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民终字第15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泽。
委托代理人杨钧、王舒瑜。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一卿。
上诉人王泽因与被上诉人郑一卿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5）杭萧民初字第10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12年3月21日，王泽与何海英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王泽向何海英借款1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2年3月21日至2012年4月20日止，并加盖浙江丽水市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公司）的公章，由俞某作为担保人。当日，何海英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汇款100万元到王泽帐户，王泽、金科公司出具收条一份，内容如下：今收到何海英交付给我的借款人民币壹佰万元整。同日，王泽将90万元汇入俞某告知的郑一卿帐户。2013年3月，郑一卿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郑一卿于2012年3月21通过何海英账户转到王泽账户100万元，名义上是何海英出借的，事实上出借人是郑一卿。2013年8月20日，何海英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王泽、金科公司还款，原审法院立案受理，案号为（2013）杭萧商初字第3056号。在该案审理期间，郑一卿陈述“其叫何海英将钱打到王泽的账上，100万债权属于何海英，郑一卿向何海英保证过，如果100万元收不回来，由郑一卿归还”。经审理，原审法院认为涉嫌经济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于2013年12月20日裁定驳回何海英起诉。经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审查，于2014年5月21日函告原审法院，认为未发现犯罪事实，故退回原审法院。同年6月9日，何海英再次想原审法院起诉，要求王泽、金科公司还款。王泽、金科公司辩称实际出借人是郑一卿，已返还郑一卿90万元。原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收条和汇款凭证上均注明出借人为何海英，虽然郑一卿在公安机关曾主张债权，但郑一卿在（2013）杭萧商初字第3056号案件中已经澄清系其认识错误，并承认债权人为何海英，郑一卿称王泽汇款给郑一卿90万元系俞某归还郑一卿的借款，故两笔款项系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故对王泽、金科公司的辩解不予采信。同年7月30日，原审法院判决王泽、金科公司返还何海英借款10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王泽不服该判决，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12月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浙杭商终字第18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2月4日，王泽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至原审法院，要求郑一卿返还其本金90万元，利息10.35万元（暂计至2015年2月底，90万元×23个月×银行一年期同期贷款利率0.06）。同时查明：王泽在2013年4月的公安讯问笔录中陈述欠俞某借款600多元，也通过俞某作为中间人向他人借款。
原审法院认为：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根据不当得利的法律构成要件，案涉收款行为构成不当得利的关键在于能否证明汇款原因自始不存在或嗣后已丧失了法律上原因。现王泽主张不当得利返还，理应对案涉汇款行为欠缺上述法律上原因的依据进行举证，作出合理说明。王泽陈述汇款的原因是受犯罪团伙的操纵操作了该行为，当时不清楚款项进出的用途。原审法院认为，王泽向何海英借款100万元所涉的借款合同、收条和汇款凭证上均注明借款人为何海英，王泽收款后汇入俞某告知的郑一卿账户90万元，可见，王泽知道向何海英借款与向郑一卿汇款系两个不同法律关系。郑一卿主张案涉90万元系俞某返还所欠的借款。俞某也出庭陈述“王泽欠俞某款项，王泽还款给俞某，而俞某又欠郑一卿款项，故叫王泽直接打入郑一卿账户”。郑一卿对其收到90万元作出合理说明，而王泽的上述说法缺乏依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32元，减半收取6916元，由王泽负担。
宣判后，王泽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定案证据不足，判决结论错误。一、上诉人汇款给被上诉人90万元，系出借人认识错误。根据被上诉人于2013年3月14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被上诉人于2012年3月21日通过何海英账户转到上诉人账户100万元，名义上是何海英出借的，事实上出借人是被上诉人。故上诉人于2012年3月21日在俞某等人监督下，汇款到被上诉人账户90万元的情况，存在胁迫及出借人的认识错误。二、一审判决以被上诉人改口后的事实及证据作为定案依据是错误的。2013年8月20日何海英以民间借贷起诉上诉人，被上诉人为配合何海英的诉讼成功，在法院改口其于2013年3月14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的内容，并且作出了与其公安机关陈述内容不一样的证言。当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与法院《询问笔录》内容发生矛盾，法院凭何就能以法院的笔录为准。三、证人及被上诉人对其陈述的内容，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而法院仅凭存在严重利害关系的证人口头陈述就予以定案，存在严重错误。根据萧山法院（2013）杭萧刑初字第926号案件，本案一审中的证人俞某证言证明俞某与上诉人一直来存在利害关系及矛盾，并且至今俞某及被上诉人均未能提供上诉人、被上诉人及俞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材料，因此，有充分理由对证人俞某的证言真实性质疑，而一审法院仅凭证人证言便予以定案，存在严重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理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在二审中辩称：王泽汇给被上诉人的90万元王泽本人也承认是俞某让他汇给被上诉人的，根本不存在不当得利。至于公安笔录，一开始借款给王泽，被上诉人也是在何海英处口头承诺，如若王泽不能按时归还由被上诉人归还，后来他们出了赌博案为了不想让何海英出面，因为何海英是不认识王泽跟俞某的，所以我去公安做了笔录。而在何海英与王泽开庭前为止，被上诉人是不知道哪个90万元是王泽汇给被上诉人的，被上诉人一直认为是俞某还借款的一部分。俞某所向我借的所有钱都是转借给了王泽，被上诉人也是在公安做笔录时才知道的。王泽说是在俞某的威胁下汇的90万元，那俞某从别的地方所借的那么多的钱全部转借给了王泽，又说明了什么呢？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起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全凭对方揣测臆想，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不当得利作为民法体系中一项独立的制度，有其固有、独立的构成要件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就本案而言，王泽是从何海英借得100万元，并由其及金科公司出具给何海英借条，因此，应认定该100万元属何海英的出借款。虽然郑一卿曾在公安询问笔录中陈述“郑一卿于2012年3月21日通过何海英账户转到王泽的账户100万元，名义上是何海英出借的，事实上出借人是郑一卿”，但该陈述没有得到何海英的认可，故不能以此改变王泽出具的收条上承认出借人是何海英的效力。因此，王泽上诉中提出错将郑一卿当作出借人的理由不能成立。而王泽将90万元打入郑一卿的银行账户是根据俞某指示操作的，同时王泽又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行为存在错误的意思表示。因此本案不当得利之诉请在要件构成上存有重大欠缺，其要求郑一卿返还其本金90万元，利息10.35万元，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32元，由王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俞建明
审 判 员 余江中
代理审判员 石清荣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丁利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