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5民终107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戴修光，男，1937年12月1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昆山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勇，男，1961年11月8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昆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强，上海观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前述二上诉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花桥镇顺扬村十一组。
法定代表人：唐煜，经理。
委托代理人：许雪根，江苏沉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戴修光、戴勇因与被上诉人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7）苏0583民初3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戴修光、戴勇的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1、原审判决违反民事诉讼法关于再审纠错的程序规定。涉案的拆迁合同已经被生效判决认定为无效，原审判决仅仅以“新证据的出现及分析”为由，认定拆迁合同为有效,不符合法律的基本原则，有损司法权威。2、戴勇和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在前案庭审中的陈述并非合法证据，也不属于新证据,原审法院予以认定违反了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本案中戴修光交出老房钥匙的时间是2011年11月份,在拆迁合同签署之后,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从未与戴修光磋商并达成过一致意见,其作为相对人不符合善意无过失的条件,因此本案不应当认定为表见代理。另外原审法院在审理中如果认为拆迁协议有效，应当告知我方变更诉请，其未行使释明权，剥夺了我方的诉讼权利。
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戴修光、戴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原审被告赔偿其房屋侵权损失差额300000元及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审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戴修光与戴勇系父子关系。位于昆山市花桥镇××组老房屋（2层、8间，即被拆迁房屋）所有权登记在戴修光名下，土地使用权登记在戴勇名下。2006年9月25日，戴勇作为老房屋户主与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协议书，对上述老房屋拆迁安置事宜进行了约定，包括补偿金、安置方式等。该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后附有房屋及附属设施、设备测量的动迁实量操作明细记录表、房屋装修设备评估单、拆迁结价补偿费汇总表等。2006年9月30日戴勇作为老房屋动迁户主又与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充协议，就零星物的补偿进行了约定。上述拆迁协议签订后，2006年11月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对原审原告老房屋进行了拆迁。2009年原审原告取得拆迁安置房，并于2010年装修使用。原审原告安置得到花桥镇集善新村60号楼305室房屋（建筑面积115.48平方米）、77号楼506室房屋（建筑面积96.75平方米）两套，以及60号楼19号车库（建筑面积8.56平方米）、77号楼31号车库（建筑面积7.05平方米）、77号楼9号车库（建筑面积25.62平方米），以上均为公安编号。
另查明，2011年1月6日，戴修光起诉戴勇及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至原审法院（案号（2011）昆花民初字第37号），戴修光认为戴勇无权与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签订拆迁协议，故主张房屋拆迁协议无效。审理过程中戴勇辩称被拆迁的房屋是由其于1983年申请宅基地，并于1984年与戴修光共同出资建造的，所以被拆迁房屋其也有份，且房屋动迁是戴修光委托戴勇签订协议，戴修光对此知情，故戴勇认为动迁协议应有效。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辩称房屋动迁先通知了戴修光，戴修光叫戴勇前来签协议，其是根据戴勇提供的土地证，证明拆迁房屋产权归戴勇家庭所有，故将戴勇作为一户家庭的代表，再与戴勇经过协商签订房屋拆迁协议书的。原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戴修光系被拆迁房屋的登记所有权人，在戴修光与戴勇未协商确认按一户享受拆迁权益的情形下，戴勇与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自行签订的拆迁按置协议书侵害了戴修光的合法权益，故判决认定房屋拆迁协议无效。
再查明，2013年4月9日戴修光、戴勇起诉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至原审法院，其认为戴勇与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已经判决认定无效，判决生效后，原审原告多次与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协商另行签订房屋拆迁协议未果，故其要求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赔偿相关损失，具体损失金额为扣除上述已安置的二套房屋价值之外，另外再赔偿30万元差额损失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对原审原告诉请不予认可，要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以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为由裁定驳回原审原告起诉。戴修光、戴勇不服提起上诉，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法院以争议应由其他机关处理为由驳回原告起诉，适用法律不当，故裁定撤销（2013）昆花民初字第367号民事裁定书，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但此后戴修光、戴勇又撤回了起诉。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对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向原审原告安置两套房屋及相应车库的依据进行了调查。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提供了分房结算单、花桥镇拆迁工作实施意见（花政发（2003）字18号）及其补充实施意见、特殊户的处理补充意见，以及昆山市物价局关于对花桥镇胜巷、徐公桥、巷浦、周泾四动迁安置小区住宅商品房预售价格的批复等。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对此作出如下解释：根据原审原告房屋所有权证存根，其老房共有八间房屋，三上三下为六间，故剩下二间为平顶房，宗地图中对此亦有显示。根据实量操作明细表，原审原告平顶房面积54.38平方米，由于花桥镇拆迁工作实施意见（花政发（2003）字18号）第六条“房屋货币补偿标准”第1款规定，拆除居住房屋的货币补偿计算公式为：被拆除居住主房评估价+被拆迁人所处地域区位价*被拆除居住主房建筑面积，具体按三上三下及一个灶间结算区位价，故两间平顶房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拆迁安置时仅取其中部分面积，该面积加上实量操作明细表中载明的“楼房面积193.43平方米”，故得出计划安置面积221.13平方米。所以由戴勇签字的动迁安置房核定单上载明计划安置面积为221.13平方米。另外，第18号文件的补充实施意见中，第8.3条规定“对拿三套安置房的农户，必须在原宅主房面积减去已拿二套安置房面积，还余40平方米的前提下方可拿第三套房，且第三套房必须在五楼”，而原审原告主房面积减去已安置二套房屋的面积后不符合该条规定的可拿第三套拆迁安置房的条件，故其仅能安置两套房屋。原审原告对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陈述的计划安置面积及安置政策规定均不予认可。
又查明，本案审理过程中，戴修光陈述称其2006年11月25日从老房屋中搬出，将钥匙交给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后，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就将老房屋拆除了，戴勇系与戴修光一起搬出老房屋。戴修光称其老房屋被拆后至2011年期间一直到村里及政府部门主张对拆迁协议存在异议，但是并未提及相应证据。
上述事实，有房屋拆迁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老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土地证、宗地图、动迁实量操作明细记录表、房屋装修设备评估单、拆迁结价补偿费汇总表、（2011）昆花民初字第37号民事判决书及其审理调查笔录、（2013）昆花民初字第367号民事裁定书及其审理调查笔录、（2013）苏中民终字第3013号民事裁定书、分房结算单、花桥镇拆迁工作实施意见（花政发（2003）字18号）及其补充实施意见、特殊户的处理补充意见、昆山市物价局关于对花桥镇胜巷、徐公桥、巷浦、周泾四动迁安置小区住宅商品房预售价格的批复等，以及当事人陈述等予以证明。
原审法院认为：戴修光与戴勇系父子关系，戴修光系被拆迁老房屋的房屋产权登记所有人，戴勇系被拆迁老房屋的土地使用权登记人。根据戴修光、戴勇庭审陈述，拆迁前其二人均共同生活在该老房屋中。虽然拆迁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安置核定单中仅有戴勇签字，但根据（2011）昆花民初字第37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戴勇陈述，老房屋是由其于1983年申请宅基地，并于1984年与戴修光共同出资建造，房屋动迁是由戴修光委托戴勇签订拆迁协议，戴修光对此知情，戴勇认为动迁协议有效。另外，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也陈述称老房屋动迁时其先通知了戴修光，由戴修光叫戴勇前来签订拆迁协议，其是根据戴勇提供的土地证证明拆迁房屋产权归戴勇家庭所有，故将戴勇作为一户家庭的代表，再与戴勇经过协商签订房屋拆迁协议书。根据戴勇与为民拆迁公司的上述陈述内容，以及鉴于二原审原告本就为父子关系，同住老房屋中，且分别是老房屋的产权登记所有人和土地使用权登记人，故原审法院认定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有理由相信戴勇有权代表其家庭签订该份拆迁协议书及相应的补充协议。另外，在本案庭审中戴修光自称其2006年11月25日从老房屋中搬出后，将钥匙交给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由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将老房屋拆除。戴修光交付钥匙并搬出老房屋的行为具备同意拆迁的外观表现，且其并无证据证明在2006年搬迁后直至2011年第一次起诉之间的数年时间内对拆迁协议提出过异议。动迁后，原审原告在2009年安置得到花桥镇集善新村60号楼305室房屋、77号楼506室房屋两套，以及60号楼19号车库、77号楼31号车库、77号楼9号车库，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提供了相应的拆迁政策依据，对原审原告计划安置面积的计算、安置房屋套数的依据等均进行了解释说明，原审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并认为拆迁政策与法律相悖应属无效，原审法院认为原审原告在安置得到涉案房屋后装修入住，并未在合理期间就安置方案提出异议，且对其主张的拆迁政策无效并未举证予以证明，故原审法院认定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已按照政策标准对原审原告进行了安置补偿。综上，原审法院认定房屋拆迁协议虽仅有戴勇一人签字，但具备其他权利人即戴修光同意的权利外观，且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按照政策标准对原审原告进行了安置补偿，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善意无明显过失。虽然2011年原审法院作出了拆迁协议无效的判决，但根据上述新证据的出现及分析，原审法院认定房屋拆迁协议应属有效。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系根据拆迁协议实施拆迁行为，原审原告主张的侵权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并无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
驳回戴修光、戴勇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400元，由戴修光、戴勇负担。
二审查明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涉案房屋在拆迁安置和补偿的过程中，政府及有关机构进行了较为广泛的宣传和动员工作，应当认定被拆迁村民对房屋拆迁的事实是明确知晓的。根据当地拆迁政策的规定补偿安置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的，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权登记在戴勇名下，戴修光与戴勇之间是父子关系，且双方当时共同居住在被拆迁房屋中，故被上诉人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与上诉人戴勇签订拆迁协议符合拆迁政策的规定，程序上并无明显不当。诉讼过程中被上诉人昆山市花桥为民房屋拆迁有限公司就其向上诉人戴修光、戴勇计划安置面积、安置房屋套数的政策依据及测量数据等进行了详细说明，上诉人戴修光、戴勇虽然对此不予认可，但是并无充分的相反证据，对其相关主张本院碍难采信。原审法院综合考虑戴修光、戴勇身份关系的特殊性，以及戴勇本身为土地使用权人，戴修光自己陈述其将被拆迁房屋的钥匙交出并搬离，并在取得安置房屋后装修入住至今，在合理期限内也未提出异议等实际情况，认定戴修光对戴勇代表其本人签订拆迁协议是明知和认可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原审判决实体处理正确，程序上亦无明显不当。戴修光、戴勇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二审依法予以驳回。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400元，由上诉人戴修光、戴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东
审判员 顾平
审判员 陈斌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孙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