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2民终298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汪向前，男，1968年9月22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宁波市鄞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建洲，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谷伟栋，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天英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海曙区横河街**号。法定代表人：毛伟民，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宇，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倪志良，男，1956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象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颂韶，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陈照，男，1956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象山县。原审被告：宁波巨源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象山县爵溪街道新爵路*号。法定代表人：陈照，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国锋，浙ＸＸ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向前、浙江天英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英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倪志良、原审被告陈照、宁波巨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2016）浙0225民初5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向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倪志良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通过割裂事实的方式认定调解协议书有效，并据此判决确认倪志良享有巨源公司20%的股权系严重认定事实错误，且在事实上推翻了已经生效的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曙法院）（2012）甬海商初字第487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487号民事判决）和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波中院）（2013）浙甬商终字第1051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1051号民事判决）。（一）一审法院在本案与前案事实一致，且无任何变化的情况下作出与生效判决相矛盾的认定，是对事实的严重认定不清和错误。（二）调解协议书是汪向前被刑事诬告后，在宁波市看守所刑事拘留期间被迫签订，且在签订后已经被海曙法院487号、宁波中院1051号民事判决确认为无效的协议。1.根据海曙法院（2013）甬海刑初字第554号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554号刑事判决书）和宁波中院（2014）浙甬刑二终字第720号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720号刑事裁定书），调解协议书是因汪向前被刑事诬告后，被原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以下简称海曙公安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大队长案外人盛毅敏以取保候审为条件在宁波市看守所刑事拘留期间被迫签订的，且调解协议书是作为盛毅敏滥用职权的罪证之一。同时调解协议书也已经作为汪向前控告案外人阮永法等诬告陷害的罪证提供海曙公安分局，海曙公安分局并已经就此立案侦查，应认定无效。一审法院认定调解协议书有效，严重违背事实和法律，混淆民事行为和犯罪行为的界限。2.即使调解协议书有效，其所确定的权利义务也已经被海曙法院487号、宁波中院1051号民事判决所否定。因调解协议书所确定的倪志良、案外人陈永尔分得天英公司在巨源公司49%的股权正是基于该两人原在天英公司的49%股权，倪志良在海曙法院487号案件审理期间也曾提供调解协议书，用以证明其享有天英公司和巨源公司20%股权，而汪向前、倪志良及陈永尔不存在其他任何的经济往来，但海曙法院487号、宁波中院1051号案件最终判决驳回倪志良的诉请和上诉，确认倪志良以阮永法名义持有的天英公司20%股权属于案外人毛伟民所有，实际上否定了调解协议书的效力。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倪志良享有巨源公司20%股权，在事实上推翻了上述判决认定的事实。3.倪志良关于其对天英公司的设立有贡献，因汪向前的操作导致其失去股权，故将巨源公司的20%股权让渡给倪志良用以弥补损失的观点不能成立。首先，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完全没有体现赔偿或补偿的意思表示；其次，如倪志良关于赔偿的观点成立，那么意味着倪志良在签订调解协议书时认可阮永法将天英公司20%股权转让给毛伟民；第三、倪志良对公司设立并不存在任何贡献，相反，倪志良以阮永法名义向海曙公安分局提出诬告，致使汪向前被错误拘留，其后不断诉讼和查封，使得天英公司和汪向前均遭受巨大损失，故汪向前不可能与倪志良签订关于赔偿或补偿的协议。因此一审法院以倪志良错漏百出，且极不符合常理的观点作为判决的依据有违公平公正的基本法律原则；二、一审法院认定汪向前间接持有巨源公司24.99%股权，并认定汪向前可以转让该间接持有的股权既是对股东权利的认识不清，也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法人独立人格法律制度的严重破坏，严重侵害法人享有的独立财产权利，更与调解协议书所约定内容不符。《公司法》并无任何关于股东间接持股的概念和定义，一审法院以汪向前持有天英公司51%股权，天英公司持有巨源公司49%股权，从而认定汪向前间接持有巨源公司49%×51%=24.99%的股权，是对法人独立人格和独立财产权利的严重歪曲和认定，也严重侵害天英公司的财产权利。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由于汪向前间接持有巨源公司24.99%的股权，大于倪志良要求的20%份额，因此可以转让。那么如果调解协议书的另一方陈永尔提起29%的股权诉讼，一审法院将以何种理由来自证上述逻辑。即使一审法院的上述间接持股的概念成立，但调解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是“陈永尔、倪志良分得天英公司在巨源公司的49%股权”，而不是“陈永尔、倪志良分得汪向前通过天英公司间接持有的巨源公司49%股权”。即一审法院的判决内容与调解协议书约定的内容也不符。一审判决严重违背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为倪志良创设权利，为汪向前创设义务，是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错误判决；三、一审法院关于调解协议书性质的认定前后矛盾，逻辑混乱。一审法院判决确认汪向前通过天英公司间接持有的巨源公司20%股权归倪志良所有，在事实上认定调解协议书的赔偿性质，但在陈照的担保责任的认定上，又认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条规定，不属于可设定担保的经济活动范围，陈照不需要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关于调解协议书的性质认定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逻辑混乱，前后矛盾。针对汪向前的上诉，倪志良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调解协议书有效，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汪向前被刑事拘留并未立案侦查前，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经汪向前妻子及巨源公司董事长陈照的请求与倪志良、陈永尔达成关于非法占有的股权处置协议，并在陈照的协调下由汪向前的妻子多次协商形成调解协议书，通过向公安机关请求，在公安机关见证下，由汪向前妻子根据双方外面协商好的协议书内容重新抄写，由各方签字确认。后汪向前刑事案件以不予起诉撤销后，汪向前根据调解协议书的内容承诺把股权变更至倪志良的名下，倪志良一审提供的短信记录可以证实这一事实。此后，汪向前于2009年12月25日被释放。2010年2月4日，汪向前又通过天英公司财务人员将天英公司的资金经过多次转账形式转至毛伟民账户，再让毛伟民支付给阮永法，将原500万元加120万元，是为掩盖其非法占有天英公司20%股权的事实。在此过程中，汪向前已经非法占有天英公司1100万元的资产。前述所谓毛伟民受让阮永法20%及陈永尔29%天英公司股权，实际并没有支付任何对价，毛伟民用于支付阮永法的资金实际上是天英公司的。这些资金的流转可以证明汪向前对天英公司具有实际控制权，其通过毛伟民受让天英公司的股权实际上是其自己的行为。汪向前利用对天英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占用天英公司的资金。在其占用天英公司1720万元资金的前提下，汪向前与倪志良、陈永尔达成对巨源公司股权让渡的协议。汪向前一直将倪志良曾经提起的持股人阮永法转让天英公司的20%股权与本案主张的股权混淆成为一个案件，其实是不同的法律事实。至于倪志良要求推翻持股人阮永法与毛伟民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合法性，要求追回其股权无果，是因为股权转让协议中阮永法的笔迹与其他材料中的笔迹相同，股权转让协议被认定为有效；二、关于调解协议书是否在受胁迫情况下形成的问题。调解协议书是由汪向前妻子与巨源公司董事长陈照、阮永法、陈永尔达成的，可以证明当时双方是出于真实意思表示达成的。汪向前说调解协议书已经被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为犯罪证据不是事实。结合倪志良一审提供的手机短信及公证书，可以证明汪向前根据约定答应倪志良履行协议书，并安排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的事实。调解协议书非但不是汪向前在受胁迫情况下签订，而是其与妻子协商后，与各方达成的。即便汪向前是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签订，其在获得自由后，可以发函告知倪志良要求解除。因此，汪向前所说调解协议书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缺乏事实依据。至于汪向前能不能处置天英公司与巨鹰公司合作投资设立的巨源公司的股权，在形成调解协议书当时，汪向前是认为天英公司100%股权实际上是其自己的，在这基础上，汪向前作出将巨源公司49%股权让渡给倪志良及陈永尔。相关生效判决确认天英公司20%股权的投资款及实际投资人都是倪志良，汪向前完全有法定权利处置其通过天英公司投资在巨源公司的股权，其将20%股权给倪志良具有事实依据。综上，汪向前的上诉理由与事实违背，也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针对汪向前的上诉，天英公司辩称，同意汪向前的上诉意见。针对汪向前的上诉，巨源公司辩称，由于一审判决结果只是致使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发生变化，对巨源公司没有实质性的影响，故巨源公司没有提起上诉。汪向前的第二点上诉理由，是完全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至于汪向前的第一、三点上诉理由，是针对倪志良的，与巨源公司无关，巨源公司不发表答辩意见。综上，请求依法判决。天英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倪志良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事实依据，错误地将调解协议书条款割裂处理，从而得出的错误判决，严重侵害天英公司的权益。（一）《公司法》并没有关于间接持股的规定，一审判决汪向前通过天英公司间接持有的巨源公司20%股权归倪志良所有，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按一审法院认定的间接持股逻辑，未经天英公司认可，汪向前无权将天英公司在巨源公司直接持有的49%股权全部转让。事实上，巨源公司49%股权系天英公司以象山县爵溪街道东塘的9069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出资，汪向前没有任何权利处置天英公司持有的巨源公司49%股权，调解协议书中的约定是无效的。一审法院将天英公司享有的股权判给倪志良，严重侵害天英公司的权益。该判决是对公司独立性的突破，若按此处理，那么股东就可以随意处理其间接持有的股权，这显然违反法律规定。（二）倪志良起诉是在偷换概念，没有任何约定可以作为一审判决的依据。调解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是“陈永尔、倪志良分得天英公司在巨源公司的49%股权”，而不是倪志良诉请“倪志良分得汪向前通过天英公司间接持有的巨源公司20%股权”，两者内容完全不相同，一审判决错误地将两者混同在一起。（三）即使按一审法院认定汪向前间接持有巨源公司的股权为49%×51%=24.99%，汪向前可以将其个人间接持有的巨源公司股权进行转让，此次判决后还剩余4.99%股权，那么陈永尔享有的29%权益将无法得到实现。（四）调解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是“陈永尔、倪志良分得天英公司在巨源公司的49%股权”，并未对股权进行分割。虽倪志良提供了与陈永尔签订的股权分割协议，但一审法院并未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仅以汪向前、天英公司、陈照、巨源公司未提出反证予以证明，就认定该证据的真实性，显然是草率的。故一审法院在未向陈永尔核实股权分割的情况下，就断然判决，显然是错误的；二、调解协议书是汪向前在宁波市看守所刑事拘留期间被迫签订，且已经被海曙法院487号、宁波中院1051号民事判决确认无效，倪志良依据调解协议书提出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针对天英公司的上诉，倪志良辩称，一、从汪向前、天英公司的上诉状内容完全可以看出天英公司是在汪向前控制之下，汪向前、天英公司的代理人也是汪向前聘请的。关于《公司法》有没有间接持股的规定，与实际操作中，是否对公司拥有权利并不矛盾。汪向前是天英公司51%股权的股东，同时又是天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公司现在的法定代表人毛伟民实际上不是公司的股东，由倪志良一审提供的海曙公安分局对毛伟民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且股权转让协议不是其本人所签，所有的股东会决议也不是其本人所签，在工商登记时其自己也没有到场，只是提供身份证，交由汪向前去办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为500万元，之后支付620万元，也不是毛伟民支付的，只是通过账户转账而已，所有资金的安排、转账，都是汪向前一手操控的。且汪向前在与巨鹰公司协议组建巨源公司时，所有的价格条件都是其与巨源公司的董事长陈照一起协商，虽巨鹰公司出资3100万元占有巨源公司51%的股权，但双方对投入的土地定价6000万元。虽出资3100万元占51%的股权，双方约定其余款项待土地开发后返还，在调解协议书签订前，巨源公司已经设立，汪向前将实际应支付该公司的3100万元现金只收取2000万元，其中1100万元用于抵偿其与案外人王梅亭的债务。汪向前作为天英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通过天英公司投资巨源公司，其有权处置天英公司在巨源公司的股权；二、关于调解协议书是否在受胁迫情况下签订的问题。汪向前及其妻子、陈照都是本案的知情人，其通过妻子与陈照及案外人达成调解协议书，之后又承诺配合倪志良办理股权过户手续，且在其获得人身自由后也没有提起诉讼主张调解协议书无效，现主张调解协议书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查明事实后驳回天英公司的上诉请求。针对天英公司的上诉，汪向前辩称，同意天英公司的上诉意见。针对天英公司的上诉，巨源公司辩称，同意天英公司的第一点上诉理由，请求予以支持。其他答辩意见同对汪向前上诉的答辩。陈照对汪向前、天英公司的上诉均未作答辩。倪志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汪向前、天英公司、陈照、巨源公司将天英公司所持有的巨源公司20%的股权过户给倪志良。一审第一次庭审中，倪志良变更诉讼请求为：一、确认汪向前通过天英公司间接持有的巨源公司20%的股权归倪志良所有；二、汪向前将其间接持有的巨源公司20%股权过户给倪志良，天英公司、巨源公司在办理上述股权过户手续中给予无条件协助；三、陈照对上述两项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6月24日，陈永尔、阮永法、中宇创业联合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宇控股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中宇创业宁波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宇置业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其中陈永尔出资290万元，占29%，阮永法出资200万元，占20%，中宇控股公司出资510万元，占51%。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汪向前，陈永尔为公司经理，阮永法为董事会成员。2005年6月28日，中宇置业公司出资2080万元，受让案外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位于象山县块面积为90699平方米的土地。2006年2月8日，中宇置业公司完成增资变更登记，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增加至2500万元，其中陈永尔共出资725万元，占29%，阮永法共出资500万元，占20%，中宇控股公司共出资1275万元，占51%。2007年8月15日，中宇控股公司将其名下的51%股权作价1275万元转让给汪向前，并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2007年9月15日，阮永法作为出让方、毛伟民作为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阮永法将持有的中宇置业公司的20%股权以500万元价格转让给毛伟民所有，受让方毛伟民于2007年9月15日前将500万元支付给出让方。同日，陈永尔作为出让方、毛伟民作为受让方，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陈永尔将持有的中宇置业公司的29%股权以725万元价格转让给毛伟民所有，受让方毛伟民于2007年9月15日前将725万元支付给出让方。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均约定，中宇置业公司自开业以来的经营活动和账务往来及债权债务，双方均已复核并认同。股权转让后，受让方按出资比例对公司设立以来的债权债务享受权利承担责任。同日，中宇置业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一份，内容如下：一、同意陈永尔原持有中宇置业公司29%股权由毛伟民先生受让，转让价格为725万元，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转让权。二、同意阮永法原持有中宇置业公司20%股权由毛伟民先生受让，转让价格为500万元，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转让权。陈永尔、阮永法、汪向前在全体股东签名处分别签名。此后，中宇置业公司在工商部门办理了上述股权的变更登记，并将公司名称更名为天英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汪向前变更为毛伟民。2009年9月24日，天英公司以前述土地49%的使用权作价2900万元，巨鹰公司以货币出资3100万元（以购买天英公司上述土地51%的使用权方式），共同设立巨源公司。2009年11月26日，具名为倪志良、阮永法的报案人向海曙公安分局报案，要求公安机关对汪向前的犯罪行为进行立案侦查，2010年2月1日，海曙公安分局决定对汪向前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2011年1月18日，海曙公安分局以不应追究汪向前刑事责任为由，作出撤销汪向前合同诈骗案决定。2009年12月23日，陈永尔、倪志良、汪向前、陈照签订调解协议书一份，内容为：“甲方：汪向前。乙方：陈永尔。丙方：倪志良。三方在友好的协商对三方原投入购买杭州长征资产公司拍卖象山爵溪巨鹰园区内的土地事项，现协商如下：一、对原债权、债务三方再次达成协议。甲方分得宁波天英实业公司51%股权（转让给巨鹰为现金2000万元，债权1100万元）。二、乙、丙双方分得浙江天英实业公司在宁波巨源股份有限公司的49%股权。三、三方在原公司的费用待汪向前当面核算后作三方共同商定，原则上多退少补。（费用指土地上直接费用）。原转借给陈永和人民币壹佰柒拾万作为找补款。甲方：汪向前2009.12.23陈莹暂代。乙方：陈永尔。丙方：倪志良。担保方：陈照。2009.12.23”。2010年2月10日，阮永法出具郑重声明，称其所持有的天英公司20%股权系代倪志良持有。2011年3月11日，倪志良以阮永法、毛伟民、汪向前、天英公司为被告，以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一、确认以阮永法与毛伟民名义于2007年9月15日所签订的中宇置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007年9月15日以陈永尔、阮永法及汪向前三人名义作出的中宇置业公司股东会决议无效；二、确认倪志良在阮永法持有的天英公司20%股权范围内对公司享有股权，并判令汪向前、天英公司、陈照、巨源公司履行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相关义务（变更后倪志良持有天英公司20%股权）。天英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后经宁波中院二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裁定该案由海曙法院管辖。海曙法院于2013年9月27日作出487号民事判决，驳回倪志良的诉讼请求。倪志良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宁波中院，宁波中院作出105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6月8日，倪志良与陈永尔签订股权分割协议一份，约定按双方对天英公司的实际投资及股权比例分割巨源公司49%的股权，由陈永尔持有其中29%的股权，倪志良持有其中20%的股权。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根据海曙法院487号、宁波中院1051号民事判决可知，该案系倪志良诉阮永法、毛伟民、汪向前、天英公司关于天英公司20%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诉争标的为天英公司20%的股权。而涉案系倪志良基于其与汪向前签订的调解协议书而向汪向前、天英公司、巨源公司主张巨源公司20%股权，诉争标的为巨源公司的20%股权。两案的诉争标的、当事人各不相同，并非同一案件。故对汪向前、天英公司、陈照、巨源公司辩称的一案再诉意见，不予采信。第二，虽汪向前辩称其签署调解协议书是在被海曙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期间被时任海曙公安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盛毅敏胁迫下签署，属非法形成，应属无效。但汪向前据以抗辩的海曙法院554号刑事判决书、宁波中院720号刑事裁定书中，对盛毅敏受倪志良所托胁迫汪向前签署调解协议书的事实并未予以认定，只是认定盛毅敏受周某甲之托，利用职务之便，借用倪志良控告汪向前合同诈骗的机会，将汪向前拘留，并威逼汪向前归还周某甲的借款。关于调解协议书，也只是认定海曙公安分局为调解协议书的签订提供了便利条件，未认定是汪向前受到胁迫后签署。况且，若汪向前确是受到胁迫而签署调解协议书，其也可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法院予以撤销，但汪向前并未申请。综上，对汪向前辩称受到胁迫而签署调解协议书的意见，不予采信。第三，天英公司拥有巨源公司49%股权，而汪向前拥有天英公司51%股权。因此汪向前个人间接持有巨源公司的股权为49%×51%=24.99%。故即便汪向前个人无权将天英公司在巨源公司处直接持有的49%股权全部转让，但仍可以将其个人间接持有的巨源公司的股权进行转让。故倪志良的第一项诉请，予以支持。第四，倪志良要成为巨源公司股东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根据法律规定，必须经得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而占巨源公司51%股权的股东为巨鹰公司，倪志良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巨鹰公司同意其成为巨源公司股东，巨源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也明确表示并未就倪志良成为巨源公司股东举行过股东会决议。故倪志良的第二项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难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条规定：“在借贷、买卖、货物运输、加工承揽等经济活动中，债权人需要以担保方式保障其债权实现的，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设定担保。”而涉案诉争纠纷并非可设定担保的范围，故倪志良主张陈照承担担保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在一审第一、三次庭审中，陈照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可缺席判决。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确认汪向前通过天英公司间接持有的巨源公司20%股权归倪志良所有；二、驳回倪志良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汪向前、天英公司共同负担，按该院规定予以免交。二审中，倪志良、天英公司、陈照、巨源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汪向前向本院提供报案书一份，拟证明调解协议书的形成是基于倪志良的刑事控告，调解协议书所约定的内容是基于倪志良原在天英公司的20%股权，结合刑事判决书，充分说明汪向前是在受胁迫情况下签订调解协议书。倪志良经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汪向前欲证明的事实。报案书的内容正是倪志良掌握的信息，与倪志良一审提供的证据可以相互佐证，实际上汪向前刑事拘留被释放后，其一直向海曙公安分局刑事控告倪志良，但均被驳回。汪向前最后是被海曙公安分局以无须追究刑事责任的理由释放，并不能证明其行为是否违反法律规定，有可能其行为存在违法，但并不构成犯罪。天英公司、巨源公司经质证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汪向前提供的上述报案书的真实性，倪志良、天英公司、巨源公司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至于汪向前是否在受胁迫情况下签订调解协议书，应结合其他证据进行认定。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认定：2009年12月2日，因案外人周天发控告报案，海曙公安分局对汪向前、案外人徐灵祥涉嫌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2009年12月3日，汪向前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海曙公安分局刑事拘留。2009年12月25日，海曙公安分局对汪向前取保候审。2010年12月20日，海曙公安分局以证据不足，不应追究刑事责任为由，作出撤销汪向前、徐灵祥涉嫌合同诈骗案的决定。2011年7月14日，海曙公安分局对汪向前被诬告陷害案立案侦查。2010年2月4日，阮永法在浙江省宁波市信业公证处设立声明书一份，内容如下：“本人于2007年9月15日签订了《中宇创业宁波投资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后变更为浙江天英实业有限公司），将该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毛伟民（沈陈强），现已经收到股权转让款总计人民币伍佰万元整，本人与毛伟民（沈陈强）之间的关于浙江天英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事宜均已结清。上述款项已汇入本人账户，本人对此确认。2007年9月15日签订的《中宇创业宁波投资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及本人于2007年4月25日签署的《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上的签字均为本人亲笔所写。”同日，毛伟民通过自己的账户分两次汇给阮永法500万元、120万元，合计620万元。2014年11月6日，原海曙公安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大队长盛毅敏因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周天发因犯滥用职权罪，被海曙法院作出554号刑事判决书，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一年六个月。盛毅敏不服海曙法院554号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4月8日作出720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1月26日，陈永尔对毛伟民向海曙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毛伟民支付股权转让款725万元及自2007年9月15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损失。2016年7月22日，海曙法院作出（2016）浙0203民初3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毛伟民支付陈永尔股权转让款725万元及自2014年2月18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并驳回陈永尔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调解协议书约定的倪志良、陈永尔分得天英公司在巨源公司的49%股权是否汪向前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是汪向前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合法有效。汪向前认为，调解协议书是其被刑事诬告后，在宁波市看守所刑事拘留期间被迫签订，且在签订后已经被海曙法院487号、宁波中院1051号民事判决确认为无效，同时根据海曙法院554号刑事判决书、宁波中院720号刑事裁定书，调解协议书在刑事案件中是作为盛毅敏滥用职权的罪证之一，汪向前也已经将调解协议书作为控告阮永法等诬告陷害的罪证提供海曙公安分局，海曙公安分局并已经就此立案侦查，故调解协议书是无效的。倪志良关于其对天英公司的设立有贡献，因汪向前的操作导致其失去股权，故汪向前将巨源公司的20%股权让渡给倪志良用以弥补损失的观点不能成立。倪志良对天英公司的设立并不存在任何贡献，倪志良以阮永法名义向海曙公安分局提出诬告，致使汪向前被错误拘留，其后不断诉讼和查封，使得天英公司和汪向前均遭受巨大损失，汪向前不可能与倪志良签订关于赔偿或补偿的协议。一审法院认定汪向前间接持有巨源公司的24.99%股权，并认定汪向前可以转让该间接持有的股权既是对股东权利的认识不清，也是对《公司法》法人独立人格法律制度的严重破坏，严重侵害法人享有的独立财产权利，更与调解协议书所约定内容不符。天英公司认为，《公司法》并没有关于间接持股的规定，一审判决汪向前通过天英公司间接持有的巨源公司20%股权归倪志良所有，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按一审法院认定的间接持股逻辑，未经天英公司认可，汪向前无权将天英公司在巨源公司直接持有的49%股权全部转让。巨源公司49%股权系天英公司以象山县爵溪街道东塘的9069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出资，汪向前没有任何权利处置天英公司持有的巨源公司49%股权，调解协议书中的约定是无效的。一审法院将天英公司享有的股权判给倪志良，严重侵害天英公司的权益，是对公司独立性的突破。如认定汪向前间接持有巨源公司股权为49%×51%=24.99%，并可以进行转让，则陈永尔享有的29%权益将无法得到实现。调解协议书是汪向前在宁波市看守所刑事拘留期间被迫签订，且已经被海曙法院487号、宁波中院1051号民事判决确认无效。故倪志良依据调解协议书提出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倪志良认为，调解协议书是在汪向前被刑事拘留并未立案侦查前，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经汪向前妻子及巨源公司董事长陈照的请求与倪志良、陈永尔达成关于非法占有的股权处置协议，并在陈照的协调下由汪向前的妻子多次协商形成，并不是汪向前在受胁迫情况下签订。即便是汪向前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签订，汪向前在获得自由后，可以发函告知倪志良要求解除。在汪向前刑事案件以不予起诉撤销后，汪向前根据调解协议书的内容承诺把股权变更至倪志良的名下。毛伟民受让阮永法20%及陈永尔29%天英公司股权，实际并没有支付任何对价，毛伟民用于支付阮永法股权转让款的资金来源于天英公司，汪向前利用对天英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占用天英公司的资金。在汪向前占用天英公司1720万元资金的前提下，汪向前与倪志良、陈永尔达成对巨源公司股权让渡的协议。倪志良曾经提起的持股人阮永法转让天英公司20%股权与本案主张股权属于不同的法律事实。至于汪向前能不能处置天英公司与巨鹰公司合作投资设立的巨源公司的股权，在形成调解协议书当时，汪向前认为天英公司100%股权实际上是其自己的，故汪向前完全有权处置其通过天英公司投资在巨源公司的股权。对此，本院认为，调解协议书系在汪向前因周天发控告被海曙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期间，时任海曙公安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大队长盛毅敏在倪志良、阮永法控告汪向前案尚未立案时，为协议书各方提供条件情况下签订，而盛毅敏因上述案件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已经被追究刑事责任。据此，应认定调解协议书约定倪志良、陈永尔分得天英公司在巨源公司的49%股权，非汪向前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汪向前不发生法律效力。即使调解协议书的该约定系汪向前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汪向前仅是持有天英公司51%股权的股东，而非巨源公司的股东，未经天英公司股东会决议，且天英公司事后未对汪向前的处分行为予以追认，也应认定汪向前的该处分行为无效。阮永法名下天英公司的20%股权，阮永法已经于2007年9月15日转让给毛伟民，毛伟民并通过公证方式设立声明书，确认股权转让款已经结清，且倪志良于2011年3月11日起诉毛伟民要求确认双方于2007年9月1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汪向前、阮永法、陈永尔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无效案件，海曙法院已经于2013年9月27日作出4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倪志良的诉讼请求，倪志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也于2014年2月10日作出10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倪志良系阮永法名下股权的隐名股东，阮永法尚欠倪志良股权转让款，倪志良应向阮永法主张权利。倪志良关于阮永法转让天英公司的20%股权与涉案股权不属同一法律关系，调解协议书约定其分得天英公司在巨源公司的股权是汪向前为弥补其失去天英公司股权损失的主张，既无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也与陈永尔于2016年4月26日向海曙法院起诉毛伟民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725万元及相应利息损失的主张相矛盾，本院难以采信。故倪志良要求确认汪向前通过天英公司间接持有的巨源公司20%股权归其所有并过户至其名下，天英公司、巨源公司在办理过户手续中给予无条件协助，陈照应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汪向前、天英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2016）浙0225民初55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倪志良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80元，均由被上诉人倪志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王亚平审判员  叶剑萍审判员  梅亚琴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李军英??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