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6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群利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沿山村。
法定代表人：徐为慧，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涨，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章忠华，男，1967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启瑞，浙江步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袁良凤，女，1962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原审被告：戚洪春，男，1960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上诉人杭州群利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利公司）为与被上诉人章忠华、原审被告袁良凤、戚洪春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6）浙0110民初18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4月5日对本案进行了调查。上诉人群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涨，被上诉人章忠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启瑞到庭参加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群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三项，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章忠华对原审被告袁良凤应偿还的款项承担三分之一的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章忠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章忠华归还给案外人沈某1的30万元系承担担保责任所致，上诉人认为该认定错误。1、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系案涉60万元借款中28万元的实际借款人，被上诉人作为实际借款人，向案外人沈某1直接归还实际借款，该行为显然不属于履行担保责任。2、即使按照原审判决的逻辑，认为本案存在两个法律关系，一是原审被告袁良凤向案外人沈某1借款60万元，被上诉人系案涉借款60万元的担保人；二是袁良凤向案外人沈某1借款60万元后，将其中的28万元又转借给了被上诉人。上诉人认为，也不能认定被上诉人归还案外人沈某1的30万元系履行担保责任所致。理由如下：首先，被上诉人归还案外人沈某130万元这一行为，其真实意思是想通过该行为消灭按照原审判决之逻辑所认定的被上诉人向袁良凤借款28万元的借款关系；其次，案外人沈某1并未要求被上诉人履行担保责任，沈某1出具的收条也表明被上诉人是为了消灭其作为实际借款人的还款义务；第三，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3）杭拱半商初字第269号民事判决记载案涉借款对借款期限约定不明确，且案外人沈某1未向袁良凤催讨过；第四，原审判决将上述两个法律关系混为一谈。3、原审判决对“拱墅法院一审判决书确认被上诉人支付的30万元，因其仅是案涉借款的保证人，故系用于归还案涉借款”理解存在错误，其真实意思是为了界定被上诉人作为实际借款人，其归还的款项只能是用于归还2013年1月22日的借款，而不是用于归还2013年3月5日的50万元借款，以此对还款范围作个区分，并非系认定被上诉人因履行担保责任而归还借款。4、原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作为保证人，其归还借款只能是履行担保责任所致，上诉人认为原判没有厘清本案的法律关系，被上诉人虽名义上为案涉借款的保证人，但其归还30万元系履行实际借款人的义务，而非履行担保行为。二、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有权要求被上诉人章忠华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要求被上诉人对该笔款项及其利息损失承担三分之一的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对被上诉人归还给案外人沈某1的30万元系承担担保责任所致，认定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章忠华辩称，一、上诉人群利公司陈述的事实存在以下矛盾之处：1、上诉人主张章忠华归还沈某130万元，是意在通过该行为消灭章忠华向袁良凤借款28万元的借贷关系。上诉人对该主张未提供任何证据，且不符合常理。如果章忠华真的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会把钱打给沈某1，而是应把钱直接还给袁良凤。因为章忠华知道，自己是袁良凤60万元借款的担保人，所以应还给沈某1，章忠华是作为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其以后可以向袁良凤追偿30万元，作为袁良凤，此后也不太会向章忠华主张那28万元的借款。事实也是如此。2、上诉人主张沈某1并未要求章忠华履行担保责任，也没有依据。没有证据证明沈某1没有向章忠华主张过，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沈某1曾经放弃对章忠华主张担保责任。恰恰相反，沈某1收到章忠华的30万元还款后，其出具的收条中免去了章忠华的担保责任。3、上诉人认为沈某1没有向章忠华主张履行担保责任，章忠华却主动履行。法律没有规定，只有在主债务人履行后，担保人才可以履行担保责任，也没有禁止担保人主动提前履行担保责任。4、一审判决并未对章忠华是否归还袁良凤28万元借款有任何评判。5、拱墅区人民法院对章忠华担保人责任的认定是明确的，其认为章忠华是涉案借款的保证人，其并不是对30万元还款范围作出区分，否则判决书不会将章忠华定义为“保证人”。二、上诉人在法律适用上存在错误：1、沈某1没有向章忠华出借款项，但收取了章忠华的30万元，就是因为章忠华是这笔60万元借款的担保人。在沈某1收取30万元后，沈某1出具的借条中没有再将章忠华列为担保人，就可以说明章忠华的担保人地位。2、从现有证据看，上诉人认为章忠华既是借款人也是担保人的观点不能成立，也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相矛盾。3、本案存在两个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袁良凤向沈某1的60万元借款，出借人是沈某1，借款人是袁良凤，担保人是章忠华，在袁良凤向章忠华的借款关系中，出借人是袁良凤，借款人是章忠华。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沈某1与章忠华的法律关系，只有一个，即担保关系，不存在实际借款人和名义借款人。综上，请求维持原判。
群利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袁良凤、戚洪春支付群利公司人民币21万元；2、袁良凤、戚洪春支付群利公司利息损失人民币1484.38元（从2015年11月6日暂算至2016年1月18日，共43天，按同期银行贷款年利息6%计算）及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逾期付款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年利息6%计算）；3、章忠华对上述款项分别各承担三分之一的连带清偿责任；4、袁良凤、戚洪春、章忠华支付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月22日，袁良凤向沈某1借款60万元整，并出具收条、划款委托书各一份，载明如下内容：①袁良凤收到沈某1借款60万元整，并委托“沈某2”把出借方沈某1借给袁良凤的借款转账至袁良凤农行临平支行的账户。②戚洪春、章忠华，群利公司为此项借款提供担保。2013年8月2日沈某1以袁良凤未按约归还借款，戚洪春、群利公司未按约履行担保责任为由起诉至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要求袁良凤归还借款，戚洪春、群利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杭拱半商初字第26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如下事实：①2013年1月22日，沈某1通过农业银行给袁良凤转账20万元，次日，沈某1通过杭州联合银行转账给袁良凤40万元。袁良凤出具收条一份给沈某1，表明收到沈某160万元借款；戚洪春、章忠华作为担保人签名，群利公司作为担保人盖章。②沈某1在庭审中自认，章忠华于2013年5月6日归还了10万元，于2013年5月16日归还了15万元，于2013年6月11日归还了5万元，共计30万元。③2013年7月19日，沈某1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戚洪春、袁良凤问沈某1的借款共计60万元，其中叁拾万元是章忠华问袁良凤、戚洪春借款30万元。章忠华已经归还沈某130万元（包括利息），戚洪春、袁良凤问沈某1的借款与章忠华无关。④章忠华支付的30万元，因其仅是2013年1月22日的借款的保证人，故系用于归还2013年1月22日的借款，故2013年1月22日的借款尚有30万元本金未归还。据此一审判决群利公司就此项借款项下30万元对沈某1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群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5年4月14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沈某1向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群利公司支付21万元执行款后，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执行结案。群利公司以已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为由，诉至原审法院，要求袁良凤、戚洪春承担还款责任，章忠华承担三分之一连带责任。
另查明，袁良凤、戚洪春于1985年12月29日登记结婚，并于2014年5月8日解除婚姻关系。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即为章忠华支付给案外人沈某1的30万元是否因其承担担保责任而支付。案涉借条中，章忠华在担保人处签字；拱墅法院一审判决书确认章忠华支付的30万元，因其仅是案涉借款的保证人，故系用于归还案涉借款；证据显示“戚洪春、袁良凤问案外人沈某1的借款中30万元是章忠华问袁良凤、戚洪春的借款30万元”，在拱墅法院一审判决书中也予以确认；章忠华陈述“案涉借条名义上是袁良凤、戚洪春借的60万，章忠华是担保人，事实上给了章忠华28万”，“当时章忠华和袁良凤、戚洪春一起借的60万，应该是一起还掉的”。以上证据说明，章忠华应为案涉借条保证人，案涉借款60万元，其中28万元为章忠华向袁良凤、戚洪春的借款；虽然在笔录中章忠华陈述60万元系其与袁良凤、戚洪春一起借款，但收条及划款委托书外观上显示其为担保人身份，借款也通过银行支付至袁良凤的银行账户，且在群利公司提供、案外人“沈某1”出具的收条上已经明确此30万系章忠华问袁良凤、戚洪春的借款，故其归还给案外人沈某1的30万元系承担担保责任所致。故章忠华对案涉借款承担担保责任的数额已经超过其本身应承担份额，对于群利公司要求章忠华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章忠华的抗辩，原审法院予以采信。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在本案中，群利公司在向案外人沈某1承担保证责任后，袁良凤未及时支付代偿款，是造成本案纠纷的原因，对此，应承担违约责任。虽然案涉借条中，戚洪春的身份为担保人，但案涉借款发生于戚洪春、袁良凤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戚洪春在收条、划款委托书上签字亦证明其知晓此笔借款，故群利公司要求戚洪春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袁良凤、戚洪春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
综上，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国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于2016年9月11日判决如下：一、袁良凤、戚洪春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群利公司210000元；二、袁良凤、戚洪春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群利公司利息损失1484.38元及自2016年1月19日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以21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三、驳回群利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72元，由袁良凤、戚洪春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群利公司、被上诉人章忠华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综合上诉人群利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以及被上诉人章忠华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章忠华向沈某1支付30万元款项的性质是承担其作为担保人的担保责任还是履行作为借款人的还款义务。
本院认为，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3年1月22日的收条上明确载明袁良凤收到沈某1借给袁良凤的借款人民币60万元，袁良凤在收款人栏上签字，章忠华、戚洪春、群利公司则在担保人栏签字。由此可见，章忠华和群利公司均系向沈某1担保该60万元债权实现的保证人。原审法院认定章忠华向沈某1支付30万元款项的性质是承担其作为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至于袁良凤借到该60万元后，是否将其中的部分款项又出借给章忠华，系袁良凤与章忠华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与沈某1和袁良凤之间的借款合同无涉。上诉人群利公司主张章忠华向沈某1支付30万元款项的目的是为了消灭章忠华和袁良凤之间的借款关系，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综上，本院认为，群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62元，由杭州群利工贸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玲
代理审判员 徐 珺
代理审判员 李 程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张天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