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5民终7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荣林。
委托代理人杨国宏，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沈秋萍，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惠芳。
委托代理人叶谦，江苏天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秦娇，江苏天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王荣林与被上诉人潘惠芳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上诉人王荣林不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5）吴江震民初字第005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16日14时55分左右，王荣林驾驶车牌号为苏E×××××小型普通客车沿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众安桥村村道行驶至众安桥村10组村道十字路口处，由东向西通过该十字路口时，遇杨雪生驾驶车牌号为苏E×××××普通二轮摩托车由南向北行驶通过该路口，两车�生碰撞，造成双方车辆受损、杨雪生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
2015年3月17日，潘惠芳作为死者家属与王荣林达成《人民调解协议》，协议约定：1、王荣林一次性赔（补）偿潘惠芳950000元，包括一次性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抚慰金、赡养费、交通食宿费等一切费用。因王荣林已经支付30000元，余款920000元由王荣林于2015年3月18日下午4点前在众安桥村部支付潘惠芳300000元，于2015年3月30日下午4点前在众安桥村部支付潘惠芳300000元，于2015年5月15日4点前在众安桥村部支付王荣林320000元；2、保险理赔所得归王荣林所有，王荣林负责提供一切理赔资料；3、本协议双方自愿协商达成，都应认真履行；4、本协议签订自双方签字后立即生效，就此事再无纠葛。上述协议由原、潘惠芳签字，并由调解员姚继仙签字，加盖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公章，由见证人杨某�李某等五人签字。
2015年3月26日，本案所涉交通事故由苏州市吴江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作出责任认定，认定杨雪生负该起事故主要责任，王荣林负该起事故次要责任。
王荣林于2015年3月16日支付潘惠芳30000元，于2015年3月18日支付潘惠芳300000元，于2015年4月2日支付潘惠芳300000元。
一审审理中，原审法院向本案所涉《人民调解协议》的调解员姚继仙作调查笔录，其表示，本案所涉交通事故发生后，震泽派出所、司法所、当地村委等部门立即介入，进行调解协商。调解时，王荣林不在场，但王荣林的朋友在场。当时达成好协议后，先由潘惠芳签字，再联系王荣林，因王荣林在饭店吃饭，故将调解书拿到饭店让王荣林签字。整个调解过程中，王荣林与潘惠芳并未见面，双方也没有发生冲突，调解人员也没有胁迫王荣林签字。为防止今后双�反悔，还特意让王荣林老婆也签字了。
2015年3月17日，王荣林在人民调解调查笔录上签字，表示虽交通事故责任未出来，但愿意赔偿950000元，无论自己责任多少。
以上事实，有王荣林提供的人民调解协议原件1份、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原件1份、收条原件3份，原审法院向人民调解员姚继仙作的调查笔录，原审法院调取的人民调解调查笔录、征询笔录复印件各1份及原、潘惠芳的当庭陈述予以证实。
原审原告王荣林的诉讼请求为：1、撤销王荣林与潘惠芳于2015年3月17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2、潘惠芳返还王荣林已经支付的63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王荣林要求撤销本案所涉的人民调解协议，其理由为：该协议系受胁迫签订，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签订调解协议时王荣林存在重大误解；调解协议内容显失公平。针对上述三点，原审法院认定如下：
首先，王荣林在签订人民调解协议时并不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理由如下：1、人民调解员姚继仙的陈述可以证实，王荣林在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时并未受到任何人的胁迫；2、如果王荣林在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时系受到潘惠芳及其家属胁迫，非真实意思表示，王荣林在2015年3月17日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后，理应及时向相关机关说明情况，并�行维权。但王荣林在签订上述人民调解协议后，并未采取任何手段维权，反而于2015年3月18日、2015年4月2日分别支付潘惠芳300000元，这一行为明显与常理不符；3、根据王荣林在庭审中的陈述，王荣林之所以未支付最后一期320000元，系因王荣林前往保险公司理赔时，保险公司告知王荣林其应承担的金额只有三十多万元，故其觉得人民调解协议显失公平了。该陈述实际也证明了王荣林在签订人民调解协议时并未受到胁迫，系出于真实意思表示；4、针对王荣林认为的，2015年3月17日下午潘惠芳家属拿花圈去王荣林老婆厂里门口烧纸的说法，原审法院认为，王荣林陈述其并不在场，且当时也没有暴力行为，潘惠芳家属的该行为与王荣林陈述的其因该行为受到胁迫而签字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确定，故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其次，王荣林在签订人民调解协议时并不存在重大误解。虽王荣林认为其在交通事故发生后，丧失了判断能力，以为自己要负刑事责任，而事发后所有调解人员包括交警部门并没有向其说明死者杨雪生存在无证驾驶这一基本事实，王荣林一直认为其有驾驶资格，在此前提下，王荣林才签订了这样一份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人民调解协议。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的规定，行为人因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结合上述法律规定，在本案中，王荣林在签订调解协议时是否应赔偿950000元的数额发生了误解系关键。根据王荣林的陈述的理由，其因为不知道交通事故的责任，认为可能承担刑事责任，且没有相关部门对其责任�行分析认定，故其才签订了上述人民调解协议。由王荣林的表述可以看出，王荣林赔偿950000元实际系意欲通过950000元的高额赔偿来避免自己可能面临的风险，但实际其赔偿的950000元相对于此后交警部门认定其承担的次要责任过多。也即王荣林在签订调解协议时对上述行为性质的认识与其内心真实意思实际系一致的；王荣林在人民调解调查笔录中也确认，愿意赔偿950000元，不管今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其责任多少。这也可以看出，王荣林实际已经意识到上述赔偿金额存在风险，但其仍表示认可。虽王荣林认为上述笔录其未看清，该说法明显不能成立，故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再次，王荣林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内容并未显示公平。虽王荣林认为，根据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按照法律规定实际王荣林需要赔偿潘惠芳的数额仅三十几万元，与调解协议中的950000元赔偿数额相差巨大，明显显失公平。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原审法院认为，王荣林、潘惠芳双方在事发时均不知道交警部门将对事故的责任作出如何认定，且王荣林、潘惠芳也均非交通事故处理上的专业人员，也即不存在法律上规定的一方利用对方没有经验的前提，也即本案潘惠芳并没有主观上的显失公平成立要件；王荣林实际赔偿潘惠芳950000元，与法律规定的王荣林应承担的次要责任应赔偿数额相比确实差距较大，但人民调解协议上也明确载明了由王荣林赔（补）偿潘惠芳950000元，该表述也表明上述金额带有补偿性质，故该数额也在情理之中，也不构成明显违反公�等价有偿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调解协议书可以载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二）纠纷的主要事实、争议事项以及各方当事人的责任；（三）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内容，履行的方式、期限。调解协议书自各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人民调解员签名并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之日起生效。调解协议书由当事人各执一份，人民调解委员会留存一份。原、潘惠芳于2015年3月17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依法成立并生效。王荣林要求撤销上述调解协议的请求，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行）》第71条、第7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林荣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300元，由王林荣负担。
上诉人王荣林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称：1、王荣林在签订《人民调解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王荣林面对突如其来的交通事故，丧失了判断能力。其在被带到交警队后，误以为自己一定会承担刑事责任。在调解过程中，交警队、派出所、司法所的人员均未向王荣林告知杨雪生系无证驾驶这一基本事实，在王荣林家属多次询问的前提下，也只字不提。王荣林系误信杨雪生系具有合法驾驶资格，在对事故责任划分的错误认识的前提下，因自己的误解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使得自己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造成了重大的损失。2、《人民调解协议》违背了王荣林的真实意思。该协议签�于本案所涉交通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当时，《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车检报告》、《尸检报告》等文书均未作出，事故责任不明。王荣林迫于潘惠芳一方上门闹事、到工厂烧纸摆放花圈、地方政府的维稳压力以及自己对事故责任划分的重大误解，才在震泽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与潘惠芳达成调解协议。原审法院并未对调解协议达成的过程进行调查，仅片面采信司法所工作人员姚继仙的单方陈述。调解系从3月17日上午9点20分方开始，姚继仙不知晓潘惠芳一方亲属对王荣林一方亲属进行殴打的事实。3、《人民调解协议》的内容显失公平。主持调解的司法所和交警部门均未就事故责任对双方当事人作出任何释明，而是将所有的责任全部压在王荣林一方。根据事故责任认定，王荣林仅应当承担各项赔款31万余元，与调解协议金额有3倍之差。若将多余的60余万元�为补偿，也完全不合理，有悖公平等价有偿原则，依法应当认定为显失公平。4、本次人民调解有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故意隐瞒了杨雪生一方的重大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的规定，本案所涉人民调解协议应当予以撤销。据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根据上诉请求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潘惠芳答辩称：在调解过程中，不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情况；调解程序合法，基本理由与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一致。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调解征询记录》的记载，本案所涉交通事故发生于2015年3月16日，双方当事人于次日向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人民调�委员会提交了申请调解书，均表示自愿接受调解。司法所、交警部门和人民调解委员会均系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的国家机关或人民团体，上诉人王荣林主张上述单位故意隐瞒杨雪生无证驾驶之事实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案所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于2015年3月26日出具，其明确载明杨雪生在事故中具有无证驾驶等过错。《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交警部门依职权调查后作出的关于交通事故经过和事故责任的公文书证，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证明力。截至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前，不能推定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交警部门本身在事故发生之次日即已知晓杨雪生无证驾驶的情况且故意向王荣林隐瞒。根据《人民调解调查笔录》的记载，调查人俞峰杰在主持调查时曾经询问王荣林“交警中队的责任鉴定书每偶出来，你知道吗？”王荣林明确回答：“知道。�管交警中队的责任鉴定书上我承担的责任是多少，我都愿意赔偿他950000元，与其它单位、个人无关。”通过上述问答，可以确认王荣林在签署调解协议时清楚事故认定书尚未作出、事故责任尚未明确认定的客观事实，这也可以看出，王荣林当时已意识到950000元的赔偿金额存在比其依法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要高的可能性，但其仍表示认可。因此，王荣林在调解协议上签字的表示行为与其内心意思系一致，不能认定其在签订《人民调解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和与内心意思相反的情况。对上诉人王荣林关于应基于重大误解而撤销本案所涉《人民调解协议》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王荣林、潘惠芳双方在签订《人民调解协议》时均不知道交警部门将如何认定事故责任，该《人民调解协议》确定的赔偿金额本身系双方协商、谈判达成一致的结果。并无证据证实潘惠芳利用自身的经验等优势诱使或迫使王荣林接受该调解数额。就《人民调解协议》中“由王荣林一次性赔（补）偿潘惠芳950000元”的措辞，该表述也表明上述金额兼具赔偿和补偿的性质。故不能因为950000元之金额超过了王荣林根据事故责任认定应当承担赔偿额即认定该协议系显失公平；超过的部分，应视为“补偿”的性质。
综上，上诉人王荣林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300元，由上诉人王荣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曾雪蓉
代理审判员 沈维佳
代理审判员 姚 望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陈闵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