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02民终31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锦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
法定代表人：文明元，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芳寻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曹安桂，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雨阳，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耿东旺，男，1986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邳州市。
原审第三人：曹桂之，男，1969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
原审第三人：李万年，男，1971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
上诉人上海锦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芳寻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芳寻公司)及原审第三人耿东旺、曹桂之、李万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8民初87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锦行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芳寻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没有查明双方的交易流程，签署合同的意思表示。涉案合同符合法律生效要件，但不是锦行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根本原因是芳寻公司没有按照约定支付定金。锦行公司在此前审理中多次明确过有继续履行的意愿，但芳寻公司坚持解除合同。根据法律规定，锦行公司无须退还定金。二、一审法院没有查明锦行公司收款行为，且耿东旺的职务行为定性错误。芳寻公司向锦行公司支付的前两笔付款是上海博滔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滔公司)的合同款，而非系争合同的定金，一审法院认定错误。芳寻公司向耿东旺个人账户支付的第三笔款项是个人收款行为。三、芳寻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基础与法律依据。芳寻公司在没有明确要求解除系争合同的前提下是没有权利要求锦行公司返还定金的。且由于芳寻公司违约，其没有事实基础主张要求返还定金。四、芳寻公司在履行系争合同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符合常理的行为，但一审法院均没有查清，这些行为对案件裁判有着直接、决定性的作用。五、芳寻公司没有解除系争合同的权利。芳寻公司以实际行动表明其无法履行合同，存在逾期违约。根据法律规定，芳寻公司违约，锦行公司享有法定解除权，而芳寻公司没有解除系争合同的权利。六、锦行公司保留追究芳寻公司与耿东旺之间恶意诉讼给锦行公司造成诉累损失的权利。综上，请求判如所请。
芳寻公司答辩称：不同意锦行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予以驳回。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本案系因锦行公司内部管理混乱所致，与芳寻公司无关。耿东旺利用职务之便导致系争合同被作废，过错方系锦行公司。芳寻公司支付的三笔付款都是连续的，一审法院认定为系争合同定金正确。锦行公司已经将合同做作废处理，芳寻公司可以直接起诉要求锦行公司双倍返还定金。锦行公司主张芳寻公司在履行系争合同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符合常理的行为，是其单方推测，没有事实依据。
曹桂之、李万年书面答辩称：两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所作的陈述均属实。因时间跨度问题，且日常也是在为芳寻公司处理类似业务，对于某些具体金额和事项无法表述清晰，为此愿意承担相应的过错。但向锦行公司及其大客户经理耿东旺打钱、购买车辆是事实。两人对一审法院的认定和判决无异议，请求尽快裁决本案。
耿东旺未作答辩。
芳寻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锦行公司双倍返还芳寻公司购车定金人民币341,6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计算方式：(已付定金270,000元-已退还定金99,200元)×2]。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曹桂之为芳寻公司实际控制人，李万年为芳寻公司员工。2016年1月24日，曹桂之和李万年至锦行公司处购买车辆，由锦行公司处任职大客户经理的耿东旺接待，曹桂之根据耿东旺要求刷卡付款，分别将9万元以POS机划款方式汇入锦行公司账户，将28,500元付至锦行公司法定代表人文明元的个人账户，将81,500元付至耿东旺个人账户。2016年1月25日，芳寻公司为乙方，锦行公司为甲方，双方签订了《车辆购销合同》一份，约定：乙方向甲方购买11台欧马可牌汽车，车价92,500元/台，上牌费1,500元/台，合计1,034,000元；付款方式及期限约定：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定金30万元，合同按期履行定金可冲抵车款……注：凡乙方签订购车合同后，所缴纳购车定金、车款等车辆相关费用，必须交纳至甲方财务部，并且索要正规票据，如交给甲方其他非财务人员所带来的纠纷，甲方一律不承担任何责任。该合同甲方由耿东旺签名，加盖甲方合同专用章、乙方由李万年签名，加盖乙方公章。2016年3月22日，耿东旺向芳寻公司给付收据一份，内容为：入账日期2016年3月22日；交款单位上海芳寻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收款方式现金；27万元；收款事由购车定金，加盖上海景行汽车销售收款专用章，并有出纳高洁、经办耿东旺签名。芳寻公司称收到收据后发现开具模糊就找到锦行公司，锦行公司员工说收据非锦行公司开具，芳寻公司即找锦行公司法定代表人文明元，锦行公司核查后发现耿东旺将收取的118,500元的定金挪用在锦行公司与博滔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项下，就打电话给耿东旺，耿东旺承认拿了钱，锦行公司报了警。之后芳寻公司找耿东旺要回钱款，耿东旺向芳寻公司退还99,200元后未再还款。2016年3月29日，李万年逮到耿东旺到派出所，耿东旺在派出所出具《还款计划书》，内容为：本人承诺欠李万年全部金额170,800元，本人计划2016年10月前还全部金额的5万元，2016年4月15日还款20,800元，2016年4月20日前还掉全部金额余款10万元，如到期不还，本人愿承担全部责任，本人在此承诺。由于耿东旺到期未还，芳寻公司找锦行公司讨要，锦行公司法定代表人文明元于2016年5月6日向公安机关报案。锦行公司已将与芳寻公司签订之合同作废处理。
一审法院再查明，芳寻公司向锦行公司讨要未果诉诸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6年8月31日作出(2016)沪0118民初4019号民事判决，判决锦行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双倍返还芳寻公司定金201,600元。锦行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于本院。二审期间，耿东旺于2017年3月14日在派出所出具书面陈述，主要内容为：2016年1月24日曹桂之刷卡28,500元和9万元均是购买一台6.2米货车，与购买11台欧马可牌汽车无关。第三笔81,500元是其向曹桂之的私人借款，与锦行公司无关。没有收到过芳寻公司购买11台欧马可牌汽车合同的订金。本人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司公章与芳寻公司签订了合同，与锦行公司无关。2017年3月15日在本院与耿东旺谈话时，耿东旺陈述了以下事实：曹桂之分3次支付了20万元，当时并未明确告知支付的是合同定金，芳寻公司、锦行公司间除了涉案合同外，无其他合同关系，想不起来是否支付后续7万元，7万元是他们把牌照卖给我，7万元是二张牌照的钱冲抵的，没有书面依据，后芳寻公司找我拿回钱款，我陆续归还了13万元，博滔公司在锦行公司购车，我拿了博滔公司的钱，用芳寻公司的钱顶上去。我于2016年3月离开锦行公司，收据上的章是自己私刻加盖。曹桂之向我支付的81,500元是购车定金，曹桂之向我要款时，又将钱款定为欠款，我向曹桂之个人打了欠条和还款协议，我已还了13万元，剩余的愿意个人归还。曹桂之、李万年于2017年3月20日在本院与其谈话时，曹桂之陈述了以下事实：我是芳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哥哥，在芳寻公司帮忙，负责公司经营，本案系争购车是由我经办，除20万元外其余7万元现金交给耿东旺，合同是付20万元后第二天所签，27万收条是后来补的，剩下3万元因一时无款想过段时间再付，之前不认识耿东旺，和他也没有借款关系，耿东旺还了9万多元，有现金有银行转款，还剩下17万多没还，之后问耿东旺要车，因不认识他家，就找到文明元，文明元就去报案了，我们没有以车牌抵钱，也没有让耿东旺写借条，不确定有无和耿东旺说过由我个人来讨，与锦行公司无关，这钱我们现在问锦行公司要，耿东旺还给我们的钱也就是锦行公司还的。耿东旺还了9万多，他说还了10几万让他拿出凭证。耿东旺让我买一张额度单4万多元，二张牌照多少钱我记不清楚了，牌照的钱已经拿到了。李万年陈述耿东旺应该还了16万至17万元左右，买牌照一共是7万多元，确认耿东旺在《还款计划书》上所写欠款170,800元为本案车款。
讼争双方主要存在以下争议焦点：一、曹桂之于2016年2月14日刷卡支付的20万元是否是涉案合同的定金，芳寻公司向锦行公司支付了多少定金？二、涉案车辆买卖合同锦行公司已退还芳寻公司多少钱款？
对于争议焦点一，锦行公司提供耿东旺书面陈述以证明其自认收取曹桂之钱款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与锦行公司无关，芳寻公司认为耿东旺本人未到庭，无法判断真实性，一审法院认为，虽耿东旺在书面陈述中认为该20万元并非支付《车辆购销合同》定金，在本院找其谈话时也表示未向曹桂之明确告知是付涉案合同定金，但之后耿东旺又承认是先刷卡后补合同，故在锦行公司不能提供与芳寻公司签订其他合同情况下，曹桂之支付的前二笔款项(一笔9万元汇入锦行公司账户，一笔28,500元付至锦行公司法定代表人文明元个人账户)应确认为涉案合同定金。至于曹桂之支付至耿东旺个人卡内的81,500元是否可确认涉案合同定金，一审法院认为，《车辆购销合同》第四条约定相关费用必须交纳至锦行公司财务部的条款是合同主要条款，并未加重芳寻公司责任或排除权利，也未免除锦行公司责任，为有效条款，芳寻公司应当按照约定方式付款。但曹桂之代表芳寻公司于合同签订之前就已经支付三笔共计20万元，除上述二笔外，还有一笔81,500元支付至耿东旺个人卡内，当时芳寻公司、锦行公司还未签订合同，耿东旺作为锦行公司的大客户经理和代表锦行公司的签约人，指示曹桂之在合同签订之前支付定金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故一审法院确认曹桂之在合同签订前支付的20万元是芳寻公司向锦行公司支付的合同定金。至于耿东旺收取的钱款后是否交至锦行公司处，系锦行公司与耿东旺之间的法律关系，与芳寻公司无涉。此外，芳寻公司提供收据证明另外还给付耿东旺7万元作为合同定金，李万年向一审法院提供银行转账凭证以证明交付耿东旺的7万元中有2万元是于2016年1月26日通过银行转给耿东旺，5万元是从银行领取现金加上家里的现金交给耿东旺，锦行公司认为收据上所盖印章是上海景行汽车销售收款专用章，不是锦行公司财务专用章，耿东旺承认该章是其私刻，银行凭证只是反映李万年向耿东旺转了2万元，并非是支付给锦行公司。经查看，收据所盖公章为上海景行汽车销售收款专用章，而非锦行公司财务章，经工商企业信息查询，也不存在上海景行汽车销售。本案原审时，芳寻公司陈述后7万元均是现金支付耿东旺，其中5万元是签合同后现金交给耿东旺，2万元是后来交给耿东旺，与重审时所述交付经过存在差异。一审法院认为，即使芳寻公司所述交付耿东旺7万元的事实成立，在芳寻公司、锦行公司已签订合同对付款方式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芳寻公司再向耿东旺个人付款的行为不能视作芳寻公司向锦行公司支付的定金。
对争议焦点二，李万年提供《还款计划书》以证明耿东旺确认结欠芳寻公司170,800元，芳寻公司认为该份计划书中耿东旺确认结欠李万年钱款的行为并非其个人行为而是职务行为，结欠的是芳寻公司的定金。锦行公司认为是耿东旺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一审法院认为，耿东旺、曹桂之、李万年在前二审时均提及双方之间存在买卖牌照(或额度牌)之事，但三人对于数量，价款、已还款项的陈述均不一致，甚至在本案重审时，李万年和曹桂之表示记不清楚二审时到底说了几块牌照，也整理不清楚耿东旺支付16万元至17万元的明细，对上述事实当事人均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为，耿东旺时任锦行公司大客户经理，其代表锦行公司与芳寻公司签订合同的法律后果由锦行公司承担，在发现耿东旺的违规行为后，锦行公司已作报警处理，虽耿东旺在本院找其谈话时提出已支付13万元，但未提供相关凭证，一审法院不予确认。而李万年和曹桂之一会说耿东旺还了9万多元，还剩下17万多没还，又说耿东旺应该还了16万至17万元，买牌照一共是7万多元，所作陈述始终不一，且李万年提供的耿东旺还款计划上所记载的当事人也并非芳寻公司、锦行公司，对所欠钱款性质也未作明确，只是写“金钱”。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陈述的事实，结合现有证据，耿东旺、曹桂之、李万年三人之间应该还存在买卖牌照(或额度牌)的事实，在不能排除耿东旺、曹桂之、李万年个人之间存在其他金钱往来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采信芳寻公司所述耿东旺确认的欠款金额即是锦行公司结欠芳寻公司定金的主张。据此一审法院确认锦行公司已还99,200元，尚欠芳寻公司定金100,800元。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芳寻公司、锦行公司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在双方发现锦行公司经办人耿东旺的不当行为后，芳寻公司要求锦行公司退还定金，锦行公司亦将与芳寻公司所签之合同作废处理，均以实际行为表示不再履行，故所涉合同事实已经解除。至于芳寻公司要求锦行公司双倍返还定金之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芳寻公司、锦行公司均未适当履行系争合同，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后果双方均有过错，不适用双倍返还。耿东旺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系其放弃自身的诉讼权利，不影响案件的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锦行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芳寻公司定金100,800元；二、驳回芳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424元，由芳寻公司负担4,108元，锦行公司负担2,316元，公告费560元，由芳寻公司、锦行公司各半负担280元。
二审中，锦行公司向本院提供2018年3月15日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向文明元出具的《立案告知书》，载明文明元于2018年3月2日向该局报案的耿东旺涉嫌挪用资金一案，经该局审查，认为符合刑事立案条件，已决定立案。锦行公司认为该刑事案件和本案有关联性，可以证明芳寻公司和耿东旺一起通过诉讼诈骗锦行公司。芳寻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而且相关事实应以公安机关查明为准，不应妄加评判。
本院认为，芳寻公司对于《立案告知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锦行公司的陈述，其是基于耿东旺在此前二审中承认挪用了博滔公司的付款，并用芳寻公司交付的钱款替代博滔公司的合同款，故向公安机关报案。本院认为，公安机关立案的案由是耿东旺涉嫌挪用资金，处理的应是锦行公司内部事务，就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芳寻公司与该刑事案件有关联性，故对锦行公司提供该证据所要证明的事实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法订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均有法律约束力。
本案所涉合同上有锦行公司大客户经理耿东旺与芳寻公司员工李万年的签字，又加盖了芳寻公司印章和锦行公司的合同专用章，故该份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依法成立。
本案中，芳寻公司实际控制人曹桂之在合同订立前一天向锦行公司支付了20万元，其中向锦行公司汇款9万元，向文明元付款28,500元，向耿东旺付款81,500元。虽然锦行公司认为锦行公司和文明元收到的两笔付款是芳寻公司代替博滔公司支付的合同款，但是芳寻公司并不认可，锦行公司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芳寻公司代为博滔公司付款的事实，故对锦行公司的该项辩称本院不予采信。至于耿东旺收到的81,500元，基于锦行公司与芳寻公司此前没有业务往来，而耿东旺不仅是锦行公司大客户经理，同时也是合同签订及经办人员，加之耿东旺曾承认曹桂之向其支付的81,500元是购车定金，故一审法院认定该款为芳寻公司支付给锦行公司的定金亦无不当。
根据锦行公司的陈述以及提供的订车记录和报案受理回执，锦行公司在得知耿东旺将芳寻公司支付的定金抵作博滔公司的应付款后，即将系争合同做作废处理，并且还向公安机关报案，锦行公司的上述行为应视为其不再履行系争合同。同时，芳寻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付足定金，且也没有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愿，故一审法院所作“系争合同事实上已经解除”的认定可予支持。合同解除后，芳寻公司收回99,200元，故锦行公司还应承担返还余款的付款责任。
此外，虽然公安机关已经立案受理锦行公司的报案，但就现有证据不能反映芳寻公司与相关刑事案件存在牵连，锦行公司也无证据证明芳寻公司与耿东旺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锦行公司利益的行为。故对锦行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信。至于锦行公司所提其他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锦行公司所提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16元，公告费人民币300元，均由上诉人上海锦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庄龙平
审判员 杨喆明
审判员 杨怡鸣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书记员 王乐轶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