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01民终132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山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皇姑区。
法定代表人：刘培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长洪，辽宁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魏海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豹，男，1982年3月12日出生，汉族，该公司职工，住址沈阳市铁西区
上诉人沈阳山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因不服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辽0191民初12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山盟建设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诉讼费用由东北制药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对被上诉人乘上诉人于危难之时强行约定400万元违约金一节并未做到审慎、客观的审理查明责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1年5月25日签订《东北制药异地改造建设项目自建锅炉房烟道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于2011年8月27日签订《东北制药异地改造建设项目自建锅炉房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上述两项合同履行过程中，上诉人作为施工方根据实际施工进度共向被上诉人提交了16笔付款申请，被上诉人只支付了其中7笔，剩余的工程款始终未能如期支付。同时，被上诉人在2012年违反合同约定私自安排其他施工单位进行锅炉房安装施工工程，致使上诉人被迫停工510天，直至2013年4月10日才得以正式复工。正是由于被上诉人恶意地拖欠工程款且拖延工期，造成上诉人资金周转出现严重困难，经济利益蒙受巨大损失。2013年10月14日，被上诉人东药公司却以上诉人山盟公司拖延工期等理由将上诉人方诉诸法庭。在案件审理期间，上诉人向法庭提交反诉请求，并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工期拖延责任不在上诉人方，相反，被上诉人存在拖欠工程款的违约行为，因对此承担民事义务和责任，上诉人方的相关证据和事实已得到法院的认同，故被上诉人所提之诉请始终未能得到法院的支持。2014年11月份左右，被上诉人决定撤回诉讼，主动找到上诉人方协商，协商期间，上诉人坚持诉讼中的意见，主张并非上诉人拖延工期，拒绝为此承担违约责任。故协商长期未有结果。直至2015年春节前，因该工程被欠薪的农民工希望尽快拿回被拖欠的工资回家过年，到当地农民工维权中心等机构上访，同时又向公安局报案。由于被上诉人东药公司所欠工程款数额巨大、涉及的工人人数众多、有临近春节这一特殊时间节点，诸多因素使得此事件在一定范围内和程度上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当地农民工维权中心和公安局对此予以高度关注，并屡次向施工方山盟公司施压，将对施工项目经理李俭采取强制措施并已恶意欠薪刑事犯罪立案侦查。被上诉人东药公司在了解前述事实后，借由上诉人方正处于农民工维权中心、公安局等行政机关施加的巨大压力的为难下，乘人之危，以签署和解协议后即给付伍佰万元工程款解决工人工资的条件，强制上诉人于2015年2月12日（即春节前7天）与上诉人签订《和解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正是基于前述背景，被上诉人方在上诉人方面临着巨大压力的危难下，以给付本应早就支付的工程款作为条件，接受了一系列不公平的和解条件，上诉人方因无任何选择余地，只能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被迫接受了对自己十分不利的条件，与被上诉人签署了《和解协议》及其《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在双方签订和解协议后，被上诉人立即向上诉人支付工程款，上诉人在收到工程款后，第一时间在大潘派出所的主持下向被拖欠工资的工人支付了工程款。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工程款的时间，及上诉人再将工程款分配给工人的时间先后顺序来看，可以认定上诉人确系基于在被上诉人支付工程款后方才有能力向工人支付工程款，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工程款的基础，却系被上诉人乘上诉人之危签订了《和解协议》，逼迫上诉人违心的认可了所谓的400万元违约金。一审判决并未对双方签订和解协议的背景及客观事实予以审查，更未对被上诉人的付款时间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进行审查，而草率判决，严重违反客观公正原则，请二审法院核查本案全部事实，以做出客观公正的判决。
东北制药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和法律依据充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山盟建设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和解协议》和《补充协议》中第三条的内容；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2月12日，作为乙方的原告与作为甲方的被告签订一份《和解协议》，双方就甲方诉乙方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达成和解协议，其中第3条内容为：“乙方同意向甲方支付人民币400万元作为工程延期违约赔偿金，以弥补甲方遭受的损失，违约赔偿从甲方应付给乙方的剩余工程款中扣除。”2015年5月15日，双方针对和解协议又签订一份《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其中第三条内容为：“原协议第3条保持不变。”另查明，原告提供一份其项目经理李俭的情况说明，用于证明原告是在各种压力下，被迫与被告签订的和解协议，第3条的违约金条款不是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对此不予认可，陈述其并没有胁迫原告签订和解协议。
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争议的和解协议是原、被告双方在2015年2月12日签订的，协议的第3条对违约金400万元进行了约定，后双方在同年的5月15日又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第三条对400万元的违约金进行了再次确认。原告先后签订的两份协议对违约金条款均予以认可，其在协议的签订上是具备一定判断力的，且原告在庭审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争议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第3条是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等情形下签订的，该协议应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故原告要求撤销与被告签订的《和解协议》第3条及《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三条内容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沈阳山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4800元，由原告负担。
二审中，山盟建设提交四组新证据，分别为1、保证书（一份）、欠条（两份）、收条（两份），用以证明被上诉人在知道上诉人项目经理李俭被公安机关调查询问后，提出了不平等的和解协议条款，逼迫上诉人在面对刑事犯罪立案侦查的情势下，无奈只能接受不平等的违约金条款；2、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伍佰万工程款的银行转账凭证，用以证明上诉人基于前述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巨大压力之下，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和解协议》，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于2015年2月13日支付了工程款，上诉人在收到工程款后立即向农民工支付了工资。由上诉人收款的时间和向农民工付款的时间先后顺序及时间差也能够证明上诉人系在完全不平等的条件下违心签订《和解协议》，无奈接受了所谓的400万元违约金；3、沈阳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大潘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据来源沈阳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大潘派出所。该份情况说明是上诉人在一审判决后在大潘派出所取得，用以证明农民工刘维汇、刘福林等人是由于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工程款，才导致其未能如期收到工资，且大潘派出所为维护当地和谐稳定责令上诉人项目经理李俭务必于2015年春节前足额支付工资，也就是说在公安机关的大力协助下农民工收到了工资。被上诉人正是基于公安机关对上诉人的压力，迫使上诉人接受所谓的400万元违约金。4、工程造价鉴定报告一份，2017辽01**民初344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用以证明：工程造价鉴定报告是第三方即双方共同确认委托的鉴定机构出具的，在在该报告中确认了被上诉人拖延工期合同履行中的违约行为，并无上诉人拖延工期的违约行为的认定。而经开发院的判决认可了该份工程造价鉴定报告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该两组证据共同证实，本案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的工程延期事实，其违约责任在被上诉人而非上诉人。被上诉人东北制药发表质证意见：第1、2、3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法院不应予以采信。且该三组证据与案件不存在关联性，上诉人试图将项目负责人与山盟公司主体混淆，造成事实上的逻辑关系，但作为本案的上诉人即山盟公司工作人员不能因案外的公安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或措施而引申为合同撤销的原因。对第4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上诉人提交的经开法院的判决不符合撤销合同的法定条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性，只能证明双方在工程价款结算方面存有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诉讼请求撤销双方签订的《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理由是被上诉人趁乘人之危，迫使上诉人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签订了《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违背了其真实的意愿，在《和解协议》第三条中约定，上诉人承担400万元工程延期违约金之内容，被上诉人获得不正当利益。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乘人之危迫使上诉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经查双方当事人于2015年2月12日签订《和解协议》，在该《和解协议》第三条约定，乙方（上诉人）同意向甲方（被上诉人）支付人民币400万元作为工程延期违约赔偿金，以弥补甲方（被上诉人）遭受的损失，违约赔偿从甲方应给付乙方的剩余工程款中扣除。《和解协议》第6.1条约定，甲方……现向支付人民币500万元，付款时间2015年2月16日前，该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如约向上诉人支付了500万元，上诉人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事后双方于2015年5月15日签订了《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双方对原《和解协议》进行重大变更，但对《和解协议》第三条予以保留。而该条款所涉及的问题是双方本次诉争的主要问题，即使在签订《和解协议》之前存在着上诉人所述的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而被公安机关传唤，如不能给付农民工工资将被采取强制措施，进而将承担刑事责任等紧迫性，但在签订《补充协议》时，该紧迫性已然消除。因此双方签订的《和解协议》之《补充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可撤销事由，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4,800元，由上诉人沈阳山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啟星
审 判 员 宋 刚
审 判 员 赵 卫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贺 菲
书 记 员 梁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