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p t ; ” > 民 事 判 决 书（2018）晋02民终5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峰，男，汉族，1977年3月5日生，住大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山西若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鼎，男，汉族，1980年1月10日生，住大同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白丽娜，女，汉族，1978年11月4日生，住大同市。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山西星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某1因与被上诉人刘某、白某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法院（2017）晋0211民初17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被上诉人刘某、白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1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法院（2017）晋0211民初1714号判决书，发回重审或者改判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作投资协议，并由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投资款658095元，支付资金占用利息39485.7元（暂计算至2017年11月1日，直至上述投资款实际清偿之日），两项合计697580.7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发回重审或者改判。1、2016年11月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经过多次的协谈，双方达成口头合作投资协议（基于朋友关系未及时签订书面合作投资协议），约定共同出资经营鼎峰木业品牌（包括家俱生产、家俱销售），其中家俱工厂位于大同市南郊区御东学府小区西门附近，商铺位于大同市开发区金牛家居广场电脑城3层内场JP，摊位号编号B305，双方首次投资款各155000元，利润分成按照投资比例分配。2、双方口头协议达成后，各方出资155000元（有收款收据为证），开始厂房和商铺建设、装修、设备、原料采购工作。在建设过程中，投资成本增加，被上诉人紫金进展，为保证合作事项正常开展，上诉人又陆续投入各项紫金503095元（有各项支出明细为证）。3、2017年4月初，鼎峰木业开始步入正常经营轨道，被上诉人却突然将上诉人驱逐出所经营商品和工厂，公然撕毁合作协议，侵占合伙财产。被上诉人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投资款658095元以及资金占用利息39485.7元应予支持。4、双方合作投资期间雇佣吴燕为会计，由吴燕负责汇总，整理各项会计账目，该账目全部由被上诉人占有，原审期间拒绝出示，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发回重审或者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刘某、白某辩称：1.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持，说辞严重不合常理，完全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上诉，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并不存在合伙的关系和事实基础，双方之间不存在合伙鼎峰木业的事实，对方不能提供合伙协议，以及任何被上诉人签字合伙之间的凭证，甚至连基本的合伙的事实都无法说清，双方合伙时候何时出资，占有比例，利润如何分配，等一系列问题，均无法表示清楚，与事实不符合，上诉人主张双方之前存在合伙关系，自己承担厂房装修设备原材料的工作，一审中审判长提问购买机器型号雇员情况时候，上诉人都不能答出，支支吾吾，上诉人参与合伙和建设厂房都无法说清。2.对方说合伙鼎峰木业，被上诉人一审中的证据来看，鼎峰是注册过的商标，是属于上诉人个人所有，鼎峰品牌并不是合伙所有。3.2016年投资建厂房和商铺，其实在对方所称的2016年11月之前就已经存在，2008年商铺就已经存在。2014年商铺注册成美莱芙，从2008-2016年长达9年，在合作之前9年就已经存在了商铺和厂房，机器设备购买价值就高达几百万，对方称他购买的设备没有任何凭证和依据，根本无法购买场地和设备，商铺和厂房的投资款都是高秀琴并非是李某1，所以上诉人从2016年开始投资的厂房和商铺明显不符合常理。5.投资15.5万元后又追加50万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并且是被上诉人在没有支付任何投资的情况下单独的投资，没有任何被上诉人的签字，也没有和被上诉人达成任何协议，投资期间没有任何账户的清算结算，利益分配，在此情况下，单独不断的投资50万明显不符合常理，与客观事实不符合，是不存在的。6.上诉人的证明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合伙进行过投资，所有的证据没有一份有被上诉人的签字，不论上诉人的进货单，材料款进货单和装修款等，都没有被上诉人签字，所有凭证中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特别是对方认为的进货款和材料款，没有购货单，发票等，材料货款，只能显示有汇款的事实，银行付款，究竟支付给谁，款项用途都无法说清楚，也没有证据，所以不能证实双方有合伙关系。李某1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合作投资协议；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投资款658095元，支付资金占用利息39485.7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6%，暂从2016年11月1日计算至2017年11月1日，实际主张到上述投资款清偿之日），两项合计697580.7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李某1与被告刘某系朋友关系，双方互有经济往来。2016年12月10日及2017年1月10日，案外人姚思君（李某1妻子）分三次以转账方式向被告刘某支付65182元。原告主张三笔转账支付的款项用途为双方合伙经营鼎峰木业期间支出的商铺租金及合伙人工资，原告另提交费用支出明细，据此主张原、被告合伙经营鼎峰木业品牌期间，被告单方投资共计658095元。被告刘某对原告的全部主张予以否认。其辩称，双方不存在合伙投资经营鼎峰木业品牌的事实，根据2016年11月2日至11月29日被告提交五笔交易明细显示，原、被告事实上存在借贷关系，而案外人姚思君转账支付的款项系原告归还被告个人的往来借款，原告提交的费用支出明细其余款项支出与被告无任何关联。庭审中，原、被告各执一词，调解未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李某1与刘某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结合本案，李某1主张与刘某存在合伙关系，应就合伙关系的成立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首先，从立法原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如个人合伙无书面协议，在发生纠纷时往往各执一词，难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及盈亏分配，因此法律对于个人合伙成立要件作出特别规定。本案中，原告李某1主张双方就合伙经营项目达成口头协议，但其庭审中对于口头合伙协议的表述并不清晰完整，对于追加投资数额，所占比例、合伙人享有何种权利、承担什么义务、从事何种管理职责、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均未有明确的约定，表明当事人之间未达成清晰明确的口头合伙协议。因此，原告李某1不能证明其与刘某已就合伙经营达成了口头协议且刘某履行了主要义务，其主张合伙关系成立依据不足。其次，从形式要件上，没有书面协议证实李某1与刘某存在合伙关系，李某1提供的证人证言为传来证据，该证人证言未能证明双方已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达成一致，故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合伙法律关系存在的事实依据。再次，从实质要件上，李某1未能提供双方实际共同经营、共同劳动或者盈余分配的证据，以证明双方合伙关系的存在。原告提交的费用支出明细仅能确认被告收到过部分款项，而非合伙关系所独有的合同义务。最后，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判断，李某1主张其合伙投入了658095元，但连具体工厂名称、经营规模、组成人员、盈亏情况等都无法明确说明，这显然不合常理。此外，在五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任何盈余分配，也没有任何结算，李某1连续、多次的单方注入投资款，显然也不符合常理。从李某1首次交付款项至最后一次交付的期间跨越五个月，费用支出的次数多达70余次，而金额则从300元至50000元不等，这些情况显然不符合合伙投资的一般特征。综上，结合全案事实分析，双方当事人确曾有共同投资开办公司意愿，但最终未能达成合伙协议，故李某1诉请解除合伙协议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李某1虽与刘某存在金钱往来，但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此款是为履行合伙协议所付投资款项，且金钱给付并非合伙关系所独有的合同义务，给付之对象更不限于合同的相对方，故不能仅以此认定双方存在合伙关系。现李某1在双方没有成立合伙关系的情况下，诉请退伙并要求刘某返还投资款及资金占用利息，明显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李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755元，减半收取5378元，由李某1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李某1提交了1、证人证言5份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2、收款收据转账凭证，3、工资表，4、照片，5、盘点表，6、财务保密协议，欲证明李某1与刘某、白某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刘某、白某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证人证言中谢玉清、贾美林系李某1独自投资经营的郭氏木门的工作人员，姚俊与李某1存在亲戚关系，以上三人均与李某1存在利害关系，本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李云和刘利自称系为鼎峰木业装修店面的工人，李云和刘利称系李某1雇佣二人去鼎峰木业装修门李云的装修费系李某1支付，刘利的费用系由店面导购交付，该二人作为装修工人亦无法准确表述李某1与刘某之间的合伙内容，本院对该二人的证言亦不予采信。李某1提交的收款收据及转账凭证系由李某1妻子姚思君作为出纳开具，该收据仅记载”交来现金”或”交到公司现金”及数额，但并未记载交来现金的用途，亦无公司公章反映该笔现金系交到哪个公司，因此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内容即：李某1与刘某、白某之间存在合伙事实不予确认。李某1提供的就餐照片只能反映李某1与刘某、白某之间关系密切，其提交的工资表、盘点表均系单方制作，并无刘某、白某签字确认，并且刘某、白某亦不予认可，故本院对改组证据不予确认。李某1提交的财务保密协议，除署名为吴燕的一份外，其余各份均只有乙方（个人）签字而无甲方（公司）签字，亦无刘某、白某签字，本院不予确认。署名吴燕的财务保密协议虽有李某1、刘某签字但在地址一栏中填写为”龙桦商贸责任有限公司”，刘某、白某辩称该协议系其与李某1协商合作龙桦商贸公司时所签。该份财务保密协议除李某1、刘某、吴燕三人签字外，其余协议内容均未提及吴燕系被哪个公司雇佣，亦无三人与鼎峰木业之间存在关联的表述，故本院对该协议系李某1与刘某、白某合伙雇佣吴燕为鼎峰木业财务人员的事实不予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某1与刘某、白某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李某1诉请刘某、白某返还投资款及利息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现李某1诉称其与刘某、白某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但其未提供书面合伙协议亦无法完整表述关于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以及合伙终止事项、合伙事务执行等合伙内容的约定。李某1提交的收据及打款凭证，并未记载收到刘某所交155000元系何种用途，该收据亦无公章证明该款交到哪个公司，以及该笔款项与李某1诉称的合伙项目”鼎峰木业”有何关联。李某1提交的费用支出明细所列款项，系通过李某1妻子姚思君的个人账户对外支出并无刘某或白某签字确认或事后追认，亦无法反映上述支出的用途。并且，李某1自述刘某投资155000元后再未追加投资，其余50余万元均系其个人自行投入于合伙项目”鼎峰木业”，对于如此大额的投资，李某1在未征得另一合伙人同意，并且就合伙份额确定、盈余分配、债务承担比例进行进一步约定的情况下，自行为合伙事务追加巨额资金与常理不符。并且李某1提交的工资表、盘点表均系单方制作并无刘某、白某签字确认，无法证实刘某、白某参与过李某1所述合伙事务的经营管理活动。通过李某1提供的就餐照片可以反映李某1与刘某、白某之间关系密切，并且一直有经济往来，但”龙桦鼎峰”商标系李某1与李廷有作为股东的大同市龙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所有，仅凭商铺名称含有”鼎峰”二字无法证明”鼎峰木业”系由李某1与刘某、白某合伙开办经营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李某1主张其与刘某、白某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因此其负有证明合伙关系存在的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上，李某1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与刘某、白某之间存在合伙经营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其各项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776元，由李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陈大涵审判员常春审判员智绪鲁二〇一八年四月四日书记员史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