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附 带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辽刑抗14号
抗诉机关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某3，女，1948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系被害人赵某1之母。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某3，男，2000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被害人赵某1长子。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某4，男，2000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被害人赵某1次子。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某3、赵某4的法定代理人）郭静，女，1979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被害人赵某1妻子。
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某1，男，1962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因本案致轻伤。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康有吉，男，满族，1980年11月10日出生于辽宁省西丰县，小学文化，无职业，户籍地辽宁省西丰县，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因本案于2016年7月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沈阳市大东区看守所。
辩护人王立起，辽宁弘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康有吉犯故意杀人罪暨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某3、赵某3、赵某4、郭某2、张某1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案，于2017年11月13日作出（2016）辽01刑初14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宣判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某3、赵某3、赵某4、郭某2、张某1及被告人康有吉不服，提出上诉。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本院审理过程中，辽宁省人民检察院认为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抗诉不当，于2018年3月16日以辽检公二撤抗[2018]6号撤回抗诉决定书向本院提出撤回抗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赵某1（被害人，男，殁年43岁）与张某2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赵某1怀疑张某2与租住在沈阳市大东区方凌路6-3号1门单间平房的被告人康有吉关系暧昧。2016年7月2日11时许，受赵某1指使，张某1（被害人，男，时年53岁）与张某2等人到康有吉租房处，张某1警告康有吉不能再与张某2来往，康有吉同意后张某1等人离开。当日17时许，赵某1、张某1、张某2等人酒后到康有吉租房处，张某1先进入康�吉家，用桌子上的水果刀割伤了康有吉左手，赵某1将张某2赶走后进入康有吉屋里与康有吉发生争执，其间张某1将割伤康有吉手指的刀送到附近张某2所在的麻将社后再次返回康有吉租住屋内，康有吉持家中尖刀刺扎赵某1胸部、肋部、背部等处数刀，后又持该尖刀刺扎张某1头面部、胸部等处，作案后康有吉逃离现场。同月6日，公安机关在沈阳市浑南区岸岸边将康有吉抓获。经鉴定，赵某1系锐器刺破双肺及胸主动脉致急性失血性休克而死亡；张某1面部多发皮裂伤为轻伤一级，右手各指屈指功能障碍为轻伤一级，腰二左侧横突骨折为轻伤二级，头顶部皮裂伤、胸腹部皮裂伤均为轻微伤。
另查明，被告人康有吉的犯罪行为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某3、郭某2、赵某3、赵某4造成的经济损失为丧葬费28574元、交通费2000元、赵某2秀和赵某2华误工费各3500元，共计人民币37574元；康有吉的犯罪行为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某1造成的经济损失为医药费35507元、护理费24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500元、鉴定费840元，误工费3227元，共计人民币43474元。
原审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对本案涉案证据进行了庭审质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认定被告人康有吉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被告人康有吉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某3、郭某2、赵某3、赵某4经济损失人民币三万七千五百七十四元；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某1经济损失人�币四万三千四百七十四元。
上诉人张某3、赵某3、赵某4、郭某2的上诉理由：原审法院对被告人康有吉量刑轻；应判处康有吉赔偿抚养人生活费、赡养费、精神抚慰金、误工费、丧葬费、尸检费、交通费共计人民币200万元
上诉人张某1的上诉理由：原判认定的事实错误，其没有用刀砍被告人康有吉；原判经济赔偿少。
上诉人康有吉的上诉理由：被害人在案发起因上有过错；原判认定其犯故意杀人罪定性错误，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原判量刑过重。康有吉的辩护人提出相同观点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康有吉犯故意杀人罪及其给上诉人张某3、赵某3、赵某4、郭某2、张某1造成经济损失的事实清楚，有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被害人张某1的陈述证实本案的起因及康有吉持刀将其扎伤将赵某1扎死的经过：我与赵某1（绰号“小豆”）是朋友关系。2016年7月2日11时许，赵某1打电话约我到他朋友张某2在东陵区个麻将社，赵某1说住在附近的一个男子（康有吉）经常骚扰张某2，让我找康有吉警告他别再打扰张某2。我和张某2及另一男子三人到了康有吉的住处，警告他不要到张某2的麻将社了，康有吉说他与张某2搞对象，张某2否认，之后康有吉就答应不再打扰张某2了，我们回到麻将社后赵某1领我们出去吃饭喝酒。当日下午16时许，我们酒后回来经过康有吉住处时，我看到他屋内柜子上摆着一把一尺多长的砍刀，我和赵某1进屋，我把砍刀拿出门外交给张某2。我转身走回康有吉屋门前时，我看见康有吉从柜子里拿出一把匕首扎赵某1，他两人厮打在一起，赵某1倒地后，康有吉又持刀向我砍来，我手、脸被砍了很多刀，左侧肋骨断了两根，之后我就晕倒了。
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张某1经辨认后确认案发当日上午与其到康有吉住处的女子系张某2；康有吉是持刀伤害其及赵某1的人。
2.证人张某2证实本案的起因、案发当日张某1曾将一把带有鲜血的砍刀放在其所在的麻将社及其发现赵某1、张某1被害后打“110”报警、打“120”对二人救治的情况：我和赵某1有三年情人关系了。2016年4月份，我陪赵某1到康有吉家买鱼时认识了康有吉，康有吉有时到我经营的麻将社打麻将，赵某1就怀疑我与康有吉有男女关系，他不让我和康有吉来往，还打过我。2016年7月2日上午我喝醉了，记不清是否去过康有吉家，但能记住赵某1曾让我和张某1去警告过康有吉，康有吉表示不再去麻将社。当日中午，我与赵某1、张某1等人到饭店吃饭，几个小时后，我和赵某1回麻将社路过康有吉家时，我看到张某1在康有吉家屋内站着，康有吉在炕上坐着，二人在说话。我怕他们打架就去找人过来劝说，但没找到人，回到康有吉家时，我看到赵某1在康有吉家门前倒骑驴旁站着叫嚷，我上前拉赵某1走，被他打了两个耳光，当时康有吉和张某1还在屋内。我回到距离约二十多米远的麻将社，过了十分钟左右，张某1拿了一把约三十公分长的砍刀到麻将社，他把刀放在麻将社，我看到靠近刀尖一侧有血迹，颜色比较红，应该是新鲜的血。之后张某1就向康有吉家方向走，我将刀扔到屋里。过了一会儿，一个女子跑过来指着康有吉家方向，我看见张某1倒在巷口的地上，赵某1在屋内地上躺着，我拨打了“120”和“110”。后来赵某1的妻子来了，我就回娘家了。
3.证人翟某（康有吉租住房屋房主）证实案发当日其发现被害人赵某1、张某1受伤躺在地上及证人张某2报警的情况：2016年7月2日17时20分许，我在家中听到外面有女子的喊叫声，出来后发现“小豆”（赵某1）躺在康有吉租住的平房内，附近的地上有血迹，一名受伤男子躺在距平房10多米的地上。这时有一名女子（张某2）告诉我康有吉和赵某1打起来了，她拨打了“110”和“120”电话，之后说到巷子外去接急救车，就一直没有回来。
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翟某辨认出证人张某2系在案发现场报警的女子。
4.证人于某1（案发现场附近居民）证实，我在家中听到一名女子打电话报警就出门查看，发现被人扎伤的男子是我朋友方某的姐夫赵某1，我就打电话通知了方某。
证人方某证实其接到于某1电话后又打电话将此事告诉其表妹郭某1，其到案发现场后确认死者系其姐夫赵某1。证人郭某1亦证实上述情节，其还证实案发现场有一名女子在打电话，听现场围观的人说是该女子报的警。
5.证人高某证实：2017年7月3日，我在沈阳市大东区东塔社区大地村我租的房子外的垃圾堆里捡到一件带血迹的短裤，我将短裤清洗后剪开准备做抹布，7月6日公安人员到附近翻找短裤时，我将该短裤的布片交给公安人员。
6.现场指认照片、扣押决定书及扣押清单证实，康有吉指认其将作案时所穿的短裤扔到案发现场附近的一垃圾堆里。公安人员在证人高某处提取了带血的棕色短裤部分布片。
一审庭审时，公诉机关当庭出示该短裤的布片，康有吉经辨认后确认系其作案时所穿短裤上布片。
7.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沈公（大）勘[2016]12号现场勘验检察笔录、现场方位示意图、现场平面示意图及照片27张证实现场的方位及现场情况：
中心现场位于沈阳市大东区方凌路6-3号单间平房，南侧开门，门为单扇木门，门东侧为窗。室内情况：门内西侧为床，西墙�有10厘米×15厘米血迹（标记为“屋内墙上血”）；靠北墙摆放有茶几，茶几上有13厘米×15厘米血迹（标记为“桌上血”）；地面上有110厘米×130厘米血泊（标记为“屋内地上血”）；屋内垃圾堆有3个烟头。靠东墙由北向南依次摆放电视、椅子及衣柜。
室外情况：窗下摆放有1辆三轮车（俗称“倒骑驴”），车头上有10厘米×2厘米血迹（标记为“倒骑驴车头血”），车尾上1厘米×2厘米血迹（标记为“倒骑驴车尾血”）；倒骑驴下方遗留1把刀刃和刀把分离的匕首，刀刃正面有12厘米×5厘米血迹，刀刃反面有7厘米×5厘米血迹，刀把上有2厘米×5厘米血迹。倒骑驴车下方遗留1根鱼竿，鱼竿头部上有42厘米×5厘米血迹（标记为“鱼竿头部血”），鱼竿尾部上有2厘米×5厘米血迹（标记为“鱼竿尾部血”）。距中心现场30米的东侧巷口石砖上有1厘米×1厘米血迹（标记为“东侧巷口血”）。距中心现场20米的南侧巷口地面上有40厘米×30厘米血泊（标记为“南侧巷口血”）。公安机关提取了上述刀刃、刀把、鱼竿和烟头及血迹。
8.沈阳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沈）公（刑技）鉴（DNA）字[2016]1037号鉴定书证实：
⑴标记为“屋内墙上血”、“屋内地上血”、“桌上血”、“嫌疑人短裤血迹2”与“被害人赵某1尸血”，在检出的D8S1179等20个基因座基因型相同，其似然比率为7.7864281×1019。
⑵标记为“倒骑驴车头血”、“倒骑驴车尾血”、“鱼竿头部血”、“南侧巷内血泊”、“刀刃上血1”、“刀把血迹2（复检时提取）”与“涉案人员张某1血样”，在检出的D8S1179等20个基因座基因型相同，其似然比率为2.4625786×1019。
⑶标记为“东侧巷内血”、“刀把上血”、“刀刃上血2（初检时提取）”、“烟头1”、�烟头2”、“嫌疑人短裤血迹1”、“嫌疑人短裤血迹3”与“嫌疑人康有吉血样”，在检出的D8S1179等20个基因座基因型相同，其似然比率为5.4628749×1018。
⑷标记为“刀刃血迹2（复检时提取）”检出被害人赵某1与涉案人员张某1的混合DNA。
9.沈阳市公安局大东分局物证鉴定室（沈）公（大东）鉴（法医）字[2016]007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及照片证实被害人赵某1身体损伤情况及其死亡原因系锐器刺破双肺及胸主动脉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10.辽宁仁和司法鉴定中心辽仁法鉴字[2016]16112502号法医司法鉴定意见书及照片证实，被害人张某1面部多发皮裂伤为轻伤一级；右手各指屈指功能障碍为轻伤一级；腰二左侧横突骨折为轻伤二级；头顶部皮裂伤、胸腹部皮裂伤均为轻微伤。
11.公安机关入所体检表证实上诉人康有吉进入看守所时左手�侧创口三处，创口分别约3.5厘米、1.5厘米、2厘米，其中左手背侧的约3.5厘米创口已感染。
12.案件来源、抓捕经过证实，公安机关于2016年7月6日在沈阳市浑南区岸边将康有吉抓获。
13.户籍证明证实上诉人康有吉及被害人赵某1、张某1的自然情况。
14.上诉人康有吉对其持刀杀害被害人赵某1、张某1的犯罪事实予以供认：2016年7月2日上午，张某2与一男子（张某1）及另一男子到我租房处，这两个男子都警告我不要与张某2来往，不然将我打出沈阳，我答应后三人离开。当日17时20分左右，张某1又到我住处，他拿起我放在桌子上卖水果用的长刀，先把刀架在我脖子左侧，后又用刀砍伤我左手两根手指，之后又把刀架在我脖子左侧。这时赵某1和张某2进来，张某2见赵某1要打我就上来阻拦，被赵某1抓住头发扔到外面，之后赵某1回到屋内拿出一把类似匕首的刀，在我左手上割了两个口子，右手上割了一个口子，我趁二人不备从屋地小柜的二层格里拿出一把水果刀，捅赵某1腹部两下，他抱住我双腿，我挣脱后追上退到门口的张某1，朝着他头、面、手部等处砍了几下，张某1朝右侧跑了。我将砍人的刀扔到屋门口，朝东跑到一个卖水泥的院内，在旁边的垃圾堆里捡了一条裤子和一件衣服换上，脱下来的短裤直接扔到旁边了，脱下来的衣服被我撕成了几条包扎伤口，之后我就逃到了浑河边上，7月6日被公安人员抓获。
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上诉人康有吉经辨认后，确认赵某1、张某1系本案被害人。
15.医疗费、丧葬费、医院病志及误工证明证实上诉人张某3、赵某3、赵某4、郭某2、张某1的经济损失情况。
上述事实、证据，均经原审庭审质证，本院审理期间未发生变化，本院依法均予确认�同时，上诉人张某3、赵某3、赵某4、郭某2、张某1、上诉人康有吉及其辩护人在本院审理期间未提出新的证据。
关于上诉人张某3、赵某3、赵某4、郭某2提出的“原审法院对被告人康有吉量刑轻”及张某1提出的“原判认定的事实错误，其没有用刀砍康有吉”的上诉理由，因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受理范围，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张某3、赵某3、赵某4、郭某2提出的“应判处康有吉赔偿被抚养人生活费、赡养费、精神抚慰金、误工费、丧葬费、尸检费、交通费共计人民币200万元”及张某1提出的“原判经济赔偿少”的上诉理由，经查，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死亡或身体损伤的，应当判决赔偿直接经济损失，原审法院根据张某3、赵某3、赵某4、郭某2、张某1提供的民事证据及相关法规，判处民事赔偿数额正确,故对上诉人张某3、赵某3、赵某4、郭某2、张某1所提此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康有吉持刀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致一人死亡、一人轻伤，应依法惩处；上诉人张某3、赵某3、赵某4、郭某2、张某1所受损害与上诉人康有吉的犯罪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故康有吉应赔偿其犯罪行为给张某3、赵某3、赵某4、郭某2、张某1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关于上诉人康有吉及其辩护人所提的“被害人赵某1、张某1在案发起因上有过错；原判认定其犯故意杀人罪定性错误，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原判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根据被害人张某1的陈述、证人张某2的证言、上诉人康有吉的供述、公安机关的入所体检表及沈阳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DNA鉴定书等证据，可以认定赵某1仅因怀疑其情人张某2与康有吉关系暧昧，遂�张某1到康有吉住处警告康有吉，后双方又发生争执，张某1持刀将康有吉左手割伤。被害人赵某1、张某1的行为在案发起因上存在过错，原审法院在量刑时已考虑到此情节，并对康有吉予以从轻处罚；康有吉持刀多次捅刺被害人赵某1、张某1的要害部位，且没有节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轻伤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原审法院根据康有吉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性，对其量刑适当。故对康有吉及其辩护人所提此项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诉讼程序合法。附带民事判决部分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的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三百零七条、第三百零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准许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
二、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魏宏宇
审 判 员 马 莹
审 判 员 沈 震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董金辉
书 记 员 都汉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