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23民终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桂翠，女，1970年7月25日生，汉族，小学文化，云南省楚雄市人，农民。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应洪，男，1992年9月24日生，汉族，大学文化，云南省楚雄市人，无业。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艳菊，女，1996年11月16日生，汉族，中专文化，云南省楚雄市人，酒店前台。
三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周莉，云南熙宁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宗明，男，1971年9月24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云南省楚雄市人，农民。
委托代理人陶建学，楚雄市东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理州天衡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锦鹏，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马超龙，男，1972年4月2日生，回族，大学文化，云南省大理市人，该公司职工，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树金，男，1987年5月18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云南省巍山县人，农民。
上诉人张桂翠、杨应洪、杨艳菊因与被上诉人何宗明、大理州天衡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罗树金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楚雄市人民法院（2016）云2301民初13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桂翠、杨应洪、杨艳菊的上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撤销(2016)云2301民初1323号民事判决书，改判由被上诉人何宗明、大理州天衡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连带赔偿上诉人102632元（总损失为513164元，其中死亡赔偿金485980元、丧葬费27184元，由被上诉人承担20%）；由被上诉人罗树金承担补偿赔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何宗明、大理州天衡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未以事实为依据，认定事实错误，导致作出错误判决。首先，一审判决对本案关键证据认定错误。一审过程中，上诉人提交的“第10组证据”系未经剪辑的录音证据，该证据将事实生动还原复盘。证据描述了何宗明送杨朝文乘车时何宗明本人与罗树金的对话，该对话明确表明何宗明明知杨朝文离开大理漾濞时神智已经出现问题。庭审中，尽管法庭未对证据描述的事实进行询问核实，但是何宗明和罗树金均未对该事实表示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偷录偷拍要作为合法证据使用，有三种限制：一是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包括个人隐私以及个人的生活不受干扰等；二是不得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三是故意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偷录偷拍行为，也在禁止之列。但是，一审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证据均不存在以上三种情形，其内容为杨应洪与罗树金的自由对话，在杨应洪一再询问下，罗树金一再肯定何宗明送杨朝文上车时说“这个人脑子有问题，神经有点错乱”。一问一答，意思表示自由、无诱使强迫，可见，该证据应为合法证据。同时上诉人申请调取的公安机关笔录客观反映出在牟定县境内的杨朝文已经连找到回家之路与求助的能力都没有了。综上，上诉人的证据已经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何宗明送杨朝文上车时明知其神志不清，但其未及时通知杨朝文家属前往下车地点接应，导致杨朝文下车后走至牟定县境内，逗留三天无法回家，最后惨死。但是，法庭既未当庭对何宗明是否对罗树金说过“这个人脑子有问题、神经有点错乱”进行核实，在双方对该证据均未表示异议的情况下，又未说明任何原由，便对本案关键证据予以排除。同时，法庭也未将该证据与其他证据相关联。其次，一审判决对本案的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以未对尸体进行解剖，对死亡原因、死亡时间不能确定，无法证实被上诉人何宗明、大理州天衡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杨朝文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由，判决两被上诉人不承担责任。但是，本案的关键是：被上诉人何宗明、大理州天衡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在明知杨朝文神志不清送其回家时，未履行先前行为引发的安全保障义务，未及时告知其家人到车站接人，导致杨朝文因无法自行回家，最终惨死野外。故而是否进行尸体解剖，并不影响被上诉人是否应承担责任。最后，一审判决认定杨朝文在楚雄西收费站下车缺乏事实依据。罗树金和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仅能证明杨朝文购买了漾濞县至楚雄的车票，罗树金在楚雄西车站停靠时有一人下车，但下车人是否是杨朝文，由于视频模糊，根本无法辨认。在视频资料无法清晰辨认的情况下，下车人究竟是否是杨朝文就存在其他可能性。在不排除其他可能性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在楚雄西下车的人就是杨朝文的行为明显缺乏事实依据的草率之举。
被上诉人大理州天衡建筑有限责任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一审中上诉人提交的第10组录音证据，系上诉人一方有意识和诱导性的提问，在通话方罗树金因方言差异、理解不完整、通话仓促等条件下，双方简单的一问一答，不是罗树金本人对杨朝文上车时状况原始和完整的陈述。罗树金在一审时，已向法庭表明，杨朝文在上车和下车时都很正常，并当庭否认了第10组录音证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显示，杨朝文此前常年往返于省内外打工，可以佐证其认知或行为能力正常。非经法定程序，无专业或权威机构的认定或鉴定，仅凭个人推断他人健康与否，显然无科学事实和法律依据。在一审时答辩人对此组证据均表示异议和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以“证据10无法证实杨朝文在乘车时意识不清而不予采信”完全正确，上诉人以此作为主要的上诉理由，显然不成立。一审法院调取的视频证据和被上诉人罗树金证明，杨朝文确已在楚雄西收费站下车，正常安全的返回到本人所要到达的终点站。其实无论杨朝文是否在楚雄西收费站下车，均不能否认杨朝文已返回到楚雄市的事实，且家属在公安机关对逝者系意外死亡无异议。对逝者的意外死亡，上诉人表示遗憾和惋惜，但事实证明，上诉人对此没有侵权或过错，与此无因果关系，依法不承担责任，一审判决应予维持。二、上诉人的上诉事实和理由不成立，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案中的逝者，系工地包工头张永明雇佣，且其意外死亡发生在辞工结清工资并返回到楚雄市后，此时其与雇主或我公司已不存在任何关系或联系。本案中的杨朝文系意外逝世于楚雄州牟定县境内，而不是大理州漾濞县的工地上，可见我公司与杨朝文的意外死亡无任何关联，不存在侵权和过错。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应予以维持。
被上诉人何宗明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请予维持。上诉人罗列了所谓的上诉理由，纯属是置换概念。首先，死者杨朝文的意外死亡与答辩人没有直接和间接的因果关系，答辩人没有义务对其进行赔偿。杨朝文到大理做工，是相互邀约，并不是答辩人的游说，双方本是同乡，外出打工已形成惯例，谁有做工信息都会相互邀约，其次，答辩人既不是雇主，也不是工程承包者，死者的死亡是在牟定县境内，是疾病还是其他因素导致的，至今连公安机关都难以认定，所以，本案中，答辩人不具备作为被告的主体资格参与诉讼。二、从客观上讲，死者于2016年2月22日离开工地，答辩人及包工头张永明将杨朝文送到大理至昆明的客车上，并通知家人杨朝文乘车的时间、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已做到仁尽义至，履行了义务。三、杨朝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行为有独立支配的权利，诚然，答辩人没有权利和义务对杨朝文的行为加以限制。既然杨朝文在江苏省打工都能顺利回到家乡，死者回到楚雄又到牟定做什么，这就难以解释了，且死因不明，答辩人对于杨朝文的不幸死亡也深表痛心，但答辩人不是侵权责任人和加害人，不具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责任构成和责任方式的实质要件。四、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楚雄西收费站监控视频足以证明杨朝文安全到达楚雄，之后，杨朝文又提着行李往彝人古镇方向去了，且行为举止正常，另外，张桂翠在庭审中也陈述杨朝文精神上没有任何疾病。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杨朝文的死亡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答辩人不应对其死亡的损失承担民事责任。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罗树金辩称，其驾驶的是属于公共交通工具，杨朝文买票至下车途中没有出现交通意外，杨朝文是平安下车，答辩人没有任何过错。
张桂翠、杨应洪、杨艳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何宗明、天衡建筑公司连带赔偿102632元（死亡赔偿金485980元、丧葬费27184元，由何宗明、天衡建筑公司承担20%）；2、判令罗树金承担补偿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由何宗明、天衡建筑公司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桂翠与杨朝文系夫妻，杨应洪、杨艳菊系杨朝文的子女。2016年2月19日，杨朝文与何宗明相约到大理漾濞县天衡建筑公司承建的漾濞县苍山西镇初级中学工地打工。2016年2月22日，杨朝文乘坐罗树金驾驶的云AR53**号从大理到昆明的客车回楚雄，该车辆于2016年2月22日12时42分驶入楚雄西收费站。张桂翠于2016年2月24日向楚雄市公安局东瓜派出所报案称其丈夫杨朝文2016年2月22日乘坐牌照号为云AR53**号的客车在楚雄西收费站外50米处下车后至今未和家人联系、未回家。2016年2月25日，牟定县公安局江坡派出所接到报警在牟定县王家村牌坊下田王显德家田地下面发现一男子已经死亡。牟定县公安局刑事侦察大队和江坡派出所进行初步调查载明:经我局法医对死者体表初步检查,发现死者系意外死亡,死者家属对死者死亡原因系意外死亡无异议,死者家属自愿申请对死者不予尸体解剖。后家属将杨朝文尸体于2016年2月25日21时带走自行处理。另查明，杨朝文2016年春节以前常年在江苏省张家港市打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庭审和质证，本案争议焦点为：何宗明、天衡建筑公司、罗树金对杨朝文的死亡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当进行赔偿。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仅能证实杨朝文在楚雄州牟定县境内已经死亡的事实，因未对尸体进行解剖，对死亡原因，死亡时间均不能确定，无法证实何宗明、天衡建筑公司与杨朝文死亡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张桂翠、杨应洪、杨艳菊亦未能举证证明何宗明、天衡建筑公司在杨朝文打工过程中存在过错及侵权行为，导致杨朝文死亡。故对张桂翠、杨应洪、杨艳菊要求何宗明、天衡建筑公司连带赔偿其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张桂翠、杨应洪、杨艳菊要求罗树金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杨朝文乘坐罗树金驾驶的客车双方建立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罗树金提交的证据及本院调取的视频能够证实杨朝文于楚雄西收费站下车，罗树金将杨朝文安全运输到目的地，杨朝文在运输过程中未发生伤亡事故，罗树金已经履行完合同义务。张桂翠、杨应洪、杨艳菊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杨朝文的死亡与罗树金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该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张桂翠、杨应洪、杨艳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13元，由张桂翠、杨应洪、杨艳菊负担（已交）。
二审中，经征询各方当事人对原审认定事实的意见，上诉人张桂翠、杨应洪、杨艳菊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法律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一审法院遗漏认定本案杨朝文在大理漾濞坐车回家时候出现神志不清，民事能力受限的情况。被上诉人何宗明、天衡建筑公司、罗树金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一审认定的本案基本法律事实予以确认。对上诉人认为有遗漏的事实，将在以下进行评述。
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三被上诉人是否应对杨朝文死亡后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本案中，何宗明邀约杨朝文到大理漾濞打工，杨朝文做工两天后即自行回到楚雄，在牟定逗留两天后因意外身亡。由于杨朝文并非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上诉人也未提交证据证明杨朝文死亡后果的发生与何宗明、天衡建筑公司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上诉人主张由何宗明、天衡建筑公司连带赔偿其经济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何宗明明知杨朝文在离开大理漾濞时神志不清，但却未及时通知杨朝文的家属前往其下车地点接应存在过错，并提供了一份录音资料予以证明。本院经审查认为，杨朝文外出打工至其死亡仅不到十天，根据公安机关对张桂翠的询问笔录，张桂翠在报案时明确表示其丈夫杨朝文未患疾病，精神正常；上诉人一审中提供的证人王同宏、李存芝、杨朝海也均证实杨朝文外出打工时意识正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本案中，上诉人虽然提供了录音资料，但该证据系孤证，且罗树金当庭否认该录音，表示其记不清何宗明送杨朝文乘车时是否说过杨朝文神志不清，且杨朝文上车时系自己装行李，下车时也是自己拿的行李，意识应该是清楚的。综上，上诉人主张何宗明明知杨朝文在离开大理漾濞时神志不清，但却未及时通知杨朝文的家属前往下车地点接应存在过错，因无充分有效证据证实，故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罗树金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2016年2月22日10时10分，杨朝文乘坐罗树金驾驶的云AR53**号客车到楚雄，双方之间建立的系运输合同关系，根据罗树金提交的漾濞客运站售票清单，证实2016年2月22日罗树金所驾云AR53**号客车所载乘客中只有一名乘客到达目的地为楚雄，其他乘客到达目的地均为昆明；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视频资料，2016年2月22日，在楚雄西收费站，确实从罗树金所驾云AR53**号客车上下了一名乘客，二份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杨朝文与罗树金建立运输合同关系后，罗树金已按约履行合同义务将杨朝文送到目的地楚雄，至此，双方的运输合同终止，双方合同关系消灭，不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杨朝文在运输合同终止后因意外死亡，要求罗树金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依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调取的视频资料无法证明2016年2月22日从罗树金所驾客车上下车的系杨朝文，但上诉人并未针对其该项抗辩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反驳，故对其该项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桂翠、杨应洪、杨艳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613元，由上诉人张桂翠、杨应洪、杨艳菊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纪 艳 茜
审判员 龚 艳 波
审判员 李 发 连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
书记员 姜远云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