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0）浙刑二终字第76号
原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春熙，原系中共浙江省杭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滨江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杭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区）监察局主任科员。因本案于2009年10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月15日被逮捕。现押杭州市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徐建敏，无业。因本案于2009年9月2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5日被逮捕。现押浙江省杭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徐蓬、吴朝华，北京市恒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傅红，曾用名傅艳红，无业。因本案于2009年9月2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5日被逮捕。现押杭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缪渭川，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杨春熙、徐建敏、傅红犯受贿罪一案，于2010年3月16日作出（2010）浙杭刑初字第24号刑事判决。杨春熙、徐建敏、傅红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被告人杨春熙2005年11月从部队转业至中共杭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滨江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局工作，任主任科员。被告人傅红系杨春熙情妇。被告人徐建敏系杨春熙同乡。2009年7月31日，杨春熙、傅红为傅与长江南京航道工程局、浙江国联港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代位权纠纷一案到北京找徐建敏帮助委托律师、疏通关系。当晚，杨春煕接到单位领导要其回单位查办滨江区外经贸局副局长俞祖坤违纪一案的电话通知后，将此信息泄露给在场的徐建敏、傅红。徐建敏得知俞祖坤家有钱后，遂提议以帮俞祖坤开脱罪责为由向俞及其家属索取好处费，三人就此达成共识。同年8月1日，杨春熙被单位领导确定为俞祖坤违纪案件的主办人。之后，杨春熙利用职务便利，陆续将俞祖坤案件的相关信息告知徐建敏、傅红，并为达到帮助脱罪的目的，在办案过程中暗示俞祖坤不要承认收受他人贿赂的部分事实。8月6日左右，杨春熙私自接触俞祖坤，与俞达成以300万元好处费的代价帮助其脱罪的意向，并随即将此情况通过电话告知了徐建敏和傅红。徐建敏在北京找到孟庆华帮助处理为俞祖坤脱罪事宜。8月9日晚，傅红按杨春熙指示，出面与俞祖坤妻子赵奇梅商谈有偿帮助俞祖坤之事，并就支付费用等问题电话联系了徐建敏，由徐建敏向赵奇梅索取300万元，之后傅红通过杨春煕两次从俞祖坤处套取其个人信息取得赵奇梅的信任。次日下午，傅红和赵奇梅就以人民币300万元好处费帮助俞祖坤逃脱罪责达成一致意见，并由赵当场支付人民币45万元，双并约定余款于事成后三日内付清。随后，傅红将所得的45万元汇给徐建敏。8月13日，傅红从徐建敏处取得其中的30万元，用于支付其民事诉讼案件诉讼费、律师费。后孟庆华要求徐建敏支付活动经费，三人便将人民币43万元汇入孟庆华账户。余款255万元因案发而未得逞。案发后，从孟庆华处追回赃款人民币43万元，徐建敏家属代为退出赃款人民币13万元。
原审根据以上事实，依据法律的有关规定，作出判决如下：（1）被告人杨春熙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8万元；（2）被告人徐建敏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5万元；（3）被告人傅红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2万元；（4）扣押的赃款人民币43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杨春熙上诉提出，其不是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而是利用关系使俞祖坤脱罪，其也不是赵奇梅的行贿对象，45万元是给孟庆华在北京找关系的费用，三人均没有收取45万元（含在200万元内）的故意和行为，其余100万元是居间介绍或者介绍贿赂的好处费，原判认定其共同受贿300万元不成立，其不构成受贿罪，至多构成介绍贿赂罪；归案后认罪态度好，涉案款项已全部退还，原判量刑过重，要求依法改判。徐建敏上诉及其二审辩护人提出：1.徐建敏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不符合刑法规定的受贿罪主体，杨春熙并非利用职务便利达到为俞祖坤脱罪，而是意图利用孟庆华在京运作达到目的，从俞祖坤家属处收取的45万元，绝大部分支付给孟庆华，其不构成受贿罪；2.徐建敏没有组织策划为俞祖坤脱罪，也没有与俞祖坤家属接触商谈、收取好处费，亦未从中得到好处，反而支出了30万元，在共同犯罪中起从属、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3.案发后积极退赃，有悔罪表现。要求二审从轻、减轻改判。其二审辩护人还称徐建敏及杨春熙、傅红接受俞祖坤及其家属委托，请孟庆华在北京运作关系“捞人”，获取部分利益，应以介绍贿赂罪定性。傅红上诉及其二审辩护人提出：1.傅红不具有受贿罪的主体身份，傅红在7月31日并未与同案犯达成为俞祖坤脱罪而捞取好处费的共识，是受他人指使而于2009年8月9日开始参与部分犯罪过程，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属从犯；2.俞祖坤受贿数十万元，非经法定事由，三被告人无法帮其脱罪，全案是不能犯未遂，且未遂数额应是100万元；3.归案后认罪态度好，赃款已全部追回。要求二审减轻处罚。傅红还称其从徐建敏处拿到的30万元系其向徐建敏的借款；即使认定索贿45万元既遂，225万元未遂，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三年，量刑畸重，要求二审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被告人杨春熙、徐建敏、傅红受贿的事实，有证人俞祖坤、赵奇梅、俞祖祥、俞利萍、孟庆华等人的证言，相关的承诺书、收条，银行汇款、存款、个人业务、转帐等凭证，帐户明细清单，委托代理协议、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费收据，中共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中共杭州市滨江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文件，公务员登记表、公务员任职资格条件审核表，中共杭州市滨江区纪律检查委员会证实杨春熙主办俞祖坤违纪案件的情况说明及该俞被实施、解除“双规”的决定书等证据证实。被告人杨春熙、徐建敏、傅红均供认在案，所供能相互印证，并与前述证据反映的情况相符。关于上诉、辩护理由，经查：1.三被告人一致供述证实，2009年7月31日，三人得知杨春熙要其回单位查办的系区外经贸局副局长俞祖坤、俞家里很有钱的信息后，共同商量找关系为俞祖坤脱罪并向俞祖坤的家属索要好处费，约定了好处费分成并进行了分工。傅红不仅在7月31日参与共谋，之后就此事一直与被告人杨春熙、徐建敏有联系沟通，还按分工在8月9日出面联系、接触俞祖坤家属索取财物。故傅红及其辩护人提出，傅红8月9日才参与涉案事项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2.杨春熙利用职务便利，将掌握的案件信息告知同伙，与俞祖坤商谈并达成由俞家属支付300万元运作费办理取保候审的意向，再通知傅红与俞祖坤家属接触具体商谈，并向俞祖坤套取其个人信息，取得俞祖坤家属信任，还暗示俞祖坤不要承认部分受贿事实。因此，杨春熙认为其未利用职务便利为俞祖坤谋取利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徐建敏、傅红虽非国家工作人员，但三人经共谋后利用杨春熙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以帮助脱罪为由，向被查办对象俞祖坤的家属索要好处费，其行为依照法律规定，构成共同受贿。因此，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认为二被告人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不构成受贿罪的上诉、辩护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3.徐建敏、傅红参与共谋，之后按照分工，徐建敏在北京通过孟庆华疏通关系欲为俞脱罪，并在傅红与俞祖坤家属商谈过程中出面向俞家属索款；傅红与俞祖坤家属直接商谈，利用同伙提供的俞祖坤个人信息骗取信任，达成支付好处费300万元为俞祖坤脱罪的协议，并实际拿取了45万元。二人与杨春熙按照分工，互相配合，共同实施犯罪，均起了重要作用。徐建敏、傅红及两人的辩护人分别提出徐、傅系从犯的理由均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4.三被告人虽有通过他人关系达到为俞祖坤脱罪的目的，但孟庆华并非国家工作人员，三被告人亦不存在介绍俞祖坤家属向孟庆华行贿或通过孟庆华向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因此杨春熙及徐建敏的辩护人提出应以介绍贿赂罪定案的上诉、辩护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5.三被告人向俞祖坤及其家属索要300万元，实际获得45万元，余款225万元因案发而未得逞。即使三人有将其中200万元用于在北京找关系为俞祖坤脱罪的意图，三人将实际索得的45万元中的部分交孟庆华用于疏通关系，属于为索取贿赂而支付的犯罪成本，不应从索贿数额中扣除。故杨春熙、傅红及徐建敏、傅红的辩护人提出认定共同受贿300万元不当、应认定受贿未遂100万元、没有占有45万元的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6.徐建敏、傅红、杨春熙供述一致证实，傅红从徐建敏处划走的30万元系其从俞祖坤家属处拿来的45万元中的部分。故傅红上诉提出该30万元系向徐建敏的借款与事实不符。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本院认为，被告人杨春熙、徐建敏、傅红相互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杨春熙查办案件的职务便利，索取他人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依法应从严惩处。部分受贿未遂，原判已经认定，并在量刑时予以考虑。杨春熙、徐建敏、傅红上诉及徐建敏、傅红的二审辩护人对定性提出的异议、要求从轻改判的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原判定罪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项、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杨春熙、徐建敏、傅红的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徐爱明
代理审判员 何爱珠
代理审判员 虞伟华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钟晓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