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1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伊文媛，女。
委托代理人：房海滨，系广东森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式平，男。
委托代理人：吴茂娟，系广东法大春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冯惠娉，女。
委托代理人：谭社芬、谭小仪，均系广东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江门市麒麟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钟国安。
上诉人伊文媛与被上诉人郭式平及原审第三人冯惠娉、江门市麒麟典当行有限责任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4）江蓬法杜民初字第3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起至2011年12月期间（签订日期分别为2009年12月28日、2010年6月28日、2010年12月23日、2011年6月21日），郭式平与麒麟典当行（麒麟典当行的签约代表是冯惠娉）一共签订了四份《股票质押（典当）借款合同》、《股票质押（典当）借款使用FPRC系统风险揭示及借款人自愿承诺书》，合同编号均为075009025。《股票质押（典当）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人郭式平因家庭投资理财需要向出借人麒麟典当行申请借款，并透过FPRC系统将借款资金用于股票投资，郭式平并同意将证券账户对应的资金账户及第三方存管银行账户内的资金及证券资产一并作为质押物质押于麒麟典当行作为借款的担保。其中2009年12月28日的《股票质押（典当）借款合同》中，冯惠娉作为出借人麒麟典当行的代表在合同落款处亲笔签名。
2009年12月28日，郭式平书面签订一份《授权委托书》授权冯惠娉为其代理人，代理郭式平在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门堤中路证券营业部的证券交易及相关业务。
签订上述合同、承诺书的同时，郭式平与麒麟典当行、江门建行城区支行还签订了当期的《典当融资交易账户监管协议》（协议号：江建城典监075009025）。该监管协议约定：为履行上述典当合同，郭式平指定以下在江门建行城区支行开户的已签约第三方存管业务的银行结算账户，作为典当融资交易监管账户（以下简称监管账户），明确了郭式平、麒麟典当行的监管账户的户名、账号、开户行，作为各方约定的交易方式是以签约第三方存管业务的银行结算账户为结算依据，其中注明了冯惠娉作为麒麟典当行的联系人。
2012年7月9日，广东华南律师事务所受麒麟典当行委托对郭式平拖欠麒麟典当行的借款一事发出一封《律师函》，向郭式平函告：郭式平于2011年6月21日与麒麟典当行签订一份《股票质押（典当）借款合同》后，因郭式平暂停证券融资投资，欠麒麟典当行2011年9月至2012年7月的借款利息及亏损合共316723.44元，要求郭式平于2012年7月20日前将欠款及利息归还给麒麟典当行。
2012年8月1日，郭式平与冯惠娉签订一份《借款合同》，内容为：郭式平因资金周转需要，以其名下股票、江门市白沙永盛新村29号之一801房屋及车牌号码为粤JGF0**的轿车作抵押担保向冯惠娉借款现金人民币300000元，借款期限从2012年8月1日至2014年7月31日止，利息为每月10‰，从2013年1月1日起计算利息，郭式平应在每月30日前向冯惠娉支付利息；如郭式平到期不能归还本金，则按借款总额10%支付违约金，冯惠娉有权申请强制执行转卖郭式平的资产。当日，郭式平在一份内容为：“今收到冯惠娉交来借款人民币三十万元整，该款作临时周转使用”的《收据》收款人落款处签名。但郭式平名下的股票、江门市白沙永盛新村29号之一801房屋及车牌号码为粤JGF0**的轿车并没有办理抵押登记手续。
2014年3月29日，冯惠娉与伊文媛签订《个人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冯惠娉将其对郭式平的债权人民币300000元及相应利息、违约金等全部转让给伊文媛，伊文媛按照协议直接向郭式平主张债权。2014年4月10日，冯惠娉向郭式平以EMS快递方式寄出一份《债权、债务转让通知书》，告知转让债权事宜，郭式平收到该通知书。伊文媛为向郭式平主张债权遂于2014年4月14日起诉至原审法院。
另查明：冯惠娉是麒麟典当行的证券部经理，2009年12月28日郭式平书面签订一份《授权委托书》授权冯惠娉为其代理人，代理郭式平在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门堤中路证券营业部的证券交易及相关业务。2014年5月12日郭式平解除其与冯惠娉的上述代理关系。
麒麟典当行于1998年12月30日成立，经营范围为：动产质押典当业务，房地产抵押典当业务等。
庭审中郭式平提供的一份《客户办理股票融资的手续及程序》主要列明：1、与麒麟典当行签一式四份《典当合同》；一式两份《自愿借款承诺书》；一份《借款借据》、《当票》、《约定融资的典当账户列表》。2、在中投证券公司办理“授权委托”业务。3、到江门建行城区支行办理“第三方存管账户”并签一式三份《典当融资交易账户监管协议》等等。
庭审中冯惠娉认为2012年8月1日其向郭式平出借的人民币300000元款项是其当日向麒麟典当行借取的，当日在麒麟典当行公司内，由冯惠娉在麒麟典当行提取现金人民币300000元，再于当日直接交付给郭式平收取。并向原审法院提供一份《收据》，证实其于当日向麒麟典当行借现金人民币300000元的事实。郭式平虽确认2012年8月1日其与冯惠娉签订的《借款合同》及《收据》上其签名是真实的，但认为只是其为与麒麟典当行办理股票融资手续和程序而签订的，否认有收到冯惠娉的人民币300000元现金。
郭式平在庭审中提供的其任职单位江门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出具的2012年8月1日的《上路查车（监控）登记表》显示：郭式平作为检查人员之一，从当日上午8时32分至下午17时15分在监测路段对公汽班车进行检查，当日下午6时并举办晚宴，晚宴中因郭式平喝醉由司机钟锦强送回家。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伊文媛以民间借贷关系起诉郭式平，是基于其受让了冯惠娉对郭式平的债权人民币300000元后而双方形成的借贷关系。因郭式平一直否认有收到冯惠娉的人民币300000元借款，因此冯惠娉转让债权的合法性及真实性是伊文媛与郭式平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的关键。故本案伊文媛与郭式平双方争议的焦点应为冯惠娉与郭式平之间是否存在300000元借款的债权债务关系？
伊文媛诉称于2014年3月29日受让了冯惠娉对郭式平的借款人民币300000元的债权，应有责任提供其受让债权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的证据。由于郭式平一直否认有收到冯惠娉的人民币300000元借款，且冯惠娉对该笔借款没有提供转账凭证。虽然冯惠娉认为出借给郭式平的借款人民币300000元是现金方式支付的，由于人民币300000元的款项属于数额巨大的资金，其借款数额已超出一般合理借款范围，因此对借款的真实性应结合出借人的经济能力、借款需要及借款用途，双方的关系以及交易习惯等因素综合认定。
第一、关于出借人冯惠娉的经济能力的问题。根据原审法院庭审查明的事实，冯惠娉陈述称该笔出借资金人民币300000元是其先向麒麟典当行借取现金人民币300000元后再将该笔款项又出借给郭式平的，且冯惠娉是麒麟典当行的证券部经理，冯惠娉没有提供其财产资金等证据证明其具备相当的经济能力，因此原审法院认为冯惠娉不具备出借人民币300000元的经济能力。
第二、关于出借人冯惠娉与借款人郭式平之间的交易习惯问题。冯惠娉向郭式平出借人民币300000元款项之前，双方并没有借款行为的发生，该笔借款应属于双方之间的第一次交易。但对冯惠娉个人而言，如此大额资金的出借，既非其自有资金的出借，也没有对郭式平名下物业资产（包括合同约定的郭式平名下股票、江门市白沙永盛新村29号之一801房屋及车牌号码为粤JGF0**的轿车）等办理抵押担保手续，存在借款的风险。且现金人民币300000元属于数额巨大的金额，冯惠娉没有提供其转账支付的证据，明显不符合一般公民之间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不符合常理。
第三、关于出借人冯惠娉与借款人郭式平、麒麟典当行之间的关系及借款用途的问题。经查明，2009年起至2011年12月期间，郭式平与麒麟典当行之间存在股票典当融资借款的关系，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郭式平因家庭投资理财需要向麒麟典当行申请借款，并透过FPRC系统将借款资金用于股票投资。而冯惠娉是麒麟典当行的证券部经理，也是负责麒麟典当行与郭式平的股票融资借款的联系人。2009年12月28日起至2014年5月12日期间，冯惠娉同时是郭式平的代理人，代理郭式平相关的证券交易业务。由此可见冯惠娉的身份非常特殊。在与冯惠娉签订借款合同前，郭式平与麒麟典当行存在股票融资借款关系。
第四、关于冯惠娉与郭式平之间是否存在人民币300000元借款的债权债务关系的问题。从2009年12月28日开始签订《股票质押（典当）借款合同》起，麒麟典当行与郭式平就一直按照合同编号为075009025的合同约定进行证券融资投资交易，并定期进行账户金额清算。直至2012年7月9日，麒麟典当行委托广东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向郭式平发出《律师函》，认为郭式平在融资交易过程中造成麒麟典当行的亏损，而向郭式平追收其拖欠的借款、利息等共人民币316723.44元。在麒麟典当行与郭式平双方之间对人民币316723.44元款项的纠纷尚未解决的情况下，郭式平于2012年8月1日与冯惠娉签订《借款合同》及《收据》约定向冯惠娉借款人民币300000元，而出借人冯惠娉陈述借款款项并非其自有资金而是属于麒麟典当行的公司款项，再结合冯惠娉既是麒麟典当行的证券经理（负责麒麟典当行与郭式平之间的融资业务联系）也是郭式平委托处理证券交易及相关业务代理人的关系，郭式平突然向其证券业务代理人冯惠娉借款人民币300000元确难以令人相信其真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的规定，原审法院经过对本案各证据的综合审查判断，认为郭式平与冯惠娉签订《借款合同》及《收据》所约定的借款标的人民币300000元，实际上对应的是麒麟典当行与郭式平双方之间因融资交易结算而产生的款项人民币316723.44元（亦即《律师函》中所提及的郭式平的欠款），但该笔款项麒麟典当行与郭式平尚存在争议，但于本案而言，其属于麒麟典当行与郭式平之间关于融资交易过程中产生的纠纷，是另一个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处理的范围。因此，郭式平虽然与冯惠娉签订《借款合同》及《收据》，但事实上冯惠娉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冯惠娉有向郭式平出借人民币300000元，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因此伊文媛虽然与冯惠娉签订《个人债权转让协议书》，但伊文媛作为债权的受让人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债权真实存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伊文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伊文媛请求解除伊文媛与郭式平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及要求郭式平向伊文媛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0元及利息的诉请，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伊文媛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475元，保全费2245元，合共8720元，由伊文媛负担。
上诉人伊文媛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郭式平于2012年8月1日向冯惠娉借款人民币300000元，此事实有伊文媛提交的《借款合同》及《收据》证实，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予认定。原审法院关于“冯惠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冯惠娉有向郭式平出借人民币300000元”的认定，明显违背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是错误的。第一，伊文媛提交的2012年8月1日《借款合同》及《收据》是真实的，其内容并没有违反我国法律规定，应认定有效。在一审诉讼中，郭式平承认其在《借款合同》及《收据》签名的真实性。第二，郭式平辩称自己因“心神恍惚”而在《借款合同》及《收据》上签字，并非自己真实意愿，此说法不能成立。郭式平在签订借款合同及借款当时，并无吸食毒品或酒精中毒，也无精神病发作；那没有什么事情能使郭式平“心神恍惚”而丧失正常民事行为能力。第四，一审法院关于“冯惠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冯惠娉有向郭式平出借人民币300000元”的认定是错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的规定，郭式平在一审诉讼时并未能提供足够证据来反驳伊文媛提交的《借款合同》及《收据》，一审法院理应确认《借款合同》及《收据》的证明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应对郭式平否认借款的抗辩主张不予采信。
二、郭式平在一审诉讼时提交的相关证据，并不能否定《借款合同》及《收据》所载明的郭式平向冯惠娉借款300000元的事实。第一，郭式平提交的“FPRC证券质押典当、融资炒股宣传单张”、“股票融资的手续和程序”、“典当合同及自愿借款承诺书”、“典当融资交易账户监管协议”、“股票质押（典当）借款合同”、“律师函”、“协议”及其他案件文件等资料，反映的是郭式平与麒麟典当行之间的法律关系；该资料与本案无关，不应作为本案证据使用。第二，郭式平提交的所谓《上路查车登记表》、单位《证明》、钟锦强的证人证言均不具证明效力，并不能证实郭式平想要证明的事实。第三，郭式平作为一名成年人，依法应对自己的法律行为负责。郭式平向冯惠娉借款300000元，有其签字确认的《借款合同》及《收据》证实，证据充分确凿，不容抵赖。
三、麒麟典当行与本案所涉借款关系无关；一审法院追加麒麟典当行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审理与本案无关的“郭式平与麒麟典当行之间的法律关系”，属于程序违法，是错误的。（一）麒麟典当行既不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也不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一审法院追加麒麟典当行为本案第三人，与关于追加第三人的法律规定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本案不应追加麒麟典当行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案的审理范围应仅限于冯惠娉与郭式平的借款关系及冯惠娉与伊文媛之间的债权转让关系。可是，一审法院却“另辟蹊径”，大张旗鼓地对郭式平与麒麟典当行之间的股票质押（典当）借款合同关系进行审理。一审法院的这一做法，违反了不诉不理的诉讼原则。
四、一审法院以“举证不能”为由驳回伊文媛的诉讼请求，明显有失公允。伊文媛诉请郭式平偿还300000元借款本息，理据充分；本案应依法支持伊文媛的全部诉讼请求。2014年3月29日，冯惠娉与伊文媛签订《个人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冯惠娉将其对郭式平所享有的300000元借款的债权转让给伊文媛；同时，冯惠娉依法将债权转让的情况及时通知了郭式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及第八十条的规定，伊文媛依法享有2012年8月1日《借款合同》所载明的冯惠娉所享有的全部权利。鉴于郭式平未能依期还本付息，构成违约；伊文媛诉请郭式平偿付300000元借款本息，合理合法。郭式平应依法偿付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0元及其利息（利息以300000元为本金，自2013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1%计至借款全部清偿日止）给伊文媛。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处理不公。遂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郭式平立即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0元及其利息（利息以300000元为本金，自2013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1%计至借款全部清偿日止）给伊文媛；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郭式平负担。
被上诉人郭式平答辩称：一、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伊文媛、郭式平双方争议的焦点是第三人冯惠娉与郭式平之间是否存在300000元借款的债权债务关系。郭式平一直否认有收到第三人冯惠娉的300000元借款，且第三人冯惠娉对该笔借款没有提供转账凭证，虽然冯惠娉认为出借给郭式平的借款300000元是以现金方式支付的，但由于人民币300000元的款项属于数额巨大的资金，其借款数额已超出一般合理借款范围，因此应当从借款的真实性结合出借人冯惠娉的经济能力、借款需要及借款用途，双方的关系以及交易习惯等因素综合认定。郭式平与冯惠娉签订《借款合同》及《收据》所涉借款300000元，实际上是麒麟典当行与郭式平双方之间因融资交易结算而产生的款项人民币316723.44元（亦即《律师函》中所提及的郭式平的欠款）。因冯惠娉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冯惠娉向郭式平出借人民币300000元，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因此伊文媛虽然与冯惠娉签订《个人债权转让协议书》，但伊文媛作为债权的受让人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债权真实存在。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二、原审郭式平与第三人冯惠娉于2012年8月1日所签的《借款合同》、《收据》是虚假的，是由第三人麒麟典当行所发出的《律师函》演变而来的。其实质是郭式平与麒麟典当行之前所签《股票质押（典当）借款合同》、《股票质押（典当）借款使用FPRC系统风险揭示及借款人自愿承诺书》、《监管协议》内容的延续，是郭式平与麒麟典当行之前所有合同的展期合同，并非是郭式平与冯惠娉个人的借款合同。因郭式平与冯惠娉的借款是虚假的，故伊文媛与冯惠娉的债权转让合同因是建立在虚假事实之上也是虚假的，不应受法律保护。
2009年起至2011年12月期间，郭式平与麒麟典当行一共签订了四份《股票质押（典当）借款合同》、《股票质押（典当）借款使用FPRC系统风险揭示及借款人自愿承诺书》和《典当融资交易账户监管协议》，但郭式平与麒麟典当行双方并没有实际履行该借款合同，麒麟典当行实际没有出借款项给郭式平，郭式平也从没有收到过麒麟典当行的借款。冯惠娉是麒麟典当行的证券部经理，也是麒麟典当行与郭式平及与建行城区支行签订的一系列（典当）借款合同、监管协议中的代表，在所有上述合同、监管协议中冯惠娉均是代表麒麟典当行履行职务的，并非系其个人行为。证明各方书面明确约定的交易方式是以签约第三方存管业务的银行结算账户为结算依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实际也是以银行转账为准这一事实。自2009年12月28日起冯惠娉作为麒麟典当行的代理人，一直按《股票质押（典当）借款合同》、《监管协议》中麒麟典当行的合同权利义务在履行其作为麒麟典当行代理人的职责，即对郭式平的所有上述账户的资金及账户内的证券资产进行监管、结算、进行清算确认、转账支付、合同到期后再续签等等。自2009年12月28日起至2014年5月12日，冯惠娉也是郭式平在中投证券营业部证券资产的特别授权代理人。
三、直至2011年9月，期间郭式平使用FPRC系统炒股亏多赢少，经冯惠娉制表的“清算确认单”与麒麟典当行进行清算确认（详见“清算确认单”），该“清算确认单”与（2014）江蓬法民二初字第836号麒麟典当行作为原告诉被告张太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及（2013）江蓬法民二初字第2079号原告吕兰爱诉被告麒麟典当行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等一系列案件麒麟典当行提供的证据中“清算确认单”如出一辙，是同一类型的。上述案件及本案均是以签约第三方存管业务的银行结算账户为结算依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实际也是以银行转账为准。郭式平根据冯惠娉制表的“清算确认单”要求，逐月分批转账汇入种慕连账户，全部已清算。种慕连实际上是麒麟典当行的财务，是麒麟典当行违法帐外经营的一种表现。这些事实已被生效的（2013）江蓬法民二初字第2079号《民事判决书》所认定。
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9条规定，郭式平有理由相信冯惠娉已构成表见代理，而并非是郭式平与冯惠娉个人的借款合同。2012年7月9日，麒麟典当行发律师函给郭式平，将他们单方面的清算结果给郭式平看。同时，麒麟典当行称华董愿意为郭式平出两万元承担损失和减免利息（详见证据二：《律师函》、华董协议），然后再给郭式平两年时间慢慢还，但要郭式平和冯惠娉重新签订一份300000元的借款协议和收款收据用来抵顶律师函中的所谓的清算金额316723.44元，然后典当行就出一份免责协议给郭式平不再追究律师函这笔金额。冯惠娉于2012年8月1日提供借款合同、收据给郭式平签名时，郭式平丝毫没有怀疑冯惠娉，按冯惠娉的意思讲是补手续。郭式平也以为是与麒麟典当行之前所有合同的展期合同，故在冯惠娉于2012年8月1日提供的借款合同、收据上签名。而郭式平与冯惠娉个人的借款是没有真实发生过的。各方的交易约定和交易习惯均是通过第三方存管业务的银行结算账户以银行转账方式为结算依据进行的，从未以现金的方式进行过交易，更何况是300000元的巨款。郭式平的账户根本没有收到过麒麟典当行出借款项这一事实，更没有收到过冯惠娉出借300000元这一事实。郭式平从没有以现金方式进行过交易。很明显，第三人冯惠娉在说谎。郭式平没有收到过冯惠娉出借300000元这一事实。
五、冯惠娉提供的麒麟典当行2012年8月1日出借给冯惠娉的300000元的《收据》，郭式平对该300000元的巨额资金来源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提出质疑。因该证据不符合法律及公司财务制度的强制性要求，依法应不予确认。1、没有证据证明麒麟典当行2012年8月1日出借了300000元给冯惠娉，该300000元来源不真实、不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麒麟典当行的《章程》，及《企业财务通则》第四十一条“财务报告是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总结性书面文件；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状况变动表（现金流量表）、有关附表以及财务情况说明书。企业应当定期向投资者、债权人、有关政府部门以及其他报表使用者提供财务报告”，《企业会计准则》第二十二条“资产是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第四十三条“投入资本、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的各个项目，应当在会计报表中分项列示。如有未弥补亏损，应作为所有者权益的减项反映”、第五十六条“利润的构成和利润分配的各个项目，应当在会计报表中分项列示，……”的规定，经郭式平依法申请，麒麟典当行没有正当理由及法律依据拒不提交证据证明其2012年8月1日出借了300000元给冯惠娉的合法来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冯惠娉提供的麒麟典当行2012年8月1日出借给冯惠娉的300000元的《收据》来源不合法，不能证明麒麟典当行出借了300000元给冯惠娉。2、冯惠娉是麒麟典当行的证券部经理，二者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若无证据证明麒麟典当行2012年8月1日出借了300000元给冯惠娉，则涉嫌冯惠娉与麒麟典当行串通损害郭式平的合法权益，该300000元的《收据》依法不受法律保护。3、退一步讲，若该300000元是麒麟典当行的公司资金，若无证据如麒麟典当行出借30万给冯惠娉的借款合同、借据、收据及其公司财务人员会计、出纳、审批领导签字经办出借的凭证，证明麒麟典当行2012年8月1日出借了300000元给冯惠娉，则冯惠娉涉嫌利用其是麒麟典当行的证券部经理职务之便，私自挪用、侵占麒麟典当行公司巨额资金30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中止诉讼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二百六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依法应中止民事诉讼移交公安立案侦查。4、再退一步讲，若该300000元是麒麟典当行的公司资金，麒麟典当行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挪用公司资金；（二）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三）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等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违法行为。
六、事实上，冯惠娉向郭式平出借300000元款项之前，双方并没有借款行为的发生，而且冯惠娉只是一打工人员，并不具备出借300000元款项的经济能力；该笔借款属于双方之间的第一次交易，但对冯惠娉个人而言，如此大额资金的出借，既非其自有资金的出借，也没有对郭式平名下物业资产办理抵押担保手续，存在借款的风险。且现金300000元属于数额巨大的金额，冯惠娉没有提供其转账支付的证据，明显不符合一般公民之间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不符合常理。更何况冯惠娉作为麒麟典当行的证券部经理期间与郭式平的款项往来均是以书面约定的方式进行的，有违双方之间的交易约定及交易习惯等，这也证明了郭式平与冯惠娉所签订的借款合同、收据是虚假的，没有真实发生过的事实。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依法维持原判。
经二审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属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但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郭式平与冯惠娉之间是否存在300000元的债权债务关系。
伊文媛主张其对郭式平享有300000元的债权，主要依据是冯惠娉与郭式平签订的《借款合同》、《收据》，以及冯惠娉与伊文媛之间的《个人债权转让协议书》；且郭式平承认《借款合同》和《收据》的签名是真实的，故该《借款合同》应当有效，郭式平应当依据合同履行还款义务。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生效的时间并非在合同成立时，而是自贷款人提供借款这一事实发生时才生效。本案中，郭式平承认涉案《借款合同》签名的真实性，故该合同已成立，但该合同是否生效取决于冯惠娉是否实际支付了借款。结合案件查明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冯惠娉称2012年8月1日其向麒麟典当行借取现金300000元款项并于当日出借给郭式平，则冯惠娉应当举证证明其交付300000元现金给郭式平这一事实的存在。冯惠娉称有郭式平签名的《收据》证明其已向郭式平交付了现金；郭式平则称其仅在《借款合同》和《收据》上签名但并无收到冯惠娉之借出的300000元现金，并提交了《上路查车登记表》和单位《证明》证明其在2012年8月1日并未去过麒麟典当行的事实；受让人伊文媛在一审审理期间对《上路查车（监控）登记表》和单位《证明》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冯惠娉对于郭式平向其要求借款的时间在一审期间陈述为8月1日当天，而在二审期间陈述为在8月1日之前，前后存在矛盾。冯惠娉对于300000元现金来源一审期间先称是其个人所有，后又称是从麒麟典当行借取的，并提供一份《收据》证明其于当日向麒麟典当行借现金300000元，但该收据只有冯惠娉个人签名并无麒麟典当行的盖章，其也并未提供向典当行借款相关手续的凭证进行佐证。并且，冯惠娉对于向郭式平交付300000元现金的相关情况以及郭式平收取现金后的情形均未能进行陈述。而在涉案《借款合同》签订前，冯惠娉是郭式平的代理人，郭式平与冯惠娉所在的单位麒麟典当行存在316723.44元的融资交易纠纷。冯惠娉明知上述情况，在自身无出借资金的情况下又从典当行借取300000元资金再借给郭式平，该借款是否真实发生存在诸多疑点。涉案《借款合同》第一条约定“郭式平以其名下股票、江门市白沙永盛新村29号之一801房屋及车牌号码为粤JGF0**的轿车作抵押担保”，郭式平和冯惠娉均确认并未实际办理相关抵押手续。对于合同已明确约定郭式平提供相应抵押担保的情况下，却又无办理相关抵押担保手续即将300000元现金支付给对方，有悖常理。综合冯惠娉向郭式平出借300000元现金的来源、出借能力、出借用途以及对出借过程的陈述，并结合冯惠娉与郭式平在2009年12月28日至2014年5月12日期间存在代理关系的事实以及双方的交易习惯，原审法院认定冯惠娉与郭式平不存在真实的300000元借款关系，伊文媛作为与冯惠娉签订《个人债权转让协议书》的债权受让人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债权真实存在，故伊文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伊文媛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6475元，由伊文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海
审 判 员 刘邦中
代理审判员 刘 蕊
二〇一五年六月四日
书 记 员 李美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