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辽民一终字第004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苓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承军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杰，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中国北方花城）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爱清，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兵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璇，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
负责人：周宝志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海
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沈阳（中国北方花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城公司）及原审被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抵押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沈中民二初字第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花城公司的委托有诉讼代理人陈兵、刘璇，信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爱清、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杰、周承军，交通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信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花城公司对信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花城公司承担。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主债权已经由法定之债转化为自然之债缺乏法律依据；2、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抵押权已消灭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3、一审判决直接引用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57号民事判决中的裁判观点作为本案判案依据错误；4、根据涉案《协议书》交通银行提出撤销强制执行申请的前提是双方真正实现“和解”。而实际双方并未践行“和解协议”，故交通银行申请撤销执行的行为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忽略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作出判决，致使信达公司合法权利无法实现。一审判决有违公平、诚信的基本原则，将市场经济作出错误的价值引导，致使巨额国有资产流失。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花城公司的诉讼请求。
花城公司二审辩称：信达公司在寻求司法救济的过程中，不能否定生效判决的效力，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交通银行二审述称：同意信达公司的上诉意见。
花城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称：花城公司与交通银行分别于1998年10月21日、1998年12月10日、1999年7月6日、1999年7月28日签订四份借款合同、一份延期还款合同。约定交通银行共向花城公司出借人民币4380万元，花城公司以其自有的坐落于沈阳市铁西区沈新东路27号二栋房屋和位于铁西区沈新东路27号土地使用权作抵押担保，交通银行交通银行为抵押权人，并办理了抵押担保手续[沈房押字(98)第983号]，抵押期限自1998年10月28日起至1999年7月15日止；1999年7月21日又延期至2002年7月15日止。借款合同到期后，因花城公司未按期偿还款项，交通银行提起诉讼，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2）沈民（3）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判决花城公司给付交通银行借款4380万元及应付利息。该判决生效后，交通银行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因与花城公司签订《协议书》，交通银行提出撤销该案执行程序，法院裁定执行终结。2004年6月7日，交通银行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信达公司。信达公司于2010年提起诉讼，要求我公司向其清偿438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该案经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两审终审，均驳回了信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信达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3年10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3）民提字第57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审判决，驳回了信达公司的再审请求。生效判决作出后，因我公司对信达公司不负有法定债务，我公司曾向二被告提出口头及书面要求，请求二被告为花城公司办理解除位于铁西区沈新东路27号土地及二栋房屋的抵押登记手续，但二被告未予办理。《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折，担保物权消灭：（一）主债权消灭。”现因生效判决确定信达公司对花城公司的债权已消灭，故依据该主债权所确定的担保物权亦应消灭。因在目前的抵押登记记载中，交通银行仍是登记的抵押权人，信达公司作为主债权的继受人，负有共同为花城公司办理解除抵押登记的义务。为维护花城公司合法利益，请求法院：1、判令二被告解除花城公司名下位于沈阳市铁西区沈新东路27号二栋房屋[建筑面积20486.39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号：于房字第013052号、0130**号（沈房押字（98）第983号）]，及位于铁西区沈新东路27号土地使用权[1093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沈阳国用（1996）字第62号]的抵押登记；（438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信达公司、交通银行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花城公司与交通银行分别于1998年10月21日、1998年12月10日、1999年7月6日、1999年7月28日签订四份借款合同、一份延期还款合同。约定交通银行共向花城公司出借人民币4380万元，花城公司以其自有的坐落于沈阳市铁西区沈新东路27号二栋房屋和位于铁西区沈新东路27号土地使用权作抵押担保，交通银行为抵押权人，并办理了抵押担保手续[沈房押字（98）第983号]，抵押期限自1998年10月28日起至1999年7月15日止；1999年7月21日又延期至2002年7月15日止。
借款合同到期后，因花城公司未按期偿还款项，交通银行提起诉讼，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2）沈民(3)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花城公司给付交通银行错款4380万元及应付利息，并判决上述款项如花城公司未能清偿，以花城公司所有的抵押物（坐落于沈阳市铁西区沈新东路27号的房屋建筑面积20486.39平方米及土地10993平方米）折价、或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的价款偿还本息，超额部分退还花城公司。判决生效后，交通银行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双方达成和解，并于2003年9月1日签订了《协议书》，约定：一、花城公司于该协议生效之日起20日内，向交通银行支付款项100万元人民币，该100万元先用以偿还交通银行诉讼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剩余部分用于偿还花城公司所欠交通银行的贷款利息，利息未清偿部分由交通银行制定可行的还款计划并交予花城公司审查通过。二、待上述款项到账后，交通银行保证撤销针对花城公司的诉讼执行及查封请求。三、花城公司偿还上述款项后，如符合贷款重组条件，交通银行将为其办理4380万元贷款的重组转期手续。四、花城公司承诺，自2004年1月起，将保证按月结付当月新增贷款利息。五、本协议经花城公司、交通银行签字盖章后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应共同遵守。若有违约，违约方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六、本协议条款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解决。协议签订后，其第一条、第二条分别得到履行。债务人花城公司向交通银行支付了100万元，而交通银行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销该案执行程序，该院于2004年1月11日作出[2003]沈法执字第133号民事（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该案执行程序。交通银行、花城公司于2004年1月16日对该裁定书予以签收。
2003年9月5日，花城公司向交通银行提交了申请转期报告和抵押承诺，并于2003年12月3日向交通银行提交了贷款和担保确认书，但双方并未达成贷款转期的协议。
2004年6月7日，交通银行将四笔债权转让给信达公司。同时约定：如交通银行曾与债务人或其担保人达成过相关协议，对前述债权进行变更或补充且未履行完毕，此类协议项下权利也转让给信达公司。
信达公司分别于2006年6月2日、2008年5月23日、2010年5月10日，通过《辽宁法制报》对花城公司进行了公告催收。
信达公司于2010年7月6日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花城公司违反2003年9月1日《协议书》为由，要求花城公司向其清偿438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17日作出（2010）沈中民五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信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信达公司不服该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月18日作出了（2011）辽民二终字第74号民事判决，驳回信达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信达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3年10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3）民提字第57号民事判决，维持二审判决，驳回信达公司的再审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信达公司对2003年9月1日沈阳交行和花城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能否提起诉讼以及受让债权性质如何认定问题。……本案《协议书》签订后，其第一条、第二条分别得到履行。债务人花城公司向沈阳交行支付了100万元。而沈阳交行亦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销对原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判决执行程序的申请，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1月11日以[2003]沈法执行字第133号民事（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该案的执行程序。其余条款内容并未履行，为当事人认可。从上述《协议书》第三、第四条内容看，花城公司所欠贷款本金，将以重组转期手续的方式偿还，《协议书》的性质应认为属于合同变更。协议签订后，花城公司于2003年9月5日向沈阳交行提交了申请转期的报告和担保确认书，但双方并未达成贷款转期的协议，应当认为合同变更没有得到实际履行，《协议书》约定重组转期手续并未完成，故仍应依据原有借款合同确定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作为原借款合同项下的权利，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2002]沈民（3）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之后的执行期间，原债权人沈阳交行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撤回了强制执行申请，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据此于2003年10月21日作出[2003]沈法执字第133号民事裁定，终结该案执行。沈阳交行和花城公司于2004年1月16日予以签收。因此原借款合同项下之债权债务已经成为自然之债。根据本院（1999）执他字第10号《关于如何处理因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致使逾期申请执行问题的复函》以及（2001）民立他字第34号《关于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给付事项超过申请执行期限后又重新就其中的部分给付内容达成新的协议的应否立案的批复》等相关规定，在债权债务已成自然之债的情况下，只有在有关当事人通过达成新的协议等方式形成新的民事法律关系才能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护。从本案来看，2003年9月1日沈阳交行和花城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并非已经重新设立债权债务，主要只是约定双方准备重新办理4380万元贷款的重组转期手续。债务人花城松司随后向沈阳交行提交有关申请贷款转期报告和抵押承诺，但沈阳交行未与债务人协商情况下径行于2004年6月7日将四笔债权转让给信达公司，并无相应证据证明本案当事人就重新签订贷款转期合同事宜，已经达成了有关新的债权债务协议。2003年9月1日沈阳交行和花城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内容是互负条件的，是以沈阳交行重新放贷为条件，花城公司为了履行该协议项下的义务才向沈阳交行作出了相关的系列承诺，以达到贷款重组的目的。花城公司为履行《协议书》向沈阳交行提交有关报告和承诺以及《贷款和担保确认通知》，均只是针对原借款合同项下债权债务关系的确认，不能构成对原借款合同项下债权债务关系达成新的协议，不产生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对此，债务人花城公司并没有过错，也没有违反2003年9月1日《协议书》约定内容，不存在违反自2004年1月起支付新增贷款利息的约定。信达公司通过2004年6月7日《债权转让协议》从沈阳交行转让获得的债权，其权利不应优于沈阳交行所具有的权利。信达公司于2010年7月6日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花城公司违反2003年9月1日《协议书》约定为由，请求判令花城公司给付信达公司4380万元本金及利息，因其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实体权利缺乏根据，无法获得法律再次救济，其请求权不能得到支持。综上，沈阳交行和花城公司2003年9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并没有产生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信达公司受让沈阳交行的本案债权之后与债务人花城公司之间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仍应以原先的借款合同为依据。因该债务为已有生效判决所确认，且因沈阳交行申请撤回强制执行由法院裁定终结执行程序从而成为自然之债。尽管信达公司以2003年9月1日《协议书》提起诉讼是可以的，但因债务人花城公司并不存在违反《协议书》的行为，本案事实也不能证明本案原借款合同项下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由有关当事人达成新的协议，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且本案当事人争议的有关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的公证送达是否应认定问题，因其转让的债权仍然为原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该债权已为有效判决所调整，而非有关当事人重新协议达成新的债权，不论认定与否，均不能自动产生设立新的债权债务的法律意义。因而信达公司从原债权人沈阳交行处受让的债权的实体权利不再受法律保护，从而丧失实体胜诉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抵押权是否因权利人丧失了请求法院强制执行保护其合法权利而消失，进而抵押人是否有权请求解除设立在土地和房屋上的抵押登记，以排除该抵押登记给其行使所有权造成的妨害。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3）民提字第57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了主债权从法定之债转化为自然之债，实体权利不再受法律保护。抵押权具有从属性，是为担保主债权的实现而设立，其效力状态应依附于主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02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即抵押权未在法定期间行使会使法定权利丧失了司法强制力的保护。本案中的债权债务亦因交通银行申请撤回强制执行，由法院裁定终结执行从而变为自然之债，在由法定之债成为自然之债这一点上，本案与物权法第202条规定的情形有类似性，基于类似案件同样处理的法理，本案类推适用物权法202条的规定，信达公司的抵押权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此时的抵押因丧失司法强制力实际上与消灭效果无异。故为发挥担保物的使用价值，应支持花城公司提起的涂销抵押权登记的请求。据此，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信达公司、交通银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花城公司办理位于沈阳市铁西区沈新东路27号二栋房屋[建筑面积20486.39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号：于房字第013052号、0130**号（沈房押字（98）第983号）]，及位于铁西区沈新东路27号土地使用权[1093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沈阳国用（1996）字第62号]的涂销抵押登记；二、驳回各方当事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0,800元，由信达公司负担130,400元，交通银行负理130,400元。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问题如下：
一、关于涉案债权性质问题。经查，本案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性质经由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57号民事判决认定为自然之债。对此，本案一审判决采纳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的法律认定并无不当。信达公司关于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主债权已经由法定之债转化为自然之债错误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一审判决对涉案抵押权不予保护是否妥当问题。首先，一审判决并未直接认定涉案抵押权已消灭。其次，一审判决基于主债权成为自然之债权，认定本案从权利的抵押权丧失了法律强制力的保护，实际上与消灭效果无异，故支持了花城公司的涂销涉案抵押权登记主张。本院认为，抵押权作为一种从权利，是为担保主债权的实现而设立，其效力状态应依附于主权利。现涉案抵押担保的主债权成为自然之债，丧失法律强制力保护，客观上从属于主债权的抵押权也丧失了法律强制力的保护，由于本案的主债权和抵押权都不再受国家强制力的保护，继续维持抵押登记的存在，就丧失其合法的依据。且影响抵押财产的效能发挥。故一审法院的此项认定并无不妥。信达公司的此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一审判决直接引用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57号民事判决中的裁判观点作为本案判案依据是否正确问题。经查，最高人民法院的（2013）民提字第57号民事判决目前仍为生效的法律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项之规定，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具有证明效力，故本案一审判决采纳生效法判决的法律裁判观点并无不当。至于信达公司主张，对涉案债权正在寻求司法救济的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的涉案判决不是完全意义的“终审判决”。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信达公司对涉案债权虽仍在寻求司法救济，但非经法定程序不影响既判文书的法律效力。故信达公司的此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本案信达公司提出的交通银行撤销涉案执行申请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一审忽略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作出判决有违公平、诚信的基本原则问题。首先，本案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纠纷问题已经法院另案审理并作出生效判决。同时在另案的生效判决中，对于交通银行撤销执行申请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予以了认定（即：原借款合同的债权债务为已有生效判决所确认，且因交能银行申请撤回强制执行由法院裁定终结执行程序从而成为自然之债）。故交通银行的撤销执行申请的意思表示的法律效力认定不属本案审理范畴。其次，信达公司合法权利的实现有赖于其依法依约的行使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从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57号民事判决书看，信达公司受让的债权的实体权利不再受法律保护，系由于交通银行对该主债权行使处分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而不是法院判决导致其合法权利无法实现和国有资产的流失。故信达公司的此项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0,800.00元，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学峰
审 判 员 张宝华
代理审判员 黄海洋
二〇一七年二月六日
书 记 员 周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