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亭行初字第17号原告仓公才，农民。被告盐城市公安局亭湖分局，住所地盐城市长亭路1号。法定代表人梅继军，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姜华，该分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郭建军，该分局法制大队民警。原告仓公才诉被告盐城市公安局亭湖分局（以下简称亭湖公安分局）不服行政处罚决定一案，本院于2015年1月7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亭湖公安分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2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仓公才、被告亭湖公安分局的委托代理人姜华、郭建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4年11月12日，被告亭湖公安分局向原告仓公才作出亭公（新）行罚决字（2014）23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2014年11月2日仓公才在北京市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信访，扰乱了首都北京的公共场所秩序，后被查获，查获信访材料一份。另查明，2014年10月19日仓公才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行政处罚；2014年10月27日仓公才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十条第（四）项之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对仓公才行政拘留十日，收缴信访材料一份。被告亭湖公安分局在答辩期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和依据：1、受案登记表，证明龙桥村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报案受理情况。2、接受证据材料清单两张及接受的证据4份，证明报案人报案时间向公安机关提交4份证据，市、区驻京信访工作组及工作人员证实原告非访情况的说明，以及原告被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从接济中心出来的证据。3、传唤证，证明公安机关依法传唤原告接受调查。4、对原告的《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询问笔录2份，是原告本人对在北京有关非访情况的陈述及辩解。5、对报案人的《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询问笔录1份，龙桥村村委会工作人员袁茂春报案材料。6、《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询问笔录1份，是龙桥村村委会工作人员董高胜赴京接回原告的陈述。7、《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询问笔录1份，是龙桥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刘文东赴京接回原告的陈述。8、2014年11月11日现场笔录，证明原告被传唤到派出所后，民警对其随身物品进行检查，发现随身携带的信访材料及北京市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行政处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9、证据保全决定书及清单，证明对仓公才随身携带的信访材料进行扣押。10、原告在京的上访材料，是原告随身携带的信访材料。11、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份，证明公安机关复印的原告随身携带的两份行政处罚决定书。12、告知笔录，证明公安机关履行处罚前的告知程序。13、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依法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及二十条第（四）项。原告仓公才诉称：原告因新洋经济区管委会对原告房屋拆迁，未按房屋实有面积进行补偿，在多次与新洋经济区管委会交涉未果的情况下，被迫进京上访。2014年10月27日，原告在联合国开发署门前路边反映问题，被北京公安局朝阳分局行政拘留7天（2014年10月27日至11月3日）。因原告患有严重高血压，拘留所缓收，原告准备执行期限一到立即回家。2014年11月2日，原告到天安门广场游玩拍照留念，并未实施任何扰乱首都北京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却被被告亭湖公安分局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原告认为，该行政处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亭公（新）行罚决字（2014）23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仓公才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京公朝行罚决字（2014）01467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一份，证明11月12日原告仍然是在北京市朝阳分局拘留期间，但是因病缓收，盐城市亭湖分局不能在此期间对原告实施行政拘留。2、原告于手机拍摄的在天安门游玩的照片两份，手机显示时间为2014年11月2日，证明原告去天安门只是游玩。被告亭湖公安分局辩称：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事实有原告本人陈述、证人证言、书证等证据证实；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的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原告户籍地在亭湖区，被告对该案具有管辖权；原告被处以行政拘留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规定的必须举行听证的范围。被告作出的亭公（新）行罚决字[2014]第2314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认为不具备证明力，因为袁茂春不是当场目击人员，无权报案。对证据2中的驻京信访工作组的情况说明认为反映的不是事实；对严东广和袁干社的情况说明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出门单不能证明原告在天安门地区有违法行为；训诫书没有编号也不是原件，原告没有收到北京市公安机关给原告的训诫书。对证据3认为被告当时没有履行该传唤程序，也没有拿传唤证给原告签字。对证据4认为笔录没有按照原告陈述所记，原告没有陈述有过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认为证据5-7中的证人均不是目击证人，无法证明原告去北京非访。对证据8-12无异议。认为证据13并未向原告出示要求原告签字，民警亦未让原告提供家属的联系方式或通过村干部袁茂春通知原告家属，原告家属是在原告被拘留完毕后才知道这一情况的。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采信。其中证据1、2、5相结合，能够证明被告依据龙桥村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袁茂春的报警受案调查的事实；证据4-11相互印证，能够证明仓公才携带信访材料到天安门地区被当地公安机关训诫后，被相关工作人员带回盐城以及于2014年10月19日、10月27日分别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市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的事实；证据1-13同时亦能够证明被告经受案登记、调查取证、告知等程序后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并进行了送达的事实。被告对原告所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行政处罚决定书与案涉的处罚决定书处理的不是一个违法行为。认为证据2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院认为，原告所提交的证据1与本案无关联，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认定，且无法达到原告所称的“到天安门广场仅仅是为游玩”的证明目的。根据庭审质证认定的有效证据，本院查明以下事实：2014年10月19日，原告仓公才在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联合国开发署门前路边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于当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处以行政拘留五日；同年10月27日，仓公才等十八人在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联合国开发署门前路边反映问题，扰乱了该地区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处以行政拘留7日。2014年11月2日，原告仓公才随身携带信访材料至北京天安门地区，进行非正常信访，于当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予以训诫。被告亭湖公安分局新洋派出所接到亭湖区龙桥村维稳专干袁茂春的报警后，依法展开调查，于2014年11月12日传唤仓公才到该所，经调查取证，认定仓公才存在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被告亭湖公安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在履行了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的告知程序后，作出亭公（新）行罚决字（2014）2314号行政处罚决定，对仓公才行政拘留10日，收缴信访材料一份。仓公才于2014年11月12日至11月22日被执行行政拘留，信访材料被收缴。本院认为，《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被告亭湖公安分局是原告仓公才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原告仓公才于2014年11月2日携带信访材料到北京天安门广场非正常信访，扰乱了首都北京的公共场所秩序，并曾于2014年10月19日、10月27日分别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市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这一事实，有仓公才本人陈述、证人证言、训诫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据予以证实，被告亭湖公安分局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由对其从重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仓公才要求撤销亭公（新）行罚决字（2014）23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仓公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仓公才负担（已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郑朝芳代理审判员  何露露人民陪审员  嵇仁东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潘慧雯附录法律条文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起诉被告不作为理由不能成立的；（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的；（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因法律、政策变化需要变更或者废止的；（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