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二终字第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常福春。
委托代理人肖××，天津北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交通集团大件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48号-1号。
法定代表人戚平，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一×，天津天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二×，天津天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健。
上诉人常福春与被上诉人天津市交通集团大件运输有限公司、潘健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23日作出（2014）丽民初字第4159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常福春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5年2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常福春及其委托代理人肖××，被上诉人天津市交通集团大件运输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二×，被上诉人潘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6年3月常福春与潘健达成口头运输协议，常福春提供运输车辆，潘健提供运输业务。常福春与潘健于2014年3月6日签署对账单，该对账单载明，潘健和常福春对账后，双方确认潘健欠常福春运费1283145.88元。另外尚存以下有疑问部分：1、常福春运输潘健河南濮阳大件设备，原定运费30万元，潘健按23万元对账；2、潘健对账时扣除了常福春尚义叶片赔偿款68025.76元；3、对账时常福春运输潘健-
公司-
外运库设备3车、天津港接货到综合仓库设备1车，运费未计算；4、叶片损坏赔偿款（吕宝杰）9万元（此款被告已结算付款给了东丽法院）；5、自2008年开始，潘健付给常福春的款项于对账时尚未对清，暂以常福春的收款记录为准，如潘健对账有不实之处，再行修改。同日，被告为常福春出具欠款单，载明：潘健（天津市国际集装箱大件运输有限公司大件分公司经理、该公司现已改名为天津市交通集团大件运输有限公司）2006年3月1日至2014年3月6日常福春为潘健运输各种设备，运费总计5922735.6元，潘健运输常福春设备运费总计86000元，潘健已付常福春运费4553589.72元，至今日潘健欠常福春运费1283145.88元。在该欠款单签署的时间下面有手写的“运输PCCP管时因常福春车辆出事故应付代重机公司分担赔偿车辆损失30000元。”庭审中，常福春与潘健核对账目确认，潘健欠常福春运费及前述车辆损失费共计1041145.88元。
另查，天津国际集装箱大件运输有限公司于2011年12月14日向原审法院申请破产清算，原审法院于2012年4月23日作出（2012）丽民初字第6-1号民事裁定书，宣告天津国际集装箱大件运输有限公司破产。
常福春认为其与天津市交通集团大件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集团大件公司）系运输合同关系，潘健为此事出具欠款单予以书面确认，二者共欠常福春运输欠款及车辆损失费共计1313145.88元，经多次催要未果，故起诉请求：1、判令交通集团大件公司与潘健连带支付运费1283145.88元、车辆损失费30000元，共计1313145.88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交通集团大件公司与潘健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为常福春主张的运输合同关系主体问题，常福春主张与交通集团大件公司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交通集团大件公司对此予以否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据此，常福春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常福春提供的进账单记载的出票人分别为天津国际集装箱大件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大件公司）、天津市亨发集装箱大件起重运输队及交通集团大件公司，收款人均为天津市津南区泰和大酒店。进账单记载的款项系出票人开出支票付款，支票具有背书转让的流通性，进账单反映的出票人和收款人可能因存在基础法律关系而产生款项往来，也可能因票据流转关系而发生。依据进账单不能直接确定出票人与收款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加之，进账单记载的出票人分别为不同的民事主体，且国际大件公司已经破产。因此，常福春以上述进账单证明其与交通集团大件公司存在本案诉争的运输合同关系，缺乏关联性和证明力，原审法院不予采信。2014年3月6日潘健出具的欠款单中，在潘健的姓名后括号中写有“国际大件公司大件分公司经理、该公司现已改名为交通集团大件公司，”从括号中的内容上看，前半部分内容即“国际大件公司大件分公司经理”应属于对潘健身份的说明，后半部分内容即“该公司现已改名为交通集团大件公司”系当事人的个人认识，因为国际大件公司已经法定程序宣告破产，其与本案交通集团大件公司之间并非名称变更关系。且该欠款单明确记载常福春为潘健运输各种设备及潘健欠常福春运费的事实。2014年3月6日常福春与潘健签署的对账单亦明确常福春为潘健运输设备及潘健欠常福春运费的事实。故常福春提出与交通集团大件公司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本案的现有证据，综合分析，应当确认常福春与潘健存在运输合同关系，潘健已确认欠原常福春运费，应当向常福春履行给付运费的义务。常福春与潘健已于本案审理期间核对确认了欠款数额，潘健应按确认后的欠款数额向常福春履行给付义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潘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常福春运费及车辆损失费共计1041145.88元。二、驳回常福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618元，常福春负担3442元，潘健负担13176元。
上诉人常福春不服原审判决，上诉来院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交通集团大件公司与潘健连带给付常福春运费1041145.88元，一、二审诉讼费由交通集团大件公司与潘健连带承担。事实与理由为，自2006年3月1日开始，常福春与案外人国际大件公司设立运输合同关系，常福春承接该公司运输业务，潘健系国际大件公司经理，系与常福春履行运输合同的经办人。此间，国际大件公司大件分公司经理与案外人天津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设立交通运输集团大件公司，交通运输集团大件公司与国际大件公司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2012年4月23日，国际大件公司破产之时，该公司的人员平移至交通运输集团大件公司，常福春与国际大件公司运输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亦转移至交通运输集团大件公司，故潘健在“欠账单”上注明“潘健（国际大件公司大件分公司经理、该公司现已改名为交通集团大件公司），与交通运输集团大件公司支付常福春运费的进账单可以相互印证。原审法院直接认定潘健与常福春系运输合同法律关系的主体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常福春不可能与潘健个人建立长期的大件运输合同关系，请求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交通集团大件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其与常福春不存在合同关系，也没有委托常福春运输货物，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潘健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由潘健承担运费的给付责任。
二审审理过程中，常福春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2006年8月20日《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证明交通运输集团大件公司设立时间；证据二、2006年8月20日《交通集团大件公司章程》，证明该公司股东是案外人天津市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和国际大件公司；证据三、2006年8月20日《交通集团大件公司股东会议决议》，证明国际大件公司是交通集团大件公司的股东；证据四、2008年6月30日《股权转让协议书》，证明国际大件公司将在交通集团大件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天津市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证据五、《南水北调工程PCCP管运输合同书》，证明2006年3月案外人中国化学工程重型机械化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化学公司）和国际大件公司签订运输合同；证据六、《企业改制后合同继续执行的协议》，证明潘健是国际大件公司的代理人，也是交通集团大件公司的代理人，证明在该运输合同中一切权利、义务、法律责任都转为变更后的新企业继续履行；证据七、2012年1月10日《结算书》，证明案外人中国化学公司已将运输费用给付交通集团大件公司，且结算书中常福春的费用亦结算至交通集团大件公司，同时证明常福春负责承运南水北调工程PCCP管的运输；证据八、案外人中国化学公司对外对账及拨款书，证明常福春承运南水北调工程PCCP管的事实；证据九、《证明》，证明天津市津南区泰和大酒店与交通集团大件公司没有认可法律关系以及代收运费的事实；证据十、天津市津南区泰和大酒店营业执照，证明该公司营业范围。交通集团大件公司对于证据一至证据四没有异议；对于证据五复印件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是涉及国际大件公司的合同，与本案无关；证据六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份协议与常福春所诉运费无任何关系，且常福春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大件公司参与此次运输；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证据仅能证明交通集团大件公司转付给常福春车辆维修款30000元，但是不能证明常福春有承运的事实，交通集团大件公司对此并不知情；对证据八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九认为天津市津南区泰和大酒店的负责人与常福春是亲属关系，对真实性及证明效力均不认可；对证据十认为与本案无关。潘健对于证据五《南水北调工程PCCP管运输合同书》以及其签字的《企业改制后合同继续执行的协议》、《结算书》均没有异议，对其他证据不发表意见。交通运输大件公司向本院提交四张支票存根以及情况说明，潘健亦提交证明一份，据以证明该四张支票系交通集团大件公司给付潘健，并非直接给付常福春。常福春经质证认为潘健即代表交通集团大件公司，该四张支票即交通运输集团大件公司给付运费。庭后潘健提供常福春运输PCCP管相关情况证据一组以及常福春提供的运费进账明细两张，其中第一组证据含常福春出具的收条6张，用以证明关于常福春承运南水北调运输工程运费共计2490827.6元，潘健已经支付该项运费12笔共计2083049元。常福春认可运费总数额，仅对其中有收条的6笔款项的真实性认可，但是认为双方是循环结算，其余没有收条的6笔款项不能证明是南水北调工程的运费，且认为其中2010年2月8日40万收条及2010年10月30日10万元收条亦不是南水北调工程的运费，针对潘健提交的两组证据，常福春提交涉及其中部分运费的复印件一份，证明潘健提交的12笔付款情况不真实，其中2007年2月13日的45万能够证明支付的是棋盘井的运费，关于两张运费进账明细常福春认可是双方会计对账后出具的明细。2015年2月28日本院到案外人中国化学公司，对该公司在证据七《结算书》中签字的经办人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常福春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经办人清楚常福春与潘健的关系；交通集团大件公司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认可，但是认为与中国化学公司签合同的是国际大件公司，具体情况交通集团大件公司并不清楚；潘健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没有异议。
本院认证认为证据一至证据四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采信；证据五至证据七经过双方当事人确认以及法庭调查能够证明其真实性，且与本案诉争的运费存在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证据八系复印件，本院对该项证据不予采信；证据九及证据十能够证明天津市津南区泰和大酒店系替常福春代收运费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关于交通运输集团大件公司提交的支票存根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真实性，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关于潘健提交的南水北调工程支付常福春款项的一组证据，常福春对于其出具的6张收条的真实性认可，本院予以认定，但是不能证明该工程的最终付款情况；潘健提交的运费进账明细表常福春认可，本院予以认定；关于常福春提交涉及其中部分运费的复印件，常福春主张该份证据是传真件，潘健对此未予确认，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自2006年起，常福春与国际大件公司订立数笔口头运输合同，常福春负责承接该公司包括南水北调工程PCCP管运输合同在内的多笔运输业务。2006年3月，国际大件公司与中国化学公司签订《南水北调工程PCCP管运输合同书》，常福春代表国际大件公司负责承运其中一部分运输业务。2009年8月1日国际大件公司与交通集团大件公司签订《企业改制后合同继续执行的协议》，约定“根据天津市津政发（2004）108号文件精神，国际大件公司2008年6月27日被天津市政府批准为退市企业，正式办理退出手续。于2008年8月31日国际大件公司正式退出市场。2008年9月1日成立新企业，更名为交通集团大件公司。原企业正在执行中的合同，即中国化学公司2006年3月签订的《南水北调工程PCCP管运输合同书》中的一切权利、义务、法律责任都转为变更后的新企业继续履行，特此协议。”潘健在国际大件公司以及交通集团大件公司被授权人处签字。2012年1月10日，中国化学公司作为甲方与交通集团大件公司作为乙方签订《结算书》，确定就南水北调工程PCCP管运输工程结算已确认完成的工程量、合同单价以及相应工程造价，并明确2007年12月22日由南水北调工程业主PCCP项目部主持签订的《车辆维修费用分摊协议书》，由重机公司承担维修费用的15%即费用60000元，由中国化学公司与交通集团大件公司各承担30000元，中国化学公司将其支付30000元给付交通集团大件公司，再由其转付给损坏车辆车主常福春，其他单位分摊的车辆维修费用直接给付常福春。2015年2月28日，本院到案外人中国化学公司对在上述《结算书》中签字的经办人进行了询问，该经办人答复：“潘健是南水北调PCCP管运输项目的负责人，在2009年8月1日以后关于南水北调工程的所有款项都支付给了交通集团大件公司，双方已经结清，常福春负责南水北调运输项目的一部分工程，因为运输过程中，常福春的一辆车翻了，因此签订了《结算单》，案外人中国化学公司应该给付常福春的损害赔偿款30000元都给了交通运输大件公司。”常福春及潘健均确认南水北调工程是双方争议的最后一笔运输合同，应给付常福春的总运费为2490827.6元，常福春主张涉诉1041145.88元运费均是南水北调工程项下的运费，仅对潘健提交的证据中明确是南水北调工程的四张收条予以认可；潘健对此不予认可，其认为双方由于存在多笔运输合同关系且是循环付款，涉诉1041145.88元是多笔业务欠付款项。另，潘健主张其系国际大件公司的员工，与国际大件公司是承发包关系，由于没有相应的运输资质，因此对外签订合同均以国际大件公司的名义进行，但是就承发包关系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交通集团大件公司庭审中认可潘健的劳动关系在该公司，但是不给其发工资，只是负责上保险。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潘健作为国际大件公司的员工，代表国际大件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并以国际大件公司的名义向常福春出具《欠款单》，结合国际大件公司为常福春开具支票支付运费的情况，能够认定常福春签订口头运输合同的相对方是国际大件公司，潘健作为经办人已经确认欠常福春运费数额，国际大件公司应当向常福春履行给付运费的义务。国际大件公司虽然于2012年4月23日被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宣告破产，但是交通集团大件公司于2009年8月1日与国际大件公司签订《企业改制后合同继续执行的协议》，同意在国际大件公司与案外人中国化学公司2006年3月签订的《南水北调工程PCCP管运输合同书》中的一切权利、义务、法律责任都转为交通集团大件公司继续履行，并于2012年1月10日与中国化学公司签订《结算书》，其中明确提到在南水北调工程中造成常福春的车辆损坏由交通集团大件公司负担一部分，由中国化学公司负担部分也给付交通集团大件公司由其转付给常福春，且中国化学公司已经将南水北调工程项下的运费以及常福春的车辆损失费用均支付给交通集团大件公司，故交通集团大件公司应向常福春支付南水北调工程项下未结清运费。关于交通集团大件公司的承担数额，由于国际大件公司与常福春之间存在多笔运输合同关系，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前期已经给付款项的清偿顺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本院确认1041145.88元系双方争议的最后一笔运输合同即南水北调工程PCCP管运输工程项下的欠款，交通集团大件公司应承担给付责任。关于潘健的责任承担问题，虽然其主张与国际大件公司及交通集团大件公司是承包合同关系，应由其承担责任，但是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鉴于潘健为常福春签订《结算单》并表示愿意承担给付运费的责任，应与交通集团大件公司共同向常福春承担上述欠款。综上，常福春二审提交新证据导致原审认定事实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2014）丽民初字第4159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天津市交通集团大件运输有限公司、被上诉人潘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给付上诉人常福春欠款共计1041145.88元；
三、驳回上诉人常福春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6618元、由上诉人常福春负担3442元，被上诉人天津市交通集团大件运输有限公司与潘健共同负担1317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170元，由被上诉人天津市交通集团大件运输有限公司与潘健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庆娟
代理审判员 常 静
代理审判员 兰 岚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毛 涵
速 录 员 贾玉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