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15民初60204号
原告：日立建机(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泰谷路XXX号。
法定代表人：长谷川久，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民，上海徐志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晓莹，女，1975年6月1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玮，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日立建机(上海)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为日立建机公司)与被告张晓莹经济补偿金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7年8月30日、10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日立建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民、被告张晓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玮到庭参加诉讼。后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于2017年11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日立建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民、被告张晓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日立建机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原告无需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人民币427,608元。事实和理由：被告于2002年12月由人才派遣公司派遣至原告处工作。2011年1月1日起原、被告建立劳动关系。2013年12月，原、被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4年1月起至2015年12月，被告在原告处担任财务部部长，其直接上司为原告处副总经理小桧山竜司(以下简称为小桧山)。2015年6月，案外人上海市外高桥国际贸易运营中心有限公司属下的上海外高桥第一企业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外高桥企业服务中心)邀请自贸区内的部分企业参加由其组织的“一带一路”考察活动，原告没有派人和员工参加该活动。2015年6月22日，被告的直接上司小桧山去原告日本总部出差，并于2015年6月28日回到上海。2015年7月8日，被告通过原告内部系统向小桧山发送了出差报告，称其在2015年6月23日至2015年6月27日参加了自贸区企业“一带一路”考察活动，并向原告申请了680元的出差津贴。小桧山考虑到被告是财务部长，出于对其的信任，当天通过原告内部系统批准了被告的出差津贴申请。之后，小桧山指示被告提供其参加“一带一路”考察活动的相关材料，但被告始终拒绝提供。鉴于此，原告决定自2015年10月16日起让被告待岗，并向被告发出了待岗通知。2015年10月23日，原告人事部长以手机短信方式要求被告提供外高桥企业服务中心发给原告的邀请函、被告2015年6月23日至6月26日在甘肃住宿的宾馆名称及来回航班信息等。但被告仍未予提供。此后原告又多次要求被告提供上述材料，并向外高桥企业服务中心发函，请求其协助提供被告参加上述“一带一路”考察活动的材料，均未果。鉴于被告拒不提供上述材料，原告认为被告向原告提供了虚假报告，故于2016年1月28日就拟解除被告劳动合同事宜以书面形式通知了原告工会，并得到工会同意回复。随后，原告于同日向被告发出了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以被告向原告提供虚假报告，根据公司劳动规则第82条规定，决定自2016年1月29日起解除被告的劳动合同。另外，2016年3月25日，原告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调取了被告使用的手机号在2015年6月23日至2015年6月28日期间的通信记录，该记录显示，被告上述期间分别在上海和浙江杭州，并没有在甘肃。此外，2017年6月27日，案外人外高桥企业服务中心也回复原告，确认原告未派员参加2015年6月23日至6月28日由其组织的“一带一路”考察活动。由于被告在2017年4月申请的劳动争议仲裁审理中，被告以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据超过举证期限为由拒绝质证，且被告对原告所提及的是否参加上述“一带一路”考察活动等拒绝回答，导致仲裁裁决认定事实错误。现原告对仲裁裁决不服，故乃提出上述请求。
被告张晓莹辩称，原告2016年1月28日出具的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上载明的解除理由是被告提供虚假报告，但被告从未向原告提供过虚假报告。而且原告所依据的劳动规则第82条的规定也未经过民主程序及员工签字确认，因此原告解除被告劳动合同没有制度依据。综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基于本院确认的证据及原、被告的庭审陈述，本院依法确认以下事实：被告张晓莹自2002年12月16日起由中智上海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劳务派遣至原告日立建机公司工作，直至2003年12月31日。2004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期间，被告由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劳务派遣至原告公司工作。此后，原、被告签订期限为2011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约定被告在原告财务部担任副部长职务，被告在中智上海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以及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的派遣工作年限一并算入在原告处的工作年限等。2013年12月26日，原、被告签订自2014年1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在原告财务部担任部长职务等。2015年10月10日，原告人事部部长向被告发送手机短信，以被告2015年10月8日起未至公司上班，也未接到相关请假手续，故让被告回复未出勤的理由等。被告回复称其2015年10月8日因情况紧急进行了手术，故请公司其他员工帮忙提交病假申请，并将病假单和病历复印件等转交公司。2015年10月15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待岗通知”，通知被告自2015年10月16日起在家待岗，时间暂定为15天，待岗期间被告所有待遇不变等。当日，被告签署了该“待岗通知”。后原告又多次通知被告继续在家待岗。2015年12月11日，原告书面通知被告自2015年12月12日起结束其在家待岗指令，并要求被告2015年12月14日起恢复正常出勤。2016年1月28日，原告向其工会发函告知其拟解除被告劳动合同并得到工会的同意回复。当日，原告向被告作出“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以被告2015年7月8日在没有参加过自贸区企业“一带一路”考察活动的情况下向公司递交了关于其在2015年6月23日至2015年6月27日期间参加了该考察活动的出差报告，并以此为由向公司申请了680元的出差津贴，被告该行为已构成向公司提供虚假报告，故公司在征求工会意见后，根据公司劳动规则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决定自2016年1月29日起解除被告的劳动合同。2017年5月8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的被告的仲裁申请，被告要求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27,608元。2017年6月19日，上述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裁令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27,608元。原告对此不服，遂提起本诉讼。
另查明，1、原告处对于员工的出差报销，实行由员工凭自己专有的用户名和密码登陆原告办公系统，在该系统中填写“本地/海外出差报告”等方式申请，并由原告相关管理人员在该系统中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根据原告的办公系统查询，通过被告的用户名和密码曾申请有以下的出差报告记录：2015年9月6日提出并于2015年9月9日得到批准的“2015年5月24日至2015年5月26日到安徽出差”的记录、2015年7月8日提出并于2015年7月9日得到批准的“2015年6月23日至2015年6月27日到甘肃出差”的记录、2015年12月29日提出并于2016年1月15日得到批准的“2015年6月28日至2015年7月3日到日本出差”的记录；其中“2015年6月23日至2015年6月27日到甘肃出差”的“本地/海外出差报告”显示，该出差的路线为“SH>甘肃>SH”，目的为“自贸区企业‘一带一路’考察”，出差津贴为680元等。2015年7月13日，原告依据其办公系统中的上述出差报告申请向被告转账支付了上述出差津贴680元。2015年10月23日，原告人事部部长曾向被告发送手机短信，要求被告向公司提供外高桥国际贸易营运中心有限公司发给公司的邀请函、被告2015年6月23日至6月26日在甘肃住宿的宾馆名称以及被告甘肃来回的航空公司名称、航班号等材料。被告对此未予回复。2015年10月29日，原告人事部部长再次通过手机短信要求被告提供上述材料等，被告仍未予回复。2、2012年3月30日，原告人事部曾向被告等员工发送主题为“公司的相关规定修订”的电子邮件，表明公司人事部对公司现有的部分规定作了修订，其中包括[就业规则]第五章工资及奖金的条款追加等内容，以上规定于2012年4月1日起实施，由于资料较大，具体内容按链接内容查阅等。同时该邮件中附有相关规定的链接。3、根据移动通信公司的查询显示，被告使用的手机号于2015年6月23日至6月26日期间有漫游地为浙江杭州的记录，并无漫游地为甘肃的记录。
审理中，原告为证明其主张，还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1、原告公司的《劳动规则》、原告工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原告债权部部长兼工会委员黄允光的庭审证言，其中该《劳动规则》第八十二条“辞退处分”中规定，职工具有“向公司提供虚假报告或者申告的”等行为的，公司可根据本规则的有关规定解除该职工的劳动合同；原告工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中表明，2012年3月30日原告人事部员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员工公开了经修改且事先征得工会同意的劳动规则等规章制度，现该邮件中的链接打不开，但工会保证现原告提供的《劳动规则》确系原告自2012年3月30日起适用至今的版本；原告债权部部长兼工会委员黄允光出庭陈述称，原告处现在正实施的《劳动规则》是2012年3月30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公布的，该规则与其所持有的《劳动规则》内容一致，原告自2012年3月发布该规则后没有再公布过其他新的《劳动规则》，公司一直适用的是2012年3月公布的版本，当时公司该《劳动规则》应该是经过公司工会讨论确认过的，但其记不清自己是否曾参加过该讨论。2、原告于2017年6月26日给上海市外高桥国际贸易营运中心有限公司的函件以及上海市外高桥第一企业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27日的回函，以证明上海市外高桥第一企业服务中心有限公司确认原告公司未派相关人员参加2015年6月23日至6月28日其公司安排组织的“一带一路”考察活动。经质证，被告对原告证据1中的《劳动规则》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并表示其当时是收到过原告2012年3月30日发送的主题为“公司的相关规定修订”的电子邮件，但其未打开链接阅看相关规章制度，故不能确定原告现提供的《劳动规则》是否与当时电子邮件中链接内容一致；对原告工会出具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原告债权部部长兼工会委员黄允光的庭审证言，因证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且证人也记不清是否参加过该规章制度的讨论，故对其证言内容不予认可，也不确认原告该《劳动规则》经过民主程序制定；对原告上述证据2的真实性被告亦无法确认，当时被告收到的是上海保税商品交易市场第一市场发出的邀请函，并非上海市外高桥第一企业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对此，原告确认被告当时收到的“一带一路”考察活动的邀请函系上海保税商品交易市场第一市场发出。
审理中被告还表示：1、其收到去甘肃的“一带一路”考察活动邀请函后知晓是一个纯旅游的活动，由于被告当时临时发烧，故就在家休息，没有去参加该活动；当时因认为不影响工作，故没有向公司上司提及该情况，并于2015年6月28日正常去日本出差；且当时自己的手机坏了，就把手机交给父母带至杭州去维修，故手机中有在杭州的漫游记录。2、其在原告办公系统中通过自己的用户名和密码确实申请了至安徽和日本的出差报告，但从未申请过至甘肃的出差，也未填写去甘肃的出差报告；但由于其职位特殊，需对其他员工的报销进行审核，因此其不在公司时会由其他员工利用其用户名和密码进行审核，故其上司及公司其他员工均知晓其办公用户名和密码；其没有向原告申请过至甘肃出差的出差津贴680元，也不清楚系谁为其申请；当时其也不知晓原告转账报销了其680元出差津贴，也没有在申请中加盖自己的姓名章。3、原告解除被告并非因“一带一路”的报销费用，而是因被告曾举报其上司小桧山在退税款方面的违规问题，故其上司才打击报复对被告予以解除。对此，原告仅确认被告关于其未参加过“一带一路”甘肃考察活动的陈述，而对其余陈述原告均不予认可。此外，原、被告审理中还一致确认，被告被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高于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
本院认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切实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如劳动者有悖诚信，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其劳动合同。首先，关于原告所提供的《劳动规则》的效力。对此，被告辩称其并未阅看该《劳动规则》，也不能确认原告现提供的版本与2012年3月30日电子邮件中所发链接内容是否一致，且该规则未经过民主程序制定，故不认可其效力。对此，本院认为，一方面原告工会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原告申请的工会委员黄允光的庭审证言均能反映原告该《劳动规则》当时经过工会讨论通过，且确认原告公司现适用的仍是2012年3月30日发布的《劳动规则》；另一方面原告该规则当时通过电子邮件已向公司员工发送公示，且其第八十二条等相关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为此，对该《劳动规则》中第八十二条等相关内容的规定，本院可予确认其效力，并作为原告处理、解决原、被告劳动争议的依据。至于被告所称其未阅看过该《劳动规则》，且不能确认原告现提供的版本是否与当时所发版本一致的意见，一方面该陈述本身相互矛盾，另一方面被告自己不予阅看该规则并不影响其效力，故本院对被告的上述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其次，关于被告是否填写了至甘肃参加“一带一路”考察活动的出差报告以及申请过该出差津贴680元的争议。从本院查明的事实看，原告办公系统中通过被告专有用户名和密码登记的出差报告记录中包含有被告至甘肃参加“一带一路”考察活动的出差报告以及出差津贴的申请事项。对此，虽然被告称其未填写过该出差报告，且其上司和公司其他员工均知晓其用户名和密码，但本院注意到，一则被告对其上司和原告其他员工知晓或掌握其用户名和密码的主张并未提供相应依据证明，且原告对此不予认可，二则被告在本案中陈述其知晓“一带一路”考察活动系纯旅游活动，自己临时发烧就未参加该活动，且认为不影响工作，故未告知公司上司。而从原告办公系统中该次出差报告的信息中却可看出，该出差报告中较为详细的填写了该次出差的起止时间，出差目的等内容。如被告确实未将该次出差情况告知其上司或原告，除被告本人外，也无其他合理理由来确认系他人替被告提交和申请了该出差报告和出差津贴；三则在被告未参加该次“一带一路”考察活动的情况下，当原告人事部部长于2015年10月23日、10月29日两次通知被告提供该次活动的相关材料时，被告不仅未如实告知原告其并未参加该次活动，反而采取不予回应的消极方式处理；最后在原告于2015年7月13日已转账报销被告上述出差津贴680元的情况下，被告也并未就该笔费用向原告提出其并未参加过该次出差活动，也未申请过该笔出差津贴，故不应获得该报销津贴的情况。被告称其并不知晓原告支付了其680元的出差津贴的辩解，并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由此，在被告并未有证据证明系他人利用其用户名和密码为其填写了至甘肃参加“一带一路”考察活动的出差报告，并替其申请了出差津贴680元的情况下，本院结合上述分析确认系被告自行填写了上述出差报告，并向原告申请了该次出差津贴680元。由于被告自行确认其实际并未至甘肃参加上述考察活动，其向原告提交上述活动的出差报告，并申请出差津贴的行为，符合原告《劳动规则》第八十二条中所规定的可予解除劳动合同的严重违纪行为，原告据此解除被告劳动合同有事实和制度依据，并不属违法解除，故原告要求不予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日立建机(上海)有限公司无需支付被告张晓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27,608元。
案件受理费10元，免予收取。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程小勇
人民陪审员 张蓓莉
人民陪审员 樊大林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王亚楠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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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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