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连民终字第016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兴超。
委托代理人杨步高，连云港市海州区云台林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灌云百瑞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作贤，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董运弟、蒙丹梅，江苏董运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辰旭医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春波，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孙燕波，公司法律顾问。
第三人灌云县卫生局（现灌云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王安线，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高加力，该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杜兴超因与被上诉人灌云百瑞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瑞公司）、江苏辰旭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辰旭公司）、第三人灌云县卫生局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灌云县人民法院（2014）灌民初字第0007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杜兴超及其委托代理人杨步高、被上诉人百瑞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董运弟、蒙丹梅、被上诉人辰旭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孙燕波、第三人灌云县卫生局的委托代理人高加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1、2007年5月29日杜兴超被任命为原连云港市灌云医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9年1月，经灌云县人民政府批准，原灌云县医药公司进行改制，经连云港市中瑞华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截止2009年3月31日，灌云医药公司资产总值5026.59万元，负债3274.86万元，净资产1751.73万元。2010年11月24日，第三人灌云县卫生局与连云港同益置业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灌云县卫生局作为连云港市灌云医药有限公司的主管单位，将连云港市灌云医药有限公司100%股权以人民币1770万元转让给连云港同益置业有限公司。其中连云港市灌云医药有限公司账面上欠杜兴超106.8万元。
2、2012年7月12日，杜兴超与原连云港市灌云医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郑作贤双方进行结算，郑作贤应付杜兴超137.88万元，杜兴超应付郑作贤142.1万元，总计杜兴超应付郑作贤4.22万元。同日郑作贤支付杜兴超137.8万元，同时约定在此之前的所有往来的收、借、欠条同时作废。该结算明细中包含连云港市灌云医药有限公司账面上欠杜兴超的106.8万元。
3、2014年6月18日，连云港市灌云医药有限公司发出分立公告，分立为灌云百瑞购物广场有限公司，连云港市灌云医药有限公司继续存续，公司的债务由分立后的各家公司共同承担。2014年9月22日连云港市灌云医药有限公司更名为江苏辰旭医药有限公司。
4、2008年8月，杜兴超承包原连云港市灌云医药有限公司下属同益大药房，在原连云港市灌云医药有限公司改制过程中，第三人称曾经为杜兴超所在的同益大药房垫付过职工医疗、养老保险金。2011年5月6日，第三人灌云县卫生局向原连云港市灌云医药有限公司下达公函，因杜兴超欠缴职工医疗保险金、养老保险金，要求暂停与杜兴超结算有关账款。
杜兴超举证的1、2008年收据一张、收条一张主张百瑞公司和辰旭公司给付其借款295000元，两公司予以否认，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杜兴超所举收据、收条均加盖了原连云港市医药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账面财务已经结算完毕，且该二份证据上并无注明借款、或代替借条字样，不能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对此二项证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杜兴超举证的2、由原连云港市灌云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军签字认可的报销发票90本，原审法院认为，李军签字的报销发票未注明具体数额和时间，只写“核后报”三个字，而杜兴超未按照要求将其发票交公司财务核实，对此证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杜兴超所举借款明细一份，系其单方制作，且百瑞公司和辰旭公司否认，虽然加盖公司印章，但因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无法证明其与两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杜兴超举证的称是郭贤刚认可报销的为公司垫付款的发票60本，因其未计入原连云港市灌云医药有限公司账务，且百瑞公司和辰旭公司否认，无法证明是杜兴超为两公司的垫付款，对此证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郭贤刚的证明复印件一份，因其系复印件，且郭贤刚本人未到庭作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百瑞公司和辰旭公司举证托管协议书、书面通知、授权委托书、账簿4页、几张凭证，因均系复印件，且杜兴超不予认可，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杜兴超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其作为原连云港市灌云医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在其公司改制要求债权人申报债权期间未将本案涉及债务进行申报，且涉及金额达200多万元，不符合常理。在2012年7月12日当事人的结账明细中，双方已经结算完毕，并明确约定双方在此之前的所有往来的收、借、欠条同时作废，在此结账明细中双方并未提及本案涉及的款项。故杜兴超要求百瑞公司和辰旭公司支付应付杜兴超为其代垫、代付的各种费用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杜兴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760元，由杜兴超负担。
杜兴超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对以下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将连云港市灌云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灌云医药公司）股权转让行为认定为企业改制，显属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两被上诉人系原灌云医药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连云港同益置业有限公司后，分立的两个独立法人。一审法院无视此事实，沿用两被上诉人和第三人的错误观点，将原灌云医药公司股权转让行为，认定为企业改制行为，既无法律依据，又与该院及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2014）连商终字第486号民事判决的结论相矛盾。
2、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在灌云医药公司改制期间，未按规定期限申报涉案债权的事实认定错误。（1）灌云医药公司将其100%的股权转让给连云港同益置业有限公司后，但其作为独立法人的主体身份一直存在并没改变，且原灌云医药公司的全部资产均归受让后的灌云医药公司所有，而现行法律、法规并无明确规定，强制要求企业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债权人必须向公司申报相关债权，相反却有股权转让并不影响企业对债权债务的承担的相关规定。据此，在灌云医药公司股权转让过程中，连云港中瑞华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连瑞华评报字（2009）第012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及连云港市华衡联合会计事务所的连衡专审（2009）第116号《审计报告》中，有无记载本案所涉债权、上诉人杜兴超有无在其“公告”期内向第三人县卫生局或灌云医药公司申报本案所涉债权，均不影响灌云医药公司及其分立后的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杜兴超诉求的涉案债权承担民事责任；（2）另一方面，两被上诉人所举证的连云港中瑞华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连瑞华评报字（2009）第012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及连云港市华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连衡专审（2009）第116号《审计报告》均是以2009年3月31日为基准日，而灌云医药公司股权转让却是在2010年11月2日，之间相差近两年时间，此证据恰恰证明其账务登记的不完整性，因此该举证不含有上诉人杜兴超主张的各项费用显属被上诉人过错造成，根本不能达到其抗辩的目的；（3）最后，两被上诉人所举证的2010年4月28日，灌云医药公司改制领导小组曾在灌云医药公司院内张贴的《公告》，其内容为：要求在公告颁布前与医药公司签订产权转让合同、房屋租赁协议、承包合同的单位、个人于2010年5月6日到公司登记核查。由此可见，上诉人杜兴超主张的债权并不在其“公告”登记核查范围，且灌云医药公司实施的是股权转让，而不是企业的整体出售，故该“公告”不仅对上诉人无约束力，不能达到其抗辩的目的，且两位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又没能提供证明原件及能证明其已张贴公告的相关证据，一审法院在对此事实也未予评判的情况下便作出上述认定，显然不能成立。
3、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与郑作贤（股权转让后的灌云医药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2年7月12日签订的《结账明细》为依据，作出关于上诉人与两位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全部结算完毕的事实认定也是错误的。（1）上诉人杜兴超与郑作贤结算的账目共有七项，除第三项灌云医药公司账目显示所欠上诉人106.8万元是原灌云医药公司股权转让前的债务，其他六项均是灌云医药公司股权转让后，郑作贤任职董事长期间与上诉人个人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上述七项结算的账目明细及金额均非常明确，与上诉人杜兴超在本案中主张的各项诉求并无交集或重复；（2）而上诉人杜兴超在本案中主张的债权是郑作贤任职前，灌云医药公司在江苏海宏制药有限公司托管期间，应相关托管负责人要求，为灌云医药公司代垫、代付的且未在灌云医药公司账面上显示的债权；（3）由此可见，即使上诉人杜兴超在与郑作贤针对特定的七项账目结算后，又应郑作贤要求，向其出具双方已结算完毕，并明确约定双方在此之前的所有往来的收、借、欠条同时作废的说明。但该说明仅是针对2012年7月12日结算的七项账务，并不涵盖本案所涉债权。（4）况且，两位被上诉人虽对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的债权以种种理由未予认可，但对上诉人主张的事实却未予正面回应，一审法院对垫付事实、事由及对应发票和金额未予调查核实，便作出不予采信的认定，显然错误。
4、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所举证的灌云医药公司于2008年出具的29.5万元收条、收据的有关事实认定错误。（1）两位被上诉人的前身是国有医药公司，财务制度健全，如上诉人未交其现金和报销凭证，灌云医药公司财务人员是不会出具相关收条、收据并加盖财务专用章的。（2）在庭审中，两位被上诉人虽向法庭出示了上诉人在灌云医药公司账务上显示的债权106.8万元的证据，但未出示其所欠债务的具体明细，无法证明上诉人在本案主张的29.5万元在这106.8万元之内。（3）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的是返还不当得利。在这两张收据、收条中，一张为灌云医药公司已收上诉人的17.5万元的报销凭据，该凭据如在账面显示的106.8万元之内，或已支付给上诉人，灌云医药公司财务应有相关凭证。而另一张是灌云医药公司收到交财务12万元的收条，该收条上虽未注明系借款或代替借条字样，但灌云医药公司如不承认欠上诉人这笔12万元债务，那么灌云医药公司应举证其收到的12万元是上诉人杜兴超偿还其欠单位的债务，而灌云医药公司账面上并未显示上诉人对单位有这笔债务，反而显示还欠上诉人106.8万元债务，据此，一审法院理应按照案由认定灌云医药公司收到12万元系其不当得利，依法应予返还，而不应对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进行认定。
5、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所举证的由原灌云医药公司总经理李军签字认可的各项费用报销凭据90份不予采信的理由不成立。（1）原灌云医药公司总经理李军在核批上诉人的各项报销费用凭据时并无固定模式，且有无注明金额和时间是核批人李军的事，与上诉人无关，无论李军是否核准金额，财务上均要进行二次审核，以票据金额为准。（2）在总经理李军审批后，上诉人已将此90份报销费用凭据送财务入账，但财务人员按相关领导要求又将此凭据退还给上诉人，并非上诉人未按规定将90份报销费用凭据交公司财务核实，而是灌云医药公司退回不接收。
6、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所举借款明细一份不予认定的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所举证的《借款明细》有原总经理签字同意入账，且加盖公章，而一审法院却以该证据系单方制作而不予认定，显属错误。
7、一审法院对后任原灌云医药公司总经理郭贤刚认可报销的垫付款60份发票不予采信理由不能成立。（1）郭贤刚认可报销的费用，均系上诉人为灌云医药公司垫付的换发《药品经营许可证》、《GSP证书》时所垫付的费用，其中包括购买冷藏车、空调、温湿度记录仪、RF系统、认证费、招待费、车辆过桥过路费、油费、住宿费等，上诉人垫资购买的上述车辆、空调等物品均被股权受让后的灌云医药公司全部接受和使用，有关发票现保留在上诉人手中，并已提交一审法院。（2）上诉人在起诉时向一审法院递交的郭贤刚手写的《证明》虽是复印件，但在庭审质证期间，上诉人已向法庭出示了郭贤刚手写的《证明》原件，且郭贤刚手写的《证明》内容，就是证明在其任灌云医药公司总经理职务期间，是其要求上诉人办理上述事项并垫付有关费用的事实。（3）一审法院无视上诉人陈述的事实和提供的相关证据，却未尽职责对相应事实和核批的发票进行核对，仅偏听偏信两位被上诉人单方谎言，以两位被上诉人否认为由，作出对互相印证的60份票据和郭贤刚出具的《证明》不予采信的错误认定。
二、导致上诉人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债权未能上公司账或未结算的原因。1、在灌云医药公司股权转让前，一是公司根本无钱结算，已约5年时间没有发放工资，公司财务人员也没正常上班；二是当时法定代表人高加力与江苏海宏制药有限公司委派到公司任职的李军等人之间存在矛盾，有关票据虽经签字，但高加力阻止会计入账；三是公司股权转让后，郑作贤声称县卫生局与其有约定，股权转让金以外的债务由县卫生局承担，与其无关，他只同意并支付账面显示的债务，故也不接受本案主张债权的票据，因而导致未能及时入账；
2、正如两位被上诉人举证证明的情况：在灌云医药公司股权转让后，又因第三人县卫生局以杜兴超欠缴职工“两金”为由，于2011年5月6日向灌云医药公司下达公函，要求其暂停与上诉人杜兴超结算有关账款。
三、上诉人杜兴超在本案中主张的债权，是灌云医药公司账面显示所欠金额之外，由其为公司另外又代垫代付的费用，两位被上诉人对此承担支付责任。1、上诉人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债权，均是其在公司任职期间，应托管领导要求代垫、代付的公司费用、人员工资、欠款、购物款及罚款等。这些费用不仅客观存在，空调、货车等物品至今还在公司使用，有关凭证原件仍保留在上诉人手中；
2、上诉人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债权，其对应的票据或凭证均经托管领导签字认可或书面证明，且相关费用均不在灌云医药公司账目显示的债务之内，也不在上诉人与郑作贤双方结算的七项账目明细之内。该费用均是灌云医药公司应付的费用，上诉人无义务为其承担支付上述费用。据此，股权转让前后的灌云医药公司拒不支付该费用，属不当得利，依法应承担返还义务；
3、上诉人杜兴超身为灌云医药公司股权转让前的副总经理，考虑到公司存在的经济困难，在公司无能力支付其代垫代付款项的实际情况下，未采取诉讼等法律手段并无不当之处，且也符合人之常情；更何况，灌云医药公司股权转让后，其法定代表人郑作贤还委托上诉人处理公司诸多事务，并陆续结清账目显示106.8万元债务及其后发生的经济往来账目。
上诉人之所以走法律途径解决此事，原因在于两位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相互推诿责任。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灌云县人民法院（2014）灌民初字第00757号民事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各项诉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两被上诉人全部承担。
被上诉人百瑞公司辩称：1、在本案中，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受委托为原医药公司垫付费用事实，持有票据不代表实际垫付相应费用。上诉人无任何真实的证据证明其受委托垫付，而且无证据证明是因原医药公司的经营产生。上诉人也从未向改制前后的医药公司主张过这些费用。上诉人众多不合理的行为，只能说明其主张的对原医药公司的债权根本不存在，也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2、原医药公司是由国有企业变更为完全的民营企业，这是一种典型的企业改制行为，涉及国有企业改制的纠纷，应当首先适用最高院“关于审理企业改制纠纷的司法解释”；3、无论上诉人的票据是否实际存在，其均不能也不应向改制后的百瑞公司主张，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司法解释”，因上诉人在改制公告期间内未申报其所述的涉案债权，被上诉人百瑞公司作为买受人，不应承担民事责任。让买受人承担，本身对买受人就是不公平的；4、上诉人的所有诉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时效的司法解释”，对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规定，上诉人的诉求远远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综上，一审判决符合事实与法律规定，应该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辰旭公司辩称，除了坚持一审的庭审及答辩意见外，另补充以下意见：一、上诉人以不当得利作为诉由与其为医药公司代付、垫付等民事行为的基础法律关系自相矛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上诉人辰旭公司认为，杜兴超起诉灌云医药公司之诉由是不当得利纠纷，其请求权基础是《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之规定，该项法律规范具有四个构成要件：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因果关系。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精神。具体到本案，上诉人杜兴超以不当得利作为其本案诉讼的请求权基础，其应当对不当得利的上述全部四个构成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而纵观本案一、二审全过程，杜兴超并没有举出充分证据证明不当得利四个构成要件事实存在，加之被上诉人的诸多抗辩，使本案待证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因此，上诉人应当承担不当得利诉讼举证证明责任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依据民事证据规则判决驳回杜兴超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此外，杜兴超在一、二审诉讼中均声称其有为医药公司代付、垫付等民事行为的基础法律关系存在（其中还含有借款），这与其不当得利之诉由相互排斥、自相矛盾。二、上诉人没有分清债务承担主体，不论其主张债权是否成立，其向被上诉人主张债权理由不成立。灌云医药有限公司原系国有控股企业，2010年4月13日经灌云县人民政府批准进行企业改制。该企业于2010年11月2日由第三人通过公开拍卖净资产、企业出售的方式由被上诉人竞得。此次企业改制，虽名为股权转让，但该企业注册股本金仅为369.3万元，改制期间并没有对股权估价，而是对整体资产估价，最终是由买受人以1770万元竞买企业净资产的方式取得。其实质属于企业整体出售行为，股权转让协议仅是买受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形式而已，名不符实。对于杜兴超诉称的在改制前原企业经营期内形成的债权，因在改制评估报告中没有披露和记载，且在企业改制过程中也没有在公告期内向第三人申报债权，因此作为改制后的企业，无论上诉人的理由是否成立，均不应再由被上诉人承担民事责任。具体到本案，上诉人如认为第三人遗漏原企业债务，可另行起诉要求出卖人承担民事责任，而不应一味地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适当，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第三人灌云县卫生局进行答辩称：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杜兴超提交本院（2014）连商终字第468号民事判决，证明该案被上诉人在2014年诉讼灌云医药公司时，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灌云医药公司的与本案的抗辩理由相同的观点均已驳回，并认定该案不是企业改制，是100%的股权转让。而股权转让依照法律规定，不需要申报债权，如是企业改制，企业进行公告时必须在省级以上的报刊上登载两次。而该案被上诉人没有在省级报刊上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公告，只是在内部贴出小广告，而且小广告的内容仅限于企业承包和租赁合同的内容，没有涉及到债权转让的内容。
被上诉人百瑞公司质证认为，1、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在本案上诉过程当中，这份判决书不是新证据；2、这份判决书所判定的有关内容跟本案一审法院的判决内容和判决理由并不矛盾，一审法院判决重点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据的证据和有关事实是否存在，这是本案的最主要的核心问题；3、这份判决书所载明的有关案件的情况与本案的案情也不一致；4、上诉人举出这份判决书最想说明的问题，就是本案的企业改制及其法律适用问题。本案当中，国有企业改制成为民营企业，这种企业出售方式是国企改革最典型的一种方式，它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1、涉案企业改制并非是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也非是原企业的股东与改制后的股东之间转让；2、本案中，是原作为国有企业的医药公司，这个独立法人的资产被作为政府产权代表的原灌云县卫生局进行处置和评估，然后又由原灌云县卫生局作为政府机关将医药公司的资产独立拿出来，与改制后的民营企业进行资产拍卖，经过了跟股权转让不同的程序；3、它的性质由原来的灌云县卫生局作为政府代表的国有资产已经完全转为纯粹的民营企业；4、整个的操作方式和程序跟当时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有关法规和司法解释中，把一个中小型国有企业拿出来整体出售这种企业改制的方式、操作程序是完全一致的，而且资产评估按照国有企业管理法律规定，也是跟国有企业出售完全一致的，并非股权转让的股东之间平等协议、直接协商的结果。因此，正如另一被上诉人辰旭公司代理人所述，它是完全以企业的资产作为基础下对外拍卖的，整个的评估结果和拍卖结果都完全大于净资产对外出售。最后，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连商终字第486号民事判决书，它对本案没有法律上的参考上的效力，而且这个案子也由省高院受理再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有关规定，如果有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证明已经生效的判决书在事实、证据和法律上有错误之处，它并不发生法律既判力的效力。
被上诉人辰旭公司质证认为，同被上诉人百瑞公司的质证意见。
第三人灌云县卫生局质证认为，同被上诉人百瑞公司的质证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的焦点是，上诉人杜兴超对被上诉人百瑞公司和辰旭公司的债权是否存在？其主张的债权由以下三笔款项组成，1、2008年收据一张、收条一张主张百瑞公司和辰旭公司给付其借款295000元；2、2003年至2010年期间，由原连云港市灌云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军签字认可的报销发票90本，计1760633.39元；3、2010年之前的由郭贤刚认可报销的为公司垫付款的发票60本，计196270.56元。关于第1笔款项，从上诉人杜兴超和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郑作贤于2012年7月12日的账目往来明细中可以看出，当事人双方的债权债务已经结算完毕，同时约定在此之前的所有往来的收、借、欠条同时作废。且该款为2012年7月12日之前发生，百瑞公司和辰旭公司均不予认可，上诉人杜兴超因无事实依据，原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对于第2、第3笔款项，证明人李军、郭贤刚均为当时的公司负责人，如果该款项是为公司代垫、代付的，则应当及时计入公司应付款，并且上诉人杜兴超为当时公司的副总经理，也明知公司的资产正在审计，况且其已有106.8万元债权已计入公司应付款账目，其提出的公司股权转让前，无钱结算，财务人员没有正常上班以及当时公司领导之间存在矛盾而导致其未能及时入账的理由，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760元，由上诉人杜兴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 丹
审 判 员 周兴国
代理审判员 张 奇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孙文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