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越法金民初字第94号
原告：丘瑞明，住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周巧玲，广东百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
法定代表人：姚建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钟贞、张良姬，该公司职员。
原告丘瑞明诉被告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鲍国雷中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诉讼代理人周巧玲，被告的委托代理人钟贞、张良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的母亲李淑婉等人系广州市原东山区大塘街街道办事处干部，1988年1月成立广州市大塘街城市信用合作社时，全体街道干部被要求配合经济实体发展购买大塘街城市信用合作社股份，每人均为人民币500元，原告的母亲李某遂于1988年1月23日以干部家属丘穗明的名字向大塘街城市信用合作社投入购股款人民币500元成为股东。之后，大塘街城市信用合作社进行了股份分红，原告掌握有被告于1991年1月24日、1995年10月和1996年1月29日支付过股息红利的单证，并分别发给了各股东，但1996年1月29日之后就再无支付。在众多股东的要求下，大塘街城市信用合作社向原告等股东出具了《广州市城市信用合作社折股股东名册》和《广州市城市信用社股东情况统计报》，以证实原告股东身份。大塘街城市信用合作社在1996年1月29日最后一次股份分红后再无支付，原告等股东一直要求办理股权证未果，此后因体制改革，大塘街城市信用合作社名称几经变更，于1996年9月11日并入广州市城市合作银行，2009年广州市城市合作银行更名为现名称广州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告等股东也一直与变更名称后的主体交涉，但至今未果。另“丘穗明”的名字为笔误，实际名字为“丘瑞明”。据此，原告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原告丘瑞明系1988年1月23日向被告投入股金人民币500元的被告方的股东，并由被告向原告签发股份为2752.85股的被告股权证；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未提供任何可以证明其出资的证据。被告的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等均无原告名字，原告非被告股东，因此无权要求签发股权证。
经审理查明，李淑婉原是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大塘街道办事处干部，与原告是母子关系。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广州城市合作银行折股股东名册，填报单位为广州市大塘街城市信用合作社；该证据其中记载：股东姓名丘穗明，原入股金额500，股金累计积数1449000，折合新股份2346.06，追尾数金额0.06，入合行股份2346；2、广州城市信用社股东情况统计表，信社名称一栏载：大塘城市信用社，并加盖“广州市大塘街城市信用合作社”公章，时间为1995年8月21日，股东登记共有77人，其中地址登记为秉政街17号的股东共有56人，分别从序号16-71，其中序号28记载：股东名称为丘穗明，地址秉政街17号，个体（人），股金金额500元，股数500，入股时间1988年1月23日；3、工薪单，时间为1991年1月24日，分别记载有丘穗明，金额均为77.50元。4、载明时间为1991年1月2日的收款收据，编号为0127790，内容为“兹收到广州市大塘街城市信用合作社-90年度股息3386.88元，红利1653.12元，代扣个人调节税330.40元，红利部分20%实发，金额为4709.60元，附注：秉政街17号家属56人”，并加盖“广州市大塘街城市信用合作社”横章。5、载明时间为1995年10月的收款收据，编号为0004827，注明是秉政街17号许某等56人，内容为“兹收到广州市大塘街城市信用合作社95年1-9月股息红利，股息2306.08元，红利为1893.92元”，收据加盖“广州市大塘街城市信用合作社储蓄（4）文明路营业部1995.10.24.收付讫”章以及“广州市大塘街城市信用合作社”横章。6、载明时间为1996年1月29日的收款收据，编号为0144209，注明是许某等56人，内容为“兹收到广州市大塘街城市信用合作社95年10-12月份股息红利，金额1400元，附注有王某签名”，加盖公章为“广州市大塘街城市信用合作社储蓄（5）文明路营业部1996.1.29.收付讫”；7、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大塘街道办事处证明：“兹有李某原是我单位干部，该同志于1988年1月分别以他们父子、母子、子女或夫妻名义向大塘街城市信用合作社投入购股款人民币500元作为股东；经查档案底册其女儿丘瑞明。”8、本院（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131号民事判决书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119号民事判决书。9、原大塘街办事处退休干部陈某证明：“丘穗明”为笔误，实际为“丘瑞明”。原告提交以上证据拟证明原告已投入股金、已是股东的事实；原告称因当时入股条件特殊，是以干部家属身份入股。被告质证认为：上述证据1-2均为复印件，不予认可；证据3工薪单不能证明原告从被告处获取红利；证据4-6收款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款项的性质不清楚，无法反映从被告处获得红利；证据7的真实性确认，但与本案无关；证据8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大塘街道办事处无权代表被告确认股东身份。证据8、9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
庭审中，原告表示其提交的广州城市合作银行折股股东名册及广州城市信用社股东情况统计表的原件在被告处，由于被告曾将复印件留存给街道办事处，故原告是通过街道办事处获取了两份材料；广州城市信用社股东情况统计表上注明的秉政街17号则是原大塘街道办事处办公地址。被告确认广州城市合作银行为该行前身，当时广州城市合作银行是由包括广州市大塘街城市信用合作社在内的40多家信用社共同成立；但被告否认持有广州城市合作银行折股股东名册及广州城市信用社股东情况统计表，对于秉政街17号是否为原大塘街道办事处办公地址的情况不清楚。原告主张被告曾于1997年度和1998年度两次送股，其中1997年送股0.12股，1998年送0.0477股，原告据此以其原入合行股份2346股计算累计应为2752.85股。被告表示对该股份数额没有异议。此外，被告提出原告在1997至1998年间已办理退股手续，不再是被告股东，但被告未能就此主张进行举证。
另查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因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上诉黄文东所作出的（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119号民事判决书载明：“另查明……黄文东认为秉正街17号原为广州市大塘街道办事处的办公场所，在入股当时，大塘街道办事处共有56名干部；广州市大塘街城市信用合作社为广州市大塘街道办事处属下的经济机构。广州银行对黄某的上述陈述表示无异议。”目前，上述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原告提交的其为被告股东的证据是否充分。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第一，原告提交的广州城市合作银行折股股东名册及广州城市信用社股东情况统计表虽为复印件，但上述两份证据均加盖了广州市大塘街城市信用合作社的公章或横章，从常理来说，上述证据的原件应由广州市大塘街城市信用合作社进行保管。对于该复印件的来源问题，原告陈述广州市大塘街道办事处留存过该复印件，鉴于广州市大塘街城市信用合作社是原属于广州市大塘街道办事处属下的经济机构，原告的陈述符合常理。第二，原告提交收款收据的原件虽然未直接记明某收取股息分红，但收款收据记载的秉正街17号原为广州市大塘街道办事处的办公地址，由此也证明广州市大塘街城市信用合作社向广州市大塘街道办事处的入股人员发放股息红利的事实。大塘街道办事处于2014年12月1日出具证明也证实该单位干部李某以其女儿丘瑞明名义向广州市大塘街城市信用合作社入股的事实。上述两份证据相互印证了丘瑞明作为广州市大塘街道办事处干部的家属入股并收取股息分红的事实。第三，丘瑞明提交的证据包括股东名册、股东情况统计表、收款收据、工薪单以及广州市大塘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证明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其入股被告的事实。被告辩称原告已退股、并非被告股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被告应当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由于被告没有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被告提出的上述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原告诉请要求被告确认其股东身份并签发股权证，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丘穗明”为笔误，实际应为“丘瑞明”，已有无利害关系的原大塘街道办事处退休员工证明，本院予以认定。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在1988年1月23日向被告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缴纳金额500元的原告丘瑞明是被告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二、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应向原告丘瑞明签发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证（其中应载明股东：丘瑞明，股权余额：2752.85等内容）。
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50元，由被告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判决确定的金额部分为标准计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鲍国雷
二〇一五年二月三日
书记员 陈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