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少民终字第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Ｈｅｌ某，女，2010年9月5日出生，澳大利亚籍。
法定代理人沈某甲，女，1982年9月6日出生，汉族，是上诉人Ｈｅｌ某的母亲。
委托代理人刘贵树，广东广之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燕，广东广之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甲。
委托代理人廖章义，广东易春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Ｈｅｌ某因抚养费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3）穗海法少民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4月3日，Ｈｅｌ某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李某甲按5000元／月支付自2011年5月21日至2013年2月20日拖欠的抚养费共计105000元，并自2013年3月起每月5日前支付抚养费5000元；本案诉讼费由李某甲承担。
原审法院查明：沈某甲与李某甲原是夫妻，2010年9月5日生育女儿Ｈｅｌ某。因夫妻感情不合，沈某甲与李某甲于2011年5月20日协议离婚，并于同日签署《离婚协议书》，约定女儿Ｈｅｌ某由沈某甲携带抚养，李某甲每月支付抚养费5000元，教育费、医疗费另计，按发生额由双方均分承担。另有夫妻共有的房屋七套（其中广州市三套、澳大利亚Brisbane市四套）均进行了分配，李某甲取得广州的房产一套、澳大利亚Brisbane市的四套房产与沈某甲共有，另可分得出售房产的价款400000元。李某甲与沈某甲离婚后，Ｈｅ�某在广州随沈某甲生活。
一审庭审中，李某甲表示，在《离婚协议书》中提及的广州奕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澳洲一盛贸易有限公司广州代表处由其与沈某甲共同经营，但由于其在国外，故上述公司一直由沈某甲实际经营，经营所得款项均由沈某甲支配，并用于支付Ｈｅｌ某的抚养费，因此其并未再另行支付抚养费。此外，李某甲称，其在澳大利亚做生意，每月收入并不固定。由于Ｈｅｌ某在广州生活，5000元／月的抚养费过高，应按照国内物价水平及Ｈｅｌ某的实际需要对抚养费进行调整。其同意按照上一年度国有城镇职工年平均收入的20%-30%向Ｈｅｌ某支付抚养费。Ｈｅｌ某则表示，李某甲离婚后并未依照《离婚协议书》的约定向其支付抚养费；李某甲在澳洲与他人合伙经营酒店，月收入约人民币60000元；在澳洲另有三处房产，每月租金收入共计约41000元，在广州拥有两处房产，价值超过4000000元；李某甲月总收入约100000元，有足够的能力支付其主张的抚养费。此外，Ｈｅｌ某陈述其每月开销包括了房租3500元，加上物业费、水电费、煤气、网络、电话费等，合计5000元；保姆开支5000元、幼儿园学费2500元、奶粉1000元、儿童乐园月卡300元、早教教材650元、衣物、伙食费、玩具费、营养品、医疗费、交通费、旅游费、生日写真等平均每月2000元。但对于上述支出，Ｈｅｌ某均无提交发票予以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Ｈｅｌ某是李某甲和沈某甲的女儿，现尚未成年，李某甲、沈某甲均负有抚养Ｈｅｌ某的义务。按照《离婚协议书》的约定，李某甲每月应向Ｈｅｌ某支付抚养费5000元。对于该项金额，李某甲在本次诉讼前并未提出异议，故其应按照上述协议约定的金额履行支付义务。李某甲提出以广州公司取得的收益抵扣Ｈｅｌ某抚养费的抗辩，Ｈｅｌ某不予确认，且在《离婚协议书》中，双方亦并未对此作出明确约定，故对李某甲上述抗辩不予采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关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因李某甲并无提交证据证实其已向Ｈｅｌ某支付抚养费，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Ｈｅｌ某于2013年4月3日提起本案诉讼，故其提出自离婚后至2013年4月之前的抚养费以5000元／月计付并无不妥，予以支持。李某甲应支付自2011年5月至2013年3月拖欠的抚养费共计110000元（5000元／月×22个月）。
一审过程中，李某甲对每月支付的抚养费金额提出异议，认为《离婚协议书》中所约定的抚养费金额过高，应依法予以调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的若干具体意见》第7条规定：“子女抚育费的数额，可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有固定收入的，抚育费一般可按其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比例给付。……无固定收入的，抚育费的数额可依据当年总收入或同行业平均收入，参照上述比例确定。有特殊情况的，可适当提高或降低上述比例。”李某甲陈述其每月无固定收入，Ｈｅｌ某虽主张李某甲月收入约100000元，但对其主张亦无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且李某甲的收入亦不能作为确定抚养费金额的唯一标准。Ｈｅｌ某陈述其每月的开销情况，亦无法提交相应的票据予以证实。根据离婚协议中李某甲所取得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某甲具备抚养Ｈｅｌ某的经济能力，结合Ｈｅｌ某的实际需要、广州市的实际生活水平及李某甲的经济负担能力，故酌定李某甲向Ｈｅｌ某支付�养费2000元为宜。Ｈｅｌ某主张的5000元／月的抚养费金额过高，应予以调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1条的规定，抚育费的给付期限，一般至子女十八周岁为止。Ｈｅｌ某年满18周岁后如尚不能独立生活而需要李某甲继续支付抚养费的，可与李某甲协商或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7条和第11条的规定，于2013年10月25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李某甲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支付自2011年5月起至2013年3月止的抚养费共计110000元给Ｈｅｌ某；二、李某甲自2013年4月起，每月支付抚养费2000元给�ｅｌ某，至Ｈｅｌ某年满18周岁时止；三、驳回Ｈｅｌ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100元，由Ｈｅｌ某与李某甲各负担50元。
判后，上诉人Ｈｅｌ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必须就本人的实际生活需要及被上诉人的收入进行举证，被上诉人无须任何举证就可以降低已经约定的抚养费金额，属分配举证责任错误，且对上诉人不公平。《离婚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由被上诉人每月支付5000元抚养费给上诉人，而本案争议的只是“抚养费的支付问题”而不是“抚养费数额的确定问题”。对于抚养费的数额问题，上诉人提供了《离婚协议书》就完成了举证责任，但原审法院却要求上诉人举证证明上诉�的实际需要和被上诉人的收入情况，不合理也不合法。相反，被上诉人主张《离婚协议书》约定的抚养费的金额过高，要求予以调整，就应当举证证明其在离婚后的收入比离婚时明显降低或证明其经济状况与离婚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应当调整抚养费的金额，原审法院支持其主张不当；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也就是说，关于子女抚养费的金额和期限，首先由双方协议，只有协议不成的，才由法院判决。本案中关于抚养费的金额，双方已经有协议约定，由原审法院判决改变协议约定的抚养费金额没有法律依据；三、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请求的抚养费金额过高，缺乏事实依据。首先，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子女每月生活费5000元并不高，许多家庭每月用于子女的费用可能高于5000元；其次，抚养费高与不高，要看父母收入和经济负担能力，并没有确定的标准。如果双方没有协议，由人民法院确定，当然应根据一般收入和生活水平确定，但双方在离婚时已根据自身负担能力作出约定，原审法院予以减少，明显不当；此外，上诉人属于澳大利亚籍，虽暂时在广州生活，但随时可能随母亲回到澳大利亚生活，尤其达到入学年龄后，考虑教育和学位问题，回澳大利亚生活的可能性更大，原审法院根据广州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确定上诉人的抚养费也属不当。为此，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李某甲自2013年4月起每月支付抚养费5000元给上诉人Ｈｅｌ某，至上诉人年满18周岁时止。
被上诉人李�甲答辩称：一、原审判决由我每月支付2000元抚养费给上诉人Ｈｅｌ某合理，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和适用法律正确；二、上诉人认为其生活费每月需10000元，但未举证证实，且上诉人实际是在肇庆生活，抚养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应根据实际生活所需相应调整；三、我与沈某甲离婚时在《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抚养费5000元／月是有条件的，因上诉人在澳大利亚生活，每月有3000元至4000元的政府补贴，由我领取，即我每月再额外支付1000元抚养费即可，但我离婚后上诉人并无到澳洲生活，所以未能取得上述政府补贴；离婚时，我和沈某甲在广州还有一些共同经营的公司未分割，当时双方口头约定以公司收入来支付上诉人的抚养费；四、我现在无固定收入，在国外靠贷款做生意，在澳洲的报税几年均为零，如由我每月支付5000元的抚养费，将增加我的生活困难，且如果给上诉人过高的生活费，有可能成为沈某甲牟利的机会。为此，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李某甲与沈某甲签订的《离婚协议书》还约定“夫妻共同经营的广州奕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澳洲一盛贸易有限公司广州代表处，在离婚后依然由男女双方共同经营，盈利按股份分配。”二审期间，李某甲称离婚时与沈某甲口头约定其每月只需额外支付1000元抚养费及上述公司的收入来支付上诉人的抚养费，但未能举证证实，上诉人对此亦予以否认。另，双方确认李某甲离婚后取得售房款4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李某甲自2013年4月起是否仍应按离婚协议的约定每月支付5000元抚养费给上诉人Ｈｅｌ某。《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本案中，李某甲与沈某甲离婚时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Ｈｅｌ某由沈某甲携带抚养，由李某甲每月支付抚养费5000元。此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自觉遵守履行。根据离婚协议的约定，李某甲离婚时取得位于广州市的房屋一套，位于澳洲的四套房产由其与沈某甲共有，广州奕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澳洲一盛贸易有限公司广州代表处的经营盈利亦由其与沈某甲按股份分配，此外，李某甲在离婚后还取得了40万元的售房款，由此可见，李某甲有能力按离婚协议的约定支付5000元／月的抚养费。李某甲认为其经济困难，但未能举证证实，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Ｈｅｌ某的上诉请求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判令由李某甲自2013年4月起每月负�Ｈｅｌ某的抚养费2000元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部分判决有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上诉人Ｈｅｌ某的上诉理由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3）穗海法少民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
二、撤销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3）穗海法少民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的第三项。
三、变更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3）穗海法少民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为：被上诉人李某甲自2013年4月起，每月支付抚养费5000元给上诉人Ｈｅｌ某，至上诉人Ｈｅｌ某年满18周岁时止。
本�一、二审受理费各100元，由被上诉人李某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文劲
审判员 赵剑奕
审判员 钟淑敏
二〇一四年四月××日
书记员 邱穗珠
冼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