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南行初字第26号
原告张某甲，男，1966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委托代理人张某乙，女，1987年3月6日出生，汉族，福建省南安市，委托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南安市公安局，住所地福建省南安市区湖中路36号。
法定代表人庄文斌，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东山，南安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委托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刘龙土，南安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委托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原告张某甲不服被告南安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4年9月10日受理后，于2014年9月1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原告于2014年9月29日向本院提出请求被告赔偿损失，本院于2014年9月30日向被告送达了赔偿申请书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某甲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某乙，被告南安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陈东山、刘龙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南安市公安局于2014年7月9日，对原告张某甲作出了南公（治安）行罚决字（2014）002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2014年6月14日、2014年6月20日、2014年6月26日、2014年7月7日，原告张某甲先后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当地公安机关查获并训诫劝回，其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条第（四）项、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作出对原告张某甲处以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决定。被告于2014年9月25日向本院提供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证据1组，南安市公安局南公（治安）受案字（2014）00144号《受案登记表》1份，主要内容为对原告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进行受案审批，欲证明被告于2014年6月23日将该案依法立为治安案件进行调查取证；《受案回执》1份，主要内容为被告告知南安市信访局已对原告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进行受案，欲证明被告于2014年6月23日依法告知报案单位。该组证据欲证明被告办案程序的合法性。
证据2组，中共南安市委、南安市人民政府信访局南信函（2014）57号、60号、61号《关于对进京非正常上访人员依法进行处理的函》各1份，主要内容为原告张某甲到北京市非信访接待场所上访，其行为违反了《信访条例》及相关规定，信访局函请被告依法进行处理。该组证据欲证明被告接到信访局报案的情况。
证据3组，南安市公安局《呈请传唤审批报告》1份，主要内容为被告拟传唤原告到南安市公安局治安大队进一步调查，依法定程序呈报传唤审批；南安市公安局南公（治安）行传字（2014）00045号《传唤证》1份，主要内容为被告传唤原告于2014年7月9日15时30分前到南安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接受询问；南安市公安局南公（治安）行传字（2014）00045号《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1份，主要内容为被告依法律规定通知原告家属。该组证据欲证明被告依审批权限呈报传唤审批及被告办案程序的合法性。
证据4组，原告张某甲的《询问笔录》1份，主要内容为被告就原告是否到北京市非信访接待场所非正常上访进行调查；《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1份，主要内容为被告依法告知原告在被告对该行政案件调查期间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证人陈欣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各1份、证人尤双加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各1份、证人黄仕利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各1份、证人蔡尚发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各1份、证人黄永亮的警察证复印件和自述报告各1份，上述证人的《询问笔录》及证人黄永亮的自述报告主要内容均为被告就原告是否到北京市非信访接待场所非正常上访进行调查；《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主要内容为被告依法告知上述证人权利义务。该组证据欲证明原告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和被告有依法告知当事人及证人享有的权利及承担的义务。
证据5组，《安全检查》1份，主要内容为被告根据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依法对原告进行安全检查。该组证据欲证明被告办案程序的合法性。
证据6组，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出具的（2014）第201406140048号《训诫书》、（2014）第201406200019号《训诫书》、（2014）第201406260062号《训诫书》及发生时间为2014年7月7日的《训诫书》各1份，主要内容为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就原告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对原告进行训诫劝回；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分别于2014年6月16日、2014年7月3日、2014年7月9日出具的《工作说明》各1份，主要内容为经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调查，原告多次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该组证据欲证明原告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违法行为的事实。
证据7组，南安市公安局官桥派出所南公（官桥）行罚决字（2014）第001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1份，主要内容为南安市公安局官桥派出所对原告于2014年6月4日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的违法行为，处以警告的行政处罚；《户籍证明》1份，主要内容为证明原告身份的基本情况。该组证据欲证明原告的身份及其曾因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受到行政处罚的违法前科情况。
证据8组，南安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告知笔录》1份，主要内容为被告依据查明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告知原告拟对其作出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决定，并告知其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南安市公安局《呈请公安行政处罚审批报告》1份，主要内容为被告拟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定程序进行审批；南安市公安局南公（治安）行罚决字（2014）002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1份，主要内容为被告决定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七日；南安市拘留所南拘收字（2014）1344号《执行回执》1份，主要内容为被告对原告执行行政拘留七日；南安市公安局南公（治安）行拘字（2014）第135号《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1份，主要内容为被告就已对原告执行行政拘留，依法律规定通知原告家属；《国内挂号信函收据》1份，主要内容为被告已将《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邮寄给原告家属的收件回执。该组证据欲证明被告作出对原告行政处罚前已依法履行告知义务、依审批权限呈报拘留审批，并依法作出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七日的行政处罚决定，且对原告执行行政拘留完毕及法律文书送达情况。
证据9组，南安市公安局南公监（2014）6号《南安市公安局法律文书补正通知书》1份，主要内容为被告告知原告家属张宝华，由于文印工作人员的疏忽错误将南安市公安局南公（治安）行拘字（2014）第135号《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中所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条第（四）项书写为“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并予以补正。南安市公安局南公监（2014）7号《南安市公安局法律文书补正通知书》1份，主要内容为被告告知原告，由于文印工作人员的疏忽错误将南安市公安局南公（治安）行罚决字（2014）002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所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条第（四）项书写为“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及将“2014年7月7日”书写为“2014年7月6日”，并予以补正。南安市公安局南公（治安）送字（2014）第6号、南安市公安局南公（治安）送字（2014）第7号《送达回执》各1份，送达南安市公安局南公监（2014）6号、7号《南安市公安局法律文书补正通知书》的照片各2张、邮寄南安市公安局南公监（2014）6号、7号《南安市公安局法律文书补正通知书》的《国内挂号信函收据》各1份，上述《送达回执》、照片、《国内挂号信函收据》主要内容均为被告送达南安市公安局南公监（2014）6号、7号《南安市公安局法律文书补正通知书》的送达情况。该组证据欲证明被告办案程序的合法性。
原告张某甲诉称，原告因经济财产纠纷的赔偿问题，分别于2014年6月14日、6月20日、6月26日、7月6日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情况，被告南安市公安局却以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由，对原告作出处以行政拘留七日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于2014年7月24日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申请要求公开原告于2014年6月4日、6月14日、6月20日、6月26日、7月6日、7月7日在中南海周边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查获、立案和移交南安市公安局法律手续的政府信息，该分局于2014年8月11日告知原告申请获取的政府信息该机关未制作，该政府信息不存在。故原告并不存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的事实，被告认定事实错误。因此，请求法院撤销被告南安市公安局作出的南公（治安）行罚决字（2014）00218号行政处罚决定。因被告违法行为侵犯原告合法权益，造成原告名誉损失和经济损失，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每日赔偿金共计人民币4214.49元（200.69元×7天×3班=4214.49元），赔偿原告进京上访费用人民币40000元，支付给原告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50000元，合计人民币94214.49元。
原告提供的证据如下：
证据1组，原告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主要内容为原告身份的基本情况，该组证据欲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证据2组，南安市公安局南公（治安）行罚决字（2014）002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1份、南安市公安局南公（治安）行拘字（2014）第135号《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1份、南安市拘留所南拘解字（2014）789《解除拘留证明书》1份，《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的主要内容与被告提供的证据内容一致，《解除拘留证明书》主要内容为南安市拘留所于2014年7月16日对原告予以解除拘留。该组证据欲证明被告南安市公安局于2014年7月9日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七日的行政处罚决定并对原告实施行政拘留。
证据3组，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于2014年7月24日出具的西城公安分局（2014）第2887号-回《登记回执》1份，主要内容为原告于2014年7月24日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申请获取该分局制作的2014年6月4日、2014年6月14日、2014年6月20日、2014年6月26日、2014年7月6日、2014年7月7日原告在中南海周边地区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查获、立案和移交南安市公安局的法律手续的政府信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政府信息公开接待室送达给原告的登记回执。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于2014年8月11日出具的西公（2014）第2921号-不存《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1份，主要内容为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政府信息公开接待室答复原告其所申请获取的政府信息，该机关未制作，该政府信息不存在。该组欲证明原告并未到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告捏造事实，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违法的。
证据4组，南安市公安局南公监（2014）6号、7号《南安市公安局法律文书补正通知书》各1份，主要内容与被告提供的证据内容一致。该组证据欲证明被告工作人员办案不认真，进一步证明传唤证、询问笔录是被告伪造的。
证据5组，《国家信访局谈非法截访：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的网上文章1篇，主要内容为原告从网上下载的国家信访局谈非法截访。该组证据欲证明被告行政拘留原告的行为是非法截访。
证据6组，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2014年国家赔偿金标准为每日200.69元，该组证据欲证明2014年国家赔偿金标准。
被告南安市公安局辩称，2014年6月14日、6月20日、6月26日、7月7日，原告张某甲先后多次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当地公安机关训诫劝回，原告的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告依据原告张某甲的陈述、证人证言、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出具的《训诫书》及《工作说明》、南安市信访局的《函》及原告有违法前科等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条第（四）项、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于2014年7月9日，对原告张某甲的违法行为作出处以行政拘留七日的行政处罚决定。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该行政处罚决定。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证：
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1组，即南安市公安局南公（治安）受案字（2014）00144号《受案登记表》1份、《受案回执》1份。原告认为，对《受案登记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没权管辖，如果其在在北京有违法行为，应由北京公安机关处理；对回执无异议。本院认为，原告对《受案登记表》的真实性及《受案回执》无异议，且该组证据系为被告依照法定办案程序所制作的材料，其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2组，即中共南安市委、南安市人民政府信访局南信函（2014）57号、60号、61号《关于对进京非正常上访人员依法进行处理的函》各1份。原告认为，原告在北京没有违法事实，这三份《函》是被告后来捏造的，原告在上述的时间有去北京，但没有去非信访场所。本院认为，南安市信访局的三份《函》系由信访局出具的有效文件，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3组，即南安市公安局《呈请传唤审批报告》1份、南安市公安局南公（治安）行传字（2014）00045号《传唤证》1份、南安市公安局南公（治安）行传字（2014）00045号《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1份。原告认为，被告是在没有出示手续、没有出示身份证件的情况下强制传唤原告到南安市公安局。本院认为，被告传唤原告的《传唤证》已经法定程序审批，并在执行传唤原告时向其出示该《传唤证》，原告虽拒绝签名，但依照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第四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被告可以强制传唤原告。原告在《询问笔录》中提供其家属张某乙电话号码，办案民警在《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中已注明于2014年7月9日21时通过电话通知原告家属张某乙。因此，被告通知原告家属的行为符合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该组证据来源合法，其客观性、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4组，即原告张某甲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各1份、证人陈欣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各1份、证人尤双加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各1份、证人黄仕利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各1份、证人蔡尚发的《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各1份、证人黄永亮的警察证复印件和《自述报告》各1份。原告认为，原告没有在《询问笔录上》签字，该笔录是被告自己制作的，原告的《询问笔录》是不真实的；权利义务告知书也没有送达给原告；证人《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认为，原告的《询问笔录》系经被告的办案民警向其宣读后，原告拒绝在《询问笔录》上签名或者捺指印，办案民警和见证人均在该笔录上签名确认，并注明情况，符合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第六十三条即“询问笔录应当交被询问人核对，对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其宣读。记录有误或者遗漏的，应当允许被询问人更正或者补充，并要求其在修改处捺指印。被询问人确认笔录无误后，应当在询问笔录上逐页签名或者捺指印。拒绝签名和捺指印的，办案人民警察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的规定。《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系被告依法告知原告在被告对该行政处罚案件调查期间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上述证人的《询问笔录》、《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均有证人签名确认，证人黄永亮的《自述报告》有其签名确认，且其身份经核对无误。因此，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5组，即《安全检查》1份。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对原告进行过安全检查，《安全检查》是伪造的。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在接受询问时进行安全检查，符合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故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6组，即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出具的（2014）第201406140048号、（2014）第201406200019号、（2014）第201406260062号及发生时间为2014年7月7日的《训诫书》各1份，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分别于2014年6月16日、7月3日、7月9日出具的《工作说明》各1份。原告认为，其从未收到过北京公安机关的《训诫书》。本院认为，《训诫书》及《工作说明》均由北京公安机关出具并加盖印章，且原告在《询问笔录》中也承认本人知道该《训诫书》的信息。故该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上访的事实，其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7组，即南安市公安局官桥派出所南公（官桥）行罚决字（2014）第001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1份、《户籍证明》1份。原告认为，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之前认定的原告在北京的非访行为是错误的。对户籍证明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系依法作出，并依法送达给原告，其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原、被告双方对《户籍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8组，即南安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告知笔录》1份、南安市公安局《呈请公安行政处罚审批报告》1份、南安市公安局南公（治安）行罚决字（2014）002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1份、南安市拘留所南拘收字（2014）1344号《执行回执》1份、南公（治安）行拘字（2014）第135号《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1份、《国内挂号信函收据》1份。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告知其即将作出行政处罚，也没有向原告宣读拟处罚的内容，《审批报告》及《执行回执》是被告的内部文件，原告不清楚，处罚决定书及家属通知书均有收到。本院认为，办案民警和见证人均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上签名确认，并注明原告拒绝签名的情况，符合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呈请公安行政处罚审批报告》系被告依法制作，证据来源合法，《执行回执》系南安市拘留所向被告出具对原告执行行政拘留的回执，证据来源合法，《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的真实性原告无异议。因此，对本组证据的其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9组，即南安市公安局南公监（2014）6号、7号《南安市公安局法律文书补正通知书》各1份、南安市公安局（治安）送字（2014）第6号、第7号《送达回执》各1份、送达南安市公安局南公监（2014）6号、7号《南安市公安局法律文书补正通知书》的照片各2张及邮寄南安市公安局南公监（2014）6号、7号《南安市公安局法律文书补正通知书》的《国内挂号信函收据》各1份。原告认为，南安市公安局南公监（2014）6号、7号《南安市公安局法律文书补正通知书》有收到，没有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具有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1组，即原告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据2组，即南安市公安局南公（治安）行罚决字（2014）002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1份、南安市公安局南公（治安）行拘字（2014）第135号《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1份、南安市拘留所南拘解字（2014）789《解除拘留证明书》1份。被告质证后对其内容及真实性均无异议，且其证据形式、来源合法，其客观真实性和与本案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3组，即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出具的西城公安分局（2014）第2887号-回《登记回执》1份、西公（2014）第2921号-不存《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1份。被告认为，对原告提供的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只能证明原告曾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而该分局未制作该信息，导致原告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存在。因此，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没有到中南海周边实施违法行为。被告受理本案后，依法定程序进行调查取证，根据所调查的材料，可形成一个原告实施违法行为的完整的证据链，并作为本案的定案根据。本院认为，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出具的西城公安分局（2014）第2887号-回《登记回执》，系由北京公安机关出具并加盖印章，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出具的西公（2014）第2921号-不存《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因未向原告说明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具体原因、必要检索过程以及提供导致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是否到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
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4组，即南安市公安局南公监（2014）6号、7号《南安市公安局法律文书补正通知书》各1份。被告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以被告法律文书的笔误来证明被告出具的《传唤证》及制作的《询问笔录》是伪造的。本院认为，原、被告对二份《通知》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该组证据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5组，即《国家信访局谈非法截访：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的网上文章1篇。被告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任何关系，被告不存在非法截访。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6组，即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2014年国家赔偿金标准为每日200.69元。被告认为，对该赔偿标准没有意见。本院认为，该赔偿标准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张某甲以其与他人经济财产纠纷不能得到赔偿为由，于2014年6月4日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南安市公安局官桥派出所处以警告的行政处罚；2014年6月14日至2014年7月7日，原告张某甲多次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当地公安机关训诫劝回。被告南安市公安局认定原告2014年6月14日、2014年6月20日、2014年6月26日、2014年7月7日非正常上访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情节较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条第（四）项、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于2014年7月9日作出南公（治安）行罚决字（2014）002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的违法行为处以行政拘留七日的行政处罚，并于同日向原告送达该《行政处罚决定书》。2014年7月24日，原告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申请获取该分局于2014年6月4日、2014年6月14日、2014年6月20日、2014年6月26日、2014年7月6日、2014年7月7日原告在中南海周边地区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查获、立案和移交南安市公安局的法律手续的政府信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于2014年8月11日出具西公（2014）第2921号-不存《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答复原告其所申请获取的政府信息，该机关未制作，该政府信息不存在。原告即于2014年9月1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南公（治安）行罚决字（2014）002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原告在限制人身自由期间的国家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另查明，由于被告南安市公安局文印工作人员的疏忽，错误将南公（治安）行罚决字（2014）002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南公（治安）行拘字（2014）第135号《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中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条第（四）项”打印成“第二十四条第（四）项”以及将《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事实中的“2014年7月7日”打印成“2014年7月6日”，被告发现后于2014年9月17日作出南公监（2014）6号、7号《南安市公安局法律文书补正通知书》分别予以补正，并送达当事人。
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被告南安市公安局系南安市治安管理工作行政主管部门，负有对本行政区域内治安管理工作的职责。其根据南安市委、市政府信访局的请求，依据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即“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赌博的案件除外”之规定，依法对原告张某甲于2014年6月4日至2014年7月7日多次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上访的行为立案调查。根据原告的陈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出具的《训诫书》及《工作说明》，认定原告的行为属非正常上访，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同时因原告有违法前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该行为已构成了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情节较重。原告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出，其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提出公开政府信息申请，西城分局答复其该机关未制作，该政府信息不存在，证明其未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法上访，被告认定事实错误的主张，本院认为，因西城分局出具的《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未向原告说明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具体原因、必要检索过程以及提供导致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是否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的事实。被告在本案受理后，依法进行调查取证，根据收集的证据，可形成证明原告实施违法行为的完整的证据链，因此，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由于被告在办案过程中执法不严谨，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时，因笔误将本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条第（四）项书写为“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将查明事实中2014年7月7日书写成“2014年7月6日”，上述笔误导致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存在瑕疵，在此应予指出，以强化其执法严肃性。因该笔误被告已予以补正，且不影响具体行政行为的实质合法性。因此，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七日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其处罚程序，量罚幅度并无违反法律规定。原告以其未实施违法行为，被告认定事实错误为由，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南公（治安）行罚决字（2014）00218号行政处罚决定并赔偿各项损失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张某甲关于撤销被告南安市公安局南公（治安）行罚决字（2014）002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原告张某甲关于被告南安市公安局行政侵权赔偿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张某甲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洪本合
审 判 员 黄文庆
人民陪审员 吴文明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书 记 员 黄建毅
附页
附本案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