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7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费德春，男，1958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沈树青，浙江乾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永盛，男，1970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沈树青，浙江乾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申屠基伟，男，1962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委托代理人：沈树青，浙江乾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春城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勾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1439278231。
法定代表人：杨小波，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阮元根，浙江凯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因与被上诉人杭州春城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城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0民初46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根据有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认定事实如下：
2005年1月4日，杭州余杭中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包方）与余杭区南苑街道东湖村二组（发包方）签订《个体代建安装工程施工协议》，合同总价款8500000元，合同工期210日。
2005年3月27日，杭州余杭中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甲方）与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乙方）签订《内部承包合同》一份，约定承包期限自2005年3月27日起至2005年7月1日止，承包项目为临平南苑街道东河（湖）村二组农居住宅楼，共17幢，计34户，其中邵永盛5幢、申屠基伟5幢、费德春7幢。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乙方按产值17幢×50万＝850万元。上交公司管理费，不包括税金计10万元，如开发票税金按实上交，产值增加另行商定。合同还对其他权利义务做出了约定。
2008年7月20日，杭州余杭中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出具工程结算书一份，载明案涉工程每幢增加工程费82516.13元。2008年9月18日，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东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如下内容：关于东湖村二组农居点工程，对于增加工程，杭州余杭中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08年7月20日出具的每幢建筑增加工程的“工程结算书”已由邵永盛交给我组，但因价格不对，结算至今没有完成。
2008年9月18日，费德春、申屠基伟出具说明一份，载明如下内容：“我们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三人，在接到南苑街道东湖村二组农居点工程后，开始挂靠在浙江荣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因与浙江荣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出现摩擦，停止挂靠；后经杭州余杭中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同意，挂靠在该公司，由该公司出面与东湖村二组签订施工协议，我们三人与该公司签订内部承包合同。该工程实际由我们三人承包，由我们三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该公司仅按总造价收取一点管理费。该工程总造价目前还没有结算出来，除固定架每幢50万元以外，每幢都有增加工程，对每幢的增加工程造价，我们已经以该公司名义在2008年7月20日出具了工程结算书，由该公司盖章后已经交给了东湖村二组，但对每幢增加工程的结算价，东湖村二组正在核算，至今尚无结果。总造价应以该公司代表我们出面与东湖村二组达成的最终结算价为准，东湖村二组实际结算给该公司多少，我们可以在该公司拿多少。”
2008年12月21日，杭州余杭中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东湖村民委员会就增加工程量进行协商并初步确定应增加款项为每幢8287元，应扣除款项为每幢3975元，实际应补差价为每幢4312元。
2014年8月4日，春城公司（乙方）与余杭区南苑街道东湖村村民委员会（甲方）签订《东湖村2组农居点工程结算书》一份，双方对案涉工程最终结算如下：“1、甲方应付乙方协议内总造价850万元；甲方认可应付乙方协议外增加工程4312×17＝73304元；以上两项合计甲方应付乙方8573304元；2、截止2014年8月4日，甲方已付乙方工程款7433181元；因乙方施工质量问题，扣除应付乙方工程款609466.50元；甲方应付乙方工程款530656.50元，因乙方未按约定时间竣工，扣除应付乙方逾期竣工罚款530656.50元；3、根据以上结算，双方互不找补；4、本结算书自双方签署之日生效，从本结算书生效后，双方无其他任何争议。”
另查明，2008年，杭州余杭中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曾以邵永盛向其借款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偿还借款本息，后撤回起诉。2009年11月27日，杭州余杭中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变更企业名称为杭州春城建设有限公司即本案原告。2014年10月15日，春城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返还超付工程款，后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对案涉工程造价申请鉴定，因未交鉴定费导致鉴定未成，后春城公司于2016年12月20日撤回起诉。案涉工程已实际投入使用。现春城公司于2017年3月29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返还工程款2266810.98元；2、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支付上述款项自2005年9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的利息损失1718998.32元（按照年利率6.5%计算），自2017年3月1日起至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实际付款日的利息损失，按照年利率6.5%另行计算；3、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为，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东湖村二组将案涉工程发包给春城公司，春城公司与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签订内部承包合同，约定由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实际施工，包工包料、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由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上交春城公司管理费10万元（不含税金）。春城公司与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之间实际系违法转包，应当认定为无效。现案涉工程已实际投入使用，承包人有权要求支付工程价款，春城公司就超付的工程款也有权要求返还。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工程的增加工程款、春城公司已经实际向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支付的款项数额以及春城公司主张应当扣除的相关费用是否合理。
关于争议焦点一。春城公司认为，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已同意由春城公司与发包方来确定增加工程款的具体数额，且该数额经与发包方结算为每幢4312元，即17幢共计73304元。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认为，春城公司与发包方的结算过程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均未参与。春城公司曾经出具结算书一份，载明增加工程款每幢82516.13元，17幢共计1402774.21元，应当以此作为春城公司与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之间结算的依据。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费德春、申屠基伟在2008年9月18日出具的说明中明确表示曾以春城公司名义出具了结算书（即2014年7月20日的结算书）并交由发包方，但发包方在收到后明确表示不同意该结算数额，双方就增加工程款并未达成一致。后费德春、申屠基伟在说明中亦明确表示总造价由春城公司与发包方结算，现春城公司与发包方结算新增工程款为73304元，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对此不予认可，仍主张要求按照1402774.21元计算，但对该部分工程款并不申请鉴定，也未能够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确认案涉工程增加工程款为73304元、合同价8500000元，总造价合计8573304元。
关于争议焦点二。春城公司认为其已经向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支付工程款9699991.98元（含借款）；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认为其已经收到春城公司支付的工程款9269551.98元，对春城公司提供的证据4中编号83的两笔费德春的领款共计25000元不予认可，对春城公司提供的证据6中的编号4-17邵永盛的借款不予认可，认为上述证据中的签名系仿冒。春城公司提供的证据4中费德春的领款凭证中款项用途明确为案涉工程，证据6中的凭证中的款项，春城公司曾于2008年以借款名义起诉，邵永盛在庭审中能够明确称系工程款而非借款。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虽对上述领付款凭证中的签名提出异议，但对此并未能够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故对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春城公司提供的其余领款凭证，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未提出异议，故确认春城公司已向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支付工程款合计9699991.98元。
关于争议焦点三。春城公司认为，其与发包方的结算书中载明因施工质量问题扣除应付工程款609466.50元，因未按约定时间竣工，扣除逾期竣工罚款530656.50元。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认为，关于工程维修及部分春城公司自己购买的材料款，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认可的数额为153692元，其余质量问题及逾期扣款不予认可。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费德春、申屠基伟出具的说明中提出的“总造价应以该公司代表我们出面与东湖村二组达成的最终结算价为准”中关于结算价的授权仅局限于增加工程量的结算，并不包含违约金部分。春城公司与发包方在工程结算过程中因逾期竣工及工程质量问题扣除了部分款项，但对上述数额的组成并未能够明确说明，且春城公司在本案中对工程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以及是否逾期竣工等均未能够举证予以证明，故对春城公司主张的相关扣除费用在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认可的153692元范围内予以确认，其余部分，不予确认。
综上，案涉工程款共计8573304元，扣除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认可的春城公司自行购买材料及维修款项153692元，尚余8419612元，现春城公司已经向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支付工程款9699991.98元，超额支付1280379.98元，该部分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应当予以返还。关于春城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确定自春城公司起诉之日即2017年3月29日起以1280379.9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17年11月22日为36821.59元），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关于诉讼时效。春城公司与发包方签订结算单的时间为2014年8月4日，其第一次向本院起诉的时间为2014年10月15日，后于2016年12月20日撤回起诉，并于2017年3月29日再次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返还杭州春城建设有限公司工程款1280379.98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支付杭州春城建设有限公司利息损失36821.59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自2017年3月29日暂计算至2017年10月20日，自2017年11月2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以1280379.9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另计）；三、驳回杭州春城建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686元，由杭州春城建设有限公司负担25901元；由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共同负担12785元。
宣判后，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本案工程是余杭区南苑街道东湖村二组将案涉工程发包给春城公司，春城公司通过内部承包的形式分包给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承包的方式为包工包料，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每幢固定造价50万元×17幢等于850万元，上交春城公司管理费10万元，税金按实交纳。对设计变更增加工程量另行计算。二、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签订承包合同后，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工程设计变更增加了相应的工程量，春城公司于2008年7月20日，对增加的工程量给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出具了每幢82516.13元×17幢共计1402774.21元即《临平南苑街道东湖村工程结算书》，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也认可该工程量的工程结算书。三、原审法院认为：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之中的费德春、申屠基伟俩在2008年9月18日出具的说明（春城公司提交证据八）均能全权代表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授权春城公司与发包方结算工程款，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认定是错误的，请纠正。费德春、申屠基伟是出了说明，但邵永盛并不知情，该说明中也没有邵永盛的签名；该说明只能代表费德春和申屠基伟俩人，并不代表三个全体合伙人一致意见，应属无效。原审法院依据该说明来推测春城公司有权跟发包方结算工程款，侵害或损害了邵永盛的合法权益，况且春城公司早在2008年7月20日就对该增加工程量出具工程决算书。春城公司无权代表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跟发包方结算增加工程量的款项，而且该工程是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从春城公司那里分包过来，所有工程款都是从春城公司领取，春城公司跟发包方结算工程款行为，只能代表它自己，不能代表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综上所述，春城公司对增加工程量为：1402774.13元的出据给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也无异议，认可该工程量；春城公司无权代表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跟发包方结算工程款，它的结算工程款行为对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在法律上没有约束力。请求撤销原判第一、二项，依法改判直接驳回春城公司诉讼请求并由春城公司承担一、二审的诉讼费。
被上诉人春城公司辩称：一、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上诉状的内容在一审已经有过陈述，和一审庭审内容是重复的。二、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是合伙共同承包该项目，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之间的合伙关系在上诉状中也有体现，表明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是合伙的，共同承包的关系。并且，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在一、二审都是委托一个代理人，说明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是合伙关系，其内部关系与本案无关。因此，2008年9月18日，申屠基伟出具的说明对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都有约束力。另外，2008年7月20日，春城公司出具的工程结算书是用于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递交东湖村用于结算的，并非是春城公司与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之间的结算。因此，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和被上诉人春城公司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上诉人邵永盛向本院提交了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东湖社区居民委员会2008年7月7日出具的证明，欲证明邵永盛施工的5幢楼是独立核算，并非三人合伙。经质证，被上诉人春城公司认为该证据不属二审新证据，至于邵永盛完成了多少工程，系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三人内部之间的关系，与本案无关。请求不予采信；上诉人费德春、申屠基伟对该证据没有异议。本院认为本案所涉工程系春城公司整体发包给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施工，现邵永盛认为其中5幢楼是其施工应独立核算，并非三人合伙，这系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三人内部之间的关系，与本案审理无关，故对邵永盛所提交的证据本院不予采纳。
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春城公司前身杭州余杭中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于2005年3月27日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由于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并无相应的施工资质，故双方所签订的合同应属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现案涉工程已实际投入使用，春城公司亦已支付了工程款，且认为已超付，故有权要求返还超付的工程款。春城公司在2008年7月20日虽出具了结算书，载明工程总价为1402774.21元，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认为应以该价款作为与春城公司进行结算的依据。对此，本院认为，结合2008年9月18日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东湖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认为该结算书因价格不对，不予认可。且同日，费德春、申屠基伟也出具说明，以春城公司名义出具了工程结算书，交给了东湖村二组核算。故该结算书实质是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为获得工程款，以春城公司名义制作结算书，交由业主方进行核算，故原审法院对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要求以该结算书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不予采纳并无不当。双方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约定合同总价款8500000元，且费德春和申屠基伟在说明中亦明确表示总造价由春城公司与发包方结算。经春城公司与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东湖社区居民委员会结算，总造价为合同价8500000元、增加工程款为73304元，合计8573304元。扣除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认可的春城公司自行购买材料及维修款项153692元，尚余8419612元，现春城公司已经向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支付工程款9699991.98元，超额支付1280379.98元，原审法院判决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返还春城公司工程款1280379.98元并承担利息损失并无不当。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655元，由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负担。
上诉人费德春、邵永盛、申屠基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为民
审判员 徐 丹
审判员 毕克来
二〇一八年三月八日
书记员 项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