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306民初10247号原告（反诉被告）曾仕权，男，汉族，1970年12月5日出生，户籍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委托代理人蒋发如，广东盈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一（反诉原告）方奎，男，汉族，1963年6月6日出生，户籍地址广东省惠东县。委托代理人吴发良，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二杨秀荣，女，汉族，1965年8月2日出生，户籍地址广东省惠东县，委托代理人吴发良，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曾仕权诉被告方奎、杨秀荣及被告方奎反诉原告曾仕权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蒋发如，被告方奎、杨秀荣，两被告委托代理人吴发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被告双方于2014年12月11日签订鱼塘养殖协议，后因在合作经营中出现亏损，双方于2015年11月25日终止该协议，并于2015年12月22日双方签订协议书，约定被告向原告补偿30万元，协议签订当日被告之妻杨秀荣已向原告的农业银行账户汇款20万元，同时约定后款5万元应于2015年12月31日前给清，尾款5万元应于2016年3月30日前付清。但被告不守诚信，迄今为止，被告尚未支付剩余款项10万元，经原告多次催收，被告仍不履行付款义务。被告的行为已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提起诉讼，请依法判令：1、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本金人民币100000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人民币906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6年4月30日；应计至被告还清欠款之日止）；3、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审理期间，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两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欠款人民币100000元;2、两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利息人民币906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6年4月30日；应计至被告还清欠款之日止）；3、两被告连带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被告答辩称：原告要求两被告支付欠款缺乏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一、原告与被告方奎双方确实于2014年12月11日签署了鱼塘养殖协议，但双方已经于2015年11月25日签署书面协议书，终止上述合作，其中在双方实际合作过程中并非因为被告方奎的过错导致合作的损失。原告也并没有提交任何证据材料证明被告方奎存在违约情形。二、原告于2015年12月21日至22日期间通过其社会关系纠结王小刚等黑社会分子共计10余人前往被告家中，对被告及其家人采用语言恐吓的手段，贴身跟踪，且长时间逗留在被告家中，以此强迫被告方奎签署了协议书。原告所实施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对被告方奎精神上的胁迫。故该份协议书应依法予以撤销，对此被告方奎已经提出相应的反诉请求。被告方奎反诉称：双方确实于2014年12月11日签订了《鱼塘合作养殖协议》。合作期间，由于曾仕权资金无法到位，以及气候等自然原因，导致亏损，双方遂于2015年11月25日签署《河塘合作养殖终止协议》，解除上述合作协议。该协议明确约定：“如有任何合作纠纷，双方可通过已签订的合作协议走法律途径来解决。”但被告万万没想到，原告曾仕权在双方签署终止合作协议数日后，即2015年12月21日，找来王小刚等数十人前往被告家中，通过语言威胁、跟踪以及蹲守反诉人住所及工厂等方式，要求被告补偿60多万元。被告坚持双方之间的合作已经终止，原告资金无法及时到位以及自然灾害才是合作中产生亏损的主要原因，并坚决不同意签署所谓的补偿协议。随后王小刚等人袒露他们都是有黑社会性质背景的人，声称如果不对原告进行补偿，将要对方奎及其家人采取暴力手段。方奎当即报警，但派出所以双方之间存在经济纠纷为由，要求双方进行调解。随后双方调解无果，在方奎返回家中，王小刚等数十人紧紧跟随方奎返回家中，并采取同样的手段对方奎及其家人进行威胁、恐吓，并一直持续到2015年12月22日。为了保证家人的生命安全，方奎于2015年12月22日被迫签署了由曾仕权代为起草的《协议书》，并在王小刚等人的“陪同”下，由方奎妻子杨秀荣暂时向曾仕权账户中转入20万元款项，王小刚等人才暂行离去。被告认为，尽管双方之间的鱼塘养殖合作确定产生亏损，但主要原因为曾仕权资金长时间无法到位以及自然灾害的原因，与方奎无关。曾仕权利用强势权力，连续数日前往方奎家中反复进行恐吓、威胁，严重扰乱了被告的生产、生活秩序，同时给被告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并以此手段强迫被告在违背自身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署了《协议书》，故该协议书应当被依法撤销，同时原告应当将已经收取的20万元款项全部返还给被告。综上，请依法判令：1、撤销被告和原告于2015年12月22日签署的《协议书》；2、原告向被告返还款项共计人民币200000元；3、原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原告针对被告的反诉答辩称：1、由于方奎没有提供技术，且没有按约定投入一半的鱼苗、饲料、人工及设备维护费用等，而导致双方终止合作，并非其所述因曾仕权资金无法到位及气候等自然原因导致亏损。2、曾仕权并没有采取暴力及语言威胁等手段逼迫方奎签订补偿给曾仕权30万元的协议书，该协议书系双方自愿谈成的补偿方案；并且，本案中涉嫌敲诈勒索胁迫方奎签订补偿协议的行为惠东县公安局已立案侦查，公安机关认为曾仕权不存在敲诈勒索胁迫等行为，不构成犯罪，并已撤销该案。3、方奎提交的《民事反诉状》中第2页第10-11行提到的“并在王小刚等人的‘陪同’下，由方奎的妻子杨秀荣暂时向曾仕权账中转入20万元款项”与方奎及其妻子杨秀荣在白花派出所的笔录不一致，系由杨秀荣与其子方某2向曾仕权账户汇款，曾仕权方并没有所谓的“陪同”。综上，方奎要求曾仕权返还补偿款项2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该补偿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请求法院驳回被告的反诉。经审理查明：原告（曾仕权）和被告（方奎）于2014年12月11日签订了《鱼塘合作养殖协议》，协议约定：1、原告将鱼塘全权交于被告方奎经营管理、销售，原告只投资成本资金的50%（含鱼苗、饲料、人工、设备维护费用），负责协调当地人际关系方面工作，一切财务进出账金额均由甲方经手。被告方奎投资成本资金的50%（含鱼苗、饲料、人工、设备维护费），另负责技术及现场管理，饲料由被告方奎包干，每斤鱼的成本不能高于5元一斤（20条为一斤），每亩产量不低于三千斤产量计算。高于5元一斤饲料、产量低于三千斤每亩，被告方奎在分红利润中扣除。如4个月未达到20条一斤鱼，其余的费用及饲料费由被告方奎承担。被告方奎保证卖鱼销售价不低于14元一斤，高于14元的按实际市场价计算；如被告方奎低于每斤14元一斤出售，甲方也按14元一斤计算。2、原、被告的合作资金必须同时投入到位，不得拖欠。如有拖欠造成损失，由拖欠方承担责任。3、双方未经同意不得提前解除协议。在合作期间，双方不准以任何借口干涉正常经营使用，双方在没有违约的情况下，任何一方不得擅自终止协议，如有违约，任何一方必须承担责任及赔偿另一方的一切损失。因鱼塘养殖出现亏损，原告和被告方奎于2015年11月25日签订《鱼塘合作养殖终止协议》，双自愿解除协议，被告方奎将鱼塘的所有资源于2015年11月30日归还给原告。该协议还约定，如有任何合作纠纷，双方可通过已签订的合作协议走法律途径来解决。原告曾仕权和案外人王小刚于2015年12月21日签订委托书，原告委托王小刚按合同协议收取方奎（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1月2日止）所欠人民币664500元。双方约定，在委托期间，受托人王小刚携带《鱼塘合作养殖协议》、《鱼塘合作养殖终止协议》及二位养殖工人对账登记本记录，按法律法规收取所欠款项。如在委托期间，受托人在处理收款时和欠款人发生的一切责任与委托人无关。根据被告方奎提供的监控视频光盘和监控视频部分截图显示，原告和王小刚等人于2015年12月21日来到过方奎家中。原告和被告方奎于2015年12月22日签订协议书，约定被告方奎补偿原告人民币300000元，首次付款200000给原告，尾款50000元于2015年12月31日前给清，尾款50000元于2016年3月30前付清。协议书还约定，之前双方签订的《鱼塘合作养殖协议》以及所有的单据，协议全部作废，以此协议书为准。双方不再有任何经济上的纠纷。被告杨秀荣于2015年12月22日向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20万元。惠东县公安局于2016年9月30日发布撤销案件告知书，认为原告曾仕权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撤销被告方奎被敲诈勒索案。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鱼塘合作养殖协议》、《鱼塘合作养殖终止协议》、协议书、被告杨秀荣转账至原告农业银行20万元银行记录，被告方奎提交的监控视频光盘、监控视频部分截图、《委托书》、惠东县公安局《撤销案件决定书》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及时、全面地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中，原告和被告方奎于2014年12月11日签订的《鱼塘合作养殖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照履行。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鱼塘合作养殖协议》和《鱼塘合作养殖终止协议》约定的事项并无异议，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双方于2015年12月22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是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于原告是否胁迫被告方奎签订协议书的问题，惠东县公安局2016年9月30日《撤案告知书》和《撤销案件决定书》虽然证明经惠东县公安局侦查，原告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不应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公安机关撤销案件仅仅说明不对原告追究刑事责任，并不能证明原告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另外，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没有强迫被告方奎签订协议书这一事实。对于该协议书是否是被告方奎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方奎在2015年12月21日14：03:58分和17：21:32分两次拨打报警电话，证人方某1在2015年12月21日17:22:50和18:10:29拨打了两次报警电话，且被告方奎和方某1拨打报警电话的时间与两人陈述中的时间相吻合；证人杨某、涂某、方某2均证实，2015年12月21下午14时许，曾仕权、王小刚等十多人来到方奎家中，与方奎发生过争吵；被告方奎和方某2在当事人陈述中都写到，被告方奎在2015年12月21日下午报警后，白花派出所民警将原告和被告方奎带到派出所调解，双方在派出所调解不成又到惠东县人民法院进行调解，法院调解不成，原告方要跟随被告方上车，于是被告方奎与方某2分别于2015年12月21日17：21:32分和2015年12月21日17:22:50分拨打110报警电话，原告在白花派出所讯问笔录中回答的“我先是到他家协商，协商不了，先后到过派出所、法院协商，均无果”，证明了被告方奎与方某2的陈述。被告二杨秀荣在白花派出所询问中回答到，2015年12月22日10时许，王小刚和另外一名男子要求进屋协商，这一说法有监控视频部分截图予以证实。另外，原告和被告方奎签订的《鱼塘合作养殖终止协议》中已经约定了如有任何纠纷，双方可通过已签订的合作协议走法律途径来解决。但原告曾仕权没有按照协议的约定，仍与王小刚签订委托书，委托王小刚向被告方奎收取人民币667500元。且委托书中明确约定，受托人在处理收款时和欠款人发生的一切责任与委托人无关。做出这样的约定，说明原告曾仕权已预料到受委托人王小刚对于被告方奎可能会采取非法手段进行索债。根据白花派出所的调查，王小刚在委托书中使用的身份证信息和手机号码都是错误的，也说明了王小刚企图在收取款项后逃避责任。被告方奎提供的监控视频部分截图、杨某《证人证言》、方某2《证人证言》、被告人个人陈述、委托书、通话清单以及调取的白花派出所与本案有关人员的询问/讯问笔录可以相互印证，形成有效证据链条，足以证明被告方奎签订协议书是受到威胁，并非出自被告方奎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该协议书的效力应属于可撤销。对被告方奎的反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原告曾仕权与被告方奎于2015年12月22日签订的《协议书》；二、原告曾仕权向被告方奎返还款项共计人民币200000元；三、驳回原、被告双方其他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受理费人民币1159元，反诉费4300元，由原告负担。反诉费被告已预交，原告在偿还上述款项时迳付被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品  澈人民陪审员 李  平  静人民陪审员 杨  明  畅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七日书 记 员 洪浩江（兼）书 记 员 陈  颖  欣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一）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二）显失公平的。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第六十一条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