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602民初4553号
原告：上海圣怡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横沔江路538号。
法定代表人：黄薇，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平，男，1964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系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卫良，上海市杰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绍兴市立骏纱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东湖镇独树村4幢二层。
法定代表人：封根花，执行董事兼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元长、夏添，浙江越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圣怡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怡纺织公司”）与被告绍兴市立骏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骏纱业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于2016年4月19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由代理审判员张蓓独任审判，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黄平、周卫良，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元长、夏添两次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返还人民币70000元整；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圣怡纺织公司与被告立骏纱业公司以前有生意往来。2017年4月18日，原告因业务需要向客户汇款时，原告的财务工作差错，不慎将汇款汇入被告的银行账户内，金额为人民币70000元整（开户行：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镜湖支行，帐号：20×××11），原告发现错款后，专程赶往到被告处希望被告将上述款项归还，但被告以种种理由搪塞，拒绝见面，拒绝归还款项。鉴于被告恶意侵占原告欠款的可能性，情况十分危急，为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依法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辩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人民币7万元的请求缺乏请求权基础，原、被告间存在长期的生意往来，原告多次向被告订购纱线等货物，至今仍有部分货款尚未付清，且原、被告间仍有合同尚未履行完毕，被告收到原告货款的行为并不构成不当得利。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诉讼费的诉讼请求没有相关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证据1，证明1份，要求证明原告错误将诉争款项汇到被告账户，该款应该是汇给第三方的。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明不符合证据规则，证人语言，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字，与本案原、被告之间在4月3日购销合同中的定金七万元以及前期事实相违背，该证明不真实、不可靠。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明内容即使是真实，也仅为原告与出证明企业的业务往来关系，与本案没有关系。本院认为被告的质证意见合法有据，原告提供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规定，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
证据2，调查笔录1份，要求证明被告原业务经理章良和确认，其代表被告公司与原告所做业务的货款已经对账确认后付清全部货款。被告质证认为对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系证人证言，需证人出庭作证，对于笔录不予质证，且该证人因与原告有业务及利害关系，该证言没有证明力。本院认为被告的质证意见合法有据，原告提供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规定，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
证据3，微信聊天记录1组，要求证明原告公司错汇给被告的七万元货款系应当支付给案外人的货款。被告质证认为对微信聊天记录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在原告截图前可对该聊天记录进行删改，被告无法得知原告聊天记录是否全面真实，且对话对象无法确认。从该聊天记录的内容来看，所谓的原告负责人告知所谓的会计向绍兴东风染厂汇款7万元，与上次庭审以及上次原告提交的证明相互矛盾。即使内容真实，也仅系原告内部间交流，仅可视为是原告的陈述，不符合证据形式，非客观证据，所以该证据被告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被告的质证意见合法有据，原告提供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规定，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
证据4，短信聊天记录1组，要求证明在2017年4月19日原告发现财务将货款错汇给被告后，立即从上海专程赶到被告公司，希望被告公司将汇错的款项归还，被告表示现在没有钱，下个礼拜再归还。被告质证认为对短信聊天记录三性均有异议，其真实性由法庭具体核实，该证据并没有明确显示是哪两个号码的短信收发记录，原告也没有提供这两个号码持有者的身份证明，同时也没有提供该两个号码电信业务运营商收发记录，并不能证明该次通讯确实存在；第二，该证据中的“绍兴阿杜”，以及在短信中所称的“杜老板”，与被告公司并无关系，即不是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被告公司的员工，内容上也无法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本院认为被告的质证意见合法有据，原告提供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规定，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
证据5，中国移动通信通话记录清单1份，要求证明原告在发现汇错货款后，即与被告公司负责人联系，并于2017年4月19日赶到被告公司，但在多次交涉无效的情况下，原告只能选择报警，请求警方能介入处理。被告质证认为对通话记录清单真实性有异议，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第一，该证据既然是移动公司通话记录的查询件，那就应该由查询的单位加盖公章或者查询章。第二，原告未提供号码为13916559732号码持有者的身份信息，该号码是谁持有与原告有何种关系被告不得而知，故被告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第三，从证明目的来看，该份证据只能证明该号码持有者来过绍兴，在打过电话，以及报过警，与本案并无关系。本院认为被告的质证意见合法有据，原告提供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规定，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
证据6，送货单40份、快递单20份、对账单1份（3页），要求证明被告应原告的要求向原告指定的上海奥琪纺织品有限公司送达了所需货物，被告向原告指定公司送达货物的品种数量及总计金额，系被告自行制作品种数量金额均与送货单一一对应。大部分货物由快递寄送，部分货物由汽运送达。原告质证认为元上述送货单中有原告签字盖章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其余的不予认可。但需要说明，上述送货单仅仅证明了被告有送货的事实，并不等同于原告欠该部分的货款，因为被告已送货部分中，有部分货物有质量问题，已予以退货，被告将该部分退货部分予以扣除，显然是不妥的。从送货单中可以看出，上述业务发生的时间从2016年2月29日至2016年8月4日，而被告开具的最后一张发票日期是2016年9月5日，由此可见，被告在开具最后一张发票时，双方已经就业务往来、货款做了清理结账，之后，被告再没有送货给原告，也没有发生过其他业务，更不存在被告所说的根据原告的要求开具发票的现象。被告的原业务经理章良和也明确证明双方在合作期间每月对账，根据对账单结果开具发票，其在2016年9月30日离开立骏公司之前，已将与原告的业务账目结清，并开具发票，当时仅有45046.20元尾款未付，该笔款项在之后也已付清，根本不存在被告所说的还欠款一事。本院将结合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对此综合予以认定。
证据7，购销合同1份，要求证明原、被告间建立的买卖合同，载明原告向被告购买灰、白两色羊仔毛纱线，并约定支付7万元定金但是原告未按约定履行合同，未完全支付合同定金的事实。原告质证认为购销合同恰恰也说明是被告单方面伪造，没有原告签字认可，被告称已经给了原告，通过什么形式给的，都没有提供依据，这个章是被告自己的。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相关规定，亦未得到合同相对方的认可，对此本院不予认定。
证据8，仓库现场照片打印件1组，要求证明被告根据原告指示已经按约完成了纱线的生产，并堆放于被告仓库。原告质证认为照片没有时间地点，不能证明本案的事实。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无法认定与本案的关联性。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4月18日，原告圣怡纺织公司通过帐号10×××89向被告立骏纱业公司帐号20×××11帐号汇款70000元。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备注载明提交人：ShengYi01CZ.c.1001，最终授权人：ShengYi02SQ.c.1001。
同时查明，原、被告双方之间长期存在业务往来，自2016年4月22日至2017年1月3日，原告圣怡纺织公司共向被告立骏纱业公司支付货物款共计195046.20元，之后再无汇款。
本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原告主张不当得利必须符合如下构成要件：被告获取利益、原告因此遭受损失、被告获取利益与原告遭受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被告获利没有合法的依据。本案中，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及原、被告庭审陈述，原、被告之间长期存在业务往来，即原告向被告汇款存在基础法律关系。而原告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其曾向被告汇款70000元的事实，却不足以证明原告上述汇款与原、被告双方之间的业务往来无关，系原告错汇的事实。综上，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其70000元的诉请，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向本院申请要求调取2017年4月19日的报警记录以证明其向被告追讨70000元未果后报警的事实，本院认为，原告申请调取的报警记录待证事实对本案认定无实际意义，本院对原告的申请不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海圣怡纺织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依法收取1550元、财产保全费720元，由原告上海圣怡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 钦
代理审判员 张 蓓
人民陪审员 孙金环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陆迎龙
附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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