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浙0102行初76号
原告蔡以君，男，1971年2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南江县。
委托代理人王燕萍、娄华锋，浙江近山（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钱江新城市民中心C座。
法定代表人郭禾阳，局长。
委托代理人许颖、吴许婷，该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浙江万盛人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498号8幢。
法定代表人丁志雄，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金建中，浙江沁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蔡以君不服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作出的杭人社工伤认定（2016）71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于2016年7月2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8月1日向被告市人社局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浙江万盛人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盛公司）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同年9月29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蔡以君的委托代理人王燕萍、娄华锋，市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许颖、吴许婷，第三人万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金建中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市人社局的副局长章明作为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到庭应诉。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市人社局于2016年7月4日作出杭人社工伤认定（2016）71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核实情况如下：“蔡以君系浙江万盛人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派遣至上海华铁旅客服务有限公司工作的员工（工作地点：杭州城站火车站），于2016年4月24日22时40分许（工作时间：22：30至次日7：00），在将第一联车厢货物搬运到仓库后，在返回站台搬动第二联车厢货物时，突发病情，导致晕倒在地，后经医院治疗，被诊断为脑出血”，认定“蔡以君上班时突发疾病脑出血，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条件，现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
原告蔡以君诉称，原告系万盛公司员工，被派遣到上海华铁旅客服务有限公司，分配至杭州城站从事站台货物搬运工作。2016年4月24日晚22点40分左右，原告在杭州城站搬运货物时，晕倒在地。原告认为，其突发病情是由于工作引起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关于认定工伤的规定。为此，特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判令：1、撤销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杭人社工伤认定（2016）71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被告依法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蔡以君在立案时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杭人社工伤认定（2016）71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拟证明原告在工作时间受伤未被认定为工伤。
2、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急诊病历4张；
3、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住院病案；
证据2-3拟证明原告在工作时间受伤的事实。
4、上海华铁旅客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小兵证言，拟证明原告平时的工作时间及工作内容。
5、G7329列车餐饮领班乔某证言，拟证明原告受伤当天的工作内容及事发情况。
被告市人社局辩称，一、事实情况。2016年4月24日22时40分许，第三人万盛公司派遣至上海华铁旅客服务有限公司工作的员工蔡以君在其工作地点杭州城战火车站将第一联车厢货物搬运到仓库以后，在返回站台搬运第二联车厢货物时，突发病情，导致晕倒在地，被诊断为脑出血。2016年5月25日，原告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递交了相关证据材料，同日被告受理，并按照程序开展了调查，于2016年6月6日向第三人发出了举证通知书，第三人向被告递交了原告用工单位和用人单位的相关情况说明。2016年7月4日，被告基于调查所得的事实，作出杭人社工伤认定（2016）71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于7月5日直接送达原告，7月6日直接送达第三人。二、原告在工作过程中突发疾病，其情形不属工伤或视同工伤。2015年11月1日，蔡以君与万盛公司签署了《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从2015年11月1日至2018年10月，从事服务工作。2016年4月24日22时40分许，蔡以君在其工作地点杭州城战火车站突发病情，导致晕倒在地，被诊断为脑出血。根据原告提供的2016年4月25日的《急诊病历》记载原告系“1.5小时前无明显诱因下出现突发神志不清……”此外，原告提供的2016年4月27日的《入院记录》中也记载“患者3天前无明显诱因出现突发肢体乏力，跌倒在地……”，可以相互印证原告发病系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但并非由于工作原因引起。因此，原告在工作过程中突发疾病，其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及第十五条规定的可以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综上，原告在工作过程中突发脑出血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及第十五条规定的可以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要求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维持被告所作的行政行为。
被告市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证明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合法性的以下证据：
1、《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收件回执，拟证明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原告为工伤的行政行为，并送达职工及用人单位。
2、工伤认定申请表、蔡以君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情况说明、授权委托书、浙江近山（杭州）律师事务所公函、关涛、王燕萍身份证复印件、劳动合同书，拟证明原告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原告突发疾病的时间及基本情况，原告系万盛公司的员工。
3、住院病人诊断证明书、急诊病历、住院病案首页、入院记录、体格检查表（一）、（二）、出院记录、CT检查诊断报告单、心电图报告单，拟证明原告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无明显诱因情况下突发脑出血。
4、蔡以君受伤害经过简述、原告提供的调查笔录，拟证明原告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脑出血的事实。
5、杭州市人力社保局办理事项受理单，拟证明被告受理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
6、举证通知书及EMS回单，拟证明被告向第三人发出举证通知。
7、第三人提交的证明材料、举证说明，拟证明原告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脑出血的事实。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作出行政确认行为的法律依据为：《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
第三人万盛公司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认为当天列车有加挂，但属于正常工作内容，原告劳作强度不高、不存在过度紧张，当日劳动远低于原告正常的劳动负荷，且本案不存在事故特征的意外事件，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第三人未提交证据。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围绕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是否合法为争议焦点展开质证和辩论。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市人社局提供的证据1-7，原告蔡以君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决定书系违法作出，应予撤销；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证据4真实性均无异议，认为可以证明原告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脑出血，不能证明无明显诱因；对证据5至证据7均无异议，但不能证明系无明显诱因的情况下突发脑出血。第三人万盛公司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三性均无异议，对第三人公司员工签收的决定书也予以认可；对证据2、证据4至证据7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3三性均无异议，认为医院的诊断，出院、入院记录都明确原告是无明显诱因的情况下突发疾病。
对原告蔡以君提供的证据1-5，市人社局质证如下：对证据1、证据4、证据5均无异议；对证据2、证据3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仅能证明原告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无明显诱因突发疾病，不能证明系受到伤害发病。第三人万盛公司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目的，认为被告的认定是合法的；对证据2至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目的。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市人社局提供的证据1能够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及文书送达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2至证据4能够证明原告申请工伤认定时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及原告工作中发生脑血管意外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5、证据6能够证明被告的行政程序，予以认定；证据7系第三人在举证期向被告提交的材料，能够印证原告在工作中发生脑血管意外的事实，予以认定。原告蔡以君提交的证据1能够证明被诉行政行为，予以认定；证据2、证据3能够证明原告经医院诊断治疗的基本情况，予以认定；证据4、证据5能够证明原告在工作中发生脑血管意外的基本事实，予以认定。
根据上述予以认定的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6年5月25日，原告蔡以君的哥哥蔡以华作为其近亲属向市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称蔡以君在杭州城站火车站从事站台搬运货物的工作，其于2016年4月24日晚22时40分左右，“在返回站台搬运第二联车厢货物时，突发病情，神志不清，右侧肢体无力，晕倒在地，后送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治疗，诊断为脑血管意外”，要求认定工伤；同时提交蔡以君的身份证、劳动合同、急诊病历材料、住院病历材料、诊断证明、原告对城站工作人员所作的调查笔录及授权委托书等材料。市人社局于当日依法受理，经核查蔡以君及万盛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于2016年7月4日作出杭人社工伤认定（2016）71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于2016年7月5日送达原告，于同月6日送达第三人。原告蔡以君不服，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2015年9月23日，蔡以君（乙方）与万盛公司（甲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从2015年11月1日起至2018年10月31日止，乙方同意到发包单位上海华铁旅客服务有限公司从事服务工作，甲乙双方就工资社保等其他事项均予以约定。2016年4月24日22时40分许，蔡以君在城站火车站将第一联车厢货物搬运到仓库后，在返回站台搬运第二联车厢货物时，突发病情，后经医院诊断为脑出血、高血压病、高血脂症等。
还查明，2016年4月25日0时10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蔡以君《急诊病历》记载现病史“患者1.5小时前无明显诱因下出现突发神志不清，并有右侧肢体无力，跌倒在地，伴有恶心呕吐，无肢体抽搐，被发现后急送我院急诊，拟‘脑血管意外’收住入院”，疾病史“既往有高血压病病史（陪同人员描述，具体病情及治疗方案不详）”，诊断为“脑血管意外”。2016年4月27日该院《入院记录》记载现病史“患者三天前无明显诱因出现突发肢体乏力，跌倒在地，伴意识不清，恶心、呕吐，无肢体抽搐，被工友发现后急诊送我院，查头颅CT示（2016-4-25，00：59）左侧基底节区出血，诊断为‘脑出血’……为进一步治疗急诊以‘脑出血’收住我科……”，既往史“既往史不详……”，个人史“……否认吸烟、偶有少量饮酒……否认长期放射性物质、毒物接触史、否认粉尘吸入史”，初步诊断“1、脑出血。2、高血压病。”2016年5月16日该院《出院记录》记载出院诊断脑出血、高血压病、肺部感染、肝功能异常、低血钾症、高血脂症等，出院情况“患者右侧肢体活动不利，……神清，口齿欠清，颈软，……左侧肢体肌力0级，右下侧肌力1级，右侧巴氏征阳性，双下肢无浮肿”。
再查明，原告方提供事发当日在场见证人列车餐饮领班乔某的笔录，乔某述称：“我们先把货物放到站台上，等蔡以君过来搬到仓库，2个货车的量，走到仓库大概10几米左右”，“我们平时工作节奏比较快”，“（车进站）大概5分钟左右，要抓紧把货物搬下去”；“（货物）大概20多箱，每箱10斤左右，10瓶左右果粒橙等饮料”，“那天（火车）加了一联，有16节车厢，比平时多8节车厢……”，“工作时间比较紧，2分钟左右，那天他把第一联商品送到仓库后，回来接第二联时，倒在地上。他的主要工作是配合乘务员把车上商品搬到站台，然后再送到仓库”，“他（蔡以君）过来的时候感觉走路有点不稳，到站台后，他坐在地上不走了，距离我大概1-2米。刚开始有点意识，后来反应迟钝，开始他能说话，后来无法说话，身体无法控制。我马上打电话汇报领导，打120急救电话”。第三人万盛公司对当日列车加挂事实也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据此，市人社局具有作出被诉工伤认定行为的职权依据。
蔡以君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突发脑出血的事实并无争议，是否认定工伤系本案的争议焦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分别对“应当认定为工伤”和“视同工伤”的情形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其中《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经查明，见证人乔某证实平时工作节奏较快，事发当日又多加了一倍8节车厢，第三人对当日列车加挂事实也予以认可。蔡以君在火车进站的几分钟时间内要将车上货物抓紧搬运过程中发生脑血管意外，原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急诊病历、出入院记录等病历材料病史记载均无明显诱因，但蔡以君被诊断患有高血压病，其发生脑血管意外是否完全排除突击完成疾速重体力工作任务的影响，被告市人社局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主要证据不足。市人社局应依法查明事实，作出正确的工伤认定。
《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市人社局于2016年5月25日受理原告近亲属蔡以华提出的对蔡以君予以工伤认定的申请，经调查核实，于2016年7月4日作出杭人社工伤认定（2016）71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于2016年7月5日送达原告、于同月6日送达第三人。行政程序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定。
综上，被诉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应撤销重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杭人社工伤认定（2016）717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二、责令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法定期限内对原告蔡以君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
原告蔡以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蒋 伟
人民陪审员 朱建荣人民陪审员郑芳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 莉 萍
（另设附页）
附本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等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