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09民初10087号
原告（反诉被告）：许可可。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航，浙江商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许幼高。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ＸＸ，男，系许幼高的儿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航，浙江商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沈永明。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杭挺，北京康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春，浙江正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金辉纸业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74947613-1，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河上镇联发村（江家桥）。
法定代表人：董生凤，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杭挺，北京康达（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建春，浙江正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许可可、许幼高诉被告（反诉原告）沈永明、杭州金辉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辉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据原告申请对被告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夏婧静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9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后，被告（反诉原告）沈永明提起反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许可可、许幼高委托诉讼代理人许ＸＸ以及许可可、许幼高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航（参加第二次庭审），沈永明、金辉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杭挺、周建春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五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许可可、许幼高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沈永明支付赔偿款358万元；2.沈永明支付至2016年6月30日的利息126万元；3.沈永明支付自2016年7月1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实际付款日止的未付款的利息；4.金辉公司对沈永明应付的赔偿款和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事实和理由：2011年11月30日，许可可、许幼高与沈永明订立《债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许可可、许幼高将对案外人樊敦4000余万元的债权由沈永明向法院诉讼，如最终法院判决浙江凯（科）勒聚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勒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沈永明赔偿许可可、许幼高损失600万元，如判决凯勒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按执行到位的款项，先付给许可可、许幼高600万元后，其余款项沈永明得55%。协议还对其他内容作了约定，后经法院终审判决，凯勒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2013年4月21日，沈永明向许可可、许幼高出具承诺书一份，明确赔偿许可可、许幼高600万元，分四期支付，至2014年12月30日付清。自2014年1月1日开始，对未付款项按月利率1%支付利息。2013年5月5日和2013年7月2日，许可可、许幼高与沈永明订立补充协议两份，又对沈永明赔偿600万元款项及有关内容作了约定，并由金辉公司做担保，担保期限2年。许可可、许幼高与沈永明订立协议至今，沈永明仅支付242万元，其余358万元款项一直不付。金辉公司也未承担付款责任。358万元自2014年1月1日起至今已欠利息107.40万元，2015年8月、9月共支付的90万元的应付利息共计18.60万元，上述利息合计126万元。许可可、许幼高认为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有效的合同，沈永明应按约履行义务，金辉公司对赔偿款和利息应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许可可、许幼高催讨未果，以致纠纷成讼。
被告沈永明辩称，1.沈永明与许可可、许幼高虽然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但该协议未成立、生效，也未实际履行，不能作为确定双方之间权利义务的依据，理由如下：（1）债权转让合同成立的要素包括债权转让的确定性，在案涉转让协议签订时，金额仅属于假想的金额，既然转让的债权是不确定的，就不能在之后签订的协议中予以公平体现，因此签订的协议缺乏基本要素。转让协议还应具有特定债权指向范围的确定性，转让合同签订时，有几个债务人的事实尚未明确。债权转让协议属于双务合同，但是转让协议并无沈永明支付相应对价的约定。因此该合同不是具有法律意义的转让合同，债权转让合同没有成立。（2）债权转让协议即便成立，也未生效。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债权发生转让后，出让债权的一方负有通知债务人的义务，至今许可可、许幼高仍未向债务人发出任何类似的通知，因此债权转让并未生效。（3）债权转让协议并未实际履行。自转让协议签订以来，债权仍在许可可、许幼高名下，未发生任何转移。许可可、许幼高就涉案债权一次性委托代理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后又上诉，申请执行，期间未与沈永明办理任何债权交接的手续，也未办理债权主体的变更手续，因此转让债权的所有权至今仍在许可可、许幼高手中，并未因双方《债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发生任何实质性的转移。2.转让协议中载明的内容涉及不同的法律关系，其中大部分内容均属于委托合同的内容，明显与现行法律抵触，应属无效。转让协议第2、3、4、5条约定，沈永明代理许可可、许幼高参加诉讼，决定沈永明取得分成利益或处罚，由于案件是在中院、高院处理，虽然沈永明在该协议中约定代理许可可、许幼高的诉讼，但因为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代理资格，因此没有可能参与到诉讼中，该委托基于被告沈永明作为普通公民，也缺乏代理资格而无法实际履行。协议约定根据诉讼的结果来确定奖惩，但诉讼是根据法律程序由法院进行判决，最终的结果不以沈永明的主观意志而确定，由第三方的判决来约定对沈永明进行处罚600万元，属于无效。3.许可可、许幼高要求沈永明赔偿，无论是侵权责任或违约责任，许可可、许幼高应提供证据证明具有相应的损害结果，付款承诺亦是在一种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签订的，不能据此来证明损失。案涉《债权转让协议》签订至今，沈永明只是推荐了律师，除此之外并未有其他任何行为，因该行为是无害的，未造成许可可、许幼高的任何损失，不应承担相应的赔偿。
被告金辉公司辩称，许可可、许幼高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保证期限，超过相应的诉讼时效。主债务不能成立，金辉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
反诉原告沈永明向本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1.确认沈永明、许可可、许幼高于2011年11月30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之第二条的内容无效；2.许可可、许幼高返还沈永明基于《债权转让协议》之第二条无效约定支付给许可可、许幼高的“赔偿款”242万元、垫付诉讼费693140元，合计3113140元。事实和理由：2011年11月30日，沈永明、许可可、许幼高经协商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许可可、许幼高将尚在诉讼期间的对案外人樊敦等的诉请债权4000余万元转让给沈永明所有。同时第二条约定：由沈永明代理向杭州中院起诉，如果许可可、许幼高对樊敦等的诉讼最终败诉，则沈永明赔偿支付给许可可、许幼高600万元等。2013年4月，许可可、许幼高对案外人樊敦等的股权纠纷案经二审作出终审判决，确定有效债权为2501万元及相应利息。判决下达后，许可可、许幼高以诉讼未达到目的为由，要求沈永明根据《债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约定向其出具《付款承诺书》一份，沈永明为此已先后支付给许可可、许幼高“赔偿款”计242万元，又为许可可、许幼高的诉讼垫付一、二审各项费用合计693140元。综上，《债权转让协议》签订至今，沈永明自始至终未收受过许可可、许幼高交付的任何形式的债权，许可可、许幼高也未提出过交付任何债权，因此所谓的债权转让属于有名无实，沈永明无需支付任何对价。同时，《债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约定的内容虽然名义上从属于该协议之内，但其实质内容与《债权转让协议》本身缺乏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关联，其性质应界定为委托代理合同，且事实上许可可、许幼高对案外人樊敦等的债权追讨及诉讼均由其本人进行，因此，该委托内容可视为双方并未实际履行，又根据签订诉讼代理合同的法律规定，沈永明不具备参与诉讼和委托代理的基本资格，因此，双方间关于代理以及代理的风险承担之约定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民事行为，沈永明依据无效民事行为无论已经向许可可、许幼高作出何种承诺，同时应无效，已经支付的款项应当予以返还，故沈永明特提起诉讼。
反诉被告许可可、许幼高辩称，1.沈永明反诉的诉请仅要求确认《债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的效力无效，并未请求其他条款的效力问题，如果第二条确认无效，该份债权转让协议的权利义务不对等，显然存在了逻辑上的悖论。2.案涉《债权转让协议》并非沈永明所称的委托代理合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代理的概念是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为被代理人与第三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核心要素是所有权利义务归属被代理人，纵观整份协议的约定，显然权利义务已经发生变化，归属于沈永明，如协议第三条、第四条等约定与此案有关的其他费用都由沈永明承担，沈永明无权与案外债务人进行调解，明显不符合委托代理关系的法律要素。
原告许可可、许幼高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债权转让协议》，证明许可可、许幼高与沈永明存在合同关系，约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事实；
2.付款承诺书，证明沈永明承诺赔偿许可可、许幼高600万元，并约定利息支付时间、利息计算方法的事实；
3.2013年5月5日的补充协议，证明沈永明再次明确赔偿许可可、许幼高600万元，金辉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事实；
4.2013年7月2日的补充协议，证明沈永明再次明确赔偿许可可、许幼高600万元，金辉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事实；
5.民事判决书2份，证明案涉债权经司法确认的事实。
经质证，沈永明认为，对许可可、许幼高提供的证据1-4，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理由如下：1.证据1不能判断为已经成立、生效或已经履行，除证据1，许可可、许幼高对债权转让的存在还应提供债权原始存在的依据。证据1中约定债权金额是4000万元，最终判决结果是2501万元，说明协议中约定的债权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证据1中对于沈永明应支付的款项没有相应约定，不符合双务合同的性质，有关债务人一方的人数约定也不明确。因此证据1缺乏基本要素，不能作为权利出让方的依据。按照沈永明的理解，该协议名义上是债权转让，实质是双方对诉讼成败的约定，该约定是无效的，与现行法律相抵触。证据1约定沈永明代理进行诉讼，事实上双方之间没有任何代理手续，沈永明也无代理资格，诉讼是由许可可、许幼高自己完成的，没有事实上的代理事宜，因此对于奖惩的约定是无效的，该协议不是有效的协议。2.证据2是《债权转让协议》的附件，是《债权转让协议》的一部分，既然《债权转让协议》存在不合法性，之后做出的承诺也是无效的。3.证据3、4，既然《债权转让协议》存在不合法性，该两份补充协议也是无效的。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证据反映均是许可可、许幼高本人自行委托代理律师向法院提起诉讼，且判决书确认许可可、许幼高对案外人实际债权本金为2501万，与证据1中涉及的本金3500万，差距1500万，根据沈永明了解，一审是因为案外人樊敦不进行调解所以判决，二审也征求了调解意见，最终许可可、许幼高同意调解，但与案外人樊敦调解方案有差距，所以未调解成功。金辉公司认为，对许可可、许幼高提供的证据1-4，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证据5的质证意见同沈永明的质证意见。
经审查，本院认为，许可可、许幼高提供的证据，沈永明、金辉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
反诉原告沈永明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债权转让协议》1份、付款承诺1份、补充协议2份，证明许可可、许幼高与沈永明之间有关代理、代理的风险承担的协议约定，及承诺无效的事实；
2.银行转账凭证7份，证明许可可、许幼高应返还给沈永明已支付、垫付的“赔偿款”及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用的事实；
3.农行杭州河上支行、萧农河上支行盖章的转账记录5份、朱灵峰出具的情况说明1份，证明沈永明委托案外人朱灵峰向许可可、许幼高支付“赔偿款”的事实；
4.朱灵峰身份证复印件1份、富阳区社保中心出具朱灵峰参保证明1份、富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杭州得新纸制品有限公司工商基本信息1份，证明朱灵峰的身份、工作信息。
经质证，许可可、许幼高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反而证明双方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已经实际履行且发生效力，许可可、许幼高已经将相应债权交给沈永明，双方均予以认可；对证据2以及证据3中与证据2重合的转账记录无异议，相应款项已收到，证据3中两份诉讼费支付凭证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沈永明为许可可、许幼高垫付诉讼费，反而证明双方的《债权转让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因为协议中已经约定所有诉讼费由沈永明承担；对证据3的情况说明，应属证人证言，按照证据规则，证人应出庭接受询问，因此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4中身份证复印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参保证明、基本信息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金辉公司对沈永明提供证据无异议。
经审查，本院认为，沈永明提供的证据1、2及证据3中的支付凭证，许可可、许幼高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两份诉讼费垫付凭证，一份显示汇款人为金辉公司，一份未显示汇款人、收款人信息，故不能证明待证事实；证据3中的情况说明，结合许可可、许幼高认可已收到该5笔款项，本院对待证事实予以采信；证据4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金辉公司未提供证据。
根据以上所确认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1年11月30日，许可可（甲方）、许幼高（乙方）与沈永明（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2008年7月26日，许可可、许幼高与樊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将许可可、许幼高在杭州尼罗雅花边绣品有限公司的所有股权全部转让给樊敦，转让价格4000万元，浙江力革塑胶有限公司等三公司承担还款的连带保证责任，但樊敦至今只支付500万元，许可可、许幼高两方已起诉追讨，现许可可、许幼高自愿将其对樊敦等的债权转让给沈永明，现就三方债权转让事宜约定如下：一、许可可、许幼高自愿将其对樊敦等的债权﹝本金3500万元，利息1085.8万元（暂且计算至2011年11月30日）﹞转让给沈永明，沈永明自愿受让；二、因许可可、许幼高已就上述股权转让纠纷起诉至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许可可、许幼高存在诉讼风险，在转让债权的前提下，沈永明在此承诺：代理向杭州中院起诉，如果许可可、许幼高两方对樊敦等诉讼最终败诉（特别是凯勒公司担保的败诉），造成许可可、许幼高两方损失，沈永明愿意赔偿支付给许可可、许幼高600万元，反之，如果胜诉，针对法院最终执行到的金额，许可可、许幼高先得其中600万元，剩余部分的55%归沈永明所有，45%仍归许可可、许幼高所有；三、诉讼费、律师费（2011）浙丰律字第FZ213号等与此案件有关的其他费用全部由沈永明承担；四、许可可、许幼高不可在股权转让纠纷中（与樊敦等的纠纷）与对方调解，如果违反此约定，进行了调解结案的，许可可、许幼高应赔偿沈永明600万元，除非征得沈永明书面同意；五、以上约定经三方认可，是三方的真实意义表示；……七、富阳得兴废旧物资有限公司、金辉公司为本协议沈永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等内容。该协议担保方处盖有金辉公司公章。
2011年12月1日，许可可、许幼高就与樊敦、凯勒公司、浙江力革塑胶有限公司、杭州力宏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1.樊敦支付股权转让款3500万元、逾期利息1085.8万元（根据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2倍暂计算至2011年11月30日止，请求计算至股权转让款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2.凯勒公司、浙江力革塑胶有限公司、浙江力宏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对樊敦应付的股权转让款与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等。经审理，该院于2012年11月16日判决：1.樊敦支付许可可、许幼高2501万元及相应利息损失（其中500万元自2008年8月15日起计算，301万元自2008年9月1日起计算，700万元自2009年5月1日起计算，1000万元自2010年9月1日起计算，以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2.浙江力革塑胶有限公司、浙江力宏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对樊敦的上述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驳回许可可、许幼高的其他诉讼请求。此后，许可可、许幼高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审理，该院于2013年3月6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3年4月21日，沈永明出具付款承诺一份，载明根据2011年11月30日沈永明与许可可、许幼高达成的协议，沈永明与其选定的律师作为许可可、许幼高的代理人，在与凯勒公司等的诉讼前及诉讼中由于过于乐观的估计，也未同意许可可、许幼高调解的建议，结合判决结果和履行效果，造成许可可、许幼高经济损失，沈永明同意按协议承担支付许可可、许幼高600万元的损失，600万元款项分四期支付：2013年6月30日支付50万元，2013年9月30日支付200万元，2014年6月30日支付200万元，2014年12月30日支付150万元，2014年1月1日开始对未付款项计息，利息按月利率1%计算，按付款同期付息，2013年每期付款如超出也按月利率1%计息，如未能按时足额支付上述款项则视为全额到期，前述付款不受案件申诉影响。承诺人签名处还盖有金辉公司财务专用章。
2013年5月5日，许可可、许幼高（甲方）和沈永明（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鉴于2011年11月30日达成的协议，现杭州中院和省高院均已对案件进行了宣判，沈永明要求继续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现自愿约定：1.许可可、许幼高继续按照沈永明要求配合律师提起诉讼；2.提起申诉后，若以后申诉执行到的款项，先支付沈永明按《付款承诺》中对许可可、许幼高未付清的款项600万元后，再支付沈永明在杭州中院和浙江省高院中所付的费用400万元，以及以后在最高院中支出的费用，余下执行到的款项按比例分配，许可可、许幼高得30%，沈永明得70%；3.该案在最高院诉讼、申诉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和保全不当造成的损失由沈永明承担；4.金辉公司、富阳得兴废旧物资有限公司继续为2011年11月30日协议和本协议及沈永明2013年4月21日的《付款承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2年等内容。该《补充协议》担保方处盖有金辉公司印章。
2013年7月2日，许可可、许幼高（甲方）和沈永明（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鉴于2011年11月30日达成的协议，现杭州中院和省高院均已对案件进行了宣判，沈永明要求继续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现自愿约定：1.许可可、许幼高继续按照沈永明要求配合律师对担保人凯勒公司提起申诉以及对樊敦申请强制执行；2.提起申诉以及申请强制执行后，从樊敦或凯勒公司执行到的款项，先支付沈永明按《付款承诺》中对许可可、许幼高未付清的款项600万元，沈永明在杭州中院和浙江省高院中所付的费用400万元以及在最高院申诉、申请强制执行需支出的费用。扣除上述费用后剩余部分款项，许可可、许幼高得30%，沈永明得70%，领取执行款时，许可可、许幼高应将接受执行款的银行卡或存折交付给沈永明保管；3.若有保全错误需赔偿损失的，由沈永明承担；4.金辉公司、富阳得兴废旧物资有限公司继续为2011年11月30日协议和本协议及沈永明2013年4月21日的《付款承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2年等内容。该《补充协议》担保方处盖有金辉公司印章。
许可可、许幼高认可沈永明通过案外人账户支付了部分款项，具体款项为：2013年7月前已支付17万元、2013年7月19日支付35万元，2013年11月14日支付100万元，2015年2月17日支付40万元，2015年8月28日支付30万元，2015年9月30日支付2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债权转让协议》中第二条是否有效。许可可、许幼高认为该条款是债权转让对价特殊支付方式的约定。沈永明认为该条款为委托代理合同，沈永明不具备参与诉讼和委托代理的基本资格，故系无效条款。经审查，从该份协议整体内容上来看，第一条双方明确许可可、许幼高自愿将其对樊敦等的债权转让给沈永明，沈永明自愿受让。争议的第二条约定，“在转让债权的前提下，沈永明承诺代理向杭州中院起诉”等内容。第三条约定诉讼费、律师费等，由沈永明承担。如按沈永明所说是聘请其担任诉讼代理人，则无需存在再聘请律师的约定。此外，付款承诺中沈永明表示“我与我选定的律师”。因此，虽然争议的第二条中双方使用了所谓的“代理”“起诉”等字样，但结合上下文及其它文件可知，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是诉讼代理协议，而是双方对处置债权内部分工的一个约定。沈永明主张该条款无效并要求返还已支付款项的诉讼请求，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合《债权转让协议》、付款承诺及两份《补充协议》，实际系双方对收回债权的风险、利益等做出的约定，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债权转让协议》签订于诉讼前，该协议明确约定如关于凯勒公司担保败诉，由沈永明赔偿许可可、许幼高600万元。诉讼后，沈永明也出具付款承诺、《补充协议》，多次对应向许可可、许幼高支付的款项予以了确认，其中在付款承诺中明确表明在诉讼前及诉讼中由于其与其选定的律师过于乐观的估计，也未同意许可可、许幼高的调解建议，结合判决结果和履行效果，造成许可可、许幼高经济损失，同意分期支付许可可、许幼高损失并约定逾期支付相应利息。现沈永明未付清上述款项，其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虽然在《补充协议》中约定若申诉以及申请执行得到的款项，先支付沈永明按《付款承诺》中对许可可、许幼高未付清的款项，但该约定并未免除沈永明的支付义务，因此，沈永明的相应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未付款项沈永明仍需承担给付责任。原告主张的延期付款利息，在付款承诺中有明确约定，该约定应属有效，沈永明应按约履行。沈永明最后一次款项的支付时间为2015年9月30日，诉讼时效中断，中断时起诉讼时效重新起算，故许可可、许幼高的起诉并未超出诉讼时效期间。担保期限一般是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的一段时间，《补充协议》约定担保期间2年，一般理解为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2年，金辉纸业自愿为沈永明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应按约定的保证方式和保证范围承担保证责任。综上，许可可、许幼高主张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沈永明主张的反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沈永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许可可、许幼高358万元；
二、沈永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许可可、许幼高截至2016年6月30日的利息126万元；
三、沈永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许可可、许幼高358万元自2016年7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
四、杭州金辉纸业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至三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五、驳回沈永明的反诉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4552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50520元，由沈永明负担，杭州金辉纸业有限公司负连带责任；反诉案件受理费31706元，减半收取15853元，由沈永明负担。
许可可、许幼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沈永明、杭州金辉纸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夏婧静
人民陪审员 陈清蓉
人民陪审员 徐国芳
二〇一七年六月一日
书 记 员 王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