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民再56号抗诉机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谭美华，女，汉族，1956年9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罗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伟光，男，汉族，1959年2月3日出生，住广东省罗定市，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梁子洋，男，汉族，1992年8月16日出生，住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思扬，广东天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锐敏，广东天量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谭美华因与被申诉人梁子洋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2016)粤53民终18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粤检民（行）复查[2017]44000000098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7）粤民抗20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人员王栋、魏嫣君出庭。谭美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伟光、梁子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锐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梁子洋是否已向谭美华支付购房款350000元。对此，梁子洋在一审诉讼中提供了《华发家园房屋买卖协议》和收据，欲证明其与谭美华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及其已付350000元给谭美华的事实。但综合全案证据来看，梁子洋对交易过程的陈述前后矛盾，资金来源交待不清，交易的方式、过程明显有悖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不足以证实其已经履行了支付购房款的义务。对于本案交易过程中的不合常情、常理之处，一审判决已经做了较为充分的论述，具体包括：首先，梁子洋在法院诉讼过程中对交易过程的陈述前后矛盾。梁子洋在一审前后两次庭审的陈述对签订合同的地点、陪同人员、现金存放方式、看楼的情况等交易事实前后存在矛盾，梁子洋代理人解释为代理人的言行不能全部代表梁子洋本人，但梁子洋代理人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其以梁子洋的名义进行的代理行为依法等同于梁子洋的行为，对梁子洋产生当然的法律效力，代理人所做的解释显然不能成立。因此，梁子洋两次关于交易过程的陈述前后矛盾，梁子洋未能作出充分合理的解释及提出有效的证据，不予采信。其次，签订涉案合同时，梁子洋是在校学生，前往云浮购买缺乏充分商业投资价值的房产，有违常情，对此，梁子洋称是受其父亲之意购买涉案房屋，但在看楼、交易过程中梁子洋对价格、户型、楼层等事项均未征求过其父亲或者家人的意见。从谭美华的角度考虑，谭美华社会经验丰富，经过多年的历练，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行为模式和交易习惯，梁子洋陈述反映谭美华对梁子洋支付的350000元现金只是在车上用十多分钟粗略进行清点，谭美华将钱带回售楼部后，没有要求工作人员再次清点，而要求工作人员开具收据，在不受到外界因素或者特殊情况的影响下，一般人通常不会改变其固有的行为模式和习惯，但梁子洋陈述谭美华收取350000元巨额现金的过程极为草率，且从证人证言中可以知道谭美华所销售房屋是外包给中介公司代为销售的，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正规的交易方式，证人作为交易过程中收受房款的第一人，出具收据当天没有收到梁子洋支付的任何房款。综上，梁子洋购房的意图、资金的来源、交易过程等都极为隐蔽不明；交易过程与双方的年龄、生活经验、阅历等明显不相符；在银行业务越趋成熟、安全、便捷的今天，在未确定所要购买的房屋的情况下，梁子洋从异地家中提取350000元巨额现金，只与年龄相仿的堂哥二人到罗定看房购房，自驾的私家车已经停放在谭美华的售楼部，又以不想太张扬为由声称在车上支付款项，梁子洋所购买的房屋是现楼，付款后却没有要求谭美华支付所购房屋的钥匙，双方交易过程有违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极不符合常理。最后，从情理上分析，梁子洋本人不认识谭美华，其称是通过父亲与谭美华预先进行沟通，但其父亲却没有将双方沟通的结果告知梁子洋，而让梁子洋与谭美华自行协商购房事宜。从梁子洋父亲和谭美华的关系上分析，若两人的关系仅仅是建立在认识的程度上，那么谭美华不会轻易相信梁子洋，对梁子洋支付350000元现金应该按正常程序收取；若两人关系较为友好，则谭美华在收取梁子洋支付的购房款后，基于两人的情谊，也不会毫无先兆就将该房屋转让他人。综上，本案的诸多交易细节明显有违常情、常理，足以使具有正常智识的人形成内心确认，认定谭美华并没有收到梁子洋支付的350000元购房款。一审判决合情、合理，并无不当。二审判决在没有充分考虑常情、常理的情形下，仅以谭美华出具的《收据》为依据，认定梁子洋已经支付了案涉购房款，属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向本院提出抗诉，请求依法再审。本院再审中，谭美华表示同意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梁子洋答辩称：1.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华发家园房屋买卖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该买卖协议自双方签名之日起成立并生效。梁子洋在一审诉讼中提交的《华发家园房屋买卖协议》和收据等证据之间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及梁子洋已向谭美华支付350000元购房款的事实。2.谭美华在再审申请书中歪曲事实，企图制造梁子洋购房过程存在疑点。梁子洋的父亲经商多年，梁子洋成年后，通过投资生意也有获利。梁子洋家庭多年来经营生意积累了一定财富，梁子洋支付的350000元购房款来源于其家庭合法经营收入。由于做生意需要大量资金周转，因此梁子洋家中经常存放有大量现金用于生意周转。多年来，梁子洋家庭做生意、投资已经形成使用现金付款的习惯。而且在罗定地区使用现金支付的方式购房也非常普遍，以现金支付购房款符合当地交易习惯，应当受法律保护。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谭美华认为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是错误的。梁子洋请求维持二审判决，驳回谭美华的再审请求。梁子洋向广东省罗定市人民法院起诉（以下简称一审法院）称：2013年11月6日，梁子洋、谭美华经协商一致签订《华发家园房屋买卖协议》，梁子洋当日支付了购房款35万元，谭美华出具收据给梁子洋。双方约定的房屋交付期限届满，谭美华未依约交付房屋，并于2014年6月将上述房屋出卖给他人。梁子洋起诉请求：1.解除2013年11月6日的《华发家园房屋买卖协议》；2.谭美华立即返还购房款人民币35万元给梁子洋；3.谭美华支付以购房款35万元从2013年11月6日起至返还购房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暂计至起诉日止为32287.5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谭美华承担。谭美华辩称：1.起诉书所指的内容不是事实。2013年4月中旬，谭美华的朋友带谭美华到普京娱乐城，并介绍梁启康相识。梁启康拿了10万元澳币的筹码给谭美华，谭美华全部输光。回到罗定市后，梁启康以谭美华欠其10万元赌债为由，勒索了谭美华共47万元。2013年11月6日，其派人将谭美华强行带到罗定国际酒店的一个包房内，拿出刀枪进行恐吓，要谭美华还他们所谓的赌债。谭美华被迫与他们签订了售楼合同，并由工作人员邓某出具了收款收据。2.梁子洋是梁启康之子，梁子洋没有支付任何款项给谭美华。3.梁子洋并没有真实购房和交付购房款项，而是通过所谓的购房行为勒索谭美华的钱财。谭美华当时出于怕被谋害，怕影响华发家园的销售等种种原因而没有报案，以致使梁子洋越来越猖狂。目前，谭美华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经受理，追究梁子洋的刑事责任。综上所述，谭美华请求驳回梁子洋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涉案华发家园是谭美华建造的房屋，谭美华已就涉案房屋与罗定市越富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富公司）签订《华发家园项目销售代理合同》，约定由越富公司与马力公司负责涉案房屋的销售，由谭美华按约定计算绩效给越富公司与马力公司。梁子洋于2014年5月毕业于岭南职业技术学院。2013年11月6日，梁子洋作为买方（乙方）与谭美华作为卖方（甲方）签订了《华发家园房屋买卖协议》，约定：“梁子洋以37万元的价格向谭美华购买坐落于罗定市大岗东路2号华发家园项目7楼02号户型共（1套），房屋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面积为98.35㎡。该商品房按套出售，每套总金额为370000元整，已包含该套房屋的房产证、土地证、装修。一次性支付全部房价款，其中在2013年11月6日已支付房款（人民币）350000元，其余房款20000元整在房产过户时付清。谭美华应在2014年2月前将房产交付给梁子洋。”合同签订后，谭美华于当天立下三联根收据一张给梁子洋收执，内容为：“今收到梁子洋交来购买华发家苑702房款350000元叁拾伍万元正。总房价为叁拾柒万元正，余款贰万元过户前付清，￥20000元正。”谭美华在该收据经手人处签名。2015年5月14日，谭美华称因其将涉案房屋转让给他人，梁子洋因此骚扰该买受人，谭美华因而以梁子洋涉嫌敲诈勒索向罗定市公安局罗城派出所报案，但公安机关仍未立案侦查，没有处理结果。第一次庭审中，梁子洋代理人对双方交易的过程作如下陈述：2013年11月6日，梁子洋自己一个人到谭美华的华发家园看房，当时梁子洋只是在售楼部看过房屋，并没有到7楼02号房和其他楼层看过，售楼部由谁接待梁子洋，代理人不清楚。梁子洋驾驶的车辆停放在售楼部门前，涉案的《华发家园房屋买卖协议》是在车上签订的，购房款据梁子洋陈述是梁子洋在肇庆的家中取出，用一个黑胶袋存放，一共350000元，每1万元捆绑成一扎，并由双方在车上清点交付给谭美华。第二次庭审中，经一审法院传唤梁子洋本人到庭，其对双方的交易过程作如下陈述：谭美华与我父亲是朋友关系，通过两人事先联系，2013年11月6日上午大概十时左右，我与堂哥梁子宇两人从肇庆家中的保险柜带出350000元现金，开车到售楼部。谭美华在售楼部的门口路边等候。到达后，谭美华先带我到其办公室介绍房屋的有关事项。大概十多分钟后，谭美华带我和堂哥一起到三、四层看楼，我们把所有的户型都看了一遍。最后，到七楼看我选中的户型和楼层。看楼大概花了十多分钟，之后又回到售楼部商谈价钱，702房原来是40万元左右的，经双方反复协商后，谭美华最后同意以37万元的价钱卖给我，看楼的过程中也有协商价钱的问题。我跟谭美华说，我只带了350000元现金，谭美华就同意由我先支付350000元。谈好价格后，谭美华就叫工作人员打印合同出来，双方签订合同后，我就提出我带来的350000元现金放在车上，我不想太张扬，就要求谭美华与我一起到车上取钱。350000元现金是我从肇庆家里的保险柜取出的，分两个黑色胶袋存放，每叠1万元。谭美华在车上粗略进行了清点，大概点了十多分钟，就确认收到了我支付的350000元现金。清点完后，谭美华就把钱拿回售楼部，但没有再次清点该笔款项，印象中谭美华又再将该笔钱拿到自己的车上。回到售楼部后，谭美华开具收据给我，我拿到收据之后就离开售楼部，离开时的时间为11时左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涉案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2.梁子洋是否履行了支付购房款的义务？关于焦点1,谭美华称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是受到梁子洋的胁迫才签订的，但事后直至梁子洋起诉，谭美华一直没有报警处理，也没有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反映有关情况，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属于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因此，谭美华主张受到胁迫而签订案涉合同的主张，没有依据，且其也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行使撤销权利，梁子洋、谭美华双方签订的《华发家园房屋买卖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关于焦点2，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证据和两次庭审双方的陈述，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梁子洋在第二次庭审的反复陈述中可以判断梁子洋是一个思维较为清晰敏捷、反应较快、记忆力较好的人。对比梁子洋前后两次庭审的陈述，梁子洋对签订合同的地点、陪同人员、现金存放方式、看楼的情况等交易事实前后存在矛盾，梁子洋代理人解释为代理人的言行不能全部代表梁子洋本人，但梁子洋代理人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其以梁子洋的名义进行的代理行为依法等同于梁子洋的行为，对梁子洋产生当然的法律效力，代理人所作的解释显然不能成立。因此，梁子洋两次关于交易过程的陈述前后矛盾，梁子洋未能作出充分合理的解释及提出有效的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次，签订涉案合同时，梁子洋是在校学生，未具备独立的经济能力和很好的决断能力，在没有确定所要购买的房屋的情况和用途下，其父亲同意由梁子洋本人从家里存放有金器、大量现金等贵重物品的保险柜内取出350000元巨额现金，与堂哥两人从肇庆携带该350000元巨额现金驾车到罗定买房，梁子洋称是受其父亲之意购买涉案房屋，但在看楼、交易过程中梁子洋对价格、户型、楼层等事项均未征求过其父亲或者家人的意见。从梁子洋的陈述中可知，梁子洋的父亲是一位较为成熟的生意人，理应具备较好的理财能力，对购房置业等重大事项理应具备一个明确的目的，不轻易作出盲目的行为，在梁子洋社会经验尚欠的情况下，对梁子洋的购房行为通常情况下会提出一定的指引，但却由梁子洋一人独自处理。而从谭美华的角度考虑，谭美华社会经验较为丰富，经过多年的历练，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行为模式和交易习惯，梁子洋陈述反映谭美华对梁子洋支付的350000元现金只是在车上用十多分钟粗略进行清点，谭美华将钱带回售楼部后，没有要求工作人员再次清点而要求工作人员开具收据，在不受到外界因素或者特殊情况的影响下，一般人通常不会改变其固有的行为模式和习惯，但梁子洋陈述谭美华收取350000元巨额现金的过程极为草率，且从证人证言中可以知道，谭美华所销售的房屋是外包给中介公司代为销售的，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正规的交易方式，证人作为交易程序中收受购房款的第一人，出具收据当天没有收到梁子洋支付的任何购房款。综上，梁子洋购房的意图、资金的来源、交易过程等都极为隐蔽不明；交易过程与梁子洋、谭美华双方的年龄、生活经验、阅历等明显不相符；在银行业务越趋成熟、安全、便捷的今天，在未确定所要购买的房屋的情况下，梁子洋从异地家中提取350000元巨额现金，只与年龄相仿的堂哥二人到罗定看房购房，自驾的私家车已经停放在谭美华售楼部，又以不想太张扬为由声称在车上支付款项，梁子洋所购买的房屋是现楼，付款后却没有要求谭美华交付所购房屋的钥匙，双方的交易过程有违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极不符合常理。最后，从情理上分析，梁子洋本人不认识谭美华，其称是通过其父亲与谭美华预先进行沟通，但其父亲却没有将双方沟通的结果告知梁子洋，而让梁子洋与谭美华自行协商购房事宜。从梁子洋父亲与谭美华的关系上分析，若两人的关系仅仅是建立在认识的程度上，那么，谭美华不会轻易相信梁子洋，对梁子洋支付350000元现金应按正常的程序收取；若两人的关系较为友好，则谭美华在收取梁子洋支付的购房款后，基于两人的情谊，也不会毫无先兆就将该房屋转让他人。因此，双方的交易过程也不符合情理。综上所述，梁子洋主张其支付了购房款350000元的唯一依据是有谭美华签名的三联根收据，但梁子洋对交易过程的陈述前后矛盾，资金来源交待不明，交易的方式、过程有饽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也不符合常理、情理，故梁子洋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实其具备的支付能力及资金的详细来源等，其提供的收据不足以证实其已履行了交付购房款的义务，对梁子洋主张已支付了350000元购房款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因谭美华已将涉案房屋转让他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梁子洋要求判令解除双方于2013年11月6日签订的《华发家园房屋买卖协议》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梁子洋要求谭美华返还购房款350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5年10月26日作出（2015）云罗法民初字第652号民事判决：一、解除梁子洋与谭美华于2013年11月6日签订的《华发家园房屋买卖协议》。二、驳回梁子洋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034元，由梁子洋负担。梁子洋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梁子洋没有履行支付购房款的义务缺乏事实基础和证据支持，该认定是错误的。1.梁子洋在一审中提交的收据足以证明梁子洋已经履行了支付350000元购房款的义务。2.谭美华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是在受暴力胁迫的情况下在收据上签名、按指模的，不能推翻收据的证明力。3.一审法院认定梁子洋没有履行支付购房款的义务理由不成立。梁子洋签订合同时，已经年满18岁，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梁子洋生长在经济良好的家庭，加之父母用心培养，已经懂得通过理财、投资赚钱，个人银行账户已有不少存款，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能力和很好的决断能力。谭美华与越富公司的销售约定不得对抗不知情的梁子洋。而且《华发家园房屋买卖协议》中的卖方是谭美华，梁子洋与谭美华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将350000元购房款直接交给谭美华完全符合房屋买卖交易习惯。一审法院简单地以梁子洋直接交付350000元购房款给谭美华违反所谓的“正常程序”为由，否认收据的法律效力、否认梁子洋已将款项交付给谭美华，这一认定是错误的。综上所述，梁子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谭美华立即返还购房款人民币350000元给梁子洋，并从2013年11月6日起至谭美华返还购房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资金被占用的利息。2.本案一审、二审受理费由谭美华承担。谭美华答辩称：1.在大额款项支付案件中，收据仅具有推定性的证据效力，付款事实的发生还必需结合当事人支付能力、交易习惯、支付金额大小、当事人之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细节等因素认定。综合本案，梁子洋仅以一张收据就认为已经交付350000元巨额现金的事实明显证据不足。2.一审判决认定梁子洋没有履行支付购房款的义务正确，梁子洋以其有银行理财、账户有存款为由认为其已具备独立的经济能力和很好的决断能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原判，请求驳回梁子洋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二审法院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梁子洋与谭美华签订的《华发家园房屋买卖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予以确认。谭美华认为其受到胁迫而签订合同，只是提供公安机关出具的报警回执，证明其在本案一审立案后到公安机关报警，但因何事报警、公安机关是否立案受理，谭美华在一、二审诉讼中均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二审法院对其受胁迫的主张不予采信。双方当事人对于一审判决第一项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均没有上诉，二审法院予以维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梁子洋是否已向谭美华支付购房款350000元。梁子洋在一审诉讼中提供了《华发家园房屋买卖协议》和收据，证明其与谭美华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及其已付350000元给谭美华的事实。谭美华对合同和收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其只是否认收取购房款350000元，但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谭美华提供的证人邓某的证言仅证实邓某没有收到梁子洋的购房款，而不能证实谭美华没有收到购房款。谭美华虽然与房地产经纪公司签订《华发家园项目销售代理合同》，并未约定由经纪公司收款这一唯一的收款方式。谭美华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收款收据上签名并盖指模，表明其对已收取梁子洋购房款350000元的事实的确认，二审法院予以认定。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后，谭美华应返还350000元购房款，并赔偿占用该款期间的存款利息给梁子洋。本案并非民间借贷纠纷，梁子洋的利息损失只能按照存款利率计算。对梁子洋主张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的请求，二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实体处理部分错误，应予纠正。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于2016年2月29日作出（2016）粤53民终18号民事判决：一、维持一审法院（2015）云罗法民初字第65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一审法院（2015）云罗法民初字第65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谭美华在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购房款350000元及其利息（以35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从2013年11月6日起计至返还完毕之日止）给梁子洋。一审案件受理费7034元，由谭美华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034元，由谭美华负担。本院再审查明，谭美华称从澳门回来后，已经还款47万元给梁启康。其中，在罗定市工商银行用现金各汇两次5万元到梁启康的账户，在建设银行用现金汇15万元到谭海莲的账户，还有两次是梁启康让人过来收现金，两次拿走3万元现金，但谭美华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谭美华代理人称梁启康在2013年9月已经死亡，不可能在11月份给梁子洋35万元购房。本院再审期间，梁子洋向本院提交了梁启康户口注销证明，证明其父亲梁启康因病于2013年12月15日死亡。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再审双方争议的主要问题是：（一）谭美华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并出具收据的原因是什么。（二）谭美华是否收到梁子洋交付的350000元。（一）关于谭美华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并出具收据的原因问题。谭美华主张因赌博向梁子洋的父亲梁启康借钱，后受到胁迫，被迫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并出具收据，并未实际收取350000元。经查，首先，谭美华称在2013年11月6日受到胁迫，签订《华发家园房屋买卖协议》并出具收据，但事发当时没有报警。事隔一年多，谭美华称梁子洋等人到华发家园闹事，才向罗定市公安局罗城派出所报案。且谭美华提交的报警回执仅证明其于2015年5月14日向罗定市公安局罗城派出所报案，但罗定市公安局罗城派出所至今并未立案，故报警回执并不足以证明谭美华主张的受到胁迫的事实。其次，谭美华在一审庭审中陈述，2013年11月6日接到梁子洋的父亲梁启康的电话，称梁子洋会带人向谭美华拿钱，但谭美华代理人在本院再审时称梁启康在2013年9月已经死亡，不可能在11月份给梁子洋350000元购房，即谭美华与其代理人对涉案交易过程的陈述不一致。第三，谭美华称从澳门回来后，已经还款47万元给梁启康。其中，在罗定市工商银行用现金各汇两次5万元到梁启康的账户，在建设银行用现金汇15万元到谭海莲的账户，还有两次是梁启康让人过来收现金，两次拿走3万元现金。谭美华作为商人，应知悉交易中的行为模式和交易习惯，其称已经通过现金汇款、支付现金的方式，还款47万元给梁启康。谭美华未提交付款的证据，且在银行业务越趋成熟、安全、便捷的今天，谭美华对47万元的大额还款全部用现金进行支付，却没有要求梁启康收款后出具收条等书面凭证，有违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不符合常理。退一步说，根据谭美华所陈述的还款过程，其还款总额也并非47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梁子洋作为原告，已提交房屋买卖协议及收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已经完成举证责任。谭美华称房屋买卖协议和收据是受胁迫签订的，但其提供的证据均未能显示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未能形成证据链证明谭美华称因赌博向梁子洋的父亲梁启康借钱，其后受到胁迫，被迫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并出具收据的经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审法院对案涉房屋买卖协议和收据的效力予以认定，并无不当。（二）关于谭美华是否收到梁子洋交付的350000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如前所述，梁子洋、谭美华对交易过程各执一词，由于梁子洋提交了房屋买卖协议及收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支付了350000元款项。谭美华否认房屋买卖关系，并否认收到350000元，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二审法院认定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清偿相应债务，亦无不当。综上所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申诉人提出的申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53民终18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震东审 判 员 万季明审 判 员 钟向芬二〇一八年六月一日法官助理 黎晓燕书 记 员 苏芷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