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06民初7807号
原告：杜业辉，男，1978年4月6日出生，蒙古族，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
原告：赵陶娜，女，1982年2月2日出生，蒙古族，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
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亮，许力先，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世之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371号。
法定代表人：黎虹。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利飞，浙江民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杜业辉、赵陶娜（以下简称两原告）与被告杭州世之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24日立案。后因案情复杂，本案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7年1月17�、2017年7月11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杜业辉及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亮、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利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两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原告退还所购车辆，被告返还购车款31.19万元；2.被告赔偿购车价款的三倍赔偿金93.57万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两原告以原告杜业辉的名义与被告于2016年2月21日签订了《汽车买卖合同》一份，约定由被告向原告杜业辉出售型号为“2016款V60”智雅版小轿车一辆（以下简称案涉车辆），车价为31.19万元。两原告付款后，被告于2016年3月14日开具了以原告赵陶娜为购买方的发票。后两原告发现由瑞典沃尔沃汽车有限公司出具的车辆一致性证书中载明，案涉车辆车身宽度为1865mm，同时该证书及进口检验单显示该车辆制造及入境时间均为2015年。该车车身宽度数据�官方公布的2016款相应车型有差异，而与2015款证号一致，经进一步核实发现被告将案涉车辆以智逸版充当智雅版出售，存在车辆型号和款式上的欺诈。被告作为车辆经销商，对于出售车辆的现状清楚明了，对官方核定的数据亦明确知晓，但却在对案涉车辆规格尺寸存疑的情况下仍向原告出售，其行为存在欺诈。故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
被告答辩称，一、原告赵陶娜的诉讼主体不适格。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赵陶娜并非合同相对方，与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被告不存在欺诈行为，两原告无权要求被告三倍赔偿，理由如下：首先，根据《道路车辆车辆识别代号（VIN）》（GB16735-2004）的相关规定可知，案涉车辆车架号第十位对应的“G”确定车型年份为2016年。其次，被告按照车辆一致性证书记载的车身宽度1865mm向被告出售案涉车辆，原告在交�车辆时亦已对车辆外观和基本使用功能等进行检查、确认，且车辆登记信息中亦明确记载车身宽度为1865mm，足见原告在购车过程中对案涉车辆车身宽度为1865mm是知情且无异议，车辆登记机关亦是认可该车上述车身宽度。再次，根据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查验工作规程》（GA801-2014）规定，车辆外廓尺寸参数公差允许范围是±50mm，并且要考虑测量误差。即使原告在第三方网站看到“2016款V60”智雅版车辆车身宽度为1866mm，亦不能推定该款车关于车身宽度的测量结果均为1866mm。最后，原告关于被告将案涉车辆以智逸版充当智雅版出售的主张不符合客观事实，智逸版和智雅版存在诸多不同，从车辆登记信息表中可以看出，案涉车辆车胎规格是235/45R17，与智雅版车辆车胎规格一致，而智逸版车辆的车胎规格则为215/50R17。不论车辆款式还是型号，被告均未存在欺诈。三、本案不�在合同解除、撤销的情形，故原告无权要求被告返还购车款。综上，请求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证据认定如下：1.两原告提供的证据。对车辆一致性证书、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据此可以认定案涉车辆于2015年7月15日从瑞典哥德堡海运至上海；对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税收交款书、行驶证、《汽车买卖合同》、车辆信息表、结婚证、沃尔沃汽车中国官方微信公众号及截图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汽车配置表、中国沃尔沃的官方客服录音材料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认定；汽修宝APP车架号查询截图，汽修宝APP系汽车配件查询手机客户端应用软件，其所载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认定；公证书所涉的“爱卡汽车”为网络互动媒体，在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该公证书尚不能证明“爱卡汽车”所载的关于2016款、2015款沃尔沃V60智雅版或智逸版的基本参数的真实性以及该基本参数为被告发布的事实；照片，不能证明所涉车辆即为案涉车辆，亦不能证明案涉车辆在交付即缺少方向盘换挡拨盘；杭州交通918报道所涉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认定。2.被告提供的证据。《关于沃尔沃汽车2016款V60智逸版和智雅版区分说明》的真实性经质证无异议，对真实性予以认定；《道路车辆车辆识别代号（VIN）》（GB16735-2004）系强制性国家标准，根据第4.1条、第4.4.2条，结合说明及案涉车辆识别代号第十位对应的“G”，可以证明案涉车辆的车型年份是2016年，对于上述证据该部分证明力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两原告系夫妻关系。2016年2月21日，原告杜业辉和被告签订《汽车买卖合同》一份，约定原告杜业辉向被告购买“2016款V60”智雅版沃尔沃小轿车一辆，车价为31.19万元。合同另对车辆质量、定金、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作了约定。合同签订后，两原告按约支付购车款。被告于2016年3月14日出具一份购买方为赵陶娜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并按约向两原告交付案涉车辆，该车车型系列代号/名称为FW01/V60，车辆识别代号为YV1FW40C6G1289295，发动机编号为B4204T111261705。
另查明，浙江省杭州市国家税务局车辆购置税收管理分局于2016年3月28日出具一份税收交款书，载明“纳税人名称赵陶娜，税种车辆购置税”；案涉车辆于2015年7月15日从瑞典哥德堡海运至上海，于2016年3月29日登记在原告赵陶娜名下。
本院认为，原告杜业辉与被告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将案涉车辆交付给两原告使用，两原告亦按约支付了购车款。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一、原告赵陶娜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二、被告在案涉车辆买卖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行为，本案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退一赔三”的规定。
关于焦点一，案涉《汽车买卖合同》虽系原告杜业辉与被告签订，但鉴于两原告系夫妻关系，两原告关于二人以原告杜业辉名义与被告签订合同的主张具有合理性，且被告出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载明的购买方以及税务部门出具的税收交款书载明的纳税人名称均为原告赵陶娜，进一步印证了案涉车辆实际系两原告共同向被告购买的事实，故原告赵陶娜的诉讼主体适格。
关于焦点二，原告以案涉车辆车身宽度与官方宣传相差1mm以及案涉车辆缺少方向盘换挡拨盘为由，主张被告在案涉车辆买卖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原告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案涉车辆在交付时即缺少方向盘换挡拨盘以及案涉车辆并非属于“2016款V60”智雅版车型，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退一步讲，即便案涉车辆车身宽度确与被告宣传的“2016款V60”智雅版车型相差1mm以及案涉车辆在交付时确实缺少方向盘换挡拨盘，那么两原告仍应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在介绍、查验、交付车辆时故意告知其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其作出错误购买的意思表示。综合本案审理情况，现未有证据显示被告在出售案涉车辆时故意隐瞒该车车身宽度为1865mm和缺少方向盘换挡拨盘的情况。相反，从被告向原告提供的涉案车辆的车�一致性证书来看，已明确载明涉案车辆车身宽度为1865mm，两原告在双方交接、查验涉案车辆过程中亦未对此提出异议，并且之后两原告完成了涉案车辆的登记上牌，机动车行驶证上亦已明确载明车身宽度为1865mm。由此可见，两原告在购车过程中对涉案车辆车身宽度为1865mm是明知的。且如案涉车辆在交付时确实缺少方向盘换挡拨盘，则两原告仅凭肉眼即可看出，但其在双方交接、查验时未提异议，明显不符合常理。又因根据《道路车辆车辆识别代号（VIN）》（GB16735-2004）4.4.2条规定可知，VIS的第一位字码（即VIN的第十位）应代表年份，代码G对应的年份为2016年。案涉车辆车架号中VIS部分第一位字码为G，可以确定其车型年份为2016年，两原告主张案涉车辆生产、入境时间为2015年，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被告交付给两原告的车辆符合双方合同的约定。两原告主�被告在案涉车辆买卖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依据不足，对于其关于退还案涉车辆、要求被告“退一赔三”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杜业辉、赵陶娜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6028元，由杜业辉、赵陶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潘若愚
人民陪审员 王亚然
人民陪审员 楼 宏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吴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