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605民初2624号原告：谭志桥，男，汉族，1986年1月20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立威，系广东淼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董超，男，汉族，1975年9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加成，系广东宝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壮冲，男，汉族，1980年5月12日出生，住广东省雷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香逊荣，系广东京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余昌泽，男，汉族，1987年2月20日出生，住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加成，系广东宝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欧阳志刚，男，汉族，1989年12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修京、杨文明，均系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谭志桥诉被告董超、朱壮冲、余昌泽、欧阳志刚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2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3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谭志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立威、被告董超、被告余昌泽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加成、被告朱壮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香逊荣、被告欧阳志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修京、杨文明均到庭参加了诉讼。诉讼中，原告向本院申请庭外和解期，但双方调解未果，相关审限已扣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2.判令被告董超、朱壮冲、余昌泽、欧阳志刚连带向原告返还出资款5030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直至清偿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各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董超、朱壮冲、余昌泽、欧阳志刚于2014年4月10日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五方约定：原告现金出资65万元，被告董超现金出资235万元，被告朱壮冲现金出资60万元，被告余昌泽现金出资65万元，被告欧阳志刚现金出资100万元，以上出资合计525万元，共同投资到佛山市百事利顿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事利顿公司”）开展经营项目。原告在2014年1月2014年6月期间，陆续向百事利顿公司出资了503000元。原告多次向各方询问出资情况，但均没有得到明确答复。按照《投资合作协议》，被告董超负责执行百事利顿公司的日常事务，因此原告要求其汇报百事利顿公司出资情况、财务情况及经营状况，但也遭到拒绝。按照《投资合作协议》第三条约定，被告董超已经属于严重违约。2016年7月左右，原告得知：百事利顿公司停止营业，所有项目停止。对此，原告要求被告董超交代百事利顿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物状况，但被告董超均以各种理由推脱。后来，根据原告调查：百事利顿公司是一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董超是股东，被告朱壮冲任监事，百事利顿公司于2016年12月5日正式由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注销，百事利顿公司的清算成员是被告董超和朱壮冲，并且百事利顿公司有剩余资产529573.12元由股东被告董超收回，上述事实均记载于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档案内。综上所述，被告董超作为《投资合作协议》发起人及百事利顿公司股东，不仅没有按照《投资合作协议》履行其义务，还恶意损害原告利益，同时被告朱壮冲、余昌泽、欧阳志刚没有向原告公布其出资情况，而且被告董超、朱壮冲私下偷偷地将百事利顿公司注销，原告认为原、被告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已经因被告的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应当予以解除，并返还原告全部的出资款项。被告董超、余昌泽共同辩称：第一，投资合作协议已经完全履行完毕，也不存在予以解除或者撤销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该投资合作协议从2014年4月10日签订后，被告董超和被告余昌泽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义务，共同合作经营一直到2016年12月，公司注销，在此期间原告方并没有提出任何的要求解除投资合作协议的请求；第二，原告从2015年5月份开始全面负责公司的具体经营事务，包括工资的考核发放，费用的报销等财务事项，都是由原告具体负责，被告董超和被告余昌泽不再继续参与公司的具体经营，也不再领取工资；第三，按照各方的投资合作协议约定，被告董超仅仅是作为各方共同的委托代表，担任公司的法人和执行董事，其产生的所有收益或亏损都是由全体投资人共同承担，而且按照执行事务的约定，共同投资人对被告董超的执行事务提出异议时，就暂停该事项的执行，后因原告及其它投资人有异议，所以从2015年的5月，被告董超就不再具体地参与公司的经营事务，以避免陷入公司僵局，造成公司业务的停止，改由原告具体负责公司的具体事务；第四，因为公司受到陶瓷整体环境的影响，一直处于经营亏损状态，截止到2016年的1月25日，原告确认工资拖欠无法按时足额发放的情形下，逐渐停止公司业务的各项经营，但各投资人无法达成共识，所以公司处于僵局一直持续到2016年的6月，被告董超作为公司的法人和最大的股东，以及被告朱壮冲作为公司的监事，为了避免公司以及股东的损失扩大，在各项业务已经停顿，处于持续的亏损情况下，办理了公司的撤销。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原告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投资款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朱壮冲辩称：原告与四被告于2014年4月10日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共同经营案涉公司，还明确约定按出资比例分享利润、分担亏损，协议签订后，原告及各被告共同经营公司均清楚公司的经营以及财务状况，尤其是原告本人就是负责财务以及实际经营的，期间各方也没有提出过要解除协议，被告朱壮冲确认被告董超关于公司解散、注销、清算的陈述。被告朱壮冲记得当时有股东不同意注销，也不同意购买被告朱壮冲的股份，为了避免亏损扩大，被告朱壮冲就和被告董超一起将公司注销。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被告欧阳志刚辩称：针对原告的事实，对原告所述的要求公布出资情况，被告欧阳志刚也不清楚各方的出资情况，至今也不清楚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被告欧阳志刚从未参与公司运营，原告要求被告欧阳志刚承担法律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被告欧阳志刚也对其它当事人提起了诉讼。原告和被告董超、余昌泽、欧阳志刚围绕争议焦点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被告董超与案外人于2013年7月28日签订《标的租赁合同》，约定董超承租位于南××陶瓷城××层总面积为760平方米，租用期限为5年，即从2013年7月17日起至2018年7月18日，并对五个计租年度的租金及交纳方法、保证金等进行了约定。2014年3月15日，被告董超与案外人彭国珍、陈灼均签订《租赁合同》，约定董超承租位于禅城区南庄镇南庄大道128号原广东祥兴纸类制品有限公司厂区内路北便A、2号仓库及其他上建筑（含所有供电、供水设施）进行经营，租赁物总面积1220平方米。租赁期限自2014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共三年。2014年6月6日、6月25日，被告董超向该仓库物管方支付4月1日至6月30日及7月1日至12月30日的租金80520元和161040元。谭志桥与案外人陈灼均于2015年5月4日在前述《租赁合同》另行约定：从2015年1月1日起转让555.84平方给王晓东（长28.80米×19.3米＝555.84平方），其他条款按本合同执行，董超剩余占664.16平方，以上转让后面积双方确认。2014年4月10日，原告与被告董超、朱壮冲、余昌泽、欧阳志刚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约定：原、被告五方同意以五方注册成立的佛山市百事利顿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项目投资主体，共出资525万元人民币，其中各方出资如下：董超以现金235万元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44.76%；欧阳志刚以现金100万元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19.05%；余昌泽以现金出资65万元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2.38%；谭志桥以现金出资65万元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2.38%；朱壮冲以现金出资60万元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1.43%。资金到位时间：董超出资已经于2013年12月31日前全部到位，欧阳志刚出资须在2014年4月30日前全部到账，余昌泽出资已经于2013年12月31日前全部到位，谭志桥出资已经于2013年12月31日前全部到位，朱壮冲出资已经于2013年12月31日前全部到位。共同投资人按其出资额占出资总额的比例分享共同投资的利润，分担共同投资的亏损。共同投资人各自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共同投资承担责任，共同投资人以其出资总额为限对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责任。共同投资人的出资形成的股份及其孳生物为共同投资人的共有财产，由共同投资人按其出资比例共有。其他投资人有权检查日常事务的执行情况，董超有义务向其他投资人报告共同投资的经营状况及财务状况。董超在执行事务时如因其过失或不遵守本协议而造成其他共同投资人损失时，应承担赔偿责任。董超或其他共同投资人不得私自转让或者处分共同投资的股份。股份有限公司不能成立时，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按各共同投资人的出资比例分担。投资各方如有不按期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出资义务的，则视作违约方单方终止本协议，其他守约方有权共同书面决定取消违约方的股东资格，违约方所出的投资金额作为违约金赔偿给守约方，违约方未出资的，其他守约方有权共同书面决定取消违约方的股东资格，并有权按照违约方应当出资额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投资各方如有违反本协议其他约定的，则视作违约方单方终止本协议，其他守约方有权共同书面决定取消违约方的股东资格，违约方所出的投资金额将作为违约金赔偿给守约方。2014年1月6日至2014年6月5日，百事利顿公司向原告谭志桥出具《收款收据》共12份，确认收到原告交来百事利顿公司的投资款，金额共计463000元。其中，2014年1月6日，原告通过POS消费向百事利顿公司转账共40000元，并于2014年1月6日至2014年6月5日期间通过农商银行、工商银行转账与收据基本一致的款项予百事利顿公司，因双方可能存在现金交付或其他性质款项往来，故本院确定投资款以收据的总金额为准。百事利顿公司于2016年6月27日出具《关于注销佛山市百事利顿陶瓷有限公司的决定》，内容为：根据《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东决定：一、因为经营不善决定解散百事利顿公司并开始清算。二、公司决定于即日成立清算组，清算组人员由股东董超、监事朱壮冲组成，董超担任清算组负责人，清算组将严格履行公司法规定的职责，清算组负责同志债权人、办理公告及清理债权债务等事务，并按规定办理注销登记。三、清算组成立之日起10日内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备案登记，清算结束之日起30日内办理公司注销登记。被告董超在该决定的“股东签名”处签名。2016年12月2日，百事利顿公司出具《清算报告》，内容为：百事利顿公司清算组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注销前清算，于2016年12月2日清算结束。现将清算结果报告如下，该清算结果由股东确认。一、公司已经依法履行清算义务。二、本公司已经支付清算费用和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及履行其他法定义务。三、本公司债权债务已经全部处理完毕。四、公司剩余资产529573.12元，由股东收回。五、……六、……、七、……。被告董超、朱壮冲在“清算组成员签名”处签名，董超在“股东确认签名”处签名。2015年7月1日、7月27日，谭志桥分别在2015年5月份工资明细表、差旅费报销单中作为审核人及部门主管签名。2016年12月5日，百事利顿公司经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注销。百事利顿公司在注销前是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登记股东为被告董超。诉讼中，关于百事利顿公司的出资、经营及清算注销情况，各方当事人陈述如下：原告：所有人在签订协议时均未足额出资到位，包括原告。在签订案涉投资合作协议时，原告不清楚百事利顿公司已登记成立及其工商登记情况，还以为是签订协议后再去注册公司，后来知道了实情，还要求变更原告为股东之一，但被拒绝。投资合作协议签订以来，原告签订协议后一直要求被告董超提供财务情况和经营情况，但被告董超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后来在原告多次要求下才同意原告加入公司参与销售工作，有关销售工作的费用支出，均由原告审核。有关财务金钱的审批支付均最终由被告董超签名确认后才能发放，原告并没有任何财务上的权力。原告基本只和被告董超交涉，对于其他当事人的情况不太清楚，三年以来没有对账、核算或据此分配利润，甚至连基本的财务情况，被告董超都拒绝向原告披露。2016年7月，被告董超曾告诉原告公司无法经营，实际是收到被告四的起诉材料后，去工商局查询百事利顿公司的工商登记时才知道公司已经依法注销。被告董超、余昌泽：在签订投资协议之前，案涉公司在2013年的7月份就已经存在，被告董超、余昌泽和另一股东前期已经投入资金对公司的品牌的推广，市场开拓还有业务渠道的拓展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从2014年4月10日，各方签订投资合作协议时，都已确认被告董超、余昌泽之前已投资的金额来确认被告董超、余昌泽的股权比例。签订协议时，是对除了被告欧阳志刚和原告之外的当事人此前的投入进行确认，关于原告的出资就是出资了一部分，原告承诺日后会补足出资，因此没有对原告的出资日期进行修改。百事利顿公司登记成立及其工商登记情况事关重大，被告董超有向其他各方当事人披露，而且可以通过公开途径查询，各方当事人是看在公司已经步入正轨，开始盈利的情况下，才加入的。协议签订后，各方当事人都可以到财务处了解公司的财务情况，各方当事人都有参与到公司的经营中，可能是被告欧阳志刚参与的时间段较短。三年以来，各方也有对账，但受陶瓷行业不景气影响，一直没有分配过利润，2016年1月25日原告进行了核对，截止该日之前所拖欠的工资总额。2016年以来，公司的经营陷入停顿，而且各方当事人没法达成一致意见，陷入了僵局，当时的租赁合同，与承租人的交涉，办理了解除合同以及出租物的交接和清理公司的剩余物资，都是由原告处理的，因此原告声称对公司的解散不知情是与事实不符的。并未经审计公司加入清算，当时是委托了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办理了相应的注销清算手续，因为原告方并未将其负责的全部的财务资料交出来，财务会计事务所也无法做出真实的核算，只是根据以往的旧财务账册做了一份报表。该数据只是根据既有的财务资料做出的结论，清算完毕后，还要归还外债；“剩余资产”包括现金及存货，各自具体金额不清楚，在清算报告出具后，2017年1月2日向案外人偿还了原告所借的欠款205622.50元，现余现金和存货尚未分配，存货在仓库，现金不清楚，可能在公司的账户，当时的租赁合同的押金五万元是由原告控制，没有在公司账户里体现。被告董超曾经通过电话告知过其它各方当事人准备解散公司，有的不理不睬，有的要求大家一起商讨处理，但最后都因为人不齐而无法实行，主要是被告四和原告发生过矛盾争执，被告朱壮冲曾经担任过公司的监事，因此会计师事务所应该有和被告朱壮冲进行联系。在原告接手经营公司后，被告董超、余昌泽、朱壮冲都去了纽芬特公司，三人经常碰面联系。有要求过原告在清算过程中提交押金和公司账册等资料，在清算过程中，被告欧阳志刚去过纽芬特公司找过被告董超。被告朱壮冲：百事利顿公司之前是由被告董超、朱壮冲和另一股东邓小堂共同投资经营的，后来邓小堂由于投入太大就退出了经营，原告和被告余昌泽就加入，直到2014年4月10日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被告欧阳志刚也加入了公司，协议中已确认被告董超、余昌泽、朱壮冲出资数额，协议签订后，被告朱壮冲就不再出资。在被告欧阳志刚加入之前，原告的出资就是出资了一部分，签订协议时，原告承诺日后会补足出资，因此没有对原告的出资日期进行修改。朱壮冲从公司成立之初就了解工商登记情况。确认被告董超、余昌泽关于各方参与公司经营情况的说法，原告手头上还存有公司的财务账册，在签订协议后，被告四的妻子也曾做过一段时间的财务，因此各方当事人都有参与到经营中。关于公司解散的原因确认被告董超、余昌泽的意见，因当时各方矛盾剧烈，所以未能就解散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一致意见，曾经向原告和被告欧阳志刚告知要求解散，他们也知道公司的情况。关于清算报告中的“剩余资产”，由被告董超接收控制，具体我方不清楚，金额是由会计师事务所得出，清算报告后剩余资产的支配，朱壮冲不清楚。在公司注销前，被告朱壮冲是全程与各方当事人通过电话或口头有沟通，但因为各方矛盾太大无法形成决议，被告欧阳志刚和原告曾发生过矛盾争执。被告欧阳志刚：当时是基于对其他当事人的信任，没有进行验资，也没有要求其它当事人举证，就签名了。在签订案涉投资合作协议时，不清楚百事利顿公司已登记成立及其工商登记情况，还以为是签订协议后才去登记，是基于信任。被告欧阳志刚三年来未参加过经营，对被告一提出过了解财务状况的请求，但一直没得到回复，未分过利润，被告二提出的我妻子当过财务不是事实。因为除被告欧阳志刚外的其他当事人均已到另一家公司（纽芬特陶瓷有限公司）工作，我方要求拿回投资款，被告董超当时承诺会在两年内把投资款前返还给我，不知道公司已经注销，直到2017年1月4日南庄法庭开庭审理，我方才知道公司已经被注销。另查明，被告欧阳志刚作为原告起诉谭志桥、董超、朱壮冲、余昌泽合伙企业纠纷一案由本院立案受理【案号：（2017）粤0605民初2899号】，欧阳志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欧阳志刚与董超、余昌泽、朱壮冲、谭志桥于2014年4月10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2.判令被告返还给欧阳志刚款项100万元及利息；3.判令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由被告承担。该案中查明，被告欧阳志刚出资金额为932600.66元。再查，2017年2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执行的一年期贷款年利率为4.35%。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的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中，原告与四被告均对2014年4月10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真实性无异议，可知该协议为全体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各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原、被告均应按协议享受权利、履行义务。在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前，百事利顿公司作为原告董超一人独自的有限责任公司已登记成立，虽然原告及欧阳志刚均辩解不清楚公司已成立，但从其取得公司盖章的收据并以收据为入股凭证的事实可推定两人均知晓该事实。结合协议中“共同投资人按其出资额占出资总额的比例分享共同投资的利润，分担共同投资的亏损”的约定，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可知各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为投资入股被告百事利顿公司，而并非五个自然人合伙成立合伙企业。因此，原告以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为案由提起本案诉讼，于法有据。百事利顿公司在各方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后由原、被告五人合作经营，现因百事利顿公司已进行工商注销登记，原、被告的合同关系客观上已无法继续维持，合同权利义务已经终止，《投资合作协议》已没有解除的必要，故原告要求解除该份协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四被告连带返还出资款并计付利息的问题，本院分析如下：第一，虽然各方在签订合作协议时百事利顿公司已登记成立，但根据公司法相关法律的规定，法律允许隐名股东的投资形式。原告作为隐名股东之一，应共同分担经营期间的风险。原告要求全额取回出资款，但未能举证证实该款项以审计清算为基础，恰为原告所得的部分，故其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二，百事利顿公司的清算报告中虽列明已进行“注销前清算”，但被告董超确认该清算未经有资质的审计机构进行，仅委托了某会计师事务所办理注销清算手续，而各方在诉讼中均未申请委托有资质的机构对合伙期间的财产、债权债务等情况进行审计，结合各方均认为对方持有合伙经营期间的单据、账册而拒不提供的陈述，本案客观上亦不具备在诉讼中进行审计的条件。在未能核实百事利顿公司经营期间全部收入、支出、盈亏、合伙债权债务等具体情况的前提下，本院在本案中仅处理清算报告中确定的剩余资产529573.12元。第三，因原告与欧阳志刚在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均确认另外三被告的出资已于2013年12月31日前全部到位，两人均为成年人，在民事活动中应尽到合理谨慎注意义务，对己方将享有的权利及承担的义务作充分认识，在契约订立过程中理应清晰了解条款内容，综合均衡各方利益再行签订合同；即使事实上未验资就径行签名，原告及欧阳志刚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主体，对合同的订立采取如此放任草率的态度，亦是其对有关合同条款磋商、修改权利的放弃，没有任何证据反映其他三被告在此过程中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况，相应的风险、责任应由原告及欧阳志刚自行承担，故本院确定原告谭志桥、被告董超、朱壮冲、余昌泽、欧阳志刚的出资额分别为：463000元、2350000元、600000元、650000元及932600.66元，合共4995600.66元，其中原告的出资额占9.27%。原告诉称出资额超出本院核定范围，未能举证予以证实，本院不予确认。结合本案及（2017）粤0605民初2899号案查明的事实及《投资合作协议》的约定，各方当事人应按“其出资额占出资总额的比例分享共同投资的利润，分担共同投资的亏损”，故原告就百事利顿公司的剩余资产可分得49091.43元（529573.12元×9.27%），原告请求超出本院核定部分，本院在本案中不予支持。被告逾期不支付款项，对原告造成资金占用的损失，原告请求被告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本院予以支持。因清算报告中列明剩余资产已由股东董超收回，故董超应支付49091.43元予原告。原告请求被告朱壮冲、余昌泽、欧阳志刚对被告董超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未能举证证实上述三被告对上述财产曾分配、占有，或提出其他法律依据，故原告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董超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款项49091.43元予原告谭志桥，并以49091.43元为本金从2017年2月28日起至实际付清款日止按年利率4.35%计付利息予原告；二、驳回原告谭志桥的其他诉讼请求。被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适用简易程序结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41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3980.64元，被告董超负担464.36元，被告董超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原告多预交的受理费464.36元，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经原告申请，本院予以退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梁晓明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李佩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