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兴民终字第5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康万学。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兴甫。
上诉人康万学与被上诉人邓兴甫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贵州省普安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18日作出（2015）普民初字第225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康万学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康万学于2009年10月8日承包位于普安县罐子窑镇红岩村某组小地名为“松林坡”的林地（以前是荒山，后来长成自然林），面积为22.2亩，四至界限为：东至康德安地，南至大山组邓家农地，西至大山组邓家农地，北至康万留农地。邓兴甫承包有地名为“法脚”的旱地面积为0.5亩，四至界限为：南抵大沟，北抵康旺学（康万学）荒山，东抵树林，西抵树林。康万学以邓兴甫对康万学承包的地名为“松林坡”的林地构成侵权为由曾于2014年3月4日诉至普安县人民法院，经现场勘查、开庭审理后，因康万学提供的林权证四至界限中“南至大山组邓家农地，西至大山组邓家农地”未具体指明至某村民的农地，界限不清，无法确定其林权所及范围，遂以该案属权属争议为由于2014年5月16日裁定驳回起诉。现康万学提供林权证、普安县林权管理中心出具的《证明》及《卫片图》等证据，以争议地包含于其林地范围为由，再次诉至一审，请求判决邓兴甫对康万学管理使用的地名为“松林坡”的林地停止侵权。
另查明，康万学又名“康旺学”。康万学、邓兴甫争议的土地从南至北大体呈长条型，位于康万学“松林坡”林地的西面稍偏北位置。2003年左右，邓兴甫在该争议地内种植杉树等，现已成林。康万学地名为“松林坡”的林地以前为荒山，现长成自然林。
一审原告康万学诉称：康万学于2009年承包有地名为“松林坡”的林地，其四至界限明确：东至康德安地，南至大山组邓家农地，西至大山组邓家农地，北至康万留农地。有普安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地籍号为030200217的林权证和普安县林权管理中心出具的《证明》为据。邓兴甫不知以何理由在康万学管理的林地中种植杉树。经镇、村干部调解未果，康万学曾于2014年3月4日以邓兴甫侵权为由，诉至普安县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邓兴甫提供私自添加“松林坡洼子”旱地0.8亩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明细登记表，但其承包的土地情况登记底表上根本没有该土地。故邓兴甫对原告承包经营的林地构成侵权，为了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决邓兴甫停止对康万学依法经营的“松林坡”林地停止侵权。
被告邓兴甫辩称：康万学的曾用名是“康旺学”，因方言读音相混淆，户籍登记时把“旺”写成了“万”。我家承包的“法脚”责任地“北抵康旺学荒山”就是北抵康万学家的荒山（自然林），“东抵树林”也是抵康万学家杂木林。本案的争议土地现在虽长成了树林，但现场交界十分清楚。康万学家承包的松林坡是天然杂木林，而邓兴甫家承包地是耕地。2003年左右，邓兴甫便在地里种植上吊杉和杉树，现已成林，康万学对邓兴甫在其地名为“法脚”的责任地中栽树的行为未提出任何异议。康万学家于2008年填林权证时，未经土地相邻方在场指界，就胡乱说抵“大山组邓家农地”给填证人填写。康万学的林权证是在土地证以后更改的，林权证的界限不明确，其实其林权证所抵的“大山组邓家农地”就是邓兴甫责任地“法脚”，而“法脚”和“松林坡洼子”土地是同一块土地。第一次起诉时，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上填写的是“松林坡洼子”是因为填写时工作忙填错了。邓兴甫家在其他地方并没有叫“法脚”的土地。现因为邓兴甫在村委会工作得罪了康万学，他才利用他家林权证上的南和西没有注明是抵邓兴甫家土地的缺陷来占有邓兴甫家责任地。康万学曾诉至普安县人民法院，但因界限不明被裁定驳回起诉，现康万学无新的证据再次起诉无理，故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认为：合法的土地、山林承包经营权应受法律保护。
1、关于康万学曾经起诉被驳回的问题。康万学曾于2014年3月4日以邓兴甫对其承包的地名为“松林坡”林地构成侵权为由诉至普安县人民法院，经现场勘查、开庭审理后，因康万学提供的林权证四至界限中：“南至大山组邓家农地，西至大山组邓家农地”未具体指明至某村民的农地，界限不清，无法确定其林权所及范围，遂普安县人民法院以该案属权属争议、应由政府处理为由于2014年5月16日裁定驳回康万学的起诉。康万学、邓兴甫均未上诉。
2、关于普安县林权管理中心出具的《证明》及《卫片图》是否采信的问题。现康万学提供普安县林权管理中心出具的《证明》及《卫片图》等证据，以争议地包含于康万学承包的林地范围内为由，再次起诉请求判决邓兴甫对康万学管理使用的地名为“松林坡”的林地停止侵权。经查，康万学对位于普安县罐子窑镇红岩村某组的地块名为“松林坡”的林地（四至界限为：东至康德安地，南至大山组邓家农地，西至大山组邓家农地，北至康万留农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但康万学提供的林权证内容与2014年3月4日起诉时提供的一致，记载的四至界限并未得到进一步明确。现康万学提供争议现场图、普安县林权管理中心出具的《证明》及《卫片图》，用以证明争议地包含于康万学030200217号林权范围内。对于康万学提供的盖有普安县林权管理中心印章的《证明》及《卫片图》，经向普安县林业局林权管理中心核实，出具该证据的工作人员称该《证明》及《卫片图》存在误差，仅作参考。因林权管理中心对该《证明》及《卫片图》的准确性不予认可，故不予采信。
3、关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与《承包土地情况登记表》记载不一致时应怎样认定的问题。被告邓兴甫提供《普安县承包土地情况登记表》（即土地登记底表），用以证明其中地名为“法脚”的土地就是双方的争议地，并提供尚德政、邓兴旺、邓兴勇、邓兴海、邓兴达、邓建平等证人出庭予以证实。康万学提供邓兴甫承包土地情况登记底表，认为邓兴甫在上次应诉过程中称争议地叫“松林坡洼子”，但邓兴甫底表上并没有“松林坡洼子”地，对此，邓兴甫辩称争议地名应叫“法脚”，土地承包合同书上填写为“松林坡洼子”可能是因为工作忙填写错误。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与土地登记底表的记载不一致时，应以土地登记底表为准。
4、关于本案中两份承包人均为邓兴甫的《普安县承包土地情况登记表》记载不一致时应怎样认定的问题。邓兴甫提供《普安县承包土地情况登记表》证实其承包有地名为“法脚”的责任地，认为其四至界限中“北抵康旺学（康万学）荒山、东抵树（林）”指的就是北面和东面均是抵康万学地名为“松林坡”的山林。其中“北抵康旺学荒山”与康万学提供的普安县罐子窑镇人民政府出具的承包方姓名为“邓兴甫”的《普安县承包土地情况登记表》（土地登记底表）记载的“北抵树（林）”的界限表述不一致，经分别到普安县罐子窑镇人民政府和普安县档案局进一步核实，康万学和邓兴甫分别提供的两份承包人均为邓兴甫的《普安县承包土地情况登记表》复印件（盖有出具单位印章）与档案原件无异，根据康万学“松林坡”林地是由荒山长成自然林的实际情况，从常理判断，两份登记表的记载误差应为登记工作失误，并无本质上的矛盾。
综上所述，康万学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康万学的林权证范围含盖了双方的争议地，不能排除邓兴甫对争议地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可能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康万学认为邓兴甫对其“松林坡”林地构成侵权的主张不能成立，故对其诉讼请求，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康万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元，减半收取30元，由原告康万学承担。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康万学不服该判决，以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从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并判令被上诉人邓兴甫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其上诉理由为：（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康万学承包的林地四至界限不清是错误的。从康万学提供的镇政府工作人员现场绘制并有康万学、邓兴甫签字认可的现场图可以看出康万学林权证的四至界限南至大山组邓兴旺家责任地，西至大山组邓兴雄家责任地。2、一审法院以普安县林业局林权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称《证明》及《卫星图》存在误差仅作参考为由否定二者的真实性，进而不予认可争议地包含在康万学承包经营的地籍号为030200217地图范围内是错误的。存在误差不能否定真实性，也不能否定争议地在康万学承包的林地范围内。3、一审判决认定邓兴甫土地登记底表上的地名为“法脚”土地就是争议地“松林坡洼子”是错误的。邓兴甫在两次诉讼中对争议地的地名叫法不一致不符合常理。邓兴甫历任红岩村村长、支书，不排除其利用职务便利更改土地登记表底表的可能，以致出现土地承包证与底表不一致的情况。从邓兴甫提供的证人与邓兴甫存在亲属关系，其证言不应得到采信。4、一审认定“承包人均为‘邓兴甫’的《普安县土地情况登记表》登记不一致时，根据康万学“松林坡”林地是由荒山长成自然林的实际情况，从常理判定，两份登记表的记载误差应为登记工作失误，并无本质上的矛盾”是错误的。康万学“松林坡”林地是由荒山长成自然林的实际情况与两份登记表的记载误差应为登记失误并无必然联系，从常理判断亦得不出上述结论。两份登记表登记“法脚”的四至界限不一致，且“法脚”与“松林坡”地名不同、四至界限不一样。“法脚”地四至界限中“东抵树林、西抵树林”界限不清，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认定登记表中“北抵康旺学（康万学）荒山、东抵树”就是指北面、东面抵康万学地名为“松林坡”的山林。
（二）康万学提供的林权证、普安县林业局林权管理中心出具的证明和勾画的卫星图、康万留的《林权证》、康万留的证言能形成证据锁链，与争议地属于康万学承包管理的待证事实之间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康万学的诉请应当予以支持。
被上诉人邓兴甫答辩称：1、邓兴甫家承包的“法脚”责任地“北抵康旺学荒山”，康旺学就是康万学。本案争议地虽然现在也成了树林，但邓兴甫家承包地中栽种的是杉树、吊杉树，与康万学家承包地中的杂木林不同。但康万学2009年填林权证时未经土地相邻方在场指界就胡乱说四至给填证人填写。康万学自己知道所说的“大山组邓家农地”是邓兴甫家责任地，康万学直到2014年初对邓兴甫在“法脚”责任地栽种杉树未提任何异议。康万学起诉的争议树林是邓兴甫家“法脚”责任地。2、康万学承包的是荒山及杂木林地名叫“松林坡”，我家承包的叫“法脚”，两地相邻，且该处的耕地都叫“法脚”。原判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结论正确，应驳回康万学的上诉，维持原判。
综合当事人诉辩请求及理由，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争议土地是否圈在康万学林权证四至界限范围内；2、康万学所举证据是否充分证实其主张。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邓兴甫承包有名为“法脚”的责任地，但邓兴甫《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并无“法脚”土地，而登记有土地承包底册并未登记的“松林坡洼子”土地，且以邓兴甫为户主，分别存档于普安县罐子窑镇人民政府、普安县档案馆中的《普安县承包土地情况登记表》（俗称“土地承包底（清）册”）中记载“法脚”地的四至界限不一致。其中，普安县人民政府存档的以邓兴甫为户主的土地承包底册中记载为“东抵树林、西抵树林、南抵大沟、北抵树（林）”，普安县档案馆存档的土地承包底册记载为“南抵大沟、北抵康旺学荒山、东抵树林、西抵树林”。邓兴甫称争议地便是“法脚”地，“法脚”与“松林坡洼子”系同一块土地。
2009年10月8日，康万学取得普安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林权证》，承包地名为“松林坡”的林地，面积为22.2亩，四至界限为“东至康德安地，南至大山组邓家农地，西至大山组邓家农地，北至康万留农地”。
2014年3月4日，康万学以邓兴甫对其承包的地名为“松林坡”的林地构成侵权为由曾诉至普安县人民法院，普安县人民法院以该案属权属争议为由于2014年5月16日裁定驳回起诉。后康万学提供《林权证》、普安县林权管理中心出具的《证明》及《卫片图》等证据，以争议地包含于其林地范围为由，再次诉至普安县人民法院请求判决邓兴甫对康万学管理使用的地名为“松林坡”的林地停止侵权。
经现场勘查，争议地位于普安县罐子窑镇红岩村“法脚（小地名）”、“松林坡（小地名）”交界处。争议地西面与康万留所持有《林权证》的“松林坡”林地相邻，界限较为明显；南面系一水沟延伸至邓兴旺耕管土地南侧及康万学“松林坡”林地南侧；北面、东面系康万学管理的林地，处于康万留与康万学管理的“松林坡”林地的山洼内。康万学、邓兴甫对于争议地的四至范围并无异议。现争议地上种植有杉树，胸径约5-6厘米，高约4-5米。而康万留、康万学所持有《林权证》所承包的“松林坡”均为杂木树种。邓兴甫称争议地内杉树系于2003年种植，康万学称系2007年种植。同时，经现场勘查，康万学所承包的“松林坡”林地南面与邓兴旺耕管的土地及水沟相邻，界限特征明显；西面及北面将争议地包围，北面与康万留耕管土地相邻，且北面西侧与康万留耕管的林地相邻；东面为康德安林地。
另，康万学又名“康旺学”。康万学所承包的“松林坡”林地原为荒山，后成林，林中多为杂木树种。康万留所承包的“松林坡”林地中亦为杂木树种。
本院认为，关于争议土地是否圈在康万学林权证四至界限范围内，康万学所举证据是否充分证实其主张的问题。经查，康万学所持有的《林权证》记载“松林坡”四至界限为“东至康德安林地；南至大山组邓家农地；西至大山组邓家农地；北至康万留农地”。首先，经现场勘查，争议地西面与康万留所持有《林权证》的“松林坡”林地相邻，界限较为明显；南面系一水沟延伸至邓兴旺耕管土地南侧及康万学“松林坡”林地南侧；北面、东面（即康万学林地西侧）系康万学管理的林地，处于康万留与康万学管理的“松林坡”林地的山洼内。康万学所承包的“松林坡”地南面与邓兴旺耕管的土地及水沟相邻，界限特征明显；西面及北面将争议地包围，北面与康万留耕管土地相邻，且北面西侧与康万留耕管的林地相邻；东面为康德安林地。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争议地的四至范围并无异议，现争议地上种植有杉树，胸径约5-6厘米，高约4-5米，而康万留、康万学所持有《林权证》所承包的“松林坡”均为杂木树种。对于土地上的树木，邓兴甫称杉树系自己于2003年种植，康万学称系邓兴甫于2007年种植。康万学的《林权证》于2009年取得，此时邓兴甫已在争议地内种植杉树，康万学认为争议地属于其《林权证》所记载四至范围内，且西面与康万留承包的“松林坡”林地相邻，此时应当主张相应的权利，但康万学《林权证》记载“西至大山组邓家农地”，与其主张相互矛盾。同时，争议地在康万学、康万留分别承包的林地之间，若争议地属康万学承包地林地范围，则其四至界限西边应当至康万留林地。现无相应证据证实该《林权证》系登记错误，故康万学所提主张不符合常理。其次，康万学主张其《林权证》记载四至应为“南至大山组邓兴旺家责任地，西至大山组邓兴雄家责任地”，而经勘查，康万学提供的现场图所记载的邓兴雄土地与争议地之间隔一水沟，界限明显，该现场图所载与现场真实情况不尽相同，且经勘查可见邓兴雄耕管土地在争议土地南面而非西面。康万学所提主张与事实不符，且不符合常理。另一方面，从邓兴甫所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及《普安县承包土地情况登记表》可见，二者记载不一致，而《普安县承包土地情况登记表》上并未记载“松林坡洼子”土地，在无相应证据证明土地登记底册错误的情况下，应当以土地承包底册为准。邓兴甫主张其承包合同上登记的“松林坡洼子”即是承包底册上登记的“法脚”地，而经核实“松林坡”与“法脚”均为大地名，且相邻，故不排除存在叫法不一致的情形，而邓兴甫在“法脚”并无其他土地。关于邓兴甫提供的存放于普安县档案馆的《普安县承包土地情况登记表》与存放于普安县罐子窑镇人民政府的所记载“法脚”的四至界限北面界限不一致的问题，经一审核实，两份承包底册均真实存在，而根据“法脚”地记载的四至界限并结合现场勘查情况来看，该二份土地承包底册所登记的“法脚”土地的四至界限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可能系填写过程中失误造成，且邓兴甫在“法脚”并无其他土地，故对该二份证据予以认可。关于康万学所举普安县林权管理服务中心出具的《证明》、《卫片图》，并无确权的法律效果，且该《证明》、《卫片图》与《林权证》登记四至界限相互矛盾，并与现场勘查情况不符，故不应予以采纳。
综上，根据邓兴甫为户主的《普安县承包土地情况登记表》所记载“法脚”地四至范围以及现场勘查的情况，并结合邓兴甫耕管争议土地的历史事实，争议地应属于邓兴甫耕管，并不属于康万学所持有的《林权证》四至范围内。康万学所举证据并不能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上诉人康万学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上诉人康万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尹慧兰
审 判 员 付 君
代理审判员 刘金洲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杨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