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p t ; ” > 民 事 判 决 书（2017）冀02民终101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树银，男，1953年3月20日生，汉族，农民，现住唐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彩霞，女，1959年12月17日生，汉族，农民，现住唐山市，系刘树银之妻。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山市古冶区习家套乡于家套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王全良，该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继远，河北益尔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刘树银因与被上诉人唐山市古冶区习家套乡于家套村村民委员会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2017）冀0204民初10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树银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彩霞，被上诉人唐山市古冶区习家套乡于家套村村民委员会的委托代理人张继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树银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所作(2017)冀0204民初1045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原告与被告就涉案土地未形成书面或口头形式的承包合同关系”与事实不符。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在上诉人耕种本案争议土地之前，被上诉人曾将土地发包给本村村民李忠元，后因该土地离村远且不产粮，李忠元就不种了。从此该土地被人随意挖土，导致土地遭到严重破坏。1991年，为了不让土地继续荒芜、被破坏，于家套村时任村长王某和时任村书记经过协商，找到勤快、老实、爱种地、家有大马车、具备耕种条件的上诉人家，以必须保证争议土地不被人挖土、撂荒为条件，不收取承包费让上诉人耕种。实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订立了口头土地承包合同：不被挖土、不被撂荒，不交承包费。之后，上诉人便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对土地进行改良。二十多年来，上诉人从未让任何人从该土地上挖土，更未令该土地荒芜；被上诉人也从未提出异议，未向上诉人收取过分文承包费，双方均按当年口头协议事实上一直履行承包合同。由此可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方达成的口头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有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二、一审法院认定”根据1991年时任村长王某的证言证实，涉案土地系王某和时任村书记二人商议将该地让被告耕种，并未和村委会的会计、妇联主任等其他成员开会讨论。由此可认定王某和时任村书记的行为并非唐山市古冶区习家套乡于家套村村民委员会的真实意思表示”错误。时任于家套村委会书记和村长王某是代表村委会履行的职务行为，其二人与上诉人达成的口头土地承包协议对被上诉人具有法律约束力。1990年3月22日，中共东矿区习家套乡委员会下发习发【1990】6号文件通知，任命王某同志任于家套村村主任职务。1991年涉案土地承包口头合同订立之时，于家套村村委会组成人员只有主任、书记和会计，并无村委员等。1998年11月4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通过并实施，故此被上诉人村委会完备的组织架构应该是在1999年前后方形成，在1998年之前是没有相关法律来调整村委会议事程序的，根据我国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1998年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法律效力是不能溯及1991年的行为的。另，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最早签订书面土地承包合同的时间是1999年可以印证，1991年时是没有书面土地承包合同的。由上说明，1991年王某和时任村书记二人商议将涉案土地让上诉人耕种，未和村委会的会计、妇联主任等其他成员开会讨论，并没有违反当时的规定，且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村委会主任的行为是代表村集体的，是履行职务的行为，所以他们二人的行为就是被上诉人唐山市古冶区习家套乡于家套村村民委员会的真实意思表示，口头土地承包协议对被上诉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三、一审法院认为”且被告刘树银一直就涉案土地未缴纳过任何费用”，加上上述认定内容，故而总结认定上诉人刘树银耕种涉案土地无法律依据，支持被上诉人要求排除妨害的诉讼请求错误。就涉案土地缴纳费用并返还土地系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并非本排除妨害纠纷一案所应解决的问题。一审法院以此作为判决上诉人将耕种的土地返还给被上诉人的理由之一，是极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四、被上诉人将土地承包给上诉人，上诉人作为土地的实际经营者，对该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该权利不受他人侵害。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土地承包合同尚未解除，上诉人并未侵害被上诉人的权利，被上诉人要求排除妨害无理无据。被上诉人应当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通过法定程序，解除与上诉人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而不应当是其单方擅自解除。五、现今，在被上诉人村委会存在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村集体所有村民耕种村里的土地，不向被上诉人交纳任何费用，被上诉人对此均予以默认，未主张任何权利，被上诉人应当公平的对待每一位村民，上诉人在这件事上显然是没有得到公平待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有口头土地承包合同，且多年来上诉人始终积极如约履行，被上诉人却否认事实，谎称上诉人抢种土地，无视法律，不遵循法定程序，擅自要求解除合同，将上诉人诉至法院排除妨害，诉请归还上诉人合法承包经营的土地。对于未侵害其权益的上诉人，被上诉人胡乱主张权利，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显然是非不分。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时任于家套村委会书记和村长王某是代表村委会履行的职务行为，其二人与上诉人达成的口头土地承包协议对被上诉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土地承包合同关系。唐山市古冶区习家套乡于家套村村民委员会辩称：本案双方没有承包合同，故双方没有承包合同关系。上诉人唯一的证人王某的证言是孤证，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即使王某证言有效，王某说的也是涉案土地是让上诉人去种，并没有说承包给上诉人。，涉案土地是机动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承包期限不能超过五年，即使耕地承包期限也不能超过三十年，上诉人主张永久无偿使用涉案土地不合法也不公平。刘树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唐山市古冶区习家套乡于家套村村民委员会排除妨害，依法归还抢种的村集体机动地6.6亩；2、唐山市古冶区习家套乡于家套村村民委员会向刘树银支付2014年8月至2016年8月的承包费用7920元；3、唐山市古冶区习家套乡于家套村村民委员会向刘树银支付耕地费用210元；4、诉讼费唐山市古冶区习家套乡于家套村村民委员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1年刘树银开始耕种唐山市古冶区习家套乡于家套村南小寨村北6.6亩机动地，未与唐山市古冶区习家套乡于家套村村民委员会签订承包合同，且没有缴纳承包费。2015年唐山市古冶区习家套乡于家套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对刘树银耕种的村集体机动地予以收回，并通知了刘树银。刘树银2016年又对涉案土地进行了耕种。一审法院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被告刘树银自1991年即开始耕种涉案土地，根据时任（1991年）村长王某的证言证实，涉案土地系王某和时任村书记二人商议将该地让被告刘树银耕种，并未和村委会的会计、妇联主任等其他成员开会讨论。由此可认定王某和时任村书记的行为并非原告唐山市古冶区习家套乡于家套村村民委员会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唐山市古冶区习家套乡于家套村村民委员会与被告刘树银就涉案土地未形成书面或口头形式的承包合同关系，且被告刘树银一直就涉案土地未缴纳过任何费用，故被告刘树银耕种涉案土地并无法律依据，法院对于原告唐山市古冶区习家套乡于家套村村民委员会要求排除妨害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原告唐山市古冶区习家套乡于家套村村民委员会要求被告刘树银支付土地承包费用的诉讼请求，因原告唐山市古冶区习家套乡于家套村村民委员会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承包费收取的标准且诉争土地应参照造林协议的标准，故法院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原告唐山市古冶区习家套乡于家套村村民委员会要求被告刘树银支付耕地费用的诉讼请求，因原告唐山市古冶区习家套乡于家套村村民委员会并未提交证据证实210元耕地费用发生的具体地块及位置，故法院对原告唐山市古冶区习家套乡于家套村村民委员会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树银返还原告唐山市古冶区习家套乡于家套村村民委员会”南80亩地”（南至解家套地、东至解家套地、北至道、西至解家套地），于本判决生效时已生长农作物按季节收获后三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唐山市古冶区习家套乡于家套村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唐山市古冶区习家套乡于家套村村民委员会负担40元，被告刘树银负担40元。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承包人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双方当事人就涉案土地并未签订书面承包合同，且时任村长王某的证言证实，涉案土地系王某和时任村书记二人商议让刘树银耕种，并未明确系将涉案土地承包给刘树银，刘树银亦未缴纳过承包费。另，王某和时任村书记二人的该决定并未和村委会的会计、妇联主任等其他成员开会讨论，故一审法院认定刘树银与唐山市古冶区习家套乡于家套村村民委员会就涉案土地未形成书面或口头形式的承包合同关系，并无不妥。综上所述，刘树银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王健审判员孙乾辉审判员刘蒙蒙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郑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