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14民初11735号
原告：王柏春，男，1969年4月28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威，河北常锡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丽亚，女，1964年7月1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席国旗，北京明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柏春与被告王丽亚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王柏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威、被告王丽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席国旗出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柏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腾退补偿款206067元；2、判令位于X市X区X镇X新区回迁安置楼X号楼X单元X号二居室房屋、X号楼X单元X号一居室、X号楼X单元X号一居室归原告居住使用，待上述房屋可办理房屋登记手续时由被告协助原告将房屋登记至原告名下；3、判令X新区回迁安置楼X号楼X单元X号二居室房屋、X号楼X单元X号一居室、X号楼X单元X号一居室对应的配套地下室和车位（X号、X号）归原告享有使用；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和被告系同村同族村民。1986年原告从X村申请了宅基地一块，占地面积0.27亩。宅基地四至为东至道中心1.25米，西至空地，南至空地，北至道中心2米。后原告参加工作，一直在外工作。1995年被告因离婚回到娘家X村。虽然被告亲哥哥王书拉当时系村委会书记，但不知何故，被告并未向村里申请宅基地，而是向原告母亲要求购买原告之房产。原告母亲不同意，但是被告承诺其会申请宅基地给原告家作为交换条件，因此1995年2月25日原告母亲才与被告签订了《房产转让协议书》，将原告之房产卖与了被告。原告得知房屋被卖后很是不悦，但是被告承诺的申请一块宅基地给原告作为交换条件，再加上其亲哥哥是大队书记，也对原告进行了口头承诺，因此原告就一直等待被告申请宅基地。2011年我村实施旧村改造农民拆迁上楼。原告找到被告和其哥哥大队书记，要求被告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被告说因为现在都是旧村改造农民上楼，我村目前实际都是申请宅基地给房子，被告一直说她申请到房子后给原告房子，这事情肯定最后给原告解决。但是从2011年拆迁腾退至2017年6月25日最后分房为止，被告家以申请宅基地名义和腾退名义陆续分得了4套房产，但是被告却没有给原告任何一套房产作为交换宅基地履行其合同义务。原告了解到，被告为躲避给原告申请交换的宅基地（实际村里是批给房产），以其儿子名义申请后把房子登记在其继子名下了，原告给被告打电话，被告明确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给被告哥哥打电话，其也拒绝履行当年承诺。现原告明白，当年被告离婚回到村里时，村里已经不批宅基地了，是被告哥哥作为时任书记知道上级政策，原告家作普通百姓不了解。到现在为止，原告早就下岗了，因为人到中年没有了房产也离婚了，回到村里也没有居所。被告不履行合同义务，对我不公平，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向法庭提起诉讼。
王丽亚辩称：一、双方于1995年2月25日签订的《房产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首先，王丽亚是涉案房屋所在村的村民，且为农业户口，符合购买本村宅基地的资格。其次，王柏春诉状中所述不是事实。当时是王柏春委托其母亲与王丽亚签订的上述合同，不存在其事后才知道，合同签订后，房屋交付给王丽亚居住至拆迁，王柏春不可能不知道，也不符合常理。第三，协议书中约定“甲方享受乙方申请宅基地之权利”该约定仅是一种权利的转移，与买卖行为无关。同时，也非王丽亚为王柏春申请一块宅基地的意思表示，而且王丽亚也从未承诺给王柏春另行申请宅基地。因此，双方签订的上述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同时也符合法律规定，为有效协议。二、双方签订《房产转让协议书》后，王丽亚即取得相应的宅基地，其即丧失申请宅基地的权利，该项权利即转移至王柏春，至于该项权利是否可以转移或王柏春是否享有再次申请宅基地的权利非双方约定，而是以法律约定。因此，王柏春主张王丽亚未给其申请宅基地违反合同义务不能成立。三、王柏春诉状中王丽亚以其儿子名义申请宅基地无事实依据，王丽亚之子申请宅基地与本案无关。四、王丽亚之兄任村支部书记与双方买卖合同无关，至于村里是否承诺给宅基地也与王丽亚无关。综上，不同意王柏春的诉讼，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王柏春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1995年2月25日，王柏春（房产转让方、甲方）与王丽亚（房产受让方、乙方）签订《房产转让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均系本村村民，乙方符合申请宅基地条件。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甲方将自己名下之房产转让给乙方为业。甲方享受乙方申请宅基地之权力，达成协议如下：一、甲方王柏春愿将自己的房产（土地使用证X政地字第X号）转让给乙方王丽亚名下永久为业。二、转让房屋间数：砖瓦结构北房四间。包括东西院墙及街门。三、四至及使用面积：东至道中心1.25米，西至空地、南至王文良房后0.5米处，北至道中心2米。四、转让费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协议签字后，乙方将转让费一笔付清。……”协议后，有甲方张文芝、乙方王丽雅及中人尤得泳、执笔人王俊签字。张文芝系王柏春之母，王丽雅与王丽亚系同一人。协议签订后王丽亚给付王柏春房屋价款，王柏春交付房屋给王丽亚，并由王丽亚居住至拆迁。另，X集建（X宅地）字第X-（X）—X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的涉案房屋所在宅基地的土地使用者为王佰春，王佰春与王柏春系同一人。
2011年7月27日，X市X区X镇X村民委员会（甲方）与王丽亚（乙方）签订《X村宅基地腾退补偿安置协议书》，就乙方宅基地（X村X号院，宅基地证号：第X-（X）-X号）腾退补偿安置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安置面积1、甲方确认乙方合法有效宅基地面积为180平方米，可享受安置房面积200平方米。2、乙方选定精装回迁安置楼现房三套，分别为：X号楼X单元X号二居室，X号楼X单元X号一居室，X号楼X单元X号一居室。4、乙方总选房面积大于安置面积24.39平方米，每平方米6000元。5、乙方安置房价值654933元，车位价值4000元，合计658933元。二、乙方腾退补偿总额为765000元。三、乙方在奖励期内签署本协议，可取得搬家奖励80000元，独生子女奖励20000元，奖励费合计100000元。四、乙方同意用腾退补偿款和奖励费冲抵安置购房款，冲抵后甲方应向乙方付款206067元。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条款。王丽亚按照协议约定腾退并选定回迁安置房，获得相应补偿款。
庭审中，王柏春称其母张文芝卖房签订合同时其并不知情，系半年后才得知，对卖房事宜其亦同意认可。对于《房产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甲方享受乙方申请宅基地之权力”，王柏春解释为系双方约定合同所附条件，即王丽亚需另行申请一处宅基地给王柏春作为房屋买卖的前提条件。王丽亚称该约定并非系买卖房屋所附条件，是说王柏春如果以后想盖房可以用王丽亚的名义申请宅基地。经询，王柏春表示其在1998年向村里提出另行申请宅基地，村里干部答复可能要进行旧村改造，无法批准。
另查，王丽亚及王柏春均系X区X镇X村农业户口。
上述事实，有房产转让协议书、村民建房用地申请审批表、补偿安置协议、土地使用证、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作证。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本案中，《房屋转让协议书》系房屋所有权人王柏春的母亲签订，但王柏春在得知房屋卖与王丽亚后，亦表示认可，视为其对母亲卖房行为的追认。农村房屋买卖必然涉及到宅基地使用权的处分，农村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特定的身份相联系，不允许向本集体组织外成员转让。王丽亚为X村村民，其符合使用X村宅基地的资格，该《房屋转让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王丽亚在此居住多年，X村委会未提出异议，旧村改造时村委会亦跟王丽亚签订《X村宅基地腾退补偿安置协议书》，这表明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者对宅基地使用权的转移是认可的。对于原、被告在《房产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王柏春享受王丽亚申请宅基地的权利，是否为该房屋买卖协议所附的生效条件。根据我国相关法律，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本案中，王丽亚购买涉案房屋后随之取得了房屋所在宅基地的使用权，故其无资格再向本集体经济组织申请宅基地。同时，王柏春将自己的房产出卖后，亦不能再申请宅基地。故双方在转让协议中约定的“甲方享受乙方申请宅基地之权力（权利）”不符合法律规定，该项约定无效。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故该条件的无效并不影响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且王丽亚已经居住使用涉案房屋多年直至旧村改造，因此，因旧村改造腾退而获得的各项补偿应归王丽亚所有，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柏春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391元，由原告王柏春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田 倩
人民陪审员 陈英方
人民陪审员 刘元清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郑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