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知民终字第1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柏荣，男，1952年3月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珞狮南路丽岛花园桌园*座****室。
委托代理人柏万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温泽远。
委托代理人廖恬。
上诉人刘柏荣因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3）普民三（知）初字第3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及其委托代理人柏万桃，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廖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柏荣在原审中诉称：1969年，刘柏荣创作的《胸有朝阳何所惧愿将青春献人民》（以下简称“涉案画稿”）宣传画，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后未将作品原稿退还给刘柏荣。事后，刘柏荣多次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原画稿，但均被以文革至今出版社人事发生变动、稿件管理混乱可能丢失为由而未果。2013年5月10日，该作品原稿出现在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德公司）主办的2013年春季拍卖会，并当场拍卖成交，成交价为人民币46万元。刘柏荣获悉后，委托律师发函，要求嘉德公司停止交割遭拒。刘柏荣认为，其有理由怀疑是被上诉人擅自委托嘉德公司拍卖其作品原稿，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上诉人返还作品原画稿。
被上诉人在原审中辩称：其不同意刘柏荣的诉请。1969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出版了涉案画稿宣传画。但之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于文革期间被解散，上海成立了上海出版革命组，后该出版革命组变成了上海人民出版社（亦非现在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后重组又成立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即被上诉人前身。因此本案被上诉人并非1969年时期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9年之后涉案画稿又另有印刷出版，如1970年8月上海市出版革命组新1版，根据当时的出版条件，重新印刷必须要有画作原稿，据此，涉案画稿原稿早在1970年即不在原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处。综上，刘柏荣事隔三十余年要求返还画作原稿无相关事实和法律依据。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69年，刘柏荣系插队知青，其以安徽黄山茶林场11位知青烈士挽救公社粮食化肥为内容的报告文学创造了一副插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与刘柏荣取得联系，邀请刘柏荣在原来的黑白小稿基础上，绘制一副彩色水粉画，用作宣传画发表。后刘柏荣完成作品，即涉案画稿，并交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出版。
2013年5月10日涉案画稿（附宣传画两张）在中国嘉德2013年春季拍卖会上拍卖成交，成交价格为人民币46万元。在嘉德公司的拍卖品说明中有如下文字说明“这张水粉作品是刘柏荣所作。同陈逸飞的《金训华》、何孔德的《生命不息，冲锋不止》、关琦铭的《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为文革期间最著名的四张宣传画…”
刘柏荣的委托代理人向嘉德公司发出律师函，声明涉案画稿系刘柏荣个人所有，要求嘉德公司立即停止交割、妥善提存保管，并提供委托拍卖人的身份证明、权属证明及具体联系方式。嘉德公司回函表示，涉案画稿系委托人根据《拍卖规则》委托拍卖的拍品，委托人在《委托拍卖合同》中明确陈述该拍品系委托人通过交易方式获得，并合法持有，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利。即使刘柏荣是该拍品的著作权人，也不能当然推定刘柏荣就是所有权人。拍卖行为合法有效，嘉德公司应当按照《拍卖法》和《拍卖规则》履行相应的交付义务，同时其有义务为委托人身份进行保密。
再查，被上诉人成立于1990年11月16日，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为美术、摄影画册，连环画，年画，挂历，宣传画，图片及美术理论、技法图书等。
原审法院根据刘柏荣申请，发函至嘉德公司了解涉案画稿拍卖情况，嘉德公司回复，涉案画稿已完成交割，拍卖委托方及买受方均非被上诉人。
为证明涉案作品的出版情况，被上诉人提交了下载自互联网“孔夫子网”的有关涉案画稿印制出版成宣传画的截图四张，分别标注以下信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1969年9月第1次印刷（2）书号：XXXXXXX（24）”；“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1969年10月第2次印刷（2）书号：XXXXXXX（24）”；“上海市出版革命组出版·1970年8月新1版第1次印刷（1）书号：3-129（2）11”；“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1年3月第3次印刷（1）书号：8·3·129（2）11”。
为证明被上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上诉人提交百度百科有关“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搜索结果页，其中有如下表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建社五十多年来…”；被上诉人官网简介，其中有如下表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是一个成立于一九五二年的大型专业美术出版社…建社五十多年来…”；百度百科有关“哈琼文”搜索结果页，其中有如下表述“1955年转业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长期从事宣传画创作，现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
原审法院依被上诉人申请至上海市档案馆调取相关材料如下：
1、（70）沪版文字第／号上海市出版革命组（通知）：“根据市革会一办通知，原我组名称上海出版系统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出版革命组改称上海市出版革命组。”该通知落款为上海市出版革命组，时间为1970年2月2日。
2、上海人民出版社改换单位名称的通知：“根据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指示，自十月一日起，我单位名称由上海市出版革命组改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即日起启用新公章，旧公章作废，特此告知。”后附新旧图章样式，其中一新图章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美术读物编辑组，旧图章为上海市出版革命组美术读物编辑组。该通知落款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时间为1970年10月12日。
3、关于建立上海出版行政机关和改组现有大出版社为若干小社进行体制改革的请示报告：“在我社现有九个编辑室的基础上，改组为九个专业出版社…各出版社是企业性质，由国家重新核定资金，除在我社现有资金拨付外，不足部分，商请财政、银行解决。各出版社独立进行经济核算。我社原有的资料室、医疗室和食堂移给上海人民、上海文艺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共有…我社保存的旧档案（包括财务档案账册）、旧纸型和样书，除属于局机关的档案外，分别移交各出版社管理处理。”该请示落款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委，时间为1977年9月1日。
4、沪版委（77）字第40号文件中共上海人民出版社委员会关于恢复市出版局建制的请示报告：“…拟在现有九个编辑室和一个书画社的基础上，分设十个专业出版社，分别命名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政、经、史、哲读物）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该请示落款为中共上海人民出版社委员会，时间为1977年9月14日。
5、沪版革（77）字第129号文件：“经报请中共上海市委批准，自一九七八年一月恢复上海市出版局的建制，下分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共十个出版社，为此特报请备案，并请颁发各出版社的代号（除上海书画社已有代号外）。该文件落款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时间为1977年11月18日。
对此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上述文件能反映出文革期间出版社历经的若干变化，1970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解散合并至上海市出版革命组，后上海市出版革命组更名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统筹上海所有出版业务，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拆分重组成立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即被上诉人前身，此时已是企业性质，由国家重新核定资金，出版社代号也重新核发，由此可见被上诉人的历史是有中断的，现在的被上诉人及前身并不是1969年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两者除了社名沿用外，不存在资产、债权债务上的承继关系。上述文件同时反映，上海人民出版社相关编辑室重组设社后，原有的资料室已移给上海人民、上海文艺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共有，画稿属于资料，而非档案，足见涉案画稿在经历文革后已不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处。刘柏荣质证认为，对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解散合并至上海市出版革命组，后又改名为当时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再后又拆分重组成立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情况是认可的，但无论机构如何变革，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还是按照原来的范围从事相应的出版业务，权利义务有承继关系，且画稿应属于档案，而非资料，重组建社时应移交原出版社，即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管理处理，法院查阅的档案中亦没有显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变更代号的事实，即使变更代号，也不能证明相关业务发生变化。
审理中，刘柏荣主张并坚持其诉请所基于的请求权基础是刘柏荣对其创作画作的有形载体物所享有的物权，并明确其主张的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物权法相关规定。被上诉人认为尽管刘柏荣系涉案画稿的作者，但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可能画纸、颜料都是出版社提供的，创作也是在出版社内完成的，刘柏荣是否当然享有物权存疑。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关于刘柏荣基于创作涉案画稿而享有相应物权的问题，涉案画稿系上诉人创作，被上诉人予以确认，其虽提出画纸、颜料等可能是出版社提供等抗辩理由，进而对刘柏荣是否当然享有涉案画稿的物权提出异议，但上述异议仅是被上诉人的猜测，并无相关证据予以佐证。鉴于一般情况下，画作的创作须依附于有形载体上，刘柏荣并非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员工，因此在被上诉人未能就涉案画稿著作权与所有权存在分离提出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上诉人当时基于创作涉案画稿而享有相应物权。
关于被上诉人主体沿革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1969年刘柏荣将涉案画稿交付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出版宣传画，涉案画稿创作完成及印刷出版均处于较为特殊的一个历史时期，现有档案显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确存在解散合并、再行重组建社的情形，这与之后出现的署有“上海市出版革命组、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相关印刷品也能相互印证。出版当时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与之后再设立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之间存在断档，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前身与出版涉案画稿当时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之间，除社名沿用外，在资产、权利义务关系上有必然的承继关系。
关于涉案画稿是否在被上诉人处的问题，嘉德公司回函确认涉案画稿已完成交割，且拍卖方和买受方均非本案被上诉人，刘柏荣对此虽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原审法院确认上述事实，即在由嘉德公司组织的拍卖活动中，涉案画稿的拍卖方和买受方均非本案被上诉人，交割业已完成，可认定涉案画稿现并非由被上诉人实际占有。
综上所述，刘柏荣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对刘柏荣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原审判决后，刘柏荣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本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刘柏荣的原审诉讼请求。刘柏荣的主要上诉理由是：首先，原审法院认定的“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前身与出版涉案画稿当时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之间，除了社名沿用外，在资产、权利义务关系上有必然的承继关系”显然有误。其次，原审法院认定“涉案画稿拍卖方和买受方均非本案被上诉人，交割业已完成，可认定涉案画稿现并非由被上诉人实际占有”证据不足。1、原审法院并未向刘柏荣出示嘉德公司的回函，刘柏荣无法对嘉德公司回函的内容进行质证。2、在没有相应的委托拍卖方、买受方信息、委托拍卖方合同、拍品权属证明、成交确认书、拍品对价支付证明、拍品交付证明、佣金支付证明等作证的前提下，原审法院仅凭一张回函的内容，作出所涉画稿的拍卖方和买受方均非被上诉人、交割业已完成、并非上海美术出版社实际占有的事实认定依据不充分。
被上诉人辩称：原审法院依据的历史档案来源于上海档案馆，该档案真实反映了被上诉人与当时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之间，并没有直接承继关系。另外，涉案画稿已由嘉德公司拍卖并成交，上诉人对此亦在起诉时明确，因此涉案画稿并不在被上诉人处。原审法院据此所作认定符合事实。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刘柏荣在庭审中确认涉案画稿不在被上诉人处。原审审理中，原审法院于2014年10月22日就嘉德公司的回函向刘柏荣和被上诉人进行了口头开示，明确涉案画作已经完成交割，且委托拍卖方和最后买受方都不是被上诉人。刘柏荣和被上诉人对此发表了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本案是一起返还原物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可见权利人行使返还原物请求权需要具备以下要件：首先，所有物返还原物请求权一般须由所有人行使。其次，请求权的相对人必须为无权占有人。本案中，刘柏荣确认被上诉人未实际占有涉案画稿，但仍坚持被上诉人返还原物，其主张因缺乏被请求人实际占有原物这一构成要件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针对刘柏荣提出的原审法院认定的“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前身与出版涉案画稿当时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之间，除了社名沿用外，在资产、权利义务关系上有必然的承继关系”有误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本案属于返还原物纠纷，应当依据返还原物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即对被上诉人是否实际占有原物，若占有原物是否属于无权占有、是否应当承担返还责任进行审查，被上诉人与出版涉案画稿当时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之间在权利义务关系上是否有承继关系并不影响对于被上诉人未占有画稿原物的认定，即使被上诉人与出版涉案画稿当时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之间在权利义务关系上有承继关系，现被上诉人未占有画稿原物，上诉人要求返还原物的请求亦无法得到支持。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足以否定被上诉人未占有画稿原物之事实，本院不予采纳。
针对刘柏荣提出的原审法院并未向刘柏荣出示嘉德公司的回函，刘柏荣无法对嘉德公司回函的内容进行质证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出于保密的相关规定而向刘柏荣口头开示嘉德公司的回函内容，并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原审法院的做法并无不当。上诉人的相关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0元，由刘柏荣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陆凤玉
审判员 徐燕华
审判员 胡 宓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八日
书记员 沈晓玲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