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0602民初84号
原告：史淑华，女，汉族，住丹东市元宝区。
原告：史淑清，女，汉族，住丹东市元宝区。
原告：史淑英，女，汉族，住丹东市元宝区。
三名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暨原告：史淑珍，女，汉族，住丹东市元宝区。
四名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辽宁博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丽娟，女，汉族，住鞍山市立山区。
被告：史中才，男，汉族，住丹东市元宝区。
第三人：朱文成，男，汉族，住丹东市元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艳（系朱文成女儿），女，满族，住丹东市元宝区。
第三人：李艳芬，女，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
第三人：周萍，女，汉族，住丹东市振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岩峰（系第三人周萍丈夫），男，汉族，住丹东市振兴区。
第三人：丹东俊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元宝区。
法定代表人：栾天，该公司经理。
原告史淑华、史淑清、史淑英、史淑珍诉被告徐丽娟、史中才，第三人朱文成、李艳芬、周萍、丹东俊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俊达公司”）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史淑华、史淑清、史淑英及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暨原告史淑珍，四名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被告徐丽娟、史中才，第三人朱文成、李艳芬，第三人周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岩峰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俊达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史淑华、史淑清、史淑英、史淑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第三人俊达公司回迁安置给原告的共计337平方米房屋享有50%的份额（徐丽娟，史中才可共同享有50%的份额）。诉讼中，四名原告明确要求确认四名原告对第三人俊达公司6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非租赁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编号分别为C1**-*号、C1**-*号、C1**-*号、C1**-*号、C1**-*号、C1**-*号）体现的回迁安置337平方米房屋中共同享有50%的面积，不请求具体的房号。事实和理由：1989年3月13日，原告父亲史进山与所在菜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承包期间原告父母在此居住，并在承包地上建设大棚，与家庭成员分别从事农业相关生产活动。2006年初，第三人俊达公司商业开发占用承包地，向菜委会支付了土地补偿款，地上所有临时建筑物及附着物没有补偿。原告父亲于2000年7月19日去世，原告母亲孙桂兰于2009年10月19日去世，其他家庭成员仍在此从事相关生产活动（种植业）。2006年5月6日，原告胞弟史克发与被告徐丽娟再婚，2007年11月原告胞弟史克发去世。2013年12月，第三人俊达公司回迁补偿约定安置6套房屋时，被告徐丽娟、史中才未经原告同意，将其中三套房屋约定为自己名下，将另外三套变更和涂改为第三人朱文成、李艳芬、周萍名下。近期第三人俊达公司按协议约定开始陆续办理回迁入住。原告认为，涉案房屋是第三人俊达公司基于原告父母生前的财产（地上附着物）补偿安置的6套房屋，尽管原告和原告胞弟史克发共同使用地上附着物且收益，但财产权为原告父母所有，因原告父母已去世，补偿安置的房屋应为法定继承人按份继承的财产，未经法定继承人授权和同意任何人无权处分，虽然被告及第三人约定了回迁安置涉案房屋但不改变原告应继承的财产权，期间因继承上述财产双方发生纠纷，原告无奈诉至法院。四名原告主张分得回迁面积一半的请求权基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原告父亲史进山、母亲孙桂兰生前在自己承包的菜地上建设的临时棚厦、大棚及栽种各种树木。第二部分是由原告与原告的父母共同生活时栽植的树木和对相关设施的维修。简单的说是被拆迁的标的物有四名原告父母的财产和四名原告和其父母共同的财产。
被告徐丽娟辩称，回迁安置总共给了6套房子，给了被告史中才两套，给被告徐丽娟了4套，徐丽娟同意将自己手中70平方米的房屋拿出来给四名原告。
第三人朱文成述称，朱文成与徐丽娟签订的购房合同有效，如果房子拿不到手，朱文成要求徐丽娟返还购房款9.4万元。
第三人李艳芬述称，李艳芬与徐丽娟签订的购房合同有效，如果房子拿不到手，李艳芬要求徐丽娟返还购房款11.5万元。
第三人周萍述称，周萍与徐丽娟签订的购房合同有效，如果房子拿不到手，周萍要求徐丽娟返还购房款21万元。
第三人俊达公司未到庭，亦未递交书面陈述意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被告无异议，第三人表示不清楚、认为与其无关的证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四名原告提供：1、2014年12月16日九道菜委会出具的证明；2、承包合同；3、丹东市房屋及附属物拆迁安置登记表复印件7张（原被告均认可其中第4张《地上附着物情况登记表》所载明的财产数额及对应金额、占总体地上附着物价值的比重，均认可所有树木都是史进山和孙桂兰栽种，该表中第14项载明的临时建筑24平方米系史进山、孙桂兰二人所有，第10项厕所系史进山所建）；4、统计表；5、安置协议6份；6、（2015）元民一初字第00330号民事裁定书。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被告徐丽娟提交情况说明、收条、4张专用收款收据，因情况说明和4张专用收款收据分别有丹东市监狱财务科印章和丹东曙光建筑工程公司财务专用章，二者与收条时间相呼应，本院认可其真实性，对于其证明内容及目的，本院待后综合评述。2、被告徐丽娟提交手写沙石料进料单复印件，被告徐丽娟未证明其来源，对该证据本院无法予以采信。3、被告徐丽娟提交收条、欠条共7张，该证据真实性暂未证实，本院待后综合评述。4、被告徐丽娟提交地上附着物登记表，四名原告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史中才及第三人均表示不清楚，本院认可其真实性。5、第三人朱文成提交买卖协议1份、收条1份；6、第三人李艳芬提交买卖协议、收据复印件1份；7、第三人周萍提供房屋转让协议、收条、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各1份。该5-7三组由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因本案系原、被告之间法定继承纠纷，上述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
为查清案件事实，本院至第三人俊达公司处就本案6份拆迁安置协议达成时是否有地上附着物与安置面积的对应关系以及如何对应进行了询问。俊达公司负责动迁的人员答复：“当时安置6套房屋是主要考虑三块，一块是没有房照的三处建筑物，就是地上附着物情况登记表上的11、14、15,11当时是库房，但当时房盖塌了，14是孙桂兰住的，15是史克发住的兼办公；一块是他们经营的木材包装厂，给的经营损失，但因为营业损失不属于地上附着物，就没有形成书面的，也没有写在该登记表里；还有一块是树木等其他附着物。但是当时没有说什么财产安置什么房子，就是打包算的，我们领导说给他们安置6套房子，他们也同意了。登记表是我们公司和菜委会共同出具的。”本院询问关于加工厂的营业损失在安置面积中占的比重是多少，俊达公司负责动迁的人员答复：“当时没考核营业损失占的比重，都是打包算的”。上述询问笔录已经开庭质证，对案件事实具有证明力。
综合上述采信证据及原、被告陈述，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
史进山与孙桂兰夫妇育有四女一子，即本案四名原告和史克发。史进山生前系丹东市元宝区九道街道办事处九道菜委会（以下简称“九道菜委会”）*组村民，生前在九道菜委会*组有1.4亩承包地，承包地边缘有6分自留地。1999年1月1日，史进山与当时的丹东市振安区鸭绿江办事处九道菜农生产委员会（即现九道菜委会）签订《农业承包合同》，承包田1.45亩。2000年7月19日史进山去世。
史克发与前妻育有一子，即本案被告史中才。2006年5月16日史克发与被告徐丽娟登记再婚，二人婚后无共同子女。被告徐丽娟自述1997年来到丹东，被告史中才认可徐丽娟在史中才上小学时即来到史家（史中才1989年生人）。
根据《丹东市房屋及附属物拆迁安置登记表》记载，动迁时，涉案土地居住人为孙桂兰、史克发、徐丽娟、史中才，其中只有孙桂兰为农户，其余三人均为城市户。2007年11月24日史克发因道路交通事故去世。2008年4月16日，九道菜委会与孙桂兰签订《协议书》，约定因丹东市棚改区改造需要，占用九道*队菜地，孙桂兰享有安置费标准为4万元，孙桂兰不要一次性安置费，实行每月发放生活费的决定，享有一切农民待遇。自2008年4月份起，由九道菜委会每月发给孙桂兰300元生活费，直到死亡为止。2009年9月21日孙桂兰因疾病去世。
2013年12月5日，第三人俊达房地产作为拆迁人就涉案地上附着物补偿问题订立《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非租赁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6份，编号分别为C1**-*号、C1**-*号、C1**-*号、C1**-*号、C1**-*号、C1**-*号，约定安置住宅期房6套。以庭审协议书复印件显示，C1**-*被拆迁人列为被告史中才，期房的建筑面积为70平方米，被拆迁一方由被告徐丽娟代签。C1**-*被拆迁人列为第三人周萍，期房的建筑面积为70平方米。C1**-*被拆迁人列为被告史中才，期房的建筑面积为45平方米，被拆迁一方由被告徐丽娟代签。C1**-*被拆迁人列为第三人李艳芬，期房的建筑面积为45平方米。C1**-*被拆迁人列为第三人朱文成，期房的建筑面积为37平方米。C1**-*被拆迁人列为被告徐丽娟，期房的建筑面积为70平方米。其中C1**-*、C1**-*协议书被拆迁人签名处有明显涂改痕迹。6份合同均约定：产权调换房屋的价款总额为“免代建费”；当实际建筑面积大于约定建筑面积5平方米以内，或5平方米以上10平方米以下的，双方同意建筑差额部分按700元/平方米的价格确定，由被拆迁人支付给拆迁人；以上房屋安置含所有无房照建筑物，木作车间加工棚的安置，以及废弃大棚和所有地上附着物的补偿。以上6份合同约定安置面积合计337平方米。
四名原告曾为涉案房屋继承问题两次提起诉讼。首次本院于2015年9月立案受理，四名原告于2016年3月撤诉。后四名原告于2016年6月提起诉讼，于2016年12月撤诉。
本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包括，配偶、子女、父母，继承权男女平等。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遗产分割的时间、办法和份额，首先由继承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综合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认定事实，作出判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本案中，原、被告均认可《地上附着物情况登记表》所载明的财产数额及对应金额、占总体地上附着物价值的比重，均认可登记表中所有树木（第1-6项以及第16项）、第10项厕所、第14项24平方米临时建筑属于史进山、孙桂兰夫妇的共同财产。则依据《地上附着物情况登记表》地上附着物数量及对应金额如下：
第1-13项以及第16-17项：银杏树1棵，金额为20元；樱桃树5棵，金额为5棵×20元/棵=100元；香椿树7棵，金额为7棵×15元/棵=105元；山楂树1棵，金额为1棵×20元/棵=20元；梨树1棵，金额为1棵×20元/棵=20元；桃树1棵，金额为1棵×20元/棵=20元；地窖80立方米，金额为80立方米×20元/立方米=1600元；大棚（加工区）228平方米，金额为228平方米×100元/平方米=22800元；外墙73延长米，金额为73延长米×50元/延长米=3650元；厕所1个，金额为200元；无照临时建筑房68.6平方米，金额为68.6平方米×300元/平方米=20580元；中墙、后围墙42.5米，金额为42.5米×50元/米=2125元；围墙基础28.9延长米，金额为28.9延长米×15元/延长米=433.5元（登记表记为434元）；槐树8棵，金额为8棵×15元/棵=120元；荒弃大棚三面墙、无盖132米，金额为132米×20元/米=2640元。以上合计金额为54434元。
第14项：住人临时建筑（母孙住）24平方米，第15项：住人临时建筑（史克发住）51.2平方米，金额为“安置房900元/平方米，或500元/平方米买断”。因涉案两处住人临时建筑实际安置房屋，故本院按照900元/平方米计算与其他地上附着物的对比价值，价值分别计为24平方米×900元/平方米=21600元；51.2平方米×900元/平方米=46080元。
《地上附着物情况登记表》中财产总价值为122114元。因最终第三人俊达公司为史家安置房屋合同面积总计337平方米，拆迁安置合同每平方米对应价值约为362.36元。
以上财产中原、被告均认可属于史进山、孙桂兰的财产包括：第1-6项及第16项，所有树木小计金额为405元；第10项厕所200元；第14项住人临时建筑（母孙住）24平方米，小计21600元，三项合计22205元。在史进山去世发生继承时应先按照各50%进行析产，史进山、孙桂兰对应《地上附着物情况登记表》中上述三项财产价值为二人各11102.5元。
其余财产99909元，原、被告均未提供确切证据证明其出资人。被告徐丽娟及其丈夫史克发与史进山、孙桂兰共同居住，实际形成了家庭财产共同体（虽然徐丽娟与史克发系2006年登记再婚，但根据史中才所述，徐丽娟在登记前已经与史克发同居数年），史进山去世后未对涉案地上附着物进行析产和实际继承分配，史克发、徐丽娟经手修建毁损大棚等事项年代久远，难以分辨是以史进山、孙桂兰夫妇财产出资还是以史克发、徐丽娟夫妇财产、亦或个人财产出资。但综合俊达公司工作人员询问笔录、6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非租赁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以上房屋安置含所有无房照建筑物，木作车间加工棚的安置，以及废弃大棚和所有地上附着物的补偿”的表述以及史进山去世较早，孙桂兰与史克发夫妇共同居住期间已经年事较高的事实，可以认定史克发与徐丽娟对家庭财产的贡献较大。鉴于无法查清史克发经营木作车间的补偿比重，而部分地上附着物也用于木作车间经营。因此，对于地上附着物的所有权人存在争议且原、被告未有确切证据证实的《地上附着物情况登记表》中第7-9项、第11-13项、第15项、第17项财产，本院酌情认定为史进山、孙桂兰、史克发、徐丽娟四人家庭共同所有，在发生继承时先按照史进山、孙桂兰各15%，史克发、徐丽娟各35%进行析产，再计算继承。因动迁财产形成时史中才尚未工作，故在家庭财产析产时不计算其贡献份额。即史进山、孙桂兰对应财产价值为各14986.35元，史克发、徐丽娟各34968.15元。
本案中，史进山于1999年2月去世，包括其生前财产及死后财产形式转化，在《地上附着物情况登记表》登记财产中析产价值为11102.5元+14986.35元=26088.85元。史进山有第一顺序继承人6名，孙桂兰、史克发及四名原告各继承史进山财产的六分之一。在《地上附着物情况登记表》中对应财产价值为26088.85元÷6，约各4348.14元。
史克发于2007年11月去世，其在《地上附着物情况登记表》中财产价值约为34968.15元+4348.14元=39316.29元。史克发有第一顺序继承人3名，孙桂兰、徐丽娟、史中才各继承史克发财产的三分之一，39316.29元÷3，约等于13105.43元。
孙桂兰于2009年9月去世，其在《地上附着物情况登记表》中财产价值约为11102.5元+14986.35元+4348.14元+13105.43元=43542.42元。孙桂兰有第一顺序继承人5名，四名原告与史中才（史中才系代位继承）各继承孙桂兰财产的五分之一，在《地上附着物情况登记表》中财产价值约为43542.42元÷5，约等于8708.48元。
综上，四名原告继承的份额在《地上附着物情况登记表》中财产价值分别约为4348.14元+8708.48元=13056.63元，四人合计约为52226.52元。对应面积约分别为36.03平方米，四人合计约为144.12平方米。
被告徐丽娟原有共同财产析产份额加继承份额在《地上附着物情况登记表》中财产价值合计约为34968.15元+13105.43元=48073.58元。对应面积约为132.67平方米。
被告史中才继承份额在《地上附着物情况登记表》中财产价值中合计13105.43元+8708.48元=21813.91元。对应60.20平方米。
四名原告与被告徐丽娟、史中才上述计算继承份额合计336.99平方米，本院酌定将拆迁安置合同约定337平方米中多出的0.01平方米分给被告史中才，即史中才最终分得的合同面积为60.21平方米。
关于被告徐丽娟辩解称其偿还史克发生前债务，以及本案自然人第三人自被告徐丽娟处购买或抵顶回迁房屋的问题，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当事人可另行寻求救济途径。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第三人丹东俊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6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非租赁房屋产权调换协议书》（编号分别为C1**-*号、C1**-*号、C1**-*号、C1**-*号、C1**-*号、C1**-*号）中，原告史淑华、史淑清、史淑英、史淑珍合计享有144.12平方米的份额；
二、驳回原告史淑华、史淑清、史淑英、史淑珍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225元，由原告史淑华、史淑清、史淑英、史淑珍合计负担5228.08元，由被告徐丽娟负担4812.73元，由被告史中才负担2184.1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晓韬
审 判 员 于巍巍
人民陪审员 卢鑫磊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高 欣
书 记 员 夏慧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