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陕06民终5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任忠青，男，1964年9月5日生，汉族。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明星，男，1953年10月6日出生，汉族。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苗育，男，1974年3月11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晓峰，陕西常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任忠青、周明星因与被上诉人苗育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2017）陕0602民初56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任忠青、周明星共同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一、撤销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2017)陕0602民初5668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所有诉讼请求；二、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以及其他费用。事实及理由：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作出的判决错误。案涉《借条》属于无效文件，该文件的出具系上诉人任忠青在被上诉人的欺骗下书写的借条，人民法院可以依法撤销；其次，被上诉人周明星的名字系被上诉人苗育威逼上诉人代为签写，并非周明星个人所为。所以，法院只可认定本案涉及的债务关系，不可认定上诉人任忠青的担保关系。上诉人周明星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直接合伙关系，虽然在协议当中签订的是周明星和苗育，但是协议的双方实际是上诉人周明星和苗保生。所以苗保生应当作为本案当事人出庭参与诉讼，既然本案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那么本案应当查明上诉人周明星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应当对合伙关系的存在与否进行审查。所以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上诉人周明星与被上诉人苗育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仅凭一份协议并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一审人民法院认定本案是合伙关系纠纷案件，但是判决适用的法律是《民法通则》和《担保法》，所以，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与其审查的事实是矛盾的。被上诉人苗育辩称：一、被上诉人苗育和上诉人周明星之间是合伙关系既有《合作协议》证明，又有周明星在法院的谈话笔录证明。2011年12月21日，上诉人周明星和被上诉人苗育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合作开发安塞县徐家沟村房地产项目，双方各占50%股份。协议签订后，苗育两次给任忠青账户上转入200万元（每次100万元），苗育又委托子长县易发科技有限公司的杜治强给任忠青转入共520万元，连同签协议前转给周明星的40万元，共转给周明星760万元。一审中，周明星和任忠青对转账的银行卡存款凭条和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收到款项的金额认可。本案在第一次审理中，法官周兵兵2017年2月20日在宝塔区法院与周明星的谈话笔录证明，周明星承认他和苗育是合伙关系，承认任忠青在周明星名下入了一个小股。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苗保生是苗育委托的负责人，发回重审后上诉人强说周明星和苗保生是合伙关系，无非是想将关系搅浑，从而达到其拒不退款的目的。二、任忠青书写的270万元的借条合法有效，一审判决被告周明星退还苗育270万元，任忠青承担连带责任完全正确。周明星和苗育的合伙事务未能实施，合伙终止，双方进行了清算，清算后还需退还苗育270万元，任忠青以周明星为借款人，任忠青为保人，给苗育出具270万元的借条一张。苗育将周明星和任忠青起诉到安塞县人民法院后，周明星又给苗育出具证明一份，证明清算后欠苗育270万元，该款都在任忠青的银行卡上，被任忠青使用了。任忠青写的借条和周明星出具的证明相互印证，共同证明了任忠青书写的270万元的证据是真实、合法、有效的。本案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合伙关系，一审判决适用的《民法通则》第三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五条正式关于合伙和合伙终止后如何处理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合伙终止后，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借条正式双方新的协议，该该借条，任忠青是保证人，因此，适用《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九条是完全正确的。被上诉人苗育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l、依法判令被告退还合伙终止后应退还原告的出资款270万元；2、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4月23日，原告委托其叔父苗保生给被告周明星账户（6228482920703324514）转账支付40万元。2011年12月21日，原告苗育与被告周明星签订《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合作开发安塞县徐家沟村房地产项目，双方各占50%的股份，总负责人为苗保生，周明星和苗育参与决策；周明星筹资已支付1000万元，苗育已筹资40万元，再筹资300万元用于办理手续费用。2012年2月9日，原告苗育按照被告周明星的要求给任忠青农行账户（6228482920462116317）转入100万元。2013年12月10日，原告又给任忠青上述账户转入100万元。2013年12月10日，原告委托子长县易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杜治强给任忠青建行账户（6217004220000147086）转入300万元，当月25日，原告再次委托杜治强给任忠青上述账户转入220万元，以上原告共给被告任忠青账户转入720万元，加上原告叔父苗保生于2011年4月23日转账支付周明星的40万元，原告共出资760万元。后因原告苗育与被告周明星合作的项目未能实施，被告周明星和任忠青共退还原告490万元，其中480万元为转账，10万元为现金。2014年，原告与被告周明星算账后，被告周明星应退还原告出资款270万元，未签订书面协议。后原告欲让原告经营的公司进行担保向银行贷款，原告提出让被告任忠青把欠其的投资款270万元写下欠条。2014年3月22日，被告任忠青以被告周明星为借款人，自己为保证人给原告出具270万元的借条一份。2016年6月6日，被告周明星给原告出具证明一份，证明内容为：“2011年12月21日，我和苗育签订了《合作协议》，准备合作开发安塞县徐家沟村房地产项目。2012年12月为给该项目前期筹款，我让苗育给我打款并将所筹款项打在任忠青账户上，苗育当时在杜治强处有工程款，苗育让杜治强给任忠青账户上打了（520万元），后来该项目未实施，2014年我们算了账，算账后我应给苗育（270万元），2014年3月22日任忠青就以我是借款人给苗育打了一张（270万元）的借条，任忠青是担保人，应退给苗育的（270万元）都是任忠青使用，没有给我，因此这270万元应该由任忠青打给苗育。”后原告向二被告索要未果，遂诉至本院。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原告申请，对被告周明星享有的对任忠青和案外人张和平、郝海魂的300万元到期债权进行了保全。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原告苗育与被告周明星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形成合伙关系。后双方因合伙事宜未能实施而终止。后被告任忠青以周明星为借款人，自己为保证人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周明星也出具证明一份，证明经过双方结算，尚欠原告合伙出资款270万元，故该借条及证明实际为原告与被告周明星合伙清算后形成的新的债权债务协议，被告任忠青自愿为该笔债务进行担保，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原告要求被告周明星退还出资款27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被告任忠青作为保证人，因没有约定保证方式，故应对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告称被告周明星和任忠青系合伙关系，二被告均不认可，且原告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其观点，故其认为二被告为合伙关系，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被告周明星称其与原告没有形成合伙关系，其与原告的叔父苗保生形成合伙关系，与事实不符，亦没有证据支持，故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周明星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退还原告苗育出资款270万元；二、被告任忠清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400元，保全费5000元，原告苗育已预交，实际由被告周明星负担，并于案件款兑现时一并支付给原告。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书证、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这些证据已经一审开庭质证、认证和二审审查，具有证明效力。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诉人任忠青、周明星主张借条是任忠青在苗育的欺骗下出具，借条上周明星的名字是被苗育威逼所写，但其并未提供证据支持其主张，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至于上诉人任忠青、周明星提出的其他上诉理由，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任忠青、周明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任忠青、周明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程晓元审 判 员  贺 洁代理审判员  但 勇二〇一八年五月七日书 记 员  南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