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35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倪土有，男，1958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电白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广东民生康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强，广东民生康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严义豪，男，1936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秋人，广东博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君维，男，1961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原审第三人：王福荣，男，1957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电白县。
上述原审被告、原审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平泽，广东穗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坦源液化气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法定代表人：倪土有。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广东民生康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强，广东民生康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李家俊，男，1945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
原审第三人：曾兆云，男，1973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
上诉人倪土有因与被上诉人严义豪、原审被告王君维、原审第三人王福荣、广州市坦源液化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坦源公司）、李家俊、曾兆云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4）穗花法民二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倪土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严义豪的诉讼请求；3.由严义豪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仅凭2004年6月6日股东扩大会议决议第二条及第三条，就认定股东倪土有、王君维（含王福荣）、严义豪各占有坦源公司三分之一的股权，不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及事实。倪土有、王君维、严义豪在2001年9月27日签订的《联合经营控股协议书》，各方投资和占有股份（分别为46.3％、41.1％和18.6％）不同，但约定“利润按三股平均提成，亏损按平均贴上”；2002年6月17日，三人投资成立坦源公司时，倪土有出资21.83万元（占股份43.66％）、王君维出资19.38万元（占股份38.76％）、严义豪出资8.79万元（占股份17.58％）并依法进行了工商登记，三股东仍然按三股等额分红。2004年6月6日股东扩大会议决议，只是因为王福荣加入王君维的股东权一起持股，才将原三股分成六股来分红，即倪土有、严义豪各持两股分红权，王君维和王福荣各持一股分红权。这完全是基于股东友情及沿习原有做法，方便分取红利，真实意思是分红约定而非股权约定，在一审庭审中倪土有及坦源公司都陈述了这个事实；另一股东王君维也答辩陈述自己多投资了一部分，最后按每人三分之一分红。严义豪包括受其全权委托的儿子严尚是认可这个事实的，在长达近10年的时间里都没有提出股份确认及变更登记要求，坦源公司也没有收到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指令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或备案。
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36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条，认定2004年6月6日股东扩大会议决议第二条及第三条是倪土有、严义豪、王君维和王福荣对股东及股东份额的约定，是四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这属于孤立理解运用法条。根据《民法总则》第133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第143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可以得出，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是两个不同概念，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民事行为。前述会议上股东真实意思是分红约定而非股东所持股权份额约定。一审法院不探究民事主体作出意思表示的原因，不采纳庭审中股东倪土有、王君维及坦源公司关于分红约定的明确陈述，以及工商登记股权不同的公示证明，仅凭会议决议就推定平均分配股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而且与正常人行为相悖，倪土有、王君维无理由把属于自己的股权要无缘无故地给严义豪。同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4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是，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依据本条规定，股东可以在出资占股不同的情况下约定按同等比例分红，但不能以分红比例相同反推股权比例相同，一审法院判决客观上支持了这样的错误推理。
三、一审法院判决导致股东扩大会议第三条法律性质模糊，现实中难以执行。如果认定第三条是分红约定，法律性质是清晰的。如果按照判决所述是股权份额约定，则至少有两点必须明确：一是如何变成股东持股相同的?是有偿转让还是无偿赠予；二是倪土有、王君维各转让或赠予严义豪多少份额。前述问题，股东扩大会决议没有明确，判决也没有阐述清楚并作出明确判定。如果是有偿转让，则应当有对价，受让方不支付对价，无权要求转让方履行协议；如果是无偿赠予，赠予人依法有权撤销。因此，即使如一审法院所判，现实中也难以执行。
被上诉人严义豪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倪土有的上诉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于6月6日股东扩大会议，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原审被告王君维和原审第三人王福荣共同陈述称：1.一审查明事实正确，股东扩大会议参会人员已经包含了坦源公司三个登记在册的股东，会议上确认王福荣作为股东并对各方的股权进行重新变更和确认，是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2.一审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坦源公司陈述称：同意倪土有意见，另多年来没有接到股权变更登记以及完善相应文件的请求，事实上也没有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
原审第三人李家俊陈述称：没有意见。
原审第三人曾兆云未作陈述。
被上诉人严义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严义豪、倪土有及王君维都是坦源公司各自分别占有33.333%（三分之一）股权的股东。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倪土有、王君维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义豪、倪土有、王君维原一直合伙经营广州市花都坦源液化气服务站（以下简称坦源服务站）。三人于2001年9月27日签订《联合经营控股协议书》约定：严义豪、倪土有、王君维三方共同投资联合经营坦源服务站，其中第三条支付方式约定，前期坦源服务站营业额处在保本状态，现以三者投资都是借款，在此前提必须把借款及利息还清，除借款及利息还清后，按每半年或一年结一至二次帐，利润按三股平均提成，亏损按平均贴上等。
2002年6月17日，严义豪、倪土有、王君维三人停止经营坦源服务站，同时在坦源服务站经营场地注册成立坦源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严义豪出资比例17.58%，倪土有出资比例43.66%，王君维出资比例38.76%。
2004年6月6日，坦源公司召开股东扩大会议并作出《股东扩大会决议》，内容如下：“出席会议股东及有关人员：倪土有、王君维、严义豪、王福荣和严尚。坦源公司于2004年6月6日在本公司二楼办公室召开股东扩大会，就严义豪申请退休由严尚接任和王福荣加入股东等事宜达成如下决议：……二、会议决议二：2.1同意接纳王福荣为新股东。2.2同意王福荣加入王君维的股东权一起持股。三、股东总股份为六份，具体持股份数如下：倪土有持股二份（占总股份的六分之二）；王君维、王福荣两人共持股二份（各占总股份的六分之一）；严义豪持股二份（占总股份的六分之二）。六、本股东扩大会议由全体股东签名后，于2004年6月6日起生效、执行。……”严义豪、倪土有、王君维、王福荣在全体股东落款处签字及捺指模确认。
严义豪认为《股东扩大会决议》对股权作出上述约定的原因是坦源公司承继了坦源服务站，严义豪、倪土有、王君维的出资来源于坦源服务站，并非三人个人，三人对坦源服务站的出资基本相同。并提供上述《联合经营控股协议书》及收条为证。王君维同意严义豪该意见，倪土有认为坦源服务站、坦源公司之间不存在承继关系。
严义豪提供的收条中，其中内容为收到严义豪的投资款的共5张，共308000元，收条出具时间为1997年1月30日至2002年10月26日（即最后一张收条时间），经手人或股份签认人为倪土有或倪强卿。其中内容为收到倪土有的投资款的共5张，共298000元，收条出具时间为1997年1月30日至1998年7月19日（即最后一张收条时间），经手人、股份签认人为严义豪、倪土有、王君维。其中内容为收到王君维的投资款的共4张，共302080元，收条出具时间为1997年5月27日至1998年7月19日（即最后一张收条时间），经手人或股份签认人为倪土有或倪强卿。
其中内容为气站交付给严义豪投资款（金额8万元）的收条1张，严义豪在收款人处签名。内容为气站还倪土有投资款的收条5张（3张标明97年投资款，2张没有标明投资款借款时间），共41万元，收条出具时间为1999年4月23日至2002年10月27日（即最后一张收条时间），经手人或收款人落款处由倪土有或倪强卿签名。内容为王君维为收款人的收条3张，金额共43万元。其中1999年2月3日的收条内容为收到严义豪、倪土有交还煤气站投资款15万元；2001年6月23日收条（支付证明单）内容为收到煤气站还回投资款3万元；2002年10月27日收条（收据）内容为收到严义豪归还投资款25万元。
另查明，2013年3月30日，王君维与李家俊、曾兆云作为乙方签订《转让股权协议书》，约定将其拥有的坦源公司三分之一股权以80万元转让给李家俊、曾兆云。2013年10月28日，坦源公司的名称变更为广州市凯源石油气有限公司并办理了工商登记（倪土有作为法定代表人在申请材料上签名）。严义豪、王君维于2014年9月22日对此提出异议，工商登记部门于2014年10月14日撤销了上述名称变更。
2013年3月30日，王君维与李家俊、曾兆云签订《转让股权协议书》，约定王君维将坦源公司三分之一股权转让给李家俊、曾兆云。严义豪在本案审理阶段另案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该《转让股权协议书》无效。一审法院经审理，依法作出（2015）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该协议书无效。李家俊、曾兆云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因二人申请撤回上诉，本院依法作出（2017）粤01民终字第54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李家俊、曾兆云撤回上诉，各方按一审法院判决执行。本案因（2015）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25号案中止审理，该案审结后，本案恢复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民事法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股东扩大会决议》第二条及第三条是对股东及股东所持股权份额所作出的规定。严义豪、倪土有、王君维作为公司股东，明知该两条内容对各自所持股份进行了新的确认，且《股东扩大会决议》需经全体股东签字才能生效，仍在该决议上签字确认，表明其三人一致同意该规定。因此，该两条内容实际上是严义豪、倪土有、王君维、王福荣对股东及股东份额的约定，是四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四人具有约定力。根据该约定，严义豪、倪土有各持有坦源公司三分之一的股份、王君维、王福荣各持有坦源公司六分之一的股份。至于该约定的原因如何，不影响该约定的效力。曾兆云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自身诉讼权利，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严义豪、倪土有、王君维、王福荣是坦源公司的股东，持有坦源公司的股权比例为：严义豪三分之一、倪土有三分之一、王君维六分之一、王福荣六分之一。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倪土有、王君维负担。
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查明：一审庭审中，倪土有陈述称坦源服务站是部队的部门，主要对部队内部供气，从1989年承包经营，由股东出资经营，里面的设备都属于部队，撤场后都要回归部队，坦源公司成立时，坦源服务站场地及设备设施还有经营权和使用权，到2013年合同到期时，坦源服务站的全部设备交还部队，另再进行承发包经营，坦源服务站的资产不存在继承问题，之前是联营，后来成立公司经营，股东的出资比例基本与工商登记一致等。原审被告王君维则称坦源服务站是部队的，与部队的合同到期后可动资产，可以搬走；拆的、移动的，除了房和土地外，都归股东；坦源服务站的财产没有分割，继续由坦源公司使用。原审第三人王福荣的意见与王君维一致。原审第三人李家俊称坦源服务站的财产没有分割，继续由坦源公司使用。被上诉人严义豪称坦源服务站所有能搬动的财产都归股东，坦源服务站没有进行财产分割，继续由坦源公司使用等。
另查：被上诉人严义豪亦在一审庭审中称坦源公司的所有股东没有出资，而是在2002年10月其从公司取了8万元，倪土有从公司取了20万元，王君维从公司取了25万元，是公司以还款方式支付给该三人的，该三人在公司的实际投资比例基本相同，公司仅是进行登记，实际没有出资。上诉人倪土有则称公司各股东有出资，已经按工商登记实缴。原审被告王君维又称公司各股东有实际出资，但资金来源于原来的服务站。原审第三人坦源公司称公司各股东有出资，有验资报告。原审第三人王福荣意见同王君维。原审第三人李家俊表示不清楚。
再查：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倪土有称关于还严义豪8万元、倪土有20万元、王君维25万元的款项，并非分红而是三人向公司借款的抵扣。
本院认为，倪土有、严义豪、王君维、王福荣签订的《股东扩大会决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故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严义豪诉请确认其与倪土有及王君维各占坦源公司三分之一的股权是否成立的问题。
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是指股东与股东之间或者股东与公司之间就股东资格是否存在，或者具体的股权持有数额、比例等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本案中，严义豪起诉请求确认严义豪、倪土有及王君维都是坦源公司各自分别占有33.333%（三分之一）股权的股东，故本案应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倪土有上诉主张《股东扩大会决议》并非我国公司法上的股东会决议，且该《股东扩大会决议》约定的其与严义豪、王君维的比例实际上是分红比例，并非持股比例，故严义豪的诉请不成立；严义豪则主张上述《股东扩大会决议》中对三人的比例约定就是持股比例的约定；王君维亦同意严义豪的意见。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经查，《股东扩大会决议》约定：“三、股东总股份为六份，具体持股份数如下：倪土有持股二份（占总股份的六分之二）；王君维、王福荣两人共持股二份（各占总股份的六分之一）；严义豪持股二份（占总股份的六分之二）。”可见，该约定是对股东持股问题的约定，倪土有主张该约定是分红约定，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其次，《股东扩大会决议》上虽有王福荣等人的签名，但并不影响持有坦源公司100%股份的三位股东，即倪土有、严义豪、王君维在该《股东扩大会决议》上对各股东持股比例的重新确认，故倪土有上诉主张《股东扩大会决议》非我国公司法上的股东会决议，无权对股东的持股比例进行约定，于法无据，本院亦不予采纳。最后，一审期间，严义豪已提供相关收条证实倪土有、严义豪、王君维原投资到坦源服务站的出资均已收回，倪土有也在一审庭审中称“关于还严义豪8万元、倪土有20万元、王君维25万元的款项，并非分红而是三人向公司借款的抵扣”，现严义豪在二审庭审中解释基于各股东出资均已收回故签订《股东扩大会决议》对各股东的占股比例重新确认，亦符合常理，本院予以采信。综上，一审法院根据《股东扩大会决议》的约定、判决严义豪、倪土有、王君维、王福荣是坦源公司的股东、持有坦源公司的股权比例为：严义豪三分之一、倪土有三分之一、王君维六分之一、王福荣六分之一，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倪土有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倪土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佩莹
审判员 蔡粤海
审判员 徐 艳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六日
本
书记员 罗雅之
祝茵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