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甘09行终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保军，男，新疆哈密市人，住新疆哈密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瓜州县民政局，组织机构代码证01392562-7。
法定代表人肖红莲，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芳，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龙，甘肃祁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方丽，女，新疆哈密市人，住新疆哈密市。
李保军不服瓜州县民政局（以下简称瓜州民政局）及原审第三人方丽婚姻行政登记一案，于2015年7月6日向敦煌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敦煌市人民法院认为李保军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于2015年8月6日作出(2015)敦行初字第11号行政裁定，裁定驳回李保军起诉。李保军不服该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在审理过程中，李保军于2015年10月16日向本院递交撤诉申请书，自愿申请撤回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16日作出（2015）酒行终字第55号行政裁定，裁定准许李保军撤回上诉。李保军于2015年11月4日向敦煌市人民法院重新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瓜州民政局宣布第三人方丽与李保军父亲李进源（已故）的结婚登记无效并由瓜州民政局撤回结婚证。敦煌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李保军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作出(2015)敦行初字第18号行政裁定，裁定驳回李保军起诉。李保军不服该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2016年7月20日本院作出（2016）甘09行终20号行政裁定，裁定撤销敦煌市人民法院（2015）敦行初字第18号行政裁定，指令敦煌市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敦煌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0日组成合议庭继续审理，于2016年11月30日作出（2016）甘0982行初9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李保军的诉讼请求。李保军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保军及委托代理人周德军、被上诉人瓜州县民政局副局长张芳及委托代理人李龙、原审第三人方丽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00年11月3日，第三人方丽与李保军之父李进源（已故）向瓜州县（原安西县）三道沟镇提出结婚申请，提交了疏勒河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双方婚姻状况证明、方丽的丧偶证明、李进源的离婚民事调解书等相关证明文件，经瓜州县民政局审查，方丽及李保军之父李进源的结婚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的规定，准予登记，并颁发甘安三婚字第00057号结婚证。2013年李保军父亲去世，在处理其父亲后事时，李保军对第三人与其父亲领取的结婚证提出了异议，认为瓜州民政局给第三人核发结婚证时存在严重的瑕疵。2015年11月4日，李保军向敦煌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瓜州民政局宣布第三人方丽与其父亲李进源的结婚登记无效。
原审认定，依据1994年颁发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五条及第六条之规定，2000年11月3日第三人方丽与李保军之父李进源申请结婚登记时，瓜州县三道沟镇人民政府是有权进行婚姻登记行为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不存在越权管理。婚姻登记是行政确认的一种，是确认夫妻关系的行政行为。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结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符合结婚条件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放结婚证；对当事人不符合结婚条件不予登记的，应当向当事人说明理由。原告之父李进源和第三人方丽并未有不予登记的情形，双方自愿申请婚姻登记，即符合结婚实质条件。瓜州民政局作为婚姻登记管理机关通过对第三人与李保军之父李进源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认为不存在法律规定的禁止结婚或婚姻登记机关不予登记的情形，符合结婚条件，发给结婚证，其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并无不当。婚姻关系有其特殊性，只要符合结婚条件，一经登记并发放结婚证后，非因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的情形，婚姻效力处于有效状态。李保军之父李进源和第三人方丽领取结婚证并共同生活十余年确立了双方在法律上的合法婚姻关系，是双方婚姻状况的客观、真实反映，并未违背婚姻登记双方的意志。李保军并无证据证明李进源和第三人方丽的婚姻存在我国婚姻法所规定的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任何一种情形。现行法律法规亦没有授权婚姻登记机关撤销婚姻登记、宣告婚姻无效的职权。因此，对李保军要求瓜州民政局宣告第三人婚姻登记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李保军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李保军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瓜州县民政局存在越权登记，无权登记的行为。根据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进行婚姻登记的机构必须是一方当事人户口所在地，而本案中婚姻双方当事人户口均不在甘肃省瓜州县，因此被上诉人登记行为是无权登记行为。二、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当时发放婚姻证符合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显然错误。第三人方丽在进行结婚登记时，为证明其婚姻状况，向被上诉人提供了由疏勒河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方丽之夫张志秀1992年因病死亡的证明，出具死亡证明的机构是公安机关或者医疗机构，因此被上诉人在不明方丽婚姻状况下仍然发放婚姻证，显然错误，因此被上诉人瓜州民政局应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撤销第三人方丽结婚证。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责令被上诉人撤销方丽的婚姻登记。
被上诉人瓜州县民政局辩称，上诉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本案中婚姻登记行为并未直接处分上诉人任何权利义务，上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不具备法律上利害关系。被诉主体不适格，婚姻登记机关不能宣告婚姻无效，无效婚姻必须由人民法院宣告。另外本案中不存在无效婚姻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第六条规定，上诉人父亲于2013年去世，上诉人于2015年11月申请宣告其父与方丽婚姻无效，已经超过法律规定期限。上诉人之父与方丽符合婚姻登记条件，不存在不予登记情形。根据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之规定，李进源和方丽婚姻登记档案中有当事人的结婚申请书、疏勒河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双方婚姻状况证明、方丽丧偶证明和李进源的离婚民事调解书，李进源与方丽之间不存在不予登记情形，因此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齐全，符合结婚登记条件。依据民政部办公厅《关于王忻、张明聪婚姻登记案的意见》，即便上诉人之父与方丽的婚姻登记存在越权登记情形，也不能宣告其婚姻无效。婚姻登记行为一旦完成，只有具备法定无效事由或可撤销事由，才可以撤销婚姻登记。婚姻登记程序瑕疵不能否定婚姻登记的法律效力。因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
第三人方丽述称，方丽与上诉人之父李进源于2000年11月3日在瓜州县三道沟镇疏勒河街道办事处自愿领取了结婚证，2013年李进源去世后，上诉人对方丽与李进源的结婚证提出异议，认为被上诉人核发的结婚证存在严重瑕疵，应当撤销婚姻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李保军提起诉讼时间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依法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本院对一审中认定的证据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基本一致。
二审期间，上诉人李保军向本院提交了哈密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所出具的退休人员方丽证明一份，拟证明方丽具有固定收入。原审第三人方丽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哈密市新市区街道办事处启辰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辖区居民方丽个人情况证明一份；2、彭占英身份证明一份，拟证明方丽不具有固定收入，家庭困难，彭占英系2000年领取结婚证的证明人。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瓜州民政局认为上诉人李保军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真实性不持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在哈密市每月1372元退休金确实属于生活困难。第三人方丽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异议。上诉人李保军认为第三人方丽提交的证据1为虚假证据，所载内容与事实不符，证据2与本案无关，对彭占英身份有异议。被上诉人瓜州民政局认为第三人提交证据1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的质证意见与一审开庭时一致。
以上证据，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上诉人李保军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三人方丽提交的证据1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因当事人已在一审中提交，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作为新证据采信。
二审另查明，1995年1月18日经哈密市人民法院调解，李进源（已故）与牛桂英自愿离婚，并达成相关离婚协议。2000年11月3日，安西县三道沟镇人民政府疏勒河街道办事处出具给三道沟镇人民政府两份婚姻状况证明，证明内容中载明：哈密水电段的李进源婚姻状况为离婚，石河子的方丽婚姻状况为丧偶。同年该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方丽丧偶证明载明：疏勒河铁路居民方丽前夫张志秀于1992年3月份因病死亡。2001年方丽因投靠亲属将户口由新疆石河子市四分场八连3栋平房2号迁入新疆哈密市。哈密市公安局北郊派出所出具户籍证明显示，李进源、方丽两人户籍地址为新疆哈密市北环西路24院13栋1单元102号，户主姓名为李进源，二人户口属哈密市非农业户口。2015年12月7日哈密市新市区街道办事处启辰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辖区居民方丽婚姻情况证明，该证据载明方丽丈夫李进源已于2013年5月11日去世，方丽与李进源系2000年11月3日结婚，共同生活14年。2015年12月16日彭占英证明方丽与李进源在安西县三道沟镇人民政府疏勒河街道办事处自愿领取结婚证。
又查明，方丽以死者李进源配偶的身份与婚前李进源四个子女李宝明、李保军、李淑珍、李淑芳作为原告诉被告哈密地区中心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于2014年4月2日由哈密市人民法院受理，在审理过程中哈密地区中心医院于2014年5月21日向哈密市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李进源、方丽结婚证真实性进行调查，经审理该法院作出（2014）哈市民三初字第269号民事判决。李宝明、李保军、李淑珍、李淑芳及哈密地区中心医院均不服该判决，向哈密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审理该案过程中，上诉人均自愿撤回上诉，哈密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准许上诉人李宝明、李保军、李淑珍、李淑芳及哈密地区中心医院撤回上诉，双方按一审判决执行。方丽作为原告起诉被告李宝明、李保军、李淑珍、李淑芳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由哈密铁路运输法院进行受理审理，在审理过程中，方丽于2016年7月22日向该院申请撤回起诉，该院作出（2015）哈民初字第84号民事裁定，裁定准许方丽撤回对李宝明、李保军、李淑珍、李淑芳的起诉。
再查明，死者李进源于2013年5月11日经哈密地区中心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上午10点07分死亡。李保军向一审法院的起诉请求：1、判令瓜州民政局宣布第三人方丽的婚姻登记无效，由瓜州民政局收回结婚证；2、诉讼费由瓜州民政局承担。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主要是：一、本案中李保军对被上诉人瓜州民政局提起的本案诉讼，是否构成重复起诉；二、李保军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重复起诉的，应当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具体到本案来说，李保军向敦煌市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之前，曾经于2015年7月6日以瓜州县民政局为被告、方丽为第三人向敦煌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已对该诉作出一审裁定，并已发生法律效力。两诉的当事人完全相同，原告均是李保军，被告均是瓜州县民政局，第三人均是方丽，尽管上诉人李保军在本诉中将诉请表述为要求瓜州县民政局宣布方丽结婚登记无效，由瓜州民政局收回结婚证，在前诉中将诉请表述为请求法院判令瓜州县民政局撤销方丽的结婚证，但本诉的诉请实质上在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两案事实理由均是李保军认为瓜州民政局并非适格婚姻登记管理机关，且为方丽颁发的结婚证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两案的诉讼标的均是婚姻行政登记行为的违法性及对当事人继承权利的侵害。因此李保军再次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令瓜州民政局宣布方丽结婚登记无效，由瓜州民政局收回结婚证的诉讼请求，与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敦煌市人民法院（2015）敦行初字第11号案件的当事人双方相同、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相同，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重复诉讼的情形。
关于第二项争议焦点问题。李保军2015年7月6日向敦煌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认为李保军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作出(2015)敦行初字第11号行政裁定，裁定驳回李保军起诉。李保军不服该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在审理过程中，李保军于向本院递交撤诉申请书，自愿申请撤回上诉，本院作出（2015）酒行终字第55号行政裁定，裁定准许李保军撤回上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因李保军在该案审理中属于自愿申请撤回上诉，系对自身诉讼权利的处分，撤回上诉是不可逆和不可撤销的，意味着法律救济手段已经全部丧失，同时一审行政裁定的法律文书也获得确定法律关系的效力，因此敦煌市人民法院(2015)敦行初字第11号行政裁定作为生效的法律文书，具有相应的既判力。
本案中方丽以死者李进源配偶的身份与婚前李进源四个子女李宝明、李保军、李淑珍、李淑芳作为原告诉被告哈密地区中心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已于2014年4月2日由哈密市人民法院受理，故在该民事案件起诉中李保军认可方丽作为死者李进源的配偶参与诉讼，因此李保军对李进源与方丽已领取结婚证内容知晓应推定最迟于2014年4月2日知晓。李保军辩称在（2014）哈市民三初字第269号一案审理过程中因哈密地区中心医院要求对李进源、方丽结婚证真实性进行调查，才知晓婚姻登记行为内容，但由于婚姻登记所确定的是当事人之间的人身关系，鉴于李进源与方丽于2000年11月3日已领取结婚证，李进源去世前已与方丽共同生活14年，因此李保军作为李进源生前的赡养人，辩称2014年5月21日才知晓行政行为内容的理由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2015年5月1日前起诉期限尚未届满的，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据此，2015年5月1日行政诉讼法实施后，当事人对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前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至2015年5月1日，起诉期限是否届满。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人民法院不再立案受理；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按照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计算。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本案应当适用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李保军的起诉期限至2015年5月1日是否届满进行审查。根据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李保军至2015年5月1日起诉期限是否届满本应按照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三个月起诉期限计算。本院认为，从保护当事人诉权的角度考虑，其起诉期限应当按照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规定，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计算。本案中李保军通过诉讼主张权益发生于2015年7月6日，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六个月期限。同时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未能证明存在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正当事由，应视为李保军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
综上，李保军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属于重复起诉，且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项，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敦煌市人民法院（2016）甘0982行初9号行政判决；
二、驳回原告李保军的起诉。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退还于原告李保军。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郑 杰
审 判 员 殷奋启
代理审判员 石改军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樊丽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