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7民终15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莫江鸿，男，汉族，1967年10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焕年、林素贞，均系广东高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嘉乐，男，汉族，1987年8月30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斗、梁超平，均系广东五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甄万年，男，汉族，1978年12月5日出生，现住广东省江门市。上诉人莫江鸿因与被上诉人何嘉乐、原审第三人甄万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5）江新法民一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莫江鸿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莫江鸿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遗漏认定关于雷丽娟没有与莫江鸿协议收付款项的性质为“代为履行”事实。2014年3月5日，案外人雷丽娟将258万元划给莫江鸿。根据《保证担保借款合同》，案外人雷丽娟并没有代为履行保证责任的义务。代为履行是重大财产处理，应当有当事人明确意思表示。因此，代为履行意思应当明确而不应推定，一审在收款方和付款方均不确认案外人雷丽娟代为履行的情况下，认定雷丽娟代为履行债务是错误的。二、一审认定甄万年已代何嘉乐还款理由不充分。1、一审中未有甄万年和何嘉乐的还款证据，如划款单等。2、一审判决认为“甄万年与莫江鸿代还款协议，若款项权利人对该款项的性质不予追认，应由甄万年向莫江鸿承担相应的责任……是内部之间的法律关系，莫江鸿主张的何嘉乐还本付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推理不成立。若款项权利人雷丽娟对该款的性质不予追认，代还款是无效的，对“三方”都没有约束力。因此代还款协议没有权利人追认和协议人未达成履行保证责任，而未生效。何嘉乐辩称，一、一审判决正确，莫江鸿的上诉没有任何依据，请二审无法院予以驳回；二、本案的大量证据证实甄万年已代何嘉乐向莫江鸿清偿了258万元，何嘉乐与莫江鸿的债权债务已经消灭。一审庭审中，甄万年与莫江鸿均确认2014年3月5日莫江鸿收到258万元，并于当日向甄万年出具收据，确认代还款的事实。莫江鸿与甄万年均确认3月5日的收据是真实的，该事实充分证明了甄万年已代何嘉乐向莫江鸿清偿了258万元。另甄万年清偿债务后，甄万年持转账的银行凭证和莫江鸿签名的收据向新会法院提起了代为追偿之诉，再次确认代还款的。在该代位追偿之诉诉讼过程中，案外人雷丽娟向其丈夫甄万年提供了自己银行账户的转账凭证作为证据起诉，雷丽娟也确认该258万元就是为甄万年清偿何嘉乐欠莫江鸿的欠款。另案外人甄悦浓（甄万年的姐姐）在该代位追偿之诉案件中向甄万年提供担保财产，查封了何嘉乐的财产。该事实也充分证明了甄悦浓是确认该258万元是甄万年代何嘉乐向莫江鸿清偿债务，否则其不可能提供担保财产给甄万年。三、本案莫江鸿经一审法院两次依法传唤拒不到庭，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其中，庭审中其代理人称莫江鸿当时在境外，一审法院要求庭审后五日内提供莫江鸿在境外的证据，但莫江鸿一直没有提供。莫江鸿本人拒不到庭，应承担不利的后果。同时，莫江鸿不敢亦充分证明涉案的债务已经消灭，本案涉嫌虚假诉讼。所以莫江鸿本人不敢到庭。另补充：莫江鸿代理人说雷丽娟撕毁收据的说法是错误的，该收据是莫江鸿与甄万年一审庭审中多次确认该收据是甄万年撕毁的，并非是雷丽娟撕毁的。现在莫江鸿代理人在二审期间又称该收据是由雷丽娟撕毁的，其一审与二审的陈述自相矛盾，证实莫江鸿伪造事实的说法不具有真实性，亦证明莫江鸿与甄万年恶意串通，谋取非法利益的事实。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莫江鸿的上诉，并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甄万年在本案二审诉讼过程中无作答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嘉乐与甄万年是朋友关系，经甄万年介绍而认识莫江鸿。2013年12月10日，莫江鸿作为乙方（贷款人）与何嘉乐作为甲方（借款人）及甄万年作为丙方（担保人）签订了《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约定：一、甲方现因生意周转困难，需向乙方借款258万元，该款由乙方在本合同签订三日内划入甲方指定账户。二、借款期限为30天，从到账之日起计算。三、借款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四倍计算。四、违约金：若甲方逾期一天未按期偿还本金，以本金全额为基数，按每日千分之三计至本息清偿之日止。如甲方不能如期向乙方偿还款项，丙方自愿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约定了担保范围、担保期间等，并约定“当甲方无法执行及承担本合同项内条款时，乙方有权优先追讨丙方执行”。此外，三方当事人还约定违约责任条款、争议解决条款等内容。签订上述合同后，莫江鸿通过本人银行账户于2013年12月10日分别转账1500000元和1080000元至何嘉乐银行账户。何嘉乐亦于同日出具《收款确认书》，确认“已收到莫江鸿转来借款人民币258万元”。上述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后，何嘉乐没有依时还本付息，莫江鸿遂向甄万年催讨，2014年3月5日，甄万年通过其妻子雷丽娟的银行帐户汇付258万元给莫江鸿，莫江鸿于同日在甄万年打印制作的《收据》签名确认，该《收据》内容为“本人莫江鸿确认已收到甄万年按《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约定，履行担保人责任代何嘉乐偿还借款人民币258万元（大写：贰佰伍拾捌万元）。本人对以上款项予以确认”。甄万年于2014年10月9日持有上述258万元的银行转帐凭证和《收据》向一审法院院起诉何嘉乐追偿权纠纷一案[案号：（2014）江新法民四初字第172号]，甄万年在该案起诉状中请求“何嘉乐向甄万年支付258万元及利息”，诉状的“事实与理由”中明确载明“……何嘉乐没有依约定还款期限向莫江鸿偿还借款，经莫江鸿多次追讨，甄万年于2014年3月5日根据合同的约定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向莫江鸿清偿出借款258万元。甄万年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立即向何嘉乐追讨，但何嘉乐均予以拒绝。…。”。法院于2014年11月13日向何嘉乐送达了该案的起诉状副本、证据及应诉资料等，但在该案原定的开庭日期前一天（2014年12月11日），甄万年向法院提交《撤诉申请书》，以“甄万年与何嘉乐正进行友好协商”为由撤回起诉。2014年12月15日，莫江鸿向本院对何嘉乐提起本案原一审的民间借贷诉讼，要求何嘉乐偿还借款本息及违约金。另查明，甄万年与案外人雷丽娟是夫妻关系，甄万年与案外人甄悦浓是姐弟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莫江鸿、何嘉乐涉讼借款的数额是多少？2、甄万年是否已经代何嘉乐向莫江鸿偿还258万元？2014年3月5日《收据》涉及的258万元是何性质款项？若未还款，则何嘉乐现尚欠莫江鸿的借款本息是多少？莫江鸿主张的违约金应否支持？关于莫江鸿、何嘉乐涉讼借款的数额是否258万元的问题。结合本案证据，一审法院认为莫江鸿、何嘉乐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协商一致签订书面的《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在该合同中，双方对出借方、欠款方、借款金额、付款方式、还款期限、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约定明确具体，且无歧义，莫江鸿亦按照《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的约定以银行转帐方式汇付了合共2580000元至何嘉乐的收款帐户，有银行转账凭证和何嘉乐签具的《收款确认书》予以印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莫江鸿、何嘉乐在平等自愿基础上协商一致缔结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莫江鸿、何嘉乐之间的2580000元借款债权债务关系明确，事实清楚，证据充足。何嘉乐在本案原一审、二审中对上述借款金额亦予以确认，但在本案重审中却对借款金额提出异议，辩称仅收取了借款2327921.89元用作购买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南隅路87号房屋，余款是甄万年掌控其银行卡处分支配，但其陈述与日常生活常理不符，亦有悖其此前的陈述，且除口头陈述外，何嘉乐亦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何嘉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至于何嘉乐收款后，具体作何使用，与本案莫江鸿无关，何嘉乐不能藉此为由否认借款这一事实。关于甄万年是否已经代何嘉乐向莫江鸿偿还258万元及2014年3月5日《收据》涉及的258万元是何性质款项的问题。结合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以及陈述，一审法院认为，《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后，何嘉乐没有履行还款义务，莫江鸿多次向保证人甄万年催讨及通过甄万年向何嘉乐催讨，甄万年于2014年3月5日与莫江鸿就甄万年履行担保人责任代何嘉乐偿还借款258万元一事协商一致，并已经转帐支付履行完毕，莫江鸿签具《收据》予以确认。其后，甄万年通过提起追偿权诉讼的方式将其履行保证担保责任向莫江鸿偿清借款258万元一事通知何嘉乐，莫江鸿与何嘉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宣告消灭，涉讼借款的债权即转为甄万年所享有，即何嘉乐的债权人变更为甄万年，故莫江鸿现主张何嘉乐还本付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至于莫江鸿所称在出具《收据》后，涉及所付款项的付款人雷丽娟并未出具书面凭据予以确认而撕毁了《收据》，而否认甄万年还款行为的效力，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对莫江鸿、甄万年两人的陈述，均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且莫江鸿在案件审理期间一直未能就案件的相关事实作出充分、合理的陈述，甄万年在庭审中的部分陈述又与莫江鸿在原一审、二审期间的陈述相互矛盾，莫江鸿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退一步而言，即使莫江鸿与甄万年所述属实，但甄万年明知2014年3月5日所付款项258万元属他人所有，仍擅自以该款项与莫江鸿达成履行连带保证担保责任的代还款协议，若款项权利人对该款的性质不予追认，亦应由甄万年向莫江鸿承担相应的责任，故莫江鸿与甄万年之间对2014年3月5日所付款项258万元的性质确认问题属其内部之间的法律关系，莫江鸿主张何嘉乐还本付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驳回莫江鸿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400元，诉前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5400元，由莫江鸿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莫江鸿就其上诉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莫江鸿与雷丽娟、甄悦浓于2016年4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银行汇款凭证各一份，均证明雷丽娟划款后一直不确认款项的性质为代甄万年承担担保责任。因此，莫江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将款项退回给雷丽娟。何嘉乐针对莫江鸿二审提供的证据认为：1、对其三性均不予确认。2、该两份证据是在一审判决之后莫江鸿与第三人为了对抗一审判决而恶意串通伪造的。该两份证据不具有真实性。3、该两份证据与本案的证据、事实都不符。何嘉乐在一审期间提供了大量证据证实甄万年已经代何嘉乐向莫江鸿清偿了全部的债务，而且甄万年确认雷丽娟是其妻子，雷丽娟与甄万年在相似的中都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还款。甄万年与莫江鸿通过签订收据协议的形式确认了该事实，如果甄万年不是通过其妻子雷丽娟向莫江鸿支付258万元的款项的事实，作为莫江鸿不可能出具一份正式的收据给甄万年，且收据的内容非常清晰。如果雷丽娟划给莫江鸿的款项不是代甄万年，那么该款项亦不会与合同约定258万元分毫不差。所以，该事实充分证明了莫江鸿二审期间提供的两份证据是伪造的。4、甄万年向新会法院起诉何嘉乐，主张代位追偿之诉时，如果雷丽娟是不同意该258万元是代甄万年还给莫江鸿，雷丽娟就不会将该258万元的划款原件交给甄万年作为起诉本案何嘉乐的证据。5、在甄万年起诉何嘉乐代位追偿之诉案件中，甄悦浓作为甄万年的姐姐，其主动提供自己的财产为甄万年诉本案何嘉乐代位追偿之诉一案提供诉讼保全的财产担保，一系列的事实充分证明了雷丽娟258万元还款就是代甄万年向莫江鸿还款。甄悦浓向甄万年提供财产担保查封本案何嘉乐财产的行为亦充分证明了甄悦浓清楚知道雷丽娟的258万元的款项就是代甄万年向莫江鸿还款的款项，否则甄悦浓不会提供自己的财产为甄万年诉本案何嘉乐做担保。所以，一审法院一审期间对本案事实调查得非常清楚，本案莫江鸿在二审期间否认一审法院确认的事实，明显是隐瞒事实，谋取非法利益。6、莫江鸿的行为明显不合常理，明显存在恶意串通。首先其称主动退还258万元给雷丽娟，根本有违日常的经验法则。作为一个正常的债权人，其无论收到的款项是担保人还是债务人的，其收回款项就是一种保障，其不可能将收到的款项返还给担保人，该行为明显违反常理。本院对莫江鸿二审提供的证据审查认为：不论莫江鸿提交的2016年4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银行汇款凭证是否真实，均不足以支持莫江鸿本案诉讼请求，具体理由详见本判决书论理部分。经二审审理，本院依法确认一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涉案借款是否已由保证人甄万年向莫江鸿偿还完毕，莫江鸿要求何嘉乐偿还借款258万元及利息能否成立。结合本案案情，本院作如下分析：首先，甄万年与莫江鸿在诉讼中均确认了如下事实，即甄万年曾用2014年3月5日从雷丽娟账户中汇出给莫江鸿的款项258万元，代何嘉乐偿还涉案借款，莫江鸿亦确认了甄万年作出的还款行为，并出具了《收据》予以确认。甄万年与莫江鸿双方的意思表示自愿、真实，此时，应当认为涉案借款债务因保证人甄万年的还款行为而消灭，且在不涉及到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该债务消灭的后果是不可逆的，即不得变更、不可撤销。其次，尽管甄万年在本案重审一审过程中主张，2014年3月5日从雷丽娟账户中汇出给莫江鸿的款项258万元实质上是其姐姐甄悦浓因需向莫江鸿租赁商铺经营而向莫江鸿支付的投资款（对于该陈述莫江鸿、雷丽娟、甄悦浓在重审诉讼过程中均予以认可），事后甄悦浓并不同意其用该笔款项抵销甄万年的担保债务，故该款项不能视偿还涉案债务。本院对此认为，其一，虽然在本案重审过程中，甄悦浓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与莫江鸿的《租赁合同》复印件一份，但在缺乏原件核对的情况下，该《租赁合同》复印件无法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而莫江鸿作为该该《租赁合同》载明的一方当事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也未能提交原件。因此，在仅有莫江鸿、甄万年的陈述以及雷丽娟、甄悦浓在一审法院对其调查询问时的陈述而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2014年3月5日从雷丽娟账户中汇出的258万元难以认定为系甄悦浓的投资款。其二，退一步来说，即使该雷丽娟汇出的258万元确系代甄悦浓支付给莫江鸿的投资款，但从甄万年提起的（2014）江新法民四初字第172号追偿权纠纷案的情况来看，甄万年系持有雷丽娟的转账凭证起诉，且甄悦浓提供了自有房产为甄万年该案的起诉作担保。由此，即使雷丽娟汇出的258万元本来是甄悦浓的投资款，也应推定甄悦浓、雷丽娟对于甄万年用该笔款项清偿其对莫江鸿所负有的涉案保证债务的情况是同意的，至少事后是追认的，因此就不存在侵犯甄悦浓合法利益的问题以及雷丽娟对甄万年的清偿行为不予确认的问题，也就不能否定甄万年消灭自身担保债务的行为效力。再次，在本案二审过程中，莫江鸿提供了其于2016年4月15日与雷丽娟、甄悦浓签订的《协议书》及转账凭证，拟主张其已经将雷丽娟于2014年3月5日汇入的258万元退回给了雷丽娟，并要求何嘉乐偿还借款。但如前所述，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案雷丽娟于2014年3月5日汇出的258万元难以认定为系甄悦浓的投资款，即使是投资款也不能否定甄万年消灭自身担保债务的行为效力。同时，《协议书》的形成时间亦晚于甄万年清偿担保债务且莫江鸿确认的时间。从诚实信用原则及维护交易稳定的角度出发，莫江鸿与雷丽娟、甄悦浓等人的事后行为，仅能在其三人之间形成新的法律关系，并不足以否定莫江鸿涉案借款债权已经由保证人甄万年履行保证义务而消灭的法律效果。综上所述，本案莫江鸿对于何嘉乐所享有的258万元借款债权因保证人甄万年的履行行为而消灭。甄万年履行保证债务的行为自愿、真实且得到莫江鸿的认可，其行为合法有效，且无证据显示损害了第三人合法利益，能够产生消灭莫江鸿借款债权的法律效果。莫江鸿与雷丽娟、甄悦浓等人事后签订《协议书》并退回258万元的行为，不能影响莫江鸿对于何嘉乐享有债权已经消灭的后果。莫江鸿本案要求何嘉乐偿还借款的诉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的处理正确，本院对此予以维持。至于何嘉乐是否已经偿还款项给甄万年，属于甄万年对何嘉乐的追偿问题，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院在此不作评判，若甄万年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损，可另觅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莫江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30400元，由上诉人莫江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海审 判 员  刘邦中代理审判员  罗晓云二〇一六年十一月××日书 记 员  梁启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