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琼96行终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海南惠峰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号新达商务大厦****房。
法定代表人陈惠忠，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长征，海南大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文昌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海南省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委大院。
法定代表人陈海涛，局长。
委托代理人符丽娜，文昌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工�人员。
委托代理人吴康丽，海南凯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海府路59号省政府办公楼**楼。
法定代表人袁光平，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志陆，海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建，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海南惠峰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峰公司）诉被上诉人文昌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文昌市安监局）、被上诉人海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海南省安监局）安全生产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纠纷一案，不服文昌市人民法院（2016）琼9005行初3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惠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惠忠及委托代理人刘长征，被上诉人文昌市安监局的委托代理人吴康丽、符丽娜，被上诉人海南省安监局的委托代理人陈建、杨志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文昌市安监局于2016年5月4日作出（文）安监管罚[2016]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02号《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为：惠峰公司构成瞒报生产安全事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第八十条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处理条例》）第四条的规定，依据《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决定给予100.1万元的行政处�。海南省安监局于2016年8月31日作出琼安法复决字[2016]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1号《复议决定书》），主要内容为：文昌市安监局对惠峰公司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运用法律适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决定维持文昌市安监局作出的02号《处罚决定书》。
原审查明，2015年10月14日，惠峰公司向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重科）购买一批塔吊并签订《塔式起重机产品买卖合同》，合同约定：惠峰公司应在提货地或货物到达地点后12小时内验收并签字或盖章，验收时发现货物不符应在24小时内提出书面异议，否则视为验收合格。中联重科负责送货到文昌市铺前镇目的地，货物到达目的地后惠峰公司负责卸货。2014年9月15日，中联重科作为甲方与长沙恒广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广物流）订有一份《产品运输协议》，协议约定：恒广物流负责将货物运输到达甲方指定的地点，并负责将货物捆扎带及紧固装置松懈，其他卸货义务由甲方指定的收货人负责。该协议的有效期至2015年12月31日。2015年10月17日，恒广物流分别与许成才、高喜亮签订有偿运输合同，约定由其将该批货物运往海南省文昌市铺前镇目的地，运输费各为17000元。该运输合同上载明承运单位为周口市远大运输集团路通货运有限公司（下简称远大公司），承运车牌号：×××，该车的所有人为远大公司。许成才为×××的实际经营者，合同下方的承运方签有”许成才”的名字。合同第4条约定：”承运方在运输过程中（指定收货方未签收之前）如遇交通事故或者其他意外而产生的个人人身伤害与经济损失一概由承运方自行负责，委托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合同未约定车主捆扎带及紧固装置的松懈义务。当天，许成才、高喜亮装货运往海南。2015年10月20日，惠峰公司副总经理王跃全指示许成才，货物到达海南后由惠峰公司员工陈光群接车并带往目的地。2015年10月22日货物到达海南省。2015年10月23日，经联系陈光群带着平板车司机许成才、高喜亮开往文昌市铺前镇。到达目的地后，由于车体过大进不了工地，无法卸货，两车停留在工地外空地上。随后，王跃全指示陈光群找一辆自卸车进行卸货。次日，陈光群电话联系许成才要求其将车开到工地外十字路口处，与惠峰公司所找自卸车司机梁振丰会合。当时许成才、高喜亮和梁振丰三人会合后，梁振丰就把自卸车的脚支架伸开固定好并开始检查轮胎，许成才在自己驾驶的平板车尾部开始松懈绳索，高喜亮则配合在后面收绳子。后来，许成才站在梁振丰的自卸车脚支架上继续解绳索，其平板车所载货物发生滑落，当场将其击倒。事故发生后，高喜亮拨打120急救电话将许成才送往文昌市铺前镇卫生院抢救，由于伤势过重，转送海南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抢救无效，许成才于2015年10月29日死亡。事故发生后，恒广物流、惠峰公司未按照《处理条例》第九条规定，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事故发生经过。惠峰公司于2015年10月24日签收该批塔吊。2015年11月3日,许成才的妻子李尚枝向公安部门报案。2015年11月9日，文昌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文昌市政府）成立”文昌市10.24许成才物体打击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2016年1月11日，经文昌市铺前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中联重科、恒广物流与许成才亲属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一次性给予经济补偿434300元。2016年2�5日，事故调查组依法作出《文昌市10.24许成才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认定恒广物流、惠峰公司未按规定进行报告，瞒报生产安全事故，报文昌市政府批复。2016年2月5日，文昌市政府依法作出文府函[2016]85号《关于文昌市10.24许成才物体打击事故的批复》（以下简称85号《批复》），认定：1.恒广物流、惠峰公司未按规定进行报告，瞒报生产安全事故；2.认定许成才为本次事故的直接责任者；3.建议文昌市安监局对恒广物流、惠峰公司进行行政处罚。2016年2月18日，文昌市安监局根据85号《批复》，决定对恒广物流、惠峰公司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同年4月8日，文昌市安监局向恒广物流送达了文安监管罚告[2016]第1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和文安监管听告[2016]第1号《听证告知书》。4月12日，文昌市安监局向惠峰公司送达了文安监管罚告[2016]第2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和文安监管听告[2016]第2号《听证告知书》。同年4月22日，文昌市安监局对恒广物流作出（文）安监管罚[2016]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其100.1万元的行政处罚。惠峰公司申请听证，文昌市安监局于4月27日依法举行听证会。2016年5月4日，文昌市安监局对惠峰公司作出02号《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其100.1万元的行政处罚。以上决定均已送达受处罚方。两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告知向人民法院起诉权利中误将六个月写为三个月。恒广物流不服对其处罚决定，于2016年5月20日向文昌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要求撤销文昌市安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文昌市政府于2016年7月20日作出文府复决字[201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文昌市安监局对恒广物流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恒广物流不服该复议决定诉至文昌市人民法院处理。2016年6月7日，惠峰公司因不服该处罚决定书，向海南省安监局提出行政复议，要求撤销文昌市安监局作出的02号《处罚决定书》。海南省安监局于2016年6月14日受理复议申请后，于同年8月31日作出1号《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文昌市安监局作出的02号《处罚决定书》。惠峰公司因不服该复议决定诉至文昌市人民法院处理。同时，惠峰公司因不服文昌市政府作出的85号《批复》，于2016年9月9日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该《批复》。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85号《批复》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于2016年10月13日裁定驳回惠峰公司的起诉。惠峰公司不服上诉至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8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文昌市人民法院在该案上诉期间曾中止本案的审理。
另查明，许成才、惠峰公司工作人员没有进行过塔式起重机拆装作业的专业技术培训、考核，恒广物流、惠峰公司未办理拆装许可证。
原审认为，按照《处理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文昌市安监局为本辖区生产安全事故行政处罚主管机关。本案争议焦点是，文昌市安监局对惠峰公司作出的《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适用依据是否正确。
一、关于事故发生单位的认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发布的《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第三条规定：”本规定所称事故发生单位是指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惠峰公司与中联重科签订《塔式起重机产品买卖合同》中约定：”中联重科负责送货到文昌市铺前镇目的地，货物到达目的地后惠峰公司负责卸货”。中联重科与恒广物流签订《产品运输协议》约定：”恒广物流负责将货物运输到达海南省文昌市××镇目的地，并负责将捆扎带及紧固装置松懈”。2015年10月17日，恒广物流分别与远大公司、高喜亮签订运输合同，委托其将该批货物运往目的地，当天装货运往海南。从以上合同约定来看，本次塔式起重机产品买卖惠峰公司有负责卸货的义务。该义务确定了其为生产经营单位，其依法负有生产安全的责任。2015年10月22日货物到达海南省后，从带着许成才、高喜亮开往文昌市铺前镇，到找一辆自卸车进行卸货，惠峰公司已经开始卸货的生产经营准备环节。当时许成才、高喜亮和梁振丰三人会合后，梁振丰就把自卸车的脚支架伸开固定好并开始检查轮胎，许成才在自己驾驶的平板车尾部开始松懈绳索，高喜亮则配合在后面收绳子。后来，许成才站在梁振丰的自卸车脚支架上继续解绳索，其平板车所载货物发生滑落，当场将其击倒在地面。从以上过程看，许成才、惠峰公司已经进入卸货的环节，也即正在进行生产经营并在这过程中发生了人员受伤经救治无效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根据《全民所有制施工企业机械设备管理规定》：”塔式起重机的拆装、运输，应由拆装的专业班组负责进行”。《建设部关于加强塔式起重机等施工机械拆装管理的通知》（建建字第749号）对此再次强调，并重申：塔吊的拆装队伍必须实行严格的资质审核制度，要加强塔吊拆装人员的专业技术培训、考核”。在本案中，惠峰公司作为生产经营单位，在装卸过程中负有安全生产责任，惠峰公司没有塔式起重机拆装作业的相关证件，也没有办理拆装许可证。本次卸货生产经营属违规操作。�昌市政府成立调查组后，依法对本次事故进行调查，其认定惠峰公司属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是正确的。虽然调查组在工作人员签名、出具报告时间节点上有小的瑕疵，但不影响实体认定的合法性。
二、本次事故是否属于瞒报生产安全事故。《安全生产法》第八十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本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立即报告当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迟报，不得破坏事故现场、毁灭有关证据”。《处理条例》第四条规定：”事故报告应当及时、准确、完整，任何单位和个�对事故不得迟报、漏报、谎报、瞒报”；第九条规定：”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1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第五条规定：”《条例》所称的迟报、漏报、谎报和瞒报，依照下列情形认定：....（四）隐瞒已经发生的事故，超过规定时限未向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经查证属实的，属于瞒报”。本次事故现场有惠峰公司人员，公司人员当场已将事故发生情况向本单位负责人进行了报告，但该负责人未依法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事故调查组依照以上法律、法规规定认定惠峰公司瞒报�产安全事故是正确的。惠峰公司认为其叫120救护车属报告，120救护车并非县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其辩解无理由。
三、文昌市安监局对惠峰公司所作行政处罚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文昌市安监局在对惠峰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前履行了立案、调查、事先告知和集体讨论等程序，其作出的02号《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文昌市安监局认定惠峰公司属瞒报生产安全事故，并依据《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进行行政处罚是正确的。
四、海南省安监局受理惠峰公司的复议申请后，依法组织双方进行听证，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书》送达各方当事人，其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
据此，�维持文昌市安监局对惠峰公司所作的行政处罚及海南省安监局所作的《复议决定书》。惠峰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当，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驳回惠峰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惠峰公司负担。
上诉人惠峰公司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为事故发生单位没有事实根据。首先，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发布的《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三条”本规定所称的事故发生单位是指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的规定，哪个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该单位就是事故发生单位，就应当在事故发生后及时上报给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否则就属于瞒报。这是判断当事人是否为�故发生单位的唯一法律标准。其次，85号《批复》已经确认许成才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根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许成才所在单位远大公司就是事故发生单位。且恒广物流与许成才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上载明的承运人是远大公司，发生事故的车辆也登记在远大公司名下，远大公司属于事故车辆的所有权人和管理人，对许成才负有安全技能培训的义务。无论远大公司与许成才是劳动关系、内部承包关系还是挂靠关系，均应当认定远大公司为事故发生单位。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为事故发生单位，明显与《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相悖。再次，根据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中联重科与恒广物流签订《产品运输协议》，而后恒广物流又与许成才签订《货物运输合同》，将塔吊设备委托许成才、高喜亮承运。显然，许成才受恒广物流的委托，承运行为属恒广物流的经营活动，恒广物流属于事故发生单位。（二）一审判决认定”许成才、上诉人已经进入卸货的环节，也即正在进行生产经营”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本案证据可以看出，双方一致认可的事实是：事故发生在上诉人卸货之前，上诉人已经完成卸货的准备工作，但尚未开始卸货。根据中联重科与恒广物流签订的《产品运输协议》的约定，松解绳索、解除捆扎属于承运人的合同义务，是运输行为的延续，属于承运人的经营活动，在此阶段发生的安全事故，承运人是事故发生单位和责任主体。解除捆扎后的吊装作业、挂吊带和挂绳索等属于卸货行为，是收货人的合同义务，在此阶段发生的安全事故，收货人是责任主体。因此，许成才上车松解绳索、高喜亮配合收绳的行为，属于恒广物流与远大公司的经营活动，是运输�为的延续，并非卸货行为。（三）上诉人对此次发生在松解绳索阶段的安全事故没有责任，也不是事故发生单位，不存在故意隐瞒事故，而只是没有上报或者举报本次事故。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属于瞒报”没有事实根据。（四）调查组没有开展调查活动，文昌市安监局作出行政处罚的全部材料都是在调查组成立前完成的，且《事故调查报告》上并没有一个调查组成员的签名。根据《处理条例》第三十条规定，《事故调查报告》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五）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安全生产法》第八十条规定的”生产经营单位”指的是”事故发生单位”。《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九条以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第五条规定的上报义务也只适用于”事故发生单位”，并不适用于”有关单位”。上诉人不是事故发生单位，不能据此对上诉人作出罚款100万余元的处罚。其次，《全民所有制施工企业机械设备管理规定》、《建设部关于加强塔式起重机等施工机械拆装管理的通知》规定的”塔吊拆装”是指进入施工现场、作为施工机械的塔吊的安装、拆解，并非指作为商品的塔吊设备在运输车辆上的装车、卸货。一审判决引用该两个关于”塔吊拆装”的规定，显然是错误的。（六）行政处罚和一审判决程序违法，违反”刑事优先”原则。在被上诉人文昌市安监局对许成才被物体打击死亡一案立案调查过程中，该局以”在调查中发现上诉人的主管王跃全涉嫌不报、谎报安全�故罪”、”超出本行政机关管辖范围”为由，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将案件移送文昌市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二条”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于刑事处罚，但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这两条法律规定正是”刑事优先”原则的具体表现，行政执法权部门超越或者取代司法裁决权。因此，在文昌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的”王跃全涉�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一案尚未侦查终结和结案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却以”瞒报安全事故”为由对上诉人作出02号《处罚决定书》以及一审判决维持该《处罚决定书》均违背了”刑事优先”原则，违反法定程序。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文昌市安监局以”瞒报安全事故”为由给予上诉人罚款100万余元的行政处罚，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一、撤销文昌市人民法院（2016）琼9005行初33号《行政判决书》；二、撤销被上诉人文昌市安监局作出的02号《处罚决定书》；三、撤销被上诉人海南省安监局作出的1号《复议决定书》。
被上诉人文昌市安监局辩称，一、2015年10月14日，上诉人与中联重科签订《塔式起重机产品买卖合同》，合同约定：上诉人购买3台塔式起重机，由中联重科代办运输送往文昌市铺前镇目的地，货物到达目的地后上诉人负责卸货，指定收货经办人是上诉人的员工陈光群。因此，上诉人是塔式起重机的购买方、卸货方及收货方，属与涉案事故相关联的生产经营单位。根据《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的规定，生产经营单位负有安全生产的责任。二、上诉人是生产经营单位，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属事故发生单位。1.2015年10月23日，许成才与高喜亮驾驶平板车将塔式起重机运至文昌市铺前镇，但因平板车太大，无法进入工地内卸货，两辆车停在工地外面空地。2015年10月24日早上，陈光群打电话给许成才，指挥许成才和高喜亮将挂车开到铺前镇船厂职工保障性住房工地附近的一处十字路口处，告知许成才看到吊车（即自卸车）在现场后就可以卸货。同日，陈光群指派的自卸车司机梁振丰、黄照富前往现场卸货。黄照富把自卸车的脚支架伸开固定好后，许成才根据陈光群的指示，开始松解捆绑塔吊的绳索，在此过程中，因设备滑落将许成才击倒，许成才经抢救无效于2015年10月29日死亡。2.根据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陈惠忠的《询问笔录》，上诉人制定了塔吊的卸货操作规程，且明知吊装作业时要安排专员在现场管理。但是，上诉人在指挥卸货的过程中，没有安排吊装作业的专员在现场管理。陈光群在《询问笔录》中承认他没有受过建筑塔吊装卸的培训，事发前上诉人也没有向许成才、梁振丰等人说明建筑塔吊设备的卸货方式、卸货时存在的危险因素及防护措施。而上诉人指派的自卸车司机梁振丰及黄照富也没有受过塔吊拆装专业技术培训。正是由于上诉人一系列的违规操作，导致了许成才在卸货现场因操作不当，致使设备滑落将许成才击倒。上诉人在这个过程中存在过错、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3.上诉人作为卸货方，在卸货现场未能安排专业班组负责塔式起重机的拆装，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全民所有制施工企业机械设备管理规定》：”塔式起重机的拆装、运输，应由拆装的专业班组负责进行。”《建设部关于加强塔式起重机等施工机械拆装管理的通知》（建建字第749号）重申：”塔吊拆装队伍必须实行严格的资质审核制度。......要加强塔吊拆装人员的专业技术培训、考核。”的规定，塔吊的拆装人员需要专业技术培训、考核，并没有界定只有进入施工现场、作为施工机械的塔吊拆装的人员才需要专业技术培训。事实上，根据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陈惠忠的《询问笔录》，上诉人是知道塔吊卸货时应�安排吊装作业的专员在现场。因此，一审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对法律理解错误。4.事故发生时，上诉人委托的自卸车司机已经将自卸车的脚架伸出并固定，许成才听从陈光群的指挥站在自卸车的脚架上松解捆绑塔吊的扎带，当时实际上已经进入卸货程序。上诉人认为此时没有卸货，其不属于事故发生单位与客观事实不相符。5、恒广物流属于事故发生单位不能免除惠峰公司作为事故发生单位的责任。一起安全生产事故中，存在多个事故发生单位是常见的情形。三、根据平板车司机高喜亮、上诉人的员工陈光群、副总经理王跃全的询问笔录，事故发生后，梁振丰通过电话告知陈光群事故情况，陈光群又向王跃全汇报了事故情况。上诉人作为事故发生单位，知道事故发生后应当向安监部门报告本次安全生产事故却没有报告，上诉人的行为属于瞒报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反了《安全生产法》第八十条及《处理条例》第四条的规定，依法应当受到行政处罚。四、王跃全与上诉人属于不同的主体，王跃全的行为涉嫌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不影响文昌市安监局对上诉人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海南省安监局辩称，一、上诉人故意曲解”事故发生单位”的定义。根据上诉人与中联重科签订的《塔式起重机买卖合同》约定，货物到达目的地后，由上诉人负责卸货。本案事故发生在卸货的过程中。虽然事故伤亡人员自身负有直接责任，但上诉人作为合同约定的卸货主体，其公司管理人员未按操作规程卸货，也没有使用专业人员进行卸货，这是导致本案所述事故的主要原因，惠峰公司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且事故发生在海南省文昌市，在上诉人管理范围或管理幅度内，这也是上诉人作为事故发生单位的基本事实。此外，无论恒广物流还是远大公司是否属于事故发生单位，上诉人作为事故发生单位的法律地位都不会发生改变。二、恒广物流与上诉人对卸货事故的发生具有共同责任。事故调查组出具的《事故调查报告》明确指出，恒广物流与上诉人没有共同对整个卸货过程中的先期准备、吊装等环节进行研究并制定安全有效方案，也没有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范，同时也没有向许成才、高喜亮等人如实告知卸货现场和各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明显违背《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三、本案所涉事故发生于2015年10月24日，直到许成才的家属于同年11月2日向文昌市安监部门举报时止，安�部门仍未收到事故发生的报告。此外，事故发生后，上诉人未保留现场，继续卸货，未积极进行善后处理，只是在被告人家属不得已向文昌市安监部门举报并由安监部门介入后，才达成调解协议。因此，上诉人的瞒报行为严重违背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四、本案所述事故发生于上诉人管理范围内，现场人员有上诉人员工和雇请的工作人员，明显就是事故发生单位，瞒报事故的故意与行为都很清楚。根据《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最低罚款额就是100万元。02号《处罚决定书》对上诉人处以法定最低限度的数额，行政机关事实上也无更多的裁量空间。五、2016年6月6日，上诉人向我局申请复议。我局依法受理后向上诉人依法下达《行政复议申请受理决定书》，并向文昌市安监局下发《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同年8月8日，我局向上诉人及文�市安监局依法送达《行政复议听证通知书》，于同年8月17日组织双方听证并听取了双方的陈述、申辩等意见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作出1号《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惠峰公司向本院提交了4份证据：1.《案件移送书》；2.《关于10.24许成才物体打击事故的责任认定》。证据1和证据2证明被上诉人文昌市安监局认定”王跃全涉嫌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已将案件移送文昌市公安局审理。3.文昌市公安局《取保候审决定书》，证明王跃全被取保候审，至今没有结案。4.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证明上诉人有塔吊安装资质。被上诉人文昌市安监局认为上�人提交的4份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的范围，不发表质证意见。被上诉人海南省安监局认为上诉人提交的4份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的范围，还对该4份证据的证明内容提出异议，认为王跃全被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事实不能证明与本案的行政处罚具有关联性。本院认为，上诉人在二审提交的4份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新证据”，根据该《证据规定》的第七条，本院对该4份证据不予接纳。
二审查明，一审判决书经审理查明部分认定”车牌号：×××的货车所有人为远大公司”证据不足，应予纠正。将”松解义务”认定为”松懈义务”,属于笔误，应予纠正。上诉人认为根据其�审时提交的证据6和证据7，一审判决遗漏了”本案的事故发生在梁振丰检查轮胎后在路边树荫下休息时”以及事故发生时上诉人公司员工陈光群等人不在现场的事实。经查，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6梁振丰的询问笔录中载明”我们在车左边的树下坐着，坐了5分钟那样我跟黄照富就检查车辆左边的轮胎。我们检查车辆轮胎几分钟后，我们就听到响声，我就跑到车辆前面看是什么事，......”因此，上诉人主张一审判决遗漏本案的事故发生在梁振丰检查轮胎后在路边树荫下休息时的事实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此外，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本案事故发生时上诉人的公司员工陈光群、王跃全均不在现场的事实。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文昌市安监局作出的02号《处罚决定书》及被上诉人海南省安监局作出的1号《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关于被上诉人文昌市安监局作出的02号《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根据《处理条例》第三条第（四）项”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之规定，”10.24”许成才物体打击事故系一般安全生产事故。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九条，《处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对发生一般事故的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罚款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人民政府安�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决定。文昌市安监局作为文昌市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有对其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对区域内所发生的一般事故的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进行处罚的法定职责。本案中，涉案的事故发生在许成才站在上诉人雇请的自卸车脚支架上松解绳索的过程中，因许成才的平板车所载塔吊发生滑落将其击倒，导致许成才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而死亡。根据《安全生产法》第八十条、《处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1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本案中，虽然事故发生时上诉人的员工陈光群、王跃全没有在场，但是上诉人雇佣的自卸车司机梁振丰在事故发生后已经立即电话告知陈光群，�时陈光群已电话向王跃全报告事故发生情况。因此，上诉人应及时将此次涉案事故的情况报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而上诉人认为事故发生在许成才松解绳索过程中，不是发生在卸货过程中，其既不是事故责任主体，也不是事故发生单位，因此上诉人没有上报此次涉案事故的义务。本院认为，上诉人与中联重科签订的《塔式起重机产品买卖合同》以及恒广物流与中联重科签订的《产品运输协议》中约定的松解绳索义务和其他卸货义务等条款，仅属于合同各方对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的约定，而不能作为排除其是否应受到行政处罚的依据。上诉人作为本地企业及此次塔吊运输的收货方，属于《安全生产法》规定的”生产经营单位”。因此，无论涉案事故是发生在松解绳索过程中还是卸货过程中，以及上诉人对涉案事故的发生是否负有责任，上诉人的单位负责人在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后均应依照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及时将事故的发生情况上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而事实上，从此次安全生产事故于2015年10月24日发生至许成才的家属于2015年11月3日向公安部门报案时，上诉人从未将事故的情况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因此，被上诉人文昌市安监局依据事故调查组的《事故调查报告》、证人证言、书证等材料，根据《安全生产法》及《处理条例》的规定，认定惠峰公司未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本案”10.24”许成才物体打击事故，构成”瞒报生产安全事故”，从而对上诉人作出02号《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关于上诉人主张的事故调查组成员未在《事故调查报告》上签名，《事故调查报告》不具有�律效力的问题。经审查，《事故调查报告》包含了事故发生单位、经过、事故基本情况（时间、地点、事故导致的伤亡情况级）、事故性质、民事赔偿、事故责任分析及责任认定、处理意见等内容。虽然该《事故调查报告》上没有调查组的成员签名，但是该《事故调查报告》与调查组全体成员参加的《针对许成才物体打击事故调查》会议讨论的结果一致。因此，该调查报告上存在的瑕疵并未实际影响上诉人的实体权益。关于上诉人主张的02号《处罚决定书》、1号《复议决定书》以及一审判决程序违法，违反”刑事优先”原则的问题。经审查，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第二十二条、《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违法受到行政处罚的，不免除其应承担的民事、刑事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文昌市安监局作出的02�《处罚决定书》的行政处罚相对人是上诉人，上诉人与王跃全是两个不同的独立主体。上诉人的员工王跃全因涉嫌谎报、瞒报生产安全事故罪被文昌市公安局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不能免除上诉人应承担的行政处罚责任。故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上诉人海南省安监局作出的1号《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被上诉人海南省安监局在受理了上诉人惠峰公司的复议申请后，依法通知文昌市安监局提出书面答复及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相关证据，并依法组织召开听证会，在充分听取了双方的陈述、申辩及对02号《处罚决定书》进行审查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1号《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文昌市安监�作出的02号《处罚决定书》。因此，1号《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
综上所述，上诉人惠峰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结果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海南惠峰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蔡莹
审 判 员 陈锋
审 判 员 昌盛
二〇一七年七月三日
法官助理 杨智
书 记 员 符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