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7）琼刑终111号
原公诉机关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袁定科，男，1966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重庆市开县人，澄迈县永发昌盛环保厂法定代表人。户籍地重庆市开县，现住海口市。2016年5月23日因涉嫌非法采矿罪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澄迈县看守所。
辩护人潘兵，海南肖明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袁定科犯非法采矿罪一案，于2017年5月26日作出（2017）琼01刑初21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袁定科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2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袁定科，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4年4月29日，被告人袁定科与刘文勇、黄建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袁定科入股50%位于××县东侧的澄迈永发旭龙砖厂（以下简称旭龙砖厂）。后袁定科成为该砖厂的负责人和实际经营管理者。2016年1月，袁定科将该砖厂更名为澄迈永发昌盛环保厂，其任法人代表。2014年4月29日至2016年5月6日期间，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雇佣工人从厂房附近挖粘土生产制造红砖，销售所得收益均存入袁定科农业银行账户。经鉴定，2014年4月29日至2016年5月6日，销售红砖数量共计为3223.51万块，所用粘土约为64396.38吨，粘土的市场价格为每万吨12万元，价值772756.38元。
原判认为，被告人袁定科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非法开采的矿产品经鉴定价值共计772756.38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采矿罪，应予惩处。结合全案事实、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袁定科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二、扣押在案的犯罪工具袁定科手机一部，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袁定科的身份证和驾驶证，由扣押机关发还本人；三、冻结的袁定科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四个，对其中的卡号为×××，余额313214.98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其余账户×××、
×××、×××，予以解冻，余额退还本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袁定科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称：1.袁定科在砖厂所占股份只有15%，砖厂管理方式是股东开会决定,原判将非法采矿的责任认定由袁定科一人承担不当。2.袁定科名下农业银行×××卡是砖厂使用的公用账户，卡内313214.98元不是袁定科的非法所得，原审法院予以没收没有依据。3.袁定科认罪态度好，原判量刑过重。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被告人袁定科未取得采矿许可证，非法开采价值772756.38元矿产品的事实清楚。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一）物证、书证
1.旭龙砖厂2002年的《验资报告书》，施教村与旭龙砖厂签订的《关于租赁场地办红砖厂协议书》，旭龙砖厂与王朝江签订的《旭龙砖厂转让协议书》，旭龙砖厂与刘文勇、黄建设签订的《旭龙砖厂转让的补充协议书》，原旭龙砖厂股东与刘文勇、黄建设签订的《原旭龙砖厂物资残值买卖契约》，赵举芬与王超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刘文勇、黄建设与袁定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澄迈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企业负责人档案、个体工商户信息等。以上证据证实袁定科于2014年4月29日接受股权转让，袁定科本人占50%的股份，并于2016年1月13日成立永发昌盛环保厂，成为砖厂负责人。
２．澄迈县国土资源局出具的无采矿许可证的证明，证实车某2005年12月8日在该局办理了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2008年12月8日。澄迈永发昌盛环保厂、袁定科等未在澄迈县国土资源局办理过采矿许可证。
３．澄迈县政府办公室关于”禁实限粘”的通知文件、澄迈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出具的”实心粘土砖生产企业自行拆除的通知”，证实2016年6月19日，澄迈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禁实”办公室通知要求澄迈永发昌盛环保砖厂自行拆除生产实心粘土砖的设备。
４．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监察大队情况说明，证实该局未对澄迈县永发昌盛环保厂实施过矿产资源行政处罚。
５．扣押决定书及清单，证实扣押袁定科手机一部，身份证和驾驶证。砖厂的账本七本（17栏账本2本、进销分类账本1本，明细分类账本1本，总账本1本，笔记本2本）和收据十五捆（2015年10捆，2016年5捆）。
６．袁定科非法采矿案账本提取信息，证实：从永昌盛环保厂十七栏明细账记载的2014年、2015年”产成品”明细账中检验出2014年6月至2015年1月，销售发出红砖合计624.64万块；2015年3月至12月，销售发出红砖合计2100.84万块。总账登记的2015年销售总账统计为：2015年1月销售砖118.05万块，金额438131元；2月销售砖74.57万块，金额284339元；2015年3月销售砖214.82万块，金额818055元；2015年4至9月销售砖1693.4万块，金额6700813元。以上合计2015年1月至9月销售砖2100.84万块，金额8241338元。与”产成品”明细账记录的销售数量一致。对昌盛环保厂2016年1月1日至5月6日的收据检验，共销售498.03万块。
７．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与银行交易明细，冻结财产通知及凭证，袁定科农行卡四张交易明细。
（二）鉴定意见
1.海南省资源环境调查院提供的开采建筑用黏土矿采空量调查报告、委托书及相关证件，鉴定意见通知书及告知笔录，证实：海南省××县昌盛砖厂CK5采坑采空的粘土属于粘土矿产资源，运往周边砖厂用于烧制红砖，截止2016年5月9日，该坑采空粘土体积为64063立方米（实方体积），采空粘土资源量102500吨。
2.澄迈县价格认证中心提供的非法采挖黏土的价格认定书、函件及鉴证员证书复印件，认定涉案黏土量：102500吨；黏土单价：12元/吨；涉案黏土总价：人民币1230000元。
3.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海南公平司法鉴定中心根据扣押的生产、销售记录本，收据，及以上（1）、（2）两份鉴定意见，鉴定出2014年4月29日至2016年5月6日，澄迈永发昌盛环保厂销售红砖数量为3223.51万块，销售金额为1273.8983万元。所售红砖使用的粘土数量64396.38吨，价值772756.38元。
（三）现场勘验检查笔录、辨认笔录，证实：砖厂的位置，砖厂内部制砖车间、销售部、晒砖场、挖土坑等的分布情况。
（四）证人证言
１．车某、王朝江、赵举芬、刘文勇的证言，其述称：车某成立旭龙砖厂，之后将股份转给王朝江，王朝江转让给赵举芬、刘文勇等人，刘文勇又转移给袁定科等人。其中，车某述称旭龙砖厂生产砖的黏土在砖厂范围内挖的，也是现在袁定科挖土的位置。王朝江述称其持股时，生产砖使用的粘土是车某等人持股时砖厂开产后留下的，其未挖土。刘文勇称2014年4月份后将股份转给袁定科，之后参与经营的是袁定科、王超琴和黄建设，袁定科接手砖厂后从其持股时挖土的地方继续挖土。
2.何发师、何发林的证言，其述称：昌盛砖厂的地是属于施教村6队、7队、14队、16队。之前旭龙砖厂就和村里签过租期15年的合同，2015年10月份到期。”老袁”（袁定科）2014年接手砖厂，2015年10月份又和村里签了3年合同，每年5万，以现金方式一次性缴纳15万元。何发师还证实合同依照原合同内容，没有明确规定面积，只是描述了包括砖窑、晒砖厂、打砖场地、四周的瓦房，还约定了不得挖土。
3.马某的证言，其述称：袁定科花了约80万元向”老车”（车某）承包砖厂。承包砖厂后又花了30万向施教村支付场地租金。这30万是承包80亩场地3年的费用，其中40亩是生产场地和生活区，其余约40亩是用于挖掘生产红砖的原料的土地。其本人承包了砖厂的生产制造流程，生产出的红砖由袁定科负责销售，袁定科每块砖给9分钱的利润，再由其按产量给工人工钱。其进厂工作时间是2016年1月份。一块红砖重约5斤，其中煤4两，其余是泥土。出售红砖约4毛钱。一个月（天气好）能生产约100万块砖。砖厂员工约30多个。袁定科是砖厂经营者、决策者。生产砖的粘土都是从机房后面或者附近挖的。
4.王某的证言，其述称：2016年1月其进入昌盛砖厂工作，袁定科是公司法人代表。砖厂制作毛坯砖的材料是土和煤，煤是从老城镇马村那边买的，土是老板购买砖厂时原厂留下的土。砖厂一月能生产60-70万块砖，平均一天2万块。红砖一块卖四毛多一点。一个月营业额约20多万元。从2月份到现在卖了约60-70万块。其在开票室只管开票，不做统计，一般每天下午”华桂”过来收钱及统计。袁定科所述的股权分配都是口头协议。股东也没有参与经营。扣押的收据是按照出砖数、定卡数和提货单来统计。每一天的收据、提货单钉一扎，每扎第一张收据统计每天的总出砖数和定卡数，这张收据是记账员余某（袁定科的弟媳）统计。
5.袁某的证言，其述称：其系2014年5月1日到昌盛环保砖厂工作，砖厂有运营执照、税务登记表，合法缴税。马某监工，王超琼负责卖砖开票。制砖的土是2015年接手砖厂是留下的，放在机房后面，没有挖山上的土。砖厂一天生产三万块砖，一个月生产60万块。一个月盈利3至4万，卖砖的钱交给余发桂或袁定科保管。制砖机每锅制砖20分钟，数量约700块。正常生产每天约50锅，约30000块。其每个月工资按出砖数计算，每1万块，得15元。其2016年1月得1200元，2月得750元，3月得1500元，4月得1800元。2016年1月袁定科接手后用原老板留下的土制砖，之后在承包地内挖土用。
6.黄世洪的证言，其述称：2015年6月做了一个月左右，老板是袁定科，制砖都是从砖厂制砖机后面山坡上挖泥土。
7.罗马保的证言，其述称：来工厂工作3年了，主要负责将未烧好的砖头进窑加工。工厂老板袁定科，姓马的夫妇发工资，管理厂里财务。太阳好的时候，每个月生产180万块红砖，太阳不好的时候，每个月生产100万块红砖。生产所用泥土都是从砖厂机房附近挖出来的，没有在其他地方挖掘。推土机是袁定科的，司机只有一个。
8.陈世贵的证言，其述称：其2016年2月来到砖厂，负责开推土机，砖厂每天生产3万块，每个月120万块砖。每月销售约100万块红砖。其每天推约10车的土。老板会从外面聘请挖掘机回来对挖出的土进行翻搅，每次翻搅都会挖新土出来和旧土混合。其工作期间，砖厂从外边拉回来10车左右新土，使用挖机配的斗每次挖容量是0.5立方左右。
9.胡才银的证言，其述称：其负责将烧好的红砖进窑拉出来。太阳好的时候，每个月生产60-70万块红砖。泥土都是从厂内机房附近挖出来的。
10.余某的证言，其述称：其2015年11月去砖厂工作。负责发砖工作，每天登记来购买红砖的车牌号和司机的电话号码。买砖都要统一去马某处开票，票上写数量。天气好的话每天销售5万块砖，天气不好每天销售2、3万块砖，平均每个月销售100万块砖。每天销售红砖其都会登记数量、单价、金额在收据上，交给袁定科。
11.祝开乾的证言，其述称：其2016年2月份来砖厂工作，负责晒砖，妻子负责装车。每天生产4-5万块毛坯砖，每个月约70万块。每个月盈利交给开票的负责人保管，开票的大约有3人，其中有”小马”，”小马”老婆和一个女人。其看见有不认识的人开着拖拉机来拉厂附近山上的土，应该是用来生产砖石。
（五）被告人供述
被告人袁定科的供述。其供称：其2014年4月29日入股昌盛环保厂的，占股50%。2014年4月29日起至2015年5月期间，其主要负责管理简单事务，多数情况由其和刘文勇商量才决策。2014年4月至2015年5月期间由于政府打击处理及台风影响，昌盛砖厂基本不投入生产。2015年5月至2016年5月，其负责实际经营管理决策，有时也会召开股东会议商讨事情。2015年，1月销售约118万块，2月销售约70万块，3月销售约210万块，4月至9月销售约1600万块，10月至12月因天气原因没生产。2015年除欠别人100多万块砖，大概收入100多万元，纯利润约20万左右。2016年1月13日，其成立昌盛砖厂，任负责人，继续租赁厂里原有场地。其看到砖厂原先有余留制作红砖的粘土，就用此继续生产红砖。生产所用煤是刘本华从老城镇马村那边购得，粘土是原厂余留，不存在2016年4月29日从”光兴砖厂”附近的卜岸村购买约30车泥土的事实。不存在2016年4月15日聘请挖土机在砖厂附近挖了约能制作200万块砖的泥土并堆放到承包地上的事实。2014年4月29日到2016年5月6日，大约挖了6万吨左右，制作3000万块砖。昌盛环保厂生产红砖的粘土都是在砖厂机房附近30米范围内挖的，时间是从2015年3月开始。
上述证据，来源合法，经一审当庭举证、质证，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
关于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袁定科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1.刘文勇、黄建设与袁定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澄迈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企业负责人档案、个体工商户信息等证实袁定科于2014年4月29日接受股权转让，占50%的股份，并于2016年1月13日成立永发昌盛环保厂，成为砖厂负责人。证人马某、袁某、王某、余某等人的证言及袁定科的供述证实袁定科是砖厂的实际负责人，工人挖土、销售等具体经营行为均请示袁定科，卖砖所得全部进入袁定科账户。袁定科应对2014年4月至2016年的非法采矿行为负责。2.袁定科生产制造红砖销售所得收益均存入其名下×××农业银行账户内，该账户内钱款系其违法所得，一审法院予以没收并无不当。3.原判鉴于袁定科系初犯，到案后如实供述，已对其从轻处罚，量刑适当。
综上，上诉人袁定科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袁定科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非法开采的矿产品经鉴定价值共计772756.38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采矿罪，应依法予以惩处。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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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 张 爽
审判员 刘彦贵
审判员 冯 坤
二〇一七年九月七日
书记员 陈恩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