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4民终14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超，男，1991年7月14日生，汉族，溧阳市人，住溧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小登，江苏立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洑苏翔，江苏立洋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莲，女，1995年7月14日生，汉族，溧阳市人，住溧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孝彬，男，1955年10月16日生，汉族，溧阳市人，住溧阳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明，男，1994年7月8日生，汉族，溧阳市人，住溧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鲍建强，江苏麒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超因与被上诉人戴莲、江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溧阳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溧天民初字第003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江超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溧阳市人民法院（2015）溧天民初字第00386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江明承担戴莲因交通事故产生的医药费，上诉人不承担责任。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江明与上诉人江超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帮工关系不符合事实，根据一审法院向赵某做调查形成的询问笔录以及交警大队在事故发生后对4名乘客（包括被上诉人戴莲）与被上诉人江明（实际驾驶人）调查制作的询问笔录中可以看出，赵某并不认识上诉人江超，对于上诉人江明接的4名乘客也都是赵某的同事，4名乘客也都在笔录中说明其都是接到赵某的电话邀请而去唱歌，赵某派江明去接她们，4名乘客也承认不认识上诉人江超，又根据被上诉人江明在交警中队做的询问笔录中说到是赵某让其去接那4名乘客的，故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江明与上诉人江超存在法律帮工关系完全错误，即使存在帮工关系，也系上诉人江明与赵某之间，与上诉人江超无关。2、上诉人江超当天晚上已经喝醉了，根本没有借车给被上诉人江明，至于被上诉人江明怎么拿到自己的车钥匙上诉人也不清楚，根据一审中证人傅某的陈诉也能看出当时上诉人确实喝醉了。即使根据江明的说法，上诉人知道酒驾存在安全隐患，为什么会不知道无证驾驶也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3、即使退一步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江明之间存在车辆借用关系，上诉人并不知道江明没有驾照，而且无证驾驶并不必然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本起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系被上诉人江明超速驾驶。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故对于被上诉人戴莲的医药费应由被上诉人江明承担，上诉人江超只需承担相应责任。4、一审中被上诉人江明提供的证人系其同胞兄弟江某的朋友，证言存在明显的偏向性，也不能采纳。
被上诉人戴莲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请求。
被上诉人江明辩称，认可其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对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中江明垫付医疗费持有异议，江明在事故发生后垫付的医疗费用是27700元，
戴莲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江超、江明共同赔偿医药费71662.04元（包括620元诉前财产保全费），江超、江明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江超系车牌号为苏Ｄ×××××小型轿车的登记所有人。2015年4月6日晚，江明、江超、江某、赵某等人在KTV进行唱歌娱乐活动。稍后，江明驾驶前述车辆前往天目湖接人回KTV活动。22时20分左右，江明驾驶该车，沿天目路由南向北行驶至天目湖集镇天目路凯越大酒店往北300米处，因路面积水，车辆失控侧滑至天目路西侧绿化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辆受损，车上人员王苏、刘杨、郑紫娇、戴莲不同程度受伤。发生交通事故时，江明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2015年4月15日，溧阳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江明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苏、刘杨、郑紫娇、戴莲不承担责任。戴莲受伤后即被送往溧阳市人民医院治疗，产生医疗费71042.04元。2015年4月23日，戴莲因向该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缴纳财产保全费620元。为此，戴莲诉请江明、江超赔偿71662.04元，江明、江超各自承担50%的赔偿责任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审庭审中，戴莲为证明其诉请，提供门诊病历1份、出院记录1份、医疗费票据5张、医疗证明书1份、药库药品调出单1份、用药清单1份予以证明。对该些证据江明质证认为：真实性有异议，对门诊票据由于不清楚是否与本案医疗有关联，所以提出异议，请法院依法认定。对住院费票据中有护理费2007元，依法不应当划入医药费的范畴，应该划入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的护理费。江超质证认为：对没有病历相印证的4张票据不予认可。票据号分别为004716191、004716192、004698794、004694120。这四张票据无法证明与本次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戴莲主张的医疗费没有扣除江明已经支付的款项。根据相关规定，应该扣除10%的医保外用药。戴莲补充认为：江明认为护理费2007元不应该算在医疗费中的理由不成立。该费用是治疗医院根据戴莲伤情，需要由医疗机构来进行护理支出的费用，应当属于医疗费。江明说医疗费应该扣除27700元不符合事实，实际江明支付医疗费是22700元。另外四张门诊票据是戴莲在住院治疗期间，根据治疗医院治疗过程中的要求，分别到门诊挂号及支付的门诊费用。因为是住院治疗期间，没有门诊病历。江超说扣除10%的医保外用药，不能成立。因为本案中江超的车辆没有依法向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交强险，故本案处理不涉及保险公司理赔问题。对于江明已垫付的医疗费不应在本案中扣除，因为戴莲所受损失为特重型颅脑损伤，其还需长期护理康复治疗，因戴莲家庭经济困难，实在无钱医治，戴莲出于无奈才出院的；戴莲在治疗终结后，还要第二次向法庭起诉，并申请伤残等级等鉴定评定，然后主张其他各项赔偿，其赔偿数额较大，江明垫付的22700元医疗费可在戴莲第二次诉讼中扣除。
一审庭审中，江明称：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前，由于江超、江某喝了酒不能开车，江超遂安排我前往天目湖接郑紫娇。本来接的是一个人，后来郑紫娇说她宿舍还有人要一起去，我就把车开到她宿舍。在那边等了半个小时，下来了4个人（包括郑紫娇），我就开车准备回溧阳劝业场的KTV。到了旅游大厦那边，出事情了。江超称：事故发生之前，我们在喝酒、唱歌。之前有四个人，有我、江明、江某、还有证人（傅某），后来的赵某是江某接过来的。后来我喝醉了，我不记得了。大概靠近11点的样子，我接到了江明的电话，说出了交通事故，说车内有一个乘客耳朵擦破，受伤了。我说既然耳朵擦破了，我就问车子能不能开，能开就用车子把伤者送到医院，不能开就打车送去医院。后来他们打车送过去的，我怕家里人知道车出了交通事故，就让江明把车子挪到边上。后来傅某叫她男朋友过来开车把我和江某送到交通事故现场。我看到车损害的比较严重，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江明与江某，说伤者受伤很严重，我就让傅某的男朋友开车把我和江某、江明、证人一行5人送到了溧阳市人民医院。到医院之后，在病房里看见了伤者、赵某、王苏、刘杨、郑紫娇。车钥匙在我身上，怎么到江明手上，我不清楚，我没有叫江明去接送任何人。戴莲认可江明的上述陈述，认为是江超让江明开车接人。对于江超的上述陈述，江明认为：江超说，江明去天目湖接人时，他处于醉酒状态，而且根据他本人描述，是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连车钥匙是如何从他自己身上到别人那边去的都不清楚了。然而，在事故发生时，也就是几十分钟之后，他能接江明的电话，并且面对事故处置方法得当，这与之前江超本人描述的醉酒状态有根本矛盾。江超则补充称：是符合常理的，发生事故以后，江超由于受到惊吓，酒醒了大半，这是符合科学常理的。
江明为证明其上述主张，申请证人江某出庭作证，并提供案涉事故发生后，江明在交警部门所作的询问笔录。江某称江明驾车发生事故那天，是江超让江明去接人的。车钥匙是江超给江明的。其是江明的哥哥。对于江某的上述证言，江超质证认为：证人的证言是一个孤证，且证人与江明是亲属关系，证人证言反映的主要内容与江明本人在交警队的陈述相互矛盾，建议法庭不予采信。江超为证明其上述主张，申请证人傅某出庭作证，傅某称：我大概8点40分左右到的KTV，在走廊上我碰到江明，我问他唱歌是否已经结束，他说去天目湖接人。我来到包厢看到7、8个人，我问在场的人，江超在哪里，他躺在沙发上，我和他打招呼，他没有理睬我。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江超说他弟弟发生了交通事故。我与江明、江超是朋友。对于傅某的上述证言，原告质证认为：证人只能证明江超躺在沙发上，不能证明江超是否喝酒、更不能证明江超已经喝醉酒。江明质证认为：对于其证明江超喝了酒的事实予以确认，但是对于其已经喝醉酒的证实内容不予认可。
审理中，一审法院依法向赵某做调查并形成询问笔录。赵某称：我与江某是朋友关系。2015年4月6日晚，我和江某、江明还有一个车主（但是我不知道车主的名字）在劝业场KTV唱歌，郑紫娇、王苏问我在哪儿，然后我说我在唱歌，她们说也想来唱歌，戴莲问王苏去哪儿，王苏说去唱歌，戴莲后来也过来了，然后车主让江明去接我同事。车主不知道具体接哪些人，只知道是让江明去接我的同事过来玩。当时我们已经在唱歌了，车主也喝了酒，车主和我说“因为我喝了酒，所以让江明去接”。对此，江明质证认为：对赵某的询问笔录无异议。江超质证认为：对询问笔录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赵某的陈述与江明在天目湖交警中队的第一次询问笔录第三页的陈述明显矛盾，也与客观事实不符。江明的询问笔录是事故发生后第二天所作的陈述，应当与客观事实一致。客观情况是江明受赵某的指示去天目湖接赵某的朋友们。赵某是江某的朋友，江某与江明是同胞兄弟，请求法庭对赵某的证言不予采信。戴莲质证认为：对询问笔录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赵某陈述的“戴莲问王苏去哪儿，王苏说去唱歌，戴莲后来也过来了”有异议。因为当时赵某不在天目湖宾馆现场，实际情况是：戴莲当时已经睡觉了，郑紫娇、王苏把戴莲叫醒，让戴莲一起去城里唱歌。对其他的内容没有异议。对于江超的质证意见，我认为其理由不能成立。因为赵某与本案江明、江超都不认识，且没有利害关系。同时赵某在本起交通事故发生前，事实上与本案江明、江超、江某在劝业场KTV唱歌，江明驾驶江超的车辆以及当时江超说：“因为我喝了酒，所以让江明去接”，完全符合客观事实。所以对江超的质证意见因不符合事实，我不予认可。
审理中，江明陈述其在交警部门所作的询问笔录中交代过自己驾照的情况：自己还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2015年2月10日在溧阳车管所考的理论考试，科目二和科目三都考过了，还有一个科目四没有参加考试。对于该情况，江超以及江某都知道的。江超跟江明说你学的差不多了，我喝了酒了，你去帮我接一下。但对于江明的前述主张，江超不予认可。
以上事实，由戴莲、江明、江超提供的书证、证人证言，戴莲委托代理人、江明、江超及其委托代理人当庭陈述，该院所作询问笔录以及各方的质证笔录附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戴莲主张医疗费71042.04元，有其提供的门诊病历、出院记录、医疗费票据、医疗证明书、药库药品调出单、用药清单为证，对此予以确认。江明辩称的2007元不应计算在前述医疗费中的意见，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因各方对于620元诉讼保全费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戴莲也提供了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故对该项费用予以确认。诉讼保全费因戴莲提起本案诉讼而产生，应属诉讼费用的范畴，故应由双方按照胜败诉比例负担。
因肇事各方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和责任分担意见均未提出异议，对此应确认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效力。肇事双方均应按照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和责任各自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根据证人傅某的证言，只能证明江超在KTV喝了酒，并不能证明江超所主张的其烂醉如泥，辨认和控制能力明显减弱。相反，根据江超在庭审中的陈述，其在事故发生之后，对于事故车辆及受伤人员的处置得当，这与其主张的醉酒状态不符。再者，江明主张其受江超委托开车接人，并提供江某的证言予以证明，且江明的事实主张与证人赵某的证言相一致。故认定案涉事故发生前，江超让江明驾驶肇事车辆前去接人，江明与江超之间构成法律上的帮工关系。江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江明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故江明在帮工活动中存在重大过失。对于戴莲因案涉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人身损害后果，应由帮工人江明与被帮工人江超承担连带责任。关于江超提出的江明、江超与戴莲素不相识，江明出于友谊搭载戴莲，没有收取原告的任何报酬，根据相关规定，应当减轻江明的赔偿责任的主张。因江明驾车带乘戴莲是去KTV进行娱乐活动，这与因好意帮扶（纯粹是为他人利益）而带乘他人是不同的概念，江明驾车带乘戴莲的先行行为必然要求其对于确保戴莲的人身安全具有作为义务，故对于江超的前述主张不予采纳。
因江明已为戴莲垫付了部分医疗费，且其垫付的医疗费也包含在戴莲本次主张的医疗费中。现江明主张予以扣除，应予支持。戴莲主张在其后续诉讼中予以扣除的意见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关于江明已垫付的医疗费数额问题，应由江明举证予以证明。分析其提供的证据：5张预交住院费临时收据可以证明票据持有人即江明预交住院费的事实，但其合计金额仅为12700元，而2张费用告知单不能证明票据持有人即江明缴纳医疗费的事实。现戴莲自认江明已垫付医疗费数额为22700元，故认定江明已垫付的医疗费数额为22700元。关于江超提出的医疗费应扣除10%的医保外用药的意见，因戴莲为车上人员，不涉及保险公司针对车外人员进行赔付的交强险责任问题，故对江超的该项意见不予采纳。
据此，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十七条及相关民事法律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江超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戴莲人民币48342.04元。二、江明对于江超的上述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92元，诉讼保全费620元，合计2212元，由江明、江超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上诉人江超对“江明称：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前，由于江超、江某喝了酒不能开车，江超遂安排我前往天目湖接郑紫娇”和“戴莲认可江明的上述陈述，认为是江超让江明开车接人”有异议。认为江明的陈述与交警对相关当事人的询问笔录及本案相关事实不一致，事实是赵某打电话联系他们的，不是江超指派江明去接人；对“江某称江明驾车发生事故那天，是江超让江明去接人的。车钥匙是江超给江明的”有异议，认为江某是江明的亲兄弟，其陈述不能作为证据采信，也与事实不符；对“车主让江明去接我同事。车主不知道具体接哪些人，只知道是让江明去接我的同事过来玩。当时我们已经在唱歌了，车主也喝了酒，车主和我说因为我喝了酒，所以让江明去接”有异议，认为赵某是江某的女朋友，江某是江明的亲兄弟，其陈述不能作为证据采信。
被上诉人戴莲、江明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
本院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中各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部分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江超是否应对戴莲因交通事故产生的医药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
上诉人江超应对戴莲因交通事故产生的医药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方面，江超作为苏Ｄ×××××小型轿车的登记所有人，且一审庭审中江超自认江明去接人前，该轿车的钥匙在自己身上，江超与江明也具有较亲密的朋友关系，应当知道江明是否具有相应的驾驶资格。即便不明知，在安排江明去接人并将车钥匙交给江明时，也未对其驾驶资格尽到谨慎审查义务。上诉人江超主张其在KTV烂醉如泥，但根据一审中证人傅某证明的“我大概8点40分左右到的KTV，在走廊上我碰到江明，我问他唱歌是否已经结束，他说去天目湖接人。我来到包厢看到7、8个人，我问在场的人，江超在哪里，他躺在沙发上，我和他打招呼，他没有理睬我。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江超说他弟弟发生了交通事故”的内容，只能证明江超在KTV喝了酒，并不能证明江超所主张的其烂醉如泥，辨认和控制能力明显减弱。相反，根据一审中江超在庭审中的陈述，其在事故发生之后，对于事故车辆及受伤人员的处置得当，这与其主张的醉酒状态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因此，
本院认为江超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江明无驾驶资格，其把轿车交付江明上路行使的行为存有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的规定，江超应当承担其相应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江明作为苏Ｄ×××××小型轿车的使用人，明知其未有驾驶资格而仍然作为驾驶员去接郑紫娇等女孩到KTV唱歌，其在行驶过程中对路面情况疏于观察，未确保安全通行，其对事故的发生也应承担赔偿责任。故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的，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因戴莲的交通事故是由江超、江明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的，故江超、江明应对戴莲因交通事故产生的医药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江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92元，由上诉人江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卢力
审 判 员 钱锦
代理审判员 潘军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沈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