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豫04民终2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祐延召，男，汉族，住汝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自波，河南湛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印，河南湛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祁民伟，男，汉族，住汝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爱菊（系祁民伟之妻），女，汉族，住汝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白亚歌，女，汉族，住汝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祁某。法定代理人：白亚歌（系祁某之母），住汝州市汝南办事处袁庄**号院***号。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根峰，河南科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郭胜利，男，1967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汝州市。上诉人祐延召因与被上诉人祁民伟、王爱菊、白亚歌、祁某（以下简称祁民伟等四人）及原审被告郭胜利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汝州市人民法院（2016）豫0482民初43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祐延召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祁民伟等四人对祐延召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祐延召系涉案车辆的实际车主，且与祁向阳存在雇佣关系，是错误的。首先，祐延召与郭胜利2016年2月2日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证明郭胜利才是实际车主，事发后祁民伟等四人从郭胜利处拿了47000元，证明其当时认可祐延召不是雇主。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也可证明祐延召不是车主。其次，虽然李群杰将车辆转让给祐延召，但祐延召又将车辆转让给郭胜利，祁民伟等人仅提供有通话清单，但没有通话内容，短信内容不能证明祐延召是雇主。白亚歌是利害关系人，其陈述不能作为证据适用。因此祐延召不是雇主。二、一审判决将祁向阳的经常居住地认定为城镇错误。祁向阳生前经常居住地在农村，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一审判决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认定涉案车辆的运输费用由祐延召结算是错误的。祐延召从未与鸿泰物流公司办理过运费结算，一审法院仅凭鸿泰物流公司的一面之词就认定运输费用由祐延召结算，是错误的，应以领款凭证上签字人或银行转账凭证为准。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判决支持60000元的精神抚慰金系法律适用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祁民伟等四人只有选择起诉直接侵权人时才可以主张精神抚慰金，而雇主承担的是替代责任，不应承担精神抚慰金。其次，祁向阳已因交通事故死亡，对肇事者的刑事追究即是对死者家属的精神抚慰，不应在本案中判赔精神抚慰金。雇主与雇员之间是劳务关系，本案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祁民伟等四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一、一审判决认定祐延召为车辆实际所有人，祐延召与祁向阳存在雇佣关系是正确的。1、车辆转让协议、租赁协议和河南鸿泰物流公司所称的与祐延召结算运费的陈述，均证实了祐延召购买车辆从事营运、雇佣祁向阳驾驶车辆的事实。祐延召仅提供了其与郭胜利之间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郭胜利系祐延召的妻哥，利害关系明显，协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祐延召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并通知祁向阳家属，郭胜利是在事发第二日才和祐延召一起到事故科接受调查，说明涉案车辆由祐延召实际营运。李群杰妻子岳伟勤在事发后所作的证言，证明了祁向阳生前驾驶的涉案车辆车主是祐延召的事实。3、事故认定书只是确定事故成因及驾驶员各方的责任，不具有生效裁判所具有的法律约束力。4、郭胜利作为祐延召的妻哥参与事故处理，并代表祐延召支付赔偿款并不能否认祐延召的雇主身份，可以说是事故发生后祐延召与郭胜利恶意串通的行为。5、祁向阳的通话记录和短信记录证明自2016年2月16日至事故发生期间，祐延召与祁向阳联系频繁，祁向阳与郭胜利一次也没有联系过。祁向阳生前工资也是由祐延召发放，因此祐延召是车主也是雇主，应承担责任。二、祁向阳生前居住地在汝州××××办事处袁庄，该地区已于2002年划入汝州城区，实行城市管理体制，因此一审判决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相关赔偿费用是正确的。三、祁向阳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死亡，给其家属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创伤，依据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祁民伟等四人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郭胜利认可祐延召的上诉意见。祁民伟等四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祐延召、郭胜利赔偿丧葬费等各项损失共计96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20日5时10分许，在登封××国道1462ｋm路段，王可可驾驶无号牌陕汽牌SX3255DN3841型自卸汽车由西向东行至道路左侧，与由东向西祁向阳驾驶的皖Ｌ×××××重型仓栅式货车相撞，致祁向阳和乘坐人李群杰死亡，王可可受伤，两车及皖Ｌ×××××拉载的河南省鸿泰物流有限公司的货物损坏。事故发生后，登封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于2016年5月20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可可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祁向阳不承担事故责任，李群杰不承担事故责任，河南省鸿泰物流有限公司不承担事故责任。尽管该事故认定书认定现车辆所有人为郭胜利，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祁民伟等四人提供了车辆转让协议及车辆租赁合同各一份，证实李群杰于2016年2月1日将事故车辆以7万元转让给祐延召，2016年2月2日祐延召又将车辆出租给李群杰使用，约定李群杰租用祐延召车辆价格为每趟1000元，每月5日前结算一次，租车日期为2016年2月16日起至2017年2月15日止，合同期限为一年等内容。祐延召对该两份证据均予认可，但辩解其于2016年2月2日已将车辆转让给其妻哥郭胜利，并向法庭提供其与郭胜利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一份证实自己的主张。祁民伟等四人提供的祁向阳与祐延召及李群杰通话记录、短信内容等证据证实祁向阳与祐延召自2016年2月16日起至事发之前不间断联系，祁向阳受祐延召的指派工作。祐延召在庭审中称是帮忙发信息联系，鸿泰物流认可运费结算是通过祐延召来办理，至于钱是谁的其不清楚。祁向阳之妻白亚歌当庭称祁向阳生前告知自己，老板是在交通局上班叫祐延召。所有证据均指向事故车辆实际车主为祐延召。而祐延召除提供其与郭胜利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外，没有其他相应证据能证实自己的主张。事故发生后，郭胜利赔偿祁民伟等四人经济损失47000元。另查明，事故责任人王可可于2016年9月27日因交通肇事罪被登封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王可可在事故发生后赔偿祁民伟等四人47000元。祁民伟等四人曾向登封市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后于2016年9月5日撤回，祁民伟等四人明确表示就本案争议选择向雇主索赔。再查明，祁向阳系汝州××××办事处袁庄居民。2015年河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576元/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7154元/年；河南省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2670元/年。本案四名上诉人分别为祁向阳父亲祁民伟、母亲王爱菊、妻子白亚歌、女儿祁某。一审法院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本案祁向阳驾驶皖Ｌ×××××车辆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尽管祐延召否认其是实际车主，但李群杰生前与其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及租赁协议能充分说明其是事故车辆的实际车主，并由此可以认定祁向阳与祐延召形成雇佣关系。故本案的实际车主祐延召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应承担祁向阳死亡的赔偿责任。祐延召提供的其与郭胜利车辆转让协议属孤证且郭胜利是其妻哥，双方存在利害关系，又无其他证据相印证，故对祐延召的辩解不予采信。祁向阳死亡造成祁民伟等四人的损失为：1、丧葬费42670元/年÷2=21335元；2、死亡赔偿金25576元/年×20年=511520元；3、被扶养人祁某生活费17154元/年×17年÷2=145809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每人15000元共60000元。以上共计738664元。扣除郭胜利、王可可已支付的94000元，祐延召应赔偿祁民伟等四人各项损失共计644664元。交通费因祁民伟等四人没有提供票据，故对该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规定，判决：一、祐延召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祁民伟、王爱菊、白亚歌、祁某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644664元。二、驳回祁民伟、王爱菊、白亚歌、祁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400元，由祐延召负担10246元，祁民伟、王爱菊、白亚歌、祁某负担3154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祐延召（甲方）与李群杰（乙方）于2016年2月2日签订的车辆租赁合同约定：“一、乙方所租用甲方车辆价格为1000元/趟（是指把汝州返程拉到郑州，郑州货物拉回汝州），每月5日前结算一次。……三、车辆在租赁期间，所产生的路桥通行费、停车费、保价费、车辆燃油费、修理费均由甲方承担。……六、甲方车辆必须随时听从乙方调派，随叫随到，服务热情周到。……八、甲方在运输乙方货物时，若有车辆或驾驶员的原因造成货损、货丢，由甲方承担全部责任。九、如果在装货时车载空间足，驾驶员拒绝客户装货，每次扣运费300元。……”本院认为，李群杰于2016年2月1日与祐延召签订车辆转让协议，将涉案车辆转让给祐延召，祐延召又于次日与李群杰签订车辆租赁合同，将涉案车辆“租赁”给李群杰经营，祐延召对该事实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从该“车辆租赁合同”约定的条款上看，双方约定租赁期间因车辆或驾驶员的原因导致的损失和车辆自身产生的费用等由甲方祐延召承担，而且结算费用是按照每趟即从汝州到郑州、再从郑州返回汝州的全程进行计费，符合车辆运输合同的交易习惯特征，因此祐延召与李群杰签订的“车辆租赁合同”名为租赁，实为车辆运输合同关系，即由祐延召提供车辆和司机，为李群杰提供运输业务，李群杰向祐延召支付运输费用。结合祁向阳生前在从事雇佣活动期间不间断与祐延召通讯联系，以及河南省鸿泰物流有限公司在一审中所称的运费结算是由祐延召办理等相关事实，可以认定祁向阳受雇于祐延召从事运输业务。因此，祁向阳在雇佣活动中死亡，作为雇主的祐延召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祐延召提供的其与郭胜利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签订于2016年2月2日，也即在祐延召与李群杰签订车辆转让协议之次日所签订，恰好是在其与李群杰签订车辆租赁合同的同一天，如果郭胜利为实际车主和雇主，那么理应由郭胜利与李群杰签订所谓的“车辆租赁合同”，而不应由祐延召来签订，祐延召二审中所辩称其仅作为中间转手人的说法与本案所查明的其与祁向阳不间断通讯联系、与鸿泰物流公司结算运费等相关事实相矛盾。而且祐延召关于为何在与李群杰签订车辆转让合同次日就将涉案车辆转让给郭胜利的解释前后不一，一审中祐延召解释称“车辆转让给其本人收益会高一点，但因其本人是汝州市交通局工作人员，不允许经营汽车运输业务，就将车辆转让给郭胜利”，二审中祐延召称“因本人上着班，没有时间开车，就卖给郭胜利”，而且祐延召又称“郭胜利没有支付能力，如果将车直接卖给郭胜利的话，李群杰不同意，祐延召只是中间转手人”。祐延召一方面称从李群杰处是其本人买车，另一方面又称其仅作为中间转手人；关于卖车给郭胜利一事，祐延召一方面说其在交通局上班，不允许经营运输业务才将车卖给郭胜利，另一方面又称其因上班而没时间开车故将车辆卖给郭胜利。由此可以看出，祐延召关于买车、卖车事实的说法前后相互矛盾，其存在有可以合理怀疑的不实陈述。虽然郭胜利自认其是涉案车辆的实际车主，也自认其是祁向阳的雇主，但其并未提供其向祁向阳发放工资的相关凭证，在祁向阳从事雇佣活动期间也未与祁向阳有过通话，明显不符合常理。基于以上理由，一审判决对祐延召提供的其与郭胜利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关于本案是否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相关费用的问题，因祁向阳系汝州××××办事处袁庄村居民，一审判决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相关赔偿费用，并无不当。关于精神抚慰金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因本案系因祁向阳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死亡引发的纠纷，且祁向阳的亲属以雇主祐延召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祐延召应当承担赔偿精神抚慰金的责任，根据本案实际情况，一审判决其承担60000元精神抚慰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祐延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247元，由上诉人祐延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国锋审判员  朱 晓审判员  李双双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书记员  李晓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