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赣09民终9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上海日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科福路358-368号4幢2138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067758561A。
法定代表人：镇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丛坚，男，1971年2月11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江苏省如东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江西东恒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宜春市经济开发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00584015109E。
法定代表人：赵渭兵，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再明，男，1967年4月29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副总经理，住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瑜，江西甘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日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松公司）因与江西东恒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恒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2017）赣0902民初17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日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丛坚，被上诉人东恒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再明、吴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日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东恒公司收到的日松公司三笔款项合计169378元，未在销售单反映，也没有在双方对账单中扣除。一审法院认为日松公司在第一次开庭中没有提出异议，对账时也没有提出异议，故而认定该款不应扣除，并要求日松公司对上述款项是否为双方支付的货款或运费等予以举证。日松公司认为日松公司已完成了举证责任，至于该款是否属于其他货款或运费应由东恒公司举证。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
东恒公司辩称：东恒公司从2014年与日松公司签订合同以来到2016年合同终止，双方发生的业务主要以合同为依据，合作过程中按照合同规定，日松公司首先要支付货款，其次要支付东恒公司代理运输费用，另外在合同之外双方还约定了日松公司要向东恒公司支付开具发票的费用。2014年年10月至2015年4月间，双方的账目往来是通过电话进行核对，从2015年5月份开始，双方通过对账单形式核对，账目核对后日松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日松公司主张的三笔费用，2014年10月7日149378元，东恒公司已计入了货款，日松公司在此后的对账过程中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所以对于此笔货款日松公司主张东恒公司没有扣减货款理由不充分；2015年7月28日12000元以及2015年8月27日8000元，均是双方在合同条款外约定的开具发票的费用，这也就是双方在2015年7月、8月对账单上不含该两笔费用的原因。所以，日松公司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东恒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日松公司立即向东恒公司清偿所欠货款563315.26元，并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承担自2016年6月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截止2017年3月30日利息为33798.9元）；2、本案所有诉讼费用全部由日松公司承担。
日松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东恒公司给付日松公司实际交易额为102847829.26元的增值税发票；2、判令东恒公司先行赔偿给日松公司因产品质量引起的部分损失计人民币20万元（先行主张20万元，余下损失待证据收集完毕后再行主张）。
法院认定事实：东恒公司系经营极板及铅酸蓄电池制造、销售的公司；日松公司从事新能源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器设备、汽车配件、电动车配件、交通安全及管制专用设备的销售。2014年9月4日，东恒公司（乙方）与日松公司（甲方）就甲方委托乙方加工生产贴有甲方牌号、商标、型号的电池产品相关事项签订一份《委托加工合同》，合同对定牌产品标的物、产品标的物的价格或结算方式进行了约定；并约定电池价格为乙方向甲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结算价格。另外，合同第三条第2款约定：当月内，如开票金额小于总货款70%，则不开票部分价格下浮4%。如开票金额大于总货款70%，则不开票部分价格下浮5%。关于运费问题：甲方委托乙方加工的标的物，由乙方负责运输至甲方指定地点，甲方检验、点收后验收，运费由甲方承担。关于质保问题约定。乙方负责其所加工产品进入甲方工厂日起承担八个月的质量换新保证，此期间遇质量问题发生退货，乙方应无条件更换新品。八个月后的电池由甲方自行承担。为防止由于质量产生的风险，乙方从供货起，六个月内按每批货价值5%作为保质金，压满六个月，甲方必须出具盖有甲方财务公章质保金的收据给乙方，如双方停止合作，乙方停止供货至满三包期限（停止供货起满八个月）后十五天内，甲方将一次性付清质保金。东
东恒公司与日松公司自2014年8月份开始合作至2016年5月份。东恒公司为日松公司承揽定作“日松牌”电池产品，日松公司累计支付货款9721514元。2016年5月31日，经双方对账确认，日松公司尚应向东恒公司支付603315.26元（其中货款378946.26元，应返还的质量保证金224369元），此后日松公司分别于2016年8月30日、2016年12月30日、2017年2月24日累计偿还货款4万元，尚余货款338946.26元未予偿还。双方均认可质量保证金为224369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双方在交易过程中，上海福登机电有限公司和上海互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作为日松公司客户单位，经双方同意曾代日松公司向东恒公司分别支付货款1271126元、191730元。东恒公司累计收到日松公司方支付的9721514元货款后，已向日松公司上海日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开具375万元增值税发票，向上海福登机电有限公司开具1271126元增值税发票，向上海互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开具191730元增值税发票。
一审法院再查明：日松公司于2014年10月7日向东恒公司收款人赵卫英转账149378元、2015年7月28日向赵卫英转账12000元、2015年8月27日向赵卫英转账8000元均未在双方确认的销售清单中反映。
一审法院认为：东恒公司与日松公司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理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权利和义务。
一、关于日松公司拖欠东恒公司货款金额的问题。东恒公司、日松公司于2016年5月31日曾签署《企业往来询征函》对账确认：截至2016年5月30日日松公司应向东恒公司支付603315.26元，此后日松公司累计偿还4万元后，尚余563315.26元未予偿还。其中扣除质量保证金224369元，日松公司尚欠东恒公司货款金额为338946.26元。第一次庭审过程中，日松公司对欠款金额予以自认且未提出异议，虽日松公司在第二次庭审时提出双方遗漏了已付款项169378元（2014年10月7日149378元、2015年7月28日12000元、2015年8月27日8000元）未在销售清单和《企业往来询征函》中进行结算，应当扣减。但因日松公司在2014年、2015年的销售清单及2016年的对账单以及第一次庭审中均未提出异议，且对于上述款项是否为双方支付的货款或合同约定日松公司应负担的运费等，日松公司无法举证证实，故仅依据转账凭证无法推翻日松公司的自认事实，综上，该院确认日松公司欠款金额为338946.26元。
二、关于日松公司主张因东恒公司产品质量引起的损失赔偿20万元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日松公司在本案中主张东恒公司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的依据为上海互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送达日松公司公司的一份通知复印件，因该份证据系复印件且上海互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未到庭作证，该院无法核实其真伪性，故日松公司主张东恒公司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的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日松公司收取的质量保证金224369元已符合合同约定的返还条件，应予返还。
三、关于东恒公司是否应当开具税务发票的争议焦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特殊情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东恒公司作为从事加工经营的企业，负有依法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法定义务及向日松公司交付相应发票的合同义务。庭审查明，东恒公司已开具5212856元增值税发票，故针对已付款部分东恒公司尚应向日松公司开具4508658元增值税发票，对于未付款部分，东恒公司收到付款后理应开具相应数额的发票。东恒公司虽主张双方在实际交易过程中的结算价格为不含税价格，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主张，且其与《委托加工合同》第三条“本价格为乙方向甲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结算价格”的合同约定不相符，故对其主张不予采纳。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限日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东恒公司支付货款338946.26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2017年4月20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东恒公司应自收到货款之日起十日内向日松公司开具338946.26的增值税发票。二、日松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东恒公司返还质量保证金224369元。三、东恒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日松公司开具金额为人民币4508658元的增值税发票；四、驳回日松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771元，反诉费4300元，合计14071元。东恒公司负担1849元，日松公司负担12222元。
本案二审期间，东恒公司提交的证据有：（一）2014年10月25日第4号记账凭证、2014年10月7日收据（149378元）各一张（当庭提交原件，复印件附卷），证明目的：日松公司所主张的2014年10月7日149378元，东恒公司已作为货款入账。（二）2015年7月31日第60号记账凭证、2015年7月28日收款存根（12000元）、2015年8月31日第4号记账凭证、2015年8月27日收款存根（8000元）各一张（当庭提交原件，复印件附卷），证明目的：东恒公司2015年7月28日、2015年8月27日向日松公司收取的款项20000元，东恒公司均以“营业外收入”入账，并注明系开票款和税款。
日松公司经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二）的证明目的有异议，系东恒公司单方制作的账目，不能达到东恒公司的举证目的。本院认为，东恒公司提交的会计账目真实反映了东恒公司向日松公司收款的事实，东恒公司在出具给日松公司的收据上明确注明了款项的性质，日松公司如对此有异议，即可在历次对账中提出，但从东恒公司一审提交的2015年5月至2016年4月对账单看，日松公司并未对此提出异议，故本院对东恒公司的上述证据予以认定，并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本案二审期间，日松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除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外，另查明：2015年7月6日，东恒公司与日松公司对双方开展业务以来至2015年5月的业务情况进行了对账，日松公司确认2015年5月应收货款501170.7元，收到货款601161元，之前未到货款484987.98元，总计应付货款为384997.68元（501170.7元-601161元+484987.98元）。此后，双方对每月的销售情况进行了对账。至2016年5月31日，日松公司与东恒公司一致确认剩余货款为603315.26元。日松公司先后于2015年7月28日和2015年8月27日向东恒公司支付税款12000元和8000元，东恒公司均向日松公司开具了收款收据并以营业外收入入账。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日松公司支付的169378元能否从日松公司未付货款中扣除的问题。第一，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2015年7月6日的对账不仅是对2015年5月销售情况的核算，还是对此前双方业务情况的核算，虽然该对账单没有单独呈现2014年10月7日149378元的收款情况，但该对账单中记载的“之前未到货款484987.98元”是对此前未付货款累计结算后的结果，日松公司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该对账单计算错误，故日松公司辩称2014年10月7日149378元未计入货款，本院不予采信。第二，东恒公司先后于2015年7月28日和2015年8月27日向日松公司收取12000元和8000元，在收款收据中明确载明两笔款项为税款，日松公司亦未提出异议；而在日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14年10月至2015年4月销售清单中也有关于支付税款的记载，且在2015年7月、8月日松公司确认的对账单中也未将该两笔款项列入货款，这与东恒公司将该两笔款项作为营业外收入入账相吻合。虽然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电池价格为乙方向甲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结算价格，但不排除日松公司在实际往来过程中向东恒公司另行支付税款的可能。因此，日松公司主张将该两笔款项为货款并从所欠货款中抵扣，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第三，双方在商业往来中对账次数多且具有连续性。如果某一个月对账出现误差，那么双方均可在次月或以后的其他月份进行更正。在上述三笔款项支付后，双方进行了多次对账和货款累积结算，日松公司作为付款方，如果有所付款项未计入已付货款，且在双方长时间的业务往来并不间断的对账中未予发现，不符合常理。综上，一审法院以2015年5月至2016年5月的对账单为依据确定日松公司欠款数额，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日松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87元，由上诉人上海日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巢澍望
审判员 袁飞云
审判员 杨耀星
二〇一八年六月六日
书记员 廖海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