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6民终7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栖霞支行。住所地：栖霞市霞光路***号。
负责人：柳金英，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武、李琦，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栖霞市翠屏第三法律服务所。住所地：栖霞市跃进路***号。
法定代表人：李春瑛，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从欣，栖霞市翠屏第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栖霞支行因与被上诉人栖霞市翠屏第三法律服务所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栖霞市人法院（2015）栖民三初字第2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理终结。
被上诉人栖霞市翠屏第三法律服务所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代理费163630元；2、由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在2007年至2014年期间是上诉人的常年法律顾问单位，双方的法律服务合同中除了约定在公司工作及收费外，还约定被上诉人参加诉讼、非诉讼、调解、仲裁及项目谈判，上诉人要参照律师收费标准另行支付代理费。2008年4月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代理了其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栖霞支公司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三十三个案件，案件总标的额313.93万元，双方约定代理费在全部案件审结后一起结算。被上诉人指派本所法律工作者刘从欣代理诉讼。2013年6月这批案件全部结案，同年9月初被上诉人将该三十三案代理费明细表等有关材料送达给上诉人并要求结算，上诉人未及时结算，后被上诉人虽每年找当时行长及现任行长协商结算，均未结算。2016年6月1日，被上诉人正式函告上诉人，催促限期答复，但无果，无奈诉到法院。
上诉人辩称，上诉人承认被上诉人主张的2007年至2014年期间被上诉人为上诉人法律顾问以及代理诉讼的33起案件的事实，但反对被上诉人对33起案件收取委托代理费的主张。上诉人提出如下抗辩意见：1.上诉人已经按照约定向被上诉人支付了常年的法律服务费，双方没有约定代理费要另行支付的；上诉人、被上诉人对个案没有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也没有具体约定个案代理费的数额，双方没有对33件案件明确约定另行按律师标准收取律师费，被上诉人主张代理费需提供双方约定代理费的证据，故被上诉人应该是为上诉人免费代理出庭的，故上诉人在法律服务合同期内不必再另行支付代理费。2.法律顾问合同约定的是上诉人委派张兆君为法律顾问，而涉及诉讼的33件案件的出庭人员不是张兆君；法律顾问合同是由被上诉人提供的格式合同，合同中“参加诉讼参照律师收费标准另行支付”的条款加重上诉人的义务，没有向上诉人明确说明，对上诉人无法律约束力，被上诉人是法律服务所不是律师事务所，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法律服务所的收费是低于律师事务所的收费的，条款约定参照律师收费标准是错误的。3.法律服务合同约定的期间为一年，被上诉人代理的33件案件中部分案件是2010年、部分上诉案件是上诉人委托的山东西政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出庭的，被上诉人是陪伴律师出庭，都没有约定需要支付代理费。请求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原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案佐证。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法律顾问合同、三十三案的裁决文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效力有争议；对被上诉人主张按山东省律师收费标准计算代理费有争议。经庭审质证后，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对法律顾问合同和三十三案件裁决文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并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山东省律师收费标准和被上诉人计算的代理费计算明细，被上诉人系作为其诉讼请求数额的计算依据，非证明本案事实相关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但可作为裁决的参照依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原审法院审查确认的证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上诉人在2007年至2014年期间是上诉人的常年法律顾问单位。2008年7月20日上诉人(甲方)与被上诉人(乙方)签订了一份聘请法律顾问合同，合同约定：甲方聘请乙方担任常年法律顾问。乙方委派张兆君担任甲方的法律顾问。甲方每年支付乙方顾问费5000元，乙方参加诉讼、非诉讼、调解、仲裁以及项目谈判参照律师收费标准按件另行支付。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生效，期间一年。2008年4月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代理其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栖霞支公司保证保险合同纠纷33件案件，被上诉人指派本所法律工作者刘从欣代理诉讼。2013年6月这批案件全部结案，其中胜诉案件4件，败诉案件29件，33件案件总标的额313.93万元。被上诉人参照《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2007)》按标的额，按收费最低标准，每案固定收费500元，10万元以内按5%，10万以上按4%比例，计33案代理费共计163630元。上诉人不与被上诉人结算代理费，致被上诉人诉至原审法院。
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为上诉人代理诉讼33件案件的事实属实，双方存在事实上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本案系委托代理合同纠纷。案件的争议焦点：一是上诉人是否需对33件案件支付委托代理费；二是如果上诉人需支付代理费，被上诉人主张的代理费计算数额是否合理。
关于焦点一，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称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委托合同可以是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关于本案被上诉人为上诉人代理诉讼的33件案件是否为有偿委托代理关系，被上诉人对此举证了“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的约定，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被上诉人没有对33件案件签订具体的委托代理合同，但据双方“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参加的诉讼案件要参照律师收费标准另行计算代理费，该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且法律顾问费之外，约定另行收取个案委托代理费的作法，也符合行业习惯。上诉人、被上诉人间的委托代理诉讼关系，系民事法律行为，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虽被上诉人单位为法律服务所，但双方约定参照律师收费标准计收代理费用，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体现了双方的意思自治，不存在不合理加重上诉人责任的情况，故上诉人辩称被上诉人提供格式法律顾问合同条款加重其责任，主张该条款无效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本案上诉人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主体，被上诉人是以专业法律服务以牟求利益的机构，双方的委托代理诉讼活动均具有商事经营的属性，被上诉人以获得合理报酬是其从事诉讼代理的目的，从本案被上诉人为上诉人代理的33件案件的工作付出而言，上诉人仅付被上诉人每年5000元顾问费明显与被上诉人工作付出不符。综上，根据双方的顾问合同约定及探究双方委托代理诉讼的合同目的，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为上诉人代理诉讼的33件案件应为有偿委托代理，上诉人应当给付被上诉人相应的委托代理费。
关于焦点二，上诉人、被上诉人对“聘请法律顾问合同”中记载的诉讼案件要另行收费的约定均应有充分的认识，对涉及的33件案件的代理费用如何计算和收取，本应是双方间敏感且重要的问题，但双方均没有对33件案件的委托代理费收取作出单独且明确约定，致双方发生争议。原审法院认为，我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据此规定，本案在双方不能对33件案件委托代理费补充协商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主张参照法律顾问合同约定按件以2007年山东省律师收费标准的最低标准确定其委托诉讼代理费，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且符合诚实信用的法律原则。被上诉人已为上诉人履行完成33件案件的代理诉讼事务，涉诉案件的标的额由生效的裁决文书所确认，对被上诉人主张的委托代理费收取方式和计算数额，是按法律顾问合同约定标准的最低标准计取的，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的聘请法律顾问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照履行。双方法律顾问关系存续期间，被上诉人为上诉人代理诉讼了33件案件，双方未对案件的代理费用作明确约定，应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按照法律顾问合同约定的计算方式和标准，由上诉人予以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栖霞支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栖霞市翠屏第三法律服务所委托代理费163630元。案件受理费1786.30元，由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栖霞支行承担。
上诉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栖霞支行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代理全部33个案件诉讼工作，证据不足，事实有误。涉案的33个案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就代理工作签订代理合同，被上诉人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也没有载明上述33个案件。上诉人所涉33个案件并非仅有被上诉人一个代理人，部分案件还有山东西政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被上诉人只是作为常年法律顾问派员参加，不可能独自完成全部代理工作，原审判决并未对此予以区分，直接影响了代理费的计算。二、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为有偿代理，上诉人应向其支付代理费错误。根据双方2008年、2010年和2011年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代理费用约定为空白或“另行协商”，说明双方没有约定代理费用，上诉人无需支付代理费。一审判决依据律师收费办法判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代理费是错误的。三、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163630元代理费适用法律错误。委托代理合同确定的是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即使按照合同有关条款确定收费也应按照委托代理合同中的条款，而不是聘用法律顾问合同的条款，本案中委托代理合同本身并无收取有关费用的条款。被上诉人并非律师事务所，原审判决依据律师收费标准判令上诉人支付代理费有失公平，也没有依据。四、被上诉人的代理行为发生在2008年，如果上诉人需支付代理费，在代理行为发生之日起上诉人就应该主张权利，被上诉人于2015年主张，明显超过了诉讼时效。五、原审判决送达程序不合乎常理。原审判决签署日期为2016年10月30日，上诉人收到日期为2017年9月28日，上诉人与一审法院在同一县市区，上诉人也有代理律师，不存在送达不到的障碍，在此情况下送达时间近一年之久，不符合常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答辩称：一、原审认定被上诉人代理全部33个案件的一审诉讼工作是正确的。被上诉人独立承担了33个案件的一审和发回重审的代理工作，主导了二审代理工作，西政律师事务所仅参加了二审的代理，被上诉人仅主张了一审代理费，没有主张代理二审的费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聘请法律顾问合同明确约定被上诉人参加诉讼、非诉讼、调解、仲裁以及项目谈判参照律师收费标准按件另行支付。该约定符合法律服务行业的惯例也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在双方不能对33个案件代理费补充协商的情况下，被上诉人请求参照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的约定以2007年山东省律师收费标准的最低标准确定代理费，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符合诚实信用的原则三、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双方约定代理费在全部案件审结后一起结算，2013年6月案件全部结案，同年9月初被上诉人将33案代理费计算明细表等送达上诉人要求结算。上诉人以要与烟台总行请示为由一直拖延答复。2016年6月1日，被上诉人以挂号信的形式函告上诉人，上诉人在限期内没有答复，被上诉人提起诉讼。这33案诉讼期间较长，全部结案后被上诉人及时要求结算代理费，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四、一审法院迟延送达判决书系上诉人代理人请求延迟送达所致，上诉人不应出尔反尔。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上诉人在一审审理中对被上诉人主张的代理33起案件的事实并未提出异议，且在一审庭审中表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33份案件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二审中，上诉人主张一审卷宗中没有（2008）栖民二初字第138号及（2008）栖民二初字第144号案件判决书，故认为该两案不是被上诉人代理的。另查明，上诉人不能提交其在上诉理由中多次提到的委托代理合同，称上诉理由中所提到的委托代理合同可能是代理律师的笔误。上诉人在一审中未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在一审中对被上诉人主张的代理33起案件的事实并未提出异议，且在一审庭审中表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33份案件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应视为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代理所涉33起案件事实的认可。二审中，上诉人又主张（2008）栖民二初字第138号及（2008）栖民二初字第144号案不是被上诉人代理，上诉人对该主张未提交相反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本院对上诉人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对被上诉人代理所涉33起案件的事实予以确认。上诉人另主张，部分案件还有山东西政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被上诉人只是作为常年法律顾问派员参加，不可能独自完成全部代理工作，原审判决对此应予以区分，上诉人该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8年7月20日签订的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该合同明确约定被上诉人参加诉讼、非诉讼、调解、仲裁以及项目谈判参照律师收费标准按件另行支付，原审判决依据该约定并在探究双方委托代理诉讼目的的基础上，认定被上诉人为有偿代理，于约相合，于法有据。上诉人上诉主张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没有约定代理费用，上诉人无需支付代理费，上诉人未举证证明双方签订过所称的委托代理合同，故本院对上诉人该主张不予支持。前述聘请法律顾问合同对被上诉人参加诉讼另行收费的标准亦有明确约定，原审判决依据律师收费的最低标准判令上诉人支付代理费，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主张原审判决依据律师收费标准判令上诉人支付代理费有失公平，缺乏依据，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本案二审中，并没有新的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故本院对上诉人二审期间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不予支持。
上诉人其他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86.30元，由上诉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栖霞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少华
审判员 孙 威
审判员 王汝娟
二〇一八年四月八日
书记员 董昭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