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苏01行终6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大财，男，1938年11月14日生，汉族，住南京市雨花台区。
委托代理人赵云龙，江苏紫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市鼓楼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住所地南京市鼓楼区建宁路***号。
法定代表人林海滨，南京市鼓楼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主任。
委托代理人韦海若，南京市鼓楼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孙华武，江苏孙华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朱军，男，1957年8月10日生，汉族，户籍地南京市鼓楼区。
委托代理人沈勇，江苏楼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南京市鼓楼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鼓楼区乐业村7号。
法定代表人杨家平，南京市鼓楼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朱大财因诉被上诉人南京市鼓楼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鼓楼区征收办）、原审第三人朱军、南京市鼓楼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鼓楼区建筑公司）城建行政协议一案，不服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7）苏8602行初31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审第三人鼓楼区建筑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朱大财、朱军系朱广太子女。朱广太生前所有的本市××××房屋于1992年拆迁，安置了鼓楼区五佰村77-1号01幢1单元102室（以下简称102室）、302室两套房屋，被安置人员为朱广太、朱张氏、朱军和凌玲。2016年3月31日，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政府作出宁鼓府征字[2016]第1号房屋征收决定，鼓楼区五佰村77-1号01幢1单元102室在该征收范围内。2016年3月28日，鼓楼区征收办与朱大财、朱军就102室房屋征收补偿事宜签订了编号为675的《征收补偿约定书》，约定书首部显示，“被征收人鼓建公司（朱军、朱大才）”，朱军在被征收人处签字，朱大财在约定条款下方写明“物品已搬清”并签名。2016年4月7日，鼓楼区建筑公司出具书面《证明》，载明“坐落于五佰村77-1号01幢1单元102室的房屋，系我单位自管公房，承租人朱军，建筑面积50.9平方米，用途为住宅，执行政府规定租金标准”。2016年5月13日，评估机构对102室房屋作出评估结果。2016年5月19日，鼓楼区征收办与朱军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并于同日签订了一份没有编号的落款日期为2016年3月28日的《征收补偿约定书》。根据协议约定，朱军可获得973443元补偿款，用于申购丁家庄征收安置房85平方米左右套型一套。朱大财不服鼓楼区征收办与朱军之前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诉至法院。
另查明，在朱大财与朱军的所有权确认纠纷中，经一审、二审判决，五佰村77-1号01幢1单元102室房屋对公房承租人的拆迁补偿及补助费用中由朱大财享有1/2份额即486721.5元。
原审法院认为，主张协议应被撤销，应证明被诉协议符合可撤销的情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过程中，征收人与被征收人可以通过订立协议的形式约定补偿事宜。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鼓楼区征收办具有与被征收人订立补偿协议的法定职权。本案中，鼓楼区征收办根据房屋所有权人即鼓楼区建筑公司出具的有关承租人的证明认定朱军为102室房屋的承租人，且朱军提供了其补缴租金和滞纳金的证明予以佐证，故鼓楼区征收办与朱军自愿订立《征收补偿协议》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案中，朱大财所提供的民事判决书，确认的是公房承租人的拆迁补偿及补助费用中由朱大财享有1/2份额即486721.5元，并无证据证明朱大财系102室房屋的承租人，其根据民事法律关系应当享有的拆迁利益并不能等同于其应当具有被征收人的身份。因此，对于朱大财关于撤销《征收补偿协议》、责令鼓楼区征收办同朱大财、朱军签订补偿协议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朱大财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朱大财负担。
上诉人朱大财上诉称：1、原审法院未认定上诉人系102室房屋的承租人之一事实错误。上诉人提交的民事判决已认定上诉人享有102室房屋继承权，同时认定了上诉人自2005年在该房屋居住至拆迁时止。该判决基于上诉人具有承租人身份的原因，继而作出扣除产权人10%拆迁补偿款后上诉人享有一半的拆迁补偿款的判决。另，在102室动迁过程中，鼓楼区征收办也与上诉人签订了《征收补偿约定书》，认可了上诉人的被征收人的身份。上诉人是102室合法承租人之一，具有被征收人的身份。2、上诉人既然享有1/2拆迁补偿及补助费用486721.5元，即认定了上诉人为承租人之一。上诉人之所以享有1/2的拆迁补偿份额，就是基于享有1/2房屋。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享有拆迁利益不能等同具有被征收人的身份的观点不适用于本案，是错误的。3、民事判决生效后，由于上诉人属无房户，多次往返于区征收办、区房改办、市房改办，要求参加产权置换，但均被告知必须撤销征收补偿协议，而撤销又得不到第三人的配合，上诉人无奈中提起了本案诉讼。综上，一审法院错误地理解了民事判决，割裂地认定拆迁利益概念，作出了错误的判决。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鼓楼区征收办辩称：1、朱大财不是涉案房屋的承租人之一。根据涉案房屋所有权人出具的承租人证明，可以认定朱军是102室房屋的承租人。且朱军提供了其补交租金和滞纳金的证明。2、从生效的一、二审民事判决书来看，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享有拆迁利益是基于其与朱军在房屋拆迁前达成的协议，但不能据此证明朱大财就是涉案房屋的承租人之一。且上述民事判决也认定了涉案房屋承租人是朱军，法院正是基于被上诉人与朱军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合法有效和朱大财与朱军在房屋拆迁前达成协议，作出了朱大财分享涉案房屋的拆迁款的1/2份额的判决。3、朱大财享有拆迁利益并不等同于其享有被征收人的身份。涉案房屋是鼓楼区建筑公司自管公房，该房的承租人是朱军。鼓楼区征收办依据相关规定与朱军签订的房屋的征收与补偿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不存在可撤销的法定情形。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朱军陈述称：1、同意鼓楼区征收办的答辩意见。2、102室房屋是公房，朱大财取得拆迁补偿相关费用的权利，是因为朱军在拆迁前与朱大财签订的相关协议，而这些协议是受朱大财胁迫所签，相关协议应属无效。朱军妻子已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朱军与朱大财之间签订的全部协议。3、朱大财未与鼓楼区征收办以及鼓楼区建筑公司签订过协议，也无任何单位和个人承认朱大财是涉案房屋承租人。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上诉人朱大财向本院提出上诉后，一审法院已将各方当事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随案移送本院。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审核、认证，符合法律规定。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第二十五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和支付期限、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搬迁费、临时安置费或者周转用房、停产停业损失、搬迁期限、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补偿协议。”根据上述规定，鼓楼区征收办作为案涉房屋征收部门具有与被征收人订立补偿协议的法定职权。本案中，根据在案证据显示，案涉房屋102室系鼓楼区建筑公司所有，鼓楼区建筑公司于2016年4月7日出具的证明认定朱军夫妻为102室房屋的承租人，朱大财并未提供承租案涉房屋的相关租赁凭证，其提供的民事判决书并未确认朱大财系案涉房屋承租人，仅能证明公房承租人的拆迁补偿及补助费用中由朱大财享有1/2份额即486721.5元。因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朱大财系涉案房屋的被征收人或承租人，且案涉《征收补偿协议》的签订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具有可撤销的情形，故朱大财要求撤销宁鼓府征字2016年第1号0352《征收与补偿协议》，并与朱军、鼓楼区征收办共同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驳回朱大财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综上，上诉人朱大财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朱大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董学峰
审判员 魏法永
审判员 谢宇飞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曹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