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18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原告）：朱维玲，女，1986年11月15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兵，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被告）：北京名都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密云区溪翁庄镇东智北。
法定代表人：李瑜，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佟桂英，女，该单位工作人员。
上诉人朱维玲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名都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名都酒业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8民初45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朱维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兵、名都酒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佟桂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维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请求确认朱维玲与名都酒业公司2011年8月1日至2016年4月22日存在劳动关系；3.请求判令名都酒业公司支付朱维玲2016年1月至2016年3月共计3个月工资11100元，并支付额外的经济补偿金2775元；4.请求判令名都酒业公司支付朱维玲2011年8月至2016年4月22日共计5个月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8500元。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错误。一审法院未认定朱维玲提交的证据是错误的。朱维玲提交的轻工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申请表、工艺流程图上有名都酒业公司的盖章，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朱维玲提交的工资单有公司负责人签字，工作交接单上有交接人的签字，且名都酒业公司认可其真实性。朱维玲提交的离职申请书有名都酒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金花签字。一审法院以名都酒业公司提交的叶某的证人证言来确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错误。叶某是惠普酒业集团公司的副总经理，与名都酒业公司存在利害关系，该证言不应当被采纳。杨某证言中对朱维玲有利的部分，一审判决书中只字未提。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第12条之规定，朱维玲提交的证据证明了名都酒业公司给朱维玲发放工资，受名都酒业公司管理，为名都酒业公司提供劳动，一审法院未适用该法律规定错误。即使存在朱维玲在名都酒业公司母公司工作过的事实，根据上述纪要第26条，也应当认定朱维玲与名都酒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可以要求相关单位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直接认定叶某的证人证言作为定案依据，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9条，一审法院否认朱维玲提交的原始证据、直接证据，认可名都酒业公司提交的传来证据、间接证据，违反上述规定第77条，一审法院调取了李金花的证言，但李金花未到庭接受质询，违反上述规定第55条。二审庭审中，朱维玲明确表示变更其上诉请求，认可一审判决关于2016年1月至2016年3月份工资9762元的认定，不再主张额外的经济补偿金。
名都酒业公司辩称，不同意朱维玲的上诉请求，名都酒业公司是榆林市普惠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惠公司）投资的企业，朱维玲的劳动关系隶属于该公司，其之所以在名都酒业公司工作是基于内部的调整，普惠公司已经出具了相应证据。名都酒业公司的工资表显示朱维玲等3人每月领取450元的补助，该补助只有调入的人员才享受，故请求驳回朱维玲的上诉请求。
名都酒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2011年8月至2016年4月，朱维玲与名都酒业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2.名都酒业公司不支付朱维玲2016年1月至2016年3月工资9762元。案件受理费由朱维玲负担。
朱维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朱维玲与名都酒业公司2011年8月1日至2016年4月22日存在劳动关系；2.请求判令名都酒业公司支付朱维玲2016年1月至2016年3月共计3各月工资11100元，并支付额外的经济补偿金2775元；3.请求判令名都酒业公司支付朱维玲2011年8月至2016年4月22日共计5个月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85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名都酒业公司的股东系普惠公司，属于法人独资型有限责任公司。名都酒业公司管理人员及相关岗位职员，由普惠公司调派。名都酒业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李金花系普惠公司委派，2016年7月，名都酒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瑜。
2011年8月，朱维玲到名都酒业公司工作，岗位为化验员兼办公室职员。名都酒业公司认可朱维玲到其公司工作的时间，称朱维玲系普惠公司招聘派到其公司工作，朱维玲的劳动人事关系在普惠公司，不属于名都酒业公司。朱维玲对此不认可，提交了《轻工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申请表》，该表有名都酒业公司的公章，提交了2015年12月的工资表及2016年4月19日的《工作交接单》。名都酒业公司证明目的不认可，称凡属于普惠公司派到名都酒业公司工作的人员均有450元补助，其他人员则没有此项补助费。朱维玲提交的工资表中外阜人员餐补450元，证明了其属于普惠公司委派的人。名都酒业公司提交了2016年1月1日普惠公司出具的证明，载明：“兹有朱维玲同志系我公司员工，因工作需要特委派到北京名都酒业有限公司工作，现为我单位在职员工，劳动关系、人事关系隶属总公司”，朱维玲对此不认可。为查明事实，一审法院向普惠公司及原名都酒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金花（已离开名都酒业公司）进行调查。普惠公司委派副总经理叶某出庭作证，证明普惠公司招聘的朱维玲并安排到名都酒业公司工作，朱维玲的劳动、人事关系属于普惠公司。李金花证实，其在名都酒业公司任法定代表人期间，未招聘过人员，李金花、李壮飞、李伟是普惠公司老总招的。名都酒业公司认可叶某、李金花证言，朱维玲对证人证言不认可，但未提交反驳证据。朱维玲提交的2015年12月份工资表记载其月工资2774元，另有餐补450元。名都酒业公司称该工资表系公司会记李壮飞离职时私自拿走的。名都酒业公司提交了2014年4月至2016年4月的考勤表，2016年1月（含1月）前的考勤表有朱维玲签字，2016年1月后的考勤表无朱维玲签字。朱维玲对无签字的考勤表不认可，称其2016年4月18日向名都酒业公司的杨某提交的辞职申请书，以未签订劳动合同、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拖欠工资为由申请辞职，工作到2016年4月22日办理的交接手续。名都酒业公司对此不认可，称朱维玲自2016年2月起就未在上班，并以家不在本地，在这工作不方便为由辞职，否认收到朱维玲的书面辞职申请。朱维玲提交了日期为2016年7月3日的辞职申请书，称因名都酒业公司否认收到其辞职申请书，故事后补写辞职申请书找李金花签的字。该辞职申请书写有“李金花知”的字样，名都酒业公司对该辞职申请书不认可。李金花向本院证实，当时自己并不在名都酒业公司工作，不知道朱维玲辞职时是否提交了辞职申请书，朱维玲的辞职申请书系李伟、李壮飞（李金花的亲属，与朱维玲一同辞职，并起诉名都酒业公司）回榆林后找其签的字。名都酒业公司提交了2016年1月至3月的工资表，记载朱维玲月工资分别为2806元、2802元、2804元，每月有外阜人员补助450元。该工资表有其他领取工资人的签字，但无朱维玲的签字，朱维玲不认可。朱维玲提交了2015年12月的工资表，其工资为2774元、餐补450元，名都酒业公司称该工资表系与朱维玲一同离职的公司会记李壮飞私自拿走，对证明目的不认可。
2016年4月19日，朱维玲向密云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确认2011年8月至2016年4月与名都酒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名都酒业公司支付2016年1月至2016年3月的工资11100元；3.名都酒业公司支付2011年8月至2016年4月经济补偿金18500元。2016年6月8日，密云仲裁委作出裁决：1.确认朱维玲与名都酒业公司2011年8月至2016年4月存在劳动关系；2.名都酒业公司支付朱维玲2016年1月至2016年3月工资9762元；3.驳回朱维玲的其他仲裁请求。名都酒业公司及朱维玲均对仲裁裁决不服，分别于2016年6月20日和6月21日向一审法院递交了起诉状。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主张某种权利或者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项权利或者法律关系的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名都酒业公司系普惠公司投资的企业，普惠公司证明朱维玲的劳动关系隶属于其公司；2011年8月至2016年4月，朱维玲虽然在名都酒业公司工作，但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朱维玲的劳动关系在名都酒业公司，故朱维玲要求确认与名都酒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名都酒业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难以支持；2016年1月至3月，朱维玲为名都酒业公司提供了劳动，名都酒业公司应支付其工资；名都酒业公司发放的工资均有领取人的签字，而2016年1月至3月朱维玲的工资并无其本人签字，故名都酒业公司应支付朱维玲2016年1月至3月的工资；名都酒业公司要求不支付朱维玲2016年1月至3月工资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朱维玲要求支付其2016年1月至3月的工资数额过高部分及额外经济补偿金，无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北京名都酒业有限公司支付朱维玲2016年1月至2016年3月的工资9762元；二、北京名都酒业有限公司与朱维玲2011年8月至2016年4月不存在劳动关系；三、驳回北京名都酒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朱维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名都酒业公司提交了以下新证据：1.朱维玲的普惠公司员工登记表一份，表中登记有朱维玲的个人情况，用以证明朱维玲是普惠公司的员工。朱维玲对登记表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两公司系关联公司，法定代表人原是同一人，故其不清楚填写的是哪个公司表格。2.关于普惠公司差费报销制度的通知一份，用以证明普惠公司外调的人员均有每月900元的餐助，朱维玲对该通知真实性的真实性认可，对其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名都酒业公司一审陈述的餐补为450元。3.普惠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内容为：“李伟、李壮飞、朱维玲是我公司招用的员工，劳动关系隶属榆林市普惠酒业集团有限公司……除现有的入职表外，公司没有同朱维玲等3人签过劳动合同。”4.证人叶某的证言，叶某到庭陈述：“朱维玲是经普惠公司招聘后入职的，只签署了入职表，没有劳动合同或其他能够证明劳动关系的书面文件。”5.证人杨某的证言，杨某到庭陈述：“朱维玲是经普惠公司招聘后入职的，不清楚朱维玲是否与普惠公司签署过劳动合同或者其他文件”。对于证据3-5，朱维玲认为证人与本案当事人具有利害关系，故对其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朱维玲提交了名都酒业公司的聘用书，载明该公司聘用朱维玲为内审员，用以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名都酒业公司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但表示不申请鉴定，认可朱维玲实际在其公司提供劳动。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对于证据3-5，本院认为，名都公司在一审期间均已经向法院提交，故并非二审期间的新证据，但对其证明力本院将在综合全案证据的基础上予以确定。对于朱维玲的证据，因名都酒业公司不申请鉴定，故本院予以确认。
另，经询，朱维玲主张自2011年8月1日入职名都酒业公司，2016年4月以名都酒业公司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为由与名都酒业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并将书面辞职申请书交予名都酒业公司的管理人员杨某，后朱维玲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审理中因名都酒业公司不认可收到辞职申请书，故朱维玲于2016年7月3日要求名都酒业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李金花在辞职申请书上注明“李金花知”。名都酒业公司认可普惠公司及名都酒业公司均未与朱维玲签订劳动合同，亦没有为朱维玲缴纳社会保险，但主张朱维玲没有提交辞职申请，其无须支付经济补偿。双方均认可朱维玲离职前的月平均工资为3700元。一审法院曾向杨某进行调查取证，杨某认可朱维玲曾向其口头辞职。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有二：一是朱维玲与名都酒业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二是如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名都酒业公司是否应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
一、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本院认为，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普惠公司系名都酒业公司的股东，名都酒业公司管理人员由普惠公司派遣，两公司为关联公司。朱维玲主张与名都酒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提交了轻工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申请表、聘用书、工作交接单、工资表、辞职申请书等证据。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朱维玲的工作地点在名都酒业公司、工作内容系名都酒业公司业务范围、工资发放及考勤均由名都酒业公司负责，故应认定朱维玲与名都酒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名都酒业公司认可朱维玲实际在该公司提供了劳动，但不认可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其虽提交普惠公司出具的证明、员工登记表及证人证言，但上述证据未能显示朱维玲在普惠公司提供劳动的情况，员工登记表也不能表明双方是否建立了劳动关系，因此不足以据此否定朱维玲在名都酒业公司提供劳动、领取工资的事实。故一审法院以此认定朱维玲与名都酒业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该项事实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限，朱维玲主张为2011年8月1日至2016年4月22日，因名都酒业公司未能就此提供证据，故本院对朱维玲主张的期限予以采信。
二、名都酒业公司是否应支付朱维玲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根据该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劳动者依据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本案中，朱维玲于2016年4月19日申请劳动仲裁，以名都酒业公司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并于一审中提交了写有“李金花知”的辞职申请书，且杨某也证实朱维玲确向其口头辞职，故本院认定，朱维玲就解除劳动关系之意思表示已经向名都酒业公司进行告知。名都酒业公司未为朱维玲缴纳社会保险，故朱维玲据此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该主张应予支持。双方均认可朱维玲的月工资标准为3700元，故朱维玲主张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数额为18500元（3700元/月×5月），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朱维玲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四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8民初450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8民初4503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项；
三、确认朱维玲与北京名都酒业有限公司自二〇一一年八月一日至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存在劳动关系；
四、北京名都酒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朱维玲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一万八千五百元；
五、驳回朱维玲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北京名都酒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北京名都酒业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10元；余款1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名都酒业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黎
审 判 员 杜丽霞
审 判 员 金园园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俞 洁
书 记 员 张旭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