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东民初字第00227号
原告夏红兵，自由职业。
委托代理人徐拥军，江苏琴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顾禄亚，农民。
被告严祖英，农民。
两被告委托代理人印志平，江苏通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夏红兵与被告顾禄亚、严祖英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2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张鑫燕独任审判，于2014年3月3日、3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审理中发现本案不宜适用简易程序，裁定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6月16日、9月26日、2015年1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夏红兵（参加第二次、第三次、第五次庭审）及其委托代理人徐拥军，被告顾禄亚（参加第二次、第四次、第五次庭审）及两被告委托代理人印志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夏红兵诉称，2012年6月17日至2012年12月1日，原告与被告顾禄亚就买卖皮鞋、衣服达成协议。原告夏红兵自2012年6月17日起先后向被告顾禄亚11次供货，总价值为517888元。原告夏红兵数次要求被告顾禄亚支付货款，被告顾禄亚以种种理由拒绝。2014年1月27日（农历2013年腊月27日），原告夏红兵再次找到被告顾禄亚，要求其支付货款，被告顾禄亚仅支付20000元，尚欠497888元。两被告系夫妻关系。两被告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故具状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共同给付原告货款497888元；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担。
被告顾禄亚、严祖英共同辩称，1、2012年6月17日至12月1日期间，两被告与原告夏红兵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顾禄亚与原告夏红兵之间是雇员与雇主关系。原告夏红兵安排顾禄亚至朝鲜负责开拓市场，销售国内的皮鞋、衣服等。原告夏红兵在国内发货，被告顾禄亚在朝鲜收货并负责销售。顾禄亚在朝鲜销售得到的款项扣除水电费、税费、房租、车旅费及顾禄亚在朝鲜的必要生活费外，已全部给付原告夏红兵。2013年1月18日之后，原告夏红兵与被告顾禄亚之间由雇佣关系转为合伙关系，约定各人出资75000元。被告顾禄亚按约正常出资，原告夏红兵没有尽出资义务，合伙事宜没有如约进行。此时，原告夏红兵在朝鲜没有卖出去的货仍由被告顾禄亚帮助出售，顾禄亚本人投资的75000元的货，由顾禄亚夫妻在朝鲜经营。2014年1月，原告夏红兵再次到朝鲜盘货清点，与被告顾禄亚结账。双方于2014年1月15日在吉林珲春签订协议，内容为原告夏红兵在朝鲜未销售出去的货物作价40000元全部转让给顾禄亚。顾禄亚于2014年1月30日（2013年农历三十日）晚给付原告20000元，剩余20000元于2014年年底给清。原告夏红兵与被告顾禄亚之间的债权债务仅限20000元，且未到给付期限。2、被告严祖英主体不适格，在2012年6月17日至12月1日期间，其并未到朝鲜，没有接触过原告夏红兵的皮鞋，衣服等货物。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夏红兵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两被告系夫妻关系。原告夏红兵与两被告系同村村民关系。2012年5月之前双方各自从事服装、鞋帽经营。2012年5月，原告夏红兵与被告顾禄亚相约一起去朝鲜开拓市场。同年5月26日，原告夏红兵与顾禄亚一起赶赴朝鲜考察市场，5月29日考察完毕后同时回国。原告夏红兵开始在国内组织货源，并于2012年6月17日始，向朝鲜供货。被告顾禄亚负责收货并销售。同年12月1日原告夏红兵停止供货。在此期间双方未签订合同，亦未有任何交接手续。
2013年1月18日，原告夏红兵与两被告在朝鲜对库存货物进行盘点后签订《协议》（下称盘货协议）一份，协议由被告严祖英执笔，分上下两部分内容，上半部分内容为：男、女大人棉衣现有库存3689件。小孩棉衣库存578件。男女衣服40元（每）件。男单鞋现有2190双。40元（每）双。小孩衣服30元（每）件。女棉鞋975双，15元每双。女警（鞋）80双，10元每双。男皮衣服、女、包括棉裤、毛领全数（给）夏红兵。以上买（卖）到手的款全给夏红兵，不好随便用。下半部分内容为：截止2013年。和（合）做协议。各人拿75000元，共计150000元。其中任何费用是夏红兵6层（成），顾禄亚4层（成）。另外，严祖英的工资每月现付。资金正月十八到位。盘货协议签订后，被告顾禄亚保留一份复印件。原告夏红兵在该复印件每种盘点货物右上方分别记载“14750、17370、87600、14625、800、267925”等数字。因被告顾禄亚举证的协议系复印件，原告夏红兵在第一、二次庭审中对协议的真实性予以否认，被告顾禄亚遂申请对数字是否由原告夏红兵添加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苏州同济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于2014年5月7日出具苏同司鉴所（2014）文鉴字第12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经鉴定上述数字确实系由原告夏红兵添加。为此，被告顾禄亚支付鉴定费4980元。之后原告夏红兵对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庭审中原、被告确认上述几组数字的含义系库存货物的销售价值，267925元系总价值。双方对盘货协议下半部分的合作协议未实际履行无异议。
2014年1月，被告顾禄亚在原告夏红兵出具的2012年6月17日至12月1日期间的出库单收货人一栏补签字。出库单记载了原告所供货物的种类、数量及单价，货物的总价值合计为517888元。出库单记载的部分货物单价与盘货协议上确定的货物单价并不一致。
另查明，1、2012年6月17日至12月1日期间，原告夏红兵向被告顾禄亚支付10000元钱款。对该款的给付原因，原告称是运费，被告顾禄亚称是市场开拓费。
2、原告夏红兵于2012年8月18日至8月24日、11月1日至11月5日、2013年1月16日至1月19日、12月19日至12月23日，2014年1月11日至1月13日期间在朝鲜逗留。
3、原告夏红兵自认两被告曾经通过汇款形式给付原告货款10000元，2013年12月给付原告货款10000元，2014年1月27日（2013年农历腊月27日）给付原告货款10000元，合计人民币30000元。两被告举证2013年2月2日被告严祖英向苏紫珊账户汇款25000元，2013年6月18日两被告委托陈兆秋向原告账户汇款10000元，两被告认为该35000元系支付给原告的货款。
4、2014年10月17日，本院召集原、被告进行谈话，要求原、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就剩余未售出货物进行交接，并交代双方各自权利义务。谈话结束后，被告顾禄亚积极筹备出国事宜，并多次以QQ、短信方式联系原告夏红兵，要求原告夏红兵配合其办理货物交接手续。2015年1月8日，被告顾禄亚至朝鲜进行盘货，经其盘点，形成《盘货清单》一份，剩余未售出货物如下：男女大人棉大衣2800件；小孩棉衣475件；男单鞋1890双；女棉鞋760双；女警鞋60双。上述货物价值合计人民币213850元。原告夏红兵未能协助被告顾禄亚办理退货交接手续。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原告提供的出库单。两被告提供的盘货协议、原告出入境记录、被告顾禄亚护照、被告严祖英护照、两被告结婚证、银行转账凭证、鉴定意见书、QQ聊天记录、短息记录、盘货视频、《盘货清单》等证据予以证实，并经庭审质证、审核，合议庭评议，其证明力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涉案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双方未签订任何书面合同，又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本院仅能从出库单、盘货协议及当事人陈述判断双方的法律关系。本案中，原告夏红兵曾经主张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依据为出库单。本院认为，出库单系送货及收货凭证，仅能证明货物交付的事实，并不能独立证明某项法律关系的成立。买卖合同系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如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涉案货物的所有权自被告顾禄亚签收时即转移给被告顾禄亚，顾禄亚是否售出货物，售价高低均与原告夏红兵无关，原告夏红兵作为出卖人没有必要，也没有权利至被告顾禄亚处进行盘货。双方在盘货协议中约定“以上买（卖）到手的款全部给夏红兵，不好随便用”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涉案货物出售后的货款属于原告夏红兵所有，二是货款给付的时间为出售货物以后。如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顾禄亚出卖货物后的货款与原告夏红兵没有任何关系，原告夏红兵仅需按照约定要求被告顾禄亚按时支付货款即可，被告顾禄亚亦可以自由支配使用货物售出款。另外，原告夏红兵在庭审中并未否认在供货期间曾经给付被告顾禄亚10000元，如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作为货物出售方没有理由向货物买受方支付款项。综上，原、被告双方并不符合买卖合同关系的一般特征。被告辩称双方系雇佣关系，本院认为从盘货协议中“男皮衣服、女、包括棉裤、毛领全数（给）夏红兵”的约定中可以看出，被告顾禄亚对签收的货物可以退货，如果按照被告的抗辩双方系雇佣关系，货物的所有权当然属于雇主即原告夏红兵所有，双方并无约定上述部分货物全部给原告夏红兵之必要，再则雇工也不可能退货给雇主。且如果是雇佣关系，在其他货物尚在销售的情况下，为降低成本，争取利润最大化，原告夏红兵作为雇主要求雇工停止对某些货物的销售与常理不符。故双方也不符合雇佣关系的一般特征。由于原、被告双方的刻意隐瞒以及书面证据的缺乏，导致本院对双方的法律关系认定存在困难。原告夏红兵在第三次庭审中主张双方为代销关系，本院认为在代销合同履行过程中，代销商品的所有权属于供方，供方在代销中的主要义务有：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数量、质量、品种交付货物；接受代销人在约定期间未能销售的存货及因质量问题第三人退给代销人的退货，也即代销期间的市场销售风险应当由供方承担。代销期间代销人对代销商品享有占有权，代销人在代销中的主要义务有：妥善保管代销物；按双方约定的价格和期限给付已销售部分的货款。本案中被告顾禄亚对原告夏红兵交付相应货物的时间、数量、品种无异议。盘货协议中关于退货的约定，系市场销售风险由原告夏红兵承担的体现。盘货协议中货物售出后款项给付原告夏红兵的约定，与代销合同的“货销付款”的特征相吻合。综上，根据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可以推定双方系代销关系盖然性较高。
关于两被告应当给付原告货款的数额问题。代销关系中，代销人应当将已售出货物获得的货款按约支付给供方，将没有销售出的货物在代销关系结束时退还给供方。2013年1月18日，原、被告对剩余货物进行了盘点，除盘货协议中约定的货物外其他货物应视为已经售出，该部分货款被告顾禄亚应当支付给原告夏红兵。该笔货款是否已经支付系双方争议焦点之一，本院认为，从双方本次交易习惯上看，原、被告能够合作系基于双方的相互信任，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对各自的权利、义务进行明确，原告夏红兵在交付货物时，未要求被告顾禄亚给付收货单据，被告顾禄亚在给付货款时，亦未要求原告夏红兵出具收款凭证。原告夏红兵举证的出库单系事后补签而成，仅对被告顾禄亚收取货物的事实具有证明力，被告顾禄亚对其已支付货款的数额不能提供书面证据加以证实系受双方当时交易习惯所限，非其本人原因所致，原告夏红兵举证的出库单尚达不到证明被告顾禄亚欠款的举证目的。从双方盘货协议中可以看出，原、被告在该协议中对剩余货物的数量、金额、如何处置以及货款给付均作出比较详细的约定，协议中单价与发货时的单价也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调整，双方还对将来的合作方式进行了约定。双方在盘货协议中所考虑的内容比较全面，此时的盘货协议不仅是对剩余货物的一个盘点，也是对双方权利、义务进一步的明确，对之前代销的总结，对将来合作的打算。盘货协议中出现的“以上买（卖）到手的款全给夏红兵，不好随便用”的内容，表明原告夏红兵此时已没有当初对被告顾禄亚××目的信任，如果被告顾禄亚确实尚欠原告夏红兵已售货物货款，按常理双方必然会形成债权债务凭证，或者在盘货协议中加以注明。假如说原告夏红兵确实是出于疏忽在进行盘货的时候未对已售出货物的货款进行结账，那么在补签出库单时原告夏红兵也应该与被告顾禄亚进行结账，要求被告顾禄亚出具债务凭证，而不仅仅是在出库单上签名。综上，对2013年1月18日之前已售出货物的货款，之所以在盘货协议中未作任何交代，从双方交易习惯及合理性角度考虑，以下两种原因存在的盖然性较高，一是被告顾禄亚已经将此前售出的货款全部给付原告夏红兵；二是虽然被告顾禄亚未能给付全部货款，但是原告夏红兵不再追究。1月18日之后的货款，双方均应履行盘货协议的约定，在双方代销关系结束时，由被告顾禄亚将售出的款项给付原告，将未售出货物退还给原告夏红兵。本案诉讼中，由于双方未履行退货交接手续，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不能明确，本院对尚未售出的货物的数量、品种亦无法作出认定。为减轻讼累，尽快解决双方纷争，本院曾于2014年10月17日约谈原、被告，给予双方一定期限办理货物交接。在该期限内被告顾禄亚积极履行退货义务，但是因原告夏红兵未能配合，致使未能完成退货交接，该责任应由原告夏红兵自行承担。本案中对于被告顾禄亚提供的《盘货清单》中的货物不再处理，由双方自行交接。综上，被告顾禄亚应当给付的货款为54075元（267925元-213850元）。关于被告顾禄亚于2013年1月18日之后已给付货款的数额，两被告举证的汇款人为严祖英，收款人为苏紫珊的转账凭证，因其不能证明苏紫珊与原告夏红兵的关系，本院不予采信。两被告举证的汇款人为陈兆秋，收款人为夏红兵的转账凭证，与原告夏红兵庭审自认收到两被告转账金额10000元相符，本院予以采信。对其他已支付款项，两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告夏红兵庭审自认共收到两被告30000元（含上述转账10000元），该自认不损害两被告的权利，可认定两被告于盘货协议签订后共给付原告夏红兵的货款数额为30000元。鉴定费4980元系原告夏红兵原因所致，应由其承担。综上，被告顾禄亚应给付夏红兵的款项为19095元（54075元-30000元-4980元）。两被告系夫妻关系，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产生的债务应当共同承担。至于两被告辩称的原、被告曾于2014年1月15日签订剩余货物转让协议的意见，因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顾禄亚、严祖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夏红兵人民币19095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768元，由原告夏红兵负担8432元，被告顾禄亚、严祖英负担336元。原告预交的上述费用不再退还，由被告在执行中一并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768元（户名：南通市财政局，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西被闸支行，帐号：47×××82）。
审 判 长 陈楚新
审 判 员 张鑫燕
人民陪审员 钱玉龙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王亚燕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按照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