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闽民终字第4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福建红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金勋，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卓智勇，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彭毅，福建远东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伯乐针织机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俊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俊德。
上诉人福建红旗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红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俊德、东莞市伯乐针织机械有限公司（下称伯乐公司）买卖合同�纷上诉一案，不服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漳民初字第2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红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卓智勇、彭毅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伯乐公司、张俊德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1年2月12日，红旗公司（甲方）与伯乐公司（乙方）签订《产品经销合同》。约定，甲方红旗公司授权乙方伯乐公司经销甲方“红旗马”牌针织机械系列产品。合同期内，乙方经销的红旗马各类针织机械的产品规格、数量、价格、交货期，均按乙方的订单、购销合同或乙方经销的客户与甲方签订的购销合同执行。对以往年度的往来账，乙方如欠甲方货款，应提出还款计划，经甲方确认后认真履行。合同有效期内，如遇甲方调整产品结算价格，则乙方库�的未销售产品经甲方盘点确认后按新结算价执行。违约责任和争议的解决办法：违约情况按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办理，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乙方法定代表人为本合同全部义务履行人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经销过程中乙方与第三人产生的法律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与甲方无关。经销期限：经销有效期从2011年02月12日至2012年02月11日止。合同还对销售额度及双方权利义务等内容进行了约定。
2011年，经销期限内，红旗公司（供方）与伯乐公司（需方）签订编号为20100927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供方销售规格型号为48”12GVID的“红旗马”手摇横机350台给需方，2月28日前交货200台，3月10日前全部交清，金额为人民币955500元。结算方式及期限，货到齐后30天内付95%款项，余额5%作为质保金押一年，到期付清。违约责任：按合同法。解决合同纠纷的方法：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依法向供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双方还就质量要求技术标准，供方对质量负责的期限，运输方式及达站和费用承担等内容进行了约定。
2011年8月31日，红旗公司向伯乐公司发出《往来账项询证函》，要求确认伯乐公司截止2011年8月31日欠红旗公司款项2197682.39元；2011年9月6日，在信息不符需要说明事项一栏里，伯乐公司盖章、法定代表人张俊德在经办人处签字。2012年2月24日，红旗公司向伯乐公司发出《往来账项询证函》，要求确认伯乐公司截止2011年12月31日欠红旗公司款项2197682.39元；2012年2月29日，在信息不符需要说明事项一栏里，伯乐公司盖章、法定代表人张俊德在经办人处签字。2012年6月22日，红旗公司向伯乐公司发出《询证函》，要求确认伯乐公司截止2012年5月31日欠红旗公司款项2197682.39元，2012年6月22日�在信息不符需要说明事项一栏里，伯乐公司盖章、法定代表人张俊德在经办人处签字，并注明“1、2005年4月9日退回缝盘机计6.21万元未扣除；2、现有16台织领机样机计38.96万元应退回公司；3、2004年2月18日湖南蒂怡纺织制品有限公司欠我方624139.30元，因公司接手该公司后续订单，造成该款至今无法收回；4、2004年6月20日东莞市泽盛纺织品有限公司经公司考核由我公司客户签订的订单合计216160元货款未收回。以上几点望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处理”。2012年6月22日，伯乐公司在《还款承诺函》载明截止2012年5月31尚欠2197682.39元，于2012年12月31日前归还人民币50000元，伯乐公司盖章、法定代表人张俊德签字确认，并在《还款承诺函》左下角写明“备注：扣除2012年6月22日询证函申诉部分，我将尽最大能力追讨客户欠款并及时全额归还公司，并尽己所能的尽快多的归还公司所欠货款。”
原审法院对如下争议问题作出认定。一、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如何认定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红旗公司与伯乐公司签订的《经销合同》以及依据《经销合同》所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均具备了经销、买卖合同的特征要件，尤其《工业品买卖合同》对买卖产品的规格、型号、单位、数量、金额、及交（提）货时间、违约责任等内容作了明确的约定，可以证实红旗公司与伯乐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该买卖合同关系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伯乐公司认为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未提供任何证据对双方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予以证明，该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伯乐公司成立于2006年3月28日，根据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伯乐公司营业执照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机读档案登记资料证实伯乐公司是�个独立的法人机构，法定代表人是张俊德。伯乐公司认为其为红旗公司在东莞的分支机构、张俊德与伯乐公司没有直接关系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
二、关于本案尚欠货款的数额及利息如何认定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红旗公司提供的三份《往来账项询证函》，第一份及第二份询证函，红旗公司分别要求伯乐公司确认其截止2011年8月31日、2011年12月31日欠款2197682.39元，伯乐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张俊德在“信息不符需要说明事项一栏”盖章、签字，说明不是对欠款信息无误的确认，该两份询证函无法确认双方的欠款数额；第三份2012年6月22日《询证函》，红旗公司要求伯乐公司确认截止2012年5月31日尚欠款项为2197682.39元，伯乐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张俊德仍在“信息不符需要说明事项一栏”盖章、签字，同时列出数据不符需要说明的事项为“1、2005年4月9日退回缝盘机�6.21万元未扣除；2、现有16台织领机样机计38.96万元应退回公司；3、2004年2月18日湖南蒂怡纺织制品有限公司欠我方624139.30元，因公司接手该公司后续订单，造成该款至今无法收回；4、2004年6月20日东莞市泽盛纺织品有限公司经公司考核由我公司客户签订的订单合计216160元货款未收回。以上几点望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处理”（上述四项款项共计1291999.3元）。伯乐公司未在表列数据证明无误一栏盖章、签字，本份询证函仍不能确认伯乐公司所欠货款数额。但上述三份询证函能证实红旗公司与伯乐公司之间就买卖货款进行对账征询的事实。2012年6月22日，伯乐公司出具《还款承诺函》，载明截止2012年5月31尚欠2197682.39元，承诺于2012年12月31日前归还人民币50000元，并在《还款承诺函》左下角写明“备注：扣除2012年6月22日询证函申诉部分，我将尽最大能力追讨客户欠款并及时全�归还公司，并尽己所能的尽快多的归还公司所欠货款。”伯乐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张俊德盖章、签字确认。该《还款承诺函》是伯乐公司确认欠款和承诺还款的真实意思表示。《还款承诺函》中的“备注”内容作为《还款承诺函》的一部分，与《还款承诺函》的其他内容是一个整体。综合《还款承诺函》的整体内容，伯乐公司自认无异议的欠款数额为2197682.39元扣除2012年6月22日询证函申诉部分内容的款项。对于伯乐公司在“备注”中注明扣除询证函申诉部分的款项，红旗公司并未提供任何不应扣除的证据加以佐证。从《还款承诺函》“备注”内容可以看出《还款承诺函》出具在《询证函》之后，扣除2012年6月22日《询证函》中申诉部分金额1291999.3元，伯乐公司应返还的欠款为905683.09元，即2197682.39-1291999.3=905683.09元。关于利息。《还款承诺函》明确承诺第一笔款项的支付时间为2012年12月31日前，伯乐公司未按时付款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因双方无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该违约金的计算方式，红旗公司请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合法有据，应予支持；利息应从第一笔款项支付期限届满之次日即2013年1月1日起计付；红旗公司主张利息从2011年9月1日起支付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三、关于尚欠货款还款责任应如何承担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红旗公司提供的证据1、2、6、8、9，经审查仅能证明张俊德个人或常平经营部与红旗公司存在产品购销经贸往来及账款核对，不足以证明伯乐公司与常平经营部及张俊德个人存在债权债务的转移或继承，也不足以证明伯乐公司与张俊德个人之间存在财产混同的事实，不予采纳。红旗公司主张伯乐公司、张俊德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双方签订�《产品经销合同》第七条明确约定“乙方法定代表人为本合同全部义务履行人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依据该《经销合同》所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由伯乐公司盖章、法定代表人张俊德签字确认，三份询证函以及《还款承诺函》也均由伯乐公司盖章、法定代表人张俊德签字确认，说明红旗公司的相对方为伯乐公司；且《还款承诺函》是由伯乐公司盖章、法定代表人张俊德签字出具的，是伯乐公司对双方买卖欠款的真实确认，应由伯乐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法定代表人张俊德依约应对伯乐公司欠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伯乐公司、张俊德主张张俊德对伯乐公司的债务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有据，予以支持；但张俊德应依约对伯乐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关于本案是否遗漏当事人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伯乐公司、张俊德提供的证据3经质证，红旗公司对真实性�异议；经审查认为该《协议书》仅是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采信；且钟凤如是否对伯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红旗公司也未提出诉讼请求。因此，伯乐公司、张俊德要求追加被告钟凤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本案无遗漏当事人。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为，红旗公司与伯乐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伯乐公司出具的《还款承诺函》由红旗公司提供，其内容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还款承诺函》所记载的内容可以确认伯乐公司应返还的欠款为905683.09元，红旗公司主张欠款为2197682.39元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伯乐公司未按承诺时间返还欠款，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红旗公司请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的利息应从承诺返还的第一笔款项支付期限届满之次日即2013年1月1日起计付；红旗公司主张利息从2011年9月1日起支付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红旗公司主张伯乐公司财产与张俊德个人财产存在混同、伯乐公司与张俊德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伯乐公司主张其为红旗公司在东莞的分支机构、张俊德与伯乐公司没有直接关系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张俊德是伯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依照合同约定应对伯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伯乐公司主张追加被告钟凤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判决：一、伯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红旗公司货款人民币905683.09元，并自2013年1月1日起至判决确认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二、张俊德对上述第一项伯乐公司应支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张俊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伯乐公司追偿；四、驳回红旗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5668元，由红旗公司负担人民币15168元，由伯乐公司负担10500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红旗公司负担人民币3000元，由伯乐公司负担2000元；鉴定费人民币27000元，由伯乐公司、张俊德共同负担。
原审宣判后，红旗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一、撤销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漳民初字第229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二、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货款人民币2197682.39元。事实与理由：一、关于原审法院对《询证函》的认定。第一、被上诉人三次在《询证函》上盖章、签字，第一份、第二份在“信息不符需说明事项一栏“盖章、签字，但没有提出任何事实和理由，仅仅2012年6月22日在第三份《询证函》上作了“望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处理”的几点说明，被上诉人对该几点说明均是其单方面的行为且没有任何证据，目的是通过制造问题达到不归还债务的目的。况且从“望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处理”的内容看，除了所谓应退回公司16台织领机样机外，其他的均发生在2004年、2005年间，伯乐公司则成立于2007年，当时的买卖关系发生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俊德之间，双方分别于2004年6月23日、2005年7月28日、2006年9月15日多次进行往来账核对，被上诉人张俊德均未提出任何异议，2009年8月25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张俊德签订还款协议书，确认了被上诉人张俊德欠上诉人2941026.25元，显然，在2009年以前，被上诉人张俊德对已发生的债务没有任何异议，如果按照一审判决书第14页的认定，认为不能证明“伯乐公司与常平经营部及张俊德个人存在债权债务的转移或继承，也不足以证明伯乐公司与张俊德个人之间存在财产混同的事实。”那么2004年、2005年的债务均为张俊德个人债务，应当不能在伯乐公司后面确认的债务中扣除；第二、退一步说，即使将该债务归属于伯乐公司和张俊德，其之后对形成于2004年、2005年已结算确认的债务提出异议也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第三、“望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并非是否定债务的意思表示，应是对债务无异议的情形下协商减免债务的请求，但不因此而应当予以直接扣除；第四、《还款承诺函》系伯乐公司和张俊德单方面出具的，该函首先直接以手工填写的方式明确了截止2012年5月31日尚欠红旗公司货款2197682.39元，显然伯乐公司和张俊德对所欠红旗公司债务是明确肯定的，其在备注中关于扣除申诉部分款项系单方面的主观想法，在没有其他任何事实印证的情况下直接按债务人自述扣除债务明显违背法律；第五、是否应当扣除伯乐公司和张俊德提出的“望公司�据实际情况处理”的四笔款项，举证责任应当在债务人伯乐公司和张俊德公司，而非债权人红旗公司。显然，在没有明显证据、事实支持的情况下，按照一审的判决逻辑，只要债务人自认为应当扣除自认为有争议的债务，法院就予以支持，那么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必将受到损害，一审的判决逻辑是荒唐的。二、伯乐公司和张俊德在一审期间，明知印章和签字是真实的，但仍然直接否定印章和签字的真实性，具有恶意逃避债务的目的，并且诉讼期间，向法院提供虚假的双方协议书（红旗公司从未在所谓的协议上盖章），红旗公司立即提出伯乐公司和张俊德公司私自刻印红旗公司公章已涉嫌犯罪，被上诉人伯乐公司和张俊德的行为反映了其没有商业诚信和恶意逃债的主观故意。
被上诉人伯乐公司、张俊德未到庭参加诉讼，共同发表书面答辩意见称：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请求完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认为其与红旗马经营部和伯乐公司发生交易的总计拖欠货款为2197682.39元。但是由于红旗马经营部和伯乐公司系在不同时间成立的不同性质的而且是分别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因此上诉人要求伯乐公司为红旗马经营部偿还债务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的。更何况上诉人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红旗马经营部拖欠其货款以及红旗马经营部拖欠货款金额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二、伯乐公司成立于2006年3月28日，而根据落款时间为2012年6月22日的询证函显示，上诉人诉请的1291999.30元的债务形成于伯乐公司成立之前，因此伯乐公司依法不需要承担该公司成立之前的债务，张俊德作为伯乐公司债务的担保人也无需承担伯乐公司不需要承担的债务。三、所谓2197682.39元债务完全是上诉人单方面的认为，并没有�到张俊德的认可，因此张俊德对于上诉人单方认为的欠款金额进行了必要的注明以及辩解，澄清了不应当负担的不实债务。
关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各方当事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在本院审理期间，本案各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本案尚欠货款金额是多少。对此本院查明、分析、认定如下：
本院认为，伯乐公司及张俊德于2012年6月22日向红旗公司出具的《还款承诺函》载明：“我司截止2012年5月31日尚欠贵司货款2197682.39元，我司承诺于年月前分批分次还清该笔欠款。”上述表述是伯乐公司就所欠的货款对红旗公司的确认，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2012年6月22日伯乐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张俊德在该《还款承诺函》上的备注以及《询证函》上的说明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首先，按《产品购销合同》的约定，伯乐公司与第三方产生的法律责任与红旗公司无关。其次，�乐公司和张俊德在2012年6月22日《询证函》上“信息不符需加说明事项（详细附后）”一栏中载明：“以上几点望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并未明确主张对说明事项予以否认，而只是对减免债务提出协商申请，但未得到对方确认。
综上，本院认为，讼争《产品购销合同》及《工业品买卖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红旗公司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伯乐公司向红旗公司出具的《还款承诺函》中对尚欠货款2197682.39元作了确认。伯乐公司应当按合同约定返还货款。伯乐公司逾期支付货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上诉人红旗公司的上诉请求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原审判决采信证据不当，应予纠正。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漳民初字第229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
二、撤销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漳民初字第229号民事判决第四项；
三、变更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漳民初字第22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东莞市伯乐针织机械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福建红旗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197682.39元，并自2013年1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认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5168元，由东莞市伯乐针织机械有限公司、张俊德共同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按原判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炳荣
审判员 陈恩强
审判员 林 毅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七日
书记员 严 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