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渝03民终3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茗贵饮食文化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大渡口区翠华园1号门面（松青路旁大渡口区公园综合楼），组织机构代码75929297-7。法定代表人：邓光荣，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阳联明，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后文，重庆祥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南川区城乡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川区南城办事处钟楼街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970941223XU。法定代表人：刘绍玺，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重庆市南川区和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重庆茗贵饮食文化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茗贵饮食文化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市南川区城乡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简称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9民初55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茗贵饮食文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光荣、委托诉讼代理人阳联明、刘后文，被上诉人南川城乡开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茗贵饮食文化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根据李某、肖某、曾某、刘某、陈某五人的证人证言就认定我公司有解除合同的行为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陈某、肖某、曾某系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分立前的职工，与南川城乡开发公司有利害关系，刘某系北城俊秀项目的人员；一审判决认定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向我公司交付备案证系事实认�错误；一审判决以我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就认定我公司不想履行合同且有解除合同的行为系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查明的《北城俊秀项目最终财务结算》上只有个人签字无单位印章的事实，证明签字人已经得到公司的授权、代表单位，李某一直是代表南川城乡开发公司与我公司履行合同。南川城乡开发公司辩称，证人刘某是茗贵饮食文化公司法定代表人邓光荣的朋友，经刘某介绍，邓光荣与李某相识，经刘某推荐，邓光荣才以立信公司的名义与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刘某还处理过邓光荣与李某的矛盾，其不是双方排斥的对象，其证言足以采信。李某、肖某、曾某、陈某等是整个事件的亲历者，能够证实事情发生的经过；我公司办理备案证不是为了放在公司，而是为了履行合同，备案证是交给邓光荣的，由于土地出让、拆迁等远超过邓光荣预计投资的300万元，所以邓光荣数次在与我公司开会时，提出不再进行该项目；茗贵饮食文化公司营业执照被吊销后，不能从事经营活动，其认为不影响合作不成立；邓光荣是知道我公司分立的情况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茗贵饮食文化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南川城乡开发公司支付茗贵饮食文化公司违约金100万元；2、南川城乡开发公司与茗贵饮食文化公司继续履行合同。一审审理中，茗贵饮食文化公司明确表示南川城乡开发公司擅自开发是擅自解除合同的行为，茗贵饮食文化公司申请撤回要求南川城乡开发公司与茗贵饮食文化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11月24日，重庆立信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信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邓光荣担任与南川市城乡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事宜的代理人，其代理权限为全权代理（包括代为签订合作开发合同并执行合同相关约定）。2006年11月25日，南川市城乡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作为甲方，立信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双方合作开发南川市北环路电信公司片区房地产开发项目（北城俊秀小区）。该合同第六条约定：“6.1甲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办理完第一章地块开发的规划、国土、立项等必需的手续。6.2在第一章地块开发所需的规划、国土、立项等手续办理完成后七个工作日内，乙方支付60万元给甲方，该款作为乙方的首次投入资金，甲方在第一章土地的实际投入费用则为140万元。”该合同第七条违约责任中约定：“7.2无合同的约定或未经甲乙双方同意擅自解除合同的，应当给付另一方违约金100万元和承担守约方的实际投入损失。”李某作为南川市城乡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光荣作为立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前述合同上进行了签字。2006年11月26日，南川市城乡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作为甲方，立信公司作为乙方，双方又签订一份《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双方对仙龙塘市场地块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该合同第一条甲乙双方对仙龙塘市场地块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的基本情况中载明：“1.1仙龙塘市场地块：初设规划用地面积5017㎡，拟建筑面积20406㎡，建筑占地面积2115㎡，其中……1.1.1其中甲方已出让取得使用权的土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该土地使用权计作甲�已出资250万元。1.1.2修理厂和幼儿园2块国有划拨地：具体位置……该土地已经纳入1.1.1地块整体规划，甲方负责以出让方式一并取得使用权。1.2该条地块拆迁费由乙方出资300万元，超过的费用由甲方承担出资责任（该费用作为甲方的出资）。”前述合同第二条约定：“甲方应当在2007年6月30日前办理完毕第一条土地开发前的合法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国土、立项、规划、拆迁、建设等必要手续。且甲方不得将此土地与第三人合作开发或转让，此项目的出资、利润分配方式和比例按前期合作合同执行。如甲方违反本条约定，应支付乙方违约金20万元。”该合同第四条约定：“本项目合作开发的其他有关权利义务均按照前期合作合同的约定执行。”该合同第五条约定：“本合同地块开发所需的规划、国土、立项等手续办理完成后7个工作日内，乙方支付40万元给甲方，该款作为乙方的投入资金，则甲方在本合同的实际投入费用为210万元。”李某作为南川市城乡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光荣作为立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该份合同上进行了签字。2007年3月，南川市城乡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重庆市南川区城乡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川城乡开发公司）。2007年7月10日下午，邓光荣作为立信公司代表，与刘某以及南川城乡开发公司总经理李某委托的陈某、肖某、曾某、张勇（即本案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等人一起就北城俊秀项目的工作事宜召开了会议。该次会议的《会议纪要》中载明：“一、按照双方合作合同原则精神，‘北城俊秀’项目部由立信公�三人，开发公司二人及刘某组成。立信公司邓光荣任经理，开发公司陈某代表李某任副经理，项目部暂设综合管理部、财务部、销售部，综合管理部由立信公司邓光忠负责，财务部由开发公司肖某负责……协调与政府及各部门的相关工作由副经理陈某和肖某同志负责，并协助项目部经理做好项目部的经营管理工作。”在该次会议中，与会人员对“北城俊秀”项目需要抓紧的工作进行了安排和部署，确定由邓光荣、陈某负责开发公司与南川区建委签订项目开发合同工作；由邓光荣、陈某、肖某负责争取在二十天内完成初设审查，按照目前情况争取规划、建委同时报审；由邓光荣、陈某负责与区建委协调争取提前进场施工；对土地证书与项目规划意见书中土地面积不一致，影响初设施工图审查，预售许可证办理等由陈某、肖某负责与相关部门协调；由邓光荣、肖某负责售房部的布置、装修及广告、宣传等工作按已经确定的方案和费用执行。2007年10月10日，南川城乡开发公司与立信公司签订《解除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协议》，约定双方协商同意解除双方于2006年11月25日和2006年11月26日签订的两份《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任何一方不存在违约责任。邓光荣代表立信公司在该份合同上进行了签字确认。一审庭审中，茗贵饮食文化公司陈述签订该份《解除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协议》的原因在于当时南川城乡开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被拘留，邓光荣是借用立信公司的名义与南川市城乡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前述两份《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立信公司知道李某被拘留后害怕出现其他情况，所以要求邓光荣另外找公司履行《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邓光荣是茗贵饮食文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7年10月12日，南川城乡开发公司作为甲方，茗贵饮食文化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合同》，约定将原南川城乡开发公司与立信公司于2006年11月25日和26日签订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中的立信公司的权利义务等全部转移给乙方（茗贵饮食文化公司），即原合作单位立信公司变更为现合同中的乙方（茗贵饮食文化公司）。该《合同》第三条约定：“其它条款按原开发公司与立信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执行。”2016年12月15日，李某作为甲方，邓光荣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北城俊秀项目最终财务结算》，对北城俊秀项目财务及相关事宜进行了最终清算和安排。刘某、肖某、曾某等人作为见证人，在该份《北城俊秀项目最终财务结算》上进行�签字确认。2017年5月19日，茗贵饮食文化公司委托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以及阳联明律师向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发送了一份《律师函》，以双方原约定的第一期开发已经结束，茗贵饮食文化公司准备进入第二期的开发时却发现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已经在开发，有工程队进场施工，其从未通知茗贵饮食文化公司第二期开发情况的行为构成违约为由，要求南川城乡开发公司立即停止违约行为，支付违约金100万元，并继续履行双方的开发合同或赔偿损失后解除合同。南川城乡开发公司收悉后，于2017年6月2日向茗贵饮食文化公司作了回函，声称具体事实是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将《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等必要手续交给茗贵饮食文化公司法定代表人邓光荣，按照合同约定，茗贵饮食文化公司未将40万元在7个工作日内支付给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其行为构成违约，嗣后，南�城乡开发公司多次展期，茗贵饮食文化公司于2009年10月13日将上述手续交回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并表示不再履行双方的合同。双方的民事权利义务已终止，茗贵饮食文化公司的要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另查明，2014年1月17日，南川城乡开发公司与南川区东城街道办事处花山社区居民委员会、南川区东城街道办事处、南川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中心签订《渝南服务社房屋拆迁遗留问题补偿安置协议书》和《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由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对仙龙塘片区原渝南服务社的房屋以及集体土地进行拆迁补偿安置，其中对渝南服务社土地以货币安置方式一次性支付土地补偿安置费125.6512万元。在该份《渝南服务社房屋拆迁遗留问题补偿安置协议书》中载明：“为了切实解决原花果四社（现花山居委四组）渝南服务社房�及集体土地的信访问题，加快仙龙塘片区二期项目的实施，根据区信访联席会的工作安排，区国土房屋局会同东城办事处、信访办、建委、法制办等单位研究，形成一致意见：由区城乡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尽快继续实施该项目，并由区城乡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负责承担渝南服务社房屋拆迁遗留问题的解决”。前述涉及的仙龙塘片区原渝南服务社房屋及集体土地拆迁补偿安置的地块就是2006年11月26日《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中约定的要与立信公司合作开发的仙龙塘市场地块。2017年6月14日，南川城乡开发公司与重庆市南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由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取得坐落于重庆市南川区东城街道灌坝居委2组（隆化组团L10分区2/03地块），面积为3738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权。2017年7月11日，南川城乡�发公司与重庆市南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由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取得坐落于重庆市南川区东城街道灌坝居委2组[隆化组团L10-1/03（A）地块]，面积为2013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将仙龙塘片区涉及渝南服务社的地块，连同其通过出让方式取得的前述两宗国有建设用地用于开发建设南川区仙龙塘福苑房地产开发项目，并没有与茗贵饮食文化公司进行合作开发。南川城乡开发公司于2017年7月18日取得南川区仙龙塘福苑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于2017年8月22日取得该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于2017年8月25日取得该项目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于2017年9月29日，取得该项目的商品房预售（预租）许可证。2017年9月21日，南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向南川城乡开发公司颁发不动产权证，确认其享有8545.5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2016年8月5日，茗贵饮食文化公司因“两年未年报且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从事经营活动”而被工商登记部门吊销营业执照。茗贵饮食文化公司表示，其尚没有为合作开发仙龙塘市场地块投入任何资金。还查明，2014年4月1日，南川城乡开发公司股东李某和李陶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存续方式对南川城乡开发公司进行分立，分立后的原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存续，新设立重庆市腾瀍商贸有限公司。2014年4月9日，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发布公司分立公告，公告该公司分立为“重庆市南川区城乡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和“重庆市腾瀍商贸有限公司”。2014年7月29日，重庆市腾瀍商贸有限公司登记成立，李某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5年8月4日，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同意李某将其持有的南川城乡开发公司84.55%的股权转让给李永忠，李陶将其持有的该公司15.45%的股权转让给陈馀泉。2015年8月10日，南川城乡开发公司提出工商登记信息变更申请，将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变更登记为李永忠，将公司登记的股东李某、李陶变更登记为李永忠、陈馀泉。2015年8月11日，南川城乡开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李某变更登记为李永忠，2017年9月1日，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变更登记为刘绍玺。一审审理中，南川城乡开发公司举示了一份《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复印件，该份备案证载明系由重庆市南川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09年7月24日颁发给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备案项目名称为南川区仙龙塘片区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工期为2年，并注明�登记备案证有效期为2年。在该份备案证的背面注明有：“原件由邓总于2009年7月拿走后，于同年10月13日下午转交给陈某还回公司（包括与此件的相关资料等）。”南川城乡开发公司申请了李某、陈某、刘某、肖某、曾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人李某证实：在2007年，其将仙龙塘市场地块的项目备案证办好后交付给了茗贵饮食文化公司，但茗贵饮食文化公司没有实施，该备案证的有效期限为2年。2009年，在其与邓光荣、陈某、刘某四人在场的情况下，其又将办好的项目备案证和图纸交付给了茗贵饮食文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光荣，当时该四人还针对仙龙塘市场地块开发涉及幼儿园和修理厂拆迁需要多少资金问题进行了讨论，邓光荣在2009年10月将备案证交给陈某，让陈某转交给李某，并表示因矛盾太大，需要资金较多，不再参与仙龙塘市场地块�合作开发。后其找邓光荣本人询问，刘某也在场，邓光荣也明确告知不参与仙龙塘市场地块的开发。邓光荣拿到备案证后并未按合同约定将40万元投入资金支付给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当时其公司需要资金，其就向邓光荣提出借款，邓光荣未同意，其就向刘某借了20万元。刘某与邓光荣的关系很好，是刘某介绍邓光荣与其认识的。南川城乡开发公司举示的前述《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复印件即是2009年其交付给邓光荣的那份备案证原件的复印件，该份备案证背面注明的“原件由邓总于2009年7月拿走后，于同年10月13日下午转交给陈某还回公司（包括与此件的相关资料等）”内容由其本人当时在备案证原件上书写备注。证人陈某证实：其与李某一起将仙龙塘市场地块的项目备案证交付给了邓光荣，该证过期后，在2009年，其与李某、刘某、邓�荣4人在一起在开发公司三楼，李某第二次将仙龙塘市场地块的项目备案证交付给了邓光荣，当时四人还针对仙龙塘市场地块开发涉及幼儿园和修理厂拆迁需要多少资金以及项目需要多少启动资金问题进行了讨论。过了一两个月后，邓光荣在北城俊秀项目部办公室将该备案登记证以及其他资料亲自交给了他，并称其不参与仙龙塘地块项目了。之后，其将邓光荣交回的备案登记证等交给了李某。陈某还证实其与邓光荣、邓光忠以及肖某一起到国土、规划、建委等部门了解过开发仙龙塘市场地块项目的情况，得出的结论就是邓光荣称其不做该项目了。邓光荣对南川城乡开发公司进行了分立的事实是知晓的。证人刘某证实：在2009年，其与邓光荣、李某、陈某四人在场，在李某的办公室，李某将仙龙塘市场地块项目的施工证还是开发证交给了邓光荣，当时该四人还针对开发仙龙塘市场地块需要多少资金，该地块涉及的幼儿园和修理厂拆迁需要赔偿多少钱进行了谈论。后来李某找邓光荣借款，双方未谈妥，其就借了20万元给李某。其先认识邓光荣，与邓光荣是朋友，后认识李某，是其介绍邓光荣与李某认识，与李某合作项目的。证人肖某证实：项目备案证是由李某安排其于2009年7月办理的，其是将一个过期的旧证上交后，办理了新的备案证。备案证交给邓光荣之后，按合同中的约定，邓光荣应当支付40万元，但后来一直未支付，几个月后，邓光荣将备案手续和一些资料交给了陈某带回来。邓光荣在2015年多次到重庆腾瀍商贸公司办公室向李某催要北城俊秀项目的尾款，邓光荣到分离后的南川城乡开发公司盖章，邓光荣对南川城乡开发公司的分立以及李某在2015年转让股权的事实都清楚知晓。证人曾某证实：邓光荣对2014年南川城乡开发公司�立为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和重庆腾瀍商贸有限公司的事实是知晓的。茗贵饮食文化公司辩称其未收到过南川城乡开发公司举示的《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茗贵饮食文化公司认为证人李某、陈某、肖某、曾某与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予以采信，证人刘某的证言真实性存在矛盾，不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对邓光荣进行了询问，邓光荣陈述其一直在催促李某办理仙龙塘市场地块项目开发的合法手续，李某答复手续还在办理中，其最后一次催促是在2016年4、5月时。由于李某说在办手续，其也就只有等着。其一直与李某联系，李某从未说过不再与其合作开发仙龙塘市场地块事宜。其在2014年、2015年都有去看过仙龙塘市场地块，当时都还没有动工。其是在2017年春节后发现该地块在开始挖地基，才知晓南川城乡开�公司已经在开始开发了。一审法院认为，虽然茗贵饮食文化公司被工商登记部门吊销了营业执照，但尚未注销工商登记，故茗贵饮食文化公司并未丧失诉讼主体资格。根据查明的事实，邓光荣借用立信公司名义，与南川城乡开发公司于2006年11月25日、2006年11月26日签订两份《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双方合作开发南川市北环路电信公司片区房地产项目（北城俊秀小区）和仙龙塘市场地块房地产项目。南川城乡开发公司与立信公司在2007年10月10日协商解除双方签订的前述两份《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后，南川城乡开发公司与茗贵饮食文化公司于2007年10月12日签订《合同》，约定将2006年11月25日和2006年11月26日签订的两份《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中的原合作单位立信公司变更为茗贵饮食文化公司，由茗贵饮食文化公司作为合作主体，与南川城乡开发公司按照双方于2007年10月12日签订的《合同》中的约定以及立信公司与南川城乡开发公司于2006年11月25日、2006年11月26日签订的两份《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约定继续合作开发北城俊秀项目和仙龙塘市场片区地块房地产项目。南川城乡开发公司与茗贵饮食文化公司于2007年10月12日签订的《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茗贵饮食文化公司主张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在未与其合作情况下，开发仙龙塘市场地块项目的行为属于擅自解除合同的行为，构成违约，南川城乡开发公司辩称双方在2009年10月已解除双方合作开发仙龙塘市场地块房产项目的约定。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证人李某、陈某、刘某三人的证词可知，三人均证实在2009年，李某、陈某、刘某和邓光荣四人在场情况下，李某将仙龙塘市�地块开发项目的备案证交付给了邓光荣，当时双方还针对仙龙塘市场地块的开发需要多少启动资金，该地块开发涉及幼儿园和修理厂进行拆迁赔偿需要多少资金的问题进行了商谈。该三名证人的证词相吻合，且与证人肖某的证词相吻合。同时，该三名证人的证词也与2006年11月26日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第1.1.2条中载明的“修理厂和幼儿园2块国有划拨地：具体位置……该土地已经纳入1.1.1地块整体规划，甲方负责以出让方式一并取得使用权”以及第1.2条中约定的“该条地块拆迁费由乙方出资300万元”的约定内容相吻合。其次，证人李某、陈某均证实邓光荣将收到的仙龙塘市场地块开发项目备案证等资料交给了陈某，让其转交给李某，并明确说明不再参与仙龙塘市场地块的开发。李某和�某的证词相吻合，且与南川城乡开发公司提交的《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背面注明的：“原件由邓总于2009年7月拿走后，于同年10月13日下午转交给陈某还回公司（包括与此件的相关资料等）”内容相互印证。此外，该备注内容中所涉及的时间与该备案证记载的发证时间相吻合，与证人肖某的证词相吻合。第三，根据茗贵饮食文化公司举示的2007年7月10日的《会议纪要》记载内容可知，陈某是北城俊秀项目部副经理，肖某是北城俊秀项目部财务人员，刘某既不是南川城乡开发公司的人员，也不是立信公司或者茗贵饮食文化公司的人员，刘某是作为一个独立主体加入北城俊秀项目部。此外，刘某、肖某、曾某均是作为见证人，在李某与邓光荣于2016年12月15日签订的《北城俊秀项目最终财务结算》上进行的签字。李某和刘某均证实刘某与邓�荣是朋友关系，是刘某介绍邓光荣与李某认识合作开发项目。因此，刘某作为与茗贵饮食文化公司、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均无特殊关系的人员，其证词的客观真实性可以采信。陈某、肖某、曾某虽然是分立前的南川城乡开发公司的人员，但该三人均实际参与了北城俊秀项目合作开发事宜，作为项目参与人员，对经历的事实予以证实，且证人之间的证词相互印证，因此，该三名证人的证词具有可信度，并非不能采信。第四，根据查明的事实，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在2014年1月就开始对仙龙塘市场片区地块所涉及的渝南服务社房屋和集体土地进行拆迁安置补偿，即就已经开始对原约定要与立信公司一起合作开发的仙龙塘市场片区地块进行开发了。2014年1月，茗贵饮食文化公司、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双方尚在一起合作开发北城俊秀项目，茗贵饮食文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光荣陈述�在2014年、2015年都有看过仙龙塘市场地块的情况，当时都没有动工，其是在2017年春节后才发现该地块在挖地基，邓光荣的陈述明显与事实不符，且其陈述也不符合常理，也说明茗贵饮食文化公司对仙龙塘市场地块开发事宜并不十分关心。第五，邓光荣陈述其一直在催促李某办理开发仙龙塘市场地块的合法手续，从未放弃要合作开发仙龙塘市场地块的事宜，但茗贵饮食文化公司在2016年8月5日就因“两年未年报且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从事经营活动”而被吊销营业执照，其被吊销营业执照时，北城俊秀项目合作事宜即将完成，若真如邓光荣所述茗贵饮食文化公司非常希望与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合作开发仙龙塘市场地块，那么茗贵饮食文化公司应当是会为合作开发事宜做准备，应当不会允许或者应当会主动避免公司发生被吊销营业执照这�极其影响公司从事经营活动的情形，也会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及时采取措施改变这种不利情况，以便能够顺利与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合作开发仙龙塘市场地块，但茗贵饮食文化公司至今已被吊销营业执照一年多，状态无任何改观。同时，茗贵饮食文化公司也认可至今其没有为开发仙龙塘市场地块投入任何资金。由此可见，茗贵饮食文化公司对合作开发仙龙塘市场地块事宜并不十分在意和关心。第六、邓光荣陈述多年来其一直在催促李某办理仙龙塘市场地块开发的合法手续，在2016年4、5月时，其都在催促李某办理手续，李某答复在办理。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在2014年就发生了分立，并发布了公司进行分立的公告，李某在2015年8月转让公司股权后不再是分立后的南川城乡开发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2015年8月11日，分立后的南川城乡开发公司的法定代表�变更登记为李永忠。而2014年至2016年12月期间，邓光荣经营的茗贵饮食文化公司一直都还在与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合作北城俊秀项目，证人李某、肖某、曾某均证实邓光荣对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发生分立，李某不再是南川城乡开发公司的股东的事实明确知晓。此外，2016年12月15日，李某和邓光荣均是以个人名义，双方签订了《北城俊秀项目最终财务结算》，而并没有加盖南川城乡开发公司的印章，也没有让当时的南川城乡开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永忠签字确认。由此，能够确定邓光荣对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发生分立，李某不再是该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事实明确知晓。邓光荣在明知李某不是该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下，陈述自己一直催促李某办理仙龙塘市场地块开发合法手续，而并不是催促分立后的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办理合法手续，邓光荣的前述陈述违背常理，让人无法理解。综合以上几点，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茗贵饮食文化公司、南川城乡开发公司提供的证据，结合证人李某、陈某、刘某、肖某、曾某的证词，以及前述分析的茗贵饮食文化公司表现出的对仙龙塘市场地块开发事宜并不十分关心的举动，且茗贵饮食文化公司陈述的事实违背常理，南川城乡开发公司辩称的茗贵饮食文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光荣在2009年10月将该项目备案证交还给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并明确表示不再参与仙龙塘市场地块开发项目的事实，应当予以采信。茗贵饮食文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光荣在2009年10月明确表示不再参与仙龙塘市场地块开发项目的行为，是代表茗贵饮食文化公司解除其与南川城乡开发公司之间有关合作开发该项目的合同约定的行为。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在茗贵饮食文化公司提出解除合同约定后，予以认可。由此可以认定，茗贵饮食文化公司、南川城乡开发公司于2009年10月解除了双方关于合作开发仙龙塘市场地块项目的合同关系。因此，南川城乡开发公司自2014年1月起，在未与茗贵饮食文化公司合作的情况下，开发仙龙塘市场地块的行为并不对茗贵饮食文化公司构成违约，茗贵饮食文化公司要求南川城乡开发公司支付违约金100万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茗贵饮食文化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茗贵饮食文化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当事人在二审中争议的焦点是：茗贵饮食文化公司要求南川城乡开发公司支付违约金100万元的诉讼请求应否予以支持。经查，茗贵饮食文化公司与南川城乡开发公司签订的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虽然茗贵饮食文化公司的经营范围是西餐、茶楼等，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但合同的相对方南川城乡开发公司的经营范围是房地产开发、销售等，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当事人一方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故茗�饮食文化公司与南川城乡开发公司签订的合同有效。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根据双方当事人举示的书面证据等，并结合证人证言认定的，并非根据单一证据认定，茗贵饮食文化公司在上诉理由中，将一审法院综合认定的证据分裂开来，且对自己的主张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支持，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合全案，茗贵饮食文化公司在此过程中，并没有积极履行作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其即没有证据充分证明其积极履行了督促、配合义务，就该诉争工程而言也没有作出任何投入或相关准备工作，而且将备案证退还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可以认定茗贵饮食文化公司已经解除了与南川城乡开发公司的合同关系。茗贵饮食文化公司准备在本案审结后将公司注销。南川城乡开发公司开发仙龙塘市场地块的行为对茗贵饮食文化公司不构成违约，也未对茗贵饮食文化公司造成损失，故对茗贵饮食文化公司要求南川城乡开发公司支付违约金100万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茗贵饮食文化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重庆茗贵饮食文化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勇审判员 谭 红 艳审判员 张�瑞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文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