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3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伟光，男，汉族，住江门市蓬江区，公民身份号码：×××6510。
上诉人（原审被告）：麦水龙，女，汉族，住江门市蓬江区。
上述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易子文，广东广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容伟超，男，汉族，住江门市蓬江区，公民身份号码：×××6517。
委托代理人：李凯玲、邓瑞芬，均系广东森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江门市蓬江区政佳园艺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门市蓬江区。
法定代表人：麦水龙。
委托代理人：邓岳伦，广东广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洪立。
上诉人高伟光、麦水龙因与被上诉人容伟超、原审被告江门市蓬江区政佳园艺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政佳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门市蓬江区人民（2015）江蓬法荷民初字第3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李咏庄是容伟超的妻子，两人于2009年3月2日登记结婚。容伟超与高伟光于2014年9月19日签订《借款协议》约定：高伟光因还贷款资金不足向容伟超借款250000元，借款期十天，从2014年9月19日起至2014年9月28日止（甲方即容伟超以现金借出）；并约定借款按月息20‰计算利息，利息到期必须以现金形式支付，如利息到期三天未付则按每天3%收取滞纳金。容伟超于当日以银行转账的形式，从其妻子李咏庄的账户中转账支付25万元给高伟光。
容伟超与高伟光于2013年11月18日签订了《借款协议》，该协议约定：高伟光因购钢板一批资金不足向容伟超借款人民币930000元，借款期六个月，从2013年11月18日起至2014年5月17日止（甲方即容伟超以现金借出）；并约定借款按月息20‰计算利息，利息每月必须以现金形式支付，如利息到期三天未付则按每天3%收取滞纳金。该《借款协议》下方另注明：“本人已收到此借款”，高伟光在该注明下签名，落款时间为“2013.11.18”。容伟超提出其分别于2013年8月30日、2013年10月17日及2013年11月19日以银行转账的形式，从其妻子李咏庄的账户中转账支付15万元、30万元、49万元给高伟光。
高伟光提供了《新会农商银行单位回单》显示：高伟光分别于2013年8月23日、9月28日向容伟超妻子李咏庄的账户转账支付30万元、18.9万元。高伟光于2013年9月28日向容博文的账户转账支付55万元。高伟光于2015年1月27日向容伟超账户转账支付了7000元。
另查明：2013年9月27日容博文向高伟光的账户转账支付了52万元。
再查明：经原审法院向江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蓬江分局调取政佳公司企业机读档案变更登记资料显示：政佳公司于2015年1月30日进行了变更登记。变更登记前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股东为高锦桃和高伟光，法定代表人为高伟光；变更后，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股东为麦水龙。经高伟光申请，原审法院向江门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民生银行江门支行，就高伟光所有的银行卡，卡号为62×××03于2013年9月27日消费50.88万元的操作人、商户等信息，进行调查取证，江门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回复：“无法提供消费、汇款操作人信息”。中国民生银行江门支行回复：“经查，截止至2015年6月16日下午17:01分，高伟光银行卡号为：62×××03非我行开立账户。我行因查询资料信息欠缺，无法读取该用卡人签署的刷卡凭条、该笔交易的商户名称、交易类型、数额、交易时间、用卡人签名等凭证信息。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
一、关于容伟超是否借款给高伟光及借款数额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容伟超与高伟光双方形成的借款合同关系有两份《借款协议》为证，该两份《借款协议》均由高伟光的签名，高伟光亦确认是其所签。其次，容伟超通过其妻子李咏庄的账户向高伟光的账户中转账支付借款，其分别于2013年8月30日转账15万元、10月17日转账30万元、11月19日转账49万元、2014年9月19日转账25万元，上述转账均由银行出具的账户明细予以核查。容伟超提出高伟光在签订《借款协议》时已经偿还过1万元，因此，《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数额分别为93万元与25万元。原审法院确认容伟超向高伟光提供借款分别为93万元与25万元，合计118万元。高伟光提出容伟超未实际支付《借款协议》中约定的款项及容伟超转账支付的款项系向高伟光偿还借款的主张，高伟光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因此，原审法院对高伟光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二、关于高伟光是否已偿还部分借款的问题。关于高伟光提出已经归还部分借款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第一，高伟光于2013年8月23日向容伟超妻子李咏庄的账户转账支付的30万元，由于发生在本案借款时间之前，不能认定是归还本案借款。第二，高伟光主张于2013年9月28日向容伟超妻子李咏庄的账户转账支付的18.9万元，是容伟超向高伟光借款的款项。因此，原审法院不予认定该款为高伟光偿还容伟超的借款。第三，高伟光于2013年9月28日向容博文的账户转账支付的55万元，其主张该款是容伟超向其借款的款项。容伟超则提交证据证明在2013年9月27日，经容博文账户转给了高伟光52万元，容伟超认为高伟光转给容博文的55万元是高伟光用于还9月27日借款。两笔款项（9月27日容博文付给高伟光52万元、9月28日高伟光付给容博文55万元）之间存在关联，双方均未能举证证明该两笔款项与本案借款存在关联性，因此，原审法院不予认定该两笔款项与本案相关联，不予处理。第四，高伟光提出容伟超使用高伟光的银行卡消费了508800元，主张该款项是属于容伟超向高伟光的借款，以证明其不存在向容伟超借款的问题。由于高伟光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容伟超有向高伟光借款的合意及高伟光将自己的银行卡交由容伟超进行消费操作的事实，容伟超亦不予确认，故高伟光的该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五，高伟光提供的银行回单证实其于2015年1月27日向容伟超账户转账支付了7000元，容伟超亦确认其归还了该7000元。因此，原审法院确认高伟光还应向容伟超归还借款117.3万元（118万元-7000元）。
三、关于借款利息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的规定，由于容伟超与高伟光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中约定了利息按每月2%计算，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但由于高伟光已经归还部分借款，因此，应按还款时间扣减该归还款项后再予计算利息。因此，原审法院确认高伟光应以93万元为借款本金自2013年11月19日起按每月2%计算利息给容伟超至上述款项还清为止。另25万元从2014年9月20日起计至2015年1月27日止、24.3万元从2015年1月28日起按每月2%计算利息给容伟超至借款还清时止。
四、麦水龙对高伟光的上述借款本息应承担共同清偿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规定：“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下列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一方以个人财产清偿：（1）夫妻双方约定由个人负担的债务，但以逃避债务为目的的除外。（2）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资助与其没有抚养义务的亲朋所负的债务。（3）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4）其他应由个人承担的债务”，由于本案两笔借款系发生在高伟光、麦水龙婚姻存续期间，根据借款性质，该两笔借款均用于生产经营，以及高伟光、麦水龙均存在共同经营管理政佳公司的事实，因此，原审法院确认上述借款是高伟光、麦水龙共同经营政佳公司而产生的。且高伟光、麦水龙未提供证据证明容伟超与高伟光之间的借款，明确约定该借款为高伟光的个人债务。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麦水龙应对高伟光的借款及利息承担共同偿还责任。
五、政佳公司应否对高伟光的上述借款本息承担偿还责任的问题。（一）高伟光向容伟超借的上述两笔借款时，虽然有注明借款用途为还贷和购买钢板，但政佳公司不是借款合同当事人，政佳公司也没有在借款合同上盖章确认，容伟超请求政佳公司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主张，理据不充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二）政佳公司是麦水龙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属于麦水龙的个人资产，亦属于高伟光与麦水龙的夫妻共同财产。虽然该公司的财产可以用于偿还高伟光应向容伟超偿还的上述欠款本息。但政佳公司系经工商行政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在没有与容伟超存在借款合意的前提下，政佳公司不应是偿还容伟超借款的主体。因此，容伟超请求政佳公司对容伟超的上述欠款本息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高伟光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借款24.3万元及借款利息（利息按每月2%计算，其中按本金25万元从2014年9月19日起计至2015年1月27日止；按本金24.3万元自2015年1月28日起计算至还清借款日止）给容伟超。二、高伟光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借款93万元及借款利息（利息从2013年11月19日以每月2%计算至还清借款日止）给容伟超。三、麦水龙对高伟光上述借款和利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四、驳回容伟超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368元减半收取918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4184元，由高伟光、麦水龙共同负担。
上诉人高伟光、麦水龙均不服原审判决，共同向本院上诉称：一、容伟超并没有履行与高伟光于2013年11月18日签订的《借款协议》项下的93万元借款。原审法院确认容伟超向高伟光提供借款93万元，属认定事实错误。具体理由如下：
1、2013年11月18日《借款协议》下方“本人已收到此借款”字样，是容伟超要求高伟光与《借款协议》同时签订的，为《借款协议》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容伟超并未提供借款给高伟光。容伟超自称其借款是通过其妻子李咏庄银行转账分别在签订协议之前和之后划付的，即在签订借款协议当天2013年11月18日并没有向高伟光提供借款。显然《借款协议》下方“本人已收到此借款”字样与实际情况不符，并不能以此确认容伟超向高伟光提供了借款。
2、原审法院以容伟超分别于2013年8月30日、同年10月17日、同年11月19日通过其妻子李咏庄账户转账给高伟光账户15万元、30万元和49万元（合计94万元），确认容伟超向高伟光提供了93万元借款，明显认定事实错误。关于涉及93万元的《借款协议》，签订时间为2013年11月18日，该《借款协议》第一条载明“借款期限陆个月，从2013年11月18日起至2014年5月17日止”。显然，容伟超通过其妻子李咏庄账户前两笔分别于2013年8月30日、10月17日划付的款项15万元、30万元，与2013年11月18日《借款协议》没有任何关联性，该两笔款项并不是容伟超履行该《借款协议》向高伟光提供借款。
3、从银行划付款项的数额看，也与《借款协议》记载的借款数额不符。容伟超分别于2013年8月30日、同年10月17日、同年11月19日通过其妻子李咏庄账户划付款项15万元、30万元和49万元，合计94万元。而2013年11月18日《借款协议》记载的借款数额是93万元。在借贷双方明明约定借款数额是93万元，作为出借方，怎么可能会多划付1万元给借款人，这不符合常理。
关于签订《借款协议》与款项划付时间，以及《借款协议》记载的借款与划付款项数额，明显不相符的问题，容伟超并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以及提供相应的证据支持其主张。原审法院确认容伟超向高伟光提供了93万元借款，没有事实依据。
4、本案容伟超起诉时在《起诉状》中，确认高伟光借款25万元，显然，容伟超未向高伟光提供93万元借款，容伟超心知肚明，才在起诉时并未提及93万元的所谓借款。而在起诉之后，抱着侥幸心理，以其持有而实际上根本未履行的《借款协议》，企图通过恶意诉讼，获取不法利益。
二、容伟超经李咏庄账户分别于2013年8月30日、10月17日、11月19日转账给高伟光账户15万元、30万元和49万元（合计94万元），实际上是容伟超向高伟光偿还在2013年8月23日、9月27日、9月28日借款30万元、50.88万元、18.9万元和55万元（合计154.78万元）其中的部分借款，但原审法院未予认定该事实。
1、2013年8月23日，容伟超向高伟光借款30万元，由高伟光支付给容伟超妻子李咏庄80010000856985819账户。2013年9月27日，容伟超以急需资金周转为由，要求高伟光提供借款，高伟光将自己存款150多万元的在江门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民分理处开户的银行储蓄卡（卡号：62×××03，账户80×××22）交付给容伟超。容伟超收到高伟光的银行储蓄卡后，从高伟光的银行储蓄卡分别于2013年9月27日，提款（消费）人民币50.88万元（收单行：民生银行江门支行）；于2013年9月28日，汇款（转账）至其父亲容博文银行账户80×××03人民币55万元，至其妻子李咏庄银行账户80×××02人民币18.9万元，以上容伟超向高伟光借款合计154.78万元。容伟超向高伟光借款之后，经其妻子李咏庄账户向高伟光账户支付的上述三笔款项94万元，是容伟超向高伟光偿还以上154.78万元借款中的部分借款。
2、原审法院未依法查清本案事实，未依法接受高伟光的调查取证申请，向广东银联分公司调取容伟超使用高伟光的银行储蓄卡提款（消费）人民币508800元的收款方资料。因容伟超于2013年9月27日使用高伟光的银行储蓄卡（卡号：62×××03，账户80×××22），从该银行卡提款（消费）人民币508800元。2015年6月，高伟光申请原审法院向广东银联分公司调取该笔款项的收款方资料，并提供查询单位、地址、联系人及电话。但原审法院未接受高伟光以上申请，以查清本案事实。
三、容伟超向高伟光上述四笔借款合计154.78万元，由李咏庄账户分三次偿还合计94万元，容伟超尚欠高伟光借款60.78万元，而容伟超借给高伟光25万元，高伟光偿还7000元，剩余借款24.3万元，双方之间的借款债务冲抵之后，容伟超尚欠高伟光借款36.48万元，本案应驳回容伟超要求偿还借款本息的诉求。
四、麦水龙没有向容伟超借款，款项也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原审法院认定借款是高伟光、麦水龙共同经营政佳公司而产生，麦水龙承担共同清偿责任错误。
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其适用的范围应仅限于夫妻日常生活代理的合理举债范围之内。根据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的规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构成要件，为夫妻一方只有为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利益所负的债务。通常用两个标准判断债务的性质，一是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二是该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为夫妻共同带来利益。而本案容伟超主张的借款，均不属于以上任一种情形。
2、本案容伟超起诉要求偿还借款25万元，但麦水龙并没有在该借款协议上签名确认，对借款也不知情，借款更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容伟超在一审法院立案受理之后，增加诉讼请求主张的93万元款项，容伟超没有提供借款，不存在93万元的借款债务。在一审期间，容伟超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借款用于政佳公司的经营。原审法院认定借款是高伟光、麦水龙共同经营政佳公司而产生，判决麦水龙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综上所述，高伟光、麦水龙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容伟超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容伟超承担。
被上诉人容伟超答辩称：一、本案中高伟光共向容伟超借款118万元（25万+93万元=118万元）是不争的事实。
1、容伟超与高伟光于2014年9月19日签订《借款协议》，约定高伟光向答辩人借款25万元，容伟超于同日通过其妻子李咏庄的账户将25万元借款汇至高伟光的账户内。因此，高伟光向容伟超借款25万元是不争的事实。2、容伟超与高伟光于2013年11月18日签订《借款协议》，约定高伟光向容伟超借款93万元。因签订该《借款协议》时，容伟超已经分别于2013年8月30日、2013年10月17通过其妻子李咏庄的账户将15万元、30万元借款汇给高伟光，因此，高伟光在《借款协议》下方明确注明“本人已收到此借款”，并签名确认。另外49万元借款是容伟超通过其妻子李咏庄的账户于2013年11月19日汇至高伟光账户内的。至此，答辩人合共汇94万元借款给高伟光，因高伟光已经偿还1万元，所以高伟光合共欠容伟超借款93万元。高伟光共欠容伟超118万元是不争的事实。
二、高伟光提供2013年的三张汇款单并不能证明是偿还本案涉诉借款的。1、2013年8月23日汇款30万元给李咏庄。此汇款日期发生在上述118万元借款之前，明显是用于偿还在前借款的，不可能是用于偿还本案涉诉借款的。2、2013年9月28日汇款18.9万元给李咏庄。此汇款也是用于偿还在前借款的，不可能用于偿还本案涉诉借款，因为上述118万元借款的汇款时间和金额分别为2013年8月30日15万元、2013年10月17日30万元、2013年11月19日49万元、2014年9月19日25万元，无论从时间上还是金额上，都无法对应上述任何一笔借款，而且如果该18.9万元是偿还本案涉诉借款，高伟光与容伟超于2013年11月18日签订《借款协议》时，就不可能确定“本人已收到此借款”，此18.9万元明显是高伟光用于偿还在前借款的，非本案涉诉借款。
3、2013年9月28日汇款55万元给容博文。此汇款是用于偿还2013年9月27日发生的55万元借款的。容伟超提供的容博文账户明细查询表可以证明容博文于2013年9月27日汇52万元借款给高伟光，另外有3万元借款是现金付给高伟光的。而且如果该55万元是用于偿还本案涉诉借款，高伟光与容伟超于2013年11月18日签订《借款协议》时，就不可能确定“本人已收到此借款”，此55万元明显不是用于偿还本案涉诉借款的。
三、高伟光辩称容伟超欠其借款，是故意搬弄是非，混淆视听。首先，容伟超资金充足，不可能向高伟光借款；另外，高伟光没有提供任何借款合同、协议证明其辩称的借款事实。而且本案涉诉的借款均是通过银行划款到高伟光账户的，是真实发生的。如果高伟光没有欠容伟超借款，不可能于2015年1月27日还向容伟超偿还借款7000元。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高伟光的代理律师就想收回高伟光提交的2015年1月27日还款7000元的证据，企图否认该事实。
四、本案涉诉的借款应属于高伟光和麦水龙的的夫妻共同债务。本案涉诉的借款均发生在高伟光和麦水龙的婚姻存续期间，且是用于其公司经营。而麦水龙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容伟超与高伟光之间的借款，明确约定为高伟光的个人债务，因此，依法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五、政佳公司应向容伟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1、高伟光向容伟超借款的用途均用于经营政佳公司。高伟光与容伟超于2014年9月19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中，明确约定“因还贷资金不足”向容伟超借款25万元；高伟光与容伟超于2013年11月18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中明确约定“因购钢板一批资金不足”向容伟超借款93万元。2、高伟光向容伟超借款时是政佳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其借款又是用于公司经营，实际上是股东个人借款与公司借款混同。3、2015年1月30日，法人代表由高伟光变更为麦水龙，股东由高锦桃、高伟光变更为麦水龙，即政佳公司变更为麦水龙一人有限公司。变更后的公司应承担变更前的公司债务，而且根据《公司法》第63条的规定，一人有限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麦水龙与政佳公司均应向容伟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综上所述，高伟光、麦水龙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维持原审判决。
原审被告政佳公司答辩称：同意原审法院有关政佳公司的判决。
二审期间，上诉人高伟光申请本院调取其银行账户（江门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号：80×××22）于2013年9月27日划出款项50.88万元的收款方情况。经查，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出具的查询结果显示，该笔款项的收款方为普之新服装批发部，交易时间为2013年9月27日20点35分23秒，交易类型为消费等内容。
经二审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另查明：高伟光所有的江门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号80×××22于2013年9月27日划出款项50.88万元的收款方为普之新服装批发部。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原审判决认定高伟光欠容伟超借款25万元以及政佳公司对高伟光的债务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各方当事人对此并没有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二审争议的焦点：1、高伟光是否欠容伟超借款93万元；2、麦水龙对高伟光的债务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关于高伟光是否欠容伟超借款93万元的问题。容伟超为证明高伟光的借款事实，提供了《借款协议》以及相关的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予以证明。高伟光否认收到借款，辩称容伟超通过其妻子李咏庄银行账户所转账的94万元实为其偿还向高伟光所借154.88万元的部分款项。对此本院认为高伟光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高伟光主张容伟超自2013年8月23日起分四次共向其借款154.88万元，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双方具有借款的合意，不能证明双方之间成立借款合同关系。2、高伟光认为上述借款中的50.88万元是由容伟超持其银行卡刷卡消费的，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主张。据本院调查，该笔款项的收款方为普之新服装批发部，并非容伟超，高伟光主张该50.88万元系由容伟超本人消费或取得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3、假若高伟光的上述抗辩属实，那么高伟光与容伟超签订涉案《借款协议》时，即2013年11月18日，容伟超还欠高伟光109.78万元（154.78万元-15万元-30万元），在容伟超仍欠巨额借款的情况下，高伟光向容伟超借款却没有约定将该借款款项抵销容伟超的欠款，不符合常理。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2014年9月19日，高伟光与容伟超签订合同向容伟超借款25万元，并通过容伟超妻子李咏庄的账户转账收到借款25万元，而此时容伟超仍欠高伟光借款60.78万元（109.78万元-49万元），但高伟光向容伟超借款且没有约定将该借款项抵销容伟超的欠款，亦与常理相悖。此后，高伟光还于2015年1月27日向容伟超汇款7000元，高伟光主张该款系两人之间的往来款，但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是用于何交易往来，即使是往来款，在容伟超还欠高伟光借款的情况下，高伟光理应先将该款抵销容伟超的债务而无需向容伟超支付。4、高伟光主张其于2013年9月28日向容伟超父亲容博文银行账户转账的55万元属于容伟超的借款，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容伟超指定其父亲代为收取款项，且容伟超提供的证据显示，容博文曾于2013年9月27日向高伟光的银行账户转账52万元，不能排除上述55万元是高伟光偿还向容博文的借款。综上分析，高伟光主张容伟超向其借款理据不足，应不予支持。相反，容伟超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其与高伟光之间具有借款的合意并实际交付借款，虽然高伟光在签订《借款协议》当天没有收到全部借款，但其在该协议中注明“本人已收到此借款”，表明其确信签订协议后将收到全部借款并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至于容伟超实际向高伟光转账94万元与《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为93万元数额不一致的问题，容伟超对此解释为高伟光在签订《借款协议》时偿还1万元现金，且该自认对容伟超本人不利，故本院予以采信。加之高伟光于2013年8月23日向容伟超的妻子李咏庄的银行账户转账30万元发生在容伟超出借款项之前以及于同年9月28日向容伟超的妻子李咏庄的银行账户转账18.9万元与之前容伟超向高伟光借款15万元的数额不一致，均不能认定上述两笔款项为高伟光偿还的款项，因此，本院认定高伟光欠容伟超借款93万元。
关于麦水龙对高伟光的债务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关于“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举债，原则上应以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夫妻双方应共同偿还。夫妻一方能举证证明债务非夫妻共同举债，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经营的情形除外；或能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债权人明知该债务为个人债务但仍与债务人进行债务往来的情形。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高伟光是在与麦水龙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向容伟超借款的，并且涉案债务用于生产经营，2015年1月30日政佳公司变更股东为麦水龙，证明麦水龙也参与了政佳公司的生产经营。因此，本案的债务应认定为高伟光与麦水龙夫妻共同债务，应由其双方共同向容伟超偿还。麦水龙否认本案的债务是其夫妻共同债务且拒绝承担还款责任，但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债务应为高伟光个人债务，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高伟光、麦水龙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13100元，由高伟光、麦水龙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蔡镇海
审 判 员 刘邦中
代理审判员 罗晓云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