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吉01民终5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冯丽，女，汉族，1969年9月19日生，住长春市绿园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铁仁，男，汉族，1975年12月12日生，住公主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中雷，吉林杰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世恒，男，汉族，1966年7月8日生，住长春市绿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传彬，吉林法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洪强，男，汉族，1978年11月5日生，住长春市绿园区。上诉人冯丽与被上诉人孙世恒、被上诉人周铁仁、被上诉人杜洪强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2017）吉0106民初28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铁仁在原审中诉称：请求解除周铁仁与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由冯丽、孙世恒、杜洪强立即返还周铁仁委托费用14万元并支付利息，诉讼费用由冯丽、孙世恒、杜洪强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6月12日，周铁仁委托冯丽、孙世恒、杜洪强办理一汽大众转正事宜，冯丽、孙世恒、杜洪强承诺在两个月内办成转正工作，如办不成全额退款。周铁仁按照冯丽、孙世恒、杜洪强的要求交纳了委托费用人民币共计14万元。至今三人仍没有办理成委托事务，且拒绝按照约定返还委托费用，故诉至法院。孙世恒在原审中辩称：事实无异议，当时其把周铁仁带到杜洪强家，钱怎么交的没看到，交了多少钱记不清了，从中也没留钱。冯丽在原审中辩称：事实无异议，孙世恒和周铁仁是同事，当时是孙世恒把周铁仁带到杜洪强家了解一下情况，看看杜洪强到底能不能办工作，当时其也在场，也参与到帮助周铁仁办工作这件事中，当时杜洪强的同学邢某某也承诺给其中介费，但是最后没给，14万元当时转给谁记不清了。杜洪强在原审中辩称：其不认识周铁仁，但是见过，是孙世恒和冯丽一起带到其家中的，其与冯丽、孙世恒我们三个是朋友关系，在给别人办工作当中，其负责联系邢某某，冯丽负责与要办工作的人签合同并收钱，孙世恒负责联系要办工作的人，周铁仁这笔最后其得到了1万元，冯丽得到了1万元，孙世恒得到了3万元。关于这笔钱的分配方式在公安局录笔录的时候都承认过，邢某某被抓后，其得到的1万元也返还给冯丽了，让冯丽返还给被害人。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6月12日，周铁仁委托冯丽、孙世恒、杜洪强办理一汽大众转正事宜，并交纳了委托费用人民币共计14万元，其中9万元由杜洪强交给案外人邢某某，现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仍没有办理成委托事务，且未返还委托费用。另查明，案外人邢某某经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吉01刑终349号刑事裁定书裁定，案外人邢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责令案外人邢某某退赔被害人周铁仁9万元。原审法院认为：周铁仁与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但合同委托事项系为周铁仁办理一汽大众工作，该事项扰乱了正常的公平竞争秩序，有损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故周铁仁与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之间的委托合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冯丽、孙世恒、杜洪强应将基于委托合同取得的款项140000元返还给周铁仁。因合同无效双方均存在过错，故周铁仁要求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虽然三人收取周铁仁的委托款已转给案外人邢某某，且（2017）吉01刑终349号刑事裁定书已责令邢某某向周铁仁退赔，但不影响冯丽、孙世恒、杜洪强向原告承担民事责任，邢某某在刑事案件执行中实际退赔给周铁仁的数额应当在本案执行中予以扣减。综上，原审法院判决：一、孙世恒、冯丽、杜洪强于判决生效后立即返还周铁仁人民币140000元(（2017）吉01刑终349号刑事裁定书中确认的邢某某退赔周铁仁的数额中已实际退赔的部分，在执行中予以扣减)。二、驳回周铁仁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00元，由冯丽、孙世恒、杜洪强承担。宣判后，冯丽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一、撤销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2017）吉0106民初285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冯丽、孙世恒、杜洪强返还周铁仁5万元；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一审法院应对周铁仁主张款项的9万元不予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本案中，周铁仁主张款项中的9万元是案外人邢某某犯罪所得，案外人邢某某犯诈骗罪的案件与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委托合同纠纷案件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该刑事案件影响本案当事人行使民事诉权。只有经过追赃，周铁仁的9万元损失不能得到全额弥补的情况下，周铁仁才可以对此9万元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才应该受理。2.一审判决在周铁仁已获刑事诉讼救济的情况下，对9万元犯罪所得进行审理，其判决逻辑与一审法院之前对相同案件的生效判决相违背，存在典型“同案不同判”。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吉0106民初2209号民事判决书及（2017）吉0106民初2222号民事裁定书均认为，“在原告已获刑事诉讼救济的情况下，该已救济的损失不属于民事案件处理范围，故原告该部分请求不予审理”。本案与前案的被告、法律关系都相同，同案不同判，严重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3.一审判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冯丽、孙世恒、杜洪强应将基于委托合同取得的款项140000元返还给周铁仁”。而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周铁仁向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交纳14万元，冯丽、孙世恒、杜洪强基于该合同取得款项5万元，另9万元系案外人邢某某的犯罪所得。由此，应当判决冯丽、孙世恒、杜洪强将基于委托合同关系取得的5万元返还给周铁仁。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周铁仁答辩称：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三人应承担给付委托费用的义务。1.经原审法院庭审调查，冯丽、孙世恒、杜洪强对接受周铁仁委托，为周铁仁办理转正工作并承诺办不成全额退款，在收取了委托费用后没有完成委托事项一事明确认可。由此可以认定双方存在委托关系，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三人应当承担合同上的义务。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三人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立即将委托费用给付给周铁仁。2.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三人在将委托事项转委托给案外人时没有向周铁仁披露该事实，因此是否存在刑事案件及刑事案件判决结果如何都与本案无关。合同法第406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合同法第400条规定，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三人未经周铁仁同意，自行将委托事项转委托给案外人邢某某。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三人接受委托后没有根据自身能力，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处理委托事项，转委托过程中，也没有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因此委托费用的损失应当由三人承担。无论是从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三人没有完成委托事项的角度还是从三人转委托造成损失的角度，周铁仁要求三人给付委托费用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3.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规定。本案是周铁仁与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三人之间的合同法律关系，且周铁仁的损失实际存在，并没有得到救济，原审法院有权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4.民法通则第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民法总则第136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民事法律行为。”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三人接受委托时承诺办不成全额退款，该承诺是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自该承诺作出时，即受该承诺约束。据此，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三人应当承担给付委托费用的义务。综上，周铁仁认为，无论委托合同是否有效，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三人都应当承担给付委托费用的义务。孙世恒答辩称：冯丽的上诉请求应该得到支持，原审判决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也与最高人民法院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精神相违背。双方之间不存在委托与被委托关系，原审依据委托协议认定双方存在有偿委托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该协议内容违法，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且被上诉人明知办理工作是罪犯邢某某，不存在转委托和选择对象错误问题。其次，被上诉人声称9万元损失已经经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为退赃处理，9万元不应再作为民事侵权损失处理，已经生效判决得到有效救济，无论邢某某是否有能力退赃，根据判决即定力原则，未经其他判决予以改判或撤销，在邢某某随时有钱时，被上诉人周铁仁可申请强制执行，在邢某某选择刑事案件被害人身份已经参与刑事诉讼情况下，该案不应再通过民事诉讼进行处理。杜洪强答辩称：同意冯丽的上诉主张。本案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冯丽与周铁仁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性质的问题。冯丽主张他们仅是接受周铁仁的委托，向其报告与邢某某订立委托合同的机会，双方之间形成的是居间合同关系。周铁仁主张其系与冯丽、孙世恒、杜洪强直接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并不认识邢某某，也从未委托邢某某。周铁仁与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合同，故需要通过履行行为判断双方之间形成何种法律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的规定可知，居间合同是特殊的委托合同。就本案中，区别在于是直接委托冯丽、孙世恒、杜洪强办理工作，还是委托冯丽、孙世恒、杜洪强撮合与邢某某形成委托合同关系。从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周铁仁曾与邢某某形成委托关系以及14万元的委托费用及委托报酬均交给了冯丽、孙世恒、杜洪强看，无法证实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与周铁仁之间形成的是居间合同关系，故应认定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与周铁仁之间形成的是委托合同关系。二、关于委托合同关系是否有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周铁仁与冯丽、孙世恒、杜洪强欲通过非公平竞争的方法使周铁仁获得工作机会，这将使不特定第三人丧失了获得平等就业的机会，符合合同无效的情形，应认定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与周铁仁之间形成的委托合同关系无效。三、关于冯丽、孙世恒、杜洪强应返还周铁仁款项数额的问题。冯丽主张虽然收取了周铁仁14万元，但其中的9万元已经在邢某某诈骗的刑事裁定书中责令邢某某退赔，不应在本案中继续审理，冯丽、孙世恒、杜洪强仅应退还5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虽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但本案并非周铁仁对邢某某提起民事诉讼，而是周铁仁依据与冯丽、孙世恒、杜洪强形成的委托合同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不应受该条款的限制，且原审法院已经在判决主文中写明“（2017）吉01刑终349号刑事裁定书中确认的邢某某退赔周铁仁的数额中已实际退赔的部分，在执行中予以扣减”，故亦不存在周铁仁重复获赔的问题。综上，刑事案件中的责令退赔内容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得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冯丽、孙世恒、杜洪强就该委托合同取得的14万元应予返还。其中5万元应予返还，冯丽、孙世恒、杜洪强无异议，而对于转交邢某某的9万元，因冯丽、孙世恒、杜洪强未提供证据证明转委托邢某某经过周铁仁同意，故冯丽、孙世恒、杜洪强因转委托行为而产生的9万元无法返还的责任，亦应由冯丽、孙世恒、杜洪强承担，同时，就该9万元冯丽、孙世恒、杜洪强承担返还责任的部分，相应取代周铁仁刑事被害人的地位可在刑事案件中获得退赔。故原审法院判令冯丽、孙世恒、杜洪强返还周铁仁14万元，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故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四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冯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谷 娟代理审判员 闫 冬代理审判员 张兴冬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三日书 记 员 苏 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