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105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方某1，男，1942年8月24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边某，女，1944年7月30日出生。
二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以芝，北京市方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某2，男，1953年2月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女，1953年1月9日出生。
二被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女，1978年12月16日出生。
上诉人方某1、边某因与被上诉人方某2、李某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5）大民初字第65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方某1、边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支持上诉人原审时的各项诉请，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法院认定诉争的房屋系被上诉人建造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第二，一审法院认定《分家方案》合法有效，却认定上诉人不可基于《分家方案》获得诉争房屋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方某2、李某辩称，同意原判，坚持原审时的答辩意见，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方某1、边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判令北京市×××41号院内北房6间中东数第1、2间房屋及相对应的院落归方某1所有，并由方某2、李某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方某2、鲍某夫妇原系大兴县东安村人，二人共育有四子，即长子方某1、次子方某3、三子方某2、四子方某4。边某系方某1之妻。李某系方某2之妻，方某2、李某二人育有二个子女，即长女方某5、长子方某6。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方某2任职于河北省政府，其户口随河北省政府迁移。1960年之前，方某2、鲍某及4个儿子均生活在河北省保定市。1960年，鲍某携方某3、方某2、方某4迁回原大兴县大辛庄乡东安村居住生活，方某1因求学在外未迁回东安村。1979年，鲍某的户口迁至河北省石家庄市，其本人亦随方某2生活于石家庄。1982年4月，鲍某在石家庄去世。1983年1月，方某2去世。
方某1自1952年至1963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求学至高中毕业，于1963年至1968年在天津纺织工学院就读大学，于1968年工作于沈阳纺织机械厂，其户籍亦随之迁移。1970年1月20日，方某1、边某二人于沈阳市铁西区登记结婚。方某1于2002年8月退休，于2004年购买了位于×××402号房屋，于2006年9月回大兴定居，于2013年户籍迁至北京市海淀区。方某3、张某于1969年结婚，于1972年单独生活。方某2于1975年1月17日与李某结婚。方某4于1982年4月与赵某结婚。
1950年左右，方某2家建造了东安村老房子，即×××4号院，该院内有北房5间、小西房2间。另方某2家在东安村另有一处宅院，即×××6号院。1972年9月，方某2在其他家属参加的情况下，就次子方某3、张某分家单独生活之事拟定《关于安置次子方某3、张某单独过活走上自力更生之路的方案》（以下简称《安置方案》），其中载明：四间新房和生产队新拨给的房基地，即归方某3所有和使用，仍以原房基地为界，即原有旧房和基地归方某1、方某2、方某4三人所有和使用，今后给方某1或方某2、方某4盖新房时，都本着三间半——四间，由兄弟四人共同平均分担；当时参加议定会的有方某7（大伯）、方某8（大伯）、方某9（姑母）、鲍某1（舅父）、董某（二姐夫、当时大队支部书记）、鲍某2（二姐）、鲍某（妈）、方某10（叔父）。之后，方某3、张某即在×××6号院单独生活。1977年1月24日，方某2将上述方案抄送给4个儿子，并说明上述方案“是在咱们请家长、至亲议定这件事之前，经过当时全家人商议和酝酿，我写成初稿，又经请的家长、至亲在场修改的……现在抄在下面，我想你们只要知道，都会自觉地遵守，并会发扬兄弟如手足、互助互谅的精神，以实际行动回答爸爸这是“过多的忧虑”，使爸爸永远放心！”
1982年，方某2、李某在东安村审批了一处宅基地，并建造了北房6间，后该院被编排为×××41号院。该院东至任某（隔道）、西至张某1、南至王某、北至韩某（隔道），东西22米、南北约23.2米。
1982年8月，方某2在原有的《安置方案》基础上，又给方某1、方某2、方某4兄弟三人分家，并拟定《分家方案》。该方案中房屋分配：老北房西四间归方某4所有，新房西四间归方某1所有；老北房东一间、小西房两间、新房东两间归方某2所有；新房东两间、老房东两间由老人住用；老房东一间、小西房两间统由方某4代营，老人不用时也可使用，新房东两间由方某1代营，老人不用时也可使用。采用以上方法，主要是为了将来方某2需要回乡盖房时，则由方某2、方某1、方某4本着盖四间房用款三人平均分摊的原则，方某1、方某4出款予以补助。补助款之后，前列方某2所有房屋则分别归方某1、方某4所有。款额由兄弟三人协商议定。必要时请人协助议定，不能出现以议定款过低为名将好好的房子拆走一两间，也不能以议定款过高为名不出款补助的现象。即自己协商不成时，要无条件地服从议定。上述归方某2所有房屋在老人不用时，方某2也不准备回乡盖房时，也可本着上述原则作价，由方某1、方某4出款买方某2前列房屋。此分家方案中载明“由爸爸亲自主持议定，并请的舅父（鲍某1）的同意，同时请的二大伯（方某11）、姑母（方某9）、表姐（鲍某2）、姐夫（董某）参加了议定和公证，兄弟一致同意”。上述《分家方案》系由方某2拟定初稿，由方某4抄写四份，兄弟四人各执一份。该方案拟定时，方某1、方某3、方某2均未在场。事后，方某3、方某2在该《分家方案》中签字，方某1因在沈阳工作未在方案中签字，但方某2在寄给方某1的手抄方案中注明“方某2来信，由长辈做主。父字”。该方案中老北房5间、小西房2间均位于×××4号院内，新房6间即×××41号院内原有北房6间。
分家后，兄弟四人均未对上述《分家方案》提出过异议。方某1因在沈阳工作，未曾在×××4号院诉争的41号院落内居住生活，方某2与妻子李某自41号院内房屋建成后一直在此居住生活至今。二人陆续在41号院内建造了东厢房2间、西厢房2间、南房6间（东数第3间为门道），另北房6间亦由方某2、李某二人使用并修缮。1982年建房时，北房外墙系外层红砖、里层土坯的结构。1998年，方某2、李某二人对北房6间进行了装修，更换了门窗、进行吊顶、铺设水泥地面等。2007年，方某2对北房再次进行装修，房屋的墙体和前沿由土坯更换为红砖结构，更换了房顶和门窗，屋内屋外贴瓷砖等处理。
另1991年，方某4将×××4号院内的北房5间、小西房2间（含分家时归方某1所有的3间房屋）转让给方某3，转让价格为10000元。之后，方某4将卖房款中的2500元交付给方某1。
关于宅基地审批及房屋建造情况，方某1诉称41号院内宅基地系其父方某2审批并由父母建造，为此其提供了宋某、张某3、张某4、董某的证人证言，其中张某4、董某到庭作证，张某4称1982年其任东安村大队长一职，方某2申请了41号院的宅基地；董某称1982年方某2曾说自己盖了6间房屋即争议院落的房屋。对方某1的上述主张和证据，方某2不予认可，认为41号院内的房屋系其与妻子审批宅基地并建造的6间房屋，为此其提交了东安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5年3月23日和同年3月29日的证明、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东安村村委会的证明、21位村民证言等证据，其中东安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5年3月23日出具的证明中记载“本村村民方某2、李某夫妻于1982年按法律程序申请的宅基地是合法的，经当时大队乡政府主管部门批准，自己出资建造的……”，该证明落款处有张某5（现任村主任）、张某6（原村书记）、张某7（原村主任）、张某8、张某9、张某10的签名；该调解委员会于3月29日出具的证明中记载“经大队两委班子查证历史资料及有关知情人员核实，1984年以前的大队长职务是由支部委员老党员张某3担任，张某4当时只不过是三队的小队长……因此张某4所出具的证据是虚假无效的”，该证明落款处有张某5、张某6、张某7、张某8、张某10、张某9的签名。
至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买卖房屋之事，方某2称其于1992年仿照方某4的做法，给付方某12500元购买了争议的2间房屋，为此其提供了方某4的证人证言；对此，方某1不予认可，其称是在2003年收到过方某2给付的2500元，但是双方并未说明是购房款，其已经在2008年10月左右退还给方某2；方某2对于方某1所称退还了2500元之事，不予认可；双方均未就钱款给付提交其他证据。
本案审理过程中，法院向方某3、方某4了解41号院建房及分家的情况，方某3陈述：1、自己于1972年便分出单独生活；2、《分家方案》中老房即×××4号院，新房即41号院；3、41号院盖房时只有方某2在家，由其操持建造；4、《分家方案》是父亲方某2口述，方某4代笔书写，其他兄弟都不在场；5、自己曾听方某2说给过方某1买房款，但方某1又退回了房款。方某4陈述：1、《分家方案》中老房是指×××4号院，新房是41号院；2、41号院是由方某2操持建造；3、《分家方案》是由其抄写，其他兄弟均不在场；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方某2说购买了方某1的房屋，房款亦给付，但2009年方某1反悔并退还了房款。上述事实，有分家方案、《安置方案》、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房屋照片、村委会证明、户口簿、证人证言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41号院内北房6间是否为方某1等人之父母所建。方某1主张系父亲方某2审批并建造，除其陈述外，另提供了张某4、董某的证人证言，但张某4称自己系大队书记，而其担任职务一事已经村两委班子成员核实不符合事实，对此法院不予认可；关于董某的证人证言，因董某所述是听方某2所说，属于传来证据，在无其他关联证据的情况下，难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本案中，方某2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即开始工作居住于河北省，后于1983年去世，鲍某于1982年去世，其去世前两年已迁到河北石家庄生活。根据传统风俗习惯，多个儿子的家庭，一般在儿子成家后便单独生活。1982年建造41号院的北房时，方某3已分家单独生活，方某1在沈阳工作生活，方某4尚在求学，方某2身患重病，在此情况下，方某2作为已成家的子女，由其操持建造41号院的房屋比较符合实际。关于此点也经现任村书记张某5、原村书记张某6、原村主任张某7，以及张某8、张某9、张某10等村两委班子成员确认。
本案争议焦点二是分家方案是否有效。方某2于1982年8月因身患重病回家休养，在养病期间，其让四子方某4手抄已拟定的分家方案，虽抄写分家方案时，方某1等兄弟3人未在场，但《分家方案》第十一条已经说明是由方某2主持议定，并经其他家长参与议定，符合传统分家单的形式；且分家方案由方某1等兄弟4人各执一份，方某3、方某2、方某4均在方案中签字，方某1虽未签字，但方某2在该方案中注明“方某2来信，由长辈做主”，可以看出1982年分家方案做出时，方某1等兄弟4人均认可该方案的效力，故此分家方案应属有效。
本案争议焦点三是方某1是否可基于《分家方案》取得41号院内北房东侧2间的所有权。方某2于1972年做出《安置方案》，将次子方某3分家单过，于1982年在重病休养期间拟定《分家方案》，给另外3个儿子分家。《分家方案》中有关于41号院房屋的分配，并说明“采用以上方案，主要是为了将来方某2需要回乡盖房时，则由方某2、方某1、方某4本着盖四间房用款三人分摊的原则，方某1、方某4出款予以补助……”，故房屋分配情况应综合考虑上述内容予以确定。
在当时条件下，房屋作为农村家庭的重要财产，分家主要是确保让每个子女都有房居住，以保障其基本生活；方某1因长年在外工作并定居，该《分家方案》的重点是为方某2、方某4分家，对方某1的安排是老人考虑到方某1如果回乡盖房，则由方某2、方某4出款给予帮助，其本意并非给予方某1房屋所有权让其居住生活，否则，就会出现×××4号院和41号院两个院落居住生活的情形，且两个院落内归方某1的部分都是正房的最靠边房屋或偏房，根本不能满足居住生活的条件，不符合常理。
从房屋的建造情况来看，方某1、边某并未对41号院内房屋的建造进行过出资出力。从分家后的情况来看，方某1一直未对×××4号院和41号院内的房屋实际占用、使用过，41号院自建房后即由方某2夫妻及子女居住生活，方某1亦未对上述房屋提出过权益主张；1994年，原大兴县土地管理局核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确认方某2为41号院的土地使用权人，方某1也未提出过异议；方某2于1998年和2007年对41号院内的房屋进行了装修、改造，方某1亦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另方某2给付过方某12500元，双方对于钱款的性质、给付时间、是否退还等问题上各执一词，方某2称已明确是购房款，方某1称未明确钱款性质，其认为是兄弟间的帮助，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钱款给付必定存在缘由，在未明确说明钱款性质时给付钱款不符合常理，且方某1一直工作于沈阳，其于2003年左右购置了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枣园小区的房屋，其经济条件明显优于方某2，不存在方某2给予其资助的问题，故方某1的上述主张法院不予采信，双方之间应就分家后房屋的处置达成了协议；即使方某1之后返还了2500元，双方亦可按照《分家方案》确定的补助原则另行解决。综上，方某1不能基于《分家方案》取得41号院内北房东侧2间的所有权。
另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分家的两个方案体现了父亲为了避免子女将来因财产分配而产生争执所做的努力，尤其是拟定《分家方案》时方某2已知自己去日无多，更是煞费苦心为3个儿子处理好分家之事，以免出现手足相残的局面。《安置方案》中“……我想你们只要知道，都会自觉地遵守，并会发扬兄弟如手足，互助互谅的精神……使爸爸永远放心”，作为长兄的方某1更应从老人的真实意思出发，珍惜兄弟情谊，维护和睦团结的家庭关系。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方某1、边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经询，方某1、边某对于一审法院确认的1980年以前方某2一家人的生活居住地点有异议，但未举证证明，本院对其说法不予采信。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诉争的41号院内北房6间中东数第1、2间房屋及相对应院落（以下简称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关于41号院内北房6间的历史来源问题，方某1主张系父亲方某2审批并建造，但其提供的证人证言缺乏关联证据佐证，且与东安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东安村村委会的证明矛盾，故本院不予采信。依据能够查明的方某2一家人1980年前后的生活、工作情况及1994年核发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参考农村传统风俗习惯，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前述41号院内的房屋系由方某1主持建造符合实际，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分家方案》的效力问题，各方对于其真实性一致确认，本院不持异议。依据《分家方案》的内容，其中关于41号院房屋的分配内容包括“采用以上方案，主要是为了将来方某2需要回乡盖房时，则由方某2、方某1、方某4本着盖四间房用款三人分摊的原则，方某1、方某4出款予以补助”、“补助款之后，前列方某2所有房屋则分别归方某1、方某4所有。款额由兄弟三人协商议定。必要时请人协助议定，不能出现以议定款过低为名将好好的房子拆走一两间，也不能以议定款过高为名不出款补助的现象。即自己协商不成时，要无条件地服从议定。上述归方某2所有房屋在老人不用时，方某2也不准备回乡盖房时，也可本着上述原则作价，由方某1、方某4出款买方某2前列房屋”。故《分家方案》并非仅仅设定将诉争房屋所有权直接归属方某1个人所有一套方案，而是预设了不同条件下的多种可能性。
依据前述《分家方案》的内容，41号院房屋的分配，主要是为了将来方某1需要回乡盖房时设立的安排，并由方某2、方某4出款予以补助，补助款之后，前列方某1所有房屋则分别归方某2、方某4所有；如方某1不准备回乡盖房时，可由方某2、方某4出款购买前列房屋。其本意系对方某1回京后的居住条件提供基本保障。而依据查明的事实，方某1于2003年左右购置了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枣园小区的房屋，并未“回乡盖房”，其亦不存在居住困难的情形。此外，1991年方某4将×××4号院内的北房5间、小西房2间（含分家时归方某1所有的3间房屋）转让给方某3，之后，方某4将卖房款中的2500元交付给方某1；由此部分履行了前述《分家方案》中“由方某4出款购买前列房屋”的约定。而方某2称其于1992年仿照方某4的做法，给付方某12500元购买了本案诉争房屋，并提供了方某4的证人证言；方某1虽不予认可，但其承认曾经收到方某2给付2500元一事。虽然双方对于给付钱款的性质、给付时间、是否退还等问题上各执一词，但方某1的说法缺乏证据支持，而方某2的说法有方某4的证言佐证，亦与方某4出资2500元购买分家时归方某1所有3间房屋一节相吻合。故一审法院认定方某1与方某2之间就本案诉争房屋的处置达成了协议符合常理，本院予以确认。
此外，从房屋的建造情况来看，方某1、边某并未对41号院内房屋的建造进行过出资出力。从分家后的情况来看，方某1一直未对×××4号院和41号院内的房屋实际占有使用，41号院自建房后即由方某2夫妻及子女居住生活。从是否存在主张权利的情形看，1994年原大兴县土地管理局核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确认方某2为41号院的土地使用权人及方某21998年和2007年对41号院内的房屋进行装修、改造时，方某1均未提出过异议；方某1于2003年左右购置北京市大兴区枣园小区的房屋、并于2006年9月回北京大兴定居直至2015年提起本案诉讼长达近十年的时间，其亦未对本案诉争房屋提出过权益主张。结合前文关于方某1与方某2之间就本案诉争房屋的处置达成协议的认定，本院认为方某1不能基于《分家方案》取得本案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如方某1坚持认为其之后返还了方某22500元，其亦仅能按照《分家方案》确定的补助原则主张可能存在的债权。
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方某1、边某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广辉
审判员 任淳艺
审判员 宋 光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毕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