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91民初2508号
原告：武汉卫蓝新能源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2-2号武汉光谷国际商会大厦1栋B单元12层21室。
法定代表人：罗兵，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蕾，湖北省正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武汉众志佳益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口街新华社区工业园内33号仓库。
法定代表人：王飞，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宜明，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青，该公司员工。
原告武汉卫蓝新能源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卫蓝公司）诉被告武汉众志佳益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志佳益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月5月10日立案受理后，于同年7月4日适用简易程序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因案情复杂，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17年10月18日适用普通程序进行了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卫蓝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雷蕾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众志佳益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宜明、林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卫蓝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并当庭确认：1、依法判令被告众志佳益公司返还原告卫蓝公司2次支付给被告众志佳益公司的车辆订购款400000元整；2、依法判令被告众志佳益公司支付原告卫蓝公司从2015年7月3日起至起诉之日止的利息35934元（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9%的四倍）及起诉之日至被告众志佳益公司返还完原告卫蓝公司订购款400000元整之日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众志佳益公司自行承认；当庭增加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解除原告卫蓝公司与被告众志佳益公司于2015年7月2日签订的《新能源汽车代理合同》。事实和理由：2015年7月2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新能源汽车代理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卫蓝公司作为被告众志佳益公司的代理商经营被告众志佳益公司的新能源车。合同签订后，原告卫蓝公司于2015年7月2日支付给被告众志佳益公司新能源汽车订购款110000元，于2015年7月3日支付给被告众志佳益公司新能源汽车订购款290000元，共支付新能源汽车订购款400000元。但是至今被告众志佳益公司仅发给原告卫蓝公司2台众泰E20新能源车，因被告众志佳益公司无法向原告卫蓝公司提供浙江时空（厂方）对原告卫蓝公司在武汉市的经销商授权，造成车辆无法出售，为了避免2台车辆在2015年12月31日前因未上牌造成地方补贴拿不到给被告众志佳益公司带来损失，经双方沟通后原告卫蓝公司将车辆退回给被告众志佳益公司。从签订合同被告众志佳益公司就再没发给原告卫蓝公司新能源车。原告卫蓝公司多次找被告众志佳益公司要求返还原告支付给被告众志佳益公司的400000元新能源汽车订购款，被告众志佳益公司一直置之不理，未将款项归还原告；原告卫蓝公司要求被告众志佳益公司提供浙江时空（厂方）对原告卫蓝公司在武汉市的经销商授权后签订车辆采购补充协议再次进行采购、销售，但被告众志佳益公司都以各种理由拒绝；被告众志佳益公司拒绝配合原告卫蓝公司做好代理车型的厂方备案材料，导致不符合武汉关于新能源汽车销售补贴政策事项，原告卫蓝公司无法销售代理的新能源汽车。综上，被告众志佳益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双方签订的《新能源汽车代理合同》第六条第三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故原告卫蓝公司起诉至法院，请求依诉予判。
被告众志佳益公司答辩称，一、因原告卫蓝公司的原因导致被告众志佳益公司无法向其提供“浙江时空”的经销商授权：1、原被告双方在签订《新能源汽车代理合同》时口头约定签订该合同的基础是基于双方供应链合作事宜，但是截止今日，原告卫蓝公司未按约定履行其法定代表人变更和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未向被告众志佳益公司账户缴付1000000元保证金，且双方洽谈的供应链合作协议也未签订；2、因提交《武汉市新能源汽车备案申请报告》，需填报原告卫蓝公司2015年季度销售计划，经被告众志佳益公司多次催促，原告卫蓝公司始终未向被告众志佳益公司提供明确的销售计划，导致被告众志佳益公司无法配合原告卫蓝公司做好代理车型的厂方备案材料，并直接影响原告卫蓝公司享受武汉关于新能源汽车销售的补贴政策；二、根据《工商总局关于加强汽车市场监管的指导意见》【工商市字［2014］190号】的规定，按照《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20号】的精神，依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新能源汽车代理合同》，原告卫蓝公司并非只有在获得经销商授权后才能在武汉市进行新能源汽车的车辆代理销售；三、被告众志佳益公司已经按约定履行了供车义务，被告众志佳益公司拖延提供剩余车辆是因为原告卫蓝公司自身的原因，因此原告卫蓝公司也无权要求被告众志佳益公司支付利息；四、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依法签订的代理合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故原、被告双方应该继续履行合同。综上，被告众志佳益公司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卫蓝公司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2日，原告卫蓝公司（乙方）与被告众志佳益公司公司（甲方）签订《新能源汽车代理合同》。合同约定：“甲方授权乙方为：浙江时空电动汽车有限公司以下新能源汽车武汉市代理商。一、代理车型和预估销售数量：东风时空御风A08纯电动客车：EQ6640CLBEV150台，东风时空俊风厢式物流运输车：EQ5020XXYLBEV300台，众泰时空E20乘用车：JNJ7000EVZ2300台。以上预估销售数量均为到2015年年底为止；乙方的销售区域：武汉市；在合同签订后，乙方向甲方购买样车作为市场推广。乙方销售计划明确后，甲乙双方签订备忘录说明合作数量与价格；合同期限：2015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止”；原、被告还对双方的责任与义务、培训与服务、其他约定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原告卫蓝公司于合同签订当日及次日分别支付被告众志佳益公司订购款110000元和290000元，订购众泰时空E20乘用车两台。2015年7月3日，被告众志佳益公司交付给原告卫蓝公司众泰时空E20乘用车两台，随后原告卫蓝公司进行了展销推广。2015年8月28日，原告卫蓝公司委托广东汉章律师事务所丘敏律师向被告众志佳益公司发出《律师函》，函称“……你方收到相关的购车款后，却未按时向“卫蓝公司”提供相应数量的汽车，也未向“卫蓝公司”提供“浙江时空电动汽车有限公司”的授权凭证，从而导致《新能源汽车代理合同》无法得到正常履行！……现本律师代表“卫蓝公司”特向你方发函，要求你方收到此函件后三日内立即向“卫蓝公司”返还40万元购车款……”。同年9月6日，被告众志佳益公司向丘敏律师发送《回复函》，函称：“……我司为配合贵司参加此活动，2015年6月29日，我司与上游厂商签订了代理合同，并于2015年7月2日与贵司签订了《新能源汽车代理合同》，在签订此代理合同的同时，我司与贵司口头约定该代理合同签订的基础是基于双方供应链合作事宜，贵司法定代表人和股权变更可后续办理，贵司所有印章和财务账户我司要先统一管理，贵司需在账户上需先预存100万元保证金，作为《新能源汽车代理合同》的履约的前提条件；并约定我司与贵司签订供应链合作协议后，方可由上游厂商即“浙江时空电动汽车有限公司”提供授权凭证给贵司，否则，不提供此授权；二、履约保证金的变更及《新能源汽车代理合同》的履行：1、履约保证金的变更，贵司在缴付100万元保证金时，因资金问题仅缴付40万元。经双方协商并考虑以后持续的合作，我司同意先将此40万元作为购车预付款。2、《新能源汽车代理合同》的履行，因万达活动于7月3日举办，时间紧迫，若从杭州厂商购车，运至武汉需2天2夜，时间来不及。故厂商提出向武汉当地经销商先借两台车，并于7月3日交接给贵司，并向贵司指定人员做了现场培训。后我司于7月27日付清此两台车的全部车款给到武汉当地经销商(经厂商指示此2台车与当地经销商进行直接结算)，并于8月3号寄出两台车的合格证给到贵司，贵司于8月4号确认收到，我司要求贵司履行代理合同，进行车辆销售，并完成上牌工作，然而截止今日，贵司迟迟未销售上牌，导致给我司，武汉当地经销商以及厂商都带来一系列的损失。……”同年9月13日，被告众志佳益公司函告原告卫蓝公司，要求原告卫蓝公司依照双方已签订的代理合同约定，继续履行代理合同的以下义务：一、截止至2015年9月16日前将已购买的两台E**车上牌销售并向被告众志佳益公司提供上牌资料；二、截止至2015年9月16日前购买其他两款车型的样车进行市场推广；三、截止至2015年9月16日前提供明确的销售计划。2015年11月19日，原告卫蓝公司将订购的两台E**乘用车退还给被告众志佳益公司，被告众志佳益公司予以签收并销售。2017年5月10日，原告卫蓝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依诉予判。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但未达成一致意见。
以上事实，有本院的法庭审理记录，原、被告提交的双方签订的《新能源汽车代理合同》，原告卫蓝公司提交的收据两张、签收单，被告众志佳益公司提交的其与杭州路捷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新能源汽车代理合同》、车辆接收单、律师函、回复函、函告等证据予以证实，以上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原告卫蓝公司与被告众志佳益公司签订的《新能源汽车代理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众志佳益公司未能向原告卫蓝公司提供本案所涉车辆厂商即浙江时空电动汽车有限公司的授权凭证，致使原告卫蓝公司无法正常销售，合同无法履行，原告卫蓝公司可依法解除合同。但其主张解除合同之时即2017年7月4日，合同期限已届满，合同权利义务已终止，故原告卫蓝公司该项诉讼请求已无事实依据。原告卫蓝公司于2015年7月3日向被告众志佳益公司订购众泰时空E20乘用车两台，但其于同年11月19日退还给被告众志佳益公司，被告众志佳益公司未提出异议，且该两台车已经销售，故原告卫蓝公司要求被告众志佳益公司返还车辆订购款40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卫蓝公司要求被告众志佳益公司支付从2015年7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至实际返还之日的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原告卫蓝公司从2015年7月3日起至同年11月19日实际占用车辆，故此期间不应计算利息，利息应从2015年11月19日起计收；原告卫蓝公司主张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因合同未明确约定，故被告众志佳益公司应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为宜。被告众志佳益公司辩称双方口头约定将原告卫蓝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和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原告的所有印章和财务账户先归被告众志佳益公司统一保管、原告向其账户先预存100万元保证金作为《新能源汽车代理合同》履行的前提条件的主张，均未提交证据证实，本院均不予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武汉众志佳益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告武汉卫蓝新能源车有限公司车辆订购款400000元；
二、被告武汉众志佳益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告武汉卫蓝新能源车有限公司利息损失（以400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11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
三、驳回原告武汉卫蓝新能源车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收取计7840元，由被告武汉众志佳益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因此款原告武汉卫蓝新能源车有限公司已垫付，被告武汉众志佳益科技有限公司将该款连同判决第一项款一并支付给原告武汉卫蓝新能源车有限公司。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按照不服本院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费，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费汇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户：17×××67；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东路支行（行号：832886）；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吴 炼
人民陪审员 方 军
人民陪审员 宋良伟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法官 助理 陶 倩
书 记 员 赵文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