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104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曹玉川，男，1941年8月24日出生，住北京市密云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瑞清，男，1942年2月8日出生，住北京市密云区。
上诉人曹玉川因与被上诉人高瑞清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8民初30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曹玉川、被上诉人高瑞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曹玉川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高瑞清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办案规定和简易程序规定，仅采信高瑞清的主张，未采信曹玉川的证据和主张，本案争议极大，不应按照简易程序审理。2.一审法院违反证据成立规则和共同诉讼规定，一审证人是高瑞清代表的7户12人之一，应当是普通共同诉讼人之一，不应作为证人，其证言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高瑞清代表的12人均应作为本案原告出庭。3.一审法院违反谁主张谁举证原则，高瑞清主张曹玉川是代理，有责任提供证据即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委托代理合同和由委托人签章的授权委托书，但高瑞清并未提交相应证据；曹玉川主张是代找并已提交代收票据和《说明》，一审判决不予采信存在错误。4.一审判决认定高瑞清与曹玉川就写诉状、立案、参加庭审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存在错误。写诉状是直接有偿法律服务，无需与顾客形成委托合同关系。一审判决未指明高瑞清与曹玉川之间就立案和参加庭审形成的是委托代找还是委托代理关系。一审判决认为曹玉川不能指明代谁收款，实际上代找具有不确定性，代预收款时曹玉川不可能在收据上写明找谁代理及代谁预收，预收款是给找到后的律师，没有律师接受就退还给高瑞清，解除代找律师的口头合同。5.本案中，高瑞清与曹玉川协商一致，在约定对新增加的1.2万元扶贫款不再加收费，对原先（只按15.6万元补偿款）已经收取的全部费用也不再退费后，依法变更代找合同，签订《说明》将代找律师起诉改为代找市纪检投诉。6.一审判决认定曹玉川未告知且高瑞清也未同意转委托不能成立。转委托限定在同一事项，曹玉川的代找是曹玉川自己代找代理，而不是委托别人再代找代理，故不存在转委托。
高瑞清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高瑞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曹玉川返还高瑞清16120元；2.案件受理费由曹玉川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份左右，高瑞清代表冯桂兰、高占军、学广祥、学广恩、学庆全、宋德顺、学淑琴、学迎春、王秀兰、高素云、张秀玲等7户12人，找到曹玉川就未能取得公路占地补偿款及国家扶贫款问题进行咨询。同年5月、6月间，高瑞清又多次咨询，期间部分被代表的人也一同前往。最终高瑞清与曹玉川就书写诉状、立案、参加庭审等诉讼代理活动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其中，同年5月31日，高瑞清作为代表向曹玉川交付咨询费100元；同年6月1日，交付代书费700元；同年同月13日，交付代书费100元，交付起诉费1860元及代理费13360元。上述费用共计16120元。一审中，一审法院向被代表的11人了解情况，该11人对高瑞清向曹玉川提起诉讼均无异议。庭审中，曹玉川陈述其并非律师，收取款项后，认为高瑞清等12人欲提起的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保护范围，遂其并未开展诉讼代理活动，而是又与高瑞清签订《说明》，双方将委托内容从法院诉讼变更为向有关部门投诉，并约定所交费用不予退回。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公民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代为进行起诉、应诉、承认、放弃或变更诉讼请求等系列诉讼行为，可以作为诉讼代理人的范围仅限于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当事人的近亲属及所在社区、单位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同时，法律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从事诉讼代理业务。案件中，曹玉川既非律师，亦非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当事人的近亲属或所在社区、单位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但其却接受高瑞清诉讼代理事务的委托，并收取相关的费用，其行为已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曹玉川称其收取的费用为“代收”，但其不能明确表达代何人收取，其也未能指明专门负责高瑞清委托事务的具体律师，曹玉川亦未能举证证明在合同订立时其已明确告知高瑞清委托事务将会被转委托，并且高瑞清表示同意。故高瑞清、曹玉川之间形成的委托合同应属无效，对曹玉川以代律师收费为由进行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虽高瑞清、曹玉川又签订了《说明》，但不能以此变更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故对高瑞清要求曹玉川返还1612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曹玉川的相关辩解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判决：曹玉川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高瑞清1612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期间补充查明以下事实：2016年8月30日，高瑞清与曹玉川签订《说明》，内容为：甲方：高瑞清等7户12人，乙方：曹玉川。一、甲乙双方原先说的：向密云法院起诉和一级一事，如需向市中级法院上诉，需另委托、另收费。因诉讼时效等问题，现在改为向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投诉。同理，将来如需再向中央纪检委投诉，需另委托、另收费。二、乙方：1.对这次在向北京市纪检委的投诉中，新增加的1.2万元扶贫款，不再加收费。2.对原先已收的全部费用，也不再退费。三、乙方对甲方所诉求的扶贫款和补偿款问题，曾经与甲方反复依法分析，约达七、八次之多，确认甲方正当、有理。但是，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乙方虽能将甲方的道理给依法说清楚，但不能包打赢。四、以上是甲、乙双方新约定，特此说明。
经询问，曹玉川主张高瑞清代表冯桂兰等7户12人找到其并不是委托其参加诉讼代理活动，而是委托其帮高瑞清等12人找律师，咨询费与代书费系曹玉川收取，但起诉费和代理费系曹玉川代收，待找到确定的律师后再交给相应的律师，因没有律师愿意代理高瑞清等12人的案件，曹玉川同意给高瑞清退还代理费，高瑞清提出让曹玉川想其他办法，曹玉川提议让高瑞清等人去纪检部门反映，协商后高瑞清代表其他人与曹玉川签订《说明》，约定新增加的1.2万元扶贫款的请求不再收费，之前收取的费用不再返还。高瑞清则主张当时联系曹玉川时，曹玉川说会出庭帮高瑞清等人打官司，后来没有立案，也没有起诉，纪检投诉也没有结果，所以应该退还已经收取的费用。曹玉川说过找其他律师，但不管曹玉川找谁，高瑞清把钱给了曹玉川，曹玉川就应该管这件事，且曹玉川并未找其他律师，就算找其他律师也要跟高瑞清见面经过其同意，但高瑞清并未见到其他律师，也没有同意其他律师代理。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除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外，还有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公民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的范围限于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当事人的近亲属及所在社区、单位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本案中，曹玉川虽主张其系为高瑞清代找律师并代收起诉费和代理费，但结合曹玉川为高瑞清有偿书写起诉状并提供法律服务咨询的行为、《证明》内容以及双方的陈述，能够认定双方之间最初约定的委托事项系曹玉川为高瑞清提供有偿诉讼代理及法律服务。曹玉川未取得律师职业资格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职业资格、亦非当事人的近亲属或所在社区、单位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但其却接受高瑞清的委托为其提供有偿诉讼代理及法律服务，其行为已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因此，双方之间形成的委托合同关系应属无效。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高瑞清现起诉要求曹玉川返还相关费用，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高瑞清与曹玉川此后虽签订《说明》将委托事项变更为向纪检部门投诉，但该事项与此前约定的有偿诉讼代理行为直接相关，不能以此变更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高瑞清上诉主张双方已协商一致将委托事项变更且不再退还已收取的费用，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曹玉川虽主张本案中高瑞清代表的其他11人应作为本案原告，但经一审法院核实，其他被代表的11人对高瑞清向曹玉川提起本案诉讼均无异议，故本院对曹玉川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并无不当，本院对于曹玉川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曹玉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4元，由曹玉川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春香
审 判 员 周熙娜
代理审判员 王 奔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
法官 助理 贾云航
法官 助理 何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