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川0191民初9958号原告：李川，男，汉族，1970年9月29日，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凤梅，四川泰仁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被告：成都和议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高新区玉林南路88号1栋1楼。法定代表人:杨志伦，系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事龙，北京市眀宪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琳凯，男，汉族，1977年11月6日出生，住成都市温江区。系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人。原告李川诉被告成都和议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本院审判员傅弘独任审判，本院于2017年9月15日、11月8日、11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三次开庭原告李川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凤梅，被告成都和议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事龙、汪琳凯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购车款395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至购车款及利息返还完毕为止（暂计至2017年6月28日，暂为1298.63元，利息计算方式：以395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支付的车辆购置税60000元，手续费21000元，杂费1400元，GPS费用3000元，上户费用1000元，车辆贴膜费用888元，质保费用25000元，定金10000元，保险费用25342元，还款保证金3000元，其他合理支出费用50000元，共计20063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至该款项及利息支付完毕为止（暂计至2017年6月28日，暂为659.61元，利息计算方式：以20063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购车价款的三倍金额2370000元；4.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6月8日，被告作为甲方，原告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车辆代购合同》，合同号：2017A09。合同约定：原告在被告购买指定车辆，车辆价格79万元，原告于2017年6月8日前支付购车定金1万元，于收到车辆确认到达交货地点（成都益新大道288号）后3日内付清所购车辆的余款78万元。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履行了付款义务，被告履行了车辆交付义务，2017年6月20日，原告到成都市车辆所办理车辆上户事宜，工作人员告知原告该车辆的车架号有改变，具有盗抢车的嫌疑。同时，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六分局将原告车辆扣留，并出具了《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此时，原告才知晓被告提供给原告的车辆属于问题车辆，于合同约定严重不符，被告此种欺骗隐瞒的行为实属欺诈。被告的行为已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成都和议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辩称，一、双方签订的是车辆代购合同，不是原告到被告当场购买现货。原告自己选择车型、颜色、款式并且知道供货人重庆方，原告看中后，经被告打听价格79万，原告表示接受，被告才接受委托，代垫费用，帮其提车，原告若无这种特定需要，被告也不会寻找诉争车辆。二、被告不存在欺诈、故意隐瞒原告，选车辆过程都是原告自主确定，原告也现场看到与供货方重庆公司聊天记录，提车时，汽车经原告确认、验收，并办理了交付，原告始终未提出任何意见，被告履行了其义务，有交接确认书、车辆进口证明书、随车检验单等，被告未对原告隐瞒任何信息或告知虚假信息。三、原告称车辆被成都市交通管理局第六分局扣留，这种扣留并不合法，而且是临时强制处理，需要等待处理结果，对于将来结果不服的还可以通过复议、诉讼等方式维权，原告起诉时机不成熟。1.车辆来源合法，有《货物进口证明书》、《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等，成都市交通管理局第六分局以涉嫌盗抢本身不成立，车架号经过海关检验入关后也未改动过；2.在其他地区，同批、同样车已经上户；3.成都市交通管理局第六分局基于怀疑暂扣车辆，根据暂扣临时强制措施来看，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程序不规范；4.还没有最终处理结果，也不是司法终极结论，如果确实有问题的违法车辆，也将要求供货方承担责任，维护原被告利益。四、原告对于不合法扣车、拒绝上牌照车辆应该积极维权，并且应该告知被告，并邀请被告共同维权或者委托被告维权，而不能消极等待，借强制措施凭证起诉被告，原告放弃对于行政强制措施的陈述、申辩、听证权、放弃复议、诉讼权利，责任在原告、诉权不能得到支持，再者，暂扣车辆仅是我国《行政强制法》规定的一种行政强制措施，并非最终的法律处理结果。五、原告没有付清车款，被告为其垫付42万元。基于以上事实与理由，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7年6月左右，原告欲购买保时捷卡宴款全进口越野车，进到被告门店询问有无该款车辆出售，被告业务员告知店内无此款车，但可以根据原告要求的颜色款式等要求调货，经协商，双方于2017年6月8日签订《车辆代购合同》，原告为合同乙方，被告为合同甲方。该合同约定，乙方全权委托甲方代购以下车型汽车：车辆品牌为保时捷，车辆型号为卡宴，销售价79万，数量一辆，随车交付的文件包含：全景天窗、氙灯、导航、19轮、彩标、倒影、雷达、8项电动座椅，前排座椅保时捷盾徽、电动尾门，送换机油、脚垫、行李架、脚踏、360环影、行车记录仪（32G）、充值2.5万送质保（3年6万公里），附件费5%、杂费：1400、GPS：3000车辆颜色为桃红木，同时合同约定首付款39.5万；合同第三条款项及付款方式约定:乙方于2017年6月8日前支付购车定金1万元。在车辆到达收货地点后即通知乙方，乙方应在收到通知3日内付清余款78万元整。甲方确认账户收到车价的合计全部金额后，应依据第四条的规定交付车辆；第四条交货地点方式和时间约定：交货时间为2017年6月15日，甲方在确认收到乙方所构成车辆全款后通知乙方提车，甲方和乙方应当依照本合同第一条有关车辆规格的规定，共同对车辆进行逐项检验，车辆规格与合同规定一致的情况下，乙方应当签署《交车确认表》以完成对车辆的验收及车辆有关文件的交付；第六条质量与保修约定:乙方所购车辆为正规手续的车辆，进口车以中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局开具进口机动车随车检验单为准，甲方提供上述所需车辆手续文件；第七条违约责任约定：若甲方无故单方面解除合同或者甲方交付车辆型号与合同第一条款约定代购车辆不符，乙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合同，甲方于3日内全额退还乙方交付代购车辆的定金，定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损失的，守约方有权向违约方追偿。合同签订后双方在合同上签字盖章。原告于合同签订当日向被告支付定金10000元，同日被告将定金1万元转付，并同时注明系保时捷卡宴定金。2017年6月13日，被告将车款77万元转付案外销售商名下，并注明系保时捷卡宴7760车款。2017年6月15日，被告业务员微信告知被告妻子车到了，将车辆运输图片微信发给原告，并告知次日安装相关设施设备。同月19日，原告在《和议汽车交车确认表》上签字确认交车，该交车确认表注明案涉车辆客户为李川、车型为保时捷卡宴柴油，车架号为ELT87760，颜色内饰为桃木红、黑米色，发动机号为CRC174840，并由原告对车身外观检查、车身内部检查、车辆操作、车辆资料交接（包括车辆关单原件、商检单原件）、钥匙及销售保养、性能等项进行了确认。原告共向被告支付款项440612元，被告出具收条一份。同日原告向被告出具一份承诺书，内容为保证在2017年6月26日之前进行车辆行驶登记并取得行驶证办理抵押贷款，以归还被告为其垫付的42万元，如逾期自愿承担超期之日起算每天贷款金额千分之一的罚款，直至把该车资料完善为止。被告同时交付了机动车销售发票、货物进口证明书、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2017年6月20日，原告携带上述资料前往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六分局办理车辆行驶证时，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六分局以该车辆改变车架号具有被盗抢嫌疑，将该车辆予以扣留，并向原告出具了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决撤销双方的买卖合同，被告返还已支付的购车款，赔偿车辆价款三倍金额的损失。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六分局经进一步核实，查明案涉车辆不涉及盗抢嫌疑，但因为其车架号有涂改，不符合我国机动车交通安全技术规范，不能预约登记，已经通知原告将车辆退回。另查明，案涉车辆为桃木红色保时捷卡宴系列柴汽油越野车，该车系北京金宝名车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26日经香港运抵广州口岸进口，并于2017年3月31日办结进口手续，2017年4月19日获取《货物进口证明书》，该《进口货物证明书》载明，发动机号：CRC174840，车架号：WO9YD8SG2ELT87760，商品名及规格型号：奥尼斯卡宴2967CC越野车，柴油型、整车、5座，动力类型：汽柴油型，车身颜色：红，产地：德国，出厂日期：201507。2017年5月8日，南沙出入境检验检验局出具案涉车辆检疫检疫报告。2017年6月16日北京金宝名车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具了购买人为李川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该发票载明车型为越野车，型号为奥尼斯卡宴2967CC越野车，发动机号为CRC174840，车架号WO9YD8SG2ELT87760，车价款为60万元。经过法庭审理，向原告作出释明，是否同意本案案由变更为委托合同，但原告坚持按照买卖合同审理。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双方的法庭陈述、《车辆代购合同》、和议汽车交车确认表、承诺书、汽车销售发票、收据、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货物进口证明书、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手册、使用手册、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出具的《情况说明》、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浦发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在卷佐证，上述证据经本院审查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签订的合同是买卖合同还是委托合同；2、被告是否买卖合同的适格主体。从双方的法庭陈述和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原告提出购车要求，而被告告知没有符合条件的车辆，但可以代为调货，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签订委托代购合同，因此双方对被告委托代购行为是认可的，从车辆销售发票上看出，销售商也并非被告，且原告支付的价款也通过被告转付了案外人，被告并未取得车辆价款，而案涉车辆的出卖人应是向被告出具销售发票的案外人，因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而应该为委托关系，即经双方协商原告委托被告代为购买案涉车辆；基于上述原因，虽经法庭释明，原告不同意变更案由，因此本案原告以买卖合同起诉被告所适用的法律关系不正确，被告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综上，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应当有明确的被告，如果起诉没有明确的被告的应当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经审理查明后，应当予以驳回。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的法律关系应当为委托合同关系，双方之间没有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不是买卖合同的适格主体，但虽经法庭释明，原告仍然坚持以买卖合同起诉被告，故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起诉的相关规定，本院应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李川的起诉。本案不收取诉讼费，原告李川减半预缴案件受理费15270元，本院予以退回。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傅 弘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王炼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