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13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萧山支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萧杭路1122-13号。
负责人王冬仙,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方惠萍，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童卫民,1963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ＸＸ，浙江臻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女，1987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男，2007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
法定代理人朱某，系王某母亲，身份信息同上。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军，男，1982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
上诉人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萧山支公司（以下简称渤海保险萧山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童卫民、朱某、王某、王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9民初199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6年9月14日7时24分许，朱某驾驶浙Ａ×××××号小型轿车沿萧山区蜀山街道曹家桥社区道路由北向南行驶至曹家桥社区387号地方停车后，浙Ａ×××××号小型轿车乘客王某打开车辆左后侧车门时，与由北向南行驶由童卫民驾驶的无号牌二轮电动车相撞，造成车辆损坏，童卫民受伤的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责任认定，朱某负事故同等责任、王某负事故同等责任、童卫民无责任。事故发生后，朱某已支付童卫民3000元。另查明，本案浙Ａ×××××号小型轿车在渤海保险萧山公司投保了交强险，责任赔偿限额为122000元，其中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商业三者险50万，并投保不计免赔保险；本起交通事故发生在上述保险期间。经童卫民申请，原审法院委托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及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对童卫民的伤情进行鉴定，已构成一个十级伤残，其误工时间为180日、护理时间为60日、营养时间为60日。
根据法律规定和已查明的本案事实，原审法院依法核定童卫民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一、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医疗费37990.5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300元（50元/天×26天）、营养费2400元（40元/天×60天），合计41690.59元；二、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误工费27806.30元（2016年浙江省全社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56385元/年÷365天×180天）、护理费9268.77元（2016年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56385元/年÷365天×60天）、残疾赔偿金94474元（47237元/年×20年×10%）、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交通费800元，合计137349.07元；三、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鉴定费4893元、衣物损失酌情200元，合计5093元。
原审法院认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的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承担赔偿责任；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朱某、王某、渤海保险萧山公司对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有异议，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故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渤海保险萧山公司辩称童卫民的损失超过交强险部分在商业三者险中按同等责任50%赔偿。本案中机动车上乘客王某开车门导致童卫民受伤，车辆实际操控均由驾驶员即朱某掌控，乘客王某的操作行为也应视为驾驶员朱某行为的延伸，而对于车外的童卫民而言，乘客王某的操作行为与驾驶员朱某的操作行为也是无法区分的。因此，本案中虽然乘客王某与驾驶员朱某有事故责任划分，但并不因此影响事故车辆所涉商业三者险对车外的童卫民的统一赔付，即乘客王某的责任部分也应计算入商业险理赔范围。故对渤海保险萧山公司上述辩称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王军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原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渤海保险萧山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童卫民损失122000元［其中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为10000元（含非医保药费8552.25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为110000元（含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为2000元（含鉴定费2000元）］，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童卫民损失62132.66元，合计184132.66元；因朱某已赔偿童卫民3000元，则渤海保险萧山公司实际赔偿童卫民181132.66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渤海保险萧山公司赔偿童卫民181132.66元，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童卫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056元，减半交纳2028元（童卫民已向原审法院预交），童卫民负担37元；朱某负担1991元。
宣判后，渤海保险萧山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将乘客行为认定为驾驶员行为的延伸，于法无据。一、虽然乘客下车行为需要驾驶员及乘客共同完成，但乘客具备自主行为能力，驾驶员无论在法律上还是事实上均不能对乘客行为进行控制，故乘客应当对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二、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已认定被上诉人王某承担事故同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侵权人应当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赔偿责任，故被上诉人王某应对自身行为承担责任。三、乘客不属于被保险人，根据交强险和商业险将被保险人定义为被保险人或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乘客并非被允许的驾驶人，故不能认定为商业险被保险人，其应承担的责任不应由保险公司赔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乘客王某应承担商业险部分的50%的责任即31066.33元；2、本案的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童卫民答辩称：一、本次事故中，交警部门虽认定被上诉人朱某承担事故同等责任，被上诉人王某担事故同等责任，但车辆的操控均由驾驶员朱某掌控，乘客的行为亦应视为驾驶员行为的延伸。王某作为一个未成年人，本身其行为就应由本案驾驶员朱某负责，更何况朱某同时是王某的监护人。对于车外的第三人而言，乘客的操控行为与驾驶员的操作行为是无法区分的。二、“使用机动车”不应狭义理解为驾驶员的驾驶行为，车辆运行过程中车辆启动、行驶、停车、打开车门等行为均系驾驶行为。其他有关机动车的功能运用和发挥的行为也应涵括在“使用机动车”的范畴内，被上诉人朱某和王某在开门的行为属于车辆使用的常态，应属于“使用机动车”的合理范畴。从商业保险合同条款来看，对于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作出对投保人有利的解释。三、交警部门对其二人之间主次责任的认定是内部责任的区分，对保险车辆浙Ａ×××××号小型轿车机动车来讲，被上诉人童卫民即是因浙Ａ×××××号小型轿车机动车发生事故遭受损失的第三者，童卫民在本次事故中不承担事故责任，其损失应当由浙Ａ×××××号小型轿车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予以赔偿。即虽然驾驶员与乘客有事故责任划分，但并不因此影响商业三者险对被上诉人童卫民的统一赔付，故被上诉人童卫民超出交强险赔偿部分的合理损失，应由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100%的责任。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被上诉人朱某、王某、王军未作答辩。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案涉事故系王某作为乘客在朱某驾驶的车辆停靠时，打开左后侧车门与童卫民驾驶的二轮电动车发生碰撞，导致童卫民受伤。虽然案涉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朱某、王某分别负事故同等责任，但事故发生时车辆操控系由朱某掌握，对车外第三人童卫民而言，车辆系一整体，驾驶员与乘客的操作行为无法区分，且王某下车开门以朱某停车和允许其下车为前提，故王某下车行为系朱某驾驶行为的延伸，对王某下车所造成的损害亦应由渤海保险萧山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上诉人渤海保险萧山公司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77元，由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萧山支公司负担。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萧山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办理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傅东红
审判员 石清荣
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一八年三月八日
书记员 朱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