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5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陶涛。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露清，广东华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思力，广东华之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毅。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靖维，广东敬思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州卡布奇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陶涛。
上诉人陶涛因与被上诉人林毅及原审第三人广州卡布奇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布奇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5民初29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陶涛上诉请求：1.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林毅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原审程序中未追加必要诉讼当事人邓某，本案的审理结果同邓某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原审诉讼过程中因未通知其参加诉讼而导致本案事实未查清，应当发回重审。林毅一直没有向法庭披露其与刘某、邓某签订《股份制协议书》的关键事实，该协议书中明确约定该三人各占公司股份三分之一、公司盈亏按比例分担、股东的具体权利义务等，此协议可证明邓某是隐名股东。因此，工商登记中林毅的50%股权实际上并非全部由其实际占有，部分股权系代持的邓某的股权。林毅未能就其行为已经征得邓某同意进行举证，不但侵害了邓某的优先购买权，更无权未经其同意擅自对外转让属于邓某的部分股权。（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陶涛与林毅所签订的真实股权转让协议是0元转让给陶涛，后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目的是为保证林毅能获得部分分红款，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只是为了保证分红款的定期发放有形式上的合法外观，从协议内容中颇多不合理之处可以证明。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陶涛支付给林毅30万元转让款不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而仅是为了保证林毅每个月能拿到分红款所需作约束性质的约定。（三）原审判决中违约金过高，股权转让协议上约定违约金为股权转让总价款的50%，原审法院仅根据该条款就判定陶涛要承担如此过高的违约金显然不合理，且林毅并未能对其所遭受的损失进行举证。
林毅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予以维持。（二）追加邓某进入本案不符合法律规定，股权转让协议由陶涛、林毅双方签订，林毅、刘某都是股东，有权对外转让股权。陶涛认为林毅、刘某有另外的协议约定，与本案无关，本案不应当做处理。邓某同意并知道股份转让的事实。（三）0元转让是陶涛为了逃避责任作出的虚假陈述，企业变更申请书中显示，双方在2015年7月22日已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陶涛二审当庭提交的合同书中有铅笔痕迹是法定代表人变更时的范本，由陶涛加盖了卡布奇公司的公章。股权转让协议是在2015年11月、12月由陶涛和林毅、刘某签订的，明显是陶涛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所说的0元只是为了逃避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借口。（四）陶涛二审提交的证据，在原审期间就可以提交，所以我方坚决不予质证。
原审第三人卡布奇公司同意陶涛意见。
林毅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陶涛向林毅支付股权转让款293000元；2.陶涛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协助林毅前往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3.陶涛向林毅支付违约金150000元；4.该案诉讼费用由陶涛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工商登记材料记载,卡布奇公司成立于2015年5月7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陶涛,股东为林毅及刘某。2015年12月28日，林毅、陶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林毅将拥有的卡布奇公司50%股权转让给陶涛，陶涛向林毅支付300000元价款，协议签字后5日内，陶涛支付20000元，作为首期款项，收到上述首期款项5日内，双方一同前往审批机关办理转让目标股权的相应手续，剩余转让款280000元由陶涛于2015年12月26日起至2017年12月27日，等额分期于每月26日前向林毅支付，如陶涛不按合同履行付款义务，林毅有权要求陶涛一次性向林毅履行剩余的全部转让款，转让有关的登记费用、发生的税金由陶涛承担，如果陶涛违反本协议2.1及2.4条规定的，陶涛须向林毅承担双方约定股权转让总价款的50%作为不履行交易义务的违约金等等。合同签订后，陶涛合计向林毅支付了股权转让款7000元。林毅向陶涛追讨股权转让款未果，遂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林毅、陶涛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现陶涛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按期向林毅支付股权转让款，已构成违约，林毅按照合同约定要求陶涛一次性向林毅履行剩余的全部转让款，同时支付违约金，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请求，合理合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陶涛应将尚欠的股权转让款293000元支付给林毅，同时支付违约金150000元，并协助林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一、陶涛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林毅支付股权转让款293000元；二、陶涛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林毅支付违约金150000元；三、陶涛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林毅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将林毅持有卡布奇公司50%股权变更为陶涛持有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73元，由陶涛负担。上述受理费3973元已由林毅预交，林毅同意由陶涛在履行该判决义务时将应负担的受理费3973元直接支付给林毅。
二审中，陶涛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股份制协议书，证明1.刘某、林毅、邓某之间有约定三方各占公司股份三分之一，邓某为公司隐名股东。但原审诉讼过程中林毅却蓄意隐瞒该事实。2.本案的审理结果与邓某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法院应依法裁定发回重审；
证据二，商事登记基本信息、准予设立（开业）登记通知书、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证明1.卡布奇公司经合法手续设立，且于2015年7月22日变更法定代表人为陶涛。2.卡布奇公司的股东至今仍是林毅、刘某，该二人与陶涛在签订《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后反悔未履行义务。3.陶涛、刘某、林毅早已于2015年7月21日签订合同约定刘某、林毅以0元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陶涛，并办理工商登记，是三方真实的意思表示；
证据三，林毅的微信号主页证明微信转账记录中的收款方是林毅，陶涛向林毅微信转账记录整理表证明陶涛对林毅转账的次数及数额，陶涛向林毅微信转账记录页面证明陶涛已实际向林毅转账；
证据四，广州卡布奇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与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保安服务公司签订的终止协议，证明公司实际上已无法经营的事实。
林毅质证认为：陶涛二审提交的证据在原审时就可以提交，故坚决不予质证。对于证据四，1.不确认三性；2.借用协议是在股权转让、陶涛支配公司后与案外人发生的合同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3.在林毅、刘某离开公司后，公司业务一落千丈，不能维持经营，原来是三人合作，由于陶涛的各种隐瞒行为导致公司原本运作正常的公司现已不能营业。
原审第三人卡布奇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
案外人邓某到庭陈述如下：股份制协议书是其与林毅、刘某签订的，与该二人是合作关系，合作外派人力资源公司即卡布奇公司。工商登记并无写邓某占有股份，但私下三人有协议约定各占有三分之一。其知道林毅、刘某与陶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况，同意林毅、刘某将其名下的股份全部转让给陶涛，且对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也无异议。同时，也认可林毅、刘某提起的本案诉讼和该二人在原审陈述的意见。在本案结束后，假如法院支持了刘某、林毅的诉讼请求，其也不会另外向陶涛主张权利或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认为自己的股权给他人无权处分了。股份制协议书在2015年签订，具体几月不记得，签订后没有收到分红，但如何分配也是我方与林毅、刘某之间的问题。我方在2015年认识陶涛，没有收到陶涛给我的钱，只是收到发给工人的工资，因为当时在公司还担任职务，负责保安管理调配人员，所有工人由其招聘，工资都是陶涛转给其，其再发给工人。为何由陶涛转给其再由其发放给工人，应问陶涛。林毅的职务其不清楚，其只管自己负责的。
陶涛对邓某的陈述发表意见如下：邓某说清楚陶涛、林毅、刘某之间的20万元及30万元的协议，但至今其都没有收到款、没有协商过，作为拥有三分之一权利的人，在收到款以后不进行分配是不符合常理的。在2015年9月4日至2016年5月16日期间共收到陶涛22000元，可见20万和30万的股权转让协议是虚假的，不能代表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林毅质证认为：邓某出庭陈述是因为陶涛主张邓某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从其陈述可见邓某明确知道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并且同意了。至于邓某与林毅、刘某如何分配款项或邓某与陶涛的款项关系与本案事实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如果陶涛认为邓某有其他的债权关系可以另案主张。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已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邓某并非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对方，虽然其与林毅、刘某另有协议，由该二人代其持有卡布奇公司的股权，与涉案股权转让有相应的利害关系，但邓某已当庭明确表示知悉陶涛、林毅、刘某之间的股权转让情况，同意林毅、刘某的股权转让行为，并且不会以无权处分为由另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因此，依法现已无追加邓某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的必要性，陶涛以林毅、刘某蓄意隐瞒致使邓某未能参与庭审为由要求追加邓某为必要的第三人参与诉讼，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林毅要求陶涛支付《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相应的股权对价余款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2015年7月21日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虽然约定了0元转让股权，但是双方于2015年7月22日申请变更登记时并无将该份《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一并递交给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作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也没有在公司的章程和股东名册中作出变更，股东会决议仅对陶涛的任职进行讨论、决议而无提及任何关于前一日的股权转让情况。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系林毅、陶涛于2015年12月28日签订，时间明显晚于上述《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的签订时间。双方在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中已明确就股权转让的份额、对价、支付方式等达成合意。在两份合同内容不同的情况下，显然应当以签订在后的合同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更何况，《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0元转让股权，明显不符合理性投资人的利益追求。林毅解释为双方系因办理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时拿错文件材料，故填写了上述《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内容不属实，是作废的文件，更具有合理性。此外，如果如陶涛所述，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向林毅支付分红或工资，完全可以签订分红协议，而不必多此一举的借用股权转让协议的名义，可见陶涛所述与常理不合。
而实际上，在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卡布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变更为陶涛，其作为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掌控公司的经营管理。在陶涛支付7000元股权转让款而不再履行支付义务后，林毅向陶涛发出《律师函》催讨款项并要求共同前往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陶涛未提出任何异议或作出回应。陶涛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名为股权转让实为分红款发放的事实，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也无其他证据可予佐证《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所反映的事实，或就诸多矛盾之处作出合理解释，本院对其所述不予采信。结合邓某的陈述以及双方之间履行协议的实际情况，原审法院确认《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并据此判令陶涛支付剩余的全部转让款，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
此外，《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受让方违约时应承担双方约定股权转让总价款的50%作为不履行交易义务的违约金。陶涛作为一个理性的商事主体，在签订协议时就应当清楚所承担的合同义务及违约的法律后果，如其认为违约金标准过高，完全可以在签订协议当下提出异议，其在条款已经明示的前提下签署协议显然已对相应的履约风险作出了合理的预判，对协议内容表示认同。更何况陶涛的违约行为不仅体现于怠于履行支付义务，也体现在无及时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因此，在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前提下，结合陶涛的违约事实，原审法院判令其依照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合理合法，本院亦予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陶涛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73元，由上诉人陶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舒舒
审判员 许东劲
审判员 唐佩莹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谢佩君
蔡嘉瑜
黄怡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