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7民终71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永芬，女，1966年12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经常居住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万科，广东圭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主要负责人：叶健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蕴珊、杨砚，均系广东颐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勤兴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法定代表人：余创富，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永锐，男，1974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彬、郑济平，分别系广东天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助理。上诉人黄永芬、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广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勤兴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勤兴公司）、江永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3民初27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永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认定的该项损失项目的认定，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人保广州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在认定黄永芬各项损失金额，明显存在认定事实不清。1、后续治疗费：一审判决认定黄永芬的后续治疗费为15000元，并包括后续治疗所产生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等不当。依法不应当包括上述费用。2、关于误工费，黄永芬已经举证证明其工作收入的情况，且工作单位的员工也愿意作证，应当得到支持。请求改判为10120元。3、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一审判决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不当。黄永芬的户口登记地为江门市××区荷塘镇，并一直在此地生活，该镇区属于工业发达的地区，而且，黄永芬一直从事非农业生产，在江门市××区爱琳服装厂工作多年，故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相关赔偿费。被上诉人人保广州公司答辩称：1、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书上称住院费用为1.5万元，只是个大致的数字，其中是否包含护理费等并不明确。若后续实际发生费用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2、一审判决关于护理费的计算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不采纳黄永芬主张的数额理由充分；3、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黄永芬称其户口地、居住地均属城乡接合部，工业发达，故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的理由不成立。黄永芬称其在制衣厂工作，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其他意见与上诉意见一致。上诉人人保广州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赔偿黄永芬12000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黄永芬负担。事实和理由：在双方订立的保险合同中，已经明确约定肇事逃逸为免责事宜。该条款已经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投保人也已经盖章确认。一审判决认为江永锐事故后驾车离开现场并不影响交警对事故责任的认定，从而认为免责的理由不成立，没有法律依据。另外，请求确认江永锐是否具有货车从业许可证。被上诉人黄永芬答辩称：答辩意见同上诉意见一致。被上诉人勤兴公司、江永锐答辩称：1、对于交通事故责任的问题，交警作出的事故认定书中，肇事司机离开现场与保险合同中的逃离现场是两回事。本案的肇事司机江永锐离开现场，是因为其并不知道发生了交通事故，不属于肇事逃逸；2、江永锐具备驾驶货车的从业资格。人保广州公司认为江永锐属违法驾驶，应当由其承担举证责任。黄永芬一审的诉讼请求：1、判令人保广州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黄永芬医疗费、伤残赔偿110000元，财产损失1193元，共计111193元，且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在交强险内优先赔偿；2、判令人保广州公司、勤兴物流、江永锐在第三者商业险限额内共同连带赔偿黄永芬交强险补足额赔偿部分465829.12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人保广州公司、勤兴物流、江永锐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12日18时57分，江永锐驾驶粤Ａ×××××中型厢式货车从江门市××区潮连经西江桥往荷塘西堤二路方向行驶至荷塘镇西江桥环行花圃路口路段往西堤二路行驶时，与同向在右侧行驶由张玉仪驾驶的粤Ｊ×××××二轮摩托车（搭载黄永芬）发生碰撞，造成张玉仪和黄永芬受伤及双方车辆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江永锐驾驶粤Ａ×××××中型厢式货车离开现场。同年11月28日，江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蓬江交通警察大队作出江蓬公交认字[2015]第0080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江永锐驾驶机动车对路面情况注意不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根本过错；无证据证明黄永芬有导致此事故发生的过错。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江永锐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黄永芬不承担此事故的责任。黄永芬受伤后，当即被送往到江门市××区荷塘镇卫生院急诊治疗，发生医疗费493.5元。后当日到江门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全身多发伤：1.胸部外伤：（1）左侧外伤性血气胸（左肺受压50%）；（2）双肺肺挫伤，左肺挫裂伤；（3）左侧多发肋骨骨折；（4）右侧第1肋骨骨折；2.左侧肩胛骨粉碎性骨折；3.颈6、7椎体左侧横突骨折；4.全身多处皮肤擦挫伤。同年11月14日，黄永芬在全麻醉下行左胸腔镜探查，左侧多发肋骨骨折内固定术，肺裂伤修补术。黄永芬住院期间，聘请广州康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的护工陪护，支付护理费12400元。2016年1月13日出院，共住院62天，发生住院医疗费99621元，由勤兴物流公司全部垫付。出院记录及诊断证明医嘱黄永芬住院治疗期间留陪人1名，门诊随诊，建议出院后休息1个月，1年后拆除肋骨内固定器，总住院费用约15000元。2016年2月28日，黄永芬又到江门市人民医院门诊治疗，发生医疗费347.3元。同年3月15日，黄永芬到江门市五邑中医院门诊治疗，发生医疗费118元。2016年3月9日，经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江门分所对黄永芬的损伤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黄永芬的伤残等级为一个肆级、一个玖级和一个拾级。黄永芬因此支付鉴定费2050元。另查明：黄永芬是农业家庭户口，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父亲黄德明（1936年10月4日出生）与其母亲江兰成（1938年6月1日出生）均属于农业家庭户口，生育黄永权（男）、黄永珍（女）、三女黄永芬（女）、黄永东（男）、黄永君（女）5个儿女。江永锐是勤兴公司聘请的司机，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发生本次交通事故。再查，粤Ａ×××××中型厢式货车的登记车主是勤兴公司。2015年5月13日，该车辆向人保广州公司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其中有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有责任医疗费赔偿限额10000元，有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保险期限从2015年5月13日起至2016年5月13日止；2015年5月25日，该车辆向人保广州公司购买了商业保险。商业保险约定投保的险种为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及不计免赔等，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为1000000元，保险期限从2015年5月26日起至2016年5月25日止。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中投保人声明栏上载明：“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适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附则等），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本人作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自愿投保上述险种”，保险销售事项确认栏上载明：“已向本人详细解释有关保险条款内容，并清楚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等内容，勤兴物流公司在投保单中投保人签名／盖章栏上加盖印章。同时，人保广州公司向勤兴公司交付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部分第六条规定，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六）、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上述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字体均进行了加黑处理。粤Ｊ粤Ｊ×××××二轮摩托车的登记车主是张玉仪。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１.本次交通事故造成黄永芬的损失；２.人保广州公司、勤兴公司、江永锐的民事责任承担。关于本次交通事故造成黄永芬的损失问题。因本案法庭辩论终结日为2016年7月25日，所以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相关规定，参照《广东省2016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计算其可获得的赔偿项目及赔偿金额。1.对于医疗费。江门市××区荷塘镇卫生院出具2016年3月17日数额为33元的门诊收费收据，黄永芬未能提供医疗机构的门诊病历、处方或诊断证明证实该费用与本次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依法不予采纳。而对于其他收费票据，因能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入院记录、出院记录、门诊病历、诊断证明、门诊收费明细清单以及勤兴物流公司举证的收费票据、住院病人费用明细清单等证据相互印证，与本次交通事故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并据此确认黄永芬因本次交通事故损伤在江门市人民医院治疗产生住院医疗费99621元、门诊医疗费347.3元，在江门市××区荷塘镇卫生院门诊治疗产生医疗费593.5元，在江门市五邑中医院门诊治疗产生医疗费118元，上述医疗费合计100579.8元。至于黄永芬在江门市人民医院住院期间因输血而发生的医疗费880元，应已包含在确定的住院医疗费99621元中，不可重复主张。人保广州公司认为只赔偿医保范围内的用药医疗费。依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人保广州公司应对医疗行为的合理性、必要性承担证明责任，但人保广州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哪些用药不属于社保用药范围，也没有证据证实其在接受投保人即勤兴物流公司投保时已就非社保费用不予赔偿作了明确说明，其辩解缺乏事实依据，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2.对于后续治疗费。黄永芬提供江门市人民医院出院记录和诊断证明证实其因本次交通事故损伤骨折愈合后拆除内固定，必然产生下次手术治疗费用15000元。依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纳并认定其后续治疗费为15000元，但该后续治疗费应已包括后续医疗费以及后续治疗可能产生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等费用。3.对于住院伙食补助费。黄永芬住院治疗62天，按本地伙食补助费100元/每人每天标准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为6200元（100元/天×62天）。4.对于护理费。医嘱黄永芬住院期间留陪人１名进行护理。黄永芬从2015年11月12日至2016年1月12日住院治疗期间，因病情需要依据医嘱聘请广州康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的护理人员进行护理，黄永芬主张护理费12400元，与其提供的广州康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出具的发票能相互印证，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认定。人保广州公司关于黄永芬主张的护理费过高，应参照当地护理标准按80元/天计算的抗辩理由亦不成立，不予采信。5.对于误工费。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根据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的规定，结合黄永芬举证的出院记录、门诊病历、诊断证明、司法鉴定意见书，误工时间应计算住院时间和医嘱休息时间。因此，其误工时间应为92天（住院62天+医嘱出院后休息1个月即30天）。本案中，虽然黄永芬提交了江门市××区爱琳美服装厂出具黄永芬从2009年5月开始在该厂工作、每月工资收入3300元的证明，但该厂是个体工商户，其出具的证明应属于证人证言，而单方书面证言未经其经营者陈某本人出庭作证和接受质询，不具备作为证人证言予以采纳的法定条件，其可信度严重不足。此外，黄永芬并未能进一步提供相应的劳动合同、社保记录、工资收入原始凭证、误工期间的工资损失证明等其他证据，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无法充分、有效证实事故前其在江门市××区爱琳美服装厂工作以及工资收入和误工损失的真实情况，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人保广州公司对此亦持有异议，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可。因此，黄永芬主张按3300元/月的标准计算误工期间的误工损失，理据欠充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鉴于黄永芬是农村居民，具有劳动能力，其误工期间的误工损失依法可参照《广东省2016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规定的2015年国有同行业“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31195元的标准计算，误工费为7863.24元（31195元/年÷365天×92天）。6.对于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和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在本案中，应依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计算出“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两项结果相加才是侵权法意义上的残疾赔偿金。黄永芬因交通事故损伤，必须通过鉴定来确定伤残程度，黄永芬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江门分所鉴定，该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江门分所法医学司法鉴定意见书》，因该司法鉴定所和鉴定人员具备法医鉴定资格，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结论明确，依据充足，故一审法院对黄永芬举证的《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江门分所法医学司法鉴定意见书》依法予以采纳，并作为计算黄永芬损失的依据。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和第二十八条“被抚养人生活费根据抚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抚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抚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抚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承担抚养义务的未成年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抚养人还有其他抚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负担的部分。被抚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由于黄永芬是农业家庭户口，其户籍住址和居住地均是农村的基层行政区域，仍属建制村范围，依法应分别按《广东省2016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规定的2015年全省一般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360.4元/年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11103元的标准计算其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黄永芬定残日时49周岁，应按20年计算，黄永芬伤残一项肆级、一项玖级和一项拾级，伤残系数是73%，其残疾赔偿金为195061.84元（13360.4元/年×73%×20年）。黄永芬定残日时其父亲黄德明79周岁、母亲江兰成77周岁，均是农业家庭户口，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即男60周岁以上、女55周岁以上），均应视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属于被扶养人的范围，依法应计算其生活费，并按残疾赔偿金的农村居民标准计算。黄德明、江兰成的生活费均应分别计算5年，由于黄德明和江兰成生育5个儿女，故黄永芬应承担五分之一的份额，黄永芬应承担黄德明、江兰成的每年生活费均为1621.04元（11103元/年×73%÷5人）。黄永芬应承担黄德明、江兰成的生活费为：1621.04元/年×2人×5年=3242.08元/年×5年=16210.4元；故侵权法意义上的残疾赔偿金应为211272.24元（195061.84元+16210.4元）。黄永芬主张分别按《广东省2015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规定的2014年全省一般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192.9元/年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2171.9元/年的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于法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7.对于伤残鉴定费2050元，黄永芬提交了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江门分所出具的收费发票佐证，该鉴定费是黄永芬为确定其损伤的程度而支出的必要、合理性费用，具有关联性，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四条“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的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8.对于营养费。尽管黄永芬因本次交通事故损伤住院治疗，并经伤残评定达到一项肆级、一项玖级和一项拾级伤残等级的严重后果，但黄永芬未能提供医疗机构证明其所受损伤确需营养食品辅助治疗，其主张营养费3000元，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9.对于交通费。虽然黄永芬没有提供交通费的相关票据，但鉴于黄永芬发生交通事故后，其住院、门诊治疗，伤残鉴定等实际情况，客观上存在交通费支出的事实，可酌定交通费300元。10.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黄永芬因交通事故致残一项肆级、一项玖级和一项拾级，在身体和精神上造成的伤害是客观存在和终身痛苦的，必须给予一定物质的抚慰和赔偿。因黄永芬在本次交通事故中不存在过错，不承担事故责任，故综合考量各种因素，酌情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22000元为宜，黄永芬要求赔偿50000元偏高，不合理部分不予支持。11.对于车辆损失。黄永芬既不是粤Ｊ×××××二轮摩托车的车主，也不是本次交通事故发生时粤Ｊ×××××二轮摩托车的驾驶员，因此，其主张粤Ｊ×××××二轮摩托车的维修费1193元，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黄永芬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共计377665.28元。黄永芬上述经济损失在交强险有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的项目为：医疗费100579.8元、后续治疗费15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200元，合计121779.8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的项目为：护理费12400元、误工费7863.24元、残疾赔偿金211272.24元、伤残鉴定费2050元、交通费3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2000元，合计255885.48元。关于人保广州公司、勤兴公司、江永锐的民事责任承担问题。交警部门根据现场勘查和调查取证所查明的事实和相关法律法规所作出的江永锐应承担全部责任的事故认定，依据充分，程序合法，是正确、恰当的，一审法院予以采纳。江永锐因其过错发生交通事故，应按照交警部门所作事故认定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由于江永锐是勤兴公司的员工,事发时正在履行职务,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无论作为驾驶员的江永锐有无故意或重大过失，侵权责任主体应当是勤兴公司,故勤兴公司依法应当对黄永芬因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江永锐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下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下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因江永锐驾驶的粤Ａ×××××中型厢式货车已向人保广州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且本次交通事故是在保险期限内发生的，故人保广州公司应先在交强险规定的有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的相应分项限额内对黄永芬直接承担赔偿责任。又由于黄永芬请求人保广州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优先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故人保广州公司应在交强险有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内优先赔付黄永芬精神损害抚慰金22000元。扣除精神损害抚慰金22000元后，在有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黄永芬余下损失为233885.48元，已超过余下有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88000元，应由人保广州公司在该项下赔付黄永芬88000元。在有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黄永芬损失为121779.8元，已超过有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人保广州公司应在该项下赔付黄永芬10000元。据此，人保广州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黄永芬经济损失120000元（22000元＋88000元＋10000元）。黄永芬在交强险赔付以后的余下损失为257665.28元（377665.28元－120000元），应按责任比例由勤兴公司赔偿100%即257665.28元。本案中，人保广州公司抗辩认为事故发生后，江永锐驾驶粤Ａ×××××中型厢式货车离开现场属于商业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事由，应免除其保险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部分第六条规定，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属于责任免除事由。勤兴公司在投保单中的投保人签名/盖章栏上盖章的行为证明人保广州公司已向其交付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且人保广州公司已对上述免责条款的字体进行了加黑处理，履行提示义务，并已就责任免除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形式向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上述免责条款产生法律效力。故勤兴公司认为人保广州公司没有就保险条款中的该免责条款向其履行提示、明确说明义务而无效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至于事故发生后，江永锐驾驶粤Ａ×××××中型厢式货车离开现场是否属于商业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事由。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交警部门作出的江永锐驾驶机动车对路面情况注意不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应承担全部责任的事故认定，首先，江永锐在事故发生后没有及时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报警，驾车离开事故现场，并无证据证实其主观上存在逃避法律追究的恶意；其次，逃逸免责的合同本意，是逃逸可能破坏现场，造成责任认定不清而由逃逸者承担全部责任，从而加大了保险公司应承担的责任。而纵观本案，交警部门之所以认定江永锐负事故全责，是根据江永锐对路面情况注意不足，没有确保安全驾车行驶碰撞张玉仪驾驶的粤Ｊ×××××二轮摩托车的事实，并非因为江永锐存在事故后驾车离开现场行为导致事故责任认定不清从而推定其负全责。无论事故后江永锐是否驾车离开现场，均不会影响责任认定，即承担全部责任的结果，未实质损害人保广州公司的利益。如前所述，江永锐驾车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不符合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部分第六条规定的“逃离事故现场”的前提条件。人保广州公司据此主张免除其商业险保险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因此，人保广州公司应当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对本次事故造成黄永芬的损失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由于应由勤兴公司赔偿的257665.28元，并未超出粤Ａ×××××中型厢式货车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1000000元，故应由人保广州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全额赔付。综上，人保广州公司合计应赔偿黄永芬377665.28元（120000元＋257665.28元），扣除勤兴公司垫付的住院医疗费99621元，尚应支付黄永芬保险金278044.28元。由于黄永芬的损失已由人保广州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足额赔付，故在本案中勤兴公司无需再对黄永芬直接承担赔偿责任。本次事故虽然造成张玉仪和黄永芬2人受伤，但作为伤者的张玉仪在本案诉讼前，尚未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未向人保广州公司主张权利，其损失程度无法确定，故人保广州公司应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优先赔偿目前损失程度能够确定的黄永芬的合理损失，而张玉仪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的损失一审法院不予考虑。人保广州公司认为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张玉仪和黄永芬受伤，张玉仪尚未起诉，应预留交强险赔偿份额的辩解意见，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黄永芬诉请人保广州公司、勤兴物流、江永锐支付赔偿款，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黄永芬诉请超出一审法院核定上述损失范围的以及主张勤兴公司、江永锐直接承担赔偿责任，证据不足，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一、人保广州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永芬支付保险金278044.28元。二、驳回黄永芬其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570元，由黄永芬负担3858元，人保广州公司负担5712元。二审期间，黄永芬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证明黄永芬在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前，在江门市××区爱琳美服装厂工作。二审期间，黄永芬补充提供以下证据：1、江门市××区荷塘镇霞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内容为黄永芬在制衣厂工作，在该村没有承包土地责任田；2、江门市××区明发内衣厂、江门市××区雅彩婷制衣厂的工商登记资料，工资单。人保广州公司质证称：对于证据1的合法性与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真实性由法院认定。该证据不属新证据，黄永芬无正当理由在一审中没有提供，二审应不予采纳。而且黄永芬到制衣厂工作，应当由用人单位出具证明，而不应当由村委会证明。该证明也没有村委会负责人签名，不符合民诉法解释115条的规定；2、对于证据2中的工商登记资料，其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对于合法性不予认可。黄永芬没有理由在一审期间不提交该证据，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二审不应当采纳。且江门市××区明发内衣厂于2011年8月17日、江门市××区雅彩婷制衣厂于2015年9月14日均分别注销，根本不能证明在交通事故发生前一年黄永芬在工厂工作，黄永芬也未能提供劳动合同、社保缴费、工资发放银行流水等证明。3、对于工资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没有加盖用人单位的公章，没有经营者的签名，没有黄永芬的签名和日期，不具备客观真实性。且该证据不属新证据，其在一审期间无正当理由不提供，二审应当不予采纳。而且，黄永芬在一审提交的证据称其在江门市××区爱琳美服装厂工作，其提交的证据存在相互矛盾，人民法院不应当采纳。勤兴公司、江永锐质证称：黄永芬二审提交的证据均不属新证据，不应当采纳。1、关于证据1，该证据所证明的内容仅为出具证明时黄永芬在制衣厂工作，但并不能证明其在交通事故发生前在制衣厂工作，而且该证据为村委会出具，并不能证明黄永芬的责任田被征收，已经纳入城镇规划的事实；2，对于证据2，对工商登记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于工资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工资单为手写，没有签名和盖章，也没有注明日期，且该证据与黄永芬一审期间提供的其在2009年5月1日至2015年在爱琳美服装厂工作的事实相互矛盾。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仅围绕上诉人黄永芬、人保广州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对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的问题不予审查。1、关于残疾赔偿金以及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问题。黄永芬是农业家庭户口，其与其父母黄德明、江兰成的户籍住址和居住地均是农村的基层行政区域，仍属建制村范围，对此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黄永芬称其在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前一年即从事非农业生产，并在一审期间提交了江门市××区爱琳美服装厂出具的具体内容为黄永芬从2009年5月开始在该厂工作、每月工资收入3300元的证明。但该厂是个体工商户，其出具的证明属于证人证言，一审法院认为该单方书面证言未经其经营者陈某本人出庭作证和接受质询，不具备作为证人证言予以采纳的法定条件，其可信度严重不足，对其不予采纳并无不当。二审期间，蓬江区爱琳美服装厂的经营者陈某出庭作证，证明黄永芬在其服装厂工作，但其称其于2015年5月9日接手该厂时黄永芬即在厂工作，黄永芬何时进厂工作其并不清楚，之所以与一审时出具的证明内容不一致，是因为一审期间蓬江区爱琳美服装厂出具的证明并非由其出具。本院认为，陈某在一审期间没有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而其二审期间的证言与一审的证言存在矛盾，故本院对其证言不予采纳。此外，黄永芬还提供了江门市××区荷塘镇霞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其在服装厂工作。本院认为，黄永芬并无提供其在一审期间未提供该证据的正当理由；至于黄永芬提交的江门市××区明发内衣厂、江门市××区雅彩婷制衣厂的工商登记资料，工资单，上并无双方的签名盖章，也没有证据形成的日期的记录，且与蓬江区爱琳美服装厂出具的证明内容相互矛盾，上述证据也并不足以证明黄永芬在交通事故发生前一年在服装厂工作的事实，而且人保广州公司、勤兴公司、江永锐对该证据均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亦不予采纳。综上，黄永芬称其在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前从事非农业生产，但其并未能举证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其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其残疾补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2、关于误工费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对黄永芬因本次交通事故受伤导致误工92天的事实并无异议，所争议的是计算标准问题。如上所述，黄永芬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在交通事故发生前在江门市××区爱琳美服装厂工作已经满一年，而且在二审期间，江门市××区爱琳美服装厂的经营者陈某明确否认黄永芬一审期间提交的工作证明为其所出具，因此，黄永芬请求按照该证明所记载的其月工资为3300元/月计算误工费，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参照《广东省2016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规定的2015年国有同行业“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31195元的标准计算黄永芬的误工费为7863.24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3、对于后续治疗费的问题。黄永芬提供的江门市人民医院于2016年1月13日出具的诊断证明，其处理意见“……建议1年后拆除肋骨内固定器，总住院费用约15000元”。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的规定，认定其后续治疗费为15000元，并对黄永芬的请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当。黄永芬上诉称该后续治疗费不应当包括后续医疗费以及后续治疗可能产生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等费用，但其并无提供充分的的理由和依据，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4、关于本次事故发生后，江永锐驾驶肇事车辆离开现场的行为是否属于商业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事由的问题。虽然江永锐在本次事故发生后没有及时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报警，而是驾车离开事故现场，但是，江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蓬江大队对本次事故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并无认定江永锐肇事逃逸，也并无证据证实江永锐主观上存在逃避法律追究的恶意。本院认为，逃逸免责的合同本意，是逃逸可能破坏现场，造成责任认定不清而由逃逸者承担全部责任，从而加大了保险公司应承担的责任。而纵观本案，交警部门之所以认定江永锐负事故全责，是根据江永锐对路面情况注意不足，没有确保安全驾车行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并非因为江永锐存在事故后驾车离开现场行为导致事故责任认定不清从而推定其负全责。因此，无论事故后江永锐是否驾车离开现场，均不会影响本次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即江永锐承担全部责任的结果。因此，江永锐在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后驾车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并不符合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部分第六条规定的“逃离事故现场”的情形，未实质损害人保广州公司的利益。人保广州公司据此主张免除其商业险保险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另外，黄永芬提起本案诉讼时，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支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珠江支公司也列为被告，但其在一审开庭时已经口头申请撤回对上述两被告的起诉，一审法院口头裁定应予准许。一审判决仍将上述当事人列为被告不当，应予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黄永芬、人保广州公司的上诉请求理据均不充分，本院均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95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931.54元合计18501.54元，由黄永芬负担9328.66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负担9172.8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炜审 判 员  李 翔代理审判员  潘丽芳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梁丹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