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岳行初字第40号
原告邹意如，女，1970年5月23日出生，汉族，湘潭市人，湘潭市东信棉业有限公司职工，系工亡职工周伟之妻。
原告周龙，男，1994年8月17日出生，汉族，湘潭市人，湘潭华都国际大酒店职工，系工亡职工周伟之子。
原告汪凤娥，女，1949年1月13日出生，汉族，湘潭市人，湘潭市无线电仪器厂退休职工，系工亡职工周伟之母。
原告周同斌，男，1948年8月12日出生，汉族，湘潭市人，无业，系工亡职工周伟之父。
四原告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周新建，江苏泰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湘潭市工伤保险管理服务局，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芙蓉路12号。
法定代表人张育元，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郑辉，男，1969年5月3日出生，汉族，湘潭市人，系湘潭市工伤保险管理服务局政策法规信访科主任科员。
委托代理人盛正，男，1975年4月23日出生，汉族，湘潭市人，系湘潭市工伤保险管理服务局工伤保险科科长。
原告邹意如、周龙、汪凤娥、周同斌不服被告湘潭市工伤保险管理服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于2014年6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4年6月12日受理后，于2014年6月16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2014年7月10日，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涂立宏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陈璐、人民陪审员宋洋参加评议的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代理书记员李仁杰担任法庭记录。原告邹意如及四原告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周新建，被告湘潭市工伤保险管理服务局的委托代理人郑辉、盛正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12月30日，湘潭东信棉业有限公司职工周伟应单位派遣出差至江苏省南通市处理客户投诉问题时，在沈海高速公路1131Km＋600m处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2013年5月29日，湘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周伟的此次死亡符合工伤认定条件，予以认定为因工死亡”。据此，被告湘潭市工伤保险管理服务局于2013年11月28日作出编号为2013的W025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表》一份，核定本案四原告作为周伟近亲属可自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16686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99329.95元，补发2013年1月-11月的供养亲属周同斌的抚恤金5643元，此三项共计122171.95元（该金额核减了四原告因提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之诉而获得的保险理赔款336870.05元）；自2013年12月开始，供养亲属周同斌还可按月领取抚恤金513元。
被告湘潭市工伤保险管理服务局于2014年6月23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如下证据：
1、湘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潭工伤认字（2013）073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以及工亡职工周伟的身份证、户口注销证明、居民死亡殡葬证、死亡医学证明书、火化证各一份，证明湘潭东信棉业有限公司职工周伟在单位派其外出至江苏省南通市处理客户投诉问题期间，因所搭乘的客户的小车途经沈海高速公路1131Km＋600m处时与一牵引车牵引的半挂车相撞而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以及湘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周伟的此次死亡符合工伤认定条件，予以认定为因工死亡”的事实；
2、南通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三大队道公交认字（2013）第S00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2013）港唐民初字第0417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证明对于造成周伟死亡的此次道路交通事故，南通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三大队认定小车驾驶人陈小宏承担主要责任，牵引车驾驶人张四平承担次要责任，周伟无责任。本案四原告据此以牵引车及半挂车的所有人、驾驶人及投保的保险公司为被告提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之诉，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判决为牵引车及半挂车承保了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度支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赔偿四原告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合计336870.05元；
3、湘潭东信棉业有限公司分别向湘潭市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服务局和湘潭市雨湖区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服务局提交的《关于协助查询养老保险待遇的函》及收到的查询结果、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原告周同斌的身份证各一份，证明原告周同斌于1985年与原所在单位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终止劳动关系，至今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没有生活来源，系工亡职工周伟生前供养的亲属；
4、湘潭东信棉业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通知周伟家属领取工亡保险待遇的情况说明》、编号为2013W025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表》、《2014年1月工伤保险待遇抚恤金发放明细表》各一份，以及银行付款凭证一组，证明被告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后，通过周伟生前所在单位湘潭东信棉业有限公司及时告知了四原告可领取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及金额，原告周同斌还提供了个人银行账户账号用以领取按月发放的供养亲属抚恤金。
被告湘潭市工伤保险管理服务局还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75号《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5号《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第十一条；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85号《湖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三十二条。
原告邹意如、周龙、汪凤娥、周同斌诉称，四原告之亲属周伟生前系湘潭东信棉业有限公司职工。2012年12月30日，因受单位派遣外出至江苏省南通市处理客户投诉问题，周伟在沈海高速公路1131Km＋600m处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对此，湘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3年5月29日作出潭工伤认字（2013）073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周伟的此次死亡符合工伤认定条件，予以认定为因工死亡”。据此，四原告于2013年12月19日以邮寄方式向被告提交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申请。被告于次日收悉后，既未履行给付工伤保险待遇之职责，又未作出任何书面决定。四原告遂向湘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2013年5月20日，该局作出潭人社复决字（2014）第00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被告已于2013年11月28日应湘潭东信棉业有限公司申请作出了编号为2013W025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表》，“核定周伟因工死亡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补发2013年1月至12月供养亲属抚恤金共计122171.95元，并核定按月支付供养亲属周同斌抚恤金513元”为由，维持了该《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表》。至此，四原告方才知晓被告作出了核定其可获得的工伤保险待遇的具体行政行为。四原告认为，劳动者因工伤事故受到人身损害，如果所受人身损害系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所致，即可同时产生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与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这两种权利基础和归责原则完全不同的赔偿请求权。其中，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系基于第三人侵权而取得，适用民法的填平原则、过错原则和过失相抵原则，属于私法领域的权益；而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则是基于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工伤事故的发生而获得，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属于公法领域的权益。此两项请求权均可独立存在。换言之，劳动者或其近亲属向第三人主张侵权损害赔偿的同时，还有权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不能以获得的侵权损害赔偿冲抵依法可领取的工伤保险待遇，这是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的。具体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75号《工伤保险条例》虽未对工伤职工及其近亲属实现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后获取除医疗费用以外的工伤保险待遇作出明确的规定，但也未作出禁止性规范，依据“有利于相对人解释”的行政行为基本准则，应当允许工伤职工及其近亲属获取最大限度的弥补和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2006）行他字第12号《关于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亲属在获得民事赔偿后是否还可以获得工伤保险补偿问题的答复》中亦规定，“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近亲属，从第三人处获得民事赔偿后，可以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向工伤保险机构申请工伤保险待遇补偿。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工伤保险待遇补偿，工伤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审核”；此外，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湘劳社政字（2007）17号《关于工伤保险待遇有关问题的通知》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职工工伤涉及人身伤害赔偿时，职工仍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享受相关待遇”。但是，被告在核定四原告可自工伤保险基金领取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金额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5号《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第十一条关于工伤医疗费用的规定，以“补差”模式将四原告获得的保险理赔偿款自其可获得的工伤保险待遇中核减出来，属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情形。基于此，四原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编号为2013W025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表》，并责令其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原告邹意如、周龙、汪凤娥、周同斌于2014年6月9日向本院提供了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如下证据：
5、原告邹意如、周龙、汪凤娥、周同斌的身份证各一份，证明四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6、户籍资料、结婚证、湘潭市雨湖区云塘街道杉树巷社区出具的《证明》、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2013）港唐民初字第0417号民事判决书各一份，证明工亡职工周伟系原告邹意如之夫、周龙之父、汪凤娥与周同斌之子；
7、工亡职工周伟的居民死亡殡葬证、死亡医学证明书，及湘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潭工伤认字（2013）073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各一份，证明周伟因工伤事故死亡，四原告作为其亲属依法应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8、邮政快递详情单及查询信息各一份，证明四原告于2013年12月9日向被告提出了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申请，被告于次日收悉后既未履行支付职责，又未作出书面决定的事实；
9、湘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潭人社复决字（2014）第00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四原告已就本案申请行政复议，直至签收该《行政复议决定书》时才知晓被告已经作出了核定其可获得的工伤保险待遇的具体行政行为。
被告湘潭市工伤保险管理服务局辩称，就周伟于2012年12月30日在沈海高速公路1131Km＋600m处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一案，应周伟生前所在单位湘潭市东信棉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于2013年4月19日提出的申请，湘潭市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3年5月29日认定“周伟的此次死亡符合工伤认定条件，予以认定为因工死亡”。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85号《湖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湘潭市东信棉业有限公司作为工伤保险参保单位，于2013年11月向被告申报办理工伤保险待遇，并提交了包括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2013）港唐民初字第0417号民事判决书（据此判决，四原告可获得保险公司因承保第三方侵权责任而支付的保险理赔款336870.05元）在内的相关材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5号《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的规定，经多次向省厅和省局请示，在履行了相应的审批流程后，被告为其湘潭市东信棉业有限公司及时办理了工伤保险待遇核定手续。就四原告可自工伤保险基金获得的工伤保险待遇进行审核时，由于引起周伟死亡的交通事故系由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造成，工伤保险只承担补充性的赔偿责任，被告因而采取补差形式，对其中可一次性领取的工伤保险待遇部分核减了四原告因交通事故机动车责任纠纷之诉而获得的赔偿款，作出了编号为2013W025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表》，并于2013年12月10日通过会审。此后，被告将该核定表送达给湘潭市东信棉业有限公司，要求其开具周伟工亡待遇收据，并提供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的存折复印件。湘潭市东信棉业有限公司收悉后，及时将相关情况告知了四原告，并为其复印了《工伤保险待遇审核表》。因四原告对被告核定的工伤保险待遇有异议，不同意签字领取，致使被告无法将一次性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到位，但被告仍于2014年1月开始向原告周同斌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工伤保险制度建立的初衷在于以社会保险的形式分散用人单位的经营风险。原告诉状中所述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是在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75号《工伤保险条例》没有将有雇员的社会团体、基金会、事务所、个体工商户等用人单位纳入工伤保险，亦未对因第三人侵权造成工伤事故时的赔偿问题进行明确规定的情形下作出的。该解释中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其内容所反映的也是一种待遇补差的形式。2011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5号《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相继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75号《工伤保险条例》亦得以修订，关于第三人侵权造成的工伤事故的赔偿问题也就逐步作出了明确规定。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第三人不支付工伤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5号《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个人已经从第三人或者用人单位处获得医疗费用、工伤医疗费用或者工伤保险待遇的，应当主动将先行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退还给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或者工伤保险基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再向第三人或者用人单位追偿。个人拒不退还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以从以后支付的相关待遇中扣减其应当退还的数额，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被告对四原告可自工伤保险基金获得的工伤保险待遇进行审核时，采取“补差”的形式，核减了其因交通事故机动车责任纠纷之诉而获得的赔偿款的做法，符合前述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亦符合公平原则。如果由于第三人的原因使在工伤事故中遭受损害的劳动者可以获得双重赔偿，而在非因第三人侵权造成的工伤事故中遭受损害的劳动者只能获得单一的工伤保险赔偿，这对后者显然不公。另外，目前有雇员的社会团体、基金会、事务所、个体工商户中，有的参加了工伤保险，有的没有参加，对于同一类因第三人的原因而非用人单位的原因造成工伤的待遇问题，如果不适用同一规定，可能出现双重标准，这显然更加不符合公平原则。综上，被告作出编号为2013W025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表》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应，请求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在庭审质证中，原告邹意如、周龙、汪凤娥、周同斌对被告湘潭市工伤保险管理服务局所举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2、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4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编号为2013W025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表》作出后，被告应当直接向四原告送达，而不应由湘潭市东信棉业有限公司转告，但被告方到目前为止不能提供书面的送达凭证；被告用以发放供养亲属抚恤金的账号系原告周同斌应湘潭东信棉业有限公司的要求提供身份证办理的，但原告周同斌既不知道这笔钱系供养亲属抚恤金，也没有自行支取过该账户上的款项；而且，被告作出此核定表适用的是只具有参照价值的行政规章（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5号《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而非法律、法规，属适用法律错误，因此，此组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被告对原告所举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5、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据7、8、9的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此三组证据均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对于被告提供的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原告认为，在具体的案件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应当以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批复的规定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二条仅仅是对于医疗费用的规定，并没有排除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对医疗费用以外的其他工伤保险待遇的支付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5号《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系行政规章，属于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时可以参照适用的范畴，由于该办法的内容违反了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原则的规定，不宜作为审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
经合议庭评议，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作如下确认：证据1、2、3、5、6，因原、被告均无异议，且与查明的事实相符，本院对此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其中，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2013）港唐民初字第0417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四原告基于侵权责任请求权而获得的赔偿款金额应为366870.05元（另3万元系由牵引车车主先行赔付）。被告提供的证据4与四原告提供的证据8、9相较，被告作出编号为2013W025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表》并向原告周同斌账户发放供养亲属抚恤金系属事实，但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85号《湖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三十二条仅规定工伤保险待遇的申报主体为用人单位，四原告作为工亡职工亲属才是此项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被告作出该核定表后，本应及时向四原告送达。正是由于被告疏于履行此项职责，四原告才以行政不作为向湘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同时，证据4中湘潭东信棉业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通知周伟家属领取工亡保险待遇的情况说明》，属于证人证言，但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就证据内容来看，该份情况说明中所陈述的是2013年5月－12月期间事实，落款时间却为“二0一三年一月二十日”，此份证据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均有明显瑕疵，因此，对证据4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8、9，本院予以认定。四原告提供的证据7，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375号《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职工因工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此系法定权益，故本院对此组证据予以认定，对被告的质证意见，不予采纳。
经审理查明：四原告之亲属周伟生前系湘潭市东信棉业有限公司职工。2012年12月30日，受单位派遣外出至江苏省南通市处理客户投诉问题期间，周伟因所搭乘的客户的小车途经沈海高速公路1131Km＋600m处时与一牵引车牵引的半挂车相撞而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对此，南通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三大队作出道公交认这（2013）第S00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小车驾驶人陈小宏承担主要责任，牵引车驾驶人张四平承担次要责任，周伟无责任。本案四原告据此以牵引车及半挂车的所有人、驾驶人及投保的保险公司为被告提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之诉，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港唐民初字第04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为牵引车及半挂车承保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度支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赔偿四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处理交通事故人员误工费和交通费、被抚养人生活费合计366870.05元。应周伟生前所在单位湘潭市东信棉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于2013年4月19日提出的申请，湘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3年5月29日作出潭工伤认字（2013）073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周伟的此次死亡符合工伤认定条件，予以认定为因工死亡”。据此，湘潭市东信棉业有限公司作为工伤保险参保单位，于2013年11月向被告申报办理工伤保险待遇，被告湘潭市工伤保险管理服务局因而于2013年11月28日作出编号为2013W025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表》一份，核定本案四原告作为周伟近亲属可自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16686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99329.95元，补发2013年1月－11月的供养亲属周同斌的抚恤金5643元，此三项共计122171.95元（该金额核减了四原告因提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之诉而获得的保险理赔款336870.05元）；自2013年12月开始，供养亲属周同斌还可按月领取抚恤金513元。该核定表作出后，被告并未向四原告予以直接送达或告知。2013年12月19日，四原告以邮寄方式向被告提交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申请。被告于次日收悉后，既未履行给付工伤保险待遇之职责，又未作出任何书面决定。四原告遂向湘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2014年5月20日，该局作出潭人社复决字（2014）第00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被告已于2013年11月28日应湘潭市东信棉业有限公司申请作出了编号为2013W025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表》为由，维持了该核定表。至此，四原告方才知晓被告作出了核定其可获得的工伤保险待遇的具体行政行为。对于编号为2013W025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表》，四原告认为，被告在核定其可自工伤保险基金领取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金额时，以“补差”模式将四原告获得的第三人侵权损害赔偿款自其可获得的工伤保险待遇中核减出来，属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情形，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因而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提出诉讼所述之请求。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职工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行为造成的工伤事故死亡的，其近亲属在主张并实现了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获得了赔偿款项的情形下，是否还可以领取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75号《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业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制定本条例”。可见，工伤保险作为一种社会保险，其制度建立的基础一方面在于切实保障职工在因工伤事故受伤或者死亡后，其本人或者近亲属获得必要的医疗求助和维持基本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则在于有效降低用人单位在经营过程中因工伤事故而可能面临的风险，此两项立法之精神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对于因第三人侵权造成工伤事故的情形下，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是否可以同时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和工伤保险待遇请求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75号《工伤保险条例》中虽未作明确规定，但是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5号《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2006）行他字第12号《关于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亲属在获得民事赔偿后是否还可以获得工伤保险补偿问题的答复》的规定来看，是持许可的态度的。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14）9号《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三款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除外”。由于适用的法律依据不同，侵权损害赔偿与工伤保险待遇的组成项目及其计算标准均不尽相同。在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获得第三人侵权损害赔偿的情形下申请工伤保险待遇的，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理应区分不同的赔偿项目和标准，对于其中性质相同的、重复的项目可予以核减，对于其中性质不同、不重复的项目则应并行支付，从而保证工伤职工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不能因为片面强调降低用工单位的工伤风险而全部予以核减。具体到本案中，四原告已经获得的侵权损害赔偿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处理交通事故人员误工费和交通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五项，而被告核定其可获得的工伤保险待遇为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三项。被告在核定四原告可获取的工伤保险待遇时，将不属于工伤保险待遇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处理交通事故人员误工费和交通费等侵权损害赔偿项目一齐核减的做法，有违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属审核错误。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2目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湘潭市工伤保险管理服务局于2013年11月28日作出的编号为2013W025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表》；
二、责令被告湘潭市工伤保险管理服务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重新核定原告邹意如、周龙、汪凤娥、周同斌因周伟工亡事故可领取的工伤保险待遇。
本案免收案件受理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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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涂立宏
审 判 员 陈 璐
人民陪审员 宋 洋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日
代理书记员 李仁杰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2目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
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