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津02民终21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爱岭，女，1972年4月4日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河东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玉龙，男，1941年11月5日生，汉族，天津市建昌医院退休医生，住天津市河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耘，天津法政牛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爱岭因与被上诉人肖玉龙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17）津0102民初87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爱岭，被上诉人肖玉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周爱岭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2017年9月13日8时45分，上诉人骑车在天津市河东区正常行驶，快到长征路五号楼十字路口处，被上诉人肖玉龙骑自行车从北向东贴墙角鬼探头式突然窜出左拐到我的右道上歪倒，双方车辆均停住没有接触，过往群众都看到并上前搀扶。上诉人当时问肖玉龙怎样，是否先报警，肖玉龙称不用报警，都是老街旧邻，他有医保，其爱人总找上诉人理发。其他邻居称肖玉龙儿女不在身边，让上诉人先带肖玉龙到医院就医。上诉人当时考虑与肖玉龙爱人相识多年，在肖玉龙的建议下，到肖玉龙女儿工作的天津医院就诊，上诉人先垫付出租车费用和急诊费用，当时在医院找肖玉龙索要医保卡，肖玉龙让上诉人先垫上，其女儿出现后在医院报警。到交通队后，讲述事实经过时，交警曾恐吓上诉人，上诉人胆小怕事，对交警的提问不记得怎么回答，只记得按手印和签字，但有一点上诉人清楚，曾说过“绝对没有碰到对方”，但交通队笔录中却写有“碰撞”。故请求调取交通队询问时的监控录像。之后，交通队带上诉人到现场取证，上诉人要求交通警察第一时间向证人取证或还原现场取证，从而了解事故真实情况，未被采纳。仅向上诉人简单询问情况，拍照后离开。后经再三要求，交通队才向其中一位证人取证，但交通队给证人所做笔录却与证人与上诉人的陈述和在一审法院的陈述相反，恳请法院予以查清。上诉人认为肖玉龙歪倒与上诉人无关，导致歪倒的因素很多，路面杂物、过往行人、井盖以及被上诉人肖玉龙年龄和腿脚不便等因素，并非上诉人的原因。交通队认为被上诉人拐弯没让直行是同等责任，上诉人认为肖玉龙如果是正常拐弯没让直行是同等责任，但他并非正常拐弯，而是鬼探头式突然快速窜出逆行拐到上诉人的右行车道，依法应负全责。当时有两位证人能够证实，双方车辆没有接触，交通队违背事实作出认定，上诉人曾向其上级交管部门提出复议并反映未果。故上诉人周爱岭请求查清事实，支持其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肖玉龙辩称，一审判决认定的交通事故责任正确，上诉人应承担50%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肖玉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周爱岭赔偿其医疗费39047元、营养费4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75元、护理费3500元、交通费200元，共计47622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13日8时45分，肖玉龙骑自行车沿长征路5号楼前胡同由北向东转弯时，遇周爱岭骑电动自行车沿长征路自东向西行驶至此，双方发生交通事故。2017年10月25日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河东支队卫国道大队出具公交认字[2017]第0309304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周爱岭驾驶车辆前部与肖玉龙驾驶车辆左侧发生接触，造成肖玉龙倒地受伤的交通事故。事故后双方车辆现场均已移动，未能保护事故现场。事故后，周爱岭带肖玉龙在天津医院接受治疗，肖玉龙亲属在天津医院报警。”
交管部门认为：“周爱岭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时，遇情况观察不周未能保证行车安全，其过错是事故发生的原因，应当承担事故责任。肖玉龙驾驶自行车在道路上左转弯时，未让行直行车辆优先通行，其过错也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也应当承担事故责任。且事故发生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保护现场。……认定当事人交通事故责任如下：周爱岭承担此交通事故同等责任，肖玉龙承担此交通事故同等责任。”
2017年9月13日21时16分至22时28分，周爱岭在交通队询问时自述：“我驾驶电动车沿长征路自东向西行驶至长征路5号楼出口处时，从小区出口出来一辆左转弯的自行车，我驾驶车辆的前轮与对方车辆的左侧后部（左后轮）发生了碰撞，之后这辆自行车及驾驶员向左侧倒地了，对方受伤。事故后，我们双方均未报警，我们把事故双方车辆都移到路边，我带着伤者去天津医院看病，看病后伤者的女儿在医院拨打‘110’报警”。“问：你发现对方时采取了什么措施？答：双手捏闸，减速了没有停住。问：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捏停车？答：距离太近了，我反应不过来，我车也有惯性”。
在交通队证人方某陈述：“骑自行车的大爷从小区口靠出口的中心点左转出来，有辆骑电动车的女性沿长征路自东向西行驶。骑电动车的女性看大爷过来了，就捏闸停下车了，大爷也捏闸了，没停住，这两辆车的前车轮发生了接触。后大爷想拿脚撑地，可是踩空了，大爷就连人带车靠到墙上了。”
事故致肖玉龙左肱骨中上段骨折，于2017年9月16日至2017年10月1日在天津市天津医院住院15天，行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植骨术。周爱岭垫付了部分急诊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肖玉龙和周爱岭承担事故同等责任。周爱岭虽主张双方车辆没有接触，对事故发生没有过错，不应承担事故责任。但周爱岭于事故当日在交通队所做笔录中认可了与周爱岭自行车后部接触的事实，较此后陈述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周爱岭当庭否认此事实却无法提供充分证据，周爱岭提供的证人当庭对车辆是否接触的陈述亦与其在交通队陈述不一致，不予采信。周爱岭对其事故中无责的抗辩不予采纳，交通队对事故责任的认定予以确认。
公民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承担赔偿经济损失的民事责任。根据当事人双方事故责任和交通方式，周爱岭应承担原告合理损失的50%。
肖玉龙主张的损失合理性分析及双方提供证据的认证：
一、医药费。肖玉龙主张周爱岭赔偿半数医药费39047元，并提供天津医院住院病历、医疗费票据、检查报告单、指定医院就诊证明信、费用清单等佐证。经核算，肖玉龙支出医疗费合计78277.55元，予以确认。
二、营养费。肖玉龙主张购买营养品，要求周爱岭支付半数营养费4500元，但未提供相关证据。结合肖玉龙伤情、年龄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布的关于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标准》，酌定肖玉龙护理期60日，按每日30元标准认定其营养费1800元。
三、住院伙食补助费。肖玉龙于2017年9月16日至2017年10月1日在天津市天津医院住院15天，主张全部住院伙食补助费750元，该主张未超过规定标准，予以确认。
四、交通费。肖玉龙酌情主张半数交通费200元，考虑肖玉龙伤情、门诊治疗情况及交通方式需求，酌情认定肖玉龙交通费共200元。
五、护理费。肖玉龙主张请护工护理，在住院15天及出院后30天内支出护理费共7000元，要求周爱岭承担3500元。但肖玉龙未提供支出护理费相关证据，结合肖玉龙伤情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布的关于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规范标准》，酌定肖玉龙护理期45日，按本市居民服务业标准认定原告护理费5166元（114.8×45）。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周爱岭给付原告肖玉龙医药费78277.55元、营养费18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50元、护理费5166元、交通费200元，以上合计86193.55元的50%即43096.78元；二、驳回原告肖玉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150元，原告肖玉龙负担75元，被告周爱岭负担75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公安交管部门对本案事故处责任认定后，上诉人周爱岭曾申请复议，因被上诉人肖玉龙提起本案赔偿诉讼，公安交管部门不予受理。
本院认为，本案交通事故经公安交管部门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询问记录以及现场情况分析，认定双方均存在违法行为，导致各自骑驶的车辆发生接触，认定双方负事故同等责任。上诉人周爱岭虽否认双方车辆接触的事实，并称因交警恐吓、自己害怕且不认字等原因，公安交管部门的笔录有误，但从一、二审诉讼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周爱岭提交的书面材料以及周爱岭对二审庭审笔录的阅读和修改情况，上诉人周爱岭称公安机关所做笔录的并非其真实陈述的主张，难以使人确信。上诉人周爱岭作为一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自身的言行后果应具有预见性，缺乏具有较强证明力的反驳证据情况下，对其抗辩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结合上诉人周爱岭在公安交管部门自认的车辆接触事实和证人证言，认定上诉人周爱岭对被上诉人肖玉龙的伤情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周爱岭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周爱岭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欣
审 判 员 胡 浩
代理审判员 王丽平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日
法官 助理 唐彬皓
书 记 员 白超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