市锦城街道城中街71号。
负责人翁惠华，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秋婷，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中心支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华阿彩，女，1935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均凤，女，1964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凌旦，男，1986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楼杭炜，浙江好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罗余贵，男，1975年12月21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原审被告汪华英，女，1976年1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现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原审被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馆驿后2号万新大厦6楼。
负责人汪建法，总经理。
原审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杭州营业部，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丽水路124号。
负责人陈剑强。
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安市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华阿彩、姜均凤、凌旦、原审被告罗余贵、汪华英、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大地保险公司）、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杭州营业部（以下简称华安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1民初77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一、2016年7月22日上午，罗余贵驾驶浙Ａ×××××号重型自卸货车从杭州市富阳春建乡驶往西郊半岛，沿320国道外环线由西向东行驶。11时2分许，途经320国道外环线与高泰线交叉路口右转弯时，碰撞沿高泰线由南向北行驶由郝某驾驶的浙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所牵引的浙Ａ×××××号重型厢式半挂车、由周某驾驶的浙Ａ×××××号小型轿车和由凌某驾驶的无号牌电动自行车，造成周某、浙Ａ×××××号小型轿车上乘员郑某及周某受伤，凌某死亡，四车损坏及道路设施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该事故经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罗余贵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制动性能不合格）且载物超过核定载重量的机动车上路行驶，途经事故叉口时未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而提前借用非机动车道通行，右转弯时未开启右转向信号灯且转弯过程中超速行驶，以致车辆失控发生事故，其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是造成此事故的根本原因。郝某虽有交通违法行为，但与事故的发生无因果关系。凌某虽有交通违法行为，但与事故的发生无因果关系。周某、郑某和周某均无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据此，认定罗余贵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郝某、凌某、周某、郑某和周某均不承担事故的责任。华阿彩系受害人凌某的母亲，姜均凤系受害人凌某的妻子，凌旦系受害人凌某的儿子。华阿彩、姜均凤、凌旦为维护其合法权益，于2016年9月起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判令：1、罗余贵、汪华英赔偿华阿彩、姜均凤、凌旦损失1004333.53元；2、人寿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大地保险公司和华安保险公司分别在交强险无责限额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3、杭州宇添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添运输公司）对上述赔偿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案件诉讼费由罗余贵、汪华英、宇添运输公司、人寿保险公司、郝某、杭州汤氏物流有限公司、大地保险公司、周某、华安保险公司承担。审理中，华阿彩、姜均凤、凌旦申请撤回对宇添运输公司、郝某、杭州汤氏物流有限公司、周某的起诉，原审法院予以准许。后因部分赔偿项目发生变化及汪华英曾垫付50000元之故，华阿彩、姜均凤、凌旦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罗余贵、汪华英赔偿华阿彩、姜均凤、凌旦损失964610.20元；2、判令人寿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大地保险公司和华安保险公司分别在交强险无责限额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
二、事故发生时，汪华英系罗余贵的雇主，事故发生在罗余贵从事雇佣行为期间。浙Ａ×××××号重型自卸货车的登记所有人为宇添运输公司，实际车主为汪华英。2016年5月8日，宇添运输公司作为投保人为浙Ａ×××××号重型自卸货车在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含不计免赔险）。交强险有责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为1500000元。人寿保险公司就商业三者险的免责条款向宇添运输公司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保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第二条“第三者责任保险、汽车损失保险、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共同的责任免除”第二项第（十）小项约定“车辆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为免责情形。第三条“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责任免除范围”第四项第（二）小项约定“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增加免赔率10%”。郝某驾驶的浙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在大地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周某驾驶的浙Ａ×××××号小型轿车在华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交强险无责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100元。三、受害人凌某系杭州市富阳居民，出生于1961年5月16日。华阿彩系受害人凌某的母亲，也系杭州市富阳居民，事故发生前由四名子女（凌某、凌某2、凌某3、凌某4）赡养。四、事故发生后，华阿彩、姜均凤、凌旦为受害人凌某驾驶的雅杰牌电动车支付施救费50元。经杭州诚正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上述电动车的维修费进行评估，认为电动车损伤严重，需修复更换新件较多，修复成本过高（所需维修成本已经超过车辆原值），如采用修复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无实际修复价值。确定电动车受损价格为2000元。华阿彩、姜均凤、凌旦为此支付评估费400元。五、另查明，罗余贵因该次交通事故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2016年11月29日，原审法院作出（2016）浙0111刑初744号刑事判决书，判处罗余贵有期徒刑一年。汪华英在事故发生后已经向华阿彩、姜均凤、凌旦支付50000元。原审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有效证据，认定华阿彩、姜均凤、凌旦因其亲属凌某交通事故死亡导致的合理损失如下：1、丧葬费。华阿彩、姜均凤、凌旦主张25859.50元（51719元÷2），罗余贵、汪华英、人寿保险公司均无异议，原审法院认为亦属合理，故予认定。2、交通费。原审法院根据华阿彩、姜均凤、凌旦处理受害人凌某丧事的实际，酌情认定800元。3、家属误工费。华阿彩、姜均凤、凌旦主张2975.70元（141.7元／天·人×3人×7天）尚属合理，原审法院予以认定。4、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之规定，应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死亡赔偿金。关于赔偿标准问题，受害人凌某和其母亲华阿彩均系杭州市富阳居民，该区已于2015年6月30日统一户籍改革，不再区分农业家庭户和非农业家庭户，故华阿彩、姜均凤、凌旦要求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死亡赔偿金，原审法院根据凌某死亡时的年龄认定死亡赔偿金944740元（47237元／年×20年）。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审法院根据华阿彩的年龄、子女情况认定该项损失37585元（30068元／年×5年÷4）。据此，原审法院认定侵权责任法意义上的死亡赔偿金982325元（944740元+37585元）。5、电动车损失。原审法院根据杭州诚正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的评估意见认定2000元。6、施救费50元。7、价格评估费。华阿彩、姜均凤、凌旦支出价格评估费400元属实，但该费用系其诉前委托鉴定而产生，属于诉前取证费用，应由三者自行承担，故对该项费用不予支持。以上各项损失共计1014010.20元，其中属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范畴的损失1011960.20元，属交强险财产赔偿限额范畴的损失2050元。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财产依法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上述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案涉交通事故中，罗余贵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汪华英作为其雇主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鉴于罗余贵驾驶的浙Ａ×××××号重型自卸货车在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郝某驾驶的浙Ａ×××××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在大地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周某驾驶的浙Ａ×××××号小型轿车在华安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华阿彩、姜均凤、凌旦的损失应首先由各人保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据此，原审法院根据华阿彩、姜均凤、凌旦的损失与交强险限额之间的关系，认定人寿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赔偿华阿彩、姜均凤、凌旦110000元、在财产损失限额内赔偿华阿彩、姜均凤、凌旦1863.64元（2050元×2000／2200），合计111863.64元。大地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无责死亡伤残限额内赔偿华阿彩、姜均凤、凌旦11000元、在无责财产损失限额内赔偿华阿彩、姜均凤、凌旦93.18元（2050元×100／2200），合计11093.18元。华安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无责死亡伤残限额内赔偿华阿彩、姜均凤、凌旦11000元、在无责财产损失限额内赔偿华阿彩、姜均凤、凌旦93.18元（2050元×100／2200），合计11093.18元。华阿彩、姜均凤、凌旦超出交强险的损失为879960.20元（1014010.20元－111863.64元－11093.18元－11093.18元）。原审法院根据侵权责任，确定该部分损失由汪华英一方承担。关于商业三者险的赔偿问题。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之规定，保险人就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仅对投保人有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案件中，人寿保险公司已经对浙Ａ×××××号重型自卸货车商业三者险的投保人宇添运输公司（系车辆登记所有人）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汪华英虽系实际车主，但其并非投保人，人寿保险公司对其没有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保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中的免责条款具有法律效力。关于《保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第二条第二项第（十）小项“车辆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条款是否适用的问题。华阿彩、姜均凤、凌旦及罗余贵、汪华英均认为不应适用，理由是浙Ａ×××××号重型自卸货车检验合格至2017年5月31日，并非条款规定的情形。人寿保险公司认为应当适用，理由是事故认定书载明“罗余贵驾驶不符合技术标准（制动性能不合格）”。原审法院认为，该条约定的是“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根据文义解释可以推导出此处的检验应系法律规定的检验，即车辆年检，具有事前预防性，车辆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且能够为之。而事故认定书中所载“不符合技术标准（制动性能不合格）”系事故发生之后为查明事故原因对车辆进行鉴定得出的结论，事前难以预见。由此可知，车辆年检与事故发生后对车辆的鉴定并非同一概念。再者，《保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系人寿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当出现两种不同的解释时，应作出有利于对方的解释。据此，原审法院认定上述免责条款在该案中不适用。关于《保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第三条第四项第（二）小项约定“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增加免赔率10%”，该项约定明确，且驾驶人在从事运输活动时完全可以避免，故在案件中应当予以适用。据此，原审法院认定人寿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华阿彩、姜均凤、凌旦损失791964.18元（879960.20元×90%）。另外10%的损失计87996.02元（879960.20元×10%）由汪华英承担赔偿责任。汪华英已经赔偿50000元，予以扣除后，汪华英尚应赔偿华阿彩、姜均凤、凌旦损失37996.02元（87996.02元－50000元）。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华阿彩、姜均凤、凌旦诉讼请求中合法合理的部分予以支持。罗余贵、汪华英、人寿保险公司、大地保险公司、华安保险公司的辩解意见部分合理，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大地保险公司、华安保险公司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动放弃诉讼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汪华英赔偿华阿彩、姜均凤、凌旦损失87996.02元，扣除其已经垫付的50000元，尚应赔偿华阿彩、姜均凤、凌旦损失37996.02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人寿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华阿彩、姜均凤、凌旦损失111863.64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人寿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华阿彩、姜均凤、凌旦损失791964.18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四、大地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华阿彩、姜均凤、凌旦损失11093.18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五、华安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华阿彩、姜均凤、凌旦损失11093.18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六、驳回华阿彩、姜均凤、凌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446元（预交13839元），减半收取6723元，由汪华英负担。
宣判后，人寿保险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农标计算。根据华阿彩三人提供的户口簿原件显示，凌某户口性质为农业家庭户，一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中第二项证据审查认定问题，其中第(三)款居住地的认定中，对适用城镇标准的情形做了列举：1、受害人的户口在农村的，但发生交通事故时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的；……4、户口已经统一的地方，主要根据住所地判断，并适当考虑经常居住地和主要生活来源、主要消费地等。而原审法院在计算死亡赔偿金时，直接当然的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并未对死者生前是否在城镇居住、收入来源于城镇的情形，以及经常居住地和主要生活来源地、主要消费地是否属于城镇做核实，根据死者的户口簿显示死者生前生活居住和消费地均为农村，故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另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年5月16日发布的《关于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审理中应统一适用相关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进行裁量的通知》中“部分中基层法院出台了与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不完全相符的规定或意见”，并下发了《关于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审理中适用城镇居民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进行裁量的指导意见(试行)》。该意见中就城镇标准适用的情形做了列举，而死者并不满足其中任何一个情形，故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应支持。根据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中第三项法律理解与适用问题，其中第(十一)被扶养人生活费问题表明一般原则下，侵权案件的赔偿以损失填补为标准，被扶养人生活费以满足被扶养人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为原则。对于有一定生活来源或者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被扶养人，要酌情减少或者不予支持其生活费。本案中华阿彩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且无其他收入来源，因此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不应支持被上诉人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退一步说即使提供了丧失劳动能力和无其他收入来源的证明，被扶养人生活费也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理由同死亡赔偿金的计算。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错误，请求判令撤销原审判决第二、三项，依法改判死亡赔偿金按照农标计算22866元×2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死者家属，1人）37585元无需支付，即在原审认定的基础上减少525005元。
被上诉人华阿彩、姜均凤、凌旦共同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死亡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赔偿完全正确的。1、受害人凌某和其母亲华阿彩均系杭州市富阳居民，富阳已于2015年6月30日起统一户籍改革，不再区分农业家庭户和非农业家族户，死亡赔偿金统一按照城镇标准赔偿。2、受害人凌某从2002年开始一直在企业上班，并与用工单位签署劳动合同且购买养老保险。3、受害人凌某与儿子凌旦及儿媳俞明珠系户内同住家庭成员，凌旦及俞明珠在富阳城区购买商品房且已在2016年6月2日办理房产证。二、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第十四条“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本案受害人母亲华阿彩系1935年8月18日出生，早已达到退休年龄，且无生活来源。受害人有赡养华阿彩的义务，故应当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高法【2017】92号通知的规定受害人的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城镇标准。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望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汪华英答辩称：同意人寿保险公司的上诉意见。
原审被告罗余贵、大地保险公司、华安保险公司未到庭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二审中，上诉人人寿保险公司及原审被告汪华英、罗余贵、大地保险公司、华安保险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华阿彩、姜均凤、凌旦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1、户口簿一份、房产证两份，欲证明受害人系在城区购买商品房且已办理房产证所有权人的户内同住家庭成员的事实。
2、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一份、劳动合同五份，欲证明受害人与用工单位签署劳动合同且已购买养老保险的事实。
上诉人人寿保险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事故发生在2016年7月，房产证并非死者所有，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2的三性均无异议。
原审被告汪华英的质证意见同人寿保险公司一致。
原审被告罗余贵、大地保险公司、华安保险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上述证据可以证实受害人凌某与凌旦系同一户内成员，凌旦已在富阳城区购买商品房，凌某与杭州富阳富春江特种电器设备有限公司订有劳动合同并在富阳参保基本养老保险。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凌某虽原为农业家庭户，但鉴于其与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并由企业为其参保养老保险，以非农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且与其同户的儿子凌旦已在富阳城区购房并办理房屋产权证，原审法院按城镇标准计算凌某的死亡赔偿金正确。关于凌某母亲华阿彩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本院认为首先华阿彩原系农业家庭户，现已年逾八十，属于无劳动能力主体，人寿保险公司主张其有其他收入来源，缺乏证据支持。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标准，本院认为被扶养人生活费属死亡赔偿金项下赔付内容，应和死亡赔偿金标准保持一致，原审法院按城镇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正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050元，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安市支公司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傅东红
代理审判员 韦 薇
代理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一七年九月五日
书 记 员 史杰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