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民终43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昊，男，1979年2月25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盛伟，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池生祥，男，1954年9月26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成，北京善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昊因与被上诉人池生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8民初76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昊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王昊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池生祥承担。事实和理由：王昊虽然以民间借贷纠纷案由起诉要求池生祥返还其通过范爱平收到的17万元，并且王昊在本案中的陈述与离婚诉讼案件及不当得利案件中的陈述有所不同，但是池生祥收到17万元是客观事实，一审法院不能以王昊对17万元的性质认识模糊为由否定王昊收回该笔款项的合理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由的规定，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从王昊对17万元的描述来看，王昊将17万元交给池生祥的行为，王昊一直坚持是交给其进行理财，因此本案的性质认定为委托关系更适合，一审法院通过调查已经知道了王昊委托理财的意思，应当将案由变更为委托合同关系，才更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利益，避免王昊由此陷入无休止的诉讼当中，但一审法院却简单地以王昊起诉案由不符合借贷性质为由，驳回王昊的诉讼请求，极大地损害了王昊的合法权益。即使双方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池生祥没有任何理由的获取17万元应当予以返还。王昊为了收回这17万元，极有可能不得不再以委托合同纠纷或其他案由另行起诉，不仅浪费司法资源，更损害了王昊的权益。池生祥辩称，一、王昊所主张的17万元是其为了与池生祥的女儿池晓泓结婚而交付给池生祥的彩礼。1.王昊与池晓泓于2007年6月20日进行婚姻登记，在2008年3月18日举办了婚礼，王昊在2007年6月20日进行婚姻登记后，按照中国婚礼的传统习俗欲将其与池晓泓举办婚礼的彩礼交给池晓泓的父母，由于池生祥没有农行卡，王昊就与池生祥约定将该笔彩礼17万元汇到了范爱平的账户上，并通过范爱平将彩礼转交给池生祥。2.王昊在与池晓泓离婚时主张，婚前其个人也准备17万元，原本打算用于购房，但后来没有合适的房屋，于是其将17万元汇至池晓泓表姐夫范爱平的账户中，王昊认为由于池生祥与范爱平在内蒙古同一个县城，池生祥汇款中17万元实际上是其当初借给范爱平的钱，事实上，（2013）海民初字第26567号判决中已经认定了购房首付款的来源，与范爱平本人无关，且池生祥本人也没能够支付超过17万元的款项。二、王昊通过范爱平完成了结婚彩礼的交付，在法律上动产以交付为生效要件，这笔款项的所有权就发生了转移，该笔款项的所有权归池生祥所有。1.王昊在2014年起诉范爱平时以及一审时均主张其与范爱平约定委托范爱平将17万元转交给池生祥或者以池生祥的名义进行理财，可见，王昊与范爱平的约定，不论其是以池生祥的名义理财还是直接交给池生祥，王昊的目的都是要将这17万元的所有权转移给池生祥，而且事实上，范爱平也是将这17万元的所有权转移给了池生祥。2.王昊给池生祥彩礼后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任何情形，其向池生祥主张退还彩礼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王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池生祥偿还借款17万元及利息（以17万元为基数，以6％/年为利率，自2007年7月2日起至实际还清日止）；2.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池生祥系池晓泓的父亲，2007年6月20日王昊与池晓泓登记结婚，双方于2014年4月25日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一中民终字第2509号判决书终审判决离婚。王昊曾就本案中其所主张的17万元，以不当得利为案由向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范爱平返还该17万元，凉城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凉民初字第683号民事判决，认定：范爱平系王昊前妻池晓泓的表姐夫，2007年7月2日，王昊向范爱平的农行卡账户汇款17万元，让范爱平转交给前妻父亲池生祥，范爱平在收到该笔款后按照约定进行了转交，池生祥已收到该笔款项。该院认为范爱平已经将该17万元交付池生祥，且池生祥认可收到了该17万元，故对王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予以驳回。本案中双方均认可就该17万元无借条、借据、借款协议等书面借款凭证。一审法院认为，依据王昊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王昊与池生祥之间存在17万元的经济往来，但双方对该17万元的性质产生了争议，王昊认为系借款，池生祥认为系彩礼。双方认可就该17万元并未形成书面的协议。依据双方的陈述，王昊汇款给范爱平时称让其将该17万元通过范爱平转交给池生祥或者以池生祥名义理财，并未明确表示是借款，且王昊就该17万元起诉过范爱平，由此显示出，王昊对这笔钱的性质认识是模糊的，且在该院（2013）海民初字第26567号案的审理过程中，王昊称该17万元系其借给范爱平的，连同本案，王昊对该17万元的性质做出了多种认定，由此可以看出，其与池生祥之间就该17万元并未产生借款的合意。在此情况下，池生祥亦否认该17万元系借款，故该院认定，王昊与池生祥的17万元并非借款合同关系。故王昊以民间借贷为案由起诉要求池生祥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定，判决：驳回王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一审诉讼中，王昊认可曾向池生祥以现金方式支付过彩礼6.6万元，但未就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二审诉讼中，王昊称其通过范爱平将17万元交给池生祥用于理财，但是与池生祥未就理财的本金及利息进行过约定，王昊与池晓泓在2012年买房时，池生祥通过其本人、池晓勇、徐建军、苏亚拉向其交付了理财本金及收益。上述四人曾分别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起诉王昊及池晓泓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王昊在池生祥起诉的案件中抗辩称款项并非借款，而是池生祥向其返还的委托理财款，王昊在池晓勇、徐建军和苏亚拉起诉的案件中均抗辩称系池生祥要求上述三人将款项交付给其。本案中，王昊主张池生祥已通过上述四案件向其返还了17万本金及利息，但上述四案件中法院均未支持其抗辩意见，其针对上述四案件申请了再审，但被法院驳回。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王昊通过范爱平向池生祥交付17万元，池生祥对收到款项不持异议，现王昊主张池生祥返还17万元本金及利息。双方对款项性质产生争议，王昊主张系委托理财款，即与池生祥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池生祥则主张本案款项系王昊向其交付的彩礼，即赠与合同关系。综合双方上述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7万元款项的性质以及池生祥是否应予返还。本院认为，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故王昊应当就其与池生祥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关系或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首先，针对本案17万元，王昊曾经以不当得利为案由向范爱平提起诉讼被驳回，在池生祥、池晓勇、徐建军、苏亚拉分别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起诉王昊及池晓泓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案件中，王昊针对池生祥起诉案件抗辩称款项系池生祥向其返还的委托理财款项，针对池晓勇、徐建军、苏亚拉起诉案件，王昊均抗辩称系池生祥指示上述三人将款项支付至王昊账户，本案中，王昊主张池生祥已通过上述四案件向其返还了17万本金及利息，但上述四案件中法院均未支持其抗辩意见。综合上述能够看出，王昊对17万元款项的性质及返还主体认识不一，存在矛盾之处。其次，针对王昊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王昊未能提供借条、借据等能够证明其向池生祥交付17万元系基于借贷合意的证据。针对王昊主张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其未能说明与池生祥形成的合同关系的内容，且款项系于2007年7月2日通过范爱平交付于池生祥，至池生祥、池晓勇、徐建军、苏亚拉分别于2015年起诉其与池晓泓偿还借款时，王昊才主张称款项系池生祥本人或池生祥指示另外三人向其返还的委托理财款项，并且其抗辩主张未得到采信，本案中，王昊未能提举有效证据证明款项交付至上述诉讼发生之前，其就委托理财款项的本金及收益与池生祥进行过沟通，故王昊现主张款项性质系委托理财款，未能提供确凿证据予以证明，且与上述四案的生效判决认定不符。综上，王昊主张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或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反观池生祥认为款项系彩礼这一主张，本院认为，王昊与池生祥女儿池晓泓于2007年6月20日登记结婚，款项交付事实发生于2007年7月2日，二者发生时间较近，男方向女方支付彩礼符合我国婚姻的传统习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综上，王昊未能提举有效证据证明其与池生祥就本案17万元款项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或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故其要求池生祥返还款项依据不足，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王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甄洁莹审 判 员 刘海云审 判 员 徐 硕二〇一八年六月七日法官助理 韩悦蕊书 记 员 杜明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