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0115民初6982号
原告：上海定丰霖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吴永顺(WU,YUNG-SHUN)，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锋，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幸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群祥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
法定代表人：赵宏祥，董事长。
被告：北京丰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住所。
负责人：赵信羱，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列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戴上宇，江苏常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定丰霖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北京群祥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祥兴公司”)、北京丰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丰腾合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3月9日、4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原告法定代表人吴永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锋、赵幸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戴上宇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二次开庭，原告法定代表人吴永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锋，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戴上宇到庭参加了诉讼。审理中，双方均同意延长一个月适用简易程序，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海定丰霖贸易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群祥兴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本金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951,995.70元、违约金163,678.50元(违约金暂计至2017年12月31日，详细计算方式见起诉状附表)；2、被告群祥兴公司按照日千分之一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1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违约金；3、被告群祥兴公司支付原告律师费6万元；4、被告群祥兴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5、被告丰腾合伙对诉请1-4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群祥兴公司自2012年11月至2015年2月签订有数份销售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群祥兴公司提供特定塑料制品，原告已按约履行供货义务，而被告群祥兴公司有部分货款未按约支付。2016年3月28日，原告和两被告签订了《货款支付协议》，确定截至2016年3月3日，被告群祥兴公司共欠原告货款3,108,902元，2014年及2015年发生的资金占用费共计306,779元，双方对该些债务约定了分期支付计划，并约定如被告群祥兴公司未按约支付的，按日千分之一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并承担原告的律师费；被告丰腾合伙同意对被告群祥兴公司上述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货款支付协议》签订后，被告群祥兴公司未按约付款，至2017年12月31日，其还欠货款本金1,951,995.70元、违约金163,678.50元。原告为实现债权聘请律师，发生律师费6万元。
被告群祥兴公司辩称：一、原告向被告群祥兴公司销售土工织布和塑料PP制品(机织有纺土石笼袋)，该些货物实际由案外人江苏加某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某某”)加工制作。《销售合同》签订后，原告就根据合同金额分段开票。被告群祥兴公司向原告发出交货指令后，原告指令加某某送货至被告群祥兴公司指定地点，交货凭证为加某某出具的《交货清单》，加某某凭该清单与原告再结算。2012年2月至2015年2月，原告与被告群祥兴公司共签订了16份《销售合同》，金额共计18,032,275.60元，原告开具了共计17,996,659.65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该些发票被告群祥兴公司已全部抵扣。因双方存在“先票后货”的情形，被告群祥兴公司已签订合同并收到发票、但尚未发出交货指令的货物价值1,010,532元。但因已混同，无法指出该1,010,532元的货物具体载于哪几张发票里。当加某某未及时送货时，被告群祥兴公司就把未送的货物作为原告的库存，认为肯定会交付的，签订《货款支付协议》时，被告群祥兴公司误认为该部分库存已包含在应付货款中，但最终加某某未交付这些货物。协议上记载的欠款金额，是被告群祥兴公司的财务人员根据发票金额减去自身已付款金额计算出的，不能反映实际欠款情况。《货款支付协议》记载的欠款金额3,108,902元中应扣除原告未交货值1,010,532元，实际应为2,098,370元。二、《销售合同》约定的货物单价、数量，发票记载的单价、数量与实际供货的单价、数量并不一致，约定的单价低、数量多，而实际交货的单价高、数量少，以该种方式凑满合同总价。原告为规避向加某某购货而应缴纳的所得税，才提出上述要求，以做低转售价，被告群祥兴公司认为既无损自身利益，故同意配合原告。三、虽然《货款支付协议》约定了“资金占用费”和违约金的计算标准，但2017年2月10日被告群祥兴公司发给原告的《询证函》载明被告群祥兴公司仅欠原告1,607,679元，原告对该金额盖章确认。2018年初原告发给被告群祥兴公司的《询证函(往来款)》载明其应收账款为607,679.13元。上述函件表明，即使被告群祥兴公司未及时付款，原告也自认放弃了“资金占用费”和违约金的请求权。四、即使法院认定被告群祥兴公司存在违约情形，“资金占用费”即违约金，原告就本金既计算资金占用费又计算违约金，两项相加过高，且计算标准也过高，请求调整为央行同期贷款利率。基数也应扣除原告未交货部分。
被告丰腾合伙辩称，同意被告群祥兴公司全部答辩意见；愿意承担保证责任，但该责任应以被告群祥兴公司的应付债务为限。
对被告群祥兴公司的上述答辩，原告补充诉称：一、原告给被告的货确实是由加某某生产并交付的。原告和被告群祥兴公司的交易流程是：签订合同→原告委托加某某加工→被告群祥兴公司通知原告送货地点→原告指示加某某送货(部分由被告群祥兴公司去加某某处提货)→原告和被告群祥兴公司核实确认收货情况→被告群祥兴公司通知原告开发票→原告开票→被告群祥兴公司付款。不存在“先票后货”或原告欠交货物的情况。被告群祥兴公司如认为原告部分货物未交付，应举证证明未交部分的货物名称、种类、价值，但其都无法指出原告有哪批货物、哪张发票上的货物未发。《货款支付协议》的形成过程也是对账的过程，协议是双方核对、协商一致后签署的，原告无需就交货事实再举证。二、不存在为避税做低合同价格的情况。合同约定的计价单位是平方，原告按被告群祥兴公司要求制作的不同规格的袋子，实际交付的是袋子，袋子的平方数不同，价格自然也不同。三、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和合同金额之所以相差35,615.95元，是因为大约于2014年时，被告群祥兴公司临时通知原告送货到某河道工程地点，之后又表示该河道工程进展有问题，要求原告折让货款，原告为了保持双方合作就表示该笔货物当赠品送给被告了，遂没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双方间唯有这一次赠送，故产生了上述差额，该部分没有包括在《货款支付协议》的计算基数中，协议中的欠款金额是用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减去已付款金额计算出的。四、欠款金额应以《货款支付协议》为准。因《货款支付协议》2016年3月签订后被告群祥兴公司股改改制，于2016年10月上新三版，其上版后要求原告不要把《货款支付协议》拿出来给会计师事务所并上公告，以避免影响将来的IPU。因此原告员工和会计师事务所都不知道《货款支付协议》。《询证函》上的欠款金额仅是货款本金，不包括资金占用费、违约金。《询证函》不代表原告放弃资金占用费及违约金请求权。被告群祥兴公司在之后的付款时虽备注载明货款，但原告认为应该先抵扣违约金和资金占用费，余款再抵货款本金。原告财务人员不是法务，不清楚抵扣顺序。故根据《货款支付协议》抵充计算后的货款本金肯定与《询证函》的记载不一样。五、资金占用费的性质为利息。《货款支付协议》签订时，被告群祥兴公司已长期逾期付款，故双方一致对该资金占用导致的损失确定了违约金。之后被告群祥兴公司再度违反协议，对原告造成极大损失。起诉状附表1中，资金占用费和违约金均计入本金基数，对资金占用费只计算违约金。表2结转金额即表1的计算结果。
原告为证明其诉请，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1、《销售合同》16份、原告自制的合同明细表，证明原告与被告群祥兴公司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处于异地，部分合同通过传真方式签订，该部分是黑章；部分合同(如第4、6份)通过电子邮件签订，是将合同原件扫描后作为电子邮件的附件，故一方为红章；部分合同为面签(如第13份)，故双方都是红章；
证据2、《货款支付协议》，证明原告与被告群祥兴公司对之前所有货款本金进行了确认，并约定了资金占用费、违约责任，被告丰腾合伙同意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证据3、《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吴永顺向李剑锋付款6万元的招商银行个人账户收款回单，证明原告已支付律师费6万元。
经质证，被告群祥兴公司、丰腾合伙对原告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3的付款凭证是个人对个人，而非原告对单位，不能证明是原告支付的本案律师费。
被告群祥兴公司为证明其辩称，提供以下证据：
证据1、被告群祥兴公司自制的增值税发票汇总表一张，证明原告共向被告群祥兴公司开具了金额为17,996,659.65元的增值税发票，与16份合同的总金额不符；
证据2、汇款凭证若干、被告群祥兴公司自制的付款明细表一张，证明被告群祥兴公司共计向原告支付了17,369,513.37元；
证据3、原告法定代表人吴永顺与被告群祥兴公司副总经理陈小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微信附件EXCEL明细表5份(手写部分为被告群祥兴公司自行添加)、被告群祥兴公司自制的库存统计表一张，证明吴永顺2016年1月13日发了5份EXCEL明细表给陈小瑛，其中第5份EXCEL明细表证明截至2015年12月14日原告承认该表上记载的货物数量应出而未出，“寄库未出”是指寄存在加某某，“已算出货”是指被告群祥兴公司误认为出货了，与增值税发票一致，但实际上没有出货。库存统计表是被告群祥兴公司根据第5份EXCEL明细表的数量乘以被告认为的单价制作的，遂认为原告尚有价值1,010,532元的货物未交；因时间久远，该微信聊天原始信息已不能打开，故无法演示或公证，而EXCEL明细表是当时从微信导出到电脑里的；
证据4、原告财务人员魏某某与被告工作人员尹某某微信聊天截屏打印件2页、《询证函》、《往来询证函》打印件各1份，证明2018年1月9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发送《询证函》(落款日为2018年1月12日)，该份《询证函》即微信截屏第1页上的doc文档，当时上面无盖章，被告群祥兴公司认可后加盖了被告公章，但事后原告未将该《询证函》寄给被告群祥兴公司，《询证函》原件应当保留在《询证函》上载明的上海明宇会计师事务所。该组证据第4页的《往来询证函》(形成于2017年1月)是被告群祥兴公司发给原告的，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所需，原件保留在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上述两份询证函上的红章都是本案诉讼过程中形成的，该组证据证明原告自认放弃了“资金占用费”及违约金的请求权；
证据5、《交货清单》复印件5页，证明原告所提供的货物实际均由加某某交货。
第二次开庭时，被告群祥兴公司补充提供以下证据：
补充证据1、(2018)京方圆内经证字第06641号公证书，用于补强证据4，证明魏某某与尹某某微信聊天及2018年1月《询证函》的形成过程；
补充证据2、加某某2018年3月13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加某某直接交货给被告群祥兴公司，自2015年12月14日起原告未向加某某发送任何向被告群祥兴公司交货的指令，现加某某尚有一批按原告指示制作的货物未发出，该证据证明原告未完全交付货物。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群祥兴公司证据1认为是其自制表格，不认可其真实性，差额原因详见补充诉称第二点。认可证据2付款明细表上记载的款项和时间，原告起诉状附表1、2中的还款金额、日期与该表第24-33项是一致的。认可证据3中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原告法定代表人确曾于2016年1月13日向被告群祥兴公司发过统计表，但不认可聊天记录后的5份EXCEL明细表是从该聊天过程中提取打印出来的，也不认可5份EXCEL明细表的内容。如第5份表格，即使属实，“返厂加盖”表明是交货后修改；又被告群祥兴公司在北京有自己的仓库，“寄库未出”未指明寄在哪里。该些明细表即使属实，其发生于2014年、2015年，不影响2016年的《货款支付协议》。库存统计表是被告群祥兴公司自制的，不认可其证明效力。对证据4中的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认可，对2018年1月《询证函》的真实性以及与该微信的关联性也不认可，该《询证函》上没有原告盖章；对2017年1月《往来询证函》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不认可，清单内容未经原告确认，原告不清楚。对补充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经第一庭后与魏某某核实，确实发生过上述微信聊天及发送2018年1月《询证函》事宜，但不认可该证据的证明目的，理由详见补充诉称第四点。对补充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完全认可其内容：对说明第一点中陈述的2015年12月14日前的交易流程及第二点无异议，其他内容不属实，加某某未详细说明所谓未发出的货物是哪些、货值多少。
被告丰腾合伙对被告群祥兴公司的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丰腾合伙未提交证据。
经被告群祥兴公司申请，本院依法传唤证人朱某某出庭。朱某某作证称：我是加某某的财务，2012年12月入职至今。2013年起，原告与加某某签订合同，通过传真方式下单，加某某进行生产并根据原告指令直接向被告群祥兴公司发货。加某某交货后向原告开票，原告向加某某支付加工款。被告群祥兴公司的补充证据2《情况说明》是我起草并出具的，上面的案号是负责业务的总经理付某某给我的，情况也是我向他了解的。我写完后就交给了他，他没说什么意见。《情况说明》第一点中记载的未发的货价值100多万元，是原告口头下单的，没有书面合同，所以这批货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原告没有付款，也没有下达向被告群祥兴公司交货的指令。如果加某某继续加工将承受很大损失，故仅加工了部分，未全部完成，我们仓库里确实堆了很多半成品。该笔100多万元的订单与原告和加某某的其他书面订单无关。对于原告应向被告群祥兴公司发多少货、已发多少、未发多少，我均不清楚。至于原告通过何种方式向加某某发出交货指令、原告为什么会有该笔100多万元的口头订单、该订单发生于何时、订单具体金额、品种和规格我也不清楚，我不管业务，这批货的情况我是听业务人员讲的。加某某自2016年3、4月起与被告群祥兴公司合作，现与原告无合作。但原告仍欠加某某部分加工款。
对上述证人证言，原告认为：证人不了解情况，其不清楚原告与被告群祥兴公司之间的订单数量、已发货数量、未发货数量。原告从未向加某某下过口头订单。原告对加某某的订单均采用包括传真在内的书面形式，所订货物也不是仅供被告群祥兴公司。而且下订单时原告并不会告知这是供哪里的货，只有最后发出交货指令时才会告知，所以证人不可能知道其所谓的口头订单的货物是给被告群祥兴公司的。原告从未与付某某联系过业务。《情况说明》第三点称附有交货单，但实际也未附。原告与加某某尚有加工款纠纷，且加某某目前还是被告群祥兴公司的供应商，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证人证言不应被采信
对上述证人证言，被告群祥兴公司、丰腾合伙认为：证人证言客观反映了原告所订的货物仍存放于加某某，证明原告未充分履行交货义务。
经审查原告提供的证据，并结合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双方均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对于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一、被告群祥兴公司证据3中的库存统计表为被告自制表格，不属于证据，应视为当事人陈述。二、被告群祥兴公司证据3中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和微信附件EXCEL明细表5份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电子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四条、第五条，对该类证据的书面形式及原件形式的法律要求是能够有效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供随时调取查用且能保证内容保持完整、未被更改。故该证据的形式不符合上述法定要求，且被告群祥兴公司在本院释明后拒绝补强，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三、被告群祥兴公司补充证据2由朱某某代表加某某出具，与证人朱某某的证言为一体。加某某现已脱离与原告的合同关系，转而为被告群祥兴公司供货，故其与被告群祥兴公司具有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朱某某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更重要的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七条，证人应某某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其前提显然是，证人须为案件事实的亲历者。但朱某某自述其不管业务，对所谓未发货物的情况均是听别人说的。其仅笼统陈述存在“100多万元的口头订单”，无法说出该订单的形成时间、金额、标的物等任何细节，也无法解释为何原告会唯独就该笔订货打破书面下单的交易惯例。故本院认为，朱某某陈述的不是其亲身感知的事实，尤其关于未发货物部分的证言缺乏具体、可信的细节，不能自圆其说，也不能和当事人其他证据相互佐证，故本院对其未发货物该部分证言不予采信。四、原告证据3中的付款凭证，虽然是原告法定代表人个人支付给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锋个人的，但结合《法律服务委托协议》、以及李剑锋律师接受委托及出庭事实，能够认定该6万元是原告为本案支付的律师费，本院对原告该证明目的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
原告与被告群祥兴公司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向被告群祥兴公司出售机织有纺土石笼袋等塑料制品。2012年11月起至2015年2月，原告与被告群祥兴公司签订共16份《销售合同》，金额合计18,032,275.60元，合同制式大致相同，均载明了货物名称、型号、数量、金额、运输及包装要求、交货方式、付款条件等；合同对违约责任均约定为“供需双方协商解决”。实际履约过程中，原告系根据被告群祥兴公司的购货需求委托案外人加某某实际进行生产，并根据被告群祥兴公司的交货要求指示加某某直接向被告群祥兴公司交货，被告群祥兴公司亦接受该种履行方式。原告与加某某之间、原告与被告群祥兴公司之间各自开票结算。就上述16份合同，原告向被告群祥兴公司开具了共计17,996,659.65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群祥兴公司已悉数抵扣。
截至2016年2月1日，被告群祥兴公司陆续向原告付款25笔，合计14,838,851元。2016年3月28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群祥兴公司(甲方)、丰腾合伙(丙方)签订了一份《货款支付协议》。协议第一条第一款载明，甲方尚有2014年度、2015年度发生的货款合计3,108,902元未向乙方支付；同时,截至2016年3月3日就2014年度、2015年度货款已发生资金占用费合计306,779元。甲乙双方同意前述货款和资金占用费按该条第二款的约定偿还，即：(1)货款不晚于2016年12月31日返还；(2)截至2016年3月3日的资金占用费306,779元分9期按月平均偿还，首期为2016年4月30日，之后为各月的最后一日，直至2016年12月31日还清；(3)2016年3月4日起的资金占用费按年利率24%计算，甲方自2016年4月15日起按月支付至支付日的资金占用费，不晚于2016年12月31日还清；(4)甲方可以在协议签订后随时返还货款，于返还时同时计算至该日未付的资金占用费；(5)如甲方未按约定支付货款和资金占用费，每逾期一日，按未按期偿还数额的千分之一按日支付违约金，直至还清为止。协议第二条约定，丙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本协议项下的货款和资金占用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因违约方发生的律师费)。上述《货款支付协议》签订后，被告群祥兴公司向原告的付款情况如下表A：
序号
付款日(年.月.日)
金额(元)
1
2016.5.19
538341.37
2
2016.6.29
92321
3
2016.7.20
400000
4
2016.8.2
300000
5
2016.8.29
100000
6
2016.9.28
100000
7
2017.1.25
500000
8
2017.12.4
500000
合计
XXXXXXX.37
2017年1月，被告群祥兴公司向原告发送《往来询证函》。该函载明，截至2016年12月31日，被告群祥兴公司欠原告应付账款1,607,679元，该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原告在“数据证明无误”处盖章。
2018年1月9日，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群祥兴公司发送《询证函(往来款)》，要求后者盖章后寄还。该函载明，截至2017年12月31日，被告群祥兴公司欠原告应付账款607,679.13元，询证函称该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1月12日，被告群祥兴公司称暂无公章，在“数据证明无误”处盖了财务专用章后扫描并通过微信发给原告。
另查明，为本案诉讼，原告与上海百悦律师事务所律师签订《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后者指派李剑锋律师及其团队为原告提供一审阶段的法律服务，律师费为6万元。该款原告已支付。
本院认为，
原告与被告群祥兴公司间签订的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实践中，原告委托第三方加某某生产加工，且买卖双方均同意由加某某向买方履行交货义务，该做法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因被告群祥兴公司欠付货款，原告与其签订《货款支付协议》，确定了截至2016年3月3日被告群祥兴公司拖欠的货款和资金占用费金额，约定了分期还款计划和逾期后果，并由被告丰腾合伙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由被告群祥兴公司的抗辩，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货款支付协议》记载的应付货款中是否含有原告未交的货物？二、被告群祥兴公司目前的欠款总额是否应依《询证函(往来款)》确定？三、如果否定第二问，被告群祥兴公司的欠款范围和金额应如何计算？
对于第一项争议焦点。原告与被告群祥兴公司通过签订还款协议的方式对买卖合同的履行情况作出确认，对还款期限、方式做出安排，该协议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现被告群祥兴公司辩称，其签订还款协议时因误解导致部分未交货物金额也包括在应付货款中。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如果《货款支付协议》系因重大误解订立的，被告群祥兴公司可以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请求变更或撤销，逾期则撤销权消灭。按被告群祥兴公司在举证证据3时的陈述，至少其在2016年1月13日已知道原告存在其所谓的欠货，但《货款支付协议》签订于2016年3月28日，晚于该时，被告群祥兴公司主观上不可能存在误解，客观上，其撤销权已早在2017年消灭；退一步说，即使以《货款支付协议》签订后被告群祥兴公司首次还款即2016年5月19日作为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其撤销权至今也已消灭，故被告群祥兴公司不得再以重大误解为由否定《货款支付协议》。其次，《货款支付协议》中的债务已经被告群祥兴公司确认，且其已履行过半，现被告群祥兴公司反悔称《货款支付协议》记载有误，应提供充分证据才能推翻之前双方确认的结果。其为此提供的证据主要系证据3微信聊天记录和证人证言，但正如本院在认证部分的阐述，该些证据未得采纳。综上，被告群祥兴公司该辩称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第二项争议焦点。被告群祥兴公司辩称，按2018年1月的《询证函(往来款)》，其只欠原告607,679.13元，且该函表明原告已放弃主张“资金占用费”和违约金。本院认为，首先，双方买卖合同中对违约责任约定为另行协商解决，之后双方在《货款支付协议》中约定了年利率24%的资金占用费以及日千分之一的违约金计算标准，应视为双方补充约定了买卖合同违约责任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双方既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即使对账单未涉及之，除非对账单载明其金额已变更合同约定的金额，否则卖方仍有权请求买方按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经审查本案《询证函(往来款)》的记载以及双方对其形成过程的陈述和解释，本院认为，本案《询证函(往来款)》不构成债的更改，原告有权按照《货款支付协议》的约定计算欠款。
对于第三项争议焦点。被告群祥兴公司又辩称，原告无权同时主张“资金占用费”和违约金，且二者合计标准过高，请求调低。本院认为，由《货款支付协议》的记载及原告庭审陈述，协议中的“资金占用费”体现为货款本金的利息，实质是逾期付款违约金；而协议中的“违约金”体现为逾期支付“货款本金+资金占用费”导致的利息(其中还包括复利，即资金占用费的利息)，实质也是逾期付款违约金。如逾期付款，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总利率将是每年24%基础上再加日千分之一，即年利率60%，该标准确实过高。本院以被告群祥兴公司违约造成的实际损失为基础，本着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适当考虑合同履行情况和违约方过错程度及预期利益等因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并参照相关司法解释关于复利计算的规定，认为本案逾期付款违约金利率合计不应超过年24%。对于抵充顺序，原告主张先息后本，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根据《货款支付协议》记载的分期约定和表A，本院计算如下：
到期日(年.月.日)
应付款
还款情况
抵充结果
利息(截至3月3日)
利息(3月4日起，年利率24%)
本金
实还日
实还额
应还额
本金基数
天数
金额
2016.4.15
XXXXXXX
43
87901
2016.4.30
34086.56
2016.5.15
XXXXXXX
30
61326.29
2016.5.19
XXXXXXX
4
8176.84
2016.5.19
538341.37
191490.69
利息抵充完毕，余款346850.68元再抵充本金后余XXXXXXX.32元
2016.5.31
34086.56
2016.6.15
XXXXXXX.32
26
47219.73
2016.6.29
XXXXXXX.32
14
25426
2016.6.29
92321
106732.29
仍欠利息14411.29元
2016.6.30
34086.56
2016.7.15
XXXXXXX.32
16
29058.30
2016.7.20
XXXXXXX.32
5
9080.72
2016.7.20
400000
86636.87
上次及本次利息抵充完毕，余款313363.13元再抵充本金后余XXXXXXX.19元
2016.7.31
34086.56
2016.8.2
XXXXXXX.19
13
20931.25
2016.8.2
300000
55017.81
利息抵充完毕，余款244982.19元再抵充本金后余XXXXXXX元
2016.8.15
XXXXXXX
13
18837.16
2016.8.29
XXXXXXX
14
20286.17
2016.8.29
100000
39123.33
利息抵充完毕，余款60876.67元再抵充本金后余XXXXXXX.3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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