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10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邵俞，男，1994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代理人姜勋、郭钢军，浙江乾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泽民，男，1972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熊民，男，1975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洪楠，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邵俞因与被上诉人叶泽民、叶熊民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9民初170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6年7月4日14时52分许，邵俞驾驶其本人所有的苏Ａ×××××号小型轿车沿萧山区桥戴线（老）由西南向东北行驶至萧山区义桥镇老大桥北侧江塘路口地方时，与沿义桥镇老大桥江塘由东南向西北行驶至路口左转弯的由葛某驾驶的无号牌三轮电动车相撞，造成车辆损坏、葛某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于2016年7月10日死亡的交通事故。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邵俞穿拖鞋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未减速慢行，葛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号牌电动三轮车，转弯时未让直行的车辆先行，二人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另查明，2016年7月12日，邵俞父母与叶泽民、叶熊民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一份，对案涉交通事故自愿达成协议，约定：邵俞一次性赔偿死者家属死亡赔偿金等各项费用85万元；该款已付10万元，2016年7月12日16时前付20万元，5万元作为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后叶泽民、叶熊民赔偿给邵俞的医疗费等费用，余款在保险理赔后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等相关内容。现邵俞以上述协议构成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为由，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判令：一、撤销杭州市××区义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6年7月12日出具的叶泽民、叶熊民与邵俞父母邵水林、俞国珍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二、诉讼费用由叶泽民、叶熊民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邵俞父母是否有权代表邵俞签订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二、案涉人民调解协议是否存在可撤销的情形。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第一，根据邵俞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发生交通事故后，邵俞就打电话给其母亲，由其母亲陪受害人葛某去医院救治，可见邵俞与其母亲关系紧密，其母亲能代表邵俞处理案涉交通事故的相关事宜；第二，邵俞现在未婚，与父母居住在一起，三人系同一家庭中的家庭成员，协议签订当时邵俞正在住院无法出席，叶泽民、叶熊民有理由相信邵俞父母有权代表邵俞签订协议；第三，即便邵俞父母没有代理权，但邵俞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知道父母以本人名义签订协议后就立即做出否认表示，且协议签订后，邵俞也已按照协议约定的时间支付了部分赔偿款，应视为同意。故原审法院认为邵俞父母有权代表邵俞签订案涉人民调解协议。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首先，邵俞和叶泽民、叶熊民系在杭州市××区义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一致。虽然案涉人民调解协议的签订早于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但邵俞作为拥有合法驾驶资格的成年人，其母亲作为在第一时间到达事故现场的知情人，应当知晓案涉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以及可能影响事故责任比例的因素。其次，受害人的生命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故案涉协议不存在行为人基于错误认识而订立合同的重大误解情形，或者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显失公平的情形。综上，邵俞与叶泽民、叶熊民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邵俞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邵俞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邵俞负担。
宣判后，邵俞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以“邵俞与叶泽民、叶熊民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认定双方协议有效，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当。一、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父母在未经上诉人授权、且事后未经上诉人追认的情况下，与叶泽民、叶熊民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是无效的。本案所涉的交通事故是上诉人与死者葛某共同引发的，就死者的相关理赔责任也应该由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上诉人来承担，上诉人父母无权代表上诉人签订相关调解协议。根据《民法通则》第11条规定“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合同法》第48条第一项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第二项规定“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等法律规定，本案所涉《人民调解协议》应由上诉人与死者葛某家属来确认理赔金额，并应由上诉人在该协议上确认签字。但事实上，2016年7月12日当天，在签订该协议时，上诉人尚在医院住院治疗，且上诉人父母也没有通知上诉人要进行交通事故理赔及参与人民调解等事项，上诉人当时对该调解过程及结果均不知情。从情理上讲，作为上诉人的父母法律知识匮乏，加上护子心切，在交警部门未出具事故责任书的情况下，担心儿子会承担刑事责任，私自代表上诉人与叶泽民、叶熊民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是情有可原的，但是，结合法律法规对合同有效性的审查，该协议既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主体要求，也不符合《人民调解法》对调解程序的要求，故该协议应当是无效的。二、原审法院以推断性理解上诉人父母是有权代表上诉人进行人民调解行为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的严谨性的。一审法院针对第一争议焦点认为，“发生交通事故后，邵俞就打电话给其母亲”，推断出“其母亲能代表邵俞处理案涉交通事故的相关事宜”，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的，上诉人在发生事故后，心中不免恐慌，作为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向相对亲密的人寻求帮助或建议。上诉人母亲到达现场后实施的救助行为是基于事故人员受伤而产生的突发性、急迫性的行为，即使当天赶到第一现场的不是其母亲，而是朋友、同学也会对伤者进行医疗救助，及时性的救助行为与之后的调解行为是两个不同的事件，不能以参与救助就简单的、武断的推断其母亲对后续的调解行为享有上诉人的授权。一审法院认定“邵俞现在未婚，与父母居住在一起，三人系同一家庭中的家庭成员，协议签订当时邵俞正在住院无法出席，叶泽民、叶熊民有理由相信邵俞父母有权代表邵俞签订协议”，该推断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上诉人是向死者家属进行侵权理赔的主体，不能以其与父母居住在一起就推断其父母就有权代表上诉人参与人民调解事项。另外，本案所涉的调解行为也违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作为普通老百姓，包括上诉人父母或者叶泽民、叶熊民，因为对法律知识没有足够的了解而签订无效的调解协议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作为具有调解资质的人民调解员应当了解整个案件的情况及要求各方出具相应的授权文书的前提下，才可进行调解、协商。本次调解是在义桥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的，调解人员未按照《人民调解法》的规定，在未确定上诉人父母是否具有调解授权的情况下，也未确定死者葛某的法定继承人是否全部到场或叶泽民、叶熊民是否取得其他法定继承人授权的情况下就组织调解并签订调解协议，从程序上、内容上均违反法律规定，故该协议从根本上就是无效的。一审法院认定“即便邵俞父母没有代理权，但邵俞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知道父母以本人名义签订协议后就立即做出否认表示，且协议签订后，邵俞也已按照协议约定的时间支付了部分赔偿款，应视为同意”，该推断性结论违背客观事实，也无相应的法律条文作为支撑，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未立即做出否认表示就认定视为同意，无法律依据。从法律上分析，何为“立即”，“立即”的期限又是多久？上诉人认为法律权利主张方在时效期间主张权利即为及时，一审法院不能以法官主观臆断压缩法律规定的时效期间，剥夺权利人正当的法律权利。还有，上诉人父母在2016年7月12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后，在未告知上诉人的情况下，在当天即支付约定款项20万元，并非是“邵俞也已按照协议约定的时间支付了部分赔偿款”，该20万元系上诉人父母隐瞒上诉人的情况下替上诉人垫付的，不能作为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理赔款，也不能以此推断上诉人是同意该协议的效力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法院的判决，并依法改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无效；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叶泽民、叶熊民在二审中答辩称：被上诉人从未承诺放弃追究上诉人父母的责任。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查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违背客观事实。上诉人的父母系得到授权与被上诉人签订人民调解协议，在一审判决中已经进行了认定。上诉人对于调解协议的内容也系明知及认可的。一审判决中认定上诉人与其父母关系紧密而且在事故发生时上诉人因在医院而无法到场，而且在签订协议后上诉人未对赔偿款项及支付方式提出任何异议。从事实上讲，上诉人及其父母系主动联系人民调解委员会要求调解，因此被上诉人才在其母亲抢救无效逝世后参与调解。被上诉人始终积极配合人民调解协议中约定的义务，早已将上诉人理赔需要的材料通过双方村委进行了转交，但是上诉人恶言相向、并有威胁的情况，导致被上诉人更加痛心。在上诉人提出上诉后，被上诉人从义桥派出所调取材料后得知，上诉人于2016年7月13日向义桥派出所出具报告明确认可签订了调解协议，并认可其效力。综上，希望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被上诉人叶泽民、叶熊民向本院提供下列证据：（1）报告一份，欲证明上诉人明知其父母与被上诉人之间达成协议，并且认可协议效力的事实。（2）证明一份，欲证明被上诉人已将理赔所需的材料通过村委转交给上诉人的事实。经质证，邵俞对叶泽民、叶熊民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明只载明不追究叶熊民殴打邵俞的法律责任，没有其他关于事故赔偿的内容。对证据（2）的真实性表示无法核实，并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上诉人见过相关材料也是从父母那里看到的，本人没有收到材料。本院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上诉人邵俞没有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邵俞在2016年7月13日给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义桥派出所的报告中写道：“现本人与葛某家属已就交通事故达成赔偿协议，本人不要求追究叶熊民等人打人一事的法律责任，不要求公安机关处理对方。”
本院认为，本案所涉的交通事故发生后，受害人葛某于2016年7月10日去世后，邵俞的父母在义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代表邵俞与死者葛某的家属叶泽民、叶熊民进行调解，并达成人民调解协议。由于当时邵俞在医院住院，无法亲自参与，而邵俞的父母一直参与事故的处理，且与邵俞共同生活，因此叶泽民、叶熊民有理由相信邵俞的父母获得了邵俞的授权。协议签订后，邵俞方即支付了30万元的赔偿款，包括调解前已支付的10万元。次日，邵俞又给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义桥派出所打报告，认可其与葛某家属已就交通事故达成赔偿协议，并要求不追究叶熊民等人打人一事的法律责任。上述行为表明邵俞是认可其父母代其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并按协议进行了履行。故邵俞父母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该协议应认定有效。同时，目前邵俞没有提供确凿有效的证据证明在签订协议时，出现有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受欺诈、胁迫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因此，邵俞要求撤销该调解协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邵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俞建明
审判员 余江中
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