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粤71行终13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嘉浩，男，汉族，1979年12月17日出生，住湖南省嘉禾县城关镇东塔北路*号。委托代理人：李良同，湖南大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沙园中路**号。法定代表人：黄越聪，局长。委托代理人：郭剑锋，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朱共清，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嘉浩因诉被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增城区城市管理局）行政强制措施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2016）粤7101行初317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涉案车辆的机动车行驶证显示：号牌号码为湘L248**，车辆类型为重型自�货车，所有人为邓本六。2014年4月4日，邓本六与李石华签订编号为0000084的《宜章县二手车交易合同》，将上述车辆卖给了李石华。2016年5月31日，李石华与李嘉浩签订《二手车交易合同》，将涉案车辆卖给了李嘉浩，但上述两次二手车交易均未办理涉案车辆的所有权转移登记。2016年7月24日，李嘉浩接受张本明的安排，以上述涉案车辆拉沙浆运送到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岗尾村岗岭合作社回填张本明承包的鱼塘。在卸货时被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增城区分局下属的石滩镇城管中队扣留，并送至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五中队（即石滩交警中队）的停车场临时停放。2016年11月15日出具的NO.1549775收款收据显示李嘉浩向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岗尾村民委员会缴纳了40000元的垃圾清理费，上述收款收据加盖了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岗尾村经济联合社财务专用章。同日�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岗尾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内容为：“石滩镇政府：车牌湘L248**车辆在我村乱堆放垃圾，现已处理完毕，请上级部门给予办理车辆放行手续为益。”2016年11月15日，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增城区分局出具《放行条》（编号：2016111501），内容为：“石滩交警中队：兹有车辆粤湘L248**违章已处理完毕，请予以放行……”同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五中队为李嘉浩办理涉案车辆的放行手续，李嘉浩于当天取回了上述车辆。李嘉浩对上述扣押车辆的行为不服，故诉至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岗尾村民委员会于2016年12月19日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我村委即请求镇挂村部门、石滩镇突�队及石滩城管中队协助扣押了两台车辆……乱堆放垃圾的湘L248**牌及湘L6C0**牌车辆均由我村委扣押，石滩城管中队未对其实施扣押行为。”原审另查明，在庭审过程中，李嘉浩当庭陈述其工作不固定，一般是有人叫就去干活，没人叫就在家休息。增府办〔2016〕33号《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增城区城市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第一点“职能转变”规定：“……（二）划转的职责。1.将原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的职责整合划入区城市管理局……”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或者派出机构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石滩镇城管中队为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增城区分局的派出机构，根据《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增城区城市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可知，原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增城区分局的职责整合划入了增城区城市管理局，根据上述规定，增城区城市管理局为本案适格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根据上述规定，李嘉浩作为涉案车辆的实际买受人，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第三十五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得自行向原告、第三人和证人收集证据。”本案中，李嘉浩诉称增城区城市管理局为实施了扣押涉案车辆的主体�而增城区城市管理局辩称自己并未实施扣押涉案车辆的主体，是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岗尾村民委员会实施的扣押行为。增城区城市管理局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岗尾村民委员会2016年11月15日开出的收款收据和2016年11月15日出具的《证明》以及其2016年12月1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上述收款收据仅能证实李嘉浩向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岗尾村民委员会缴纳了40000元的垃圾清理费，《证明》的内容不能证实增城区城市管理局不是实施扣押涉案车辆的行为主体，而《情况说明》则为增城区城市管理局在接到原审法院应诉通知书后向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岗尾村民委员会收集的证据，不符合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且该《情况说明》为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岗尾村民委员会作出的单方陈述意见，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情况下，不能作为直接认定案件的依据，因此，增城区城市管理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自己不是实施扣押涉案车辆的主体。李嘉浩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交了《放行条》，其内容显示“石滩交警中队：兹有车辆粤湘L248**违章已处理完毕，请予以放行”，且该证据加盖了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增城区分局的公章。此外，为查明案件情况，原审法院依职权向涉案车辆临时停放的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五中队（即石滩交警中队）核实案件相关情况，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五中队于2017年5月9日出具《关于湘L248**号牌大货车借用我中队停车场的情况说明》，其明确陈述被扣押的涉案车辆是由石滩城管中队押送至其中队，借用其停车场临时停放，并在收到石滩城管中队的放行条后办理了涉案车辆的放行手续。综合全案证据，原审法院认为，涉案的湘L248**号牌车辆是由增城区城市管理局下属的石滩城管中队实施的具体扣押行为。增城区城市管理局辩称自己并非实施扣押涉案车辆的主体，是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岗尾村民委员会实施的扣押行为，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增城区城市管理局在本案中并未就其是否具有实施扣押车辆的法定职权、扣押车辆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以及所适用的法律依据向原审法院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其实施扣押涉案湘L248**号牌车辆的行为违法。李嘉浩主张确认增城区城市管理局强行扣押其车辆的行为违法的理由成立，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李嘉浩请求判决增城区城市管理局赔偿其车辆营运损失56000元（每天停运损失500元，共扣押112天），赔偿实际现金损失40000元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本案中，李嘉浩未向原审法院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其每天的停运损失达500元，且根据法庭调查，李嘉浩的工作并不固定，其一般是有人叫就去干活，没有人叫就在家休息。因此，李嘉浩主张其车辆营运损失56000元（每天停运损失500元，共扣押112天）不符合上述规定，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李嘉浩当庭向原审法院明确其要求的赔偿实际现金损失是其向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岗尾村民委员会缴纳的垃圾清理费，因该费用并非由于增城区城市管理局的扣车行为所导致的损失，也并非其收取的费用，因此，李嘉浩请求增城区城市管理局赔偿实际现金损失40000元整，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确认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局于2016年7月24日扣押车牌号为湘L248**的车辆的行为违法；二、驳回原告李嘉浩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局负担。上诉人李嘉浩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停运损失是李嘉浩车辆被违法扣押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增城区城市管理局应当予以赔偿。李嘉浩一直将被扣押的车辆用于从事个体运输，并以此为业来维持生计。因被增城区城市管理局违法扣押，导致没有任何收入，已经造成了李嘉浩的损失。而原审法院却对这一损失不予以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二）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中的财产损失是否包括被损车辆停运损失问题的批复》的相关规定，李嘉浩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增城区城市管理局对于车辆停运损失应当予以赔偿。因李嘉浩是从事个体运输，所有的收入都是现金交易，且每个月的收入都不固定，对于这类收入不固定的赔偿数额应当按行业的平均收入来进行计算。李嘉浩已提交了证据证实车辆被违法扣押了112天，所以酌情按平均收入500元/天主张停运损失也是合理合法。二、李嘉浩向村委会交纳的40000元是因车辆被违法扣押的情况下被迫交纳，增城区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的行为属于敲诈勒索行为，该费用也是属于扣车所导致的直接损失，增城区城市管理局应当予以赔偿。李嘉浩车辆上所装载的泥土在还没有倾倒时就被扣押，且李嘉�之前也从未实施过倾倒行为，根本就不存在应当向村委交纳垃圾清理费的行为。增城区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与岗尾村相互勾结，以增城区城市管理局违法扣押车辆为手段，强行向李嘉浩非法勒索巨额费用。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判令：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增城区城市管理局支付李嘉浩停运损失56000元，实际现金损失40000元，共计96000元；二、所有诉讼费用由增城区城市管理局负担。被上诉人增城区城市管理局答辩称：一、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有误，增城区城市管理局未实施扣押措施。李嘉浩乱堆放垃圾的车辆系由岗尾村委扣押，从2016年7月24日至11月15日，增城区城市管理局既未扣押李嘉浩的车辆，亦未参与李嘉浩与岗尾村委乱堆放垃圾纠纷一事，更未对其乱堆放垃圾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因此增城区城市管理局没有对李嘉浩作出过可诉的、产生权利义务关系的具体行政行为。二、岗尾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有证据效力。《情况说明》并不是用于证明增城区城市管理局作出的行政行为合法，而是为了证明增城区城市管理局未扣押李嘉浩的车辆和没有对李嘉浩作出过可诉的、产生权利义务关系的具体行政行为。三、增城区城市管理局未造成李嘉浩车辆停运损失。由于增城区城市管理局未对李嘉浩的车辆实施扣押措施，亦未参与李嘉浩与岗尾村委乱堆放垃圾纠纷一事，故李嘉浩请求赔偿车辆停运损失56000元，赔偿实际现金损失40000元，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综上，请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驳回李嘉浩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李嘉浩要求增城区城市管理局赔偿其车辆停运损失56000元及实际现金损失40000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取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是合法权益受到违法行政行为侵犯，造成的损害与违法行政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同时，对财产侵害的赔偿范围限于造成合法权益损害的直接损失。本案中，由于增城区城市管理局扣押李嘉浩涉案营运车辆的行为违法，其造成的车辆停运损失与该违法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属于直接损失应得到赔偿。但李嘉浩要求增城区城市管理局赔偿的实际现金损失40000元，系其向石滩镇岗尾村民委员会缴纳的垃圾清理费，该费用与增城区城市管理局的违法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李嘉浩请求赔偿该费用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由此可见，李嘉浩主张其车辆停运损失56000元（每天停运损失500元，共扣押112天），其应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但本案中李嘉浩并未向法院提交其车辆停运损失的证据，故李嘉浩要求增城区城市管理局赔偿56000元的损失，本院不予支持。但增城区城市管理局违法扣押李嘉浩营运车辆，客观上造成了李嘉浩直接财产损失，本院根据2016年广州市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标准，并结合涉案营运车辆被扣押天数、李嘉浩的工作性质及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酌情认定增城区城市管理局赔偿李嘉浩损失为20000元。原审法院认为李嘉浩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其停运损失，驳回其该项诉讼请求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确认增城区城市管理局扣押涉案车辆行为违法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但对李嘉浩主张的营运损失完全不予支持处理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九条、第十五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2016）粤7101行初3176号行政判决第一项，即“确认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局于2016年7月24日扣押车牌号为湘L248**的车�的行为违法”；二、被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局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上诉人李嘉浩损失20000元；三、驳回上诉人李嘉浩的其他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由被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杨立志审判员  石晓利审判员  杨 芳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一日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书记员  颜悦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