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嘉商终字第5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负责人：吴军。
委托代理人：夏杰、王运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国际保险营业部。
负责人：王靖玮。
委托代理人：周德海、周良循。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南洋。
委托代理人：刘永胜。
原审被告：丁家芬。
委托代理人：刘永胜。
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国际保险营业部（以下简称人保国际保险营业部）、刘南洋、原审被告丁家芬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2015）嘉秀商初字第3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夏杰、被上诉人人保国际保险营业部的委托代理人周德海、被上诉人刘南洋和原审被告丁家芬的委托代理人刘永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嘉兴市富恒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恒公司）系号牌为浙F×××××车辆的所有人，该车在人保国际保险营业部处投保商业保险及不计免赔特约险，保险期间自2012年6月23日至2013年6月23日，机动车损失险保险金额为1248600元。2013年4月11日21时17分，陈美玲驾驶浙F×××××车辆由东往西行驶，在嘉兴市洪兴西路与中环西路路口，与沿中环西路由北向南行驶的刘南洋驾驶的号牌为皖K×××××的车辆相撞，致两车损坏。交警部门认定刘南洋未按规定让行，且肇事逃逸，负事故全部责任，陈美玲无责任。
2013年4月15日，嘉兴捷顺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顺公司）对浙F×××××车辆的受损情况进行鉴定评估，并出具嘉捷（2013）105号交通事故车物损失价格鉴定结论书（以下简称鉴定结论书）一份，载明：鉴定标的的损失价值为98900元。后富恒公司对浙F×××××车辆进行维修，并支付维修费98900元。2013年5月11日，富恒公司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杭州分公司）出具机动车辆保险权益转让书一份，载明：富恒公司的浙F×××××保时捷轿车，于2013年4月11日发生事故，富恒公司同意将已取得赔款部分保险标的的一切权益转让给人保杭州分公司，并授权人保杭州分公司向责任方追偿。2013年5月16日，人保杭州分公司向富恒公司支付赔偿款98900元。
丁家芬所有的皖K×××××车辆在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及商业险，附加不计免赔险，其中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为1000000元，保险期间为2012年4月14日至2013年4月13日。
另查明，人保国际保险营业部隶属于人保杭州分公司，现人保杭州分公司已明确将本案的代位求偿权转让给人保国际保险营业部。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本案中，人保国际保险营业部以富恒公司浙F×××××车辆保险人的身份向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刘南洋、丁家芬求偿，但刘南洋、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辩称人保国际保险营业部的主体资格不适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其他组织系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的分支机构。本案中，人保国际保险营业部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分支机构，根据浙F×××××车辆投保单的记载，保险人为人保国际保险营业部，虽然本案理赔款的支付方及富恒公司追偿权转让的直接受让人均为人保杭州分公司，但由于人保国际保险营业部隶属于人保杭州分公司，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债务人即发生效力，现人保杭州分公司已明确将本案的代位求偿权转让给人保国际保险营业部，故由人保国际保险营业部提起本案诉讼，其主体资格适格。
富恒公司所有并投保于人保国际保险营业部的浙F×××××车辆与刘南洋驾驶的丁家芬所有的皖K×××××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刘南洋负事故全部责任，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是皖K×××××车辆的承保保险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应当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先行赔偿，不足部分由刘南洋承担赔偿责任，丁家芬作为车辆所有人，在人保国际保险营业部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事故发生存在过错的情况下，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主张因刘南洋肇事后逃逸，故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其保险责任应当免除，由于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在皖K×××××车辆的保险合同中有相关的免责约定，且其已就相关免责内容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及明确告知义务，故对其免责抗辩不予采信。鉴于皖K×××××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和不计免赔险，其中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金额为1000000元，且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未提供免责证据，故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应对刘南洋承担的损失全额进行赔偿。关于诉讼时效，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应自其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算，本案中富恒公司取得赔偿金的时间为2013年5月16日，诉讼时效期间应于2015年5月17日届满，故人保国际保险营业部起诉时未过诉讼时效。丁家芬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可以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判决：一、刘南洋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人保国际保险营业部98900元；二、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应对上述第一项债务先行赔偿，其中交强险范围内赔偿200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赔偿96900元，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三、驳回人保国际保险营业部对丁家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36元，由刘南洋、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共同负担，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宣判后，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认定富恒公司浙F×××××车辆损失为98900元，并认定人保国际保险营业部已将款项支付给富恒公司，证据不足。司法鉴定文书应包含鉴定意见书和司法检验报告，但本案中的鉴定结论缺少司法检验报告，程序不合法，鉴定结论不应被认可。此外，维修费发票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即便有权益转让书，人保国际保险营业部也应提供转账或支付凭证。二、原审认定刘南洋肇事后逃逸，却没有按照商业险免责条款判决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不承担商业险部分，实属不当。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已将免责事项明确告知投保人、被保险人，应视为刘南洋对此明知。刘南洋肇事后逃逸，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和保险条款中的约定，保险公司不应理赔商业险部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第二项，并依法改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人保国际保险营业部、刘南洋承担。
人保国际保险营业部答辩称：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没有在原审中提交证据，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不符合证据要件，不能作为新证据使用。本案的争议焦点系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是否可以免责，因原审已认定其未履行告知义务，而其二审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已履行告知义务，故其不能免责。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二审中提交的告知书中没有免责条款，其认为已将免责条款告知投保人或车主，但其提供的保险条款中没有刘某的签字，与刘某签字的条款不同。本案中车辆的投保人应系刘某，被保险人应系丁家芬，但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在原审提交的投保单中写明的被保险人系刘某，最后出具的保单上被保险人又系丁家芬，可见其对被保险人为谁都不确定，故刘南洋关于仓促办理保险的说法成立。综上，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南洋答辩称：与丁家芬的答辩意见相同。
丁家芬答辩称：对原审认定的刘南洋因交通事故给富恒公司造成9万余元的损失、人保国际保险营业部赔偿了富恒公司损失的事实没有异议，对原审驳回人保国际保险营业部对丁家芬的诉讼请求也没有异议，但认为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没有告知刘南洋免责事项。其他意见与人保国际保险营业部相同。
二审中，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提交上海市机动车辆保险投保告知单（以下简称投保告知单）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辆保险投保单（以下简称投保单）一份，证明免责事项告知单中有投保人的签字。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另提交通报函原件、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以下简称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原件各一份，作为原审证据8、9的补强证据。
人保国际保险营业部质证认为：对于投保告知单，第一页没有签名，告知内容中也没有与免责有关的内容，第二页中的签字人系刘某，但投保告知单中所载投保人系丁家芬，投保告知单不能证明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已向丁家芬履行了告知义务，其为打印件，也不能起到证明作用；对于投保单，其中所载投保人、被保险人系刘某，但本案保单中的被保险人系丁家芬，投保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其中未明确“投保人声明”中所写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系何条款，不能证明该条款与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提交的条款具有同一性。至于通报函和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对前者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其不能证明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的主张，交警大队没有权利向保险公司作此通报；后者中没有投保人的签字，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总之，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履行了告知义务。
刘南洋质证认为：同意丁家芬的质证意见。
丁家芬质证认为：同意人保国际保险营业部的质证意见。
刘南洋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证明刘某购买保险时，保险公司没有尽到告知义务。刘某称：当时皖K×××××车辆系刘某在使用，车辆的保险系刘某办理，其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保险还未到期时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就打电话让刘某投保，买保险的时候刘某在保险公司让其签字的地方签字，保险公司没有告知免责事项，刘某想先看下保险合同再签字，但保险公司只说其在需要签字的地方签字就可以了。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提交的投保单中的字系刘某所签，系保险公司要求其在那里签字。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应该将保险条款交给刘某了，但其没有看条款的内容，也没有在保险条款中签字，不确定本案中的保险条款是否系投保时保险公司给的那份。事故发生时，刘某系将车辆借给刘南洋使用。
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质证认为：对刘某的身份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保险公司已尽到了告知义务，保险公司提供的系书面证据，其中有刘某的签字。
人保国际保险营业部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其可以证明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没有向刘某履行告知义务，没有提醒刘某条款在哪里、有哪些内容，保险公司应主动履行告知义务，不能因为投保人疏忽而免除其义务。
刘南洋质证认为：同意人保国际保险营业部的意见。
丁家芬质证认为：同意人保国际保险营业部的意见。
人保国际保险营业部、丁家芬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证认为：结合各方当事人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证人证言能证明皖K×××××车辆系由刘某投保，刘某系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因刘某对投保告知单和投保单中签名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故本院对投保告知单和投保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是否对免责事项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其是否可因此免责，本院将在说理部分论述。通报函和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系原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前者能证明刘南洋肇事后逃逸的事实，后者能证明在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办理保险业务使用的条款中，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四条第（八）项约定被保险人或驾驶人在事故发生后逃逸，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
经审理，本院除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2013年4月11日，刘南洋驾驶的皖K×××××车辆与富恒公司所有的浙F×××××车辆发生碰撞，刘南洋驾车未按规定让行且肇事逃逸，负事故全部责任。皖K×××××车辆系丁家芬所有，由刘某使用，事故发生时，刘某将车辆借给刘南洋使用。皖K×××××车辆在2012年4月14日至2013年4月13日期间的保险由刘某办理，刘某系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并作为投保人在投保单中签字。投保单中“投保人声明”处载明“本人确认已收到了《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且贵公司已向本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内容，特别就黑体字部分的条款内容和手写或打印版的特别约定内容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字体作了加黑加粗。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提交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中第四条第（八）项约定，“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保险车辆或者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字体作了加黑加粗。
本院认为，本案系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人保国际保险营业部、刘南洋均未对原审判决提起上诉，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对其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的赔偿责任没有异议，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有二：一、富恒公司的车损为多少以及人保国际保险营业部是否已理赔；二、刘南洋肇事逃逸，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是否可在商业险范围内免责。
关于争议焦点一。对于富恒公司的车损，捷顺公司的鉴定结论书、交通事故车物损失鉴定书以及嘉兴市百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损失为98900元。对于理赔，人保国际保险营业部原审中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足以证明人保杭州分公司向富恒公司支付了赔偿款98900元，而人保杭州分公司已将本案的代位求偿权转让给人保国际保险营业部。故原审对于车损和理赔事项的认定，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中，皖K×××××车辆系在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投保人、被保险人系刘某，投保单由刘某签字确认，投保单“投保人声明”中印有“本人确认已收到了《电话营销专用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且字体作了加粗加黑，刘某虽不确定其收到的保险条款是否为本案中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提交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但并未提供相反证据，故应认定刘某在投保单中签字确认收到的保险条款就系本案中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提交的条款。在上述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中，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四条第（八）项约定被保险人或驾驶人在事故发生后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字体作了加粗加黑。
刘南洋驾驶皖K×××××车辆肇事后逃逸，而肇事逃逸系众所周知的严重违法行为，刘南洋应了解肇事逃逸的含义及对社会的危害性。保险合同订立时，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已在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中，对被保险人或驾驶人肇事逃逸其可免责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刘某注意的字体作出提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应认定保险公司尽到了提示义务，投保人等人以保险公司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法院不予支持，故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可在商业险范围内免责。
综上，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本案系因二审中出现新证据致使案件改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六条之规定，不属于原审裁判错误，由此产生的二审诉讼费用应由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负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2015）嘉秀商初字第33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
二、变更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2015）嘉秀商初字第33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应对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2015）嘉秀商初字第33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债务，在交强险范围内先行赔偿2000元；
三、驳回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国际保险营业部对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36元，由刘南洋负担，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对其中23元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二审案件受理费2222.5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宁建龙
代理审判员 冯 静
代理审判员 石明洁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蒋佳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