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赣02民终3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志超，男，1996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燕（系徐志超父亲），住江西省。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来，江西昌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国钧，男，1982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军，江西泰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志超因与被上诉人汪国钧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2016）赣0203民初7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志超上诉请求：1.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2016）赣0203民初725号民事判决；2.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法律关系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雇佣关系，而非合伙关系，被上诉人投资“一元云购”买卖业务，雇请上诉人从事具体的经营工作，按盈利的三成享有劳务报酬，故经营亏损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出具“借条”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形下所为，并非其真实意思，依据《民法通则》第58条第三项规定，该民事行为无效；被上诉人诉称上诉人欠款32.6万，但无法出示有效的清算依据，被上诉人诉称合伙亏损32.6万元没有事实依据；退一步讲，即使是合伙关系，也不应由上诉人一人承担所有的亏损；一审判决在对证据分析采纳时存在不公正现象，对上诉人提交的三份证据未进行全面分析，仅简要说明为“对于上诉人提供的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并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而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用大量的篇幅予以分析确认。汪国钧辩称，其与徐志超系合伙关系，汪国钧出资，徐志超提供进货及销售渠道，利润按7:3分成；徐志超出具的32.6万元“借条”真实有效，该“借条”系两人清算的结果，且徐志超已按“借条”约定支付了第一个月利息，此后因为对方没有按照约定支付利息，汪国钧说出了过激语言，符合生活常理。因此，一审判决证据充分，二审应当予以维持。汪国钧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偿还货款326000元；2、判决被告支付利息15648元（2016年3月至8月份）；3、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左右，由原告出资，被告负责向“一元云购”平台收购中奖物品转售获取利润。原、被告按70%、30%分配利润。2016年1月下旬，双方停止经营行为。2016年1月31日，被告徐志超向原告汪国钧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汪国钧人民币326000元整，于2016年8月10日前归还，利息按月息千分之八计算，每月1日归还利息。”徐志超于2016年2月1日通过支付宝向原告支付2608元利息。根据原告的陈述，其总共出资42万元，被告认为其也曾垫资2万多元。从手写的账本，以及原、被告在庭审过程中的陈述内容，原、被告在进行手机、平板电脑等收购、出售行为中，前期是盈利的，原、被告按比例进行分成。后期因为款项无法收回，存在亏损情况，具体亏损的金额，双方无法确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是原、被告之间是合伙关系还是雇佣关系；二是被告徐志超是不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书写的“借条”，该“借条”是否合法有效；三是原告主张的326000元货款从何而来，被告是否承担全部还款责任。关于焦点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6条相关规定，公民按照协议提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的，视为合伙人。本案被告有“一元云购”的进货渠道及销货渠道，是以技术性劳务与原告合伙，原、被告之间虽然没有书面的协议约定，但实际上是约定由原告进行出资，被告提供劳务，双方共同经营，分享利润。因此，原、被告之间为合伙关系。关于焦点二，根据被告提供的录音，该段录音是2016年3月11日生成的，而被告书写“借条”的时间是2016年1月30日，该段录音无法证明被告徐志超在书写“借条”的时候是受胁迫的，而且，被告在2016年2月1日还通过支付宝向原告支付2608元利息。在被告无法证明其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出具“借条”的，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关于焦点三，双方通过支付宝进行款项往来，且原、被告以“借条”的形式确认了双方的权利义务。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被告在无法证明该326000元系两人合伙期间造成的亏损的情况下，应当将326000元返还给原告。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即2016年3月至8月的利息15648元，因双方当事人已经在“借条”中明确约定按照月息千分之八确定，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四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限被告徐志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汪国钧支付326000元及2016年3月至8月份利息15648元。本案受理费6425元，由被告徐志超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徐志超与汪国钧系雇佣关系还是合伙关系；2.徐志超出具“借条”是否受到汪国钧胁迫，该“借条”是否真实有效；3.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是否恰当。一、徐志超与汪国钧共同商议，二人利用“一元云购”平台收购中奖物品再出售，获取利润。由汪国钧提供资金，徐志超提供技术及负责日常经营管理，并约定所得利润由汪国钧得七成，徐志超得三成。上述事实符合个人合伙关系特征，属于合伙关系。二人停止合伙经营后，徐志超向汪国钧出具“借条”，即为进行了合伙清算。二、从现有证据看，无法证明徐志超是在受汪国钧胁迫的情形下出具“借条”。徐志超以汪国钧在2016年3月11日要求其将“借条”换成欠条时使用了威胁性语言为由，推定汪国钧之前也采用了类似手段迫使其出具“借条”，缺乏事实依据。从2016年3月11日“威胁”的结果看，徐志超并未屈服于汪国钧的“威胁”将“借条”换成欠条，汪国钧也未进一步采取过激手段迫使对方就范。另外，徐志超在出具“借条”后非但没有以受到胁迫为由报警，反而依照约定通过支付宝向汪国钧支付了第一个月利息，这说明徐志超本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认可该“借条”，出具该“借条”内容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故“借条”真实有效。根据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应对自己的承诺负责，除非有证据证明该承诺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或缺乏事实基础。本案徐志超在与汪国钧进行合伙清算后以“借条”的形式承诺欠款326000元，并约定了归还日期和利息的计算、支付方式，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关于“借条”的事实基础，汪国钧主张是两人合伙清算并经当事人认可后徐志超应承担的损失，其在提供了徐志超书写的“借条”之后便完成了举证责任；徐志超主张该“借条”缺乏事实基础，必须要提供相关证据来推翻自己在“借条”中的承诺。根据本案事实，徐志超独立进行“一元云购”业务的进货与销售，对于资金走向及亏损的原因应该非常清楚，对此，汪国钧在徐志超不作解释的情况下根本无从知晓，故根据民事诉讼举证规则，徐志超有能力也有义务对亏损的原因和资金去向作出详细的解释并提供相应证据。另外，一审徐志超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陈某在庭审中证实，徐志超提供的账本上有记录给黄树雄、李志根、陈景生、杨润辉的钱，徐志超说把钱借给他们了，且陈某帮助当事人进行了上述账目核算。综合上述事实，不排除本案亏损系徐志超在正常经营之外擅自借钱给他人所致。故徐志超主张326000元系经营亏损，其作为雇员不应承担责任或作为合伙人不应承担全部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徐志超按照约定承担责任正确。综上所述，徐志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425元，由徐志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寿林审判员  陈苾铃审判员  程丽君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八日书记员  吴维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