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渝四中法行初字第00029号
原告：张世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
诉讼代表人：张世朗，男，土家族，1949年6月25日出生，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农民。
委托代理人：李平金、姚明，重庆市彭水县靛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葭街道北门街**号。
法定代表人：刘峰，县长。
委托代理人：赵乾琨，该县林业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邵小平，该县林业局法规科科长。
第三人：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桑柘镇青卜村六组。
负责人：张泽刚，组长。
第三人：张某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
诉讼代表人：冯国淑，女，汉族，1962年6月3日出生，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农民。
第三人：冯国淑，身份情况同上。
第三人：豆长杰，女，汉族，1925年12月4日出生，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农民。
张某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冯国淑、豆长杰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为，男，土家族，1961年4月10日出生，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国家工作人员。张为系豆长杰之子，冯国淑之夫。
原告张世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以下简称张世朗户）诉被告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彭水县政府）、第三人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桑柘镇青卜村六组（以下简称青卜村六组）、第三人张某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第三人冯国淑、第三人豆长杰林权行政登记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6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诉讼代表人张世朗，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赵乾琨、邵小平，第三人青卜村六组的负责人张泽刚，第三人张某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诉讼代表人冯国淑及第三人豆长杰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为到庭参加诉讼。期间，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查勘了争议林地现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与张某碧（已于2011年去世）系青卜村六组的村民。第三人豆长杰系张某碧妻子，第三人冯国淑系张某碧儿媳妇。原告在1986年、2006年承包了“印盒山”这块林地。2013年，第三人冯国淑向彭水县林业局办理了砍伐手续，将原告印盒山林地的树木砍伐30余株，经原告制止后停止砍伐。后经了解，张某碧在1986年承包了4块林地，即“报山”、“谢家堡”、“报山”、“杉山”，在2006年换发林权证时张某碧的林权证中多填了一块“印盒山”的林地。而事实上，“印盒山”林地一直是由原告管理使用，被告将争议林地填发给张某碧是错误的。张某碧的林权证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与原告的林山重叠。故根据法律的规定，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为张某碧颁发的彭林证字（2006）第0505200号林权证中关于“印盒山”的登记。
被告彭水县政府答辩称，一、本案被诉的彭林证字（2006）第0505200号林权证与原告家的林权证，按照同一时间、同一程序换发的，不存在被告与第三人弄虚作假的行为。该证“印盒山”的林地，系原来1986年的“杉山”林地演变而来。二、本案被诉的彭林证字（2006）第0505200号林权证关于“印盒山”登记的四至界限清楚，原告没有证据证明与其山林重叠。三、本案被诉的彭林证字（2006）第0505200号林权证的权利人张某碧已经死亡，其继承人需要按照土地承包法的规定继承承包后，重新换发证。故，本案被诉的彭林证字（2006）第0505200号林权证处于待换状态。
第三人张某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豆长杰、冯国淑陈述称，一、第三人家持有的彭林证字（2006）第0505200号林权证来源真实、合法、有效。有1986年的林权证、林权登记申请表、林木林权登记清册和林权登记外业小班调查表及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书等证据予以佐证。二、第三人家持有的彭林证字（2006）第0505200号林权证四至界限清楚，与原告家的林权证不存在重叠，原告家的林地在第三人家林地的西北边，当中有耕地和人行路相隔。三、第三人家的“印盒山”林地来源清楚，系1986年林权证中“杉山”林地换证而来。四、争议林地自1984年以来一直是由第三人家庭管理使用至纠纷发生。期间，原告及周边的社员都无异议。故，原告的起诉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第三人青卜村六组陈述称，第三人家的林地是原老七队的林地，而原告家的林地是原黄连村的荒山，双方是相连的，以路为界。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
1.张某碧1986年0090642号林权证及林权证登记清册复印件。旨在证明第三人豆长杰、冯国淑在1986年取得了“杉山”等四宗林地。
2.张某碧2006年林权登记申请表4页及林权登记清册复印件。旨在证明登记清册与林权证相吻合，清册上划掉的是无效的，2006年张某碧的林权证是在1986年的基础上换发的。
原告对以上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无异议。证据2中的“印盒山”是重复登记，没有来源，1986年的林权证没有“印盒山”林地。
第三人张某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豆长杰、冯国淑对以上证据无异议，认为证据2中的“印盒山”来源于证据1的“杉山”。
第三人青卜村六组对以上证据无异议。
原告张世朗户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
1.熊见渠、张世洪、张青龙、王天安的调查笔录。
2.张世朗1986年103207号林权证复印件、1986年0090578号林权证存根复印件、1986年195210号林权证登记清册复印件。
3.张世朗2006年彭林证字（2006）0505199号林权证复印件、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书复印件、张某碧2006年彭林证字（2006）0505200号林权证复印件及林权登记清册复印件。
4.（2014）彭法民初字第00513号民事判决书。
原告列举以上证据旨在证明，争议林地一直由原告在管理使用，且登记在原告的林权证中。被告为张某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颁发的彭林证字（2006）0505200号林权证中关于“印盒山”林地的登记是错误的。
被告对以上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不真实。证据2无异议，说明了张世朗户在1986年取得的是“转堡”这块林地，而不是“印盒山”。证据3无异议，但足以证明张世朗2006年的林权证与1986年的林权证地名和面积不一致，事实上，与第三人家持有的林权证一样，都是从1986年的林权证换发而来。证据4无异议，提起民事诉讼没有必要，承包合同是后来为规范程序补签的。
第三人张某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豆长杰、冯国淑对以上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2、3无异议，但证明了张世朗的林权证与本案被诉的林权证一样，都与1986年林权证的地块名称、面积不同。对证据4无异议，是驳回诉讼请求的。
第三人青卜村六组对以上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不真实，被调查的人都是村里平常不讲道理的人，不清楚事实。证据2、3的面积登记有错误。证据4无异议。
第三人张某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豆长杰、冯国淑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
1.争议林地“印盒山”现场草图一份。旨在证明现场边界清楚，原告与第三人的山林各是一块。
2.张某碧1986年0090642号林权证、林权证存根及林权证登记清册复印件。旨在证明三份证据中林地名称等都是一致的，边界也是清楚的。
3.张某碧2006年彭林证字（2006）0505200号林权证复印件。旨在证明本案被诉的林权证四至界限清楚，不存在重叠，林权证中只有四块林地。
4.张某碧2006年林权登记申请表复印件4页。旨在证明在原始登记表中也有争议林地“印盒山”（又名杉山），与林权证相吻合。
5.张某碧2006年林权登记清册复印件。旨在证明登记清册中也有“印盒山”的登记，且西边与原告张世朗接界，不是重叠。
6.张世朗2006年林权登记清册复印件。旨在证明在此登记清册上曾经载明东边系与张某碧接界，但最后被进行了涂改。
7.张世朗1986年195210号林权证登记清册复印件、1986年0090578号林权证存根复印件、零星林地无花名册注明。旨在证明原告1986年的林地名为“转堡”，与2006年林权证的地名是不同的，第三人家的林地也是这种情况。且，原告与第三人家的林地只是相连。
8.彭水县林权登记外业小班调查表复印件。旨在证明原始资料均可佐证争议林地属于第三人家庭管理使用。
原告对以上证据经质证认为，第三人举示的证据相互矛盾，足以证明被告将争议林地登记给第三人缺乏事实依据。
被告对以上证据无异议。同时认为第三人家持有的林权证与原告的林权证是按照同一程序颁发，第三人家的林权证登记户主已经去世，有待重新换发新证。
第三人青卜村六组对以上证据无异议。
本院在庭审过后，依法查勘了现场，制作了《现场草图》和《现场勘查笔录》。
本院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对证据认证如下：
1.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据1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证据2、3、4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予以采信。
2.被告提交的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予以采信。
3.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证据1与本院绘制的草图有一定出入，不予采信。证据2-8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予以采信，但达不到双方林地不重叠的证明目的。
4.本院制作的《现场草图》和《现场勘查笔录》，各方当事人均签字认可，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本院认证，查明如下事实：
本案争议林地小地名“印盒山”，又叫转堡、庙坡、杉山，争议林地的四至界限为：西边临张世朗山林、张泽美责任地，北边临老七组张世永土，东边临张世洪（红）山林，南边临公路、环路。1986年，原告张世朗户承包了“转堡”林地，四至界限为：东至七队，南至环路，西至张泽美，北至土介。同年，同组村民张某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承包了“杉山”等四块林地，“杉山”的四至界限为：东至路，南至环路，西至熟土，北至岩脚。2006年，原告张世朗户换发林权证，承包了“印盒山”一块林地，四至界限为：东至老七队张世永三弟兄农地为界，西至张泽美山林界，南至张中、张泽美山林界，北至耕地为界。同年，同组村民张某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也按同一程序换发林权证，承包了“印盒山”等四块林地，其中，“印盒山”林地的四至界限为：东至字界（农地），西至字界（上庙路），南至农地界（横路），北至农地界（老七组），括号中农地、上庙路、横路、老七组字的笔迹系另一笔迹所书写，同时该林权证存在涂改、缺页的事实。2011年初，张某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户主张某碧去世，其承包户家庭成员现为豆长杰、冯国淑，其中，豆长杰系张某碧妻子，冯国淑系张某碧儿媳，经其家庭成员推选，现冯国淑为该农户新代表人。2011年末，因原告在争议林地中砍伐树木，原告和第三人豆长杰、冯国淑发生纠纷。2013年初，第三人冯国淑经林业部门批准在争议林地中砍伐树木，双方再次发生纠纷。2014年2月，原告以第三人青卜村六组、第三人张某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豆长杰、冯国淑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为作为被告，向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确认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无效的民事诉讼，后被法院驳回诉讼请求。2014年5月，原告认为被告彭水县政府为第三人张某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颁发的彭林证字（2006）0505200号林权证关于“印盒山”的登记，与原告的彭林证字（2006）0505199号林权证关于“印盒山”的登记相互重叠，应当依法予以撤销，故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发放证书，确认所有权或使用权。……”因此，被告彭水县政府有颁发林权证书的法定职权职责。在本案中，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被告彭水县政府为第三人张某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颁发的彭林证字（2006）0505200号林权证关于“印盒山”的登记是否与原告张世朗户的彭林证字（2006）0505199号林权证关于“印盒山”的登记存在重叠的问题，即彭林证字（2006）0505200号林权证关于“印盒山”的登记事实是否清楚。经审查：1.第三人张某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彭林证字（2006）0505200号林权证关于“印盒山”的登记与该林权登记清册不相吻合，且该林权证存在缺页、涂改痕迹。该林权证的四至界限为：东至字界（农地），西至字界（上庙路），南至农地界（横路），北至农地界（老七组），括号中的字系另一笔迹所书写。而该林权登记清册四至界限为：东至张世红字，西至张世朗字，南至土，北至老七组土。2.原告张世朗户的彭林证字（2006）0505199号林权证关于“印盒山”的登记与该林权登记清册基本吻合，但该林权登记清册仍然存在涂改痕迹。在该林权登记清册中，原来四至界限的东方为“张某碧耕地”，后被涂改为“七队张世永三弟兄农地为界”。3.结合彭林证字（2006）0505200号林权证、彭林证字（2006）0505199号林权证以及相对应的林权登记清册、1986年的林权证四至界限、本院绘制的《现场草图》，可以综合分析得出，原告张世朗户的“印盒山”林地与张某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印盒山”林地东、西相邻，彭林证字（2006）0505200号林权证与0505199号林权证在“印盒山”林地的登记存在部分重叠。因此，被告彭水县政府为张某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所颁发的彭林证字（2006）0505200号林权证中关于“印盒山”的登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予撤销。但是，该登记被撤销后，各方当事人应当保持争议林地的原貌，不得破坏林木，等待政府重新处理。
至于被告彭水县政府提出张某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的户主张某碧已经去世，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效力待定的问题。张某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是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集体经济组织的林地，不是张某碧个人承包集体经济组织的林地，经审查，虽然张某碧已经去世，但其承包户家庭成员即本案的第三人豆长杰、冯国淑仍然存在，本案的具体行政行为仍具有可撤销性。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2006年11月12日为张某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现冯国淑为新代表人）颁发的彭林证字（2006）0505200号林权证关于“印盒山”的登记。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红梅
审 判 员 蒋明军
人民陪审员 安邦成
二〇一四年八月五日
书 记 员 王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