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辽09民终12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野，男，1964年7月30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ＸＸ，辽宁阜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金弟，男，1959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李美言，北京市君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阜新旭科光伏玻璃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兴海，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韩君，该公司职工。上诉人刘野因与被上诉人胡金弟、阜新旭科光伏玻璃有限公司（下称旭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阜新市细河区人民法院(2016)辽0911民初5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野及其委托代理人ＸＸ、被上诉人胡金弟及其委托代理人李美言、被上诉人旭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韩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野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1.旭科公司的玻璃销售业务，主要是依靠由董事会聘用的销售董事来开展。上诉人于2011年2月18日经旭科公司董事长宋立辉提名，并经董事会研究决定被聘用为销售董事，主要负责黑龙江、内蒙古自治区、长春等北方地区的玻璃销售业务及其他临时交办的业务，任期为五年。上诉人于2013年11月22日与被上诉人胡金弟签订的总价款为460万元的玻璃销售合同，系代表旭科公司的职务行为，其后果应由旭科公司承担。2.胡金弟与旭科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已有多年，与董事长宋立辉关系密切。胡金弟曾因所购玻璃存在质量问题，而于2013年10月16日致信宋立辉进行协商，进一步证实胡金弟与旭科公司存在买卖关系。3.玻璃行业的销售模式系由该行业的业务特点所决定，即被上诉人胡金弟始终采取先提货后确定用户，并最终以用户名义开具发票的销售模式。故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10份产品销售明细表只能证实旭科公司销售玻璃的中间环节，最终买方应以开具的发票所载内容进行确认，不能以此证实上诉人已与旭科公司之间签订玻璃买卖合同。综上，上诉人刘野与被上诉人胡金弟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上诉人系职务行为，应由旭科公司承担返还玻璃预付款的责任。被上诉人胡金弟辩称：1.答辩人与旭科公司未签订任何买卖协议，旭科公司也未给答辩人出具收款或者欠款凭证，双方没有买卖关系。2.案涉玻璃买卖合同是答辩人与刘野之间签订，与旭科公司无关，刘野是否被旭科公司聘用为销售董事亦与本案无关。如旭科公司向外销售产品，起码应签订销售合同。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旭科公司辩称：1.刘野系旭科公司聘用的销售董事，代表公司开展销售业务，其行为后果应由旭科公司承担。2.刘野代表旭科公司收取胡金弟的案涉买卖合同预付款已移交给公司财务部门，应由公司返还。胡金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14年3月12日，被告刘野收到原告预付玻璃货款460万元后向原告给付（价值）20万元玻璃，并承诺剩余部分于6月份左右开始发货，可至今没有发货。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被告刘野即不发货，也不退还货款，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刘野立即向原告返还预付货款人民币440万元及利息（从2014年3月12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本案诉讼费用由刘野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胡金弟起诉被告刘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被告刘野曾向本院申请追加旭科公司为本案的共同被告，但胡金弟以其不向旭科公司主张责任为由，不同意追加旭科公司为被告。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追加旭科公司为本案第三人。2014年3月12日，被告刘野向原告胡金弟书写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胡金弟玻璃货款（承兑汇票）460万元。已付20万元玻璃，还有440万元货款没有付（因工厂冷修），6月份左右开始发货。落款：阜新旭科光伏玻璃有限公司刘野（注：阜新旭科光伏玻璃有限公司未加盖公章）。胡金弟、刘野及旭科公司等各方当事人对收条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另，被告刘野提供2014年4月9日和2014年4月31日向原告销售的零片销售单（记账凭证）共4份，玻璃货款合计金额18.00388万元。原告自认收到了刘野向其出售的上述玻璃，剩余421.99612万元玻璃预付款部分，刘野即未给付玻璃，亦未退还该笔款项。一审法院认为：2014年3月12日，被告刘野向原告胡金弟书写收条一份，对该收条的真实性原告、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该收条第三人没有盖公章，只有被告刘野的签字，故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刘野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不能认定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买卖关系。被告刘野提供零片销售单（记账凭证）4份，合计金额18.00388万元，原告自认收到了刘野向其出售的4份零片销售单上的玻璃，本院予以采信。综上被告刘野尚欠原告玻璃预付款人民币421.99612万元。对合同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刘野系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其提供10份旭科公司的产品销售明细表，体现的购货单位及提货人为刘野，销售单位及现金收取人为旭科公司。该10份产品销售明细表只能证实被告刘野向第三人购买玻璃的事实，不能证明被告刘野向原告给付玻璃的事实，故对被告刘野主张的“其向原告胡金弟给付价值人民币49.181234万元的玻璃”不予认定。2013年11月22日第三人出具的收款收据上记载：付款单位系被告刘野、收款事由系收款承兑、收款单位系第三人、收款金额系人民币460万元，该证据只能证明被告刘野将460万元承兑汇票给付第三人的事实，即被告刘野将承兑汇票转交给谁或让谁承兑均不是本案审理的范围，亦不能证明原告向第三人购买玻璃的事实。关于第三人举证主张其向原告承担返还玻璃预付款的责任（被告刘野购买玻璃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一节，因第三人与原告之间没有买卖关系，故对第三人的举证不予采纳。综上，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对被告刘野及第三人的抗辩均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请求的迟延履行的违约金一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四款，以本金人民币421.99612万元计算违约赔偿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支付货款利息，自违约之日（2014年7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据此判决：一、被告刘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胡金弟退还玻璃预付款人民币421.99612万元及利息（本金按人民币421.99612万元，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自2014年7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胡金弟的其他诉讼请求。刘野为支持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阜旭科董发（2011）第3号、第9号、第14号、第34号、第41号阜新旭科光伏玻璃有限公司董事会文件各一份，上述文件主要证实刘野经旭科公司董事会决定，自2011年2月18日起任命其为主管销售工作的公司董事，对外代表公司开展销售业务，同时参与旭科公司庆典营销、包装运输、抗洪防汛等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2.阜新旭科光伏玻璃有限公司第4号、第7号及2013年2月2日会议纪要各一份，主要证实刘野主持或者参加旭科公司召开的市场营销会议并负责销售工作；3.授权委托书及证明各一份，主要证实旭科公司认可刘野与胡金弟的玻璃买卖行为系职务行为，并同意承担相应后果；4.收款收据，证实刘野于2013年11月22日向旭科公司转交胡金弟所付玻璃预购款460万元；5.旭科公司董事长宋立辉写给刘野的便条、胡金弟于2013年10月16日写给宋立辉的亲笔信各一份，证实宋、胡二人已经相识并合作多年，同时证实胡曾就玻璃质量问题向宋致信协商；6.旭科公司于2015年发给胡金弟的对账函一份，主要证实双方存在买卖关系；7.旭科公司给付被上诉人胡金弟金额为661222元玻璃的凭证一份。胡金弟及其代理人针对上述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至证据3所列各项书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上述文件仅是公司内部行为，均与本案无关，其中阜旭科董发第34号文件说明刘野负责黑龙江区域的销售工作，不能证实其有权负责被上诉人所在区域的销售工作，另因旭科公司无偿还能力，故其在一审诉讼期间出具的证明无效；对证据4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主要证实旭科公司与刘野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不能证实与胡金弟存在买卖关系；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便条及信件仅能证实胡与宋相识，不能证实刘野代表旭科公司与胡金弟存在买卖关系，且主要是因刘野拒绝对玻璃质量问题负责，才由胡金弟向宋立辉进行书信沟通；对证据6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其与旭科公司并无买卖关系；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凭证所列玻璃是旭科公司发给刘野的，仅能证实旭科公司与刘野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旭科公司对刘野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持异议，同时说明由销售董事代为收取客户预付款后再交给公司，是旭科公司用以规避交易风险的经营模式，是刘野及公司其他销售董事均采用的经营方式。胡金弟在二审期间未向法庭提交新的证据，对其在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刘野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三张收条的真实性均予认可，辩称其在2014年3月12日出具的收条系用印有“阜新旭科光伏玻璃有限公司”及公司联系方式的便笺书写，但该便笺印有相应内容的部分在被被上诉人于一审时向法庭提交前无端裁掉。另，其在所有收条的签字前均冠以阜新旭科光伏玻璃有限公司的名义，故该行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相应后果应由旭科公司承担。胡金弟及其代理人对裁掉便笺字头部分一节表示认可，但认为收条的法律效力不受影响。旭科公司在二审期间未向法庭提交新的证据。此外，被上诉人胡金弟在当庭陈述中，认可2014年3月12日欠条中所列460万元，系其于2013年11月22日交付给刘野，同时作出其于2011年以前与旭科公司做玻璃生意，此后仅与刘野做玻璃生意，认为刘野与旭科公司无关，二者互相独立，互不隶属的陈述。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所作的陈述，本院认定如下：对刘野所提除第3项以外的所有证据，因能够互相印证并与本院查明的事实相符，故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均予以采信。证据3所列授权委托书因内容较为单薄而难以构成有效委托，故对其真实性不予采信；旭科公司出具的证明因系诉讼中形成，与本案所涉事实缺乏关联性，故不予采信。对胡金弟一审所提收条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因刘野不持异议，且与查明的事实相符，本院均予采信，但鉴于其故意裁掉2014年4月12日收条便笺中印有旭科公司名头的部分，且在作出刘野与旭科公司互相独立，无隶属关系的当庭陈述后，对所有收条中刘野在签名前均冠以“阜新旭科光伏玻璃有限公司”字样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故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方向及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根据各方当事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并结合当庭陈述，本院依法确认下列事实：阜新旭科光伏玻璃有限公司于2011年2月18印发阜旭科董发（2011）3号董事会文件，主要内容为：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研究通过，决定聘任刘野为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公司董事会销售领导小组成员。主要职能（职责）：负责公司在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长春等北方地区的玻璃销售业务及董事会临时交办业务，销售最低目标为公司总产量的20％，聘任期五年。后旭科公司多次以召开董事会及制发董事会文件等方式，对刘野的销售工作职责予以确认。胡金弟作为旭科公司的客户之一，与旭科公司存在长期合作关系，其在2011年以后与旭科公司的主要生意往来，系通过与负责销售业务的刘野进行协商的方式来完成。2013年11月22日，胡金弟与刘野商谈一笔总价款为人民币460万元的玻璃购销合同，并将上述款项以承兑汇票的方式向刘野支付，刘野于当日将该笔款项交付给旭科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旭科公司向胡金弟交付价值20万元的产品后，因出现生产事故而导致停产，无法交付剩余产品。后刘野应胡金弟要求，于2014年3月12日就前述预付款项向其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胡金弟玻璃货款（承兑汇票）460万元。已付20万元玻璃，还有440万元货款没有付（因工厂冷修），6月份左右开始发货。落款：阜新旭科光伏玻璃有限公司刘野。另，对本案一审查明事实部分中所述胡金弟自认收到金额为18.00388万元的玻璃产品，尚欠421.99612万元预付款一节，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认为，依各方当事人所提诉讼请求及辩论意见，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承担返还玻璃预付款的主体应如何确定。该问题应主要从刘野与旭科公司之间是否互为独立主体、与旭科公司及胡金弟之间是否存在玻璃买卖连环购销关系及刘野与胡金弟签订玻璃买卖合同是否为职务行为加以认定。关于刘野与旭科公司之间是否互为独立主体、与旭科公司及胡金弟之间是否存在玻璃买卖连环购销关系的问题。被上诉人胡金弟主张，刘野是独立于旭科公司之外经营玻璃产品的中间商，其在2011年以后系以独立市场主体身份与胡打交道，在以较低价格从旭科公司拿到玻璃以后再加价转卖给胡金弟，故应由刘野承担返还剩余玻璃预付款的责任。对此本院认为，胡金弟所提主张能否成立，应从上述主张是否有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进行考查。关于能否认定刘野为独立于旭科公司以外的市场主体的问题。胡金弟提出上述主张的主要依据是其向法庭提交的三份刘野亲笔收条、刘野与旭科公司的对账单、旭科公司向胡金弟支付玻璃的付货凭证等证据的质证意见。胡金弟认为，刘野虽在收条签名前冠以旭科公司名义，但旭科公司未在收条上加盖公章，故冠名无效；旭科公司对账单及付货凭证均显示购货单位为刘野，故应认定刘野系独立于旭科公司之外的中间商。刘野为反对上述意见，除提出胡金弟裁剪便笺中旭科公司名头部分，系为回避刘野职务身份的质证意见外，并向法庭提交了旭科公司的董事会文件及会议纪要等书证材料，用以证实其受聘于旭科公司负责销售工作的事实。对此本院认为，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无公司企业在对外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形成的文件需加盖公司公章方能生效的强制性规定，故胡金弟所提收条上虽冠以旭科公司名义，但因未加盖公章而无效的意见无法律依据，一审对此问题所作相应认定亦缺乏法律依据，应予纠正。庭审中，胡金弟及其代理人对刘野所提公司董事会文件及会议纪要等书证的效力问题，所提上述文件均为公司内部规定，无对外效力的质证意见，与其随后提出34号文件说明刘野负责黑龙江区域的销售工作，无权在胡金弟所在区域开展销售业务的质证意见自相矛盾，且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不能提出有效反驳。关于刘野亲笔收条中均冠以旭科公司名义，应当认定为代表旭科公司的职务行为一节，胡金弟所述“他写什么与我无关”的质证意见，不正当地免除了其在经济交往中本应负有的对对方当事人身份的注意及审查义务，除严重违背经济交往规律以外，与其所作刘野“是独立于旭科之外的”陈述亦自相矛盾，且该质证意见内容空洞，不足以反驳刘野所提其系代表旭科公司出具欠条的主张。关于旭科公司对账单及付货凭证的证明效力问题。刘野及旭科公司为反驳胡金弟所提依照上述书证中刘野为旭科公司购货单位，故能够证实刘野系独立于旭科公司的主张，辩称上述文件均系旭科公司为生产经营管理的需要而在公司内部使用，不具有对外效力。对此本院认为，胡金弟所提此项主张系以刘野与旭科公司存在合同关系这一待证事实为前提，故二者之间因构成循环论证而缺乏事实依据。企事业单位在公司化生产经营活动中，为明晰横向及纵向管理关系，强化岗位责任制度，争取利润最大化所制订并实施的制度措施及为此印制并使用的相关文件，虽然借用诸如发包、承包、生产、销售乃至汇总结算等市场化营销术语，但不能据此认定实施相应活动的部门已经形成独立于单位以外的市场主体。综上，胡金弟所提应当认定刘野与旭科公司互相独立的主张理据不足，不予支持。刘野及旭科公司所提辩解意见符合企业公司化运营机制要求，应予支持。关于刘野与旭科公司是否存在合同关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上述规定是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中用以确认合同是否成立、是否生效的主要法律依据，同时是对民法基本原则中意思自治原则的充分贯彻。根据上述规定可知，提出合同成立、合同生效或者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等主张，须以行为人为合同一方当事人为基本前提，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如欲证明合同成立、生效并实际履行，则应依照合同法中关于无效合同及可撤销合同的相关规定，证实自己的合法利益因无效合同或者可撤销合同而受到损害。鉴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列无效合同及可撤销合同系以欺诈、胁迫、恶意串通等为主要情形，故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同时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对相关事实举示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进行证明，否则不应仅依一般推断，由人民法院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依职权强行认定本不存在的合同关系。具体到本案，如胡金弟认为刘野与旭科公司之间存在玻璃买卖关系，除需证明刘野确为独立于旭科公司的市场主体以外，尚需提交确实充分的证据，对双方存在玻璃买卖关系的事实加以证明。胡金弟提出上述主张的主要依据，是前述所提刘野与旭科公司的对账单、向胡金弟支付玻璃的付货凭证等证据的质证意见以及刘野向其出售玻璃时的加价行为。其中对账单及付货凭证的效力问题已如前述，不再重复，现仅就刘野是否向胡金弟交付玻璃时存在加价行为一节进行分析。胡金弟所提刘野向其交付玻璃时存在加价行为的主要依据，是《产品销售明细表》所列数额及其代理人在二审期间提交的书面代理意见中进行的推算。该代理意见的相关内容为：“……这样从2013年11月22日胡金弟支付给刘野460万元货款后，按刘野提供的从旭科公司提取的货物及发货给胡金弟的货物……共计为573178.38元，那么从胡金弟给付刘野的460万元中减除，刘野应该拖欠胡金弟货款为4026821.62元。而在案件审理中，刘野自称供给胡金弟货物为661222元，欠款数额为3938778元，这样刘野自己计算的在其中就有差价款88000元。……刘野在这一部分货物中就将赚取差价近9万元。”而在该意见上一段中，对同一份《产品销售明细表》的表述，是“按其余4份《产品销售明细表》累计应该是183766.21元，而刘野给胡金弟计算是20万元货款，这其中就有16233.79元的差价被刘野赚取。”由此可见，该代理意见对同一笔交易依照不同的方式作出的推算，在结果上存在着高达5％的毛利润差别而未加以说明，且案涉玻璃购销合同尚未履行完毕，已履行部分的货值与价款是否具有确定的对应关系，能否起到最终决算的效力尚待证实，故此种推断缺乏充足的客观依据。另外，胡金弟在一审作出刘野尚欠其玻璃预付款人民币421.99612万元的认定并作出相应判决后，一方面对此未提出上诉，亦未提出任何质疑，另一方面，又在前述代理意见中作出“刘野应该拖欠胡金弟货款为4026821.62元”的不同陈述。就此而言，胡金弟及其代理人所持上述意见中对案件事实的陈述，与其二审诉讼立场存在矛盾，即如坚持作出刘野拖欠胡金弟剩余货款为4026821.62元的事实认定，则须对一审认定事实及判决结果提出上诉请求，否则须同时认可刘野加价行为所依据的事实仅为假设，实际上并不存在。鉴于胡金弟未提出上诉系对一审判决相应内容的认可，该诉讼行为具有较高的法律效力，故仍应认定其所提二审代理意见系以假设为基础，亦即刘野的加价行为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胡金弟及其代理人为证实刘野与旭科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向法庭提交的前述证据及质证意见远未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且刘野、旭科公司对此均予否认，故不能证实其所提主张。一审判决将合同是否成立、是否生效及是否履行的证明责任错误分配给刘野，并按照一般证明标准对现有证据加以认证不当，依法应予纠正。关于刘野与胡金弟签订合同能否认定为职务行为的问题。该问题应主要从刘野是否具有职务身份，以及胡金弟对该身份是否明知加以考查。因刘野的职务身份已在其是否独立于旭科公司以外的部分详加阐述，此处不再重复。另鉴于因现行民事诉讼规范中未对行为人是否知晓对方当事人具有职务身份的举证责任作出特别规定，故仍应依照一般原则，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具体到本案，如胡金弟认为其对刘野的职务身份不知情，即应举出相应证据，对刘野于本次买卖中有独立于旭科公司身份的情形加以证实。鉴于胡金弟向法庭出示的证据不能对此情形加以证实，且综合考量其对收条便笺中旭科公司名头部分无端裁掉的行为，高度提示其存在故意隐瞒对刘野业务代理人身份知晓的可能性，故其相应主张亦不予支持。刘野于二审期间向法庭出示了胡金弟于2013年10月16日写给旭科公司董事长宋立辉的亲笔信，用以证实胡金弟对其职务身份具有明知情形。胡金弟虽提出该信件只能证实其与宋立辉相识，不能证实其与旭科公司存在买卖关系的质证意见，但该意见与信件中所载“我们顶住压力、和刘野联手合作，销售贵厂玻璃近千万元人民币”的内容相矛盾。胡金弟虽又提出该部分内容仅指其与刘野存在买卖关系的辩解意见，但依该意见并结合信件中行文方式，可知相对方具有企业负责人的身份，故该意见与其多次强调刘野系以个人身份与其交往的陈述亦相矛盾。鉴于该亲笔信的形成日期与案涉玻璃购销合同的成立日期较为接近，结合胡金弟所作其于2011年以后与刘野合作开展玻璃生意，始终未签订书面购销合同的陈述，并结合刘野于2011年年初被任命为旭科公司销售董事等情节，可以推定胡金弟对刘野的职务身份具有明知情形，刘野所提其系以旭科公司销售董事的职务身份，与胡金弟签订玻璃购销协议，相应后果应由旭科公司承担的意见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刘野所提上诉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支持。胡金弟虽起诉要求刘野承担玻璃预付款返还责任，但未能对该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故不予支持。一审虽对案涉460万元资金的去向、刘野的销售董事身份、收条的真实性以及合同的签订及履行情况分别作出认定，但错误地割裂了上述事实之间原本具有的内在联系，由此作出个别、孤立的考察和论述显属不当，应予纠正。鉴于胡金弟仅起诉要求刘野承担玻璃预付款偿还责任，未要求追加第三人旭科公司，亦未要求其承担责任，故其所诉与旭科公司无关，旭科公司在本次诉讼中亦不承担责任。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阜新市细河区人民法院(2016)辽0911民初58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胡金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2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2000元，合计84000元，由被上诉人胡金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冮明映代理审判员  李 颖代理审判员  李长江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六日书 记 员  于 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