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最高法民再283号
抗诉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太原市通畅达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兆海，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华文珍，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侃，北京市中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董汶俊。
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平陆，山西瑞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武平，男，1969年6月11日出生，住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向阳。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红星，山西夏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太原市通畅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畅达公司）因与被申诉人董汶俊、李向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晋民终字第145号民事裁定，向检察机关申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高检民监﹝2014﹞22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4）民抗字第33—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最高人民检察院指派助理检察员刘小艳、书记员邱中秀出庭。申诉人通畅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华文珍、徐侃，被申诉人董汶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平陆、乔武平，被申诉人李向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红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6年12月14日，通畅达公司向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通畅达公司投资兴建了山西省太原市xxx路158号楼（以下简称158号楼），并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书。2004年5月28日，通畅达公司与李向阳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将158号楼转让给李向阳。李向阳支付了3000万元后，通畅达公司即将房屋产权登记在其名下。当年9月，李向阳提出不再购买此房屋。经双方协商，通畅达公司扣除折旧费200万元及过户费531720元后将余款全部退还。之后，通畅达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董汶俊利用职务之便以其个人名义与李向阳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契约》并将该房产过户至其名下。故请求确认李向阳与董汶俊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
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07年12月3日作出（2006）临民初字第00182号民事判决，判决：李向阳与董汶俊于2004年9月22日签订的两份《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案件受理费113000元，其他诉讼费2000元，合计115000元，由李向阳、董汶俊负担。
因各方当事人对该判决未提出上诉，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2011年8月25日，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临民监字第03号民事裁定，裁定再审本案。
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通畅达公司投资兴建了案涉158号楼，并成立天水华大酒店有限公司经营（以下简称天水华大酒店）。2004年5月26日，通畅达公司取得房屋所有权证。2004年5月28日，李向阳受张红龙委托，应名与通畅达公司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以23203640元的价格购买该房屋。经庭审询问，各方当事人均表示该契约价格是为了规避税费，房屋的实际转让价为7800万元。在张红龙支付给通畅达公司3000万元后，通畅达公司于2004年6月10日将房屋产权过户至李向阳名下。2004年9月初，张红龙提出不再购买此房屋。2004年9月13日，通畅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谢平生与董汶俊分别签订了关于通畅达公司及山西天龙亚飞汽车连锁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龙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谢平生将其在通畅达公司持有的98％的股权及该公司的债权债务、在天龙公司持有的12.5％的股权及该公司的债权债务整体转让给董汶俊，以及将其拥有的158号楼南楼、北楼一并转让给董汶俊。2004年9月15日，谢平生又与董汶俊签订了《转股补充协议》。有关通畅达公司的《转股补充协议》中约定了董汶俊付谢平生1000万元及158号楼南楼移交等内容，有关天龙公司的《转股补充协议》中约定了董汶俊付谢平生480万元及158号楼北楼移交等内容。上述补充协议均未约定158号楼的转让价。经原审庭审询问，董汶俊称与谢平生商定的158号楼转让价款为7500万元，其中退回李向阳3000万元，承接银行贷款4500万元。关于退回李向阳的3000万元购房款资金来源，董汶俊称是以158号楼南楼作抵押，以27位自然人的身份从中国农业银行太原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农行高新区支行）贷款2400余万元及其个人支付了400万元。通畅达公司对董汶俊所述的用27位自然人身份从农行高新区支行贷款的事实没有异议，表示上述贷款仍在27位自然人名下，并称其余款项董文俊并未个人支付，而是出具借款单从公司借款支付的。经核实，董汶俊于2004年10月至2005年3月共分12笔从通畅达公司借款179万余元，其中借款114.16万元注明用于退还李向阳购房款，借款53.93万元注明用于158号楼的测绘费、过户费、土地局办证等费用，借款4.1万元注明用于归还农行贷款利息，另有7.1万元的借款原因为暂借、暂用。关于承接4500万银行贷款问题，董汶俊称系通畅达公司与天龙公司分别在中国农业银行太原市水西关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水西关支行）的2400万元、2100万元贷款，上述贷款以158号楼的北楼作为抵押。经庭审询问，董文俊承认上述4500万元的银行贷款仅签订了借款和抵押合同，办理了抵押登记，但银行并未实际发放贷款，也未变更借款人。2004年9月22日，李向阳将158号楼分成南楼、北楼两部分与董汶俊签订了总价20671920元的两份《房地产买卖契约》，并于同年10月8日将房屋产权过户登记至董汶俊名下。之后，董汶俊通过贷款及从通畅达公司借款的方式从3000万元购房款中扣除折旧费与过户费后将剩余款项退还给张红龙指定的收款人。其中，收款人王凯于2004年10月15日至11月17日间出具收条载明收到通畅达公司退给李向阳的购房款2320万元，收款人李英龙于2004年11月25日出具收条载明收到天水华大酒店支付的6月22日至9月25日期间的经营收入款81100元及通畅达公司退给李向阳的购房款100万元，并载明：“原李向阳支付给通畅达公司购房款人民币三千万元整已全部退还完毕”。经核实，以上退款总额共计24281100元。2005年1月4日，董汶俊与高兆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董汶俊将其持有的通畅达公司98％的股权(折合人民币980万元整)一次性转让给高兆海；董汶俊将公司现有的资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及全部债权债务（全部账册明细附后）向高兆海移交；上述不动产指位于太原市××南××楼××层的房产一处（房权证并字第××号）。2005年1月20日，双方又签订《转股补充协议》，约定：在上述通畅达公司欠农行水西关支行的贷款中，董汶俊承担其中的2400万整，董汶俊以其名下的158号楼做抵押并已经办理了他项登记。庭审中，通畅达公司以董汶俊与高兆海双方于2005年1月签字确认的通畅达公司负债表中载明的在建工程56962977.04元主张该在建工程即为158号楼，应属于通畅达公司财产。董汶俊则表示该房产早在2004年10月即登记到董汶俊名下，且董汶俊与高兆海在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中已明确将158号楼排除在公司现有资产之外，早已与通畅达公司及现任股东高兆海无关。2005年5月，董汶俊将158号楼及天水华大酒店全部资产协议转让给案外人乔武平，乔武平于2005年9月办理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但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过户手续。
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通畅达公司起诉请求确认李向阳与董汶俊之间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依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在合同纠纷案件中，除合同双方当事人外，只有与无效合同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才能以起诉的方式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因通畅达公司并非该《房地产买卖契约》的当事人，只能从第三人角度审查通畅达公司是否具有诉权。通畅达公司提出该房屋买卖协议无效的依据是李向阳在收到通畅达公司退回的购房款之后，应将房屋过户给通畅达公司，而不应与董汶俊签订协议将房屋过户至董汶俊名下，由此侵犯了通畅达公司的利益。依据已查明的事实，158号楼已于2004年6月由原房屋所有权人通畅达公司过户至李向阳名下，此时通畅达公司因转让并过户已失去对该房屋的所有权。在实际购房人张红龙提出不再购买此房屋时，经张红龙授意李向阳与董汶俊签订协议，将158号楼过户至董汶俊名下后，董汶俊因登记取得该房屋所有权。张红龙指定的收款人出具收据载明收到通畅达公司的退房款，但该款是董汶俊以27位自然人身份从银行贷款2000余万元及从通畅达公司借款110余万元退给张红龙的，而不是通畅达公司的资金通过董汶俊之手退的，通畅达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既不是该房屋买卖协议的双方当事人，也不是该协议项下所涉及房屋的所有权人，因此通畅达公司对该协议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就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该院于2012年3月23日作出（2011）临民再初字第00011号民事裁定，裁定：一、撤销该院（2006）临民初字第0018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通畅达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13000元，其他诉讼费2000元，合计115000元，由通畅达公司负担。
通畅达公司不服该裁定，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该院经审理认为，2004年9月初，实际购房人张红龙提出不再购买房屋，通畅达公司接受退房要求时，双方已就2004年5月28日李向阳受张红龙委托，应名与通畅达公司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的解除达成一致意见。合同解除后，通畅达公司需将李向阳先前支付的3000万元购房款扣除必要费用后予以返还。至此双方的法律关系变更为债权债务关系。2004年9月13日及9月15日，谢平生与董汶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与《转股补充协议》，约定158号楼南楼、北楼的房产转让价格是7500万元，同时约定谢平生负责协同将转让的资产过户至董汶俊名下。付款方式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替通畅达公司偿还李向阳的购房款3000万元，另一部分是承接银行贷款4500万元。因此2004年9月22日，李向阳与董汶俊签订的总价20671920元的《房地产买卖契约》其实是董汶俊代通畅达公司退李向阳购房款的协议，董汶俊代为还款后，通畅达公司与李向阳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此时李向阳需将158号楼过户给通畅达公司，通畅达公司再将房产过户给董汶俊。因此李向阳于10月8日将房屋产权直接过户至董汶俊名下的行为是简化了交易程序，降低了交易成本，符合基本交易习惯，据此该院推定对于2004年9月22日李向阳与董汶俊签订的合同内容及合同履行的后果通畅达公司与谢平生本人是知晓并认可的，即不存在通畅达公司主张的李向阳与董汶俊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情形。根据2005年1月4日董汶俊与高兆海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与2005年1月20日双方签订的《转股补充协议》的内容，可证明高兆海对当时158号楼房产归属于董汶俊的情况是明确知晓的，《股权转让协议》与《转股补充协议》的签订意味着高兆海认可协议签订时158号楼的所有权人是董汶俊，而不是通畅达公司。158号楼所有权的流转顺序依次为通畅达公司出售给李向阳；李向阳将房产过户给董汶俊；最后董汶俊又将房产转让给乔武平，自2004年6月通畅达公司将该房产过户给李向阳后，已不是该房产的所有权人，至今，也未再次取得房产所有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在合同案件中，只有合同当事人才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通畅达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也不是房屋买卖协议所涉及房产的所有权人，也不存在合同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通畅达公司利益的情形，因此通畅达公司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综上,该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原审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原审裁定认定通畅达公司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适用法律错误。通畅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是请求确认董汶俊、李向阳签订的购买158号楼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案由应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中，李向阳与董汶俊签订合同，将应当返还给通畅达公司的158号楼转让给董汶俊，并办理了过户手续，通畅达公司与此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以受侵害的第三人身份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是适格的诉讼主体。原审将案由错误地确定为买卖合同纠纷，继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以通畅达公司既不是合同当事人也不是所有权人为由，认定通畅达公司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系适用法律错误。并且，原审作了大量实体审理，却引用原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作出程序上的驳回起诉裁定，适用法律不当。二、原审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原审裁定认定“2004年9月13日及9月15日，谢平生与董汶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与《转股补充协议》，约定的158号楼南楼、北楼的房产转让价格是7500万元”，缺乏证据证明。2004年9月13日、9月15日谢平生与董汶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转股补充协议》，均未约定158号楼的转让价款，所谓7500万元的转让价款只是庭审中董汶俊单方口头陈述，无证据佐证，故原审裁定认定转让价格是7500万元缺乏证据证明。（二）原审裁定认定“付款方式分为两部分”，“另一部分是承接银行贷款4500万元”，缺乏证据证明。在董汶俊提供的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并民终字128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4500万元的借款合同签订时就约定“此合同仅供房地局办理他项所用”，借款合同一直没有实际履行，即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金额并未发放。原审裁定认定董汶俊承接4500万元债务作为其购买通畅达公司房屋的对价缺乏证据证明。三、董汶俊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受让158号楼，应认定其与李向阳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李向阳与董汶俊签订的两份《房地产买卖契约》总价为20671920元，董汶俊通过从农行高新区支行贷款以及从通畅达公司借款的形式实际支付2400余万元。而158号楼价值7000余万元，没有证据证明董汶俊支付了其他对价。董汶俊称其承接了通畅达公司与天龙公司分别在农行水西关支行的2400万元、2100万元贷款，作为购房款的一部分。但银行并未实际放款，该贷款并未实际发生。谢平生、董汶俊、李向阳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交易158号楼，损害了通畅达公司的利益，本案《房地产买卖契约》应依法认定无效。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提出抗诉。
通畅达公司申诉称，一、原审裁定认定通畅达公司对于董汶俊、李向阳签订的案涉《房地产买卖契约》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适用法律错误，通畅达公司系适格的原告。158号楼原为通畅达公司所有，转让给李向阳并且过户后，李向阳又提出不再购买，为此双方商定解除《房地产买卖契约》。该合同解除后，双方对于已经履行的部分采取“退钱退房”、恢复原状的方式处理，即通畅达公司退还李向阳的购房款，李向阳将158号楼产权过户回通畅达公司名下。此时，158号楼属于通畅达公司的财产，通畅达公司对该房屋享有所有权。但由于随后又发生了谢平生与董汶俊的房屋转让交易，158号楼产权没有回到通畅达公司名下，而是直接由李向阳名下转移至董汶俊名下。谢平生作为公司股东可以转让自己所有的公司股权，但无权转让并非属于自己所有的158号楼。谢平生利用公司的控制权非法处分通畅达公司所有的房产，违反了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其与董汶俊签订的转让158号楼的合同条款是无效合同，董汶俊取得158号楼没有合法依据。原审裁定认定李向阳需将158号楼过户给通畅达公司，通畅达公司再将房屋过户给董汶俊，李向阳将房屋直接过户给董汶俊简化了交易程序，降低了交易成本，符合交易习惯，进而支持谢平生与董汶俊之间的房屋转让交易，承认董汶俊拥有158号楼的所有权，适用法律错误。因此，董汶俊与李向阳签订的案涉《房地产买卖契约》，损害了通畅达公司的合法权益，通畅达公司与该协议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属本案适格原告。二、原审案由确定不准确。本案一审中，通畅达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是确认李向阳与董汶俊签订的两份《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所以本案案由应确定为买卖合同效力纠纷而非买卖合同纠纷。综上，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本案。
董文俊答辩称，一、通畅达公司与案涉《房地产买卖契约》无直接利害关系，原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一）根据通畅达公司的股东谢平生、雷凤莲签署名字加盖印章通过的《股东会决议》等，足以证明通畅达公司已经通过公司股东会决议将158号楼出售给李向阳。在办理完房屋所有权登记、土地使用权登记在李向阳名下时，158号楼已经不是通畅达公司的财产，其已经丧失了该房屋的物权。（二）李向阳反悔购房的行为，与通畅达公司之间形成的是剩余房款的债务关系，即李向阳欠通畅达公司剩余房款的债务、通畅达公司享有剩余房款的债权。（三）2004年9月，谢平生、李向阳、董汶俊三方约定，将李向阳已取得所有权的案涉房屋转让给董汶俊，由董汶俊直接支付给李向阳3000万元购房款；谢平生将通畅达公司、天龙公司及天水华大酒店股权及资产转让给董汶俊。同时谢平生与董汶俊特别约定，承接两公司占用农行水西关支行共计4500万元客户还款资金，并以董汶俊个人已经取得的案涉房屋所有权向农行水西关支行设定抵押，保证银行债权。上述房屋转让和股权转让均为三方依法合规交易，亦符合交易习惯。依照上述约定，董汶俊将受让的158号楼办理了过户登记取得了房屋所有权，之后亦依约将该房屋向农行水西关支行设定了抵押权。董汶俊取得该房屋属善意、合法取得，应受法律保护。（四）2005年1月董汶俊与高兆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通畅达公司、天龙公司、亨利达公司的股权及资产转让给了高兆海。高兆海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时，并不是李向阳与董汶俊房屋买卖关系中具有公司决议权的股东或关联人。（五）董汶俊已将158号楼转让给了案外人乔武平，转让合同约定由乔武平承接农行水西关支行4500万元占用客户资金本息、农行高新区支行个人消费贷款2488万元本息，承接房屋他项抵押权保证责任。（六）李向阳与董汶俊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李向阳作为房产的代持人，将房产交易给董汶俊，收回房款，协助办理过户，是正当的房屋交易程序。高兆海对整个交易过程进行了实质性的参与，通畅达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李向阳与董汶俊恶意串通，有损害其利益的行为。二、原审裁定认定158号楼的转让价格是7500万元，有事实依据。（一）董汶俊支付给李向阳的3000万元购房款，其中的2488万元，系董汶俊以亨利达公司27名员工身份向农行水西关支行贷款后直接归还，剩余的512万元，李向阳向董汶俊出具了收据。（二）董汶俊除了支付3000万元外，还承接了4500万元债务作为支付购房款的对价。谢平生与董汶俊签订的《转股补充协议》约定，谢平生将158号楼变更在董汶俊名下后，董汶俊必须负责将谢平生原占有的客户还款及承兑贷款全额归还银行。该协议签订后，通畅达公司、天龙公司分别与农行水西关支行签订了《借款合同》，合同金额合计4500万元，董汶俊亦与农行水西关支行签订了《抵押合同》，将158号楼北楼房屋抵押给农行水西关支行。据此，董汶俊以自己名下的房屋承接了通畅达公司和天龙公司占用客户汽车消费贷款4500万元的债务，作为支付案涉房屋款项的对价。（三）农行水西关支行以董汶俊为被告提起的四起抵押权合同纠纷诉讼，经过审理法院已经作出了终审判决。三、董汶俊受让158号楼的价格符合市场行情。通畅达公司转让案涉房屋给李向阳时，约定的价格是7800万元，李向阳转让给董汶俊时转让价为7500万元，该转让价符合当时的市场行情和交易规则。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并无不当，请求予以维持。
李向阳答辩称，其受实际购房人张红龙的委托进行购房，各方当事人对此均予以认可。从形式上来看，李向阳的行为没有违法之处，也没有享受过任何利益。仅从李向阳将房屋过户至董汶俊名下，不能证明李向阳和董汶俊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本案不论实体如何处理，李向阳都不应该承担责任。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中，通畅达公司主张案涉董汶俊与李向阳签订的两份《房地产买卖契约》，系董汶俊利用职务之便签订的损害通畅达公司利益的合同，因此请求确认该两份《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案涉158号楼原所有权属于通畅达公司，2004年5月28日，受案外人张红龙的委托，李向阳与通畅达公司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约定通畅达公司将158号楼转让给案外人张红龙。后张红龙在支付了部分购房款并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证后，又提出不愿意购买，为此，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原《房地产买卖契约》。在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情形下，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应互相返还因该合同而取得的财产，即张红龙应将该房屋返还给通畅达公司，通畅达公司返还已收取的购房款给张红龙。但是，根据张红龙出具的案涉《证明》，其并未将158号楼退还给通畅达公司，而是委托李向阳将该房屋直接过户给董汶俊。此后，李向阳与董汶俊签订了两份《房地产买卖契约》，并将本应直接退还给通畅达公司的房屋过户给了董汶俊。因此，通畅达公司诉称其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有事实依据。至于李向阳与董汶俊签订的两份《房地产买卖契约》是否实际损害了通畅达公司的利益以及应否认定为无效，属于经实体审理后认定的问题，并不影响通畅达公司享有的本案诉权。此外，原审裁定在认定通畅达公司无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应驳回其起诉的情况下，却对董汶俊与李向阳之间是否具有恶意串通损害通畅达公司利益的实体问题作出相关认定，亦属不当。
故通畅达公司属于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其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对于通畅达公司的起诉，一审法院应当予以审理。通畅达公司申诉认为其与本案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本案适格原告，理由成立，应予支持。原审以通畅达公司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为由，裁定驳回其起诉，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晋民终字第145号民事裁定及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临民再初字第00011号民事裁定；
二、指令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审判长 李相波
审判员 马东旭
审判员 张爱珍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马赫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