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商终字第279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华高。
委托代理人：陈汶强，浙江人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建根。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红。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平。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建华。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博大金刚石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建根。
上述五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有西、吴东波，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华高、胡建根、沈红、沈平、胡建华、杭州博大金刚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大公司，并对胡建根、沈红、沈平、胡建华、博大公司合称为五原审被告）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均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5）杭余商初字第7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于2015年12月7日进行了调查。沈华高的委托代理人陈汶强，胡建根、沈红、沈平、胡建华、博大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有西、吴东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如下事实：2013年5月13日，德清县新市申虹日用品经营部（以下简称申虹经营部）、德清县新市镇创越电脑商行（以下简称创越电脑商行）分别向博大公司账户打入200万元和300万元，摘要注明为“借款”。2013年5月16日，以博大公司为出票人向苏州普飞特锯业工具有限公司开出票号为28682616、28682617，票面额均为150万元的承兑汇票二张，向有研粉末新材料（北京）有限公司开出票号为28682618，票面额为200万元的承兑汇票一张，沈华高在上述三张承兑汇票存根联上签字。2013年10月14日，沈华高、胡建根、沈红、博大公司签订《确认书》一份，载明：“截止2013年10月14日，沈华高与博大公司账目、胡建根个人账目、沈红个人账目等之间之前所有的借款往来已经全部结清，之前的所有借款凭证全部作废，特此确认”。
2013年10月15日，以沈华高为出借人，以胡建根、沈红为借款人，以沈平、胡建华、博大公司为担保人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合同主要约定：胡建根、沈红向沈华高借款5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3年10月15日起至2014年10月14日止，担保方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2年，担保范围为主债权、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若有不可协商的争议，双方及担保方均同意提交余杭区人民法院解决，胡建根、沈红在借款人处签字，沈平、胡建华、博大公司在担保方签字盖章。合同签订当日，沈华高将500万元借款通过电汇方式交付给借款人沈红，沈红将该500万元款项打入博大公司账户，博大公司将200万元打入申虹经营部账户。沈华高在博大公司领取票面金额为300万元的转账支票一张，并在转账支票存根联上落款时间为“10.14”。2013年10月15日，沈华高填写以博大公司为出票人，以申虹经营部为收款人的进账单一份，将从博大公司领取的300万元转账支票中的款项转入申虹经营部账户。
2014年12月20日，沈华高书写还款协议一份，协议载明：“借款人沈红承诺2014年12月26日前还款人民币叁拾万元整，2015年1月10日前还款人民币柒拾万元整，2015年2月10日前还款人民币壹佰壹拾万元整。”沈红在承诺人处签字。2015年1月16日，沈华高致电沈红催讨相关款项，沈红在电话中称：“知道、知道……温州银行问我欠你500万元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我只能对他说有点误会……你的品德、嘴巴很紧……我也跟沈平说起，不可能让他乱来的，也说这么长时间不付利息换成别人是不行的……”。2015年1月29日，沈平致电沈华高，沈平在电话中称“博大能开一个月，每月至少支付你20-30万元，一直付如果能开二年的话，也就差不多把你钱还的差不多了”。2015年3月26日，沈华高致电沈红，沈红在电话中称：“我沈红今天最后一次对你承诺，你到4月30日没有收到100万，你起诉我就起诉我……20万元我不能确保，待我稍有余地，我会付你的……”。
另认定，胡建根、沈红向沈华高还款情况如下：2014年3月31日归还23万元，2014年6月6日归还30万元，2014年9月1日归还10万元，2014年11月14日归还10万元，2014年11月28归还5万元，2014年12月5日归还5万元，2014年12月18日归还10万元，2014年12月26日归还20万元，2014年12月30日归还10万元，2015年1月16日归还1万元，2015年2月2日归还30万元，2015年2月9日归还30万元，2015年3月26日归还0.5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沈华高与胡建根、沈红之间的借贷关系、与沈平、胡建华、博大公司之间的保证关系有《借款合同》为证，原审法院确认合法有效。沈华高依约向沈红交付500万元借款，胡建根、沈红收到借款后未按合同约定返还借款，是造成本案纠纷的原因，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胡建根、沈红、沈平、胡建华、博大公司辩称：博大公司因办理承兑汇票需要向沈华高借款，沈华高通过申虹经营部、创越商行打入博大公司账户500万元，后博大公司将取得的承兑汇票交付给沈华高，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消灭，签订《借款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平账，故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但是，首先，通过向申虹经营部、创越商行实际控制人胡某调查了解，申虹经营部、创越商行与博大公司之间存在多笔款项往来，胡建根、沈红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申虹经营部、创越商行与博大公司之间的500万元款项往来与沈华高有关；其次，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均认可在2013之前存在大量的承兑汇票业务往来，沈华高在以博大公司为出票人的三张共计500万元的承兑汇票上面签字只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业务往来，而不能证明系支付借款对价；再次，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明确约定了借款金额、借款期限等，且对借款期限有过涂改并捺印，出借人、借款人、担保人分别签字确认，合同签订当日沈华高将款项通过银行汇款方式交付给沈红，沈华高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且款项已实际支付，胡建根、沈红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份《借款合同》的签订目的是为了平账。因此，胡建根、沈红的该抗辩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胡建根、沈红已向沈华高支付的款项金额，胡建根、沈红辩称：已向沈华高支付184.5万元，但并非归还本案借款，沈华高认可收到184.5万元，但主张2015年2月2日沈平代付的30万元系归还其他借款，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沈华高起诉时认可因本案收到161.5万元，同时，胡建根、沈红已提供184.5万元的转账凭证，沈华高主张其中30万元系归还其他借款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因沈华高未能证明该30万元系归还其他借款，故原审法院认定胡建根、沈红向沈华高支付的款项金额为184.5万元。
关于本案借款有无约定借款利息，胡建根、沈红、沈平、胡建华、博大公司辩称：《借款合同》并未就利息作出约定，“月息6分”系沈华高事后自行添加，因《借款合同》内容除出借人签字、利息部分由沈华高填写外，其他内容均由原审被告方填写，且案件审理过程中沈华高自认“月息6分”系原审被告方将其他内容填写完毕后由沈华高添加，虽其主张“月息6分”系经双方协商一致，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且胡建根、沈红、沈平、胡建华、博大公司对此予以否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借款未约定利息。但双方约定的借款到期日为2014年10月14日，自2014年10月15日起胡建根、沈红应当向沈华高支付逾期利息，鉴于沈红、沈平于2014年3月31日至2015年3月26日期间陆续向沈华高支付184.5万元，故应按不同时段的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分段计算胡建根、沈红应支付给沈华高的逾期利息，再按照先抵充利息，后抵充借款本金的方式确定抵充利息的数额为79121元，余款1765879元应确认为胡建根、沈红返还的借款本金。博大公司、沈平、胡建华作为连带保证人，应当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沈华高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胡建根、沈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沈华高借款本金3234121元。二、胡建根、沈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沈华高逾期利息21072元（逾期利息暂算至2015年4月5日，此后至借款实际归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另计）。三、沈平、胡建华、博大公司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沈华高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9183元，由沈华高负担30723元，由胡建根、沈红负担28460元，沈平、胡建华、博大公司对胡建根、沈红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负连带责任，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胡建根、沈红负担，沈平、胡建华、博大公司负连带责任。
宣判后，沈华高不服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沈华高原审全部诉讼请求。其上诉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认定借款利息错误。其一，《借款合同》约定有利息，虽然“月息6分”系沈华高书写，而其他内容是由对方书写，但这并不影响其对双方的效力，不符合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适用条件。其二，沈华高在《借款合同》中填上“月息6分”系经双方商定后，在双方均在场时填写，而非单方添加。既然是借款，必定有利息。其三，原审庭审中，五原审被告对此提出异议后，沈华高当即询问其是否需要进行鉴定，五原审被告回答称不需要，放弃鉴定的权利，应承担相应后果。其四，《借款合同》一式二份，沈华高和五原审被告都有一份，填写的内容和方式均相同，五原审被告对沈华高提供的《借款合同》内容提出异议，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不应由沈华高证明双方协商的过程。其五，《借款合同》的内容已经明确，五原审被告在庭审中对所有的内容都予以抵赖，极不诚信。（二）原审判决将胡建根、沈红支付给沈华高的184.5万元用于扣除沈华高出借资金的本金及部分利息错误。沈华高的确收到过胡建根、沈红支付的161.5万元，并一直认为是其支付的利息款，但五原审被告在原审多次庭审中均坚持认为所支付的款项是其他项目的款项，与本案无关。沈华高是在庭审中询问五原审被告得到确认后，也同意该说法，认为这些款项与本案无关，才在原审期间变更诉讼请求，提出增加诉讼请求申请，并补缴案件受理费。在沈华高与五原审被告均认为这部分款项与本案无关的前提下，原审法院将该款项扣除了沈华高的借款本金和利息改变了当事人双方确认的事实，缺乏法律依据。综上，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判决结果及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分配错误，现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沈华高的全部原审诉讼请求。
针对沈华高的上诉，五原审被告答辩称：（一）不能以借款合同应有两份就推定胡建根、沈红一方亦持有涉案借款合同。双方交易习惯为沈华高提供借款合同由胡建根等签字后即取回，不存在两份借款合同；且从五原审被告所提供的借款合同复印件上亦可见该借款合同上原无“月息6分”字样；原审庭审中沈华高询问是否需要鉴定时，五原审被告的陈述为“应当由对方申请鉴定”，因本案中“月息6分”四字系事后添加具有很大可能性，故若沈华高主张系当时形成，应由沈华高申请鉴定。（二）关于胡建根、沈红向沈华高所支付的100多万元，系用于支付双方因之前的承兑汇票业务所积累下来的贴息费用。原审法院若对此不予认可，将该款作为已经偿还的本金正确。
五原审被告亦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沈华高原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沈华高承担。其上诉所依据的事实与理由如下：原审判决忽略多项对五原审被告有利的证据内容和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忽视沈华高陈述中的多处矛盾和疑点，机械地采信沈华高提交的存在严重瑕疵的证据，认定事实错误。（一）本案涉嫌虚假诉讼，原审法院未予审慎审查。五原审被告在原审中多次主张本案涉嫌虚假诉讼，但原审法院面对庭审已经查明的沈华高一系列不诚信行为，仍不予重视，未审慎审查，偏听偏信。沈华高不诚信行为包括：1．擅自在《借款合同》上添加“月息6分”，借此主张高额利息，意图获取非法利益。2．领取300万元转账支票后，不按转账支票存根载明的收款单位——创越商行填写入账单，反将该300万元转账支票付款至申虹经营部。（二）原审法院对已经查明的不利于沈华高的以下事实，不予认定，存在错误。具体而言：1．沈华高自认“确已收到”2013年5月16日的三张承兑汇票共500万元，但原审法院仅认定“沈华高在上述三张承兑汇票存根联上签字”。2．原审法院对胡某（创越商行及申虹经营部实际控制人）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调查笔录。笔录中，胡某对沈华高参与该两家个体工商户与博大公司之间款项往来的事实，有多次陈述确认，如“当时借钱的时候是通过沈华高介绍的”、“多少有几十笔，每次都是通过沈华高”。但原审法院认为“胡建根、沈红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申虹经营部、创越商行与博大公司之间的500万元款项往来与沈华高有关”。3．以上调查笔录中，在回答“借款往来一般间隔多长”时，胡某陈述“一般很短，不会超过一个月，不可能2013年5月13日借钱，10月15日才还我”，这一陈述直接支持五原审被告关于2013年10月15日的500万元仅仅是为了走账、平账，原借款早已由沈华高拿走500万元承兑汇票的方式归还的陈述。但原审法院对此不仅未予认定，还在引用胡某的陈述时遗漏了该关键内容，转而表述为“2013年5月13日，申虹经营部、创越商行向博大金刚石账户分别转入200万元和300万元，款项性质为借款，该两笔借款已经结清”。原审判决未查明何时结清的内容。4．沈华高提交的2015年1月29日电话录音证据中，沈华高陈述：款项拖欠“已经两年多了”，这完全可以反过来证明其关于2013年10月15日借款的陈述不真实（该次通话与2013年10月15日间隔为一年零三个月）。5．2014年12月20日，沈华高手书并要求沈红签字的《还款协议》中载明的总还款额为210万元，该事实显然与其500万元借款本金的主张自相矛盾。对该矛盾之处，原审法院未予认定。（三）原审法院对2013年10月14日后发生的博大公司500万元对外付款，事实认定不清，性质认定错误。因胡建根、沈红、博大公司与沈华高已在2013年10月14日签订了《确认书》，确认此前相互之间的“借款往来已经全部结清”，应当查明此后博大公司对外支付的500万元性质，特别是沈华高在2013年10月15日拿走300万元转账支票，并擅自支付至申虹经营部之行为的定性。但原审判决对此并未进一步审查。如果该300万元并非对胡某的还款，那么沈华高领取并处分该300万元转账支票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原审法院未予查明。（四）原审法院忽略各方最后一次结算的书面凭证，错误采信经济往来的过程凭证，导致欠款金额虚高。本案各方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经济往来，涉及总金额达数千万元。单独截取其中某一个阶段的文件无法全面反映各方经济往来实际情况的。沈华高可以拿出其中的某一份文件单独主张返还款项，五原审被告也可以拿出更多的证据另行要求沈华高支付其他款项，按这个逻辑审理案件，必然案结事不了。原审已经查明，2014年12月20日，沈华高亲笔手书了一份还款协议，要求沈红还款总额为210万元。这是经双方结算确认的最后的一份书面凭证，法院应当以最终经各方确认的文件作为认定最终应付款项的金额。沈华高在庭审中还出示了另一份280万元的所谓《借款合同》，这一行为完全可以证明这些借款合同均只是过程文件。若总欠款总金额果真达780万元，显然与其在与“借款人”沈红的通话过程中只涉及200万上下的款项结算的陈述，以及最终签署210万元还款协议的事实相矛盾。综合以上，沈华高的陈述错漏百出，存在重大疑点，原审法院未予审慎审查，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导致判决结果完全错误。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提起上诉，要求支持上诉请求。
针对五原审被告的上诉，沈华高答辩称：（一）五原审被告的上诉理由自相矛盾，其首先主张不存在贷款的事实，认为500万元贷款仅为走账过程；后又主张双方最后一次结算作证中载明金额为210万元，似又承认了欠沈华高210万元。（二）关于所谓虚假诉讼的问题，借款合同中“月息6分”的内容确实是沈华高手写，但系在双方当时约定时写上，不存在事后添加的情况。300万元的转账支票于2013年3月14日开具，但载明要汇入创越商行的意思表示于2013年3月15日作出，不能作为虚假诉讼的理由。（三）1．原审法院向胡某制作笔录是五原审被告提供了联系方式。可以明确的是2013年10月15日，有两笔款项进入胡某所控制的创越商行和申虹经营部，但不能证明该款项与博大公司存在关联。原审法院对此未予认定不存在错误。2．若涉案500万元贷款确为平账需要，不需要签订贷款合同，双方写一份书面备忘录即可。胡某与博大公司之间有多次资金往来，但胡某仅陈述经沈华高介绍向博大公司贷款，未陈述还款仍需经过沈华高。3．涉案贷款发生于2013年，沈华高于2015年追讨欠款，确实是跨越了两年多，沈华高在通话中称“两年多”并无疑义。4．胡某已经确认博大公司支付的钱是用于归还胡某本人的款项，与沈华高在本案中相应款项的情况毫无关系。5．2014年12月20日还款协议原件中只写到210万元系因沈华高所出借款项有部分系向案外人借款所得，到期须还款，故先处理210万元，沈华高现可提供该还款协议原件。除了涉案500万元借款之外，双方还有280万元借款，亦暂不作处理。综上，原审法院认定的相关事实没有错误，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五原审被告的上诉。
二审中，沈华高提交“还款协议”原件一份作为补强证据，证明“还款协议”确有原件。五原审被告经质证后认为：该“还款协议”原件与五原审被告在原审中提交的照片复制件相比，在结尾处多出“剩余借款另行协商还款时间”内容，字体明显偏小并向右上方倾斜的情况，说明该内容系在沈红签字后添加，沈华高存在虚假诉讼嫌疑。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该“还款协议”原件真实性可以确认，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确认其证据效力。
五原审被告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1．杭和审（2015）371号审计报告，证明：截至2013年10月14日止，博大公司及关联方沈红应收沈华高及关联方40万余元（包括：申虹日用经营部应付200万元、创越商行应付300万元、杭州余杭塘川物资经营部应收262万余元＋279万元、贵州旺宁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应收12万余元、沈华高应付13万余元）；若不计2013年5月13日申虹经营部、创越商行转账给博大公司的500万元，则截至2013年10月14日沈华高尚欠博大公司540万余元；2013年10月14日《确认书》所述各方“借款往来已经结清”包括2013年5月13日申虹经营部、创越商行转账给博大公司的500万元。
2．审计底稿1：其他应付款科目同一往来单位账户合并情况说明（2012年8月31日，沈华高及其关联方签署）。证明：沈华高是杭州余杭区塘栖镇塘川物资经营部、杭州余杭区塘栖镇华氏蚕丝被加工场两家单位的实际控制人；2012年8月31日沈华高（含关联方）与原审被告对账，确认博大公司应付沈华高1，491，427.99元，以此作为审计起点；2012年8月31日后，沈华高及关联方（杭州余杭区塘栖镇塘川物资经营部、杭州余杭区塘栖镇华氏蚕丝被加工场）对原审被告之间的往来款账户合并为杭州余杭区塘栖镇塘川物资经营部。
3．审计底稿2：2012年9月1日至2013年10月14日间，沈华高及关联方与博大公司之间往来凭证，证明2012年9月1日至2013年10月14日间，沈华高及关联方与博大公司之间往来情况。
4．审计底稿3：2012年9月1日至2013年10月14日间，沈华高及关联方与博大公司之间往来凭证（无原始凭证部分），证明2013年7月，博大公司背书转给沈华高关联方——杭州余杭区塘栖镇塘川物资经营部35张银行承兑汇票（杭州银行环北支行为付款行），共计335万元。
5．审计底稿4：光大银行对私活期账户对账单，证明2012年9月1日至2013年10月14日间，沈华高及关联方与沈红个人之间的款项往来情况。
以上证据经质证，沈华高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所有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理由如下：（1）审计报告系五原审被告单方委托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对沈华高的账目进行审计时未经过沈华高同意，沈华高对此并不知情，审计所依据的资料是否全面不能确认；（2）审计账目发生于2013年10月，事实上2013年10月之前双方所有账目已结算清楚，再行审计并无法律意义；（3）审计结论与五原审被告的上诉理由相矛盾，若沈华高尚欠博大公司40万元，在双方结账时应有体现，且与其因承兑汇票结算业务仍支付184万元的事实以及2014年12月20日还款协议中确认尚欠210万元的事实相矛盾；（4）五原审被告仅提供2013年8月的对账单给审计机关，且因各方在多个银行开有多个银行账号，五原审被告提供的凭证是否齐全不能确认。本院经审查后认为，首先，该审计报告系由五原审被告方单方委托审计的结果。其次，五原审被告提交的审计报告及各审计底稿对象为截至2013年10月14日博大公司及关联方沈红应收沈华高及关联方款项，而2013年10月14日，沈华高、胡建根、沈红、博大公司签订《确认书》一份，对截止2013年10月14日，沈华高与博大公司账目、胡建根个人账目、沈红个人账目等之间所有的借款往来已经全部结清的事实进行确认。再次，审计报告中将申虹经营部与创越商行作为沈华高的关联方，但五原审被告方未提交证据证明申虹经营部、创越商行与沈华高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因而，本院对五原审被告所提交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可。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二审另查明：沈华高二审期间提交的2014年12月20日还款协议原件中载明：“借款人沈红承诺2014年12月26日前还款人民币叁拾万元整，2015年1月10日前还款人民币柒拾万元整，2015年2月10日前还款人民币壹佰壹拾万元整。剩余借款另行协商还款时间。”沈红在承诺人处签字，沈平在担保人处签字。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及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沈华高与五原审被告之间的借贷及担保法律关系是否存在；（二）若借贷关系存在，原审法院关于双方利息约定及已还款金额的认定是否正确。
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原告对借贷关系成立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原告提供足够证据使得人民法院经结合其他事实认为借贷关系成立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如无相反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借贷关系成立。被告若欲反驳原告，主张借贷关系不成立，应当提交相应证据；人民法院结合其他事实审查被告所举证据后认为原告证据无法达到高度可能性标准的——即认为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借贷关系不成立。
本案中，沈华高为证明借贷关系及担保关系成立，提交的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借贷双方及担保方、借款金额及支付方式、还款时间、担保方式、担保期限等内容；提交的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足以证明沈华高如约提供了借款合同中约定的款项；所提交的通话录音、还款协议原件等证据足以证明沈华高就借款进行催讨及沈红承诺还款的事实。结合本案事实，沈华高所提交证据已足以初步证明其与胡建根、沈红之间的借贷关系，及与沈平、胡建华、博大公司之间的担保关系成立，完成其初步举证义务。
五原审被告主张与沈华高之间借款合同系为平账而签，与沈华高之间不存在借贷或担保关系。但本院经审查后认为，首先，胡建根及沈红于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期间多次向沈华高付款，沈红及沈平于2014年12月20日签署还款协议承诺向沈华高还款，沈红及沈平于2015年1月和3月在与沈华高通话过程中多次表达承诺向沈华高还款的意思；五原审被告关于所付承诺还款为此前双方承兑汇票贴息业务所欠沈华高费用的主张与双方于2013年10月14日所签确认书所载内容不符。若胡建根、沈红与沈华高在2013年10月15日或其后未形成新的法律关系，则显然不会向沈华高支付款项或承诺还款。因而，五原审被告关于涉案借款合同仅为平账目的所签的主张显然与已查明事实相矛盾。其次，五原审被告所主张的平账所涉双方为博大公司与申虹经营部、创越商行，所举证据亦显示沈红在取得沈华高支付的款项后即转入博大公司账户，并由博大公司再向申虹经营部转账；而涉案借款合同中借款人为胡建根、沈红，贷款人为沈华高。至于为何博大公司与申虹经营部、创越商行之间的平账行为需以胡建根、沈红以个人名义向沈华高借款形式实现，除五原审被告单方陈述外，无足够证据予以支持并解释。且即使五原审被告关于平账的主张属实，亦是博大公司与申虹经营部、创越商行之间的平账，不影响沈华高依据借款合同向借款人胡建根、沈红及担保人沈平、胡建华、博大公司主张债权。再次，为平账目的，签署条款明细、期限长达一年，并由三位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借款合同，亦与常理不符。综上，本院认为五原审被告的反驳并未使得涉案借贷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因而其关于涉案借贷关系不成立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至于五原审被告之间，或五原审被告与申虹经营部、创越商行，或沈华高与申虹经营部、创越商行之间是否存在其他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予评述。
关于五原审被告对沈华高于2014年12月20日所写《还款协议》载明的总还款额仅为210万元提出的异议，本院认为，在沈红、沈平与沈华高通话的过程中，曾欠款500万元，或以每月20-30万元在2年内分期还款的陈述，与涉案借款金额相吻合；另，沈华高在二审期间已提交该《还款协议》原件，其中载明“剩余借款另行协商还款时间”。五原审被告还对原审法院的事实认定提出其他异议，但均缺少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对五原审被告提出的异议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二），沈华高所提交借款合同原件上虽载明“月息6分”字样，但该“月息6分”内容系沈华高书写，而合同中关于借款金额、借款期限的内容均由胡建根、沈红一方填写，结合五原审被告所提交该借款合同复印件中除利息约定栏和出借人签字处为空白外其他均与原件无异的事实，本院尚不能认定该“月息6分”的内容系合同签订时各方当事人的一致意思，因而原审法院关于双方签订涉案借款合同中并未约定利息的认定应属合理。
五原审被告虽然主张涉案借贷关系不成立，但同时将已向沈华高还款184.5万元的相应凭证作为本案证据提交，原审法院在此基础上对胡建根、沈红已还款金额作出认定并无不当。且原审法院对本案所认定的总额为184.5万元还款所涉多次单笔支付的具体付款时间、金额均已予以明确，故不影响沈华高向胡建根、沈红主张其在上诉理由中提及的其他债权。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沈华高及五原审被告提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依法应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沈华高上诉部分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547元，由沈华高负担；胡建根、沈红、沈平、胡建华、杭州博大金刚石有限公司上诉部分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2882元，由胡建根、沈红、沈平、胡建华、杭州博大金刚石有限公司负担。
沈华高、胡建根、沈红、沈平、胡建华、杭州博大金刚石有限公司自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鸣卉
代理审判员 张书青
代理审判员 夏文杰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张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