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鄂0111行初100号
原告何永红，女，1969年9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洪山区。现住址武汉市洪山区。
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住所地武汉市洪山区武珞路798号。
法定代表人张光敏，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徐宝荣，该局所属张家湾街派出所工作人员。一般授权。
委托代理人杨会明，湖北喻家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201200910365273。一般授权。
原告何永红诉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以下简称洪山公安分局）治安管理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一案，于2016年10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10月13日立案后，于2016年10月1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原告何永红，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徐宝荣、杨会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洪山公安分局于2016年8月24日作出洪公（张）行罚决字（2016）209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原告何永红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
原告何永红诉称，2016年8月22日，原告因土地非法剥夺和资金流失等问题依法得不到赔偿一事，到北京信访部门、中央纪委反映诉求，完毕后的第二天8月23日，因身上没钱买车票回家，对北京又不熟悉，乘地铁到天安门西站。在过马路地下通道时碰见北京执勤民警（警号025901），见执勤民警询问是否需要帮助？原告称其是外地人，到北京信访部门递交信访诉求材料的，现身无分文需要救济。向民警询问北京救济中心在什么地方？执勤民警将原告送到北京西城分局派出所，分流送到北京市九敬庄救济中心，随后洪山区有关部门人员将原告接出救济中心，租用北京市里的依维柯车（车牌号E.F6831），派红旗村保安队员陈群等押原告回汉，于2016年8月24日下午4点45到达青菱街派出所，分流到张家湾街派出所，当天晚上被告把原告作为犯罪嫌疑人，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拘留10日，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行政拘留行为违法。理由如下：一、被告违反了执法程序。1、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行政案件可以由违法行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没有明确更为适宜的依据，没有违法行为地移交手续”。2、违反了中央政法委《关于处理上访人员要求的规定》；二、被告捏造办案程序依据。凭武汉市驻京群众工作室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询问笔录》等为证，进行了行政处罚决定（拘留），没有法律依据。三、被告滥用职权强加罪名。1、被告不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被告指控、处罚原告在北京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是超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范围的违法行为。2、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没有北京公安机关的移交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的证据，被告的行政行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诬告陷害罪”第二款规定的犯罪行为。3、被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其行政行为没有事实根据，适用法律错误，严重违法。《行政处罚决定书》都是伪造的，属于滥用职权。四、被告违反了《信访条例》第四十七条。1、没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事实依据。2、如果在事发地有扰乱公共场所的事实，不会训诫，事发地公安局进行立案作行政处罚或移交，其他公安机关作行政处罚手续。3、已经训诫，公安无权执法。综上，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程序规定》第三条、第三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适用法律错误，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故原告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撤销于2016年8月24日作出洪公（张）行罚决字（2016）209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保留向被告索赔造成精神伤害和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及误工费的权利。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1、2016年8月24日被告作出的洪公（张）行罚决字（2016）209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证据2、一拘解字（2016）3262号《解除拘留证明书》。
证据3、照片三张、一段录音。《法制日报》摘文《法院接受人大监督错拘一天赔偿三万》。
上述证据1-3证明原告没有违法，及赔偿的依据。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摘录。
被告洪山公安分局辩称，一、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具有事实根据，证据确凿。2016年8月23日，原告何永红等人因拆迁补偿事由到北京中南海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北京警方查获，并送往久敬庄分流中心后，由武汉市红山街办事处报案。根据提供的线索，洪山公安分局张家湾街派出所对违法嫌疑人何永红依法进行传唤。经调查，认定何永红的行为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构成违法，遂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另，因进京非正常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何永红曾于2016年4月30日、2016年5月27日分别被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以上事实有《查获经过》、对何永红的《询问笔录》、《情况说明》、洪山街办事处报案材料、前科材料等证据予以证实。二、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罚适当、程序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公安机关，对于违法行为属于本辖区的行政案件及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管辖更为适宜的行政案件具有行政管辖的职权”。原告的居住地在被告辖区，其在北京扰乱社会秩序后回到居住地，显然被告进行查处更为适宜。原告明知北京中南海地区为非信访场所，却违反《信访条例》规定，反复到非信访场所上访滞留，不听劝阻，情节严重，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被告对其作出拘留十日的处罚具有法律依据，且处罚适当。在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前，办案民警依法对原告进行了传唤、询问，收集了与原告违法行为相关的证据材料，在确定其行为违法并决定对其予以行政处罚后经过了相应的处罚审批程序，履行了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行政处罚告知等程序，因原告拒绝在文书上签字，办案民警进行了注明并签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程序合法。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证据1、《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明原告何永红的主体信息。证据2、《行政案件结案综合报告》。证据3、洪山街办事处出具的《报案材料》。证据4、《受案登记表》。证据5、洪公（张）行罚决字（2016）209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6、《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证据7、《呈请行政处罚报告书》。证据8、《查获经过》。证据9、对何永红的《询问笔录》。证据10、武汉市委市政府驻京群众工作办公室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据2-10证明被处罚人原告何永红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对其予以行政处罚具有合法的事实依据。
第二组证据：证据11、洪公（北）行决字（2016）第1144号及洪公（治）行决字（2016）第147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原告何永红有违法前科。
第三组证据：证据12、《呈请传唤报告书》。证据13、张家湾街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据14、《传唤证》。证据15、《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据16、《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据17、《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证据12-17证明被告履行了传唤、告知、通知义务，处罚程序合法。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证据1、2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两份证据证明原告扰乱了社会秩序，被告对其予以了行政处罚且已处罚完毕。对证据3中录音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均有异议，认为录音中人物的身份不明，说话男子的身份也不清楚，谈话发生的时间不知道，谈话针对的事项不清楚，与本案无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录音资料应当提供书面文字。证据3中照片拍照的时间、照片上的人员不清楚，照片与本案无关，同时照片证明原告对中南海周边不是信访场所是明知的。对《法制日报》的摘文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联。原告对被告第一组证据：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证据2是被告出具的说明，但是其没有执法权。事情是在北京发生的，应该是北京市出具不是武汉，结案地点是张家湾街派出所，与事情发生地点不相符。对证据3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3中的事情是在北京发生的，应该由北京公安机关出具报案材料，该项证据加盖了两个章子，张家湾街派出所和洪山区政府洪山街办事处，不清楚具体是哪个单位出具的报案材料。对证据4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4中报案人、移送单位、移送人、身份证号、性别、联系方式、工作单位、住址都是空白的，都没有注明，严重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结案地点是张家湾街，事情是在北京发生的，应该由北京警方处理，原告没有在北京非正常上访，没有扰乱当地公共秩序。对证据5、7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5、7认为《行政处罚决定书》是伪造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条、第七条、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的规定，被告没有管辖权，无权执法。对证据6没有异议。对证据8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8表明原告是被北京警方查获的，送往久敬庄服务中心，后被劝返回汉，移交到张家湾街派出所审查，查获经过是北京查获的，张家湾街派出所的民警吴飞、周斌没有当时到北京，无法查获原告。原告是被劝返回汉的，不是在北京违法，而且是被移交到张家湾街派出所。对证据9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询问笔录与原告所说不相符，原告没有回答任何问题，全部都是有权不回答，是伪造的询问笔录。对证据10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10中的洪山区驻京工作组是非法机构，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多次取缔的机构，非法机构出具的证据不能作为有效证据。第二组证据：对证据11认为与本案无关，是伪造的，所以被告拘留是无效的，被告属于超越权限、滥用职权办案。第三组证据：对证据12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原告没有收到过，当时也没有被传唤。对证据13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原告家属没有接到张家湾街派出所的电话及传唤，家属没有得到通知。对于证据14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当时没有收到。原告没有看到过该证据，怎么谈得上拒绝签字，本人没有签字，本人名字怎么会在上面，明显是伪造的。对证据15认为没有收到过，质证意见同证据14。对证据16的质证意见同证据14。对证据17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均有异议，家属没有被通知到，本人也没有签字，为什么本人的名字在上面，还说已经通知何永红家属，明显是伪造的，通知家属应有电话记录，要求被告拿出通知家属的证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的证据1、2、3不足以达到证明其没有违法，不能作为其赔偿直接损失的依据。原告对被告证据1、6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的证据2、3、4、5、7、8、9、10、12、13、14、15、16、17能够相互印证原告何永红2016年8月23日前往北京中南海地区上访，被北京警方查获后被劝返回汉后受到行政拘留的事实，以及被告告知原告权利义务，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等程序事项过程，原告拒绝在文书上签名，办案民警进行注明并署名。被告证据11能够证明原告曾因到北京市西城区府佑街中南海周边及北京临近天安门广场大栅栏附近非正常上访，经被告分别给予两次行政拘留十日。
经审理查明，原告何永红自述：“2016年8月22日因洪山区红旗村违法征地、违法建设、资金流失、赔偿不到位等问题，到北京国家信访局、中央纪委递交书面材料反映诉求。”2016年8月23日原告到北京中南海地区上访，被北京警方送往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武汉市委市政府驻京群众工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将其接出劝返回汉。洪山公安分局张家湾街派出所于2016年8月24日立案后，对原告何永红进行传唤，向原告何永红告知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并进行调查询问。调查结束后，被告洪山公安分局告知原告何永红其行为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并告知陈述、申辩权。当日被告洪山公安分局作出洪公（张）行罚决字（2016）209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何永红行政拘留十日。在上述过程中，原告何永红拒绝在《传唤证》、《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询问笔录》、《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上签名，被告洪山公安分局办案民警在上述文书上予以署名注明。原告何永红于2016年8月24日被送往武汉市第一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执行期限十日（自2016年8月24日至2016年9月3日）。原告何永红对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庭审中，原告明确诉讼请求为依法确认被告作出的洪公（张）行罚决字（2016）209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行为违法并予以撤销；同时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和人身伤害及误工费共计30万元，并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恢复名誉。
另查明，2016年4月30日、2016年5月27日因原告到北京市西城区府佑街中南海周边及北京临近天安门广场大栅栏附近上访，被告分别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本案原告居住在被告辖区，被告作为原告居住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公安机关，对案件进行管辖，并无不当。故对于原告认为被告没有管辖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依据《信访条例》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的规定，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并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原告反映问题，本应依法进行信访活动，但却到非信访场所进行信访。中南海作为首都的重点地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原告在曾被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的情况下，明知中南海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仍然到该地区进行信访，其行为明显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被告洪山公安分局根据对违法行为人的《询问笔录》、《查获经过》、武汉市委市政府驻京群众工作办公室《情况说明》、前处材料等证据相互印证，认定原告2016年8月23日在北京中南海地区非正常上访，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事实清楚。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对原告作出被诉行政处罚行为适用法律正确。被告洪山公安分局依法履行了受案、告知权利义务、询问、调查程序，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亦向原告告知拟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陈述和申辩权，在上述过程中，原告虽拒绝在相关文书上签名，但被告办案民警予以注明，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行为符合法定程序。综上，原告要求撤销被诉行政处罚行为的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该条规定，在合法权益被侵犯，造成损害的情形下，受害人具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行为没有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及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一百零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何永红要求确认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于2016年8月24日作出洪公（张）行罚决字（2016）209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违法并予以撤销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原告何永红要求判令被告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赔偿精神损失和人身伤害及误工费30万元并公开向其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50元，由原告何永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熊刚
审 判 员 李芳
人民陪审员 何丹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徐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