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1民终78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忠楠，男，1977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刘中秋，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义乌市道诚百货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稠江街道楼下村一区**幢*单元。法定代表人：金国山，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杨忠楠为与被上诉人义乌市道诚百货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乌道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西湖人民法院(2017)浙0106民初5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杨忠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的依据是上诉人签署的一份《还款协议》，但该协议是上诉人受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30余名商户胁迫所形成的，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理由如下：一、案涉《还款协议》违背了合同基本的自愿、平等原则，不能成为认定上诉人负有还款债务的依据。首先，本案中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众多供货商围堵上诉人长达二十多个小时，不给东西吃、不让睡觉、不让离开，并轮番威胁上诉人及其家人，在此情形下让上诉人被迫签署承担不属于自己的债务，显然违背了合同自愿原则。其次，该协议所涉债权债务为被上诉人与浙江大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麦公司”）之间形成，大麦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应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也不是大麦公司的股东。本案中，供货商是用强制手段让不是债务人的上诉人变成了债务人。从上诉人从供货商处脱身后与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报警笔录以及事后与供货商的短信记录来看，对于《还款协议》上诉人的态度一直是明确的，即认为是受胁迫而形成的。二、整个谈判过程到签订《还款协议》，时间长达十四五个小时，这显然已经不是一场正常的商务谈判。对于限制上诉人人身自由并进行威胁的情节，上诉人在之前上诉案中【（2017）浙01民终446号】，已经申请在场供应商应立芳出庭作证予以了证明。从整个过程来看，上诉人是在无法离开且极度恐惧的情况下，被迫签署了《还款协议》。三、上诉人签还款协议的时候，协议上的金额都是空白的，也就是说上诉人居然放任被上诉人在金额栏内自行填写数字，这更加说明该协议是受胁迫形成的。四、上诉人在签了还款协议后，商户们还要逼上诉人联系公司其他股东一起过来签协议，一直到3月7日下午一点半多才从商户那里脱身，上诉人在律师建议下立刻到祥符派出所报案。五、事后，商户们多次以短信的方式向上诉人索要款项，但上诉人一直明确回复该债务是大麦公司的债务，还款协议是受胁迫形成的。六、民事判决既要考虑社会的价值取向，也要为人们的日常行为确立规范。如果由于公司缺乏偿债能力，债权人可以采取非常的手段胁迫公司管理者承担连带责任，那么公司的有限责任将荡然无存。综上，上诉人认为，诸多证据和事实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提供的还款协议是上诉人受胁迫后签署。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义乌诚辩称，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情况说明、短信记录、报警笔录都是单方出具，不能证明什么。还款协议是在双方自愿、平等原则下签订的，当晚杨忠楠确实报警了，派出所也出警了，杨忠楠跟民警说明情况后并未离开，而是留下来继续与供应商谈判，所以不存在威吓威胁。还款协议上载明款项金额以财务对账金额为准，具有法律效力，且上诉人也承认事实对账是在3月7日当天完成。上诉人如果是在被胁迫威逼的情况下签署还款协议，应该向公安报案追究供应商的刑事责任并进一步作废，而不仅仅只是到派出所做笔录。供应商按照还款协议催讨货款，上诉人理应根据还款协议支付款项。另外，杨忠楠相关案件已经杭州中院进行判决，均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义乌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杨忠楠立即支付义乌诚货款69432.22元，利息6943.22元（利息按月利率2%自2016年3月31日计算至杨忠楠实际履行之日止，暂算至起诉之日），以上合计76375.44元；2.本案诉讼费由杨忠楠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18日，义乌诚与大麦公司签订《协同合作协议》，约定大麦公司为义乌诚的梦娜连裤袜和韩国CLARA慢磨原汁机提供在《空中大卖场》、《大麦购物》和《大麦购物网》销售和广告平台，合作期限为2015年5月18日至2015年11月18日，义乌诚分别以商品供货价125元（含17％增值税）和265元（含17％增值税）向大麦公司提供梦娜连裤袜和韩国CLARA慢磨原汁机，义乌诚支付10000元以作备货和商品质量保证金，如义乌诚当期销售商品在前期备货和货款结清后两月内未出现质量纠纷，则大麦公司退还上述保证金，每月15日至21日为对账期，大麦公司于次月15日结算到账金额的80％货款给义乌诚，同期核对上期剩余20％货款于次月15日结算给义乌诚等。因大麦公司欠包括义乌诚在内的供应商货款，该些供应商于2016年3月6日陆续来到大麦公司协商还款事宜。杨忠楠和陈旋见来人较多，即在该日向派出所报警，派出所予以出警。民警离开后，杨忠楠和陈旋仍在公司与供应商协商。2016年3月7日清晨，杨忠楠和陈旋向义乌诚在还款协议上签名，该协议载明：因甲方大麦公司拖欠乙方道诚公司货款，乙方在甲方预存保证金，共计总金额的80％比例，甲方股东自愿承担上述款项的偿还义务，上述款项总金额以甲乙双方对账金额为准。甲方股东陈旋承担比例17.5％、杨忠楠承担比例32.5％、叶炜承担比例32.5％、刘强承担比例17.5％。甲方股东按照各自比例付款不再承担连带责任。首批总金额的50％于2016年3月15日前一次性付清（陈旋支付日期为2016年3月31日前），剩余总金额的50％于2016年12月31日前一次性全部付清；如因甲方股东原因导致给乙方付款延迟，则甲方股东除应付乙方金额外，还应按照偿还乙方总金额的3%/日作为违约金支付给乙方。该还款协议上的“货款”、“保证金”和“共计总金额”处均系空白。2016年3月7日，大麦公司与义乌诚进行了对帐，确认其尚欠义乌诚267047.17元（包括应退还的10000元保证金）。“大麦对帐人”处有“陈伟”的签名。后由于杨忠楠未按约归还欠款，故义乌诚诉至一审法院。另查明，2016年3月7日傍晚，杨忠楠及陈旋至祥符派出所接受询问。杨忠楠自称是大麦公司的管理层，受大麦公司委派作为股东代表与供应商交流，其被迫签订包括案涉《还款协议》在内共32份《还款协议》。陈旋称大麦公司实际股东为杨忠楠、叶炜、刘强及其本人。一审法院认为，杨忠楠与大麦公司相关供货商在协商过程中曾向公安机关报警，但在警察出警时并未表示其受到胁迫，在警察离开现场时未要求同时离开，事后仍留下与包括义乌诚在内的供货商就还款事宜进行协商，并签订《还款协议》，杨忠楠在该还款协议上签名并按捺手印。事后杨忠楠自行前往公安机关报案称其受到威胁签订《还款协议》，公安机关亦未认定存在胁迫行为，也未对相关供货商做出处理。此后杨忠楠也未向人民法院起诉撤销该还款协议。现在义乌诚起诉后，杨忠楠辩称《还款协议》系其受胁迫所签，证据并不充分，一审法院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义乌诚、杨忠楠签订的案涉《还款协议》主体适格，内容合法，意思表示真实，应当认定有效。案涉欠款虽源于大麦公司所欠义乌诚的款项，但杨忠楠自愿承诺按一定比例承担大麦公司债务，理应按约履行付款义务。杨忠楠在《还款协议》上签名，还款协议注明了“款项总金额以双方对账金额为准”，结合案涉对账单上确认的欠款金额，义乌诚要求杨忠楠承担该款项（267047.17元）八折后的32.5％即69432.2元，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另杨忠楠承诺在2016年3月15日及12月31日前各支付50%款项，并承诺逾期付款按总金额的3%/日支付违约金，双方约定的违约金及义乌诚主张的违约金过高，一审法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年利率4.35%标准予以调整，至起诉日为1342.4元。由于《还款协议》未明确杨忠楠承担的系保证责任，故本案以保证合同作为案由不当，应更改为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杨忠楠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义乌市道诚百货贸易有限公司69432.2元、支付违约金1342.4元（违约金暂计算至2017年1月18日，此后至主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的违约金按年利率4.35%另计），合计70774.6元。二、驳回义乌市道诚百货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855元，由义乌市道诚百货贸易有限公司负担63元，杨忠楠负担792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杨忠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微信记录2张、情况说明1份，证明2016年3月7日下午，陈旋与杨忠楠获得自由后，立刻向大麦公司法律顾问浙元律师事务所胡光春、倪剑波律师诉说被胁迫而签订还款协议的情况，并在律师建议下去公安机关报案。2.短信记录4张，证明杨忠楠一直否认还款协议并认为该协议是非法拘禁中形成。被上诉人义乌诚对微信、短信记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这不能直接证明上诉人是被迫签署的还款协议。对情况说明的部分内容不认可，认为不存在供应商将门反锁的情况，故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微信记录、情况说明及短信的内容说明签订还款协议当天及之后供货商催讨货款的情况，但无法达到上诉人主张的还款协议系被胁迫签订之证明目的。被上诉人义乌诚二审期间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案涉《还款协议》载明因大麦公司拖欠义乌诚货款，大麦公司股东自愿承担款项的偿还义务，款项总金额以双方对账金额为准。该协议还确认大麦公司股东为陈旋、杨忠楠、叶炜、刘强，杨忠楠承担比例为32.5%，各股东按照各自比例付款不再承担连带责任。首批总金额50%于2016年3月15日前一次性付清，剩余总金额的50%于2016年12月31日前一次性全部付清。根据义乌诚与大麦公司之后签署的对账单，大麦公司对义乌诚的总应付款为267047.17元（包含10000保证金）。杨忠楠与义乌诚均认可本案所涉义乌诚与大麦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真实存在，结合杨忠楠及义乌诚的陈述，杨忠楠代表大麦公司与义乌诚等相关供货商在协商过程中，因发生争议，杨忠楠确实向公安机关报警，但在警察出警时并未表示其受到胁迫，在警察离开现场时未要求同时离开，事后仍留下与包括义乌诚在内的供货商就还款事宜进行协商，并签订《还款协议》，杨忠楠在该还款协议上签名并按捺手印。事后杨忠楠与陈旋自行前往公安机关报案称其受到威胁签订《还款协议》，公安机关亦未认定存在胁迫行为，也未对相关供货商作出处理。此后杨忠楠与陈旋也未向人民法院起诉撤销该还款协议，直至义乌诚起诉后就此进行抗辩。综合上述情况，杨忠楠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在代表大麦公司协商债务处置事宜过程中，其个人在《还款协议》上签字系受胁迫所致，杨忠楠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10元，由上诉人杨忠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舒 宁审判员 程雪原审判员 朱晓阳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骆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