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211民初181号
原告：郭力强，男，1989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石河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君能，福建旭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智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
法定代表人：孙岳麟，董事长。
第三人：曾翔，男，1987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叙永县。
原告郭力强与被告上海智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变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力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君能律师，被告智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岳麟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曾翔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7年4月份、5月份、9月份三个月的工资共计300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共计140000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金共计600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5年进入被告处工作，工作地点在集美区，原告担任研发部运维经理，被告与原告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被告未为原告缴交社会保险费，被告从2015年5月份起每月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原告工资奖金，双方存在劳动关系。2017年9月28日，被告召开会议，通知原告因被告经营出现困难，告知原告要签订书面的兼职劳动合同，但原告表示拒绝而发生劳动争议。被告存在违反《劳动合同法》及相关规定的行为，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给原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原告无奈向厦门市集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厦门市集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定本案事实不清，对本案证据认定存在随意性、片面性，没有客观认定本案的事实和相应证据材料，导致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1.被告支付工资的银行流水明细中明确注明是被告支付给原告的工资奖金，是原告提供劳动的报酬，充分证明了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仲裁委没有客观认定本案双方存在劳动事实的法律关系。2.仲裁委认定被告的副总裁曾翔与被告签订《有关互联网运维服务外包协议》，将被告支付给原告的工资奖金错误视为被告代曾翔支付给原告的报酬，这明显违背事实与常理。3.被告的副总裁曾翔代表被告通知原告要改签兼职劳动合同的原因及会议告知的内容和过程没有给予查明，导致仲裁裁决中认定事实的不清和裁决结果的不客观性，使用法律错误。4.对原告提供被告支付原告的工资奖金明细等证据证明的事实在裁决书中不体现，对不真实的《有关互联网运维服务外包协议》却写明，体现该裁决不正确。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查明本案的事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智变公司辩称：1.被告与原告从来无任何劳动关系。被告与曾翔（承包方）之间是发包和承包关系，原告系由曾翔招聘使用。2.原告至2015年5月之前的报酬原由前承包人孙路桃发放的，后被原告等人发现报酬经常被克扣，故推选出曾翔为承包人，被告与曾翔2015年5月8日签订《关互联网运维服务外包协议》。协议第一、三、四、五、六条款内容如下：“一、甲方将其现有的互联网业务全部发包予乙方承包。乙方承包的服务经营内容包含（但不限于）：智变商城、聚邻、世博之门等网站以及相关的公众微信号的正常维护、运营、升级。三、乙方自行组建相关技术和业务人员，甲方不予干涉。四、乙方组建的技术和业务人员，与甲方无劳动合同和其他任何关系。五、甲乙双方暂定：甲方每月向乙方支付外包人工费8万元。如有下列情况发生，按以下办法处理：1.因甲方下达的任务超重，乙方必须向甲方据实申报，经甲方审核同意后予以补足人工费超额部分。2.因甲方下达的任务，乙方没有履行且又无正当理由证明，甲方则不予以支付或扣除相应的承包款。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的，乙方须承担赔偿责任。六、为方便管理和减少环节，乙方提出：乙方每月的承包费由乙方人员造册后报与甲方，由甲方代放。甲方对此表示同意。”3.厦门市集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7]1025号裁决书，事实清楚，依法有据，原告的仲裁请求被驳回。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恳请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曾翔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本院在庭审后向其核实情况，其称：郭力强、李榕宗、胡德财、钟广瑜、朱飞平，包括曾翔都是在2011年5月1日的时候，朱飞平介绍进去孙路桃位于集美大唐世家的家里做的，做的是名品街公司的网站开发和维护。该公司的负责人是连一汕、孙路桃、李莉。在2012年孙路桃接了智变的项目来做，2012年的时候公司搬到了集美古龙明珠，后面又搬到集美高迪墅（具体时间记不清楚），做的还是名品街和智变的事情。大概2015年孙路桃跟曾翔说上海智变公司没给他钱，其中有两个月就没给曾翔发工资。孙路桃有没有克扣其他人的工资曾翔不清楚，只知道他有发给朱飞平，他还说要扣部分的钱去交医社保，但是后面也没给我们交，还注册了一个公司让我们出钱买股份。后面上海智变公司就知道了扣工资的情况，2015年上海智变公司的老板孙岳麟过来找了我和郭力强、李榕宗、钟广瑜。我们在新一天酒店谈，当时上海智变公司想把孙路桃项目解散掉不做了，但是郭力强、李榕宗、钟广瑜、朱飞平还想继续做，为了防止孙路桃的事情再发生，就把我推举出来负责项目沟通，但是劳动报酬是让上海那边的公司直接发到他们账上，不经过我的手。大概2017年年初的时候，郭力强等七人找我说他们做智变的项目对自身没有保障，现在只是推举我出来承包项目，哪天公司不做了，他们没有保障。2017年的国庆的时候，他们跑到上海找老板谈签劳动合同的保障，想成为正式员工，至于他们谈了什么我不清楚。2017年国庆后，郭力强他们不做就走了。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其中有原告提供的《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劳动仲裁申请书》、《仲裁裁决书》、《送达回证》、《录音》、《兼职劳动合同》、《钥匙》、《2013年操作申请表》、《2015年操作申请表》、智变公司网络信息截图并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被告提供的《劳动人事争议裁决书》、《有关互联网运维服务外包协议》、《2016年8月网站外包费清单（厦门代发）》、《2016年12月网站外包费清单（厦门代发）》、《有关劳动争议诉讼案的说明》、《公司给孙路桃的银行流水》；第三人曾翔提供的《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等证据。原告与被告做了当庭陈述。第三人曾翔未到庭，视为其放弃质证的权利。对于相关证据的质证及认证意见，本院将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围绕对争点的分析进行阐述。对于双方当事人不持异议及与本案争点无关的证据，均已在卷佐证，本院不再一一赘述。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5月8日，智变公司（发包方）与曾翔（承包方）签订1份《有关互联网运维服务外包协议》，约定智变公司将其现有的互联网业务全部发包予曾翔承包。曾翔承包的服务经营内容包含（但不限于）：智变商城、聚邻、世博之门等网站以及相关的公众微信号的正常维护、运营、升级；曾翔自行组建相关技术和业务人员，智变公司不予干涉；曾翔组建的技术和业务人员，与智变公司无劳动合同和其他任何关系；双方暂定智变公司每月向曾翔支付外包人工费8万元；为方便管理和减少环节，曾翔每月的承包费由曾翔按人员造册后报与智变公司，由智变公司代放。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对曾翔在《有关互联网运维服务外包协议》上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4月28日出具闽历思司鉴所[2018]文鉴字第3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该外包协议中一方落款处“曾翔”的签名是其本人所写。
2015年5月至2017年9月，智变公司几乎每月向郭力强、王祎境的银行账户分别固定转账3000元左右和3500元左右的款项，银行转账明细上均载明“工资奖金”或某月工资。2017年6月至9月，智变公司向王德川的银行账户有6次转账，5次3500元，均载明“工资奖金”或某月工资。2015年5月至2018年3月，智变公司几乎每月向曾翔、曾礼和、袁晓琼三个银行账户分别固定转账5855元、3500元、3500元，银行转账明细上均载明“工资奖金”或某月工资。
智变公司于2013年7月10日分三次共向孙路桃转账15万元，银行回单凭证载明为“个人工资、奖金收入6月”；于2013年8月12日分三次共向孙路桃转账15万元，银行回单凭证载明为“其他合法款项7月工资”；于2015年1月13日分三次共向孙路桃转账15万元，银行回单凭证载明为“其他合法款项厦门12月工资”；于2015年2月13日分五次共向孙路桃转账247125.76元，银行回单凭证载明为“其他合法款项厦门1月工资”；于2015年3月12日分五次向孙路桃转账243068.3元，银行回单凭证载明为“其他合法款项厦门2月工资”。
原告庭审时确认其经由孙路桃招聘为智变公司作软件技术开发，工作地点在孙路桃租的房子里。2015年4月，因孙路桃克扣工资，智变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岳麟到厦门的新一天酒店与原告等人商谈，并决定由曾翔作为负责人。被告智变公司称其与孙路桃于2011年起存在软件开发承包关系，后原告等人于2015年4月向其反映未拿到报酬，其便到厦门处理此事，原告等人推荐了曾翔来负责工作。曾翔在本院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确认与被告签订了《有关互联网运维服务外包协议》，称其是原告等人推举的项目管理人，但是不是被告的管理人员，其与被告系承包关系，劳动报酬是由被告直接发到原告等人账上。
证人李某出庭作证称，其和原告是同事关系，2014年8月至2016年1月14日在被告处上班，是李榕宗招聘进来的，平时是由颜荣集和曾翔管理，2014年8月至2015年5月的工资是被告发的。证人离职的时候是先向主管申请，再向上海负责人申请，离职报告是曾翔批准，且加盖了被告的公章。
2017年10月23日，原告郭力强、王静萍、李榕宗、钟广瑜、胡德财、朱飞平、刘飞7人因与智变公司发生劳动争议，向厦门市集美区劳动仲裁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请求智变公司支付7人2017年4月、5月、9月的工资共计175500元、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819000元、赔偿金351000元。后该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12月10日作出裁决，驳回原告等7人的全部仲裁请求。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主张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引发的劳动争议。本案的关键在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首先，智变公司提供的《有关互联网运维服务外包协议》能够证明其和曾翔之间存在劳务发包关系，和原告没有直接的劳动关系。智变公司该协议中约定其将公司的互联网业务发包给曾翔，由曾翔负责组建技术和业务人员，原告亦确认其工作时受曾翔管理，故原告并非直接和智变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且该协议内容与双方及第三人曾翔确认一致的2015年4月孙路桃克扣工资事件后，为避免再次发生克扣工资情况发生，双方约定将报酬直接发放至原告等人，不再由承包人转发的陈述相符；该协议所载明的承包做法亦与智变公司和孙路桃时的做法前后一致。其次，智变公司向原告发放款项的银行凭证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经查，2015年5月至2017年9月智变公司发放至王祎境、王德川账户的款项和发放至原告的款项形式完全一样，但原告陈述该款仅是原告的收入，王祎境、王德川与智变公司并不存在劳动关系。2015年5月至2018年3月，智变发放至曾礼和、袁晓琼银行账户和发放至原告的款项形式完全一样，但曾礼和、袁晓琼与智变公司也并不存在劳动关系。故智变公司并非仅向其有劳动关系的员工作类似“工资”发放，仅银行流水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最后，从原告为智变公司做事的整个过程看，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从2012年经由孙路桃招聘为智变公司作软件技术开发，从事此业时间持续至2017年，2015年4月因孙路桃克扣工资事件后智变公司直接将报酬支付至原告账户。2015年4月之前和之后原告的工作状态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仅仅是报酬原由孙路桃从智变公司领取后发放变成由智变公司直接发放，智变公司对此已经进行了合理解释和说明，该报酬发放的改变不足以改变双方的法律关系，使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综上，综合原被告双方及第三人的证据和陈述，从智变公司前后都采用发包的方式处理其公司该业务，原告为智变公司做事的前后经过整体上看，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7年4月份、5月份、9月份三个月的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赔偿金的诉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第三人曾翔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主动放弃诉讼权利，本院在查明事实后，可依法径行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郭力强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郭力强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余 巍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洪一帆
代书记员 李玉珊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