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粤民申831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钱蕾，女，汉族，身份证住址：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栾德林、方燕媚，均为广东世纪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胡创然，男，汉族，身份证住址：深圳市宝安区。再审申请人钱蕾因与被申请人胡创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5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钱蕾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再审申请人已充分证明其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l、根据《合同法》第十条、第一百九十七条之规定，借款合同可以以口头约定的形式存在，合同双方在履约过程中，有证据证明借款金额及利息约定，就充分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本案中，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属于亲属关系，双方在借款时仅采取口头方式约定而未订立书面借款合同符合常理，并无任何不妥之处。2、再审申请人在审理过程中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及银行流水清单足以证明被申请人已收到再审申请人支付的全部款项，并且，被申请人在收到再审申请人的款项后一直按照双方约定支付利息给再审申请人。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之规定，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综上，再审申请人已提交了完整的证据证明了其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的民间借贷关系，以及该借贷关系所涉及的本金及利息，法院应当对此予以认定。3、根据被申请人与阳某徕于2016年1月28日签署的《借款合同》，被申请人向阳某徕出借款项840万元，被申请人在庭审中承认《借款合同》所包含的300万元本金系来自再审申请人，可知该笔款项与涉案款项为同一笔款项，同一笔款项不可能由两个不同的主体出借给同一个借款人进而成立两个借贷关系，鉴于再审申请人并未在《借款合同》上签字确认，且并无其他任何证据证明《借款合同》与事实不符，应对《借款合同》确定的事实予以认定，可以证明被申请人与阳某徕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而再审申请人与阳某徕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此外，根据被申请人出具的《债权转让通知》的内容，被申请人在通知中所说“该借款中有他人款项”，其含义应当是说，被申请人出借的款项中含有被申请人向他人借贷的款项，而并非如被申请人所说，系他人（即再审申请人）通过被申请人账户直接出借给阳某徕。并且，如果按照被申请人的说法，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是“代为出借”的关系，是阳某徕的共同债权人，被申请人何须再多此一举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将债权转让给再审申请人？被申请人出具的该份通知就足以证明，再审申请人与阳某徕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只有被申请人与阳某徕之间才存在借贷关系，而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则存在借贷关系。如果按照被申请人所述，系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共同借款给阳某徕，那么《借款合同》上完全可以将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作为共同出借方，但事实上，该份《借款合同》上出借方仅为被申请人，并无任何涉及再审申请人的条款，亦没有再审申请人的签字。此外，如果系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共同出借款项，那么在没有再审申请人同意的情况下，被申请人并无权利私自降低借款利率。以上事实都充分说明一点，在《借款合同》所涉及的借款中，被申请人系唯一的出借人。（二）被申请人在二审过程中未按照庭审要求提供重要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审庭审时，因再审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收取了利息差，但被申请人对该事实予以否认，因此，法庭要求被申请人于庭审后五日内向法庭提交转账记录证明该事实，但据再审申请人了解，直至判决之日，被申请人依然末向法庭提交该转账记录，从而导致对于这一重要事实的认定存在明显错误。在本案中，实际上是被申请人向再审申请人借款，然后再转借给阳某徕，并从中赚取利息差。被申请人是否有收取利息差，对于证明被申请人的借款动机是有重要意义的，如被申请人拒绝提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审法院应对再审申请人主张的被申请人收取利息差这一事实予以认定，但是二审法院在被申请人未按时提交如此重要证据的情况下，依然做出认定双方借贷关系不成立的判决，存在明显错误。（三）一、二审法院依据与被申请人存在利害关系的证人所做出的证言推翻被申请人与阳某徕签署的《借款合同》及转账凭证，明显错误。1、一审时被申请人提供的三名证人胡某平、胡某丹、阳某，分别系被申请人的儿子、女儿以及其儿子的大学同学，并且证人阳某同时还是向被申请人借贷了巨额款项的阳某徕的女儿，三人均与被申请人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并且，三名证人均非本案所涉借贷关系的直接当事人，三人的证人证言仅属于间接证据，证明效力较低。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前述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远低于《借款合同》及转账凭证等直接证据。并且，借款合同及转账凭证这些直接证据又是被申请人自行提交，却又与被申请人提供的证人证言相矛盾。并且，对于证人阳某来讲，承认出借人是被申请人或再审申请人并无任何区别，一审法院却由此得出所谓的“做出对己不利的证言”，进而认为“具有较强的证明力”，逻辑上存在明显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将证人阳某的证言作为认定再审申请人与阳某徕存在借贷关系的关键证据是非常荒谬的。一、二审法院依据证人证言，推翻了《借款合同》以及转账凭证上记载的客观事实，实际上等于用证明力较差的间接证据推翻证明力较强的直接证据，存在明显错误。综上，请求撤销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终513号民事判决，改判被申请人向再审申请人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00万元及借款利息人民币100万元（自2015年11月开始计算，暂计至2016年9月，最终计算至被申请人清偿全部款项之日），本案一、二、再审的案件受理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再审申请审查期间，钱蕾向本院提供胡某生与其于2017年3月26日签署的《离婚协议书》复印件作为新证据，拟证明胡创然的答辩及证人的证词存在虚假内容。该协议第四条确认，婚姻存续期间无共同债权债务。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再审申请人钱蕾的再审申请理由及请求，本案焦点问题为钱蕾与胡创然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钱蕾主张其与胡创然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应当举证证明。经查，钱蕾及其丈夫从其银行账户向胡创然账户转账共计300万元。但钱蕾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胡创然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而胡创然主张上述款项的实际借款人为阳某徕，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还提供了钱蕾与他人的微信聊天记录。综合钱蕾提供的证据、胡创然提供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等，上述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钱蕾与胡创然并不存在借贷关系。一、二审认定钱蕾未能举证证明其与胡创然存在借贷关系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现钱蕾向本院申请再审，但其提供的证据只是钱蕾与胡某生对其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债权债务的内部协议，而且其内容也不能够证明原判认定事实或者裁判结果错误。因此，钱蕾提供的证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再审条件新证据。钱蕾申请再审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钱蕾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钱蕾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陈良军审判员  陈小虎审判员  陈可舒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李翠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