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7）浙1081行赔初7号原告张文仁，男，1968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原告温岭市帝豪国际俱乐部（普通合伙），住所地浙江省温岭市松门镇东升村运粮河西侧。负责人张文仁，执行事务合伙人。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冯力，北京市万博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韦亮，北京浩东（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温岭市松门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温岭市松门镇育英西路258号。法定代表人郭永波，镇长。委托代理人蔡福友、江海勇，浙江明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文仁、温岭市帝豪国际俱乐部（普通合伙）因与被告温岭市松门镇人民政府镇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于2017年10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文仁、温岭市帝豪国际俱乐部（普通合伙）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韦亮、冯力，被告温岭市松门镇人民政府的应诉负责人杨某、委托代理人蔡福友、江海勇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文仁、温岭市帝豪国际俱乐部（普通合伙）起诉称：2008年7月7日，原告张文仁为响应温岭市政府招商引资的号召，与案外人温岭市松门镇东升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租用东升村土地兴建东升村综合楼，租期为10年，租约到期后涉案综合楼所有权归东升村村委会所有。2009年7月起，原告温岭市帝豪国际俱乐部将涉案综合楼中的一楼、二楼作为其经营场所，从事娱乐经营活动。同年7月，原温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和温岭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分别为帝豪国际俱乐部核发营业执照以及娱乐经营许可证，核准其住所地为涉案综合楼中的一楼、二楼。2017年1月16日，被告对涉案综合楼进行强拆。4月18日，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10行初8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强制拆除涉案的温岭市松门镇东升村综合楼占地面积3117.4平方米土地上的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的行为违法。”同年7月5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行终544号行政判决，维持原判。2017年8月10日，二原告向被告提起行政赔偿申请，请求被告承担相关行政赔偿责任。10月9日，被告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为此，二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在位于温岭市松门镇东升村运粮河西侧东升村综合楼的原址上恢复涉案房屋原状；（2）若未能恢复涉案房屋原状的，则判令赔偿原告涉案房屋主体经济损失752.8126万元；（3）判令赔偿原告涉案房屋室内物品、装修等损失1440.7874万元；（4）判令赔付从强拆之日起至恢复涉案房屋原状（或实际支付赔偿请求第二项）之日止的停业期间营业利润损失等费用，截止至本案起诉日暂定为50万；（5）判令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万元；（6）判令赔偿原告因主张权利所产生的律师费等必要费用开支30万元。原告张文仁、温岭市帝豪国际俱乐部（普通合伙）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土地租赁合同书；2.营业执照；3.娱乐经营许可证；4.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10行初8号行政判决书；5.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行终544号行政判决书；6.行政赔偿申请书；7.温岭市松门镇人民政府不予赔偿决定书；8.房地产估价咨询报告；9.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用发票。上述1-7号证据拟证明被告的强拆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并经判决确认违法；原告的赔偿申请符合国家赔偿法的程序规定，被告的强拆行为与原告的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上述8-9号证据，拟证明原告申请赔偿金额的依据。另，原告提交了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6号行政裁定书、（1999）行终字第20号行政判决书、《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第4卷第160号案例、第2卷第79号案例，拟供法院参考，以证明被告的强拆行为违反了合理性原则，原告对被告有信赖利益，被告应予赔偿。被告温岭市松门镇人民政府答辩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涉案房屋未办理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相关审批手续，系违法建筑，在被强制拆除前已由温岭市国土资源局、温岭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温岭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出具《违法建筑确认书》，生效判决（（2017）浙行终544号行政判决书第13页）也已确认涉案房屋系违法建筑。在强制拆除前，答辩人于2016年12月30日在涉案房屋显著位置张贴公告，告知涉案房屋列入“三改一拆”综合整治拆除对象，限你单位（户）于2017年1月7日前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并搬迁违法建筑内的设备，如不按时履行搬迁和拆除，镇“三改一拆”行动领导小组将于2017年1月16日组织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强制搬迁及拆除。因原告和东升村村委会未履行自行拆除义务，1月16日，被告组织人员在公证处的公证下，对违法建筑实施强制拆除。在拆除之前，已将违法建筑内的可移动物品和全部屋顶空调外机搬出安全存放，并通知了房屋承租人潘某和张文仁，承租人也已取回上述物品。该项事实在省高院开庭时已确认。原告要求赔偿涉案房屋室内物品损失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对于原告要求恢复原状或赔偿涉案房屋主体损失以及装修损失等诉请，因违法建筑不属于可以获得国家赔偿的合法权益，不可移动的装修附着于违法建筑之上，属于违法建筑的组成部分，违法建筑被拆除后未经法定程序批准不得重置。因此，原告该部分赔偿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对于原告主张的营业利润损失是基于使用违法建筑所产生的利益，其损失不属于可以获得国家赔偿的合法权益，并且营业利润损失不是直接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精神损害抚慰金、律师费等费用支出，也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综上，原告的行政赔偿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温岭市松门镇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7）浙行终544号行政判决书；2.《关于松门镇东升村文化综合楼、金翱机械厂、素之味食品厂三家单位违章建筑拆除告知并听取意见的会议纪要》；3.《公告》；4.照片；5.《松门镇东升村综合楼强制拆除笔录》；6.（2017）浙温证字1706号《公证书》。上述1号证据拟证明涉案房屋系违法建筑；2-4号证据拟证明被告在拆除前，在涉案房屋显著位置张贴公告，已经充分告知原告相关事项；5-6号证据拟证明拆除经过以及可移动物品已由原告取回的事实。本院将双方的证据交于各方质证，对原告的1-3号证据，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涉案房屋系违法建筑，违法建筑的租赁本身不合法，故不能证明原告对此享有合法的使用权；对原告的4-7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能够证明涉案房屋已经一、二审判决确认属于违法建筑，至于二审判决书中所称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是指被告将涉案房屋列入“三改一拆”综合整治范围而未予告知原告具体理由和依据，与本案是违法建筑这一事实没有关联性，二审判决书“确认违法”是指被告强拆时未告知原告诉权和复议的权利，系程序违法，故不能证明原告诉请的合理性；对原告的8-9号证据，认为违法建筑不可重置，且室内资产物品原告已领回，不存在其他损失，故房地产估价报告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且律师费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对原告提供的案例，与本案缺乏相同性，无参考价值。二原告对被告的1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并非违章建筑就不能赔偿；对2-4号证据无异议；对5号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对6号证据，认为该公证行为程序与内容均违法，无公证效力。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交的1号证据系法院生效判决，已认定本案涉案房屋系违法建筑，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2-4号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于2016年12月30日上午在松门镇“三中心”大楼就涉案房屋等召开拆除告知会议，并予以张贴拆除公告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5-6号证据结合被告庭审陈述及省高院（2017）浙行终544号案件的庭审录音，能够证明被告在涉案房屋拆除前已将可移动物品和全部屋顶空调外机等搬出安全存放，后承租人取回上述物品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1-3号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张文仁租用了温岭市松门镇东升村的涉案土地，并取得了经营KTV包厢娱乐服务、预包装食品零售的营业执照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4-7号证据能够证明对涉案建筑的拆除行为经生效判决确认违法，原告依法提出赔偿申请，松门镇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8号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就涉案的建筑物、装修、设施设备进行全新重置价值评估的事实，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9号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与其代理律师就律师费约定的事实，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2008年7月7日，原告张文仁与温岭市松门镇东升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租用东升村土地兴建东升村综合楼，租期为10年，租约到期后涉案综合楼所有权归东升村委会所有。原告张文仁租赁东升村的上述土地后，建造涉案的东升村综合楼，并将该综合楼的一层、二层作为原告帝豪国际俱乐部的经营场所，从事娱乐经营活动。2016年12月30日，松门镇“三改一拆”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出公告，称东升村涉案综合楼现列入“三改一拆”综合整治拆除对象，限于2017年1月7日前自行拆除违法建筑，并搬迁违法建筑内的设备，如不按时履行搬迁和拆除，镇“三改一拆”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将于2017年1月8日停水停电，于2017年1月16日组织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强制搬迁及拆除。2017年1月16日，被告组织实施拆除了涉案的综合楼，并对楼内可移动物品进行搬离，同时对拆除和搬迁过程进行了全程的录像和公证。原告不服上述拆除行为，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7年4月18日，台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10行初8号行政判决，原告不服于2017年5月23日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年7月5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行终544号行政判决书，该判决确认涉案房屋系违法建筑，同时认为被告在强拆前，没有告知当事人将涉案建筑物列入“三改一拆”综合整治拆除对象的具体理由及依据，故其实施的被诉强拆行为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强拆前没有证据证明其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的事实，也没有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故其实施的强拆行为程序违法。2017年8月9日，原告向温岭市松门镇人民政府提出行政赔偿申请，2017年10月9日，被告作出不予赔偿决定。原告不服，提起赔偿诉讼。另，2016年2月2日，原温岭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涉案综合楼作出温城执规罚[2016]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东升村村委会按规定补办综合楼的规划建设手续，并处罚款人民币342816元。2017年1月11日，温岭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以原作出行政处罚认定的事实发生变化为由作出行政处罚撤销决定，撤销了温城执规罚(2016)5-4号行政处罚决定。二原告不服，具诉至本院要求撤销温岭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作出的温综执罚撤字（2017）第2号行政处罚撤销决定。本院于2017年10月31日作出（2017）浙1081行初47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温岭市帝豪国际俱乐部的起诉，驳回原告张文仁的诉讼请求。二原告不服，上诉至台州中级人民法院，台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15日作出（2017）浙10行终230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被告对涉案综合楼的强制拆除行为虽经台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10行初8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且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行终544号行政判决予以维持原判。但两份判决均认定涉案综合楼因未办理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相关审批手续，属于违法建筑。因违法建筑不属于可以获得国家赔偿的合法权益，且违法建筑被拆除后未经法定程序批准不得重置，故本案二原告主张的（1）（2）项赔偿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涉案综合楼在强制拆除前，被告于2016年12月30日在涉案房屋显著位置张贴公告，告知原告在2017年1月7日前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并搬迁违法建筑内的设备。同时在2017年1月16日强制拆除时，对拆除过程和搬离过程进行了全程录像公证，将违法建筑内的可移动物品和全部屋顶空调外机等搬出安全存放，并通知了房屋承租人潘某和张文仁，承租人也已取回上述物品，应当认定其已尽合理的告知和保护义务。故本案二原告主张的第（3）项赔偿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二原告所主张的营业利润损失、律师费用不属于国家赔偿直接损失的范围，故本案二原告主张的第（4）（6）项赔偿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因原告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致其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其在本案中主张精神损失，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原告的上述赔偿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文仁、温岭市帝豪国际俱乐部（普通合伙）的赔偿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阮灵飞人民陪审员  许声萍人民陪审员  叶彩香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八日代书记员张艳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