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26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映日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州市从化区。
法定代表人：江勇，该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利晓珍，广东映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绿安康饲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从化区。
法定代表人：陈辉煌，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洁香，广东韬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碧菲，广东韬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东映日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映日律所）因与被上诉人广州绿安康饲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安康公司）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6）粤0184民初第20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映日律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绿安康公司支付映日律所律师代理费202651.2元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2.二审诉讼费用由绿安康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映日律所有权要求绿安康公司就其解除合同的违约行为按照(2012)穗映律民字第90号《风险代理合同》约定支付律师代理费。1.《风险代理合同》由映日律所和绿安康公司自愿签署，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和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映日律所和绿安康公司应严格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2.映日律所已全面履行《风险代理合同》的合同义务。《风险代理合同》第四条第3款第二项约定“乙方（映日律所）负责代理本案的一审、二审及申请强制执行”。在绿安康公司解除合同前，映日律所已依约就绿安康公司与第三方广州市宝裕华实业有限公司、花都花东镇人民政府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一案（以下简称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案）代理绿安康公司办理一审、二审及申请强制执行程序。虽然该案因未发现有可供执行财产而被法院裁定终止本次执行，但映日律所只需等待案件最终的执行结果及据此收取律师费。3.《风险代理合同》第四条第2款约定“……风险律师代理费按甲方（绿安康公司）收到款项的一定比例计算，在实际执行中分多批次给付执行款的，每批按甲方收回金额的10％支付给乙方（映日律所）……”第五条约定“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如甲方（绿安康公司）无故解除与乙方（映日律所）的委托关系的，甲方应按如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1、承担乙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实际支出的费用；2、视为乙方已完成本合同项目的全部义务，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本合同第四条第2项的律师代理费；3、赔偿乙方其他损失。”现绿安康公司分别于2015年5月12日和2015年6月30日两次向映日律所发函通知解除《风险代理合同》，映日律所依约有权要求绿安康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二）绿安康公司一审的抗辩理由不成立。1.绿安康公司分别于2015年5月12日和2015年6月30日两次发函映日律所通知解除合同提出的理由“在长达3年的时间内，但未均达合同中甲方诉求，未收到任何款项”、“但经过整个程序到最后的执行不能，乙方未为甲方争取到任何款项”，不是合同法定解除理由，故不能免除绿安康公司支付律师费的义务。《风险代理合同》是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协议约定收取律师代理费的律师服务收费方式一种。映日律所与绿安康公司签署的《风险代理合同》约定绿安康公司委托映日律所就绿安康公司与第三方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一案提供法律服务，并对律师代理费约定依据最终案件结果计付。《风险代理合同》第四条第3款第二项“乙方负责代理本案的一审、二审及申请强制执行”是双方对映日律所受托处理法律事务的具体内容即合同义务进行明确。因此，绿安康公司在《风险代理合同》的合同权利是要求映日律所受托就绿安康公司与第三方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案提供法律服务，相应地合同目的是期望映日律所受托办理前述法律事务，依法维护绿安康公司合法权益。最终事务结果（诉讼/执行结果）只是决定映日律所风险代理报酬能否实现，结果（诉讼/执行结果）没有实现不是解除代理合同且免除按约定支付律师费的理由。绿安康公司提出的上述解除合同理由已超越《风险代理合同》的合同目的，且属违反法律规定变相要求律师保证实现案件结果（诉讼/执行结果），故不成立。2.绿安康公司庭上补充的理由“因映日律所怠于履行合同义务且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绿安康公司依法行使解除权”不成立。（1）绿安康公司两次发函通知映日律所解除合同时并未提出该理由。该理由不是解除合同的理由或情形，只是绿安康公司庭审上随意编造的抗辩意见，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情形。（2）绿安康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映日律所存在所谓怠于履行《风险代理合同》合同义务的行为，也没有证据证明该行为（严重）足以导致《风险代理合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3）该理由故意混淆《风险代理合同》合同目的。绿安康公司在《风险代理合同》的合同目的只能是期望映日律所受托办理法律事务，依法维护绿安康公司合法权益。绿安康公司故意将最终诉讼结果（/执行结果）作为《风险代理合同》合同目的，以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主张为解除合同的理由。故绿安康公司的上述理由也不成立。（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审判决认定映日律所存在过错没有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1.一审判决认定“但在起诉阶段中，在双方所签订的《诉讼风险告知书》中映日律所没有向绿安康公司告知可能出现执行不了的因素”错误。《风险代理合同》是由映日律所与绿安康公司双方约定根据最终结果（诉讼/执行结果）决定受托人风险代理报酬。绿安康公司提出并签署《风险代理合同》，必然在协商过程中被告知且也清楚委托办理的法律事务存在包含诉讼不能或执行不能等法律风险，否则绿安康公司根本不会选择风险代理收费的方式。更何况，绿安康公司签署的《诉讼风险告知书》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均已明确告知：案件具有法律风险。由于客观原因、证据或理由不足等将导致败诉或不被采纳。律师办案效果受到相关因素制约。足以知委托办理法律事务存在诉讼不能或执行不能等风险。另外，该告知书是由广州市律师协会统一印制的，映日律所依规使用不存在过错。2.一审判决认定“映日律所也没有根据自己固有的知识和经验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障日后判决能得以顺利执行，如诉讼保全措施等”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申请财产保全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四)明确被保全财产信息或具体的被保全财产线索；(五)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的财产信息或资信证明，或者不需要提供担保的理由”和第十条“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申请财产保全，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明确的被保全财产信息。当事人在诉讼中申请财产保全，确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供明确的被保全财产信息，但提供了具体财产线索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规定，申请财产保全须提供被保全财产信息或被保全财产线索，同时还需提供担保财产。建设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中绿安康公司没有提供被保全财产信息和被保全财产线索，不符合申请条件。即使有财产线索，还需要绿安康公司提供担保财产和支付保全费，岂是一审判决所认定的由映日律所独立完成？3.一审判决认定“而在法院裁定终结执行的2013年12月12日起至绿安康公司向映日律所发出《解除代理合同通知书》的2015年5月12日止长达1年零5个月的时间里，映日律所没有证据显示此期间有进行搜集案外人财产线索等任何相关工作，也没有证据证实映日律所有与绿安康公司进行沟通，导致案件至今没有恢复执行，从而也导致了绿安康公司不能实现诉讼目的，且绿安康公司在庭审中已明确表示开庭时尚未收到案外人的任何款项，绿安康公司行使合同解除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错误。（1）建设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已经法院采取多方执行措施未能发现可供执行财产，绿安康公司也没有任何被执行财产线索，故而无从通过任何合法途径或方式搜集财产。（2）建设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二审判决生效后，绿安康公司曾提出“代位权诉讼”、“刑事控告”、“再审”等方案以争取实现债权。映日律所应绿安康公司要求给出多种方案和意见，并与绿安康公司积极沟通。绿安康公司表示先进行申请强制执行工作，再慎重考虑是否提出“刑事控告”和“代位权诉讼”或“不当得利诉讼”等方案。因此，建设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案终止本次执行后，绿安康公司并未确定后续处理方案。映日律所除等候绿安康公司的最终决定外，一直有与绿安康公司协商寻求调解方案。可以说，映日律所对建设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案纠纷是尽心尽责，不存在任何过错。案件没有恢复强制执行，是因为没有被执行财产线索不符合申请条件。(2013)穗花法执字第309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申请执行人发现被申请执行人又可供执行财产或线索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也规定“下列案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恢复执行案件予以立案：(三)执行实施案件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方式报结后，如发现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申请执行人申请或者人民法院依职权恢复执行的”。因此，申请恢复执行，需发现被申请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或线索。建设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没有被执行人财产线索或信息，不符合申请恢复执行条件。退一步，即使恢复强制执行，没有被执行财产，绿安康公司如何实现其所谓的“诉讼目的”？（3）一审判决曲解《风险代理合同》合同目的为“收到任何执行款”。同时，一审判决罔顾建设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没有被执行财产线索不能申请恢复强制执行，更不能执行到财产的客观实际，毫无依据地认定是所谓的映日律所过错导致不能收到执行款项，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4.一审判决认定“同时，绿安康公司在2015年5月12日向映日律所发出《解除代理合同通知书后》，映日律所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此后有与绿安康公司进行沟通工作，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有向绿安康公司反馈意见，至绿安康公司于2015年6月30日向映日律所再次发出《关于解除风险代理合同的说明》后映日律所一直没有对此提出任何意思表示，应视为映日律所默示绿安康公司意见”没有事实或法律依据，严重侵害映日律所对于绿安康公司的解除合同行为在诉讼期限内提起诉讼处理的合法权利。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在认定《风险代理合同》有效的情况下，不判令绿安康公司履行合同义务，反而毫无事实依据地将执行不能的结果归责于映日律所，该判决是对违反诚实信用行为的纵容，并且严重损害了映日律所的合法权益。请求依法改判支持映日律所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绿安康公司辩称：不同意映日律所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1.绿安康公司行使合同解除权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并非无故解除涉案代理合同，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一审庭审中，映日律所当庭确认绿安康公司所委托代理的案件没有进行诉讼保全等措施，而且在2013年12月12日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后，没有申请恢复执行。绿安康公司曾多次尝试与映日律所沟通案件情况，但始终无法联系到映日律所。电话无人接听，短信无人回复，被迫无奈之下，绿安康公司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分别向映日律所发出《解除代理合同通知书》、《关于解除风险代理合同通知书的说明》，但均未得到映日律所的回复。故绿安康公司是在映日律所已经与绿安康公司断绝联系，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才与映日律所解除了《风险代理合同》。映日律所怠于履行风险代理合同的义务是显而易见的。映日律所已经与绿安康公司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谈何履行义务。2.绿安康公司已经支付了2万元的律师办案费用，即基础代理费用。在绿安康公司没有收到案外人支付的任何款项的情况下，无需支付风险代理费。根据广东省司法厅律师服务费用管理实施办法第11条，风险代理收费是指律所在接受委托时，只收取基础费用，其余服务报酬由律所与委托人就委托事项应实现的目标、效果和支付律师费的时间、比例、条件等先行约定，达到约定条件的按照约定支付费用，不能实现约定的，不再支付任何费用。风险代理律师费的支付应与委托事项实现的效果挂钩。本案中，绿安康公司作为委托人，委托事项的目标（收到执行款项）始终未达成，风险代理律师费的支付条件并未成就，绿安康公司无需支付风险代理律师费。3.解除权是法律赋予合同双方当事人在约定或法定解除事由时的救济权利，不能通过合同的约定来限制或排除。绿安康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基础费用，从法律效果而言，映日律所的工作也获得了一定的报酬，鉴于绿安康公司并未收到任何款项，双方的权利义务也基本对等。假设映日律所长期拒绝与绿安康公司联系、并提供法律服务的情况下，绿安康公司依法要求解除合同，从而寻求其他解决方式以保护绿安康公司的合法权益时，却需要承担违约责任，这对绿安康公司而言是极为不公平的。故风险代理合同中约定的禁止或严格限制依法行使解除权的条款违法，应认定为无效条款。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映日律所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希望二审法院依照诚实信用、公平合理的原则依法判决。
映日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绿安康公司支付映日律所律师代理费202651.2元；2.判决绿安康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映日律所、绿安康公司于2012年8月20日签订《风险代理合同》，绿安康公司因与广州市宝裕华实业有限公司、花都花东镇人民政府合同纠纷一案，聘请映日律所委托律师担任该案件诉讼代理人。合同约定映日律所指派利晓珍、江勇律师担任绿安康公司上述诉讼案件的诉讼代理人，合同第四条约定：经甲方（绿安康公司）提出，乙方（映日律所）同意对此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1、签订本协议当日，甲方向乙方交付人民币贰万元正（20000元正）给乙方作为本案的律师办案费。2、本案行为标的执行款项汇入甲方账户。风险律师代理费按甲方收到款项的一定比例计算，在实际执行中分多次给付执行款的，每批按照甲方收回金额的10%支付给乙方。如按甲方收回的本案执行款总额金额10%支付乙方的风险律师代理费总额累计高于人民币5万元（50000元），甲方可在支付乙方风险律师代理费扣减人民币贰万元（20000元）。风险律师代理费甲方应在收到每批执行款项后3天内支付给乙方；3、上述两项为独立收费项目，乙方已收取的律师办案费、代理费不予退回。第五条约定：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如甲方无故解除与乙方的委托关系的，甲方应按如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1、承担乙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实际支出的费用；2、视为乙方已完成本合同项目的全部义务，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本合同第四条第2项的律师代理费；3、赔偿乙方其他损失，如甲方收取欠款后拒绝按本协议约定支付律师代理费的，每月按甲方应付金额的5%支付滞纳金，乙方有权通过法律途径向甲方进行追偿，由此所产生的律师费、差旅费等费用由甲方负责。同时绿安康公司已盖章签名出具诉讼风险告知书给映日律所。合同签订后，绿安康公司委托映日律所于2012年9月11日在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立案起诉其与广州市宝裕华实业有限公司、广州市花都花东镇人民政府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一案，映日律所也按合同指派了利晓珍、江勇律师作为绿安康公司的代理人。花都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2月11日对该案作出了（2012）穗花法民三初字第10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确认原告广州绿安康饲料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广州市宝裕华实业有限公司于2004年5月13日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效；二、被告广州市宝裕华实业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购地款129441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自2004年5月27日起计算至付清款之日止）给原告广州绿安康饲料科技有限公司；三、被告广州市宝裕华实业有限公司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绿安康饲料科技有限公司赔偿损失87500元；四、驳回原告广州绿安康饲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广州绿安康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本案被告）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16日作出（2013）穗中法民五终字第1654号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绿安康公司根据上述生效判决向法院申请执行，花都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18日已立（2013）穗花执字第3099号案。因经查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且双方表示正在协商处理中，并同意延期执行，为此花都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2日作出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在庭审中映日律所确认当时是与绿安康公司的代理人一起在花都区人民法院与对方进行协商的，最后因意见分歧较大不能达成执行和解协议。2015年5月12日绿安康公司向映日律所发出《解除代理合同通知书》，以在长达近3年的时间内，未达合同中的诉求，未收到任何款项为由要求解除双方的代理合同，取消全面委托授权。2015年6月30日绿安康公司向映日律所发出了《关于解除风险代理合同的说明》，再次明确要求结束双方的代理合作关系，在庭审中双方确认所委托代理案件没有进行诉请保全等措施，法院在2013年12月12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后因没有获得当事人财产线索而没有申请恢复执行，且绿安康公司表示至今仍没有收到任何款项。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涉案的《风险代理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的焦点为：绿安康公司要求解除《风险代理合同》是否属于无故？要否承担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本案中映日律所、绿安康公司于2012年8月20日签订代理合同后，映日律所所代理绿安康公司起诉案外人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一案已经一审、二审及申请执行，但在起诉阶段中，在双方所签订的《诉讼风险告知书》中映日律所没有向绿安康公司告知可能出现执行不了的因素，映日律所也没有根据自己固有的知识和经验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障日后判决能得以顺利执行，如诉讼财产保全等，进而在进入执行阶段后，虽经法院采取多方执行措施后，也未发现案外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执行法院也于2013年12月12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而在法院裁定终结执行的2013年12月12日起至绿安康公司向映日律所发出《解除代理合同通知书》的2015年5月12日止长达1年零5个月的时间里，映日律所没有证据显示此期间有进行搜集案外人财产线索等任何相关工作，也没有证据证实映日律所有与绿安康公司进行沟通，致使案件至今没有恢复执行，从而也导致绿安康公司不能实现诉讼目的，且绿安康公司在庭审中已明确表示至开庭时尚未收到案外人的任何款项，绿安康公司行使合同解除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同时绿安康公司在2015年5月12日向映日律所发出《解除代理合同通知书》后，映日律所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此后有与绿安康公司进行沟通工作，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有向绿安康公司反馈意见，至绿安康公司于2015年6月30日绿安康公司向映日律所再次发出《关于解除风险代理合同的说明》后映日律所一直没有对此向绿安康公司提出任何意思表示，应视为映日律所默认绿安康公司的意见，为此一审法院认为绿安康公司要求解除风险代理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并非无故解除。另根据双方所签订的《风险代理合同》约定，除绿安康公司已支付的20000元为办案费用外，其余代理费为风险代理，即以绿安康公司收回金额按比例支付，现绿安康公司表示至庭审时尚未收到案外人支付的任何款项，映日律所也没有证据证实绿安康公司有收到款项，故映日律所认为绿安康公司无故解除合同而要求绿安康公司支付代理费理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7年5月12日作出判决：驳回映日律所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70元，由映日律所自行承担。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映日律所向本院补充提交下列证据：证据1.网页截图、签署诉讼、仲裁委托合同告知书，拟证明诉讼风险告知书是由广州市律师协会统一印制；证据2.执行裁定书、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协助查询通知书，拟证明申请恢复执行需提供可供执行财产或财产线索，建设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已经人民法院采取多方执行措施未能发现可供执行财产；证据3.律师工作日志、方案，拟证明建设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被裁定终止本次执行后，映日律所与绿安康公司保持沟通且在等候绿安康公司的后续处理方案，也一直与被执行人进行调解。证据1是网上打印件，证据2和证据3有原件。
绿安康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仅能证明律协风险告知书的规范文本的内容，不能证明映日律所有告知绿安康公司案件可能出现执行不能的风险，也不能证明映日律所向绿安康公司提示过风险代理合同的合同风险，与本案绿安康公司是否应承担风险代理律师费用没有关联性。证据2中执行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该执行裁定书不能证明映日律所在执行终结后有履行相关的义务。虽然申请恢复执行需要财产的线索，但映日律所在该裁定作出后并未进行任何的尽职调查，反而是拒绝与绿安康公司联系，直接导致绿安康公司在长达3年的时间未收到任何款项，被迫无奈之下，绿安康公司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向映日律所发出解除代理合同通知书。对查询存款通知书和协助查询通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是法院履行职责的体现，不能证明映日律所履行合同义务。对律师工作日记的三性均不予确认，该工作日记是映日律所单方制作，真实性、合法性绿安康公司无法确认，也不能达到映日律所的证明目的。对工作方案的三性均不予确认，该证据是何时制作绿安康公司无法确认，绿安康公司也从未看过该方案，如不是为了诉讼目的而制作的，该证据也只是映日律所自己分析案件时所做的准备工作，是映日律所履行涉案合同办理案件时必须的工作，不能证明映日律所已经积极履行全部合同义务，也不能证明映日律所与绿安康公司沟通过相关案件办理方案。此外，该证据与本案绿安康公司是否应承担风险代理律师费用没有关联性。映日律所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能作为新证据使用，不符合民诉法对新证据的规定，请求二审法院对其依法不予采纳。
二审庭审中，映日律所确认收到绿安康公司两次发出的解除合同的函件，并无专门提出异议，并认为因为委托人有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故映日律所收到绿安康公司发出的解除合同的函件后，双方的委托合同就解除了。合同法第九十六条所指的是一般合同的规定，而本案是委托合同，委托人可随时解除合同，不需进行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是：绿安康公司是否无故解除涉案《风险代理合同》，应否承担违约责任，映日律所主张绿安康公司支付涉案风险律师代理费的条件是否成就。对此，本院评析如下：第一，从涉案《风险代理合同》约定按收回款项的比例计算风险律师代理费以及绿安康公司的抗辩来看，绿安康公司委托映日律所代理案件想要达到的目的是收到执行款项，而该委托案件自2013年12月12日被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后没有恢复执行，绿安康公司至今没有收到款项，即绿安康公司与映日律所签订涉案《风险代理合同》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映日律所在二审庭审中亦表示委托人有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映日律所收到绿安康公司发出的解除合同的函件后，双方的委托合同就解除了。第三，绿安康公司于2015年两次向映日律所发出解除合同的函件，映日律所收到后均未提出异议。第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本案中，涉案《风险代理合同》第四条第2项规定绿安康公司应在收到执行款项后3日内以收回金额按比例支付风险律师代理费，现映日律所未能举证证明绿安康公司有收到款项，涉案《风险代理合同》约定的计付风险律师代理费的条件尚未成就。因此，综合考虑本案案情、涉案合同的履行情况，从公平原则出发，本院认定绿安康公司并非无故解除涉案风险代理合同，不应承担违约责任，映日律所主张绿安康公司支付涉案风险律师代理费202651.2元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映日律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40元，由上诉人广东映日律师事务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革花
审判员 张朝晖
审判员 练长仁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陶智斌
李玉娟
方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