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新民再6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山西运城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九施工分公司，住所地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
主要负责人：程志红，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吉悦，山西众志诚（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春利，山西众志诚（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新疆吉运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
法定代表人：谭高岭，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光伟，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玉红，新疆新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山西运城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九施工分公司（以下简称第九分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新疆吉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新23民终18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4月7日作出（2017）新民申63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第九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吉悦和姜春利、被申请人吉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谭高岭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光伟和蒋玉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第九分公司申请再审称，一、第一审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准许吉运公司委托三名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属于程序违法。二、涉案由马某出具的《证明》记载的砂石料是由”吉运砂石料厂”提供，而不是吉运公司。吉木萨尔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并不是企业登记行政主管部门，由其出具的《证明》不具有证明力。吉运公司提供的《采矿许可证》、由吉木萨尔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并不能证明吉运公司与”吉运砂石料厂”的关系。因此，吉运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三、涉案由马某出具的《证明》不是收据，也不是欠款凭证，只能证明我分公司收到过由”吉运砂石料厂”提供的砂石料的事实。马某是应谭光伟的要求出具该《证明》，该《证明》是对”昌吉市豫神建材销售有限公司”自2014年9月至11月期间从”吉运砂石料厂””发货的所有单据的总说明”，我公司新发现的129张《吉木萨尔县老台乡吉运砂石料厂发货专用单》加盖的也是”昌吉市豫神建材销售有限公司”的专用章。因此，该《证明》并不能证明我分公司与吉运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民事法律关系的事实。原判决在未查明马某出具该《证明》的原因的情况下将其作为认定我分公司与吉运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民事法律关系的依据错误，将我分公司作为本案被告错误。四、吉运公司并不能提供双方签订的书面买卖合同，也不能证明具体的买卖合同内容及履行情况。原判决认定我分公司与吉运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民事法律关系的依据不足，认定我分公司与吉运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的事实错误。五、涉案由马某出具的《证明》记载的砂石料的买卖合同当事人应当是王鹏与吉运公司，而王鹏委托”吉运砂石料厂”向我分公司提供该标的物，我分公司也已经向王鹏支付了全部价款。我公司提供的由王鹏出具的《说明》、由王鹏与谭光伟签订的《砂石料加工协议书》、由我分公司与王鹏签订的《砂石料供应合同》、（2015）昌民二初字第2137号民事判决书、我分公司与王鹏之间的结算凭证等证据可以证实上述事实。即使涉案由马某出具的《证明》可以作为认定买卖合同民事法律关系成立的依据，也只能证明我分公司与”昌吉市豫神建材销售有限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民事法律关系，而不能证明我分公司与吉运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民事法律关系。为查清事实，本案应当追加王鹏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综上，我分公司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八项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对本案予以再审并撤销原判决。
吉运公司辩称，一、”吉运砂石料厂”和”昌吉市豫神建材销售有限公司”都是由我公司设立，但都未进行登记，都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我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二、根据（2015）昌民二初字第2137号民事判决书，王鹏与”吉运砂石料厂”之间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是”水洗砂”而不是”2-4大石子”；王鹏与”吉运砂石料厂”在2014年11月4日对账，而”吉运砂石料厂”在2014年11月4日之后仍然在向第九分公司提供”2-4大石子”。因此，王鹏与”吉运砂石料厂”之间的欠付价款210万元中不可能包含涉案”2-4大石子”的价款。第九分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也表明其向王鹏支付的是劳务费而不是买卖合同价款，第九分公司认为其已经就涉案由马某出具的《证明》记载的砂石料向王鹏支付价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故，涉案由马某出具的《证明》记载的砂石料是由我公司直接出卖给第九分公司，与王鹏无关。王鹏作为证人并未出庭作证，第九分公司所提供的由王鹏出具的《说明》不能被采纳。第九分公司认为其就涉案由马某出具的《证明》记载的砂石料与王鹏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民事法律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三、我公司向第九分公司交付了涉案由马某出具的《证明》记载的砂石料，第九分公司也予以了收取，双方进行了对账，涉案由马某出具的《证明》记载的砂石料的价格在当地有通行的标准，因此，由马某出具的《证明》可以证明第九分公司与我公司就该《证明》记载的砂石料存在买卖合同民事法律关系的事实。综上，我公司认为第九分公司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应当驳回其再审请求。
吉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第九分公司支付砂石料款289404元并承担欠款之日至给付期间的利息（按月息20‰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吉运公司与吉运砂石料厂是一个单位，单位名称就是吉运公司，吉运砂石料厂只是公司下属的一个分支机构，不具法人资格。2014年，吉运公司给第九分公司在吉木萨尔县五彩湾国泰新华运城市建项目部工地供应砂石料。2014年11月30日，第九分公司公司员工马某给吉运公司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今收到吉运沙石料厂2-4大石子4665方，肆仟陆佰陆拾伍方，运城市建马某。”吉运公司还出示了一张2014年11月20日由第九分公司单位盖章签名的收条一份，内容为：”山西运城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收到昌吉建发公司机配砂石料共6车，每车22方，共计132方，总壹佰叁拾贰方。”砂石料的价格，吉运公司、第九分公司口头约定2-4CM大石籽每方为60元，1:3机配砂石料每方为72元。第九分公司公司收到的吉运公司2-4大石籽4665方，每方60元，共计279900元。另一份收条是第九分公司出具给”昌吉建发公司”的，每方价格为每方72元，共计9504元。两项欠款共计289404元。马某是第九分公司员工，其行为系职务行为，应由其公司承担责任，对此，第九分公司亦当庭认可，故吉运公司当庭撤回对第九分公司马某的起诉。一审法院作出（2016）新2327民初2489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第九分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吉运公司砂石料款279900元，并从2014年10月1日起按年息4.35%承担利息至欠款还清之日止，利随本清；二、驳回吉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第九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吉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同。二审法院认为，第九分公司与吉运公司的合同关系成立，吉运公司持有的第九分公司员工马某向其出具的证明可证实双方合同的履行情况。第九分公司对收到吉运公司砂石料的事实亦认可，故第九分公司应当支付相应的砂石料款。第九分公司未支付砂石料款对吉运公司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原审认定第九分公司支付279900元砂石料款并承担利息并无不当。第九分公司提交了登记在其名下的采矿许可证，第九分公司对收到吉运公司砂石料的事实亦认可，经释明，第九分公司亦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存在吉运砂石料场的工商登记信息，结合吉运公司提供的吉木萨尔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对第九分公司认为吉运公司不是本案适格主体的理由不予采纳。本案中认定付款的基础是第九分公司员工马某出具的证明，证明是出具给第九分公司，收据的内容也并不能反映王鹏在本案中所处的关系，第九分公司在原审中提供的其他证据亦不能得出被第九分公司受王鹏委托的事实，故第九分公司主张其与王鹏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吉运公司与其之间没有合同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第九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再审期间，第九分公司提供以下证据：一、129张《吉木萨尔县老台乡吉运砂石料厂发货专用票》，证明涉案由马某出具的《证明》记载的砂石料是由”昌吉市豫神建材销售有限公司”提供而与吉运公司无关的事实；二、马某的证言，证明因吉运公司要和王鹏对账故由马某出具了涉案《证明》、该《证明》记载的砂石料是由王鹏交付、其与王鹏就由该《证明》记载的砂石料存在买卖合同民事法律关系的事实。吉运公司对129张《吉木萨尔县老台乡吉运砂石料厂发货专用票》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认为”昌吉市豫神建材销售有限公司”是由其设立但并未办理登记、并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涉案由马某出具的《证明》正是基于该129张《吉木萨尔县老台乡吉运砂石料厂发货专用票》形成。因此，涉案由马某出具的《证明》记载的砂石料是由吉运公司提供，而且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其在2014年11月4日之后仍然向第九分公司提供砂石料的事实；对马某的证言中关于吉运公司与马某对账的陈述予以认可，对马某关于因吉运公司要和王鹏对账故由其出具涉案《证明》的陈述不予认可。本院对129张《吉木萨尔县老台乡吉运砂石料厂发货专用票》予以采纳；对吉运公司与第九分公司均无异议的马某的证言部分予以采纳。再审期间，吉运公司提供”国泰新华工地王鹏”与”吉运砂石料厂谭光伟”于2013年12月25日签订的《砂石料加工协议书》，证明王鹏与谭光伟之间只就”水洗砂”签订了买卖合同，因此涉案由马某出具的《证明》记载的砂石料的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不可能是王鹏的事实。第九分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证据可以证明谭光伟与王鹏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民事法律关系的事实，也可以证明”吉运砂石料厂”是根据王鹏的要求才向其提供涉案由马某出具的《证明》记载的砂石料的事实。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
本院再审查明：一、涉案由马某出具的《证明》是基于2014年10月9日至2014年11月16日期间的129份加盖有”昌吉市豫神建材销售有限公司销售专用章”的《吉木萨尔县老台乡吉运砂石料厂发货专用票》形成。吉运公司称所谓的”吉运砂石料厂”和”昌吉市豫神建材销售有限公司”均是由其设立但并未办理登记，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
二、吉运公司持有编号为32997的《采矿许可证》。该《采矿许可证》记载”矿山名称”为”新疆吉运投资有限公司吉木萨尔县老台乡建筑用砂矿”、”地址”为”吉木萨尔县老台乡”、”开采矿种”为”建筑用砂”。吉木萨尔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2016年12月27日出具《证明》称：”新疆吉运投资有限公司（砂石料厂）与吉运砂石料厂属于同一家单位。”
三、谭光伟作为原告，依据涉案由”国泰新华工地王鹏”与”吉运砂石料厂谭光伟”于2013年12月25日签订的《砂石料加工协议书》及由王鹏于2015年11月4日出具的《欠条》，以山西恺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王鹏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山西恺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王鹏支付买卖合同项下价款210万元及利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3日作出（2015）昌民二初字第2137号民事判决，判决王鹏向谭光伟支付价款200万元及利息，驳回王鹏对山西恺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该《砂石料加工协议书》约定”乙方提供给甲方的砂子为0.5的水洗砂”。
四、在第一审期间，第九分公司提供由”国泰新华工地王鹏”与”吉运砂石料厂谭光伟”于2013年12月25日签订的《砂石料加工协议书》、署名由王鹏于2016年10月13日出具的《说明》、（2015）昌民二初字第2137号民事判决书、第九分公司与王鹏于2014年9月20日签订的《砂石料供应合同》、2015年9月6日的《领款单》和2015年9月6日的《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等证据，以证明其与王鹏之间就涉案由马某出具的《证明》记载的砂石料存在买卖合同民事法律关系并已经向王鹏支付26万元价款的事实，其中2015年9月6日的《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记载26万元的用途为”劳务费”、2015年9月6日的《领款单》记载26万元为”石子4665m3”和”级配砂石132m3”的价款。吉运公司表示对署名由王鹏于2016年10月13日出具的《说明》、第九分公司与王鹏于2014年9月20日签订的《砂石料供应合同》、2015年9月6日的《领款单》、2015年9月6日的《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不予认可。
五、证人马某在再审期间出庭作证称：涉案《证明》是由其于2014年11月30日出具；其出具涉案《证明》是根据吉运公司工作人员谭光伟的要求；谭光伟要求其出具涉案《证明》是为了和王鹏对账；其根据129张《吉木萨尔县老台乡吉运砂石料厂发货专用票》出具了涉案《证明》；涉案《证明》所记载的砂石料是由王鹏委托吉运公司向第九分公司交付。吉运公司对马某证言中关于出具该《证明》是为了和王鹏对账、砂石料是由王鹏委托吉运公司向第九分公司交付的内容不予认可。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人民法院查明的除”砂石料的价格，吉运公司、第九分公司口头约定2-4CM大石籽每方为60元，1:3机配砂石料每方为72元”以外的其他事实相同。
本院再审认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第一审人民法院准许吉运公司委托三名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不当，但是这并不会对本案的处理结果产生影响。原审人民法院准许吉运公司委托二位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原审人民法院对于吉运公司的此项上诉理由未予回应虽有不妥，但第九分公司以此作为申请再审的理由却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八项规定的情形。第九分公司认为原判决存在”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情形的理由不能成立。
二、根据编号为32997的《采矿许可证》，吉运公司在”吉木萨尔县老台乡”就”建筑用砂”享有采矿权，同时本案中并没有证据证明”吉运砂石料厂”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事实，虽然吉木萨尔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不是企业登记行政主管部门，但其作为安全生产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对于”吉运砂石料厂”的生产情况较为了解，故”吉运砂石料厂”应当只是吉运公司为开采砂石矿、销售砂石料而自行设立的内设机构，并不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同时，涉案由马某出具的《证明》是根据129张《吉木萨尔县老台乡吉运砂石料厂发货专用票》形成。故，第九分公司认为吉运公司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
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此，吉运公司应当对其与第九分公司就涉案由马某出具的《证明》记载的砂石料存在买卖合同民事法律关系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涉案由马某提供的《证明》中并未涉及砂石料的价款，吉运公司也并未就涉案由马某出具的《证明》记载的砂石料的价款问题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判决认定”砂石料的价格，吉运公司、第九分公司口头约定2-4CM大石籽每方为60元，1:3机配砂石料每方为72元”的事实没有依据。吉运公司提供的涉案由马某出具的《证明》所使用的名称为”证明”而未使用”欠条””欠据”等类似能够直接表明该条据在性质上属于债权凭证的名称，同时该《证明》的内容也只能够证明第九分公司收取”吉运砂石料厂”提供的涉案”2-4大石子4665方”的事实，而并不能证明第九分公司是基于与吉运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民事法律关系的原因收取涉案”2-4大石子4665方”的事实，并且吉运公司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第九分公司就该《证明》所涉砂石料的价格进行过协商或者已经达成合意的事实。同时，涉案由”国泰新华工地王鹏”与”吉运砂石料厂谭光伟”于2013年12月25日签订的《砂石料加工协议书》、由第九分公司与王鹏于2014年9月20日签订的《砂石料供应合同》并不能证明王鹏与谭光伟或者王鹏与吉运公司之间只可能就”水洗砂”存在买卖合同民事法律关系而不可能就”水洗砂”以外的”砂石料”存在买卖合同民事法律关系的事实；部分《吉木萨尔县老台乡吉运砂石料厂发货专用票》的形成时间在2014年11月4日之后的事实也并不能证明王鹏与谭光伟或者王鹏与吉运公司之间除（2015）昌民二初字第2137号民事判决所涉及的债权外不可能存在其他债权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吉运公司在本案中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与第九分公司之间就涉案由马某出具的《证明》记载的砂石料存在买卖合同民事法律关系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综上，涉案由马某出具的《证明》并不具有债权凭证的特征，不能证明吉运公司与第九分公司之间就涉案”2-4大石子4665方”形成买卖合同民事法律关系的事实，原判决认定吉运公司与第九分公司之间就涉案”2-4大石子4665方”形成买卖合同民事法律关系的事实有误。第九分公司认为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理由成立。由于吉运公司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第九分公司之间就涉案由马某出具的《证明》记载的砂石料存在买卖合同民事法律关系的事实，故第九分公司并不负有证明王鹏与吉运公司之间就该砂石料存在买卖合同民事法律关系事实的举证证明责任，因此，本案中没有必要追加王鹏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第九分公司认为本案应当追加王鹏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第九分公司的再审请求成立，原审人民法院判决第九分公司向吉运公司支付279900元价款及利息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新23民终1870号民事判决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2016）新2327民初248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新疆吉运投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642元（吉运公司已预交），减半收取2821元，由吉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499元（第九分公司已预交），由吉运公司负担。
审判长 钟 敬 林
审判员 张 红 见
审判员 玛依拉阿不力孜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陈 露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