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厦民终字第5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潘晓鹭，男，1991年2月9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潘贤深，男，1959年12月5日出生，汉族。系潘晓鹭之父。
委托代理人李瑮，女，1964年4月5日出生，汉族。系潘晓鹭之母。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恺，男，1991年2月17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舒飞，男，1991年1月14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应睿文，男，1990年5月31日出生，汉族。
上列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尹申平，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潘晓鹭因与被上诉人郑恺、李舒飞、应睿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4）思民初字第141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潘晓鹭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郑恺、李舒飞、应睿文返还借款1430000元，并支付从起诉之日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3月至2013年7月期间，潘晓鹭通过银行转账分24笔将61.74万元汇入李舒飞的账号；2013年4月至2013年7月期间，潘晓鹭通过银行转账分14笔将21.81万元汇入应睿文的账号；2013年3月8日潘晓鹭通过银行转账将1.5万元汇入案外人沈鹭账号；2013年5月26日，潘晓鹭通过银行转账将1万元汇入案外人庄凯迪账号。2013年，郑恺向潘晓鹭出具一份“收款收据”，该收款收据上载明：客户名称为潘晓鹭，品名为“货品1”，数量10，金额1430000元，收款人为郑恺。双方均确认出具收据时日期未填，收据上的日期“2013年7月30日”为潘晓鹭事后所写。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潘晓鹭主张其出借给郑恺59.45万元，其中56.95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给郑恺，另外1万元通过银行转账给案外人庄凯迪支付给郑恺，1.5万元通过银行转账给案外人沈鹭支付给郑恺，郑恺对此均不予确认。潘晓鹭提供的证据，虽证明了其自取款及转款的记录，但并未体现现金交付给郑恺的证据，也未体现郑恺指定案外人账户转款的证据。潘晓鹭提供郑恺出具的“收款收据”拟进一步证明其主张，但“收款收据”上体现的金额与潘晓鹭主张其出借给郑恺的金额差距较大，潘晓鹭虽主张该“收款收据”系对本案郑恺、李舒飞、应睿文共同借款的确认，但郑恺、李舒飞、应睿文均否认存在借款的合意，潘晓鹭也未进一步举证郑恺、李舒飞、应睿文存在共同借款的合意，故潘晓鹭提供的证据既不足以证明其出借59.45万元给郑恺的事实主张，也无法证明郑恺、李舒飞、应睿文存在借款的合意。
李舒飞确认其收到潘晓鹭的款项61.74万元，应睿文确认其收到潘晓鹭的款项21.81万元，但李舒飞、应睿文与潘晓鹭之间的款项往来和郑恺与潘晓鹭之间的款项往来均系不同的法律关系，非必要的共同诉讼，在潘晓鹭并无证据证明郑恺、李舒飞、应睿文有共同借款的合意时，潘晓鹭要求李舒飞、应睿文与郑恺共同返还143万元的主张，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潘晓鹭的全部诉讼请求。
宣判后，潘晓鹭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潘晓鹭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
一、本案原审程序错误。原判决认定本案为非必要共同诉讼。原审法院如这样认定，郑恺、李舒飞、应睿文就存在利害关系，不能聘请同一律师进行代理，原审法院未对此进行纠正是错误的。原审法院的送达方式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送达规定。法院是开庭前一天电话通知，潘晓鹭及代理人无法正常诉讼，导致证据无法及时提交。开庭后当事人在经法官同意及时提供了重要证据，即潘晓鹭及其父亲潘贤深和郑恺的微信和短信记录。本案法律关系复杂，双方争议较大，原审未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草草作出判决。
二、案件认定事实错误。
1、郑恺、李舒飞、应睿文存在借款合意，理由是：其一，郑恺、李舒飞、应睿文关系密切。李舒飞是郑恺的小学校友，应睿文是郑恺的舍友。在原审法院要送达起诉状给应睿文委托当地法院都无法送达的情况下，他们三个却可同时请一个律师代理诉讼，三人的陈述词明显有雷同之处，形成攻守同盟。潘晓鹭与李舒飞、应睿文并不熟悉，相互间缺乏坚固的信任关系基础，是郑恺以公司需要资金为借口，以高利诱惑，让潘晓鹭在短期内把大量资金转到他们账户上，郑恺并亲笔写143万元收款收据给潘晓鹭，又是同一张收款收据的债务人，郑恺、李舒飞、应睿文之间法律关系复杂。其二、李舒飞陈述：“与潘晓鹭是2013年一起出来玩相识”，刚认识不久，从李舒飞提供的2013年银行转账流水明细中，潘晓鹭仅2013年3月5日至27日23天转到李舒飞卡上10笔计23.74万元，每笔都是当天取现，而且李舒飞和郑恺陈述一起去取款。143万借款的第一笔钱不是汇给郑恺，而是李舒飞。这就是他们是共同借款的有力证据。其三，原判决书第三页提到“收款收据上体现的金额与原告主张借给被告郑恺的金额差距较大”，但在既然差距较大的情况下郑恺还会亲笔写143万元收款收据，说明郑恺很清楚这143万=59.45万＋61.74万＋21.81万，也就是包括了潘晓鹭汇到李舒飞61.74万和应睿文21.81万账号的款项。郑恺在自诉材料中承认143万“收款收据”系他亲笔书写所谓的“样本”。作为工商管理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郑恺很清楚书写143万收款收据的法律后果。其四、郑恺、李舒飞、应睿文以郑恺为主，李舒飞、应睿文配合接受转账款项，郑恺自行接受了部分现金和转账，由郑恺对他们三人的借款进行确认并统一写了143万元（包括转账给李舒飞、应睿文的款项）的收据，郑恺、李舒飞、应睿文分工明确，何况还有潘晓鹭和潘晓鹭父亲向法院提交的向郑恺讨143万元及利息钱的短信、微信截图记录，完全可以印证三人是143万元的债务人。其五，郑恺、李舒飞、应睿文在提供的答辩状中确认没有和潘晓鹭发生经济往来，但是从潘晓鹭提供的汇款记录以及郑恺签署的《收款收据》，可以确认已收取潘晓鹭的143万元款项就是借款。综上，郑恺、李舒飞、应睿文配合默契，确有共同借贷的事实，由于郑恺所写的143万元（包括转账给李舒飞、应睿文的款项）的收据具有不可分之诉，诉讼标的是共同的，决定了共同诉讼人各自或对共同诉讼人的请求有合并牵连性或共同性。请法官查明本案事实的前因后果，进行整体考虑来确定案件真实的性质。
2、“郑恺、李舒飞、应睿文提供银行转账流水明细”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原审法院仅将李舒飞银行转账流水明细提供给潘晓鹭，其余两人并未提供。
3、“李舒飞确认其收到潘晓鹭61.74万元”与事实不符。李舒飞在陈述中说自己在工商银行打出的“流水明细”有多笔不符，经潘晓鹭核对，2013年转到李舒飞工商银行账户的款为23.74万元，不符的金额共38万元，转到郑恺工商银行账户（账号×××9331）。尤其是郑恺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等银行账户都有潘晓鹭2013年的汇款记录，由于银行对账明细单未能显示记录对方姓名账号，潘晓鹭律师在代理词中“提请法官责令郑恺提供其2013年度工行、建行与农行卡的明细单进行核对”。正因为原审法院的疏忽，导致案件无法查清事实。故请二审法院依职权调取郑恺工行、农行、建行及应睿文建行2013年所有银行的交易记录，以查清案件事实。
4、从潘晓鹭父亲潘贤深与郑恺的短信记录可以证实郑恺借款的事实。2013年9月16日的短信，潘晓鹭父亲潘贤深讨要17万的利息，郑恺同意转17万利息；2013年11月4日，郑恺同意转26.76万元利息；2013年11月7日的短信，郑恺对收据的143万元以及27万的利息予以确认，但以资金紧张为由，拖延还款；2013年11月7日，郑恺答应还借款30万元；但之后根本没兑现。
5、从潘晓鹭与郑恺微信记录进一步印证郑恺借款的事实。2013年11月4日晚，潘晓鹭问：“27万对不？”郑恺回答：“不知道能不能转这么多，反正会安排，尽力而为。他已经回来，钱我还没去拿，拿了给你转。”2013年11月5日下午，潘晓鹭问：“你钱还是一分不给？”郑恺回答：“不是不给，解释实在累，我在安排钱，等我，现在手头钱出不来，我拿什么给你啊。”以上4、5点进一步证实郑恺借款的事实，从催讨利息的额度，可以证实借款数额就是143万元。
6、表述事实不对等。原判决书第三页倒数第四行开始，只体现潘晓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提现出借给郑恺的事实主张，不予确认（无视143万收款收据和短信微信截图的证据存在），潘晓鹭资金大多是潘晓鹭家人提供的（潘晓鹭父亲的银行转账明细已提交给原审法院），而对李舒飞、应睿文的陈述不足以证明其提取现金给潘晓鹭，潘晓鹭同样不予确认的事实却不表述。同样的问题却不同等对待，显失公平。
7、全部驳回不合规定。原判决书第3页最后一行，“李舒飞确认其收到潘晓鹭的款项61.74万元，应睿文确认其收到潘晓鹭的款项21.81万元”，收款事实清楚，《民法诉讼法》第15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
8、关于郑恺、李舒飞、应睿文返还143万元。原审法院确认李舒飞、应睿文收到的潘晓鹭的款项，既然与潘晓鹭不存在借贷关系，他们也无法证明提现给潘晓鹭的事实主张，那就应该退还不当得利。如果扣除李舒飞、应睿文返还潘晓鹭金额，其余金额就应该由郑恺返还；如果李舒飞、应睿文收到潘晓鹭的款项作为经手人转给郑恺，那么郑恺就应该负责143万元全额还款。
9、郑恺是三人之首，不但有亲笔写的143万现金收据，还有潘晓鹭和潘晓鹭父亲连续几个月的追债及郑恺对143万元现金收据的认定为证明，如此重要的证据，原审判决书只字不提，避重就轻，认定郑恺不负任何责任，明显判决不公。
被上诉人郑恺、李舒飞、应睿文答辩称，潘晓鹭的上诉请求不确定的，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相悖的，其上诉请求发回重审或改判，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已查明，郑恺没有收到过潘晓鹭的转账汇款，另外两人李舒飞、应睿文收到的金额与潘晓鹭所提交的证据不符，且收到的这些钱可以证明都已取现还给了潘晓鹭，所以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借贷关系。关于潘晓鹭在上诉状第八点中提出来的问题，实际上是存在矛盾的，潘晓鹭主张，假设李舒飞和应睿文收到这个钱，应该返回，如果没有的话则应该由郑恺来返还。这涉及到诉讼主张的明确性问题，到底是由李舒飞和应睿文返还，还是由郑恺返还，或者他们三个人返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经审理查明，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潘晓鹭认为：1、郑恺向潘晓鹭出具的“收款收据”上的日期系当场补填；2、对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李舒飞认为，1、汇入李舒飞银行账户的款项合计为23.74万元，而非61.74万元；2、对其他事实均无异议。郑恺、应睿文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原审查明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于当事人有异议的部分，本院分析认定如下：1、关于郑恺向潘晓鹭出具的“收款收据”上的日期问题。根据原审庭审笔录可知，潘晓鹭原审中确认，因郑恺漏写了日期，潘晓鹭自己将日期写上。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该日期为潘晓鹭事后所写，并无证据可以支持，但潘晓鹭主张该日期为当场补写亦无证据可以证明。根据现有证据可以确认的是，该日期系潘晓鹭补写。2、关于汇入李舒飞银行账户的款项金额问题。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汇入李舒飞银行账户的款项金额为23.74万元，本院对此予以认定。
二审中，潘晓鹭提供公证书一份，拟证明潘晓鹭父亲潘贤深于2013年8月-2013年12月份通过电话短信向郑恺催讨欠款的事实。潘晓鹭提供其父亲潘贤深和潘晓鹭与郑恺的短信、微信的记录，拟证明郑恺确认其所写的“收款收据”的真实性，确认其已收到潘晓鹭款项143万元，并产生利息27万元。潘晓鹭还提供其向案外人借款的借款合同等，拟证明其向案外人借款，再将借款转借给郑恺。郑恺、李舒飞、应睿文经质证认为，对公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电话短息、微信的内容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且郑恺在与潘晓鹭往来的微信中否认曾向潘晓鹭借钱；对借款合同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
二审中，潘晓鹭还向本院申请调取郑恺、李舒飞、应睿文三人2013年银行账户交易记录，拟证明潘晓鹭曾转账27.18万元给郑恺，李舒飞、应睿文收到潘晓鹭的款项后将部分款项转账给郑恺。
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向其借款143万元，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所体现的转账给被上诉人的金额与上诉人主张的借款金额差额较大，且转账金额比较零散。上诉人虽主张其余款项系现金交付，但对此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上诉人提供的《收款收据》载明“客户、货品、数量、单价”等内容，不符合一般的民间借贷关系的特征，不足以证实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而且，即使上诉人二审提供的短信、微信记录等内容真实可信，上诉人在短信、微信记录中自称“投资人”、被上诉人郑恺亦称返还款项需要由公司统一安排放款等，可以进一步印证双方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因此，上诉人二审申请调取的证据即使可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亦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故对上诉人的二审调取证据的申请不予准许。原审法院对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潘晓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原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人潘晓鹭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7670元，由上诉人潘晓鹭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纪赐进
审 判 员 许向毅
代理审判员 刘国如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代书 记员 李 琦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