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赣民再6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羊子，男，汉族，1963年2月10日出生，住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李，男，汉族，1983年8月1日出生，住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程长生，男，汉族，1948年4月28日出生，住江西省乐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武通，江西济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李羊子因与被申请人程长生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赣11民终2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3月3日作出（2016）赣民申59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李羊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李，程长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武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羊子申请再审称，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程长生至今未向李羊子交付股权（合伙份额）且实际上根本无法交付股权，系根本性违约行为，已致使李羊子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符合法定解除合同的条件。一、程长生自《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并收到股权转让款后至今已近四年从未履行交付股权的合同义务。1.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实质上是一份合伙份额的转让协议。李羊子与程长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受让程长生的合伙份额，享受程长生在签订协议时出示的《董家山煤矿合伙章程》中载明的合伙人权利。合伙份额作为虚拟的标的物，其实际交付的标准应当为转让行为通过合伙人决议并形成会议纪要，将受让人的名称、住所及受让的出资额记载于股东名册，由受让人按《董家山煤矿合伙章程》规定的合伙人权利参与煤矿的经营管理，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但事实上，在李羊子已依约足额支付对价的情况下，程长生从未按上述要求履行交付合伙份额的义务，至今未依约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明确李羊子的合伙人身份，其恶意违约之意显而易见。2.李羊子从未实际行使过任何《董家山煤矿合伙章程》中载明的合伙人权利。《董家山煤矿合伙章程》中第七条及第十五条第二款约定，合伙人享有以下权利如参加或者推选代表参加股权会并根据其出资份额享有表决权、参与合伙事务管理、听取合伙负责人开展业务情况、检查合伙账册及经营情况、共同决定合伙重大事项等。第九条则明确约定：股东依法转让其出资后，由煤矿将受让人的名称、住所以及受让的出资额记载于股东名册。而实际情况是，李羊子从始至终未参与过任何煤矿经营管理决策，李羊子的份额及名称也从未记载于章程及股东名册上。因此，程长生未实际向李羊子交付过所转让的股权份额，属于根本性违约。二、客观上，程长生转让合伙份额的行为根本无法完成。1.《股权转让协议》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违反合伙协议的禁止性约定，李羊子根本无法实际取得合伙份额。如前所述，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可知，董家山煤矿虽登记为袁剑靖一人独资企业，但实际为程克旺、程长生、吴某、程某、袁剑靖、林顺庆以合伙方式经营、各合伙人共同决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共同对企业生产经营性负债承担责任的合伙企业。因此，合伙份额的转让应当严格按照合伙的法律规定及约定执行。根据各合伙人签订的《董家山煤矿合伙章程》第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股东转让出资由股东会讨论通过，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一致通过”，第十七条禁止行为第三款规定：“禁止合伙人擅自加入其它合伙人，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其他合伙不得参与煤矿经营管理”。由此可见，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对外转让合伙份额根本无法实际履行。二审判决认定其他合伙人是否同意不必然导致程长生无法交付股权的违约行为，存在不当。2.程长生采取欺诈方式隐瞒企业的实际状况，使得李羊子无论从程序上还是实体上均无法实际有效取得该合伙份额。程长生隐瞒了涉案企业的性质，导致工商变更登记根本无法完成。程长生隐瞒煤矿的实际经营状况，涉案煤矿根本不存在价值，导致李羊子的合同目的自始无法实现。李羊子与程长生系朋友关系，基于信任其所说的该煤矿具有极大的开采价值，股权价值巨大，才溢价与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实际上，该煤矿的采矿证有效期至2013年12月31日，同时煤矿本身也基本没有剩余储量，企业对外存在诸多负债。程长生转让的合伙份额根本没有价值，也无法实际交付给李羊子。李羊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支付款项后，煤矿即告关闭，资产被法院查封，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袁剑靖因涉嫌诈骗罪被公安机关通缉。因此，由于程长生恶意隐瞒实际经营状况的欺诈行为，导致李羊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自始无法实现。李羊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申请再审。据此请求：1.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解除李羊子与程长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由程长生返还李羊子股权转让款105万元，并赔偿李羊子利息损失（按年利率24%计算至该款项还清之日止）。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程长生承担。程长生辩称，一、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1.李羊子与程长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2.程长生不存在欺诈和隐瞒事实的行为。3.个人独资企业可以存在合伙投资关系，该合伙投资行为并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在签订协议时就得到认可，股权份额同时得到交付。股权份额本身是虚拟的财产，他不同于一般的实物交易，当协议签订时即发生法律效力，受让人就有权主张合伙份额，要求分配合伙利益，当合同受让人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时，合同即告履行完毕。倘若受让人主张股权份额得不到认可时，才视为出让人违约，受让人可以要求出让人履行合同义务并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李羊子不存在主张煤矿股份份额不能得到之情形，故程长生履行了交付股权份额的义务，没有违反合同约定，不存在根本违约之情形。再审庭审中，证人也证实李羊子要求参与煤矿企业的管理时，煤矿企业合伙人均同意其派人参与，但事实上因客观原因，李羊子未派人参与管理，过错不在程长生。三、本案股权份额实际已经交付，李羊子合同目的已经实现。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合同签字即生效，同时依据《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的手写条款“承诺以后婺源县镇头镇董家山煤矿工商股权统一变更”的描述。我们可以得出几点事实，一是李羊子知晓该企业为个人独资企业；二是其他合伙人均没有办理工商股权变更；三是容忍至条件成熟时才办理工商股权变更。工商股权是否变更并不影响李羊子作为股东地位和享受股权份额的权利，股权作为虚拟的财产，不以行政确认为前提，股权登记仅是物权的公示，用于对抗第三人，因而本案股权份额是否变更不是交付股权份额的必要条件。从合同目的上来说，本案受让人受让股权份额的目的应该是通过受让股权份额，得到积极的回报是赢取利润，或者负面的回报是承担投资风险，即亏损；而出让人的目的是出让股权份额获得转让款。这即是《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所约定，双方按股权比例参与婺源县镇头镇董家山煤矿财产亏、赢利润分配。故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已经实现。李羊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李羊子与程长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由程长生返还李羊子股权转让款105万元，并赔偿李羊子利息损失（按年利率24%计算至起诉前的2015年10月20日止为29个月，约为609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程长生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婺源县镇头董家山煤矿系2002年8月1日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法定代表人袁剑靖。2013年5月1日，程克旺、程长生、吴某、程某共同出资入股袁剑靖与林顺庆合伙开办的董家山煤矿并签订《董家山煤矿合伙章程》，约定程克旺、程长生、吴某、程某各出资174.42万元，占12.75%股份，袁剑靖出资300.96万元，占22%股份，林顺庆出资369.36万元，占27%股份。2013年，程某、吴某分别与程长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程某、吴某分别将其所有的1.7%股份均作价25万元转让给程长生。2013年7月28日，李羊子与程长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程长生将7%股份转让给李羊子，价格105万，双方并约定在以后董家山煤矿工商股权统一变更。2013年9月28日，李羊子分两次支付吴某110万元，2013年10月3日，李羊子拿回了5万元，程长生一审庭审中认可其中55万元是其收取。至今，董家山煤矿工商登记资料未做股东变更登记。一审另查明，1.李羊子于2015年5月2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5)婺民二初字第302号，2015年7月17日，一审法院以程长生涉嫌犯罪为由移送婺源县公安局，同年7月20日，婺源县公安局函复一审法院，认为程长生将股权转让给李羊子没有虚构事实，股权转让的价格是双方协商后的真实意思表示，涉嫌犯罪的证据不足，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将此案退回一审法院；2.李羊子一审庭审中放弃对董家山煤矿的资产情况申请司法鉴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执的焦点为：一、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是否是解除合同的条件？1.《股权转让协议》中仅约定“承诺以后婺源县镇头董家山煤矿工商股权统一变更”，自签订该协议后，董家山煤矿并未对股东统一进行股权变更登记，也未对某一股东单独股权变更登记；2.协议并未约定该条款的不履行是解除合同的条件；3.股权是否变更登记不影响李羊子的隐名股东的地位，李羊子享有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4.工商登记资料是公示的，李羊子在签订协议时应当对程长生是合伙人但未股权登记的事实知情；5.工商是否登记是行政管理范畴，仅系管理性规范，不是禁止性规范，未办理工商股权变更登记不是合同解除的条件。综上，李羊子解除合同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理由。二、李羊子是否已经付清股权转让款？根据程某、吴某与程长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两份与李羊子、程长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虽然程某、吴某与程长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缺少签订的具体月份、日期，但分析三份协议的价格、股份转让比例、支付的金额，以及（2015)婺民二初字第302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中双方的陈述，可以形成完成的证据链，说明系程某、吴某各转让1.7%股份均作价25万元给程长生，而后由程长生转让7%股份给李羊子，价格105万。李羊子实质代程长生向程某、吴某履行了50万元，故李羊子已经履行股权转让款。李羊子、程长生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未违背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受法律保护。双方应按合同履行权利义务，违反合同约定的，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李羊子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理由解除合同，故一审法院对李羊子的诉请依法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原告李羊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66元由李羊子负担。李羊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李羊子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程长生承担。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上诉人李羊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请求解除与程长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主张是否成立；二、一审法院关于“股权是否变更登记不影响上诉人的隐名股东地位”的认定是否正确；三、是否应追加程某、吴某为本案被告，一审是否漏列当事人。关于争议焦点一：二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系双务合同，受让方负有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合同义务，转让方负有交付股权的合同义务，但从《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来看，该协议只是补记了“承诺以后婺源县镇头镇董家山煤矿工商股权统一变更”字样，对于工商股权变更的期限并未作出明确约定，上诉人李羊子主张程长生迟延交付股权的主张证据不足，二审法院对上诉人李羊子关于程长生迟延履行债务以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此外，本案没有证据证明董家山煤矿的其他合伙人不同意程长生将股权转让给李羊子，董家山煤矿存在其他合伙人的事实并不必然导致程长生不能交付案涉股权，故二审法院对于上诉人李羊子陈述的程长生存在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诉讼主张亦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二审法院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并未明确约定李羊子系董家山煤矿的隐名股东，故原审关于“股权是否变更登记不影响上诉人的隐名股东地位”的认定不妥，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关于争议焦点三：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股权转让协议》的当事人系李羊子与程长生，虽然程某与吴某系董家山煤矿的合伙人且与程长生有股权转让关系，但其并不属于本案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原审法院未列程某、吴某为被告不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李羊子主张原审法院漏列当事人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李羊子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原审判决虽因认定李羊子为隐名股东欠妥而存在一定瑕疵，但案件裁判结果正确。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732元由李羊子承担。再审审理中，李羊子向本院提交于2013年4月7日至2013年4月27日期间其向他人借款63万元的借条复印件五份，欲证明其投资煤矿的资金来源部分系高息借款。庭审中，程长生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提出异议。本院认为，李羊子提交的证据系复印件，借条上载明的债权人亦未出庭作证，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法确认；且借条上显示的借款时间系2013年4月，与本案查明的李羊子向程长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时间2013年9月28日存在明显差异，无法确认该款项与本案的关联性，故程长生对该证据的异议成立，本院对借条证据不予采信。程长生提交婺源县人民法院公告复印件一份，证明婺源县镇头董家山煤矿因涉安全事故被诉，婺源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15日公告查封婺源县镇头董家山煤矿生产设备，此前婺源县镇头董家山煤矿已经停产。李羊子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持异议，本院对公告证据的效力予以确认。再审庭审中，程长生申请证人吴某、程某出庭作证，两证人均陈述：1.李羊子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曾多次到董家山煤矿实地查看，证人知晓并同意李羊子参与煤矿经营管理；2.婺源县镇头董家山煤矿于2013年底至2014年因涉安全事故停产，现已关闭；3.李羊子未实际参与婺源县镇头董家山煤矿的经营管理及结算分配等合伙事务。双方当事人对两证人的证言均未持异议。根据当事人再审庭审陈述及再审中认可的证据和事实，本院对以下事实予以认定：1.李羊子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曾多次到董家山煤矿实地查看，吴某、程某知晓并同意李羊子参与煤矿经营管理；2.婺源县镇头董家山煤矿于2013年底至2014年因涉安全事故停产，2014年7月15日婺源县人民法院公告查封婺源县镇头董家山煤矿生产设备，2015年9月17日，婺源县人民政府作出婺府字（2015）93号文件《婺源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关闭婺源县镇头董家山煤矿等四对矿井的决定》，婺源县镇头董家山煤矿被依法予以关闭；3.李羊子未实际参与婺源县镇头董家山煤矿的经营管理及结算分配等合伙事务。本院再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根据当事人再审申请、答辩及庭审情况，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程长生是否履行向李羊子交付股权（合伙份额）的合同主要义务？程长生是否存在根本违约？李羊子的合同目的是否无法实现？首先，依据查明的事实，应当认定本案所涉股权转让的企业婺源县镇头董家山煤矿名为个人独资企业实为合伙企业。婺源县镇头董家山煤矿系2002年8月1日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法定代表人袁剑靖，出资额为30万元。2013年5月1日，程克旺、程长生、吴某、程某共同出资入股袁剑靖与林顺庆合伙开办的董家山煤矿并签订《董家山煤矿合伙章程》，约定程克旺、程长生、吴某、程某各出资174.42万元，占12.75%股份，袁剑靖出资300.96万元，占22%股份，林顺庆出资369.36万元，占27%股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存续期间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在作出变更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该规定是管理性规范而非强制性规范，虽然董家山煤矿的实际合伙人袁剑靖、林顺庆、程克旺、程长生、吴某、程某等六人未在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但并不影响认定婺源县镇头董家山煤矿系合伙企业的事实。其次，2013年5月1日董家山煤矿六合伙人签订的《董家山煤矿合伙章程》是管理、运营合伙企业的基础性法律文件，同时也是认定和评价本案所涉程长生与李羊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法律后果的重要依据。经查，2013年5月1日，袁剑靖、林顺庆、程克旺、程长生、吴某、程某签订《董家山煤矿合伙章程》，章程中就合伙宗旨、合伙期限、出资额方式及股份份额、盈余分配及责任承担和入伙、退伙及出资的转让等合伙事宜作出明确约定。六合伙人均在章程上签字确认，系合伙人共同的意思表示，也是处理各方合伙人实体权利的基础性依据。《董家山煤矿合伙章程》第八条第一款（入伙）规定:“入伙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第三款（出资的转让）规定：“股东转让出资由股东会讨论通过，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第十七条（禁止行为）第三款规定：“禁止合伙人擅自加入其它合伙人，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其他合伙不得参与煤矿经营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程长生与李羊子于2013年7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而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对外转让合伙份额无法实际履行。从本案再审查明的情况看，李羊子从始至终未参与过任何煤矿经营管理决策，程长生在本案二审开庭时亦当庭承认煤矿关停等重要事项均未告知李羊子。程长生向李羊子转让合伙份额，也未告知其余的合伙人林顺庆、程克旺、袁剑靖等人，更未形成决议修改合伙章程，将李羊子的份额及名称记载于章程及股东名册上。因此，可以认定，虽然工商变更登记只是行政管理程序，不影响实体权利的享有，但李羊子至今从未享有并行使过实质上的权利。故无论从工商变更登记程序，还是实际合伙人权利的行使来看，程长生均从未实际向李羊子交付过所转让的股权份额，属于根本性违约。再次，依据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婺源县镇头董家山煤矿于2013年底至2014年因涉安全事故停产，2014年7月15日煤矿生产设备被婺源县人民法院公告查封，2015年9月17日，婺源县人民政府作出《婺源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关闭婺源县镇头董家山煤矿等四对矿井的决定》，婺源县镇头董家山煤矿被依法予以关闭，上述事实让程长生在收取李羊子的股权转让款后已无继续履行实际交付股权的可能，程长生迟延履行合同义务已导致李羊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李羊子与程长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权利义务。李羊子依约向程长生支付股权转让款后，程长生一直迟延履行交付股权之合同义务，至今已致李羊子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故李羊子诉请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程长生依据《股权转让协议》收取李羊子的股权转让款105万元应予返还。关于利息损失，再审审理时李羊子请求法院判令由程长生按年利率24%计算至还清款之日止赔偿其利息损失，由于李羊子在再审时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支付给程长生的股权转让款是其高息所借的事实，而李羊子关于利息损失计算至还清款之日止的再审请求超出其一审诉讼请求，故本院不予支持，但可由程长生赔偿李羊子105万元股权转让款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3年9月29日至2015年10月20日期间的利息损失。超出李羊子诉讼请求范围之外的其他利息损失，李羊子享有另诉的权利。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判决处理结果不当，应予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赣11民终238号民事判决和江西省婺源县人民法院（2015）婺民二初字第619号民事判决；二、解除李羊子与程长生于2013年7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三、程长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羊子返还股权转让款105万元；四、由程长生赔偿李羊子股权转让款105万元的利息损失（从2013年9月29日起至2015年10月20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五、驳回李羊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86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732元，共计29598元，由程长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熊 伟审 判 员  陈银发审 判 员  胡爱菊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四日代书记员  毛盈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