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04民终93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詹雨明，男，1964年5月19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仙忆，女，1963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与上诉人詹雨明系夫妻。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梁耀南，男，1964年7月10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建军，辽宁必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越，女，1968年4月2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玉杰，辽宁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媛，女，1990年8月30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与被上诉人杨越系母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玉杰，辽宁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1，女，2001年7月13日出生，汉族。
法定代理人：杨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2，女，2001年7月13日出生，汉族。
法定代理人：杨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士祥，男，1937年3月12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军，女，1963年3月25日出生，与梁士祥系父女，住抚顺市新抚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荷明，女，1934年8月12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军，1963年3月25日出生，与张荷明系母女，住抚顺市新抚区。
上诉人詹雨明、徐仙忆、梁耀南与被上诉人杨越、梁媛、梁某1、梁某2、梁士祥、张荷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2016）辽0411民初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詹雨明、徐仙忆，上诉人梁耀南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建军，被上诉人杨越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玉杰、被上诉人梁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玉杰，被上诉人梁某1、梁某2的法定代理人杨某，被上诉人梁士祥、张荷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詹雨明、徐仙忆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确认本案270万元实际出借人是梁耀南不是梁跃忠；2、请求法院调取2013年9月7日梁跃忠因癌症晚期，在辽宁省肿瘤医院住院证明和医院录像记录证明。3、请求法院支持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直接、间接损失费；4、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判决中论证的争议焦点错误，造成判决错误。本案双方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向梁跃忠借没借款，即借款合同的效力。二、一审判决认定2013年9月7日，上诉人向梁跃忠借款270万元事实错误。梁跃忠没有向詹雨明、徐仙忆支付过借款。根据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系实践性合同，即除当事人在合同上签字外，还要求借款人实际交付货币后借款合同才生效。1、上诉人没有给被上诉人写过借条、欠条、收据等债权凭证。法庭上杨越等人没有提供借条。2、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借款，即没有实际支付借款。上诉人没有收到过借款。被上诉人杨越等人为证明270万元实际交付，于2017年1月19日向顺城区法院提交申请调取证据申请书。请求法院调取张荷明、梁跃忠、梁伟、徐晨，在农业银行、建设银行、辽宁农村信用社抚顺分行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的账户流水往来账。顺城区法院于2017年2月7日给银行下协助查询通知书，调查结果是，梁跃忠在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期间，没有向詹雨明、徐仙忆实际交付货币的行为。证明詹雨明、徐仙忆2013年9月7日没有收到借款，没有向梁跃忠借款270万元。3、2013年9月7日，梁跃忠借给詹雨明、徐仙忆27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没有合理性，是编造的。2013年9月7日，是梁跃忠死亡前37天，梁跃忠因肺癌、肝癌、胃癌晚期在省肿瘤医院住院化疗，杨越、梁媛、李文博、梁军等多人24小时重症监护，梁跃忠在这么多人的监护下独自借给詹雨明、徐仙忆270万元根本不可能。270万元现金，重有60斤、高有2.7米，梁跃忠已经拿不动，是不可能借给詹雨明、徐仙忆的。重病的梁跃忠就是到银行转款也得有几个人背着、推着。所以梁跃忠没有出借270万元的可能性。4、在法庭上杨越多次让梁耀南提供借条，说明杨越知道梁跃忠没有借条，没有借给詹雨明、徐仙忆270万元钱。三、上诉人于2013年10月21日向被上诉人出具的还款计划是在胁迫下写的，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无效合同，且已经证明没有实际支付，向梁跃忠借款270万元事实不成立。（一）、《还款计划》的由来。詹雨明和梁耀南从小是同学。2011年11月9日徐仙忆向梁耀南借款300万元，2011年1月15日偿还了30万元，尚欠270万元。梁跃忠、杨越是梁耀南的亲弟弟、弟妹。梁跃忠、杨越多次替梁耀南催过债，本来这钱是徐仙忆从梁耀南借的，应该找徐仙忆要，但是因詹雨明在国税局工作，还担任领导职务，梁跃忠、杨越两口子就专门到詹雨明单位威胁催债，每次梁跃忠、杨越走后，詹雨明、徐仙忆就到梁耀南家找梁耀南说情。梁跃忠、杨越因替梁耀南催债知道徐仙忆欠梁耀南270万元，杨越等人是胁迫詹雨明写的《还款计划》。（二）、《还款计划》是在胁迫下写的，是无效合同。1、梁跃忠于2013年10月14日死亡，10月21日也就是梁跃忠死亡的第七天，杨越、李文博、梁媛等人就又到詹雨明办公室催债，詹雨明还以为杨越等人还替梁耀南催债，就说现在还不上，李文博说还不上就写还款计划，还威胁说公务员做买卖，不写就让你扒衣服的话胁迫詹雨明按着他们说的写还款计划。向梁跃忠借款270万元是被强迫写的，因为詹雨明、徐仙忆没向梁跃忠借过款，所以特意注明已写欠条。要求杨越等人还款时把欠条拿来，因为该借款已给梁耀南写过欠条，梁跃忠没有270万元的欠条。2、徐仙忆怕詹雨明工作受牵连，为保住詹雨明的工作，重新写了《还款计划》。2013年10月21日，詹雨明语无伦次的打电话告诉徐仙忆写《还款计划》的经过，徐仙忆为了詹雨明的工作不受牵连，马上给杨越打电话，要求用自己写的《还款计划》换回詹雨明写的《还款计划》。他们要求在乐园大厦的肯德基见面，到肯德基徐仙忆要詹雨明写的《还款计划》，当时李文博说先写完再换，徐仙忆说不看原件怎么写？李文博说，我说你写，徐仙忆先写的草稿没写梁跃忠，李文博要求必须写，结果第二份还款计划还是被迫写上了向梁跃忠借款270万元，詹雨明二人都签上了字，他们还是没放过詹雨明。3、杨越为了达到催债的目的，多次到望花国税局、市国税局纪检部门诬告詹雨明公务员做生意、欠钱不还。詹雨明迫于压力于2015年12月提前退休。4、2013年10月21日，《还款计划》上写的借款日2013年9月7日，是杨越等人编造的借款时间。被胁迫写完《还款计划》，詹雨明到单位属地派出所报案，接待干警说此事属于民间经济纠纷他们不受理立案，只有构成伤害成为刑事案件他们才会受理。詹雨明咨询了法律专业人员，得知只要2013年9月7日270万元借款行为不是真实的，没给过你钱借款不成立。顺城区法院在不符合常理、无效合同、没有实际支付等情况下做出的判决，是错误的判决。四、杨越想通过胁迫詹雨明写的《还款计划》达到侵吞梁耀南借给徐仙忆270万元钱的目的。徐仙忆是从梁耀南借的270万元钱，是徐仙忆和梁耀南一起去到银行办的手续，借条是给梁耀南出的。1、杨越想通过调取银行支付记录，来证明梁耀南借给詹雨明、徐仙忆的270万元是梁跃忠的钱，但没有查到支付记录。2、杨越在和梁耀南打合伙官司，认为梁耀南没有能力借款，所以认为钱是梁跃忠借的。杨越认为梁耀南是给梁跃忠煤厂打工的，没有能力借这么多钱，所以他们在梁跃忠第七天就找到詹雨明逼其写《还款计划》，想用《还款计划》代替借条要钱，杨越在法庭上多次要求梁耀南提供欠条，证明杨越手里的《还款计划》和梁耀南手里的借条是一回事。杨越认为梁耀南的钱都是梁跃忠的，所以，梁跃忠死后杨越和梁耀南一直打官司。五、请求法院支持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直接、间接损失费。综上所述，梁跃忠没有出借270万元，是梁耀南出借的，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
梁耀南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改判确认270万元的出借人是梁耀南而不是梁跃忠；2、请求依法确认270万元不存在是两笔借款的问题；3、案件受理费由各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的证据明显的优于杨越等人，应依法确认270万元的出借人是上诉人。1、徐仙忆的存折证明出借人是梁耀南，而不是梁跃忠。提供到法庭的存折证明，梁耀南于2011年11月9日同詹雨明、徐仙忆共同到抚顺市顺城区农村信用合作社河北信用社（以下称信用社）办理了梁耀南出借给詹雨明、徐仙忆二人300万元的手续。徐仙忆当场办理了信用社的存折，办理存折的手续均是梁耀南当场亲自书写的。这份手续上清清楚楚的写着“代理人姓名：梁耀南”，“存款人姓名：徐仙忆”，“存入金额小写：300万元”。对此，詹雨明、徐仙忆也当庭承认此过程。2、270万元的形成过程。梁耀南将300万元存入徐仙忆当天开户的信用社存折内，双方约定借期一周，并书写了借条。但一周后，詹、徐只还了30万元，其他无力偿还。双方再次约定270万元自2011年11月16日起至2013年11月15日止，借期两年。但到期后，詹、徐仍无力偿还，双方又一次协商将还款日延至2015年11月15日止。为此，梁耀南、詹雨明、徐仙忆三人共同协商于2015年10月19日补签一份《借款合同》，并在第4条中约定“本合同双方签字后，乙方收回此前出具的借条，同时出具一份日期标明为2011年11月16日收到甲方提供的270万元的《借条》”，这就有了一个日期为2011年11月16日的借条。根据此合同的约定，詹雨明、徐仙忆早已收回了此前每两年出具一次的借条，统一按合同约定的执行。这就是300万元转变为270万元的真实过程。3、向法庭提供交付借款证据是杨越的法定义务。《还款计划》应建立在借条或借款合同之上，正如詹雨明在《情况说明》中阐述的内容。（见詹雨明的情况说明）。上诉人认为，詹雨明提出的疑问，就是本案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谁主张谁举证是法院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杨越主张270万元是梁跃忠出借的，其就必须向法庭提供是如何交付的证据，仅凭《还款计划》不能证明梁跃忠已经实际交付了270万元。但就凭这份漏洞百出且存在重大争议的《还款计划》的孤证，一审法院居然认为杨越等人“完成了举证责任”并予以支持，显然这是证据认定上的严重错误。4、詹雨明、徐仙忆书写并签字的《还款计划》无效。詹雨明书写的情况说明对于如何形成的《还款计划》阐述的非常清楚，并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其是收到威胁、恐吓后，作为局长的詹雨明只能按照杨越等人的要求书写《还款计划》。杨越等人拿到后，又一次找到詹雨明、要求其爱人徐仙忆也得签名，十分无奈的詹雨明，只好再一次另写了一份《还款计划》并加上徐仙忆的签名，将此前书写的《还款计划》收回。（见詹雨明书写的情况说明）。对此詹雨明在2016年1月7日接受法院询问所作的笔录中阐述的也十分清楚，工作人员问“还款计划为何写明向梁跃忠借款？”詹雨明答“因为当时哥俩关系好，都能相互代表。再者，他家属来我单位闹，我不得不签还款计划”，这都充分证明了，出具还款计划并不是詹雨明真实意思表示（见2016年1月7日法院询问笔录）。尤其是詹雨明提供到法庭最原始的《还款计划》中非常明显的能够看到“向梁跃忠”借款中的“向梁跃忠”四个字是后加上去的，这充分证明了詹雨明在书写《还款计划》时完全按照杨越等人的威胁要求所写的，并非是詹雨明的真实意思表示。詹雨明的情况说明也明确写明该事实。詹、徐夫妻二人在一审几次开庭审理过程中，多次阐明了只向梁耀南借款300万元后变更为270元，从未向梁跃忠借过款，因此，杨越提供到法庭的存在明显瑕疵的《还款计划》无效。5、詹雨明所书写的《还款计划》是误解所致。詹雨明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又认为“哥俩能相互代表”，对此，詹雨明在情况说明中又进一步阐明“因为她和梁跃忠以前代表梁耀南到单位来找过我催要欠款。”对于詹雨明的这个认识，上诉人认为是真实反映出了詹雨明当时的认知。因为，2011年11月9日梁耀南借款给詹、徐时，詹雨明根本不认识梁跃忠。梁耀南与詹雨明是同学关系，两人感情甚好，这才有了借款的基础。试想，詹雨明与梁跃忠在不认识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向梁跃忠借款300万元？梁跃忠又怎么可能借给他？所以，上诉人认为，詹雨明书写的《还款计划》中说是向梁跃忠借款是误解所致，并不是詹雨明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杨越认为梁跃忠借给了詹雨明、徐仙忆270万元，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没有合法有效的证据加以支持。二、一审判决将一笔270万元的债务认定为两笔没有任何根据。如前所述，各种证据已经证明270万元的出借人是梁耀南，梁跃忠无论是经济能力，还是身体状况，以及与詹雨明夫妻的关系上，特别是提供的具有明显瑕疵的证据上，都已经十分清楚的说明了出借人是梁耀南。
杨越、梁媛、梁某1、梁某2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詹雨明说杨越去他单位敲诈他，她不可能带孩子去，如果是敲诈他为什么不报警，还给杨越打电话说他爱人徐仙忆要见面，之后徐仙忆又把自己名字加上了，而且还款计划中写的是向梁跃忠借款，说明他们欠我家钱。詹雨明是在梁跃忠去世后给写的还款计划，梁跃忠去世后，杨越和梁耀南因为梁跃忠的财产一直在打仗，杨越怎么可能替他去要钱。
梁士祥、张荷明答辩称，我们知道的情况是梁耀南借钱给徐仙忆、詹雨明，梁跃忠是替梁耀南要钱。2013年9月7日，梁跃忠病危，我们都在医院陪着他。同意詹雨明、徐仙忆、梁耀南的上诉意见。
梁耀南对詹雨明、徐仙忆的上诉请求答辩称，同意詹雨明、徐仙忆的上诉意见。
詹雨明、徐仙忆对梁耀南的上诉请求答辩称，我向梁耀南借的钱，如果不是梁耀南要梁跃忠到詹雨明单位闹，他们也不会知道欠钱的事。
杨越、梁媛、梁某1、梁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借款本金270万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第三人梁耀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270万元借款的出借人是梁耀南而不是梁跃忠。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梁跃忠生前从事煤矿经营，于2013年10月14日因肺癌去世，去世前已患病一年多。梁跃忠的继承人有妻子杨越，女儿梁媛、梁某2、梁某1，母亲张荷明，父亲梁士祥。梁耀南与梁跃忠是同胞兄弟。
2013年10月21日，杨越等人找到詹雨明要求其偿还借款，詹雨明向杨越出具《还款计划》，载明：本人詹玉明（应为詹雨明）于2013年9月7日向梁跃忠借款贰佰柒拾万元整（已写欠条），还款日期定于2013年11月7日。当日，詹雨明、徐仙忆向杨越要回上述《还款计划》并将之作废后，又向杨越出具《还款计划》载明：徐仙忆、詹雨明在2013年9月7日向梁跃忠借的人民币贰佰柒拾万元，当时约定还款日期为贰零壹叁年壹拾壹月零柒日，若按原计划日期还不了款，提前拾日通知。詹雨明、徐仙忆在第二份《还款计划》上签字。
2015年11月3日，杨越、梁媛、梁某1、梁某2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詹雨明、徐仙忆偿还借款270万元及利息。2016年1月8日，梁耀南以述称理由申请参加诉讼。2016年1月8日，一审法院追加梁士祥、张荷明为本案原告。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争议焦点有：1、詹雨明、徐仙忆是否应向杨越等人偿还借款；2、梁耀南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
关于詹雨明、徐仙忆是否应向杨越等人偿还借款，詹雨明、徐仙忆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詹雨明出具的《还款计划》已经载明了还款的原因、事由、数额、对象和还款时间，且出具《还款计划》后，徐仙忆又找到杨越等人，要回詹雨明所签写的《还款计划》后，由詹雨明、徐仙忆共同重新向杨越等出具《还款计划》，仍然写明偿还对象是梁跃忠并加入了到期不能偿还的解决措施，两次都写明2013年9月7日向梁跃忠借款270万元，没有记载此款与向梁耀南借款是同一笔借款，可见詹雨明、徐仙忆向杨越等人出具《还款计划》是正常人做出的理性行为。詹雨明、徐仙忆辩解其被胁迫且误以为杨越是替梁耀南主张债权而出具了《还款计划》是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这是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的意思表示，在出具《还款计划》至起诉前的近两年时间也未向有关部门主张救济，并不符合常理，故对詹雨明、徐仙忆的辩解无法采信。詹雨明、徐仙忆共同出具的《还款计划》是承认欠款事实存在，也表明是对向杨越等人偿还梁跃忠270万元借款的承诺。因此，杨越、梁媛、梁某1、梁某2已完成举证责任，詹雨明、徐仙忆没有提出偿还270万元借款的辩解及证据，故詹雨明、徐仙忆应偿还梁跃忠的继承人即杨越、梁媛、梁某1、梁某2、梁士祥、张荷明借款本金270万元。
关于梁耀南的诉讼请求，应承担证明其是否向詹雨明、徐仙忆出借款项，以及此借款与杨越、梁媛、梁某1、梁某2主张的是同一笔借款的举证证明责任。现梁耀南主张其于2011年11月9日向詹雨明、徐仙忆出借300万元借款，时间和数额与杨越方主张的借款并不一致。在辽宁省农村信用社储蓄凭条上，梁耀南是在存款人徐仙忆下方“代理人”处签字，并不足以证明其在2011年11月9日向徐仙忆转账或取款以交付借款或者借款来源于何人。梁耀南帮助徐仙忆书写银行凭证并办理存折，并不表明梁耀南是债权人，《借条（收条）》又是与2015年10月19日的《借款合同》同时签写。梁耀南提供的证据无法确认其主张的债权与杨越、梁媛、梁某1、梁某2主张的债权为同笔债权，故梁耀南要求确认其为此笔借款的债权人的诉讼请求，无法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一、詹雨明、徐仙忆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杨越、梁媛、梁某1、梁某2、梁士祥、张荷明借款本金270万元；二、驳回梁耀南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400元，由詹雨明、徐仙忆共同负担。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詹雨明、徐仙忆承认借款270万元，各方对出借人是梁跃忠还是梁耀南存在分歧，因此二审争议焦点为：270万元借款的出借人是梁跃忠还是梁耀南。
杨越一审提交两份《还款计划》，主张出借人为梁跃忠。从两份《还款计划》的形成及内容看，詹雨明先于2013年10月21日上午在本单位向杨越等人出具《还款计划》，明确记载向梁跃忠借款270万元的事实，当天中午杨越等人在肯德基吃饭，詹雨明、徐仙忆再次找到杨越，收回之前出具的《还款计划》，由詹雨明、徐仙忆共同作为借款人再次书写《还款计划》，仍然写明向梁跃忠借款270万元。因此，詹雨明、徐仙忆属于两次确认向梁跃忠借款270万元的事实。两份《还款计划》中均载明欠款原因、借款事项、借款金额、出借人姓名及还款时间，故根据两份还款计划的内容可以认定借贷关系及实际履行的事实。
梁耀南一审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本案诉讼，请求确认自己是本案270万元的实际出借人。一审中梁耀南提交2011年11月9日辽宁省农村信用社储蓄凭条、2015年10月19日《借款合同》及借条（收条）。詹雨明、徐仙忆与梁耀南是在2015年10月19日形成的借款合同、借条。梁耀南提供的徐仙忆辽宁省农村信用社储蓄凭条，能证明徐仙忆于2011年11月9日发生存款300万元，但梁耀南在“代理人”处签名并帮助徐仙忆书写存单并不能直接证明梁耀南即是300万元的原持有人。同时，该笔款项与詹雨明、徐仙忆在《还款计划》中承认的欠款在时间、金额上也不相吻合，不具有同一性，因此无论是借款事实还是梁耀南所主张债权与本案的关联性，均缺乏有效证据证明。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本案，综合杨越和梁耀南双方提交的证据，梁耀南未能提交充分证据推翻杨越据以证明事项。詹雨明、徐仙忆出具的《还款计划》既承认欠梁跃忠270万元借款的事实，也承诺偿还借款并约定还款日期，因此杨越、梁媛、梁某1、梁某2提交的证据已形成优势证据，可以认定詹雨明、徐仙忆应向梁跃忠的继承人清偿债务。一审判决詹雨明、徐仙忆向梁跃忠的继承人偿还借款270万元正确。
关于詹雨明、徐仙忆主张是在胁迫下出具还款计划及误认为杨越是替梁耀南催款的问题。其一，詹雨明、徐仙忆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到自己实施的民事行为会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两人先后书写的《还款计划》，均表述同一借款事实，说明当时二人对梁跃忠出借270万元的认知是清晰、明确的。其二、两次出具《还款计划》都是在公开场合，詹雨明、徐仙忆如认为人身受到威胁，应当在第一次出具还款计划后及时寻求司法救济，但一、二审诉讼中詹雨明、徐仙忆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也未在出具还款计划后依法行使撤销权。庭审中詹雨明亦表示在第一次出具还款计划后即打电话告知梁耀南，梁耀南表示没有让杨越去要钱并要求其报警，那么二人对杨越的催款行为就不应当存在所谓的误解，相反詹雨明、徐仙忆却再次找到杨越，要求增加徐仙忆为借款人后，重新出具借款事实相同的《还款计划》。其三、梁耀南上诉状中称，詹雨明、徐仙忆每两年向梁耀南出具一份新的借条并收回原借条，但詹雨明、徐仙忆从未在本案诉讼中进行举证，不符合常理。综合上述分析，詹雨明、徐仙忆出具还款计划的行为不能认定系受到胁迫或是存在误解,其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詹雨明、徐仙忆要求调取2013年9月7日梁跃忠住院证明和医院录像记录证明的问题。詹雨明、徐仙忆没有提交书面调查取证申请。综合前述分析，詹雨明、徐仙忆出具《还款计划》承诺还款后，双方已形成欠款法律事实。詹雨明、徐仙忆所申请调取的证据并不能否定双方成立欠款关系及詹雨明、徐仙忆承诺还款的事实。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的规定，詹、徐二人所申请调取的证据属于无调查收集必要的范畴，本院对其申请不予准许。
对詹雨明、徐仙忆请求被上诉人赔偿直接、间接损失费的问题，詹雨明、徐仙忆为一审被告，该项上诉请求不是针对一审判决实体内容，而是在二审诉讼中另行提出的独立的诉讼请求，依据民事诉讼法关于二审程序审理范围的规定，该项上诉请求不属于二审审理范围。
综上，詹雨明、徐仙忆及梁耀南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6800元，由上诉人詹雨明、徐仙忆承担28400元，由上诉人梁耀南承担284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关左健
审判员张帆
审判员何福苍
二〇一七年八月八日
书记员 罗 晓 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