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705民初4256号
原告：汤锡培，男，汉族，1963年11月24日出生，住江门市新会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素贞、林焯胜，分别是广东高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和实习律师。
被告：李务农，男，1973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门市新会区。
被告：汤惠深，女，汉族，1990年4月3日出生，住江门市新会区。
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当利、李志姣，均是广东诺千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梁超荣，男，1973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门市新会区。
第三人：汤凤平，女，1978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门市新会区。
第三人：江门市浩宇电器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门市新会区司前镇白庙社区居委会旧总林、梅平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055829332568。
法定代表人：梁超荣。
上述第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沅峰，广东南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汤锡培与被告李务农、汤惠深、第三人梁超荣、汤凤平、江门市浩宇电器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宇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1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汤锡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素贞、林焯胜，被告李务农、汤惠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当利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复杂，本院通知梁超荣、汤凤平及浩宇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于2017年3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汤锡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素贞、林焯胜，被告李务农、汤惠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当利，第三人梁超荣、汤凤平及浩宇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沅峰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汤锡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共同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67万元和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194800元（按月息2%从2014年11月18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6年9月15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李务农是xx银行信贷业务部经理，其长期从事银行贷款“过桥”业务。2014年11月18日至2015年9月14日被告李务农与汤惠深以资金周转为由，共同向原告借款。原告共向被告汤惠深转账出借款项67万元，但两被告至今仍欠67万元。原告多次向两被告催讨无果，遂提起诉讼。
被告李务农答辩称：李务农从来没有向原告借款，既没有任何经营资金需要，也没有向原告借款的意思表示。李务农原是xx银行职工，经常接触到需要周转资金的客户，为此原告想通过李务农经营借贷业务。客户通常需要的资金都是还旧贷为主，借款要求相对较急，但原告借款时既不想让别人知道其放贷谋利，又想迅速做成贷款业务，故要求李务农提供中间帐户作为其放贷使用。李务农与原告相识十多年，基于对原告的信任，李务农借用了李某瑶（李务农的姐姐）、李某娥（李务农的姐姐）、汤惠深（李务农的朋友）、谭某超（李务农的朋友）等人的银行账户作为原告借款的中间账户。李某瑶、李某娥、汤惠深、谭某超只是提供资金中间账户，从没有向原告借款，李务农也是原告借款的介绍人和中间人，本质与他们一样，并非借款人。事实上，原告所诉借款的借款人都是梁超荣，李务农仅仅是介绍人、中间人而已，既不是借款人也不是担保人，李务农不应该承担所谓还款责任。因梁超荣拖欠借款无法偿还，且款项往来涉及账户较多和混乱，2015年底于2016年初，原告与李务农、借款人等组织了对账。梁超荣与汤锡培、刘某胜、关某泉、李某民等人经对账确认借款本息，并由梁超荣、汤凤平夫妻、浩宇公司书面确认借款，并定下还款计划。汤锡培、刘某胜、关某泉、李某民亦以书面再次确定梁超荣是借款人，款项是梁超荣所借和使用，原告所主张款项与李务农无关。因梁超荣可能无力偿还借款，原告违背事实将李务农列为被告诉于法庭，企图让李务农蒙上不白之冤，迫使李务农代梁超荣偿还借款。李务农无生意经营根本不可能借款，从来没有向原告作出借款表示或签订借款合同等。原告与梁超荣之间的借款完全由原告自行决定，李务农仅是借款信息的提供人而已，至于梁超荣无法偿还借款，原告应向其主张。原告现提供银行转账记录和认为借款是凭证，是断章取义，并不能证明与李务农存在借款事实。借款关系是一种合同关系，即原告与李务农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原告清楚与梁超荣及李某瑶等中间账户资金流动复杂，资金转出转入较多且难以查清，便抽出其中几笔汇入款项主张借款，企图达到浑水摸鱼，从李务农身上谋取非法利益。综上，原告主张李务农向其借款即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证据证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规定，应予驳回。因原告到李务农单位无理取闹，致使李务农无法正常工作，现已离职，若李务农再无辜背上此无理债务，将万劫不复。请法院查明本案事实，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汤惠深辩称：汤惠深并不认识原告，从没有向其借款。众所周知，民间借贷只是熟人之间资金周转渠道，原告不可能在不认识汤惠深的情况下借款给汤惠深，原告主张汤惠深向其借款完全违背最基本的生活逻辑。而且，从原告诉讼主张也可以知道，原告资金在本人账户多次出入，资金的出入原告是应当清楚的，也不存在不知情而转账，故也不属于民法上的不当得利。汤惠深打工的，没有经营任何生意，没有向别人借款的必要。事实上，汤惠深涉案的银行账户是李务农称有朋友资金过数而使用一下，具体管理完全是由李务农和他的朋友操作，汤惠深对此毫不知情。原告有资金转入或者转出汤惠深账户必是受人所指示，资金转入或转出的指示人才是合同关系的主体，因合同关系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合同关系主体来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合同关系需要通过要约与承诺，在意思表示一致才构成共同合意，继而形成合同关系。原告与汤惠深不认识，双方之间也没有存在任何指示或被指示，没有借贷合同关系。因此，汤惠深并非涉案银行账户资金往来的合同主体，仅是资金流动而借用的物或渠道，依法不承担任何合同责任。综上，原告主张汤惠深向其借款事实不存在，也没有因此而损害原告的权益，故原告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规定，法院应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梁超荣、汤凤平及浩宇公司共同述称：原告起诉的借款是由第三人梁超荣所借；依据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借据可知，涉案借款应由第三人梁超荣承担偿还责任，第三人汤凤平、浩宇公司只是在借据上签名或盖章。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包括原告提交的身份证、银行回单、户口簿、账户明细查询以及被告李务农提交的账户明细查询（谭某超、李某瑶、汤惠深、李某娥），本院均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对于原告提交的对账单（图片），因该图片均为网上传输时所保存获得，没有图片所反映的表格原件供核对，故本院对该部分证据均不予采纳；2.对于原告提交的账户收款还款示意图及银行流水数据表，因该示意图和银行流水数据表均为原告自行制作，虽然原告对内容作了详细说明，但其中出现的账户所对应的户主不能确定为其所主张的人，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该部分证据均不予采纳；3.对于被告李务农提交的账户明细查询（李某娟、张某汉）、结婚证、曾用名公证书及资金情况说明表（三份），因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故本院对该部分证据均不予采纳；4.对于被告李务农提交的往来情况表（五份），该情况表是根据李务农提交的账户明细查询制作所得，与账户明细查询是一致的，故本院对该情况表均予以采纳；5.对于被告李务农提交的录音及整理记录，因无原始录音载体核对，且录音中涉及的人数较多，故本院对该项证据不予采纳；6.对于被告李务农提交的《借据》，虽然原告认为其是在李务农、李某民及梁超荣恶意串通情况下签订该《借据》并据此认为该《借据》无效，但原告及第三人梁超荣、汤凤平均确认《借据》上的签名均为本人签署，浩宇公司也确认其在《借据》上盖章，在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下，本院对该项证据予以采纳。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与被告李务农是多年朋友关系。被告汤惠深是李务农的朋友，原告与汤惠深不相识，至今未曾见面。李务农原是江门新会XX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会XX行）的职员，于2016年上半年辞职。2014年初，李务农因其银行职员的特殊性，在工作中可以获知短期需要资金周转的客户，李务农将该情况告知原告后，双方经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由原告提供资金给李务农，款项划入李务农管理的账户（包括李某瑶、谭某超、汤惠深、李某娥等为户主的账户）内，再通过对账户内款项的操作将款项出借给有资金需求的客户，客户在借款期限届满时再根据李务农的指示将偿还的款项转账至李务农管理的账户内，李务农再通过其管理的账户将款项转账给原告。
2014年7月份至2015年10月份期间，原告在新会XX行的账户80×××82与汤惠深在新会XX行的账户80×××90存在12笔往来，其中原告分别于2014年11月18日、2015年9月14日通过其上述账户转账17万元、50万元合共67万元到汤惠深的上述账户，原告认为其按照李务农的指示将出借给李务农的款项转至汤惠深的账户，现仍拖欠67万元未还，遂提起诉讼。上述两账户的往来除了上述2笔款项外，还有其余10笔款项，经核算，12笔往来款项中，由原告转账到汤惠深处的有6笔合共237万元，汤惠深处转账到原告处的有6笔合共1908000元。
2016年1月中旬，原告与第三人梁超荣、汤凤平及浩宇公司签订《借据》一份，约定：原告经李某瑶账户（新会XX行：80XX03）借款给梁超荣，用于浩宇公司流动资金，截止到2015年12月30日，梁超荣尚欠原告212万元，情况属实，梁超荣承诺并制定还款计划，在2016年1月22日前归还30%即636000元，在同年4月30日前归还40%即848000元，在同年5月30日前归还30%即636000元，在同年5月30日前不再计算任何费用和利息，借款方要依约还款，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迟还款时间；原告委托前述还款的款项转入新会XX行司前支行账号等内容。梁超荣、汤凤平、浩宇公司在“借款人”一栏签名或盖章确认，原告在“确认人”一栏签名确认，“日期”注明是2015年12月30日。
另查明，原告于2016年10月20日分别以李务农和李某瑶，李务农和李某娥为被告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案号分别为（2016）粤0705民初4255号、4258号】，要求李务农和李某瑶共同偿还借款本金45万元、李务农和李某娥共同偿还借款本金105万元；案外人刘某胜也于同日以李务农和谭某超为被告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案号分别为（2016）粤0705民初4254号】，要求李务农和谭某超共同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告与李务农、汤惠深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一百九十七条“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自然人之间构成民间借贷关系，需要同时符合如下条件：一是双方达成借款合意，表现在借条、借款合同、口头约定以及其他可以表明双方借款合意的形式；二是款项的实际交付。
本案中，原告认为其与李务农达成口头借款合意后，按照李务农的指示将出借的款项转入汤惠深的账户内，故主张其与李务农、汤惠深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但原告与汤惠深是不相识的，至今未曾见面，故其与汤惠深不可能达成借款合意，单凭汤惠深的银行账户收到原告转入的款项即主张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理据不足，本院认为原告与汤惠深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
对于原告与李务农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具体分析如下：原告主张其与李务农之间口头达成借款合意，李务农对此予以否认并提出其只是作为原告与实际借款人之间的中间人，原告已经与实际借款人梁超荣签订《借据》确认借款的事实，对此，经本院查明认定的事实可知，原告与李务农确未曾签订书面借款合同，且从双方的交易习惯来看，是原告先将款项划入李务农管理的账户内，李务农再通过对账户内款项的操作将款项出借给有资金需求的客户，客户在借款期限届满时再根据李务农的指示将偿还的款项转账至李务农管理的账户内，李务农再通过其管理的账户将款项转账给原告，原告对于当时作为银行职员的李务农将其转至账户内的款项再转出至有实际资金需要的客户处应是明知的；再根据原告与梁超荣、汤凤平及浩宇公司签订的《借据》及原告、梁超荣、汤凤平及浩宇公司的庭审陈述意见，原告主张李务农合共拖欠其借款本金是200万元，梁超荣陈述其拖欠原告的借款本金是200万元、利息是12万元合共212万元，结合本案及（2016）粤0705民初4255号、4258号的诉讼借款本金总额为217万元（67万元+45万元+105万元），两者是相当的，《借据》中也明确注明“原告经李某瑶账户（新会XX行：80XX03）借款给梁超荣”、“截止到2015年12月30日，梁超荣尚欠原告212万元”，本院也已确认《借据》的法律效力，故综合来看，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与李务农之间已经达成借款合意，与原告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应是梁超荣，而不是李务农。
退一步说，原告确将款项转入李务农管理的多个银行账户内，符合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其中之一条件交付款项，但经核算，在2014年7月份至2015年10月份期间，原告转账到汤惠深处的款项合共237万元，由汤惠深转账到原告处的款项合共1908000元，两者相差462000元，但现原告以其中2笔款项的进出即主张李务农、汤惠深拖欠其借款67万元，明显不符合常理。
因此，在原告未与李务农、汤惠深达成借款合意的情况下，本院确认本案中原告与李务农、汤惠深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对原告主张李务农、汤惠深偿还借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百一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汤锡培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448元，由原告汤锡培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丘国汉
审判员 袁婷姗
审判员 苏锦江
二〇一七年五月三日
书记员 梁凯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