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粤7101行初1359号
原告：宋海波，男，1956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
被告：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新华路24号之一，组织机构代码：007514717。
法定代表人：黄跃强，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文亮、邹楣，均系该局警员。
原告宋海波不服被告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国家赔偿决定一案，于2016年5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宋海波，被告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的委托代理人杨文亮、邹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分局于2016年3月25日向原告作出穗花公赔决字[2016]00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决定对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不予赔偿。现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宋海波诉称：2014年8月27日下午5时，被告下属花山派出所民警在执行公务抓赌执法时，把受害人手绑着押到派出所，到了派出所被关在温度大约40度的房间里，受害人本身就有高血压病，双手又被捆住，在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下，她受到了严重的惊吓，并头脑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头感不舒服，并将此情况告知民警，但被告民警没有回复，大约晚上7点左右原告带药到派出所，把药给到民警叫民警帮忙给受害者，告知民警受害者有高血压，到晚上9点左右，我儿子来电话说：“妈妈进花山医院了”。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头脑一片空白，后得知是做了CT证明爆了血管，原告认为这是被告将受害人长时间关在牢房并把手捆绑而导致高血压发作。被告下属民警罔顾受害人患有高血压等疾病，拖延耽误其治病救命的最佳医治时间，也就是剥夺了我妻的生命权。上述种种行为，我认为花山派出所办案民警的执法态度是故意而为之，是草菅人命、残暴执法、玩忽职守、渎职的行为。执法民警在执法时违反了人民警察法第三章第二十二条第十一款的法律规定。现请求法院：1.撤销穗花公赔决字[2016]00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2.判令被告赔偿受害人死亡赔偿金960000元、死者生前抚养无劳动能力的人的生活费90000元、死者家属精神摧残损害抚慰金300000元。
被告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分局辩称：我分局依法对魏汉荣进行传唤调查，没有侵害其人身权利，对原告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作出的决定符合法律规定，理由如下：
首先，我分局下属花山派出所依法对魏汉荣进行传唤调查，没有侵害其人身权利。2014年8月27日16时40分左右，我分局花山派出所民警在广州市花都花山镇两龙旧街一无牌麻将馆内，抓获涉嫌参与打麻将赌博的魏汉荣（原告妻子）等十三人，并将上述人员传唤至派出所进行调查。调查期间，魏汉荣向民警反映自身患有高血压疾病，感到不适，需要到医院治疗，花山派出所民警遂将其送到花都花山医院治疗，并在花山医院对其进行询问。经询问，魏汉荣对其参与赌博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同时有同案人的指认、物证等证据证实。我分局于2014年8月27日对魏汉荣作出行政拘留三日，收缴赌资280元的处罚决定。因魏汉荣患有高血压三期、蛛网膜下腔出血症等疾病，不适宜羁押，我分局根据《拘留所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于8月28日对其作出停止执行行政拘留的决定；综合考虑魏汉荣的疾病情况，之后一直没有对其执行拘留。我分局民警对魏汉荣的传唤、调查程序合法。
其次，魏汉荣死亡是由自身疾病导致。经调取花都胡忠医院的住院病历，魏汉荣曾于2010年5月22日至6月9日因高血压、蛛网膜下腔出血、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住院治疗，2010年8月23日至8月26日因患高血压病、蛛网膜下腔出血、高血压心脏病、视网膜动脉硬化三级等疾病住院治疗，证实魏汉荣患上述疾病已经多年。2014年8月27日，魏汉荣因身体不适被我分局花山派出所送到花都花山医院进行治疗，后转送至花都胡忠医院住院治疗，至9月6日出院。根据该院9月6日的病历记载：魏汉荣出院时“无头晕头疼，无视物模糊，无恶心呕吐，无胸闷胸痛，血压为ＢＰ155／90ｍｍＨｇ，余生命体征平稳，神志清晰。要求出院，予签字出院”。可见魏汉荣送院治疗后，其病情已得到控制，生命体征平稳，并自愿签字出院。根据花都区人民医院2014年9月18日出具魏汉荣死亡医学证明书，魏汉荣导致死亡的直接原因为心脏骤停，引发死亡的原因为自身疾病。
第三，我分局依法作出不予国家赔偿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认为因我分局民警执行公务时，造成其妻子魏汉荣受到伤害致死，于2016年1月11日向我分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我分局通知其补正相关材料后，于2016年2月2日依法受理其赔偿请求。经审查，没有证据证实魏汉荣的死亡与我局的行政行为有因果关系，我分局于2016年3月25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并于3月28日向原告送达该决定。
综上所述，魏汉荣死亡是由自身疾病导致，原告的赔偿请求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的赔偿范围，我分局作出的穗公花赔决字[2016]001号国家赔偿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4年8月27日16时40分许，被告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分局下属花山派出所民警在广州市花都花山镇两龙旧街一无牌麻将馆内抓获涉嫌参与麻将赌博的魏汉荣（原告妻子）等十三人、现场扣押麻将台、麻将及赌资等，并于当天17时将魏汉荣等参赌人员传唤至派出所进行调查。调查期间，魏汉荣向民警反映其自身患有高血压疾病，感到不适，需要到医院治疗，花山派出所民警遂于当晚20时许将其送到广州市花都花山镇卫生院治疗，该院临床诊断：“高血压Ⅲ、蛛网膜下腔出血”。被告属下警员于20时30分在广州市花都花山镇卫生院对其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经询问，魏汉荣对其参与赌博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同时亦对程克仁、张湘林、黄大祥等参赌人员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及辨认笔录等材料。根据查明的事实，花山派出所向魏汉荣告知将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并制作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同时告知其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魏汉荣表示不作陈述和申辩。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分局遂于当天对魏汉荣的参与赌博行为作出了穗公花行罚决字［2014］094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魏汉荣处以行政拘留三日，收缴赌资28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魏汉荣在广州市花都花山镇卫生院治疗期间，经其家属要求，被告将其转至广州市花都胡忠医院（又称花都妇幼保健院）住院治疗，该医院入院西医诊断：“蛛网膜下腔出血”。鉴于魏汉荣的患病情况，被告认为其不适宜羁押，遂根据《拘留所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于8月28日作出停止执行行政拘留的决定。魏汉荣经治疗后，于同年9月6日要求出院，并经医院批准，予签字出院。出院小结中显示：“出院时病情：患者现无头晕头痛，无视物模糊，无恶心呕吐，无胸闷胸痛，无心悸气促，无肢体运动障碍及感觉障碍，精神、纳眠尚可，二便如常。查体：BP155/90mmHg，余生命体征平稳，神志清晰，精神尚可，全身皮肤无皮疹，双瞳孔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颈软，无抵抗，伸舌居中，咽充血，双扁桃体无肿大。两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性啰音，心率77次／分，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病理性杂音。腹平，未见胃肠型及蠕动波，未见腹壁静脉曲张，腹软，全腹无压。出院西医诊断为：高血压病3级、蛛网膜下腔出血、2型糖尿病。”
2014年9月18日17时许，魏汉荣突然跌倒在地，不省人事，被家属送至花都区人民医院抢救，后于18时33分许因抢救无效死亡。花都区人民医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中记载：“A.导致死亡直接原因为心脏骤停;B.引发A的疾病或情况：高血压病;C.引发B的疾病或情况：蛛网膜下腔出血。”死者家属宋魏表示不进行尸体解剖。
另，魏汉荣及其近亲属在法定期限内均未对穗公花行罚决字［2014］09414号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该行政处罚决定现已生效。
2016年1月11日，原告宋海波(魏汉荣之夫)向被告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分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因申请材料不全，被告于同月18日告知其补正内容并向其送达《国家赔偿申请补正通知书》，一次性告知应当补正的材料。同月27日，原告向被告提交补正材料。经审查后，被告于同年2月2日依法向原告发出穗公花赔受字[2016]001号《国家赔偿申请受理通知书》，决定受理。被告受理原告的国家赔偿申请后，首先对穗公花行罚决字［2014］09414号行政处罚决定中涉及的事实、具体情况及2014年9月18日魏汉荣突然跌倒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经过进行了调查。同时，也查实魏汉荣因患高血压病、蛛网膜下腔出血、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于2010年5月22日至6月9日在花都胡忠医院住院治疗；因患高血压病、蛛网膜下腔出血、高血压心脏病、视网膜动脉硬化三级等疾病，于2010年8月23日至8月26日在花都胡忠医院住院治疗；2014年8月27日，魏汉荣又因患高血压病、蛛网膜下腔出血、2型糖尿病在花都胡忠医院住院治疗，至9月6日出院，根据该院9月6日的病历记载：魏汉荣出院时“无头晕头疼，无视物模糊，无恶心呕吐，无胸闷胸痛，血压为BP155/96mmHg，余生命体征平稳，神智清晰……要求出院，予签字出院”。根据上述调查情况，被告认为，花山派出所将魏汉荣送院治疗后，其病情得到控制，生命体征平稳，并自愿签字出院。根据花都区人民医院2014年9月18日出具魏汉荣死亡医学证明书，魏汉荣死因为心脏骤停，引发该死因的疾病为高血压病和蛛网膜下腔出血。因此，魏汉荣死亡系其自身疾病引起，与花山派出所的调查行为没有因果关系，赔偿请求人的请求事项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的赔偿范围，遂于2016年3月25日向原告作出了穗花公赔决字[2016]00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决定对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不予赔偿。原告于同月28日收到该决定书，因对该决定不服，遂成本诉。
上述事实，有原告、被告提交的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卫生院治疗病历、花都区胡忠医院住院治疗病历、花都区人民医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书》和病历、涉案人员的身份证和户口本、结婚证、魏汉荣CT片、受案登记表、抓获经过、检查笔录、《证据保全决定书》、证据保全清单、《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询问笔录、辨认笔录、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穗公花行罚决字［2014］094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呈请停止执行拘留审批报告书》、收缴物品清单、《调取证据通知书》《国家赔偿申请补正通知书》《国家赔偿申请受理通知书》、穗花公赔决字[2016]00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等证据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七条第一款：“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之规定，被告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分局是本案的赔偿义务机关，具有作出穗花公赔决字[2016]00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的职权。原告宋海波于2016年1月11日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被告受理后，于2016年3月25日作出行政赔偿决定，并于同月28日将上述《国家赔偿决定书》送达原告，程序合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三）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的规定，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行政相对方认为该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请求赔偿。本案中，原告认为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侵犯其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六条第二款：“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第九条第二款：“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及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作为魏汉荣的丈夫，其认为魏汉荣的死亡是被告违法作出行政行为所造成的，有权向被告提出赔偿请求。被告作出不予赔偿的决定之后，原告在法定期限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鉴于被告在2014年8月27日对行政相对人魏汉荣作出穗公花行罚决字［2014］09414号行政处罚决定，并告知其有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魏汉荣及其近亲属在法定期限内并没有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至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时，已超过起诉期限，该行政处罚已发生法律效力，故人民法院不再对穗公花行罚决字［2014］09414号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合法进行审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是给予国家赔偿的必要前提。第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被告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分局根据查明的事实，对原告作出的穗花公赔决字[2016]001号国家赔偿决定，符合客观事实，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认可。原告认为被告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对魏汉荣实施暴力执法、不履行法定义务、渎职等违法行为造成其死亡的意见，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上述意见缺乏法定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及法律支持，故原告请求法院撤销穗花公赔决字[2016]00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判令被告赔偿受害人死亡赔偿金、死者生前抚养无劳动能力的人的生活费、赔偿死者家属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宋海波要求撤销穗花公赔决字[2016]001号国家赔偿决定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原告宋海波要求被告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赔偿受害人死亡赔偿金960000元、赔偿死者生前抚养无劳动能力的人的生活费90000元、赔偿死者家属精神摧残损害抚慰金300000元”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宋海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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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李 斌
人民陪审员 何国梅
人民陪审员 李月桂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黄颖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