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11民初18782号
原告：李晶晶，女，1984年3月4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华，男，1955年12月4日出生。
被告：北京汇星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阎富路1号-B186。
法定代表人息志军。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帅，男，1985年2月25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超，男，1983年2月11日出生。
原告李晶晶与被告北京汇星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星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晶晶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华、被告汇星行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帅、刘超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晶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双倍返还定金2.4万元；2.被告赔偿原告利息损失（以1.2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从原告将自有车辆交付被告之日的次日即2016年8月7日计算到实际给付之日）；3.被告赔偿原告二手车置换补贴1万元；4.确认双方于2016年8月6日签订的《北京汇星行别克店订车协议》解除；5.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8月6日，被告告知原告将名下的车辆（捷达）在该店进行置换，再购买昂科威28T的车辆，生产厂家会补贴1万元。故原告与被告签订《二手车置换协议书》、《北京汇星行别克店订车协议》，约定原告将名下的捷达车在被告处置换，并在被告处购买昂科威顶配车，被告在2016年9月20日交付车辆。协议签订后，原告交付了1.2万元定金。同年8月12日，被告通知原告已将捷达车过户给第三人。但被告在约定的提车日并未交付车辆，并告知原告所订型号的车辆已经停产，不能交付车辆。而原告在昂科威官网看到该型号的车辆处于在售状态，且汽车之家也在销售，被告在撒谎。原告与被告多次协商，均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按照协议约定，如被告不能按期交车，原告有权终止合同。被告违约，依法应双倍返还定金。因为原告的自有车辆已在被告处置换，原告无法到其他4S店以旧换新，如原告再去其他4S店购买新车，将无法得到1万元补贴，由此遭受损失。原告认为被告在签订订车协议时就知道无法交付约定车型，故意先进行二手车置换，拴住原告后，再推销其他车型，欺骗原告，给原告造成损失。此外，原告认为涉案订车协议的第3条和第4条系格式条款，不合理，当时签订该协议时，原告即提出将协议中约定的“订金”改为“定金”，后双方经协商在收款收据上载明了“定金”。在原告的旧车转让之前，被告有充足时间确定其能否提供原告订购的车辆，但被告仍然在未确定能否供车之前就将原告的旧车转让，同时也无法依约向原告提供合同约定的车型，导致原告无法到其他4S店以旧换新获取置换补贴，给原告造成损失。故诉至法院。
被告汇星行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双方签订订车协议时，被告不知道厂家会调整生产方案。原告交付的1.2万元属于购车预付款，并非定金，虽然在收据中因为笔误写成了“定金”，但双方在合同中并无达成适用定金罚则的意思表示，该协议明确约定1.2万元为“订金”，而非“定金”，应以合同约定为准。不同意给付双倍定金及利息损失。1万元系厂家给予购车人的优惠措施，而非补贴。如车主在被告处购车并以旧车置换新车就可享有该1万元的购车优惠，否则无法享受该优惠。这属于打折促销措施。故原告主张该项补贴缺乏依据。同意解除涉案订车协议。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其中，原告提交了一份录像光盘，据以证明被告未依约提供原告所订购的车型，因其过错导致原告未能成功购车，并造成1万元的补贴损失。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反驳，同时也不申请进行司法鉴定。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8月6日，原告（甲方）委托其父李建华与被告（乙方）签订《二手车置换协议书》（以下简称置换协议）。约定：甲方将车牌号为×××的捷达车出售给乙方，乙方应付价款为1.2万元；甲方于2016年8月6日将该车交付乙方；乙方办理过户手续时甲方需积极配合，乙方协助办理购车指标等相关手续；该协议生效后，因甲方原因（如分期贷款未批等，此时旧车已销售）无法购买本店新车，造成的后果由甲方负责；同时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条款。同日，李建华还代表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了一份《北京汇星行别克店订车协议》（以下简称订车协议）。约定：乙方向甲方订购车辆；订购车辆的型号为昂科威全能运动旗舰，指导价为349900元，优惠金额1.8万元，成交价331900元；购买方式为全款；并采用置换的方式；订金金额为1.2万元；预交车时间为2016年9月20日；订单生效后因乙方原因需取消订单时，甲方不予接受，订金不予退还，如甲方未能在协议交车期内交车，乙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收回订金；乙方需要变更订购车辆，包括车型、颜色、配置、选装等，必须与甲方书面沟通并认可；如遇厂家调整生产配置，车型改款、价格变更、补贴变更等，则按提车时厂家公布的车型、配置、价格、政策等执行；如因生产厂家调整生产计划导致乙方无法提车，在甲方告知乙方后，甲方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甲方在通知乙方所订车辆到店后，乙方须在三个工作日内到甲方处提车，逾期未提甲方有权处理乙方所订车辆；本协议自乙方所交订金到达甲方账号之日起生效，在协议有效期内，双方均不能单方面变更或解除协议，如因未尽事宜，经双方共同协商作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协议具有相同法律效力；同时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条款。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于当日将其原有捷达车交付被告，被告则向其出具一份收据，内容为：今收到原告交来昂科威定金（×××旧车抵款转昂科威定金）1.2万元。在此过程中，被告还向原告出具了一份《购车预算单》（以下简称预算单）。该预算单“车款合计”一栏载明购车款扣减1万元以及旧车款1.2万元。
2016年8月12日，原告原有捷达车经被告过户给案外人。后被告告知原告无法提供其所订购的车型，并询问其是否同意购买其他车型，原告未予同意。此后，被告也未能在2016年9月20日前将订车协议约定的车型交付原告。同年9月24日，双方再次协商时，原告提出如要继续履行订车协议，需满足三点条件，一是被告提供2016年9月生产的同款型车辆，二是被告确保原告获得1万元置换补贴，三是被告承担原告于2016年9月21日之后产生的租车费用，但被告未予同意。同年10月3日，被告通知原告其订购的车型到货。原告到达现场后，获知该车系2016年6月而非9月生产的车辆，当即表示拒绝购买，并正式提出解除合同。此后，原告另行在案外人处以直接购买新车的方式购买了与涉案订车协议约定车型相符的新车。
后原告将被告诉至法院。
诉讼中，原告表示涉案购车预算单载明的扣减1万元即是指置换补贴。被告认可该预算单的真实性，但认为该1万元系指优惠打折，而非置换补贴，并表示无法确定原告已转让旧车且不在被告处买车、而是到其他4S店购买同款型车辆还能否获得该1万元优惠。同时双方均认可获取该1万元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通过以旧换新的方式购买车辆，二是购买指定车型。对此，本院经询问房山区商务委市场调控管理科，被告知：车辆以旧换新，需车主与4S店自行协商确定置换补贴的数额，该类补贴属于厂家给予4S店的促销优惠政策，并不由政府发放。同时，本院又从小客车报废环境交易所了解到：根据现有政策，车辆只有报废才能获得报废补贴，该补贴来自政府，置换、外迁、转出均无补贴；所谓的置换补贴实际上是车辆生产厂家和销售车辆的4S店针对特定品牌的车辆对购车客户推出的优惠促销，需要客户与4S店自行协商确定，解释权在厂家和4S店，补贴资金来自厂家。
诉讼中，被告认为订车协议约定的“预交车时间”并非指最终交车时间，具体交车时间取决于厂家发货情况。原告对此不予认可。
诉讼中，被告认可同一品牌厂家给予不同4S店的优惠促销政策是一样的，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各家4S店会根据实际经营状况给予客户不同金额的优惠。此外，被告还认可涉案两份协议均为格式合同，同时主张曾提请原告注意合同中涉及双方权利义务的条款，并按照原告的要求予以说明，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原告对此也不予认可。
上述事实，有置换协议、订车协议、收据、购车预算单、说明、录像光盘、汽车销售合同、发票、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所签置换协议及订车协议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本案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涉案合同条款的效力如何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第十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并具有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格式条款无效。”本案中，两份协议均为被告提供的格式合同，同时，被告并无证据证明曾采用合理方式提请原告注意以及按照原告要求对合同条款予以说明，原告对此也不予认可。故当双方对合同条款发生争议时，应作出不利于被告的解释，且对合同条款效力的认定也应具体分析。其中，涉及双方权利义务的争议条款包括两条。一条为“预交车时间为2016年9月20日”。被告主张该条约定并非指最终交车时间，交车时间取决于厂家发货情况；原告则认为该条款即明确了被告交车的最终期限。对此本院认为，该条约定系格式条款，结合双方的缔约目的，应理解为被告须在2016年9月20日前向原告交付协议约定的车型。另一条争议条款为“如因生产厂家调整生产计划导致乙方无法提车，在甲方告知乙方后，甲方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原告认为该条约定系格式条款应为无效。对此，本院认为依据该订车协议，被告最重要的合同义务在于按约定期限向原告交付订购车型，同时这也是原告最重要的合同权利。而该条款使被告能否如期交付约定车型的主要义务处于不确定状态，实质上增加了交易的不稳定性，扩大了合同相对方即原告的交易风险，进而排除了原告的主要合同权利，免除了被告自身的主要合同责任。而原告系基于对被告履约能力的信任而与其签订该协议，旨在于约定期限内获得订购车型，但该条款将可能导致原告的缔约目的落空。故本院认为该条款应为无效，但不影响合同其他条款的有效性。
二是被告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本案同时涉及两个合同，即旧车置换协议和新车订车协议。原告系采用以旧换新的方式与被告进行交易并签订上述两份协议，旨在通过将原有车辆置换新车，旧车的作价折抵部分新车货款，并由此获得相应的价格优惠1万元。故两份协议的签订和履行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不能割裂开来。如前所述，根据订车协议的约定，被告应在2016年9月20日前向原告提供约定车型，但被告未能如期交车。虽然此后双方曾多次协商，并且各自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但双方始终未能就合同变更达成合意，故不能视为双方已就被告在上述约定期限后履行供车义务形成了新的合意，双方仍应按照原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而根据原订车协议，被告显然存在迟延供货的情形，应为此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三是原告所交纳的1.2万元应如何定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本案中，虽然订车协议中约定1.2万元为“订金”，但该协议同时约定“订单生效后因乙方原因需取消订单时，甲方不予接受，订金不予退还，如甲方未能在协议交车期内交车，乙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收回订金”，该条款对于1.2万元的约定与上述法律对“定金”的相关规定相符，即均具有确保特定协议得以继续履行的担保作用。同时，在订车协议的实际履行中，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收据也明确载明该1.2万元为“定金”。故综合考虑订车协议的签订和履行，本院认为该1.2万元的性质应为定金。如前所述，被告未在合同约定期限内履行供货义务，且双方此后也未能就协议的变更达成合意，故被告存在违约，原告据此要求被告双倍返还定金，理由正当，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的辩解，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同时，对于原告主张的1.2万元利息损失，鉴于原告已通过定金罚则获得了赔偿，并使被告受到惩戒，综合考虑全案情况，本院对该项诉求不予支持。
四是被告是否应赔偿原告1万元置换补贴。根据查明的事实，该1万元应为生产厂家通过被告实施的促销优惠政策，获取该1万元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以旧换新，二是购买指定车型，二者缺一不可。本案中，如前所述，旧车置换协议与新车订车协议应为涉案交易的两个环节，二者的签订和履行密不可分。在回购协议已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如订车协议得以正常履行，原告可据此获得该1万元购车优惠，该项优惠即是原告履行合同的可得利益，也是被告在签订该合同时可以预见到的。诉讼中，双方均表示同意解除涉案订车协议，本院对此不持异议，并确认合同解除时间为原告首次提出解除之日即2016年10月3日。同时，如前所述，被告在合同履行中存在违约，致使原告未能在订车协议约定的期限内获得新车。此时，原告原有旧车已基于置换协议通过被告转让给案外人，丧失了在其他商家通过以旧换新的方式购买新车的机会，加之原告与被告的订车协议已经解除，故原告最终丧失了获得1万元以旧换新购车优惠的可得利益，故被告应对原告的该项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五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李晶晶与被告北京汇星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二〇一六八月六日签订的《北京汇星行别克店订车协议》于二〇一六年十月三日解除；
二、被告北京汇星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晶晶定金二万四千元；
三、被告北京汇星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晶晶一万元；
四、驳回原告李晶晶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六百五十元，减半收取计三百二十五元，由被告北京汇星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孙静波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赵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