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金民终字第70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于胜利，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白云区。
委托代理人：罗培，广东大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吴国玺，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番禺区。
委托代理人：韩苑，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于胜利因与被上诉人吴国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2）穗番法民一初字第5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吴国玺是海南新大地国际旅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新大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胜利是海南盛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下称盛某公司），两公司于1994年1月18日，签订了《借贷协议书》，约定，盛某公司出借10000美元给新大地公司用于购买汽车，借款期限两个月，到期除归还本金外，应每月支付利息6000元整，汇率以还款当日公布的市场牌价为准，双方共同提车，车辆暂存在盛某公司处等内容，该协议加盖了两公司的印章，由两位法人签名。当日，盛某公司向中国进口汽车贸易中心转账1万美元，备注注明代新大地公司付款。后，吴国玺的父亲吴某乙向于胜利偿还了2万元，于胜利出具收条。1994年12月8日，盛某公司、新大地公司和广州越秀六福国际汽车科技开发公司（下称六福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一、新大地公司1994年1月18日的欠款已达16万元人民币，扣除已经清还的2万元，尚欠14万元。于胜利同意，协议签署时还款5.5万元，1995年春节前还7万元即可。否则，按全部欠款追索。二、吴国玺以其个人名下的房产转让给六福公司（李某），并保证办好手续。三、六福公司（李某）同意代吴国玺向于胜利偿还所欠款项。协议签订当日，李某支付5.5万元给于胜利，于胜利出具收条给李某。另查明，六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是吴国玺的配偶，签约当时已分居，两人于2004年经判决离婚。1996年4月15日，于胜利和吴国玺以个人名义签订了《合同书》，约定：一、吴国玺于1994年1月18日向于胜利借款1万美元折人民币88000元，月息6000元，至今本息合计25万元。吴国玺同意偿付于胜利追债费用35000元，共计285000元，扣除已经归还的75000元，尚欠21万元。二、于胜利同意，如果吴国玺能保证按照本次协议执行，免去债权14万元，吴国玺只需偿还7万元即可。……五、于胜利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吴国玺履约情况，随时向吴国玺追讨债务。吴国玺如果不按协议履行，于胜利有权按第一款原债务全额向吴国玺追索。该份合同书除了当事人签名外，还有第三人董某签名作为见证。诉讼中，于胜利还提交了吴国玺1994年8月写给于胜利的信件以及于胜利的回信中都提到了涉案的款项，其中于胜利在1996年8月22日的回信写道“……我共先后七次向你追债，包括这次……此次你给了我2000元人民币，这只是从今年四月至今利息8750元中的一部分……这封信既向你申明我的权力，也讲明道理，同时也算是收到你2000元的收条”。经催款未果，于胜利向法院提起诉讼，在庭审过程中，于胜利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一、吴国玺立即偿还于胜利欠款本金88000元并支付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自1994年1月18日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暂计至2012年5月9日为611347.25元，以上合计699347.25）；二、吴国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2012年8月27日，法院以主体不适格为由作出（2012）穗番法民一初字第510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于胜利的起诉。于胜利不服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于2013年3月15日作出（2012）穗中法民二终字第2822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一审裁定，指令继续审理。
在庭审过程，于胜利再变更其部分诉讼请求为：本金21万元，利息为7万元为基数计算，按年利率30%，月利率千分之二十五，计至吴国玺实际还款之日止，暂计算开庭之日止利息为367500元，本息合计577500元。
一审法院认为：于胜利与吴国玺之间的债务源于1996年4月15日所签订的《合同书》，在该合同约定借款期限届满后，吴国玺分两次还款75000元，并于1996年4月15日与于胜利以个人名义重新签订了一份《合同书》约定相关拖欠的款项及还款方式。此后，在1996年8月22日于胜利给吴国玺的回信称向吴国玺多次催款，但只收到2000元，由此可见，自1996年8月22日起于胜利知道自已的权利已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两年，故本案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1996年8月22日开始计算两年，但于胜利直至2012年才提起诉讼，明显超出诉讼时效期间。于胜利在庭审中提出每年均向吴国玺的父亲催款，但于胜利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向吴国玺主张过债权，而向吴国玺的父亲主张债权并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故对于胜利的辩解意见，法院不予支持。于胜利的诉讼请求已经超出诉讼时效期间。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作出判决：驳回于胜利的诉讼请求。
判后，于胜利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于胜利每年均向吴国玺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定于胜利向吴国玺的父亲催款系认定事实不清。于胜利每年均向吴国玺主张权利，但因吴国玺恶意逃避债务，行踪难定，于胜利迫于无奈，只能到吴国玺的住所即广州市洛浦街丽江花园丽茹楼七座207室向吴国玺主张权利。而吴国玺父亲作为与吴国玺同住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亲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能够证明于胜利已经向吴国玺主张权利。一审时，吴国玺的父亲亦专门就“于胜利每年均向吴国玺主张权利”的事实出庭作证。于胜利是向吴国玺主张权利，而不是向吴国玺的父亲主张权利。二、本案没有约定履行期限，因此也就没有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空间，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遍查本案《合同书》与于胜利寄给吴国玺的信件，于胜利与吴国玺均未对债务履行期限进行约定。从于胜利寄给吴国玺的信件中可知，吴国玺还一直欺骗于胜利会履行还款义务，从未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根据《诉讼时效规定》第六条，在未约定履行期限的情况下，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为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或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上述两项情形，本案均未发生，本案也就不能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三、一审法院超出法院中立立场，为吴国玺创设抗辩理由，等于变相剥夺了于胜利陈述理由的权利，有失公正。一审时，因于胜利与吴国玺从未就债务履行期限进行约定，吴国玺在一审时仅是笼统言及本案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吴国玺认为本案超出诉讼时效的理由是“1994年发生借款，1996年4月15日双方对欠款作了确认，原告或其公司就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伤害，从1996年4月15日起两年内原告或其公司应当主张其权利，直至16年后的今天才向法院提起诉讼，明确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而该理由明显不能成立，因为双方对欠款作了确认但并未约定履行期限，本案不能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然而，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超出时效的理由却是“在1996年8月22日原告给被告的回信称向被告多次催款，但只收到2000元，由此可见，自1996年8月22日起原告知道自己的权利已受侵犯”，该理由并不是吴国玺提出的，而是一审法院创设的。于胜利在收到判决书时，才第一次得知该理由。一审法院等于变相剥夺了于胜利陈述理由的权利，程序违法，有失公正。综上，于胜利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于胜利的诉讼请求。
针对于胜利的上诉意见，吴国玺辩称：1、于胜利每年向吴国玺主张权利不是事实，于胜利在一审和二审阶段没有举证证明每年向吴国玺主张过权利的证据，于胜利提供吴国玺父亲出庭作证，但吴国玺没有与父亲同住，且其父亲的证言也不可信，吴国玺的父亲与于胜利之间是有约定的，如果追讨到多少钱是按比例分。2、于胜利称没超过诉讼时效也不成立，于胜利在1996年8月22日给吴国玺回信中称向吴国玺多次催收只是收到2000元，这个信也只是收到2000元的收条，回信中可以见到1996年8月22日起于胜利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1996年8月22日开始计算两年时效，于胜利于2012年才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的期间，于胜利在上诉状提出的观点是认为一审法院创设不属实，一审期间，吴国玺提出过回信就等于诉讼时效的中断，故请求驳回于胜利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吴国玺的父亲吴某乙在一审期间出庭作证称：1994年时候于胜利就向吴国玺追讨过欠款，当时董某、于胜利和于胜利妻子均有追吴国玺还款，于胜利最近一次向吴国玺追讨欠款是2012年3月底，每年于胜利都会打电话给其询问吴国玺回来没有，于胜利在2003年、2004年来家里找过吴国玺，当时只有其本人在家。当一审法院询问吴某乙，自1994年开始，于胜利是否每年都会来找吴国玺时，吴某乙称于胜利、董某每年都会打电话询问吴国玺是否在家，主要是问吴国玺的情况。
常住人口信息查询记载，吴国玺登记的居住地是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丽江花园丽茹楼七座207房。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以及于胜利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于胜利和吴国玺于1996年4月15日以个人名义签订的《合同书》虽没有明确具体的还款期限，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关于“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的规定，于胜利在1996年8月22日的信件中明确了追债的权力，故本案可以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自于胜利于1996年8月22日向吴国玺明确追债之后，吴国玺未还款给于胜利，于胜利应知道自己权利受损。于胜利称每年均向吴国玺主张权利，于胜利应举证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事实。吴国玺登记的居住地是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丽江花园丽茹楼七座207房。但据于胜利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吴国玺的父亲吴某乙称，于胜利每年都会打电话向其询问吴国玺是否在家，于胜利来家里找吴国玺时也只有吴国玺的父亲吴某乙在家。吴愉泉的证言证明于胜利是知道吴国玺没有在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丽江花园丽茹楼七座207房居住的事实。故一审判决认定于胜利到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丽江花园丽茹楼七座207房追债，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即于胜利向吴国玺主张债权的方式有多种。于胜利上诉称吴国玺恶意逃避债务，行踪难定，只能到吴国玺的住所广州市洛浦街丽江花园丽茹楼七座207室向吴国玺主张权利，与法律规定不符合，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吴国玺的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不受法律保护合理，本院予以维持。于胜利提出上诉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予以驳回其上诉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9575元，由上诉人于胜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曾文莉
审 判 员 庄晓峰
代理审判员 吴 湛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日
书 记 员 薛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