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滨行初字第0259号
原告苗玉萍。
原告闫桂云。
原告王尚秀。
原告王光俊。
原告王一×。
委托代理人李颖，北京博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永，北京市同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街19号A-05座。
法定代表人王凤菊，局长。
委托代理人金华，该局社会保障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赵金霞，天津金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天津伟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武清区东马圈镇东马圈村东22号。
法定代表人陈利军，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立，北京德恒（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苗玉萍、王尚秀、闫桂云、王光俊、王一×不服被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开发区人社局）作出的编号为RT1505040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于2015年10月2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10月21日受理后，于次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天津伟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民公司）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职权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苗玉萍、王尚秀、闫桂云、王光俊、王一×的委托代理人李颖、李永，被告开发区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金华、赵金霞，第三人伟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苗玉萍、王尚秀、闫桂云、王光俊、王一×诉称，苗玉萍系王五×之妻，王尚秀系王五×之父，闫桂云系王五×之母，王光俊和王一×系王五×之子，2013年11月28日王五×在工作时摔倒，经治疗无效后死亡。事故发生后，原告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于2015年5月20日作出RT1505040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王五×不符合工伤认定范围，不予认定。原告认为，王五×系工作期间摔伤诱发疾病而死亡，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王五×之死亡应认定为工伤。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RT1505040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并责令被告依法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王五×死亡为工伤。
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劳动合同》，证明王五×与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
证据二、天津市门（急）诊病历册，证明2013年11月30日8时10分，医生诊断王五×意识不清，昏迷，有生命危险，至9点20分被医护人员送入手术室。
证据三、《诊断证明》，证明王五×被诊断为吸入性肺炎，贫血，电解质紊乱，肾功能不全，患者于2013年11月30日至2013年12月1日在天津泰达医院住院。
证据四、住院病历，证明王五×因突发意识不清胡言乱语渐进性昏迷10小时，入院时间为2013年11月30日，出院时间为2013年12月1日。
证据五、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王五×于2013年12月1日下午16时28分死亡。
证据六、《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证据七、原告申请证人王二×、王三×、王四×出庭作证。
被告开发区人社局辩称，2014年11月27日，被告收到原告苗玉萍授权委托人李颖所递交的工伤认定申请材料及说明，受伤害经过中声称王五×于2013年11月28日工作时摔倒，2013年11月29日病情加重，意识出现模糊，2013年11月30日被送至天津泰达医院，2013年12月1日死亡。原告在说明中称当时王五×正处于劳动关系确认中，不能提交劳动关系相关材料，需要诉讼结束后才能提交。2015年3月24日，原告向被告提交了工伤认定补充申请材料，补充提交了民事判决书、劳动合同书等证明其劳动关系的相关材料。2015年3月24日，被告依法向原告做出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并将其送达至本案第三人伟民公司，同时向第三人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告知第三人就其不认为是工伤进行举证，第三人向被告提交了情况说明及意见、清账单、考勤表等材料。就原告声称的王五×2013年11月28日摔倒一事，原告未能向被告提供任何王五×在工作中摔伤的证明材料，并且原告提交的王五×的门诊病历及诊断证明中记载的王五×的首次就诊时间为2013年11月30日，医院也未提及王五×头部有外伤的情况。同时，根据李颖所提供的王五×工友的情况，被告进行了调查，被告调查得知王五×的工友并不清楚王五×在工作中有摔倒的事实。此外，根据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4）滨功民初字第713号《民事判决书》中审理查明的事实、第三人提交的材料及被告所做的调查，被告得知，王五×在第三人处工作至2013年11月27日，在2013年11月28日未出勤，2013年11月29日与第三人清帐并离开。2013年11月30日，王五×在回家的途中发病，被送往医院。综上，王五×既不属于在工作中受伤，也不是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此外，根据王五×出院记录的记载，王五×因家属放弃进一步治疗，自动出院后死亡。基于上述事实，王五×死亡不属于工伤或视同工伤的任何情形，故被告于2015年5月20日做出RT1505040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并送达原告及第三人。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及《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请依法驳回原告之诉请。
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依据：
一、证据：
证据一、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被告是合法的行政主体，具备主体资格。
证据二、《工伤认定申请表》、天津开发区个人申请工伤认定交付材料明细表及说明，证明2014年11月27日，苗玉萍向被告提交工伤认定申请材料，因确认劳动关系事宜，需民事诉讼结束后提交其他相关材料。
证据三、天津开发区个人申请工伤认定交付材料明细表；证明2015年3月24日，苗玉萍向被告补充提交了工伤认定材料。
证据四、《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2015年3月24日，被告做出受理决定并送达至苗玉萍代理人李颖。
证据五、《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2015年3月24日，被告做出受理决定并送达至第三人用人单位。
证据六、《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2015年3月24日，被告告知第三人就不认为是工伤进行举证。
证据七、RT1505040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证明2015年5月20日，被告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做出《工伤认定决定书》。
证据八、《工伤认定决定书》领取签字表、《告知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2015年5月26日，被告根据法律法规规定书面通知用人单位领取《工伤认定决定书》，由于李颖迟迟未前来领取，2015年9月17日被告邮寄送达原告。
证据九、李颖的授权委托书及律师证复印件，证明李颖以律师身份代理王五×工伤认定相关事宜。
证据十、《工伤认定申请表》及情况说明，证明原告在工伤认定申请表中所填写的工作单位为第三人天津伟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原告所陈述的受伤时间为2013年11月28日，原告方没有证明摔伤的材料。
证据十一-1、（2014）滨功民初字第713号《民事判决书》；
证据十一-2、（2014）二中保民终字第245号《民事判决书》；
证据十一-3、劳动合同书；
证据十一-4、市场主体基本信息；
证据十一证明王五×与第三人天津伟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法院审理查明王五×干活至2013年11月27日，2013年11月28日王五×未进行工作，2013年11月29日清帐离开公司，王五×在2014年11月28日不会出现因工作原因摔倒。
证据十二-1、第三人提供的情况说明及意见；
证据十二-2、第三人提供的王五×2013年10月、11月考勤记录；
证据十二-3、第三人提供的王五×工资结算清单；
证据十二证明王五×2013年11月28日未工作，2013年11月29日清帐离开公司，王五×在2013年11月28日不会出现因工作原因摔倒。
证据十三-1、天津市泰达医院说明；
证据十三-2、天津市泰达医院诊断证明书；
证据十三-3、天津市泰达医院入院记录、出院记录、手术记录；
证据十三-4、天津市门（急）诊病历；
证据十三证明经医院诊断，王五×左顶枕脑出血破入脑室，吸入性肺炎、白血病、贫血等，未提及有摔倒情形，也未诊断由摔倒诱发；因家属放弃进一步检查及治疗，自动出院；王五×2013年11月30日8:10入院治疗。
证据十四-1、山东省定陶县黄店镇槐树刘庄村出具的证明；
证据十四-2、定陶县黄店镇槐树刘庄村民委员会及定陶县公安局的证明；
证据十四证明王五×于2013年12月1日16点28分死亡，死亡时间为自动出院后，非因经抢救无效死亡。
证据十五、对刘传金所作的行政执法调查笔录，证明刘传金未亲眼看到王五×在工地工作时摔倒，王五×送至医院的时间为2013年11月30日。
证据十六、对王忠钦所作的行政执法调查笔录，证明未曾见过王五×身体有任何异常。
证据十七、对王想岑所作的政执法调查笔录，证明其不清楚王五×2013年11月28日摔倒事情。
证据十八、对刘立所作的行政执法调查笔录，证明民事案件庭审时王五×家属称王五×于2013年11月27日在工地上摔倒，公司确认2013年11月27日王五×工作全天；未曾听王五×本人或其工友反映过王五×2013年11月27日有摔倒情形，王五×在公司工作截止时间为2013年11月27日，2013年11月28日王五×未出勤，不存在工作中摔倒情形。
证据十九、李颖提供的情况说明3份；证明李颖对王五×工友情况的简单说明。
二、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十五条。
第三人伟民公司述称，第三人的用工制度是按工分记账，干满一天就是一个工分，不足一天就按实际干活多少按照零点几分记账，一个工分是120元，如果工人临时用钱就临时借支，走时一块算账，工人随时可以不来，也随时可以离开，工人走时进行结账，清帐后工人就离开，与第三人再无关系。王五×是2015年8月来第三人处工作，9月9日王五×提出清帐回家。2013年10月4日，王五×再次来到工地干活，干到2013年11月27日，11月28日没干活，29日提出离开，清帐后王五×自行离去。王五×与第三人并不是劳动关系，是临时的雇佣或劳务关系，王五×在第三人工地上并没有受伤和生病，王五×死亡的情况也不能认定为工伤。
第三人未向本院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对证据一至证据六无异议，第三人虽对证据一真实性不认可，但该证据系从第三人处获得，本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对原告申请的证人证言因其描述事实不清，故不予采纳；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和第三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均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本院原告苗玉萍系死者王五×之妻，王尚秀系王五×之父，闫桂云系王五×之母，王光俊和王一×系王五×之子，死者王五×于2013年8月4日起在第三人分包的建设工地工作，2013年9月9日离开工地，后又于2013年10月4日再次到该工地工作至2013年11月27日，并于2013年11月29日结清工钱后离开。2013年11月30日因病被送入天津市泰达医院救治，诊断为左顶枕脑出血破入脑室、吸入性肺炎、白血病、贫血、电解质紊乱、肾功能不全、呼吸衰竭，后于2013年12月1日放弃治疗、自动出院，当日下午16时28分死亡。2014年11月27日，原告苗玉萍向被告递交《工伤认定申请表》及说明，在申请表中描述事故时间为“2013年11月28日早10时”，伤害部位或疾病名称为“头部”，在受伤害经过简述中描述为“2013年11月28日工作时摔倒，开始头痛，意识开始不清，2013年11月29日病情加重，意识出现模糊，2013年11月30日被送至天津泰达医院，当时做了开颅手术，2013年12月1日死亡”，在说明中称因无法与用人单位确认劳动关系，且正在诉讼中，未能提交劳动关系证明材料。2015年3月24日再次提出申请并补交了关于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被告于当日受理了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依法向原告和第三人送达《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并向第三人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后经调查，被告于2015年5月20日作出编号为RT15050401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决定对王五×不予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天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严格工伤认定工作的通知》（津劳局[2004]189号）第一条规定，“……在开发区和保税区注册，坐落在塘沽行政区的用人单位，发生职工工伤后，分别向开发区或保税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根据上述规定，被告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属其法定职权。在原告补齐相关申请材料后，被告依法受理了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并要求第三人履行举证责任，依法进行了相关调查，在六十日内作出了认定工伤决定，并送达各方当事人，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其行政程序合法。就本案事实而言，原告在其申请表中主张王五×事故时间为2013年11月28日早10时，但经查当日王五×并未上班，不存在发生工伤事故或者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的可能，原告在庭审中主张王五×发生工伤事故的时间系在2013年11月28日之前的某日，但并无证据予以证实，亦无证据证明王五×发生何种事故伤害、造成何种伤情，另王五×在死亡前的48小时内并未在工作岗位从事工作，被告在行政程序中调查事实清楚，其据以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编号为RT15050401的《工伤认定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苗玉萍、王尚秀、闫桂云、王光俊、王一×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苗玉萍、王尚秀、闫桂云、王光俊、王一×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国文
代理审判员 田瑞刚
人民陪审员 张永芝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于玲玲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