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6民终13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嵊州市黄泽镇工业功能区金龙路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83725245056w（1/12）。
法定代表人：张冬初，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徐林祥，浙江剡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佳友领呔有限公司，住所地嵊州市鹿山街道长春路17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83609680069M。
法定代表人：邢承林，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刘祖樑，户籍地嵊州市，现住嵊州市，由嵊州市鹿山街道高版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
原审第三人：浙江帝科智能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嵊州市三界镇高新大道127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0MA2884627U。
法定代表人：应丽娜，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陈小勇，嵊州市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中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佳友领呔有限公司（简称佳友公司）、原审第三人浙江帝科智能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帝科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2016）浙0683民初50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为上诉人对涉案工程拍卖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事实及理由：1、判定本案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主要法律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2011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6条、第27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二）、（三）项规定。在上述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中，从未出现过将停工日作为行使优先受偿权期限的起算点，恰恰相反，停工日是不能作为行使优先受偿权的起算日的。对于处于停工状态的工程行使优先受偿权的期限应自双方结算之日起算，未结算的为承包人提起诉讼之日。一审法院将行使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起算点认定为停工之日，既无法律依据，也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及一审法院对同类案件作出的裁判精神，完全错误。2、上诉人与佳友公司的履约过程非常清晰，一审法院对这些事实予以认定后应当合乎逻辑地作出上诉人对所建工程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认定。一审法院认定2013年9月佳友公司与案外人陶贤江签订厂房租金冲抵结欠款的协议等情况，该节事实无论成立与否并不能影响上诉人对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因为即使该节事实成立，其性质无非是被上诉人在工程未经验收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工程，是违约行为又是一种违反建筑法的行为，其后果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但一审法院在未对该节事实的性质及与本案是否存在关联性作出准确认定情况下，驳回了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毫无道理的。另外，上诉人提供的施工日记、工程结算书等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完成了后续工程。即使无此相关证据，也只能说明工程一直处于停工状态，而停工不是竣工，也不是合同解除或终止，不会影响上诉人行使工程价款优先权。3、帝科公司不具备第三人资格，因为其行使的抵押权依法不及于本案所涉二期厂房工程，一审法院将其列为第三人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属程序违法。
被上诉人佳友公司辩称，被上诉人没有按照合同支付工程款造成工程停工，实际上被上诉人有很多农民工的工资没有付清，有好多年了，被上诉人公司已经接近倒闭。上诉状中陈述的事实比较清楚，原审第三人的欠款是要归还的，房子拍卖了是否有优先受偿权的问题，根据事实及法律依据由法院审判。
原审第三人帝科公司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的停工，应该是上诉人以自己的行为不再履行合同，终止了合同关系，并非因自然天气原因造成的停工。2011年3月，主体工程竣工验收完成后，上诉人撤离了所有的施工设备机器和人员，也没有看管人员。后来上诉人把尚有部分未完成（围墙、附属设施、道路等未完成）的工程交付给了被上诉人使用，停下来以后的五、六年当中没有再行施工。2、关于2015年12月15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建筑工程补充协议，其实根本没有这个事情，他们的目的是上诉人为了得到优先受偿权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2013年9月20日，被上诉人与陶贤江之间签订了厂房租金抵充借款的协议，且为厂房相关的附属设备进行了添置。2015年6月19日上诉人与皇中皇电器有限公司签订了协议，将涉案建筑物抵偿给皇中皇电器有限公司。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再签订一个补充协议是不成立的，其实上诉人已经将所有权交给了皇中皇公司。所以一审判决将停工日即上诉人以自己行为终止合同的日期作为优先受偿权是非常正确的，并没有错误。3、对于停工日是否可作为优先受偿权起算点的问题，根据省高院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建设工程处理优先受偿权的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发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时，工程未实际竣工的，约定的竣工之日为6个月的起算点，约定的竣工日期早于实际停工日期的，实际停工日期为6个月起算点。4、关于原审第三人是否具有参加诉讼资格的问题，原审第三人是抵押权人，被上诉人将土地抵押了，在抵押时本案的建筑物已经建成，结构已经完成，按照法律规定，应一并抵押。上诉人要求享受优先受偿权必定会损害原审第三人的抵押权，所以本案审理结果与原审第三人的抵押权有直接利害关系，原审第三人申请参加本案诉讼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一审法院通知原审第三人参加诉讼程序合法。
中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工程款2639437元，支付自2016年2月8日始至2016年7月30日止按年利率10%计算的利息126394.60元（其中2016年2月8日起至2016年4月15日以1820000元为基数计算；2016年4月16日起以2639437元为基数计算），并继续支付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2、确认原告对上述工程款就原告所建的厂房（二）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2010年12月27日，原、被告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由原告承建被告位于嵊州市经济开发区东郭村的厂房（二）工程，开工日期为2011年2月20日，竣工日期为2011年10月31日，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250天，合同暂定价款为1980000元。在合同专用条款中，双方约定工程款（进度款）支付的方式和时间为：乙方（即原告）人员、设备进场，基础完成后一周内支付合同总价的30%，主体完成二层后一周内支付合同总价的15%，主体结顶中间验收后一周支付15%，内外粉刷完成后一周后支付合同总价的25%，余款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结算审计完成一个月内支付。双方还约定工程质量保修金为6000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进行了施工。2011年12月22日，涉案工程通过了主体结构工程中间验收。后因被告未按约定支付工程进度款，工程停工。2015年12月15日，原、被告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原告在协议签订后二个月内完成全部工程，双方对原合同的工程款支付办法调整为：被告在工程竣工后七日内付至工程暂估造价的85%即3400000元，审计完成后一个月付清全部结算价款（扣除保修金60000元），否则，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按年利率10%计算的逾期利息。2016年2月1日，原告向被告提交了竣工验收申请报告，报告载明工程于2016年1月29日完工，但被告对涉案工程未组织验收。后被告委托浙江金正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对涉案工程造价进行审核，浙江金正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15日出具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一份，载明经审核，工程造价为4279437元。原告陈述被告于2011年9月2日支付工程款100000元，于2011年9月28日支付工程款200000元，于2011年11月9日支付工程款100000元，于2011年11月25日支付工程款200000元，于2012年1月16日支付工程款200000元，于2012年1月30日支付工程款60000元，于2012年4月6日支付工程款500000元，于2012年8月31日支付工程款100000元，于2012年11月22日支付工程款100000元，于2015年1月20日支付工程款20000元，共计1580000元，被告尚欠原告工程款2639437元。被告对上述付款时间、付款金额、欠款金额均无异议。另查明，2013年9月20日，被告与案外人陶贤江签订厂房租金冲抵借欠款协议书一份，约定被告将涉案厂房出租给陶贤江使用，以租抵债，协议书载明涉案厂房房屋主体结构已完工，但道路、水电、电梯等配套附属设施未完工，租赁期限为十三年，自2013年9月20日起至2026年9月19日止。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承认原告提出的关于欠付工程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在本案中原告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法定期限是否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四条规定：“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该条款对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权的期限及其起算点作出了明确限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属于除斥期间，不能适用诉讼时效有关中止、中断或延长的规定。而之所以要对承包人行使优先受偿权的期间进行规定，目的是促使承包人在法定期限内积极行使权利，防止其怠于行使权利导致市场交易秩序的混乱和不定，从而从终局上保护并衡平发包人与承包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综观本案，涉案工程早在2013年9月已由被告出租给他人使用，据此可认定原告已于2013年9月前停工，即便根据原告提供的施工日记的记载，涉案工程也已于2014年5月16日起停工，合同约定的竣工日期为2011年10月31日，合同约定的竣工日期早于实际停工日期，原、被告双方虽于2015年12月15日以签订补充协议的方式对竣工日期进行了变更，但原告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在停工后对涉案工程有新的工程量的增加，故将停工日作为原告行使优先受偿权期限的起算点，较客观合理，且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四条对行使优先受偿权期限的起算点具体界定的立法精神和本意。本案中，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时才向被告提出要求对涉案工程价款优先受偿，已经远远超过了6个月的法定期限，故对原告提出的对涉案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请求，该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原告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该院依法予以支持；对不合理部分，该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浙江佳友领呔有限公司再支付中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款2639437元，并支付1820000元自2016年2月8日起至2016年4月15日止、2639437元自2016年4月16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日止按年利率10%计算的利息损失，款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二、驳回中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926元，由浙江佳友领呔有限公司负担（款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该院缴纳）。
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供了收款收据、送货单数张，本院依法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上诉人提供的该组证据能否证明上诉人之主张，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评定。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
本院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评析认为，各方对涉案工程尚未竣工验收的事实以及承包人对未完工程依法享有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权利并无异议，但对承包人主张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有否超过六个月的除斥期间各执一词。对此，本院评析如下：
一、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目的在于解决现实中工程款的拖欠问题，进而保障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工资到位，保护他们的生存权利，具有保护劳动者利益的价值取向。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系法律赋予承包人的法定权利，该权利优于其他抵押权以及普通债权。由于是否支持承包人提出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对发包人的其他债权人有直接的影响。为促使承包方积极行使权利，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及时得到实现，也有利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保障发包方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故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规定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为六个月。
二、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法源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该条款明确规定发包人逾期不支付工程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对其施工的建设工程行使优先受偿权。非因承包人的原因造成建设工程未能完工的，为了平衡承包人和发包人的其他债权人利益，对于这种情形下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六个月期限的起算点，司法实践中一般以合同解除之日或终止履行之日为准。本案中无证据表明合同已经实际解除，则无以此确定起算点的问题。那么本案有没有终止履行呢？对承包人来说，终止履行就是不再履行合同约定的施工行为，即所谓的停工。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实践中，承、发包双方的协调、停工、谈判往往穿插在一起，往来多个回合，停工复工反复进行，这样情形下的临时性停工不是终止履行。因此，作为终止履行意义的停工不是指临时性停工或暂停工，而是应该指完全停工。
本案讼争工程在2011年12月主体结构工程中间验收后，因被上诉人拖欠工程进度款，上诉人施工出现了停工，上诉人对此并无异议。上诉人提出异议的则是，其主张这些停工并非终止履行意义上的完全停工，而是临时性停工。对上诉人该主张，本院综合全案证据评定认为，上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案外人陶贤江自2013年9月与被上诉人签订厂房租金冲抵借欠款协议书后，实际租用了涉案厂房，并按照约定对道路、水电、电梯等配套附属设施进行了施工。各方当事人对此情况无法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反驳，上诉人自然也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这些配套附属设施系由其施工完成的。至少截至这个时间节点，上诉人实际已经停工。其次，虽上诉人提供其单方制作的施工日志表明还有陆续施工，但这些施工日志本质上属于上诉人的单方陈述，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能以此认定上诉人有关在案外人陶贤江实际使用涉案厂房后直至2015年12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补充协议之前仍有实际施工。按照日常生活经验，在案外人陶贤江进场后，若上诉人仍有施工意愿，可与被上诉人协商复工事宜，然而上诉人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并未实际施工，可以认定该停工属于完全停工，并非临时性停工。再有，司法解释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设置六个月的除斥期间旨在督促承包人尽快行使权利，若承包人在停工数年以后，再以少量施工或重新签订补充协议为由主张优先受偿权未该除斥期间，实际上相当于架空了该除斥期间的设置，完全规避了法律的限制，不应得当支持。因此，一审法院以2013年9月作为停工之日，并以此作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期限的起算点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也符合审判实践的通常作法，并非如上诉人所言此类判决闻所未闻。既然除斥期间已过，上诉人有关主张优先受偿权的主张自然得不到支持。
至于案外人陶贤江使用涉案厂房是否违规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不属于本案需要评判的范围。一审法院将上诉人无法否认的这一客观事实作为判定本案的裁判考量因素，并无不可。至于上诉人后期是否有实际施工的问题，根据被上诉人的认可，上诉人确实曾经对围墙部分组织了几天施工。然而，如上分析，上诉人以实际完全停工近三年之后的少量工程量来主张对整个工程的剩余工程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无法律依据，对该事实的判定对本案实体处理无实质性影响。因此，二审中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亦不能支撑其上诉请求。至于原审第三人的资格问题，一审法院虽对原审第三人提交的2015年9月签订的建筑物转让协议书的待证事实未予确认，但考虑到上诉人主张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将产生的法律后果，以及原审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初步可以证明本案处理结果与其有一定利害关系，故一审法院准许其参加诉讼，程序并不违法。
综上所述，中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中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艳
代理审判员 王 翠
代理审判员 吕 军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俞小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