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晋03民终2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勇，男，1974年2月10日出生，汉族，河南省遂平县人，无业，现住河南省。委托代理人杨晋，山西晋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三香正道烟酒茶行,住所地大连路。经营者王海艳，男，1971年10月2日出生，汉族，河南省夏邑县人，现住阳泉市。委托代理人王春雷，山西春雷鑫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平，山西春雷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勇因与上诉人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三香正道烟酒茶行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阳泉市城区人民法院（2017）晋0302民初17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勇的委托代理人杨晋，上诉人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三香正道烟酒茶行经营者王海艳及委托代理人李平、王春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被告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三香正道烟酒茶行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王海艳。2017年8月13日，原告在被告处购买了五粮液酒2箱、茅台酒3箱，总计价款31500元。被告向原告出具发票后，应原告的要求又为原告出具了收据，并在收据上注明酒的生产日期及批号。后原告将被告投诉到阳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阳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接到投诉后，扣押了原告在被告处购买的茅台酒17瓶、五粮液酒11瓶，并将所扣押物品送贵州××公司和四川省××公司进行鉴定。2017年8月18日，四川省××公司出具《鉴定证明书》，其鉴定结论为：“使用RFID检测仪检测24位码显示内容与我公司预设内容不符合，为假冒我公司厂名厂址、标签标识的产品”。2017年8月24日，贵州××公司出具《鉴定证明表》，鉴定结论为“上述产品不是我公司生产包装出品”。“送检数量和留样数量共17瓶（壹拾柒瓶），均不是我公司生产、包装出品”。以上事实，有被告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原告购买酒类的发票、收据和交费凭证、阳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扣押物品清单2份、贵州××公司出具的《鉴定证明表》、四川省××公司出具的《鉴定证明书》以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为证。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根据相关鉴定证明，原告从被告处购买的上述五粮液酒为假冒四川省××公司厂名厂址、标签标识的产品，原告从被告处购买的上述贵州茅台酒不是贵州××公司生产包装出品，被告理应退还原告购买上述酒类的货款31500元。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三香正道烟酒茶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告李勇购买上述酒类的货款31500元。二、驳回原告李勇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送达后，李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上诉理由：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购买的五粮液酒、茅台酒，按照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应属食品，不是普通消费产品，遇到纠纷应首先用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购买酒类产品属于假冒正规厂家的产品，酒生产工艺、配方等推定存在质量安全隐患，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6条食品销售者应当对于食品符合质量标准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一审并无证据证明销售于上诉人的高档白酒符合质量标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既然不能证明白酒质量符合标准，应适用《食品安全法》148条，经营者明知道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而予以销售的，除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款，达到法律对被上诉人的惩戒。退一步讲，原审法院已认定为假冒产品，那么被上诉人作为专营烟酒的商行，对酒类产品真假有辨识能力，以假充真，欺诈上诉人，使上诉人陷于错误认识而购买受到损失，也应适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55条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增加三倍的赔偿余额。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三香正道烟酒茶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上诉理由：2017年8月13日，被上诉人在上诉人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三香正道烟酒茶行处购买了五粮液酒2箱（12瓶）、茅台酒3箱（18瓶），总计价款31500元。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索要发票后，又向上诉人索要了收据，特意要求上诉人在收据上写上批号。后被上诉人以购买到的酒为假酒为由将上诉人投诉到阳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药局接到投诉后，立即到上诉人处将剩余的五粮液和茅台酒扣押，并做了检验，检验结果为上诉人店里的茅台和五粮液均为真酒。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仅凭“相关鉴定证明”认定“原告从被告处购买的五粮液酒、茅台酒为假酒”的事实认定错误，主要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对“原告从被告处所购五粮液和茅台酒为假酒的”的事实认定证据不足，不符合正常生活逻辑，无法排除被上诉人恶意调包真酒的合理怀疑。根据一审庭审过程，被上诉人仅凭一张上诉人书写且看不清批号的收据证明其从上诉人处购买的酒属假酒，明显证据不足：l、被上诉人索要发票以后再次索要收据，又特意要求被上诉人在收据上写批号的做法不合常理。2、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对于其购买数量如此多的酒的具体用途含糊其词、拒绝回答，被上诉人甚至对自己具体买了多少酒都说不清楚。3、被上诉人提供的收据上关于批号的书写乱七八糟，对于生产日期和生产批号不加区分，双方对收据上的批号都无法辨认，无法起到特指哪瓶酒或哪箱酒的证明作用。4、不管是酒瓶还是酒箱，都是用于包装酒的外包装物，而瓶子里的酒才是真正的商品，本案中，被上诉人购买一段时间以后才举报、投诉、送检，被上诉人有足够的时间将真酒调包成假酒。二、关于被上诉人提供的由贵州××公司和四川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被上诉人提供鉴证的酒并非前述两酒类企业的产品的鉴证证明书。该鉴证书只能证明被上诉人提供鉴证的酒不是上述两酒类企业的产品，并不能证明上诉人销售给被上诉人的酒不是上述两酒类企业的产品，两者不具有同一性，被上诉人提供鉴证的酒不一定就是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购买的酒。三、食品安全标准的重点应当在“安全”两字。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上诉人所售产品属不符合食品安全的任何证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系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从本案当中被上诉人购买产品以后不是消费产品而拿去直接鉴证的行为，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并不是为了生活需要而购买产品。我国法律虽然没有明确禁止以巨额赔偿牟利的职业打假行为，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2017年5月19日《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义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已经明确表态不支持职业打假人，更加也不可能支持恶意将真的调包为假的假打假行为。综上，被上诉人并没有完成民法高度盖然性的举证证明标准，无法证明其提供鉴证的假酒是从上诉人处所购买，—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撤销山西省阳泉市城区人民法院(2017)晋0302民初1784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经二审查明，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本案上诉人李勇于2017年8月17日委托张某到阳泉市食品药品稽查队，投诉举报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三香正道烟酒茶行销售茅台、五粮液假酒。2017年8月18日张某接受询问调查称，“……今天带过来11瓶五粮液。”阳泉市食品药品稽查队当日在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三香正道烟酒茶行，现场检查发现，举报人提供的收据第一联原件、增值税发票（五粮液）原件，以及尚未出售五粮液酒三箱，茅台酒两箱。经五粮液打假办人员鉴定为真酒。并经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三香正道烟酒茶行王海艳确认2017年8月13日向顾客销售过两箱五粮液、三箱茅台且收据是其所写。当日五粮液集团公司出具鉴定证明书结论为假冒产品。阳泉市食品药品稽查队于2017年8月25日扣押张某投诉提供的10瓶五粮液，于2017年8月24日扣押了张某投诉提供的17瓶茅台，当日贵州××公司出具鉴定证明表，结论为不是该公司生产包装出品。又查明，阳泉市食品药品稽查队因与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三香正道烟酒茶行核实和举报人提供的发票收据均一致，故未对举报人送检的酒品与销售者核对，18日当天五粮液酒厂就出具了鉴定书，24日茅台酒厂对举报人提供的鉴材进行鉴定，均为假冒产品，非本厂出品。销售者王海艳未到厂。经委托普尼公司进行质量鉴定，符合安全标准。本院认为，二上诉人争议焦点主要是所提供鉴定的检材，是否是李勇在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三香正道烟酒茶行处购买的酒品。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李勇委托张某投诉举报及阳泉市食品药品稽查队对其询问调查笔录、发票收据、现场检查记录、鉴定结论、扣押酒品数量时间，仅能证明李勇在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三香正道烟酒茶行于2017年8月13日购买有两箱五粮液，三箱茅台酒的事实。送鉴酒品未经销售者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三香正道烟酒茶行进行确认，不能证明送鉴酒品为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三香正道烟酒茶行所售。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三香正道烟酒茶行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阳泉市城区人民法院（2017）晋0302民初178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李勇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8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88元，均由李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永生审判员  张瑞文审判员  张敏芳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王雪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