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闽02行终1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月英，女，1937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
委托代理人黎耀南，男，1953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住所地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中路518号。
法定代表人郭俊胜，局长。
委托代理人ＸＸ，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伍毓锟，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月英因诉被上诉人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下称市国土房产局）不履行签订行政协议法定职责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3行初1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月英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其原有厦禾路884号495平方米、性质为店面的房产，地处厦禾路改造前的路边上，其中237平方米的沿街部分在1993年厦禾路拓宽改造后成为厦禾路路面的一部分，房屋和土地被政府征用成为了国家建设用地，拆迁安置行为也必然是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应由政府进行安置补偿，然而至今政府没有进行安置补偿，而是把补偿责任推给了拆迁施工的厦门铁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有违谁征用谁补偿的原则。故其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市国土房产局依据厦府（1993）地129号文件和厦府（1992）综131号《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其签订拆迁协议并进行确认。
原审法院查明，吴月英在厦禾路884号1楼的房屋（建筑面积237平方米）因厦禾路旧城改造道路拓宽需要，应予拆除。1993年8月5日，拆迁人厦门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与被拆迁人吴某（使用人吴月英）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完毕。现吴月英认为政府拆迁其房屋，应由市国土房产局与其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故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吴月英房屋被拆迁时，已经与拆迁人厦门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并已实际履行完毕。吴月英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实质是否认其与厦门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市国土房产局系房屋拆迁行政管理部门而非拆迁人，法律法规并未授权市国土房产局可与被拆迁人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也就是说与被拆迁人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不是市国土房产局的法定职责，吴月英的诉求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吴月英的起诉。
上诉人吴月英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之规定，责令被上诉人市国土房产局对厦禾路改建指挥部行政不作为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主要理由：1993年厦禾路拓宽改造，被上诉人下设机构市拆迁处和厦禾路改建指挥部拆除了吴月英的房屋，征用土地用于厦禾路建设，但未依法进行补偿，属于典型行政不作为。具有签订协议职能的厦禾路改建指挥部已被撤销，其安置补偿责任依法应转移到被上诉人。即便被上诉人不能和指挥部一样签订协议，也不能因此免除其安置补偿的责任，行政赔偿也是承担责任的方式之一，本案可以比照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由主管部门即被上诉人直接进行行政赔偿。再有，上诉人的原始诉状请求是责令被上诉人按照厦府（1992）综131号《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合理的安置补偿，并依法进行赔偿。但原审法院认为赔偿和补偿的法律依据不同，不能同时审理，必须在明确行政行为违法后另行起诉。为顺利立案，上诉人将诉求从“依照厦府（1993）地129号文件和厦府（1992）综131号文件进行安置补偿和赔偿”改为“依法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和进行确认”。立案后，原审开庭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许某某诉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和新司法解释规定，明确行政诉讼也可以提出赔偿诉求，上诉人遂要求将诉求还原到原始诉状的表述，原审告知上诉人就赔偿事项另行起诉也是合法的，于是上诉人又放弃了更正诉讼请求的要求，认为即便被上诉人不能进行补偿安置，也一定能够进行赔偿。按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上诉人无须再行起诉，也应获得赔偿；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上诉人可以另行起诉要求赔偿。
被上诉人市国土房产局答辩称，本案上诉人已与厦门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在该协议书仍合法有效的情况下，上诉人无权要求拆迁人或被上诉人重新与其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如有争议，依法应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被上诉人并非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相对方，该协议也非基于被上诉人的行政命令而签订，上诉人与拆迁人之间因该协议引起的纠纷与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系房屋拆迁行政管理部门，而非拆迁人，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对其进行拆迁补偿，缺乏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从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起诉状及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所作的询问笔录看，起诉状中罗列三项诉讼请求，上诉人删除了其中第一、二项诉讼请求，即“一、判决厦禾路拆迁安置补偿协议001号行政行为主体不符，协议无效。二、判决000000719号拆迁安置补偿确认通知书变更政策文件依据行政行为不合法，依据的厦府地（1992）175号文内容与厦禾路拓宽改造无关是内容不合法。通知书依据的厦土房（1993）拆公字五号客观不存在（依法应予存档），存在虚构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不合法，判决确认通知书不合法”，保留第三项诉讼请求，即“三、责令被告依据厦府（1993）地129号文件和厦府（1992）综131号的规定签订拆迁协议及进行确认。”2018年1月15日，原审法院再次向上诉人明确诉讼请求并制作询问笔录，笔录中上诉人确认其诉求为“责令被告依据厦府（1993）地129号文件和厦府（1992）综131号的规定签订拆迁协议及进行确认”。
从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及庭审陈述看，上诉人就案涉厦禾路884号1楼房屋（建筑面积237平方米）已于1993年8月5日与厦门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并已实际履行，上诉人在支付产权调换差价款后取得了安置房。现上诉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城市房屋拆迁行政主管部门履行拆迁补偿安置职责，与其签订案涉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明显不符合起诉条件，已经立案的，依法应驳回起诉。
关于上诉人提出即便被上诉人不能签订拆迁协议方式承担安置补偿职责，也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虽然行政补偿和行政赔偿都属于国家承担责任的范畴，但是二者也存在诸多差别，核心差别在于引起损害的原因不同：行政赔偿以违法行为为前提，是对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而行政补偿由合法行为所引起，系对合法行为造成损失进行弥补。一个案件中不能重复或者交互使用补偿和赔偿两种救济手段。此外，上诉人所称的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许某某诉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该案涉及的是行政机关强拆行为被法院判决确认违法同时判令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不适用于本案。故对上诉人前述主张，不予支持。
至于上诉人上诉要求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责令被上诉人对厦禾路改建指挥部不作为造成经济损失进行赔偿。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该条文是关于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与赔偿判决的规定，适用前提是人民法院对被诉行政行为进入实体审查并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并给原告造成损失的情况下，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诉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可能给原告造成损失，经释明，原告请求一并解决行政赔偿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就赔偿事项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一并判决。人民法院也可以告知其就赔偿事项另行提起诉讼。”该条文是关于被诉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造成原告损失，原告请求赔偿救济途径的规定。其适用的前提条件也是法院经审理认为被诉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可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情况。上诉人于原审起诉要求被上诉人与其签订拆迁协议履行安置补偿职责，这一诉讼请求经法院审查认为并不符合起诉条件，裁定驳回上诉人于原审的起诉。法院并未对上诉人起诉的不履职行为进入实体审查进而认定被诉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因此不存在适用前述条文规定的前提条件。
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林琼弘
审 判 员 王义清
审 判 员 宋希凡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四日
代书记员 王美云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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