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63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党富星，男，1971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萍，北京市中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永前，男，1971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康丽，河北英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跃，男，1984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上诉人党富星因与被上诉人叶永前、被上诉人郭跃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6民初220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党富星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撤销（2017）京0106民初2209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叶永前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所有诉讼费用由叶永前、郭跃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车辆是叶永前出资购买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2015年6月25日北京源流东南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流东南公司)出具的收据来看，涉案车辆的交款人为“郭跃”，同时购车发票的交款人也是“郭跃”，足以认定郭跃系涉案车辆的出资人。源流东南公司关于涉案车辆出售给叶永前的答复的证明力远远低于收据、购车发票的证明力。所以，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车辆是叶永前出资购买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以“动产原则上按照实际占有情况判断权属”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借用、租用同样会导致实际占有的发生，一审法院以动产原则上按照实际占有情况判断权属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况且涉案车辆属于机动车，《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涉案车辆登记在郭跃名下，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证明，否则郭跃即是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三、一审判决违反了《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的规定，变相认可了买卖购车指标合法性。一审判决作出后，党富星拿着一审判决向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咨询，车牌号码能否与车辆相分离，得到的答复是车牌号相当于车辆的名称，是不能与车辆相分离的。所以如果一审判决一旦生效，就相当于变相认可了买卖购车指标合法性，严重违背国家制定《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的初衷。四、叶永前、郭跃涉嫌恶意串通抵抗强制执行。党富星与郭跃强制执行一案，在执行过程中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郭跃名下的涉案车辆进行查封扣押，现在叶永前作为案外人出来主张涉案车辆系其个人所有，郭跃缺席审判，叶永前、郭跃涉嫌恶意串通抵抗强制执行。如果不驳回叶永前的诉讼请求，不足以维护党富星的合法权益。
叶永前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一审法院对涉案车辆是叶永前出资购买的事实认定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党富星称以其善意第三人的身份对抗叶永前的所有权，叶永前不予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前述规定中的善意第三人并非任意不知情的第三人，其范围是指该第三人应与涉案的车辆的物权有关。本案中党富星是基于与党富星、郭跃之间的债权纠纷申请对其名下的财产强制执行，享有的是对郭跃的债权而非特定对涉案车辆的物权。因此，党富星不属于善意第三人的范畴。在本案中，实际的交款人、保险费用支付人、车辆使用人都可以证明叶永前为使用人，叶永前不享有购车指标因此才把车辆登记在郭跃的名下。
郭跃未进行陈述。
叶永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立即停止对登记在郭跃名下的车牌为×××、车架号为LGG7E3D20FZ375861黑色小型汽车的执行，并解除查封扣押；2.要求确认车牌为×××、车架号为LGG7E3D20FZ375861的黑色东风汽车归叶永前所有；3.要求党富星、郭跃承担一切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党富星与郭跃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京0106民初4827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调解书确定:“一、被告郭跃于2016年5月24日之前给付原告党富星租金及损失共计60660元；二、案件受理费400元、公告费260元均由原告党富星负担（已交纳）。”党富星于2016年8月1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依法受理，执行案号为(2016)京0106执4849号。2016年10月27日，一审法院查封郭跃名下车牌号为×××的东风牌汽车（车架号为LGG7E3D20FZ375861），查封期限为两年，自2016年10月27日至2018年10月26日。2017年6月19日，一审法院扣押涉案车辆。叶永前向该院提出案外人异议，一审法院于2017年8月8日作出（2017）京0106执异311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叶永前的异议请求。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一、涉案车辆是否由叶永前出资购买。
叶永前主张，其以郭跃的购车指标购买了车牌号为×××的东风牌汽车，并提交购车指标协议、购车发票、POS刷卡凭条、银行转账明细为证。协议载明：郭跃将购车指标以58000元出售给叶永前。叶永前称协议是郭跃签名后由其代理人刘建利拿到4S店签的，党富星不认可郭跃的签字。经一审法院释明，党富星表示不对郭跃签字的真伪性进行司法鉴定；发票显示：购货单位为郭跃，销货单位为源流东南公司，车辆为东风牌，车架号为LGG7E3D20FZ375861，价格为132000元；消费凭条显示，2015年6月25日，叶永前在源流东南公司消费132000元。经一审法院向源流东南公司调查核实，该公司答复涉案车辆出售给叶永前，购车指标登记在郭跃名下。上述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实叶永前以郭跃的购车指标出资购买了涉案车辆。
二、涉案车辆是否由叶永前使用。
叶永前提交银行卡交易明细单、POS刷卡凭条、保险单、保险业专用发票、维修结算单、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证明涉案车辆由其使用。银行卡交易明细单和POS刷卡凭条显示，叶永前于2015年6月25日为在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涉案车辆购买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险单和保险业专用发票显示，涉案车辆在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2015年至2018年期间的保险均由叶永前购买，保单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也是叶永前；维修结算单显示维修单客户签字人是叶永前；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显示被处罚人签字人是叶永前。以上证据显示，叶永前出资购买车辆保险，并对车辆进行维修，故可以证实车辆由叶永前使用。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和质证的权利，郭跃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根据《公安部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公交管[2000]98号）可知，现行机动车登记法规和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动产原则上按照实际占有情况判断权属。基于已查明事实可知，叶永前使用郭跃的购车指标购买涉案车辆，车辆亦由叶永前实际使用，故一法院认定叶永前为涉案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叶永前要求停止对该车辆执行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需要指出的是，叶永前未取得小客车配置指标，根据《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叶永前无权取得郭跃名下的配置指标及相关车牌号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确认登记在郭跃名下车辆品牌为东风牌，车架号为LGG7E3D20FZ375861的小型普通客车一辆归叶永前所有；二、停止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依据(2016)京0106执4849号执行案件对车架号为LGG7E3D20FZ375861的东风牌小型普通客车的执行，并解除上述车辆的查封、扣押。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叶永前是否为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本案中，叶永前已提交证据证明其为涉案车辆的出资购买人并实际占有使用涉案车辆，党富星虽对此予以否认，但未提交证据对叶永前提供证据证明的事实予以反驳，故一审法院认定叶永前为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前述法律规定中“善意第三人”应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中关于物权善意取得的情形，故作为郭跃债权人的党富星并不属于不得对抗的“善意第三人”。
对于一审判决是否违反《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的问题，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在认定部分特别指出“叶永前未取得小客车配置指标，根据《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叶永前无权取得郭跃名下的配置指标及相关车牌号码”。因此，一审判决已对涉案车辆所涉配置指标及相关车牌号码的问题进行说明，党富星的相应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此外，党富星上诉主张叶永前、郭跃涉嫌恶意串通抵抗强制执行，但对此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亦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党富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40元，由党富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君
审判员 潘 伟
审判员 胡 君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卫梦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