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01民终52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耿吉忠，男，1953年2月10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鹰、陈海兰，云南浩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贤章，男，1964年6月27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非、邱银，云南华熙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佳，男，1985年04月06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治俊，云南冰鉴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耿吉忠与被上诉人朱贤章、梁佳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2016）云0111民初101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0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耿吉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鹰、陈海兰，被上诉人朱贤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非，被上诉人梁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治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耿吉忠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朱贤章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为：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朱贤章与被上诉人梁佳签订的售车协议合法有效，由上诉人耿吉忠向被上诉人朱贤章支付购车损失168000元属错误的事实认定。1、本案属于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的行为。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本案中，被上诉人梁佳对涉案车辆没有所有权，因此对该涉案车辆也没有合法的处分权，被上诉人朱贤章和被上诉人梁佳在签订《售车协议》时，被上诉人朱贤章查看行车证后要求车主耿吉忠出面签字，但被上诉人梁佳称该涉案车辆是由置换取得所有权，至今为止，在多次庭审中，被上诉人梁佳都未出示任何置换协议方面的证据材料，而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朱贤章购买涉案车辆一事也根本不知情。因此，被上诉人梁佳在没有取得涉案车辆的处分权，也没有获得上诉人的同意和授权，签订协议后更没有得到上诉人的追认，亦未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属于无权处分车辆。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朱贤章仍与被上诉人梁佳签订售车协议，从被上诉人梁佳处购得涉案车辆，且签订的售车协议未经上诉人追认其效力，属无效合同，其行为不能受到法律保护。2、被上诉人朱贤章在受让涉案车辆云Ａ×××××红色捷豹车，转让价格明显低于实际价格。本案中，作为被上诉人朱贤章本人多年从事二手车交易，在被上诉人梁佳无法提供置换协议及无法提供车主本人耿吉忠的售车授权委托书，且涉案车辆云Ａ×××××红色捷豹车市场实际价格应不低于35万元，而被上诉人朱贤章从被上诉人梁佳处仅以238000元的价格购得。从这一点可以印证受让人是否基于善意取得财产，因为财产转让一般是有相应条件的，没有转让价格或者转让价格明显低于实际价格，足以引起受让人对让与人是否有处分权的合理怀疑。3、庭审中，上诉人提交了立案告知书、发还清单、证人潘某证言及证人潘某出庭作证都足以证实涉案车辆系可鸿亮诈骗后进行出售。4、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中，从始至终都未提到过上诉人耿吉忠向可鸿亮出具了售车授权委托书，也未确认可鸿亮对该涉案车辆有合法处分权。综上，被上诉人梁佳与被上诉人朱贤章订立的《售车协议》是无效合同，也不符合善意取得制度，而要求上诉人支付购车损失，不应得到法律的支特。二、原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上诉人的车辆被嫌疑人可鸿亮骗走后，上诉人于2015年6月6日向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龙泉派出所报案，龙泉派出所经核查，认为属于诈骗案件，于2015年6月10日正式立案，后于2015年7月24日将追回的涉案车辆发还上诉人。本案与案外人可鸿亮涉嫌刑事诈骗相关联，所涉诈骗案件如果能够侦破并查明犯罪嫌疑人诈骗的犯罪事实，会对本案的处理产生影响。换言之，本案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车辆诈骗案有民刑交叉关联，在处理结果上有实际上影响，按照“先刑后民”原则，此案民事审理应该中止，应等到刑事案件侦破，或等到犯罪分子被依法判决后，再予以审理。因此，原审法院一审中存在严重程序错误。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违反法定程序，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朱贤章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梁佳辩称：一、本案不属于无权处分的情形，当时可鸿亮把车开到梁佳处，整个车的全套材料包括行车证、登记证税务发票以及耿吉忠的身份证复印件都是齐全的，而且梁佳和可鸿亮之前打过很多次交道，完全有理由相信是耿吉忠委托可鸿亮来代卖车辆，因此整个买卖行为合理合法。二、上诉人耿吉忠在可鸿亮被抓获后才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当时距离车辆买卖已经过去了半年时间，这是明显不合常理的。三、原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在本案一审判决下达之前，刑事判决书已经下来了，上面没有任何该车辆的信息，也就是该车辆和刑事案件无关，不属于可鸿亮的诈骗范围。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朱贤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原告与被告梁佳2015年1月2日签订的《售车协议》合法有效；云Ａ×××××捷豹轿车归原告所有，并无条件过户给原告；2、判令被告梁佳、耿吉忠共同承担违约金47600（238000×20%=47600）元；3、诉讼费由被告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法律事实：原告朱贤章经朋友介绍，于2015年1月2日到被告梁佳工作所在地云南中致远英菲尼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穿金路4S店，欲购买牌照号为云Ａ×××××红色捷豹轿车。遂与被告梁佳签订一份《售车协议》，约定以238000元的价格购买该车辆。协议签订后，被告梁佳将该车辆及其车辆行驶证、车钥匙、车辆登记证书、购车发票、原车主耿吉忠的身份证复印件等办理车辆过户所需证件交付原告，原告将购车款于当日转账支付至被告梁佳指定的收款人唐庆媛云南省农村信用社62×××16账户中。唐庆媛共向案外人可鸿亮账户转款213000元，其余25000元转给了被告梁佳。原告购买该车辆后，未及时办理车辆过户手续，至2015年5月底，原告通知被告梁佳按照协议协助过户时，发现被告耿吉忠以车主身份向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龙泉派出所报案，并将该车在昆明市车辆管理所的档案锁定，导致原告无法办理过户手续。经庭审查明，云Ａ×××××红色捷豹轿车系案外人可鸿亮自被告耿吉忠处取得后，将车辆开至被告梁佳处要求其代为出售。可鸿亮因犯诈骗罪被云南省红河哈尼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可鸿亮诈骗案中未涉及本案诉争车辆，该车辆及所有手续已被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龙泉派出所发还被告耿吉忠。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梁佳在接受可鸿亮的委托向原告朱贤章出售本案诉争车辆时，已向原告出具了车辆过户所需的所有手续，原告在获得车辆登记证及车主身份证后，有理由相信被告梁佳有权向原告出售该车辆，而买卖二手车的行业惯例及办理过户手续均不需要原车主前往办理，被告梁佳将车辆销售给原告朱贤章，原告朱贤章向被告梁佳支付了238000元购车款，因被告耿吉忠向公安机关报案，车辆及相关手续已被公安机关发还被告耿吉忠，故确认耿吉忠因对自己的车辆管理不善而造成朱贤章经济损失238000元。被告梁佳受可鸿亮委托，在车辆手续齐全的情况下向原告朱贤章出售车辆，对原告造成的损失，并无过错，但因其从中获得25000元的款项，应退还原告。涉案车辆已经从孙俊燕处（登记机关为山东省栆庄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转卖给孙学东（登记机关淄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再转卖给耿吉忠后，又以238000元的交易价格销售给本案原告朱贤章，交易价格客观、真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被告耿吉忠虽然向公安机关报案，但没有公安机关对可鸿亮的处理决定，可鸿亮因犯诈骗罪被云南省红河哈尼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可鸿亮诈骗案中未涉及本案诉争车辆，原告朱贤章购买车辆的经济损失是由于被告耿吉忠因对涉案车辆管理不善而造成的，依法应由被告耿吉忠造成的经济损失，原告在履行售车协议过程中，未注意与原车主即被告耿吉忠电话核实买卖车的情况是否属实，其应当自行承担损失45000元；被告梁佳在牵线达成售车协议时，过分相信案外人可鸿亮，未尽到合理的审慎义务，且其在收到售车款后，仅转给可鸿亮213000元，其收取的25000元不能证实系可鸿亮偿还其欠款，应以退还，另外，被告耿吉忠虽在庭审中及向公安机关陈述其云Ａ×××××号红色捷豹轿车系被案外人可鸿亮诈骗后出售，但公安机关于2015年7月6日向可鸿亮所做询问笔录中，可鸿亮陈述该云Ａ×××××红色捷豹轿车系其向耿吉忠借款，耿吉忠没钱就把车拿给可鸿亮出售。结合本案审理事实来看，可鸿亮交付给梁佳出售车辆时，车辆售卖的所有手续齐全，耿吉忠自称车辆登记证书、购车发票等被可鸿亮取得系放在车内，该辩解意见不符合一般生活逻辑，车主可能会将车辆行驶证、身份证复印件放在车内，但购车发票及车辆登记证书并不会随车存放，且公安机关亦未将可鸿亮出售诉争车辆的事实确认为诈骗案件的范畴共同予以处理，故一审法院对被告耿吉忠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确定原告因耿吉忠、可鸿亮的行为造成其168000元经济损失，但原告请求部份连带责任人承担，符合法律规定，由被告耿吉忠承担原告经济损失168000元。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三条、第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耿吉忠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原告朱贤章支付购车损失168000元；二、由被告梁佳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原告朱贤章支付购车损失25000元；三、驳回原告朱贤章的其他诉讼请求。”
针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上诉人认为“可鸿亮因诈骗犯罪被云南省红河哈尼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可鸿亮诈骗案中未涉及本案诉争车辆，该车辆及所有手续已被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龙泉派出所发还被告耿吉忠”不应在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部分被认定，上诉人认为可鸿亮的诈骗涉及到很多事实，该判决只是可鸿亮诈骗事实中很片面的一部分，诉争车辆没有在判决书中载明，有可能是还没有进行处理。此外，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余法律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向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龙泉派出所调取证据肆份：1、2015年6月19日朱贤章的询问笔录一份；2、2015年7月24日耿吉忠的询问笔录一份；3、2015年6月19日梁佳的询问笔录一份；4、2018年1月4日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龙泉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经质证，上诉人耿吉忠对证据1朱贤章的询问笔录三性无异议；但认为作为原车主应当对梁佳是否有权处分涉案车辆尽到注意义务；对证据2耿吉忠的询问笔录三性无异议；对证据3梁佳的询问笔录认可，但认为其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有前后矛盾的地方；对证据4情况说明三性无异议。被上诉人朱贤章对4份证据真实性认可，并认为耿吉忠在询问笔录中认可且明知车辆是交给可鸿亮出售，其与可鸿亮是合伙关系；证据1、2、3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耿吉忠把车辆交付给可鸿亮的事实；对证据4情况说明的关联性不认可，认为该份情况说明不能作为本案证据。被上诉人梁佳对证据3梁佳的询问笔录真实性认可，其他质证意见与朱贤章的质证意见一致。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针对本院依法向龙泉派出所调取的三份询问笔录和一份情况说明，因询问笔录是龙泉派出所对当事人本人所作的笔录，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三份询问笔录予以采信；因情况说明是龙泉派出所对案件相关情况所作说明，本院对其亦予以采信。针对上诉人提出的事实异议，诉争车辆确实没有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25刑初5号判决书中载明，且上诉人也无证据证明尚有其他生效法律文书认定可鸿亮的其他诈骗事实涉及本案诉争车辆，故本院对上诉人提出的事实异议不予确认。
综上，二审查明的法律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上诉人主张诉争的云Ａ×××××号车辆被案外人可鸿亮以借用的名义借走，其于2015年6月份称被诈骗向公安机关报案。针对上述主张，首先，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于2015年7月24日在龙泉派出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4年11月的时候，可鸿亮说他做煤矿生意，需要资金，要我入股，我当时已经借了很多钱给可鸿亮了，没有现金了，然后就相信了他的话，……可鸿亮就把我的车开走了，我问他车在哪里，他说开出去看看能卖多少钱”，该陈述与上诉人主张可鸿亮以借用的名义借走诉争车辆的陈述不一致，并且该陈述与可鸿亮在公安机关2015年7月6日所作询问笔录中的陈述相吻合；其次，诉争车辆的行驶证、车钥匙、车辆登记证书、购车发票、耿吉忠的身份证复印件等办理车辆过户所需的全部材料均由可鸿亮持有并交给了被上诉人；再次，上诉人时隔半年才向公安机关报案，虽然公安机关以诈骗案立案侦查，但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25刑初5号可鸿亮诈骗案生效判决中未对上诉人的报案予以认定。因此，上诉人认为其对出售诉争车辆不知情以及本案属于诈骗案件的主张不成立。一审法院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认定上诉人存在一定的过错，并基于其过错行为酌情判决上诉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至于被上诉人梁佳认为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因其未对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视为其服从一审判决，故本院对一审判决第二项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耿吉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84元，由上诉人耿吉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饶丽佳
审判员 白 皓
审判员 吴 娴
二〇一八年二月五日
书记员 张 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