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绍商外终字第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锦裕针织有限公司，住所地：诸暨市陶朱街道千禧路。
法定代表人：金瑜，系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马悦铨，浙江越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虞开明，浙江越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国江，原诸暨市昂茜针织厂业主。
委托代理人：金斌，浙江永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锦裕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裕公司）为与被上诉人王国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5）绍诸商外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1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当庭宣告判决。上诉人锦裕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马悦铨、虞开明，被上诉人王国江的委托代理人金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王国江系诸暨市昂茜针织厂业主，该厂成立于2011年8月3日，于2015年5月8日因歇业而注销。2013年8月16日前，王国江与锦裕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王国江向锦裕公司供应金丝棉一体裤4823计15000条，单价每条23.50元，计货款352500元；供应彩棉一体裤4817计15000条，每条单价21元，计货款315000元；合同还对质量要求、验收方式、交货时间、结算方式、违约责任、争议解决办法等作了明确约定。合同签订后，王国江从2013年8月16日至10月17日，陆续向锦裕公司交付货物。同年12月11日，双方对履行合同情况进行对帐结算，锦裕公司向王国江出具收货“织造明细”一份，载明其共收到王国江交付的金丝棉一体裤4823计15037条，彩棉一体裤4817计13473条。2013年8月30日，双方还签订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王国江向锦裕公司供应棉单层一体裤20000条，单价每条22元，计货款440000元；合同还对质量要求、验收方式、交货时间、结算方式、违约责任、争议解决办法等作了约定。合同签订后，王国江从2013年9月18日至12月6日，陆续向锦裕公司交付货物。同年12月11日，双方对履行合同情况进行对帐结算，锦裕公司向王国江出具收货“织造明细”一份，载明其共收到王国江交付的棉单层一体裤34882条。按合同约定计算，金丝棉一体裤4823货款为353369.50元，彩棉一体裤4817货款为282933元，棉单层一体裤货款为767404元，以上三项总计货款为1403706.50元。锦裕公司已向王国江支付货款1100000元，至2015年8月10日，尚欠货款303706.50元。
2015年8月18日，王国江诉至原审法院，称：2013年期间，锦裕公司向其采购袜子，但仅支付部分货款，尚欠货款303706.50元未付，请求判令锦裕公司支付该款及相关利息。
锦裕公司在原审中答辩称：双方发生过业务往来属实，但未对账结算，王国江应就其主张提供证据；王国江在合同履行中有逾期交货和存在破洞、漏丝等质量问题，给锦裕公司销售带来不良影响；王国江应开具相应金额的发票。希望法院查明事实，维护锦裕公司合法权益。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国江与锦裕公司签订的袜子购销合同主体适格，内容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虽合同履行中，王国江虽有部分产品逾期交货，但锦裕公司收货并已与王国江对帐结算，直到王国江起诉时止，也未提出该问题，应视为双方对此问题已处理完毕，故锦裕公司关于王国江存在逾期交货违约行为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锦裕公司辩称王国江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因未提供证据，该院不予支持。锦裕公司提出未开具发票的主张，不属本案审理范围，且已告知其向相关部门主张，本案中不作处理。王国江要求锦裕公司支付拖欠货款并支付相应利息，理由正当，证据充分，该院予以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锦裕公司应支付王国江货款303706.50元，并偿付该款自起诉之日至付清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限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5856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120元，合计7976元，由锦裕公司负担。
上诉人锦裕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对证据的认定错误。王国江提供的证据中关于加工户为钟焕君的两份织造明细，虽真实，但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原判予以认定属事实认定不清。二、相应的织造明细系交货凭证，不具有原判认定的对帐结算的作用，王国江应就其主张金额提供相应证据。从该证据的形式上看，是交货明细，不是对帐函，其内容则是对数量的统计，熊印香等作为普通员工无权参与对帐事务。三、原判在庭审证据明确证明王国江存在逾期交货的情况下，认定双方对此问题已处理完毕，属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1.王国江逾期交付的标的物数量、金额占合同的绝大部分比例（分别占三个订单产品的84%、59.3%、80%），系根本违约。2.王国江逾期交货行为给锦裕公司造成重大损失。本案合同项下产品系2013年锦裕公司开发的最新产品，有良好的市场销售前景，由于王国江逾期交货导致产品不能应季销售，且该产品在2013年市场销售形势极好，导致本地厂商跟风生产销售，而逾期交货导致合同项下部分产品积压，部分产品低于成本销售处理，给锦裕公司造成重大损失。四、双方于2013年8月30日签订的购销合同约定，如交货延期处以2倍以上赔款。此外，供方需提供17%的增值税发票。本案中，王国江逾期交货的数量为28011件，占该订单号总交货量的80%以上，王国江应依约赔偿逾期货款的2倍以上违约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王国江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王国江在法定期间内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其在二审庭审中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予以维持。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锦裕公司提供了二份购销合同（标称时间分别为2013年7月30日和同年8月30日）原件，以证明被上诉人王国江存在逾期交货行为的事实。被上诉人王国江认为不是二审新的证据，拒绝发表质证意见，经本院释明后，质证认为该二份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其内容与王国江一审提供的证据之间存在差异。本院认为，该二份购销合同即使真实，也与本案的处理缺乏关联性，在本案中不予认定（具体理由后述）。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在于王国江一审时提供的由案外人钟焕君签署姓名的二份“织造明细”能否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以及本案中锦裕公司能否追究王国江逾期交货的违约责任。
关于证据认定问题，王国江一审中提供的前述二份争议的“织造明细”，上有锦裕公司员工“熊印香”签署姓名，内容系对加工户交付的服装进行核对，加工户签名处为钟焕君。锦裕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仅认为该证据证明的是锦裕公司与钟焕君之间的合同关系，而并非其与王国江之间的买卖关系。经审查，争议的二份“织造明细”中，记载的“订单号”与王国江与锦裕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相对应，王国江在一审中又申请钟焕君出庭作证，钟焕君的证言证明其与锦裕公司并无业务关系，其系代王国江向锦裕公司送货。据此，本院认为，锦裕公司若否认钟焕君证言，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锦裕公司并未提供其与钟焕君之间另有业务关系等相应证据予以反驳，且王国江一审中另行提供的其与钟焕君一起去锦裕公司催要货款时的录像光盘也可佐证王国江的主张，因此，原判对争议的二份“织造明细”认定为系钟焕君代王国江与锦裕公司进行交货数量的核对并无不当。王国江提供的“织造明细”中，明确载明了订单号、交货日期、型号、件数等内容，锦裕公司员工熊印香在该“织造明细”上签名，可以认定双方对交货行为进行了核对，其中载明的交货情况结合双方购销合同的约定，足以证明王国江主张的交货总值。锦裕公司关于“织造明细”只能证明双方对交货数量进行统计、而不能证明系对账的上诉理由显然不能成立。
关于锦裕公司主张的王国江存在逾期交货、要求王国江赔偿损失的问题，原判认为锦裕公司收货时未对该问题提供主张，应视为双方对此问题已处理完毕。本院认为，在锦裕公司收货并与王国江核对交货情况时，并未放弃追究王国江可能存在的违约责任，原判以双方进行货物核对时未提出即认定就逾期交货行为已处理完毕，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二）项规定，买受人主张出卖人应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或者要求解除合同的，应当提起反诉。本案中，锦裕公司要求王国江赔偿逾期交货而产生的损失，但并未提出反诉请求，本案中不予审查。如王国江确实存在逾期交货等违约行为，锦裕公司可另行主张权利。故对锦裕公司二审中提供的二份购销合同，本案二审中不予评判。锦裕公司另提出的增值税发票问题，原审法院已告知其另行处理，本案中不再涉及。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虽在锦裕公司已放弃违约责任追究的判定上存有不当，但实体处理正确，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如果浙江锦裕针织有限公司未按原判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856元，由浙江锦裕针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袁小梁
代理审判员 王红琴
代理审判员 周 荧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李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