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23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郝玲玲，女，1986年6月1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母永涛，北京市天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绫致时装（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武清开发区和畅路6号。
法定代表人王沛德，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冬，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静，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领天英才（北京）企业顾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北大街107号A座418室。
法定代表人王一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雪青，女，1987年8月29日出生。
上诉人郝玲玲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初字第093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郝玲玲之委托代理人母永涛，被上诉人绫致时装（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绫致时装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刘静，被上诉人领天英才（北京）企业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天英才公司）之委托代理人李雪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6月，郝玲玲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于2008年9月入职领天英才公司，领天英才公司通过劳务派遣形式，派遣我到绫致时装公司工作。2014年5月6日我与绫致时装公司达成协议，约定双方于2014年3月1日解除劳动关系，绫致时装公司于2014年7月31日前支付我22万元，上述补偿涵盖了所有的法定补偿及赔偿。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到期后，绫致时装公司未向我支付上述款项，经我多次催要仍未支付，故我起诉要求绫致时装公司、领天英才公司向我支付补偿款22万元。
绫致时装公司辩称：1、我公司始终对离职补偿协议不知情，协议是人事关系经理赵春廷擅自和员工签订的，该协议不是真实存在的。赵春廷总共与员工200多人签订了协议，总金额高达上亿元，作为一个正常经营的公司，不可能与员工签订这样的协议。协议确定的离职补偿水平与郝玲玲的工资和社保缴费数额相差巨大，不是我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2、协议上加盖的印章显示为我公司人力资源部，此印章仅为内部用章，主要用于离职证明等，不具备对外效力，且签订如此巨大数额的协议，加盖人力资源部的章对我公司而言不发生法律效力。3、赵春廷系我公司人事关系经理，该职位仅处理公司员工纠纷事项，不是人力资源部主管，她没有权限与员工签订涉案离职补偿协议。4、根据协议内容，主要针对的是未缴社保的问题，但社保不应以现金形式发放，协议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5、郝玲玲因个人原因离职，根据法律规定，不应获得任何补偿，因此其请求支付相应补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6、郝玲玲所称是否支付加班费的问题，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与本案无关。因此离职补偿协议是无效的，不应对我公司发生法律效力。综上，不同意郝玲玲的诉讼请求。
领天英才公司辩称：郝玲玲的协议是和绫致时装公司签订，不是和我公司签订，我公司不知情，此协议与我公司无关；其他答辩意见同绫致时装公司的意见。综上，不同意郝玲玲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补偿协议是否是绫致时装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补偿协议系绫致时装公司的人事部门经理赵春廷与郝玲玲商定签署，郝玲玲虽主张赵春廷具有与离职员工签订补偿协议的权限，但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其次，郝玲玲主张补偿款中包含加班工资、未缴足社保补偿等，但其并未向法院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依法应享有上述补偿；再有，协议中，也没有作为用人单位领天英才公司的公章，领天英才公司对于该协议也不认可；最后，赵春廷于协议上加盖的系人力资源部的印章而非绫致时装公司的公章或合同章。综合上述情况，难以认定涉案补偿协议系绫致时装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认定涉案协议并非绫致时装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并未成立，对绫致时装公司、领天英才公司不具有法律效力。郝玲玲根据涉案协议要求绫致时装公司、领天英才公司给付协议中的款项，缺乏依据，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12月判决：驳回郝玲玲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郝玲玲不服，上诉至本院称：赵春廷作为绫致时装公司人事部门经理有权签署离职补偿方面的协议，且当时系双方就各方面补偿进行核算，经赵春廷请示领导后签订的，人力资源部门章不影响绫致时装公司作出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应为合法有效，故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我原审诉讼请求。绫致时装公司、领天英才公司均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领天英才公司与绫致时装公司签订有《劳务派遣协议》，约定由领天英才公司将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人员派往绫致时装公司工作，协议期限自2007年12月1日起，至派遣员工的派遣期限中最迟到期的派遣期满止。
郝玲玲自2008年9月与领天英才公司签有劳动合同，被派遣到绫致时装公司工作，并于2014年3月1日离职解除劳动合同。其间，领天英才公司为郝玲玲缴纳了相关社会保险。
后郝玲玲持“协议书”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绫致时装公司、领天英才公司向其支付该协议约定的补偿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6月9日作出京东劳人仲字（2015）第470-475号裁决书，裁决：驳回郝玲玲的申请请求。郝玲玲不服该裁决，起诉至原审法院。
诉讼中，郝玲玲提交“协议书”，内容为：“甲方绫致时装公司，乙方郝玲玲，乙方于2014年3月1日因个人原因与甲方解除劳动关系，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甲方给予乙方人民币22万元，以上补偿金已涵盖所有法定补偿及赔偿。乙方同意在甲方支付了上述款项后，与甲方再无社会保险等任何劳动争议和离职补偿方面的要求，并不再要求甲方为其缴纳在职期间的各项社会保险，及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对其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的损失赔偿，并确认对其在甲方工作期间享有的社会保险待遇不存在任何异议。甲方在收到乙方对本协议的签字确认回复后，将上述款项于2014年7月31日之前汇入乙方所提供的银行卡中。……”落款甲方处盖有绫致时装公司人力资源部印章，乙方处有郝玲玲签名及2014年5月6日的日期。
郝玲玲主张因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及未支付加班费，我提出离职，绫致时装公司同意就加班、社保、解除劳动合同等事项给予我相应补偿，并由人事经理赵春廷代表绫致时装公司与我协商签署了“协议书”，故要求依此协议履行。
绫致时装公司称我公司对“协议书”的形成完全不知情，直至大量已离职人员在赵春廷突然离职后前来我公司要求给付补偿款，我公司才发现有此“协议书”之事，并已就赵春廷涉嫌利用签署协议侵占公司财产向公安机关报案；我公司从未授权赵春廷与离职员工协商签署补偿协议，人力资源部的印章仅为内部用章，不具有对外效力，故对郝玲玲所持“协议书”不予认可。
领天英才公司称郝玲玲所持“协议书”并未涉及我公司，我公司对此亦不知情。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协议书”、仲裁裁决书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郝玲玲与领天英才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接受领天英才公司派遣至绫致时装公司工作。现郝玲玲在离职后持“协议书”向领天英才公司、绫致时装公司主张补偿款，但领天英才公司、绫致时装公司表示对郝玲玲曾提出各项补偿要求，以及郝玲玲所述协商签订“协议书”均不知情。郝玲玲所出示的“协议书”显示系在郝玲玲离职之后形成该协议，郝玲玲虽称“协议书”系绫致时装公司人事经理赵春廷代表绫致时装公司与其协商议定，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赵春廷具有与已离职员工签订补偿协议的权限，且“协议书”并未加盖绫致时装公司的公章，仅盖有绫致时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印章，而绫致时装公司亦已就“协议书”相关事项向公安机关报案。另，郝玲玲主张“协议书”上补偿款中包含社保补偿、离职补偿、加班工资等补偿项目，但郝玲玲并未就其应获取相应项目的补偿利益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实。故综合以上因素，原审法院作出“协议书”并非绫致时装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书”并未成立，对绫致时装公司、领天英才公司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认定并无不当。郝玲玲仅依“协议书”要求绫致时装公司、领天英才公司给付相应款项，依据不足，其上诉请求，本院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郝玲玲负担（已交纳5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郝玲玲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洁
代理审判员 庞妍
代理审判员 李昂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余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