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4民终12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振环，男，1947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景发，广东显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某1，男，2007年10月7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来宾市兴宾区，
法定代理人：罗某2（曾用名罗金锋），男，1977年5月27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来宾市兴宾区，系罗某1的父亲。
法定代理人：罗某3，女，1977年1月20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来宾市兴宾区，系罗某1的母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俊飞，广东德纳（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忍兰，广东德纳（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学芳，女，1940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美桃，女，1966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冬，广东广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振环因与被上诉人罗某1、周美桃、黄学芳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403民初27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周振环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罗某1、周美桃、黄学芳承担。事实与理由：三年多前周振环曾租赁过黄学芳、周美桃共有的涉案房屋作为经营时存放货物的仓库使用，但只租赁约一年时间，在其终止经营行为并将自有铺位出租给来自四川的一对夫妻起，就已经不再租赁黄学芳、周美桃共有的涉案房屋，双方不再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该对四川夫妻之所以租赁黄学芳的房子，是因为无房居住，通过周振环介绍向黄学芳租赁的，为省事就将铺位租金和房屋租金一齐交给周振环，再由周振环将房屋租金转交给黄学芳，无论是“四川夫妻”还是本案罗某1父母通过周振环将房屋租金交给黄学芳，周振环都是义务劳动，并没有从中获利。这一点罗某1父母在一审庭审时以及由其出具的“收款说明”中均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没有事实依据却认定周振环负有管理责任是错误的。第一，一审法院认为周振环向罗某1收取租金及水电费的事实认定错误。如上面基本事实所述，周振环只是出于好心，作为年逾古稀的老人深知同为老人的黄学芳与罗某1父母语言沟通上不方便，同时考虑到罗某1父母租赁自己铺位，出于助人为乐的心理，周振环在经双方同意后，代为将罗某1父母租赁黄学芳房屋的租金转交给黄学芳，既帮助了同村村民，也方便了自己铺位的租客，一举两得。并非一审法院认为的向罗某1父母收取涉案房屋的租金及水电费。因为两者完全不同：收租金及水电费是主动行为，代为转交是被动行为。因为周振环并没有获得黄学芳委托授权，所以周振环根本无权向罗某1父母收取涉案房屋的租金及水电费，周振环只是被动地将罗某1父母让他代为转交的租金及水电费交给黄学芳。退一步而言，即使周振环如一审法院认为的向罗某1父母收取涉案房屋的租金及水电费，因为并没有从中谋利，也只是帮工。而且帮工只限于代转交涉案房屋的租金及水电费，并不因此而产生管理涉案房屋的义务。根据法律规定，帮工者如果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亦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因帮工产生的责任应由被帮的人承担。
第二，一审法院认为“罗某1一家关于涉案房屋的维修事宜亦与周振环联系，即使如周振环所述未从中获利，周振环亦存在管理涉案房屋的事实，故本院认定，周振环为涉案房屋的管理人”。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罗某1父母曾支付过40元维修费，请周振环帮忙维修涉案房屋门前的车棚。周振环也帮忙进行维修了。虽然，如果是按市场价收费要二、三百元，同样是出于好心，居于助人为乐的心理，周振环没有计较，认真负责地完成了。但一审法院不能因此而认定周振环为涉案房屋的管理人。首先，周振环曾经维修的只是涉案房屋门前的车棚，并非涉案房屋。其次，即使“罗某1一家关于涉案房屋的维修事宜亦与周振环联系”，亦不能因此就认定周振环对涉案房屋有管理义务。如果按照此逻辑推理：被联系进行维修的人就是管理义务人，则所有维修工都成了所维修物业的管理义务人？这样的推理结果明显是荒唐的。本案对涉案房屋有管理义务的人只能是所有人和使用人。周振环既不是所有人，也不是使用人，更没有获得上述人员的授权或者存在合同义务，凭什么成为涉案房屋的管理人？
第三，因黄学芳与罗某1父母存在租赁关系，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出租人应在租赁期间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承担维修责任。而本次事故恰恰是因为涉案房屋年久失修所致，导致罗某1受伤的水泥块是出租房屋的组成部分，附着于门上用于防水、遮阳的飘台，而该飘台仅仅靠一排并不结实的红砖支撑，且因为外表抹灰而隐蔽，很难发现其存在的安全隐患，属于房屋主体结构性问题，非建造者或专业人员通过专业器械检测，一般人从外观上根本无法发现。所以，严格来说，涉案房屋因存在安全隐患并不具备出租条件。
综上所述，本案事实已非常清晰：黄学芳、周美桃是涉案房屋所有人，与罗某1父母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根据法律规定，有权利，也有义务对涉案房屋进行管理，以保证的租赁物能安全使用；故无论是基于合同责任还是侵权责任，作为涉案房屋所有人的黄学芳、周美桃均应承担赔偿责任。相反，做好事的周振环与本案各方当事人既没有合同关系，对涉案房屋没有管理义务，也没有侵权行为。法院应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周振环负有管理义务时，不应在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判决周振环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罗某1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周振环向罗某1一家收取租金和水电费，关于涉案房屋的维修事宜，罗某1一家也是与周振环联系，周振环为房屋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周美桃辩称，周美桃既不知道周振环租借了她的房屋，也不知道周振环又将房屋租给罗某1，以及罗某1要求周振环修理房屋之事。如果知道，周美桃不会同意的。周美桃自1981年就外出到湾仔打工，1989年结婚后随丈夫孔宪清到珠海市××大水××头一带居住，很早就离开了东澳村，现在居住在红旗镇××号兰亭春晓小区。周美桃的父亲在1994年6月去世。2010年，周美桃以继承的方式取得本案所涉房屋共有人的权利。因周美桃居住的比较远，工作比较忙，所以回家的次数不多。对本涉案房屋的事情并不了解。如果周美桃知道母亲黄学芳将房屋以80元的价格租给周振环，周振环又将房屋租给罗某1一家五口，而且三方没有签订任何合同，周美桃是不会同意的。每个月只收入80元，却要承担多项义务，而且没有任何合同作为约束，作为一个商人，完全不能接受。周振环租借周美桃的房屋时，没有通知房屋的所有人周美桃，且转租给罗某1时，也没有通知周美桃。但出现了人身损害要求赔偿时，却推卸自己的责任，要求毫不知情的周美桃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周振环租借涉案房屋这么多年，期间多次转租给其他人，无论是前面几个四川人还是罗某1一家五口，都是将租金直接交给周振环。缴纳房屋租金、水电费、维修房屋等事宜，均由周振环负责。租赁方完全有理由相信而且也一直认为周振环就是房屋的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周振环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
黄学芳辩称，黄学芳之所以将房屋以非常便宜的价格租借给周振环，是因为她没能力打理房屋，所以只是象征性地收点租金，让周振环负责日常的维护管理。周振环是涉案房屋的管理人。黄学芳今年78岁，身体健康状况不好，腿脚不便，她只有一个女儿周美桃，周美桃在1989年结婚后就随丈夫搬到湾仔居住，很少回来，黄学芳一个人住在另一个地方，该涉案房屋一直闲置。因房屋闲置太久会发霉，滋生白蚁，所以黄学芳在10年前以50元/月价格将房屋半租半借给周振环，至2017年才将租金增至80元，目的是希望房屋既不被闲置，周振环还能代为管理房屋。虽然双方没有签订周振环在上诉状所称的“委托协议及相应合同”，但对于一个78岁的农村妇女来说，根本不知道委托协议是什么东西，只是单纯地认为，周振环帮忙照理好房屋，随便收点钱意思下就行了。而且事发之前，周振环也一直管理得很好，经长期的行为，双方默认了该委托管理行为，所以黄学芳才能将房屋交给周振环这么久。
对于周振环认为自己是帮工行为，黄学芳不予认可。帮工行为一般是指帮工人无偿、自愿、短期为帮工人提供劳务并未为被帮工人明确拒绝而发生的社会关系。帮工具有合意性和无偿性。在庭审过程中，黄学芳了解到周振环在将房屋租给罗某1之前，还将房屋租给过几个四川人。对周振环先后将房屋租给四川人和罗某1之事，黄学芳并不知情，并不是周振环所说的义务帮工。黄学芳都不清楚周振环将房屋租给了罗某1，哪里来的经过黄学芳同意？而且，周振环的上述行为也不是无偿的。罗某1的起诉状中称“每月的租金120元由管理人周振环代收”。而周振环每月只给黄学芳80元，其中的差额40元被周振环占为己有了。所以周振环的行为既非无偿，也并非在黄学芳和罗某1的授意之下，从以前还有四川人居住的情景得知，其行为也不具有短期性。综上，周振环认为其属于帮工行为是错误的。
即使周振环不是管理人，也构成表见代理。无论罗某1一家五口入住涉案房屋之前还是之后，以及缴纳房租、水电费、维修房屋等事宜，都是在与周振环联系，从以上的这些行为来看完全有理由相信周振环就是房屋的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即使如周振环所称，他没有黄学芳的授权，没有代为管理房屋，但根据他的所作所为，罗某1有理由相信，周振环是房屋的管理人，周振环已经构成了表见代理，应当承担房屋管理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罗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周振环、周美桃、黄学芳连带向罗某1赔偿人身损害赔偿金共114075.15元（包括医疗费14000.35元、住院伙食费1400元、营养费3000元、护理费1400元、误工费1700元、交通费1000元、残疾赔偿金85074.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鉴定费1500元）。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罗某1一家5人于2017年5月起租住在珠海市××区××镇东澳村××号，并于2017年5月31日向周振环支付房租及水电费共149元。后周振环又向黄学芳支付房租及水电费共109元。罗某1一家入住后，曾要求周振环对房屋门口的车棚进行过维修。在本案庭审中，罗某1述称已向周振环支付维修费40元（包含在149元中）。周振环述称，其曾向黄学芳租赁过涉案房屋，后涉案房屋有了新的租客，其就向新租客代收房租后交予黄学芳。
另查明，珠海市××区××镇东澳村××号房屋登记在黄学芳、周美桃的名下，黄学芳、周美桃各占50%的份额。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争议焦点是：一、周振环、周美桃、黄学芳是否应对罗某1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二、罗某1的各项诉请应否支持。对此，一审法院评析如下：
一、周振环、周美桃、黄学芳是否应对罗某1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周振环向罗某1一家收取租金及水电费，罗某1一家关于涉案房屋的维修事宜亦与周振环联系。即使如周振环所述未从中获利，周振环亦存在管理涉案房屋的事实。故一审法院认定，周振环为涉案房屋的管理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五条“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的规定，周振环作为涉案房屋的管理人，黄学芳、周美桃作为涉案房屋的共同所有人，应对罗某1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周振环、周美桃、黄学芳所举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周振环、周美桃、黄学芳对涉案房屋已充分尽到了管理和维护的职责，故周振环、周美桃、黄学芳辩称对罗某1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另罗某1一家租赁涉案房屋，作为涉案房屋的实际使用人，对涉案房屋亦负有相应的管理、维护义务，故对罗某1的损失，一审法院酌定由罗某1自行承担20%。余下的80%赔偿责任部分由周振环承担50%的赔偿责任，由黄学芳、周美桃承担50%的连带赔偿责任。
二、罗某1的各项诉请应否支持。
（一）医疗费：经审查，罗某1从2017年6月19日至2017年7月3日在遵医五院住院14天。根据罗某1所提供的正式医疗费收费收据，罗某1花费医疗费共24000.35元，其中包括周振环垫付的医疗费5000元、黄学芳垫付的医疗费5000元。
（二）住院伙食补助费：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的规定，罗某1住院14天，其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100元/天计算为1400元（14天×100元/天）。
（三）营养费：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的规定，罗某1没有提供医嘱证明需加强营养，故对罗某1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四）护理费：罗某1主张罗某1住院期间由其父母护理，但未提供收入状况证明予以佐证。现罗某1主张护理费按100元/天计算，未超过斗门地区普通护工工资和同类案件的护理费标准，一审法院予以准许。罗某1所举证的遵医五院2017年7月3日的疾病证明书有医嘱“住院期间留陪1人”，故罗某1的护理天数为14天。综上，罗某1的护理费应为1400元（100元/天×14天）。
（五）误工费：罗某1主张误工费，实为罗某1父母在护理罗某1期间的误工损失。一审法院认为，罗某1住院期间由其父母护理，已向一审法院主张了护理费，故罗某1再次主张其父母的误工损失，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六）交通费：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的规定，罗某1虽未提供交通费发票，但罗某1治疗必然会产生交通费，根据罗某1的就医时间、地点、次数，一审法院酌定罗某1的交通费为280元。
（七）残疾赔偿金：经审查，2017年9月29日，罗某1自行委托广东科登法医物证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等级进行鉴定。2017年10月20日，广东科登法医物证司法鉴定所作出粤科登司鉴所[2017]临鉴字第27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罗某1因意外致头部损伤伴行开颅手术治疗，构成Х（十）级伤残。”。一审法院认为，周振环、周美桃、黄学芳虽对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有异议，但未向一审法院申请对罗某1的伤残等级进行重新鉴定，亦未提供证据予以推翻，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罗某1的伤残等级为一个十级。罗某1主张综合赔偿系数为10%，一审法院照准。
关于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及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处理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条“受害人的户口在农村，但发生交通事故时已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的，在计算赔偿数额时按城镇居民的标准对待。”的规定，罗某1虽为农村户口，但其生活来源主要来自于城镇，故罗某1的残疾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为85074.8元（42537.4元/年×20年×10%）。
（八）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的规定，罗某1因本次事故造成伤残，其精神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故周振环、周美桃、黄学芳应赔偿罗某1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罗某1的损害结果，结合当地的生活水平，罗某1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元，一审法院照准。
（九）伤残鉴定费：一审法院认为，罗某1提供了鉴定费发票予以佐证，故一审法院认定罗某1的伤残鉴定费为1500元。
综上所述，罗某1的各项损失有医疗费24000.3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400元、护理费1400元、交通费280元、残疾赔偿金85074.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伤残鉴定费1500元，合计118655.15元，由周振环按事故责任比例赔偿罗某147462.06元（118655.15元×80%×50%），由黄学芳、周美桃按事故责任比例连带赔偿罗某147462.06元。扣除周振环已支付罗某1的医疗费5000元、黄学芳已支付罗某1的医疗费5000元，周振环仍应赔偿罗某1损失42462.06元（47462.06元-5000元），黄学芳、周美桃仍应赔偿罗某1损失42462.06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周振环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罗某1损失共42462.06元；二、黄学芳、周美桃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罗某1损失共42462.06元；三、驳回罗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291元，由罗某1负担329元，周振环负担481元，黄学芳、周美桃负担481元。
二审经审理查明，2017年6月19日，罗某1一家租住的珠海市××区××镇东澳村××号房屋屋顶水泥脱落，砸中罗某1的头部致罗某1受伤。罗某1当天到遵义医学院附属（珠海）医院住院治疗，至2017年7月3日出院，出院诊断为开放性颅脑损伤、硬膜外血肿、右顶骨凹陷性骨折、肺挫伤。住院期间有陪护一名。2017年10月20日，经广东科登法医物证司法鉴定所鉴定，罗某1因意外致头部损失伴行开颅手术治疗，构成十级伤残。事后，周振环、黄学芳分别向罗某1支付5000元医疗费。
经审查，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焦点在于周振环是否涉案房屋的管理人的问题，如一审法院所述，罗某1一家租房是周振环联系的，而且周振环向罗某1一家收取租金及水电费，并对涉案房屋门口的车棚进行维修，上述事实可以认定周振环是涉案房屋管理人的盖然性较大，本院对此事实予以确定。至于周振环主张未从中获利的意见，周振环负责管理涉案房屋，没有获利也不是其不应承担责任的依据。综上，周振环的上诉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62元，由周振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伟民
审判员 李 灵
审判员 贺 心
二〇一八年六月六日
书记员 陈思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