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朝民初字第14510号
原告陆×1，男，1973年10月1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小利，北京邦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陆×2，女，1944年10月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周净，北京市中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陆×3，女，1942年11月6日出生。
被告陆×4，女，1947年10月3日出生。
被告陆×5，男，1941年9月12日出生。
原告陆×1（以下称姓名）与被告陆×3、陆×2、陆×4、陆×5（以下均称姓名，一并提起时称四被告）遗赠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陆×1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小利，陆×2及其委托代理人周净，陆×3、陆×4、陆×5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陆×1诉称：蔡凤英和陆士庠共育有四被告四个子女，我是陆×5的儿子，蔡凤英与陆士庠于1961年离婚。2012年8月14日，蔡凤英取得了北京市朝阳区常营中路某号院某号楼某层某单元某号房屋（以下简称诉争房屋）。2013年3月26日，蔡凤英在中华遗嘱库书写了遗嘱，内容为其全部财产由我继承。2013年12月1日，蔡凤英去世，此后我多次与四被告协商诉争房屋的继承过户事宜均未果，故我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诉争房屋归我所有。
陆×2辩称：不同意陆×1的诉讼请求。我无法确定蔡凤英遗嘱的真实性，且蔡凤英立遗嘱时的精神状况亦无法核实。陆×1早都知道遗嘱的内容，但在两个月内没有明确表示接受，应当视为放弃接受遗赠。
陆×3辩称：不同意陆×1的诉讼请求。诉争房屋是我母亲蔡凤英的遗产，应该由四位法定继承人共同继承。该房屋是2009年拆迁获得，蔡凤英曾经说过无论房子给谁名字都不能改，只能是她的名字，这样陆×4回来住着方便。蔡凤英没有给我说过立遗嘱的事，我只是听说房子给了陆×1，但蔡凤英没有带我们办手续，且遗嘱上也没有要求我们协助办理过户手续。陆×1在蔡凤英去世后两个月内没有表示接受遗赠，遗嘱应当无效。
陆×4辩称：不同意陆×1的诉讼请求。我从来没有见过遗嘱，而且我母亲蔡凤英跟我说过，因为我一直在外地，所以诉争房屋有一间要给我居住，否则我就没地方住了。
陆×5辩称：我尊重蔡凤英的遗嘱，同意陆×1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蔡凤英与陆士庠为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四被告四位子女，1961年，蔡凤英与陆士庠离婚，蔡凤英之后未再婚。蔡凤英之父蔡荣寿，1926年去世，之母张兰田，1984年去世。陆×1为陆×5之子。2013年12月1日，蔡凤英因病去世。
北京市宣武区樱桃斜街某号原为蔡凤英承租的直管公房。2009年8月11日，蔡凤英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北京大栅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署《观音寺文物保护修缮搬迁腾退定向安置协议》，约定了樱桃斜街某号安置事宜，并确定安置房屋为诉争房屋。2009年11月24日，蔡凤英与北京极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关于诉争房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限价商品住房）》，总房款521117元。2010年11月，诉争房屋交房，2012年8月14日，诉争房屋获得产权证，登记权利状态为蔡凤英单独所有，产权证号X京房权证朝字第某号。
2013年9月6日，蔡凤英至中华遗嘱库进行遗嘱登记，内容如下：“1、目前，我的财产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部分：X京房权证朝字第某号房产一处，2009年购买，于2012年8月14日取得房产证，房屋座落于朝阳区常营中路某号院某号楼某层某单元某号，房产在蔡凤英名下，是我个人财产。2、在我去世后我的全部财产由我孙子陆×1继承。3、上述人员继承的财产、房子属于个人财产，不属于其夫妻共同财产。4、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应本着互让互谅的原则协商事宜，希望你们敦睦共处、厚德传家、不要辜负我的期望。本遗嘱是我目前我认可的唯一有效的遗嘱，立订之前我的其他遗嘱，我均予以撤销，以上内容均为我的真实意思表示。”蔡凤英在上述遗嘱上、下方均签字并捺印。
根据陆×1及陆×2的申请，本院前往中华遗嘱库调取了蔡凤英立遗嘱的相关底档材料并询问遗嘱提取流程，中华遗嘱库向本院发出回复函，对蔡凤英遗嘱办理及提取过程答复如下：“1、2013年3月下旬，蔡凤英前往北京市西城区西交民巷73号的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咨询遗嘱问题，经中华遗嘱库工作人员提供遗嘱范本并进行指导后，向蔡凤英提供了印有中华遗嘱库标志的遗嘱专用纸。2、2013年3月27日，蔡凤英持写好的遗嘱原件再次前来咨询，并填写了《信息登记表》和《风险提示、声明与确认书》。工作人员审核后认为其符合遗嘱登记的要求，故让其本人在遗嘱上方加盖‘本签字和手印在本网点和本操作人员面前形成’处签字并按手印。操作人员第002号在旁边加盖了中华遗嘱库网点编号章和操作人员编号章，之后为蔡凤英预约在2013年9月6日办理遗嘱登记。3、2013年9月6日，蔡凤英持遗嘱原件及相关资料，在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的遗嘱登记室内，由工作人员操作‘中华遗嘱库电子登记系统’，为蔡凤英进行了自书遗嘱的登记，其流程为录入当事人基本信息、联系人、指定的遗嘱查询人和提取人-
核实遗嘱信息-录入当事人指纹-询问遗嘱内容及是否本人意愿-当事人在遗嘱涂改处签字按印确认-对以上流程进行录像-拍摄现场照片-
扫描当事人遗嘱及身份证。4、以上过程在遗嘱登记室内进行，除工作人员和蔡凤英外无其他人员在场。5、凡担任中华遗嘱库操作人员者，需经过我会的身份审查和核验。6、前述遗嘱登记后，遗嘱原件保管在中华遗嘱库，期间未发生查询或提取记录。7、2014年3月19日，陆×1持蔡凤英死亡证明、本人身份证前来查询提取遗嘱，经审核合格后，我会将所保管的遗嘱交与陆×1。”中华遗嘱库在回复上述函件同时，向本院提供了蔡凤英立遗嘱全过程的视频资料。陆×1及四被告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表示认可，陆×5同意遗嘱内容，陆×3、陆×4认可遗嘱的真实性，但不同意将诉争房屋给陆×1，陆×2则认为上述材料不能确定蔡凤英当时的身体及精神状况，蔡凤英在录像中的表述有鹦鹉学舌的嫌疑。
庭审中，陆×1及陆×5陈述其陪同蔡凤英一起去中华遗嘱库立遗嘱，但立遗嘱时只有蔡凤英一人进入，故当时对遗嘱内容并不知情；蔡凤英保留了遗嘱复印件，并在不久之后将复印件给陆×5保存，陆×5在2014年春节将复印件向陆×1出示。陆×1主张在知道遗嘱内容后60日内已经明确表示接受遗赠，并提供昌列、昌予及马靖的证言予以证明。其中昌列出庭作证称蔡凤英为其姑姑，在蔡凤英去世后葬礼期间曾听到陆×1明确表示接受蔡凤英的遗赠，当时四被告均在场。陆×5、陆×3、陆×4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表示认可，陆×2对未出庭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认为出庭证人表×。
陆×1因诉争房屋继承问题无法与四被告达成一致，故于2014年3月11日提起本诉。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亲属关系证明、死亡医学证明书、火化证明、房屋产权证、证明、发票、收据、照片、信息登记表、遗嘱资料预查询申请单、提取遗嘱通知单、庭审笔录及上述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公民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诉争房屋系蔡凤英通过拆迁安置取得，并登记在其名下，属于其个人财产，依法应当视为蔡凤英的遗产。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现有证据，蔡凤英三次至中华遗嘱库就订立遗嘱问题进行咨询、签字、登记，登记遗嘱时更有中华遗嘱库工作人员在旁见证并全程录像，该遗嘱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将遗产遗赠给陆×1的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规定。从中华遗嘱库拍摄的现场录像来看，蔡凤英神智清醒、语言表达清晰流畅、态度明确，陆×2虽对蔡凤英订立遗嘱时的精神及身体状况提出异议，但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本院无法采信。结合四被告的庭审陈述，可以认定该遗嘱为蔡凤英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对遗嘱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予以确认。
从中华遗嘱库回复的遗嘱形成及提取过程来看，虽然陆×5与陆×1陪同蔡凤英共同前往中华遗嘱库，但遗嘱登记及形成过程仅蔡凤英一人在场，登记后至2014年3月19日亦未发生过查询或提取记录，并无证据证明陆×1在蔡凤英订立遗嘱后即对遗嘱内容知情。根据陆×1及陆×5陈述，陆×1在2014年春节获得遗嘱复印件，2014年3月11日即向本院提起本诉要求诉争房屋归其所有，2014年3月19日至中华遗嘱库提取遗嘱，该期间并未超过法律规定接受遗赠的期限。另一方面，根据陆×1、陆×5、陆×3陈述，蔡凤英在生前就曾表示要将诉争房屋留给陆×1，且陆×1提供的证人证言内容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其在蔡凤英去世后继承开始时亦明确表示了接受蔡凤英的遗赠，并未超过法定期限。综合上述认定，蔡凤英订立的遗嘱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陆×1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遗嘱内容后在法定期限内明确表示接受遗赠，故诉争房屋应当归陆×1所有，陆×1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五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继承人蔡凤英名下北京市朝阳区常营中路某号院某号楼某层某单元某号房屋归原告陆×1所有。
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原告陆×1负担（已交纳1150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洁
代理审判员 吴 娜
代理审判员 郝丽娜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周 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