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合民一终字第0097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某。
委托代理人：方志武，安徽百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罗青，安徽百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某。
委托代理人：张宇平，安徽皖国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某因与被上诉人唐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2014）肥西民一初字第025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某原审诉称：余某、唐某与陈轩奎合伙承接合肥禹州华侨城二期高层项目土方工程，2011年5月30日余某从发包方单独领取工程款400000元，唐某称后续工程需要继续投入，就从中调取300000元，余某当天通过徽商银行转账给付。工程结束后，因利益分配问题，唐某将余某及陈轩奎等人起诉至法院，要求合伙清算，经审理，肥西法院作出（2012）肥西民一初字第000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后三人均不服并提起上诉，后合肥中院撤销原判并发回重审。2013年12月6日肥西法院作出（2013）肥西民一初字第019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后唐某及陈轩奎、第三人余明弟均不服上诉，后合肥市中院作出（2014）合民一终字第01186号民事判决书裁结此纠纷。在合伙清算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由于唐某的不配合，至今无法确认余某转账支付的300000元是否用于工程支出，两审判决实际上均未认定这一事实，因此该款项被唐某私自占有，应属不当得利。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唐某收取余某300000元属于不当得利，应当立即返回余某；2、唐某按同期存款利率（三年期年利率5%）支付利息至款清之日止；3、唐某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
唐某原审辩称：余某诉称并不属实，余某系偿还唐某借款，不存在不当得利，如果确如余某所称，则不可能这么长时间不主张权利，故请求驳回余某的诉请。
原审查明：2011年1月16日，唐某、余某、陈轩奎三人合伙承包合肥禹州华侨城二期高层的土方工程，三人未签订合伙协议，亦未约定合同投资及利润分配。在施工过程中，余某于5月30日将从发包方处结取的400000元工程款中的300000元通过徽商银行转账支付给唐某。工程完工后，三人于同年7月26日与发包方结算，并形成《工程结算单》。因利润分配问题，唐某于2011年12月19日以合伙协议纠纷为由诉至法院要求清算，肥西法院追加余明弟为该案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并于2012年10月20日作出（2012）肥西民一初字第00006号民事判决书，唐某、余某、陈轩奎三人均不服并提起上诉，合肥市中院撤销原判并发回重审。2013年12月6日肥西法院作出（2013）肥西民一初字第01993号民事判决书，唐某、陈轩奎、余明弟不服提起上诉，合肥市中院于2014年8月6日作出（2014）合民一终字第01186号民事判决书裁结此案。在该案原一审时，余某未主张将涉案300000元纳入合伙协议纠纷一并清算。在该案重审一审时，余某虽在庭审中提出将此款纳入唐某的利润分成款中清算，但因在举证期限后提交证据材料，故一审判决以不属于新证据及合伙人之间经济往来含混且数额较大为由未采信。重审二审时因余某未上诉，故二审法院也未采信，而两审判决均将此款作为余某的利润分成款。
原审认为：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成立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即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不当得利之债作为民法所确立的制度之一，其固有功能是调整失衡的财产关系。就本案而言，在唐某起诉的合伙纠纷一案的原一审中余某未主张此款，在该案重审一审中因超期举证且不属于新证据，而致一审法院未采信其主张，且因未行使上诉权利，亦致重审二审法院也未采信；也即因余某未积极主张权利而形成本诉，但当事人不积极主张权利不能成为不当得利请求权成立的基础。不当得利之债与其他民事法律制度是并行关系，不能凌驾于其他民事法律制度之上。从查明的案情可知，在合伙协议纠纷中，余某主张将涉案款项纳入此纠纷予以处理，其主张的基础性法律关系是合伙关系，只是在合伙协议纠纷中未采信其主张，其才以不当得利纠纷提起诉讼，这显然是一种诉讼策略的考量，意图追求其主观上的公平，却逾越了其他民事法律制度。在诉状中余某陈述“系唐某称后续工程需要继续投入，就从中调取了300000元”，而在庭审中陈述“唐某在外面借款投资用在工程上，他拿这个钱还给别人”，显然余某关于原因的陈述前后不一致，加之在经营合伙体过程中合伙人之间经济往来含混且数额较大，这足以令人对汇款原因产生合理怀疑，而排除合理怀疑是形成自由心证的必然要求，如这种合理怀疑不能排除，则对请求权人而言，意味其证明责任的欠缺。由上分析可知，余某不当得利请求权不成立，其诉求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余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75元，由余某负担。
余某上诉称：1、原判认定事实错误：余某与唐某等三人一起合伙做土方工程。2011年5月30日，余某领取工程款400000元，于当天通过徽商银行转给唐某300000元，这一事实双方没有异议。余某认为，既然给了唐某300000元，但法院审理合伙清算时没有认定为合伙的费用，那就是唐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一审认为余某在第一次诉讼时没有提出，后来虽然提供了银行转账凭据，但超过了举证期限，一审判决后又没有上诉，系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而且陈述前后不一，故从所谓自由心证理论推断诉请不能成立，这是完全错误的认定。事实上，余某第一次诉讼时提出的支出总额就包括该笔费用，但有500000余元没有得到唐某的认可，余某后来被迫为其中的费用单独举证，虽然一审判决没有认可，判决后余某也没有上诉，但是余某一直在主张这笔费用包括二审，始终没有放弃，不存在怠于行使权利的问题。另外，余某当时将钱转给唐某是基于唐某所说的工程所需，故余某在法院审理合伙清算时一直不停地主张，但合伙人包括唐某均不予认可，这才是合伙清算案没有认定这笔费用的根本原因。事后得知，唐某不认可的原因是他将此款用于偿还借款及利息，而他以前的借款200000元是用于合伙投资（这个事实是后来二审认定的事实），因此，余某在得知真相后，在判决不能按合伙投入计算的情况下，向唐某主张不当得利，理所当然，不存在前后陈述不一的问题。综上，该款在合伙清算时没有计入合伙费用是因为唐某及其他合伙人不认可该款用于合伙工程，而不是余某怠于行使诉权导致丧失权利。2、原审适用法律原理的推理和分析也存在明显的错误：原审认为按照不当得利理论判断，余某转款给唐某是合伙纠纷，只是在合伙纠纷中败诉，才改为不当得利之诉，这只是一个诉讼策略，不属于不当得利的情形。余某对此不能接受，按照不当得利理论，唐某没有合法理由占有余某的钱款或因余某的错误认识获得钱款，均属不当得利，本案中，余某转款给唐某是基于一个错误认识，就是合伙工程所需，但实际上，唐某隐瞒真相，将该款用于其他用途，导致余某在合伙清算时没法计入，这笔款项不是在计入合伙投入后败诉驳回，而是放在一边另行计算和主张，对于唐某来说，这显然是不当得利。故原判适用法律原理的推理和分析是明显错误的。3、原判不审查唐某的说法明显错误：唐某说这300000元是余某借他的钱，后来还的，但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有一个事实是，他自己用于合伙入股的200000元还是从别人处借的，这一事实有二审判决认定，那么他从何处拿来的钱借给余某。唐某的说法根本逻辑不通，不能自圆其说。原判根本不去审查唐某的矛盾陈述，却专门论断余某的问题，令人难以接受。综上所述，余某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明显错误，适用法律原理分析也是主管臆断，余某对此坚决不服并因此上诉，恳请二审人民法院秉公审理，依法判决：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要求唐某立即返还不当得利款300000元并按银行利率支付利息至款清之日止（暂计50000元）；3、唐某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唐某二审辩称：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对上诉人余某转给被上诉人唐某300000元的事实，不持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唐某收到该款项是否属于“不当得利”。
余某称：“涉案300000元发生于余某、唐某、陈轩奎三人合伙承包合肥禹州华侨城二期高层的土方工程期间，款项系余某自合伙工程的发包方取得的工程款，且基于三人的合伙关系而转给唐某用于合伙事务”。唐某称：“余某曾基于合伙事务需要向他人付款，遂向唐某借款，唐某从他人处拆借了300000元为余某付款。后余某将从工程发包方取得的工程款300000元转给唐某用于偿还拆借资金。”从双方的陈述可以看出，涉案的转款行为系基于三人的合伙关系而发生，余某对行为本身及行为目的是明知的，唐某亦是基于合伙关系而收到涉案款项。由于“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没有“合法依据”而取得不当利益，因此，余某以“不当得利”主张涉案款项不能成立，原判未予认定，并无不当。余某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上诉人余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洁
审判员 钱岚
审判员 程镜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日
书记员 崔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