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2民终50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肖树昌，男，1969年3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江安县，现暂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晨楠，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百家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沧林路117号6楼。
法定代表人：林玉龙，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小兰,福建力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烈，福建力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官利德，男，1974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明溪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中贵，男，1962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现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永照，男，1973年6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现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县。
上诉人肖树昌、百家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家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官利德、蒋中贵、吴永照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2017）闽0205民初5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肖树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肖树昌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一、肖树昌常年连续在厦门务工，且已提供暂住证予以佐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5条的规定，应适用厦门地区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二、肖树昌在外敲打墙期间，每日工资为人民币300元，因本次事故住院32天，伤后评定误工期限120天，共计152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的规定，误工费主张于法有据。
百家安公司辩称：一、百家安公司依法不应对肖树昌的赔偿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方面，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百家安公司将案涉的垃圾清除作业发包给蒋中贵、吴永照承揽，而后蒋中贵、吴永照将该作业转包给官利德承揽，肖树昌直接受雇于官利德。故，百家安公司与肖树昌之间无雇佣关系，对其损害不应承担赔责任。另一方面，百家安公司分包给蒋中贵、吴永照的案涉垃圾清除作业内容为土头清理兼具必要的墙面敲打，实质属于杂工，并不需任何相关资质。一审法院在无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直接认定蒋中贵、吴永照不具有涉案垃圾清除作业相应资质，要求百家安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对肖树昌应自行承担的比例认定过低，有失公允。肖树昌作为有一定工地经验的完全民事行为人，在从事敲打、搬运土石此类几乎无危险可言的承揽作业中，竟会从龙门架上坠落受伤，其受伤的主要原因是自己的粗心大意导致。故，肖树昌对自己的损害应负主要责任，一审法院未综合考量本案情况，仅让肖树昌自行承担10%损失的做法有失公允。三、一审法院对残疾赔偿金、误工费金额认定部分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不应调整。残疾赔偿金，肖树昌系农村户籍，而其在一审中提交的暂住证不能证明其经常居住地为厦门，即事发前其在厦门未连续居住生活一年以上，故不适用厦门城镇居民收入标准。关于误工费，肖树昌在一审中未举证其有固定工作，其在本案中受雇于官利德从事短期敲墙的工资更不符合固定工作的定义，故一审法院参照同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符合法律规定。
官利德未提出答辩意见。
蒋中贵、吴永照辩称：肖树昌的暂住证中间断了好几个月，应按照当地农村而不是厦门农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
百家安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百家安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百家安公司需对肖树昌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认定事实不清，错误适用法律。一方面，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百家安公司将案涉的垃圾清除作业发包给蒋中贵、吴永照承揽，而后蒋中贵、吴永照将该作业转包给官利德承揽，肖树昌直接受雇于官利德。故，百家安公司与肖树昌之间无雇佣关系，对其损害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另一方面，百家安公司分包给蒋中贵、吴永照的案涉垃圾清除作业内容为土头清理兼具必要的墙面敲打，实质属于杂工，并不需任何相关资质。一审法院在无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直接认定蒋中贵、吴永照不具有涉案垃圾清除作业相应资质，要求百家安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肖树昌作为有一定工地经验的完全民事行为人，在从事敲打、搬运土石此类几乎无危险可言的承揽作业中，竟会从龙门架上坠落受伤，其受伤的主要原因是自己的粗心大意导致。故，肖树昌对自己的损害应负主要责任，原审法院未综合考量本案情况，仅让肖树昌自行承担10%损失的做法有失公允。三、一审法院认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营养费等费用无法律依据且过高，依法应予调整。
肖树昌辩称：百家安公司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蒋中贵、吴永照个人，知晓二人自行组织人员或违法转包他人施工，没有办法保证现场施工安全，也没有派员到现场进行安全生产管理，而蒋中贵、吴永照作为第二发包人亦应当知道官利德不具备相应资质，也不能提供安全生产的条件，因此官利德、蒋中贵、吴永照、厦门百家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应当承担本案的连带赔偿责任。
官利德辩称：不赞同百家安公司的上诉意见。
蒋中贵、吴永照辩称：百家安公司歪曲事实。敲打和清理是包给蒋中贵、吴永照，运输是蒋中贵、吴永照请人运输，但钱是百家安公司支付。
肖树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官利德赔偿肖树昌残疾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损失332362元；二、蒋中贵、吴永照、百家安公司对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4日，官利德招揽肖树昌至厦门市海沧区新阳的清洁楼从事敲打墙壁工作。2016年11月7日，肖树昌在敲打墙面过程中从梯子上坠落受伤。肖树昌受伤时官利德正在现场，其立即将肖树昌送往厦门市海沧医院救治至2016年12月9日出院，共住院32天，花费医疗费用22784元，均由官利德、蒋中贵、吴永照等人代付，肖树昌未支出任何费用。自肖树昌住院起，官利德即安排案外人暨本案证人龙某全天全程护理至其出院。2016年12月12日，肖树昌向厦门市海沧区劳动争议仲裁委会（以下简称海沧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裁决：确认肖树昌与百安居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7年1月18日，海沧仲裁委依法驳回肖树昌的申请请求。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肖树昌申请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肖树昌的伤残等级、误工期进行鉴定。2017年4月26日，福建义成司法鉴定所作出闽义成司鉴【2017】临鉴字第13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肖树昌于2016年11月7日受伤，致脾破裂等，经治疗与恢复，其脾破裂切除术后现状构成八级伤残；伤后误工期120天。一审法院另查明：1、百家安公司承包了厦门市海沧区联盛清洁楼和新光清洁楼的敲打工程，后将其中的部分劳务工程发包给蒋中贵、吴永照，蒋中贵又招揽了官利德从事其所承包的上述工程的劳务工作，官利德的报酬由蒋中贵、吴永照支付。官利德于2016年10月31日到案涉工地开工。2、在起诉时，肖树昌仅将官利德列为本案被告，在审理过程中，官利德申请追加蒋中贵、吴永照作为本案被告，肖树昌申请追加百家安公司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一审法院经审查依法予以准许。
一审法院认为，针对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查明、分析并认定如下：
一、关于肖树昌受伤地点的认定。肖树昌主张其系在联盛清洁楼工作过程中受伤，官利德对此予以认可，蒋中贵、吴永照、百家安公司均辩称因事发时其未在现场，故肖树昌的受伤地点是否在联盛清洁楼难以确认。肖树昌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裁决书》以及两张清洁楼的照片作为证据，官利德则提供了证人周某和证人龙某的证言予以补充证明。蒋中贵、吴永照、百家安公司对两张照片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并一致确认照片中显示的“新嘉清洁楼”右手边的那栋楼即为联盛清洁楼。证人周某作为事发时正在联盛清洁楼从事垃圾清扫工作的工人，出庭作证称“肖树昌受伤时我在现场，他当时正在打屋里的墙，敲打时土头砸到梯子，梯子动了一下，肖树昌就从梯子上摔下来了”，并当庭指认照片中“新嘉清洁楼”右手边那栋楼即为其当时在做工的工地。一审法院认为，证人周某与本案当事人均无利害关系，其作为当时在场人员之一，对于自己在现场所见所听的描述真实可信，其证言可以采信，结合蒋中贵和吴永照在庭审中确认在事发前有见过肖树昌在联盛清洁楼做工以及其无证据证明事发时肖树昌有在其他工地做工、2016年11月7日案涉工地尚有收尾工作未完成、官利德在事发时将肖树昌送至医院后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吴永照及百家安公司经理告知肖树昌受伤情况等事实，一审法院采纳肖树昌及官利德的主张，认定肖树昌的受伤地点在联盛清洁楼。
二、关于本案各方之间关系的认定。1、肖树昌系受雇于官利德抑或蒋中贵、吴永照：肖树昌主张其受雇于官利德，并提交官利德于2016年12月12出具的《证明》作为证据。《证明》上官利德自认其于2016年11月4日叫肖树昌至案涉工地敲打墙壁并由其向肖树昌支付300元/天的工钱，以敲打工程进度为结算依据；2016年12月6日其向肖树昌支付了700元生活费，工钱未结算。官利德辩称其系帮蒋中贵代招肖树昌到案涉工地务工，肖树昌是蒋中贵、吴永照雇佣的工人。蒋中贵、吴永照则辩称其只与官利德存在劳务转包关系，与肖树昌没有任何关系，肖树昌是官利德雇佣的工人。在庭审中，关于肖树昌施工的设备工具由谁提供问题，官利德称肖树昌开工的第一天工具是由蒋中贵、吴永照提供，后第二天发现工具不够官利德就从自己家里带了部分工具到工地使用，第三天或第四天蒋中贵、吴永照将属于他们二人的工具取走；蒋中贵、吴永照则称因一开始招募官利德是做点工，第二天官利德认为点工不划算，要做包工，故其二人便将其从百家安承包的劳务作业转包给官利德，既为包工，自然应由官利德自行提供工具，故其二人便于第二天将自己的工具从案涉工地取走。一审法院认为，从上述官利德与蒋中贵、吴永照的陈述中可知，无论蒋中贵、吴永照是在官利德开工（2017年10月31日）的第二天抑或第四天将工具从工地撤走，至2017年11月4日肖树昌到工地务工时，所使用的工具已是官利德所供。综合上述查明的事实，本案中肖树昌系接受官利德安排从事敲打工作，由官利德提供施工的设备工具，并由官利德向其按日结算发放敲打工作的报酬，故应认定肖树昌系官利德的雇员，与官利德之间存在雇佣关系。2、官利德与蒋中贵、吴永照之间系雇佣关系抑或转包关系。蒋中贵、吴永照称其与官利德之间是包工关系，即其是将从百家安公司承包的敲墙等劳务作业工程转包给官利德，双方按工地上实际已敲打的建筑面积按量结算报酬，为证明其主张，二人提供了一张下方签名为“官利德”、上方载明敲打各种项目材料的单价明细单作为证据；官利德称则其2016年11月6日前与蒋中贵、吴永照是包工关系，2016年11月7日是点工关系即雇佣关系，并提供一份载明敲打不同建筑材质单价和面积的结算单作为证据欲证明其主张。一审法院认为，从蒋中贵、吴永照提供的项目材料价款明细单与官利德提供的结算单看，虽然两份证据中载明的敲打单价不相一致，且双方互不认可对方证据的真实性，但两份证据却可以相互印证蒋中贵、吴永照与官利德之间系依敲打建筑的实际面积结算报酬，且官利德对前6日的其与蒋中贵、吴永照之间系包工关系亦予以认可，在庭审中也确认了其与蒋中贵、吴永照所结算的报酬中包括了肖树昌的工作量，虽其还辩称2016年11月7日其是按点工结算报酬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官利德系以自己的设备工具、技术能力、雇员劳力和工作安排，独立完成案涉工地敲打工作，并依敲打的成果与蒋中贵、吴永照结算报酬，由此可以确认官利德与蒋中贵、吴永照之间系承包关系而非雇佣关系。3、百家安公司与蒋中贵、吴永照之间的关系。百家安公司称其仅将联盛和新光两个清洁楼的敲打工程中的土头清理业务分包给蒋中贵、吴永照，而土头清理业务不需要资质。蒋中贵、吴永照对其二人与百家安公司之间系劳务工程承包的关系予以认可。一审法院认为，从百家安公司提交的证据《付款凭证》上看，上面载明付款给吴永照的费用包括清洁楼的敲打费和清理费，故应认定百家安公司发包给吴永照、蒋中贵的工程内容包括清洁楼的敲打业务和土头清理业务，百家安公司的上述辩称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
三、肖树昌诉求的各项损失的认定。1、残疾赔偿金。经福建义成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肖树昌构成八级伤残。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残疾赔偿金依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肖树昌系农村户籍，而其提供的厦门市公安局钟山派出所颁发的暂住证载明的暂住日期均为2014年10月至2015年10月、2016年3月至2017年11月，不能证明事发前其在已厦门居住生活一年以上。因此，其残疾赔偿金应以2016年度厦门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8885元作为计算标准，即残疾赔偿金为113310元（18885元/年×20年×30%）。2、误工费。误工费应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或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确定。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本案中，经第三方鉴定机构鉴定，肖树昌伤后误工时间为120天，故其因伤误工的总时间应为住院32天+伤后误工时间120天共计152天。由于肖树昌未举证证明其近三年收入状况，故其收入状况以参照2015年度厦门市建筑业职工（含劳务）人18033元（53248元/年÷365天×152天）。3、住院期间护理费。肖树昌住院期间由官利德指派案外人暨本案证人龙某对其进行全天全程护理，肖树昌并未有护理费损失，故肖树昌主张住院期间护理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4、住院伙食补助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肖树昌共计住院32天，其主张的60元/天的标准计算未超过厦门市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支持，故肖树昌的住院伙食补助费共计1920元（32天×60元/天）。5、营养费。本案事故造成肖树昌受伤住院治疗、并构成八级伤残，其确有加强营养的需要，但其主张的金额过高，酌情以医疗费的10%计算其营养费为2278元。6、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肖树昌因本起事故造成的伤残情况，其确实遭受到较为严重精神损害，故其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予以支持，但其所主张的数额20000元过高，酌定其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5000元。7、交通费。肖树昌虽未提供交通费票据，但考虑其出院及门诊复查均须选择适当的交通工具，酌情支持交通费300元。综上，肖树昌因本案事故造成的损失为：残疾赔偿金113310元、误工费1803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920元、营养费227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交通费300元，共计150841元。
四、对肖树昌上述损失的赔偿责任的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肖树昌与官利德形成劳务关系，肖树昌在提供劳务时受到伤害，官利德作为雇主未提供足以保障人身安全的生产条件，存在重大过错，应对其雇员即肖树昌所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同时，经庭审查明，肖树昌系有一定敲打建筑经验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明知官利德不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条件，在提供劳务时也未能自行选择合适的位置敲打墙面，致使其为躲避敲打过程中掉落的土块而从龙门架上坠落受伤，其自身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也存在一定过错，应相应减轻雇主官利德的民事赔偿责任，酌定其自行承担10%的损失，由官利德承担90%的损失赔偿责任。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之规定，本案百家安公司将案涉敲打建筑劳务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或未能提供安全生产条件的蒋中贵、吴永照个人，其应当知道蒋中贵、吴永照自行组织人员或违法转包给他人施工无法保证施工现场安全，也未派员对现场的安全生产进行管理；而蒋中贵、吴永照作为第二发包人亦知道或应当知道作为个人的官利德并不具备相应资质或未能提供安全生产条件，故百家安公司、蒋中贵、吴永照应当与官利德对肖树昌受伤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肖树昌因本案事故造成各项损失共计150841元，官利德应依法承担90%的赔偿责任即135757元；蒋中贵、吴永照、百家安公司依法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官利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肖树昌残疾赔偿金、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精神损害赔偿金、交通费等损失共计135757元。二、蒋中贵、吴永照、厦门百家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对上述赔偿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肖树昌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一、本案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营养费用等如何认定。二、肖树昌本人在该起事故中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三、百家安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一、误工费、残疾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营养费用如何认定的问题。肖树昌虽上诉主张应按照300元每天的工资标准计算误工费，因其未举证证明，且蒋中贵、吴永照均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参照2015年度厦门市建筑业职工人均收入计算并无不当。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肖树昌虽上诉主张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但其本人出具的暂住证载明的在厦门的暂住日期为2014年10月至2015年10月、2016年3月至2017年11月，不能证明事发前其在已厦门居住生活一年以上，故一审法院按照2016年度厦门农村居民收入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应予以维持。至于百家安公司上诉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和营养费过高应予调整问题，百家安公司并未就过高程度及应如何调整进行举证说明，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案件事实酌情认定的赔偿数额合理，百家安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二、肖树昌本人在该起事故中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肖树昌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一审中确认经常从事土头敲打工作，应已累积足够的常识和经验选择合理的位置敲打墙面以避开掉落的土块，而本案中肖树昌未能选择合适位置，导致敲墙中因土块掉落而坠落摔伤，本身具有一定程度过错，一审法院认定其仅承担10%的损失比例过低，本院予以纠正,酌定提供劳务一方肖树昌自行承担30%的损失。官利德作为接受劳务方，因不具备相应资质也未提供安全生产条件，对肖树昌受到的损害负有较大责任，酌定承担70%的损失。肖树昌因本案事故造成各项损失共计150841元，官利德应依法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105588.7元。
三、百家安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所涉墙面敲打工程属建筑工程施工内容，需具备相关资质。百家安公司将敲打建筑工程发包给不具有施工资质的蒋中贵、吴永照，蒋中贵、吴永照再转包给不具有施工资质的官利德，虽然百家安公司与肖树昌之间没有雇佣关系，但仍应和蒋中贵、吴永照共同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与官利德对肖树昌受伤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肖树昌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依法应予驳回；百家安公司关于肖树昌责任比例过低的上诉请求可予以支持，其余请求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2017）闽0205民初509号民事判决；
二、官利德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肖树昌残疾赔偿金、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精神损害赔偿金、交通费等损失共计105588.7元。
三、蒋中贵、吴永照、厦门百家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对上述赔偿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驳回肖树昌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761.81元，减半收取880.91元，由肖树昌负担601.05元，由官利德、蒋中贵、吴永照、厦门百家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共同负担279.86元。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78.78元，由肖树昌负担173.06元，由厦门百家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共同负担605.7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桦
审判员 庄伟平
审判员 许向毅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李仁莹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