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5民终44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昆山派诺森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周市镇萧林东路45号。
法定代表人：钟红滨，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金山，江苏熠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芳，江苏熠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昆山长江传动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城北昆山民营科技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郑冬，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艳丽，北京市惠诚（昆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祚晖，北京市惠诚（昆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硕贵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南奉公路1478号2号综合楼3047室。
法定代表人：毛履新，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昆山派诺森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派诺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昆山长江传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公司）、上海硕贵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硕贵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4）昆商初字第11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派诺森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长江公司的诉请；2、由长江公司、硕贵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事实和理由：一、硕贵公司与长江公司的合作关系终止日为2011年7月11日，此时硕贵公司已经超额支付了18336元；二、派诺森公司成立后与长江公司发生的业务，长江公司仍然根据以往的交易，默认将派诺森公司的交易信息记录在硕贵公司名下，没有分别记账，账目混同，导致长江公司处没有任何派诺森的购货记录。从派诺森公司提交的证据来看，其与长江公司发生的往来货款总额为675584元，派诺森公司付款金额为713134元，已经构成超额支付。
长江公司辩称，考虑到钟红滨的特殊身份关系，长江公司起诉时将硕贵公司与派诺森公司作为共同被告，一审法院认为硕贵公司、派诺森公司是不同的法律主体，因此，长江公司在本案中选择将派诺森公司作为审理主体，因此一审的判决实际是针对派诺森公司与长江公司之间的交易关系。对于该交易关系，从派诺森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其存在拖欠长江公司60450元货款的事实，因此，请求驳回派诺森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硕贵公司未发表答辩意见。
长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派诺森公司、硕贵公司支付长江公司货款人民币114064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11406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3年1月1日计算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派诺森公司、硕贵公司之间互相承担连带责任；2、派诺森公司、硕贵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0月至2011年6月期间，长江公司与硕贵公司之间有买卖业务往来，由长江公司向硕贵公司提供各种规格的直线导轨等元件产品，硕贵公司的业务人员系钟红滨。根据长江公司向硕贵公司开具的七张增值税发票载明的金额，长江公司向硕贵公司送货金额共计330154元。2011年6月至2013年4月23日，长江公司与派诺森公司之间有买卖业务往来，由长江公司向派诺森公司提供各种规格的直线导轨等元件产品。根据长江公司向派诺森公司开具的十七份增值税发票载明的金额，长江公司向派诺森公司送货金额共计675584元。其中最后一张增值税发票开具日期为2013年4月23日，金额为12294元。关于付款情况，派诺森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长江公司支付615134元，其中最后一笔转账时间为2013年4月26日，金额为12294元。派诺森公司一审另提供长江公司出具的收据两份，其中一份收据时间为2012年1月9日，金额78000元，付款人为硕贵公司，收款方式为银行承兑汇票两张（汇票号码213××××9515、92264164），对应的两张银行承兑汇票右上角均手写：“硕贵20**.1.9”；另一份收据时间为2011年11月22日，金额20000元，付款人为硕贵公司，收款方式为银行承兑汇票一张（汇票号码210××××5848），收据右上角手写“钟红滨”，对应的银行承兑汇票右上角手写：“11.22硕贵”。派诺森公司于2011年4月7日在工商部门注册设立登记，钟红滨系派诺森公司法定代表人。
一审庭审中，经一审法院询问，长江公司表示，2010年6月份开始，长江公司即与钟红滨之间发生业务往来，钟红滨当时没有注册公司，是挂靠硕贵公司与长江公司发生业务关系，并由硕贵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送货是根据钟红滨的指定送货，部分是寄给钟红滨或者由钟红滨自提。钟红滨注册成立派诺森公司后，长江公司仍然根据钟红滨的指示送货，并向派诺森公司开具发票。如果法院认定长江公司分别与派诺森公司、硕贵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长江公司选择由法院审理长江公司与派诺森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派诺森公司表示，此前钟红滨作为硕贵公司的采购员，与长江公司联系购货事宜，硕贵公司名下的业务对应的货款已经付清。派诺森公司成立之后，便以派诺森公司自己的名义与长江公司发生业务往来。长江公司出具的两张收据（对应三份银行承兑汇票）仍是硕贵公司，系长江公司自己管理混乱，做账不清，将派诺森公司、硕贵公司的付款混同。派诺森公司收到该两张收据后之所以未提出异议，是因为派诺森公司认为，硕贵公司的货款已经全部付清。
一审法院认为，2010年10月至2011年6月期间，长江公司与钟红滨联系发生买卖业务关系，向硕贵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并由硕贵公司支付货款。此后，2011年6月至2013年4月23日，长江公司与派诺森公司之间发生买卖业务往来，并由派诺森公司支付货款。故一审法院认定长江公司分别与派诺森公司、硕贵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但本案中不宜同时审理主体不同的两份买卖合同关系，经一审法院释明，长江公司选择由法院审理本案中长江公司与派诺森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关于长江公司与派诺森公司之间的业务总金额，现派诺森公司认可，根据长江公司与派诺森公司之间在2011年6月至2013年4月23日之间十七份增值税发票，双方买卖业务货款总额为675584元。而长江公司举证的其与派诺森公司之间的发票金额小于675584元。同时长江公司举证的送货单及邮寄凭证，从内容上看，仅有部分送货单载明客户为派诺森公司，从时间上看，客户为派诺森公司的最后一笔送货单时间为2013年4月22日，与2013年4月23日开具的金额为12294元发票相对应，长江公司举证的送货单及邮寄凭证无法证明其与派诺森公司之间的买卖业务货款总额超过675584元，故长江公司与派诺森公司往来货款总金额应认定为675584元。关于派诺森公司付款情况，派诺森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长江公司支付615134元，双方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定。长江公司认为以上转账付款，部分系派诺森公司为硕贵公司代付的货款，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派诺森公司提供的两份收据，即2012年1月9日收据一份（金额78000元，对应两张银行承兑汇票）、2011年11月22日收据一份（金额20000元，对应一张银行承兑汇票），该部分金额共计98000元，不应认定为派诺森公司向长江公司的付款，理由如下：第一、钟红滨原先作为硕贵公司业务人员与长江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此后又作为派诺森公司法定代表人与长江公司发生业务往来，钟红滨的身份存在特殊性。派诺森公司虽然持有长江公司出具的两份收据，但收据上载明的付款人均为硕贵公司，同时三张银行承兑汇票右上角亦注明“硕贵”，形式上应认定为硕贵公司的付款；第二、派诺森公司对两张收据上的付款人为硕贵公司的解释理由为：“系长江公司做账不清，将派诺森公司、硕贵公司的付款混同。派诺森公司收到该两张收据后之所以未提出异议，是因为硕贵公司的货款已经全部付清”。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派诺森公司答辩时称长江公司与硕贵公司之间的业务与其无关，但长江公司连续两次开具付款人为硕贵公司的收据，派诺森公司法定代表人钟红滨此前作为硕贵公司业务员与长江公司联系业务，完全知晓收据的内容正确与否，但派诺森公司未及时提出异议，现派诺森公司以其所持长江公司出具给硕贵公司的收据作为其支付货款的解释，与常理不符。第三，综合分析长江公司向派诺森公司开票及派诺森公司的付款情况，双方最后一次送货时间为2013年4月22日金额为12294元，最后一张增值税发票开具日期为2013年4月23日，金额为12294元，派诺森公司最后一笔转账付款时间为2013年4月26日，金额亦为12294元。若派诺森公司认为以上两张收据金额98000元系其对长江公司的预付款，根据其提供的账目明细，在2013年4月23日开票之后，派诺森公司反而多支付了货款25256元，无需再向长江公司支付货款。而实际派诺森公司又按发票金额12294元向长江公司转账付款，与派诺森公司所陈述的“98000元系其对长江公司的预付款”存在重大矛盾。综上，长江公司出具的两份收据共计98000元，不应认定为派诺森公司的付款。派诺森公司向长江公司付款金额应认定为615134元，仍结欠长江公司货款60450元（675584元-615134元）。关于长江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认为，长江公司主张的利息标准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符合法律规定。关于付款时间，双方未作约定，本院考虑长江公司与派诺森公司系滚动往来，一般在长江公司开票后，派诺森付款，故应从长江公司最后开具发票时间即2013年4月23日次日起算逾期付款期间利息，计算至派诺森公司实际支付之日。因长江公司分别与派诺森公司、硕贵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长江公司要求派诺森公司、硕贵公司之间相互承担连带付款责任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一、昆山派诺森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支付昆山长江传动科技有限公司货款60450元以及逾期付款期间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6045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3年4月24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昆山长江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680元、公告费690元、财产保全费1125元，合计4495元，由昆山长江传动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970元，由昆山派诺森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负担2525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派诺森公司为支持其上诉请求，二审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92264164号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一张，证明该汇票所有人为派诺森公司；证据2、05984472号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一张及退票理由书、背书，证明该汇票所有人为派诺森公司；证据3、合同书传真件五份，证明对方存在账目混同；证据4、情况说明书原件一份，是派诺森公司找硕贵公司开具的，证明硕贵公司与长江公司之间截至2011年7月11日已经款货两清，但长江公司在其后对三张汇票录入仍以上海硕贵为抬头，其自身存在财务混同。
长江公司对派诺森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一审时派诺森公司提供的证据与该证据相矛盾；对证据2不予认可，出票人和收款人与本案完全没有关系，时间也无法对应；对证据3的真实性需要与公司核对，即便真实，也仅为瑕疵，最终应以合同公章为准，付款依据也应以付款凭证为准，且长江公司财务记账正确；对证据4不予认可，硕贵公司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且硕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钟红滨存在亲属关系，其恶意串通损害长江公司利益。
长江公司二审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付款明细一份，证明长江公司与派诺森公司的交易总金额为675584元，即为开票金额，付款金额为615134元。长江公司与硕贵公司的交易总金额为651527元，其中有部分未开票，付款金额为597913元，包括银行账户外付款为171423元，公司账户及承兑汇票付款426490元，所以双方总付款金额为1213047元，总交易金额为1327111元，因此长江公司的起诉金额为114064元；证据2、硕贵公司的付款凭证，证明硕贵公司与长江公司的货款也并未结清，硕贵公司仍然结欠长江公司货款。
派诺森公司对长江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系对方单方制作。且结合一审庭审笔录，长江公司的开票金额与其现在所主张的送货金额存在差异。若对方提供的明细是真实的，也能说明对方将长江公司与硕贵公司的账目混同在硕贵公司名下；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2015年3月9日，“昆山长江滚动原件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昆山长江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派诺森公司是否结欠长江公司案涉货款？
本院认为，首先，对于长江公司一审提供的17张抬头显示为派诺森公司的增值税发票，派诺森公司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且双方一致确认了案涉交易总额即为上述发票所载明的总金额675584元，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往来货款总金额为675584元，该认定并无不当；其次，一审中对于派诺森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支付长江公司货款金额615134元，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无不当。至于派诺森公司认为其还通过三张承兑汇票向派诺森公司支付货款98000元，该主张不予采纳。理由是：从形式上，长江公司开具的涉及金额为50000元、28000元、20000元的三张承兑汇票收据的抬头均显示为硕贵公司，并非派诺森公司。从内容上，根据2011年11月22日的收据，结合双方交易总额及派诺森公司的付款情况来看，截至2011年11月22日，派诺森公司并不结欠长江公司货款，若其再支付20000元显然与常理不符。而根据2012年1月9日前双方交易总额及派诺森公司的付款情况来看，截至2012年1月9日，派诺森公司仅结欠长江公司货款10127元，若其再支付78000元，远超过双方当时交易金额，与双方间交易习惯不符。并且，结合派诺森公司之后的付款情况，若派诺森公司通过三张承兑汇票方式支付了98000元，已出现超额支付的情况下，其又于2013年4月26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长江公司支付货款12294元，派诺森公司对此亦未作出合理解释。因此，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上述三份承兑汇票系硕贵公司支付长江公司的款项，而非案涉款项，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派诺森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14元，由上诉人昆山派诺森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俞水娟
代理审判员 高小刚
代理审判员 陆 庆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夏玉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