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1972民初4318号
原告：蔡永南。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敏，广东莞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蔡锡亮。
被告：蔡顺香。
被告：东莞市锦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霄边社区霄边工业园**栋联兴商务大厦第*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797768534D。
法定代表人：刘志高，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兵，广东潇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红，广东文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蔡永南与被告蔡锡亮、蔡顺香、东莞市锦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发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21日立案后，曾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后因案情复杂转换适用普通程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于2017年9月5日及2018年1月9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蔡永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敏（参加2017年9月5日及2018年1月9日庭审）、被告蔡锡亮（仅参加2017年9月5日庭审）及被告锦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兵（参加2017年9月5日及2018年1月9日庭审）、罗红（仅参加2017年9月5日庭审）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蔡顺香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蔡永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蔡锡亮、蔡顺香立即向原告连带偿还借款本金9000000元、利息3960000元（以结欠借款本金90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按2%计，从2013年12月15日起计至2015年10月14日为3960000元）及逾期利息（以结欠借款本金90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从2015年10月15日起计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7年4月14日为2280000元）；2.判令被告蔡锡亮赔偿原告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100000元；以上合计153400元；3.判令被告锦发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受理费、保全费等）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蔡永南与蔡锡亮、锦发公司于2013年10月10日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约定蔡锡亮因资金周转需要向蔡永南借款人民币9000000元，并约定了利息及借款期限,锦发公司为该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及违约责任、因合同发生争议由甲方所在地法院（东莞市）管辖等内容。合同签订后，蔡永南依约向蔡锡亮交付了借款9000000元。但借款人蔡锡亮未依约履行还款义务，保证人也未按约定履行保证责任。另，蔡锡亮与蔡顺香于上述借款发生期间系夫妻关系，上述借款发生在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蔡永南多次向蔡锡亮、蔡顺香和锦发公司催讨，但其均不予理采。
被告蔡锡亮辩称，蔡锡亮确实是欠蔡永南本金9000000元，利息也属实；对于第一、第二项诉请都没有意见。
被告蔡顺香未作答辩。
被告锦发公司辩称，一、蔡锡亮作为锦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以锦发公司名义为其个人债务提供担保，但其未告知锦发公司其他股东，未取得其他股东同意，也未召开股东会，未形成同意提供担保的股东会决议。蔡锡亮的行为违反我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及锦发公司《公司章程》第九章第十五条第（十一）项规定，应当认定为该担保行为无效，锦发公司无需承担保证责任。二、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要认定案涉担保行为是否有效，应当查实是否符合表见代理制度的构成要件。本案中，蔡永南作为案涉担保行为的相对人，对蔡锡亮以锦发公司名义提供担保已经超越权限这一点是明知的，并非善意相对方。因此案涉担保行为应当认定无效。理由如下：首先，从蔡锡亮的陈述来看，其是在蔡永南要求下带锦发公司公章到原告处，在此之前并不知道拿公章过去具体做什么，而是到了现场才知道蔡永南要在《借款合同》及《借据》上加盖锦发公司公章。既然连蔡锡亮本人事先都不知道蔡永南要锦发公司公章的目的，那么锦发公司其他股东更不可能知道，此种情况下蔡永南显然也明知案涉担保行为并未取得锦发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同意。其次，蔡永南自己至少开了三家有限责任公司，且其担任法定代表人或股东，在这三家有限责任公司的章程里均有“对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作出决议”需经过股东会决议才能有效的规定。据此，完全可以认定蔡永南对公司法第十六条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是明知的。既然蔡永南对此是明知的，那么在要求锦发公司提供担保时，就应当审查该担保行为是否取得了锦发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是否有书面股东会决议，而且这一审查工作并非难以操作，蔡永南与锦发公司其他股东均非常熟悉，要核查的话只要打个电话询问一下或者相约见面询问即可，如此简单的工作原告都没有做，难以让人相信其是善意相对人。三、根据我国《担保法》第三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之规定，本案中，锦发公司也无需承担保证责任。其一，前已述及，在借款合同及借据上加盖锦发公司公章时，蔡锡亮是到了现场才知道蔡永南要印章的目的，此时蔡永南与蔡锡亮都非常清楚该盖章行为并未得到锦发公司其他股东及股东会的同意。在此情况下，蔡永南自行拿锦发公司公章盖在《借款合同》及《借据》上，蔡锡亮也未提异议，显然双方在加盖印章时已经形成了互相串通的意思表示，目的就是骗取锦发公司的保证，侵吞锦发公司财产。其二，蔡永南与蔡锡亮是妻舅关系，且他们二人与锦发公司在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有一个已经开庭在审的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件。该案中，蔡永南也是在明知蔡锡亮只是股权代持人的情况下，仍然与蔡锡亮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未支付任何代价即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取得了原本属于锦发公司的股权。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在庭审调查时，对此进行了重点调查，对此事实基本已经查清。由此可见，蔡永南与蔡锡亮早已存在恶意串通，侵吞锦发公司财产的行为和先例，结合本案中诸多不合常理之处，足以认定蔡永南与蔡锡亮是互相串通，意图侵吞锦发公司财产。其三，2015年7月份蔡锡亮出售其名下位于东莞市宵边社区的房产，得房款10000000元，其中6000000元在锦发公司其他股东强烈要求下用于归还蔡锡亮所欠锦发公司股东的债务。在该房产出售过程中，蔡永南也曾参与，且表示出了也想购买的意思，如果锦发公司对蔡锡亮向原告借款9000000元是知情的，对自己为该债务提供了担保也是知情的，蔡永南在看到锦发公司扣除6000000元房款时，不可能不提出要蔡锡亮还款，或者要求锦发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即使不主张权利，也应当会向锦发公司其他股东提一下其与蔡锡亮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但是，整个过程中无论是蔡永南，还是蔡锡亮，对案涉借款和担保行为均只字未提。蔡永南与蔡锡亮的此种行为有违常理，不符合社会生活经验，由此可充分证明其二人存在故意隐瞒、相互串通，意图侵吞锦发公司财产的共同意思。四、关于蔡永南诉请的逾期利息，应属于逾期违约金性质，合同关于保证范围的条款中并未约定违约金属于其范围，即使认定锦发公司应当承担责任，也不应承担违约金；五、关于蔡永南诉请的律师费，是三个阶段统计的律师费，而目前本案只处于一审阶段，后续是否会发生二审和强制执行目前不能确认，因此蔡永南只能诉请一审阶段的律师费；六、案涉借款合同对于逾期违约金的约定标准过高，与蔡永南遭受的损害不符，请求予以降低。综上，请求驳回蔡永南对锦发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
据交换和质证。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13年10月10日，蔡永南作为甲方，蔡锡亮作为乙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蔡锡亮向蔡永南借款9000000元（人民币，下同），借款期限自2013年10月14日起至2015年10月14日，利率为年利率30%或折合月利率25‰,根据实际借款日期支付借款利息，如不足月时，则按足月计算，如不能归还的，则按借款总额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利息至全部归还完毕为止。如不按时足额归还借款、利息的，则蔡永南有权要求蔡锡亮一次性归还全部借款，并按借款总额的20%支付违约金，并解除合同，蔡永南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律师费用按甲方诉讼、执行程序合并计算为准）、差旅费用均由蔡锡亮承担。如蔡锡亮提供担保人担保的，担保人担保范围包括：债权本金、利息及实现债权支出的费用总额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期间为债务到期后两年。该借款合同的首部仅载明了甲方为蔡永南，乙方为蔡锡亮，而该借款合同的尾部则除了蔡永南和蔡锡亮分别在甲方、乙方处签名外，还载明了担保人，该担保人处盖有锦发公司的公章，并有蔡锡亮的私章。2013年10月10日，蔡锡亮出具《借据》，载明向原告借款9000000元，并保证于2015年10月14日前归还上述借款，否则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自借款之日起支付利息至还清为止。该借据还载明，担保人对上述借款本息及债权人行使债权所发生的所有费用（含诉讼费及律师费）承担连带责任。该借据上的担保人处盖有锦发公司的公章，并有蔡锡亮的私章。蔡永南于2013年10月14日向蔡锡
亮的银行账户汇款9000000元。
另查明，蔡锡亮与蔡永南签订案涉借款合同时，蔡锡亮当时系锦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系占40%出资的股东。锦发公司股东当时另有蔡某2、蔡某1、刘志高、郑俊展等人。锦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7年5月9日由蔡锡亮变更为刘志高。（2016）粤1702民初2301号案件的原告即锦发公司的股东蔡某1、刘志高及郑俊展在（2016）粤1702民初2301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中称，锦发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原因是因为2017年4月底，锦发公司收到本院关于本案的传票，才知道蔡锡亮本案借款情况，为防止蔡锡亮再次滥用锦发公司公章损害公司利益，经股东会决议变更法定代表人。锦发公司主张本案借款的担保系蔡永南与蔡锡亮串通侵吞锦发公司的财产。锦发公司提交了一份锦发公司委托的律师与蔡锡亮所作的律师询问笔录，蔡锡亮在该笔录中称蔡永南系其妻子的弟弟，确认其向蔡永南借款9000000元，该借款做生意用了，没有偿还。蔡锡亮称其在2015年7月以10000000元的价格出售了一栋房产，蔡永南对此知情，但蔡锡亮拿到钱后并未偿还给蔡永南，蔡永南有向其追讨。另外，蔡锡亮称其在阳江那边转让了股权，但股权转让的钱没收到。《借款合同》上担保人锦发公司的公章是蔡永南叫其拿过去盖的，锦发公司的其他股东不清楚，对于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给他人担保要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不是很清
楚。蔡永南叫其拿公章和法人私章过去的时候，蔡锡亮称其不知道做什么用，拿过去以后才知道蔡永南是要盖在借款合同上。锦发公司提交了其公司章程，其公司章程第十五条第（十一）项规定的“对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作出决议”及第（十二）项规定的“对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以外的他人提供担保作出决议”均是股东会的职权。锦发公司还主张蔡永南开办了多家公司，蔡永南清楚对于公司为他人担保需作出股东会决议，并请求法院责令蔡永南提交蔡永南作为股东之一的东莞市永利五金有限公司、东莞市卓林五金有限公司及东莞市荣利贸易有限公司的章程。之后，蔡永南提交了上述三家公司的公司章程，该三家公司的公司章程中的第十五条第（十一）项及第（十二）项规定与锦发公司章程的第十五条第（十一）项及第（十二）项规定内容一致，即股东会对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及他人提供担保作出决议。蔡永南称公司章程都是由公司代办机构处理的，所以蔡永南对于自己公司的章程也不是很清楚。蔡永南提交的上述三家公司的公司章程中，其中东莞市卓林五金有限公司及东莞市荣利贸易有限公司的章程有蔡永南的签名，其中东莞市卓林五金有限公司章程载明为2009年4月29日订立，公司成立日期为2009年6月12日，东莞市荣利贸易有限公司的章程载明为2016年12月20日订立，公司成立日期为1999年9月6日。东莞市永
利五金有限公司的章程为2012年9月3日订立，公司成立日期为1996年9月20日。锦发公司还主张蔡永南系职业放贷人，在法院有多宗民间借贷诉讼，并提交了三份判决书。蔡永南称自己并不是职业放贷人，其中有公司担保的案件，其借款给公司也没有经过该公司决议，蔡永南对公司担保需要股东会决议的程序内容不清楚。经查，该三份判决书案号分别为(2015)东二法民一初字第496号、(2015)东二法民一初字第2123号和(2015)东二法民一初字第2124号。该三份判决均载明蔡永南以出借人身份作为原告起诉借款人以要求还款。其中蔡永南称的有公司担保的案件为(2015)东二法民一初字第496号案件。该案件载明，蔡永南起诉黄朝武、李艳、东莞市创丰模具有限公司，要求黄朝武、李艳，东莞市创丰模具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该案件黄朝武、李艳，东莞市创丰模具有限公司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未提出答辩意见。锦发公司还申请本院向阳江市江城区人民法院调取（2016）粤1702民初2301号案件的庭审笔录，拟证明蔡永南与蔡锡亮之间互相串通侵吞锦发公司财产，本院依法调取了该案庭审笔录。锦发公司并提交了（2016）粤1702民初2301号民事判决书，蔡永南主张（2016）粤1702民初2301号案件庭审笔录及民事判决书与本案无关，且相关内容也不能证明蔡永南与蔡锡亮串通侵吞被告锦发公司的财产。经查，（2016）粤1702民初2301号案件是锦发公
司起诉阳江市中安物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江中安物业公司”）及蔡锡亮、蔡永南股东资格确认及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锦发公司在（2016）粤1702民初2301号一案中主张其公司作为实际出资人，以蔡锡亮作为名义股东入股阳江中安物业公司，占阳江中安物业公司25%股权，而蔡锡亮擅自将锦发公司持有的阳江中安物业公司25%股权全部转让给蔡永南。蔡锡亮在（2016）粤1702民初2301号一案答辩称，其与蔡永南是亲戚，蔡永南是其妻弟，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蔡永南知道蔡锡亮代锦发公司代持股权，但蔡永南与其私下协商，要求蔡锡亮把代持的阳江中安物业公司的股权过户给蔡永南。蔡锡亮过户股权没有跟锦发公司商量，没有召集股东会，蔡锡亮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困境而擅自过户的。另外，蔡永南实际未给任何转让款。（2016）粤1702民初2301号判决以蔡锡亮转让股权为无权处分，且无证据证明蔡永南受让蔡锡亮名下的股权已支付合理对价为由认定蔡永南与蔡锡亮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
还查明，蔡锡亮与蔡顺香于1987年1月25日登记结婚，2017年2月27日登记离婚。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蔡顺香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抗辩和质证的权利。蔡永南提交了借款合同、借据及银行业务回单已证明蔡永南告与蔡锡亮之间存在借款
合同关系，且已按照借款合同向蔡锡亮实际出借了借款9000000元，被告蔡锡亮对此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蔡永南请求被告蔡锡亮偿还该借款9000000元本院予以支持。至于蔡永南请求被告蔡锡亮依照每月2%从2013年12月15日起支付至2015年10月14日的借款期内利息3960000元，低于合同约定的标准且未超过法定标准，且蔡锡亮对此也无异议，本院也予以支持。至于自2015年10月15日起的逾期利息，合同约定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本院予以支持，但最高应以每月2%为限。另，《借款合同》约定蔡永南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律师费用按甲方诉讼、执行程序合并计算为准）、差旅费用均由蔡锡亮承担，现蔡永南为本案支出律师费100000元，蔡永南请求蔡锡亮承担，本院予以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锦发公司应否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本案锦发公司为蔡锡亮的担保行为，属于公司为其股东提供担保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及第三款“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的规定，虽然案涉借款合同上有锦发公司的盖章及其时任法定代表人蔡锡亮的
签名，前述公司法第十六条也并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上述规定为股东提供担保导致担保合同无效，但该规定在公司对股东提供担保事项上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进行了法定限制，因此在判断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该规定越权签订担保合同是否对公司有效时，还应审查该行为是否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关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表见代表，相对人是否为善意。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首先，蔡永南作为东莞市荣利贸易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的股东，且系其中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蔡永南在其中两家公司的章程上均有签名，应视为其对其公司章程知晓。即使上述公司设立系代办机构代为办理相关手续，但原告蔡永南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对于其公司章程亦应知悉。原告抗辩称其公司系由代办机构设立，故其对公司章程不清楚，本院不予采信。而该三家公司章程均有规定，公司对外担保或为股东担保，需提供股东会决议的规定，因此，应视为蔡永南知悉此规定。虽然蔡永南并非锦发公司股东，但有限责任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需经过股东会决议，属于公司法的规定，属于公司章程的通用条款，蔡永南有多年经营公司的经历，对此应有认识。其次，从蔡锡亮的陈述来看，蔡永南向蔡锡亮出借9000000元款项，是叫蔡锡亮携带锦
发公司公章到蔡永南的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及《借据》，且未告知蔡锡亮携带锦发公司公章的用途。从这一陈述来看，显然原告蔡永南在要求蔡锡亮用锦发公司提供担保，并未要求蔡锡亮就锦发公司提供担保一事通知锦发公司其他股东，更未征得其他锦发公司股东同意。而且，蔡锡亮在2015年7月出售房产获得收入10000000元，并将其中6000000元归还给锦发公司。而此时蔡锡亮已经逾期偿还蔡永南本案借款利息多次，且本金即将到期。蔡永南对于蔡锡亮出售该房产知情，而蔡永南在蔡锡亮出售房产获款10000000元并未向锦发公司要求锦发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再次，从蔡锡亮在（2016）粤1702民初2301号一案的答辩内容来看，蔡永南是蔡锡亮的妻弟，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蔡永南知道蔡锡亮代锦发公司代持股权，但蔡永南与其私下协商，要求蔡锡亮把代持的阳江中安物业公司的股权过户给蔡永南。蔡锡亮过户股权没有跟锦发公司商量，没有召集股东会，蔡锡亮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困境而擅自过户的。且根据证人蔡某2、蔡某1等人的陈述，蔡某2、蔡某1与原告蔡永南多年前就认识，而蔡某2、蔡某1也系锦发公司股东。因此，蔡永南对于锦发公司的股东情况并非不知晓，对于锦发公司有一定了解。蔡永南对于蔡锡亮持锦发公司公章为蔡锡亮自己的债务作担保时应对于该担保的合法有效性进行谨慎审查，但蔡永南却并未告知锦发公司除蔡锡亮
之外的任何一位股东，未进行任何审查。事后蔡锡亮也未就此事告知锦发公司，锦发公司也并未追认。综上，本院认为蔡永南未要求蔡锡亮提供锦发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构成重大过失，其应当知晓蔡锡亮系越权代表行为，因此蔡永南不构成善意。与此相应，蔡锡亮越权代锦发公司提供担保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表，该保证合同对锦发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故锦发公司对蔡锡亮的案涉借款不承担保证责任。蔡永南要求锦发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蔡顺香。案涉借款金额达9000000元，超出一般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之规定，蔡永南未能举证证明该债务用于蔡顺香与蔡锡亮的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也未能证明该债务基于系蔡顺香与蔡锡亮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蔡永南要求蔡顺香对该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二百零
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及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蔡锡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蔡永南偿还借款本金9000000元及利息（其中至2015年10月14日的利息数额为3960000元，自2015年10月15日起，利息以900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资金的利率的四倍计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但利率最高以年利率24%为限）；
二、被告蔡锡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蔡永南支付律师费100000元；
三、驳回原告蔡永南对被告蔡顺香的诉讼请求；
四、驳回原告蔡永南对被告东莞市锦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五、驳回原告蔡永南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13840元（原告已预缴），由被告蔡锡亮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各方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阳河
审 判 员 陈映华
人民陪审员 李慧霞
二〇一八年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黄婉欣
附：相关的主要法律条文（节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
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
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
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
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