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0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旭，男，1964年7月11日出生，汉族，武汉市人，无职业。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黎东辉，男，该区区长。
委托代理人：陈晖，湖北重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旭因其诉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江岸区政府）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一案，不服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鄂江汉行初字第0011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4年2月18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刘旭，被上诉人江岸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陈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分别于2013年8月2日和6日通过3封挂号信向被告邮寄了申请时间为2013年8月1日的2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和申请时间为2013年8月4日的1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被告公开11项政府信息。被告分别于同月3日和7日收到原告的上述申请表。同月7日，被告的办公室秘书科以NO：13004《江岸区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转办通知单》批转指派区城乡统筹办对原告申请时间为2013年8月1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中提出的关于“1、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街福建小区是否有江岸区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2、房屋征收决定与补偿的法律依据；3、房屋征收的目的”的信息公开申请及时办理并答复申请人。同日，被告办公室秘书科以NO：13005《江岸区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转办通知单》批转指派区规划局对原告申请时间为2013年8月1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中提出的关于“1、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街福建小区是否办理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2、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街福建小区是否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信息公开申请及时办理并答复申请人。同月9日，被告办公室秘书科以NO：13006《江岸区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转办通知单》批转指派区发改委、区统筹办、区规划局对原告申请时间为2013年8月4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中提出的关于“1、发展改革部门出具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证明；2、建设用地符合城乡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证明；3、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证明；4、房屋征收资金证明或资金筹集方案；5、项目红线图；6、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旧城区改建项目、提交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条件”的信息公开申请及时办理并答复申请人。同月12日，区发改委作出《关于对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的回复》，对原告提出的公开“发展改革部门出具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证明”的申请予以书面答复，于同月15日当面送达原告。同月16日15时50分，区规划局工作人员罗玉华致电告知原告：根据当年审批程序，无需办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无原告申请的关于“1、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街福建小区是否办理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2、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街福建小区是否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相关公开信息；原告申请公开的“建设用地符合城乡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证明”、“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证明”，证明材料为《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图》、《武汉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两图已经在武汉市公示且均可在“智慧武汉――国土资源和规划网”上查阅。同日，区规划局将上述回复情况以2份《回告》的形式回告被告的办公室。同月22日，区城乡统筹办工作人员廖文榜向原告送达了武土资规函（2013）839号《关于江岸区二七滨江二期片的规划意见》及规划范围图、区发改委于2013年8月12日出具的《关于对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的回复》、区发改委岸发改（2013）95号《区发改委关于下达江岸区2013年度二七沿江商务区二期等9个旧城改建类房屋征收增补项目计划的通知》、武发改投资（2011）338号《市发展改革委、市房管局、市国土规划局关于下达2011年第二批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计划的通知》、武汉市人民政府令第234号《武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和国务院令第590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6份书面材料，告知上述材料系对原告提出的“房屋征收决定与补偿的法律依据”、“项目红线图”、“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旧城区改建项目、提交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条件”信息申请的答复。同时，廖文榜口头答复原告：关于原告提出的“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街福建小区是否有江岸区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信息公开申请，福建小区属于二七沿江商务区二期征收范围，该项目正在公示征收补偿方案征收意见稿，目前尚未下达征收决定；关于原告提出的“房屋征收目的”信息公开申请，房屋征收目的为旧城改造；关于原告提出的“房屋征收资金证明或资金筹集方案”信息公开申请，因该项目正在公示征收补偿方案征收意见稿，根据国务院第590令和武汉市人民政府第234号令的相关规定，下达征收决定前必须保证征收资金足额到位，但到目前尚未下达征收决定，到时候如有需要可以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原告认为被告未针对原告的信息公开申请全面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一、根据国务院令第49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被告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负有根据情况分别作出答复的行政职责。二、本案中，被告的证据能够证明针对原告以3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提出的11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经被告批转区发改委、区规划局、区城乡统筹办的工作人员分别于2013年8月15日、16日和22日书面、电话和当场口头答复原告。上述答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对原告要求判决确认被告未履行法定职责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旭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刘旭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事实不清，证人证言是孤证，且证人是当事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
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的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或者与一方当事人有不利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不利的证言；”证人身份网上查询得知，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均没有其编制，其证据正在申请信息公开。二、适用法律错误，《武汉市政府信息公开暂行规定》虽然是2004年7月1日起施行，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不冲突，而是更符合武汉市的实际情况，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补充和完善，仅仅只用492号令是狭义的。《武汉市政府信息公开暂行规定》第十七条“公开义务人应当在接到申请时向公开权利人即时送达受理回执，并自接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公开，同时制发公开决定书送达公开权利人，因信息资料处理等客观原因及其他正当理由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政府信息的，经公开义务人信息公开机构负责人同意，可以将提供政府信息的期限适当延长，并书面告知申请人。但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不以事实、证据为依据，而轻信被上诉人的口述作出判决，是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依法公正地审理此案，撤销原判并改判。
被上诉人江岸区政府答辩称，上诉人2013年8月1日和4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被上诉人于8月3日收悉后，同月7、9日分别批转指派相关职能部门区城乡统筹办、区规划局、区发改委在法定期限内于2013年8月15日、16日和22日分别以书面、电话和当场口头形式答复了原告，依法履行了全部的答复义务，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依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坚持原审质辩意见。本院对证据的认证和采信理由与原审相同。二审开庭时，上诉人提供两份证据：1、廖文榜的工作人员信息，用以证明廖文榜工作时间不长，且其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孤证，应有辅助证据。另外，李彧不是在编人员的信息，用以说明，李彧不是在编人员，不能进行答复。2、（2013）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047号行政判决书，用以证明本案应按该判决一样来处理。本院认为，廖文榜与李彧是否是在编工作人员以及在岗时间多长都不影响其是否能代表被上诉人工作，也不影响其证言的证据资格及证明效力。因此，其与本案没有联系，该项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我国不实行判例法，且（2013）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047号行政判决所反映的情况与本案并不存在相似之处，该判决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提供了关于李彧身份情况的说明的证据，同理，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以上有效证据，本院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负有根据情况分别作出答复的法定职责。本案中，上诉人以3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提出11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经被上诉人批转，相关职能部门分别于2013年8月15日、16日和22日以书面、电话和当场口头形式答复上诉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刘旭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未以事实、证据为依据，轻信被上诉人的口述作出判决等上诉理由及其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刘旭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莉荣
审判员 姚建勇
审判员 曹 波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王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