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陕10民终5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商南县医院。
法定代表人王景明，系该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刘思珠，男，生于1968年7月11日，汉族，该院医生。
委托代理人冀军政，男，生于1965年12月7日，汉族，商南县政府法制办干部。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红梅，女，生于1969年2月28日，汉族，农民。系死者阮班玉之妻。
上诉人（原审原告）阮金传，男，生于1964年2月1日，汉族，农民。系陈红梅伯兄。
委托代理人阮班庆，男，生于1962年2月26日，汉族，农民。系阮金传之兄。
上诉人（原审原告）阮林芳，男，生于1996年10月10日，汉族，学生。
委托代理人陈红梅，基本情况同上。系阮林芳之母。
上诉人陈红梅、阮金传、阮林芳与上诉人商南县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商南县人民法院作出（2011）商南民初字第00010号民事判决后，陈红梅、阮金传、阮林芳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后经本院作出（2013）商中民申字第00001号民事裁定，对其再审申请予以驳回。后陈红梅、阮金传、阮林芳依据新的鉴定结论再次向本院申请再审，经本院（2014）商中民再终字第00008号民事裁定，发回商南县人民法院重审。后商南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5）商南民初字第00169号民事判决，商南县医院与陈红梅、阮金传、阮林芳均不服，�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6年2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商南县法院再审认定，2002年12月27日，原告陈红梅丈夫阮班玉因“突发偏瘫、失语、意识障碍半小时”到县医院住院治疗，被县医院诊断为：“1、左侧基底节出血（内侧型）；2、左侧颅内动脉瘤。补充诊断：1、动脉瘤二次破裂出血；2、继发性脑室出血脑室铸型；3、左侧小脑帝切迹疝。”县医院即时行CT导向钻孔置管冲洗引流术，12月30日下午1时，阮班玉诉头痛，医院采取“继续观察，暂不复查CT”办法。2003年1月6日阮班玉尿道口流出鲜血，其突拔尿管，经CT检查原部位再出血，县医院行开颅血肿清除术。后县医院针对阮班玉病情，分别又于1月9日、10日、14日作了左侧脑室穿刺、亚冬眠疗法、气管切开手术。2003年4月2日，阮班玉出院，出院时系植物人状态。阮班玉在县医院支付医疗费40647.6元；阮班玉出院后在商南县富水中心卫生院住院治疗至2008年2月7日死亡，在富水中心卫生院支付医疗费132608.78元，外购施捷茵注射液等药125431元，阮班玉共支付医疗费298687.38元，2007年5月27日，经商洛市医学会鉴定认为：1、患者现处于植物人状态的事实客观存在；2、经核实，医方及相关医务人员具有合法的执业资格；3、医方在2002年12月27日至2003年4月2日接诊治疗患者的医疗活动中，采取了手术、降低颅压、控制血压、预防并发症及对症治疗，符合医疗常规；4、患者家属反映2003年1月5日下午4时患者出现剧烈头痛的情况属实，医方医生虽然进行了对症处理却没有详细书写病程记录，向患者家属交待病情，但根据1月5日至6日特别护理记录单记录分析：2003年1月5日下午至1月6日上午12时前患者的重要生命体征均没有表现再次脑出血的改变，1月6日下�1时发现病情明显变化后医方即进行检查治疗，处理是积极的；5、综上分析：医疗活动中虽然存在有病程记录书写不够详细、规范，对患者病情变化向家属解释不够全面的缺陷，但与患者的人身损害后果无直接因果关系。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2008年1月30日，陕西省医学会认为：1、患者系自发性脑出血，左侧基底区脑内血肿破入脑室诊断是正确的；2、治疗、手术包括第一次锥孔引流术，第二次开颅清除血肿是及时正确的；3、根据原始病历及特护记录记载，2003年1月6日1PM以前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意识、呼吸、脉搏均无明显异常变化；1月6日1PM出现瞳孔变化，血压升高，给予复查头颅ＣＴ并及时开颅清除血肿，处理得当；4、患者目前状况是由脑出血疾病自然转归所致与医疗行为无因果关系；5、医方在治疗过程中存在病历书写不够及时、详细。本病例不构成医疗事故�2010年12月20日，原告委托北京市丰友律师事务所委托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鉴定，鉴定认为商南县医院在对被鉴定人阮班玉的治疗过程中存在延误诊断治疗的医疗过错，该过错与被鉴定人再次脑出血后发生严重脑损害，以致发展为植物人状态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本案审理过程中，县医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请求对县医院对阮班玉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有过错，致阮班玉植物人状态以致死亡有无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参与度是多少进行鉴定。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室委托陕西正义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鉴定认为：1、商南县医院对阮班玉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与阮班玉植物人状态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医方负有10%的责任；2、阮班玉自商南县医院出院4年9个月后死亡，因为未提供死亡时相关资料，无法确定其死亡与商南县医院有无因果关系。2013年3月19日，原告陈红梅自行委托湖北省十堰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对阮班玉死亡进行医疗过失鉴定，同年4月9日，该中心作出（2013）临鉴定第024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及鉴定意见：1、临床医学治疗脑出血的有效方法是止血＋脑出血钻孔置管引流，治疗效果按目前医疗水平不能预见的，有的病例能完全治愈，但也有的病例并发症反复，但被鉴定人在商南县医院住院治疗期间，医院应预见被鉴定人继发性脑出血并发症及防止病情恶化为应尽的医疗注意义务，司法鉴定应以应尽的医疗注意义务中的疏忽、懈怠、不符合医疗原则的治疗方法为标准评定医疗过失责任，医院尽到医疗注意义务出现并发症，医院不承担责任，反之医疗行为应尽注意义务而未尽注意义务出现并发症，医院需要承担过失责任。2、被鉴定人2002年12月27左基底节区脑出血急诊脑出血钻孔置�引流术后，治疗处在康复期，术后病程记录有警示提醒“如病情加重，及时复查CT”；2003年1月5日下午被鉴定人出现剧烈头痛是病情变化的临床表现，医院对这一病情变化的医疗处置未尽到医疗注意义务存在以下两方面的医疗过失：一是医院对出现的病情变化没有尽到及时查明头痛原因，没有及时的进行头部CT检查，对预见的并发症的发生及防止病情恶化存在疏忽，懈怠的医疗过失；二是医院对出现的病情变化时注射了中枢性镇痛药物“曲马多”不符合医疗原则，其注射曲马多镇痛遮盖了病情变化以致未能及时诊断继发性脑出血延误有效治疗时间造成了损害后果存在医疗过失。4、被鉴定人继发性脑出血后未进行及时脑出血钻孔置管引流，继发性脑出血造成新的病理损害致被鉴定人植物状态。5、商南县医院存在医疗过失与被鉴定人继发性脑出血致植物状态之间存在�定的因果关系，建议商南县医院承担医疗过失的主要责任（75%左右）较为合理。原告陈红梅据此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1244616.6元。另查明，原审判决生效后，被告县医院已履行判决义务，向三原告给付赔偿款84355.74元。
并对相关证据分析认定如下：1、县医院的病程记录材料，陕西正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李平均于2011年6月20日书写的合议记录复印件，商洛市、陕西省医学会两次医疗事故鉴定可证实阮班玉的病情，治疗过程，同时证明县医院对病程记录书写不够详细、规范，本病例不构成医疗事故的事实；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陕西正义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能够证实县医院在2002年12月27日手术后，对阮班玉病情危重程度认识不够，检查不及时，病程记录不详细，特别是在阮班玉主诉头痛时未能及时CT检查或采取其他方法，查明头痛原因，未尽注意义务，县医院存在一定的医疗过错，致阮班玉植物人状态有一定的因果关系。2、2013年3月19日，原告陈红梅自行委托湖北省十堰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对阮班玉死亡进行医疗过失鉴定，同年4月9日，该中心作出（2013）临鉴定第024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在委托鉴定事项中仅载明医疗过失鉴定，没有对医疗过错与致阮班玉植物人状态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医疗过错参与度的鉴定委托。而该鉴定意见书第5项“商南县医院存在医疗过失与被鉴定人继发性脑出血致植物状态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建议商南县医院承担医疗过失的主要责任（75%左右）较为合理”没有法律依据，同时，超出了委托鉴定事项范围。综合上述理由，原告陈红梅提交的湖北省十堰天平司法鉴定中心作出（2013）临鉴定第024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第5项本院不予采�。3、原、被告当庭陈述及商南县医院的病案材料和商南县富水中心卫生院的医疗费单据、处方、2003年4月2日-12月21日、2008年2月1日-2月7日的病案材料能够证实阮班玉的病情、治疗情况、住院时间、医疗费用的事实。阮班玉在县医院花医疗费40647.6元、在商南县富水中心卫生院住院治疗至2008年2月7日死亡，在富水中心卫生院花医疗费132608.78元，外购施捷茵注射液等药125431元，阮班玉共计支付医疗费298687.38元，予以认定。4、原告主张丧葬费15146.5元、死亡赔偿金15695元×20年＝313900元，被告无异议，予以认定。5、庭审中，原告陈红梅要求赔偿护理费186600元，自阮班玉2002年12月27日入院至2008年2月7日死亡，计1866天，每天50元，按2人计算。本院结合阮班玉病情及当年当地用工标准，按1人计算，每天30元较为合理，认定护理费55980元。6、庭审中，原告陈红梅要求赔偿住院伙食补�费55980元，自阮班玉2002年12月27日入院至2008年2月7日死亡，计1866天，每天30元。本院结合当年当地实际情况，按1866天，每天10元计算，认定住院伙食补助费18660元。7、庭审中，原告陈红梅要求赔偿营养费37720元，自阮班玉2002年12月27日入院至2008年2月7日死亡，计1866天，每天20元。本院结合当年当地实际情况，按1866天，每天10元计算，认定营养费18660元。8、原告陈红梅当庭陈述被抚养人阮林芳生活费，陈红梅家庭自2008年始即在县城居住，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阮林芳生于1996年10月，阮班玉死亡时间为2008年2月，被抚养人阮林芳被抚养时间为7年8个月，阮林芳的生活费为（11822元×7年＋11822元÷12个月×8个月）÷2＝45317.6元；被扶养人阮金传生活费，依据原魏家台村、镇证明和阮金传的残疾人证，阮金传系智力二级残疾，阮班玉接替其父之班，对阮金传有扶养义务，应予考�，其居住在农村，应按农村居民标准算，计算为3794元×20年＝75880元。此两项共计为121197.6元。9、原告诉讼的住宿费590元，该费用确系鉴定及其他地方产生，认定原告住宿费590元。10、原告诉讼的精神抚慰金（3人）90000元，庭审中，被告县医院认为按照当地实际20000元合理，依据事实，认定精神抚慰金20000元。11、原告陈红梅要求赔偿交通费4754.2元，其中用于陕西正义、北京华夏鉴定时产生的交通费1842元予认定，其余交通费与治疗、鉴定等无关，不予确认，认定原告交通费1842元。12、原告陈红梅要求赔偿鉴定费25300元，用于华夏鉴定费20800元，其中鉴定费10000元应予认定，律师代理费10800元，不予认定；原告陈红梅到湖北省十堰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做鉴定支付鉴定费4300元，支付鉴定人员出庭作证费用2000元，根据实际，酌情认定3000元。经本院审查综合认定原告陈红梅鉴定�13000元。13、原告陈红梅要求赔偿材料费1527.5元，其中与本案认定的鉴定有关的材料费729.5元予以认定，其余费用不予认定。
商南县法院再审认为，原告陈红梅丈夫阮班玉自发性左侧基底节出血系高危病之一，被告县医院接治后，正确诊断病情，及时对症治疗，此病例虽经两次医学会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但被告在患者当日住院当日被行钻孔置管冲洗引流术后，对病情危重程度认识不够，检查不及时，病程记录不详细，特别是在阮班玉主诉头痛时未能及时CT检查或其他方法，查明头痛原因，未尽注意义务。经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陕西正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告县医院的医疗行为与阮班玉植物人状态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县医院存在医疗过错。其医疗过错参与度已经陕西正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参与度为10%，符合本案案情实际，应予采信。被告辩称，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存在依据不足和鉴定程序违法，经本院审查，该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部分认定了本案的客观事实，与本院依法委托的陕西正义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相印证，故被告辩称观点不予采信。原告陈红梅自行委托湖北省十堰天平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有部分也与上述事实相互印证，但第5项（实际为第4项）“商南县医院存在医疗过失与被鉴定人继发性脑出血致植物状态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建议商南县医院承担医疗过失的主要责任（75%左右）较为合理。”的鉴定意见超出了委托鉴定范围，同时，庭审中该中心鉴定人员闵昌鑫出庭作证时提出：该意见中第5项鉴定内容，其鉴定机构对医疗责任的划分是没有权力的。因此，对湖北省十堰天平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第5项鉴定内容不予采信。原告诉讼的医疗费、死亡赔偿金�损失依据事实和证据在本院核查的范围内依法予以赔偿。因县医院的医疗过错参与度为10%，说明县医院的过错较小，因此，对医疗损害结果应承担次要的赔偿责任。本院综合上述查明的事实、证据，县医院在治疗过程中的过错程度，酌定县医院承担30%赔偿责任较为合理。据此，商南县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作出再审判决：原告陈红梅、阮林芳、阮金传诉讼的阮班玉医疗费298687.38元、护理费55980元、丧葬费15146.5元、死亡赔偿金3139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8660元、营养费18660元、被抚养人阮林芳生活费45317.6元、被扶养人阮金传生活费75880元、交通费1842元、住宿费590元、材料费927.5元、鉴定费13000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合计878590.98元，由被告县医院在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向原告赔偿30%，即263577.29元（含已付84355.74元）。
宣判后，商南县医院与陈红梅、阮金传、阮林芳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商南县医院上诉要求对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认为再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证据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判决商南县医院承担30%赔偿责任严重侵害了商南县医院的公共权益。理由是：1、再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再审中，法院只调查确认了县医院对阮班玉在医疗过程中再次脑出血及致植物人状态的原因和事实过程，而对阮班玉死亡的原因、过错及责任未作任何核实和确认。阮班玉于2002年12月27日入住县医院治疗，2003年4月2日出院，出院时阮班玉能自喂食物入口，发展成为植物人状态，至2008年2月7日死亡，在这近5年时间内，阮班玉接受富水医院治疗和自购药品治疗，三被上诉人对阮班玉死亡的原因，责任形成没有提供任何充分可靠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再审判决由县医院承担阮班玉的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无事实依据。2、本案再审适用法律错误。再审判决未对阮班玉死亡的原因、过错、责任作出明确审查和认定，只认定了县医院对阮班玉入院治疗及致植物人状态有一定过错，故再审判决适用所述法律没有事实依据，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3、再审判决认定主要证据错误。鉴定意见书是本案确定因果关系和划分赔偿责任的主要证据，但本案判决书在认定鉴定意见书这个关键证据上存在是非不清，观点不明，违背证据适用原则。表现为：（1）、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的鉴定是陈红梅在原审诉前自行申请的鉴定。在原审期间，商南县医院以该鉴定程序违法申请重新鉴定，经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陕西正义司法鉴定中心依法鉴定后，华夏物证鉴定意见书即失去了证据效力，不得采信。但再审判决却采用华夏物证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内容予以印证，该认定错误。（2）、十堰天平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书仍属被上诉人在再审前自行鉴定，并且鉴定机构未核定鉴定资料的真实性，没有进行鉴定质询，明显属于违法鉴定意见书，但再审判决却采用了该鉴定书中部分鉴定意见，且还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显然违反了民事诉讼证据的适用原则。十堰天平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书取得的程序违法，该证据当属无效。（3）、陕西正义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书是经法院委托并由鉴定机构依法调查质证后作出的合法有效鉴定意见书，应当作为认定本案唯一合法有效�鉴定证据。但是，再审判决书不仅没有坚持确认其合法性、有效性和唯一性，而且扩大其中的医疗过错程度，任意解释其鉴定意见，把鉴定意见中医方负有10%的赔偿责任变为10%的参与度，明显加重了医院的赔偿责任。（4）、医疗过错责任不是医疗过错参与度。参与度是被诉对象在诉讼损害结果的介入程度或所起作用的大小。按B级10%的参与度确定赔偿责任范围为1－20%。再审判决将陕西正义司法鉴定中的医方负10%赔偿责任变为10%的参与度，据此推出商南县医院责任较小，应承担30%的次要责任是无法律依据的推断。并且陈红梅主张的材料费于法无据，要求二审判决对再审判决的错误之处予以纠正。
陈红梅、阮金传、阮林芳针对商南县医院的上诉答辩称，1、在病人“头痛剧烈”病情变化时被告病程记录无任何记载，证明医生工作职责�重失职，根据病程记录书写要求对病人的病情变化记录时间应具体到分钟的规定。但商南县医院的长期医嘱单从2003年1月4日12时空白无任何“医嘱”至1月6日21时35分，证明了医生严重渎职的行为。2、临时医嘱嘱咐肌注“盐酸曲马多注射液”是错误的治疗行为，该行为违反《执业医师法》第23条法律规定。盐酸曲马多注射液具有严格的适用症和禁忌症，盲目止痛、延误诊断治疗，特护记录1月5日17时病情变化一栏记载痛疼缓解，是止痛针掩盖病情。3、陕正义司鉴（2011）第05018号司法鉴定书鉴定程序严重违法。（1）、该鉴定意见违反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四条和第十八条之规定，该鉴定机构邀请了不具备司法鉴定资质的省、市医学专家参与鉴定并合议鉴定结论；（2）、鉴定书中认定医院过错与损害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医方负10%责任，与证人证言中写的医院存在“轻微过错”，“参与度为10%”自相矛盾。（3）、该鉴定书内容第7页最后一行与鉴定人出庭的证词内容第6项内容自相矛盾，该鉴定书没有法律效力。（4）、该司法鉴定结论书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9条的内容：没有使用鉴定依据及科学手段的说明，如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司法鉴定结论不明确。该司法鉴定书及鉴定人李平钧的证言不具有司法鉴定的效益，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4、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鉴定意见、十堰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是合法有效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商南县医院未能提供足以证明的证据进行反驳。两个司法鉴定意见相互印证，与国家级标准证据“盐酸曲马多注射液”说明书形成证据链。商南县医院应承担全部医疗损害责任及赔偿责任。
陈红梅、阮金传、阮林芳上诉称，要求依法撤销�南县人民法院（2015）商南民初字第00169号民事判决，并撤销陕西正义司法鉴定中心司鉴（2011）第05018号司法鉴定书，依法查清事实后改判，并由商南县医院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理由是：1、再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原审、重审都是基于陕正义司鉴（2011）第05018号司法鉴定书，该鉴定书在鉴定过程中程序严重违法。（1）、违反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四条和第十八条之规定；（2）、该鉴定书内容与鉴定人出庭的证方证词内容自相矛盾，该鉴定书没有法律效力；（3）、省、市医疗事故鉴定书没有经过质证，法院不能作为推卸被上诉方过错责任的证据使用；（4）、原审对上诉人提交的重审期间产生的费用酌情认定于法无据。2、商南县医院存在延误诊断治疗的过错，再审法院不采纳陈红梅在重审期间提交的关于证明商南县医院具有过错责任的证据错误。原审和重审都没有对县医院疏忽大意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行为给患者及家属造成的严重的后果争议焦点处进行审理。焦点在于2003年1月5日下午4时，患者“头痛剧烈”到2003年1月6日1时前长达21小时，除给患者打一针与患者病症禁用的药物盐酸曲玛多止痛针外，无商南县医院对患者“头痛剧烈”的病因检查、方式、方法、诊断治疗方案措施。陈红梅提交的盐酸曲玛多注射液药物说明书，盐酸曲玛多注射液的使用有严格的适用症和禁忌症。根据说明书，该药与患者病症是禁用药物；在患者病情没有诊断清楚之前是绝对禁止使用的；而商南县医院在2003年1月5日下行4时患者头痛剧烈时，医生在没有做任何检查和诊断时使用该药掩盖了患者的病情，同时也延误了最佳成功诊断时机。3、十堰天平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合法、公正、有效的司法鉴定，再审判决篡改鉴定文书�定结论第5项内容后，不认定该项结论是错误的。鉴定书认为商南县医院存在医疗过错，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但鉴定书的表述是医院承担医疗“过失”的主要责任（75%左右），从而判决书认为其鉴定机构对医疗责任的划分是没有权力的。而鉴定书上写的很清楚是对医院医疗“过失”责任的划分，法院无权剥夺。4、原审判决没有以事实为依据，疏漏篡改陈红梅提交的证据，具有明显错误。商南县医院在诊疗行为中存在以下问题：（1）、对患者的病情危重程度认识不够；（2）、对患者病情变化向家属解释不够全面；（3）、病程记录书写不够详细、规范；（4）、术后检查不及时；（5）、措施欠得力；（6）、在未明确病因的情况下实施药物止痛；（7）、延误诊断治疗。能够说明商南县医院对阮班玉的诊疗行为不符合法律、法规和诊疗规范，商南县医院对阮班玉的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原审判决在确认商南县医院具有赔偿责任的基础上判决错误，具体表现为：1、再审判决确定护理费每天30元错误，护理费应按每天50－60元计算。2、阮班玉是植物人应按完全依赖护理计算，护理人数应按2人计算，原审按1人计算错误。3、住院伙食补助费应按30元每天计算，再审按每天10元计算错误。4、营养费应按每天20元计算，再审按每天10元计算错误。5、案件受理费、陕正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费6168元、出庭质证费用3600元，再审法院判决由陈红梅方承担70%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第三条第（九）款的规定，案件受理费法院应该予以免交。并且产生的诉讼费也是商南县医院损害后所产生的实际费用，完全应该由商南县医院承担。陕正义的鉴定是商南县医院申请的，此鉴定费应由商南县医院自行承担。出庭作证费用应由败诉方承担，法院判决陈红梅一方承担70%错误。6、精神抚慰金应按3人计算，每人应赔偿3万元，法院认定2万元错误。综上，再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再次错误，要求二审予以改判。
商南县医院针对陈红梅、阮金传、阮林芳上诉的答辩意见同商南县医院上诉意见。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为陈红梅、阮金传、阮林芳与商南县医院之间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患者阮班玉在医疗机构就医时，由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过错，致其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应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本案在二审中主要的争议焦点为：
1、陕西正义司法鉴定中心陕正义司鉴（2011）05018号司法鉴定书的鉴定程序是否合法，原审判决确定华夏�定意见与十堰天平鉴定意见部分内容与正义司法鉴定意见相印证，予以采信是否正确。陕西正义司法鉴定中心陕正义司鉴（2011）05018号司法鉴定是诉讼中经商南县医院申请由本院委托的具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鉴定程序合法，结论客观真实，应作为有效证据。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鉴定过程中，涉及复杂、疑难、特殊技术问题的，可以向本机构以外的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进行咨询，但最终的鉴定意见应当由本机构的司法鉴定人出具。”依据该规定，陕西正义司法鉴定中心邀请省、市医学专家进行听证符合本案案情需要，其出具的陕正义司鉴（2011）第05018号司法鉴定书亦是由具有鉴定资质的鉴定人作出。李平钧作为本案的鉴定人，其于2011年6月20日向法院出具的证词，明确表示商南县医院具有医疗过错，参与度为10%，其出具证词是对其作出的鉴定意见的进一步说明，与该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并无矛盾之处。因此，陈红梅方上诉认为陕正义司鉴（2011）05018号司法鉴定邀请了省、市医学会专家参与鉴定并合议鉴定结论，李平钧的证词与鉴定意见相矛盾，该鉴定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七）项规定：“证据包括：（七）鉴定意见”。根据该规定，“鉴定意见”属于七种法定证据种类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因此当事人有责任提供的证据就包括“鉴定意见”在内。第六十八条还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依据以上规定，作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的鉴定意见，法律上允许其由当事人提供。因此，商南县医院上诉认为陕西正义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书是本案唯一合法有效的鉴定证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自行鉴定的反驳，必须提供证据。虽商南县医院对陈红梅自行委托的华夏物证鉴定意见及十堰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予以反驳，但未向法院提供证据。因此，原审判决对华夏物证鉴定中心鉴定意见及十堰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材料，确定以上两份鉴定意见与陕正义司鉴（2011）05018号司法鉴定相一致的内容予以认定并无不当。商南县医院上诉认为再审判决对以上两份鉴定认定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2、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责任划分是否适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二款规定：“�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阮班玉入住商南县医院治疗期间，商南县医院对阮班玉病情危重程度认识不够，术后检查不及时，病程记录不详细，措施欠得力，特别是在阮班玉主诉头痛时未能及时CT检查或其他方法，查明头痛原因，未尽应尽的注意义务，存在一定的医疗过错。商南县医院对阮班玉的损害应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医疗过错参与度并不是法院确定赔偿比例的唯一认定标准，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比例应由人民法院结合案件事实根据过错程度予以划分。原审判决商南县医院承担30%的赔偿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商南县医院上诉认为本案按B级10%的参与度确定赔偿责任范围为1－20%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3、商南县医院对阮班玉使用盐酸曲�多是否具有过错。虽盐酸曲玛多注射液说明书标注有禁忌事项，但陈红梅仅依据其药物说明书证明商南县医院对该药物的使用具有过错，依据不足。陈红梅不能证明商南县医院对阮班玉注射盐酸曲玛多注射液后，具有延误诊断治疗的过错。故陈红梅、阮金传、阮林芳上诉认为商南县医院对阮班玉使用盐酸曲玛多具有过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4、阮班玉因医疗损害产生的各项损失原审计算标准是否正确。原审判决对阮班玉因医疗损害产生的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精神抚慰金计算标准符合当地经济水平和客观实际，应予确认。陈红梅、阮金传、阮林芳上诉认为护理费应按2人计算，每天应按50元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每天应按30元计算，营养费每天应按20元计算及精神抚慰金应按3人计算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再审判决确认陈红梅、阮金传、阮林芳负担本案70%的案件受理费、鉴定费及出庭质证费用并无不当。陈红梅、阮金传、阮林芳上诉认为案件受理费应予免交，鉴定费应由商南县医院自行承担，出庭质证费按比例负担错误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30元，由上诉人商南县医院负担4130元，上诉人陈红梅、阮金传、阮林芳负担1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闫莉霞
代理审判员 郭 娜
代理审判员 王安锋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日
书 记 员 白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