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浙杭商终字第250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江南丝绸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一村。法定代表人：王永东。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叶宜生，浙江杭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斌，男，汉族，1977年12月2日出生，住浙江省建德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冬香，女，汉族，1954年12月15日出生，住浙江省建德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曌文，女，汉族，1979年5月28日出生，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某，女，汉族，2008年8月23日出生，住浙江省建德市。上述四位被上诉人的共同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卢新才、邵佩，浙江春秋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杭州江南丝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徐斌、刘冬香、张曌文、徐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2015）杭建寿商初字第1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审批，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徐建生原系建德市卜家蓬砖瓦厂（以下简称砖瓦厂）业主。2003年5月1日，砖瓦厂与江南公司签订承包租赁协议一份，约定由江南公司租赁经营砖瓦厂的场地、设施及相关资产，租赁期限为10年（自2003年5月1日至2013年4月30日），租金折旧费计230万元，一次性支付。协议还约定，若因政策原因，使江南公司无法继续租赁经营的，砖瓦厂应当按江南公司实际租赁的时间收取租金，剩余租金、折旧费应不计息返还给江南公司。后砖瓦厂因产能落后于2013年1月被政府关停，致使2013年1月至4月期间江南公司无法继续生产经营。庭审中查明，2013年10月，徐建生去世，刘冬香系徐建生妻子，徐斌系徐建生的长子，徐如光系徐建生的次子。2015年徐如光去世，张曌文系徐如光妻子，徐某系徐如光的女儿。江南公司于2015年4月1日在（2015）杭建寿商初字第45号案件中向原审法院递交民事反诉状，原审法院于2015年4月6日将反诉状送达给徐斌的委托代理人。后因江南公司的反诉被告主体不适格，故未在（2015）杭建寿商初字第45号案件中就江南公司的反诉请求进行审理。另查明，江南公司在提起反诉之前未就本案租金、折旧费向徐斌、刘冬香、张曌文、徐某催讨。2015年6月24日，江南公司诉至原审法院要求依法裁判。原审法院认为：砖瓦厂与江南公司之间所订立的承包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因砖瓦厂于2013年3月21日注销，业主徐建生于2013年10月去世，徐斌、刘冬香、张曌文、徐某作为徐建生的继承人，其被告主体适格。本案中，《承包租赁协议》第十一条明确约定若因政策原因，使江南公司无法继续租赁经营的，砖瓦厂应当按江南公司实际租赁的时间收取租金，剩余租金、折旧费应不计息返还给江南公司。现砖瓦厂因产能落后于2013年1月正式关停，于2013年2月底被拆除，于2013年3月21日注销，自关停至注销期间足以使江南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即使从2013年3月21日开始起算诉讼时效，江南公司亦应当在2015年3月20日前向徐斌、刘冬香、张曌文、徐某主张案涉租金、折旧费。虽江南公司于2015年4月1日以反诉形式在另案中向徐斌主张权利，但江南公司未举证证明自2013年3月21日起至2015年3月20日止存在中断、中止事由，故江南公司要求徐斌、刘冬香、张曌文、徐某返还租金、折旧费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对江南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徐斌、刘冬香、张曌文、徐某辩称案涉租金、折旧费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江南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00元，减半收取计1300元，由江南公司承担。江南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江南公司承包租赁的砖瓦厂虽在2012年12月再次被政府决定停产，但此后砖瓦厂是否能恢复生产，双方均难以判断，因为此前早就有砖瓦厂要被关停的传言。江南公司对于能否有多余的租金可退，可退多少，只能到承包期届满后才清楚。江南公司承包租赁期满之日是2013年4月30日，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2013年5月1日开始起算，而非原审法院认定的2015年3月21日。江南公司在2015年4月6日就此提起过反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二、即便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2013年3月21日开始计算，江南公司在承包到期后至砖瓦厂业主徐建生死亡前，曾多次与徐建生协商退还尚余租金，也请政府部门介入协调过，本案诉讼时效在2013年4月30日后也曾中断过。原审法院认定江南公司在提起反诉前未催讨过没有依据，也与事实不符。江南公司只是在徐建生死亡后没有催讨过，因为当时江南公司尚不清楚徐建生的继承人身份。综上，原审法院以江南公司的主张已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决驳回江南公司的诉讼请求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江南公司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徐斌、刘冬香、张曌文、徐某共同答辩称：一、正如江南公司在上诉状中的陈述，砖瓦厂在2012年12月再次被政府决定停产，原审法院也查明砖瓦厂于2013年1月正式关停，于2013年2月底被拆除，于2013年3月21日注销。即使江南公司在2012年12月砖瓦厂再次被政府决定停产时对砖瓦厂能否恢复生产难以判断，但在2013年2月底砖瓦厂被拆除时理应能判断出砖瓦厂不可能恢复生产，即使此时依旧无法判断，在2013年3月21日砖瓦厂被注销时，江南公司完全可以计算出尚余的租期。二、江南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在承包期到期后至砖瓦厂业主徐建生死亡前曾多次与徐建生协商退还尚余租金或请政府部门介入协调，其该项主张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江南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如下：1、《关于建德市陈家砖瓦有限公司、建德市卜家蓬砖瓦厂关停拆除工作协议》、《承诺书》，共同用以证明砖瓦厂在2011年时也被要求在2012年6月1日前关停，但之后并未关停，一直经营到2012年12月再次被政府通知关停，故江南公司不清楚能否经营到2013年4月30日，诉讼时效不应从再次通知关停日或砖瓦厂注销日开始计算，而应从合同到期日开始计算。2、证人胡某、王某的证言，用以证明2013年5、6月至徐建生去世前，江南公司要求砖瓦厂退还承包费，即便从砖瓦厂注销日起算诉讼时效，之后也发生过时效中断。被上诉人徐斌、刘冬香、张曌文、徐某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对江南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经质证，徐斌、刘冬香、张曌文、徐某认为均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即使在2012年12月被政府通知停产时不能判断砖瓦厂能否继续经营，但在2013年2月底砖瓦厂被拆除时应当知道砖瓦厂不可能生产了，即使此时仍不能判断能否继续经营，则在2013年3月21日砖瓦厂被注销时应当可以计算出尚余的租期；证人胡某称其在江南公司承包砖瓦厂后一直在砖瓦厂工作，工资由江南公司发放，故其与江南公司有利害关系，其证言的证明力较低，不能采信；证人王某关于其何时碰到徐建生的陈述前后矛盾，其证言也不应被采信，且王某称双方是通过其进行协商，其单方与徐建生或江南公司商谈，而非江南公司直接找徐建生商谈，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较低，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本院对江南公司提交的证据1之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证据2证人证言在无其他有效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相认相关事实的依据，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江南公司与砖瓦厂所签承包租赁协议第十一条“由于政策原因和不可抗力的因素，使得砖瓦厂不能生产经营的，造成乙方无法继续租赁经营时，甲方按乙方实际租赁时间收取乙方的租金，其余租赁金、折旧费不计息退还给乙方”的约定，结合协议约定租赁期限至2013年4月30日，而当地政府通知砖瓦厂于2012年10月31日前完成砖瓦生产线关停淘汰工作，砖瓦厂实际于2013年1月停产，于2013年2月下旬开始拆除的事实，江南公司有权主张返还其无法租赁经营期间的租金、折旧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的规定及本案查明的事实，江南公司在砖瓦厂被拆除时（2013年2月下旬）应当知道无法继续对砖瓦厂进行租赁经营，即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此时开始计算二年。因江南公司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在该二年诉讼时效期间有引起时效中断、中止等的正当事由，其于2015年4月在另案中以反诉形式向徐斌主张权利，以及于2015年6月提起本案诉讼均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江南公司关于本案诉讼时效应从合同到期日即2013年4月30日开始计算的主张与其关于砖瓦厂于2012年10月31日被关停，其有六个月租赁期限无法经营的诉称事实相悖，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采信徐斌、刘冬香、张曌文、徐某就诉讼时效所作抗辩，驳回江南公司的诉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江南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00元，由杭州江南丝绸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程雪原审 判 员  张 敏代理审判员  朱晓阳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夏吉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