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皖01民终66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骆伟强，男，1964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龙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锦华，广东穗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迎萍，女，1986年9月16日出生，汉族，现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良成，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骆伟强因与被上诉人孙迎萍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皖0191民初28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骆伟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孙迎萍归还侵占款2800000元；2、诉讼费、保全费由孙迎萍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2012年9月17日至2013年1月30日，骆伟强先后九次向孙迎萍名下尾号为2078的银行账户汇入共计2800000元。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该卡不是孙迎萍的工资卡，孙迎萍的工资卡卡号为62×××49。孙迎萍辩称骆伟强支付的款项均是按照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安江工程处（以下简称安江工程处）负责人林康南指示用于日常业务支出及其他用途，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没有针对孙迎萍占有该款项的合法性和是否应返还款项的问题进行实质审查，孙迎萍对其主张也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实。骆伟强向孙迎萍原工作单位安江工程处了解得知，孙迎萍擅自转给其配偶余少林7笔款项，共11650元，转给自己白金卡共计2821900元，转给靳凤英16笔款项，共计32700元。而靳凤英并非安江工程处员工，不存在所谓的经济往来。孙迎萍辩称已于2013年8月2日将该账户剩余的款项全部取现付给单位，并将该账户销户，则迎萍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剩余款项的数额、何地交付现金、经办人是谁及具体的移交手续等事实。经了解，孙迎萍根本就没有办理任何移交，而是携款辞职。孙迎萍无法提供个人购买理财产品资金的合法来源。孙迎萍于2008年7月至2011年10月入职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任技术员，2011年11月至2013年12月在安江工程处工作，后任经济合同部副部长。其丈夫余少林于2011年12月至2013年12月在安江工程处工作。根据其二人的收入情况，除去日常开销、回家探亲等支出外，应所剩无几。据安江工程处统计，两人在安江工程处合法收入仅为361700元，并非孙迎萍所述两人年收入各有四五十万元之多。孙迎萍辩称其理财账户是其个人投资行为，与骆伟强主张的2800000元没有任何关联。但是如果没有骆伟强转入的2800000元，孙迎萍何来2800000元的理财资金。孙迎萍转入自己账户的资金恰好是2821900元，也可以反映该事实。本案的焦点并非骆伟强与孙迎萍之间是否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而是孙迎萍是否合法占有涉案资金。骆伟强已经举证证明向孙迎萍账户转入理财资金的事实，尽管孙迎萍予以否认，且辩称没有任何一笔资金来自其尾号为2078银行账户，但是经统计自2012年10月25日至2013年5月27日期间，孙迎萍从其尾号为2078的银行卡以取现、消费等名义提取了1446000元，而且另有一部分款项是通过其个人银行运作。事实上孙迎萍也确实以其个人名下尾号为9537的银行账户购买了四款理财产品，孙迎萍的经济收入水平不足以购买2800000元的理财产品，孙迎萍不具备占有2800000元的合法依据。一审法院依据孙迎萍的片面之词便驳回骆伟强的诉讼请求，实属不妥。退一步来说，即使双方之间不存在理财合同关系，在没有骆伟强的同意或者授权的情形下，孙迎萍在收取骆伟强的资金后也无权拒绝返还资金。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是不恰当。骆伟强将2800000元理财款汇入了孙迎萍的账户,已经完成了交付。一审法院认定骆伟强没有提供委托合同而不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委托行为是不恰当的。孙迎萍作为安江工程处的专职财务人员，其名下有多个银行账户，孙迎萍收取了骆伟强的理财款项，至于孙迎萍是否通过该账户或者通过其名下的其他账户购买理财产品完全是孙迎萍的自由。2、本案的案由是返还原物纠纷，孙迎萍非法侵占骆伟强的2800000元，损害了骆伟强的合法财产权益，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而一审法院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根据法律规定，孙迎萍没有合法的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骆伟强的损失，骆伟强要求孙迎萍返还不当得利。孙迎萍答辩称：骆伟强向孙迎萍所支付的款项多达六百多万，一审中，骆伟强已经陈述除案涉2800000元以外的款项均是与安江工程处的业务往来款，但骆伟强并未证明案涉2800000元与其他款项存在区别。骆伟强主张双方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对于主张合同关系成立的一方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中骆伟强既没有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协商收益分配、理财产品种类等约定，也没有证明其向孙迎萍支付2800000元款项的特殊用途。对于骆伟强转账支付的款项，孙迎萍均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证明全部款项均用于公司日常业务支出。骆伟强诉请的逻辑是其提出一项主张，然后由孙迎萍证明自己的财产来源，如果孙迎萍证明不了，那么款项就是骆伟强支付的，这显然是十分荒谬。至于骆伟强与孙迎萍原任职公司之间存在往来款或者其他纠纷，其应当向该公司主张，而不应通过虚构事实的方式走捷径。从骆伟强的起诉状、一审陈述以及上诉意见来看，骆伟强就案涉款项的性质或者用途有过不同的说法。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骆伟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孙迎萍立即归还侵占款2800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孙迎萍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迎萍原系安江工程处员工，2012年3月6日被任命为经济部副部长，于2013年12月离职。骆伟强代表广东鸿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部与安江工程处签订有《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双方存在经济业务往来。2012年1月10日至2013年5月20日期间，骆伟强先后向孙迎萍尾号为2078的银行账户（该银行账户是系孙迎萍个人账户，但同时亦作为安江工程处的经济业务往来的公款账户）转款6150000元。其中，骆伟强所主张的系委托孙迎萍理财的转账时间及金额分别是：2012年9月17日的500000元、2012年10月4日100000元、2012年10月16日70000元、2012年10月25日250000元、2012年10月30日180000元、2013年1月14日400000元、2013年1月19日300000元、2013年1月29日500000元、2013年1月30日500000元。上述款项入账后，并无对应金额的向孙迎萍其他账户的转账支取或现金提取记录。自2012年9月17日至2013年3月7日孙迎萍购买的第一笔产品名称为第九期万利宝私人银行（系列2）期间，该2078账户所支出款项指向孙迎萍的分为以下三类：一是五笔大额的现金提取记录，分别为2012年10月25日250000元、2012年12月2日40000元、2013年1月10日150000元、2013年1月18日150000元、2013年1月20日150000元，合计740000元。二是四笔向孙迎萍银行的大额转账记录，分别为：2013年1月20日转入尾号为2993账户1000000元、2013年1月20日转入尾号为8411账户500000元，2013年1月31日转入尾号为2993账户500000元，2013年1月31日转入尾号8411账户400000元，其中，2013年1月20日、2013年1月31日向孙迎萍尾号为2993的银行账户转账1000000元、500000元，2013年2月1日，孙迎萍尾号2993账户将1500000元转入尾号为8411的结算通卡，同日通过尾号为8411卡转入户名为刘婷账户（刘婷系当时安江工程处承接工程的发包单位员工）。2013年1月21日、2013年1月31日向孙迎萍尾号为8411银行账户转账500000元、400000元，2013年1月21日转入的500000元，同日通过8411账户转入副总经理兼安江工程处负责人林康南账户，林康南系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兼安江工程处的负责人；400000元在2013年2月2日支付蕉岭县蕉城镇外贸酒楼50000元、何正元100000元、广东鸿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部150000元，另有100000元转入孙迎萍尾号2993账号（孙迎萍自述系其个人所得，可能是当时公司发放的奖金）。三是部分零散的金额在20000元以下的小额现金提取及向孙迎萍账户的转账记录，合计金额为十万余元。另查明，孙迎萍尾号为9537的银行账户购买了四款金额分别为1100000元、1000000元、500000元及200000元的理财产品，起息日期分别为2013年3月7日、4月2日、5月23日、7月11日，合计金额为28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骆伟强与孙迎萍之间是否存在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本案骆伟强主张其有九笔向孙迎萍的转账系委托孙迎萍理财，孙迎萍不予认可。首先，从孙迎萍尾号为2078的账户性质来看，该账户既是孙迎萍的个人账户，亦是孙迎萍所在公司业务往来的一个公款使用账户，除骆伟强之外，还有多名案外人向该账户转款和存款。其次，从该账户的明细来看，自骆伟强以委托理财为由向孙迎萍的第一笔2012年9月17日转账至2013年1月30日最后一笔转账，期间长达四个多月的时间，孙迎萍并无对应的购买理财产品的记录，至2013年3月7日孙迎萍购买第一笔理财产品，期间双方之间无任何关于购买理财产品事项的沟通。骆伟强称其先后转入高达2800000元的款项委托孙迎萍为其购买理财产品，事前未与孙迎萍签订委托理财合同约定相关权利义务，亦未要求孙迎萍出具收款凭证，事后未与孙迎萍就购买委托理财产品事宜进行协商、沟通，亦未询问理财产品盈亏情况等，明显不符合常理。骆伟强向孙迎萍尾号为2078的账户合计转款金额为6150000元，骆伟强认可除主张的2800000元之外的转款系其与孙迎萍所在公司的业务往来款项，而骆伟强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中的2800000元系用于委托孙迎萍帮其理财之用以区别于其他对公经济往来款项。最后，从孙迎萍该账户的出账记录来看，骆伟强向孙迎萍尾号为2078银行账户的九笔转账，孙迎萍也没有相应金额的支取记录。其中，孙迎萍向自己账户转账的四笔大额转账记录（2013年1月20日转入尾号为2993账户1000000元、2013年1月20日转入尾号为8411账户500000元、2013年1月31日转入尾号为2993账户500000元、2013年1月31日转入尾号8411账户400000元），接受转款的银行账户均有对应的用于公司支出的转账记录。另有八十余万元的多笔现金取款记录，取款时间和金额与骆伟强所主张的转账时间不能对应，且孙迎萍陈述现金取款系用于公司需现金支付情况下的支出，亦符合常理。综上，骆伟强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委托孙迎萍理财的事实，亦未能证明其转入孙迎萍尾号为2078账户上的2800000元被孙迎萍个人领取并持有的事实，故对骆伟强主张孙迎萍向其返还2800000元款项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骆伟强的各项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2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4200元，由骆伟强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骆伟强就其主张的委托孙迎萍购买金额总计为2800000元的理财产品的事实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中，骆伟强并未提供其与孙迎萍签订的委托理财协议等证据，其仅依据汇款凭证即主张自2012年9月17日至2013年1月30日其分多笔向孙迎萍账户汇款2800000元系用于委托孙迎萍购买理财产品，依据不足。从已查明的事实看，自2012年1月10日起至2013年5月20日，骆伟强先后向孙迎萍名下尾号为2078的银行账户汇款总计6150000元，除了本案争议的款项外，双方对于其余款项为骆伟强与安江工程处的业务往来款均不持异议。从孙迎萍名下尾号为2078的账户明细反映，该账户资金往来频繁，除骆伟强之外，还有其他多名案外人向该账户转款和存款，账户虽为孙迎萍的个人账户，但同时也作为孙迎萍所在公司使用的一个公款账户。诉讼中，孙迎萍提供了付款通知单、结算表及银行账户明细反映其名下尾号为2078的账户中绝大部分款项是用于公司对内对外的支付结算。而根据骆伟强的陈述，其与孙迎萍仅因业务往来相识，按其所述其自2012年9月17日至2013年1月30日分多笔向孙迎萍账户汇款2800000元用于购买理财产品，但期间其既未要求与孙迎萍签订委托理财协议，也未要求孙迎萍出具任何书面凭证，更未与孙迎萍就委托理财事宜进行协商、沟通，确与常理不符。在孙迎萍已提供证据反映其与骆伟强之间因业务关系长期存在大量资金往来的情况下，骆伟强仍应就其主张的委托理财关系的成立进一步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其未能完成举证责任的情况下，骆伟强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所述，骆伟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9200元，由骆伟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洁审判员  钱岚审判员  程镜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李洁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