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2207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恒平，男，汉族，1987年8月3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日道，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曦，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韩超，男，汉族，1980年1月30日出生，住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芳，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深圳市亘富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沿河南路3026号，组织机构代码27931633—5。
法定代表人：于霞，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芳，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恒平因与上诉人韩超、被上诉人深圳市亘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亘富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3民初95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恒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韩超向王恒平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并支付利息（按年利率24%计，自2015年4月25日计至付清所有款项之日）；2、判决本案一、二审所有诉讼费用由韩超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王恒平已经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对于该笔借款利息约定为年利率30%。借贷双方不仅在借款合同成立时就约定了借款利息，韩超还支付了半年利息150万元，实际履行了双方关于利息的约定。王恒平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已经提交了王恒平与韩超之间的短信截图、韩超于2015年4月24日向王恒平转账支付利息人民币150万元的转账记录，同时王恒平将短信截图于2015年12月29日发给证人黄某，结合各证人的证言以及证人黄某的手机信息记录，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王恒平与韩超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王恒平向韩超借出款项1000万元、韩超支付部分利息150万元、借贷双方对利息的约定以及韩超实际借款用途是用于原审被告的房地产项目等事实。虽然王恒平提交的短信记录证据无法提供原件，但王恒平已经初步完成举证责任。王恒平提交的手机短信，因技术问题无法解决导致提供原件确有困难，但此种困难是因为客观原因无法提供，并非出于王恒平的恶意，且该份证据可以作为获得原始证据的线索，人民法院仍可通过向移动公司调取原始证据。该份证据的来源是真实、合法的，且是有迹可循的。同时还有证人黄某手机中保存的图片及证人证言予以佐证。因此该份证据，结合转账记录等其他证据，仍然可以作为本案中认定借款合同关系，以及认定双方在借款合同成立时约定利息为年利率30%这一事实的定案依据。二、韩超对于王恒平提交的转账记录并无异议，仅抗辩称150万元转账并非支付利息，而是与案外人之间的借款，但韩超并未提交任何证据对此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王恒平已经初步完成了举证责任，本案的举证责任应转移至韩超，即韩超应当对其主张的150万元转账并非支付利息而是其他法律关系的事实进行举证。但韩超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人民法院对于韩超的抗辩应当不予采纳。韩超于2015年4月24日向王恒平支付150万元利息的事实，足以证明借贷双方不仅在借款合同成立时即已经作出年息30%的约定，韩超还实际支付了半年利息150万元，实际履行了双方借款利息为年息30%的约定。
韩超辩称，关于利息王恒平只提供了一张打印的所谓短信截图，没有证据原件，不能证明王恒平所要证明的事实。王恒平提供的证人黄某手机保存的图片仍然是通过手机转发的，截图不能证明是真实的，那么转发的截图也不能证明是真实的。所以，这份证据的真实性不能得到证明。因此，王恒平关于利息的主张是不成立的。
亘富公司辩称，本案诉争事实与亘富公司无关，同意一审判决对亘富公司的相关认定。
韩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王恒平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王恒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王恒平没有提出任何有证明力的债权凭证，一审法院仅凭两条转账记录就认定该1000万元为韩超向王恒平的借款，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一）王恒平提交的唯一一份“债权凭证”是一张所谓“短信”记录的复印件，非但没有经过公证程序，就连手机里的短信原始记录都无法提供，因此，该项证据从形式上就无法作为定案依据，没有任何证明力。（二）王恒平向法院提交的《银行交易账单》只能说明其与韩超之间发生过款项往来，没有任何与借贷相关的内容，王恒平也没有提出其他有证明力的借款依据。一审法院仅凭转账记录就认定1000万元为韩超向王恒平的借款，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韩超已经提出了充分证据证明1000万元款项实际上是王恒平之父沈某支付给韩超的顾问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2014年4月，深圳市金某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某茂公司）将其持有的湖南省衡阳市某英文学校的股权全部转让给衡阳市某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其间，王恒平之父沈某作为金某茂公司的控股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为顺利转让股权及实现收益最大化，聘请韩超为项目顾问，协调各方关系，最终股权转让出了1.58亿元的高价。为答谢韩超，沈某承诺向韩超支付1000万元顾问费，并最终通过其子王恒平转账给韩超。为证明上述事实，韩超提交了《股权转让及投入款返还协议》、金某茂公司工商查询记录、金某茂公司另一股东陆某的股权记录以及陆某的证人证言等一系列证据，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证据链条，充分证明韩超提出的该1000万元为顾问费的主张，一审法院对此一系列证据无正当理由不予采信，罔顾事实。三、从双方所提交证据的证明力来看，韩超提交的证据其证明力远远高于王恒平的证据，一审法院却违反证据规则，错误认定证据，应依法予以纠正。（一）如前所述，王恒平提交的债权凭证只是一张没有任何证明力的短信复印件，无法核实真伪，不能作为认定借款关系的证据；而王恒平提交的《银行交易账单》，因其没有任何能够体现借款关系的内容而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最后就是王恒平提交的三份证人证言，而该三个证人分别是王恒平的父亲、同学及朋友，都与王恒平存在不同程度的利害关系或亲密关系，因此证明力非常低。而韩超提交的《股权转让及投入款返还协议》及其他证据，王恒平己当庭认可了其真实性，可作为定案依据；且韩超的证人陆某与韩超并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或亲密关系，相反，其还是王恒平父亲沈某的合伙人，全程参与了某英文学校的运营及股权转让过程，因此相对王恒平的证人而言，陆某证言的证明力更高。（二）本案经历过两次开庭，而沈某在第一次开庭中已全程旁听了并且详细了解了庭审内容，其在第一次开庭之后再根据开庭情况提出了有明显针对性的证言，已丧失了作为证人所应有的“客观性”，因此其在第二次庭审中的证言完全不具有可信性。且本案一审首次开庭时，庭审双方均已确认涉案的1000万元实际是沈某支付的，沈某的证言里也明确承认是沈某让王恒平转的账，也就是说，该1000万元其实是沈某的钱，因此，沈某是本案诉争的实际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而证人应为独立第三方，因此沈某在本案中根本不具备证人的资格，其所谓“证言”实际上是“原告的主张和陈述”。（三）关于李某及黄某的证言，只是其二人听到王恒平的转述而得，属于传来证据，只能证明其听到了王恒平的此种所谓“借款”说法，而不能证明王恒平的陈述是真实的；而韩超提交陆某的证言是对其亲身经历事实的客观描述，属于原始证据，从证据规则上讲，原始证据的证明力要远远高于传来证据，因此陆某的证言证明力更高。而且，李某及黄某的证言中对于相关款项来源的说法与沈某证言中的说法不一致，存在矛盾，故均不应采信。综上所述，无论从哪方面讲，韩超所提交证据之证明力都要远远高于王恒平的证据，当两方的证据发生冲突时，法院应当采信证明力高的证据，即韩超的证据。一审法院错误适用证据规则，对于韩超提交的完整证据链条视而不见、不予采信，反而采信王恒平漏洞百出的证据，导致整个案件的判决错误。四、退一步讲，如果一审法院仅凭转账凭证就能认定1000万为借款，那么基于相同情形，韩超于2015年4月24日向王恒平转账的150万元，同样应认定为韩超的还款。而且，一审法院既然已经否定了王恒平关于借款利息的主张，即该150万元并不是王恒平主张的利息，却对该150万元不作为还款，有违公平原则。
王恒平辩称，韩超向王恒平借款1000万元的事实是确实存在的，证据确凿。一审已经查明了相关事实并作出了相应判决。
王恒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韩超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及利息人民币240万元（利息按年利率24%计，暂计至2016年4月28日，实际计至两被告付清所有款项之日止）；2、被告亘富公司对被告韩超上述归还借款及利息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3、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4年10月28日原告向被告韩超转账支付人民币800万元，2014年10月29日原告向被告韩超转账支付人民币200万元。原告主张原告的父亲沈某与被告韩超系朋友也是同事，当时沈某开设的公司与被告亘富公司在共同开发房地产项目，该项目需要用钱，被告韩超当时也是被告亘富公司的董事，为此沈某介绍了原告借给被告韩超1000万元。被告韩超主张该1000万元是被告韩超为沈某运作了湖南衡阳的某英文学校股权出售事宜，为答谢被告韩超在股权买卖中做的工作，沈某自愿给予被告韩超的顾问费用。
二、2015年4月24日，被告韩超转账支付给原告建设银行62×××26账号150万元。原告主张该150万元是被告韩超支付给原告的借款利息（按照1000万元基数，月息2.5%的标准计算了六个月）。被告韩超主张该150万元系原告的父亲沈某急需用钱向被告韩超口头借款。
三、原告提供一张手机信息截屏图片，上显示手机号码139××××7777的号码发送给机主的一条信息内容为“账号、开户行！半年利息，2014年10月28日借款1000万，2015年4月24日利息150万利息，到10月24日利息150万，现共还款1150万”，下方回复“建设银行62×××26王恒平”。原告主张因忘记手机密码，手机无法显示原留存的信息资料，现无法提供该手机信息原件。经原告申请，法院到中国移动通信广东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调取了该139××××7777号码的机主信息，该号码显示机主为被告韩超，被告韩超亦确认该号码由被告使用，但主张该信息仅为截图，而且并无手机原件可核对，被告对该信息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四、原告申请证人沈某出庭作证，证人沈某是原告的父亲，也是深圳市金某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证人沈某陈述，金某茂公司当时与被告亘富公司合作开发锦某项目，被告韩超当时是被告亘富公司投资锦某项目的代理人，因该项目需要资金周转，证人就让被告韩超去找原告借钱，借钱后由被告韩超将钱打进被告亘富公司账户并已经为锦某项目实际支出了相关费用。证人确认金某茂公司在湖南衡阳投资开办了衡阳市某英文学校，该学校的股权已经在2014年三四月份左右转让给某公司，但证人否认曾经委托过被告韩超处理过某英文学校股权转让的事宜，证人亦否认曾经委托原告支付给被告韩超1000万元顾问费。证人确认陆某系金某茂公司的原股东，受金某茂公司指派到某学校管理财务。
五、原告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证人李某陈述，其与原告是同学也是多年朋友，证人曾经于2014年10月27日借款200万元给原告，当时借钱时原告告诉证人说是要借给被告韩超，后来听原告说一共借了1000万元。
六、原告申请证人黄某出庭作证。证人黄某陈述，其与原告是同学，证人曾经借款100万元给原告，后来一直未还，听原告说是借钱给别人未还，证人催促原告还钱时，原告曾经把韩超给他的信息截图通过微信发送给证人。
七、被告韩超申请证人陆某出庭作证。证人陆某陈述，证人是金某茂公司的股东，负责处理某英文学校股权转让的事宜，某英文学校最终股权转让价格是1.58亿元，且款项亦已经全部收到，当时沈某让韩超促成某英文学校股权转让事宜，并承诺如果学校股权卖出价格超过一亿就给顾问费1000万元，韩超也为此去了几次学校，后来顾问费实际有没有给证人不清楚，听沈某说是给了。原告主张证人陆某与沈某之间有私人恩怨，并与金某茂公司之间存在诉讼纠纷，证人庭审中对此予以否认。经核实，原审法院于2016年5月30日立案受理金某茂公司起诉证人陆某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6）粤0303民初11024号。
一审法院认为，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以及提供证据证明借款本金已经实际给付。在本案中，原告已经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证明相关款项已经支付至被告韩超，已经完成了初步举证义务，被告韩超抗辩称该笔款项系基于其他法律关系发生，依据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被告韩超就其主张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在本案中，被告韩超主张该1000万元是原告父亲沈某承诺支付的顾问费，法院认为，第一，被告韩超并未能提供任何书面证据证明沈某与被告韩超之间有关于顾问费的书面约定或者承诺，由于该笔款项金额巨大，依据被告韩超的陈述该笔顾问费又是属于促成股权转让交易的居间费用性质，对此单方支付的费用既无书面承诺亦无相关合同约定，与生活常理与行业惯例不符，而且沈某在出庭作证时对被告韩超的此项陈述亦予以否认。第二，关于被告韩超申请的证人陆某的证言问题，证人陆某作为金某茂公司的股东，与金某茂公司之间存在民事纠纷，存在利害关系，证人陆某就该纠纷的庭审陈述与法院核实情况不符，其证言的可信度较低，而且就本案款项是否为沈某支付给被告韩超的顾问费问题，证人陆某对此亦无法确认，其证言陈述仅是听说沈某与被告韩超之间有顾问费的约定，属于传来证言，亦无法以此作为认定原告与被告韩超之间款项往来性质的依据，因此，对证人陆某的证言，不予采信。综上，被告韩超就其抗辩主张并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对被告韩超的抗辩主张不予采信，对原告主张的该笔款项为借款予以采信。被告韩超应当履行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的还款义务。对原告主张的亘富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问题，亘富公司既非本案的收款人，与原告之间亦无关于借贷合意的书面约定，因此，原告主张被告亘富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利息问题，原告并未能就双方之间存在利息约定充分举证，原告提供的短信记录并无原件可核对，不予采纳。对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的应当视为无息借款。因此，对原告请求的利息，应当自起诉之日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对原告请求过高部分，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一条、第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被告韩超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恒平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从2016年5月11日支付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王恒平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96200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被告韩超负担人民币100000元，原告王恒平负担人民币1200元,原告预缴的诉讼费人民币101200元，由法院退回人民币100000元。
二审期间，王恒平申请证人黄某出庭作证，韩超申请陆某出庭作证，因证人一审均已出庭，本院不予准许。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金某茂公司与衡阳某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及投入款返还协议》约定，某公司应支付的款项分三期支付，第三期3000万元款项于2014年9月30日前支付。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因双方当事人未签订书面借款合同，本案争议焦点为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谁主张、谁举证”系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规则之一，对于民间借贷案件而言，原告需要证明的基本事实有二，一是双方达成借贷合意，二是款项已实际交付。原告仅提交转账凭证的，因其未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严格来说并未完成应负的举证责任，但考虑到实践中很多出借人法律意识缺乏，如果将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的举证责任，完全分配给出借人，对于实体权利保护不利，因此，上述司法解释要求被告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即要求被告对其收到款项的性质作出解释并提供证据证明。但从证明标准来看，被告的举证责任不应过于严苛，不能要求被告的证据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否则就是将证明存在借贷合意的责任全部加之于被告，与司法解释下文的“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不符。只要被告对款项的性质作出相对合理的解释，提交了有一定证明力的证据证明，就可以认定被告完成了举证责任；被告举证以后，在原告不能提供更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举证不能的结果责任仍应归于原告，由原告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本案中，韩超主张该款系其促成沈某作为法定代表人的金某茂公司持有的某英文学校股权转让事宜的顾问费，提交了转让合同和陆某的证人证言等证据，从韩超提交的证据来看，首先，沈某系王恒平之父，与韩超系朋友关系，王恒平称系沈某介绍借款给韩超，故韩超主张的沈某委托王恒平支付顾问费，不违反常理。其次，某英文学校股权转让价值为1.58亿，支付顾问费1000万元在合理范围内。再次，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最后一笔款项支付时间为2014年9月30日，本案款项支付时间为2014年10月28、29日，从时间来看，能够吻合。最后，证人陆某系金某茂公司的股东，沈某亦确认金某茂公司委派陆某到某学校管理财务，因此，陆某了解股权交易的相关情况，且与韩超无利害关系，其出具的证言可信度较高。虽然金某茂公司与陆某确实存在纠纷而其在证言中予以否认，但也不能就此否定陆某关于股权交易证言的证明力。综合上述分析，韩超提交证据证明了其抗辩的涉案款项系顾问费的事实，其主张不违反常理，具有合理性，可以认定韩超已完成其举证责任，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王恒平需要提供进一步的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属借贷关系。
从王恒平提交的证据来看，第一，手机信息截屏图片系打印件，不能提供手机核对，移动公司也不会保存双方的短信内容，本院无法通过调查核实。变造打印件不存在任何技术难度，故该证据没有证明力，其发送给朋友的截屏相应地也没有证明力。至于王恒平是因技术原因不能提供手机核对还是因为短信息是变造而成而不提供手机核对，本院无法辨别。第二，证人沈某系王恒平的父亲，其作出的对王恒平有利的证言，显然证明力不大。第三，证人李某与证人黄某均系王恒平的朋友，一方面，与沈某一样，二人作为王恒平的朋友，作出的对王恒平有利的证言证明力小；另一方面，二人关于王恒平借款给韩超的证言均是“听王恒平说”，属于传来证据，本身的证明力就不大。第四，关于韩超支付给王恒平的150万元，按照证据规则，王恒平主张该款系偿还利息，应由王恒平承担举证责任；韩超并未主张系偿还本案借款利息，故韩超无需对此承担举证责任。王恒平主张韩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错误理解了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第五，从合理性分析，一方面，本案款项数额巨大，如属借款，不签订书面合同约定期限、利率等本身就不合常理，何况部分款项并非王恒平自有，还需要向外举债；另一方面，王恒平主张借款系因亘富公司需要借款，但韩超仅是亘富公司的董事，并非实际控制人，为何需要韩超出面借款、款项为何要付至韩超个人账户，对于这些不合常理之处，王恒平未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综上，王恒平提交的证据不具有证明力或证明力较小，且其陈述存在种种不合情理之处，不足以形成证据链条，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导致处理结果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王恒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韩超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3民初959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上诉人王恒平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9620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6200元，均由上诉人王恒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飞
审判员 黄国辉
审判员 付璐奇
二〇一七年三月一日
书记员 何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