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民终2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市城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长生路*号。法定代表人：赵炎林，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蔚城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号*******室。法定代表人：姜雄勇，该公司董事长。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妍，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虞军红，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钱塘智慧城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九盛路*号**幢。负责人：陈柏林，该委员会主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钱塘智慧城产业建设中心。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九盛路*号**幢。法定代表人：吕莉，该中心主任。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小莉，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杭州市城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建公司）、杭州蔚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蔚城公司）与被上诉人杭州钱塘智慧城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智慧城管委会）、杭州钱塘智慧城产业建设中心（以下简称智慧城建设中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商初字第1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城建公司、蔚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1.二被上诉人共同赔偿上诉人因多立方公寓16幢、17幢楼延期销售而造成的差价损失人民币36981800元；2.二被上诉人共同赔偿上诉人�延期销售而造成的利息损失人民币62900774元（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6%计算，自2010年12月18日计算至2014年7月17日止）；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未查明案涉《备忘录》形成的背景情况，导致后续错误理解《备忘录》的内容及性质。被上诉人在本案中除了基于政府职能设定的行政管理者的身份外，另有三个重要身份：1.案涉危化仓库所在地块的权利人和出借人；2.土地收储时的开发单位，同时也是案涉项目所对应的地块的做地单位；3.案涉项目得以开发建设的招商成果受益人。以上三个身份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达成最终签署《备忘录》，对危化仓库拆除作出义务性承诺的根本原因。被上诉人基于前述三个身份，作出明确的书面承诺，消除本身也应由其消除的项目开发障碍，完全符合政府招商过程中缔结协议的常规做法。二、原审以“抬头、用语、违约责任未约定”的问题，等同于《备忘录》不构成合同法规定的合同，系适用法律错误。前述要素不能成为影响是否构成合同的认定因素。后续形成的政府纪要等文件，也不构成对《备忘录》约定义务的变更或减轻，更不能理解成因为后续在调整、所以原来的约定就不具有约束力。《备忘录》明确表达了双方就案涉招商项目的达成条件，形成了明示的、确定的、可执行的意思表示，双方后续也已经按照《备忘录》的约定实施了相关行为。按照《最高人民法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的规定，对政府违反招商条件的承诺，依法应当判令承担违约责任。即政府为完成招商引资而做出的条件承诺，应认定构成合同法意义上的约束性合同义务。三、原审无视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的主体沿革和混同问题，导致对本案的责�承担主体判决错误。1.智慧城管委会和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江干科技经济园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开发区管委会）是同一历史沿革、同一住所地、自认同一法定代表人的状态，两者实际是同一个单位，应认定为法律意义上丧失独立人格，构成人格混同，共同对外承担责任。2.在智慧城管委会成立后，开发区管委会的职能已经被智慧城管委会全部吸纳。即使不突破独立法人人格，从相应的权利义务角度也应认定构成共同履行或慨括继受。3.在一审证据交换和第一次庭审时，智慧城管委会均明确承认，其就是与上诉人订立《备忘录》的主体。智慧城管委会、智慧城建设中心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的各项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请求。理由如下：一、原审认定智慧城管理委员会主体不适格，与客观事实相符。智慧城管理委员会系杭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于2013年批复设立的机关法人，上诉人与智慧城建设中心达成的《备忘录》的时间为2009年9月9日，智慧城管委会不知道该份备忘录。智慧城管委会与智慧城建设中心之间有一定关联性，但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同一性，两者系不同的法律主体，也不存在权利义务的继受关系，智慧城管委会不是适格的主体。二、原审对《备忘录》的内容及性质的理解及事实作出的认定，符合客观事实。《备忘录》完全不具备合同的要素及合同基本特征，通篇没有约定价款、付款方式、违约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等合同基本条款，故《备忘录》的内容不符合合同要求，其仅仅是事务性的记载。退一步讲，即使《备忘录》是合同，2014年的会议纪要也是对《备忘录》约定的变更。三、上诉人在拍地之前已知晓华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公司）对项目构成影响的相关事实和可能给其项目开发带来的后果，其自身应当承担该风险。四、上诉人赔偿依据不足。退一步讲，即使被上诉人对《备忘录》负有合同义务，违约赔偿责任中对损失的赔偿也仅限于直接损失，而不包括不可预期的间接损失。房价是根据市场调节和需求的变化而变化的，不能简单的将责任完全归结于华日公司未及时搬迁所致。房产销售需要周期运作，而房产市场波动性大，上诉人提供的商品房销售清单缺乏相关市场情形的调查，不足以证明其索赔诉请。另外，化学原料仓库拆除事宜，开发区管委会一直以来都在积极落实市政府的相关要求，但华日公司未予积极配合。工业企业搬迁涉及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并非开发区管委会一己之力便可完成拆除工作，属于行政不可抗力。城建公司、蔚城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二被上诉人共同赔偿上诉人因多立方公寓16幢、17幢楼延期销售而造成的销售差价损失人民币73963600元；2.判令二被上诉人共同赔偿上诉人延期销售而造成的利息损失人民币62900774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6%计算，自2010年12月18日计算至2014年7月17日止）；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一审审理查明：（一）2007年9月3日，杭州江干科技经济开发有限公司为甲方，华日公司为乙方签署协议书，约定甲方同意在园区规划R21-1地块南侧无偿提供3.8亩土地临时借用给乙方。待周边地块整体开发建设需要时，甲方应事先提前一个月通知，乙方必须无条件按甲方要求无偿将该地交回甲方。（二）2009年9月3日，城建公司通过公开挂牌竞价方式竞得江干科技园R21-1地块范围内的杭政储出（2009）32号地块（土地规划用途为住宅用地），并于2009年9月10日与杭州市国土�源局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09年9月29日，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城建公司、蔚城公司共同签署《补充协议一》，约定将前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受让方由城建公司调整为蔚城公司。（三）2009年9月9日，开发区管委会与城建公司就杭政储出（2009）32号地块具体相关事宜进行协商，并签署《关于杭政储出（2009）32号地块有关洽谈事项的备忘录》。该备忘录第一条内容系关于该地块南侧华日集团的化学原料仓库的拆迁事宜，开发区管委会同意在土地出让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取得华日集团化学原料仓库拆迁的承诺，力争于2010年3月底该项目开工建设前将仓库拆除，并确保在项目销售前一个月拆除等。（四）2010年3月29日，蔚城公司向杭州市规划局江干规划分局出具《关于杭政储出（2009）32号地块南侧暂不销售的承诺》，承诺在华日公司化学原料仓库未拆除前，暂不销售杭政储出（2009）32号地块南侧的住宅楼。2010年3月31日，蔚城公司取得该地块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五）2013年10月17日，江干区人民政府、杭州市经信委、杭州市规划局江干规划分局、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江干科技经济园管委会、华日公司就华日公司关于搬迁工作的有关情况召开会议，并形成《关于浙ＸＸ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搬迁工作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其中载明华日公司搬迁于10月17日正式启动。2013年11月6日，开发区管委会向杭州市国土局、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出具《关于解决杭政储出（2009）32号地块问题的承诺函》，承诺采用协商谈判以及行政和法律手段，力争在四个月、确保在六个月内妥善处理好杭政储出（2009）32号地块南侧华日集团化学原料仓库的拆迁事宜。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对�承诺函涉及的相关事项予以确认。2014年3月13日，杭州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再次召开专题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杭府纪要[2014]23号），其中载明华日集团务必于6月30日前完成危化品仓库的移位工作。（六）2014年6月17日，杭州市江干区科技经济园管理委员会出具证明，确认杭政储出（2009）32号地块项目南侧华日集团危化品仓库已于2014年6月15日拆除清理完毕。（七）2014年7月17日，蔚城公司取得杭政储出（2009）32号地块商品住宅1#、2#楼商品房屋的预售证。（八）2015年9月，杭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同意设立智慧城管委会，挂杭州市江干区科技经济园管理委员会牌子，为江干区政府派出机构；原杭州市江干区科技经济园管理委员会不再保留，其职责由新设立的智慧城管委会（杭州市江干区科技经济园管理委员会）承担。（九）开发区管委会系由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举办的事业单位法人，后更名为杭州市江干区科技经济园开发管理办公室，现名为产业建设中心，其举办单位为智慧城管委会（杭州市江干区科技经济园管理委员会）。一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开发区管委会（现更名为产业建设中心）与城建公司签订的《关于杭政储出（2009）32号地块有关洽谈事项的备忘录》是否构成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以及智慧城管委会及开发区管委会是否应当受此约束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一方面，城建公司、蔚城公司据以主张权利的上述《备忘录》签订主体为开发区管委会，而智慧城管委会与开发区管委会系不同法律主体，二者之间亦不存在权利义务的继受关系，故城建公司、蔚城公司要求智慧城管委会承担赔偿义务的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另一方面，案涉《备忘录》系城建公司与开发区管委会就华日集团化学原料仓库的拆迁事�进行协商而形成，开发区管委会在该《备忘录》中表示“同意在土地出让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取得华日集团化学原料仓库拆迁的承诺”、“力争于2010年3月底该项目开工建设前将化学原料仓库拆除，并确保在项目销售前一个月拆除”等等。对此，一审认为，从名称来看，《备忘录》明显并非协议书，且双方当事人此前未成立有合同关系，故对于该《备忘录》是否能构成合同应根据其内容来认定；从《备忘录》的内容来看，双方未有明确的订立合同并受此约束的意思表示，对于双方之间意在缔结何种民事法律关系、具体权利义务内容以及相应的违约责任亦未涉及，而《备忘录》中的“同意”、“力争”、“确保”等用语也非明确的承担法律责任或义务的意思表示；同时，案涉《备忘录》、《关于解决杭政储出（2009）32号地块问题的承诺函》以及《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日集团搬迁及危化品仓库移位工作有关问题的专题会议纪要》等文件，反映了开发区管委会与城建公司在解决华日集团化学原料仓库搬迁事宜时的协商过程，各方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推进搬迁的具体时间节点，并最终于2014年6月得以解决。现城建公司、蔚城公司依据《备忘录》主张其与开发区管委会存在合同关系，并要求产业建设中心承担违约责任，依据不足，其要求智慧城管委会承担责任亦缺乏依据，故对其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杭州市城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杭州蔚城置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26122元，由杭州市城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杭州蔚城置业有限公司承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城建公司、蔚城公司向本院申请调取智慧城�业中心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就案涉江干科技园R21-1地块签订的有关委托做地协议或相关文件，拟证明智慧城管委会负责做地并获取相应利益，该事实是签订《备忘录》的重要原因和背景事实。本院认为待证事实与以下争议焦点无关联，无调查收集的必要，本院不予准许。本案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开发区管委会（现智慧城建设中心）与城建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也即双方签署确认的案涉《备忘录》是否构成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本案中开发区管委会系当地政府举办的事业法人，负有对科技经济园区进行统一规划、管理、协调、开发建设等职能。双方当事人之间在签署《备忘录》之前未有合同关系，开发区管委会在城建公司竞价取得其负责管理的园区范围内的江干科技园R21-1地块后，为了城建公司对该地块项目的顺利开发，双方对该地块南侧华日集团的化学原料仓库的拆迁等事宜进行了协商，并就协商的具体内容形成本案《备忘录》。从《备忘录》的内容来看，双方未有明确受此约束的意思表示，而《备忘录》的名称、格式、用词，也与通常的合同或协议不同，更符合事务性记载的特征，与此后杭州市政府等相关单位形成的专题会议纪要等文件的性质更为接近。故两上诉人以《备忘录》构成合同为由主张双方存在合同关系，依据不足，原审驳回其诉请，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城建公司、蔚城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1212.87元，由杭州市城建开发�团有限公司、杭州蔚城置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丽审判员 孙光洁审判员 徐乐盛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王曼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