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6民终43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诸暨市大唐镇冠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住所地:诸暨市大唐镇冠山村。
法定代表人：侯旭东，该经济合作社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诸暨市大唐镇冠山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诸暨市大唐镇冠山村。
法定代表人：侯中明，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戚伟勇，浙江浣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忠定，男，1961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暨阳街道人民南路*号*单元***室，现住诸暨市。
上诉人诸暨市大唐镇冠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诸暨市大唐镇冠山村民委员会因与被上诉人蒋忠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7）浙0681民初145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询问，本院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诸暨市大唐镇冠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诸暨市大唐镇冠山村民委员会共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交纳过2012年之后的承包款，已构成解除合同的条件。被上诉人将承包款交至村老年协会的账户并未经上诉人同意。二、1997年签订的合同与1999年签订的补充合同，承包主体不是同一人。补充合同应属无效。三、即使两份合同的承包主体一致，但其延包行为未经村经济合作社与村委会、村民代表会议讨论，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无效。诸暨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下发的文件对此类违规行为明确提出应予清理，上诉人只是严格执行上述文件规定。四、被上诉人在水库内养鱼的行为污染水质，上诉人多次通知被上诉人停止水库内养鱼，但被上诉人不予理睬，上诉人提出解除合同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蒋忠定辩称，一、承包人一直按合同规定按时缴纳承包款，不存在不按期缴纳的问题。2012年开始，被上诉人根据冠山村前任领导的要求将每年的承包款交给村老年协会，被上诉人在2016年7月15日对冠山村终止承包合同告知函的回复中已作了明确说明，而且现任领导经核实后已有村财务补开了2013、2014年度的承包款收据，换取了原老年协会的收款收据，现被上诉人予以提交。2015年开始，被上诉人也每年将承包款交给村会计，但现任村领导故意让财务不开收款凭证。二、关于前后二份承包合同主体变更问题，1997年签订的承包合同是以被上诉人父亲蒋祥户的名义，当然也包括被上诉人在内，而1999年签订的补充合同是以被上诉人蒋忠定作为户代表，作为一户的主体是一致的，且变更户主名字为蒋忠定是经原童村两委会讨论同意并由全部成员签字，合同主体中的发包人已经改为童村村经济合作社，并盖有村经济合作社公章，合同主体已经完善，只是承包期限从原30年延长为50年。补充合同是对前一合同的认可和修改，上诉人主体的变更也在合法的范围内，因此，补充合同当然依法有效。三、原合同及补充合同均规定水库可以养殖，但承包人于2004年清塘后养下的鱼苗至今已13年，从来未投放过饲料及鱼苗，根本没有通过养殖业赚钱。现有少量的各种鱼类均系自身繁殖，不仅不会污染水源，反而起到了净化水质的作用。因此，并不违反上级关于水库不允许承包养殖的规定。终止合同没有任何合同依据和政策依据。四、从合同主体上，原发包人童村经济合作社的权利应当由并村后的冠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行使，因此，上诉人解除合同告知函的主体两委会无权代表合同甲方行使权利。合同的终止必须符合合同法的无效和撤销的法定条件，且必须经法定程序由人民法院予以确认，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平等的，发包人单方无权任意宣告终止。如单方擅自强制终止合同，则应按合同法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五、承包人在承包的20年中已投入了大量资金，修好上山的机耕路，并种植了各类经济林木，建造了管理房，资产已大量增殖，还保护了承包范围内的村集体林木不盗伐。如发包方有正当理由要终止合同收回承包地块，应与被上诉人充分协商，也应按合同规定，对现有资产按市场价作出评估后，按价回收。并对剩余承包期的预期损失作出补偿。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蒋忠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要求确认双方于1997年3月9日签订的承包合同、1999年11月17日签订的补充合同有效；二、判令上述两份合同继续履行。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7年3月，蒋忠定的父亲蒋信祥与原大唐镇童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一份承包合同，约定由蒋信祥承包樟坞水库埂以里的旱地、旱田（包括水库水面养殖），承包期限为30年，自1997年3月9日至2027年3月8日止，承包款为前五年每年500元，在合同执行时一次性付清，以后每年2000元，在当年度付清，村里负责在1997年规划好洋堡龙头至樟坞水库埂内3.5米宽的机耕路一条，路面由承包人出资修建。蒋忠定代表其父亲在该合同签字确认。1999年11月17日，蒋忠定出面与大唐镇童村村民委员会、大唐镇童村村经济合作社签订了一份补充合同，对前一份合同的履行作了如下补充：一、考虑到现有经济作物的周期性和中央政策的允许，承包期限由原定的30年延长为50年，即自1997年3月9日起至2047年3月8日止，付款方式依原承包合同；二、承包范围为：樟坞水库埂面对直，靠里面的所有茶山、旱地均在承包范围之内，种植面积约100亩；四址为：东面为水库埂，南面为杉树弯山，西面包括檀园，北面为火烧山；三、樟坞水库以灌溉为主，养殖为辅，今后灌溉、修理、蓄水、泄洪由发包方负责，发生旱情时，放水至灌溉涵洞上第三个闸门桩面平止，保渔10天；如继续干旱需再放水至库底，发包人应在泄洪前向承包人通报情况，以便承包人提前处理养殖产品；四、承包期满后，承包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承包权；如承包人不再续包，在承包土地上种植的果苗、数目以及其他经济作物按当时的市场价格计价转给下一个承包者，承包人不得故意毁坏；如无人承包，经济作物的价格由承包人与村协商确定；五、为完善合同，承包人向发包人支付一次性补偿2500元，发包人应做好承包范围内的工作；六、如本补充合同的内容与前一份合同存在抵触，一律以补充合同的内容为准；七、本合同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镇政府存档一份。此后，蒋忠定按照上述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其中2012年至2014年度的承包款均交由童村老年协会代收。2015年6月起，诸暨市和大唐镇两级政府先后就加强农村集体经济合同清理规范完善工作出台了相应的文件。因未能与蒋忠定就合同完善达成方案，诸暨市大唐镇冠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诸暨市大唐镇冠山村民委员会经讨论决定，于2016年6月29日告知蒋忠定，以蒋忠定未按期交纳2013年至2014年度的承包款，且政府不允许水库承包养殖为由终止承包合同的履行。蒋忠定不同意解除上述合同，诉至该院要求判如所请。另查明，因诸暨市行政村规模调整，大唐镇童村于2006年下半年并入大唐镇冠山村，大唐镇童村村民委员会、大唐镇童村村经济合作社的权利义务相应由诸暨市大唐镇冠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诸暨市大唐镇冠山村民委员会承受。
一审法院认为，蒋忠定的父亲蒋信祥和大唐镇童村村民委员会于1997年3月签订的承包合同，以及蒋忠定和大唐镇童村村民委员会、大唐镇童村村经济合作社于1999年11月17日签订的补充合同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从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其中2012年至2014年的承包款均由大唐镇童村老年协会收取，蒋忠定作为承包人，如果不是出于诸暨市大唐镇冠山村村干部的旨意，不可能将承包款交给非承包合同主体，也没有证据表明诸暨市大唐镇冠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诸暨市大唐镇冠山村民委员会曾就该三年承包款的交纳问题及时提出异议，应推定蒋忠定已按约履行了交纳承包款的义务。至于水库承包养殖问题，补充合同明确载明灌溉为主，养殖为辅，蒋忠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并未违反这一合同目的，倘若如其所言，其仅在2004年投放过一次鱼苗，但从未投放过饲料，可见鱼苗养殖对水库水质的影响极为有限，反而有可能促进水质净化的作用。诸暨市大唐镇冠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诸暨市大唐镇冠山村民委员会以蒋忠定未按期交纳承包款、以及禁止水库承包养殖为由于2016年6月解除合同，解除理由并不符合合同法所规定的法定解除条件，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现蒋忠定起诉要求涉案的承包合同和补充合同合法有效，并继续履行，合理合法，该院予以支持。诸暨市大唐镇冠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诸暨市大唐镇冠山村民委员会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鉴于本案事实已经查清，可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蒋忠定代表其父亲蒋信祥和大唐镇童村村民委员会于1997年3月签订的《承包合同》、蒋忠定和大唐镇童村村民委员会、大唐镇童村村经济合作社于1999年11月17日签订的《关于樟坞水库埂里开发农业承包的补充合同》合法有效；二、诸暨市大唐镇冠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诸暨市大唐镇冠山村民委员会继续履行前述两份合同。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由诸暨市大唐镇冠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诸暨市大唐镇冠山村民委员会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诸暨市大唐镇冠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诸暨市大唐镇冠山村民委员会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中，被上诉人蒋忠定向本院提交了2014年、2015年的承包款收据一张，证明根据村委的要求由老年协会将承包款转交给村经济合作社并开具了发票的事实。
两上诉人对上述证据材料发表意见认为，该证据从形式上看应该是真实的，但是真实性代理人庭后还需要核实。即使转交的行为成立，也不能证明2015年和2016年之后包括2017年起诉之前的承包款均已交纳，还是存在拖欠承包款的行为，上诉人根据合同法规定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本院对上述证据材料分析认为，该证据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且不影响本案相关事实的认定，本院不再予以采纳。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上诉人是否有权单方解除本案所涉的《承包合同》以及《补充合同》。首先，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承包合同》及《补充合同》均系原件，两上诉人对真实性也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于上诉人主张的《补充合同》中约定的承包期限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承包期限问题，《补充合同》中已明确载明“考虑到现有经济作物的周期性和中央政策的允许，承包期限由原定的30年延长为50年”。因此，在签订该《补充合同》时，承包期限的延长并未违反法律、国家政策的相关规定，两上诉人对上述情形应系明知。同时，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2003年3月1日起施行）第六十二条规定，本法实施前已经按照国家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的规定承包，包括承包期限长于本法规定的，本法实施后继续有效，不得重新承包土地。上诉人以《补充合同》中约定的承包期限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承包期限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依据不足。其次，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可以表明2012年至2014年的承包款均由大唐镇童村老年协会收取，被上诉人对此也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两上诉人虽主张未收到上述年度的承包款，但在长达三年的时间内，作为发包方的两上诉人，对于从未向蒋忠定主张过相应权利的行为也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蒋忠定已按约履行了相应交纳承包款义务的陈述盖然性较高。两上诉人主张1997年签订的《承包合同》与1999年签订的《补充合同》承包主体不是同一人，因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承包方系以户为单位，《承包合同》与《补充合同》的承包方系同一户的父子关系，两上诉人在签订《补充合同》时应系明知，其以该理由主张《补充合同》无效显然依据不足。两上诉人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应当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两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时，应保证对内就合同的签订已经过了民主议定程序，上诉人作为缔约合同的主体以合同未经过民主议定程序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是将自身未尽到缔约义务而可能造成的法律后果由对方承担，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其相关主张与《补充合同》中载明的“经村二委会研究决定”等内容亦不符。在合同签订后的十多年内，两上诉人也从未对合同效力提出过异议。现两上诉人以未经民主议定程序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理由不应予以支持。再次，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在水库内养鱼的行为污染水质，但双方签订的《补充合同》明确载明“水库以灌溉为主，养殖为辅”，双方在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蒋忠定在水库内养鱼的行为系违约行为。上诉人也未能举证证明被上诉人存在多次大量投放鱼苗或饲料的行为并导致水库水质发生严重污染的情形。上诉人以此为由单方解除合同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诸暨市大唐镇冠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诸暨市大唐镇冠山村民委员会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伟明
审判员 杨子超
审判员 季璐璐
二〇一八年一月八日
书记员 刘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