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6民终77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梅明叶，男，1968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伍少燕，女，1965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海星，广东瑶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倪锦炎，男，1968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苍梧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满珠，广东上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贵昌，广东上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倪锦云，男，1969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苍梧县。
原审第三人：倪锦荣，男，1965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苍梧县。
上诉人梅明叶、伍少燕因与被上诉人倪锦炎及原审第三人倪锦云、倪锦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6民初90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倪锦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梅明叶、伍少燕连带向倪锦炎支付货款600174元；2.梅明叶、伍少燕自本案受理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连带向倪锦炎计付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梅明叶、伍少燕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三泽五金厂于2013年11月登记成立，登记经营者为倪锦荣，但倪锦荣自认该厂由其三兄弟即与倪锦炎、倪锦云共同经营。
倪锦炎及倪锦荣、倪锦云自认梅明叶在2014年7月前在三泽五金厂任业务员，此后，梅明叶独立从事销售业务，即自己从三泽五金厂购货后再销售给其他客户。
2016年2月2日，就有关货款金额倪锦炎与梅明叶进行了对账。其后，应如何还款以及何时制订还款计划等问题，梅明叶与倪锦炎、倪锦荣等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由于梅明叶声称一时无还款能力，并拒绝在当时承诺还款的具体金额或时间，致各方未达成还款协议或计划。
2016年6月6日，倪锦炎诉至法院，要求梅明叶、伍少燕归还拖欠货款600174元。
另查，梅明叶、伍少燕系夫妻关系，倪锦炎主张货款发生期间系梅明叶、伍少燕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倪锦炎主张的货款发生期间倪锦炎与梅明叶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什么？
倪锦炎及倪锦荣、倪锦云均自认三泽五金厂成立后至2014年7月前三泽五金厂与梅明叶存在劳动关系，即梅明叶系三泽五金厂的业务员，但梅明叶主张其与三泽五金厂的劳动关系一直存续至倪锦炎主张货款发生期间，即至2016年1月。为此，梅明叶向法院提交以下证据：1.个人名片；2.提成记录（传真件）；3.倪锦炎手写单据三份；4.送货单十七份；5.手机短信息五份；6.送货单照片一份；7.第三人倪锦荣手写字据一份；8.采购计划单一份（传真件）；8.证人蒙某证言。经庭审质证，法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由于倪锦炎自认在2014年7月前存在劳动关系，梅明叶持有有关名片具有合理性；从提成记录的记载内容来看，并无显示有关日期，且从证据原件来看，纸张内容较旧，因此不足于证明系近期形成，亦即不能证明在近期倪锦炎仍有向梅明叶发放提成；倪锦炎手写单据仅能证明梅明叶付款以及发生销售的金额；送货单虽然显示收货单位为“姚浩雷”等，但有关送货单载明日期均为2014年7月前；手机短信虽然体现梅明叶与倪锦荣等沟通的过程，但丝毫体现不出可以证明梅明叶为三泽五金厂员工的内容；倪锦荣手写字据内容可看出双方将有关提成分为14年7月前及7月后，而且7月前总收入涉及140多万元，而7月后总收入仅为23万多元，因此该字据不足于证实梅明叶与三泽五金厂的劳动关系持续至2016年；送货单照片虽然显示日期为2016年1月8日，收货单位为他人，倪锦炎称该送货单是应梅明叶要求所写，并且倪锦炎提交的送货单中有日期、品名、规格、数量、金额等完全相同，但送货单位为梅明叶且有梅明叶签字的送货单，因此仅凭该送货单不足于证实梅明叶至2016年1月仍为三泽五金厂的业务员；采购计划单系其他客户发给三泽五金厂的要约，但梅明叶的身份显然不能由其他单位进行确认；证人蒙某自称在三泽五金厂工作过，但其工作时间较短，且在2014年7月份前后即已离职，因此即使其证实梅明叶在其在职期间系业务员，也不足于证实其离职后梅明叶仍然在为三泽五金厂工作。
另外，其一，倪锦炎围绕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交送货单三本，该三本送货单均有梅明叶签名，因此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该三本送货单的起始期间为2015年3月-2016年1月，即为倪锦炎主张梅明叶拖欠货款的期间，从送货单形式看，其收货单位均为“梅明叶”，且有梅明叶的签名，这与梅明叶提供的2014年7月之前的送货单记载收货单位为“姚浩雷”等其他客户、另在送货单下部注明“梅”或“发货人：梅明叶”等在形式上存在明显不同；其二，关于对账，如果系业务员与用人单位进行对账，必然会注明具体客户名称、货款金额、已付金额、未付金额等，以作为用人单位直接向具体客户追讨货款或计付业务员薪酬等的依据，而倪锦炎与梅明叶的对账并不具有上述内容，而且，在倪锦炎提交的录音资料中，梅明叶自始至终未提到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同时其确认有关对账的事实，并承诺承担还款责任；其三，梅明叶称与三泽五金厂一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口头约定月工资2500元及提成，但2014年7月后，三泽五金厂未再给过工资或提成，只是以借支的形式给付14000元，另，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梅明叶也未提出三泽五金厂拖欠其工资或提成的数额并主张相关权利或抗辩，同时，在其平均月入水平不足于达到佛山最低工资水平的情况下，仍然长期坚持与三泽五金厂的劳动关系，不具有说服力；其四，关于付款问题。梅明叶2015年后有多次付款给倪锦炎，此有倪锦炎提交送货单（即收据）以及梅明叶提交倪锦炎手写单据为证，且其时间、金额等可以一一印证，因此法院对梅明叶有关付款的事实予以认定。倪锦炎称有关送货单（即收据）一式两联，其中一联给了梅明叶，梅明叶辩称因非常相信倪锦炎，所以付款没有索取收据，而以倪锦炎自行记录为准。而从有关送货单（收据）的形式来看，其应为若干联中的其中一联，另，在双方有关交往中，有关货物数量、金额等不管数量多少，金额大小，双方均有以送货单的形式予以确认，如果就付款的事实，却没有以书面的单据予以确认，不具有合理性。法院有理由相信梅明叶付款时有收到相关收据，故，法院在送货单（即收据）与梅明叶提交倪锦炎手写单据在时间、金额等一一印证的情况下，推定倪锦炎提交送货单（收据）的真实性，据此，法院根据有关送货单（收据）载明收取货款的情况，可以推知有关付款系付2014年的旧货款，而非2015年3月份以后的货款。
综上，法院认定在2015年3月至2016年1月间，三泽五金厂与梅明叶系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更具有可信性，据此，法院认为，该买卖合同关系不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梅明叶不及时支付有关货款，应承担违约责任。关于拖欠货款的数额，从有关对账单据显示，双方对账金额为600174元，梅明叶称实际对账金额为19万余元，该600174元的内容为倪锦炎自行添加，因未提出任何证据如其留存副本、照片、记录等予以反驳，也未在举证期限内提出相关鉴定申请，故此对梅明叶的辩解不予采信。另经审查，也无发现相关对账单据有明显变造、伪造的痕迹，据此，法院根据有关对账单据认定梅明叶拖欠倪锦炎货款为600174元。
关于原告诉讼主体问题。三泽五金厂系个体工商户，且其已停止经营，经法院查询，该厂已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办理注销登记，另，倪锦炎及倪锦荣、倪锦云自认该厂系三人共同经营，倪锦荣、倪锦云均同意由倪锦炎以个人名义主张三泽五金厂在本案中对梅明叶享有的有关债权，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法院予以认可，因此倪锦炎有权在本案中主张权利，其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故对倪锦炎要求梅明叶支付货款600174元的请求，于法合理，法院予以支持。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除有充分证据证明属夫妻一方个人债务外，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据此，法院认定案涉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故对倪锦炎要求伍少燕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于法合理，法院予以支持。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梅明叶、伍少燕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倪锦炎支付货款600174元；二、驳回倪锦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4900.87元，财产保全费3520.87元，合共8421.74元，由梅明叶、伍少燕负担。
上诉人梅明叶、伍少燕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倪锦炎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倪锦炎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关于双方之间的关系。一审判决认为在2015年3月至2016年1月间三泽五金厂与梅明叶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更具有可信性缺乏依据。第一，梅明叶在一审期间提供的个人名片、提成记录、倪锦炎的手写单据、送货单、手机短信息、采购计划单等证据，足以证明梅明叶是三泽五金厂的业务员。例如，瑞安市奥翔建筑五金有限公司采购计划单写明“三泽五金厂业务员梅明叶”、三泽五金厂负责人发送手机短信通知梅明叶向客户收钱，可予证明梅明叶在2015、2016年仍然是三泽五金厂的业务员。而倪锦炎在本案诉讼之初完全否认梅明叶是三泽五金厂的业务员，但在梅明叶举证后才不得不予承认，却又辩称梅明叶于2015年已终止劳动关系，可见其诉讼不诚信。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均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但倪锦炎及倪锦荣、倪锦云未能举证证明三泽五金厂与梅明叶已于2015年解除劳动关系。
二、关于欠款的性质及数额。对于2016年2月2日的对账单，因梅明叶缺乏法律意识，以为由其发出货物即应承担收回货款的责任，在倪锦炎不断施压的情况下才签下该字据。一审据此确认梅明叶拖欠600174元过于武断。第一，双方对账共款191316元后二人签名确认，而倪锦炎在一审提供的对账单中在“共款191316元”与二人签名之间的空白处的字迹系其事后添加。原有部分与添加部分笔迹明显不一，且因原字据留空处较窄，使后添加字样顶上顶下不合理，明显不是一次性形成。倪锦炎主张对账单为梅明叶拖欠的货款，应当提供送货单佐证。第二，在该对账单中，梅明叶并无确认欠倪锦炎货款，双方实际是确认梅明叶以三泽五金厂业务员身份销售货物尚未收回货款的金额。对于该款项，梅明叶再三表示愿意与倪锦炎一起到客户处追讨。第三、退一步讲，如若梅明叶拖欠倪锦炎货款，从梅明叶在一审期间提供一份由倪锦炎本人书写的对账记录，可以反映梅明叶从2015年3月2日开始回笼资金共计449286元的情况，该款项应予扣减。
三、本案债务系梅明叶没有为三泽五金厂收回来的欠款，对梅明叶毫无得益，伍少燕亦未因此获益，一审判令伍少燕承担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不公。
被上诉人倪锦炎答辩称：一、一审认定梅明叶与三泽五金厂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正确。虽然梅明叶曾于2014年7月之前与三泽五金厂存在劳动关系，但其后已完全脱离三泽五金厂，独立拿货销售给第三方客户，收取货款后再支付货款给三泽五金厂。从2016年2月2日对账单及有梅明叶在收货单位处签名的送货单可予证明，该两份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双方在2014年7月份之后为买卖合同关系。若梅明叶是三泽五金厂的业务员，则送货单的收货单位应为第三方客户名称，而非梅明叶；且在对账单中应写明梅明叶提供业务的供货数、客户名称及欠款数以供三泽五金厂向客户追讨欠款，并应注明三泽五金厂为此应支付梅明叶的提成数和应付数，但对账单中却无类似表述。二、关于对账单中注明的“600174元”货款，与倪锦炎一审提交的有梅明叶签名的三本送货单能一一对应，相互印证，证实该欠款的真实性。对于梅明叶提出的回笼资金，虽然其在2015年3月2日起确实向三泽五金厂回笼资金449286元，但该款项为2014年的旧货款，与倪锦炎本案诉请的2015年3月至2016年1月12日的货款600174元无关，从倪锦炎为此开具的上面均注明“2014年旧货款”的收据可予证明，虽然梅明叶否认该收据，但其未能提供三泽五金厂开出的其他收据证明，而梅明叶给付货款却无需三泽五金厂出具收据不合常理。三、关于夫妻共同债务。梅明叶已在其客户处收取了案涉600174元款项，且也建了房子，其述称妻子伍少燕未因此获益为虚假陈述。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请予维持。
原审第三人倪锦荣述称，对一审判决无异议。
原审第三人倪锦云述称，对一审判决无异议。
上诉人梅明叶、伍少燕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材料：
1.2015年8月31日的送货单一份，拟证明系由三泽五金厂送货给第三方客户，梅明叶虽在送货单上署名但系作为业务员身份签名，该送货单的形式与2013年的一致。因此，返还货款的责任应由收货方刘钢铁承担而非梅明叶；
2.2016年10月31日《证明》一份，拟证明倪锦炎去三泽五金厂的客户莆田市东兴五金收取货款，若梅明叶为收货方，则倪锦炎可向梅明叶收取货款而无需向莆田东兴五金厂追收货款。
经质证，被上诉人倪锦炎及原审第三人倪锦荣、倪锦云均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送货单上“收货单位”写刘钢铁系应梅明叶的要求开具，但收货单位无刘钢铁的签名确认。实际上，与三泽五金厂结算货款的主体是梅明叶。在倪锦炎一审提供的2015年8月31日送货单中有对应的梅明叶与三泽五金厂的对数记录，其中的数量与该送货单上的数量一致，只是单价不同。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因为出具证明者无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询，不能确定其真实性。若倪锦荣曾向其他单位收货款，应该有收据而非证明，本案也无证据反映“莆田市东兴五金”与三泽五金厂有交易往来。
经审查，本院认证认为，因对方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虽然显示送货日期为案涉欠款发生期间且收货单位为他人，但倪锦炎称该送货单是应梅明叶要求所写，且其提交相同日期的送货单中的货物名称及规格、数量等完全相同，只是单价不同，该收货单位注明为梅明叶且有梅明叶的签字确认，故倪锦炎该主张有理，本院予以采信，对梅明叶拟证明的内容不予采纳。证据2无原件予以核对，且出具证明的人员亦无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询，梅明叶、伍少燕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该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此不予采纳。
被上诉人倪锦炎及原审第三人倪锦荣、倪锦云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并结合梅明叶、伍少燕提出的上诉请求，本案二审争议焦点系倪锦炎诉请梅明叶、伍少燕支付货款及利息能否得以支持。
一、关于案涉货款发生期间即2015年3月17日至2016年1月12日间倪锦炎与梅明叶之间的关系。梅明叶认为其在该期间与三泽五金厂系劳动关系，其为三泽五金厂的业务员；倪锦炎及倪锦荣、倪锦云则均确认自三泽五金厂成立后至2014年7月前三泽五金厂与梅明叶存在劳动关系，但认为自2014年7月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主张双方在案涉货款发生期间为买卖合同关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倪锦炎提供的2015年3月17日至2016年1月12日的送货单上均载明“收货单位：梅明叶”，梅明叶亦在“收货单位及经手人”上签名确认，而送货单位及经手人为三泽五金厂、倪锦炎；这与梅明叶提供的2014年7月之前的送货单上所载“收货单位：姚浩雷”等其他客户名称及“发货人：梅明叶”、“发货人：梅”等记载方式不同。其次，若梅明叶系三泽五金厂的业务员，则其在与用人单位对账时应会列明具体购货客户的名称及联系方式、货物数量单价及金额、已付未付货款等具体信息，用以核对出货收款数，以便用人单位向客户追收货款及计算业务员薪酬。但双方在案涉对账单中仅对出货日期、货物数量单价及金额和货款总额进行核对，并未有上述业务对账的相关反映，与常理不符。再次，梅明叶述称其至今未收到三泽五金厂在2015年之后的工资及业务提成，但其在2015年春节后至2016年2月间给付款项予倪锦炎时未作相应抵扣或提出相关给付薪酬要求，不合常理。而梅明叶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在倪锦炎主张欠付货款发生期间与三泽五金厂之间系劳动合同关系，故梅明叶主张在对账单中确认的款项为业务对数款而非所欠货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欠款数额。第一，关于案涉货款产生期间的欠款额。从2016年2月2日双方签名确认的对账单显示从2015年3月17日至2016年1月12日共款600174元。梅明叶辩称其在该对账单上签名确认时仅有“共款191316元”之前的字样，而没有该字样之后至签名前的字样。换言之，梅明叶仅确认欠款191316元而对是否还有408858元货款提出异议。经审查，从上述对账单内容来看，“408858元”上标注“8月以上”，而倪锦炎一审提供的送货单与该对账单所载货物名称、规格、数量、单价及金额能够一一对应，送货单中均有梅明叶的签名确认，可以证明梅明叶自2015年3月17日至8月31日货款为408858元，故梅明叶该辩称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第二，关于梅明叶在双方对账后有无支付讼争期间货款的问题。梅明叶以倪锦炎手写的2015年春节后付款明细主张其已支付讼争期间货款449286元；倪锦炎则认为该款项为2015年之前的旧货款而非讼争货款，并提供载明“收到梅明叶2014年旧货款”的实为收据的送货单予以证明；梅明叶辩称因相信倪锦炎而在付款后未向其索取收据，以倪锦炎自行记录为准。首先，双方交易有以送货单的形式确认的习惯，且梅明叶给付款项的笔数较多且金额不一，倪锦炎称在梅明叶付款后会开具送货单（即收据）较为可信。其次，若梅明叶在2015年春节后起至2016年2月4日期间给付案涉欠款期间的多笔货款予倪锦炎，则其在与倪锦炎签订案涉对账单时应作相应扣减，但对账单却无相关反映。因此，一审推定梅明叶的上述付款系付2014年的旧货款而非2015年3月份以后的案涉货款，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梅明叶该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本案债务是否梅明叶、伍少燕的夫妻共同债务。由上所述，本案债务系梅明叶因买卖合同关系所欠货款，梅明叶、伍少燕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已与倪锦炎明确约定为梅明叶的个人债务，或者倪锦炎知道梅明叶、伍少燕已经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等情形，故梅明叶、伍少燕提出欠款并非夫妻共同债务的主张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本案欠款为梅明叶、伍少燕的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梅明叶、伍少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01.74元，由上诉人梅明叶、伍少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卢伟斌
代理审判员 曾慧元
代理审判员 蒋 雯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易敏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