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宜行初字第50号原告蒯友平，男，1964年11月出生，住四川省珙县。委托代理人钟德荣，宜宾市翠屏区大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珙县人民政府，住所地：珙县巡场镇安民路。法定代表人叶盛，县长。委托代理人文平，珙县农业局职工。委托代理人罗万明，珙县农业局职工。第三人吴长斌，男，1961年1月出生，住四川省珙县。委托代理人李龙，四川法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蒯友平与被告珙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登记一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蒯友平及其委托代理人钟德荣，被告珙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文平、罗万明，第三人吴长斌及其委托代理人李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蒯友平起诉称，1999年10月，珙县底洞镇大田村三组将蒯仁全门口、屋门口、王从富屋基、门口、长环子五块田地发包给蒯友平承包耕种，珙县人民政府向蒯友平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确认了蒯友平土地承包合同的合法性。2007年6月，新任大田村文书兼三组组长吴长斌，以更换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为名，将蒯友平承包的上列五块田地中“王从富屋基”地块改名为“苦竹湾上湾”，变更由吴长斌承包。珙县人民政府不经过调查核实，于2007年12月，向吴长斌颁发了（2007）×57001号珙府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使吴长斌的侵权行为变成了合法行为。蒯友平于2007年以来一直向相关部门信访申诉未果，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告珙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原告蒯友平的（2007）×04001号珙府农地承包权证，并判令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原告蒯友平提交的证据：1、蒯友平身份证，证明原告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是纠纷的当事人。2、《土地承包经营证书》，证明1999年10月25日，原任社长杨志刚代表大田村三社将蒯仁全门口、屋门口、王从富屋基、门口、长环子五份田土发包给原告，有效期三十年。珙县人民政府颁发《土地承包经营证书》给原告，确认原告的承包经营权。3、（2007）×0400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证》，证明2007年12月28日，珙县人民政府更换新证后，原告承包的土地发生变动，缺少“王从富屋基”这一地块。4、珙府林证字（2009）×34001号《林权证》，证明2007年12月28日，吴长斌利用换证机会，将原告承包的“王从富屋基”地块变更到其承包土地范围内，又将“王从富屋基”更名为“苦竹湾上湾”，此举侵犯了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5、《证明材料》，熊文兵，蒯仁书、陈兴明、吴绍云等人证明吴长斌利用其现任村文书兼三组组长职务之便，将“王从富屋基”改名“苦竹湾上湾”，变更原告承包地，侵犯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客观存在。6、《举报》，证明原告2007年6月25日，向珙县人大常委会举报吴长斌、袁定琼侵犯土地承包经营权，请求珙县人大常委会查处。7、珙县公安局底洞派出所《治安调解书》，证明2007年7月11日，原告同吴长斌因土地承包事宜发生纠纷，珙县公安局底洞派出所调解未果。8、大田村三社蒯友平、吴长斌土地纠纷调解《会议记录》，证明2008年11月13日，底洞镇政府在大田村村委会调解原告同吴长斌土地承包纠纷，也未能成功。9、底民调字（2015）第02号《人民调解协议书》，证明2015年3月10日上午，底洞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再次组织原告与吴长斌就土地承包纠纷进行调解，未果。上述几份调解协议，说明蒯友平一直在要求解决该争议，未超过诉讼时效。10、四川省地方税务局农业税完税证。11、陈胜乡收费收据。12、98粮站国家定购结算清单。10-12号证据证明1998年9月11日，蒯友平缴纳农税提留共计201.32元。13、（2003）川农税宜×01954号四川省地方税务局农业税纳税通知书，证明2003年5月19日，蒯友平向珙县地税局底洞分局缴纳农业税160.96元。被告珙县人民政府答辩称，1、珙县人民政府根据《关于换发和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台帐的意见》和《关于换发和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台帐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在2007年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换证；2、1999年珙县人民政府颁发给蒯友平的承包经营权证中登记有误。当时并未划蒯仁康屋背后的“王从富屋基”的土地给蒯友平，1999年的承包证上的位置和面积都是承包农户自己说，社长填，不是实际承包的土地范围。2007年换发承包证时，蒯友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及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薄上进行了签字，村组也对此进行了公示。珙县人民政府2007年颁发给蒯友平的承包经营权证是正确的，对1999年承包证的错误进行了纠正；3、珙县人民政府2007年颁发给蒯友平的承包经营权证程序和内容合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蒯友平的诉讼请求。被告珙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1、2007年蒯友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薄和合同书（签字），证明蒯友平认可2007年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薄和合同书上承包田的土地内容。2、1999年参加土地下户承包土地、山林时所有人员的证明，证明蒯仁康屋背后（苦竹湾上湾）没有划给蒯友平作为承包地。3、1999年时大田村杨志刚的证明，证明1999年证上承包土地的填写内容是蒯友平说，社长填的。4、蒯泽友、陈宗先等人的证明，证明吴长兵和蒯友平相隔有几家农户的承包地和山林，不应该有纠纷。5、2007年吴长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薄和合同书，证明吴长斌承包权证正确。6、2015年底洞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对蒯友平和吴长斌土地纠纷的调解资料。证明蒯友平（2007）×04001号珙府农地承包权证和吴长斌（2007）×57001号珙府农地承包权证真实有效。7、2008年底洞镇孙守玲副主席主持下，村、社和知情代表参加的（大田村三社蒯友平和吴长斌）土地纠纷调解会议记录。证明纠纷之地为吴长斌林地，不是蒯友平承包地。8、2007底洞派出所治安调解书。证明派出所调查说明纠纷之地为吴长斌林地。第三人吴长斌答辩称，1、蒯友平的起诉已超过了起诉期限；2、蒯友平的诉讼请求不当，该案不涉及侵权行为；3、本案争议的土地不管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都不属于蒯友平的。以前蒯友平在实际使用，但不等同于村组发包给了蒯友平。第三人吴长斌提交的证据：1、《证明材料》，证明大田村未将本案争议的地块划给蒯友平作承包地。2、底洞派出所《治安调解书》，证明争议的土地属于吴长斌的柴山，土地的使用权和管理权属于吴长斌。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和《农村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薄》，证明争议地块未承包给蒯友平，蒯友平也确认了自己承包地的面积及四界。4、底洞镇大田村《来信来访登记薄》，证明争议地属于吴长斌，蒯友平在当年种玉米按0.15元支付给吴长斌作为地租，收完烤烟退还给吴长斌经营和管理，双方都同意。5、底洞大田三队吴少明林地登记册，证明争议地在1981年就确认为吴少明的自留地。6、杨孝开的证明材料，证明在2007年大田村换土地承包证时，各农户登记的地名、地块四界、块数都进行了公示。7、《证明材料》及《山林示意图》，证明吴少明与罗正良（蒯友平的继父）的山林之间相隔了多户的承包地，蒯友平的承包地不可能到达“王从富屋基”的位置。第三人吴长斌申请证人杨孝开、吴少友、代华富出庭作证。杨孝开证明2007年大田村开始换土地承包证时，村主任和村文书对土地四界范围进行了核对，并对此进行了公示。吴少友和代华富证明大田村三社从未将本案争议地划给蒯友平作为承包地。经庭审质证，被告珙县人民政府对原告蒯友平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1-4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3-4号证据显示的是不同的两个地块，蒯友平将两个地块强行扯在一起，认为政府侵权没有依据。5号证据上没有笔录时间，真实性有异议。6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吴长斌侵权。7-9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只能证明此案经过调解的过程。10-13号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第三人吴长斌对原告蒯友平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1-4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蒯友平的证明目的。5号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6号证据无证明力。7-9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只能证明此案经过调解的过程。10-13号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原告蒯友平对被告珙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1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在土地变更中对争议地块的处理没有填写，对证明目的不认可。2号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3号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是争议之后作的证。4号证据是证人证言不认可，是争议之后收集的。5号证据无证明力。6-8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被告珙县人民政府的证明目的。第三人吴长斌同意被告珙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及证明目的。原告蒯友平对第三人吴长斌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1号证据无证明力。2-3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4号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5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6-7号证据无证明力。被告珙县人民政府同意第三人吴长斌的证据及证明目的。原告蒯友平对三位证人的证言均不认可。被告珙县人民政府和第三人吴长斌对三位证人证言表示认可。本院对三方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蒯友平1999年和2007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吴长斌2007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2009年的《林权证》以及底洞大田三队吴少明的林地登记册，因三方当事人均未对真实性提出异议，且上述证书均系有权机关颁发，本院予以采信。珙县公安局底洞派出所的《治安调解书》、大田村三社的土地纠纷调解《会议记录》、底洞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三方当事人都作为证据提交法庭，证明本案蒯友平与吴长斌的土地争议经过了多个部门的调解，本院对上述调解记录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蒯友平提交的农税提留的证据不能证明本案争议地的权属，本院不予采信。三方当事人提交的关于证人的证据材料、举报材料、来信来访材料以及证人证言，本院对无争议的部分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1981年划分林地时，第三人吴长斌的父亲吴少明负责看管本案争议地。后蒯友平对该争议地进行过耕种。1999年蒯友平将争议地自行填写在自己的土地承包证内卡上，珙县人民政府为蒯友平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记载：承包宗地共计5块，地块名称分别是“蒯仁全门口”、“屋门口”、“王从富屋基”、“门口”、“长环子”,其中，“王从富屋基”登记类别“土”、等级“3”、面积“0.5”、四至界限“东至林边、南至林边、西至林边、北至环林”。2007年，珙县人民政府根据珙县县委县府《关于换发和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台帐的意见》和珙县政府办公室《关于换发和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台帐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进行换发，珙县底洞镇大田村三社与原告蒯友平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珙县人民政府制作《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薄》，记载：承包宗地共计5宗，面积5.2亩，分别是“蒯仁全门口”、“自己屋门口”、“自己屋基侧边”、“自己门口”、“长横子”，蒯友平在该登记薄“承包方”签名。珙县人民政府为蒯友平颁发了珙府农地（2007）×0400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09年，珙县人民政府为吴长斌颁发珙府林证字（2009）×34001号《林权证》，将争议地以小地名“蒯仁康房背后”登记在吴长斌林权证上，林权证记载：登记面积“7.00亩”、主要树种“杂權林”、林种“薪炭”、四至界限“东至蒯仁康耕地、南至蒯仁康杂權林、西至吴长斌耕地、北至吴长平杂權林、蒯仁康耕地”。另查明，本案争议地自1981年划分以来一直属于林地，从未作为承包地发包，该争议地左右两边都是林地，并属于吴长斌所有。“王从富屋基”这一地块的承包地属另一案外人承包所有。蒯友平认为珙县人民政府2007年为其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错误，少了“王从富屋基”这一地块，遂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珙县人民政府为蒯友平颁发的珙府农地（2007）×0400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本院认为，由于本案争议地属林地而非承包地，也从未作为承包地发包，1999年蒯友平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登记的“王从富屋基”这一地块的四至界限也都是林地。2007年，珙县人民政府职能部门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进行换发，经调查核实后认为1999年颁发给蒯友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错误，与实际情况不符，进行纠正并由珙县底洞镇大田村三社与蒯友平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蒯友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薄》上明确记载承包土地共计5块，面积为5.2亩及四至边界。蒯友平未提出异议并在该登记薄上“承包方”签名，应视为对该登记薄记载内容的认可。珙县人民政府根据珙县底洞镇大田村三社与蒯友平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及蒯友平签名确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薄》，向蒯友平颁发珙府农地（2007）×0400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并无不当。原告蒯友平的诉讼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蒯友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蒯友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 媛代理审判员  唐福均人民陪审员  袁 林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四日书 记 员  刘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