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11民终442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李福丁，男，1951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上诉人（一审被告）：陶三菊，女，1956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炳军，浙江丽阳（缙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梅土洪，男，1964年4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缙云县，现住浙江省缙云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黄耀芬，女，1964年1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缙云县，现住浙江省缙云县。
两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炳洪，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李官潮，男，1939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一审被告：李子强，男，1963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一审被告：麻明英，女，1946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一审被告：梅旺秋，男，1959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一审被告：李月梅，女，1961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一审被告：吴春仙，女，1944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一审被告：吕东生，男，1965年10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缙云县，现住浙江省缙云县。
一审被告：郑会丽，女，1969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一审被告：麻永兰，女，1959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一审被告：胡志永，男，1968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一审被告：李雄英，女，1969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一审被告：李桃，男，1957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一审被告：陶爱然，男，1964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一审被告：张小萍，女，1965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一审被告：陈理汉，男，1964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一审被告：曹伟秋，女，1968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一审被告：樊伟钢，男，1962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一审被告：麻美娥，女，1953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一审被告：丁耀谷，男，1954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一审被告：陶俐萍，女，1956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一审被告：陈水源，男，1959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一审被告：郑展茹，女，1964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缙云县。
上诉人李福丁、陶三菊因与被上诉人梅土洪、黄耀芬、一审被告李官潮、李子强、麻明英、梅旺秋、李月梅、吴春仙、吕东生、郑会丽、麻永兰、胡志永、李雄英、李桃、陶爱然、张小萍、陈理汉、曹伟秋、樊伟钢、麻美娥、丁耀谷、陶俐萍、陈水源、郑展茹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法院（2018）浙1122民初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福丁、陶三菊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在审判程序上严重违法。（一）两被上诉人曾以两上诉人为被告、其他22位共有人为第三人于2017年4月1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位于缙云县综合用房的房地产所有权属于一审原告，并判令两一审被告协助将该房地产过户至一审原告名下。”一审法院于同年4月19日以所有权确认纠纷予以立案受理。2017年5月25日，一审法院开庭审理该案，在开庭当天，两被上诉人又当庭提出变更诉讼请求，将诉讼请求变更为“判决确认一审原告与两一审被告及第三人之间就位于缙云县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有效，并判令两一审被告协助将位于缙云县房地产办理过户至一审原告名下。”为此，两上诉人明确主张该案是所有权确认纠纷，两被上诉人变更诉讼请求后，属于买卖合同纠纷。可是一审法院继续审理该案。开庭后，直到2018年1月2日，两上诉人才收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浙1122民初1825号民事裁定书，才得知两被上诉人于2017年12月29日申请撤诉。可是，在当天，两上诉人又收到了两被上诉人第二次起诉的起诉状，并将原22位第三人均列为共同一审被告，同时还收到了一审法院的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应诉、举证通知书等相关材料。经查实，两被上诉人早在2017年12月29日就已经将第二次起诉的起诉状提交一审法院。因为一审法院对于2018年的新案件是从2018年1月2日开始立案。在立案前，就已经累积了大量的起诉状。因此，两上诉人认为，在一审法院没有作出准予撤诉的裁定以及一审法院的撤诉裁定书尚未送达两上诉人的前提下，两被上诉人就再次起诉，明显属于重复起诉，违背了一事不得重复起诉的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47条的规定，“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对于本案，因一审法院已经受理，因而一审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可是，一审法院却无视最高院的司法解释规定，竟然认定“本案系一审原告撤诉后再次起诉，符合法定受理条件。”这是明显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属于程序违法。（二）本案的立案时间是在2018年1月2日，但是，两上诉人也是在2018年1月2日签收一审法院作出的撤诉裁定书，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期间开始的时和日，不计算在期间内。民事诉讼的期间从次日起算。两上诉人在2018年1月2日签收撤诉裁定书，虽然法律规定裁定书从签收之日开始生效，但是被上诉人也必须在1月3日才能再次提起诉讼。因此，法院在1月2日就对本案予以立案受理，是严重错误、违反法定程序的。（三）退一步说，假设一审法院在2018年1月2日对本案予以立案受理是合法的，那么在1月2日就决定在1月18日开庭，并向两上诉人送达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应诉、举证通知书等材料，也是明显不合理、不合法的。在2018年1月2日下午，上诉人李福丁接到房屋共有人的通知，称下午3点钟在召开原房屋共有人会议，上诉人到场后，果然发现大部分共有人在场包括被上诉人梅土洪在内。不久一审法院经办法官带着书记员也到了会议室。当时，一审法院经办法官要求上诉人李福丁回避，上诉人李福丁当即提出反对，不同意回避。结果，一审法院经办法官在会议室当场要求到场的部分共有人（即部分一审被告）签收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通知书等。这时，上诉人才得知，一审法院经办法官与被上诉人事先串通后，由被上诉人梅土洪通知除两上诉人外的各位一审被告前去签收上述材料，一审法官明显与被上诉人及其他一审被告是一方。由于本案除两上诉人外还有22位一审被告，有的一审被告出门在外不在家，有的一审被告住在乡下，按照常理，就是邮寄通知，也不可能在1月3日内收到起诉状。因此，对于本案，上诉人有理由确信不可能所有一审被告均在1月3日收到民事诉状及应诉通知书和开庭传票。本案从立案日期，送达开庭传票、组成合议庭人员，到开庭日期，且总计有24位一审被告的情况下，在开庭当天就作出判决，不公正、不公平。因此，对于本案，一审法院在审判程序上是违法的。二、一审判决在证据采信方面存在错误。（一）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股东会决议予以认定，是错误的。1、上诉人李福丁与被上诉人梅土洪等14人本身就不是股东，而是该房屋的共有人之一。既然不存在股东，那么也不存在股东会决议。2、虽然这份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上有确定将缙云商城进行转让，并确定作价520万元整体转让，但是，这份决议的内容是违法的、不真实的。因为，该房屋原先是属于15户共有，不是14户。而这份股东会决议只有14人签字，其中2人还是代签。在2017年1月份，在对缙云商城办理不动产权证时，又办理了26本证，说明缙云商城属于26人共有。且早在2000年10月初，缙云商城的二楼已经有25个摊位出卖给朱龙善等人。当时在出卖二楼摊位时，把缙云商城二楼划分为31个摊位，结果只出卖25个摊位，而二楼总共只有618.95平方米房屋，因此，二楼商城早在2000年已经有499.15平方米（按31个摊位平均计算）面积被出卖。2016年10月30日作出的所谓股东会决议，只有12人参加，不可以决定把包含已经出卖的25个摊位在内及其他14个人的份额的房屋以520万的价格转让。一审法院不顾事实和法律认定该买卖行为成立并生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3、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供的承诺书予以认定，是错误的。这份承诺书是被上诉人梅土洪自己所写，又由被上诉人的代理人提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在一审法院开庭时，一审被告李官潮并没有提出有关承诺书的答辩意见。因而当时也没有提供承诺书，这份承诺书是在一审法院经办法官的要求下，李官潮才在事后叫人送过来提交一审法院。而事实上，两被上诉人与一审被告李官潮是同伙，利益相同。因此，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提供的由其自己所写的承诺书予以认定并采信是完全错误的。4、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供的《拍卖成交确认书》予以认定，是错误的。因为这份《拍卖成交确认书》中对于买受人的牌号、成交价没有写明，且拍卖人（签发人）、监拍人都没有签字，因而这份《拍卖成交确认书》在形式上、内容上均不符合规定，不能作为有效证据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42条的规定，拍卖人应当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拍卖合同。在本案中，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委托拍卖合同，拍卖程序不合法。根据《拍卖法》第30条的规定，委托人不得参与竞买，也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而被上诉人梅土洪是委托人，竟然违反《拍卖法》的规定，参与竞买，并竞买成功。这样的拍卖完全是违法的，不能成立的。因此，这份《拍卖成交确认书》是违法、无效的，不应予以采信。5、一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提供的《拍卖款收款说明》予以认定，是错误的。因为，这份《拍卖款收款说明》是缙云县两岸人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所作的一份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15条的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这份《拍卖款收款说明》缺乏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不符合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不能作为有效证据采信。另外，既然被上诉人已经提交了拍卖款，而缙云县两岸人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也已经收到481万元拍卖款，那么，被上诉人应当提供相关的转账凭证，没有提供转账凭证，不能证明款项已经交付。因此，这份《拍卖款收款说明》，不能予以认定并采信。6、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提供的摊位清单中的出让面积为188.96平方米，是错误的。因为，摊位清单中的面积是指摊位内的面积，而实际出卖的面积是包括室内路道的。如果当时31个摊位全部出卖，就应认定商城整个二楼都已出卖，因此，商城二楼25个摊位出卖的面积应按比例计算为575平方米。三、一审判决对事实的认定也有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2016年10月30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将涉案房屋作价520万元整体转让，并经拍卖成交，进而认定涉案房屋买卖行为成立并生效，是错误的。上诉人在前面已经明确说明，股东会决议本身不能成立，根本不能称之为买卖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买卖合同必须有买受人，而这份股东会决议根本没有买受人，就是说没有对方，这样的股东会决议根本不是买卖合同。另外，关于拍卖一事，由于拍卖不合法，这样的拍卖根本就不能成立。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买卖行为成立并生效是完全错误的。2、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李福丁同意买卖案涉房屋为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上诉人李福丁处分行为效力及于上诉人陶三菊，故对于上诉人陶三菊以未签字同意买卖房屋，该买卖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而无效的辩解不予采纳，是错误的。虽然上诉人李福丁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同意转让，但这份股东会决议是无效的。当时，上诉人李福丁及被上诉人等人并没有确定将该房屋转让给谁，这样的决议根本不是买卖行为。退一步说，假如上诉人李福丁同意买卖房屋就视为上诉人陶三菊也同意，那么在2017年办理不动产权证时，为何要给上诉人陶三菊也要办理不动产权证呢？既然给上诉人陶三菊办理了不动产权证，那么要买上诉人陶三菊的房屋，就必须经过上诉人陶三菊的同意。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李福丁同意买卖案涉房屋为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上诉人李福丁处分行为效力及于上诉人陶三菊，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3、一审判决认定以前已将涉案房屋部分转让案外人，且两被上诉人现认可本次买卖范围不包括先前转让的部分。对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认定是前后矛盾，且违背事实的。因为，股东会决议转让的房屋就是整个缙云商城的房屋，明确具体面积以土地证、房产证为准。而房产证登记的建筑面积就是1978.56平方米（这里面就包括25个摊位的面积），假如不包括25个摊位，那么股东会决议本身就是错误的。拍卖公司在2017年1月25日刊登在缙云报上的拍卖公告上也明确写明拍卖房屋证载面积为1978.65平方米，因而当时也是以1978.65平方米的房屋进行拍卖。因而拍卖的房屋面积事实上就包含了25个摊位的面积。一审法院一方面确认股东会决议和拍卖会的拍卖行为均成立有效，另一方面又确认被上诉人提出的涉案房屋买卖范围不包括25个摊位，自相矛盾。四、一审判决在适用法律方面也存在错误。由于一审判决在证据采信方面存在错误，且在认定事实上有错误，导致在适用法律方面也存在错误。对于本案，上诉人认为，应当根据《物权法》第6条、第9条、第14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因而，对于房屋的转让，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办理登记。因被上诉人的房屋买卖，未经登记，因而未生效。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第（四）项的规定，共有房地产，未经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的，不得转让。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在证据采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方面均有错误，且审判程序严重违法，从而作出了完全不顾事实和法律的错误判决，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梅土洪、黄耀芬辩称，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认定事实和证据正确、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一、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1．变更诉讼请求是一审原告的诉讼权利。《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最高法院证据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因此，本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一审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完全属于合法行使民事诉讼的权利，诉讼请求的变更可以在开庭前、开庭时和开庭中法庭辨认结束前进行，而且，上诉人也当庭表示对一审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不需要另行给予答辩期和举证期。2．被上诉人一审中撤诉后又起诉，不属于重复起诉，法院在准予撤诉的裁定下达后对一审原告重新起诉的案件予以立案完全合法。撤诉是一审原告提出的，一审原告向法院递交撤诉申请后向法院递交新的起诉状是一审原告的权利，不属于重复起诉，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47条规定，法院则是在准予撤诉的裁定下达后对一审原告的起诉予以立案，该立案行为合法。3．法院送达程序合法。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与一审法官事先串通向其他一审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等诉讼材料。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这一说法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在民事诉讼中，原告配合法院送达是原告的义务，配合送达的行为通常包括提供确切的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陪同法官送达等。本案由于当事人人数众多，且基本属于被上诉人同村或被上诉人熟悉的人，法院事先要求一审原告尽可能召集其他当事人，便于法院送达完全合理合法。4．一审法院当庭判决程序合法。民事案件可以当庭判决，也可以庭后另行通知判决。而对于经审理认为事实清楚的案件，法院应尽可能当庭判决。本案因前一个案件已经经过了详细的审理，且本案的事实和证据与前一个案件基本一致，法院通过审理认为事实清楚，完全应该当庭判决。二、一审判决的证据采信合法、正确。1．股东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案涉房屋有其历史延续特性，开始便是以股东共有的方式存在，一直来对房屋权利的行使都采用股东会决议的方式，实际为共有人决议，且作为股东的配偶对房屋权利的行使均是同意并接受的，本案作为股东的上诉人李福丁的配偶陶三菊也均认可，在庭审中也当庭表示对以前李福丁的行为均是认可的。因此，以股东会决议的名义作出对房屋买卖的决议本身是合法和有效的。股东会决议上两个股东的签名虽为代签，但代签时已经征得其本人同意，且在之后办理产权过户登记的委托书中其本人也已签名，事实证明被代签人同意股东会决议及房屋转让的行为。而新的包含配偶作为共有人的不动产权利证书是在买卖合同成立后，因过户需要重新办理的，该共有产权证的办理并不影响原股东会决议的效力。2．该房屋转让时，全体股东（共有人）均清楚知道有25个摊位的使用权已经转让，并在房屋转让价格上已经考虑了已经转让25个摊位使用权的事实。因此，该25个摊位使用权已经转让的事实并不影响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且本次买卖也不会影响该25个摊位使用权受让人的权利。3．一审判决对承诺书的认定合法。虽然一审中该承诺书是被上诉人提交，但被上诉人提交的是复印件，原件是由该房屋全体共有人的代表李官潮保管并持有。李官潮在2018年1月18日下午的庭审中当庭提交给法庭，并非如上诉人所称的是在事后提交。该承诺书原件本应由李官潮持有，由李官潮提交原件完全合法。4．一审判决对《拍卖成交确认书》的认定合法。本次拍卖本身是作为共有人的全体股东的意思，由共有人代表李官潮出面委托拍卖机构拍卖，且上诉人李福丁本人也亲自到拍卖现场，对于拍卖地点法律并没有明确的限制规定。被上诉人作为共有权人之一，完全有资格作为竞拍人参与竞拍。5．一审判决对《拍卖款收款说明》的认定完全合法。该《拍卖款收款说明》主要证明被上诉人已经交付了房屋赎买款的事实，而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包括被上诉人的转账凭证、上诉人在内的其他共有人已经领取大部分转让款的事实，足以证明《拍卖款收款说明》所述内容是真实的，该证据应予以认定。6．一审判决对于己转让使用权的摊位面积的认定也是正确的。该己转让使用权的摊位面积是根据使用权转让协议、摊位现状、摊位测绘图等确定的，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全体共有人也是认可的。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1．被上诉人与案涉房屋的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其他股东（共有人）达成买卖合意是确定的，转让价格也是确定，通过拍卖由被上诉人竞得该案涉房屋，并按事先的承诺以520万元购买了该房屋。该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成立。2．上诉人李福丁作为案涉房屋的股东（共有人），其在一审中明确表示，将案涉房屋以520万元出让给被上诉人梅土洪其是同意的，且其本人也亲自到拍卖现场，只是后来反悔了，其自己一审中也曾承认其这样反悔是不对，但同时又称后来因觉得该房屋卖得便宜了，所以才不同意卖了。而到了本案诉讼中，却以妻子不同意也没有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买卖无效作为不卖的理由。被上诉人认为，李福丁在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后反悔，本身有违诚实信用的原则。而作为本次房屋买卖，按该房屋以往权利行使的方式，以及陶三菊作为李福丁的妻子，根据以往的做法和交易习惯，李福丁完全有权以其单个人的名义签署股东会决议出卖案涉房屋，因此，该房屋买卖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一审被告李官潮、李子强、麻明英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一审被告梅旺秋、李月梅、吴春仙、吕东生、郑会丽、麻永兰、胡志永、李雄英、李桃、陶爱然、张小萍、陈理汉、曹伟秋、樊伟钢、李福丁、陶三菊、麻美娥、丁耀谷、陶俐萍、陈水源、郑展茹未作答辩。
被上诉人梅土洪、黄耀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一审原、被告之间关于缙云县屋（土地使用权面积473.19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1789.69平方米）的买卖行为有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一审被告李福丁、陶三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位于缙云县产，原先系1999年7月9日经缙云县计划委员会批准的“缙云商城建设项目”，该项目由李官潮等40人投资建造，其中二层、三层由李官潮等15户按份共有，并于2002年1月办理房产证，房产证号为：缙房权证字第××，证载面积为1978.65平方米，载明共有人包括一审原告梅土洪、一审被告李官潮、丁耀谷、李子强、梅旺秋、李福丁、麻美娥、胡志永、陶爱然、陈理汉、陈水源、李桃、吕东生、樊伟钢、案外人麻显堂（一审被告麻明英丈夫，已于2005年去世）等15人。案涉房屋现用于出租，所获租金按房产份额进行分配。关于案涉房屋的经营管理及租金分配均是上述15人协商确定。2000年10月左右，一审被告李官潮等人将二层25个摊位转让给案外人。2014年1月22日，樊伟钢将其享有的份额转让给一审被告陈理汉。2016年10月30日，一审原告梅土洪、一审被告李官潮、麻明英、丁耀谷、李子强、梅旺秋、李福丁、麻美娥、胡志永、陶爱然、陈理汉、陈水源、李桃、吕东生等14人共同协商确定将案涉房屋作价5200000元整体转让。浙江财频拍卖有限公司主持拍卖事宜并在《缙云报》上刊登拍卖公告。一审原告梅土洪于2017年2月8日以4830000元价格拍得案涉房产并与浙江财频拍卖有限公司签署拍卖成交确认书。因拍卖成交价低于之前协商确定的转让价格，一审原告自愿将成交价格上浮为5200000元。房产过户事宜委托缙云县两岸人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办理。因过户需要，2017年1月6日，一审被告麻明英因丈夫麻显堂死亡申请办理不动产继承登记，缙云县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对其他共有权人的房产共有权证进行了变更登记。办理的不动产权证号为浙（2017）缙不动产0002425号-0002450号，共二十六本。一审原告梅土洪、黄耀芬系夫妻，一审被告李官潮、吴春仙系夫妻，一审被告丁耀谷、陶俐萍系夫妻，分别对案涉房产占有10.527%份额；一审被告麻明英单独占有10.527%份额；一审被告李子强、麻永兰系夫妻，对案涉房产占有7.017%份额；一审被告樊伟钢、麻美娥、李桃单独各占有5.263%份额；一审被告梅旺秋、李月梅系夫妻，一审被告李福丁、陶三菊系夫妻，一审被告陶爱然、张小萍系夫妻，一审被告胡志永、李雄英系夫妻，一审被告陈理汉、曹伟秋系夫妻，一审被告陈水源、郑展茹系夫妻，分别对案涉房产占有5.263%份额；一审被告吕东生、郑会丽系夫妻，对案涉房产占有3.508%份额。2017年2月至4月份，一审原告通过缙云县两岸人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按照房产份额将相应的房款打入各一审被告账户中。其中一审被告李福丁收到135000元，因一审被告李福丁、陶三菊不同意买卖房屋，尚有138684元未支付。现除一审被告李福丁、陶三菊外，其他共有人均同意对案涉房屋进行买卖且不同意退还已收取款项。2017年2月23日，除一审被告李福丁、陶三菊外，均委托缙云县两岸人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现一审原告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一审原、被告关于案涉房屋的买卖行为有效。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本案一审原、被告系案涉房产的按份共有人。2016年10月30日，一审原告梅土洪、一审被告李官潮、麻显堂之妻麻明英、丁耀谷、李子强、梅旺秋、李福丁、麻美娥、胡志永、陶爱然、陈理汉、陈水源、李桃、吕东生14人共同协商确定将案涉房屋作价5200000元整体转让并刊登公告。一审原告拍卖成交并以书面形式同意以5200000元价格购买案涉房屋，并已部分履行合同，一审原、被告之间关于该房屋买卖行为成立并生效。一审被告李福丁之前签字同意买卖后反悔，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案涉房屋以所有共有人协商确定的价格而非更低的拍卖成交价格转让给共有人之一的一审原告，且其他共有人均要求履行合同，现一审被告李福丁、陶三菊以拍卖行为存在瑕疵为由，主张买卖行为不成立的辩解，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案涉房屋原系一审原告梅土洪、一审被告李官潮、麻明英（麻显堂）、丁耀谷、李子强、樊伟钢、梅旺秋、李福丁、麻美娥、胡志永、陶爱然、陈理汉、陈水源、李桃、吕东生等15户共有，房屋建成后至今的房屋经营管理均是上述15人共同商定，一审被告陶三菊对此认可且未提出任何异议。因一审被告李福丁、陶三菊系夫妻关系，结合之前的交易处理习惯，一审两原告及其他一审被告有理由相信一审被告李福丁同意买卖案涉房屋为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其处分行为效力及于一审被告陶三菊，故一审被告陶三菊以未签字同意买卖房屋，该买卖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而无效的辩解，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被告李福丁、陶三菊主张合同价款过低，但合同价款非影响合同效力的因素，且该主张与之前同意以520000元价格转让的情况不符，一审被告李福丁、陶三菊也不同意以此价格购买案涉房屋。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法院不予支持。因本案一审原、被告之前将部分房屋转让给案外人，且两一审原告现认可本次买卖范围不包括先前转让的部分，故一审被告李福丁、陶三菊认为案涉房屋买卖时对部分房屋没有处分权为由主张买卖行为无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一审被告李福丁、陶三菊未举证证明案涉房屋买卖行为存在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两一审原告关于案涉房屋买卖行为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买卖行为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系一审原告撤诉后再次起诉，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本案定于2017年1月18日开庭也并未损害一审被告李福丁、陶三菊的诉讼权利，一审被告李福丁、陶三菊辩称本案受理违反法定程序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被告麻美娥、丁耀谷、陶俐萍、陈水源、郑展茹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应诉，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确认一审原告梅土洪、黄耀芬与一审被告李福丁、陶三菊、麻明英、梅旺秋、李月梅、李官潮、吴春仙、吕东生、郑会丽、李子强、麻永兰、胡志永、李雄英、李桃、陶爱然、张小萍、麻美娥、陈理汉、曹伟秋、丁耀谷、陶俐萍、陈水源、郑展茹、樊伟钢之间就缙云县屋二、三层除第二层25个摊位之外房屋部分的买卖行为有效。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一审被告李福丁、陶三菊负担，限本判决生效之日即向一审法院缴纳。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一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本案系在（2017）浙1122民初1825号案件审结后立案受理进入审理程序，且只作出过一次实体处理，并未影响上诉人的实体权利，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同时，一审法院的审理程序并无不当，且未影响上诉人的诉讼权利，故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严重违法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的问题。一审被告对各方当事人之间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的事实并无异议。上诉人虽然不认可各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但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李福丁曾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同意将涉案房屋作价520万元转让，且上诉人李福丁参与了涉案房屋的拍卖，在其知晓涉案房屋将被出卖给被上诉人时，其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因《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应根据其内容判断并非由其名称决定，而根据《股东会决议》上载明的内容可以确定，2016年10月30日，上诉人李福丁明确同意将涉案房屋作价520万元转让。此时，涉案房屋的买受人虽未确定，但上诉人李福丁同意将涉案房屋作价520万元转让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真实的。此后，涉案房屋的拍卖程序虽然存在一定瑕疵，但上诉人李福丁参与了该拍卖，并且也明确知晓涉案房屋将被出卖给被上诉人，其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应当视为其认可被上诉人的买受人资格，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上诉人陶三菊虽未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但因《股东会决议》形成时，其并非涉案房屋的证载权利人，且涉案房屋建成后至今十余年里，均系李福丁代表其参与涉案房屋的经营管理，故上诉人李福丁对涉案房屋的处分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李福丁行为效力及于上诉人陶三菊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三、关于案外人对涉案房屋享有相应的权利是否会影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效力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即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标的涵盖了案外人的所有权，亦不影响涉案合同的效力。至于涉案当事人与案外人之间就涉案房屋的面积划分问题，因该问题与本案的实体处理结果并无直接关系，本院不予评判。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福丁、陶三菊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实体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李福丁、陶三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吕 湘
审 判 员 汤丽军
审 判 员 刘 斐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二日
代书记员 汪鑫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