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502民初7545号
原告（反诉被告）：朱伟强，男，1976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址：湖州市吴兴区。
原告（反诉被告）：叶东江，男，1968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址：湖州市吴兴区。
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小雷，浙江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俞桂娣，女，1961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址：湖州市吴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垠，浙江六和（湖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毛丹，女，1984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址：湖州市吴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垠，浙江六和（湖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朱伟强、叶东江与被告（反诉原告）俞桂娣、被告毛丹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张俊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被告俞桂娣于2017年11月18日提起反诉，经本院审查决定两案合并审理。本院于2018年1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朱伟强、叶东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小雷，被告（反诉原告）俞桂娣、被告毛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起诉称：2015年8月26日，两原告与被告俞桂娣签订书面甲鱼养殖场租赁合同书，约定租赁期限为两年，自2015年9月1日至2017年9月1日，两年租金共210000元，支付租赁押金150000元。合同签订后，两原告支付租金和押金360000元，由被告毛丹出具收条。租赁合同期满前，2017年6月10日，两原告与被告毛丹签订书面甲鱼养殖场租赁合同书，合同期限为一年，自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1日，租金为70000元，被告毛丹向两原告出具租金收条一份。另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间如因政府行为致使原告无法经营的，剩余租金应返还，被告自愿赔偿原告30000元。如一方违约，违约方应支付守约方违约金30000元。2017年8月29日，两原告收到吴兴区道场乡人民政府的限期搬离通知书，因“五水共治”“四边三化”“环境整治”，要求两原告2017年9月1日前搬离并停止养殖行为。两原告与被告协商处理并配合政府变卖处理掉养殖的乌龟并搬离。因租赁场地的种龟系两原告向被告租赁，2017年9月14日，由两原告与被告毛丹办理种龟交接手续，并已全部交接完毕。被告应返还原告支付的押金、租金及补偿原告。经原告多次要求被告置之不理，故向法院起诉。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返还原告租赁押金150000元，返还已付的租金70000元，支付补偿款30000元，违约金30000元，共计28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反诉原告）辩称：双方的租赁合同并未解除，导致原告（反诉被告）搬离的原因是因其在养殖过程中违法排污，并非政府的征迁行为，原告（反诉被告）的违法行为导致其搬离并停止养殖不属于合同关于支付补偿金和违约金的条件，所以违约的是原告（反诉被告），原告（反诉被告）无权主张违约金和补偿金。收到原告（反诉被告）租金70000元属实，但被告（反诉原告）收到的押金为140000元，并非150000元。
被告毛丹辩称：被告毛丹并非合同相对人，被告毛丹与原告（反诉被告）签订合同系以被告（反诉原告）俞桂娣的代理人的身份，租赁合同双方的纠纷与被告毛丹无关。
原告（反诉被告）朱伟强、叶东江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甲鱼养殖场租赁合同书一份，证明2015年8月26日，两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俞桂娣签订书面合同，对租期、租金、押金作出约定的事实。
证据2：收条一份，证明被告毛丹收到两原告（反诉被告）支付的租金210000元和押金150000元的事实。
证据3：甲鱼养殖场租赁合同书一份，证明2017年6月10日，第一份合同期满前，两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毛丹签订书面合同，重新约定租期、租金等的事实。
证据4：收条一份，证明被告毛丹收取两原告（反诉被告）支付自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1日期间的租金70000元的事实。
证据5：限期搬离通知书复印件一份，证明2017年8月29日，两原告（反诉被告）收到吴兴区道场乡人民政府的限期搬离通知书，因“五水共治”“四边三化”“环境整治”政治，要求在2017年9月1日前搬离养殖场的事实。
证据6：证明一份，证明两原告（反诉被告）街道政府通知后于2017年9月12日搬离被告（反诉原告）的养殖场的事实。
证据7：种龟盘点交接手续清单一份，证明2017年9月14日，两原告与被告毛丹办理种龟交接手续，并已全部交接完毕的事实。
被告（反诉原告）俞桂娣及被告毛丹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中出租方是被告（反诉原告）俞桂娣，与被告毛丹无关，根据该证据，出租方在交付养殖场时向两原告（反诉被告）交付了7500只草龟龟苗、800只鳄龟龟苗。对证据2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该收条并非被告（反诉原告）出具，系原告（反诉被告）的前夫、被告毛丹的父亲所出具。对证据3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被告毛丹签订该合同系以被告（反诉原告）的代理人的名义，并非合同相对人，合同上也注明了被告毛丹是受被告（反诉原告）的委托。对证据4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5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导致两原告（反诉被告）被政府责令限期搬离的原因是两原告（反诉被告）在养殖过程中违法排污，政府对其行为作出处罚。对证据6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两原告（反诉被告）自认了其搬离时间为2017年9月12日，相应的租金也根据实际的租赁期间计算，同时两原告（反诉被告）自认了其处理了龟苗，并未将龟苗返还出租方，两原告（反诉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对证据7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但该证据并非双方解除合同的行为，经能证明双方清点了部分种龟的数量，该清单上也注明了被告毛丹是受被告（反诉原告）的委托。
庭审中，两原告（反诉被告）陈述，押金150000元中有140000元是转账交付的，10000元是交给了被告（反诉原告）的前夫、被告毛丹的父亲，并由其出具了收条。
被告（反诉原告）俞桂娣未就本诉向本院提交证据。
被告毛丹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委托书一份，证明被告毛丹系受被告（反诉原告）俞桂娣的委托与两原告（反诉被告）签订租赁合同的事实。
两原告（反诉被告）对被告毛丹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但该证据也证明了被告毛丹有权与两原告（反诉被告）办理交接手续。
被告（反诉原告）俞桂娣反诉称：2015年8月26日，被告（反诉原告）与两原告（反诉被告）签订甲鱼养殖场租赁合同书一份，约定被告（反诉原告）将其自有的位于鱼养殖场约十一亩、四间两层建筑用房、7500只草龟龟苗、800只鳄龟龟苗出租给两原告（反诉被告）。租赁期限自2015年9月1日至2017年9月1日，租金每年105000元，另两原告（反诉被告）需交纳种龟押金150000元。合同终止后，两原告（反诉被告）将种龟及7500只草龟龟苗、800只鳄龟龟苗如数返还并确保种龟能保持年产7500只草龟龟苗、800只鳄龟龟苗的能力。承租期内发生的电费、水费由两原告（反诉被告）承担。租赁期满后，双方又续签了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自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1日，租金70000元，其他租赁内容一致。两原告（反诉被告）在养殖过程中违规排放污水，遭到周边居民投诉举报，2017年8月29日道场乡人民政府对两原告（反诉被告）作出限期搬离的处罚。两原告（反诉被告）配合进行了搬离，并将当年度龟苗出售，部分种龟也未返还被告（反诉原告）。现两原告（反诉被告）返还的钟龟数量不足原数量的三分之一，7500只草龟龟苗、800只鳄龟龟苗也未返还，养殖塘、自建房屋内物品被毁坏。两原告（反诉被告）违法经营行为被政府责令停业，不属于被告（反诉原告）的违约，应当由两原告（反诉被告）自行承担该风险，其未返还的种龟及龟苗应当向被告（反诉原告）赔偿，并支付违约金，故提起反诉。被告（反诉原告）提出反诉请求：1、反诉被告继续履行租赁合同；2、反诉被告赔偿反诉原告损失225250元，支付违约金30000元；3、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垫付的电费1655.76元；4、反诉的诉讼费由反诉被告承担。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反诉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反诉被告继续履行租赁合同；2、反诉被告赔偿反诉原告损失140000元（种龟损失120000元，养殖场恢复费用20000元），返还草龟龟苗7500只，鳄龟龟苗800只，支付违约金30000元；3、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垫付的电费1655.76元；4、反诉的诉讼费由反诉被告承担。
两原告（反诉被告）辩称：两原告（反诉被告）系因政府行为而无法继续履行合同，并未违约；双方2015年交接种龟时并未清点种龟数量，现种龟已经全部返还并交接，两原告（反诉被告）未返还7500只草龟龟苗及800只鳄龟龟苗属实；被告（反诉原告）主张的电费与本案无关。
被告（反诉原告）为支持自己的反诉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营业执照一份，证明被告（反诉原告）的养殖场有合法的经营手续，符合养殖条件的事实。
证据2：情况说明原件、证明原件、来电事项处理单复印件各一份，证明两原告（反诉被告）被政府责令搬离并停止养殖是因两原告（反诉被告）违法排放污水被举报，若未违法排放污水则不会被责令限期搬离的事实。
证据3：电费清单四份，证明被告（反诉原告）为两原告（反诉被告）垫付电费1655.76元的事实。
证据4：录音一份，证明两原告（反诉被告）存在违法排放污水被政府责令停业以及自认将2017年度的龟苗擅自处分的事实。
证据5：证明一份，证明种龟及龟苗的市场价格。
两原告（反诉被告）对被告（反诉原告）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但被告（反诉原告）的养殖场属个体工商户，应由本人经营，其出租行为违法。对证据2中证明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对来电事项处理单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记载的反映时间在两原告（反诉被告）搬离之后；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记载的情况与事实不符。对证据3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4中原告（反诉被告）朱伟强与案外人毛丹的父亲、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俞桂娣的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录音中案外人毛丹的父亲也承认收到两原告（反诉被告）支付的押金150000元及第一份合同的租金210000元；对被告毛丹与道场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的录音的真实性有异议。
原告（反诉被告）在反诉中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对证据认定如下：
原告（反诉被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2、证据3、证据4、证据5、证据6、租金7均符合有效证据的形式要件，能够证明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以及2017年6月10日续签租赁合同，约定租金为70000元，租赁期限为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1日，两原告（反诉被告）已经支付租金70000元并于2017年9月12日搬离，与被告（反诉原告）就种龟进行返还交接的事实，证据2虽并非由被告（反诉原告）出具，但被告（反诉原告）在反诉中提交的录音证据中，录音当事人“毛父”自认收到原告（反诉被告）交付的押金150000元中的10000元，而双方纠纷发生后，被告毛丹的父亲仍在代表被告（反诉原告）向两原告（反诉被告）主张权利并将电话录音交予被告（反诉原告），能够证明两原告（反诉被告）主张的将10000元的押金通过被告（反诉原告）的前夫（被告毛丹的父亲）交付给被告（反诉原告）的事实，结合本案被告（反诉原告）自认收到的140000元押金，原告（反诉被告）向被告（反诉被告）实际交付的押金为150000元。
被告毛丹提交的证据经两原告（反诉被告）及被告（反诉原告）质证后，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足以证明被告毛丹系以被告（反诉原告）代理人的身份与两原告（反诉被告）签订租赁合同的事实。
被告（反诉原告）提交的证据1符合有效证据的形式要件，能够证明被告（反诉原告）的养殖场在双方合同履行期间仍具备合法经营条件的事实，两原告（反诉被告）认为该养殖场为个体工商户，被告（反诉原告）的出租行为违法，但该行为与被告（反诉原告）的养殖场是否具备合法经营条件这一客观事实无关。证据2中的情况说明符合有效证据的的形式要件，能够证明两原告在养殖场经营过程中因违法排放污水而被道场乡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搬离，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证明及来电事项处理单不符合有效证据形式要件，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证据3无法证明被告（反诉被告）交纳电费的电力用户为两原告（反诉被告）经营的养殖场，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证据4中原告（反诉被告）朱伟强与案外人毛丹的父亲、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俞桂娣的录音经两原告（反诉被告）质证后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两原告（反诉被告）在庭审中也自认了未将7500只草龟龟苗及800只鳄龟龟苗返还被告（反诉被告）的事实，对其该证明效力予以确认；被告毛丹与道场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的录音因无法确认录音双方的身份，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证据5中记载的种龟及草龟的市场价格并非由物价部门出具，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
综上，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毛丹是否为租赁合同的合同相对人；二、租赁双方的租赁合同有无解除，被告（反诉原告）的损失是多少；三、两原告（反诉被告）搬离养殖场系何原因造成，合同双方哪一方存在违约行为。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被告毛丹的身份在租赁双方于2017年6月10日签订的甲鱼养殖场租赁合同书、委托书、种龟盘点交接手续清单中都明确为被告（反诉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且该养殖场的工商登记的经营者为被告（反诉原告）俞桂娣，足以说明被告毛丹并非租赁合同的合同相对人，故对两原告（反诉被告）要求被告毛丹承担合同义务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虽然双方并未就合同解除达成书面协议，但两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毛丹于2017年9月14日对种龟进行了交接，因该租赁合同的合同目的为龟鳖养殖，返还并交接种龟的行为足以表明两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就解除合同达成了一致，交接中发生的争议不影响合同的解除。被告（反诉原告）主张两原告（反诉被告）未能返还全部种龟，但其未能就种龟的损失情况举证予以证明，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根据吴兴区道场乡三改一拆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的情况说明记载：经村民多次举报，道场乡施家桥逸村埠口一龟鳖养殖厂偷排污水污染河道……对叶东江、朱伟强责令限期搬离。该证据已明确说明了两原告（反诉被告）被责令限期搬离的原因是其偷排污水。虽然双方的合同约定：如在租赁期间由于政府行为导致两原告（反诉被告）无法经营，相应剩余期间的租金应返还给两原告（反诉被告），被告（反诉原告）自愿赔偿30000元。但本院认为该约定所指的政府行为应是在合同双方均无过错的前提下因征迁、产业调整而作出的政府行为，本案两原告（反诉被告）在养殖过程中偷排污水而导致政府责令限期搬离的情况不属于合同约定的返还租金及赔偿的条件。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反诉原告）并无违约行为，两原告（反诉被告）因违法偷排污水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且未按合同约定返还7500只草龟龟苗及800只鳄龟龟苗，根据合同约定，合同终止后，在草龟种龟每年产7500只以上龟苗、鳄龟种龟每年产800只以上龟苗的情况下，被告（反诉原告）足额返还押金。现合同尚未到期即已解除，且解除时未处于种龟的繁殖期，无法确定返还的种龟是否具备年产草龟龟苗7500只、鳄龟龟苗800只的能力，期间种龟的饲养也并非由两原告（反诉被告）完成，因此两原告（反诉被告）应当向被告（反诉原告）返还相应的龟苗，但两原告（反诉被告）未能按约定的数量返还，显属违约，故本院认为两原告（反诉被告）存在违约行为。
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5年8月26日，原告（反诉被告）朱伟强、叶东江与被告（反诉原告）俞桂娣签订甲鱼养殖场租赁合同书一份，约定：被告（反诉原告）将自有的坐落于湖州104国道往杭州方向以东约40米，南距湖州市吴兴区道场乡施家桥村逸村埠约20米的甲鱼养殖场（租赁物包括两层共四间建筑用房，楼上二间除外，两个池塘，三个大棚及陆地部分，台湾草龟种龟、鳄龟种龟若干，台湾草龟龟苗7500只，鳄龟龟苗800只）出租给两原告（反诉被告）；租赁期限为二年，自2015年9月1日至2017年9月1日；租金合计210000元，两原告（反诉被告）向被告（反诉原告）交纳押金150000元；合同终止后，在台湾草龟种龟每年产7500只以上龟苗、鳄龟种龟每年产800只以上龟苗的情况下，被告（反诉原告）足额返还押金；如在租赁期间由于政府行为导致两原告（反诉被告）无法经营，相应剩余期间的租金应返还给两原告（反诉被告），被告（反诉原告）自愿赔偿30000元；一方违约的，违约金为30000元。合同签订后，被告（反诉原告）将养殖场及相应的种龟、龟苗等交付两原告（反诉被告），两原告（反诉被告）向被告（反诉原告）支付租金210000元、押金150000元。2017年6月10日，被告毛丹代表被告（反诉原告）与两原告（反诉被告）签订甲鱼养殖场租赁合同书一份，对上一份租赁合同进行续约，约定租赁期限为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1日，租金为70000元，押金仍为150000元，合同终止后，在台湾草龟种龟每年产7500只以上龟苗、鳄龟种龟每年产800只以上龟苗的情况下，被告（反诉原告）足额返还押金；如在租赁期间由于政府行为导致两原告（反诉被告）无法经营，相应剩余期间的租金应返还给两原告（反诉被告），被告（反诉原告）自愿赔偿30000元；一方违约的，违约金为30000元。合同签订后，两原告（反诉被告）向被告（反诉原告）支付租金70000元，2015年8月26日签订的合同履行过程中交纳的押金沿用至2017年6月10日签订的合同中。2017年8月29日，吴兴区道场乡人民政府以两原告（反诉被告）违法偷排污水为由，责令两原告（反诉被告）限期搬离养殖场。两原告（反诉被告）于2017年9月12日搬离养殖场，并于2017年9月14日与被告毛丹进行种龟交接。现两原告（反诉被告）以被告（反诉原告）在合同解除后未返还未到期租金及押金，且未按约支付赔偿款及违约金为由，诉至本院。被告（反诉原告）以两原告仅返还部分种龟，未返还7500只草龟龟苗及800只鳄龟龟苗，损坏养殖场设施，违反合同约定为由，提起反诉。
本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朱伟强、叶东江与被告（反诉原告）俞桂娣之间的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依法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两原告（反诉被告）因违法偷排污水被吴兴区道场乡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搬离养殖场，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双方解除合同，对于合同的解除，两原告（反诉被告）存在明显过错，故两原告（反诉被告）以因政府行为导致合同无法履行为由要求被告（反诉原告）支付赔偿款30000元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合同解除后，两原告（反诉被告）已经支付的租金，被告（反诉原告）应当返还，因双方解除合同并办理交接的时间为2017年9月14日，返还的租金应为67315元（70000元÷365天×351天）。在合同正常履行的情况下，被告（反诉原告）交付的草龟龟苗7500只、鳄龟龟苗800只应当在2018年9月1日后，根据种龟的繁殖情况进行结算，现因合同提前解除，种龟已经返还被告（反诉原告），至2018年9月1日期间种龟由被告（反诉原告）饲养，无法按合同约定进行结算，故两原告（反诉被告）应当自合同解除之时向被告（反诉原告）返还相应的龟苗，但两原告（反诉被告）未能返还，显属违约，应当承担返还相应数量的龟苗并支付违约金的民事责任，故被告（反诉原告）要求两原告（反诉被告）返还龟苗并支付违约金30000元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如两原告（反诉被告）无法返还相应数量龟苗的，应当折价赔偿。本院庭后经市场调查核实，2017年9月14日，台湾草龟龟苗为7-9元／只，鳄龟龟苗为6元／只，被告（反诉原告）主张台湾草龟龟苗为8.5元／只，鳄龟龟苗为5.5元／只，故本院酌定该7500只台湾草龟龟苗的价值为52500元,800只鳄龟龟苗的价值为4400元，合计56900元。因两原告（反诉被告）返还台湾草龟及鳄龟龟苗，被告（反诉原告）也应当向两原告（反诉被告）返还押金150000元，故两原告（反诉被告）要求返还押金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反诉原告）要求两原告（反诉被告）赔偿租金的房屋损失及承担电费的诉请，因被告（反诉原告）未能就其主张举证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反诉原告）关于两原告（反诉被告）未能返还全部种龟要求两原告（反诉被告）赔偿损失的诉请，因被告（反诉原告）未能就其损失举证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两原告（反诉被告）要求被告毛丹与被告（反诉原告）俞桂娣共同承担返还租金、押金的民事责任的诉请，因被告毛丹并非租赁合同的合同相对人，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俞桂娣应返还原告（反诉被告）朱伟强、叶东江租金67315元，返还押金150000元，合计217315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二、原告（反诉被告）朱伟强、叶东江应向被告（反诉原告）俞桂娣返还台湾草龟龟苗7500只、鳄龟龟苗800只，若无法履行的，应当按64400元的总价格赔偿，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三、原告（反诉被告）朱伟强应向被告（反诉原告）俞桂娣支付违约金300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四、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朱伟强、叶东江的其他诉讼请求；
六、驳回被告（反诉原告）俞桂娣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受理费5500元，减半收取275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朱伟强、叶东江负担470元，被告（反诉原告）俞桂娣负担2280元；反诉受理费5154元，减半收取2577元，由原告（反诉被告）朱伟强、叶东江负担108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俞桂娣负担149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俊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日
书记员 宋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