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1民终523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1，男，1973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2，男，1966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习成，湖北浩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3，女，1965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梅，女，1971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梅，女，1971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
上诉人黄某1因与被上诉人黄某2、黄某3、黄梅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2民初54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遗嘱是母亲2005年写的，在母亲去世以后才翻出来，黄某1是在母亲去世以后才知道，一审法院认为黄某1不能证明当时立遗嘱现场情况，黄某1不知道情况，当然无法证明。2、黄某2不但没有赡养过母亲，还殴打年迈多病的母亲，将母亲赶出家门，在外流浪，黄某2无权继承母亲的遗产。
黄某2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黄某3、黄梅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黄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对被继承人常宝玉享有的坐落于武汉市江岸区瑞祥路47号的房屋8.33%的产权依法进行分割；2、本案诉讼费用由黄某3、黄梅、黄某1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常宝玉与黄高系夫妻关系，双方生育四个子女，分别是黄某3、黄某2、黄梅、黄某1。2005年2月16日，黄高死亡。2005年5月30日，常宝玉、常某1（案外人）以法定继承为由，向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于2006年6月6日作出（2005）岸民初字第11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坐落于武汉市江岸区瑞祥路47号房屋一栋（建筑面积76.71平方米），所有权由常宝玉、常某2、常望君、常望国各享有8.33%，由常某2、常志坚各享有33.34%；该房屋由常某2、常志坚居住使用。该民事判决书还就位于武汉市江岸区交易四巷29号房屋权属作出处分。2010年4月18日，常宝玉向黄某1出具《书面遗嘱》一份，该遗嘱为打印件，载明有“授权人：常宝玉，现年73岁，居住于武汉市江汉区北湖路5号，现武汉市江岸区瑞祥路47号房产，经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05）岸民初字第1120号文件民事判决书裁定，所获房产权限，因本人年事已高，为防意外，特授权次子黄某1全权处理，以此为凭。此遗嘱一式两份。立遗嘱人：常宝玉。被授权人：黄某1。见证人：常某1、常某2”的内容。常宝玉、黄某1、常某1、常某2分别在遗嘱落款的“立遗嘱人常宝玉”、“被授权人黄某1”、“见证人常某1、常某2”处捺印。2015年10月20日，常宝玉死亡。现黄某2诉至一审法院。
2016年，黄某2以继承为由，向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对坐落于武汉市江汉区北湖路5号6楼2号的房屋进行分割。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4日作出（2016）鄂0103民初5151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中查明，“常宝玉于2010年4月18日立下书面遗嘱，该遗嘱载明，将其名下房产给长子黄某2及次子黄某1二人平分。该遗嘱常宝玉加盖了手印，见证人常某1、常某2亦加盖手印”。法院审理认为，该遗嘱有效，并判决，坐落于武汉市江汉区北湖路5号6楼2号房屋（建筑面积89.47平方米），由黄某2、黄某1各继承2/5，黄某3、黄梅各继承1/10。黄梅对该民事判决书不服，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10日作出（2017）鄂01民终3441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书认为，“案件的焦点问题为黄某1提交的常宝玉于2010年4月18日立下的遗嘱是否有效。常宝玉的遗嘱是一份打印件，继承人均认可常宝玉不会使用电脑打字，该遗嘱应属代书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因此，该打印遗嘱制作的人是该遗嘱的代书人，但该代书人却没有在遗嘱上面署名。其次，常宝玉、常某1、常某2能书写自己的名字，但未在遗嘱上签名并注明时间。再次，黄某1并没有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打印遗嘱的过程正确反映了常宝玉自己的遗愿，且内容是常宝玉真实的意思表示。故，该遗嘱从形式要件上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从内容是否反映常某2的真实意思表示上也存在瑕疵”。该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3民初5151号民事判决；二、坐落于武汉市江汉区北湖路5号房屋（建筑面积89.47平方米），由黄某2、黄某1、黄某3、黄梅各继承1/4。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黄某1向一审法院提交常宝玉的书面遗嘱一份，该遗嘱载明“授权人：常宝玉，现年73岁，居住于武汉市江汉区北湖路5号，现武汉市江岸区瑞祥路47号房产，经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05＞岸民初字第1120号文件民事判决书裁定，所获房产权属，因本人年事已高，为防意外，特授权次子黄某1全权处理，以此为凭。此遗嘱一式两份。立遗嘱人：常宝玉。被授权人：黄某1。见证人：常某1、常某2”的内容。因常宝玉提交的遗嘱是一份打印件，继承人均认可常宝玉不会使用电脑打字，该遗嘱应属代书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因此，该打印遗嘱制作的人是该遗嘱的代书人，但该代书人却没有在遗嘱上面署名。其次，常宝玉、常某1、常某2能书写自己的名字，但未在遗嘱上签名并注明时间。再次，黄某1提交的遗嘱载明“因本人年事已高，为防意外，特授权次子黄某1全权处理”，因黄某1并没有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打印遗嘱的过程及内容反映了常宝玉的真实遗愿是将武汉市江岸区瑞祥路47号的房屋交由黄某1一人继承，且遗嘱内容是常宝玉真实的意思表示，故该遗嘱从形式要件上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从内容是否反映常某2的真实意思表示上也存在瑕疵。特别是从遗嘱载明“因本人年事已高，为防意外，特授权次子黄某1全权处理”内容来看，上述内容仅表述授权黄某1全权处理诉争房屋，而并未表述诉争房屋权属由黄某1一人继承，不能得出黄某1依遗嘱享有房屋继承权的结论。综上，本案应当依照法定继承进行分割。被继承人常宝玉享有的坐落于武汉市江岸区瑞祥路47号的房屋8.33%的产权依法应由法定继承人黄某2、黄某3、黄梅、黄某1平均分割。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被继承人常宝玉享有的坐落于武汉市江岸区瑞祥路47号的房屋8.33%的产权份额由黄某2、黄某3、黄梅、黄某1各享有2.0825%的份额。一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黄某2、黄某3、黄梅、黄某1各负担325元，因上述款项已由黄某2预交，故黄某3、黄梅、黄某1于一审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将各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支付给黄某2。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被上诉人黄某2向本院提交具结书一份和授权委托书两份，拟证明诉争房屋已经纳入拆迁范围，黄某1已经跟拆迁办签订了拆迁协议并领走了拆迁款，并承诺按一审判决分享拆迁利益。经质证，黄某1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清楚，且认为与本案无关；黄某3、黄梅对该证据予以认可。本院认为，黄某2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常宝玉于2010年4月18日出具的《书面遗嘱》载明“因本人年事已高，为防意外，特授权次子黄某1全权处理”，从上述内容及黄某1在“被授权人黄某1”处捺印的事实可以看出常宝玉系授权黄某1全权处理诉争房屋，该遗嘱中并无诉争房屋权属由黄某1一人继承的意思表示，黄某1依据上述遗嘱认为诉争房屋的权属应由其一人继承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黄某1认为黄某2未赡养母亲且殴打母亲，不应分得遗产的上诉理由，因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依照法定继承对诉争房屋权属进行分割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黄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黄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薇
审判员 李 瑜
审判员 胡丹丹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肖宇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