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281民初15714号
原告：江阴市金瑞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阴市华士镇环东路301号。
法定代表人：李龙，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顺源、陈金根（实习），上海申浩（昆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吴银凤，女，1964年8月30日生，汉族，住江阴市。
第三人：杨凯，男，1989年3月26日生，汉族，住江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季平，江苏高广律师事务所律师（受吴银凤与杨凯共同委托）。
原告江阴市金瑞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瑞福公司）与被告吴银凤、第三人杨凯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俞拥军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瑞福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汪顺源、陈金根，被告吴银凤、第三人杨凯，吴银凤与杨凯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高季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瑞福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吴银凤归还4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自起诉之日起至借款归还之日止的利息。事实和理由：吴银凤系金瑞福公司原控股股东杨凯的母亲，2015年12月4日吴银凤利用杨凯为控股股东的优势地位，在无任何正当依据的情况下将公司账户的4万元取走，归个人支配。为维护他公司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
吴银凤辩称：2015年12月4日，她带了U盾及写着欠杨凯4万元的欠条直接去的银行，当时翟金江取了十几万元，她让翟金江给她4万元，翟金江开始不肯，她说是代拿，翟金江就让她写了条子，她签了字，把欠条给了翟金江，翟金江把钱给了她，她拿到钱后给了儿子杨凯。她与金瑞福公司之间根本不存在法律上的关系，更不存在有返还不当得利的纠纷，她是受杨凯的委托收取了翟金江归还的4万元，如果说杨凯与翟金江之间有纠纷的话，该收取4万元款项的责任也应该由杨凯来承担，与她无关。所以，金瑞福公司起诉她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根据，请求法院驳回金瑞福公司对她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杨凯辩称：2015年5月28日，他协议按26万元将持有的股权转让给翟金江，因实际投资不止这么多，签协议时他提出还要补偿，翟金江说先以26万元转，再补给他4万元，因为当时还没确定补4万元还是几万元，所以先签了，没几天翟金江打了欠条给他补4万元。2014年12月4日，翟金江打他电话说要去取钱，让他去拿钱，并说先还转让款，他要求先还欠的4万元，因他不在家，就让他母亲吴银凤带着欠条去银行。他是委托过其母亲吴银凤向翟金江收取了4万元，如因该4万元存在纠纷的话，所有责任由他来承担，与吴银凤无关。金瑞福公司起诉与他之间存在不当得利关系没有事实依据，他委托吴银凤所收取的4万元款项是翟金江的，与金瑞福公司无任何关系，鉴于上述事实，金瑞福公司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2月4日，翟金江至银行从金瑞福公司账户取款9.8万元，当场将4万元交给杨凯母亲吴银凤，吴银凤出具凭证一份，载明：“杨凯妈妈代拿4万”，并签名。该凭证一直由翟金江持有，至本案起诉时才交给金瑞福公司的代理人，翟金江此后未向杨凯索要过该款。该给付款未计入公司账目，但公司其余股东对此知情。
另查明：金瑞福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2015年5月28日，杨凯与翟金江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将杨凯持有金瑞福公司70%的股份以26万元转让给乙方，翟金江先付10万元现金，到2016年1月底前再付5万元，剩余11万元到2016年6月底付清；从签约之日起公司一切盈利或亏损和杨凯无关。因翟金江仅支付了10万元，杨凯于2016年11月14日起诉要求翟金江支付股权转让金16万元及利息。本院于2016年12月15日作出（2016）苏0281民初150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支持了杨凯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案件审理中，翟金江到庭陈述，杨凯把公司转给他后他是公司股东，从杨凯处拿到了公司公章及财务章，与另一股东李龙经营金瑞福公司。2015年12月4日公司账上有货款，他去银行用现金支票取现金，打电话给杨凯用U盾，杨凯在上海，让吴银凤拿了U盾到了银行，杨凯说从公司账上取4万元给他。他取钱时考虑是要给杨凯4万元，吴银凤也提出来要拿4万元，他便给了吴银凤4万元，关于给付的具体理由记不清了，后又称自己“有点傻，蒙圈了”，后又称“当时杨凯说公司里还有他的钱，所以肯定要给他。杨凯提出要拿4万元，他就给了”他并无另外补偿杨凯4万元，因现在公司要解散了，这个钱是公司的钱要补回去，不可能他个人补，故由公司起诉向杨凯要回这4万元。
案件审理中，金瑞福公司称如果杨凯认可，他公司同意向杨凯追偿。
上述事实，有金瑞福公司银行流水记录、吴银凤出具的凭证、公司股权转让协议、（2016）苏0281民初15093号民事判决书及当事人陈述在卷予以佐证。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金瑞福公司是否有权请求吴银凤与杨凯返还4万元。
本院认为，金瑞福公司无权请求吴银凤与杨凯返还4万元。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一、责任人确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本案依据当事人翟金江、吴银凤、杨凯的陈述以及吴银凤出具的凭证内容，吴银凤从翟金江处收取4万元系有权代理杨凯的行为，且吴银凤陈述已将该收取的4万元交予杨凯，而杨凯亦表示收款之责任应由其承担，金瑞福公司称如果杨凯认可，他公司亦同意向杨凯追偿，故依据法律规定及当事人在本案中的意思表示，本院确定诉争4万元是否该返还的责任人为杨凯。
二、返还对象确定。依据查明的事实，诉争4万元由翟金江从金瑞福公司银行账户取出成为现金，并由翟金江交予杨凯的受托人吴银凤。虽然现金来源于金瑞福公司银行账户，但现金为种类物有流通功能，从银行取出后不能再当然视为金瑞福公司的财产。收款人吴银凤亦无需深究其现金来源，完全有理由相信翟金江作为股东对该现金有支配权甚至所有权。本案杨凯获得的现金来源于翟金江，且辩称是翟金江个人补偿其股权转让款，吴银凤出具的凭证亦未载明该现金系金瑞福公司给付，而翟金江与杨凯通过股权转让，其个人之间确实存有现金给付的原因，且给付凭证一直由翟金江个人持有，所给付现金一直未计入公司账目，本院有理由相信该现金给付系翟金江与杨凯个人之间的经济往来。故即使杨凯需返还收取的4万元，亦应向给付人翟金江返还。金瑞福公司并无证据证明翟金江给付现金系代表公司且吴银凤与杨凯明知翟金江代表公司，诉争4万元系翟金江取款后主动给付他人，故即使需追索，金瑞福公司亦应向翟金江追索。
三、不当得利之举证责任。本案金瑞福公司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认为吴银凤与杨凯取得该款构成不当得利，且认为“没有法律根据”是消极事实，应由得利人对自己得到此利益有法律根据（积极事实）承担举证义务。本院对此并不认同，理由如下：
我国民诉法的证据基本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也未有法律规定：在不当得利纠纷中免除受损人的相关举证责任，得利人必须对“自己得到此利益有法律根据”承担举证义务，否则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原告所主张的“不当得利”是基于翟金江给付吴银凤4万元的民事法律行为，其要求吴银凤与杨凯返还4万元，实际也即撤销翟金江给付行为。我国《民法总则》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翟金江给付吴银凤4万元的行为符合上述特征应视为有效。本案翟金江的给付如果可撤销，金瑞福公司必须证明其股东翟金江的行为因重大误解或受欺诈、胁迫。事实上，因错误给付的大量不当得利纠纷中，给付人应当也能够举证证明其错误给付的原因或纯粹系可以理解的过失，即使无证据证明，亦必须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而翟金江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给付错误并未作出合理解释，要么“不清楚”，要么“有点傻，蒙圈”，显然不符合常理。况且，错误给付应在合理的时间甚至第一时间予以发现。而本次给付翟金江作为公司股东与其他股东都知道，可视为金瑞福公司当场即知道此次给付，至本次起诉要求返还已历时近两年，不符合常理。
当然，本院并不认为在不当得利纠纷中，“得利人”无需对取得利益的法律根据承担举证责任。本案杨凯陈述因股权转让，翟金江另补偿其4万元并出具欠条，其在收受4万元后将欠条归还了翟金江，该陈述并无证据予以证实，但本院并不能排除其存在的可能性，如杨凯所述属实，其无法提供欠条证明亦在情理之中。本案杨凯取得4万元，金瑞福公司损失4万元，且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都可以得到确认，但本院并不以“得利人”能否证明“取得不当利益有法律依据”作为判断“得利人”需返还的唯一依据。综合本案案情，翟金江主动当面给付款项，且其本人与公司均长时间未提异议并不符合重大误解、受欺诈胁迫等事由特征，其有存在正当给付的可能，杨凯的辩解虽未有证据证明但亦存在可能，故本院并不能确定杨凯取得该款没有法律根据，该行为根据不明的给付行为的不利法律后果应由给付人翟金江承担，不论翟金江还是金瑞福公司要求吴银凤与杨凯返还该款，本院都难以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江阴市金瑞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0元(江阴市金瑞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已预交)，由江阴市金瑞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俞拥军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王晓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