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平商初字第1918号
原告付新香，城镇居民。
委托代理人郭波，山东现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素娟，农村居民。
委托代理人李升辉，山东天正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付新香与被告刘素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付新香及其委托代理人郭波，被告刘素娟的委托代理人李升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付新香诉称，1996年8月至9月，被告分二次向原告借款134,025元，并出具二张借条，因被告系原告的外甥媳妇，没有约定还款时间及借款利息，口头承诺有了钱就还。现被告经营公司，有条件归还借款却拖延还款，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被告偿还借款134,025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刘素娟辩称，原告所诉情况不实，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第一，原告提交的二支借条，记载的内容不是借款。被告当时担任平度市建筑安装集团公司草制品工艺厂（以下简称草制品厂）会计，该厂向客户付款时，先由会计出具借条支出应付款。第二，一般情况下，借款金额都是整数，而该借条所记载的金额有整有零，不符合借款的特征。第三，借条记载的时间1996年8月，至今已长达18年之久，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依法应予以驳回。第四，原告所提交的借条是垫复写纸书写，原件已在草制品厂入账，该二支借条系复写件，不能作为债权凭证，要求原告提供借条原件。
经审理查明，1996年3月至1999年3月期间，原告承包经营草制品厂，被告担任该厂会计一职。
1996年8月23日，被告为原告出具借条1份，载明：“借条/今借付新香人民币/122,125.00元/壹拾贰万贰仟壹佰伍仟元正/96.8.2号/刘京美”。同年9月12日，被告为原告出具借条1份，载明：“借条/今借付新香11,900.00元/壹万壹仟玖佰元整/96.9.12号/刘京美”。刘京美系被告的曾用名。
另查，2015年1月6日，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起诉至本院，要求刘京美偿还借款。因当时原告提交的起诉状中缺乏刘京美的具体身份信息，不足以认定有明确的被告，本院于2015年4月13日裁定驳回了原告起诉。原告在核实被告具体身份信息后，于2015年4月24日再次诉至本院。
庭审中，原告针对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借条2份，证明：被告分别于1996年8月23日、9月12日向原告借款共计134,025元。
2、营业执照复印件、承包押金单复印件各1份，证明：草制品厂为原告所承包。
3、原告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证人刘某陈述：原告以她外甥（即被告的丈夫）急用钱为由，于1996年7月中旬向证人借款20,000元。
被告针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
（1）对借条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该条虽是被告书写的，但原告提交的借条系复写形成的。
（2）证据2均是复印件，即使该证据为真实，也只能证明原告在2001年12月12日承包了该企业。
（3）对证人刘某的证言有异议，认为该证人所述没有借条作为依据，真实情况无法判断。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①工商行政机关出具的企业档案查询信息1份，证明：当时原告担任草制品厂负责人，该厂性质为国有。
②收条复印件2份，证明：原告从外借款用于投资草制品厂经营。
③记账单一宗，证明：被告从原告处支钱系用于对外支付货款。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
Ⅰ、对证据①②均没有异议，但认为证据②恰能证明被告有能力出借款。
Ⅱ、对证据③，其真实性无法辨认，与涉案借款没有关系。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还申请证人于某、吕某、高某、李某出庭作证。
证人于某称，1996年，我与肖朋军（被告的丈夫）和原告一起在草制品厂做工艺品生意。当时原告是法人代表，我主要负责生产，被告负责记账，案外人王美丽负责现金。草制品厂如有资金来往，由被告出具单据条。草制品厂如进来钱了，就由被告记账并出具收条。厂子如需对外支付货款，先由会计从银行提钱，交给向外付款的人，由该人向本单位出具收条，再向客户付款。
证人吕某、高某、李某均称，我是给草制品厂供货的。该厂实际上是原告、肖朋军和于某三个人合伙干的。该厂核销后，所欠证人的货款，均由肖朋军付清。
原告针对上述四证人的证言提出如下质证意见：
第一，对证人于某的证言有异议，认为肖朋军并不负责记账，而是分管业务，该证人分管生产，王美丽负责现金，被告负责记账。第二，对证人吕某、高某、李某的证言没有异议。
被告对上述四证人出庭作证均无异议。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借条2张、营业执照复印件、承包押金单复印件各1份，被告提交的企业档案查询信息1份、收条复印件2份、记账单一宗，证人刘某、于某、吕某、高某、李某的证言，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记录在案佐证，并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具体到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原告主张被告从其处借款134,025元；被告主张原、被告之间并未发生民间借贷关系，被告为原告出具的借条所记载的内容不是借款，而是被告担任草制品厂会计时，从原告处支取用以向客户付款的现金。双方当事人针对其主张均提交了相关证据加以证明，但是双方当事人提交证据的证明力均未直接、充分到否定对方的证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之规定，应对双方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力大小进行比较。进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之规定，本院将双方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分析如下：
一、原告向本院提交证明原、被告之间发生民间借贷关系的证据主要有：“借条”2份、营业执照复印件、承包押金单复印件以及证人刘某的证言。
首先，原告所提交的2张“借条”证明力相对较弱。
第一，按照民间借贷的惯例，债权人主张债权的凭证通常为原写件，复写件特别是复印件一般不作为债权凭证。
第二，从原告提交的“借条”形式上看，该“借条”系由复写纸复写形成。原告称，被告当着原告及被告父亲的面，在一个本子上为其出具的借条，并当场撕下交给原告，原告当时并未仔细检查，不知该借条为复写件。被告辩称，该借条是被告从原告处支取用于对草制品厂客户付款所需款项时，为原告出具的。因该款已入草制品厂账务，该借条的原写件保存在草制品厂的财务账簿中。
在一般情况下，借款人当着出借人的面为其出具的借条应为用笔一次性书写形成，不会存在复写的情况。即便存在复写的情况，借条的原写件也应由出借人保存。根据原告描述的借条形成过程，原告对被告采用复写方式出具借条应当是明知或应知的，故其应当向被告索要原写件，而不是收取复写件。因此，原告称被告当着其面为原告出具借条，并将借条的复写件交给原告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第三，从原告提交的“借条”内容上看，该“借条”所记载的借款数额分别为“122,125.00元”和“11,900.00元”，而借款的金额特别是较大数额的借款，通常应为整数，不会出现精确到元的情况。
第四，原告于1996年6月10日与草制品厂发生过20,000元的往来款（记载为借款），该笔款项数额为整数。证人刘某称，其曾借给原告20,000元，该笔借款数额也为整数。原告于1996年6月18日向草制品厂投资时，投资款数额亦为整数（1,500,000元）。由此可推知，原告与他人发生较大金额资金交易时，通常不会采用有零有整的金额记载。因此，被告向原告借款数额精确到有零有整的134,025元，与原告个人资金往来习惯不符。
综上，原告所提交的2份借条，无论从形式上、内容上还是交易习惯上看，均与通常的民间借贷有一定差距，其证明力相对较弱。
其次，原告提交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承包押金单复印件仅能证明原告承包草制品厂情况，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证人刘某的证言仅能证明原告曾向证人刘某借款的事实，证人刘某并未见过被告从原告处借款，故不能证明该款项又转借给被告。因此，该三份证据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
再次，原告关于被告借款用途的说法不合常理。原告称被告多次向其借款，具体每笔借款用途也记不太清。庭审中，在本院的释明下，原告方称被告借款的用途主要用于为被告父母房屋装修（房屋位于平度市新河镇沙沟刘家村）、为被告姐姐购买房屋（房屋大约位于平度市城区）、为被告弟弟结婚购买结婚用品等。然原告提交的借条中所记载的借款数额已高达134,025元，而在借条的出具年代即1996年前后，以当时、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水平，该数额显然已远远超出购买房屋、装修房屋、婚庆等正常支出。且原告就其主张的被告多次借款的事实未能提供相关证据。因此，原告关于被告借款用途的说明可信度较低。
第四，原告关于被告借款次数以及原告筹措借款资金情况的陈述前后不一致，存在矛盾。第一，原告在诉状中称，被告分二次向原告借款134,025元，并出具二张借条。而在庭审中，原告又称被告因装修房子等事宜多次向其借款，原告关于被告借款的次数叙述前后不一致。第二，原告于2015年1月6日第一次起诉时称，其向被告所借款项资金来源为从银行中提取的存款和向别人借取的款项。而本次庭审中，在本院释明要求其提供银行取款记录的情况下，又改口称所借款项来源均来自向别人借取的款项，但也未能举证证明。原告关于筹措借款资金情况的陈述前后不一致。第三，原告通过向他人借款再向被告出借，而又未收取利息、未约定还款期限的做法，与正常借款习惯明显不符。因此，原告关于被告借款次数以及借款资金来源的陈述可信度较低。
最后，原告关于向被告给付借款情况的陈述与大额资金交易习惯不符。原告称其以现金方式向被告给付借款，然如此大额的资金流动，即便是在经济已经相对繁荣的现在，以现金交易的方式可能性较小，更不用说当时这些款项对于工薪阶层，已属巨款，采取现金交易的可能性更小。
另外，原告自称其承包草制品厂时投资多达27万余元（可查实的投资款为15万元），然原告在1996年承包草制品厂之前在青岛第五草制品厂担任验货员一职，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为工资收入。以当时、当地的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原告所从事的工作来看，其在已有巨额投资的情况下，个人可支配资金不会较为充足，因此，再向被告借款多达13万余元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综上，原告提交的4份证据证明力相对较弱，在原告无法准确说明被告借款用途，且无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其关于借款次数、借款资金来源陈述前后不一致，又无法举证说明向被告给付借款的情况下，原、被告之间发生民间借贷关系的可能性较低。
二、被告提交的证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证据主要有：企业档案查询信息1份、记账单一宗、收条复印件2份，以及证人于某、吕某、高某、李某的证言。
首先，原告提交的企业档案、记账单一宗以及证人于某、吕某、高某、李某的证言均证明了原告在草制品厂担任负责人、被告担任该厂会计。原告对该事实亦无异议。因此，原、被告之间存在草制品厂负责人与会计的特殊身份关系。
其次，从被告提交的收条复印件看，原告向草制品厂投资与借款经手人均为被告。从被告提交的记账单看，被告负责记录向草制品厂客户付款的相关情况。综合证人于某、吕某、高某、李某的证言，可以推知被告作为草制品厂会计，在草制品厂资金进出的过程中，对相关情况特别是资金往来情况作出相应的记录可能性较高。
再次，原告作为草制品厂的承包经营负责人，该厂由原告实际控制，资金的往来亦均由其批准，其个人业务与该厂业务均由原告经手，两者往往产生混同现象，难以做严格区分。
最后，从被告提交的记账单看，被告对草制品厂客户付款时，付款的数额精确到元、角和分，且被告对草制品厂客户付款频率较高、累计数额较大。因此，被告辩称其作为会计，从草制品厂支取款项后，为草制品厂以复写方式出具的数额较大且数额精确到元的借条，符合其单位内部管理做法。原告作为草制品厂负责人，对于该厂资金的进出以及相关记录的保存均有能力控制。经本院向原告释明，要求其出示草制品厂的账簿，以核对账务往来情况。原告称账簿在被告处保存，但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然草制品厂作为国有经营单位（非法人），其财务管理相对严格、正规，因此，被告在离职后带走账簿的可能性相对较低。财会人员隐匿、毁坏会计账簿的行为属违法行为，作为单位负责人的原告，对该行为放任不管的可能性较低，故原告单位的账簿去向不能证明与被告有关。
因此，被告所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与原告之间存在特殊身份关系，且被告时任该草制品厂会计一职，必然经常为该厂制作资金往来凭证。原告作为该厂的实际控制人，其完全有能力取得被告所出具的资金往来凭证的复写件甚至原写件。
综上，被告提交的证据虽不能直接、完全否认原告所主张借款的真实性，但在原告无法举证证明借款合意、借款已交付的情况下，结合原、被告的陈述以及举证、质证情况，足以使得原告凭借条证明原、被告之间发生民间借贷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项“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之规定，应当认定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借款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付新香对被告刘素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981元，保全费1,220元，共计4,201元，由原告付新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尚丰文
代理审判员 李培亮
人民陪审员 孙寿信
二〇一五年八月六日
书 记 员 王龙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