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19民终28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号建和中心**楼。
诉讼代表人：蓝晓寒，该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函秋，广东法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燕菊，女，汉族，1985年9月25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系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经济贸易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城区运河东一路***号*座**楼。
法定代表人：胡德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良飞，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箫音，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东莞泽龙线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石龙镇环湖南路**号。
法定代表人：叶炽德，该公司总经理。
破产管理人：东莞市启明律师事务所。
委托代理人：廖金辉，东莞市启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叶炽德，男，汉族，1960年2月26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
委托代理人：张勇光，广东华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兴旻，广东华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黄凤仪，女，汉族，1961年10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
委托代理人：林渊，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东莞市锐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石龙镇环湖南路**号。
法定代表人：叶炽德，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勇光，广东华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兴旻，广东华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东莞市钜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石龙镇环湖南路**号办公楼*楼。
法定代表人：叶炽德，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勇光，广东华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兴旻，广东华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为信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经济贸易总公司（以下简称为东莞经贸公司）、原审被告东莞泽龙线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泽龙公司）、叶炽德、黄凤仪、东莞市锐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锐泽公司）、东莞市钜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钜泽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5）东一法松民二初字第4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信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东莞经贸公司对一审判决第一项所涉债务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东莞经贸公司、泽龙公司、叶炽德、黄凤仪、锐泽公司、钜泽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是东莞经贸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以下简称为中国银行东莞分行）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从未有变更或被撤销，信达公司及中国银行东莞分行从未承诺解除东莞经贸公司前述保证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东莞经贸公司应依约就泽龙公司案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二、案涉证据足以证明东莞经贸公司对泽龙公司案涉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一直存在且东莞经贸公司明确知悉。1.《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一条约定，东莞经贸公司对泽龙公司自2008年10月28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本案债务发生于2014年，属于前述保证期间。2.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一条、第八条的约定，东莞经贸公司实际授权了中国银行东莞分行通过单笔合同、修订或补充等形式，自行确定东莞经贸公司是否承担保证责任，无须再经东莞经贸公司确认或同意。3.《关于泽龙公司在银行授信融资中存在东莞市经济贸易总公司担保之说明》是《最高额保证合同》所指的“修订或补充”。第一，根据前述说明第二段可知，中国银行东莞分行与泽龙公司均确定东莞经贸公司曾提供担保且并未撤销，符合《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八条的授权，没有违背东莞经贸公司的意思表示，也没有增加其责任。第二，根据前述说明第一段内容，可以确认东莞经贸公司明知其仍提供担保且担保未被解除或置换。第三，该说明的出具时间在案涉借款发生之后，若担保已解除，则东莞经贸公司没有必要发函询问泽龙公司案涉担保是否已解除，故前述说明才是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第四，东莞经贸公司在收到前述说明后一直未提出异议或要求撤回或解除《最高额保证合同》，表明东莞经贸公司认可其对案涉债务的连带保证责任。三、一审法院以《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未约定其属于《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主合同为由驳回信达公司的诉讼请求，违背了合同当事人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虽未列明其属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合同，但不能推定东莞经贸公司对案涉贷款不承担担保责任。第一，《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仅是中国银行东莞分行与泽龙公司对担保人责任的单方确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不能对担保人产生约束力，故所列的担保条件不能作为认定存在或不存在担保的唯一条件或充分条件。第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九条第2款再次确认《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九条第1款为不完全列举，并证明贷款人和借款人已约定可以增加担保条件，而增加或额外的担保条件不可能在第1款中完全列举。2.综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九条、《最高额保证合同》、《关于泽龙公司在银行授信融资中存在东莞市经济贸易总公司担保之说明》可知，东莞经贸公司与中国银行东莞分行已经达成为案涉贷款担保的合意，且该担保属于案涉贷款增加的担保条件。3.退一步说，《最高额保证合同》是中国银行东莞分行与东莞经贸公司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无须《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相关条款呼应，也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就案涉贷款的保证合同成立。本案诉讼过程中，信达公司依法受让了中国银行东莞分行的本案债权，并已取得本案上诉人的诉讼地位，有权替代中国银行东莞分行向东莞经贸公司追偿本案债权。
被上诉人东莞经贸公司答辩称：一、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不是《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主合同，后者也不是前者项下的担保合同，东莞经贸公司并未就案涉债务提供担保。1.从《最高额保证合同》序言、第一条、第二条的约定可知，《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的主债权是指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债权，而主合同是指中国银行东莞分行与泽龙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及授信业务合同中约定属于《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主合同。但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并未约定该合同属于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主合同。2.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九条列明了其项下担保合同的名称、编号及担保人，并明确解释“担保方式”，信达公司将该条款解释为不完全列举与事实不符。3.保证担保为合同之债，其效力仅以合同当事人的合意约定为准，不能随意扩大解释。二、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关于主合同范围的约定符合案涉借款人及贷款人签订合同的实际做法，也反映案涉借款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泽龙公司提供的资料显示，泽龙公司与中国银行东莞分行2009年至2014年期间共签订了21份借款合同和授信协议，均明确约定了对应的担保方式、保证人和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其中2013年和2014年签订的9份借款合同及授信协议均列明担保方式为锐泽公司、钜泽公司、叶炽德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依据为该三个保证人分别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但并没有约定东莞经贸公司为其担保人。由此可知，案涉借款人通过约定明确排除了案涉借款合同是东莞经贸公司签订的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主合同。三、信达公司关于“不完全列举”、“合同相对性原则”的抗辩理由不成立。1.泽龙公司与中国银行东莞分行在2009年至2014年期间签订的21份借款合同和授信协议均对担保方式采取了完全列举方式，信达公司关于“不完全列举”的说法与实际做法及案涉合同约定不符。2.信达公司已经承认“没有担保人另行出具的担保法律文书”就对所列担保人不产生约束力，却又主张“不完全列举”的担保条款对东莞经贸公司有约束力，自相矛盾。3.案涉借款合同未将东莞经贸公司列为担保人，是合同当事人确认东莞经贸公司并非案涉借款合同的担保人的合意表示，不能单方任意解释或变更。四、信达公司关于主合同变更及债权人有权任意自行确定担保方式的主张不成立。1.案涉借款合同签订后，中国银行东莞分行并未向泽龙公司提出变更借款合同或变更担保方式的要求，故信达公司未能以《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八条将案涉借款合同未约定的担保方式单方面变更为其担保方式。2.《最高额保证合同》关于主合同变更的条款的前提在于借款合同将该担保合同列为其项下的担保合同。案涉借款合同已明确排除了东莞经贸公司的担保，信达公司应当遵守该合同约定。五、《关于泽龙公司在银行授信融资中存在东莞市经济贸易总公司担保之说明》证明中国银行东莞分行与泽龙公司存在置换担保并达成了东莞经贸公司退出最高额保证担保的事实，且前述说明中“存在担保”仅指2011年至2012年期间的担保，不包括2012年以后的担保。1.中国银行东莞分行与泽龙公司2010年至2012年期间的共12份借款合同和授信协议约定最高额保证担保人为东莞经贸公司、叶炽德、钜泽公司。而2013年和2014年期间共计9份借款合同及授信协议约定的最高额保证担保人变更为钜泽公司、锐泽公司、叶炽德，即以锐泽公司的最高额保证替换了东莞经贸公司的担保。2.该担保方式的变更是各方有关置换担保及东莞经贸公司退出担保的合意表示。3.泽龙公司2010年6月收到市国资委[2010]27号文后，在2011年所有银行贷款合同中均用其他担保人将东莞经贸公司的担保置换出来，但由于泽龙公司的疏忽，导致2011年个别银行贷款合同仍存在东莞经贸公司的担保，但2013年和2014年的贷款合同中均已取消东莞经贸公司的担保。信达公司将2011年存在的担保偷换成2014年的担保，混淆事实。六、信达公司及中国银行东莞分行自2012年统一置换担保以来，并未对提前终止东莞经贸公司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提出异议。1.中国银行东莞行向东莞经贸公司出具了一份《授信汇总表》确认其向泽龙公司授信6390万元及其全部借款的担保人均为其他人，东莞经贸公司不再是其授信和贷款的担保人，并确认双方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对2013年及以后的借款合同及授信协议不再适用。2.2013年以来案涉借贷双方签订的共计9份借款合同及授信协议仅要求钜泽公司、锐泽公司提交统一担保的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且要求泽龙公司的董事会决议写明担保“仅由钜泽公司、锐泽公司、叶炽德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再次确认东莞经贸公司不是其担保人。3.中国银行东莞分行及信达公司自2012年以来的贷款跟踪从未将东莞经贸公司列为担保人进行贷后检查。综上，东莞经贸公司不是案涉借款合同的保证担保人，无须对案涉贷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判决无误，应当予以维持。
原审被告泽龙公司陈述称：第一，泽龙公司已将所知情况向一审法院陈述。第二，本案信达公司的二审诉讼请求不影响泽龙公司对外承担的债务。因此，泽龙公司对信达公司的上诉不发表意见。
原审被告叶炽德、锐泽公司、钜泽公司陈述称：第一，叶炽德、锐泽公司、钜泽公司没有收到债权人中国银行东莞分行通知债权转让，对于诉讼主体的变更由法院认定。第二，本案上诉争议与其无关，由法院认定。
原审被告黄凤仪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泽龙公司立即归还全部贷款本金13565414.38元，并支付利息、罚息至贷款清偿之日止（利息、罚息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约定计算，计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5年2月4日利息为117514.37元、罚息为326.48元），以上金额合计13683255.23元；二、叶炽德、黄凤仪、锐泽公司、钜泽公司、东莞经贸公司对上述诉请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确认中国银行东莞分行对泽龙公司位于东莞市石龙镇环湖南路22号的工业厂房、办公楼及土地使用权折价、拍卖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四、案件诉讼费用由泽龙公司、叶炽德、黄凤仪、锐泽公司、钜泽公司、东莞经贸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为担保泽龙公司与中国银行东莞分行之间债务的履行，锐泽公司、钜泽公司、东莞经贸公司、叶炽德、“黄凤仪”分别与中国银行东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2009年3月24日，叶炽德、“黄凤仪”与中国银行东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主合同为中国银行东莞分行与泽龙公司之间自2008年10月28日至2015年12月31日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合同，其中约定属于《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主合同，主债权是指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债权；保证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6390万元，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等，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间为两年。黄凤仪否认在该合同上签名，并申请笔迹鉴定，经一审法院准许，已进入鉴定程序。
2009年3月24日，东莞经贸公司与中国银行东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主合同为中国银行东莞分行与泽龙公司之间自2008年10月28日至2015年12月31日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合同，其中约定属于《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主合同，主债权是指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债权；保证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6390万元，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等，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间为两年。
2010年3月9日，钜泽公司与中国银行东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主合同为中国银行东莞分行与泽龙公司之间自2009年3月24日至2015年12月31日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合同，其中约定属于《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主合同，主债权是指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债权；保证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6390万元，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等，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间为两年。
2013年2月18日，锐泽公司与中国银行东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主合同为中国银行东莞分行与泽龙公司之间自2013年2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合同，其中约定属于《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主合同，主债权是指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债权，以及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生效前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已经发生的债权；保证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6390万元，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等，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间为两年。
另外，2014年1月25日，泽龙公司向中国银行东莞分行出具承诺函，承诺将位于东莞市石龙镇环湖南路22号的新建的工业厂房及办公楼（含厂区土地），待办妥有关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房地产权证后即抵押给中国银行东莞分行并配合办妥抵押登记手续。
2014年2月10日，中国银行东莞分行与泽龙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1390万元，借款期限十二个月，用于支付货款；借款利率为固定利率，年利率6.9%；还款方式为按月结息，到期还本；对逾期借款，按罚息利率计收罚息，对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及罚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罚息利率为浮动利率，浮动周期为12个月，在基础利率水平上加收50%，首个浮动周期内，基础利率为借款利率，下一个浮动周期的基础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上浮15%；本合同为中国银行东莞分行与钜泽公司、钜泽公司、叶炽德签订的《最高额担保合同》项下的主合同，由其提供最高额担保。
2014年2月17日，中国银行东莞分行向泽龙公司发放贷款1390万元，期限至2015年2月16日。贷款发放后，泽龙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归还贷款本息，截止2015年6月30日，尚欠本金13564511.33元、利息148715.18元、罚息526491.05元、复利6378.34元。
另查明：1.一审法院于2015年7月1日裁定受理泽龙公司破产重整一案；2.2014年2月17日、2014年11月28日、2014年2月20日，泽龙公司分别向中国银行东莞分行贷款1390万元、4000万元、1000万元，中国银行东莞分行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分别为（2015）东一法松民二初字第431、432、433号。
以上事实，有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提交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借据、《最高额保证合同》、承诺函、计息明细，东莞经贸公司提交的董事会决议、授信额度协议、关于泽龙公司在银行授信融资中存在东莞市经济贸易总公司担保之说明、东莞市市属企业重大事项审核备案制度，以及一审庭审笔录等附卷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本案中，黄凤仪的责任承担需要待鉴定进一步确定，故一审法院就中国银行东莞分行要求黄凤仪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之后作出判决，对中国银行东莞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先行判决。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是中国银行东莞分行和泽龙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贷款发放后，泽龙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的约定按时付息，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贷款已到期，中国银行东莞分行要求其偿还贷款本金13564511.33元及利息、罚息和复利，符合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截止2015年6月30日，泽龙公司尚欠利息148715.18元、罚息526491.05元、复利6378.34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故对2015年7月1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不动产的优先受偿权。虽然泽龙公司承诺将位于东莞市石龙镇环湖南路22号的工业厂房、办公楼及土地使用权用于抵押，但双方并未办理抵押登记，中国银行东莞分行要求对其享有优先受产权，理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最高额保证。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担保方式的约定，钜泽公司、钜泽公司、叶炽德为借款连带责任保证，且泽龙公司未偿还的借款本金未超过保证担保最高本金限额，前述三保证人应对案涉借款本金及利息、罚息、复利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至于东莞经贸公司的责任承担，双方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对保证担保的主债权做出了明确的约定，即主债权是指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债权，主合同则是指中国银行东莞分行与泽龙公司之间自2008年10月28日至2015年12月31日签署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合同，其中约定属于《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主合同。然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中国银行东莞分行和泽龙公司并未约定该合同属于东莞经贸公司与中国银行东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主合同。故对中国银行东莞分行要求东莞经贸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一审先行判决如下：一、泽龙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中国银行东莞分行偿还贷款本金13564511.33元及利息148715.18元、罚息526491.05元、复利6378.34元；二、锐泽公司、钜泽公司、叶炽德对泽龙公司向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所负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中国银行东莞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3899.53元、保全费5000元（中国银行东莞分行已预交），由泽龙公司、锐泽公司、钜泽公司、叶炽德负担。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以下事实：
1.东莞经贸公司是1994年6月30日成立的全民所有制内资企业法人，注册资金为12200万元。
2.一审法院于2017年1月23日作出（2015）东一法松民二初字第431号之一民事判决书，以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有关“黄凤仪”的签名及指印并非黄凤仪本人所为为由，驳回中国银行东莞分行要求黄凤仪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
3.信达公司于2017年7月3日向本院提出申请变更当事人，经依法审查，本院已于2017年10月17日裁定准许信达公司替代中国银行东莞分行作为本案上诉人参加诉讼，中国银行东莞分行退出诉讼。
4.东莞经贸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中国银行东莞分行与泽龙公司于2009年3月至2014年11月期间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联合贷款合同》及《授信额度协议》、共计21份（详见附件一），用以证明案涉借贷双方的合同约定详细列明并确认每项借款的担保方式，并非不完全列举。经质证，信达公司认为前述证据不是新证据，不确认其真实性；泽龙公司确认序号1至16证据的真实性，不确认关联性，序号17至2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叶炽德、钜泽公司、锐泽公司认为前述证据内容与其无关，真实性无法确认。
5.《关于泽龙公司在银行授信融资中存在东莞市经济贸易总公司担保之说明》由泽龙公司于2014年9月30日向东莞经贸公司出具，称在2010年6月收到东国资[2010]27号文《关于印发〈东莞市市属企业重大事项审核备案制度〉的通知》后，在2011年度所有银行续贷时，均用泽龙公司法定代表、总经理叶炽德个人、锐泽公司、钜泽公司作担保，将东莞经贸公司担保转换出来。但在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和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授信融资续贷中，仍存在东莞经贸公司担保之事，属人为疏忽没有立即取回东莞经贸公司《最高额担保函》造成。在看到银行授信前提条件已变更后毫无意识到原担保函的有效期，导致原有担保函未及时取回，忽略了银行会有这种行为。2011年后8家银行授信融资续贷办理中6家都没有东莞经贸公司担保，可以证明上述连带担保函属泽龙公司工作失误而非有意而为。
本院认为：本案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针对信达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东莞经贸公司应否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合案涉证据以及双方陈述，本院分析如下：第一，中国银行东莞分行与东莞经贸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明确约定主债权是指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债权，而主合同为中国银行东莞分行与泽龙公司之间在约定期限内签署的借款等授信业务合同中“约定其属于本合同项下之主合同”，故应以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是否约定了东莞经贸公司的保证作为判断其是否属于东莞经贸公司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所担保的债权的依据。案涉2014年2月10日签订的编号为GDK476790120140025《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九条约定担保方式包括钜泽公司、锐泽公司、叶炽德的保证担保，并未记载东莞经贸公司的保证担保，故未能据此认定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属于东莞经贸公司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所担保的债权。第二，泽龙公司在《关于泽龙公司在银行授信融资中存在东莞市经济贸易总公司担保之说明》中称2011年所有银行续贷时用叶炽德、锐泽公司、钜泽公司的保证担保将东莞经贸公司担保转换出来，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签订于2011年之后，所约定的担保方式正是叶炽德、锐泽公司、钜泽公司的保证担保，故可以相互印证证明东莞经贸公司关于置换担保的主张。第三，本案中，信达公司并没有提交东莞经贸公司就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出具的《最高额担保函》，退一步来说，结合《关于泽龙公司在银行授信融资中存在东莞市经济贸易总公司担保之说明》的上下文，未能当然将泽龙公司未及时取回《最高额担保函》的疏忽行为认定为其作出了同意修订担保方式的真实意思表示，故亦未能视为泽龙公司与债权人已协商一致将东莞经贸公司补充为担保人。为此，即使泽龙公司与中国银行东莞分行可以在未征得东莞经贸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变更单笔主合同，但在信达公司未能充分举证证明泽龙公司与中国银行东莞分行已协议一致变更主合同的情况下，应由信达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信达公司关于合同修订或补充的上诉主张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信达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但鉴于二审出现新情况，本院据此予以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以及前述援引法律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5）东一法松民二初字第43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东莞泽龙线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偿还贷款本金13564511.33元及利息148715.18元、罚息526491.05元、复利6378.34元；
二、变更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5）东一法松民二初字第43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东莞市锐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钜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叶炽德对东莞泽龙线缆有限公司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所负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变更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5）东一法松民二初字第43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驳回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3899.53元、保全费5000元，由东莞泽龙线缆有限公司、东莞市锐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钜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叶炽德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7276.57元，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祁晓娜
审判员 何 飞
审判员 邓晓畅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张春宁
附件一：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与泽龙公司2009年至2014年期间签订借款合同及授信协议情况表
序号
签订日期
合同名称
借款授信金额
担保方式
1
2009年3月24日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390万元
东莞经贸公司、叶炽德最高额保证
2
2009年9月21日
授信额度协议
4000万元
3
2009年3月21日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800万元
东莞经贸公司、钜泽公司、叶炽德最高额保证
4
2009年3月18日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800万元
5
2009年3月19日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790万元
6
2011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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