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最高法民终2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负责人：朱森,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凌霄，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娟，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负责人：张群，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寇星明，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欣桐，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以下简称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因与被上诉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民初23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凌霄、孙娟，被上诉人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寇星明、刘欣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上诉请求：1.将本案依法移送刑事侦查部门处理或依法中止本案审理直至本案刑事案件终结；2.如本案未移送则发回重审或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驳回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律师费由宁波银行深圳分行负担。
事实和理由：（一）本案应移送公安部门处理或中止审理。案涉6亿元商业承兑汇票（以下简称承兑汇票）涉嫌票据诈骗犯罪，已由公安部指定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立案侦查。其中，游训策［湖南宝泰丰蔬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泰丰公司）及长沙正和果蔬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主谋，已被法院判决行贿罪并因涉嫌票据诈骗罪被再次追究刑事责任；因受贿而配合游训策完成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以下简称南粤银行长沙分行）出具案涉承兑汇票虚假远期回购协议的蒋勇平，也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刑；票据中介湛含红、戴金斌已被刑事拘留，并进一步被依法追究案涉票据诈骗的刑事责任。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三家银行的案涉承兑汇票承办人与上述嫌疑人合谋策划，配合操作案涉承兑汇票的后续虚假转贴现，并违法违规操作，导致6亿元资金流入诈骗主犯游训策手中。因此，案涉承兑汇票实际系为骗而生、为骗而流转，根本不是合法真实的票据民事行为，案涉承兑汇票在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和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之间流转，仅是刑事诈骗事实的一部分，与已判决的和刑事立案侦查的票据诈骗案属同一事实和法律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经济犯罪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十二条的规定，本案应移送公安部门处理或者中止审理。（二）一审法院以票据追索权法律关系立案、审理，却以合同法律关系进行判决，且未追加合同相对方和第三人以查明事实分清责任，导致本案错审错判。1.一审法院立案及审理时，均将本案定性为“票据追索权纠纷”，依照票据关系着重审理票据形式合法性，限定了当事人对合同签订和履行事实的陈述、举证和抗辩范围，导致本案其他合同关系责任人和侵权人被一审法院排除在外，而将票据诈骗行为的受害人错判为合同关系责任人。在票据合同关系与票据关系产生竞合时，一审法院未释明本案审理的法律关系，仅在判决书中释明是票据合同纠纷，导致本案漏查合同事实，本案应发回重审或者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2.如以票据合同纠纷进行审理，应对票据资产本身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在一审中申请追加票据资产的出票人、直贴行、担保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以该等事实对本案票据关系设立不产生影响为由驳回了请求，导致定案事实和法律适用错误。3.案涉双方票据资产交易属于非正常合法的票据资产交易，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进行调整。由于合同双方均属于被刑事诈骗的受害人，不应由被害人一方向另一方受害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三）即使排除案涉《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以下简称《转贴现合同》）是因刑事诈骗而签订的无效合同，《转贴现合同》也因违反了强制性法律规定及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而无效。1.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取得承兑汇票时未支付转贴现价款。2.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依据《转贴现合同》取得承兑汇票时，并未审核直贴的付款凭证，也未要求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提供转贴现凭证。3.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在《转贴现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故意忽视承兑汇票与跟单贴现凭证存在文义性的不一致，存在重大过错。案涉6亿元汇票为商业承兑汇票，包头市南郊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头南郊农信社）出具的已直贴付款的贴现凭证中，汇票种类为“银承”，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明知案涉承兑汇票与跟单贴现凭证文义不一致，依然对案涉承兑汇票进行转贴现，存在重大过错。案涉金融机构明知有关承兑汇票转贴现的法律规定，却恶意串通对案涉承兑汇票进行违法流转，配合出资行实施非法融资，各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主观意图明显，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和第五项的规定，《转贴现合同》为无效合同，合同无效的后果应由刑事诈骗加害人、担保人对合同双方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四）即使《转贴现合同》合法有效，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包头南郊农信社之间为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依据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包头南郊农信社之间的《票据代理转贴现协议》，应当追加包头南郊农信社为本案第三人，并由包头南郊农信社向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承担合同责任。（五）即使《转贴现合同》有效，也应追加实际用款人宝泰丰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游训策、未履行直贴义务的直贴行包头南郊农信社、票据付款担保人南粤银行长沙分行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承担相应责任。（六）《转贴现合同》依法为无效合同，一审法院判决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承担利息、费用和律师费缺乏法律依据。
宁波银行深圳分行辩称，（一）本案程序合法，不应中止审理或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票据诈骗刑事犯罪法律关系与本案票据转贴现法律关系的主体、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均不同，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根据《经济犯罪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十条的规定，本案不应中止审理。即使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具体承办人已被证实涉嫌刑事犯罪，根据《经济犯罪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也应承担因签订《转贴现合同》而产生的民事责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包头南郊农信社并非《转贴现合同》的缔约主体，也无证据显示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曾于《转贴现合同》签订前，向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披露其与包头南郊农信社可能存在代理转贴现关系的事实，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系以其自身名义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签订《转贴现合同》，理应以自身名义对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承担合同责任，与案外人无关。同理，票据资产的出票人、实际用款人、直贴行、票据付款担保人等也非《转贴现合同》的缔约主体，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票据纠纷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票据在上述主体间的流转是否合法、交易行为是否合法有效、有无票据合同交易担保人等均不影响票据本身的法律效力，继而不影响《转贴现合同》的效力。因此，上述主体均不应被追加为本案第三人。（二）《转贴现合同》已成立并生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根据票据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不论南粤银行长沙分行、包头南郊农信社在案涉承兑汇票签发和背书转让过程中的签章是否真实，也不论是否已启动刑事诉讼程序，均不影响案涉承兑汇票本身的真实性和案涉承兑汇票在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之间背书转让的效力。另据《票据纠纷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案涉承兑汇票不因其他票据所涉主体之间的交易瑕疵而丧失权利。本案当事人双方在一审中均认可《转贴现合同》的真实性，无任何证据显示缔约双方意思表示存在不自由、有瑕疵的情形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即便《转贴现合同》有效力瑕疵，已通过双方的履行行为予以补正。此外，即便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对案涉承兑汇票的处分权有权利瑕疵，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也已通过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善意取得相应的票据权利。（三）案涉承兑汇票被退票、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受追索系不争事实，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有权要求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承担违约责任。（四）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应当依约支付票款利息。我国法律并未规定利息可以根据公平原则作出调整，调整本案利息没有法律依据。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已就票款本息全额承担清偿责任，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理应承担清偿责任。（五）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已实际支付律师费，且未主张更换律师产生的新费用，故原律师费系其为实现债权产生的合理费用，依据《转贴现合同》第六条B款第2项之约定，理应由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承担。（六）案涉承兑汇票本身真实，其记载事项完整、背书连续、文义规范，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已履行形式审查义务，其主观上没有过错，根据票据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作为案涉承兑汇票的前手、卖方和收款方对案涉承兑汇票负有法定的瑕疵担保责任。同时，《转贴现合同》第五条B款第1项也明确约定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对案涉承兑汇票的要式性和文义性、业务资料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有审核和查询的义务，对其信用状况有评估义务，对其贸易背景及相应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和完整性负全部责任。恒丰银行南通分行违反前述法定、约定义务，将案涉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其主观过错明显。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的付款时间既未违反合同约定，更不影响合同和票据的效力，不存在所谓“倒打款”行为。即便案涉承兑汇票流转过程确实存在“倒打款”情形，也属于银行业监管范畴，并不影响《转贴现合同》及其他法律行为的效力。综上，请求本院依法驳回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上诉请求。
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偿还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承兑汇票票款本金4亿元及迟收利息（迟收利息自汇票到期日起按日万分之五计至该款项全部清偿日止，暂计至2016年4月28日为2740万元）；2.判令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支付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等追偿费用及其所承担的相应费用损失350万元（暂计，具体以实际支付为准）；3.本案诉讼费由恒丰银行南通分行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10日，宝泰丰公司向长沙正和果蔬科技有限公司开具6张承兑汇票（票号：0010006123672255—0010006123672260），金额合计6亿元。2015年6月11日，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甲方）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乙方）签订《转贴现合同》，约定由甲方对乙方持有的上述6张承兑汇票进行转贴现，汇票票面金额共6亿元，贴现金额585600833.84元，贴现年利率为4.67%。其中，合同第四条A.甲方的权利第2项约定：托收本合同项下的承兑汇票时，如遇承兑人拒绝付款，甲方将按票据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合同第七条的规定向乙方追索；第五条B.乙方的义务第4项约定：若承兑人无足额款项用于支付到期承兑汇票承兑金额，由乙方在票据到期日先行支付上述款项并划付甲方指定账户，乙方违反此约定，由乙方支付甲方上述承兑汇票本金和该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第六条B.乙方的违约责任第2项约定：未履行本协议规定的其他义务给甲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甲方由此而发生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票据法第七十条的费用，应涵盖律师费、公证费等追偿费用；第七条约定：甲方在其为乙方办理转贴现的每份承兑汇票项下对乙方具有追索权。甲方应在收到有关拒绝付款证明和商业承兑汇票退票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发出书面追索通知。乙方应保证在收到甲方追索通知之次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及迟收利息（按汇票金额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自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足额划入甲方指定账户。上述合同签订当日，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将转贴现款585816666.66元支付给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将6张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宁波银行深圳分行。
2015年6月11日当日，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又与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签订《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由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对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持有的案涉6张承兑汇票进行转贴现，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系案涉6张承兑汇票的最后持票人。2015年12月7日，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委托承兑人宝泰丰公司的开户行南粤银行长沙分行收款，但宝泰丰公司未于案涉6张承兑汇票到期日即2015年12月10日付款，南粤银行长沙分行于2015年12月14日出具6张《支付结算退票理由书》，退票理由为：付款人账户余额为零，无款支付。2016年3月15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就上述《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之间产生的纠纷，案号为（2016）粤民初11号，该案审理期间，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于2016年4月12日向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支付了号码为0010006123672255、0010006123672256两张承兑汇票项下的票面金额及相应迟收利息共计212100000元。2016年11月18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粤民初11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1.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支付承兑汇票金额400000000元及迟收利息（从2015年12月14日起算至实际清偿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2.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赔偿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律师费2300000元；3.驳回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此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25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终229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业已生效。2017年7月6日，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向民生银行广州分行转账支付了（2017）最高法民终229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各项费用共计518649300元。
2016年4月28日，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甲方）与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处理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票面金额4亿元票据纠纷案件的第一审诉讼。协议四、律师费的支付约定：双方商定本协议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律师费120万元。2016年6月17日，宁波银行深圳分行通过网银向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转账支付120万元律师费。
一审法院认为，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提起本案诉讼，在民事起诉状中明确其系“依据与被告签订的《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约定，主张被告立即清偿前述四份汇票项下的本金、迟收利息及追偿费用等一切实际损失”，因此，本案系合同纠纷。引发本案纠纷的合同系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签订的《转贴现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约束的主体应为签订合同的当事人，因此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向一审法院申请《转贴现合同》之外的包头南郊农信社等主体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理据不足，不予采纳。
2015年6月11日，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签订《转贴现合同》，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本案汇票转贴现业务系发生在两家银行之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票据业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5]235号）第一条第三款“贴现银行向其他银行转贴现或向人民银行再贴现时，不再提供贴现申请人与其前手之间的交易合同、增值税发票或普通发票，但需对票据的要式性和文义性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规定承担审核责任”之规定，此类转贴现业务中，已无需再提供贴现申请人与其前手之间的交易合同、增值税发票或普通发票，亦即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作为转贴现银行并不负有对案涉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是否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进行审查的义务，因此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以此为由主张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没有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失，不应再享有票据权利，理据不足。《转贴现合同》签订当日，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即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支付了转贴现款，款项交付的时间并未违反合同约定。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答辩认为上述贴现款项实际系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先将资金付给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再将资金划给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因此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在案涉承兑汇票转贴现业务中存在“倒打款”的重大违规行为，依法不享有票据权利，理据不足，不予采纳。
2015年6月11日当日，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又与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签订《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由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对案涉承兑汇票办理转贴现，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系案涉承兑汇票的最后持票人。后因付款人宝泰丰公司的账户余额为零，南粤银行长沙分行出具了《支付结算退票理由书》，对案涉承兑汇票进行了退票。经生效的（2017）最高法民终229号民事判决判令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向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支付承兑汇票金额400000000元及迟收利息（从2015年12月14日起算至实际清偿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该款项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已实际支付。由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未能在票据到期日前先行向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支付案涉4张承兑汇票的票据款项及相应迟收利息，根据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签订的《转贴现合同》第五条B.乙方的义务第4项“若承兑人无足额款项用于支付到期商业承兑汇票承兑金额，由乙方在票据到期日先行支付上述款项并划付甲方指定账户，乙方违反此约定，由乙方支付甲方上述商业承兑汇票本金和该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以及第七条“乙方应保证在收到甲方追索通知之次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及迟收利息（按汇票金额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自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足额划入甲方指定账户”之约定，宁波银行深圳分行起诉请求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应向其支付汇票金额4亿元以及按日万分之五标准支付相应的迟收利息，符合合同约定，也未违反法律规定。由于案涉承兑汇票迟收利息的起算日应扣除三日的托收在途时间，且生效的（2017）最高法民终229号民事判决所判决的案涉承兑汇票的迟收利息起算时间亦是作如此认定，即从2016年12月14日起开始计算迟收利息。综上，一审法院确认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应向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支付汇票金额4亿元及相应迟收利息（迟收利息按每日万分之五，自2015年12月14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主张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过高，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予以调整，不予采纳。
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主张为本案诉讼，其已向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转账支取120万元律师费，并因其与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的（2016）粤民初11号案件承担支付了230万元律师费，因此为实现本案债权而支出的追偿费用共计350万元，为此提交了《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宁波银行网上银行交易凭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229号民事判决书、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清算业务单、中国民生银行记账凭证予以佐证。由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在本案中支付的120万元律师费的收费标准并未违反相关规定，因此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主张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应赔偿其律师费120万元，符合《转贴现合同》第六条B.乙方的违约责任第2项“未履行本协议规定的其他义务给甲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甲方由此而发生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票据法第七十条的费用，应涵盖律师费、公证费等追偿费用”的约定，也未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至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在另案中承担的230万元律师费，并非追收本案债权所必需发生，因此对该230万元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的部分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予以支持。依照票据法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1.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支付承兑汇票金额4亿元及迟收利息（从2015年12月14日起算至实际清偿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2.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赔偿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律师费120万元；3.驳回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为支持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包括：证据1.《恒丰银行关于被票据诈骗的报案函》；证据2.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立案告知书》；证据3.《包头南郊联社关于被票据诈骗的报案材料》；证据4.《告知书》；证据5.《商业承兑汇票查询（复）书》；证据6.商业承兑汇票及贴现凭证各4份；证据7.清单3份；证据8.《商业汇票转贴现合同》；证据9.《广东南粤银行信贷业务审批通知书》；证据10.《授权委托书》；证据11.《商业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证据12.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1刑终1193号刑事裁定书；证据13.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229号民事判决书。上述证据以证明本案事实和法律关系与已立案侦查的票据诈骗案属同一事实和法律关系,本案应移送刑事侦查部门处理或者中止审理。
第二组证据包括：证据14.应诉通知书；证据15.传票。上述证据以证明一审法院受理案由错误，导致错审错判。
第三组证据包括：证据16.《商业承兑汇票查询（复）书》（同证据5）；证据17.商业承兑汇票及贴现凭证各4份（同证据6）；证据18.清单3份（同证据7）；证据19.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收付款清单。上述证据以证明《转贴现合同》的签订及履行因系通谋虚伪行为，并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合同约定而无效。
宁波银行深圳分行质证认为，证据1系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单方制作，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恒丰银行总行并非《转贴现合同》的签约主体，案涉承兑汇票的各经手人案发地、损害结果地均非烟台市，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无法律依据。证据3-4，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未参与该文件的制作，该文件载明的内容也未经刑事侦查和审判程序认定，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证据5-7无原件，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仅凭“银承”二字，无法证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已向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披露其与案外人存在票据贴现代理法律关系，也无法证明存在导致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之间表意不自由或表意有瑕疵等影响合同效力的行为。证据8-10，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未参与该三份文件的制作，文件载明的内容也未经刑事侦查和审判程序认定，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证据11无原件且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未参与文件的制作，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证据12无原件且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未参与该案庭审，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不影响《转贴现合同》和案涉承兑汇票的效力。证据1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判决不仅确认了案涉承兑汇票的真实性，而且确认了案涉承兑汇票所涉同类交易合同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以及各方的责任认定，对本案具有参考价值。证据14-15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系依据合同纠纷提起本案诉讼，在管辖权异议阶段一审法院已经明确并依据合同纠纷相关的规则审理本案，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对此未提出异议。证据16-19的质证意见与证据5-7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19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载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的付款时间与《转贴现合同》签订的时间为同一天，不足以证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是先转贴现承兑汇票后再进行支付，相反恰恰证明了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已依约履行了付款义务。至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与案外人如何交易结算，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理，与本案无关。
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2、13、14、15、19，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故对其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其是否能达到证明目的，结合其他事实在争议焦点中予以评述。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在判决理由部分一并分析。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上诉事由和被上诉人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应中止审理或者移送刑事侦查部门处理；2.一审法院未追加包头南郊农信社、南粤银行长沙分行、宝泰丰公司及游训策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是否错误；3.案涉《转贴现合同》是否有效；4.一审判决判令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支付汇票金额4亿元及迟收利息、律师费是否正确。
（一）本案是否应中止审理或者移送刑事侦查部门处理
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上诉主张的本案涉嫌票据诈骗犯罪的当事人（游训策、蒋勇平、湛含红及戴金斌）既非《转贴现合同》的签约主体，又非案涉承兑汇票的签章人，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承办人涉嫌票据诈骗，以及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签订、履行《转贴现合同》涉嫌票据诈骗。本案审理的是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之间的合同纠纷，涉嫌票据诈骗刑事犯罪法律关系与《转贴现合同》法律关系的主体、权利义务、法律责任均不相同，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经济犯罪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以及第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之规定，由于本案的审理并非必须以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的票据诈骗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本案不应中止审理。另外，依据《经济犯罪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本案中即使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具体承办人涉嫌票据诈骗犯罪，但是该承办人对外是以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名义签订《转贴现合同》，因此，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应对其具体承办人签订、履行《转贴现合同》造成的后果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综上，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关于“本案是票据诈骗案件应中止审理或者移送刑事侦查部门处理”的上诉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一审法院未追加包头南郊农信社、南粤银行长沙分行、宝泰丰公司及游训策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是否错误
本案系合同纠纷，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提起本案诉讼的依据系其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签订的《转贴现合同》，根据该合同第四条A.甲方的权利第2项“托收本合同项下的商业承兑汇票时，如遇承兑人拒绝付款，甲方将按《票据法》和其它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合同第七条的规定向乙方追索”之约定，该合同仅对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有约束力。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上诉主张其与包头南郊农信社之间为委托代理关系，应追加包头南郊农信社为第三人，并由其承担合同责任。本院认为，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在签订、履行《转贴现合同》时，曾向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告知其与包头南郊农信社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转贴现合同》亦并非以包头南郊农信社名义签订，而是以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名义签订。包头南郊农信社、南粤银行长沙分行、宝泰丰公司及游训策均非《转贴现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一审法院未追加包头南郊农信社等主体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无不当。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该项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上诉还主张一审法院以票据追索权法律关系立案、审理，却以合同关系进行判决，导致错审错判。如前所述，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提起本案诉讼的依据为《转贴现合同》，一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合同纠纷，并无不当。即便如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上诉主张，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未对本案明确定性，但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在一审审理中就合同关系和票据追索权关系均发表了意见，并不存在限定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对合同签订和履行事实的陈述、举证和抗辩范围的情形。一审判决对《转贴现合同》是否有效、是否应当追加包头南郊农信社等主体作为本案第三人以及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在案涉承兑汇票的签发、取得和转让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等均进行了评述。此外，因《转贴现合同》的标的涉及承兑汇票，一审判决适用票据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并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关于一审法院未追加包头南郊农信社等主体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遗漏本案基本事实导致错审错判、本案应当发回重审的上诉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案涉《转贴现合同》是否有效
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上诉主张《转贴现合同》因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第五项规定的情形而无效。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在《转贴现合同》签订当日，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便支付了转贴现款585816666.66元给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因此，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关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未支付转贴现款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在签订《转贴现合同》时存在通谋虚伪表示，且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在上诉状中自认其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均为票据诈骗的受害人。因此，《转贴现合同》系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双方通谋虚伪意思表示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其次，票据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票据上有伪造、变造的签章的，不影响票据上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且《转贴现合同》第五条B.乙方的义务约定，由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对本合同项下的商业承兑汇票的要式性和文义性、业务资料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核和查询，对贴现的商业承兑汇票的贸易背景及相应资料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和完整性负全部责任。因此，恒丰银行南通分行应对案涉承兑汇票及其签章的真实性负责，即使案涉承兑汇票或签章不真实、案涉承兑汇票与包头南郊农信社出具的贴现凭证存在文义不一致，均不影响恒丰银行南通分行背书签章的效力，其仍应对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承担责任。再次，《支付结算办法》和《支付结算会计核算手续》均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即使《转贴现合同》违反了该两部规定中的有关条款，也不因此无效。况且，《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票据业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5]235号）第一条第三款规定：“贴现银行向其他银行转贴现或向人民银行再贴现时，不再提供贴现申请人与其前手之间的交易合同、增值税发票或普通发票，但需对票据的要式性和文义性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规定承担审核责任。”因此，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作为转贴现银行并不负有对案涉承兑汇票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是否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进行审查的义务。最后，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签订《转贴现合同》时，双方均知道系以票据转贴现合同形式实质为配合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借款给游训策。因此，《转贴现合同》亦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综上，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该项上诉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上诉还主张本案存在“倒打款”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转贴现合同》签订当日，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即向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支付了全部贴现款，款项交付时间并未违反合同约定。即使本案存在“倒打款”行为，亦属于银行业监管的范畴，不能以此否认《转贴现合同》的效力。
（四）一审判决判令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支付汇票金额4亿元及迟收利息、律师费是否正确
本案中，《转贴现合同》第五条B.乙方的义务第4项约定：“乙方承诺，若承兑人无足额款项用于支付到期商业承兑汇票承兑金额，由乙方在票据到期日先行支付上述款项并划付甲方指定账户，乙方违反此约定，由乙方支付甲方上述商业承兑汇票本金和该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日万分之伍计算的利息。”第七条约定：“……乙方应保证在收到甲方追索通知之次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及迟收利息（按汇票金额每日万分之伍计算，自到期日或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足额划入甲方指定账户。”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未支付案涉承兑汇票4亿元，一审判决判令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支付汇票金额4亿元，并以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迟收利息，并无不当。
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在一审中提交了《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及支付律师费120万元的客户业务回单，根据《转贴现合同》第六条B“乙方的违约责任”第2项“未履行本协议规定的其他义务给甲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甲方由此而发生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票据法》第七十条的费用，应涵盖律师费、公证费等追偿费用”之约定，一审判决判令恒丰银行南通分行支付120万元律师费，并无不当。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主张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在一审中更换了律师，120万元律师费应部分退回。宁波银行深圳分行虽然在一审中更换了律师，但其并未主张更换后的律师费，且恒丰银行南通分行亦未举证证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支付的120万元律师费已部分退还，故对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恒丰银行南通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71100元，由上诉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钱小红
审 判 员 奚向阳
审 判 员 张颖新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王智锋
书 记 员 陈文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