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2民终8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海洋大学。
法定代表人：于志刚，职务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居艳。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计世华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滕小强，职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智明，山东中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海洋大学因与被上诉人北京计世华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教育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2016）鲁0212民初26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中国海洋大学上诉请求：1.撤销（2016）鲁0212民初2633号民事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3.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据《共同承诺书》约定：“如果未经双方书面认可，合作某方单方面收取费用，收取一方需要在收费之后1个月之内给予合作伙伴应收费用同等金额的补偿”。2009级学生于2012年3月交第三年的学费，2010年的学生是2013年3月交第三年学费，那么被上诉人此时就应该知道学生是否到北京实习，按照该承诺书一个月之内给被上诉人补偿最晚应是2013年4月，这一时间是诉讼时效开始计算的时间。据此，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法院应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认为双方虽然签订了《共同承诺书》，但该共同承诺书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招生简章的规定，是无效协议。该承诺书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诉人中国海洋大学是教育批准的具有成人高等教育资格的大学，依据国家的规定收取学费，为成人学生提供学历教育，这是法律赋予上诉人的权利，也是一种义务，一旦学生被海大录取，海大有权依法收取学费，并对符合毕业要求的学生发放毕业证书，这是上诉人法定的权利和义务，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同意或批准。本案中，学生接受本科教育，上诉人依法收取学费，合理合法，被上诉人无权干涉，更不需要其同意。因此，《共同承诺书》中“未经双方书面认可，不允许单方面收取费用”的约定是违法的，因此该约定无效。该承诺书违反了招生简章的规定。招生简章一旦公布即对上诉人、被上诉人和学生三方均发生法律效力，对三方均具有约束力。按照招生简章的规定，第三年全体学员（自愿原则）到被上诉人处实习，也就是学生可以选择去北京实习，也可以选择不去，不去的学生自然不会向被上诉人交纳实习费用，作为上诉人无权违反招生简章的规定，强迫学生到被上诉人处实习，更无权强迫不去的学生交纳实习费用，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共同承诺书》显然违反了招生简章的规定，以双方约定强制剥夺第三方的选择权，这显然是违法的，因此该《共同承诺书》无效。综上，原告起诉的唯一证据是无效的，故其诉讼请求不成立，应依法予以驳回。2.一审法院对《共同承诺书》的内容认识错误。根据共同承诺书“合作双方不能单方面收取学生学历教育对应部分费用或者技能培训对应部分费用”的约定，如果学生到被上诉人处实习了而没有交纳费用，上诉人单方收取了学历费用，那么依据《共同承诺书》，上诉人应当给予被上诉人补偿。而事实是由于该部分学生根据招生简章中的“自愿原则”，没有选择到被上诉人处实习，因而没有产生技能培训的费用，也就是说，这些学生“学历教育费对应的技能培训费用”是零，故不存在上诉人给予其补偿的事实。3.学生是否毕业与是否参加技能培训没有任何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未对学生进行技能培训的前提下即准予学生毕业，给原告造成了损失”，这完全是错误的。如上所述，学生参加山东省成人高考被上诉人录取后，学生交纳学费，上诉人对其进行学历教育，对符合毕业条件的学生必须发放毕业证书，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否则违反《高等教育法》的规定。退一步讲，《共同承诺书》中也没有不允许上诉人发放毕业证书的约定。4.一审法院对《合作办学协议》认识错误。合作办学是在上诉人接受学历教育的学生同时参加被上诉人组织的2年技能培训，第三年根据招生简章自愿原则到北京实习。对于取得海大成教学籍的学生来说，是否进行了技能培训不影响其取得毕业证书，只是可以额外取得被上诉人颁发的资格培训证书。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学生毕业必须参加完3年技能培训才能获得毕业证。学历证书与培训证书是完全不同的。5.招生简章是本案关键证据，一审法院没有正确认识招生简章的地位和作用，导致其认定事实错误。招生简章是双方共同制定的，向社会公开的，对上诉人、被上诉人及学生均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招生简章中明确规定“第三年全体同学（自愿原则）到计算机世界大学的实训基地进行实习实训”，既然学生自愿选择不去北京实习，那么上诉人无权干涉，更无权收取费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共同承诺书》实际上是对招生简章的变更，要求学生第三年必须到北京实习，不去实习也必须交纳费用，否则由上诉人赔偿。上诉人认为双方对招生简章的变更的无效的，应当依据招生简章的规定执行。6.被上诉人没有损失，事实上，学生第三年没有选择到被上诉人处实习，被上诉人没有对学生进行培训等，没有损失产生，被上诉人主张由上诉人赔偿显失公平。7.如被上诉人认为学生应交纳技能培训费用而没有交纳，理应向学生追索，而不应向上诉人索要该笔费用。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应依法撤销一审判决。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
被上诉人华信教育公司辩称，1.本案华信教育公司起诉未超诉讼时效。2015年华信教育公司与中国海洋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因合作办学合同发生纠纷，据此，华信教育公司将中国海洋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诉至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法院经审查因中国海洋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系中国海洋大学开办的不具法人资格的组织机构，故裁定驳回华信教育公司的起诉。本案一审中，中国海洋大学对此也未出具有效证据予以反驳。据此，足以证明华信教育公司在诉讼时效期限内向中国海洋大学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因此，中国海洋大学该上诉理由不成立。2.中国海洋大学其他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案双方签署的《共同承诺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该《共同承诺书》约定有效。华信教育公司与中国海洋大学签署的《合作办学协议》已实际履行，合作招录三届学生，为搞好合作办学，华信教育公司注入了合作办学的组织策划、师资配备方案、省内外招生宣传、学生管理、培训等等各个方面的投资。而中国海洋大学不顾华信教育公司的巨额投入，任由其所属部门违反合同和共同承诺书的约定。中国海洋大学在上诉状中一再强调学生技能培训是实习，学生自愿原则，就是基于此，为避免双方合作出现一方巨额投入却得不到回报现象的发生，双方才签订的《共同承诺书》，既然法律允许成人教育合作产业化，那么合作办学双方肯定就要讲究投入与回报是否相辅相成，不能任由一方左右另一方。根据合作办学实际情况，华信教育公司的可得利益及遭受的实际损失远远不止一审判决的数字。合作办学初始，从中国海洋大学当时分管继续教育的校长于志刚，到继续教育学院的各届负责人，收到华信教育公司的资金投入以及在合作办学中得到的回报给予充分认可，但由于中国海洋大学不讲究契约精神，导致继续教育学院管理出现问题，这完全是中国海洋大学单方导致的，不构成对华信教育公司不支付合作费用的理由，也不是对华信教育公司的损失不予赔偿的事实依据。在此，华信教育公司针对中国海洋大学的上诉郑重警告，华信教育公司与中国海洋大学合作是基于中国海洋大学的信誉。中国海洋大学不能置达成的共同承诺于不顾，私自做出不利于学校声誉，不利于学生利益，也不符合合作原则的事情。事实胜于雄辩。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真相，驳回中国海洋大学的上诉。
华信教育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国海洋大学根据继续教育学院合作中约定违约一方给予经济赔偿，赔偿金额：5568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中国海洋大学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5月8日，中国海洋大学下属继续教育学院与华信教育公司签订《合作办学协议》，协议约定，双方联合举办“全日制技能培训+成人业余学历教育”班，理论学习阶段在中国海洋大学处，实习、实训阶段由华信教育公司方负责安排到北京或者有关地区IT企业。华信教育公司的主要权利义务有：根据技能培训要求制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各班按照教学计划开课；负责技能培训的教学、管理，对经过培训达到要求，并考试合格的学生发放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负责学生实习的安排和管理……。中国海洋大学的权利义务主要有：制定学历教育部分教学计划、安排课程、聘任教师；协助乙方进行招生宣传和咨询工作；参与教学、学生管理，对完成教学计划规定课程、符合毕业条件的学生发放中国海洋大学成人高等教育（业余）毕业证书。双方还约定，学生在中国海洋大学处就读期间，中国海洋大学向华信教育公司收取管理费，标准为培训费的25%（每人最低不少于1500元）。2010年中国海洋大学招生宣传的合作办学培养模式为两年专业理论知识、一年实践技能培训。其办学优势包括：在校三年，除按照大专修完必须的专业理论课外，始终贯穿技能课程的教学工作，严格实际能力的培养，并于第三年到中国信息产业发展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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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参加实训实习，培养同学们综合能力，为走上工作岗位做好充分的准备。庭审中，中国海洋大学方提交双方于2008年4月3日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一份和2008年招生简章一份。2011年9月5日，华信教育公司与中国海洋大学双方签订的《共同承诺书》约定，针对双方合作项目中在校的2009级和2010级学生，合作双方不能单方面收取学生学历教育对应部分费用或者技能培训对应部分费用，如果未经双方书面认可，合作某方单方面收取费用，收费一方需要在收费之后1个月之内给予合作伙伴应收费用同等金额的补偿。
2009年11月5日与2009年12月16日，华信教育公司先后向中国海洋大学转账50000元、535100元，两项共计585100元。另，华信教育公司提供2010年12月9日打印的付款回单一份，欲证明华信教育公司转给中国海洋大学345800元管理费。
再查明，在华信教育公司与中国海洋大学招收的2009级的学生中，有85名学生未到华信教育公司处参加实训，该85名学生中有21名因既未参加实训也未缴纳学费而没有拿到海洋大学发放的学历证书，有2人因无学籍也没有参加实训没有拿到海洋大学发放的学历证书；其余62人中有23人每年的培训费为5200元，有16人每年的培训费为6200元，有23人每年的培训费为7000元。华信教育公司与中国海洋大学招收的2010级学生中有7名学生未参加实训，该7名学生中有3名因既未参加实训也未缴纳学费而没有拿到海洋大学发放的学历证书，有1名学生因无学籍也没有参加实训而没有拿到海洋大学发放的学历证书，其余3名学生中有2人每年的培训费为6200元，有1人每年培训费为7000元。
另查明，2015年8月7日，北京计世华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就本案纠纷起诉于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2016年1月12日，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做出民事裁定书，驳回北京计世华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对中国海洋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起诉。
上述事实，有华信教育公司提供的《合作办学协议》一份、《共同承诺书》、2010年中国海洋大学招生简章、收据两张、付款回单一张、2009级未去北京实训名单一份、2010级未去北京实训学生情况、（2015）崂民二商初字第980号民事裁定书、中国海洋大学提供的《合作办学协议》一份、中国海洋大学2008年招生简章一份、北京方提供名单特殊情况说明、华信教育公司与中国海洋大学提交的其他证据、当事人陈述以及庭审笔录在案为凭，上述证据已经开庭质证和一审法院审查，可以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华信教育公司与中国海洋大学双方的争议焦点为：一、华信教育公司于2009年11月5日和2009年12月16日向中国海洋大学支付共计585100元是否可以作为华信教育公司主张损失赔偿金的证据；二、中国海洋大学是否应当赔偿华信教育公司未予收取的培训费损失。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华信教育公司于2009年12月16日向中国海洋大学支付的535100元收款收据上没有注明是否为管理费项目，华信教育公司于2009年11月4日向中国海洋大学转账50000元的收款收据上注明的是海大机房使用费等，也未明确表明是管理费支出。其次，该笔费用往来均发生于2009年，即便是华信教育公司向中国海洋大学支付的管理费，华信教育公司也未能证明其仅是2009级一个年级的学生的管理费。因为根据双方办学实际情况，双方于2008年办学，到2009年，已有两届学生在校，该笔费用是否为2008级和2009级两届学生的管理费，华信教育公司未能做出明确答复。再次，根据华信教育公司主张，585100元的管理费是根据应收取培训费的25%收取的，所以该笔管理费对应的是2340400元的培训费。华信教育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培训费经济补偿系2009级91位学生的应收取收益。若按照以上标准计算，上述91名学生应向华信教育公司交纳的培训费为每人每年25718元，该项培训费远远超过学生应交的学费和技能培训费。故，一审法院对华信教育公司提交的上述两份证据以及待证事实不予认可。此外，华信教育公司所提交的345800元的付款回单上所载的凭证种类为2009级、2010级学历学费而非管理费，故一审法院亦不认可。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华信教育公司、中国海洋大学于2008年5月27日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及《共同承诺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严格履行合同义务，否则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另，华信教育公司与中国海洋大学于2008年4月3日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在前，华信教育公司与中国海洋大学双方就同一事项先后做出两份《合作办学协议》，一审法院认为应以时间在后的一份为准。华信教育公司与中国海洋大学双方约定联合办学的方式为“全日制技能培训+成人业余学历教育”，即技能培训和学历教育缺一不可。《共同承诺书》约定，针对2009级和2010级学生“合作双方不能单方面收取学生学历教育对应部分费用或者技能培训对应部分费用”。故华信教育公司与中国海洋大学双方应当相互协作、共同完成合作办学目的。另，华信教育公司与中国海洋大学共同制定、共同发布的招生简章作为教育机构外部发布的文件具有公信力，依法对招生主体产生法律约束力，双方在招生简章宣传的培养模式和办学优势中称：“培养具有两年专业理论知识，一年实践技能培训的人才；在校三年，除按照大专修完必须的专业理论课外，严格实际能力的培养，并于第三年到中国信息产业发展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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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参加实训学习……”。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华信教育公司与中国海洋大学作为办学主体应当共同遵守招生简章的承诺，为学生提供三年制的“技能培训+学历教育”的办学环境，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及内部分工对外不产生效力。即双方均应履行在校学生完成三年制“全日制技能培训+成人业余学历教育”后再发放学历证书的义务。其次，中国海洋大学违反《共同承诺书》的约定单方收取学费，在未对学生进行技能培训的前提下即准予学生毕业，也给华信教育公司造成了损失。对于该部分损失的计算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华信教育公司与中国海洋大学双方在《共同承诺书》中约定“如果未经双方书面认可，合作某方单方面收取费用，收费一方需要在收费之后1个月内给予合作伙伴应收费用同等金额的补偿。”又，双方在《合作办学协议》中约定“学生在甲方就读期间，甲方向乙方收取管理费，标准为培训费的25%。”因此，华信教育公司的预期利益损失应为应收培训费扣减相应管理费。此外，本案中华信教育公司所诉的所有未参加实训也未缴纳技能培训费的学生中有27名学生因未向中国海洋大学缴纳学历费或没有取得学籍而未拿到学历证书，因此，该27名学生欠缴的技能培训费不是因为中国海洋大学违反《共同承诺书》而给华信教育公司造成的损失，中国海洋大学对该部分损失也没有赔偿义务。本案中，2009级未去北京实训的85名学生中有21名学生因未交学费而没有拿到学历证书，有2名学生因没有学籍没有拿到学历证书，以上23名学生欠交的技能培训费不属于“因中国海洋大学违约而给华信教育公司造成的损失”。根据培训费收费标准，其余62名学生应缴培训费为379800元。2010级未去北京实训的7名学生中有有3名因未缴纳学费而没有拿到海洋大学发放的学历证书；有1名学生因无学籍也没有参加实训而没有拿到海洋大学发放的学历证书，以上4名学生欠交的技能培训费亦不属于“因中国海洋大学违约而给华信教育公司造成的损失”。根据培训费收费标准，其余3名学生应缴培训费为19400元。故以上65名学生应缴纳的培训费总计399200元，扣除应缴纳给中国海洋大学25%的管理费后为299400元。
关于华信教育公司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华信教育公司提交的证据记载2009级学生发放毕业证的时间为2012年12月，据此推算2010年学生发放毕业证的时间为2013年12月，且中国海洋大学还于2016年3月份发放了学生毕业证，华信教育公司第一次起诉的立案日期为2015年8月，距离2010级毕业时间未超过两年时间，故华信教育公司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中国海洋大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北京计世华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损失赔偿金人民币299400元；驳回北京计世华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368元，由北京计世华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担4309元，中国海洋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承担5059元。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共同承诺书》是否有效；争议焦点二为未对学生进行技能培训的前提下即准予学生毕业是否造成了被上诉人的损失；争议焦点三为上诉人认为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能否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共同承诺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双方自愿签订，不存在胁迫及重大误解等情形，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共同承诺书》约定：“针对目前合作项目中在校的2009级和2010级学生，合作双方不能单方面收取学生学历教育对应部分费用或者技能培训对应部分费用。如果未经双方书面认可，合作某方单方面收取费用，收费一方需要在收费之后1个月内给予合作伙伴应收费用同等金额的补偿。”故上诉人应当依约向被上诉人支付相应款项。
关于争议焦点二，华信教育公司负责前期招生投入和技能教育实施以及学生实习军训，为招生、管理、实训、就业等工作的开展投入了人力、物力、财力，中国海洋大学的单方收费决定导致华信教育公司应收学费无法收取，已投入的成本无法收回。《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华信教育公司与中国海洋大学在《共同承诺书》中约定“如果未经双方书面认可，合作某方单方面收取费用，收费一方需要在收费之后1个月内给予合作伙伴应收费用同等金额的补偿”，双方在《合作办学协议》第五条约定“2.学生在甲方就读期间，甲方向乙方收取管理费，标准为培训费的25%”。本案中，未去北京实训而拿到学历证书的65名学生，培训费总计399200元，根据《合作办学协议》第五条的约定，扣除应缴纳给中国海洋大学25%的管理费后为299400元。故，中国海洋大学应当赔偿华信教育公司未予收取的培训费损失金额为299400元。
关于争议焦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上诉人发放毕业证，致使被上诉人无法收取到学费，所投入的前期费用无法收回，权利受到损害。故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发放毕业证的时间来计算诉讼时效并不不当，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国海洋大学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791元，由上诉人中国海洋大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栾桂玲
审判员 唐明光
审判员 卞冬冬
二〇一八年四月三日
书记员 彭晓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