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东中法行终字第1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建华，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公安局。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南路3号，组织机构代码：00733188-1。
法定代表人：杨ＸＸ，局长。
委托代理人：蔡意飞，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康卓然，该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陈建华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公安局（以下简称“东莞公安局”）治安管理行政处罚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4）东三法行初字第8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陈建华于2014年4月11日被东莞市某某金属制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辞退，同年4月18日9时许，陈建华独自来到某某公司，多次要求进公司找负责人解释解雇其的问题。值班的保安员不同意其进入公司内，陈建华强行翻公司门进入公司内，并在该公司的行政部二楼办公室内大吵大闹，不听劝说。某某公司报警后，东莞公安局民警到场将陈建华带回派出所进行教育。当日上午11时许，陈建华再次来到某某公司，叫值班的保安员开门让其入公司内，保安员没有答应给他开门，陈建华强行翻门进入公司，并到行政部二楼找负责人。某某公司报警，民警到场再次将陈建华带回派出所处理。此外，陈建华也曾于同月15日9时许以同样方式到某某公司行政部办公室吵闹。东莞公安局认为陈建华2014年4月18日的行为已影响某某公司行政部工作人员和保安人员的正常工作，情节较重，拟对陈建华作出行政拘留5日、并处罚款200元人民币的处罚，并告知陈建华，同时告知陈建华具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当天，东莞公安局作出东公行罚决字（2014）077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陈建华处行政拘留5日并处罚款200元。陈建华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陈建华、蔡某某、麦某某、丁某某、匡某某、李某某、周某某、钟某某等人的询问笔录、接受证据清单、2014年4月15日09时许某某公司监控摄像头拍摄的视听资料、2014年4月18日09时和10时某某公司监控摄像头拍摄的视听资料、《现场勘查记录》、《受案登记表》、《到案经过》、《呈请传唤审批报告》、《东莞市公安局传唤证》和《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东公行罚决字（2014）077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及国内挂号信函收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委托书、《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的送达回执、《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执》、《行政拘留执行回执》、公司牌、工资清单、报警回执、受案回执、辞退通知书、东莞市公安局《鉴定意见通知书》、东莞市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立案告知书》、《三月份保安上班时间表》以及原审法院开庭笔录等。
原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的规定，东莞公安局负责本辖区内的治安管理工作，对陈建华处以行政拘留5日并处罚款200元的具体行政行为，现陈建华对此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东莞公安局的主体资格适格。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东莞公安局对陈建华处以行政拘留5日并处罚款200元是否合法。首先，东莞公安局认定陈建华扰乱企业秩序，致使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的证据，有蔡某某代表被害单位某某公司的陈述，有证人麦某某、丁某某、匡某某、李某某、周某某、钟某某等人的证言，2014年4月15日09时许、及4月18日09时和10时某某公司监控摄像头拍摄的视听资料等证据证实。陈建华也陈述了三次翻门进入某某公司及吵闹的经过。因此，东莞公安局认定陈建华扰乱某某公司秩序，致使某某公司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且情节较重，证据确实充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东莞公安局对陈建华处以行政拘留5日并处罚款200元的处罚，符合法律规定。其次，即使陈建华不服某某公司对其辞退，认为是某某公司单方行为，陈建华也应通过法律途经来解决，而不应多次强行翻门入公司，并冲到公司行政部进行吵闹，扰乱某某公司秩序，致使某某公司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东莞公安局对陈建华处以行政拘留5日并处罚款200元的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原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陈建华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一、维持东莞公安局作出的东公行罚决字（2014）077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二、驳回陈建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收取一审诉讼费人民币50元，由陈建华负担。
一审宣判后，陈建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撤销东莞公安局作出的东公行罚决字（2014）077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三、判令东莞公安局依国家规定的标准赔偿陈建华被拘留期间损失（以实际被拘留期间的天数计算）1500元；四、判令东莞公安局对陈建华的错误拘留造成的精神损害费伍万元；五、判令东莞公安局在《南方都市报》向陈建华登报道歉、承认错误；六、本案诉讼费用由东莞公安局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本案焦点是东莞公安局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有无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包括实体内容、程序、法律依据。一、原审判决在实体审查方面与事实不符。1.陈建华是否已被某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尚处不确定状态。原审法院和东莞公安局认为陈建华已被辞退的依据不足，仅凭某某公司单方面的辞退，并不构成劳动法意义上的辞退行为。原审法院查明“4月18日9时许，陈建华独自来到某某公司”、“并在该公司的行政部二楼办公室内大吵大闹”、“东莞公安局民警到现场将陈建华带回派出所进教育”，不符合当时现场情况，原审法院没有客观、准确、公正地予以调查和核实。2.东莞公安局认为陈建华存在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就有责任审查违反治安管理的事实。陈建华认为案件定性的首要问题是陈建华与某某公司的纠纷种类和性质。3.东莞公安局无法确认陈建华不是某某公司的员工，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某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需要回收陈建华的厂牌，同时出具解除凭证，但东莞公安局没有对解除劳动关系的资格和证明进行审查。4.东莞公安局以《辞退通知书》来认定陈建华是已被辞退的员工，但《辞退通知书》是某某公司单方面的行为，未跟陈建华协商一致，东莞公安局没有审查《辞退通知书》的有效性。因为《辞退通知书》是区分陈建华跟某某公司之间纠纷种类的关键，但东莞公安局根本就没有履行调查和审查的职责。某某公司在《辞退通知书》中以陈建华“打架斗殴、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理由，采取的单方面辞退行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要达到严重程度，才可以适用此条规定，某某公司以陈建华打架斗殴的理由来辞退，应该要以公安机关对3月7日事件的司法结论为依据，但是东莞公安局给陈建华出具的所有凭证，并没有说陈建华打架斗殴。相反，在《受案回执》、《不予立案通知书》、《立案告知书》上都是“陈建华被殴打、被故意伤害”。5.从3月7日一4月11日这段时间，陈建华与某某公司的劳动关系是否有效以及某某公司是否认可陈建华受伤正处在一个医疗治疗期间，还有待商榷。根据某某公司4月11日单方面发出的《辞退通知书》，某某公司确认劳动关系存续到4月11日，4月15日单方面终止，由此可知某某公司认可陈建华从3月7日至4月15日处在一个医疗治疗和休养期间，不管因工负伤还是非因负伤。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2条和原劳动部（1994）479号《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的第二条、三条、四条的规定：员工处在医疗期的，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陈建华有武警医院的出院证、诊断证明、病历本可以证明。6.既然《辞退通知书》的效力本身就有很大的可疑和不确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条的规定，东莞公安局就不应该以治安案件来介入劳资纠纷，东莞公安局的行政处罚明显是“以罚代审”的行政乱作为。7.4月15日、4月18日三次在某某公司行政部办公室现场，东莞公安局下属四村派出所及其民警刘见和没有听取陈建华的申诉，比如对陈建华身份的核查，陈建华跟东莞公安局劳动关系的资料审查，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条、三十六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七条、三十八条，行政机关应对全部的案件当事人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调查，收集证据。可在东莞公安局整个证明材料中，特别是对现场情况的描述中，根本看不到这些有关陈建华的陈述和申辩资料，以及对陈建华与某某公司劳动关系进行审查的资料。8.东莞公安局于4月18日对陈建华实施的行政拘留措施，导致陈建华从4月18日后，没有再去某某公司，至今陈建华的行李都还在某某公司宿舍305房，陈建华2月份和3月份的工资都没结算，请求法院保护陈建华的私人财产。东莞公安局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八条和《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四条及第三十条的规定，在事实调查和审查的内容上都存在严重的实体错误。二、原审判决对本案所涉及的法律关系性质认定错误。从东莞公安局处罚的法律依据来看，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陈建华的行为不符合扰乱单位秩序的构成要件。第一，从主观上看。1.就4月15日上午陈建华在某某公司行政部办公室的行为而言，某某公司报警后，四村派出所先来的是哪几个人；刘见和来到现场后，看到陈建华当时站立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当时陈建华的站立姿势、衣服穿着怎样；陈建华和刘见和说了什么话；刘见和强行带陈建华走的扣押方式；刘见和出警程序；把陈建华关在铁棚车里，带回派出所；2.就4月18日上午9时多在某某公司行政部办公室的行为而言，陈建华去某某公司是从哪里出发的；陪同陈建华去某某公司的人是哪些；到某某公司门口，陈建华有哪些行为；刘见和身为警务人员，当场看到陈建华实施所谓的违法行为而不加以制止，该承担什么责任；刘见和进入行政部办公室后，看到陈建华处在什么位置上；刘见和说了些什么；陈建华当时要求刘见和向某某公司查看陈建华的劳动合同、出勤记录、入职登记表，可刘见和却置之不理；刘见和是怎样强行带陈建华走的。3.就4月18日上午11时多的行为，东莞公安局应当出示证据证明陈建华在办公室存在吵闹行为；当时陈建华去了二楼行政部办公室，蔡某某不在，陈建华就拿了个凳子坐了一下，周某某给了陈建华一瓶水，陈建华就对周某某说在会议室等蔡某某，从周某某的询问笔录中可以知道陈建华并没有吵闹的行为；陈建华在会议室坐了几分钟，看了下表，快到吃中饭的时间了，就从会议室下楼吃饭去了；派出所先到饭堂的是哪些人；在陈建华还没用完餐的时候，刘见和就来了，他反扭着陈建华的左手，把陈建华押上了一个铁棚车，从11时40分后关进去，直到12时30分才把陈建华从车里放出来，当时气温高，又被关进了留置室。4.东莞公安局认为大吵大闹具体表现有哪些；吵闹行为要达到什么条件才是法律上的行为；能不能出示当时吵闹的视频来证明陈建华的扰乱行为；5.东莞公安局在行政处罚决定书和答辩状上说“4月18日9时许，东莞公安局下属四村派出所第二次把陈建华带到四村派出所进行教育”，其实所谓的教育只是东莞公安局捏造的谎话，请东莞公安局出示证据证明其对陈建华进行教育的过程，否则东莞公安局就得承担作伪证和诬告的责任。6.东莞公安局在答辩书上写道“导致行政部的工作人员多次离席，无法工作”，请东莞公安局出示证据证明其该项陈述。第二，从主观方面来看。1.陈建华去某某公司是故意闹事，还是对某某公司不公平的辞退行为去评理，东莞公安局应当作出寻衅闹事与评理的区分。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所作的司法解释，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是故意的，意图通过实施扰乱行为给单位施加压力，制造事端，达到个人的不正当目的，东莞公安局无法证明陈建华是否存在故意和不正当目的。3.陈建华究竟是为某某公司单方面解雇行为去评理，还是怀着其他非法目的去故意闹事，请二审法院根据事实来判断。三、从法律规定的程序来看，行政处罚法实行的是严格原则，东莞公安局实施处罚的行为是否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进行，并非取决于东莞公安局内部的审批行为，原审判决没有从《治安管理处罚法》和《行政处罚法》对处罚程序进行严格的审查。首先，东莞公安局的审查程序不合法。东莞公安局就陈建华所谓的违法行为，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把陈建华带回派出所后，又让陈建华直接离开派出所，并没有告知陈建华是否违反治安管理，也一直不说明理由，所以东莞公安局对陈建华的行政处罚，明显是一种事后加重处罚的行为。其次，传唤程序不合法。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与第八十三条，东莞公安局三次带陈建华到四村派出所，从没向陈建华出示过《传唤证》，只有在4月15日把陈建华带回派出所后，叶沛芳傍晚在留置室对陈建华说过的“口头传唤”一次。135号《传唤证》上标注“被传唤人离开的时间：2014年4月18日19时48分”，可当时陈建华从11点40分后就一直被关在四村派出所的留置室内，直到当晚22点多被送去拘留所。从东莞公安局的《呈请传唤审批报告》和《行政拘留执行回执》又可以证明陈建华的人身自由一直遭到东莞公安局下属四村派出所限制的，实际被行政拘留的时间已经从4月18日算起了，前述自相矛盾只能说明《传唤证》是东莞公安局事后伪造或者补办的。适用口头传唤的，应当在询问笔录上注明，可对陈建华的询问笔录上都没有“口头传唤”的注明。东莞公安局出示的《传唤证》是伪造的，东莞公安局无法证明《传唤证》是由谁出示、什么时候出示、谁宣读、什么地方宣读等问题。再者，告知程序违法。东莞公安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陈建华根本就从没看到过，陈建华作为守法公民，受到行政处罚定会为自己辩护，不会出现“不提出陈述及申辩”的情形。因此说明该告知笔录是东莞公安局事后伪造或者补办的。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三十条至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一条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的相关规定，伪造证据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东莞公安局出示陈建华不知道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能否举证以下几个问题：《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上记载告知陈建华19时30分要对陈建华实行行政拘留，传唤证上说陈建华离开的时间是19时48分，为何前后自相矛盾；东莞公安局19：30分时段的告知视频；在4月18日晚上罗柱星、叶沛芳对陈建华进行询问时，陈建华曾要求四村派出所的人回避，要求塘厦分局重新对陈建华的事进行调查，并且在4月17日刘景超两人对陈建华的询问笔录中，陈建华也提出过陈述和申诉要求，可东莞公安局置之不理；对陈建华实行行政拘留措施，就是在东莞公安局正式向陈建华宣读《行政处罚决定书》才得知，东莞公安局一宣读完后，马上就把陈建华和另一个人送去了拘留所；陈建华至今都没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原件，东莞公安局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七条关于当场交付的规定，即使陈建华不签名，也应该要把这份决定书给陈建华，东莞公安局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三条及第四条关于公开、公正的规定，应该无效。四、从东莞公安局一审期间出示的证明材料和陈建华要求法庭调取的相关视频材料来看。第一，下列证据材料对陈建华有利，并要求出示相关视频资料，以证实陈建华在某某公司二楼进行的是一种评理和申诉的行为，并不存在东莞公安局所谓的扰乱单位秩序行为，可东莞公安局无法提供下列证明材料来证实陈建华扰乱行为的具体事实经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1.刘见和于4月15日在某某公司办公楼二楼行政部办公室拍的手机视频（时间上午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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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分），可以推定陈建华没有实施扰乱单位秩序的行为。2.刘见和等人4月18日上午9时左右在某某公司办公楼二楼行政部办公室拍的手机视频和派出所其他人拍的摄像机视频（时间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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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分），可以推定陈建华没有实施扰乱单位秩序的行为。3.刘见和等人4月18日上午11：30分左右在某某公司饭堂对陈建华拍的摄像机视频（时间11：30
---12：00），证实陈建华在饭堂用餐的行为，可以推定陈建华没有实施扰乱单位秩序的行为。4.4月18日上午四村派出所报案大厅的视频监控（时间8：00---
11：00分），证实陈建华4月18日第一次离开派出所的行为不是独自的，而是派出所刘见和等人用警务车送陈建华离开去某某厂的，以及证实陈建华第二次离开也是经派出所罗柱星同意才离开的，并且整个上午陈建华都呆在报案大厅里，从没有见过四村派出所所谓的教育行为，既然派出所提供不出该视频，应该推定东莞公安局主张独自的事实和所谓的教育行为不成立。从东莞公安局提供的告知视频来看，不符合法律的相关制作规定，视频上没有确切显示时间段，没有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和证明对象，并且里面的内容东莞公安局分段截取和剪辑，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规定》第十二条之规定，可以证实东莞公安局在故意隐瞒事实真相、有意误导他人的行为的存在。从东莞公安局提供的一份“陈建华在四村派出所吵闹”的视频，可以证实东莞公安局四村派出所枉法作为、故意颠倒是非、加重处罚行为的存在。东莞公安局提供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涉嫌时间上作假，其在笔录上标明是19时30分，而实际时间是在连同行政处罚决定书一起向陈建华宣读的时候，也就是当晚22点多，当时陈建华已被戴上手铐，正要被送去拘留所了，这可从东莞公安局转交法庭的4月18日告知视频中看的到，罗柱星只是向陈建华宣读笔录，问“陈建华要不要签字”并没有履行法定的告知义务和程序，不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和《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和第四十一条的相关规定，因为宣读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告知行为。为了维护陈建华的合法权益，特向二审法院上诉，请求依法公正审理此案，并改判。
被上诉人东莞公安局答辩称：一、陈建华扰乱单位秩序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陈建华自2014年4月11日被某某公司辞退后，多次来到某某公司内大吵大闹，严重影响了某某公司的正常办公秩序。2014年4月18日9时20分许，陈建华来到某某公司大门外要求进公司被拒绝后，随即从某某公司保安室旁边的小门处强行翻门进公司，并到某某公司二楼行政部办公室吵闹，后被现场的四村派出所民警带回派出所进行教育；当日11时许，陈建华从派出所离开后再次强行翻门进入某某公司，并到某某公司二楼行政部办公室吵闹。民警接报警后依法将陈建华传唤到四村派出所接受调查。陈建华曾于4月15日9时30分许以同样的方式到某某公司行政部办公室吵闹。陈建华多次强行翻门入公司并到办公室吵闹，不听劝阻，导致行政部工作人员无法办公已严重影响了某某公司工作的正常开展。二、东莞公安局对陈建华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量处适当。东莞公安局于2014年4月18日11时许将陈建华传唤至四村派出所后，进行了充分的调查取证，依法分别对陈建华以及被侵害人、证人制作了询问笔录。陈建华多次扰乱某某公司单位秩序，情节较重，四村派出所民警在告知陈建华拟对其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听取了陈建华的陈述和申辩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对陈建华处以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综上所述，东莞公安局对陈建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法院依法驳回陈建华的诉讼请求。
本院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为本案法律事实。
另查，陈建华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撤销东莞公安局作出的东公行罚决字（2014）077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判决东莞公安局依国家规定标准赔偿陈建华被拘留期间损失1500元；3.判决东莞公安局对陈建华的错误拘留造成的精神损失费50000元；4.判决东莞公安局在《南方都市报》向陈建华登报道歉、承认错误；5.本案诉讼费由东莞公安局承担。
本院认为：本案为治安管理行政处罚纠纷。由于陈建华系不服东莞公安局作出的东公行罚决字（2014）077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而提起本案诉讼，因此本案审查对象仅限于前述行政处罚行为的合法性以及基于行政处罚行为违法的相关诉请能否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的规定，东莞公安局作为本辖区内负责治安管理工作的机关，依法享有对陈建华案涉行为是否违反治安管理规定作出认定并进行相应行政处罚的职权，故其执法主体适格。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东莞公安局作出的上述行政处罚是否合法。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首先，在程序方面。根据塘厦分局四村派出所于2014年4月18日18时15分至同日18时40分向陈建华制作的《询问笔录》、《呈请传唤审批报告》、东公（四）行传字（2014）00135号《东莞市公安局传唤证》、《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东公行罚决字（2014）077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东公行拘通字（2014）第7182号《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以及原审法院从塘厦分局四村派出所调取的2014年4月18日相关视频显示，东莞公安局在事发当天依法传唤陈建华到塘厦分局四村派出所接受调查，询问笔录中也有加以注明，并告知陈建华被传唤的原因和依据，同时还按照陈建华提供的号码通过拨打电话的形式将被传唤原因和处所告知其家属，期间还允许陈建华与其家属进行了简短对话，在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前，东莞公安局亦向陈建华告知了将要作出案涉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与依据，以及有权陈述和申辩，尔后才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并向陈建华送达，虽然陈建华拒绝签字，但东莞公安局在送达前已向陈建华宣读处罚决定内容，并告知了相应诉讼权利，故案涉行政处罚程序合法正当。陈建华主张东莞公安局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程序违法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其次，在实体方面。通过东莞公安局向蔡某某、麦某某、丁某某、匡某某、李某某、周某某、钟某某制作的《询问笔录》以及2014年4月18日9时和10时某某公司监控摄像头拍摄的视听资料反映，事发当天，陈建华曾在某某公司门口大吵大闹，并先后两次强行翻门进入公司，然后到二楼行政部办公室再次大吵大闹，严重影响正常办公秩序，从而使得相关工作人员不得不暂离行政部。陈建华本人亦承认事发当天确实曾前后两次翻门进入公司。由此可见，陈建华的上述行为客观上已造成扰乱某某公司秩序，致使相关工作部门不能正常进行的严重结果，东莞公安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给予行政拘留5日并处罚款200元，事实清楚，于法有据。至于陈建华在二审期间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由于已超过法定期限，且申请调查事项不影响本案关键事实的认定，故本院不予准许。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陈建华实施上述过激行为的起因在于不服某某公司将其辞退，但即便确实对此存在纷争亦当通过合法途径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采取非理性行为，甚至违法手段以期表达诉求，实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综上所述，上诉人陈建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陈建华负担（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立凡
审 判 员 张志强
代理审判员 叶俏珠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四日
书 记 员 吴俏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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