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临民再字第11号
抗诉机关：山东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高国峰，男，1978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山东省沂南县。
委托代理人：徐兴涛，山东阳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码：13713200010184238。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于祥会，男，1952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退休教师，住山东省沂南县。
委托代理人：高学本，山东合清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码：13713201510197710。
原审被告：高志民（高国峰之父），男，1949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退休教师，住山东省沂南县。
申诉人高国峰与被申诉人于祥会、原审被告高志民合同纠纷一案，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30日作出（2010）沂南民重字第9号民事判决，高国峰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5月8日作出（2013）临民一终字的573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高国峰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11月28日作出（2014）37000000180号民事抗诉书，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13日作出（2015）鲁民抗字第9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山东省临沂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杨世达、刘洋出庭支持抗诉。申诉人高国峰及其委托代理人徐兴涛、被申诉人于祥会及其委托代理人高学本、原审被告高志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3年5月19日，一审原告于祥会起诉至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称，我与李先智及被告高国峰三人于2002年3月13日签订绿兰莎系统啤酒销售合同。该合同约定，由我负担投资购买绿兰莎啤酒，资金不足时由我向银行贷款，其利息按分享利润比例分担，由李先智和被告高国峰分别销售，并约定了利润和损失分享与承担比例。同时约定了销售完第一车啤酒，再进第三车时，李先智、高国峰向我交清第一车的钱，10月25日前必须交清全部的货款。合同签订生效后开始经销，在经销期间李先智按照合同规定及时向我交了销售货款。高国峰与其父高志民提去419495.80元的啤酒，开始时交了部分货款，但后来拖欠拒交，截止2008年8月1日，高国峰和高志民拖欠下我啤酒款291538元拒不交还，造成合同完全中断履行。按比例被告应承担贷款利息17000元，高国峰也拒不按照合同交付。请求判令两被告立即偿还啤酒款291538元，并按合同规定承担该款的银行贷款利息170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于祥会在2003年6月6日变更诉讼请求为：偿还啤酒款26682.34元，并承担利息12684元。增加诉讼请求：按照合伙协议，请求被告分配给于祥会利润26682.34元，赔偿欠款的经济损失（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据算）。
一审被告高国峰和高志民答辩称，1.高志民不是合格当事人，请求驳回于祥会要求高志民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2.于祥会、李先智、高国峰三人于2002年3月13日只是合伙，经口头协商，于同年6月25日合伙关系终止，合伙期间的账务至今未清算清楚，厂方返利也未交割，部分债权至今未能实现，在未收回的债权中，商业风险无法避免，在这种情况下，于祥会以欠款定性要求偿还，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二在啤酒销售旺季，于祥会停止提货造成合伙终止，给合伙人利润造成很大损失，于祥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请求依法判决。
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于2003年11月12日作出（2003）沂民一初字第139号民事判决：一、被告高国峰支付原告于祥会啤酒款243682.85元。二、被告赔偿原告上述欠款的利息损失（自2002年10月26日起按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三、被告高国峰返还原告于祥会啤酒筐684个。如不能返还原物，每个按10元折价返还。四、被告高国峰支付原告于祥会啤酒销售利润9090.03元。五、驳回原告于祥会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判决第一至四项，限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9000元，原告于祥会负担2596元，被告高国峰负担6404元；实用费4000元，原告于祥会负担1000元，被告高国峰负担3000元；审计费5000元，原告于祥会负担2000元，被告高国峰负担3000元。
高国峰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05年3月1日作出（2004）临民一终字第98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
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重审过程中，于祥会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啤酒款等共计389405.19元、支付协议期间的利润18225.8元、支付借款利息5778元、支付因拖欠上述款项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按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计算）。
高国峰、高志民的答辩意见同原审一审。
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原审查明，（一）原告于祥会与被告高国峰及案外人李先智签订协议的情况。2002年3月13日，于祥会、高国峰及李先智签订协议一份。于祥会为甲方，李先智为乙方，高国峰为丙方。约定：上述三人共同经营沂源县啤酒厂生产的绿兰莎系列啤酒；由甲方负担投资购买啤酒，资金不足时可向银行贷款，其利息按分享利润的比例负担；乙方、丙方负责销售；甲方分别从乙方、丙方的销售总利润中提取40%，作为其收益；如出现亏损，亦按上述的比例负担；乙方、丙方分工不分家，在销售每批次啤酒过程中，相互协作，避免酒的过期而造成损失；在销售过程中，可以向消费者赠酒，约定了赠酒的方式；乙方、丙方在销售完第一车啤酒，再进第三车时，向甲方交清第一车的酒款，按例12月25日必须交清全年的货款；如乙方违约，用“金尖庄”货款五万作出了抵押；丙方违约，用卧龙山脚下楼房作抵押。
（二）原告与被告高国峰间的账务审计情况。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委托了临沂金桥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依照原、被告提供的单据，对2002年3月13日至10月25日期间，原告于祥会与被告高国峰、高志民经营绿兰莎系列啤酒的经营情况进行了审计。原告对审计报告的结论无异议；二被告以数额不准确为由提出异议。事务所派员接受了双方当事人的质询。
（三）原告与被告高国峰间的账务往来情况。2002年3月13日至7月22日，被告高国峰、高志民从原告处进啤酒计款427281.9元。此款是依厂家的进货价赊给被告销售，被告给原告出具收货单据。单据中载明啤酒的品种、单价、数量及总金额。期间，被告高国峰付给原告酒款116774.90元、酒瓶交厂家计款折啤酒发往原告处抵顶啤酒的往来欠款60799.15元、原告自被告高国峰处拉回啤酒抵顶往来欠款5590元、被告高国峰代原告垫付酒款抵顶往来欠款435元，以上合计183599.05元。现被告高国峰尚欠原告于祥会啤酒款243682.85元（427281.9-183599.05）。被告高国峰存有原告啤酒筐684只（每只10元）。原、被告间的麻袋674条，已计入高国峰的销售费用中。
（四）被告高国峰销售啤酒的利润情况。在2002年3月13日至7月22日，共销售啤酒及回收酒瓶毛利润55650.88元［啤酒销售收入53778.3（销售收入462439.8-销售成本408661.5）-毛利差额（自用等部分）5149.25元7021.83（酒瓶利润）］。实现纯利润为22725.8元［55650.88-32925.8（双方认可的费用）］。按协议约定的利润提成，原告应得利润9090.03元（22725.8元×40%）。
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原审认为，原告于祥会、被告高国峰及李先智签订的协议，其实质是销售合同还是个人合伙协议为本案的焦点。首先，从协议的内容分析：协议约定，原告于祥会自筹资金从厂家进啤酒，按进货的价格赊给高国峰销售，在销完第一天车再进第三车时交清第一车的货款，并约定了付清货款的最后期限、违约责任及获得利润方式。从协议所体现的缔约目的分析，于祥会用自己的资金购进啤酒后，以进货价赊给高国峰销售的目的，是为获得高国峰的部分销售利润作为自己的收益。于祥会与高国峰是出卖人与买受人的关系。于祥会相对于啤酒厂亦为买受人。其资金是于祥会购买啤酒过程中，由其独立支配与使用，而不是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其次，从原、被告间经营情况分析，于祥会出资购得啤酒后赊给被告销售，被告出具收货单据或直接支付货款。其账务是各自分别管理，且李先智与于祥会间的账务已结清。其方式也不等同于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的特征。第三、从经营活动终结情况分析。于祥会与李先智经营啤酒的事宜，以清算完结。如是合伙经营，在合伙终结前应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以分享债权或承担债务。综上，于祥会、高国峰及李先智在经营啤酒过程中的关系为买卖关系，其签订的协议为啤酒销售合同。另外，在高国峰经营啤酒的过程中，高志民虽签收过啤酒，是为协助的关系，故高志民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不能承担酒款的偿付责任。被告高国峰应予以偿付，并承担自2002年10月25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所欠啤酒款的经济损失。协议已约定了利润提取方式，被告高国峰应依约支付给原告2002年3月13日至7月22日，自原告于祥会处赊销啤酒的利润。原告提出由被告支付银行利息的请求，因付息凭证记载的借款人非原告本人，原告向他人借款付息的证明材料，其证人未能出庭作证，亦与协议内容不符，其请求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出被告支付2002年8月3日至10月3日被告销售啤酒的利润。此阶段是被告高国峰使用自有资金独自由厂家进货，再行赊给被告高国峰销售，也没有使用原告的资金，故其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出自己支出的费用应与被告共同承担。因其购货方式为厂家送货上门，货为直接送至被告处或被告到原告处拉货，不应产生费用，故其请求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出低价发给被告的啤酒，其损失应与被告共同承担。因在经营期间，原、被告间的相互货、款往来，都是自己真实意思表示，此请求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出厂家无偿发给原告的啤酒及厂家返利应按合伙收益进行分割。因酒厂无偿发给原告的啤酒及返利款，系基于原告与厂家间的购销关系及原告预付酒款的情况所取得的优惠与奖励，被告对此的请求，没有协议的约定，依法不予支持。被告提出在啤酒销售过程中的促销赠酒费用，应从利润中扣除。协议中虽有此条款，但在销售过程中未及时履行，其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提出在啤酒销售期间存在未实现的债权，应以合伙关系予以处置。因原、被告间是啤酒的买卖关系，被告在销售过程中出现的债权，应自行向债务人主张。原、被告间的账务已经临沂金桥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予以审计，并在庭审时事务所派员接受了原、被告双方的质询，所作《报告》程序合法、内容真实，《报告》的结论，本院予以采信（在庭审时部分出现变动，以变动后的为准）。故原告提出判令被告支付所欠的啤酒款及所欠的银行利息、折价返还啤酒筐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四）、（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30日作出（2010）沂南民重字第9号民事判决：一、被告高国峰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于祥会啤酒款243682.85元。二、被告高国峰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于祥会上诉款项的利息损失（自2002年10月26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被告高国峰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原告于祥会啤酒筐684个，如不能返还原物，按每个10元计价。四、被告高国峰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于祥会啤酒销售利润9090.03元。五、驳回原告于祥会归高志民的诉讼请求。六、驳回原告于祥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00元，原告于祥会负担2596元，被告高国峰负担6404元；实用费4000元，原告于祥会负担1000元，被告高国峰负担3000元；审计费5000元，原告于祥会负担2000元，被告高国峰负担3000元。
上诉人高国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以合伙关系处理双方债务纠纷。其上诉理由是：一审认定双方之间为销售关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双方之间是合伙关系，并非销售关系。协议本意是于祥会、高国峰、李先智三人，为共同开发绿兰莎系列啤酒市场，于祥会作为投资者，由高国峰、李先智具体负责销售工作，三方始终是合伙关系，在原一审中三方均认可是合伙关系。在经营过程中，被上诉人不只是提供资金，而且直接参与了经营管理，并对合伙的经营方式起主导作用。二、一审认定销售关系错误。协议没有约定销售价格，不具备销售合同的实质要件。三、审计报告问题，一是阳都会计事务所的审计报告，二是金桥会计事务所审计报告，两份均是法院以职权委托的，但审计结果却差异较大。金桥会计事务所属非法机构，其审计报告不具有合法性。四、合伙利润：被上诉人进价12.5元每捆，经双方协商，上诉人亦12.5元每捆，赊销给下面客户，不可能产生利润。综上，上诉人不欠被上诉人啤酒款243682.85元；啤酒筐684个，系合伙财产，由于双方尚未清算，不存在销售利润9090.03元。
被上诉人于祥会答辩称，一、一审确认双方系销售关系正确。整个协议内容所体现的系销售关系。答辩人一人出资，协议各方自行经营，个人账目自行管理，双方业务有收到条或直接付款，被答辩人卖不了将酒退还给答辩人，也证实双方系销售关系被答辩人进第三车啤酒时付清第一车啤酒款，10月25日前必须交清全部啤酒款，这也是与合伙不同的。协议中明确了违约条款，再次，本案所涉及的协议并不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双方，还有第三方李先智，李先智在再审时已经向法庭证实，该协议系李先智起草的并在李先智家签订的，协议系销售合同，并且李先智已经按照合同与被答辩人于祥会结清账目。最后，答辩人与啤酒厂之间的合同也是答辩人自行签订履行的。也能证实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不存在合伙关系。临沂金桥会计事务所的评估并无不当。
原审被告高志民答辩称，各方是合伙关系，通过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如果不是合伙的话，于祥会投资的贷款利息还要三人承担。在协议中还约定了利润的分配与风险的承担，如果是销售关系的话，这些都不会存在。因为赊销，所以才销售一车货，提供第二车货的时候把前一车货的价款要回。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上诉人高国峰与被上诉人于祥会在经营啤酒过程中的法律关系性质，上诉人主张是合伙关系，被上诉人主张销售关系。
个人合伙是两个以上公民依照约定，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负盈亏的经营模式。销售关系从法律上讲即买卖合同关系，买卖合同是依照约定，出卖方将财物交付买受方，买受方取得财物支付价款的协议，买卖合同是双务有偿合同，盈亏自担。对照上述法律概念，首先，先由上诉人高国峰与被上诉人于祥会及案外人李先智签订协议内容分析，协议约定三方共同经营沂源县啤酒厂生产的绿兰莎系列啤酒，被上诉人提供资金，上诉人和案外人李先智负责销售，盈亏按比例承担，似乎符合个人合伙的法律特征，但协议又约定被上诉人于祥会自筹资金从厂家进啤酒，按进货的价格赊给上诉人高国峰、李先智销售，在销完第一车再进第三车时交清第一车的货款，并约定了付清货款的最后期限、违约责任及获得利润方式，还约定上诉人高国峰、李先智为货款的及时偿付提供担保，则符合买卖合同的法律特征。其次从三方履行协议的情况分析，被上诉人于祥会自筹资金从沂源县啤酒厂购进绿兰莎系列啤酒按进货价分别交由上诉人高国峰、李先智销售，从上诉人高国峰、李先智销售利润中按比例获取收益，从厂家获取返利，被上诉人进行市场推广，上诉人高国峰、李先智则在收到啤酒后向被上诉人出具收货单据或直接支付货款，并各自销售，分别与被上诉人结算货款，享受销售大部分利润，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和李先智之间的关系显然不符合个人合伙的法律特征，而符合买卖合同关系的法律特征。由上，从协议履行可以看出上诉人高国峰与被上诉人于祥会、李先智三方缔约的真实目的，被上诉人为绿兰莎系列啤酒品牌特约经销商，上诉人和李先智为直接销售商，为分担该品牌的市场经营风险，虽然采取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模式，但实质上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李先智之间仍然是一种买卖合同关系，三方所签订的协议为买卖合同。因此，上诉人主张为个人合伙，本院不予采纳，被上诉人主张为销售关系，本院予以认定。
临沂金桥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具有审计资格，其出具的审计结论，除一审部分变动的外，内容真实合法，原审采纳正确。上诉人主张审计结论不具有合法性，利润不存在，无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上诉人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本院于2013年5月8日作出（2013）临民一终字第57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诉讼费6404元，由上诉人高国峰负担。
高国峰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检察院抗诉认为，（2013）临民一终字第573号民事判决认为于祥会与高国峰、李先智之间的关系不符合个人合伙的法律特征，于祥会于高国峰、李先智之间仍然是一种买卖合同关系，三方所签订的协议为买卖合同，属适用法律错误，且已经影响到案件的正确判决。
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共享盈亏。本案中，于祥会（甲）与李先智（乙）、高国峰（丙）之间签订的协议书，明确约定“甲、乙、丙三者自愿结合一道经商沂源县啤酒厂生产的绿兰莎系列啤酒，共同携手开发沂南的销售市场”，并约定于祥会负责投资购进啤酒，高国峰、李先智负责销售，于祥会分别享有高国峰、李先智销售利润的40%，高国峰、李先智享有各自利润的60%。关于亏损的分担，协议明确约定“如若经营难度较大，造成利润的损失，也按上述比例负担，即甲负担总额的40%，乙、丙分别负担总额的30%”。三人的销售行为实质上是利用于祥会的资金优势，利用高国峰、李先智的市场优势，共同开拓和销售绿兰莎系列啤酒。可见，所签协议约定了各方的权利、出资方式、具体分工、共同经营、利润共享、风险共担的基本特征，显然于祥会与高国峰、李先智之间属合伙关系。
诉讼过程中，于祥会签字的《变更及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合伙账务清算明细协议》等可以证明，于祥会认可与高国峰签订的协议书为合伙协议，双方之间系合伙关系。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临民申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也已经明确认定于祥会、李先智、高国峰之间构成合伙关系。原审法院依据合同法中有关买卖合同的规定，作为判决的法律依据显然适用法律错误。法律关系行政不同，双方当事人在权利、义务上的划分就会存在很大差异。高国峰因赊销给酒店、商店的啤酒未能收回的货款，应当转化为经营损失而由合伙人按约定比例分担，而不应仅由高国峰一人承担。原审基于三方签订的协议判决高国峰支付给于祥会全部啤酒款、利润分成等，而对协议中利润损失的约定未予评判显属不当。
高国峰申诉称，高国峰和于祥会之间是一种合伙关系，协议是体现了合伙关系，于祥会在原审中也承认是合伙关系，原始认定销售关系是错误的，不存在合伙利润。综上，高国峰不欠于祥会啤酒款；啤酒筐系合伙财产，由于未清算，不存在销售利润，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按合伙关系处理双方的纠纷。
被申诉人于祥会答辩称，于祥会、高国峰、李先智签订的协议从法律特征上完全是买卖合同关系，整个协议书内容体现的是买卖合同关系，李先智在一审二审的证明中也承认该协议是买卖合同关系。
原审被告高志民答辩称，我认为双方协议是合伙关系，双方四六分成说明是合伙关系，不是销售关系，啤酒我们是按照合伙协议中的价格约定的，而不是我们随意定价，卖了之后，钱全部给于祥会，高国峰没有利益，只是合伙期间的分工不同，高国峰销售的所有的啤酒瓶都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收回交给于祥会，啤酒销售了三五个月的时间，于祥会看到市场已经打开，于祥会想自己经营，不履行合伙协议，造成一些损失，应该由于祥会一人承担，如果当时其继续供酒，就不会造成今天的损失，以上足以证明，是合伙关系。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除和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外，还查明，于祥会、李先智、高国峰三方于2002年3月13日签订书面“协议书”一份，内容如下：“协议书甲于祥会乙李先智丙高国峰甲、乙、丙三者自愿结合一道经商沂源县啤酒厂生产的绿兰莎系列啤酒，为共同携手开发沂南的销售市场，特定协议如下：一、甲负担投资购买绿兰莎系列啤酒，资金不足时甲可向银行贷款，其利息按分享利润的比例分担。二、乙、丙两者负责销售。三、利润分成，甲销售全年纯总利润的40%。乙丙分享全年纯利润的60%，其具体细则：1.为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可分两个步骤：甲分别提乙、丙二者各自销售总量纯利润的40%，即乙、丙各自享受自己总销售量纯利润的60%。2.事可向最坏处着想，如若经营难度较大，造成利润的损失，也按上述比例分担，即甲负担总额的40%，乙负担总额的30%，丙负担总额的30%。四、销售方法：1.乙、丙两人分工不分家，每批酒来后，没有销售先后，乙、丙两人在销售完自己分担的任务后，再帮忙销售剩余的啤酒，直至销售已进的货后，再进下批酒，避免啤酒过期造成的损失。2.销售方法：乙、丙两人经营苦瓜啤酒，对用户实行买十赠三箱低一档次的苦瓜啤酒。每箱按三十六元。3.普通苦瓜啤酒每筐二十四元（十二瓶装），对用户实行买十赠二箱下一档次的啤酒。4.绿兰莎啤酒（低档十瓶一捆十三元）对用户实行买十赠一的原则。5.苦瓜高档啤酒推销者每箱提成一元，此钱从总纯利润中支出。五、乙、丙两人销售完第一批啤酒（即第一车啤酒）再进第三车酒时，乙、丙两人向甲交清第一车的钱，按例十月二十五乙丙二人必须交清全年的货款于甲方。六、以上协议共同遵守如若乙方违约货款条例，用金尖庄货款五万作抵押，丙方违约货款条例，用卧龙山脚下自己楼房作抵押。如若乙、丙两方在十月二十五日向甲方交不上货款，乙五万元金尖庄酒钱，丙方自己的楼，由甲自由支配。此合同一式三份，即日起-
公历十月二十五日止。2002.3.13。”
另查明，原审程序中，李先智出庭作证称，协议是买卖合同，我和于祥会之间的账目已经结清。啤酒的销售价格在协议上已经定了，目的是为了计算与成本间的利润，啤酒的销售价是市场价，有高有低，自己调整，于祥会不知道具体的销售价格，销售的货款和单据我卖的我掌握。付给于祥会的款项基本上是按协议履行的进第三车货付第一车的钱。也有拖欠的情况，最后一并付清。销售价格减去进价减去一部分费用就是利润。费用指促销费、厂里来人接待。这部分费用于祥会安排，谁卖的多按比例承担，这一摊的费用就多。利润的损失指售价调低，不低于进价，如果低于进价损失部分与于祥会无关，根据市场的行情售价低于协议中规定的售价就是利润的损失。不包括卖的价格低于进价。关于协议中比例分担条款与其他地方即40%和60%相矛盾，我认为这是笔下误。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问题就是于祥会、高国峰、李先智三方所签“协议书”的定性问题。
对于高国峰称“协议书”体现了合伙关系的主张，本院经审理认为，第一，根据“协议书”的约定，于祥会负责自筹资金购买啤酒，即组织货源，对于于祥会购买啤酒的资金，“协议书”没有约定为合伙财产，由三人统一管理与使用，也没有约定于祥会需要投入多少资金即出资数额作为合伙财产，对于于祥会购买啤酒获得的返利，“协议书”并未约定作为合伙财产归三人共有；第二，根据“协议书”的约定，高国峰、李先智负责在不同区域销售啤酒，并各自取得各自的销售利润分成，且李先智已经和于祥会结算清楚，李先智和高国峰之间不存在共同经营、共享利润的情形；第三，根据“协议书”的约定，销售价格减去进货价格减去销售费用为三人约定的利润的基础与来源，损失也是针对“利润的损失”，即达不到预期利润的损失（少赚的利润），“协议书”没有约定三人对整个合作期间的所有债务对外承担连带责任；第四，根据“协议书”的约定，高国峰、李先智进第三车酒时，必须交清第一车酒钱，十月二十五日两人必须交清全年货款给于祥会，不同于合伙财产属于合伙人共有，在清算或退伙时才能分配合伙财产，且“协议书”没有约定高国峰收回啤酒款之后再行支付啤酒款给于祥会，即高国峰不管是否收回其出售的啤酒款，均应按“协议书”约定的时间支付啤酒款给于祥会，这同合伙人共担损失的特征不一致。综上所述，“协议书”不符合个人合伙的法律特征。
对于于祥会称“协议书”体现买卖关系的主张，本院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出卖人交付标的物，买受人支付价款，买卖行为就已经结束。从“协议书”的约定看，进酒、支付酒款、违约责任等约定虽然具有买卖合同的一些特征，但是，“协议书”还约定了高国峰从于祥会处进酒后如何销售及销售价格、于祥会参与分配高国峰的销售利润等内容，上述约定与买卖合同的法律规定不相符。故涉案“协议书”体现的法律关系同买卖合同特征不完全一致。
“协议书”约定于祥会自筹资金购买啤酒，高国峰、李先智负责销售并在约定时间交给于祥会货款，于祥会、高国峰、李先智按照约定分配利润，“协议书”的约定不违反法律的强行性规范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涉案“协议书”系于祥会、高国峰、李先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生效，受法律保险，合同当事人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协议书”约定：“……甲（于祥会）分别提乙（高国峰）、丙（李先智）二者各自销售总量纯利润的40%，……乙、丙两人销售完第一批啤酒（即第一车啤酒）再进第三车酒时，乙、丙两人向甲交清第一车的钱，按例十月二十五乙丙二人必须交清全年的货款于甲方。……”，高国峰应当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履行给付啤酒款项和利润的义务。
综上所述，申诉人高国峰的申诉理由和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将“协议书”体现的法律关系定性为买卖合同关系不当，应予纠正，但是原审依照“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判决高国峰履行义务，符合法律规定，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本院（2013）临民一终字的573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忠
代理审判员 路宝怀
代理审判员 王晓艳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宋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