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民终30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鲁大治,男,1946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鲁馨（鲁大治之女），住北京市朝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健，男，1963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
原审被告：王立杰，男，1965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
上诉人鲁大治因与被上诉人李健、原审被告王立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143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鲁大治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健对鲁大治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李健与王立杰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是股权转让合同关系，而非民间借贷关系，转让双方对转让款的价格及支付方式等尚存重大分歧，并未进行清算。保证合同属于从合同，主合同不存在，从合同亦不成立。基础法律关系对鲁大治是否提供担保具有重大影响。鲁大治持有北京长城安泰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安泰公司）股权，如果知道是股权转让款，鲁大治不会提供担保。李健系与王立杰串通对鲁大治进行欺诈。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以民间借贷为由进行审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股权转让纠纷，鲁大治是为民间借贷的主合同提供担保，没有为股权转让合同提供担保。三、二审中，鲁大治调取了长城安泰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其中显示李健、车红燕与王立杰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价格，且李健也无权替车红燕主张权利。
李健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
王立杰未参加二审询问，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李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立杰偿还李健欠款54万元及利息；2、王立杰承担逾期还款的违约责任；3、鲁大治对王立杰的上述欠款54万元的本息及违约金等承担连带还款责任；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王立杰、鲁大治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3月6日，王立杰（借款人）、李健（出借人）、鲁大治（保证人）签订《还款协议》，协议载明：今王立杰共欠李健54万元，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上述欠款还款期限为5年，分期还款，共分5期，每期偿还10.8万元及利息，每期还款日期为每年3月6日前，全部欠款本金及利息于2015年3月6日前全部还清。利息按人民银行规定的人民币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如逾期还款，每逾期一日，另按照逾期还款金额的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计算至欠款还清之日。逾期超过30日，李健可要求取消分期还款，要求王立杰提前一次性还清全部欠款。为了确保借款人遵守诚信原则按期还款，由鲁大治作为保证人对上述债务进行连带担保，担保责任包括主债务、利息及违约金等。如违约，债权人可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日，王立杰还出具了一份欠条，载明：今王立杰欠李健10万元，王立杰保证于2015年3月6日前还清，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之后，王立杰分别以自己以及长城安泰公司名义，于2011年9月26日向李健支付5000元，于2012年3月16日给李健转账1万元，于2012年5月30日给李健转账1万元，于2012年7月31日向李健支付3000元，于2012年8月9日向李健支付7000元，于2013年2月8日向李健支付10万元，于2014年4月14日给李健转账1万元。以上共计14.5万元。就以上款项，李健与王立杰均认可王立杰支付时未说明还的是《还款协议》还是欠条中的款项，李健主张系支付的10万元欠条的本息。2015年3月23日，王立杰给李健的妻子车红燕发短息，称：“嫂子，我想了很久，我也很想马上还您钱，我现在真没能力，您看能不能帮我联系买房的买主，我把房卖了，我也不想欠你们的，我心里不好受。”“我们商定一个方案，如果我再有问题你再起诉我行不行。”
就以上《还款协议》、欠条中所载明的王立杰对李健的欠款，李健、王立杰均认可其产生的基础原因并非借贷，而是李健一家将其在长城安泰公司的全部股权及公司资产一并转让给王立杰的转让款。李健称转让的金额共计64万元，因为李健对公司投入了注册资本，公司成立后还对公司进行了投入，公司对其进行了借款等，王立杰以《还款计划》和欠条两份凭证确认了64万元的总额，故而并未签订正式的转让协议。王立杰称转让款共计50万元，另外14万元是分5年还清的利息，其应李健的要求分别签署了54万元和10万元的凭证。鲁大治称，当时虽然是三人一起签署的《还款协议》，但李健、王立杰并未说明具体的事由，仅说了王立杰欠李健54万元，未说明欠款的原因系转让股权、公司，否则其不会同意进行担保。
经查，李健及其妻子车红燕于2005年1月12日发起设立了长城安泰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其中李健以货币出资40万元，车红燕以货币出资10万元。2006年1月25日，李健、鲁大治、王立杰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三人于2005年5月在原李健创立的长城安泰公司基础上重新组合新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方式：总经理负责制。责任义务：李健作为公司法人，负责公司的启动资金运作，监督公司运营活动，召开董事会商量重大决策和发展方向，确保公司安全顺利发展；鲁大治作为技术持有人，担任公司总经理，全权负责公司一切事务；王立杰作为市场营销人，负责产品的销售和市场运作，并参与公司日常的管理工作。……资金运作：李健已投入的启动资金作为40％的股份，鲁大治投入的技术作为30％的股份，王立杰的市场运作工作作为30％的股份。自2006年后所需的运作资金、借贷款，均按分配比例由参股方共享或共担。协议中还约定了其他内容，但公司并未按照该协议变更工商登记。2008年3月11日，李健等三人连同李凯又签署了一份《合作协议书》，约定：吸收李凯作为股东。……李凯投入30万元参股，获得20％的股份；利益分红按李健32％、王立杰24％、鲁大治24％、李凯20％比例进行分配。协议中还约定了其他内容。但该协议于2009年1月20日被废止，四人一致同意撤销李凯的股东合作协议关系。另，2008年5月22日，李健、王立杰、鲁大治签署《借款额确认书》，载明：自2006年2月22日起，截止到2008年2月18日，公司仪表厂部分外借款额确认如下：李健30万元；王立杰7万元；鲁大治2.5万元。再查，至2010年3月6日，长城安泰公司经工商登记的股东为李健、车红燕。2010年8月19日，长城安泰公司的股东由李健、车红燕变更为王立杰、鲁大治。同日，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李健变更为王立杰。庭审中经询，车红燕表示其当时同意将其股份与李健的股份一并转让给李健，协议的签订以及后续的追偿均由李健全权负责。2013年1月28日，长城安泰公司的股东由王立杰、鲁大治变更为王立杰一人，该公司的性质也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庭审中，鲁大治称王立杰表示并不需要其向李健实际承担责任，并提交了2010年3月30日《协议书》、2012年3月28日《协议书》予以证明。2010年3月30日《协议书》系王立杰与鲁大治签订，其中第6条载明：乙方（鲁大治）积极协助甲方（王立杰）逐步完成甲方在2010年3月6日与李健签订的还款计划。甲方如遇原因未能按时完成，乙方应继续予以协助，但担保人所承担的义务由甲方承担。2012年3月28日《协议书》亦系王立杰与鲁大治签订，其中第10条载明：甲方（王立杰）在2010年3月6日与李健签订的还款计划，作为担保人的乙方（鲁大治）所应承担的职责、权利、义务到期时均由甲方承担和履行。
庭审中，李健明确其要求的利息的计算方法为以54万元为基数，从2010年3月6日计算至2015年5月7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金额应当是167503元；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第一笔款项基数为10.8万元，从2011年3月7日至2012年3月6日，每日千分之一为108元，一年的违约金数额为39420元；第二笔款项基数为10.8万元×2，从2012年3月7日至2013年3月6日，每日千分之一为316元，一年的违约金数额为39420元×2。以此类推，计算至2015年5月7日止为591300元。
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以及庭审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可归纳为：一、本案的案由应如何认定；二、王立杰是否应当按照《还款计划》及欠条所载向李健支付款项；三、鲁大治是否应当依据《还款计划》承担保证责任。就以上争议，该院分述如下：
一、关于本案案由的认定问题。
本案李健以民间借贷纠纷的案由起诉，原因在于《还款计划》中载明各方的身份分别为借款人、出借人、保证人。王立杰主张本案实际应为公司转让、股权转让相关的法律关系。依据查明的事实，案涉欠款的发生，其基础法律关系确基于李健及其妻子车红燕向王立杰转让长城安泰公司的股权。但各方并未就转让事宜签订正式的转让协议，而是在确定转让金额的基础上，签署了《还款计划》、欠条。其中《还款计划》对款项的返还进度、利息的计算等都进行了详细约定，将李健定位为出借人，将王立杰定位为借款人。根据以上事实可以认定，李健、王立杰之间的债权债务起因于股权转让，但因王立杰不能立即支付转让款，故而双方以《还款计划》对王立杰的欠款另行进行约定，达成清算的债权债务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还款计划》作为李健、王立杰的债权债务清算协议，将股权转让款约定为借款，并无不妥。故将本案认定为民间借贷纠纷符合法律规定。
二、关于王立杰是否应当按照《还款计划》及欠条所载向李健支付款项的问题。
本案纠纷起因于股权转让，王立杰是否应当按照《还款计划》及欠条所载向李健支付款项实为股权转让款的价格是否合理的问题。王立杰主张在《还款计划》及欠条签署之前，其为长城安泰公司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包括长城安泰公司向其个人的各项借款亦未还清，未就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就确定了转让的价款，这本身是存在问题的，故应当就公司、股权的转让问题进行详细的审查。对此，该院认为，清算并非股权转让的必经程序，股权转让作为一种商事行为，是否同意转让及接收、价款的确定、价款的支付方式及期限等均源于当事人的自由、自愿协商。本案中，王立杰原已通过《还款计划》及欠条确认了转让的价款，长城安泰公司也早已完成股东、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王立杰也支付了部分款项，并于2015年3月23日还与李健的妻子发消息，想商定还款事宜。现其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形下又对此反悔，要求法院重新审查、定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该院对此不予采纳。王立杰主张当时商定的转让款实为50万元，另14万元为分5年付清款项所应支付的利息，但其并未举证证明该主张，故该院对其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信。至于王立杰所主张的，在李健经营长城安泰公司期间，王立杰对公司有诸多投入，包括公司向其借款等，均系其与长城安泰公司之间的关系，不能以该部分款项来对抗其应当对李健承担的支付转让款的义务。该院认定，王立杰应当按照《还款计划》及欠条所载向李健支付款项。但因李健依据《还款计划》作为本案起诉的事实和理由，并以此确定了其各项诉讼请求，故本案应仅对《还款计划》所列的债权债务进行裁判，关于欠条，李健可另行主张权利。
三、关于鲁大治是否应当依据《还款计划》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
鲁大治主张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主要的抗辩意见为：1、《还款计划》载明李健、王立杰系民间借贷关系，二人也告知鲁大治二人系民间借贷关系，但二人实际却是因公司、股权的转让而产是的债权债务，二人相互串通对其进行欺骗，若其知晓实际是因公司、股权的转让而发生的债务，不会同意担保。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其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2、王立杰明确表示实际并不需要鲁大治为其承担保证责任。就鲁大治的以上抗辩，该院认为：1、鲁大治以债权债务发生的原始原因作为其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因为李健、王立杰发生案涉债权债务的基础原因虽系股权转让，但该债权债务关系是真实存在的，李健、王立杰在《还款计划》中也对还款进度进行了详细约定，明确规划了王立杰的履约义务。该协议的签署，以确保王立杰履行主债务为主要目的，以鲁大治提供保证作为李健获得清偿的保障，目的正当。且，即便如鲁大治所言，其在签署《还款计划》时并不知晓债权债务的发生原因系公司或者股权的转让，但其在庭审中亦陈述，王立杰请求其帮忙提供担保时“仅说了王立杰欠李健54万元，未说明欠款的原因系转让股权、公司”，依据其陈述，王立杰是以欠李健钱款为由要求其提供担保，当其答应为王立杰担保时，王立杰的欠款原因并非左右其是否同意担保的决定因素。2、保证责任系保证人对主债权人所负的义务，保证责任的免除，需以主债权人的意思表示为准。即便王立杰与鲁大治通过2010年3月30日《协议书》、2012年3月28日《协议书》约定鲁大治的担保责任由王立杰承担，但该协议未经李健签字确认，不能产生李健免除鲁大治保证责任的法律效果。鲁大治以王立杰承诺其无需承担保证责任为由进行抗辩，不能成立。鲁大治需就《还款计划》约定的王立杰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
以上，《还款计划》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我国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属有效，各方均应依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还款计划》签署后，王立杰共计向李健支付了14.5万元，李健称该部分款项系用于偿还欠条中所载的欠款本息。对此该院认为，王立杰返还上述款项时并未明确系针对《还款计划》还是欠条还款，则其还款应当优先用于清偿到期日在前的欠款及利息。《还款计划》所列的还款进度中多笔分期还款的届满期限皆早于欠条中承诺的还款期限，故王立杰的上述还款，应当优先依次抵扣《还款计划》中分笔到期的利息、本金。王立杰主张按照年利率6％计算利息，未超过《还款计划》中所列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逾期利率计算利息的标准，对此该院不持异议。《还款计划》中约定，若逾期还款，按照逾期金额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因李健、王立杰已将欠款的性质约定为借贷，则该违约金标准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民间借贷违约金计算标准上限，该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的规定对此进行调整。结合王立杰的还款时间、金额，李健所主张的利息标准，以及该院调整后的违约金计算标准，经该院核算，王立杰应当返还李健截至2015年5月7日的欠款本金共计499680元、利息57372元、违约金194271元，对王立杰所负的以上债务，鲁大治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义务，鲁大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王立杰追偿。李健诉讼请求超出部分系其计算错误，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王立杰应当返还李健剩余欠款本金，支付相应利息及违约金，鲁大治应当就王立杰所负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义务，鲁大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王立杰追偿。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王立杰支付李健欠款本金499680元、截至2015年5月7日的利息57372元、截至2015年5月7日的违约金194271元，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鲁大治对王立杰所负的上述判决第一项中的金钱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义务，鲁大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王立杰追偿；三、驳回李健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鲁大治提交以下证据：出资转让协议书两份，证明一审判决认定李健与王立杰之间没有股权转让协议是不正确的，李健和车红燕的股权转让价款共计45万，与起诉金额相差较大。李健无权替车红燕主张权利，无权要求鲁大治承担保证责任。
本院经审查认为，鲁大治提供的出资转让协议书来源于工商登记材料，为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所用，在出现工商登记备案股权转让协议与双方约定内容不一致时，根据日常交易经验，应以双方约定为准。同时，在一审中，鲁大治与王立杰均表示《还款协议》是双方对于债权金额的最终约定。关于车红燕的股权部分，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在一审庭审中，车红燕明确表示其当时同意将其股份与李健的股份一并转让，协议的签订以及后续的追偿均由李健全权负责，故对鲁大治提出的李健无权替车红燕主张权利的主张，不予采信，综上，对鲁大治二审提交的上述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的案由问题，首先，本案的《还款协议》中债权的来源虽为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但李健、王立杰已经以签订《还款计划》的方式将上述债务确定为借款人与出借人之间的关系，故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案由，二审不再予以调整。其次，在债务金额、还款期限及违约责任已经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法律关系的认定并不影响本案《还款计划》的效力及债务人、担保人所承担的具体责任问题。
二、关于承担保证责任是否鲁大治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鲁大治主张，其仅为李健和王立杰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提供担保，对双方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不提供担保，且李健和王立杰对其存在欺骗，股权转让损害了鲁大治的权益。就此本院认为，鲁大治主张《还款计划》的签订存在欺诈，应由其就欺诈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还款计划》中，写明的是“今王立杰共欠李健54万元”，并未明确约定系李健向王立杰出借54万元而产生的债务，即书面协议中，仅约定了鲁大治为王立杰所欠李健款项提供担保，并未明确限定款项的性质和来源。鲁大治关于如果知道是股权转让款就不会提供担保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不予采信。据此，应认定《还款协议》系鲁大治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应就李健与王立杰之间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三、应当指出，本案一审的立案时间为2015年3月23日，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作为法律依据有误。涉及判决的利息部分，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相关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因《还款协议》签订之时的一年期及五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均高于一审认定的年利率6％，且李健并未提出上诉，故对一审关于尚欠本金、利息及违约金的计算结果，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鲁大治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073元，由鲁大治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占山
审 判 员 王 晴
代理审判员 刘 婷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法官 助理 苑 珊
书 记 员 陈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