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p t ; ” >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甘07民终1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北京三惠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人：喻光润，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莉，北京市京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泽，甘肃正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自九，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雪霞，甘肃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王大锋，男。
上诉人北京三惠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三惠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自九、原审被告王大锋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临泽县人民法院（2017）甘0723民初11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北京三惠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莉、王东泽、被上诉人刘自九委托诉讼代表人曹雪霞、原审被告王大锋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北京三惠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1、一审法院对证据的审核认定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委托生产合同中明确约定了甜叶菊干叶的含糖量值标准值为55%，而上诉人提交的江西谱赛科公司出具的《质量检测报告》显示：整个张掖地区所交付的甜叶菊干叶的含糖量值未达标。被上诉人所交付的货物包含在张掖地区内，因此也证实了被上诉人所交付的甜叶菊干叶的含糖量值不达标，质量存在问题。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质量检测报告》及情况说明不予采信，导致事实认定错误；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甜叶菊干叶委托生产合同约定每亩最低交货量达到280公斤，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是对被上诉人生产量的约定，并非仅仅为了防止被上诉人倒卖甜叶菊。根据上诉人提交的中国甜叶菊信息网中的两篇报道以及2015年张掖地区部分种植户付款明细表显示，甜叶菊在当地的亩产量可达到400公斤以上，因此，上述条款并非霸王条款，而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且该条款并非格式条款，不符合法律规定无效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该条款无效于法无据；3、一审法院在确认了被上诉人的交货量未达到亩产280公斤以及2016年甜叶菊市场与往年相比价格偏低，上诉人在投入大量成本后面临利益受损的情况下，却判决上诉人承担全部损失明显不公。
被上诉人刘自九辩称：1、上诉人提供的《质量检测报告》及情况说明与本案没有直接联系，其检测结果不能作为认定本案被上诉人交售的甜叶菊质量不合格的依据；2、双方在合同约定亩产量280公斤，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种植农户倒卖甜叶菊，并非承担违约责任的具体情形。当年张掖地区甜叶菊产量普遍达不到280公斤以上，在无证据证明产量不达约定是种植农户的因素造成的情形下，让种植农户直接承担违约责任于法无据，且不公平。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原审被告王大锋述称，2016年我是上诉人公司在张掖片区种植甜叶菊事宜的负责人，和农户签订的合同是公司制定的，2016年甜叶菊市场行情不好，导致公司低于合同价收购。至于农户种植的甜叶菊质量是否合格，可以通过调查了解查清楚。
刘自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拖欠原告的甜叶菊款3243.40元；2、要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北京三惠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驳回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拖欠的甜叶菊款的诉讼请求；2、判令原告赔偿被告北京三惠公司的经济损失28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28日，原告和被告北京三惠公司签订了一份2016年度《甜叶菊干叶委托生产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北京三惠公司给原告有偿提供甜叶菊种子种苗，由原告在耕地内种植生产并由被告北京三惠公司予以收购；原告的甜叶菊合同种植面积8亩，最低交货量须达到280公斤每亩，最高450公斤；原告所种植并产出的甜叶菊理化指标为REBA/TSG即含糖量标准值为55%，不达标的被告北京三惠公司有权拒收；每公斤合格干叶价格为10元，货款在2016年年底一次性付清；为确保甜叶菊质量和产量，原告必须选择排灌方便的沙壤土或壤地块种植，严禁在盐碱地、树林地、荒地种植；收购时间从10月份开始，具体将根据收割情况而定；被告北京三惠公司保证接收原告所产全部合格甜叶菊干叶；被告北京三惠公司为原告种植甜叶菊提供全过程的技术指导，在签订合同后，被告北京三惠公司按合同面积给原告提供甜叶菊种子，年底收种子款每亩100元，如需被告北京三惠公司育苗，则年底收取种子及育苗费300元每亩；原告要按照被告北京三惠公司的要求管理生产，如甜叶菊达不到质量标准，被告北京三惠公司拒绝收购，原告的经济损失由其自行承担；因原告违背技术规程，不按被告北京三惠公司的要求进行田间管理而造成低产的，其损失由原告自行承担；原告不得少交或不交合格的甜叶菊产品，如违反，原告需赔偿被告北京三惠公司每亩3500元的经济损失；合同签订后，双方不得随意放弃市场，原告如放弃，将赔偿被告北京三惠公司合同面积双倍的种子款或育苗款。合同还对收购、违约责任等事项作了约定。合同签订后，被告北京三惠公司给原告提供了甜叶菊种子，原告也根据合同约定种植了甜叶菊，2016年秋收后，原告按约向被告北京三惠公司交售了甜叶菊干叶，被告北京三惠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检验了原告所生产的甜叶菊干叶并称量后，给原告出具了收到原告的甜叶菊干叶1621.70公斤的收据。后被告北京三惠公司按照原告所交售重量每公斤8元的价格，在扣除了原告应当承担的甜叶菊种子款后，给原告支付了部分甜叶菊款，对按合同约定价格结算应支付的甜叶菊款3243.40元未支付。原告向被告北京三惠公司索要欠款无果，因而成讼。
另查明，被告王大锋系被告北京三惠公司员工，已在该公司工作数年，2016年2月，被告王大锋以被告北京三惠公司临泽县片区负责人的身份与原告等诸多种植甜叶菊的农户订立了格式的《甜叶菊干叶委托生产合同》。2017年被告王大锋从被告北京三惠公司辞职，双方解除了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告和被告北京三惠公司订立的《甜叶菊干叶委托生产合同》虽被冠以委托生产合同之名，但综观合同条款，该合同实际是种植回收合同，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系合法有效的合同，应当受法律保护。合同订立后，原告已将所生产的甜叶菊交售给被告北京三惠公司，被告北京三惠公司就应当信守合同约定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给原告支付甜叶菊款，被告推诿履行合同义务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原告要求被告承担继续履行的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本案中，被告北京三惠公司虽主张在给原告发放甜叶菊价款时双方就价格达成变更的口头协议，但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佐证，故对被告北京三惠公司的该主张因无证据证实不予认定。因被告北京三惠公司在收购原告所交售的甜叶菊干叶时对甜叶菊的质量进行检测验收是其合法权利，其在监测验收后是予以拒收还是收购均由其选择，本案中，被告北京三惠公司在验收原告交售的甜叶菊干叶后已经予以接收并出具了收条，并且在已给原告支付了大部分价款后，却以原告所交售的甜叶菊存在质量问题而拒绝支付下欠的货款，其行为违背民事活动中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故对被告北京三惠公司的辩解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告和被告北京三惠公司所订立的合同第二条第二项虽约定了每亩地的最低交货量，但结合合同中”因原告违背技术规程，不按被告北京三惠公司的要求进行田间管理而造成低产的，其损失由原告自行承担”的约定来看，双方所约定的最低交货量与少交所要承担的违约责任不相同，且被告北京三惠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原告存在少交所产甜叶菊的行为，故被告北京三惠公司的反诉请求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被告王大锋系代表被告北京三惠公司与原告订立甜叶菊种植回收合同的行为，是履行职务的行为，被告王大锋履行职务的行为所产生的民事责任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故原告要求被告王大锋个人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判决：1、被告（反诉原告）北京三惠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偿付拖欠原告刘自九的甜叶菊款3243.4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2、驳回原告刘自九要求被告王大锋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3、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北京三惠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北京三惠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承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5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北京三惠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上诉人和被上诉人订立的《甜叶菊干叶委托生产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关于上诉人提出江西谱赛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监测报告和情况说明应予采信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订立的合同中对甜叶菊的质量标准有约定，在上诉人收购甜叶菊干叶过程中，若上诉人经检测验收发现被上诉人交售的甜叶菊存在质量问题，可以拒绝接收，或者对因技术条件限制暂时无法检测的关键指标，可以采取取样封样的方式固定，留待进行质量鉴定，但上诉人没有对被上诉人交售的甜叶菊收购后进行取样封存，而是将张掖片区所收购的甜叶菊全部堆放在一起，造成众多农户交售的甜叶菊混在一起，无法区分，即使上诉人将收购的甜叶菊委托第三方用先进仪器和严格的操作规程进行了检测，也因无法识别并确定所取样的甜叶菊是否就是被上诉人所交售的，从而使该监测结果没有针对性，不能用来直接证明被上诉人交售的甜叶菊质量不合格，故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监测报告和情况说明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对上诉人主张双方签订的甜叶菊干叶委托生产合同约定每亩最低交货量达到280公斤，是对被上诉人生产量的约定，并非仅仅为了防止被上诉人倒卖甜叶菊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提交的中国甜叶菊信息网中的两篇报道以及2015年张掖地区部分种植户付款明细表虽显示，2015年甜叶菊在当地的亩产量部分农户可达到400公斤以上，但该证据与本案并无直接联系。本案涉及到的种植年份是2016年，上诉人不能以农作物上一年的产量数据来证明下一年份的必然产量，因农作物的收获状况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如土地的地力、所提供种苗的品种、种植期间的田间管理、种植季节的气候情况及相关的技术指导、所种植农作物的采摘、晾晒等，因此对农作物的亩产量不可能进行明确的、用确切的数量进行约定，这既不科学，也不符合客观实际。其次，根据双方订立合同的目的来说，农户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劳作获得较高收益，鉴于2016年度甜叶菊的市场行情下行的客观事实，且上诉人亦认可2016年甜叶菊市场供大于需，导致价格低位运行，在此情况下，愿意高于每公斤10元收购甜叶菊几乎不可能，作为签订订单合同的种植农户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亦不会出现惜售或有意少交甜叶菊的现象，相反，作为收购甜叶菊的订单合同的另一方则面临收多赔多、收少赔少以致压价收购的现实。一、二审诉讼中，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违背技术规程，不按上诉人的要求进行田间管理而造成低产的情形，亦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不交、少交、或将所种植收获的甜叶菊未全部交售上诉人，而将其中部分予以转售他人的行为。因此，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最低交货量须达到280公斤/亩”，其本意仅是预计正常产量，并非确定的实际产量，是为了保证种植农户将种植的甜叶菊干叶全部交售给上诉人，预防种植户因甜叶菊市场行情上涨而将甜叶菊倒卖，加之该条款是合同中”种植品种及种植面积”项下的内容，而在”违约责任”项下并无相同内容，故上诉人以被上诉人种植的甜叶菊未达亩产量280公斤为由主张被上诉人违约与事实及双方的约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主张一审程序违法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北京三惠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北京三惠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王力珍
审判员张文清
审判员胡宏睿
二○一八年二月六日
书记员尹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