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02民终28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岗。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录，山东畅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毓敏，山东畅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城阳恒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清宣，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立东，山东森嵘（城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清峰，山东森嵘（城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纯雨。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建舸。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同彧。上诉人张岗因与被上诉人青岛城阳恒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升公司）、被上诉人孙纯雨、被上诉人赵建舸、被上诉人刘同彧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6）鲁0214民初5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录、高毓敏，被上诉人恒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立东、刘清峰，被上诉人孙纯雨，被上诉人刘同彧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赵建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1.事实认定和责任承担是两回事，从法律上讲，应该由恒升公司来承担租赁费支付及租赁物的返还责任，孙纯雨、赵建舸、刘同彧表面上是代表赵思雨签收租赁物，但由于赵思雨是代表恒升公司的职务行为，所以孙纯雨、赵建舸、刘同彧也是协助赵思雨履行其职务行为的行为，将孙纯雨、赵建舸、刘同彧列为被告也就是起到一个协助法庭查明基本事实的作用，并不是真正要求其承担一定的责任，关于本案租赁物的数量、价格、返还的数量是基础事实，需要孙纯雨、赵建舸、刘同彧来协助法庭查明，一旦查明以后赵思雨是否是职务行为应由法院来依法判断。2.一审审理程序严重违法，起诉时间为2016年1月20日，本案没有公告也没有评估、鉴定，在2017年11月2日才最终作出了判决。作出的判决对于上诉人所举证据一概不予采信，对于恒升公司所举同类性质的证据完全采信，上诉人有理由相信一审法院采取了枉法行为。被上诉人恒升公司辩称，1.赵思雨的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2.上诉人主张的租赁费金额证据不足，债权转让通知中载明债权转让的金额为60610.54元，而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为203515.88元，大大超过了《债权转让通知书》中的金额。且单据中有大量的单方涂改，不能客观反映事实，没有任何签字的不应认定为赵思雨已经收到货物。3.上诉人主张的租赁费已过14年之久，已经超过诉讼时效。4.上诉人要求返还模板135.24平方米的诉讼请求不明确。被上诉人孙纯雨辩称，应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被上诉人刘同彧辩称，不应支持上诉人的上诉。张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恒升公司、孙纯雨、赵建舸、刘同彧支付张岗租赁费203515.88元及利息35002.6元，共计238518.5元；2、恒升公司、孙纯雨、赵建舸、刘同彧返还模板135.24平方米及U型卡6312个；3、诉讼费由恒升公司、孙纯雨、赵建舸、刘同彧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青岛雨润门窗厂成立于2003年7月24日，系田洪雨个人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该门窗厂于2006年12月21日注销登记。二、张岗提交的《建筑施工物资租赁合同》载明：出租方为田洪雨，承租方为赵思雨，租赁期限自2003年12月。该租赁合同落款处出租方盖有“青岛雨润门窗厂合同专用章”，承租方签有“赵思雨”。对于张岗提交的送货单和出库单，其承租方或顾客处均载明为“赵思雨”，部分货单中的提货人处无任何人签字，部分送货单中的提货人处显示有“赵思雨”三个字，部分送货单中有孙纯雨或赵建舸或刘同彧的签字，部分送货单所载内容模糊不清，其中每一份单据中均存在用不同颜色的笔书写的现象、存在添加内容的现象。张岗并未提交青岛雨润门窗厂与赵思雨就租赁事宜进行结算的证据。三、张岗提交的《债权转让协议书》载明：转让人为田洪雨（甲方），受让人为张岗（乙方）。该转让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甲方将对赵思雨、恒升公司、孙纯雨、赵建舸、刘同彧享有的建筑材料租赁费的债权、全部利息及未返还的部分模板和U型卡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该转让协议书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12月10日。张岗提交的《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青岛城阳恒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根据我与张岗在2015年12月10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你2002年至2004年期间所欠青岛雨润门窗厂的租赁款60610.54元债务以及至今的全部利息，和剩余未返还的模板及U型卡，于2015年12月10日起转给张岗，请你将该笔欠款支付给张岗，并将剩余未返还的模板及U型卡一并返还给张岗。特此通知。通知人：田洪雨2015年12月10日。”四、2003年1月1日，赵思雨挂靠恒升公司承包建筑工程。2003年12月，赵思雨又挂靠青岛福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包工程。五、经一审法院释明，张岗拒不追加赵思雨为本案被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焦点为恒升公司、孙纯雨、赵建舸、刘同彧是否是涉案租赁合同的承租方以及张岗所主张的租赁费金额是否属实。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张岗主张，案外人赵思雨代表恒升公司与青岛雨润门窗厂签订了涉案租赁合同，但张岗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案外人赵思雨有权代表恒升公司签订涉案租赁合同。案外人赵思雨虽然挂靠恒升公司承包工程，但赵思雨以个人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其后果不应由恒升公司承担。张岗提交的证据显示案外人赵思雨是以自己的名义签订租赁合同，并非以恒升公司名义签订的租赁合同，而送货单上显示承租人亦是赵思雨，故赵思雨的行为对恒升公司亦并不构成表见代理。张岗亦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孙纯雨、赵建舸、刘同彧系涉案租赁合同的承租方。张岗提交的送货单显示承租方为赵思雨，部分送货单中的收货人处虽有孙纯雨、赵建舸、刘同彧的签字，但从常理和交易习惯上来看，孙纯雨、赵建舸、刘同彧的签字行为应系代赵思雨收货，不能因其签收货物而认定为租赁合同的承租方。故，一审法院对张岗关于恒升公司、孙纯雨、赵建舸、刘同彧系涉案租赁合同承租方的主张依法不予采纳。另，张岗提交的送货单和出库单存在重大瑕疵，不能充分证明所产生租赁费的具体金额。因此，张岗主张因涉案租赁合同产生租赁费203515.88元，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依法亦不予采纳。综上，张岗的诉讼请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78元，由张岗负担。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提交赵思雨向原债权人出示的恒升公司《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管理目标责任书》，该责任书中明确注明是城阳古镇医院附属工程，且是第二施工处承担，该责任书落款处加盖了恒升公司公章以及恒升公司第二工程处的公章，第二工程处公章上面有赵思雨签名，该责任书出具时间是2002年10月13日。上诉人主张该证据未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原因是原代理人将2002年误认为2012年，如果是2012年，那么该材料就失去了证明效力。被上诉人恒升公司质证称，1.该证据已经超过了举证期限，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不应予以采纳；2.该证据真实性需要庭后落实；3.该责任书的期限是2002年10月22日始至2002年11月5日止，上诉人称是在签订租赁合同时赵思雨出具，而涉案租赁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03年12月，该证据恰恰说明上诉人不是善意第三人。被上诉人孙纯雨质证称，与其无关。被上诉人刘同彧质证称，与其无关。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毓敏律师向本院申请调查令至青岛市城阳区城市规划建设局调查恒升公司与青岛城阳古镇正骨医院签订的建筑施工相关协议文件。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毓敏持调查令调取了恒升公司与青岛城阳古镇正骨医院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及竣工验收备案表。上诉人主张竣工验收备案表第二页竣工验收意见的施工单位意见中被上诉人恒升公司加盖公章、赵思雨签字，赵思雨的签字行为系代表恒升公司的职务行为，本案租赁费给付责任应由恒升公司承担。恒升公司质证称，对调取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赵思雨系2002年挂靠在恒升公司，古镇医院的项目是赵思雨挂靠施工的，且上诉人在庭审中承认在本案业务之前与赵思雨个人发生过租赁业务关系、系向赵思雨个人主张款项，因此被上诉人恒升公司不应承担本案的给付责任。且涉案送货单有2003年及2004年的，但是竣工验收备案表记载的竣工验收时间是2002年12月30日，即使赵思雨主张送货单的租赁物系古镇医院项目租赁，2002年12月30日竣工后产生的租赁物与古镇医院项目无关、与恒升公司无关。租赁合同及送货单、销货单注明的承租人系赵思雨个人，无恒升公司字样，因此赵思雨是以个人名义而非以恒升公司名义租赁物料，总之被上诉人恒升公司不应承担给付责任。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明效力将结合其他查明事实予以综合分析。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恒升公司是否为涉案租赁合同的相对方。本院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从合同所载明的内容来看：上诉人提交的《建筑施工物资租赁合同》载明的承租方系“赵思雨”个人。从订立租赁合同时各方的意思表示来看：①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赵思雨在租赁涉案物料时已得到恒升公司的授权。②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恒升公司的《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管理目标责任书》，上诉人称该责任书系在签订合同时赵思雨出具可以证明赵思雨系履行恒升公司的职务行为，但该责任书的期限为2002年10月22日始至2002年11月5日止，而涉案租赁合同签订时间是2003年12月，且该责任书中并无授权赵思雨以恒升公司名义对外发生租赁业务的内容，因此依据该目标责任书并不能认定赵思雨在签订涉案租赁合同时取得恒升公司的授权、亦不能证明赵思雨签订本案租赁合同系代表恒升公司的职务行为。③同理，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落款日为2003年1月1日的《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质量检查、工程进度及财务制度管理责任书》也不能证明赵思雨在签订涉案租赁合同时取得恒升公司的授权、亦不能证明赵思雨系代表恒升公司的职务行为。④上诉人在一审还提交崂山法院有关认定赵思雨系挂靠恒升公司施工的判决书，但该些判决书均在本案租赁合同签订之后，涉案租赁合同在签订时并无该些判决书，出租方不可能依据该些判决来认定赵思雨签订涉案租赁合同系代表恒升公司。综上，上诉人主张赵思雨系代表恒升公司的职务行为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从合同的履行来看：就收货事实而言，①上诉人提交的《送货单》所载明的顾客、《销货清单》所载明的要货单位，以及《销货出库单》载明的承租方均为赵思雨；②作为运输租赁物料的刘同彧在二审中并不确认其运送的物料系送到了恒升公司承建的工地上；③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涉案租赁物料系由恒升公司授权和指定的人员收取。综上，本院并不能确认上诉人所提交的单据中记载的租赁物系用于恒升公司所承建的工地上。就付款事实而言，上诉人无证据证明恒升公司向出租方支付过租赁费；上诉人认可在之前的租赁业务中由赵思雨个人支付租赁费。综上，依据上诉人目前提交的证据，本院并不能确认恒升公司系涉案合同的承租方、不能确定赵思雨系代表恒升公司履行职务行为。需要指出的是，合同相对性原则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合同一方可以基于合同向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而不能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也不能擅自为第三人设定合同上的义务。出租方在订立合同时，应尽审慎的注意义务，核查并确认合同的相对方究竟是谁，作为商事主体若不尽审慎的注意义务则会承担因未尽审慎注意义务而产生的不利后果。债权受让人在受让债权时亦应尽审慎义务并正确行使诉讼权利，本案所涉《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上诉人2015年12月10日受让的债权为“租赁款60610.54元以及至今的全部利息”，而张岗在2015年起诉时的诉请为“租赁费203515.88元及利息35002.6元共计238518.5元”，据此作为债权受让人的张岗本案诉请的租赁费与其受让的债权租赁费存在明显的差异。在本案租赁合同所记载的承租方为赵思雨的情况下，赵思雨是查清本案事实（赵思雨是否个人租赁、实际产生的租赁费金额、租赁物是否已归还）之关键，但经一审法院释明，作为债权受让人的上诉人张岗拒不追加赵思雨为本案被告，上诉人应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虽然上诉人在二审中又要求追加赵思雨为本案当事人并要求发回重审，但上诉人在二审中要求追加当事人显然不妥，本院不予支持。另，上诉人二审提交的恒升公司与青岛城阳古镇正骨医院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及竣工验收备案表，仅可以证明赵思雨是被上诉人恒升公司承建的古镇医院项目的项目负责人。本案中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恒升公司对其提交的2002-2004年单据中的租赁物承担付款责任，但是依据上诉人自己提交的竣工验收备案表青岛城阳古镇正骨医院项目于2002年12月30日已验收合格，上诉人并不能证明其提交的2003年、2004年度的单据所涉租赁物系用于恒升公司所承建的工地上，故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合分析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以及各方的主张，在涉案租赁合同、送货单、销货清单所记载的承租人均为赵思雨而非恒升公司，且张岗在一审未将赵思雨列为当事人的情况下，上诉人主张恒升公司应承担作为承租方的付款责任，不仅要证明赵思雨与恒升公司之间的关系、还要证明其所主张的租赁物料系用于恒升公司的工地上。然而上诉人提交的部分单据系古镇正骨医院项目验收合格之后产生、刘同彧作为运输物料方在二审中不确认其运送的物料系送到了恒升公司承建的工地上，据此依据上诉人目前所提交的证据，本院不能确认上诉人所提交的单据中所记载的租赁物用于恒升公司所承建的工地上。上诉人亦无证据证明赵思雨有权代表恒升公司或恒升公司以履行合同的方式进行追认，故本院对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恒升公司承担给付租赁费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及的审限问题，本案一审审理时间确实较长，存在程序瑕疵，但并未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且未对案件的事实审查造成影响，故对于上诉人张岗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岗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78元，由上诉人张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栾桂玲审判员  唐明光审判员  卞冬冬二〇一八年五月七日书记员  费晓宇书记员  隋欣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