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民终24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梅，女，1963年6月10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江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新洲区阳逻经济开发区特*号。
法定代表人：刘彬，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伟臣，系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武，系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周梅因与被上诉人武汉江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2016）鄂0117民初26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梅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原判；2、改判支持周梅的一审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用由江南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查明事实不实。一审查明企业改制时，按照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政策规定，对周梅1995年之前在本单位实际工作年限给予经济补偿不实，无证据证明此事实，仅有单位陈述。二、一审判决认定周梅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错误。一审法院将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的举证责任转嫁给劳动者，违反法律规定。江南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有法定义务为劳动者向当地劳动主管部门申报批准，将劳动者招为劳动合同制个人。至于劳动主管部门是否批准，另当别论。本案中，用人单位没有提供其已经履行报批义务的证据，在劳动主管部门查不到周梅的劳动记录，未办理招工手续的责任在单位。
江南公司答辩意见为：周梅一直在江南公司工作，办理退休手续�不存在补偿问题。周梅没有成为合同制工人，不与正式职工同工同酬，一直是临时工。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以一审提交证据为准。2011年企业为周梅补缴1995年1月的社保，直到2013年周梅达到退休年龄办理退休手续。企业当时已如实上报用工，当时农民工转为合同制工人只有表现特别优秀或通过学习进修。关于社保问题有生效的行政判决书作出了认定，周梅社保退休待遇与企业无关，由社保核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周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江南公司因未向劳动部门申报用工情况导致周梅少计算工龄而造成的经济损失80000元，或由江南公司补偿周梅8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江南公司承担。
一审查明：周梅于1986年10月以农民轮换工身份进入江南公司（原武汉市第二棉纺织厂）工作，系临时工，未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办理正式招录手续。2001年4月，江南公司根据统帐结合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要求，为周梅缴纳了1995年1月至2001年4月期间的社保费用。2013年6月，周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江南公司为其办理了退休手续。经社保部门审查，核定周梅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从1995年1月起计算，其中视同缴费年限12个月，实际缴费年限210个月。周梅领取养老保险待遇后发现其养老金数额较低，与江南公司发生纠纷。2016年10月17日，周梅向武汉市新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作出新劳人不字（2016）第35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决定不予受理周梅的仲裁请求，周梅不服，故起诉至法院。
另查明，2007年，江南公司企业改制时，按照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政策规定，对周梅给予了适当的经济补偿。
还查明，周梅因不服社保部门对其社保行政核定，向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起诉、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上述法院分别作出（2015）鄂武昌行初字第00109号行政判决书、（2016）鄂01行终232号行政判决书，该两份行政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江南公司是否怠于履行申报职责，致使周梅未能批准招录为劳动合同制工人而遭受经济损失。劳动合同制工人这一概念产生于1986年7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发（1986）77号]。该文件规定，“企业招用劳动合同制工人，应当在当地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指导下，贯彻公开招收、自愿报名、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用的原则，由企业向当地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录用手续”。当时实行的“企业招用劳动合同制工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施行后的全员劳动合同制，并不是一个概念，企业当时招用劳动合同制工人，仍然要在计划指标内、向劳动行政部门办理录用手续。本案中，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已确认周梅未办理招工手续，即未向当地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正规招工和转正审批录用手续，且劳动行政部门亦以临时工身份对其准许发证，因此，周梅不属完整意义上的“劳动合同制工人”。另周梅亦无证据证实其已经获得指标，符合招用为“劳动合同制工人”的条件，且能够通过劳动行政部门审核批准招录为“劳动合同制工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对周梅要求江南公司赔偿因未申报用工情况而造成的经济损失80000元或补偿未计入工作年限金额8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周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周梅负担，一审法院免予�取。
周梅在二审提交下列证据：1、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庭审笔录；2、杨静和周梅的社会保险待遇支付凭证；3、杨静的社会保险关系（基金）转移清单；4、杨静和周梅的社保缴费明细单；5、杨静的退休待遇审核表。上述证据拟证明杨静的退休待遇实际比周梅高。江南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上述证据为复印件，真实性有待证实，没有加盖社保的公章。周梅与杨静待遇有区别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以社保为准。经审核，上述证据均为复印件，且周梅与杨静的工作岗位及工龄均不相同，不能达到周梅的证明目的，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江南公司二审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周梅以武汉市武昌社会保险管理处（以下简称武昌社保处）为被告，江南公司为第三人向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武昌区人民法院）起诉，周�认为错误计算社保缴费年限，应将其临时工工作期间与实际缴费年限合并计算工龄并核定养老保险金，请求：1、确认武昌社保处作出的养老待遇核定行为违法，并重新核定；2、由武昌社保处赔偿欠发周梅养老保险金差额2万元。武昌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鄂武昌行初字第00109号行政判决书，驳回周梅诉讼请求。周梅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16）鄂01行终232号行政判决书，认为武昌社保处作为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具有核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法定职权。本案中，江南公司于1986年10月在招用上诉人周梅参加劳动时，未经当地劳动部门或有招工审批权力的机关批准招用，之后也未办理任何转正手续，江南公司自主招工的行为不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招录临时工的情形，故周梅不适用劳社厅函【2002】323号文件的规定，其在1995年参加养老保险之前的工作时间不�视同缴费年限。且在江南公司企业改制时，其已按照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政策规定，对周梅1995年之前在本单位的实际工作年限给予了适当的经济补偿。武昌社保处核定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从1995年1月起补缴，并无不当。周梅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两份行政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1行终232号生效行政判决书认定江南公司自主招工的行为不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招录临时工的情形，故周梅不适用劳社厅函【2002】323号文件的规定，其在1995年参加养老保险之前的工作时间不能视同缴费年限。且在江南公司企业改制时，其已按照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政策规定，对周梅1995年之前在本单位的实际工作年限给予了适当的经济补偿。因此，周�上诉认为1995年之前在本单位实际工作年限给予经济补偿不实，用人单位没有提供其已经履行报批义务，未办理招工手续与上述生效行政判决书认定事实不符。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周梅主张江南公司因未向劳动部门申报用工情况导致周梅少计算工龄而造成的经济损失80000元，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一）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二）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三）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下列纠纷，属于《劳动法》第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一）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劳动关系后发生的纠纷；（三）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因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的纠纷”。周梅2013年6月办理退休手续，开始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本案周梅主张江�公司因未向劳动部门申报用工情况导致其少计算工龄而造成的经济损失80000元，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周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周梅负担，予以免收。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海波
审判员 廖艳平
审判员 陶 歆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日
书记员 章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