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辽民二终字第000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电子器材东北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代启东，辽宁宝域律师事务所。
委托代理人：孙晔，辽宁平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恒路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继，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海峰，广东瀚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闯，辽宁敬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恒路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继，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海峰，广东瀚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闯，辽宁敬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中电工信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原北京中电工信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丹，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余建阳，北京市泽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电子器材东北公司（以下简称东北中电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恒路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路股份公司）、深圳市恒路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路有限公司）及原审第三人中电工信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电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沈中民三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姚志刚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苏本营主审，审判员郑锦弘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东北中电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代启东、孙晔，恒路股份公司、恒路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海峰、王闯，北京中电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余建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10月31日，东北中电公司与中邮泰达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双方约定合作经营东北中电公司下属移动通讯事业部及其移动电话购销和其他移动通讯业务。合作经营期限三年，自2009年10月31日起至2012年10月31日止。经营期间，双方经营本协议项目的经营活动要以东北中电公司下属移动通讯事业部的名义对外经营。东北中电公司负责保管移动通讯事业部的印章，根据中邮泰达公司的申请决定印章使用，移动通讯事业部的印章为中国电子器材东北公司20号合同专用章（以下简称“20号合同专用章”），中邮泰达公司自主从事移动通讯事业部的经营活动，承担经营活动的全部法律后果和责任。中邮泰达公司保证合作项目的每年利润点不得低于销售额的0.6%，保证东北中电公司每年收取的利润不低于180万元，中邮泰达公司利润为销售额的0.6%以外部分。2011年1月6日，中邮泰达公司与北京中电公司签订《业务转让协议》，中邮泰达公司就《合作协议》的责任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北京中电公司。此后东北中电公司与北京中电公司开始合作，双方的合作关系于2012年6月实际终止。
2011年12月21日，东北中电公司与恒路股份公司签订《货物运输服务协议》，约定恒路股份公司为东北中电公司提供货物运输服务及东北中电公司要求的其他物流相关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运输、仓储、包装、保管、搬运等。同时约定由于恒路股份公司将货物错运到货地点或接货人，应无偿运至合同规定的到货地点或接货人。如果货物逾期到达，承运方应偿付逾期交货的违约金货值的5%。同日，东北中电公司与恒路有限公司签订《等通知放货补充协议》约定东北中电公司在向恒路有限公司下达放货通知单时，通知单上必须有授权人的亲笔签名并加盖公司公章，二者必具备，否则恒路有限公司将东北中电公司的放货通知视为无效。《授权书》授权朱玉华、杜蕊睿作为东北中电公司等通知放货业务下达放货指令人员。在公司下达放货通知单时，单上必须有授权人的亲笔签名和公司公章。以上《货物运输服务协议》、《等通知放货补充合同》、《授权书》均加盖了20号合同专用章。
2011年，北京中电公司与恒路股份公司签订《货物运输服务协议》，该协议未标注具体签订日期。2012年5月7日，北京中电公司与恒路股份公司签订《等通知放货补充合同》。2012年5月7日，北京中电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其公司员工汤达作为其公司等通知放货业务下达放货指令人员，并约定在公司下达放货通知时，单上必须有授权人的亲笔签名及公司公章，并加盖北京中电公司印章。以上《货物运输服务协议》、《等通知放货补充合同》、《授权委托书》均加盖了北京中电公司合同专用章。
东北中电公司与恒路股份公司、恒路有限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服务协议》、《等通知放货补充合同》，北京中电公司与恒路股份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服务协议》、《等通知放货补充合同》，合同文本内容除主体、加盖印章及时间不同外，其他均一致。
2011年12月26日，东北中电公司与中兴通讯公司签订《中兴手机购销合同》（合同编号：S3NN2011122001TMP）一份，约定东北中电公司购买中兴通讯公司T9手机10000台，单价1320元，折让154台T9手机。该合同加盖了20号合同专用章。2012年4月27日，中兴通讯公司向东北中电公司出具《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载明T9型号手机5000台，价税合计660万元。东北中电公司提供两张银行承兑汇票证明诉争手机货款系其公司出具。其中，2011年12月23日银行承兑汇票（单据号xxx27）载明：出票人东北中电公司，收款人中兴通讯公司，出票金额1765000元人民币。2011年12月23日银行承兑汇票（单据号xxx83）载明：出票人厦门市新阳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收款人上海上汽大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出票金额7660000元人民币，该承兑汇票经上海上汽大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华康商行及东北中电公司背书。东北中电公司于2011年12月29日向中兴通讯公司出具两份款项说明，内容为：东北中电公司于2011年12月26日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向中兴通讯公司支付单据号xxx27，金额1765000元款项中的613646元，用于东北中电公司S3NN2011122001TMP合同。东北中电公司于2011年12月28日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向中兴通讯公司支付xxx83单据号，金额7660000元款项中的5986354元，用于东北中电公司S3NN2011122001TMP合同。北京中电公司对此予以否认，主张诉争手机货款系北京中电公司出具。北京中电公司提供2011年12月25日其向华康商行出具的《委托付款函》，委托华康商行于2011年12月27日向东北中电公司支付金额为7660000元的货款，其中660万元用于支付东北中电公司与中兴通讯公司（合同号S3NN2011122001TMP）的采购合同货款，以及华康商行于2011年12月27日向东北中电公司出具《付款委托函》，载明华康商行自愿代北京中电公司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向东北中电公司支付金额7660000的款项，其中660万元用于支付东北中电公司与中兴通讯公司的采购合同（合同号S3NN2011122001TMP）货款。东北中电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北京中电公司提供的《委托付款函》、《付款委托函》均系事后伪造形成，不具有真实性，但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东北中电公司主张华康商行转付的货款为东北中电公司与华康商行之间的借款，但其提供的账务明细清单记载的款项为退货款。
东北中电公司与北京中电公司均主张各自为争议手机交付恒路股份公司仓储保管的存货人。东北中电公司提供了其于2012年2月7日向恒路有限公司出具的《暂存通知单》，内容为2012年2月7日从南宁神州通公司提出T9型号手机5077台，暂存恒路有限公司，待接到其签字发货通知单后发货。以及2012年3月21日、2012年4月27日、2012年5月28日，东北中电公司与恒路有限公司就争议手机的三份《库存对帐单》，用以证明东北中电公司将5077台T9手机交付恒路有限公司仓储保管。以上《暂存通知单》、《库存对帐单》均加盖了20号合同专用章。北京中电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北京中电公司提供与神州通公司的《物流合作协议》、北京中电公司向神州通公司出具的《物流通知单》、北京中电公司与神州通公司的《库存对帐单》、北京中电公司向南宁神州通公司出具的《发货通知单》。以上材料均加盖北京中电公司印章。以及《神州通物流货运单》、神州通公司的《声明书》用以证明北京中电公司委托其物流合作方神州通公司将争议手机交付恒路有限公司仓储保管。
恒路有限公司主张收到两笔《发货通知单》，即2012年5月30日加盖20号合同专用章的《发货通知单》传真件，注明T9手机5077台，交付方式自提，联系人张广生，该发货通知单没有授权人签字。后恒路股份公司工作人员安世杰于第二天前往北京中电公司直接提取了2012年5月30日授权人汤达签字的，加盖北京中电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发货通知单》，5月30日及31日提货人张广生自提货物2天。东北中电公司否认向恒路有限公司出具过《发货通知单》传真件，认为2012年5月30日《发货通知单》传真件上加盖的20号合同专用章是假印章，并申请对该《发货通知单》的印鉴真伪及北京工信公司和恒路股份公司的《货物运输服务协议》、《等通知放货补充合同》、《授权书》及北京中电公司和神州通公司的库存对账单等证据的书写时间、印鉴加盖时间、形成顺序等进行鉴定，后因相关材料缺乏比对原件，东北中电公司向原审法院撤回了鉴定申请。
另查明：2013年4月25日，北京中电工信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石景山分局核准，名称变更为中电工信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工商登记地址为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23号院科研中试楼3层。北京中电公司与恒路股份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服务协议》注明北京中电公司的传真号为10-63171776。2011年12月26日，东北中电公司与中兴通讯公司签订的《中兴手机购销合同》（合同编号：S3NN2011122001TMP）载明，通讯事业部地址为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23号院（中国电子中础大厦西配楼三层），传真号为010-63xxxx76。东北中电公司提供的三份《中国电子器材东北公司库存对账单》注明，物流公司核对库存及发货情况，传真回传至010-63xxxx76。
再查明：恒路股份公司与恒路有限公司系关联公司。恒路股份公司庭审自认，发生本案争议时，两个公司正在转型，业务上有交叉，无法区分。
东北中电公司在原审起诉称：2011年12月21日，东北中电公司与恒路股份公司签订《货物运输服务协议》，约定：恒路股份公司向北中电公司提供运输服务及要求的其他物流相关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运输、仓储、包装、保管、搬运等内容；恒路股份公司自货物接管之时起到交付收货时止发生的全部或部分灭失、短少、变质、污染、损坏，恒路股份公司应按货物的实际损失（包括包装费、运杂费）赔偿东北中电公司，并对货物交付中的任何迟延负责；因恒路股份公司原因将货物错运到货地点或接货人，应无偿运至合同规定的到货地点或接货人，如果货物逾期到达，恒路物流股份公司应偿付逾期交货的违约金（货值的5%）；因履行本协议而发生争议的，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东北中电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1年12月22日，东北中电公司与恒路股份公司签订《等通知放货补充协议》，约定：北中电公司在下达放货通知单时，通知单上必须有授权人的亲笔签名并加盖北中电公司公章，二者必具备，否则将放货通知视为无效。2011年12月26日，东北中电公司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通讯公司”）签订《中兴手机购销合同》，约定：东北中电公司向中兴通讯公司购买T9手机10000台，单价1320元／台；中兴通讯公司另给付东北中电公司154台T9手机作为折让。2011年12月29日，东北中电公司向中兴通讯公司出具二份《款项说明》，为履行2011年12月26日《中兴手机购销合同》向中兴通讯公司共计支付款项660万元。中兴通讯公司确认上述款项后，向东北中电公司交付了5077台T9手机（5000台＋77台）。2012年4月27日，中兴通讯公司向东北中电公司开出《深圳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660万元。2012年2月7日，东北中电公司将5077台T9手机全部运至恒路公司处。2012年3月21日、4月27日、5月28日，恒路公司向东北中电公司分别签发三份《中国电子器材东北公司库存对帐单》，确认自2012年2月7日起至2012年5月28日止5077台T9手机全部存放在恒路公司处。恒路股份公司和恒路有限公司对5077台T9手机共同承担保管责任。2012年5月30日，恒路公司未经东北中电公司授权擅自将5077台T9手机交付他人提走，给东北中电公司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2012年6月1日，东北中电公司向恒路公司声明：“我公司及授权委托人并未授权任何人员对我公司的暂存在贵公司库房中的货物进行处理；请贵公司尽快将货物追回；由此产生的损失由贵公司负责”。恒路公司拒绝承担责任。依据上述事实和相关约定，恒路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起诉法院，请求法院：一、判令恒路公司向东北中电公司支付赔偿金670.164万元；二、判令恒路公司赔偿北中电公司可得利益损失142.156万元；三、判令恒路公司向北中电公司支付违约金33.5082万元；四、判令恒路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恒路股份公司在原审答辩称：涉案手机是中国电子器材东北公司移动通讯事业部（以下简称“移动通讯事业部”）向中兴通讯公司购买的，实际是由北京中电公司购买的，与东北中电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移动通讯事业部虽然是东北中电公司下设的事业部，但自设立起就由北京中电公司承包，该事业部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行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和风险，与东北中电公司是相互独立的两个主体。2009年10月31日，东北中电公司与中邮泰达（北京）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邮泰达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合作经营东北中电公司移动通讯事业部。该协议实际为承包协议，根据该协议，东北中电公司只负责提供事业部名义和收取固定承包费，事业部的全部资金、人员均由中邮泰达公司自行筹集、招聘，经营风险、法律后果由中邮泰达公司自行承担。中邮泰达公司与北京中电公司是关联公司，均由北京中电公司的总经理孙丹实际控制。2011年1月6日，中邮泰达公司与北京中电公司签订《业务转让协议》一份，约定前述《合作协议》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北京中电公司。自此，移动通讯事业部由北京中电公司实际承包经营。2011年3月1日，东北中电公司与北京中电公司总经理孙丹签订《岗位聘用协议》，聘用孙丹为移动通讯事业部总经理。承包期间，移动通讯事业部在北京中电公司的经营场所营业，即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23号院（中国电子中础大厦西配楼三层），移动通讯事业部在北京中电公司的牌子上加挂了事业部的牌子，对外营业时使用北京中电公司的传真号码01063xxxx76，使用北京中电公司的域名@ceai.com.cn，电子邮件落款中，东北中电公司和北京中电公司的名字并列。承包期间，移动通讯事业部的员工均为北京中电公司的员工，由北京中电公司发放工资、缴交社保。东北中电公司向移动通讯事业部派出两名员工，朱玉华和杜蕊睿。其中，朱玉华负责管理移动通讯事业部的公章，杜蕊睿为办理具体业务的员工。移动通讯事业部的公章为中国电子器材东北公司20号合同专用章，该公章由移动通讯事业部专用，在整个承包经营期间一直放在北京，由东北中电公司派到移动通讯事业部的员工朱玉华保管。由于东北中电公司与北京中电公司发生矛盾，承包经营在2012年5月底终止。涉案手机是由移动通讯事业部出面购买的，实际是北京中电公司购买的，与东北中电公司无关。涉案手机的购销合同是由移动通讯事业部出面签署的，不是东北中电公司签署的。所以购销合同上买方的地址载明是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23号院（中国电子中础大厦西配楼三层），合同签订人是北京中电公司的员工张卫。涉案手机的款项是移动通讯事业部支付的，实际是北京中电公司支付的。有如下证据可以证明：根据北京中电公司留存的付款申请书，该款项的支付申请是由移动通讯事业部的员工杜蕊睿办理的，即由杜蕊睿填写付款申请表，由孙丹和朱玉华签批；手机款是使用一张号码为xxx83的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的。而该汇票是由沈阳市大东区华康供应链通讯器材商行（以下简称“华康商行”）背书给东北中电公司的。华康商行在付款时就已出具书面文件，确认该款项的用途是代北京中电公司支付涉案手机款。涉案手机从中兴通讯公司一出厂，就交给了北京中电公司的物流合作商，南宁市神州通货运代理公司（以下简称“神州通公司”）。神州通公司已经出具书面文件，确认与东北中电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仅仅是北京中电公司的物流合作商。实际上，神州通公司无需证明它与东北中电公司没有关系，应当由东北中电公司证明它与神州通公司有关系，东北中电公司从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神州通公司还出具书面文件，证明将涉案手机交付恒路股份公司，是基于北京中电公司的指示。由于涉案手机不是东北中电公司购买，东北中电公司只是凭借杜蕊睿的一些说法和移动通讯事业部终止营业时收回的一些材料提起本案，致使证据链不可避免出现矛盾和不完整地方，处处显示涉案手机不属东北中电公司的迹象。东北中电公司提交的《货物运输服务协议》、《等通知放货补充协议》及其附件的授权委托书，均加盖的是移动通讯事业部的20号合同专用章，签署人均为移动通讯事业部的员工朱玉华。反而说明东北中电公司与恒路物流股份公司之间不存在仓储合同关系。东北中电公司提交的《中兴手机购销合同》签署人为北京中电公司的张卫，加盖的是移动通讯事业部20号合同专用章。东北中电公司提交的款项说明、暂存通知单、库存对账单、发货通知单，加盖的均是20号合同专用章。只有2012年6月之后的《说明》加盖的是东北中电公司自己的公章。东北中电公司未能说明如何将涉案手机交付给恒路物流股份公司公司。表现在：涉案手机在2011年12月31日从中兴通讯公司出厂就直接运往神州通公司，而神州通公司与恒路物流股份公司全无关系。东北中电公司对此一直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东北中电公司有时说中兴通讯公司代为运输，又说代为销售，但都没有自圆其说，也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加以证明。涉案手机在2012年2月7日运至恒路物流股份公司处，是由神州通公司实施的，神州通公司也已说明是代表北京中电公司实施的。对此，东北中电公司没有提出有力的反驳。其实应由东北中电公司证明其委托神州通公司将涉案手机运送到恒路物流股份公司，但东北中电公司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涉案手机已由北京中电公司提走。2012年5月30日恒路物流股份公司收到盖有东北中电公司20号合同专用章的《发货通知单》，通知将涉案手机发出，收货人张广生，身份证（号码隐去），联系电话（电话隐去）。恒路物流股份公司收取仓储费后，将涉案手机交付给张广生，张广生已经签收全部货物。综上，东北中电公司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东北中电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由东北中电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恒路有限公司在原审答辩称：同意恒路股份公司的答辩意见。
北京中电公司在原审陈述称：一、北京中电公司与东北中电公司是承包合同关系，北京中电公司承包了东北中电公司移动通讯事业部的全部业务，有权独立自主聘用、安排人员从事移动通讯事业部的工作。2009年10月31日，中邮泰达公司与北京中电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了合作内容、合作期限；约定中邮泰达公司负责筹集移动通讯事业部运作的全部资金；以东北中电公司下属的移动通信事业部的名义对外经营；中邮泰达公司自主从事移动通讯事业部的经营活动，承担该经营活动的全部法律后果和责任；中邮泰达独立自主聘用、安排人员从事移动通讯事业部的工作；中邮泰达公司负责与代理商进行谈判，保证以东北中电公司名义获得有关产品和服务的代理权，同时特别强调各项产品的代理权为中邮泰达公司所有。《合作协议》同时明确东北中电公司保底利润的约定。该协议实际是一份承包协议，即中邮泰达公司承包东北中电公司移动通讯事业部的全部业务，中邮泰达公司以东北中电公司的名义获得有关产品和服务的代理权，即中邮泰达公司负责与代理商（手机供应商）进行谈判，对外签订合同使用东北中电公司的名称，实际上产品的代理权全部归中邮泰达所有，且中邮泰达公司有权独立自主聘用、安排人员从事移动通讯事业部的工作。2011年1月6日，北京中电公司与中邮泰达公司签订了《业务转让协议》，约定上述《合作协议》中邮泰达的责任权利义务无条件全部转让给北京中电公司。北京中电公司承继了中邮泰达公司上述的所有权利义务，与东北中电公司形成了承包其移动通讯事业部业务的承包合同法律关系。东北中电公司不仅委托其法定代表人与北京中电公司法定代表人之间签订《岗位聘用协议》，且将其公司的20号合同专用章交给北京中电公司保管使用。这些不仅表明东北中电公司支持北京中电公司对外的业务开展，更表明了北京中电公司的独立自主经营不仅有合同约定，更有东北中电公司行为的认可。基于上述事实及法律关系，北京中电公司实际开展手机购销业务时，有权作为独立主体与物流等公司签订物流服务合同，有权利存放、提取、发送货物等。二、本案所涉的手机，北京中电公司按照与东北中电公司的《合作协议》，以东北中电公司的名义谈判，以其名义签订合同，但实际支付货款人是北京中电公司，北京中电公司才是实际权利人。根据2009年10月31日《合作协议》约定，北京中电公司负责筹集移动通讯事业部运作的全部资金，涉诉手机货款是北京中电公司委托华康商行支付给东北中电公司，再由东北中电公司支付给中兴通讯公司。北京中电公司是实际付款人，是该笔货物的实际权利人。北京中电公司有权利依据2011年9月28日与神州通公司签订的《物流合作协议》，将货物存放于南宁神州通公司，依据与恒路股份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服务协议》有权发出指令将货物运送到恒路股份公司，并在适当的时候指令恒路股份公司发货到指定地点。三、东北中电公司在与北京中电公司合作过程中，实际已有约定俗成的业务流程习惯，北京中电公司一直依据双方业务流程习惯对外经营。北京中电工信提交了多份证据证明以前的多笔交易中，北京中电公司以东北中电公司的名义谈判、签订合同，物流配送阶段，则以实际权利人北京中电公司的名义对外存、提、发货物。且包括本次涉诉交易中，每次都是北京中电公司的工作人员依据双方《合作协议》独立自主经营的方式，对外签订物流合同，存、提、发货物，北京中电公司是涉诉货物的实际权利人，东北中电公司不是该批货物的实际权利人，无权提货，更无权要求经济赔偿，东北中电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东北中电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仓储合同是指保管人储存存货人交付的仓储物，存货人支付仓储费用的合同。本案东北中电公司与北京中电公司系合作关系，双方合作协议中约定，北京中电公司以东北中电公司下属的移动通信事业部的名义，自主从事移动通信事业部的经营活动，承担该经营活动的全部法律后果和责任，支付东北中电公司合作期间的利润。
双方合作期间，恒路股份公司分别与东北中电公司及北京中电公司签订了两套运输服务合同及等通知放货协议，且分别加盖了事业部的20号合同专用章及北京中电公司合同专用章。因东北中电公司与北京中电公司系合作关系，北京中电公司以东北中电公司的移动通信事业部的名义对外进行经营活动，且双方的地址相同，共用同一个传真号码，本案不宜将北京中电公司与东北中电公司的移动通信事业部之间的关系割裂开来。
本案东北中电公司与北京中电公司均以银行承兑汇票作为主要证据证明各自为争议手机的实际付款人，争议手机的款项交付和资金来源涉及到双方合作期间的交易习惯，涉及到案外人华康商行背书转款等事实，因本案系仓储合同纠纷，权利义务关系限定于交货人与保管人之间，与出资人之间无必然的直接关系，针对争议手机的出资主体问题，不予做出判断。
关于争议手机的存货人问题，各方当事人各执一词。审理中，东北中电公司提供了加盖20号合同专用章的暂存通知单、三份库存对账单用以证明其为争议手机的存货人。北京中电公司提供了神州通公司与恒路股份公司的发货通知单、物流货运单等证明其物流合作方神州通公司将争议货物交付至恒路物流公司保管，其为争议手机的存货人。原审法院认为，无论从神州通公司运至恒路股份公司交付保管，还是仓储期间东北中电公司与恒路有限公司库存对账，及在对账单上加盖20号合同专用章的过程，均属于本案仓储合同存续的不同阶段，证据上不存在矛盾和冲突。本案恒路股份公司分别与东北中电公司及北京中电公司签订货物运输服务协议和等通知放货协议，东北中电公司和北京中电公司系合作关系，其合作是以移动通信事业部的名义开展，而移动通讯事业部又由北京中电公司自主经营，北京中电公司于2012年2月8日通过其物流合作方神州通公司将货物运至恒路股份公司交付其仓储保管。恒路有限公司于2012年5月30日接到加盖20号合同专用章的《发货通知单》传真件（未有授权人签字），其于第二日即2012年5月31日前往北京中电公司直接提取2012年5月30日授权人汤达签字的并加盖北京中电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发货通知单》，恒路有限公司于2012年5月30日的放货行为存在瑕疵，但因本案东北中电公司和北京中电公司的合作关系，及东北中电公司事业部与北京中电公司的紧密关联，恒路有限公司的放货对象并无不当。东北中电公司提出恒路股份公司违反协议约定，将货物违约发送至北京中电公司指定的送货人，造成其财产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八十一条、第三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中国电子器材东北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1，008元，保全费5000元，由中国电子器材东北公司承担。
东北中电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第17页第7行“本案不宜将北京中电公司与东北中电公司的移动通信事业部之间的关系割裂开来”，对该项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本案中，北京中电公司与东北中电公司是合作关系，北京中电公司依据《合作协议》经营北京中电公司下属的移动通信事业部。根据《合作协议》第一条第5款约定，“本协议经营期限内，甲乙双方经营本协议项目的经营活动，以甲方下属的移动通信事业部的名义对外经营”。由此可见，虽然北京中电公司经营移动通信事业部，但北京中电公司对外经营行为均应以东北中电公司的移动通信事业部的名义进行，与北京中电公司无关。北京中电公司经营移动通信事业部的成果也应属于移动通信事业部的所属单位即东北中电公司所有，也与北京中电公司无关。移动通信事业部是东北中电公司的下属部门，由东北中电公司对以移动通信事业部名义实施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北京中电公司是独立的企业法人、法律主体，由其自己承担其民事行为的法律责任。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因此，原审判决对“本案不宜将北京中电公司与东北中电公司的移动通信事业部之间的关系割裂开来”的认定是错误的。（二）原审判决第18页10行“恒路有限公司于2012年5月30日的放货行为存在瑕疵，但因本案东北中电公司和北京中电公司的合作关系，及东北中电公司事业部与北京中电公司的紧密关联，恒路有限公司的放货对象并无不当”，原审判决对该项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这直接导致了恒路公司应当承担但却没有承担的违约及赔偿责任。本案中，东北中电公司用20号合同专用章与恒路物流公司签订《货物运输服务协议》及《等通知放货补充协议》。《等通知放货补充协议》第7条约定“甲方在向乙方下达放货通知单时，通知单上必须有授权人的亲笔签名并加盖公司公章，二者必具备，否则乙方将甲方放货通知视为无效。”《等通知放货补充协议》附件《授权书》中规定“朱玉华、杜蕊睿为我司等通知放货业务下达放货指令人员，该行为视同我公司行为。在我司下达放货指令通知单时，单上必须有其亲笔签名和我司公章，请贵司核实其身份予以操作。”而本案中，恒路物流公司仅仅依据一份只有“20号合同专用章”，却没有上诉人任何授权人签字的《发货通知单》传真件，便将该批手机交付给张广生，显然违反《等通知放货补充协议》的约定，已经构成违约，其应当对东北中电公司的损失承担违约及赔偿责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恒路有限公司的放货对象并无不当”，是错误的，并且没有判令恒路公司承担违约及赔偿责任，显然违背了双方的约定及法律规定。（三）本案是仓储合同纠纷，东北中电公司与恒路公司之间已经达成了《货物运输服务协议》及《等通知放货补充协议》，那么作为合同的相对方，恒路公司只能根据东北中电公司的指示进行发货，而北京中电公司并不是东北中电公司与恒路公司有关合同的相对人，因此恒路公司只能根据东北中电公司的指示进行发货，而没有听从第三人北京中电公司发货指示的义务。因此本案中，第三人北京中电公司根据恒路公司的指示进行发货的行为显然属于违约，其应当向东北中电公司承担由此产生的违约及赔偿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判决结果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之规定，请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诉讼请求。
恒路股份公司、恒路有限公司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针对第一个上诉理由：东北中电公司与北京中电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第二条第（二）.2项明确规定，移动通讯事业部的经营后果和法律责任由北京中电公司承担。事实上，恒路股份公司、恒路有限公司已经向法院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北京中电公司与移动通讯事业部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是指，在北京中电公司的办公场所（即其注册地址）同时悬挂北京中电公司和移动通讯事业部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是指，移动通讯事业部本身没有员工，所有员工都是北京中电公司的员工。恒路股份公司、恒路有限公司还向法院举证证明，在与恒路股份公司、恒路有限公司来往的过程中，北京中电公司的员工同时使用两块牌子，在其电子邮件中同时落款北京中电公司和移动通讯事业部。其员工有时以北京中电公司的名义出现，有时以移动通讯事业部（即东北中电公司）的名义出现。上诉人罔顾恒路股份公司、恒路有限公司的这些证据，仅仅引用一句合同中关于运营过程中使用移动通讯事业部的名义的约定，就判定北京中电公司与移动通讯事业部各自独立、移动通讯事业部的经营后果和法律责任由东北中电公司承担，不是事实。（二）针对第二个上诉理由：恒路股份公司、恒路有限公司将货物交付给张广生时，发货通知单有两份。一份只加盖了移动通讯事业部的公章，即东北中电公司20号合同专用章，没有被授权人签名。另一份加盖了北京中电公司的公章，并有被授权人签字。由于北京中电公司和移动通讯事业部是混同关系，所以恒路股份公司、恒路有限公司的放货并不违反合同约定。同时要指出，移动通讯事业部并不是上诉人，它是东北中电公司与北京中电公司合作经营的一个独立核算的实体，也可以说东北中电公司是承包给北京中电公司的一个独立核算的实体。根据东北中电公司与北京中电公司之间和《合作协议》，移动通讯事业部的经营后果和法律责任由北京中电公司全部承担。所以，移动通讯事业部不是上诉人，而是北京中电公司。即便是恒路股份公司、恒路有限公司违反约定，也是违反的恒路股份公司、恒路有限公司与移动通讯事业部之间的合同约定，与北东公司无关。还指出，恒路股份公司、恒路有限公司并没有从东北中电公司手中接收涉案手机。涉案手机是广西南宁神州通公司交付给恒路股份公司、恒路有限公司的。神州通公司已经提交书证，证明其与东北中电公司没有合同关系，没有处理过东北中电公司的任何货物；涉案手机是代表北京中电公司向恒路公司交付的。根据运输合同和保管合同的实践性合同的属性，因为没有发生实际交付，所以在恒路公司与东北中电公司之间没有成立过有效的运输、保管合同。最后，东北中电公司要求恒路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但我国的违约责任以补偿为原则。涉案手机的购机款由北京中电公司出资，东北中电公司并无任何损失。可见，东北中电公司要求恒路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其损失，既没有合同依据，又没有事实依据，其要求不能成立。（三）针对第三个上诉理由：这一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恒路公司与东北中电公司之间没有成立仓储合同关系。东北中电公司没有向恒路公司交付任何货物。这一点已经被广西南宁神州通公司的证词予以充分证明。东北中电公司既没有实事求是地指出神州通公司的证词存在何种问题，又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进行反驳。反而是回避了这一问题。这不是一个诚实信用的态度。在神州通公司已经证明货物属于北京中电公司的情况下，东北中电公司没有提出任何反证。显然可以认定货物属于北京中电公司。据此，恒路公司没有从东北中电公司手中接收任何货物，双方之间没有成立仓储合同关系。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严重背离诚实信用原则，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
北京中电公司陈述称：同意一审判决的判决内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
另查明：2011年9月28日，北京中电公司与南宁市神州通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签订了《货物运输服务协议》。2011年12月21日，北京中电公司与恒路物流公司签订了《货物运输服务协议》。同日，在北京中电公司工作的朱玉华以东北中电公司名义又与恒路物流公司签订了《货物运输服务协议》、《等通知放货补充协议》及附件《授权书》。该合同文本为2011-1.0，加盖的是“东北中电公司（20）合同专用章”，授权人是朱玉华和杜蕊睿。2011年12月26日，神州通公司为此专项通知北京中电公司其旧地址变更为广西南宁市经文路3号5栋1单元101号，联系人为罗海成，联系电话为0771-28x****。
2011年12月27日《等通知放货补充协议》及附件《授权书》授权朱玉华、杜蕊睿代表该公司下达“发货指令”，“此授权2011年12月27日起执行到2012年12月26日截止”。2011年12月28日，北京中电公司制作《提货单》，要求中兴通讯公司将涉案手机运送至广西南宁经文路3号5栋1单元，收货人为神州通公司指定收货人罗海成。
2011年12月31日，中兴通讯公司委托中外运现代物流有限公司运送涉案的5077台手机，在盖有中兴通讯公司发货专用章的《中兴通讯手机签收单》上显示，收货单位是中国电子器材东北公司，送货目的地是广西南宁经文路3号5栋1单元，收货联系人是罗海成。2011年12月31日，北京中电公司向神州通公司发出的《物流通知单》按照变更的地址通知神州通公司代其收取从中兴公司发出的T9手机5077台。
2012年1月5日，神州通公司签收了该批涉案手机。2012年2月6日，北京中电公司以《发货通知单》委托神州通货运公司将涉案的T9型5077台手机发给收货人江茂华，收货地址是深圳市宝安区恒路物流中心。
2012年1月8日，《北京中电工信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库存对账单》、《南宁神州通库存对账单》载明库存对账单回传电话均为010-63xx****。均适用“中国电子器材东北公司”文头用纸。
2012年2月7日《暂存通知单》，载明“我司于2012年2月7日从南宁神州通提出T9手机5077台，根据贵公司授权收货人：江茂华，收货地址是深圳市宝安区恒路物流中心。”该通知上盖有“中国电子器材东北公司（20）合同专用章”。2012年2月8日，神州通货运公司在《神州通货运单》上载明T9手机5077台。发货方为南宁神州通物流仓库，联系人是罗海成。收货方是恒路物流中心，联系人是江茂华。收货人处有罗海艳签字。恒路物流中心收到涉案手机5077台。
2012年3月26日，4月26日，5月26日，三份《中国电子器材东北公司库存对账单》，载明的回传电话为010-63xx****，均加盖20号合同专用章。2012年5月2日，《北京中电公司库存对账单》。对账单的格式、对账内容、回传电话，包括T9手机5077台数额，均与中国电子器材东北公司库存对账单一致。
2012年5月7日，《等通知放货补充协议》及附件《授权书》，载明恒路物流公司其授权汤达代表该公司下达“发货指令”，并出具证明原来授权杜蕊睿的“授权书”已经作废。
2012年5月30日，恒路公司收到东北中电公司《发货通知单》分货单号为W201205029-1，该通知单上加盖着“中国电子器材东北公司（20）合同专用章”，但没有人员签字。同日，又收到北京中电公司《发货通知单》分货单号为W201205031-1，该通知单上加盖着“北京中电公司合同专用章”，有汤达签字。两份《发货通知单》格式相同，除了备注栏仓储交费的内容略有不同外，其他内容均为：由张广生［身份证号码（号码隐去），联系电话（电话隐去）］上门自提5077台T9手机，仓储费由客户支付。2012年5月30日、31日张广生分两次提取了5077台手机，北京中电公司向恒路物流公司缴纳了2-5月份仓储费1700元，恒路物流公司开具了《收款收据》。
2012年6月5日、7日，神州通货运公司向恒路物流公司出具《声明》载明，对2012年2月7日北京中电公司委托其的发货通知单号、货运单号、委托单号、客户指令号、红衣指令、委托单号均予以确认，并就其与中国电子器材东北公司、北京中电公司合同关系事宜，声明其与中国电子器材东北公司无合同关系，至今未操作过东北中电公司任何业务；其与北京中电工信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有合同关系，并操作该公司的仓储及配送。北京中电公司的对接人为汤达。神州通货运公司证明向恒路物流公司入库的T9型5077台本案案涉手机是北京中电公司的库存商品。
再查明：东北中电公司和北京中电公司在合作期间，对外均使用“中国电子器材东北公司（20）合同专用章”，且在与恒路物流公司的往来电子邮件、对账单，发货通知单、信函以及协议合同中，均使用同一个地址即“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23号院（中国电子中础大厦西配楼三层），该地址为北京中电公司地址。邮编均为100049”。同一个传真号码“01063xxxx76”，为北京中电公司的电话。同一个域名“@ceai.com.gn”，为北京中电公司的邮件地址。电子邮件上单位名称均是“中国电子器材东北公司\\\北京中电工信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或“中国电子器材东北公司（北京）通讯事业部”。
还查明：2011年3月1日，东北中电公司与孙丹签订了《岗位聘用协议》，约定本合同自2011年1月1日起生效，至2011年12月31日终止。孙丹负责本部门的经营管理工作，负责本部门的经济合同的签订执行等。
广发银行北京翠微路支行《代发工资业务查询明细》、《2011年度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缴费信息对账单》、《劳动合同》、朱玉华《岗位聘用协议》、杜蕊睿《劳动合同》等证据证明，张卫、汤达、唐娇、韩蕊是北京中电公司员工，朱玉华、杜蕊睿是东北中电公司员工，从事北京移动通讯事业部业务。
以上事实，有货物运输服务协议、等通知放货补充协议、授权书、中兴通讯手机签收单、发货通知单、暂存通知单、物流通知单、库存对账单、神州通货运单、声明、北京中电公司库存对账单、恒路物流收款收据、岗位聘用协议、代发工资业务查询明细、2011年度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缴费信息对账单、劳动合同，相关证据已经质证、认证，足资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法律性质是仓储合同纠纷，是仓储合同和货运合同的联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八十一条规定，“仓储合同是保管人储存存货人交付的仓储物，存货人交付仓储费，并对经验收后的仓储物的数量、品种、质量发生变化造成的损失，由保管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合同。”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存货人交付仓储物的，保管人应当给付仓单。”所谓仓单，是指仓储保管人在收到仓储物时向存货人签发的表示已经收到一定数量的仓储物，并以此来代表相应的财产所有权利的法律文书。因此，“交付验收”应是仓储合同成立的必备要件，而且也是仓储合同中仓储物风险转移的界限。这一待证事实应是东北中电公司的诉讼请求及抗辩理由赖以成立的首要依据。
本案是东北中电公司与北京中电公司在合作期间发生的纠纷。北京中电公司以东北中电公司下属的移动通信事业部的名义对外经营活动，均使用20号合同专用章，且双方的地址相同“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23号院（中国电子中础大厦西配楼三层），双方共用同一个传真号码“01063xxxx76”，电子邮件共用一个域名“@ceai.com.gn”，人员上也有混同。双方合作期间，恒路股份公司分别与东北中电公司及北京中电公司签订了两套运输服务合同及等通知放货协议，且分别加盖了20号合同专用章及北京中电公司合同专用章，在外观上，第三人无法识别北京中电公司与东北中电公司的移动通信事业部之间的内部关系。
本案东北中电公司提供了加盖20号合同专用章的《暂存通知单》和三份《存对账单》，用以证明神州通公司向恒路物流公司运送涉案手机是代表其完成的存储交付行为，其是涉案手机的存货人，恒路有限公司的放货对象错误，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因东北中电公司与北京中电公司是合作关系，以移动通信事业部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对外使用20号合同专用章，而移动通讯事业部又由北京中电公司自主经营，北京中电公司于2012年2月8日通过其物流合作方神州通公司将货物运至恒路股份公司交付其仓储保管。2012年3月26日，4月26日，5月26日，恒路有限公司向东北中电公司出具三份《库存对账单》，均加盖20号合同专用章。恒路有限公司于2012年5月30日接到加盖20号合同专用章的《发货通知单》传真件，虽未有授权人签字，但2012年5月31日恒路有限公司又收到授权人汤达签字的并加盖北京中电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发货通知单》，恒路有限公司于2012年5月30日放货。综上，因东北中电公司和北京中电公司是合作关系，使外部人员无法识别两者之间的内部关系，恒路有限公司的放货对象并无不当。因本案系仓储合同纠纷，权利义务关系限定于交货人与保管人之间，至于谁是涉案手机的购买人、出资人与本案无直接关系，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本院对此不作确认。
综上，东北中电公司和北京中电公司是合作关系，对外以移动通信事业部的名义经营，使用20号合同专用章，东北中电公司提出恒路股份公司违反协议约定，将货物违约发送至北京中电公司指定的送货人，造成其财产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1，008.00元，由中国电子器材东北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姚志刚
审判员 苏本营
审判员 郑锦弘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陈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