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212、213、214、2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育良，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杨庭初，广东百利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梁伟东，男，汉族。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云霞，女，汉族。
共同委托代理人左新庆，北京市汇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关于上诉人王育良与上诉人梁伟东、郑云霞民间借贷纠纷四案，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已作出（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1362、1363、1364、1365号民事判决，梁伟东、郑云霞不服四案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王育良不服第1364、13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0年8月16日，梁伟东向王育良出具一份借条，载明：兹借王育良先生差旅费30万元办理有关事项，此款在今年12月31日前归还（还款时只认原件，复印无效）。2010年9月2日，梁伟东向王育良出具一份借条，载明：兹借王育良先生30万元，在2011年1月30日以前归还。
2012年3月22日，梁伟东向王育良出具一份借据，载明：本人梁伟东借到王育良先生30万元，借款时间从2012年3月23日至2012年11月30日，为期8个月。此借款本金在约定借款时间内归还，免付借款利息。逾期未归还，从借款之日起按每月1分5厘计息。王育良在该借据空白处手书了“此款为王育良办事，交办事成由王育良本人自处理（还款），办不成由借款人梁伟东负责还款”等文字内容。
2012年3月26日，梁伟东向王育良出具一份借据，载明：本人梁伟东借到王育良先生30万元，借款时间从2012年3月26日至2012年11月30日，为期8个月。此借款本金在约定借款时间内归还，免付借款利息。逾期未归还，从借款之日起按每月1分5厘计息。王育良在该借据空白处手书了“此款为王育良办事，交办事成由王育良本人自处理（还款），办不成由借款人梁伟东负责还款”等文字内容。
另查，本案审理过程中，梁伟东声称自己虽然向王育良出具了四份借据，但双方并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王育良亦未向其实际支付所谓的借款，借款的真实用途是托案外人吕某、魏某甲为王育良的哥哥王某调动工作的办事费；借款总额也只有两笔计60万元，而非王育良所诉的四笔120万元。具体付款经过是，2010年8月16日，其陪同王某到广州，由王某亲手将第一笔30万元交给中间人吕某；2010年9月2日，其再次陪同王某在深圳凯宾斯基酒店，由王某亲手将第二笔30万元交给中间人吕某。其之所以向王育良出具借据，是因为王育良兄弟不认识吕某，要求其作为介绍人书写借据作为凭证。2012年3月22日、3月26日的后两份借据是对前两份借据的再次确认，实际没有新的借款事实发生。双方之所以重写借据，是因为中间人吕某等人没有办成王育良请托的事情，为了向吕某等人索回活动经费，双方将王育良手写的两份借据重新打印以示慎重，并由王育良添加了事情未办成由其负责还款的文字内容，但由于其一时疏忽，没有收回王育良的两份借据。王育良对梁伟东陈述的上述事实予以否认，坚称自己已实际借给梁伟东四笔款，共计120万元，其中前两笔共60万元是借给梁伟东做生意的周转资金，后两笔共60万元是委托梁伟东办理艾滋病疫苗批文的办事费，四笔借款的用途均与王某调动工作无关。再查，梁伟东、郑云霞系夫妻关系，涉案借款发生在两人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又查，2012年12月25日，王育良针对涉案借款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分别为（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83号、84号，后因未按时预交案件受理费，被一审法院裁定按自动撤诉处理。
原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应受法律保护。根据王育良与梁伟东的诉辩意见，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是王育良有无实际支付借款及梁伟东是否为实际借款人，分析如下：关于双方争议的王育良有无实际支付借款的问题，王育良共起诉了四笔借款，以借款发生的时间为序排列，第一笔为2010年8月16日的30万元、第二笔为2010年9月2日的30万元、第三笔为2012年3月22日的30万元、第四笔为2012年3月26日的30万元，针对前两笔借款，梁伟东并不否认王育良已经实际支付，只不过认为借款已由王某亲手交给中间人吕某，自己与王育良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也没有收到王育良的所谓借款，不应该承担还款责任，因此，对王育良已经实际支付前两笔借款的事实，法院予以确认。至于后两笔借款，虽然有梁伟东签名的借据为证，但由于借款金额较大，在双方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仅有借据不足以证明借款已经实际发生，加之后两笔借款的金额与前两笔借款的金额完全一致，不能排除梁伟东所说的双方重写借据的可能性，因此，对王育良起诉主张的后两笔借款已经实际支付的事实，法院不予确认。关于双方争议的梁伟东是否为实际借款人的问题，借据是能够证明借款关系的直接证据，梁伟东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该清楚出具借据的法律后果，在没有足够充分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根据借据应该认定梁伟东是实际借款人。至于梁伟东提出的借款用于托人办事的抗辩主张，该事实除了梁伟东本人的陈述外，只有梁伟东提交的一份署名为魏某甲的书面证词为证，由于梁伟东没有同时提交魏某甲的身份证明，无法确认证词的真实性，且魏某甲没有到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不符合“直接言辞”的原则，魏某甲的证词不具有证据效力。因此，梁伟东关于借款用途为托人办事的抗辩主张依据不足，法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所述，王育良关于自己于2010年8月16日、2010年9月2日分别借给梁伟东30万元的事实主张成立，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梁伟东未按时偿还借款，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王育良要求梁伟东偿付这两笔借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成立，法院予以支持。郑云霞与梁伟东系夫妻关系，借款发生在两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两人的夫妻共同债务，故郑云霞应对这两笔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王育良的其他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一、梁伟东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育良偿还借款本金60万元及利息（分别以借款本金30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1月1日和1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分段计算，直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二、郑云霞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王育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1364号案件受理费661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院减半收取3305元，财产保全费2120元，两项合计5425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承担；1365号案件受理费661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院减半收取3305元，财产保全费2120元，两项合计5425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承担。
上诉人王育良不服原审第1364、13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支持王育良在（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1364、1365号案的诉讼请求；2、郑云霞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梁伟东、郑云霞承担二案的案件受理费。理由：一审判决对案件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不能排除梁伟东所说的双方重写借据的可能性”是错误的，也违背了查清案件事实的基本原则。梁伟东亲笔写下四张借条，并签字确认，双方并不存在胁迫或重大误解的情形，梁伟东本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也没有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仅以“存在重写借据的可能性”来作出有利于梁伟东的认定，却忽视了双方写有借据的事实，侵害了王育良的合法权益。况且，后两张借条与前两张借条所写时间相差两年，双方约定的利息支付方式也不相同，显然不是基于同一事实重新所写借据。梁伟东必须向王育良履行还款义务，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真相，支持王育良的上诉请求。二、一审判决缺乏证据支持。一审法院根据王育良提供的证据确认2010年8月16日的30万元借款、2010年9月2日的30万元借款，但是在认定2012年3月22日、2012年3月26日的借款时，仅以梁伟东否认收到借款的陈述来认定“后两笔借款金额较大，双方存在争议”，而忽视了王育良提交的梁伟东亲笔签名的书面证据“借条”。在2013年6月28日第二次开庭的开庭笔录中，王育良对于四张借条详细的交付日期、地点、具体情形都做了详细的陈述，该陈述也有四张借条相互印证，借据是能够证明借款关系的直接证据，又属于书证，而梁伟东仅仅是口头否认借款事实，又没有提供任何有证明力的证据支持其陈述，也拿不出任何相反的证据来反驳王育良的证据情形下，却采信了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当事人的陈述，明显违背了民诉法有关证据采纳的基本原则，无法令人信服。三、一审无视法律规定认定部分书证，严重违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王育良提交的四张借条属于书证，是直接证据，理应被采信。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王育良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梁伟东、郑云霞不服原审四案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1362、136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王育良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和财产保全费全部由王育良承担。上诉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王育良借给梁伟东60万元的事实错误，本案没有证据证明王育良向梁伟东提供任何借款，本案借款合同均未生效、借贷关系均未形成。本案（案号1362号至1365号四案）涉及梁伟东给王育良所写日期分别为2010年8月16日、2010年9月2日、2012年3月22日、2012年3月26日各借款30万元的借据4份（以下分别简称借据1、2、3、4）。王育良在一审庭审中反复主张：其将借据1-4计120万元借款，分别在梁伟东福田区红荔路园岭新村XX栋XX房家中和该楼下，以及福田区红岭中路金山大厦酒店二楼餐厅，直接交付梁伟东。关于借款的内容和目的，王育良先后称是梁伟东需要差旅费向其借款和其让梁伟东买艾滋病疫苗的批文。但王育良对其上述向梁伟东提供借款主张，未提出任何证据证明，且王育良主张分别向梁伟东交付借据3、4各30万元现金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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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区红岭中路金山大厦酒店，根本不存在。而梁伟东在一审庭审中则一直主张：时任惠州市物价局办公室主任的王育良的哥哥王某要调动工作找到其做中间人，其没有收到王育良提供的任何借款，之所以给王育良先后写过4个借据，完全是出于帮助“托办事的人催促”。梁伟东当庭陈述：借据3、4是为了出示给魏某甲看，托办事的人催促，因原来的借据是手写的，王育良要求写新的，原来也没有给魏某甲看过，这两份新借据是替换原来的借据1、2，当时要求王育良将借据1、2撕掉，王育良没有撕掉。同时，梁伟东在一审庭审中还提交了当庭主张“因工作安排不开、暂时来不了”的证人魏某甲的自书证言“第一次在2010年8月10日的下午梁伟东带王某到广州花园酒店咖啡厅找我们，王某将30万元钱交吕某；第二次2010年9月2日下午梁伟东带王某二兄弟到深圳凯宾斯基酒店，由王某和他弟王育良将30万元给吕某”相佐证。以上说明，王育良和梁伟东所主张的借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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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合同的内容、目的、借款交付地和被交付人全部不同。本案没有证据证明王育良向梁伟东提供任何借款，本案借款合同均未生效、借贷关系均未形成。一审判决强行认定王育良2010年8月l6日、2010年9月2日分别借给梁伟东30万元的事实主张成立，显系错误。二、本案是否属合法借贷关系一审判决未予查明，本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有经济犯罪嫌疑，依法应中止诉讼或裁定驳回起诉。对于本案借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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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合同的内容和目的，王育良在一审庭审中分别进行了多种不同的虚假陈述：在一审庭审中，梁伟东出示了借据3、4（复印件）王育良在上面的签注内容，以及证人魏某乙的自书证言以后，王育良仍坚称：“梁伟东当时自己做生意需要钱做周转，在这种情况下王育良将钱借给梁伟东。王某调动工作与本案无关。王育良不清楚魏某甲和吕某是什么人、也没有见过魏某甲和吕某，且与本案无关”。之后，一审法庭询问王育良：有无与梁伟东在凯宾斯基（酒店）见过魏某甲和吕某？王育良称：不能确定当天在场的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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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承认其与梁伟东到深圳凯宾斯基（酒店）让梁伟东介绍与请托办事的人见面。但王育良称：借据3、4其所注“此款为王育良办事……，指有生意介绍其去办，买个有关艾滋病疫苗的批文，这个办事费，这两笔款项都是同一个批文”。此后，王育良在一审庭审中坚持“此款为王育良办事……”系让梁伟东买个艾滋病疫苗批文的主张。而梁伟东在一审庭审中一直主张：借据3、4“办的事”，是王育良的哥哥王某花钱托人想调动单位，因为王某是公务员不方便写条子、由王育良写；借据3、4是为了出示给魏某甲看，托办事的人催促；这两份新借据是替换原来的借据1、2；世界上还没有艾滋病疫苗；王育良也承认与梁伟东到深圳凯宾斯基（酒店）让梁伟东介绍与请托办事的人
--魏某甲、吕某相识。以上事实充分说明，本案借据--借款合同属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按照梁伟东的主张或王育良的主张，均涉嫌违法犯罪问题。因此，本案借据--
借款合同依法应确定无效，且有经济犯罪嫌疑，本案依法应中止诉讼或裁定驳回起诉。三、一审判决判处郑云霞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更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梁伟东的所有行为均未经郑云霞同意，且无证据证明王育良向梁伟东提供任何借款，更无证据证明梁伟东从上述违法犯罪行为中具有违法所得并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何来郑云霞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梁伟东、郑云霞的上诉请求。
在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梁伟东、郑云霞撤回对原审第1364、1365号民事判决的上诉，本院已另行裁定准许其撤回对两案的上诉。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外，二审调查时，梁伟东申请证人魏某甲出庭作证，王育良申请王某出庭作证。魏某甲出庭陈述称：2010年8月16日、9月2日，王某将两笔钱共计六十万元交给了案外人，梁伟东出具借条的事是后来听说的。王育良对于魏某甲的陈述不予认可。王某出庭陈述称，他听王育良讲梁伟东向他借款四笔共120万元，借款如何交付其没有参加。梁伟东陈述借款是为王某办理工作调动的事不属实。梁伟东对王某的陈述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2012年3月22日、26日两笔借款事实是否真实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王育良作为原告，应当提交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王育良为此提交了2012年3月22日、26日两张借据，并主张交付的为现金。梁伟东否认收到现金，并认为这两张借条系2010年两笔借款转化而来，全都是王育良为王某办事提供的，自己并无收到此款。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王育良主张与梁伟东之间存在四笔借款，每笔为30万元，交付的全是现金。司法实践中，对于以现金交付的民间借贷案件，不能仅以借据作为款项交付的凭证，要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支付能力、借贷金额大小、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付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二、王育良、梁伟东两人并不是非常熟悉，因此两人之间发生大额借款且不用支付利息的概率很小，如果发生必然有缘故。王育良否认借款是为其哥哥办理调动工作，但又没有对借据上“费用”、“差旅费”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认为王育良在借款原因这个问题上没有作真实陈述。三、2010年王育良、梁伟东之间发生两笔借款，借据均为手写。2012年的两笔借款，借据均为打印形成。在前两笔借款（不支付利息）尚未还清的情况下，非特殊原因再次出借60万元现金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四笔借款均为30万元，也过于巧合。双方交易均为现金，王育良一方除借据外，再无法提供其他证据对于现金的交付予以佐证。综上，本院认为王育良主张2012年3月22日、26日向梁伟东出借60万元现金的事实，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王育良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案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26087元，由上诉人王育良负担13220元、上诉人梁伟东和郑云霞负担1286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勇忠
助理审判员 伍 芹
助理审判员 刘 燕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涂 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