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渝01民终70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政，男，1970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玖琳，重庆远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雪芹，女，1973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玖琳，重庆远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期燕，男，1965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重庆市渝北区双凤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刘国政、李雪芹因与被上诉人田期燕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2民初141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雪芹，上诉人刘国政、李雪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玖琳，被上诉人田期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国政、李雪芹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2民初14103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刘国政、李雪芹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田期燕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刘国政支付田期燕697500元是代沈兴荣偿还借款错误。2、即使认定刘国政支付田期燕697500元是代沈兴荣偿还借款，因沈兴荣已经归还了田期燕部分借款，田期燕收受697500元也是不当得利。
田期燕答辩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刘国政、李雪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田期燕返还697500元；2、判令田期燕支付损失：以697500元为基数，自2016年2月14日起，按照月息2%计算至付清时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国政、李雪芹系夫妻关系，刘国政、李雪芹与田期燕系朋友关系，双方经济往来较多。2014年8月6日和26日，案外人沈兴荣各向田期燕借款1000000元并出具借条约定月利息4分，借期3个月。刘国政在担保人处签字。后沈兴荣于2014年9月26日、10月13日、11月6日、11月27日、12月8日、12月29日、2015年1月12日和4月14日分别向田期燕转账40000元，于2015年1月30日转账740000元、3月13日转账92000元、3月30日转账12000元，共计1164000元。
2015年2月6日至10月30日，刘国政共计向田期燕转账197500元。2015年12月2日、3日两天共向田期燕转账500000元。除此之外，刘国政与田期燕之间自2013年至今还有多笔款项往来。后经双方核对确认2014年8月26日的借款本息已还清，故田期燕归还了借条。田期燕主张归还借条的时间为2016年7月10日，即刘国政在2014年8月6日借条上特别标注“担保期限至本息还清为止”的当天。
因2014年8月6日借款纠纷，田期燕于2016年8月30日将沈兴荣、刘国政诉至法院要求二人归还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2015年11月7日至付清时止的利息。经调解，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19日做出（2016）渝0112民初14908号民事调解书载明，沈兴荣在2017年4月30日前归还借款本金1000000元，若未按约偿还则另行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以尚欠借款本金为基数，自2017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2%标准计算至本清时止），刘国政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另查明，2014年10月28日，田期燕代案外人田其友向刘国政转账500000元，当天，刘国政、李雪芹共同向田其友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田其友现金500000元，借期3个月，利息3.5，田期燕以担保人身份在该借条中签字。后因还款争议，田其友于2016年以刘国政、李雪芹为被告，田期燕为第三人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审理中，刘国政、李雪芹主张上述2015年2月6日至12月3日向田期燕转账共计697500元即为向田其友的还款，田期燕主张该款系二人偿还对其本人的债务，田其友亦不认可，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遂依据查明的事实，判决刘国政、李雪芹归还500000元借款的本息。李雪芹不服并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做出（2017）渝01民终2773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刘国政和李雪芹向田期燕转款697500元不是归还田其友的借款本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对于田期燕收到刘国政、李雪芹转账款697500元的事实均无异议，争议焦点在于田期燕收取该款是否具备法律依据。刘国政、李雪芹举证证明沈兴荣作为债务人已经自行归还了一百万元借款本息，田期燕无权收取该款。田期燕则主张诉争款系归还沈兴荣共计两百万元借款的部分本息。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沈兴荣向田期燕借款，刘国政是担保人，因双方没有明确约定担保责任方式，根据借条应认定刘国政为连带责任保证人，负有连带清偿责任。截至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做出（2016）渝0112民初14908号民事调解书时即2016年10月19日，刘国政、沈兴荣及田期燕均未对诉前的已付款性质提出任何异议，故应视为双方对该款为支付2014年8月6日借款至支付款时的本息的确认。至于田期燕起诉主张2015年11月7日后的借款利息问题，这属于其个人意见，可能出于避免少计算利息的诉讼策略，可能出于记忆错误，甚至可能是其随机填写的一个日期。无论出于何种可能，其意见均不是已被证明的事实，不能作为计算应付款多少的依据。刘国政、李雪芹称其付款时已过担保期，不可能是履行保证责任，但是刘国政2016年7月1日在借条上特别备注“担保期限至本息还清为止”，保证期限依法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故付款时并未超过保证期限。刘国政、李雪芹认为按照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诉争697500元系归还田其友的借款本息，但是该理由已为生效判决所否定，本案审理中，刘国政、李雪芹未提出充分证据证明，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刘国政、李雪芹主张田期燕无权收取诉争款，田期燕举示借条证明刘国政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有义务归还本息，刘国政、李雪芹对此未能举证证明田期燕已收款超过了应收款，因此，田期燕收款不构成不当得利。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国政、李雪芹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780元，减半收取5390元，由原告刘国政、李雪芹共同负担。
二审另查明：田其友于2016年8月30日以刘国政、李雪芹为被告，田期燕为第三人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遂依据查明的事实，判决刘国政、李雪芹归还500000元借款的本息。李雪芹不服并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做出（2017）渝01民终2773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刘国政和李雪芹向田期燕转款697500元不是归还田其友的借款本息。但刘国政向田其友转账200000元，该款应为归还田其友的借款，故改判刘国政、李雪芹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田其友支付借款本金305333元，并以305333元为基数，自2016年2月1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向田其友支付利息，利随本清。
二审庭审中，田期燕认为争议的697500元是刘国政代沈兴荣向其偿还2014年8月6日、8月26日的借款，即承担担保责任，以及田期燕给刘国政介绍的园林工程点子费。
本院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不当得利中“没有合法根据”的举证责任由谁承担、特定款项不当得利与结算型不当得利主张在诉讼中能否变更等问题。
一、关于不当得利中“没有合法根据”的举证责任由谁承担的问题。第一，不当得利，分为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其中给付型不当得利又可以细分为自始欠缺目的型、目的达不到型和目的消灭型三种。给付型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与大多数案件举证责任相同，民事诉讼法未作倒置的特别规定，应当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规则。第二，不当得利四要件“一方得利；他方受损；得利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得利方没有合法根据”中，“没有合法根据”虽为消极事实，但就给付型不当得利而言，主张方并非客观上不能举证证明。本案中，刘国政、李雪芹主张田期燕没有合法根据收取697500元，实质是指其支付给田期燕的697500元是还给田其友的借款和利息，而非向田期燕承担担保责任即代案外人沈兴荣向田期燕归还1000000元借款。在另案认定697500元不是偿还田其友借款的情形下，其认为田期燕没有合法根据收取上述款项，属不当得利。就上述“没有合法根据”的证明而言，刘国政、李雪芹需要证明的事实并非未发生、不存在的消极事实，划款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划款目的存在争议。其如果在涉及上述697500元支付凭证上备注付款目的“还田其友50万元本金和利息”，则不会发生本案的争议。可见，本案“没有合法根据”并非不易证明，只是因为刘国政的原因未在凭证上备注而导致真伪不明。故主张不当得利一方仍应对“没有合法根据”承担举证责任。第三，从风险控制的角度考虑，因自己的行为导致原由其掌控的财产转移至他人时，如其认为该财产转移系无法律上原因时，该消极事实不能证明的客观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因为其掌控财产，在他人未出具指示、凭条的情况下可以不转移财产。如他人未出具指示、凭条，其自行转移财产导致无法证明得利人没有合法根据的，因掌控财产并转移财产的人的行为导致了“没有合法根据”的证明风险，该风险应由其自负其责。第四，在给付者承担举证责任的前提下，接受给付一方也应对其收受款项的合法性承担相应说明义务。本案中，田期燕对其收受款项也作出了合理说明，认为上诉人支付给田期燕的697500元是上诉人向田期燕承担担保责任，即代案外人沈兴荣向田期燕归还1000000元借款。经查，沈兴荣与田期燕确实存在2000000元的借款关系，该笔借款由刘国政作担保。且田期燕与刘国政之间还有多笔款项往来。对于田期燕的抗辩，上诉人未举示充分证据推翻，故上诉人对其主张未尽到证明责任，应当承担败诉风险。
二、关于特定款项不当得利与结算型不当得利主张在诉讼中能否变更的问题。在双方长期有经济交往、款项互有往来的给付型不当得利中，就某笔或某几笔特定化的款项主张不当得利，与就双方的交易关系进行结算后多退少补主张不当得利，也即是所谓的特定款项不当得利与结算型不当得利，虽然两者在请求上仅表现为金额的差异，但它们在请求的基础事实、得利的计算与构成、乃至在当事人方面都有很大差异，实际上构成了新诉。本案中，刘国政等在一审时认为，其支付给田期燕的697500元是还给田其友的借款和利息，而非向田期燕承担担保责任即代案外人沈兴荣向田期燕归还1000000元借款。因为法院另案认定697500元不是偿还田其友借款，故刘国政等认为田期燕没有合法根据收取上述款项，属不当得利。在田期燕对其收受款项作出了合理说明，即认为该款项是刘国政代沈兴荣向其偿还借款等事由后，刘国政等又认为即便如田期燕所说，扣除沈兴荣本人的还款，其代付款项也有超额，田期燕仍有不当得利。一审法院对其变更为结算型不当得利的请求审理后认为证据不足，予以了驳回。本院认为，鉴于刘国政的该请求实际上是从特定款项不当得利转向结算型不当得利，而且结算的基础事实涉及案外人沈兴荣与田期燕的借款关系、刘国政的担保关系，其请求的基础事实、不当得利金额的计算与构成、当事人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实际上构成新诉。且在计算沈兴荣偿还田期燕借款本金、利息时，沈兴荣并未参加诉讼，无法保障沈兴荣的程序权利。故本院对刘国政变更后的结算型不当得利请求不予审理。但刘国政对该新诉可在沈兴荣参加诉讼时另案解决。
综上所述，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刘国政、李雪芹作为给付金钱一方，其应当对“没有合法根据”承担举证责任。在接受给付一方对其收受款项作出合理说明之后，给付金钱一方仍不能证明对方收受款项没有合法根据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合本案情况，刘国政、李雪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780元，由刘国政、李雪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付永雄
审 判 员 余彦龙
代理审判员 刘 希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程 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