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淄商终字第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桓台鑫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桓台县。
法定代表人：孙茂金，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玉菡，桓台天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沂源县联创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沂源县。
法定代表人：张洲，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单光军，山东隆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任文军，沂源县联创工贸有限公司副经理。
上诉人桓台鑫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鸿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沂源县联创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沂源县人民法院（2014）源商初字第3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桓台鑫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玉菡，被上诉人沂源县联创工贸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单光军、任文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4月，鑫鸿公司通过王立恩经办为联创公司供钢球10400千克，合计货款金额为58240.00元，为此鑫鸿公司给联创公司开具了山东增值税专用发票，联创公司业务员苗传增给鑫鸿公司出具了收货条一份。2014年4月9日，鑫鸿公司原经办人王立恩持联创公司业务员苗传增书写的收到条到联创公司结算货款，联创公司给王立恩银行承兑汇票50000.00元，现金支票10000.00元，王立恩给联创公司出具了收款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联创工贸公司钢球款：陆万元整，￥：60000.00（其中承兑：伍万元；支票：壹万元，王立恩，2014.4.9号）”，并将联创公司业务员苗传增书写的收货条交还给了联创公司。鑫鸿公司认可该收条是在双方买卖过程中为鑫鸿公司出具的，同时认可王立恩是做这笔业务的业务员，但称王立恩后来不干了，对此，联创公司称不知情。2014年8月4日，原审法院依法对办理该笔业务的王立恩进行了调查。王立恩证实，在2014年4月份持联创公司业务员苗传增书写的收到条，到联创公司收取货款，并因给联创公司送了一批其他货物，联创公司支付给王立恩60000.00元，该款包含联创公司所欠鑫鸿公司的钢球款58240.00元及其他货款，并说明其与鑫鸿公司是合作关系。对该调查笔录鑫鸿公司认为，涉案买卖钢球业务是其与联创公司之间发生的，其公司也在给联创公司开具的发票上已经载明了单位账号，联创公司应当将货款支付给公司而不应支付给个人。王立恩的行为无法代表其公司，即便联创公司将货款支付给了王立恩，也属于无效行为。联创公司对该调查笔录无异议。
原审法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鑫鸿公司向联创公司提供价值58240.00元的钢球后，在鑫鸿公司原经办人王立恩持联创公司业务员出具收货条到单位结算钢球款时，联创公司将货款支付给王立恩，并收回收货条，符合买卖合同的交易习惯。增值税专用发票只能证实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并不能证明联创公司仍欠其货款。鑫鸿公司虽称王立恩在结算货款时已经离职，但事先并未通知联创公司，联创公司有理由相信王立恩前来结算货款是代表鑫鸿公司的行为。根据联创公司提供的王立恩与鑫鸿公司签订的“销售生产合作协议书（复印件）”、王立恩的收到条、王立恩签名的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联创公司业务员苗传增书写的收到条及王立恩的调查笔录，证实联创公司将钢球款支付给了王立恩，已经全面履行了支付货款的义务。鑫鸿公司要求联创公司重复支付货款，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桓台鑫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56.00元，诉讼保全费602.00元，由桓台鑫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鑫鸿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1、双方当事人对涉案业务关系并无异议，联创公司理应支付相关货款；2、在我公司向联创公司催收货款时，明确告知王立恩已不在公司工作，货款应向我公司支付，且王立恩也无权代表我公司收取货款，但联创公司仍将货款支付给王立恩，即使付款事实成立，也不能认为系向我公司支付；3、联创公司提供的“销售合作协议”及王立恩签收“承兑汇票”均系复印件，不能作证有效证据使用；4、涉案货物收到单据是我公司在交付相关增值税发票时一并交给联创公司的，其不能证明付款事实；5、原审法院没有责令联创公司提供其相关财务账目，不能证明相关货款已经支付。综上，请求二审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
被上诉人联创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
经审理查明：
1、一审期间，鑫鸿公司提供录音录像资料两份，以证明与联创公司存在涉案业务关系，且相关货物已交付。联创公司认为，上述录音录像资料中没有体现具体欠款数额等内容，不能证明鑫鸿公司的主张。其中在注明为2014年3月27日的音像材料显示，鑫鸿公司业务员胡艳、曲秀峰到联创公司要求对账，联创公司工作人员要求由联系业务的王立恩出面。胡艳称王立恩做完涉案业务并给联创公司开具发票后不久就不干了，之后，王立恩可能来要过账，但一直没要回去。联创公司工作人员以可能有挂业务员个人账或者已经支付给业务员的情况，所以应由经办业务员出面为由，拒绝了对账要求。
2、一审期间，联创公司提供鑫鸿公司与王立恩签订“销售生产合作协议书”复印件一份，以证明王立恩能够代鑫鸿公司收取相关货款。鑫鸿公司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协议签订时间为2011年12月28日，本案业务发生在2012年4月，所以协议内容与本案无关。二审期间，联创公司提供了自王立恩处取得的上述协议的原件。上述协议内容包括：鑫鸿公司与王立恩经协商达成协议；甲方（鑫鸿公司）负责组织生产合格的产品，具体事宜由甲方按使用方要求而定；乙方（王立恩）负责联系销售及按合同要求及时回收货款等，并由鑫鸿公司法定代表人孙茂金及王立恩双方签字。鑫鸿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以上事实由一审卷宗、二审庭审笔录，以及销售生产合作协议书一份予以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鑫鸿公司主张的货款是否支付，联创公司应否再承担相应付款责任。
1、本案当事人对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以及鑫鸿公司供货价值58240.00元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2、联创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交的承兑汇票虽为复印件，但其由王立恩本人签字，符合票据接收人在相关票据复印件上签字以确认收到原件的交易习惯，也与王立恩出具收到条的内容，以及原审法院调查情况相符。在此情况下，原审判决确定其为有效证据，并无不当。该承兑汇票复印件与王立恩出具收到条、联创公司业务员书写的收货单据，以及原审调查情况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王立恩已收到联创公司60000.00元货款的事实。鑫鸿公司对上述付款事实不予认可，但未提供足以推翻上述证据的反证，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鑫鸿公司主张联创公司应提供相关账目证明付款情况，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外，王立恩在原审法院调查时明确承认收到的60000.00元中包括涉案货款58240.00元。在此情况下，鑫鸿公司以数额不符为由，否认上述款项中包含涉案货款，本院不予采信。
3、对于涉案“销售生产合作协议书”的证明效力问题，联创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供了其原件，鑫鸿公司对其真实性也无异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从该证据看，2011年12月28日鑫鸿公司与王立恩达成合作协议，约定由鑫鸿公司负责生产，王立恩则负责销售以及回收货款。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涉案业务系王立恩联系并无异议。依据上述合作协议，联创公司主张王立恩可以代表鑫鸿公司收取涉案货款，符合事实情况，原审判决予以确认，并无不当。
4、从鑫鸿公司一审提供的音像资料的内容看，其公司工作人员曾多次到联创公司处要求核对相关账目，但未明确提出索要货款的请求，且在联创公司要求原业务员出面的情况下，才告知王立恩已不在其公司工作，并称王立恩“离开后可能要过账，但一直没要回去”，也未明确表示王立恩以后不能再代表其公司催要货款。上述情况可以看出，鑫鸿公司并没有明确告知联创公司只能与其公司结算货款的意图，且对于认可王立恩离开后的要账行为持认可态度。鑫鸿公司关于在要账时已明确告知联创公司只能与其公司结算货款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5、鑫鸿公司主张送货单据原件系与增值税发票同时交付给联创公司，但未提供证据，且与通常交易习惯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联创公司主张在王立恩持送货单据原件与其结算货款，符合通常的交易习惯，原审判决予以确认，并无不当。
6、在鑫鸿公司未明确告知，且王立恩能够代表该公司收取货款并持有送货单据原件情况下，联创公司有理由相信王立恩的结算行为系代表鑫鸿公司。在此情况下，联创公司将涉案货款交付给王立恩，并无不当，也应视为履行了支付涉案货款的义务。原审判决对鑫鸿公司应另行支付涉案货款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鑫鸿公司关于联创公司与王立恩存在恶意串通行为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56.00元，由上诉人桓台鑫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鹏
审 判 员 孙长峰
代理审判员 孟庆红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徐 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