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603民初2431号原告：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思贤路366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7682219885R。法定代表人：李学敏，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潇江，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纯，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所律师。被告：绍兴飞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袍江新区三江路以北、规划支路以南，组织机构代码：69386028-0。诉讼代表人：马洪明，该公司破产管理人浙江中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惠南，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锦萍，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斐讯公司）与被告绍兴飞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泰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于2017年3月13日起诉来院，本院于2017年3月16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王萍独任审判，于2017年5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斐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潇江、沈纯，被告飞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惠南到庭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斐讯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确认原告对被告飞泰公司享有债权金额为76133100元。事实和理由：飞泰公司曾与光大银行杭州分行，中信银行绍兴分行，南京银行杭州分行签订保理合同，将对原告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上述银行，以获取保理融资。后原告向飞泰公司支付全部应付款项，但因未按照约定将应付账款优先归还银行的保理融资，使银行受到经济损害。后上述银行将原告诉至法院，相关案件均已审理，审理法院认为：不能免除原告对银行的支付义务，判令原告应该继续按照约定，对银行的保理融资款承担支付义务。光大银行杭州分行案件，根据（2013）杭拱商初1251号，（2015）浙杭商终502号生效法律文书，原告已全额支付与保理业务有关的债权转让款4013.61万元。中信银行绍兴分行案件，根据（2013）浙绍商外初字第85号，（2013）浙商外终字第158号生效法律文书，原告已全额支付了与保理业务有关的债权转让款3000万元。南京银行杭州分行案件，根据（2014）绍柯商初3282号，（2015）浙绍商终字第1225号生效法律文书，原告已全额支付了与保理业务有关的债权转让款600万元。在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向法院提供了关于对原告应收账款的明细账，该账目清晰还原了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之间原告应收账款的给付情况。飞泰公司账簿的上述记载，与原告提交各级法院的会计凭证的记载完全稳合。被告的账目明确记载了原告的全部货款均已支付到飞泰公司的账户，但飞泰公司的收款账户，并非保理银行指定的保理收款优先账户，所以原告被判令继续向银行承担相关债务。由于原告没有按照债权债务转让的约定，优先将应付账款归还银行的保理融资，被法院判令承担责任。在原、被告之间的应收账款已清的情况，原告向银行承担责任的实质是代被告归还了7613.31万元的银行债务，在原告在被告飞泰公司破产清算中，应为原告保留相应的债权。原告向被告飞泰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未被核准，故诉至法院。被告飞泰公司辩称：一、根据管理人接管的飞泰公司的账面，截至到2013年6月30日，原告尚欠被告飞泰公司8460万余元。二、管理人根据接管的上述账面情况向飞泰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倪小永询问时，倪小永明确上述飞泰公司账面原告尚欠被告的8460万余元的情况属实。三、本案鉴于在之前的光大银行、中信银行、南京银行案件的诉讼中，双方对于账面情况有了对账的结果，被告结合原告提供的账面明细，双方账面存在的主要差异：1.飞泰公司账面2013年6月25日记-45的借方金额1988万元，记-46借方金额2280万元，以及2013年4月26日记-114借方金额830万元，这三笔据原告方称，在原告斐讯公司的账面是不存在的。2.关于付款，在南京银行诉讼的案件中，未入飞泰公司账面的付款为1700万元。3.由此，斐讯公司应付飞泰公司的账面款项为1600万元，在之后的诉讼过程中，斐讯公司以飞泰公司未交货物为由，对该1600万元进行红字冲抵。四、斐讯公司将账面应付给飞泰公司的1600万元进行红字冲抵，系原告方的单方行为，并未经过被告飞泰公司的确认。五、针对原告方起诉涉及的三个银行案件进行逐一说明：在南京银行诉讼的案件中，原告方支付的600万元货款，原告主张的在确认应付款金额后支付的两笔款项系用于支付该600万元的货款，货款支付之前，飞泰公司的账面上有斐讯公司其他应付款项，两笔之间不能一一对应，不能认为该600万元货款在支付之前已经与飞泰公司结清。在中信银行起诉案件中的3000万元，在2013年1月30日，双方与中信银行确认质押的应收账款金额为4740.5万元，确认时间为保理业务发生的时间即2013年1月30日，但原告方主张的该4740.5万元已付清的支付时间均发生于保理业务确认应收账款质押的时间之前，故这些付款行为不能当然成为该质押行为确认的质押金额。关于光大银行的3000万元，在2013年5月8日确认应收款质押金额为4013万元，在该金额确认前后，原告方认为该4000余万元应付款已还清，其中1500万元系在2013年5月7日支付，2513万元系在2013年5月24日付款，1500万元的支付时间发生于保理业务确认应收账款质押时间之前，不能当然成为支付该笔应收账款项下的货款，至于2513万元，根据飞泰公司的账面，在2013年5月24日的时间结点，斐讯公司尚欠飞泰公司的款项超过双方于2013年5月8日确认的4013万元，故2513万元亦不能当然成为支付该笔应收账款项下的货款。综上，被告认为根据管理人接管的飞泰公司账面，斐讯公司尚欠飞泰公司的金额大于斐讯公司在三个银行支付的保理金额，原告的起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提交的各份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于原告提供的债权审核通知书，飞泰公司与原告的应收账款明细账目摘抄，本院（2014）绍柯商初字第3282号民事判决及（2016）浙0603执2401号执行通知书，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绍商终字第1225号民事判决、（2013）浙绍商外初字第85号民事判决及（2014）浙绍执民字第128号执行通知书，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3）杭拱商初字第1521号民事判决及（2015）杭拱执民字第1167号执行通知书，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商终字第502号民事判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浙商外终字第158号民事判决，被告飞泰公司质证认为无异议，但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的对账，原告斐讯公司并不享有对被告飞泰公司76133100元债权，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在本案中予以认定。对于原告提供的本院、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执行票据，因原告提供的系原件，故本院对上述证据在本案中予以认定。综上，本院经审理查明：一、2013年1月10日，案外人中信银行绍兴分行与飞泰公司签订《权利质押合同》，飞泰公司将其与斐讯公司的总金额为4740.5万元人民币应收账款出质给中信银行绍兴分行，担保主合同本金为3000万元人民币。合同签订后，中信银行绍兴分行与飞泰公司共同签发编号为2013-001的《应收账款回款付款通知书》并送达给上述《权利质押合同》所涉应收账款的债务人斐讯公司，斐讯公司在《应收账款回款付款通知书（回执）》中同意并承诺将上述《应收账款回款付款通知书》所列账款按时足额付至原告指定账户。后中信银行绍兴分行依约于2013年1月10日向飞泰公司发放贷款3000万元，后飞泰公司未按约归还借款本息，故诉至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另查明飞泰公司与斐讯公司存在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业务金额过亿元，斐讯公司于2012年11月6日、11月7日、12月25日，2013年1月7日、1月7日、1月8日、1月8日分7次分别支付给飞泰公司货款495万元、505万元、600万元、500万元、1020万元、1100万元、1000万元，合计5220万元，该院于2013年11月1日作出判决认为斐讯公司提供的付款凭证发生于应收账款到期日之前，不符合斐讯公司与飞泰公司先开增值税发票后付款的交易习惯，且数额无法对应，飞泰公司与斐讯公司发生债务众多，斐讯公司的证据尚不能达到证明其支付质押权项下的应收账款的目的，故判决中信银行绍兴分行对飞泰公司质押给中信银行绍兴分行的应收账款在担保范围内对飞泰公司应支付给中信银行绍兴分行的本金30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律师代理费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斐讯公司应按《应收账款回款付款通知书》的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后斐讯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18日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斐讯公司于2014年5月13日交纳执行款3100万元，518811.91元，合计31518811.91元。二、2013年4月1日，光大银行杭州分行与飞泰公司签订一份《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协议》，同时签订一份有追索权保理业务买方及额度清单，清单中表明的买方为斐讯公司，保理融资额度为3000万元。上述协议签订后，飞泰公司向光大银行杭州分行提供飞泰公司与斐讯公司之间的销售合同（合同号分别为SXFT201304-0001、SXFT201304-0003，合同金额共计4013.61万元），收货确认书，商业发票清单，表明将其对斐讯公司4013.61万元的应收账款转让给光大银行杭州分行。同时，飞泰公司向斐讯公司发出两份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2013年5月8日，光大银行杭州分行向斐讯公司发放3000万元的保理融资款，后飞泰公司未按约归还借款，斐讯公司未按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的约定向光大银行杭州分行支付约定的应收账款4013.61万元，故光大银行杭州分行诉至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该院认为斐讯公司主张其已向飞泰公司支付4013.61万元的货款，并提供相应的付款凭证，但其中一份2513.61万元的凭证内容表明款不是付至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中约定的账户，1500万元的付款凭证反映的付款时间是发生在2013年5月8日之前，故两份凭证均不能证明斐讯公司已按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的约定及承诺向光大银行杭州分行支付所欠款，故判决斐讯公司向光大银行杭州分行支付欠款4013.61万元。斐讯公司不服判决，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5年4月7日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斐讯公司于2015年4月29日、7月31日向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缴纳执行款4214万元、107535.90元。三、2012年12月27日，南京银行杭州分行与飞泰公司签订《国内有追索权保理业务合同》一份，后南京银行杭州分行与飞泰公司向斐讯公司发送《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同日，斐讯公司出具《签收回执》一份，确认收到上述通知书且通知书所载事项无误，并承诺按通知要求履行付款责任。另飞泰公司提交一份落款时间为2012年12月27日编号为20121227009的《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一份并附落款日期为2013年1月9日《应收账款转让清单》，申请转让所附的《应收账款转让清单》中所列的应收账款，同时保证已完全履行应收账款下应尽义务，并且无瑕疵地拥有上述应收账款债权。2013年1月9日，飞泰公司向南京银行杭州分行提交编号为20121227011的《国内保理业务预付款融资申请书》一份并附融资发票清单，申请金额为1000万元的保理预付款融资，融资发票清单载明发票号码为09767845-09767859，备注“合计发票金额为1710万元，转让应收账款金额为1710万元，申请预付款金额为1000万元”。2012年12月27日，南京银行杭州分行与飞泰公司签订编号为20121227007的《应收账款质押/转让登记协议》并于2013年1月8日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载明：飞泰公司将编号为SXFT121021097《销售合同》项下所形成的应收账款1710万元转让给南京银行杭州分行，并向其申请国内有追索权保理业务合同。同日，南京银行杭州分行依约向飞泰公司指定的账户发放融资款1000万元。2013年5月2日，斐讯公司作为买方甲方，与卖方乙方飞泰公司签订了编号为SXFT201305-0001的《销售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产品型号分别为FS6800-24、FS6600-24、FS3600-24E的通信设备1000台、2000台、2000台，总价为人民币22577000元，全部货物于2013年5月20日前发货完毕；付款方式为月结105天，如逾期付款或交货，应按合同总额的5%支付违约金，并按逾期金额的每天千分之一支付逾期利息。同年5月28日，飞泰公司向斐讯公司开具了号码为11409427-11409446、价税总额为22577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份。2013年5月2日，斐讯公司作为买方甲方，与卖方乙方飞泰公司签订了编号为SXFT201305-0002的《销售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通信设备520台，总价为人民币11020400元，全部货物于2013年5月20日前发货完毕；付款方式为月结105天，如逾期付款或交货，应按合同总额的5%支付违约金，并按逾期金额的每天千分之一支付逾期利息。2013年5月4日，斐讯公司作为买方甲方，与卖方乙方飞泰公司又签订了编号为SXFT201305-0003的《销售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单价为150元的光模块40000PCS，总价为人民币600万元，全部货物于2013年5月30日前发货完毕；付款方式为月结180天，如逾期付款或交货，应按合同总额的5%支付违约金，并按逾期金额的每天千分之一支付逾期利息。同年5月31日，飞泰公司向斐讯公司开具了号码为11409447-11409450、11502413、11502414，价税总额为60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6份。2013年6月24日，南京银行杭州分行作为甲方（保理银行），与乙方（卖方）第三人飞泰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306240001的《国内有追索权保理业务合同》一份，约定：甲方按受让应收账款实有金额的70%向乙方提供保理预付款融资，具体单笔融资金额、期限、利率等以《国内保理业务预付款融资申请书》载明的为准；逾期罚息利率为本合同约定的融资利率水平加收50%，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乙方应按约结息，结息日为每月21日；双方另对其他权利义务的约定与上述保理合同一致。2013年6月24日，南京银行杭州分行与飞泰公司向斐讯公司发送了编号为201306240002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鉴于飞泰公司与斐讯公司自2013年5月1日至2013年5月31日期间内签订的并履行的全部商务合同（该商务合同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合同、订单等，以及产生的全部单据均属于该期间商务合同的一部分），飞泰公司已将上述商务合同有效期内产生的全部应收账款债权及相关权利转让给南京银行杭州分行，对于南京银行杭州分行已同意受让的商务合同项下飞泰公司对斐讯公司享有的处于无争议或无纠纷状态的每一笔应收账款，不再通知。请按以下方式于到期日前支付上述应收账款：支付至以下保理专户：户名：绍兴飞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账号：07×××86，开户行：南京银行杭州分行。同日，斐讯公司出具《签收回执》一份，确认收到上述通知书且通知书所载事项无误，并承诺按通知要求付款责任。2013年6月24日，斐讯公司向飞泰公司账号为19×××78的银行账户汇款195万元，又于2013年6月27日向上述19×××78账户汇款405万元。2013年6月27日，飞泰公司向南京银行杭州分行提交了编号为201306240015的《国内保理业务预付款融资申请书》一份并附融资发票，申请金额为2000万元的保理预付款融资，期限从2013年6月27日至2013年12月10日，融资利率为固定利率6.72%，在融资期间内，该利率保持不变；融资发票清单载明发票号码为11409427—11409439（共计十三份），买方为斐讯公司；同时备注“合计发票金额为1454万元，转让应收账款金额1454万元，申请预付款金额1000万元”。同日，飞泰公司另提交编号为201306240003的《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一份并附《应收账款转让清单》，申请转让所附的《应收账款转让清单》中所列的应收账款，同时保证已完全履行应收账款下应尽义务，并且无瑕疵地拥有上述应收账款债权，其中转让清单所列的内容与融资发票清单一致。原告南京银行杭州分行则于同日出具编号为201306240004的《应收账款受让通知书》，确认受让上述应收账款。2013年6月27日，南京银行杭州分行与飞泰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306240011的《应收账款质押/转让登记协议》并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动产权属统一登记，登记内容载明：飞泰公司（卖方）与斐讯公司（买方）于2013年5月2日签订的编号为SXFT201305-001《销售合同》，卖方为买方提供通信设备。现卖方将该笔合同项下所形成的应收账款金额1454万元（发票号码为11409427—11409439）转让给南京银行杭州分行，并向其申请国内有追索权保理业务合同。同日，南京银行杭州分行按约向飞泰公司发放融资款1000万元。2013年7月1日，南京银行杭州分行作为甲方（保理银行），与乙方（卖方）第三人飞泰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307030001的《国内有追索权保理业务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的内容均与上述保理业务合同一致。2013年7月4日，飞泰公司向原告提交了编号为201307030010的《国内保理业务预付款融资申请书》一份并附融资发票，申请金额为2000万元的保理预付款融资，期限从2013年7月4日至2013年12月10日，融资利率为固定利率6.72%，在融资期间内，该利率保持不变；融资发票清单载明发票号码为11409440—11409450、11502413、11502414（共计十三份），买方为斐讯公司；同时备注“合计发票金额为14037000元，转让应收账款金额14037000元，申请预付款金额980万元”。同日，飞泰公司另提交编号为201307030003的《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一份并附《应收账款转让清单》，申请转让所附的《应收账款转让清单》中所列的应收账款，同时保证已完全履行应收账款下应尽义务，并且无瑕疵地拥有上述应收账款债权，其中转让清单所列的内容与融资发票清单一致。南京银行杭州分行则于同日出具编号为201307030004的《应收账款受让通知书》，确认受让上述应收账款。2013年7月1日，南京银行杭州分行与飞泰公司向斐讯公司发送了编号为201307030002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鉴于飞泰公司与斐讯公司自2013年5月1日至2013年5月31日期间内签订的并履行的全部商务合同（该商务合同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合同、订单等，以及产生的全部单据均属于该期间商务合同的一部分），飞泰公司已将上述商务合同有效期内产生的全部应收账款债权及相关权利转让给原告，对于原告已同意受让的商务合同项下飞泰公司对斐讯公司享有的处于无争议或无纠纷状态的每一笔应收账款，不再通知。请按以下方式于到期日前支付上述应收账款：支付至以下保理专户：户名：绍兴飞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账号：07×××86，开户行：南京银行杭州分行。7月1日，斐讯公司出具《签收回执》一份，确认收到上述通知书且通知书所载事项无误，并承诺按通知要求履行付款责任。2013年7月3日，斐讯公司向飞泰公司账号为07×××86的银行账户汇款10020400元，后又于次日即7月4日向上述07×××86账户汇款7079600元。2013年7月4日，南京银行杭州分行与飞泰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306240011的《应收账款质押/转让登记协议》，并于次日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动产权属统一登记，登记内容载明：飞泰公司（卖方）与斐讯公司（买方）于2013年5月2日签订的编号为SXFT201305-001《销售合同》以及2013年5月4日签订的编号为SXFT201305-003《销售合同》，卖方为买方提供通信设备、光模块。现卖方将该笔合同项下所形成的应收账款金额14037000元（发票号码为11409440—11409450、11502413、11502414）转让给南京银行杭州分行，并向其申请国内有追索权保理业务合同。2013年7月5日，南京银行杭州分行按约向飞泰公司发放融资款人民币980万元。2013年7月26日，上海市松江区国家税务局向斐讯公司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通知单十五份，金额合计为16493600元，其中通知单载明的销售方为飞泰公司、购买方为斐讯公司、货物名称为通信设备、数量合计为3600台，开具红字专用发票的理由为“未收到货”。2014年5月28日，南京银行杭州分行以斐讯公司未向其履行货款支付义务为由起诉至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后该院将该案移送至本院，本院经审理认为斐讯公司于2013年7月3日、7月4日所支付的10020400元、7079600元并非是支付南京银行保理合同项下的应收款项，2013年7月4日支付的7079600元中的6079600元系用于清偿南京银行保理合同项下的应收款项。而2013年6月24日、6月27日支付到非指定保理专户的195万元、405万元，因斐讯公司未按约定方式履行付款义务，故其仍应向南京银行杭州分行支付应收账款600万元。综上本院判决斐讯公司应付给南京银行杭州分行600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后斐讯公司不服，上诉至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5年12月18日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斐讯公司于2016年7月18日、7月28日向本院缴纳执行款3514141.50元、3514141.50元，合计7028283元。现原告以上述判决确定的货款在上述案件发生之前均已付清，但因未付至指定账户，最终又向相关银行承担了付款义务，故诉至本院要求确认其对被告飞泰公司享有债权金额为人民币76133100元。另查明，本院已于2013年12月3日裁定受理了飞泰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中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该公司破产管理人。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在于原告是否对被告飞泰公司享有债权76133100元，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被告飞泰公司认为根据飞泰公司账面反映，原告尚欠飞泰公司84606018元，斐讯公司对被告飞泰公司不享有相关债权；而斐讯公司则认为飞泰公司的账系由飞泰公司单方制作，未经双方确认；但双方关于差额84606018元的组成部分并无异议，在本院（2014）绍柯商初字第3282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双方经过对账，认为该差额84606018元系由以下三部分组成：1.飞泰公司客户明细账中的2013年4月26日记-114的8302600元，2013年6月25日记-45的19882000元和记-46的22805300元；2.本院（2014）绍柯商初字第3282号案件中认定斐讯公司于2013年7月3日、7月4日所支付的10020400元、7079600元并非系用于支付南京银行杭州分行编号为20121227001的保理合同项下的应收款项；3.斐讯公司主张尚欠飞泰公司16516118元，因飞泰公司最终未按约发货斐讯公司无需付款，且相应的增值税发票斐讯公司已作红字冲账。对于上述三部分，本院作如下分析：关于第一部分，虽在飞泰方面的账面上显示斐讯公司应支付给飞泰公司货款三笔合计为50989900元，但斐讯公司账上并未有对应货款，且飞泰公司亦未能提供上述货款对应的合同及发货依据，故飞泰公司主张上述款项为斐讯公司的应付货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认定，故上述三笔款项合计50989900元应在飞泰公司主张斐讯公司尚欠其货款84606018元中予以扣除。关于第二部分，关于斐讯公司于2013年7月3日、7月4日所支付的10020400元、7079600元的款项，斐讯公司在本院（2014）绍柯商初字第3282号案件中主张系用于支付南京银行杭州分行编号为20121227001的保理合同项下的应收款项，而本院（2014）绍柯商初字第3282号生效裁判文书认定，上述二笔款项并非系用于清偿南京银行杭州分行编号为20121227001的保理合同项下的应收款项，故对于上述两笔款项，飞泰公司对收到上述两笔付款并无异议，但对清偿对象及前账之欠款情况均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且飞泰公司提供的账目明细中亦未包括上述两笔款项，故上述两笔款项应在飞泰公司主张斐讯公司尚欠的84606018元中予以扣除。关于第三部分的16516118元，斐讯公司认为尚欠飞泰公司的16516118元货款，因飞泰公司未按约发货，斐讯公司无需支付货款，相应的增值税发票亦已作红字冲账。飞泰公司则认为红字冲账系斐讯公司的单方行为，飞泰公司不予认可。根据本院（2014）绍柯商初字第3282号判决认定飞泰公司因未能举证证明其已按约履行合同项下的全部交付义务，而斐讯公司提交的上海市松江区国家税务局2013年7月26日开具的价税总额为16493600元的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通知书十六份，开具红字专用发票的理由也载明为“未收到货”，红字发票的金额与斐讯公司确认的实际交易金额之和，与合同项下发票总额存在3800元的差额，结合斐讯公司已当庭就税务操作障碍作出了合理的解释，故本院在该案中确认飞泰公司并未按约履行SXFT201305-0001《销售合同》项下的交货义务，并对红字冲抵部分金额予以确认。而对于16516118元中，扣除红字冲抵的16493600元及差额3800元，剩余部分飞泰公司亦未提供相就的合同及发货依据，故飞泰公司所主张的16516118元货款也应在飞泰公司主张斐讯公司尚欠的84606018元中予以扣除。综上，飞泰公司认为根据飞泰公司账面反映，原告尚欠飞泰公司84606018元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确认，本院依法确认根据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对账，截止至2013年6月30日，原告斐讯公司应支付给被告飞泰公司的货款已全部付清。而案外人中信银行绍兴分行、光大银行杭州分行、南京银行杭州分行在与飞泰公司发生保理业务过程中，飞泰公司将其他对斐讯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上述三家银行，后因飞泰公司未按约归还欠款，故上述三家银行将斐讯公司诉至法院，后斐讯公司根据法院生效判决履行上述三家银行为原告的诉讼案件中的执行款合计76133100元。故在截止至2013年6月30日，原告斐讯公司应支付给被告飞泰公司的货款已全部付清的情况下，斐讯公司因之后的诉讼案件而根据法院生效判决履行的执行款76133100元，应依法认定为原告对被告飞泰公司所享有的债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原告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对被告绍兴飞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享有76133100元的债权。本案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被告绍兴飞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萍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谢燕娣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债务应当清偿。暂时无力偿还的，经债权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裁决，可以由债务人分期偿还。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可以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