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2081民初3881号
原告：四川默涵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
法定代表人：陈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通江，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宏远石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法定代表人:许开政，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永涛，四川皓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婵，四川皓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四川默涵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默涵劳务公司）诉被告四川宏远石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宏远建筑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本院于2017年9月8日立案受理。被告宏远建筑公司申请追加四川省简阳市红塔房地产开发公司、四川省简阳市红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阳市简红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简红公司）、简阳市碧海蓝天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并提起反诉。对于原告的申请，本院未予准许。本案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默涵劳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通江，被告宏远建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婵、周永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默涵劳务公司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被告向原告赔偿停工损失250万元。事实和理由：被告承建简阳市“东方威尼斯”二期工程。2014年2月25日，原、被告签订《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就该工程名称、工程地点、建筑面积、承包范围、工期、质量、合同价款等内容进行了约定。之后，原告根据被告的通知进场施工。2014年9月3日，因为被告的原因案涉工程全面停工，至今没有复工，导致原告租赁的建筑周转材料闲置和其他停工窝工的损失。为了妥善解决原告停工和安排复工事宜，2015年2月4日，双方补充签订了东方威尼斯《劳务承包合同补充协议》，该协议对原告的停工损失和复工时间进行了具体约定，同时约定了不能按时复工的补偿标准，即从2014年9月3日停工至2015年4月复工期间的停工损失按照D3、D4楼施工图建筑面积50元/平方米计算。此后，因被告的原因一直未能按时复工，给原告造成了较大的损失。现原、被告并未进行工程款的结算，只有曾超通过转款2次向原告支付部分工程款，政府向原告支付200万元，合计400余万元，至于所付款项是否包含保证金，也未进行明确。对于停工损失，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未果，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就被告先行支付停工损失事宜，诉讼来院。
被告宏远建筑公司辩称，1、原、被告签订的劳务总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均属于无效合同，其内容对双方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因简红公司将案涉工程分包给被告，但简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就“东方威尼斯”二期项目涉嫌诈骗，而简红公司未取得承包权，且无承包工程的资质，属于违法承包，故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2、被告主张停工损失所依据的补充合同，系曾超与姚超签订，而非原告与被告签订，该协议对被告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原告起诉被告，主体不适格。3、案涉工程因红塔房地产公司未办理建设施工许可证，被告简阳住建局责令停工，导致至今无法复工，并非因为被告的原因导致，不符合停工损失的赔偿要件，如原告主张停工损失，应向红塔房地产公司主张。4、原告仅主张停工损失，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合同无效后，可以参照合同的约定支付工程款。5、原告诉请停工损失计算基数和计算方式存在错误，原告未能证明存在所谓停工损失，其要求按照50元/平方米的标准计算损失，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6、原告主张从2014年9月3日停工至今，但其未采取相应的措施阻止损失的扩大，对于扩大的损失应由原告自己承担。7、原、被告双方至今未进行结算，曾超及当地政府均向原告支付过工程款，且存在超额向原告支付工程款的情况。
经审理查明：简阳市红塔房地产开发公司系“东方威尼斯”二期工程的建设单位。李文代表简红公司承建“东方威尼斯”二期D3、D4栋楼。后，李文代表简红公司与被告宏远建筑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将D3、D4楼发包给被告宏远建筑公司修建，合同约定：承包范围包括基础、主体、初装修及安装工程室内门窗等；工程价款为包干价，即1420元/平方米；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约定。2014年2月25日，被告宏远建筑公司将D3、D4栋楼的劳务工程分包给原告默涵劳务公司，双方签订《建筑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工程建筑面积4幢约10万平方米（实际仅承建D3、D4栋楼）；承包范围为模板工程、钢筋、砼、外架、砌体、室内抹灰、层面、散水、外墙打底；承包方式为工程范围内的作业内容全劳务承包，即人工费+周转材料+机具+安全文明施工费+管理费+利润；甲方（即：宏远建筑公司）委派曾超担任驻工地现场负责人，乙方（即：姚超）担任工地履行本合同的项目负责人；工程价款按确认的建筑面积390元/m2包干方式确定；合同生效后，如一方未按约定履行，单方面解除或终止合同，则应赔偿对方合同总价的1%，如赔偿金额不足以弥补实际损失，则违约方应赔偿对方至实际损失金额；合同还对其他内容进行了约定。原告进场施工后，因案涉工程未取得施工许可证，2017年8月13日简阳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向该工程下发停工通知书。2014年9月3日，原告所施工的D3、D4栋楼在修建三层后停工。2015年2月4日，姚超代表原告，曾超代表被告，双方签订《劳务承包总合同补充协议》，协议约定：1、默涵劳务公司在宏远建筑公司的要求下，先对D3、D4楼进行施工，建筑面积为5万平方米；2、2014年9月3日默涵劳务公司全面停工，导致其产生大量租赁周转材料闲置，施工班组大量劳动力流失和成本控制增加，造成重大经济损失；3、单价按D3、D4楼施工图建筑面积在主合同约定的单价基础上每平方米增加50元；4、2015年4月之前正式复工；5、如因宏远建筑公司的原因，上述复工日期不能正常复工，则由宏远建筑公司先行支付默涵劳务公司停工期间所有的费用，按照D3、D4楼施工图建筑面积，以上调单价50元/平方米为标准计算。曾超在甲方代表栏处签名捺印，姚超在乙方代表人栏处签名捺印。原告向公安局、信访办等部门对于李文下落不明，且欠付大量外债一事进行举报。
2016年8月1日，简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李文犯合同诈骗罪向本院提起公诉，在公诉机关指控李文的犯罪事实中，包括李文在未取得“东方威尼斯”二期A7、A8、D1、D2、D3、D4项目承建权的情况下，代表碧海蓝天公司，与陈阳代表的重庆群洲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将上述6栋工程交由该公司承建，后李文与碧海蓝天公司的陈桥合伙关系破裂，李文以周红为法人成立简红公司，并取得了“东方威尼斯”二期D3、D4项目承建权。简红公司代碧海蓝天公司履行与重庆群洲实业公司关于“东方威尼斯”二期A7、A8、D1、D2、D3、D4项目协议中的合同义务。后李文又与曾超签订“东方威尼斯”二期合作协议，并让曾超进场施工。李文对陈阳一再推脱进场时间，并于2015年5月20日解除了双方的合同。本院于2017年5月16日作出（2016）川2081刑初276号民事判决，对公诉机关指控李文隐瞒其未取得“东方威尼斯”二期A7、A8、D1、D2、D3、D4项目承建权的真相，与陈阳签订协议书，骗取陈阳1000万元保证金的事实，未予以支持。
原告默涵劳务公司具有石制作劳务、砌筑作业劳务、抹灰作业劳务、钢筋作业劳务、混凝土作业劳务、脚手驾作业劳务等资质等级。被告宏远建筑公司具有建筑工程总承包贰级资质。
以上事实，有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资质证书、《劳务总承包合同》、《劳务承包总合同补充协议》，被告向本院提交的《协议书》、举报说明、情况说明、停工通知书，本院依职权调取的（2016）川2081刑初276号刑事判决书、刘中洋、陈侨等人的询问及讯问笔录等证据予以佐证，以上证据经庭审质证，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并采信。
本院认为：被告宏远建筑公司将其承建的“东方威尼斯”二期D3、D4栋楼的钢筋、外架、抹灰等劳务分包给原告，双方系劳务分包合同关系，所订立的《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是否无效，需从该合同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首先，原、被告所订立《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的前手合同效力与后手合同效力并无必然关联，即使前手合同无效，但前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后手劳务分包合同相互独立，并非是主从合同，前手合同无效并不必然导致后手的《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无效。其次，简红公司将“东方威尼斯”二期D3、D4栋楼以整体包工、包料的方式发包给被告修建，被告又将案涉工程的劳务分包给原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的规定，如承包人无相应的的资质或超越资质等级的，所订立的合同无效。而本案原告具有相应的劳务资质，被告亦具有总承包二级资质，被告提出其自己不具有劳务资质，案涉合同无效的抗辩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再次，虽然公诉机关将李文就“东方威尼斯”二期D3、D4栋楼的重复发包问题纳入了犯罪事实，但公诉机关仅指控李文代表简红公司将“东方威尼斯”二期D3、D4栋楼发包给重庆群洲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可能涉嫌合同诈骗，而非指控李文将案涉工程发包给被告可能涉嫌合同诈骗，况且本院作出（2016）川2081刑初276号刑事判决，并未将上述事实纳入犯罪事实予以评价。故对被告提出简红公司的股东李文涉及诈骗，案涉合同无效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最后，虽然案涉工程未取得施工许可证，但未取得施工许可证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综上，原告与被告订立的《劳务承包总合同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原、被告双方均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合同义务。
关于《劳务承包总合同补充协议》对被告是否具有合同约束力的问题。被告提出曾超签订补充协议，系个人行为，被告并非补充协议相对人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被告委托曾超作为案涉工程的现场负责人，《劳务总承包合同》中曾超亦作为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中签名，曾超就工程停工期间的费用与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进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系履行职务行为。即使曾超超越了代理权限与原告的代理人订立合同，但曾超具有代表被告宏远建筑公司处理工程相关事宜的“表征”，原告有理由相信曾超有权代表被告宏远建筑公司与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订立补充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被告宏远建筑公司基于表见代理关系，补充协议对被告宏远建筑公司亦具有合同约束力。故对被告提出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是否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案涉工程被建设工程主管部门勒令停工至今，给原告造成相应的损失，作为劳务分包合同的承包方，原告默涵劳务公司可要求被告宏远建筑公司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即要求被告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或进行损失赔偿。本案中，原、被告在未进行相应工程款结算的情况下，原告仅以双方订立的《劳务承包总合同补充协议》为依据，要求被告先行承担停工期间的损失。而对于《劳务承包总合同补充协议》，系双方通过提高劳务包干单价的方式，从而弥补原告因停工造成的损失，同时协议中亦对先行支付停工损失的条件及停工损失的计算方法进行了约定。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提前支付工程停工损失的条件为：1、2015年4月之前未复工；2、不能按期复工的原因系被告宏远建筑公司造成。本案工程至今未复工，从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分析，未复工的原因系案涉工程未取得开工许可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条“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但是，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限额以下的小型工程除外。”的规定，施工许可证由建设单位负责申领，而本案被告宏远建筑公司并非是施工许可证的申领义务人，因未申领施工许可证而导致停工的原因，并非被告，且原告亦未举出其他证据证明案涉工程停工的原因在于被告。故对原告主张先行支付停工损失的协议条款成就，要求被告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先行支付停工损失的损失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四川默涵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26800元，由原告四川默涵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税旭东
人民陪审员 葛春华
人民陪审员 戢 琳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陈庆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