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涪民初字第7570号
原告：周正荣，男，汉族，生于1956年1月13日。
委托代理人：安思洁，四川浩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分行，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警钟街10号。
负责人：王涛，该分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关向东，四川尚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雪莲，该分行人力资源部副经理。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雪莲，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分行人力资源部副经理。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总府路45号总府大厦。
负责人：官学清，该分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关向东，四川尚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正荣诉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分行（以下简称“工行绵阳分行”）、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以下简称“工行四川分行”）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4年10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赵敏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正荣及其委托代理人安思洁，被告工行绵阳分行的委托代理人关向东、陈雪莲，被告工商银行的委托代理人陈雪莲，被告工行四川分行的委托代理人关向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正荣诉称：原�系被告各单位的员工，并于2008年7月1日与被告工行绵阳分行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2011年，被告工行绵阳分行通过要挟、胁迫、欺骗等方式违反劳动法律法规和工行总行内退基本精神“职工自愿申请”原则强迫、欺骗原告内退并被迫离开工作岗位，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被告工商银行与工行绵阳分行系总分公司关系，根据公司法规定，应当对工行绵阳分行的民事责任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工行四川分行与绵阳分行作为原告事实上的共同用工主体，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原告不服绵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绵劳人仲案（2014）278号仲裁裁决书，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一、确认被告胁迫原告内退及签订的《劳动合同变更书》、《中国工商银行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无效；二、被告继续履行与原告于2008年7月1日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书》并恢复“内退”前的工资福利绩效待遇（同工同酬）；三、被告连带赔偿因违法实施内退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工资福利损失）及逾期支付上述款项的利息损失（截止起诉之日止经济损失为231385元，经济损失按照每月6611元计算，应该从2012年1月1日计算至被告恢复原告待遇止）；四、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工行绵阳分行辩称：本案内退依据充分、合法有效，双方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根据法律规定，结合本案事实，内退的做法不违反法律法规，原告诉称的欺诈、胁迫行为不是事实，其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其主张。被告作为用人单位也同意内退，内退关系已经成立，且已实际履行，原告离开工作岗位，被告支付待遇，双方劳动关系已经合法变更，已成既定的法律事实，应当予以确认和维护，亦不存在被告应恢复岗位和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原告周正荣的诉讼请求已过了仲裁时效，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工商银行辩称：根据法律规定，工商银行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具有独立的诉讼权利，依法可以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并以总行授权其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中，原告与工行绵阳分行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与工商银行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我方不应当作为本案被告。对于原告的各项主张，同意工行绵阳分行的答辩意见和主张。
被告工行四川分行辩称：工行绵阳分行具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我方不应作为本案被告。对于原告的各项主张，同意工行绵阳分行的答辩意见和主张。
经审理查明：2008年7月1日，原告与工行绵阳分行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在该行实际工作。
2008年7月21日，工商银行制定《工商银行内部退养管理办法》并印发工商银行各一级分行、直属分行、直属机构等。该管理办法主要内容为，办理条件与程序：员工距法定退休年龄5年以内的，可申请内退；员工办理内退，由本人自愿提交书面申请，各分支机构逐级报送，总行集中审批，经总行批准后，办理以下手续——填写《员工内部退养审批表》、变更《劳动合同书》相关内容、解除或终止《岗位协议书》、签订《内部退养协议书》。待遇标准：内退员工退养费由退养费基数和退养费增长额两部分构成，并明确了退养费基数的计发方式和退养费增长额的计发方式。该管理办法后附《工商银行员工内部退养审批表》和《工商银行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员工内部退养审批表》有“工资费用情况”栏，包括“在岗期间情况”和“内退费用情况”两部分。
2011年4月18日，原告向工行绵阳分行提交申请一份申请内退，其上载明：“按照今年总行及分行的内退要求，经本人考虑，决定向分行提出内退申请。”2011年8月30日，工行四川分行作出工银川人内退审（2011）180号文件，同意原告内部退养。原告内退起薪时间从2011年9月1日起执行。2011年9月1日，原告作为乙方，被告工行绵阳分行作为甲方签订《劳动合同变更书》，其上载明：“经双方协商同意，对劳动合同作如下变更：经乙方自愿申请，甲方批准，自2011年9月1日至2016年1月12日止，甲方同意乙方离岗休养。乙方同意将上述《劳动合同书》中有关工作权利义务、工资与福利待遇等有关条款由甲乙双方签定的《中国工商银行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有关规定所替代。《劳动合同书》的内容与双方签定的《中国工商银行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相抵触的，以后者为准。”2011年9月9日，原告与工行绵�分行签订《中国工商银行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
庭审中，原告陈述前述《申请书》、《中国工商银行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劳动合同变更书》是在受欺诈、胁迫、不自愿的情况下书写及签定的。为此，原告提交了2008年工商银行、工行四川分行内退办法实施细则，2012年、2013年工行绵阳分行内退工作实施方案，职工代表李培与工行绵阳分行行长王涛的谈话录音，工行绵阳分行副行长王凯与李培的短信，2014年4月3日会议纪要录音及文字整理，2014年维权材料（包括文字陈述、在成都的上访反映、反映情况的照片等）等证据予以证明。
2014年7月8日，绵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原告的仲裁申请，原告仲裁请求为：1、裁决工商银行、工行四川分行、工行绵阳分行“一刀切”强制周正荣“内退”无效；2、工行绵阳分行恢复强制周正荣“内退�前的原正常劳动关系，并恢复“内退”前的工资福利绩效等待遇；3、工行绵阳分行赔偿因强制“内退”，给周正荣造成的收入减少损失204949.4元。绵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9月24日作出绵劳人仲案（2014）27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周正荣的仲裁请求。周正荣不服该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陈述、《工商银行内部退养管理办法》、《劳动合同书》、《申请》、《中国工商银行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劳动合同变更书》、录音光盘、照片、短信、工资表、《内退办法实施细则》、《内退工作实施方案》、仲裁裁决书等证据经庭审质证，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原告周正荣与工行绵阳分行签订劳动合同，并在工行绵阳分行处工作，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工行绵阳分行系原告周正荣的用工单位。
工行绵阳分行辩称原告的仲裁申请已经超过了法定的仲裁时效期间，对此，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涉及的内部退养实质是双方当事人对劳动合同的变更，双方劳动关系并未解除。则本案的仲裁时效期间应当从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原告于2011年4月18日书写内部退养申请，原告从2011年9月开始执行内部退养待遇，工行四川分行于2011年8月30日作出同意原告内部退养的批复，原告于2011年9月9日与工行绵阳分行签订《中国工商银行员工内部退养协议书》。原告主张其系在被欺诈、胁迫的情形下书写了内退申请签订了相关协议，认为其权利受到了侵害，从上述时间点可以看出，则其至早在2011年4月18日就应当知道，即使原告之前不清楚，至迟自原告开始领取内部退养待遇时应当知道双方劳动合同发生了变更。即使自2012年9月开始计算，原告至迟应当在2013年10月申请仲裁，原告在2014年7月申请仲裁，庭审中也未就仲裁时效的中断举出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其仲裁申请超过了法定的一年仲裁时效期间。故此，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正荣的诉讼请求。
本案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5元，由原告周正荣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赵 敏
二〇一五年七月八日
书 记 员 张雨佳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