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18）粤14刑终37号公诉机关广东省平远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高，男，1980年7月2日出生于江西省上饶县，汉族，初中文化，个体户，住广东省平远县，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7年5月17日被刑事拘留，6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广东省平远县看守所。辩护人杨文书，广东东冠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邱鹣，江西壹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姚荣昌，男，1986年9月10日出生于广东省平远县，汉族，大专文化，个体户，住广东省平远县，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7年3月30日被刑事拘留，5月3日被逮捕，5月19日被取保候审，现居住在家。广东省平远县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平远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高、姚荣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于2017年12月13日作出（2017）粤1426刑初83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张高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梅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饶茂新出庭支持公诉，上诉人张高及其辩护人杨文书、邱鹣律师、原审被告人姚荣昌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3年8月起，平某县新雷某胶合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雷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谢某（已去世）。2015年下半年，新雷某公司因生产效益低下，谢某欲通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国家税收来非法获利弥补公司亏损，后经人介绍认识了时任平某县朝阳家俬厂车间负责人张高，二人经商量决定：共同合作新增一条家俬生产线，由张高负责家俬生产线的盈亏及联系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合作企业，谢某负责增领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开票，所得开票费在扣除上缴的税款后由二人平分。同年8月，张高委托被告人姚荣昌寻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合作企业，同年10月，经姚荣昌介绍，珠海市恒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丘宏标（另案处理）提出以支付票面金额8.4%开票费的形式与新雷某公司合作，张高、谢某表示同意。随后，由张高出面以3万元的价格从杨某处购得一条虎脚生产线安装在新雷某公司厂内，谢某以新雷某公司的名义向平某县国税局增领了205份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同年12月始，丘宏标将虚构的《产品购销合同》邮寄给姚荣昌，姚荣昌收到后交给张高或新雷某公司会计袁某（另案处理），然后由谢某在《产品购销合同》上签名、盖章，再由袁某根据合同的内容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最后由姚荣昌将发票寄回给恒东公司员工廖某。同时，谢某以新雷某公司的名义在中国工商银行平某县支行开立了一个对公账户（20×××02，网银U盾二个）和一个谢某个人账户（62×××50，网银U盾一个），并通过张高将两个账号及三个U盾交给姚荣昌使用，专门由姚荣昌一人使用用于操作恒东公司与新雷某公司的货款回流。2015年12月至2016年8月期间，在姚荣昌的协助下，张高、谢某在没有实际货物购销的情况下，以新雷某公司名义与恒东公司签订了20份虚构的《产品购销合同》，为恒东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88份，开票金额合计7374793.99元，税额合计1253715.01元，价税合计金额为8628509元；其中80份发票被恒东公司用作出口退税，计税金额共计6605399.11元，可退税额共计990809.85元，造成国家损失990809.85元。姚荣昌于每月15日左右将丘宏标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票费转到张高的中国建设银行平某县支行账户（账号62×××06），张高、谢某据此非法获利共计192347元。原判认定的上述事实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现场勘验检查笔录、鉴定意见、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证实。原判认为，被告人张高违反国家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规定，为非法牟利，在没有货物购销的情况下，伙同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较大；被告人姚荣昌明知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仍为他人牵线搭桥及进行转账操作、材料传递等行为以非法获利，是共同犯罪；二被告人之行为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姚荣昌在本案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减轻处罚。被告人姚荣昌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姚荣昌能积极缴交罚金，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张高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6万元。二、被告人姚荣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4万元（已缴纳）。三、作案工具中国农业银行卡（卡号62×××10）一张、U盾3个、三星手机一部，予以没收。上诉人张高及其辩护人提出：同案人谢某、姚荣昌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前后矛盾，他们改变供述，是为了把责任推卸到上诉人张高身上，故两人指控上诉人张高犯罪的供述属于非法证据，依法不能予以采信；本案系单位犯罪，犯罪主体为平某新雷某胶合板有限公司，而非上诉人张高；即便认定个人犯罪，原判认定上诉人张高与谢某非法获利192347元及国家损失的事实有误；而本案在未查明原审被告人姚荣昌非法获利的情况下认定其是从犯有误；本案合同的签订、发票的开具、出库单的填写、资金流动操控、合同与发票的传递均非上诉人张高所为，而谢某、姚荣昌的供述前后矛盾且相互之间亦存在矛盾，姚荣昌的供述与袁某、丘宏标的证言相互矛盾；上诉人张高虽代谢某向姚荣昌传递U盾，但其不知道两人之间的犯罪行为，故上诉人无犯罪的故意，上诉人张高对流水情况亦作出了合理解释，即是谢某归还其借款的交易记录，故不存在非法获取利益的情况；上诉人张高未与谢某合伙投资虎脚生产线。综上，本案证据不能够证实上诉人张高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事实，无法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无法排除合理怀疑，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张高无罪。广东省梅州市人民检察院出席二审法庭提出：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张高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张高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事实，有一审法庭公诉机关出示，经法庭质证并被一审法院采信的有关证据予以证实，包括同案人谢某、姚荣昌的供述，证人袁某、林某、杨某的证言，相关银行转账凭证等书证材料，足以证实张高与谢某以非法牟利为目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事实。根据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上诉人张高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合计1253715.01元，根据有关司法解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在50万元以上不满250万元的，属于数额较大，应按上述规定定罪处罚。一审判决以张高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60000元，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经审理查明：2015年下半年，平某县新雷某胶合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雷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谢某（已故）欲通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国家退税达到非法获利的目的。后经人介绍认识了时任平某县朝阳家俬厂车间负责人即上诉人张高，商谋共同合作新增一条家俬生产线，由上诉人张高负责家俬生产线的盈亏及联系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合作企业，谢某负责增领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开票，所得开票费在扣除上缴的税款后由二人平分。同年8月，上诉人张高委托原审被告人姚荣昌寻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合作企业，同年10月，经原审被告人姚荣昌介绍，珠海市恒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丘宏标提出以支付票面金额8.4%开票费的形式与新雷某公司合作，上诉人张高、谢某表示同意。随后，由上诉人张高出面以3万元的价格从杨某处购得一条虎脚生产线安装在新雷某公司厂内，谢某以新雷某公司的名义向平某县国税局增领了205份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同年12月始，丘宏标将虚构的《产品购销合同》邮寄给原审被告人姚荣昌，原审被告人姚荣昌收到后交给上诉人张高或新雷某公司会计袁某，然后由谢某在《产品购销合同》上签名、盖章，再由袁某根据合同的内容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最后由原审被告人姚荣昌将发票寄回给恒东公司员工廖某。同时，谢某以新雷某公司的名义在中国工商银行平某县支行开立了对公账户（20×××02，网银U盾二个）和谢某个人账户（62×××50，网银U盾一个），并通过张高将两个账号及三个U盾交给姚荣昌使用，专门由姚荣昌一人使用用于操作恒东公司与新雷某公司的货款回流。2015年12月至2016年8月期间，在原审被告人姚荣昌的协助下，上诉人张高、谢某在没有实际货物购销的情况下，以新雷某公司名义与恒东公司签订了20份虚构的《产品购销合同》，为恒东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88份，开票金额合计7374793.99元，税额合计1253715.01元，价税合计金额为8628509元；其中80份发票被恒东公司用作出口退税，计税金额共计6605399.11元，可退税额共计990809.85元。原审被告人姚荣昌于每月15日左右将丘宏标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票费转到张高的中国建设银行平某县支行账户（账号62×××06），上诉人张高、谢某据此非法获利共计192347元，并由二人平分。上述事实，有原公诉机关提供，经原审法庭举证、质证，本院查证属实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2017年3月21日，广东省梅州市国税局移送了平某新雷某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相关材料，广东省平远县公安局于2017年3月23日予以立案的事实。2、广东省梅州市国家税务局移送材料，证实梅州市国家税务局所查证的相关涉嫌犯罪的材料情况。3、证人袁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据其所知新雷某公司的家俬生产线是谢某与张高合伙的，2015年12月起其兼职新雷某公司家俬生产线的会计，凭单结账，主要负责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谢某提前告诉其，其按购销合同中的产品名称、数量、单价、金额来开具，开给珠海恒东公司的发票也是如此操作，时间是从2015年12月始至2016年8月；2015年10、11月，其与张高、谢某、姚荣昌、林某一起吃饭时，张高提出要其与姚荣昌交换联系方式方便姚荣昌直接与其联系开具给恒东公司的增值税发票；拿到第一份《产品购销合同》时张高、谢某及其三人在谢某办公室，谢某及张高均要求其按恒东公司的合同内容开具发票还交待以后直接与姚荣昌联系，当时打印机坏了事后姚荣昌要求重开发票，遂重新买了打印机重打一张发票；以后的发票均是姚荣昌拿合同给其，其交给谢某签名盖章后开出发票，事后将开票情况向谢某或张高汇报；其每月结算一次家俬生产线的账，结算前姚荣昌会将进项发票给其，张高及谢某要求按销售额8.4%进项发票2.8%结算且要求告知结算情况，其遂将结算明细拍照后用微信发给二人；其兼职新雷某公司会计的工资是每月1500元，通过张高的银行卡转账，但张高与谢某之间的个人资金往来其未打理过。2017年6月7日其对其所发的结算清单微信图片进行了辨认。4、证人林某的证言，证实2015年7月份谢某向其提出想合作上一条家具生产线，其拒绝了但后来把此事告诉张高还问其有无兴趣与谢某合作，2015年底张高和谢某邀其去看安装好的这条生产线。5、证人杨某的证言，证实谢某的新雷某公司内的虎脚生产线是其卖给谢某和张高的，2015年10月，张高电话里称谢某想向其买旧的虎脚生产线，最后张高给了3万元，其与张高找人将虎脚生产线搬到新雷某公司，事后谢某告诉其说3万元是谢某给张高的，其还对谢某说“只你出钱就亏了，这样张高都不用出钱了”；当时其奇怪虎脚生产线上怎么会放椅子、橱子、木柜等半成品，张高还对其说这条生产线仍可由其使用，生产产品自己卖且不用租金，其认为不正常当时还问张高，张高叫其别问那么多。6、证人张某的证言，证实其主要负责新雷某公司胶合板厂的生产，有时帮忙进出库的管理，2015年谢某上了一条家具生产线后其也协助该生产线的进出库的管理；按仓库管理员的职责要求，其应事先核对货物的进出库数量，但实际上是谢某叫其到办公室，其按谢某要求在已经填写好的出库单上签名，至于出库单上写的什么其则未看，也从未看过《购销合同》。7、证人唐某的证言，证实其是恒东公司员工，2016年1月份起买方“雅依贸易有限公司”的印章便放在恒东公司抽屉里了，钥匙只有丘宏标和其丈夫廖某有，每次要用买方的印章时便由廖某拿出来；丘宏标将增值税发票抵扣联、产品购销合同、买卖合约、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快递到恒东公司，其与廖某负责接收且根据货物报关单内容修改境外贸易公司签订的《买卖合约》，打印该买卖合约后在买方、卖方位置同时盖上恒东公司及境外“雅依贸易有限公司”的印章，放回恒东公司的文件柜，由吴某拿去申报出口退税；其觉得不正常还问过廖某及丘宏标，二人叫其别管；丘宏标从外地寄回来的文件，其中有《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买方是恒东公司，销售方是平某新雷某胶合板有限公司。8、证人吴某的证言，其系珠海恒东公司的兼职会计，主要负责账务处理和报税，该公司柜子里放着采购订单、报关单、发票、银行流水清单，其月初去拿回这些凭据在家中完成账务处理，在网上办理税务业务，知道报关单及采购单均是丘宏标从外地快递回来的，供应商记账发票上显示的供应商中有梅州市平某县新雷某胶合板有限公司。9、现场勘验检查笔录，证实侦查机关对新雷某公司财会室进行检查及提取电脑、打印机情况。10、保存清单及扣押决定等材料，证实侦查机关对新雷某公司账会室的打印机、电脑、对谢某的手机、工商银行相关账户的银行卡和U盾、对姚荣昌的农业银行卡予以扣押的情况。11、银行协助查询材料，证实姚荣昌尾数7010的农业银行卡与谢某、丘宏标、张高、廖某账户的交易情况；张高两个建设银行卡与谢某、姚荣昌、袁某账户的交易情况；新雷某有限公司两个对公账号与丘宏标、姚荣昌、谢某、廖某账户的交易情况；谢某的私人账户与张高账户的交易情况。12、鉴定意见，证实对谢某的三星手机一部进行数据恢复，提取到袁某发送的结算单据照片一张。13、广东省梅州市国家税务局材料，证实平某新雷某公司为珠海恒东公司开具的发票其88张，涉案金额7374793.99元；平某新雷某公司与珠海恒东公司之间的产品购销合同、记账凭证、收据、业务回单、发票等；梅州市国家税务局所作的稽查报告材料等。14、平某新雷某胶合板有限公司的银行业务、增值税发票等材料，证实新雷某公司在工商银行的业务回单、记账凭证、产品购销合同、出仓单、所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具体内容、收据；新雷某公司的库存现金日记账、库存商品明细账、银行存款明细账、主营业务收入明细等材料。15、珠海市香洲区公安局移交材料，证实珠海市香洲区公安局所查处的涉案相关证据情况。16、到案经过，证实上诉人张高及原审被告人姚荣昌分别于2017年3月30日、5月17日被抓获归案情况。17、情况说明，证实88份专用发票中已有80份用于骗取出口退税，计税金额共6605399.11元，可退税额990809.85元。无法调取姚荣昌2015年12月至2016年8月通话记录的情况。18、户籍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证实上诉人张高及原审被告人姚荣昌的基本情况及案发时已达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此前均无犯罪前科。19、同案人谢某的供述及辨认笔录，证实平某新雷某公司于2004年4月14日被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其于2013年8月起成为该公司法人代表。2015年6、7月间，林某介绍其认识了张高，后其与张高商量增加家俬生产线虚开增值税一事，二人约定由其提供场地并出资3万元，负责盖章、开票，生产线之事由张高负责并自负盈亏，虚开发票利润二人平分。为方便财务核算，其在工商银行另开了一公司账户和一私人账户，将此账户和相应的U盾给了张高。张高将其老乡杨某的一条旧的虎脚生产线搬到新雷某公司，正式生产后，2015年7、8月间，张高拿了一份盖有“珠海市恒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产品购销合同》要求其盖章、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其叫会计袁某按照合同填写打印发票后交给张高，当时打印机坏了还换了一台新的，此后系由袁某拿合同过来由其在合同上签名盖章后又由袁某拿走，袁某帮其与张高的家俬生产线做账工资每月1500元由张高发放。期间张高带姚荣昌来过办公室二次，每月姚荣昌把利润及税赋转到张高建设银行卡上，由会计袁某按1.4%计算好平分的利润并分别发信息给其二人，张高通过建设银行账户将分得的利润和由其先行垫付的应交税赋一齐转到其建设银行卡上。其将账户和相应的U盾给了张高，张高又将此给了姚荣昌，事发后姚荣昌亲手把此账户和U盾还回来。其与恒东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是虚假的，并无真实的商品交易，在2015年9月至2016年8月间，其公司先后与恒东公司签订了20份《产品购销合同》，开具了8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梅州市国税局查账后其几人有过串供，故其开始时的供述有虚假之处。2017年3月31日，谢某对姚荣昌、丘宏标进行了辨认，5月19日对张高进行了辨认。20、同案人丘宏标的供述及辨认笔录，证实珠海市恒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成立，成立公司目的是专门骗取出口退税，其是公司实际老板，其与七家公司确定了购买增值税发票之事，其中有梅州市平某县新雷某胶合板有限公司，支付提供增值税发票的费用是票面金额的8.7%。2015年下半年其通过姚荣昌联系新雷某公司商谈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之事，此后便通过姚荣昌传递虚假《购销合同》给新雷某公司，亦由姚荣昌邮寄发票过来给公司的员工廖某，每次姚荣昌均会电话通知其注意查收；恒东公司与新雷某公司无真实商品交易，恒东公司收到发票后根据票面金额将相应的货款打给新雷某公司账户，由新雷某公司将货款转至谢某或姚荣昌私人账户，再由此私人账户打回给其或廖某；其与谢某未直接联系过，均是通过姚荣昌与新雷某公司联系。2017年4月12日丘宏标对谢某和姚荣昌进行了辨认。21、同案人廖某的供述及辨认笔录，证实其系珠海市恒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员工，主要收取丘宏标叫人从外地寄过来的家具厂的增值税发票、去税局验收发票、协助报税、去银行拿对账单；外地家具厂中有一叫梅州市平某新雷某胶合板有限公司，该公司的《产品购销合同》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均是由丘宏标的姐夫“阿姚”寄过来，从2015年年底持续到2016年8月；公司账户有一人民币账户，用来支付家具厂的货款、员工工资、收取税局退税款，此账户由其使用，其按丘宏标指示付款、收款；《买卖合约》中卖方是其公司买方是外商购货公司，买方、卖方的公章均在其公司里平时由公司员工唐某、吴某用买方的公章在《买卖合约》上盖章。2017年4月12日廖某对姚荣昌进行了辨认。22、原审被告人姚荣昌供述及辨认笔录，证实2015年9、10月间，张高称与谢某合伙搞了一家俬生产线问其有无需要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客户，10月底，其将此事告诉丘宏标，丘宏标称可以与张高合作，由张高开发票，丘宏标按税票金额的8.4%及进项发票2.8%与张高结算，其将丘宏标的意思告诉张高后，张高同意。同年12月份，丘宏标快递盖有“珠海市恒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章的《产品购销合同》给其由其送去给张高，几天后会计袁姐电话联系其拿发票和谢某已签名的合同，结果发票不清楚，其要求袁姐重新打印，此后送合同便送给张高或者袁姐，地点有时在新雷某办公室、有时是张高的旭阳公司办公室、有时是袁姐住家楼下，其从袁姐处拿到发票及合同后快递给廖某。此后一直如此操作至2016年8月共20份《产品购销合同》；会计袁姐是张高介绍认识的还交待如张高不在可直接与她联系；2015年12月，张高将以平某新雷某公司名义开的一工商银行公账和谢某的私账网银给其，由其帮张高与丘宏标之间进行资金转账，具体操作由其一人直接完成，恒东公司将货款给新雷某公司上述账号，其从上述账号将钱转出到自己账号（资金总额共约300万），再按丘宏标提供的账号将钱转给廖某，再由丘宏标按8.4%税票金额转账到其农业银行卡上，其通过农业银行和招商银行卡转给张高建设银行卡账号，出事后其将网银还给谢某；恒东公司与新雷某公司没有任何商品交易，张高与丘宏标不认识，双方通过其沟通联系。其在公安机关前四次供述有虚假内容是因为想将责任全推给先被抓获的谢某从而保护张高。2017年5月19日姚荣昌对张高进行了辨认。23、上诉人张高的供述，证实谢某请其做虎脚生产线的技术顾问，其不知道谢某的虎脚生产线是从哪搬运来的，谢某每月发现金工资3500元；谢某每个月均会向其借钱周转，其就通过手机转账或建设银行转账；其向姚荣昌借过几十万，姚荣昌每次转账到其建设银行卡上，其还钱时则用现金；2015年下半年谢某向其借了一尾数006的建设银行卡转账，基本上是姚荣昌转账比较多，几万、十几万的有，其将谢某欠其的钱直接扣下后将剩余的钱通过手机银行转回给谢某；袁某在其二人的公司均是兼职会计，会每月将谢某经过其尾数006账上的结算金额发微信给其方便其对应账上的钱，谢某则叫其通过手机银行每月发工资1500元给袁某；2015年下半年，谢某叫其将工商银行的网银U盾转交给姚荣昌。本院认为，上诉人张高违反国家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规定，为非法牟利，在没有实际交易的情况下，伙同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原审被告人姚荣昌明知上诉人张高等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仍为他人牵线搭桥及进行转账操作、材料传递等行为以非法获利，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共同犯罪中，上诉人张高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原审被告人姚荣昌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且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并能积极缴交罚金，可对其予以减轻处罚。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经查，根据相关规定，非法证据是指通过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本案中，同案人谢某、原审被告人姚荣昌的供述均是由侦查人员在符合讯问规定的场所、时间段、方式等情况下作出的，两人在侦查阶段的讯问笔录的获取符合法律规定，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存在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况，故不能认定为非法证据。同时，同案人谢某、原审被告人姚荣昌虽在各自前期供述中未提到张高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但后期多次供述均证实谢某与张高合作家俬生产线，为珠海市恒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且同案人谢某、原审被告人姚荣昌已对上述情况作出合理解释，明确表示以后面的供述为准。故原审被告人姚荣昌、同案人谢某后期多次稳定供述部分可作为本案的证据予以采信。上诉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理据不足，不予采纳。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关于本案证据与认定事实问题。经查，同案人谢某的供述证实其与上诉人张高合谋通过增开家俬生产线进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所得利润两人平分的事实。原审被告人姚荣昌的供述证实谢某与张高合作家俬生产线，通过其为珠海市恒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证人袁某的证言证实上诉人张高与谢某通过原审被告人姚荣昌给恒东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事实。同案人丘宏标、廖某的供述证实其与通过原审被告人姚荣昌与梅州市平某县新雷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证人林某、杨某的证言证实上诉人张高与谢某合作增开家俬生产线的事实。综合上述言词证据，可以证实上诉人张高与谢某合作家俬生产线，通过原审被告人姚荣昌为珠海市恒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就上述事实各言词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并不存在不可排除的矛盾；现场勘验检查笔录、保存清单及扣押决定书、银行协助查询清单、鉴定意见等证据客观证实了上诉人张高的账户与谢某、姚荣昌、袁某账户的交易情况，尤其是张高的建设银行账户（尾数7006)与谢某、姚荣昌、袁某账户的交易情况，综合同案人谢某、原审被告人姚荣昌的供述、证人袁某的证言等证据，可以证实上诉人张高每月15日左右收到姚荣昌汇入的退税额后，将须向平某国地税缴纳的税款、谢某个人应得利润分二次汇入谢某账户，并向袁某支付每月1500元的工资，剩余款项作为其本人应得利润予以扣留。而上诉人张高个人获得的款项数额与谢某应得的利润基本相同，印证了平分非法获利的事实。再结合广东省梅州市国家税务局材料、平某新雷某胶合板有限公司的银行业务、增值税发票等证据，可以证实上诉人张高与谢某为恒东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88份，开票金额合计7374793.99元，税额合计1253715.01元，价税合计金额为8628509元；其中80份发票被恒东公司用作出口退税，计税金额共计6605399.11元，可退税额共计990809.85元。综上，通过上诉人张高与谢某、姚荣昌、袁某的交易记录等书证证实的客观情况，与证人证言、同案人供述及原审被告人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再结合本案税务方面的相关材料及其他证据，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证实上诉人张高与同案人谢某合作家俬生产线，通过原审被告人姚荣昌为珠海市恒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由上诉人张高与同案人谢某平分非法获利的犯罪事实。上诉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理据不足，不予采纳。上诉人辩称上述交易记录是谢某归还其借款的记录。经查，现无证据证实上诉人张高与谢某存在借贷关系，而同案人谢某的供述亦证实其与上诉人张高通过账户分配退税款及平分利润的事实，且同案人谢某向张高借用银行卡进行转账还款以及每个月用于还上诉人张高的“借款”正好是其虚开增值税发票所得利润的一半且具体到个位数均不符合常理。故上诉人的辩解，理据不足，不予采纳。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关于犯罪主体的问题。经查，本案证据证实上诉人张高与同案人谢某通过在新雷某公司增加家俬生产线的方式领取增值税专用发票，在没有实际交易的情况下，通过原审被告人姚荣昌为珠海市恒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由上诉人张高与同案人谢某平分非法获利，打入各自的个人账户。上诉人张高与谢某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借用单位的名义实施犯罪，故不属于单位犯罪。上诉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理据不足，不予采纳。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非法获利和国家损失有误的问题。经查，原判认定上诉人张高与同案人谢某通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法获利的事实，有现场勘验检查笔录、保存清单及扣押决定书、银行协助查询清单、鉴定意见等证据客观反映的上诉人张高的账户与谢某、姚荣昌、袁某账户的交易情况证实，且根据刑法规定，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定罪量刑的标准依据的是虚开税额，非法获利和国家损失在可以认定的情况下可以作为酌情考量的情节，不影响本案定罪量刑。上诉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理据不足，不予采纳。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上诉人张高及原审被告人姚荣昌作用、地位的问题。经查，上诉人张高与谢某通过合作增开家俬生产线的方式领取增值税专用发票，在没有实际交易的情况下，通过原审被告人姚荣昌为珠海市恒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由上诉人张高与同案人谢某平分非法获利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张高作为犯罪是商谋者、实施者及非法利益获得者，充分体现了其在共同犯罪中的重要作用，即便其在犯罪过程中没有具体实施某些环节，但并不能以此否定其所起的重要作用，故原判认定上诉人张高是主犯并无不当，同时，现有证据证实原审被告人姚荣昌为新雷某公司的张高、谢某与恒东公司牵线搭桥及进行转账操作、材料传递等行为，并无证据证实原审被告人姚荣昌参与了领取增值税发票、虚构合同、骗取退税等关键的犯罪环节，故原判认定其为从犯并无不当。且原审被告人姚荣昌的地位和作用的认定并不影响对上诉人张高犯罪事实及其作用、地位的认定。上诉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理据不足，不予采纳。关于本案的量刑问题。经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根据有关司法解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在50万元以上不满250万元的，属于数额较大，上诉人张高、原审被告人姚荣昌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合计1253715.01元，应以上述量刑档次为量刑基准。综合本案事实、情节等，原判判处上诉人张高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60000元，原审被告人姚荣昌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40000元，上述量刑符合法律规定且量刑较轻，但基于上诉不加刑的原则，本院不再予以变更。广东省梅州市人民检察院出席二审法庭提出原判认定上诉人张高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的意见，理据充分，本院予以采纳。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定性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巫光清审 判 员  黄清波代理审判员  华志斌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丘素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