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8民终12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何炳海，男，1967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仙桃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鸿，湖北凌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常山县鑫龙轴承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常山县白石镇小白石村。法定代表人：鲁小妮，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承剑，浙江天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仙桃三佳冶金轴承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仙桃市刘口工业园18号。法定代表人：伍开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传林，公司法律顾问。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执行案外人）：湖北仙桃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仙桃市仙桃大道2A号。法定代表人：何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华，男，1967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仙桃市。系被上诉人的职工。上诉人何炳海与被上诉人常山县鑫龙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龙公司）、仙桃三佳冶金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佳公司）、湖北仙桃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仙桃农商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0日作出（2017）浙0822民初588号民事判决。何炳海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22日，原告何炳海与第三人三佳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三佳公司将自己持有的仙桃农商行100万股的股权以人民币150万元转让给原告何炳海，何炳海应当于协议生效之日起3天内按前款规定的币种和金额将股权转让款以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性支付给三佳公司，第三人仙桃农商行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当日（即2015年10月22日）向原告何炳海出具了股金证。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15日作出（2016）浙0822民初字第370号裁定书冻结了三佳公司持有的仙桃农商行100万股的股权，冻结期限为三年。2016年7月20日，鑫龙公司向法院申请执行；2016年11月1日，原告何炳海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认为自己系法院冻结仙桃农商行100万股份的实际权利人，要求法院解除对该股权的冻结。2016年12月5日，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822执异33号执行裁定书，以“股权所有权的归属应以法定管理部门的登记为准”驳回了原告何炳海的异议请求。据此，原告何炳海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起诉、答辩意见及对证据的举证与质证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何炳海与第三人三佳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是否合法有效；二、第三人仙桃农商行在三佳公司持有的100万股份转让过程中是否有过错。股份转让合同的双方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合同约定全面的履行合同，原告何炳海与第三人三佳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原告何炳海应按双方约定于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即2015年10月22日）起三天内按协议规定的币种和金额将股权转让款以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性支付给三佳公司。原告何炳海提供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账号：62×××73，开户人：曹云）及2016年9月10日第三人三佳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何炳海的妻子曹云（原告何炳海没有提供夫妻关系证明）于2015年10月23日向邹从刚、李盛祥分别付款50万元、4万元，于2015年10月24日向王尚军付款35万元、于2015年10月28日、10月31日分别向三佳公司付现金6万元、30万元，于2015年11月4日，向邹从刚付款15万元，另抵偿三佳公司欠何炳海2014年借款利息10万元。但在2017年6月2日，法院向邹从刚询问时，邹从刚说是第三人三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伍开成让何炳海打给了邹从刚126万元。对比股权转让合同、三佳公司的证明及邹从刚的询问笔录可见，原告何炳海没有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履行付款义务。并且仙桃农商行在2015年10月22日给原告何炳海出具股权证后，仍然继续让三佳公司在仙桃农商行行使股东权利。由此可见，原告何炳海与第三人三佳公司间的股权转让不具有合法性与有效性。仙桃农商行在明知三佳公司持有的仙桃农商行100万股股份由常山县人民法院冻结的情况下，仍然与原告何炳海于2016年8月29日签订质押合同，接受2015年10月22日第三人仙桃农商行向原告何炳海出具的股金证的质押贷款，显然违反法律规定，明显存在过错，但该过错尚没有对被告鑫龙公司造成损失。综上所述，原告何炳海没有按照与第三人三佳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股份转让的转让款，仙桃农商行作为发行股份的公司，在2015年10月22日向原告何炳海出具股金证后没有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仍然由三佳公司行使股东权利，显然可以认定原告何炳海与第三人三佳冶金轴承有限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不具有合法有效性，故对原告何炳海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七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条、第二百零九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何炳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原告何炳海负担。何炳海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一）上诉人是否实际支付对价？上诉人在原审提交了三佳公司的《证明》，证明上诉人按转让方指令付款，上诉人同时提供上诉人之妻曹云付款的银行流水，庭审中质证均予以认可。原审否认上诉人支付对价的事实。（二）原审以仙桃农商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等否定上诉人持有的股金证，并推断上诉人的受让股权无效。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持有股金证是客观事实。原审以属另一法律关系与关联银行内部操作的不统一，否认股权转让、股金证取得的客观事实，是错误的。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的理由之一是上诉人没有支付转让款，上诉人认为已经提交证明，事实充分证实。（二）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请求的理由之二是股权没有进行工商登记。上诉人认为，原审将有限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混淆错误适用法律。根据《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股份公司不仅公司章程不用记载股东名单，工商部门也不能办理股东登记或变更。对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务院没有指定、证券交易市场又不能交易的情形下，其在股份公司交易的行为亦是合法且通行惯例。（三）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请求的理由之三是根据签发股金证的银行在工商备案的股东会相关文件没有删除三佳公司股东名单，转让后仍行使权利，进而认为上诉人并未成为真正的股东。上诉人认为，签发行是否应该在章程中删除发起人名单，首先法律没有规定，只规定应记载发起人及认购额和时间，其次，删除后则改变了公司设立的情形，因此，不删除才是客观和正确的。另外，签发公司股东会没有通知或错误将已转让股份的人仍然当作股东行使表决权，这只是签发行的疏漏，但该疏漏并不因此能排除持有股份凭证的真实权利人的权利。综上，请求：一、撤销常山县人民法院（2017）浙0822民初588号民事判决书并发回重审或改判；二判令鑫龙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被上诉人鑫龙公司答辩称：一、上诉人提出已实际按约支付转让款的事实与合同约定不符，且关于是否付款如何付款的证据之间存在明显矛盾，上诉人的证据不足以支撑其已按约支付对价的事实。1.上诉人主张的付款与协议约定付款完全不符。2.上诉人主张的付款情况与原审法院向邹从刚所作询问笔录存在明显矛盾。二、被上诉人主张仙桃农商行在2015年10月22日向其签发股金证（该股金证无法查实）但仙桃农商行在之后即2015年12月30日召开的第二届股东大会第二次会议中仍由三佳公司作为股东进行表决，证明被上诉人并未因颁发股金证而合法有效成为仙桃农商行的股东。三、被上诉人提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变更不能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以取得股份凭证为准的理由属于片面理解。该理解也与本案实际情况不符，实际上本案被上诉人未合法有效取得仙桃农商行的股份事实是此后仙桃农商行基于增资扩股和章程修改的原因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相关基础文件所证实。四、被上诉人以仙桃农商行疏漏来支持其属于仙桃农商行股东身份的主张是不成立的。综上，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三佳公司答辩称：一、原审对何炳海履行付款义务的事实认定错误。1.三佳公司与何炳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规避鑫龙公司债务的动机和企图。2.何炳海在签订协议的10天内分四次支付转让款，虽然没有按照协议在3天之内一次性付清，但并不能因此认定何炳海没有履行付款义务。3.仙桃农商行分别向何炳海和三佳公司签发或者注销股金证。4.鑫龙公司承认何炳海支付了对价，只是没有按照约定三天内一次性付清。二、对三佳公司继续行使股东权利的事实认定错误。1.三佳公司持有的股金证于2015年10月22日被注销后就没有再行使股东权利，既没有参与股东会议，也没有参与分红。2.原审仅凭鑫龙公司一方出示的且存疑的证据认定仙桃农商行仍然继续让三佳公司行使股东权利是片面的。3.原审不能以仙桃农商行没有在工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就认定其继续让三佳公司行使股东权利。三、原审适用法律错误。1.股权转让不具有无效的法定要件。根据《合同法》52条规定，何炳海与三佳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不具有合同无效的任何一种情形。即使没有按照约定时间和方式支付对价，充其量也只是违约问题，只能由转让方主张权利，要求受让人承担违约责任，根本不需要法院违法认定协议无效。2.工商变更登记和公司股东名册变更与否不影响股权转让效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不需要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三佳公司持有的股金证应属于记名股票，以背书方式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转让即可。综上，请求支持上诉人的诉请，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被上诉人仙桃农商行答辩称：同意上诉人何炳海和被上诉人三佳公司的意见。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了何炳海与曹云夫妻关系证明材料一份用于证明曹云系何炳海妻子的事实。被上诉人鑫龙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被上诉人三佳公司、仙桃农商行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材料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其它各被上诉人均未提供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何炳海与被上诉人三佳公司之间是否进行实质性的股权转让。根据现有查明的事实，虽然何炳海与三佳公司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且由仙桃农商行向何炳海出具了相应股金证，但涉案股权转让存在诸多疑点。一方面，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何炳海应于协议生效之日起叁日内按照规定的币种和金额将股权转让款以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性支付给三佳公司。虽然何炳海提供了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以及被上诉人三佳公司出具了相应证明，但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支付数额、支付期限均存在与合同约定的内容不符。且根据法院向邹从刚询问调查的情况反映，邹从刚的表述与何炳海的银行交易清单以及三佳公司的证明均存在明显矛盾。因此，何炳海是否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存在真伪不明的状态。另一方面，仙桃农商行向何炳海出具了相应股金证，但在随后的仙桃农商行的股东大会决议、章程修正以及相应会计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当中，仍将三佳公司作为股东参与股东大会、行使股东权利、记载相应的持股数额。虽然作为非上市股份公司的股权转让是否进行工商登记备案，没有法律强制性规定，但股东大会决议、章程修正以及验资报告具有相应的公示效力，因此何炳海仅凭股金证难以充分说明其已经成为仙桃农商行的股东。同时何炳海以仙桃农商行存在疏漏为由进而主张其已经取得相应的股东身份，难以成立。因此，鉴于涉案股权转让存在上述诸多疑点，何炳海与三佳公司之间尚未进行实质性的股权转让。故何炳海相应的上诉请求，没有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何炳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上诉人何炳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光辉审判员  何小丽审判员  祝伟荣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余香香??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