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09民终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田瑞云。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玉天，辽宁阜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洋。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亮，辽宁重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海慧。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岩，辽宁方策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田瑞云因与被上诉人杨洋、梁海慧债务转移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17）辽0902民初16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田瑞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玉天，被上诉人杨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亮，被上诉人梁海慧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田瑞云上诉请求：1.撤销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17）辽0902民初1680号民事判决，改判杨洋立即偿还上诉人借款38万元，保证人梁海慧承担连带偿还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首先，自2015年5月26日开始，上诉人通过银行卡转账方式分批次借给梁海慧周转资金，梁海慧对该事实认可。其次，2016年6月20日经上诉人与梁海慧对账，确认梁海慧累计拖欠上诉人借款38万元事实清晰，证据确凿。再次，过账收条系上诉人与梁海慧、杨洋协商签订，并无不当。
杨洋辩称：1、原审通过上诉人的两次立案审查，上诉人均没有提供详细的借款事实证据。本次上述事实也与前两次阐述不一致，存在矛盾。上诉人关于民间借贷证据不足。2、杨洋与梁海慧间的借贷，杨洋一直在偿还欠款至今。该笔38万元账务与我方无关。请求维持原判。
梁海慧辩称：1、同杨洋第一点答辩意见一致。2、上诉人说称与梁海慧间借款达到100多万元不属实。上诉人与梁海慧间的转让借款是很多笔形成的，但有的是10天就偿还完毕，有的是一个月偿还完毕。实际上诉人与梁海慧间的借款本金是38万元，因为利息最少达到1角，有时候比1角还高，且根据梁海慧给田瑞云的转账还款记录已经偿还631800元，按本息计算，这笔钱已经偿还且多还，我方保留追偿权利。3、38万元欠据不是根据对账形成的。
田瑞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杨洋偿还借款38万元，并由保证人被告梁海慧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二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梁海慧之间曾频繁的有经济往来，2015年3月26日至2016年2月25日期间曾发生100多笔，金额达100余万元。被告梁海慧于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间曾给原告及被告杨洋多次转款，其中给原告转款60多万。2016年6月20日，二被告签订过账收条一份，记明董桂贤46万元、李立36万元、田瑞云38万元、刘洋26万元，共计146万元，说明：梁海慧已过账给杨洋146万元。2016年6月20日，被告杨洋出具借据一份，记明现杨洋向田瑞云借人民币叁拾捌万元整，（小写）380000元整，并由被告杨洋在借款人处签字，由被告梁海慧在担保人处签字。但原告与被告杨洋在签订借据时并没有发生借款事实。签订过账收条及借据时原告与二被告均在场。在庭审中，原告自认前期并不认识被告杨洋，借款均是通过银行转账借给了被告梁海慧，后因被告梁海慧不能还款，才找到的被告杨洋，经过对账统计，对完账剩余是38万元，并由被告杨洋给出具的借据，被告梁海慧作为担保人签字，但其主张没有得到被告杨洋及被告梁海慧的认可。被告杨洋称其根本不认识原告，是被告梁海慧带原告等人找到的被告杨洋，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过账收条和借据，但其主张没有得到原告的认可。被告梁海慧称其是中间人只是给原告及被告杨洋联系的借款，但原告的借款均打到被告梁海慧的账户，并且欠款均由被告梁海慧偿还。另，原告虽称欠款38万元系双方对账后剩余的欠款，但其在当庭并没有提供双方对账的明细，仅提供了打款给被告梁海慧的事实及比数，并对如何对账产生剩余欠款一事也没有做出明确说明。2017年6月2日，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对李利的询问笔录中记明被告梁海慧从李利、刘阳、田瑞云、董桂贤借款共计146万元，并不是对账后剩余的欠款。原告与被告梁海慧之间对双方打款数额及欠款情况各持一词，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二被告之间对是否存在欠款一事及数额一事也各持一词。原告在（2017）辽0902民初694号起诉状中称2016年6月20日通过梁海慧认识杨洋，杨洋向原告借38万元并答应给二分利，原告当时借给杨洋38万元并出具欠条，由梁海慧担保。在本案中原告却称被告梁海慧经朋友介绍向原告借款，后期无法还款才找到被告杨洋协商，两次起诉事实部分存在矛盾之处。
一审法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属于实践性法律关系，因此债权人应当对借贷关系的订立和借款交付承担举证责任。而债务发生转移的前提基础是双方之间存在真实、明确且具体的债权债务关系。本案中被告杨洋虽然给原告出具了借据，但双方并没有发生真实的借贷关系，而是将原告与被告梁海慧之间产生的欠款转移给被告杨洋，但原告与被告梁海慧之间对是否还清欠款一事存在较大争议。同时，原告提供的证据也没有证明原告与被告梁海慧之间是如何对账后认定的欠款余额为38万元做出合理解释，且二被告之间对相互存在欠款及数额一事也存在较大争议，结合原告与被告梁海慧提供的银行明细单可以看出原告与被告梁海慧之间频繁的银行交易已经超出了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说明双方的借款行为明显存在证据瑕疵，仅凭原告出具的银行明细单无法直接认定原告与被告梁海慧之间存在剩余欠款38万元的事实，因此原告出具的被告杨洋书写的借据不具有债权凭证的证明效力。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杨洋承担偿还38万元欠款及被告梁海慧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八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田瑞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00元，由原告田瑞云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属实。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6年6月20日，杨洋、梁海慧签订《过账收条》一份，记明董桂贤46万元、李利36万元、田瑞云38万元、刘洋26万元，共计146万元，说明：梁海慧已过账给杨洋146万元。2016年6月20日，杨洋出具《借据》一份，记明现杨洋向田瑞云借人民币叁拾捌万元整，（小写）380000元整，并由杨洋在借款人处签字，由梁海慧在担保人处签字。
本院认为，本案实为债务转移引发的纠纷，案由应为债务转移合同纠纷，一审立案以民间借贷纠纷作为案由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为查清本案事实，本院于2018年3月15日依法对梁海慧、杨洋进行了询问。对于双方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及杨洋向梁海慧曾经借款的事实二人均予认可。梁海慧陈述杨洋向其借款三笔：分别为295万元、99万元、60万元，其中60万元是以乔宇的名义借的，实际用款人为杨洋。杨洋陈述295万元就是借款总额，梁海慧所述的99万元和60万元均包含在295万元中。对于《过账收条》中的146万元，梁海慧、杨洋均陈述包含在295万元中。
梁海慧、杨洋的上述陈述能够证明，《过账收条》形成后，梁海慧、杨洋对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核对过账目，二人均陈述《过账收条》中的146万元包含在295万元中。梁海慧、杨洋于2016年6月20日签订的《过账收条》是二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梁海慧、杨洋虽认为《过账收条》、《借据》是在威逼胁迫下出具，但没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对梁海慧、杨洋以威逼胁迫为由否认当时自己意思表示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依据《过账收条》的内容，杨洋为田瑞云出具的《借据》也应为真实。综上，《过账收条》、《借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
根据《过账收条》的内容，梁海慧将所欠的146万元债务过账给杨洋，即表示杨洋愿意承担梁海慧所欠田瑞云之债务，且在此基础上杨洋为田瑞云出具了《借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在本案中，杨洋表示愿意承担梁海慧所欠田瑞云之债务，田瑞云接受杨洋为其出具的《借据》，现又以杨洋为债务人提起诉讼，表明田瑞云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同意债务人由梁海慧变更为杨洋，因而杨洋出具《借据》的行为构成债务转移，即构成债务人的变更。由上可见，对于田瑞云诉讼主张的３8万元杨洋理应偿还。梁海慧为该笔债务担保，因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梁海慧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综上所述，田瑞云的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一款、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2017）辽0902民初1680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杨洋偿还上诉人田瑞云38万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
三、被上诉人梁海慧对上述款项负连带偿还责任；
四、被上诉人梁海慧履行还款义务后，可以向被上诉人杨洋追偿。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为14000元，由被上诉人杨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崔立春
审 判 员 常广俊
代理审判员 王 玥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刘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