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赣04民终18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宜敏，男，1972年7月23日出生，汉族，安徽省安庆市人，住安庆市枞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春，江西际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詹方军，男，1988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庐山市人，住庐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青山，庐山市司法局蛟塘司法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章涛，男，1974年5月8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庐山市人，住江西省庐山市。
上诉人王宜敏、詹方军因与被上诉人郭章涛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庐山市人民法院（2017）赣0427民初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宜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春、上诉人詹方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熊青山、被上诉人郭章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宜敏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江西省庐山市人民法院（2017）赣0427民初51号民事判决，改判“詹方军、郭章涛立即向上诉人王宜敏给付加工费人民币13548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詹方军、郭章涛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詹方军、郭章涛“应按出货单或欠条上的签名各自承担责任”，系完全错误。首先上诉人与詹方军、郭章涛的加工合同关系自2013年起持续至2014年8月份。在双方交易过程中，詹方军主要负责核实加工石料数量及单价，并在出货单上签字认可，被上诉人郭章涛负责最终结算及支付款项。因此，2014年2月22日被上诉人郭章涛向上诉人王宜敏出具的一份47000元欠条，是双方关于2013年度加工费最终结算后的实际数额，而被上诉人郭章涛实际结算正是依据詹方军签字的出货单。其次，在同一时期，詹方军、郭章涛在他处购买石料，同样是由詹方军和郭章涛共同承担给付加工费的付款义务，而且有法院的生效文书予以证实。最终，倘若按一审法院认定的詹方军、郭章涛应按出货单或欠条上的签名各自承担责任，那么大部分出货单上面都是詹方军的签名，而所有加工费都是由郭章涛支付的，这就必然造成詹方军尚有大部分加工费未支付，而郭章涛支付了大部分加工费却没有法律依据的荒谬结果，这明显与事实不符。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混淆。首先，2014年2月22日，被上诉人郭章涛向上诉人王宜敏出具的的一份47000元欠条。在一审过程中，被上诉人郭章涛提供了一份50000元的收条，主张该收条50000元就是用来归还2014年2月22日的欠款47000元及2014年2月至5月的加工费。通过核对郭章涛签字的出货单，根本无法凑成50000元，被上诉人郭章涛的说法太过牵强。其次，即便按照一审法院的认定“詹方军、郭章涛应按出货单或欠条上的签名各自承担责任”，既然认定被上诉人郭章涛的47000元欠款已归还，又怎能再次在被上诉人詹方军179668.9元加工费中予以扣除47000元呢？最后，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已支付加工费91189元的前提是基于2014年2月至5月所有出货单总数（总金额为179668.9元）而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剔除有证据瑕疵后的出货单总数。三、一审法院错误的分配举证责任，造成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过程中，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供了被上诉人的欠条以及签字认可的出货单，上诉人已完成了全部的举证责任，而一审法院坚持要求上诉人举证证明被上诉人已实际支付的具体款项，而该举证责任根本不在于上诉人，而在于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按照实际情况向一审法院说明了款项支付情况后，一审法院却以上诉人自认为理由，错误认定被上诉人付款金额远远高于上诉人实际收款金额。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詹方军、郭章涛均辩称，一、一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应予改判驳回王宜敏的上诉请求。1、一审法院仅以詹方军与王宜敏之间的货单上签字为依据而判上诉人应支付欠其货款是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加工交易习性：付款提货，货单只能证明双方之间曾经发生过加工业务往来数额，未付款提货都会办欠款手续或结算帐手续。例如案中所提到的郭章涛提货未付款就办理了欠款手续（2014年2月22日向王宜敏出具47000元欠条）。2、一审中，王宜敏自认2014年7、8月份加工费全部付清，之前加工费未付又不办理结算手续（欠货款凭证）而付后面加工费不符合常理。3、一审中两次开庭，王宜敏就诉讼标的款中还款情况自相矛盾，第一次说还了7万，而第二次说还了9.1189万。被上诉人也未提供任何凭证佐证詹方军只还了9.1189万，只是王宜敏为了凑好诉讼标的款数额而编写的，真实性不能确认。二、王宜敏上诉的三点理由都不正确，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1、王宜敏以一审法院认定詹方军、郭章涛“应按出货单或欠条上的签名各自承担责任”系完全错误。对于这点理由，首先，一审法院判出货单作为詹方军欠王宜敏货款凭证不正确，王宜敏没有其他合法有效证据佐证。其次，假如出货单能认定詹方军欠王宜敏货款，那么也是谁提货签字谁承担责任。王宜敏没有证据证明詹方军与郭章涛是合伙关系，詹方军与郭章涛是没有连带责任的。2、王宜敏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混淆是错误的。对于这点理由，一审法院判出货单作为欠款凭证，假如成立，那么谁办理了欠货款手续谁承担责任，这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就没有混淆。3、王宜敏认为一审法院错误的分配举证责任，造成认定事实错误。对此，一审法院举证责任是完全正确的，假如王宜敏所提供出货单能作为詹方军欠货款的凭证，一审立案时，王宜敏自认詹方军支付了70000元，第二次开庭又自认詹方军支付了91189元，这两数字真实性难以确认，一审法院要求王宜敏提交记账详单予以佐证，这样的举证责任是正确的。三、一审法院以2014年7、8月份双方还存在加工合同为由，而确认王宜敏一审诉讼未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2014年3-6月份的欠款假如成立，而被上诉人2016年12月30日诉讼立案很明显过了2年诉讼时效（王宜敏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明在此期间主张过此债务的追讨权、证明诉讼时效已中断）。综上，一审法院未完全查明事实，以王宜敏所提供出的詹方军签字货单，而判詹方军欠王宜敏货款是错误的。又以2014年7、8月份双方还存在加工合同为由，而确认一审诉讼未过诉讼时效是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王宜敏的上诉请求。
詹方军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7）赣0427民初5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王宜敏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王宜敏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应予改判驳回王宜敏的诉讼请求。1、一审法院仅以詹方军与王宜敏之间的货单上签字为依据而判詹方军应支付欠其货款是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的。加工交易习性：付款提货，货单只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曾经发生过加工业务往来，再者说，未付款提货都是办理欠款手续或者结算帐手续。例如案中所提到的郭章涛提货未付款就办理了欠款手续（2014年2月22日向王宜敏出具47000元欠条）。2、一审中，王宜敏自认2014年7、8月份加工费全部付清，之前加工费未付而付后面加工费不符合常理。3、一审中两次开庭，王宜敏就诉讼标的中还款情况自相矛盾，第一次说还了7万，而第二次说还了9.1189万。被上诉人王宜敏也未提供任何凭证佐证上诉人只还了9.1189万，只是王宜敏为了凑好诉讼标的款数额而编写的，真实性不能确认。二、一审法院以2014年7、8月份双方还存在加工合同为由，而确认一审诉讼未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2014年5月份的欠款假如成立，而王宜敏2016年12月30日诉讼立案很明显过了2年诉讼时效（王宜敏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明在此期间主张过债务的追讨权、证明诉讼时效中断）。综上，一审法院未完全查明事实，认定王宜敏所提供出的詹方军签字货单，而确认詹方军欠王宜敏货款，以2014年7、8月份双方还存在加工合同为由，而确认王宜敏一审诉讼未过诉讼时效是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的，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
王宜敏辩称，詹方军说付款提货不属实。除了2014年7月是付款提货，其他都是我方或者郭章涛签字后提货的。一审中，王宜敏提供的出货单中，有部分出货单是复印件，并没有詹方军和郭章涛的签名，造成我方对货款陈述金额的差异。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我方与詹方军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同时我们也多次向詹方军和郭章涛主张过债务，所以并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
王宜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詹方军、郭章涛立即向原告王宜敏给付加工费共计人民币135480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詹方军、郭章涛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宜敏提交2014年2月23日至2014年5月29日恒徽石业出货单共计26张，涉及货款金额179668.9元，原告第一次庭审自认被告詹方军已还70000元，第二次庭审又自认已还款91189元。原告标注编号1出货单（以下简称编号X）载明：蓝珍珠8CM、白锈石梯形板，4.48平米×30=125元，在金额下有占方军的签名；编号2载明：金额588元，占方军签名（以下均只列明金额）；编号3载明：金额4712元，占方军签名；编号4载明金额2557元，占方军签名；编号5载明金额126元，占方军签名；编号6载明金额3770元，没有任何人签名，并且该份证据并非出货单；编号7（两份）载明金额15147元，占方军签名；编号8载明1515.4元，王帅签名，且并非出货单；编号9载明金额1680元，王帅签名，并非出货单；编号10载明金额1580元，占方军签名，但并非出货单；编号11载明金额39元，无任何人签名；编号12载明金额1440元，郭章涛签名；编号13(两页)载明金额合计14195.6元（7841元+6354.6元），签名字迹过于潦草难以识别；编号14载明金额10684.5元，签名字迹过于潦草难以识别；编号15（两页）载明金额5487元（4203.3元+1165.8元），占方军签名；编号16载明金额合计3700元（1821元+1878元），占方军签名；编号17载明金额1211.6元，占方军签名；编号18（两页）载明金额合计4852.5元（4123.5元+729元），仅金额4123.5元的出货单上有占方军签名，另一页没有任何人签名；编号19（两页）载明金额8473元（3119元+5354元），占方军签名；编号20（两页）载明金额合计9042.3元（7555.3元+1487元），占方军签名；编号21载明金额18080元，占方军签名；编号22载明金额945元，占方军签名；编号23载明金额32725元，占方军签名；编号24载明金额4290元，占方军签名；编号25载明金额18675元，占方军签名；编号26载明金额14028元，占方军签名。上述证据材料中编号7、8、9、10、11、12、18均是复印件，涉及金额合计26253.9元（15147元+1515.4元+1680元+1580元+39元+1440元+4852.5元）：编号6金额3770元，没有任何人签名；编号13(两页)、编号14，签名字迹与其他出货单“占方军”签名明显不同且过于潦草难以识别，涉及金额24880.1元（14195.6元+10684.5元）。又查，2014年2月22日，被告郭章涛书写欠条一份，载明：今欠到王石板加工费计人民币肆万柒仟元整（￥47000元）。同时查明，被告郭章涛提交2014年8月7日收条一份，载明：收郭总黄金麻、贵妃石板材加工费伍万圆整（￥50000.00），收款人汪燕，恒徽石业。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当事人诉辩，本案焦点：1、是否已过诉讼时效？2、两被告詹方军、郭章涛间是否是合伙关系？3、欠款数额具体是多少？涉及争点2014年2月22日的欠款应否扣除？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法院认为，原告主张的最近一批货款发生在2014年5月29日，诉讼时效应自2014年5月30日开始起算，原告起诉时间是2017年1月20日，在此期间是否发生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法定情形是本案关键。原告主张未过诉讼时效的理由：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原告从未间断过向被告主张权利，在2016年春节前，通过派出所及村民到郭章涛家要求还款。对此，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2014年7月、8月仍存在加工合同关系，并且2014年2月至5月间被告也已支付了部分货款，因此被告诉讼时效抗辩不成立。关于两被告的合伙关系问题，原告并未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被告也不予认可，对原告该主张不予支持。两被告应按照出货单或欠条上的签名各自承担责任。关于欠款具体数额，首先原告提交出货单复印件应予剔除，涉及金额26253.9元；其次原告提交证据出货单没有签字或签字难以识别也应予以剔除，涉及金额28650.1元（3770元+24880.1元）；再次，关于2014年2月22日的欠款应否扣除，被告郭章涛主张2014年8月7日支付的货款5万元是支付2014年2月22日的欠款及2014年2月至5月的费用，原告主张是支付2014年7月至8月的货款，与2月22日的欠款无关。法院认为，首先，原告自认7月至8月货款已付清，而2月至5月货款未付清，与交易习惯不符；其二，原告主张货款付清后，出货单原件即交与被告，原告还当庭陈述：2014年7月21日到2014年8月7日之间的是把出货单原件拿走作为支付完成的凭证，之前付了款的有拿走出货单的，也有没有拿走的；其三，原告第一次庭审自认2月至5月已付货款70000元，而第二次庭审却自认2月至5月已付货款91189.00元，鉴于91189.00元数字如此精确，法院要求其提交记账详单，原告却未能提交，原告存在为了自己诉讼请求硬凑数额的嫌疑。“先付旧账，再付新账”是交易中通常做法，原告的主张不符合通常交易习惯，且在原告自认为与被告存在旧账情况下，却未在2014年8月7日的收条上标注“支付7月至8月货款”字样。其四，原告主张也与其在庭审中陈述“2014年7月21日到2014年8月7日之间的是把出货单原件拿走作为支付完成的凭证”相矛盾。综上，被告郭章涛主张成立，47000元应予扣除。综上所述，被告詹方军尚欠原告货款33575.9元（179668.9元-91189.00元-26253.9元-28650.1元-47000元=33575.9元）。被告郭章涛对此欠款不负偿还责任。至于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首先正如原告所称“双方并无约定还款期限”，其次，在无协议的情况下，原告自行主张“被告的付款是付新账”，即便逾期也是原告造成的；因此对原告的该项诉求不予支持。两被告抗辩提货即付款，货款已付清，没有任何证据予以佐证，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詹方军应予本判决生效后十日之内支付原告王宜敏货款33575.9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010元由被告詹方军承担746元，由原告承担2264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王宜敏在一审过程中提交了26份凭证的真实性。本院认定如下：詹方军、郭章涛一审庭审中质证对王宜敏提交的26份凭证中，两张王帅签字（即8、9号凭证，涉金额3195.4元）和三张无签名（即6、11号凭证，18号凭证中的729元，涉金额4538元）及复印件（即7、10、12号凭证，涉及金额18167元）不认可，对其他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为，王宜敏提交的26份凭证，詹方军、郭章涛不认可的上述（6、7、8、9、10、11、12号，18号凭证中的729元）凭证，确实存在问题，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他质证无异议的凭证，应予认可。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时对13号(两页)、14号凭证，以签名字迹与其他出货单“占方军”签名明显不同且过于潦草难以识别（涉及金额24880.1元）为由，不予认定有误。18号凭证中只有729元的一页凭证没有签字，詹方军、郭章涛一审庭审中质证时不认可，对18号凭证中4123.2元的一页凭证表示认可，一审法院对18号凭证的4852.5元全部不认定有误。王宜敏提交的26份凭证涉及金额179668.9元，减去王宜敏在一审过程中认可已还91189元及不能认定的凭证（179668.9-91189.00-3195.4-4538-18167-729），詹方军还欠王宜敏61850.5元。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是否已过诉讼时效？2、两被告詹方军、郭章涛间是否是合伙关系，是否应共同承担欠货款责任？3、出货单能否作为欠款凭证及欠款数额实际是多少？4、郭章涛2014年2月22日出具47000元欠条，该款是否已归还。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双方当事人2014年7月、8月仍存在加工合同关系，双方未约定还货款期限，王宜敏从未间断过向詹方军、郭章涛主张权利，在2016年春节前，通过派出所及村民到郭章涛家要求还款。故，詹方军、郭章涛关于已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詹方军、郭章涛间是否是合伙关系，是否应共同承担欠货款责任问题。王宜敏在法院一审、二审过程中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詹方军、郭章涛是合伙关系，詹方军、郭章涛也不予认可，对王宜敏该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出货单能否作为欠款凭证及欠款数额实际是多少问题。出货单上记载了货物的品种、数量、总价款，提货人詹方军签字确认，可以作为欠款凭证。欠款数额应该是61850.5元。因双方未约定还欠款时间，欠款利息应从王宜敏主张权利之日起（即2017年1月20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还清欠款之日止。关于郭章涛2014年2月22日47000元欠款是否归还问题。郭章涛主张归还了47000及2014年2月23日至5月29日的欠款3000元，共计50000元并提交了2014年8月7日王宜敏出具的50000元收条；王宜敏主张未归还47000元欠款，其出50000元收条是因发生了其他业务而支付的款项，本院认为，因该47000元的欠条是2014年2月22日之前发生的业务往来，与王宜敏提交的2014年2月23日之后发生业务的26份凭证涉及的179668.9元货款无关，故一审法院判决主文表述将47000元从179668.9元的货款中扣除有误，应予纠正。
综上所述，王宜敏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詹方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江西省庐山市人民法院（2017）赣0427民初51号民事判决;
二、詹方军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之内支付王宜敏货款61850.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17年1月20日起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还清欠款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010元，由王宜敏承担1636元，由詹方军承担137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78元，由王宜敏承担1759元，由詹方军承担1219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蒋凤英
审 判 员 叶常青
审 判 员 郑敏红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王 鑫
书 记 员 余 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