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9102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严伟钊，男，汉族，1990年1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南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生，广东汇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分行，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清晖路13号，组织机构代码证：27996478-9。
负责人：吴斌，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为樟，广东天地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丽燕，广东天地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林××，男，汉族，1973年10月4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上诉人严伟钊与被上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原审被告林××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5民初149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5日依法立案后，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严伟钊上诉请求：1.撤销（2016）粤0605民初14945号民事判决并驳回广发银行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广发银行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系重审案件，一审法院重审后作出的判决与其作出的第一次一审判决理由相似，但第一次判决已被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发回重审的方式否决。首先，重审后的一审判决依然将判决权实质交给评估机构，而且作出评估报告的评估机构并未出庭作证。我方与林××进行房产交易时已由肇庆市房地产评估所对三处房产进行评估，但一审法院强迫我方接受重新评估，否则就按广发银行主张的价格进行判决。同时，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也确认了我方提交的肇庆市房屋交易确权契税审核通知书的证据的真实性，但当广东公评房地产与土地估价有限公司作出的评估结论与肇庆市房地产评估所严重背离时，一审法院再一次不进行任何必要的分析，也未要求评估机构出庭质证，作出合理解释，就直接采用了评估结论，明显属于裁判错误，严重损害了我方利益。其次，重审后的判决以债券转让的高效率为由再一次进行主观臆测，缺乏任何证据和事实依据。从具体时间上分析，在广发银行提起诉讼前，我方根本不知道广发银行对林××享有债权，甚至林××本人都可能不清楚自己又背负了近2000万元的债务，因此我方属于善意相对人，我方与林××的以房抵债行为合法有效。再次，广发银行应对其无法实现的债权承担责任。广发银行在授信额度即将到期的时候连续贴现了五张商业汇票两千多万元，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和银行正常贴现程序，且事实已证明债务人根本不具备融资条件，更符合串谋讹诈的特征，因此广发银行应自行担责。
广发银行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维持。
广发银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林××将其名下位于肇庆市工农××路××号丽日华庭A幢201卡、202卡、首层第九卡、十卡的房地产转让给严伟钊的行为，并撤销双方签订的三份《房地产买卖合同》；2.本案诉讼费由林××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2012年12月27日，广发银行与×××公司签订《授信额度合同》，合同约定广发银行作为授信人，×××公司作为被授信人，广发银行向×××公司提供授信额度敞口最高限额（不含保证金）为2000万元。授信品种结构为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商业汇票贴现额度、开立信用证额度。授信额度有效期为一年，即自2012年12月27日至2013年12月27日止。本合同项下债务的担保有最高额担保、具体某项业务的担保。在最高额担保项下，广发银行与担保人佛山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广东××彩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印）、开平市××包装造纸有限公司（于2013年5月8日变更为广东××纸业有限公司，广东××纸业有限公司于2013年12月26日变更为开平××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纸业）于2012年12月27日签订的编号为（12）佛银最保字第410208B1《最高额保证合同》及与徐××、吴××、梁××、林××、陈××于2012年12月27日签订的编号为（12）佛银最保字第410208B2《最高额保证合同》。具体某项业务的担保为×××公司按约定的方式保证金担保。
2012年12月27日、2013年7月24日，广发银行分别与案外人××公司、××彩印、××纸业、徐××、吴××、梁××、陈××、徐××以及林××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2012佛银最保字第410208B1、B2、B3），合同约定为确保×××公司与广发银行所签合同项下债务得到切实履行，××公司、××彩印、××纸业、徐××、吴××、梁××、陈××、徐××以及林××愿意作为保证人，自愿为债务人×××公司向广发银行提供最高额保证责任担保，担保的主合同为广发银行与×××公司于2012年12月27日至2013年12月27日间签订的一系列合同，担保最高本金余额为2000万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费等）。保证期限为主合同债务人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2年等。
2013年12月24日、12月25日，广发银行与××纸业签订5份《商业汇票贴现合同》，合同约定广发银行作为贴现人，××纸业作为贴现申请人，申请贴现汇票共5张，票面金额合计2124万元，贴现利率为月利率7.95‰、7.65‰。
后广发银行根据×××公司的申请，向×××公司开具一张出票日为2013年12月18日、到期日为2014年3月27日、金额为5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公司在票据到期日前未依约向广发银行交存票款，在扣除保证金200万元，敞口金额为300万元。
广发银行根据××纸业的申请，贴现付款人及承兑人均为×××公司的5张商业承兑汇票，金额合共为2142万元，扣除×××公司存入的保证金424.8万元，敞口金额为1699.2万元。
2013年6月20日，林××与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钟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约定林××为抵押人，××农商行为抵押权人，林××对××公司于2013年6月20日至2015年6月19日主债权发生期间内与××农商行基于主合同连续发生的多笔债务，承诺在最高主债权7000万元额限度内向××农商行提供抵押担保。其中林××提供了位于肇庆市工农××路××号A幢201卡、202卡和首层第九卡、十卡三处房地产作为抵押物。2013年6月25日，林××与××农商行、××公司签订房屋抵押价值协议书，约定上述用于抵押的三处房屋在2013年5月13日估价价值合共4330.11万元。2013年6月26日该三处房屋抵押担保经肇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理了抵押权登记，××农商行取得了房地产他项权证。
2013年7月30日，××公司与××农商行签订《最高额借款合同》，约定××农商行自2013年7月30日起至2015年6月19日期间，在最高额借款本金余额5200万元额度内，根据××公司需要，分次向××贸易公司发放贷款。2013年8月6日，××农商行向××公司发放贷款2376万元，到期日为2014年8月6日。
2014年1月21日，××农商行与第三人严伟钊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农商行将对××公司的贷款债权及相关的抵押权等从权利共计1203.9588万元（其中贷款本金1188万元、计至2014年1月20日的利息15.9588万元）以等额价格转让给严伟钊。严伟钊通过李智敏账户于合同签订次日向××农商行支付了债权转让款1208万元，××农商行向严伟钊移交了林××提供抵押的房屋他项权证、保险单和同意涂销抵押登记函。××公司于2014年1月20日签收债权转让通知书回执。
2014年1月22日，××公司书面发函给严伟钊，表示无力偿还债务，提议林××将上述三处抵押房屋以1000.304万元转让给严伟钊（交易税费全部由严伟钊支付）以抵偿债务，房屋过户完成后与严伟钊的债权债务关系清结。同日，林××与严伟钊签订三份《房地产买卖合同》，将肇庆市工农××路××号A幢201卡、202卡和首层第九卡、十卡（房地产权证分别为粤房地权证肇字第××、02××91、02××90号）的三处房地产以1000.304万元转让给严伟钊（A幢201卡转让款419.092万元，202卡转让款532.384万元，首层第九卡、十卡转让款48.828万元），并将买卖合同和××农商行的涂销抵押登记资料等提交给肇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理交易过户手续。严伟钊按照肇庆市房地产估价所确权审核的房地产成交价格（201卡房屋核定价为462万元，202卡房屋核定价为587万元，首层第九卡、十卡房屋核定价为278万元，合共13270000元）交纳购房款并代林××交纳房屋交易税费。交易完税后严伟钊当日取得了该三处房地产的产权证，分别为粤房地权证肇字第××、02××56、02××57号，成为该三处房地产的权属人。
2014年2月12日，广发银行向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起诉债务人×××公司和担保人××公司、林××等还款。同年9月16日，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佛顺法民二字第101号民事判决，判令：×××公司归还广发银行银行承兑汇票款2952017.77元及相应的利息、商业承兑汇票款16779160.10元及相应利息，××贸易公司、林××等对×××公司的上述债务在最高本金余额2000万元额度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广发银行于2015年1月27日就该判决向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截至法庭辩论终结，尚未能实现债权。
广发银行在向×××公司、××公司、林××等追索欠款时，认为林××无偿或低价转让在肇庆市的三处房地产，遂提起本案撤销之诉。诉讼过程中，经一审法院委托估价，广东公评房地产与土地估价有限公司评定肇庆市工农××路××号A幢201卡、202卡和首层第九卡、十卡的三处房地产在2014年1月22日时的市场价值为2632.9077万元（其中A幢201卡价值967.0548万元、202卡价值1228.4761万元，首层第九卡、十卡价值437.3768万元）。
严伟钊在回答法庭询问时陈述：当时是因为严伟钊在肇庆开办了一个办事处，经朋友介绍得知林××想要转让在肇庆的商铺，当时严伟钊资金比较充裕，想做点投资就买下来了。
一审法院认为，广发银行以林××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损害广发银行合法债权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撤销林××与严伟钊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的规定，案涉房地产买卖合同是否可撤销，在于林××以1000.304万元的价格将案涉房地产转让给严伟钊是否属于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该转让行为是否对广发银行造成损害，并且严伟钊是否知道该情形。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林××以1000.304万元（A幢201卡转让款419.092万元，202卡转让款532.384万元，首层第九卡、十卡转让款48.828万元）的价格转让案涉三处房产是否属于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根据一审法院委托评估机构对案涉房产在双方交易时的价格进行评估的评估结论，案涉房产在双方交易时价值为2632.9077万元（其中A幢201卡价值967.0548万元、202卡价值1228.4761万元，首层第九卡、十卡价值437.3768万元），而林××是以1000.304万元转让给严伟钊，三处房产均以不足评估价的50%成交，构成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向严伟钊转让房产。严伟钊辩称肇庆市房地产估价所确权审核的房地产成交价格1327万元（201卡房屋为462万元，202卡房屋为587万元，首层第九卡、十卡房屋价为278万元），林××以1000.304万元转让，不构成以不明显低价转让，严伟钊所述的肇庆市房地产估价所核定的价格只是二手房产交易计税的基准价格，不等同于市场价格，也不等同于房产的实际价值，而且案涉的交易价格还要低于肇庆市房地产估价所核定计税的基准价格，更足以说明林××是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给严伟钊。
其次，林××转让房产给严伟钊的行为是否对广发银行造成损害。根据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佛顺法民二字第101号民事判决，×××公司对广发银行负有债务，债务为本金1973.73万元及其相应利息，××公司、林××等人在最高本金余额2000万元额度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即林××对广发银行负有债务，广发银行是合法债权人。因该案债务人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广发银行遂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债务人在该案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导致广发银行的债权未得到实现，而林××将其房产低价转让给严伟钊的行为显然对广发银行造成了损害。
再次，严伟钊知道该情形，即严伟钊受让时非善意。严伟钊辩称其是善意的第三人。第三人知道，包括知道和应当知道。严伟钊陈述其受让债权是经朋友介绍知道林××想要转让在肇庆的商铺，结合本案其他事实，××农商行与严伟钊于2014年1月21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但××公司于2014年1月20日就签收了债权转让通知书回执，并于2014年1月22日就向严伟钊发出请求以物抵债的函，林××与严伟钊于同日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以及当日即办理房产过户手续，也就是说严伟钊一开始受让金钟支行的债权的目的就是林××以低价转让案涉房产。而且，严伟钊以等额价格受让××农商行的债权，取得对借款人××公司的借贷债权和对担保人林××三处房产的抵押权。严伟钊受让××农商行债权这一行为本身对其而言没有利益只有风险，不属于利己的正常商业交易，合理的推断只能是××公司、林××通过严伟钊受让银行债权的方式处置抵押房产，行为人对转移房产有共同认识。严伟钊称自己对低价买卖房屋损害林××的债权人的利益不知情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林××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房屋给严伟钊的以屋抵债行为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可撤销条件，广发银行作为林××的债权人行使债权人撤销权，请求撤销该房屋转让行为，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林××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撤销林××与严伟钊于2014年1月22日就买卖肇庆市工农××路××号A幢201卡、202卡及首层第九卡、十卡三处房地产签订的三份《房地产买卖合同》。案件受理费100元、财产保全费1000元，合共1100元，由林××负担；房地产评估费49700元，由林××和严伟钊各负担24850元。
广发银行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了两份新证据。证据1为（2015）佛顺法执字第1264号执行裁定书，以证明广发银行对林××的债权至今未受偿，并且因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执行已被终结。证据2为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网络截图打印件，以证明涉案房产附近的房产成交价为1.2万元每平方米，进一步证明涉案房产是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
经质证，严伟钊对证据1的真实性确认，但认为该证据证明了广发银行自身的贴现行为存在重大过错，应自行承担责任。严伟钊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涉案房产被低价转让。
严伟钊、林××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对于广发银行提交的证据1，本院予以采纳。对于广发银行提交的证据2，因为不属于法定的新证据，本院不予认证。
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系严伟钊是否作为善意相对人以合理的价格受让案涉房产。
关于案涉房产否属于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的问题。林××以1000.304万元的价格向严伟钊转让案涉三处房产，而××农商行与林××在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对案涉房产的评估价为4330.11万元，一审法院委托的评估机构对案涉房产在双方交易时的评估价为2632.9077万元，肇庆市房地产估价所确权审核的房地产成交价格为1327万元，则案涉房产的实际转让价格较三个评估价低25%-77%，属于明显的低价。严伟钊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对其关于案涉房产转让价格合理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严伟钊是否作为善意相对人受让案涉房产的问题。首先，林××作为×××公司的保证人，要对×××公司的债务在最高本金余额2000万元额度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次，××农商行与严伟钊于2014年1月21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但××公司却早于该协议于2014年1月20日就签收了债权转让通知书回执，并于2014年1月22日就向严伟钊发出请求以物抵债的函，林××与严伟钊于同日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以及当日即办理房产过户手续，整个交易过程的顺序、耗时明显异于同类业务。最后，严伟钊受让林××三处房产的价格明显低于评估价格。故一审法院推断××公司、林××通过严伟钊受让银行债权的方式处置抵押房产，行为人对转移房产有共同认识，一审法院该处理妥当，本院予以维持。严伟钊辩称自己属于不知情的善意相对人，明显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严伟钊的上诉请求缺乏理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严伟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温万民
审 判 员 徐允贤
代理审判员 彭振宇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张晓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