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嘉商终字第1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章纪法。
委托代理人：张新军。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盐倍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钱丽。
委托代理人：张律伦。
委托代理人：郭娟娟。
原审第三人：钱丽。
上诉人章纪法因与被上诉人海盐倍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特公司）、原审第三人钱丽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2013）嘉盐沈商初字第3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3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马蕾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王浩、冯静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4年4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章纪法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新军，被上诉人倍特公司委托代理人郭娟娟以及原审第三人钱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章纪法与钱丽、刘某某在2010年4月出资成立了倍特公司，2013年8月27日刘某某将股权转让给钱丽，2013年9月2日倍特公司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投资人（股权）和组织机构变更登记。至此，章纪法占倍特公司30%的股权，钱丽占倍特公司70%的股权，钱丽为倍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担任经理职务，章纪法为公司监事。从章纪法提供的证据显示，倍特公司成立后，在2010年12月公司经营出现了亏损；在2011年11月和2012年12月也出现亏损。另，钱丽与章纪法在2013年5月至2013年10月之间有过多次电话联系；2013年11月10日，钱丽向章纪法发出通知，确定在2013年11月12日上午召开股东会会议，但该通知违反了倍特公司章程第十条关于召开股东会会议的有关规定。对于2010年5月份至2013年2月份之间倍特公司的财务账册，现由章纪法保管。章纪法在倍特公司办理投资人（股权）和组织机构变更登记后一个多月，即2013年10月23日，即向原审法院提起解散倍特公司的诉讼。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因此，章纪法诉请解散倍特公司，必须同时符合上述条件。而对于经营管理的严重困难，不能理解为资金缺乏、亏损严重等经营性困难，应当理解为主要是股东会机制失灵等；而股东利益受损不是指个别股东利益受到损失，而是指全体出资者的损失。本案中，自倍特公司成立起至2013年8月刘某某将股权转让给钱丽，各股东能和睦相处，公司能正常经营。对于此后章纪法与钱丽二位股东之间相互的指责和矛盾，章纪法负有一定的责任，如将公司有关财务账册不交还倍特公司保管；钱丽负有主要责任，如召开股东会不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而现在双方引发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未达到不能形成有效决议的僵局地步。在持有倍特公司70%股权的大股东即钱丽不同意解散公司的情况下，章纪法不能以公司停产停工或发生亏损的理由来解散公司。事实上，倍特公司现在可能确实停工停产，但尚能开展经营活动，并非如章纪法所称的经营管理已经发生严重困难。现钱丽表示愿意召开股东会，章纪法应就相关问题递交股东会讨论决定。为了保持倍特公司作为商事主体的存续，维护公司、全体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等相关主体的整体利益，只有在各种可能的手段和途径穷尽后仍不能解决矛盾的情况下，方可判令强制解散倍特公司。由于章纪法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倍特公司经营管理已经发生了严重困难，且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其要求公司解散的理由不符合法定解散的情形，章纪法的诉讼请求，原审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章纪法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章纪法负担。
宣判后，章纪法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倍特公司因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已停工停产，经营活动亦停止。上诉人提供的光盘和倍特公司在原审第一次庭审、第二次庭审中的陈述，均能证明倍特公司目前没有营业场所、没有工人，设备已经变卖，故实际已停工停产。倍特公司和钱丽在原审中，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倍特公司仍在从事经营活动。二、上诉人与倍特公司另一股东钱丽之间的信任基础丧失，公司的管理机构出现僵局。钱丽未与上诉人商量，私自挪用公司财产、擅自向银行举债，并与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嘉兴格蕾西公司发生多次关联交易，且不遵守公司章程中关于召开股东会的规定，导致公司章程形同虚设。三、上诉人已穷尽内部退出救济途径。因倍特公司亏损严重，他人不愿受让上诉人的股权，上诉人亦曾与钱丽协商股权转让事宜，由于钱丽坚持零价格受让，致使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原审中双方也曾多次调解，均未成功。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判令倍特公司解散，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倍特公司承担。
倍特公司答辩称：一、倍特公司尚能开展经营活动，章纪法的上诉没有事实依据。章纪法在原审中提交的光盘、照片、平面布置图，不能证明倍特公司已停工停产。倍特公司系生产型、贸易型企业，在没有厂房无法生产时，通过委托加工的方式进行经营，目前倍特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此外，倍特公司的大部分设备仍在原厂区，章纪法称倍特公司变卖设备无事实依据。二、倍特公司的管理机构并未出现僵局。倍特公司的另一股东钱丽一直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与其他股东就公司经营状况进行沟通，并未出现沟通不畅的情形。至于钱云、钱洪从公司领款用于支付货款的行为以及倍特公司与嘉兴格蕾西公司发生交易的事实，章纪法均是知道的。三、章纪法没有穷尽退出的救济途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系公司解散的前提条件，章纪法无证据证明其采取过其他方式退出公司，钱丽也曾明确表示，愿意通过中介机构对目前的股权价值进行评估，以公平合理的价格收购章纪法的股权，却被其回绝。综上，原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依法驳回章纪法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钱丽答辩称：倍特公司没有发生严重经营困难的情况，虽然老厂房因为产权转让提前退租，但已经签订了新厂房的租赁合同，新厂房完工后即可重新投入生产。并且，通过几年的经营公司已经小有名气，所以目前情况下主要是让他人代加工以维系原有客户，机器设备大部分都在，恢复生产后仍可使用。如果公司解散，客户等无形资产失去价值，机器设备也只能低价处理，对于股东造成的损失更大，故不同意上诉人提出的解散请求。
本案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章纪法提供领（付）款凭证、其他应收款明细账、记帐凭证共5份，证明钱丽不遵守公司的相关规定，将公司的款项借给其亲戚，导致股东之间的信任基础丧失。
经质证，倍特公司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系从倍特公司财务账册中截取的部分内容，无法真正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亦无法证明公司的管理人员有违规行为；并且，领（付）款凭证中的领款人钱洪、钱云系公司员工，章纪法明知领款系用于支付货款；再者，公司的管理人员有无违反公司章程的行为、有无关联交易，公司是否亏损、财务账册是否规范，与本案没有关联。钱丽认为：领款是用于支付货款，公司账册中均有记载。
被上诉人倍特公司在二审中提供倍特公司2013年1月至12月的资产负债表和企业利润表以及36份增值税发票，证明倍特公司在正常开展经营活动。
经质证，章纪法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倍特公司仍在正常经营，反而可以证明其已停工。1、小企业资产负债表反映，2013年7月以后至年底，公司固定资产原价及累计折旧恒定为356597.32元，足以表明倍特公司在2013年7月已停工。2、小企业利润表显示，2013年11月、12月的营业收入为0元，亦说明倍特公司已停工。3、编号为00379323、开具日期为2013年10月17日的发票，系倍特公司最后开具的发票，这说明自2013年10月17日之后，倍特公司对外再未发生交易。钱丽认为：财务状况与公司是否存续没有必然的联系，且财务账册在对账时已被上诉人扣留。
被上诉人倍特公司和钱丽在二审中另提交倍特公司与三川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及产品出库单各一份以及倍特公司与瑞普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一份，以证明倍特公司仍在继续经营。经质证，章纪法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因为倍特公司没有提交相应的付款凭证和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认定存在真实的交易。
本院认证认为：上诉人章纪法提供的领（付）款凭证、其他应收款明细账、记账凭证以及被上诉人倍特公司提供的资产负债表、企业利润表以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各方当事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至于该两组证据所反映的情况是否可以成为倍特公司解散或继续存续的理由，涉及本案的实体处理，在判决理由中进一步予以分析。被上诉人倍特公司及原审第三人钱丽提交的合同及出库单，上诉人章纪法对真实性提出异议，且对于两份合同的履行情况，倍特公司及钱丽未提供发票、付款凭证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不予认定。
综上，本院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公司解散纠纷，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倍特公司是否符合法定的解散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之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但股东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公司亏损、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以及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从上述规定来看，司法解散制度的立法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小股东在公司经管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而又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的情况下，如何保障自身权益的问题。但公司解散以终止公司法人资格为目标，不仅与公司、股东利益相关，还涉及到职工、债权人、债务人等多方利益，故不能轻易赋予股东通过司法程序强制解散公司的权利，应严格按照上述法律规定执行。
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倍特公司应予解散，其主要的诉讼理由有二，其一，倍特公司经营困难，已停工停产；其二，倍特公司陷入管理僵局，且钱丽的行为损害公司利益。
关于上诉人主张的第一个诉讼理由，即公司停工停产的问题。本院认为，公司经营不善系商事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面临的正常商业风险，上诉人作为股东，理应对该类风险有所预见，并与公司其他股东共担责任，除非所有股东协商一致，否则不能以此作为解散公司的理由。再者，目前的经营困难并不代表公司继续存续必然会使股东利益受损，除厂房、机器等有形资产外，商誉、客户等无形财产同样是公司的宝贵资产，而公司一旦解散，无形财产的损失也无法逆转，因此，上诉人以倍特公司现阶段没有生产场所、未从事生产没有利润为由，要求解散公司，并不符合《公司法》上述规定的基本精神，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上诉人主张的第二个解散事由，即倍特公司已陷入管理僵局的问题。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只有因股东陷入僵局导致股东会无法召开或无法形成有效决议时，才构成请求公司解散的事由。倍特公司目前股东为两人，即上诉人章纪法和原审第三人钱丽，其中钱丽持股70%，章纪法持股30%，钱丽的持股比例已经超过《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对于重大决策事项所规定的2／3的表决权比例，因此，本案中并不存在股东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的情形，上诉人以此为由要求解散公司，本院不予支持。再者，对于此类情况，股东也有其他的救济手段，在其他途径未穷尽的情况下，上诉人亦不能据此申请公司强制解散。至于上诉人称钱丽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股东间信任丧失的问题，如确实存在，可由倍特公司向钱丽主张赔偿，在倍特公司怠于行使权利的情况下，亦可由上诉人作为股东代位提起诉讼，但这一事实的存在与否，并不能成为公司解散的理由，上诉人这一上诉主张，本院亦不予采信。
综合上述理由，本院认为，上诉人章纪法要求解散倍特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章纪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蕾
代理审判员 冯静
代理审判员 王浩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吴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