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1民终74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健雄，男，1991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朝金，男，1964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竹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尹业发，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梁健雄因与被上诉人黄朝金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7）鄂0111民初41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梁健雄、被上诉人黄朝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业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健雄向本院提交的书面上诉状载明的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决不追加梁健雄为（2017）鄂0111执异6号执行裁定书的被执行人。事实与理由：武汉樱花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樱花公司）是2012年10月25日注销的，但梁健雄早于2006年跟随父亲生活，2008年变更由父亲抚养，没有和母亲共同生活，对樱花公司的注销不知情，也未参与该公司的决策。樱花公司设立时梁樱借用了梁健雄的身份，梁健雄年仅15岁，从未参与公司决策和管理，也从未在公司工作过。梁健雄是收到一审法院（2017）鄂0111执异6号执行裁定书才知道樱花公司注销。通过查询工商档案，公司注销的手续上梁健雄的签名系他人冒签，樱花公司未经清算即注销，梁健雄没有过错。梁健雄作为名义股东不存在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形，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不应对樱花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梁健雄二审当庭陈述其上诉请求为撤销梁健雄在原审判决书中的被执行人，请求判决原樱花公司全体股东以公司注销的获益资产为限承担责任，判决梁健雄以公司注销的获益资产为限承担责任。理由：黄朝金经过四年多增加梁健雄为被执行人，让梁健雄权益受到侵害，请求撤销梁健雄的被执行人；梁樱违法将梁健雄注册为樱花公司股东，应由梁樱承担本案责任；樱花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以公司资产为限承担责任，股东以注销获得的全部资产为限承担责任，梁健雄的股东身份在本案是合法的，本案债务应该以出资为限承担责任。黄朝金辩称，梁健雄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合法，不应予以支持，请求予以驳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清算注销，10日内通知债权人，60日内在报纸上公告，但樱花公司没有通知黄朝金，非法清算予以注销，梁健雄作为樱花公司股东非法注销公司应承担法定之债。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追加樱花公司股东正确，股东应对黄朝金的债权承担连带的清偿责任。梁健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撤销（2017）鄂0111执异6号执行裁定书中对梁健雄的裁定内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5月6日，武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申请人黄朝金对被申请人樱花公司劳动仲裁申请，于2012年1月17日作出武劳仲东办裁字（2012）第1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其丧葬补助金16214.4元。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其一次性工亡补助金343,500元。上述款项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该仲裁裁决书生效后，樱花公司未能履行支付义务，申请人黄朝金就仲裁裁决书于2012年4月6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法院于2012年4月10日以（2012）鄂洪山法执字第00416号立案执行，执行期间被执行人樱花公司仍未能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支付义务。2012年10月25日，樱花公司经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核准注销登记，注销原因：股东会决议解散。申请人黄朝金以樱花公司未经依法核算即予以注销为由，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要求将被执行人樱花公司变更为梁樱、梁健雄，由梁樱、梁健雄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于2017年3月13日作出（2017）鄂0111执异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一、变更第三人梁樱、梁健雄为一审法院（2012）鄂洪山法执字第00416号执行一案的被执行人；二、梁樱、梁健雄应在本裁定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申请执行人黄朝金履行武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武劳仲东办裁字（2012)第12号仲裁裁决确定的支付数额、执行费。该执行裁定书于2017年4月16日向梁樱邮寄送达，梁健雄于2017年4月28日向一审法院递交执行异议起诉状。另查明：樱花公司于2006年12月6日经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湖分局注册登记，注册资金10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二人，即梁樱、梁健雄（各出资5万元，分别占股份50%），（2012）鄂洪山法执字第00416号执行案件涉债务未予清算。梁樱与沈铁元于1990年4月登记结婚，婚后生育梁健雄一子，1992年7月，梁樱与沈铁元经一审法院调解离婚，婚生子梁健雄由梁樱抚养，沈铁元每月负担小孩抚育费50元；2008年11月，经一审法院调解，梁健雄变更由沈铁元抚养，梁樱每年负担小孩抚养费3,600元，至其独立生活时止。梁健雄现持有两张身份信息均相同的有效身份证，其自称很早的时候自以为身份证掉了，就申请补办了身份证，后来另外一张又找到了，其中一张身份证一直为母亲持有，在本案开庭前才还给自己，其与父亲一起生活，与母亲住在同一个大院，平时很少见面，其知道母亲从事广告方面的工作，可能有一个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法规定，法人依法成立和终止，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公平和诚信原则。樱花公司依法成立，在经营期间，经武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樱花公司应当依法履行。樱花公司未经清算，即予注销登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之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审法院经申请执行人申请，裁定依法变更樱花公司股东即梁健雄及其母亲梁樱作为被执行人并履行樱花公司相关义务，符合法律规定。梁健雄诉称樱花公司注销登记其并不知晓也未参与，不符合生活常情，且系另一法律关系。梁健雄诉请不应对樱花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违背公平、诚信原则，也不利于保护民事主体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梁健雄申请对樱花公司工商档案中有关该公司注销的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股东会决议、注销清算报告中梁健雄（申请人）签名是否为申请人本人书写进行笔迹鉴定，一审法院认为无鉴定必要，其申请不予批准。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驳回梁健雄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梁健雄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称，梁健雄2012年对于涉案债务及公司注销均不知情，因黄朝金未及时申报债权和追加被执行人，导致其不能及时主张权利。因黄朝金怠于行使权利，使梁健雄主张权利超过了诉讼时效，损害了梁健雄的权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梁樱利用监护人身份之便，违法将梁健雄登记为樱花公司股东，梁健雄不应承担责任。樱花公司注销于2012年，注销原因在于黄朝金使用暴力手段导致公司无法正常经营，其应自行承担损失。黄朝金当时就应当知道其行为可能损害其权利，樱花公司清算中的过错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不应再追究。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责任以出资为限，依据清算报告，公司注销时全部资产为68,354.03元，樱花公司承担的执行义务应以此为限，樱花公司股东责任也应以此为限，梁健雄享有樱花公司50%股权，承担责任应以资产分配34,177.02元为限。樱花公司属于未经依法清算而不属于未经清算，且公司登记机关未要求股东提交书面承诺承担清偿责任，樱花公司及股东应以清算报告中缴纳出资的剩余68,354.03元承担清偿责任，樱花公司未经依法清算的行为未给黄朝金造成额外的损失。双方当事人均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2年8月樱花公司申请注销备案时，工商登记资料中留存了梁健雄的身份证复印件，该证件的有效期为2012年7月6日至2022年7月6日，梁健雄称成年后其身份证是自己保管，但其母亲帮其办理话费业务时曾拿走。樱花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供的注销清算报告称，债务已清偿完毕。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是对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梁健雄的权利保护提供的司法救济途径，针对的是执行行为本身，核心在于以梁健雄的异议是否具有足以阻却执行程序的正当权利为前提，就执行程序应当继续还是应该停止做出评价和判断。异议人梁健雄在执行异议之诉中的请求是否成立，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梁健雄所主张的权利、申请执行人黄朝金债权的实现等情况综合分析判断，从而确定梁健雄是否应追加为被执行人并对樱花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樱花公司设立登记时，梁健雄及其母亲梁樱为股东，登记资料中有梁健雄身份证件，梁健雄时年未满18周岁，自述该证件由其母亲梁樱保管。现行有效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未成年人能否成为公司股东问题的答复》（工商企字〔2007〕131号）内容为：“《公司法》对未成年人能否成为公司股东没有作出限制性规定。因此，未成年人可以成为公司股东，其股东权利可以由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鉴于当时梁樱为梁健雄的法定监护人及法定代理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亦未对未成年人股东资格作出限制，因此，依据公司登记的公信力及商事外观主义原则，梁健雄具有樱花公司的股东身份。2012年樱花公司办理注销登记时，登记资料中有梁健雄2012年办理的身份证复印件，当时梁健雄已是成年人，其称将身份证交其母亲办理业务，但现该证件被用于办理了樱花公司的注销登记，且樱花公司因此被注销。梁健雄主张樱花公司注销的手续上梁健雄的签名系他人冒签，但该注销登记至今未被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公告公司终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规定：“公司清算时，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全体已知债权人，并根据公司规模和营业地域范围在全国或者公司注册登记地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清算组未按照前款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樱花公司应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公司清算，才能办理注销登记手续。樱花公司清算时应在法定期间内直接书面通知包括黄朝金在内的已知债权人，但无证据证明樱花公司尽到了通知义务。2012年8月樱花公司申请注销备案时明知其对黄朝金负有大额债务未清偿，却未通知黄朝金作为樱花公司的债权人参与清算，还向公司登记机关谎称债务已清偿完毕，骗取注销登记，严重损害了债权人黄朝金的权利。樱花公司股东作为清算义务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现实经济生活中，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的情形主要有两种：1.公司解散后没有清算，但是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2.公司解散后，股东或第三人向登记机关承诺负责清理债权债务但公司并未清算情形下，办理了公司注销登记。对于这两种不同的情况，法律分别进行了规定。本案中樱花公司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属于上述第1种情况，即樱花公司实际根本未经清算，现也无证据证明该公司尚有清算可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解散后，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或者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一审法院裁定追加樱花公司的股东为被执行人，并裁定樱花公司股东梁樱、梁健雄向申请执行人黄朝金履行武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武劳仲东办裁字（2012)第12号仲裁裁决确定的支付数额、执行费，并无不当。梁健雄上诉主张原樱花公司股东以公司注销的获益资产为限承担责任，梁健雄对清算无过错，应以公司注销的获益资产为限承担责任，该请求与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况且樱花公司的清算报告虚假，该报告不能作为樱花公司股东承担责任限额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当事人未按照前款规定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申请再审或者提出再审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一审中，梁健雄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二审也无新的证据证明，且其以樱花公司注销时间作为黄朝金诉讼时效起算点不符合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的规定，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其对黄朝金的请求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本院不予支持。梁健雄还提出了其他免除其责任的理由，但均不属于法定免除股东清算义务或清算义务人赔偿责任的事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梁健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梅 飚审 判 员  胡 浩审 判 员  胡铭俊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吴 利书 记 员  赵艺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