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武昌民初字第01874号
原告：赵桂菊。
委托代理人：吕露，王霞，湖北百思得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被告：赵年生。
委托代理人：程锋，男，汉族，1977年2月7日出生。（一般授权、系赵年生亲戚）
第三人：赵大年。
第三人：湖北省审计厅，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天鹅路3号。
法定代表人：张永祥
委托代理人：宋燕舞。
委托代理人：祝建群。
第三人：湖北省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未到庭）
第三人：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洪山路7号。
法定代表人：文振富，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先卿、陈磊，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赵桂菊与被告赵年生，第三人赵大年，第三人湖北省审计厅（下称审计厅）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4月1日受理后，因原告提供的为其出具《临时住房证》的单位不仅有湖北省审计局办公室，还有湖北省经济委员会行政处，故本院追加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为本案第三人到庭参加诉讼。于2014年5月20日由审判员蔡萍独任审判，对本案开庭进行了公开审理。原告赵桂菊及其诉讼代理人吕露，王霞，被告赵年生及其诉讼代理人程锋，第三人审计厅的诉讼代理人宋燕舞、祝建群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经法院传票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但该委员会提交《关于湖北省经济委员会成立有关情况的说明》，称1991年10月为原告出具《临时住房证》的湖北省经济委员会与2004年3月根据湖北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鄂政办发（2004）29号文在“湖北省中小企业管理局”基础上成立的湖北省经济委员会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故更与现在的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没有关系。为此，经本院进一步调查，落实到1991年10月期间存在的湖北省经济委员会行政处的部分人员及职能经机构改革被划转到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国资委），故本院2014年8月8日依法追加国资委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准予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退出本案诉讼。2014年9月11日，本院由审判员蔡萍独任审判，对本案开庭进行了第二次公开审理，原被告的第一次出庭人员及第三人审计厅的诉讼代理人宋燕舞，第三人国资委的诉讼代理人李先卿、陈磊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赵大年经法院二次传票传唤都只向法院寄交了《情况说明》，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赵桂菊诉称，赵大年、赵年生系赵桂菊之弟，位于洪山区洪山乡姚家岭刘家湾乙型3单元8层1号房屋是第三人审计厅（原湖北省审计局）1991年10月29日分配给原告与赵大年的拆迁还建房，二人并于1991年12月26日共同出资购买了此房屋。在第三人审计厅（原湖北省审计局）统一向洪山区房地产管理局申报办理该房屋产权证的过程中，被告与第三人审计厅互相串通，隐瞒事实情况，后于1996年9月4日洪山房地产管理局向赵年生颁发了编号为07-09024号房屋共有权证书。为此，原告曾多次向被告与第三人审计厅提出异议，但被告与第三人审计厅却一直未果，再三推脱。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确认位于洪山区洪山乡姚家岭刘家湾乙型3单元8层1号的房屋为原告与第三人赵大年共同共有；案件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在诉讼期间，法院向赵桂菊问及诉争房产的由来时，赵桂菊称，诉争房产“是我的房子，并不是和赵大年、赵年生共有的”；1989年住房拆迁时，我和赵大年都不在武汉，“1984年我从外地回来时知道房子在拆迁，几个弟弟说爸妈走后另外一套房子他们四兄弟分了，没有给我分；后来再拆迁的时候，由于我有特殊困难（我父母的财产我没有享受权利，我支援三线回来，又在和爱人闹离婚，之后会没有房子住，我当时把这些困难讲给拆迁部门说，他们就决定把一套不是很好的位子的房子给我。）拆迁部门就把诉争的房产照顾给了我；这套房产不是因为我的房子拆迁而来的，也不是我父母的房子拆迁来的”；我父母的房子拆迁之后，拆迁办给了我兄弟钱，“他们把钱分了，据我知道没有还房子”；至于房产证上写赵大年的名字，是因为“我一直很顾家，当时想着他在外地，他们只分了钱没有分房子，现在后悔了”；诉争房屋还建后开始由大哥赵文兵的儿子、媳妇每月250元租住，后来小弟赵普选住，因为小弟赵普选的女儿残疾，所以赵普选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与赵年生扯皮后就找到我住到了诉争房子里，我没有收小弟赵普选的房租。
在第一次庭审期间，原告赵桂菊称：“我不属于拆迁户”，“我和他们（审计局）之间不是拆迁关系”，（还建房）“当时公布的时候有赵大年和赵年生的房子，但没有我的名字，我想反正是我经办的，我们两个人所有的，写谁的名字都可以”。1999年6月9日社区给我出证明去领（房产证）的时候，看到（证上）是赵大年、赵年生的名字，“但没有提出异议，因为我认为他们该得的都得到了，他们不会找我要这个房子，所以我就没有主张。这个房子是我要来的，不是拆迁办拆迁的房子”。“2010年全国房屋联网的时候社区要登记，说房产证没有我的名字，社区让我赶紧改过来，所以我才去找赵大年；他说要钱才给我改，他要的钱我承受不起，所以就一直没有变更成”。
第二次庭审期间，赵桂菊又称“因为有了母亲的房子，才有计划还建房子，就给我发了临时住房证，后来通知我去交钱，钱我也交了。后来水电费也是我交的，这个房子也是我办下来的。我母亲去世了，我也有继承的权利。最后发房产证的时候名字变了，不是我的了。我当时有怀疑，但是我想这个房子是我的东西，赵年生不会要，也不敢要”。赵桂菊的代理人补充说明：“赵桂菊的房子是父母房屋拆迁后的指标，拆迁协议只是表示拆迁的钱给了赵大年和赵年生，实际上还建的房子是赵桂菊父母老房子的指标跑来的”。
原告提供下列证据证明自己陈述的事实：
证据一、1991年10月29日湖北省审计局和湖北省经济委员会开具的《临时住房证》，证明1991年10月29日经湖北省审计局和湖北省经济委员会共同决定将位于刘家湾拆迁还建居民楼乙栋3单元8层1号的房屋为原告与赵大年共同购买的事实。
证据二、1991年12月26日湖北省审计局开具的购房款《收据》一份，证明原位于洪山区红山乡姚家岭刘家湾乙幢3单元8层1号的房屋为原告赵桂菊与赵大年共同出资购买的事实。
证据三、1998年6月10日审计厅机关后勤服务中心水电费《收据》一份，证明原告赵桂菊自该房屋分配后就一直居住至今的事实。
证据四、1996年9月4日洪山区房地产管理局颁发的武房房私字第07-08993号的房屋所有权证及武房房私字第07-09024号房屋共有权保持证各一份，证明该两证登记载明的所有权人并没有赵桂菊的事实。
证据五、武昌区水果湖街茶港社区居民委员会《证明》一份，证明原告赵桂菊自1991年购房时原告就一直实际居住使用至2011年10月。
此外，原告向法院提交了一份1999年社区证明，证明当时帮赵普选和赵大年领房产证时发现没有自己的名字，所以开具了这个证明帮他们领证。原告还提供了一份产权信息查询单，证明现在房屋产权登记状况；证人李某提供的证言，证明原告在领房产证的时候补交了水电费。
对于原告的上列举证被告认为：对于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这个公章的法律效力也有异议。这个公章是内部公章，不是对外使用的，怀疑是找关系加盖的。而且这个临时住房证是由原告自行填写的，由审计局加盖公章，很不严格。房屋产权应该以拆迁还建合同为准。证据二、本案房屋原告有补足拆迁款3000元，所以这个真实性应该是没有问题。但这个房子赵年生也出资了2000元。3000元相当于是赵桂菊帮赵大年代付的。对证据三没有异议，当时房子是赵桂菊在打理所以水电费是她交的。赵年生当时下岗在外面打工，没有时间管理，赵大年也在哈尔滨当兵，不在武汉。当时这个房子是大哥在住了几年，应该是他交给赵桂菊的，但是赵桂菊也没跟我们提过要这个钱。对证据四没有异议。对证据五的证明目的不认可，社区也是依据临时住房证判断赵桂菊一直在居住的，证明力很低。对1999年社区证明，被告认为只有复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也认为这个不能证明原告对房屋有产权。对李某的证言，被告没有异议。
第三人审计厅对原告的举证认为：对证据一、我们与当事人确权房产权利的唯一依据是拆迁协议。拆迁协议上并没有赵桂菊的名字，而临时住房证也有赵大年的名字，我们认为这个临时住房证应该是发给赵大年的，因为赵大年不在武汉，房屋情况由赵桂菊经办，所以加上了赵桂菊的名字并加了括号，也为谨慎起见。不能根据证据一确定房屋权属归赵桂菊。对证据二的意见也同上，收据上先写了赵年生的名字后加了赵桂菊的名字，只能说明费用由赵桂菊经办，实际产权人不能依据此判断。对证据三。审计厅收取水电费的惯例是根据使用人收取水电费。而且收款收据上也首先写了赵大年，后来加上了赵桂菊，一样表明赵桂菊对房屋有使用权，或者是经办人。并不能根据这个证据表明赵桂菊是所有人。对证据四没有异议。对证据五具体是怎么出具的？什么情况出具的？我们需要了解下才能做答复，对这个社区证明的内容有异议，对社区依据临时住房证就认为该房为赵桂菊购买的有异议。对1999年社区证明，审计厅认为该证据只能证明赵普选和赵大年对房屋享有产权可以据此办证，但是不代表赵桂菊有产权。对李某的证言审计厅对证据内容无异议，但认为这个属于家庭内部关系不太清楚，居委会出具的办理房产权手续的时间是1998年6月9日，收水电费的时间是6月10日。
第三人国资委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至证据四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临时住房证只能证明临时居住效力，不能证明所有权归属；房款收据与国资委无关；水电费收据也只能证明原告缴纳了1990年到1994年之间的水电费；原告提交的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属证明都证明原告目前提起诉讼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从1996年开始原告的名字房产证上就没有，房屋权属1996年已经确定，原告提出诉讼充其量只能是侵权纠纷；应当从1996年开始计算时效，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为两年，原告的诉讼主张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五，国资委认为没有证据原件，不予质证。
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对第三人审计厅向法院递交的相关房产登记资料在房产局查询确认后，也向法院提交。第三人国资委认为这些资料进一步说明原告早在1990年就知道房屋为赵大年、赵年生共有，印证了本案不是确权纠纷，而是侵权纠纷，而且早已超过诉讼时效。
被告赵年生辩称，1、涉案房屋是由审计厅还建给被告的，被拆迁房屋系被告一人所有，与原告无产权关系，原告也没有房屋所有权份额。2、共同出资这个事实也不成立，本案第三人赵大年对房屋并未出资，本案被告出资2000元，原告出资3000元，这个是对超过补偿面积的部分的差额缴纳的。3、赵大年原本不是本案拆迁房屋的产权人，基于亲属关系，为了让赵大年老有所依所以赵年生让与部分产权给赵大年。所以形成了产权证上赵大年和赵年生共有房屋。4、起诉状中多次协商也不属实，实际上是赵桂菊想低价从赵年生手上买去没有成功之后起诉至法院。
诉讼期间，法院向赵年生问及房产由来时，赵年生称：“房子拆迁的时候我二哥（赵大年）在部队里（哈尔滨），我也在外面打工，老房子是我们俩的，拆迁时我们都不在，所以就让赵桂菊帮我们办一下，当时拿房产证还差2000元，也是我给她的，拿证是赵桂菊帮我们拿的”。“说我与审计局串通是污蔑，建议审计局起诉赵桂菊诽谤、污蔑国家工作人员”。“我们原来的老房子在水果湖刘家湾6号，面积有78个平方，是个平房；当时85年我母亲和我一起住在里面，在大概83年、84年我父亲去世后，我母亲还在的时候把我们（兄弟）姊妹五个都叫到一起，我大哥赵文兵搬出去了也做了房子，弟弟赵普选也搬出去了，赵大年当兵正好回来探亲，赵桂菊当时嫁出去了也不住，就我和母亲住，所以母亲就说老房子就由我和赵大年两个所有。后来86年拆迁的时候因为我在打工，赵大年在哈尔滨当兵不在武汉，所以拆迁的事情有些就是找赵桂菊经办的；80年的时候我自己出钱在老房子后面做了一点房子，有两层，总共大概有140平方，对我自己建的这部分，拆迁的时候给了我两套房子；老房子拆迁还建的是另外一套，由我和赵大年共有”我们共有的还建房给了弟弟赵普选住，“弟弟赵普选和弟媳都有病在身，下岗也没有工作，女儿是先天脑瘫，生活不能自理，他们家条件太困难了，当时房产证赵桂菊拿着在，再一个主要是她代表赵大年的意见，我就跟赵桂菊、赵大年商量把这个房子给赵普选住，再把赵普选自己的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出租，还可以有一些收入，我弟弟赵普选去年因为肺癌去世了，弟弟赵普选去世前与赵桂菊吵了两次”。“我弟弟和赵桂菊吵过后（房子就）让给她（赵桂菊）了，就给她在出租”。“赵桂菊大概87年离婚，他们夫妻都在湖北土石方公司（工作），有一套房子，离婚后判给了赵桂菊，2000年的时候单位房子拆迁了，原址还建了一套120平方的房子，就在中南二路七医院对面”。因为“她认为（房子）是她办的，就可以自己弄，我们也理解她；她买单位的还建房借了钱，想出租这个房子赚点租金还债，所以让她出租，但她要这个房子完全是得寸进尺”。
在第一次庭审期间，赵年生称：“原告当时在土石方公司有个60平米的房子，当时赵桂菊和媳妇经常发生口角，我同情她跟她说如果在那边住不下去就来我们这住。再一个后来那个旧房拆迁还建了一个大的房子，还差一部分房款差价，我虽然没有经济能力帮助她，但是就把这个房子交由她对外出租，这个租金可以贴补些。我是以这样的态度将房屋交由赵桂菊，并没有想到过这个房屋产权的问题。后来房子一直给小弟弟在住，因为小弟弟得了肝癌，妻子得了乳腺癌，他的女儿也是先天脑瘫，我们也考虑弟弟家的困难就把这个房子给了弟弟住，弟弟的房子出租弥补家用。我二哥赵大年也同意这个意见”。“这个房子先是我大哥住了两年，给了多少钱赵桂菊我也不清楚，都是姊妹伙的，我也没有过问。后来住了两年之后就给了小弟弟住”。
“我父亲1973年去世的，母亲1978年去世的。母亲去世之前把五个兄妹都叫到一起，已经说了这个老房是我和赵大年的。因为大哥子女比较多，住不下了，父母出钱给大哥建了一个房子。我弟弟也结婚了，嫌老房小了，母亲也帮忙给弟弟做了两间房子。因此这房子属于我和赵大年所有。当时赵桂菊也在场，但是没有书面留下些什么东西。老人都是口说为凭。后来这个房子拆迁只算了过渡费，房子是按原面积还建的”。
被告赵大年向法院提交了自己的老房产证及户口本，证明自己长期居住在还建的诉争房产拆迁前的被拆迁房中，拆迁房产的土地使用权1987年10月30日就登记在自己名下，诉争房产是自己的，与原告没有关系。
原告赵桂菊对被告举证的真实性表示不清楚，认为现在争议的房子是父母的房子还建来的。
第三人审计厅及国资委对被告举证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第三人赵大年在两次庭审前分别提交书面《情况说明》称：“我是16岁参加空军86001部队到东北，在旧房改造期间，赵桂菊以我复原为由向当地房产部门所要，也就是现在位于洪山区洪山乡姚家岭刘家湾乙型3单元8层1号的房子”。“该房产一直由赵桂菊帮忙打理，前几年应赵桂菊之托出具一份公证书，鉴于过期已无法律效力”。“既然走到法院开庭这一步，那我就要回属于我的那一部分，公证我房产证上应得到的房产权，如果房子作价或拍卖，我要拿到相应部分的资金”。“在该厅（庭）第一次审理此案后，我本着家庭和谐的角度分别与赵桂菊及赵年生通话”。“最后已协商好，由赵大年、赵桂菊、赵年生每人共占（应为分别占有）房产的百分之三十权利，给予（四弟已故）弟妹百分之十（家有残疾孩子）”。但事后赵年生坚决强硬的说必须四家平分，赵桂菊“说自己为房子付出了这么多，怎么想也不公平。赵年生根本就跟这个房子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赵年生的名字在上面，他绝对不应该在这个房照上，还说有足够的证据坚决给他告倒。并非常认可这个房子与赵大年共有”。为此，赵大年全家意见：“第一，当初赵桂菊以赵大年名义要的房子，赵大年作为此房的缘起，理应占据房产权利的百分之五十，这一点无可非议。第二，如赵桂菊所说，赵年生的名字是怎么跑到这个房照上来的。二十多年来，因赵大年不在武汉，所以我们对此方面的确不清楚，至今一直质疑。第三，此房当初虽然以赵大年名义所要，但由赵桂菊出头办理。并且由赵桂菊出资购买，时至今日，包括交付房屋、水、电等费用等。我们全家认为赵桂菊应该得到房产权利的百分之五十”。
第三人赵大年没有向法院提交证据。
第三人审计厅述称，“1990年我厅（原湖北省审计局）和省经委（现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因修建住宿楼征用原洪山区洪山乡姚家岭刘家湾土地，与赵大年、赵年生签订征地范围内房屋拆迁协议一份（编号：N041），安置地点为姚家岭刘家湾乙-3-8-1.上述拆迁还建房屋已交付，1996年经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张家湾第四居委会证明，已在洪山区房地产管理局办理了相关产权证明，我厅没有参与办证行为”。“综上所述，我厅与赵桂菊不存在所有权确认纠纷，也不存在与赵年生、赵大年互相串通、隐瞒事实办理房屋产权的事实”。
第三人湖北省审计厅为证实自己陈述的事实，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
审计厅递交给洪山区房管局的武汉市洪山区水果湖刘家湾拆迁档案移交清册复印件。证明当时拆迁的对象有赵普选、赵大年和赵年生但是没有赵桂菊。
原告对此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这个是对拆迁户还建的清册，依据拆迁协议来的。原告不属于拆迁户，所以不在这个名单里。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均没有异议。
第三人审计厅还提交审计局与赵年生、赵大年拆迁还建协议、房地产交易申报审批表、房产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书还有还建契纸、图纸一份，证明该局与赵桂菊并无拆迁还建关系。该局还建房屋依据拆迁关系对赵大年、赵年生还建房屋，且赵大年、赵年生也取得了房屋产权。审计厅与赵桂菊本人并无拆迁协议，也没有产权方面的关系。
原告赵桂菊对上述系列证据认为“这个拆迁跟我没有关系，我和他们之间不是拆迁关系”。
被告认为这些都映证了这个房子原本属于赵年生，后来基于亲属关系加上了赵大年的名字，原告对本案房屋及原拆迁房屋都不享有所有权，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第三人国资委认为上列材料均属于复印件，不能证明证据来源，无法确认其真实性；赵年生名下的两套房产与本案无关，该委对此不发表质证意见。
第三人国资委述称，由原湖北省经济委员会行政处与原湖北省审计局办公室1991年10月29日共同出具的临时住房证“只能证明临时居住的效力，不能代表房产证，不能证明所有权归属”。诉争房屋的产权证书证明“原告的起诉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从1996年开始房产证上就没有原告的名字，本案定性为确权纠纷没有依据，房屋权属在1996年已经确定，原告提出诉讼充其量只能是侵权纠纷，如果认为是侵权纠纷，那么应该从1996年计算时效，法律规定诉讼时效为2年，（原告现在主张权利）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早在1990年就知道房屋的申请表、契书上写的是赵大年、赵年生共有，证明了本案不是确权纠纷，是侵权纠纷，而且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原被告父母83年已经过世，现在主张继承权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20年的诉讼时效”。
第三人国资委没有向法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举证、质证及认证，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原被告的父母赵国亮、何桃姑分别于1967年5月28日及1982年6月4日去世。二人育有四子一女，分别为赵文斌、赵桂菊、赵大年、赵年生、赵普选。
1987年11月30日，被告赵年生取得刘家湾15号87.4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在刘家湾15号房产拆迁前一直居住在刘家湾15号。1990年3月13日，湖北省经济委员会、湖北省审计局（甲方）与赵大年、赵年生（乙方）签订《征地范围内房屋拆迁协议》，约定刘家湾15号赵年生、赵大年同志是征地范围内的被拆迁户；甲方拆除乙方房屋一栋，建筑面积99.24平方米；甲方应付给乙方各项拆迁费用11210.38元；甲方根据“拆一还一”原则应安置乙方住房建筑面积64.53平方米，1991年10月31日前安置完毕。1991年10月26日，湖北省审计局出具《湖北省行政事业单位内部使用统一收据》（259467号），载明：“今收到赵大年、赵桂菊人民币5498.95元，系付购房款”。上述《收据》上加盖有湖北省审计局的财务专用章。1991年10月29日，湖北省审计局办公室、湖北省经济委员会出具《临时住房证》，载明：“赵桂菊（赵大年）同志：刘家湾拆迁还建居民楼乙型3单元8层1号面积61.46平方米，按分配原则，经研究决定分配给你居住，一月后由市房产部门统一办理产权和承租手续”。该《临时住房证》空白处用笔书写“此户产权手续已办”。1996年5月13日，湖北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加盖印章）、湖北省审计厅填报《武汉市房地产管理局印发规定还建契纸》，将建筑面积66.18平方米，占地面积9.13平方米砖混八层房屋还建给赵大年、赵年生，核定成交产价为15221.40元。1996年9月4日，武汉市房地产管理局向赵大年、赵年生颁发了武房房私字第07-08993号《房屋所有权证》及武房房私字第07-08993号（07-09024号）《房屋共有权保持证》，公示洪山区洪山乡姚家岭刘家湾乙-3-8-1的66.18平方米房屋由赵大年与赵年生共有。1996年9月4日，武汉市房地产管理局向赵大年、赵年生颁发了武房地籍洪房私字第04888号《武汉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公示，洪山区洪山乡姚家岭刘家湾乙-3-8-1号住宅土地使用面积9.11平方米准予赵大年、赵年生使用。1998年6月9日，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张家湾第四居委会出具《证明》一份，证明“辖区居民赵普选现住东三路17号3门3楼，需要办理房产权手续，原有房分配给其兄赵大年一套，其在外地工作，也需要办理。特此证明”。原告持此《证明》到相关部门领取了赵大年及赵年生的《房屋所有权证》、《房屋共有权保持证》及《武汉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并持有至今。洪山区洪山乡姚家岭刘家湾乙-3-8-1号住宅交付后，一直由原告赵桂菊打理，并先交由原被告之大哥赵文兵家居住使用，后转给小弟赵普选一家居住，现由原告出租。
另查，被告赵年生基于在刘家湾付15号自建两层楼，拆迁时单独还建了洪山区洪山乡姚家岭刘家湾甲-3-6-2、甲-3-7-2号房产两套，建筑面积141.16平方米，用地面积20.28平方米。赵年生自认诉争房屋系父母祖屋还建。
湖北省审计局名称已经发生变化，现为湖北省审计厅；湖北省经济委员会因机构改革多次调整，其行政处的人员及职能现移转到国资委管理及行使。
被告赵年生称，原告赵桂菊向单位补缴的5498.95元房款中，自己也给了2000元原告，但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
本院认为，原告赵桂菊要求将诉争房产确认为她与第三人赵大年共同所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理由如下：1、房屋产权的设立，经依法登记发生法律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诉争房产已经登记确认在赵大年、赵年生名下18年之久，赵大年、赵年生对诉争房产的权利自登记之日起就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原告对此明知，并且至迟于1998年代领房产两证时就已经知道，十余年后对已经登记公示的房产提起权属争议，已经超过诉讼时效。2、本案诉争房产经《征地范围内房屋拆迁协议》确认为还建房，并约定了被拆迁人及还建房的主体为赵大年与赵年生；本案原告在庭审中已经明确表态自己不属于拆迁户，与他们（审计局）之间不是拆迁关系；并向法院陈述“由于自己有特殊困难，拆迁部门就把诉争的房产照顾给了自己；这套房产不是因为我的房子拆迁而来，也不是我父母的房子拆迁而来的；我父母的房子拆迁之后，拆迁办给了我兄弟钱，他们把钱分了，据我知道没有还房子”；而原告并未提供任何自己因为得到了特殊照顾而取得诉争房屋的证据；法院依照现有证据只能确认诉争房屋是赵大年、赵年生基于拆迁还建获得，由赵大年、赵年生共有，原告关于其被照顾取得诉争房产的诉讼意见本院不予采纳。3、在第二次庭审中原告及其代理人“因为有了母亲的房子，才有计划还建房子，就给我发了临时住房证”；“赵桂菊的房子是父母房屋拆迁后的指标，拆迁协议只是表示拆迁的钱给了赵大年和赵年生，实际上还建的房子是赵桂菊父母老房子的指标跑来的”的说辞既与原告庭前的陈述和第一次庭审中的表态相悖，又没有证据证实，其提出的继承权与本案还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范，继承权诉讼时效也值得考量畴，还建本案诉争房屋的刘家湾15号被拆迁房的土地使用权更于1987年11月30日登记在被告赵年生名下，故原告的此项诉讼观点本院不予采信与支持。4、原告主张在省审计局统一向洪山区房地产管理局申报办理诉争房屋产权证的过程中，被告赵年生与第三人省审计局互相串通，隐瞒事实情况，导致洪山区房地产管理局向被告赵年生颁发了编号为07-09024号房屋共有权证，侵犯原告赵桂菊权利，但其并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原告的此项诉讼观点没有证据，本院不予采信。5、相关部门发出的《临时住房证》上明确说明自发证“一月后由市房产部门统一办理产权和承租手续”，因此，该《临时住房证》并不是法定的房产权利凭证，原告持该《临时住房证》不能证明自己对诉争房产享有权利。原告基于其代缴的部分房款及水电费，代为打理赵大年、赵年生房产的相关事实，可以向赵大年、赵年生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赵桂菊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270元，减半收取2635元，由原告赵桂菊自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国务院令第481号）的规定预交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武汉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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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院诉讼费分户；账户：07×××93；开户行：农行武汉市民航东路分理处，行号：832886。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诉讼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
审判员 蔡 萍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七日
书记员 张映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