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晋01民再5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孙艳芳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文平，山西晋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燕忠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继红，山西晋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孙艳芳与被申请人李燕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孙艳芳于2012年12月24日向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法院起诉，李燕忠提出管辖异议，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月11日作出（2013）晋源民初字第17-1号民事裁定，裁定将本案移送山西省清徐县人民法院处理，山西省清徐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9日作出（2013）清民初字第294号民事判决，孙艳芳不服上诉于本院，本院于2013年11月26日作出（2013）并民终字第923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孙艳芳不服判决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0日作出（2014）晋民申字第90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进行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文平，被申请人李燕忠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继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艳芳申请再审称，1、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原审依照《公务员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认为申请人作为公务人员从事营利性活动，违反了该禁止性规定，并依照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认定申请人从事的民事活动无效。而根据我国《合同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强制性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我国《公务员法》是为规范、加强公务人员的管理、监督，对这一类特殊主体的内部管理性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违反此规定，并不影响民事主体与他方之间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效力。本案中，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作为买卖双方，其真实意思表示履行合同相关权利义务，应认定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一审判决适用《公务员法》系适用法律错误。2、原审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原审将本案实体方面的焦点定在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处理第三批煤的价格上，认为申请人将第三批煤炭出售的价格为601020元无充分证据证明，未支持申请人的出售价格。但在二审庭审后，申请人向法院递交由购买煤炭人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申请人将涉案第三批煤炭分三次出售的事实，但法院未对该证据进行质证。3、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第一，该未经质证的证明材料和现有的新证据，足以证实在2012年初，申请人将第三批煤炭以总价601020元价格出售，足以推翻原判中认为证据不充分的观点。第二，现有证据足以证明被申请人是同意申请人以601020元的价格将第三批煤炭予以出售的。不能因被申请人在庭审中的简单表述不予认可，便否定了其他书面证据，片面认定了被申请人的陈述。（1）根据被申请人在一、二审中出示的证据材料，其认可在第三批煤炭出售后（2012年初），申请人给其结账用的便条，上面明确写明第三批煤炭出售价格为601020元，被申请人并没有任何异议，但在本案一审开庭审理（2013年6月）时，才提出对便条不予认可，不符合常理；（2）根据双方确定的煤款总计为3202988.9元，就按被申请人提出的第三批煤炭为96万元计算，加上其他支付款项，被申请人已超额支付给申请人20余万元。如果被申请人不认可便条记载的第三批煤炭的价格，那么，在2013年6月一审庭审时，为何会在自己多支付20余万元的情况下，认可与申请人对账扣留欠款近67万元，为什么不确认为47万元，这明显与常理不符。显然，被申请人当时是认可第三批煤炭价格为601020元的，并不是其所称的96万元。
被申请人李燕忠辩称，1、申请人关于《公务员法》的规定不适用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依据《公务员法》判定孙艳芳从事营利性活动的行为违法，依法不支持其主张，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1）法律规范分为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公务员法》第14条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第53条规定，”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有下列行为”，”（十四）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这是明确的强制性、禁止性的法律规定。孙艳芳的行为符合《合同法》第52条关于合同无效的情形之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故应当认定为无效。（2）孙艳芳称《公务员法》是公法，是对公务员的内部管理等，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合同法》规定连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都应属于无效情形，《公务员法》是法律，自然更应当适用。公务员作为国家的公职人员，理应作遵纪守法的典范。这与是否利用职权，是否利用工作便利没有关系，对违反禁止性规定的行为，都不应被支持。2、李燕忠已经陆续向申请人付款或替其还款总额达1169137.4元，加上申请人擅自处理的价值962748.5元的煤，以及李燕忠的站台20万元的煤，孙艳芳已经累计从李燕忠处得到价值233万元之多的收益，远远超出了对账单约定的1924706.9元40多万元。有关还款总额达1169137.4元的事实，已经多次审理确认，早已无争议。孙艳芳将价值962748.5元的煤擅自处理一事，也有众多的证据予以证实。除了孙艳芳本人说经过了李燕忠同意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持其主张。3、关于滞纳金的约定和计算问题，滞纳金的约定是在不平等状态下形成的，是在孙艳芳多次要求李燕忠共同负担高利息的情况下形成的，同时，孙艳芳有关对还款额”先利后本”的计算方法是错误的。孙艳芳按照合同法解释二中21条的规定，主张还款先计算利息，再扣除本金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第一，该案争议的欠款纠纷不是合同欠款，双方之间没有合同关系，是李燕忠替孙艳芳的一种损失分担，不能适用有关合同方面的法律规定；第二，该司法解释是针对有关借贷关系中的欠款方式，本案的争议不相符合；第三，即使在合同关系中，利息与滞纳金也是不同的概念，利息本身是合同义务，也就是说双方均正常履行合同时，按照合同约定也应当承担的一种义务。而滞纳金只有在合同一方不按照约定履行时才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4、第三批煤一直由孙艳芳控制并最终处理，故该笔款项应当从所谓的欠款中剔除，不应当计入总欠款。
经再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首先，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再审申请人孙艳芳作为国家公务人员从事营利性活动的民事行为是否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关键就在于《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第十四项规定的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是否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公务员法》是针对公务员这一特定主体的管理规定，属于公法范畴，其立法目的是为了”规范公务员的管理”，《公务员法》对于公务员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的限制是一种对主体得以从事法律行为的限制，它不影响相应法律行为的效力，只是导致对相应行为人的纪律处罚。这一性质决定了《公务员法》中这种禁止性规范属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原一、二审以再审申请人孙艳芳违反了《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进而认定当事人之间的民事行为无效不妥。其次，再审申请人提供的关于证明第三批煤销售价格及金额的证人证言在原二审中未经双方质证，对于事实部分还需进一步查清，因此不宜在再审程序中直接作出实体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3）并民终字第923号民事判决与（2013）清民初字第294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山西省清徐县人民法院重审。
审 判 长 滕 青
代理审判员 郭朝艳
代理审判员 陈 聪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崔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