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10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铁二十四局集团上海电务电化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王家宅路40号。
法定代表人黄仲戒，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董美根，上海普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萧山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通惠北路31号。
法定代表人周宏，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祝伟伟，浙江汉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凯，男，1982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周关琪，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浙江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江城路692号。
法定代表人钱建忠，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李佳轩,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程学林，北京德和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铁二十四局集团上海电务电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电务电化公司）、杭州萧山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萧山华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沈凯、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浙江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工程公司）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5）杭萧民初字第40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11月30日沈凯与案外人郁纪良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合同约定沈凯向郁纪良租赁位于萧山区租用的集体所有土地），租期期限自2013年11月30日至2018年12月30日止，2013年11月30日至2014年1月1日止为免租期。每亩租金4500元，合同生效后一次性支付五年租金。如遇镇统一规划用地，沈凯无条件归还，因此产生经济损失双方协商决定。合同签订后，沈凯即在上述地块中种植高山杜鹃、高山松。2015年1月31日至2月2日，上述地块中因雨天泥浆侵入苗某基地，导致苗某被淹。
2015年2月2日上海电务电化公司杭黄铁路站前III标四分部与萧山华数公司签订《杭黄铁路III标段华数管线迁改施工协议》。协议约定，为确保杭黄铁路工程建设顺利进行，保证萧山华数公司架空光缆线路及附属设施运行安全，需要迁移萧山华数公司管辖范围内III标段范围华数架空光缆线路及附属设施，迁移工程由萧山华数公司施工。萧山华数公司管辖内的杭黄铁路里程DK35+125（萧山区临浦镇茅塘江种子基地、浦阳江特大桥54#桥墩）、DK38+519（萧山区戴村镇东风村103省道、浦阳江特大桥155#桥墩）施工时涉及到的产权归属于萧山华数公司的华数架空光缆线路及附属设施，待迁移完工后，杆路（或通信管道）及光缆产权归萧山华数公司所有，如果上海电务电化公司杭黄铁路站前III标四分部要求再次迁移，需承担另外迁移费用；开工日期为2015年2月3日，竣工日期2015年2月15日，雨天顺延等。该工程萧山华数公司实际于2015年1月31日进场施工。
2015年3月20日，中铁二十四局杭黄铁路站前III标四分部向戴村镇人民政府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2015年1月30日，中铁二十四局杭黄铁路站前III标四分部通信专业在03省道郁家山下村卫士集团以东100米左右进行专业管道施工。施工过程中的泥浆没有做到妥善处理，造成施工时的泥浆侵入苗某基地，加上当时3天连续下雨，扩大淹没面积。2月2日下午用水冲洗侵入泥浆，造成泥浆淹没基地苗某三天时间，导致基地苗某生长和成形，苗某根部发霉，发不处（出）新芽等。伤害面积高达300平方米，而且基地苗某均为稀用物种（有杜鹃、黄山紫薇等品种）。为确保杭黄铁路顺利进行，确保老百姓利益不受到损害，杭黄项目部一定妥善处理好苗某基地事宜”。
2015年12月25日原审法院组织四方当事人前往苗某基地现场进行勘查。在勘查过程中双方对苗某死亡的数目及部分死亡数目的情况进行现场确认。双方确认黄山松8株死亡，7株部分死亡；高山杜鹃35株死亡，1株部分死亡。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在事故红线范围内，一共11株苗某，即9株高山杜鹃和2株黄山松全部死亡。该院遂告知沈凯在2015年12月28日之前将红线范围内的苗某自行清理，上海电务电化公司、萧山华数公司、浙江工程公司可以在2015年12月29日起施工。2016年3月15日该院邀请浙江农林大学教授童再康到苗某基地对苗某系生苗或是熟苗进行察看，童再康教授认为高山杜鹃、黄山松系熟苗即移栽苗的可能性较大。2016年4月21日杭州众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报告书，其根据该院的要求分别对下山苗、移栽苗的价格出具了评估价格，其中高山杜鹃、黄山松下山苗的评估值为1604600元，高山杜鹃、黄山松移栽苗的评估值为2833500元。沈凯因鉴定支出鉴定费5715元。沈凯要求对苗某死亡与施工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该院委托进行鉴定，因没有符合要求的鉴定机构进行相关鉴定，故鉴定无法启动。沈凯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判令上海电务电化有限公司赔偿苗某款3896000元；2、上海电务电化公司、萧山华数公司、浙江工程公司连带赔偿直接损失3199112.5元、间接损失389760元、鉴定费5715元、专家勘察费1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沈凯主张上海电务电化公司在施工中的过错行为，致使泥浆涌入苗圃，导致苗某根部严重发霉死亡。该院在审理过程中，查明2015年2月2日海电务电化公司杭黄铁路站前III标四分部与萧山华数公司签订《杭黄铁路III标段华数管线迁改施工协议》，萧山华数公司为实际施工人，故依职权追加萧山华数公司为本案被告。萧山华数公司抗辩，在其施工前，另有施工单位即浙江工程公司在场地上施工，故该院追加浙江工程公司为被告。关于本案侵权责任的主体问题。根据上海电务电化公司杭黄铁路站前III标四分部与萧山华数公司签订的《杭黄铁路III标段华数管线迁改施工协议》，萧山华数公司为侵权行为发生时案涉苗某地的实际施工人属实。同时根据上海电务电化集团杭黄铁路站前III标四分部向戴村镇人民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工程发包人上海电务电化公司杭黄铁路站前III标四分部自认施工过程中造成了苗某受损，故该院认定萧山华数公司为侵权行为人。上海电务电化公司作为发包人，在沈凯尚未与拆迁部门订立拆迁补偿协议的情况下，与萧山华数公司订立合同，将III标段范围华数架空光缆线路及附属设施发包由萧山华数公司进行施工，致使萧山华数公司在施工过程中造成沈凯的苗某受损，故该院认定上海电务电化公司、萧山华数公司应对苗某造成的损害承担共同赔偿责任。现萧山华数公司主张，在其施工前，另有施工单位即浙江工程公司在场地上施工，应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现沈凯、上海电务电化公司、萧山华数公司均未能就上述事实进行举证，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该院对萧山华数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关于沈凯主张的损失，根据专家的意见、鉴定结论及鉴定人员出庭陈述，该院认定案涉苗某为移栽苗即熟苗，鉴定评估值为2833500元，对该部分损失予以支持。关于沈凯主张无法对榆树等苗某的造型进行管理，造成贬值的间接损失389760元的诉请，该院认为事故发生后，沈凯可以对苗某自行进行救治及管理，但其未积极采取措施，由此造成扩大部分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故对该部分诉请不予支持。沈凯主张的鉴定费5715元，予以支持。沈凯主张的专家勘察费1000元，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不予支持。上海电务电化公司、萧山华数公司、浙江工程公司认为沈凯明显存在在征迁地块中抢栽抢种的情形，缺乏相应依据，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八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判决：一、中铁二十四局集团上海电务电化有限公司、杭州萧山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沈凯财产损失2833500元、鉴定费5715元，合计2839215元；二、驳回沈凯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5565元，由中铁二十四局集团上海电务电化有限公司、杭州萧山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负担29514元，沈凯负担6051元。
宣判后，上海电务电化公司、萧山华数公司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出上诉。
上海电务电化公司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将283.35万元评估值直接确定为赔偿额存在错误。第一，将基准日前部分已经死亡或生育不良的苗某按正常苗某进行赔偿错误。因采用市场比较法和替代性原则，该评估值实际为基准日所有苗某为可交易的成活苗某的价值。但事实是，部分苗某在基准日前生长不良甚至死亡，已基本没有价值或远低于评估价。对苗某施工前的状况，各方均有所认可：1、对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所有照片（即证据4），一审法院认可真实性。其中能反映施工结束前（2014年7月-2015年2月2日）的照片均能证明，部分涉案苗某在施工前生长不良甚至死亡（部分黄山松曾被救治、部分黄山松叶子已枯死、部分高山杜鹃已无绿叶）。2、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也自认早在施工前半年即2014年6月17日前，即有一株黄山松和9株高山杜鹃生长不良。第二，将至今仍活着的“部分死亡”苗某全部计算在赔偿额中存在错误。一审法院于2012年12月25日组织的现场勘察笔录中，各方确认，黄山松8株死亡，7株部分死亡（指部分叶子枯死等）；高山杜鹃35株死亡，1株部分死亡。但一审判决将“部分死亡”苗某全部按死亡苗某计算在赔偿额中，导致部分死亡苗某被事实上认定为死亡苗某。此外，上诉人一审庭后提交的、拍摄于2016年9月18日的照片显示，现场勘查中的7株黄山松仍活着。第三，生苗熟苗评估单价差异大，一审法院全部按照熟苗进行计算与勘查笔录内容不符。一审判决以童再康教授现场察看认为高山杜鹃、黄山松系熟苗的可能性较大为由，认定全为熟苗。但在勘验笔录中，童再康教授只是认为“黄山松为熟苗的可能性大”、“高山杜鹃的话，长得茂盛的几株是熟苗的可能性大，因为生苗的话，如果生长之后锯断，不会长那么茂盛……这个其实也只是从种植的角度考虑可能性，并没有具体确定哪几株是生苗还是熟苗。”根据该内容，童再康只是讲到“几株”是熟苗，而非全部。一审的认定完全曲解了童再康的意思，且与事实不符。第三，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沈凯始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任由损失扩大，其应对扩大损失部分承担责任。根据常识，苗某死亡是个渐进的过程，施工和冲洗产生的泥浆浸淹苗某三天不会直接导致苗某立即死亡，如果及时合理救治，受损苗某存货的可能性极大。根据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照片，其对泥浆侵入苗某基地的事实和应对泥浆进行冲洗是明知的，但其没有采取任何抢救措施，没有尽到管理责任，存在过错。一审法院已经认定被上诉人沈凯存在该过错，但仅适用于间接损失，而没有适用与直接损失，显然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认定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错误。第一，一审依据《情况说明》直接认定施工行为与案涉苗某死亡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错误。《情况说明》的性质属于自认，但该自认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不应予以确认。根据常识，泥浆淹没苗某三天时间，不会导致苗某根部发霉，事发时是冬天，苗某处于休眠期，缺乏根部发霉和不能发出新芽的温度条件。案涉苗某基地四周高，中间低，高山杜鹃处于洼地，黄山松处于两侧高地，结合施工产生的泥浆量、施工期下小雨、事发后对泥浆进行冲洗、开挖沟渠等事实，泥浆也不可能淹没苗某三天。况且，从事发当时的照片来看，只有一半左右苗某基地上有泥浆，大量苗某并未碰到泥浆。案涉苗某基地只有150平米左右，远少于自认中的300平方，自认中涉及的紫薇并未处于基地内。正如童再康教授所言，从生长角度上，泥浆对苗某的生长影响不大。这与七八十年代在冬天将泥浆覆盖到麦苗上类似，反而起到保温作用。一审回避了施工前苗某本身生长发育不良、被上诉人管理不善、自然因素对苗某影响等造成苗某死亡的真正原因。第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发包人身份认定有误。上诉人与萧山华数公司签订的是《华数管线迁改施工协议》，而非顶管施工协议，顶管施工只是为了管线迁改而为。因此，产生泥浆的顶管施工并非合同标的。从协议的内容和订立目的来看，因管线和附属设施的所有权归萧山华数公司，其应上诉人要求实施管线迁改，这是其需配合国家重点工程有关。上诉人的身份与工程发包人不同，因为上诉人并未受领施工成果，相反施工成果均由萧山华数公司享有。故案涉管线迁改工程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不应承担侵权责任。三、一审未认定被上诉人沈凯存在抢栽抢种行为错误。被上诉人沈凯系当地村民，其居住地距事发地仅1.5公里左右。根据在案证据，事发前沈凯对苗某的管理极其有限，事发前的迁改谈判中，其又提出高额的补偿款要求。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沈凯知道或应当知道杭黄铁路要经过苗某基地而抢栽抢种。综上，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针对上海电务电化公司的上诉，萧山华数公司答辩称：一、上海电务电化公司否认《情况说明》中自认不能成立。在《情况说明》中，上海电务电化公司自认于2015年1月30日在案涉场地进行通信管道施工，而萧山华数公司也自认于2015年1月31日进场施工，且真正开始产生泥浆的顶管作业在2月1日。二、萧山华数公司在与上海电务电化公司签订协议后入场施工，所迁管线的产权单位并非只有萧山华数公司，还包括移动和电信的管线。萧山华数公司的施工行为系基于上海电务电化公司的委托。上海电务电化公司上诉认为其与萧山华数公司的施工行为无关的意见不能成立。除以上两点意见外，对上海电务电化公司的其他上诉意见均予以认可。
萧山华数公司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关于施工主体的认定错误。上海电务电化公司是一家专业的铁路信号通信设施施工企业，其不仅是作为萧山华数公司的发包人，同时其事发前也在现场进行施工。事实上，在2015年1月初浙江工程公司也在现场进行施工，在长达近一个月的时间内，产生了大量的泥浆沉积，也对苗某产生了破坏。为否认该事实，浙江工程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2015年12月1日至31日的监理日志，只要取得2015年1月1日至2月28日的监理日志，就可以明确其在此期间是否施工的事实。二、一审对于损失的认定错误。第一，杭州众诚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没有证明力。根据鉴定人员在接受质询时的陈述，其评估价格产生的依据是分别聘请了三组苗某专家分别进行评估后进行加权平均，该三组专家中有一组是萧山花卉协会的人员，该些人员不具有专家资质和评估资格，因此，该评估报告得出的结论不科学，不应采信。第二，一审法院将苗某全部认定为熟苗错误。童再康教授经现场勘察后也没有明确到底几株是生苗，几株是熟苗。特别是在2015年12月25日已经确认35株高山杜鹃已经死亡的情况下，童再康居然在2016年3月15日说长得茂盛的几株是熟苗，令人匪夷所思。第三，一审将全部苗某做死亡处理认定与一审法院组织的现场查勘的事实不符，也与上诉人于庭后次日到现场查勘并拍摄照片的情况不符。该部分其他意见与上海电务电化公司的上诉意见一致。三、一审关于苗某死亡与泥浆的淹没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依据不足。一审在无相应资质的鉴定机构受理鉴定的情况下，直接认定苗某死亡系因泥浆淹没所致，并认定系因萧山华数公司施工所致，难以让人信服。具体意见与上海电务电化公司的上诉意见一致。四、被上诉人沈凯存在重大过错。事发前后，其作为苗某的所有人，对案涉苗某属于疏于管理养护，2014年7月10日的照片即显示苗某生长情况不良，这是导致苗某死亡的根本原因。沈凯在知晓杭黄铁路走向后，为获得征地补偿，于2013年11月30日租赁案涉案涉地块抢栽抢种，主观恶意明显。五、萧山华数公司为配合国家重点工程进入案涉场地施工，未料到上海电务电化公司与沈凯之间既然就征迁补偿事宜尚未谈妥。综合现场多人施工、沈凯对苗某养护不周，且苗某基地没有排水渠道等情况，成因复杂且不明。事发后，整个事件处理过程中，萧山华数公司都不知情，直到一审起诉后才被追加为被告。萧山华数公司在案涉工程中的工程款为30万，一审既然判令承担近300万元的损失赔偿责任，显然不公。综上，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萧山华数公司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和费用，或者发回重审；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费用。
针对萧山华数公司的上诉，上海电务电化公司答辩称：顶管施工是萧山华数公司进行的，上海电务电化公司的业务范围是电务电化，不涉及管线的迁改。当时向戴村镇镇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与客观实际不符，仅是为了解决纠纷而作出了一个说法，该《情况说明》不能作为有效证据采信。上海电务电化公司和萧山华数公司之间协议约定施工费用，其中顶管施工涉及到移动和电信管道，但上海电务电化公司从未与移动和电信进行接触，应该是萧山华数公司与该两单位进行沟通并施工。上海电务电化公司支付的费用，其性质是对萧山华数公司的补偿款，包括萧山华数公司迁自己线路和迁电信、移动线路的补偿款，从这个角度而言，上海电务电化公司不可能是工程的发包方。其他同意萧山华数公司的上诉意见。
针对上海电务电化公司和萧山华数公司的上诉，被上诉人沈凯答辩称：一、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戴村镇政府依据职权处理辖区内杭黄铁路沿线的相关事务。镇政府尊重事实，在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4、5、6上予以盖章确认，一审法院对该些证据予以彩信是正确的。另，一审中，各方均同意评估机构邀请萧山区花卉协会以法院确定的基准日重新做出评估，该协会按照新的基准日再次评估，提出两点意见：一是三位专家经过2014年6月和2015年5月两次实地勘察，确定案涉苗某为移栽后成活的熟苗；二是黄山松和高山杜鹃的价格分别调整为2014年6月17日的92%和87%。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各方当事人均参与的2015年12月25日原审法院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确认了铁路红线之内9株高山杜鹃（包括2株半活）和2株黄山松全部死亡。杭州众诚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结论中多处强调评估目的是为了法院办理案件提供参考。一审法院既不考虑评估结论中的半活苗某因素，更不采信经过认证的萧山区花卉协会出具的函的意见，所判结果合理公允。二、上海电务电化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苗某生长不良，但也不能否认这是活苗，被泥浆浸淹致死，侵权人要承担全部责任。至今活的半活苗全部计算在内，法院已经一并考虑，全面权衡，全木苗某至今已经全部死亡。童再康教授认为“黄山松的熟苗可能性大”、“高山杜鹃长得茂盛的几株，是熟苗的可能性大”。而《苗某死亡鉴定意见》载明：“该苗圃在2014年6月17日黄山松15株生长正常，1株生长不良正在治疗中；高山杜鹃27株正常，9株生长不良”。根据该内容可以认定，绝大多数苗某都生长正常，所有苗某均为同时移植，不可能有生熟苗之分。童再康在2016年3月15日出具意见，当时苗某已经全部死亡。何云芳、孙利春两位专家早在2015年5月20日即做出鉴定意见，萧山区花卉协议的三位专家经2014年6月和2015年5月两次现场查勘，认定案涉苗某均为熟苗，且死于泥浆浸淹，证明力应高于童再康教授的意见。苗某死亡后不能复生，冲洗泥浆、恢复原状是上诉人的责任。被上诉人住在他乡，直至苗某被淹后三天才了解，当时苗某已经死亡。被上诉人没有过错，也不存在扩大损失。三、被上诉人租赁土地种植苗某，没有任何过错。杭黄铁路所赐改线，被上诉人作为普通百姓，不可能知晓线路会经过栽种基地。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杭黄铁路有限公司专题会议纪要》表明在2014年4月30日前种植的苗某均应合理补偿。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针对上海电务电化公司和萧山华数公司的上诉，浙江工程公司答辩称：浙江工程公司没有实施侵权行为，一审判决无需承担责任正确，应予维持。根据沈凯一审提交的证据，受损苗某所在位置为萧山华数公司的施工区域，不是浙江工程公司的尚未施工的区域。上海电务电化公司已经明确其分包方即萧山华数公司施工产生的泥浆对于苗某造成损害的事实经过，而且出具书面材料，因此涉案侵权行为及因果关系已经确定，萧山华数公司为侵权主体已经明确。在案涉侵权事件发生之前，浙江工程公司一直未开工施工已经长达一年之久，为此已提交相应的施工监理日志为证。萧山华数公司要求调取2015年1-2月的施工建立日志，该份材料事实上并不存在，显然无法调取。从监理日志清楚表明，浙江工程公司在案涉区域内开始施工的时间为12月31日，之前并没有任何施工行为，这也正是2015年12月25日在一审法院主持下各方当事人到现场进行现场勘察的原因。浙江工程公司的工期为此拖延一年之久，严重影响工期。萧山华数公司作为实际施工人，应当承担应付之责。
二审中，上海电务电化公司向本院提交2017年3月3日的现场照片，拟证明目前现场仅有黄山松6颗，剩余7颗不知去向，看不到的7颗黄山松就是勘验报告中讲到的成活的黄山松，进而可以证明沈凯对案涉苗某未尽到管理职责。
经质证，被上诉人沈凯对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无法证明是2017年3月3日拍摄的，该7颗树木是沈凯于2016年下半年移走的，本来是要去救的，但是后来也死了。萧山华数公司对该证据的三性都没有异议。浙江工程有限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鉴于沈凯认可系其自行移走7棵黄山松的事实，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其他当事人在二审举证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根据有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二审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上海电务电化公司和萧山华数公司之间签订的《华数管线迁改施工协议》、杭黄铁路站前Ⅲ标四分部向戴村镇政府出具的说明，以及萧山华数公司一审关于施工时间和过程的陈述，可以认定案涉浸淹苗某基地的泥浆系因萧山华数公司施工所引发。萧山华数公司主张浙江工程公司和其他管线单位也在现场施工，缺乏有效证据支持，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华数管线迁改施工协议》的内容，萧山华数公司的主要义务为完成管线迁改工作，上海电务电化公司为此支付相应施工费，双方间据此形成管线迁改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萧山华数公司在雨天施工过程中没有对泥浆进行有效管理，导致案涉侵权结果发生；上海电务电化公司作为工程发包人，在开始施工前没有对施工现场和周边环境进行有效处理，没有为萧山华数公司的施工行为提供安全的施工场地，也存在过错。原审法院据此判令上海电务电化公司和萧山华数公司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苗某损失和因果关系确定问题，本院认为，原审法院根据相关专家的观点和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结合现场查勘的具体情况，确定案涉苗某死亡与泥浆浸淹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并对相应损失予以认定，应属妥当，本院予以确认。两上诉人就苗某损失和因果关系问题提出的异议缺乏有效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鉴于一审现场查勘时所有苗某或已全部死亡，或已呈现即将死亡的状况，故沈凯在此后将相应苗某移走的行为对本案的处理不生影响。两上诉人主张案涉苗某死亡系因沈凯养护不当的意见没有证据支持，沈凯是否属于抢栽抢种一节与本案的处理无关，故本院均不予采纳。事故发生后，两上诉人作为直接侵权责任人，依法负有采取及时有效救助措施的义务，两单位采取的冲洗泥浆方式显然不足以有效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相较而言，作为苗某所有人和受害人的沈凯对此的责任更轻，过错更小，一审法院也已确定由沈凯自负部分责任。在此情况下，两上诉人要求沈凯对损失承担主要责任，先属严苛，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妥当，本院予以维持。两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均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514元，由中铁二十四局集团上海电务电化有限公司负担14757元，由杭州萧山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负担14757元。两上诉人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来本院办理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俞建明
审判员 余江中
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书记员 朱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