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p t ; ” > 民 事 判 决 书（2017）辽02民终88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广源广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川甸街7号2单元5层2号。法定代表人：汪雨，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帅，该公司办公室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昌涛，女，1966年6月4日生，汉族，住重庆市城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铁男，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青，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易义红，男，1989年11月25日生，汉族，住四川省营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影，辽宁大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易彩红，女，1988年5月20日生，汉族，住四川省营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影，辽宁大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东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高新园区七贤岭礼贤街33号301室。法定代表人：曲兆利，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磊，辽宁双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严丽娟，辽宁双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广源广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昌涛、易义红、易彩红、大连东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恒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6）辽0211民初70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0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广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帅，被上诉人张昌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铁男、刘青，被上诉人易义红和易彩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影，被上诉人东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源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我公司与31名工人存在劳动关系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上诉人将案涉31名农民工工人的名单直接通过网上上报给社保局，通过审核后我公司就依据我公司与易和平达成的协议代易和平为其招募的工人代缴保险，至于合同我们只是将社保局发放的制式劳动合同交给了易和平，然后易和平并没有将上述劳动合同交还给我公司盖章，因为我公司只代缴了一个月的保险，时间太短也没有将劳动合同到社保局进行报备，我公司始终没有跟31名工人签订过劳动合同。一审法院推定我公司与案涉工人签订过劳动合同是毫无事实根据的，通过简单的询问就错误的认定整个事实流程，显然是片面的。其次退一步讲，即使签订了劳动合同也并不意味着双方就存在着实际的劳动关系，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大量代缴保险的行为，因此确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考察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法上的隶属关系。本案中，一审中被上诉人的工人代表已经自认，易和平本人负责招募他们，招募时并没有以广源公司名义对外进行招工。且案涉31名工人均系易和平的老乡，长期由易和平个人雇佣，承揽各项工程负责施工。因此，案涉31名工人实际上是明知与我公司是不存在劳动关系的，实际是接受易和平个人雇佣。因此，案涉31名工人与我公司不具有人身依附性。同时，劳动者并没有作为我公司的一员而存在，基于其作为易和平个人雇佣工人，上诉人不对案涉31名工人进行管理，不负责工资的发放与结算，上诉人也从未向被上诉人支付过任何款项，因此不具有经济隶属性。另，案涉31名工人无需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无需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如考勤、考核等），无需服从用人单位的劳动安排，所以不具有组织上的隶属性。故一审法院认定我公司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易和平作为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与被上诉人东恒公司签订《模板工程安装施工合同》的事实错误。一审法院通过2016年4月5日《授权委托书》中片面截取记载的事项及上诉人在《模板工程安装施工合同》上的盖章，就认定易和平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东恒公司签订《模板工程安装施工合同》的行为，系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该节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我们不否认模板工程安装施工合同上的盖章系我公司的印章。我公司在合同上的盖章是为了为案涉31名工人代缴保险而用，而非看作易和平在案涉项目中系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因为2016年4月5日《授权委托书》中虽然记载了易和平有权以广源公司的名义签署案涉工程项目和处理有关事宜（不包括农民工工资），但授权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期限），仅限于缴纳新能源研究中心农民工工伤和医疗保险事项中使用。这充分说明了我公司只是代易和平招募的工人缴纳保险，在合同上的盖章也是为了缴纳保险对此进行了印证，同时我公司与易和平达成了协议书，更加充分的说明易和平并非我公司员工，也不是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确定了代缴保险这一事实。虽然被上诉人东恒公司提供的2016年4月8日授权委托书，但该授权委托书中盖章及签字均系伪造。并结合一审庭审时，员工代表在庭审中已经自认，其招募、管理、工资的发放和结算均系易和平单独跟他们结算，并且从不认识我公司、也不接受我公司的管理，因此可以充分的说明易和平在案涉项目中并非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只是为了工人人身保障，找到我公司代缴保险，并且我公司在代缴的过程中并未收取任何费用。退一步讲，倘若易和平代表我公司与东恒公司签订《模板工程安装施工合同》并代表我公司履行，为什么自始至终东恒公司没有向我公司支付过任何一笔款项，因为代收款项是需要特别授权的，没有特别授权下是不能擅自将款项打给个人的。所以被上诉人是明知实际的合同双方是东恒公司与易和平之间，与上诉人不存在真实的合同关系，我公司只是代缴保险。因为在整个履行过程中被上诉人东恒公司没有跟我公司进行过任何形式的预算、决算或施工进度上信函或邮件的往来，这明显是不符合常理的，反而恰恰印证了上诉人的说法。所以，通过上诉材料及事实，均可以认定易和平不是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只是委托我公司代缴保险。3、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东恒公司将案涉工程分包给上诉人，系事实认定错误。案涉工程并非被上诉人东恒公司将案涉项目分包给我公司，实际上我公司只是代易和平缴纳保险而在合同上进行盖章。合同的履行、结算及支付我公司自始至终并不参与，也不知晓。合同的双方实际上是易和平与东恒公司之间，与我公司无关。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法院适用《关于建立劳动用工备案制度的通知》（2006）46号第三条《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意见》第五条的前提均是上诉人与案涉31名工人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这一前提下才能适用。而本案上诉人与31名工人并不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所以不能适用上述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因此依据上述规定，增加了我公司的承担的举证义务和责任，要求我公司承担败诉风险是不合理也是不合法的。其次，一审法院认为，31名工人提供的其在劳动监察部门调取的月份工资明细表，该明细表也是31名工人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供的，而非上诉人提供的。因此，一审法院将此认定欠付的依据显系不当，且我公司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因为我公司并不参与案涉工程的施工、结算等所有活动，只是代易和平缴纳农民工保险，至于是否拖欠工资及拖欠的数额我公司并不知晓，因为所有工人都是易和平自己招募和管理，工资也是由易和平自行结算，与上诉人无关。一审庭审中，农民工代表也已经自认上述事实，认可招募、工资发放都是易和平自行进行的。因此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的规定缺少事实基础，同时我公司与案涉工人不存在真实劳动关系，不是用人单位，更不是欠付工资的主体，所以适用《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仲裁》、《违法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的前提错误，以上述法律条文判定上诉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也是错误的。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对一审法院错误的事实认定予以纠正，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或发回重审，从而切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公平、正义。张昌涛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劳动者在上诉人的安排下，已经签订了劳动合同，该公司也为劳动者缴纳了保险，劳动者提供劳动期间接受该公司管理，双方之间存在事实和法律上的劳动关系，而且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该公司与易和平与2016年4月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乙方即易和平将劳动合同以及劳动者的身份证复印件交给甲方即上诉人公司进行检查，上诉人收到劳动合同以及身份证复印件后办理保险缴纳事宜，并且该份协议中也详细叙述劳动局办理保险以及用工备案对劳动合同等材料和办理时间上的要求，因此上诉人主张该公司与劳动者之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也不需要进行用工备案的主张与上述事实及约定明显自相矛盾，关于易和平与上诉人公司之间的关系问题，东恒建筑公司与上诉人公司签订的模板工程安装施工合同，合同落款处除加盖上诉人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外，还有易和平的亲笔签字，2016年4月5日以及4月8日两份授权委托书当中，均记载易和平有权以上诉人名义签订案涉工程项目合同，由此充分说明上诉人对于易和平在案涉项目的代理行为是明知且认可的，另外上诉人以4月5日的授权委托书以及当日与易和平签订的补充协议来主张该公司与易和平之间不存在代理关系，但事实上，按其他各方当事人对以上两个文件均不知情，并且东恒建筑公司在一审中也明确该公司所持有的是2016年4月8日的授权委托书，因此上诉人主张其与易和平不存在代理关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以上恳请法庭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东恒建筑辩称，被上诉人东恒建筑公司与31位劳动者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应向其支付工资及经济补偿金，东恒公司已将案涉项目发包给上诉人公司，我们与上诉人之间是施工合同关系，由上诉人组织施工，劳动关系是上诉人与31位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与东恒公司无关，上诉人公司辩称东恒公司与其签订的模板工程施工合同是用该合同到社保部门办医疗保险和工伤是不符合规定的，办理社保的依据只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决定的，与用人单位对外业务无关。易义红，易彩红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被上诉人不是本案的当事人，系易和平的法定继承人，因继承关系参与到本案，易和平生前并不与二被上诉人共同生活，二被上诉人一直在四川老家务农，易和平到大连务工，因此二被上诉人对于易和平与本案的上诉人及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均不得而知，而根据我国继承法法定继承人仅仅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偿还被继承人债务的义务，本案中二被上诉人并没有继承被继承人易和平的任何遗产，因此不需要承担其债务，并根据继承法33条的规定，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继承人的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本案中二被上诉人在一审已当庭明确放弃继承易和平的遗产，因此不需要承担任何债务。张昌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支付原告自2016年3月1日至4月30日期间拖欠的工资9,803元及拖欠工资25％的经济补偿金2,450.7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案被告东恒建筑工程公司与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就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相关问题产生纠纷，被告东恒建筑工程公司作为另案原告，以本案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为另案被告，诉至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请求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支付因停工给其造成的自身工人工资损失274,600元、委托第三方钢筋施工的工资损失194,580元、委托第三方木工的工资损失115,480元、向第三方租赁设备的租金损失520,797.6元。经审理，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4日作出（2016）辽0204民初213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大连广源广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大连东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损失238,698.9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内容，上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4日作出的（2017）辽02民终45号民事判决书第5页至第7页记载：”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20日，原告、被告签订《模板工程安装施工合同》，该合同约定原告将位于大连市高新园区的新能源研究中心项目中的模板制作、安装、拆除、铁线、铁钉、施工线、塑料套管、电焊、倒料、修整、清理码放、保管、施工区域内场地清理等劳务发包给被告，工程款按照模板沾灰面积33元/平方米的单价、按实际发生面积计算；工程款支付：本工程30%以房抵款，余款以现金或支票支付。付款按月实际工程量的50%付款，主体全部完工付至总造价的90%，余款工程全部完工结算完成后付清；合同还约定因被告的原因造成工程进度迟缓，工程出现重大质量事故，严重违章操作，违法乱纪等，给原告造成重大损失或总工期延误时，原告有权单方面调整或终止合同，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及损失均由被告承担；原告拨付给被告该工程的工人工资，被告必须如数、如实发给每名工人，并做好工作记录，公司将派专人按时检查落实工资发放情况，严禁被告拖欠或克扣工人工资，否则一切后果由被告自负。合同落款处有被告单位公章，且有易和平的签字。合同签订后，易和平组织工人进场施工。施工过程中，原告通过易和平请款以及银行支付的方式向易和平支付工程款合计185,000元。原告提供的2015年至2016年新能源项目部饭票领取明细表记载易和平领取饭票合计51,316元，明细表中无易和平的签字。原告提供其为易和平垫付的清理现场、穿墙等用工费用合计68,900元。原告提供的罚款单记载其对易和平罚款合计47,200元。原告提供的新能源研发中心项目工程量及单价、已支付工程款及扣款确认单记载：地下二、三层面积10,630平方米×33元/平方米＝350,790元，地下一层模板面积为5471.9平方米、地上一层模板面积为3471.8平方米，同意地上单价15元/平方米、地下一层单价18元/平方米；已付现金185,000元，扣地下室胀膜维修费、材料费、措施费等46,700元、扣伙食费51,316元、罚款51,000元、扣未按约定清理现场产生清理费用65,900元、扣库房物品损失730元、扣木工提料多余螺栓费用16,270元，共计416,916元。易和平于2016年5月26日、27日在该两份确认单上签字。2016年5月6日因易和平拖欠工人工资，导致工人停工并阻挠施工现场的其他施工，后经相关部门的协调，2016年5月28日工人撤出工地，恢复施工。2016年6月初，易和平服毒自杀。另查，被告与易和平于2016年4月5日签订《补充协议书》，双方在该协议书中约定：易和平提供所开工资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劳动合同，被告按月依照国家规定为易和平的所开工资人员缴纳工伤保险。易和平按时支付被告为其代缴的每人每月85元的农民工工伤和医疗保险费用。易和平若发生拖欠工人工资时，易和平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以及发生的所有费用。就原告、被告签订的新能源研究中心合同项下的所有违约责任由本项目承包人易和平承担。同日被告给易和平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易和平办理缴纳新能源研究中心农民工工伤和医疗保险事项。”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查明的上述事实予以了确认，但对被告东恒建筑工程公司与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未作出认定。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上诉理由成立，遂判令：一、撤销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6）辽0204民初213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原审原告（本案被告）大连东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上述二审判决已生效。另查明，庭审中，原告陈述，易和平曾以现金方式向原告等劳动者支付少部分工资。原告提供在劳动监察部门调取的月份工资明细表，经易和平及案涉工程项目经理吴余昌签字确认，原告为木工，工资标准为330元/天，出勤天数37天，应付工资12,217元，扣款项2,414元，尚欠原告工资9,803元。被告东恒建筑工程公司否认吴余昌为其单位在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原告等劳动者举报投诉过程中的代表人，但被告东恒建筑工程公司提供的饭票领取明细表中项目经理签字处均为吴余昌，2016年1月16日《易和平模板队伍新能源研发中心工程工地用工情况》、2016年1月24日三份《罚款单》、2016年1月28日《罚款单》、2016年3月30日《建筑工程安全检查奖罚记录单》、2016年5月6日《罚款单》、2016年5月15日《新能源研发中心项目木工用大包库房用品》、《新能源研发中心项目模板分包易和平地下室提料多余的自己承担剩余止水螺栓》中亦有易和平及吴余昌的签字。庭审中，被告易彩红及被告易义红对各方当事人提供的带有易和平签字的证据材料中易和平签字的真实性不置可否，亦明确表示不申请进行司法鉴定。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的社保缴费编号为71745093，2016年4月，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为原告缴纳了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再查明，庭审中，被告东恒建筑工程公司提供2016年4月8日《授权委托书》一份，记载：”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汪雨（姓名）系大连广源广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单位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易和平（姓名）身份证号：×××为我公司办理新能源研究中心项目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代理人，全权负责该项目的合同签署、施工及项目款办理事宜。代理人无转委权。特此委托。”该授权委托书左下角授权单位处加盖了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公章，授权人处有法定代表人汪雨的签字，被授权人处有易和平的签字。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对上述授权委托书授权单位处加盖的”大连广源广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公章及授权人”汪雨”的签字不予认可，并申请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进行了司法鉴定，2017年4月6日，大连恒锐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大恒物鉴[2017]第49号），鉴定意见记载：”授权日期：2016年4月8日《授权委托书》授权单位处'大连广源广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材料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2016年4月7日，大连恒锐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2017）大恒司说明字第008号《说明函》，记载：”1、2016年4月8日《授权委托书》中'大连广源广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印文是否同一枚印章盖印。2、2016年4月8日《授权委托书》中'汪雨'的签名是否汪雨本人签写。关于第1项鉴定要求，我所出具了大恒物鉴[2017]第49号《大连恒锐物证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关于第2项鉴定要求，样本材料不足，无法结论。”又查明，2016年7月6日，原告等31名农民工到大连高新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与被告东恒建筑工程公司支付2016年3月1日至4月30日期间拖欠的工资及拖欠工资25%的经济补偿金。仲裁委于2016年7月13日作出大高劳仲不字[2016]第277号不予受理申请通知书，以原告请求事项已经由劳动行政部门进行处理为由，不予受理。原告不服，诉至本院，提出诉称中所列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建筑工程领域中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的纠纷。本案中，关于易和平与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本院认为，在被告东恒建筑工程公司与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签订的《模板工程安装施工合同》中，易和平作为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进行了签字，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加盖了合同专用章。虽然经司法鉴定，2016年4月8日被授权人为易和平的《授权委托书》中授权单位处加盖的”大连广源广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公章与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印章样本并非同一枚印章，但对易和平代表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签订《模板工程安装施工合同》的行为，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是明知的。且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提供的2016年4月5日《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记载了易和平有权以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的名义签署案涉工程项目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不包括农民工工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结合本案案情及原告的陈述，易和平召集工人到案涉工程施工现场施工，并进行施工管理，与被告东恒建筑工程公司结算工程款等行为应视为代表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的代理行为。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虽然与易和平签订《补充协议书》中约定了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为易和平召集的农民工缴纳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案涉工程《模板工程安装施工合同》项下的所有违约责任均由易和平承担，但该份《补充协议书》系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与易和平之间的内部约定，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故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应对易和平在本案中实施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关于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所辩称的其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仅代原告等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及医疗保险，其不应承担支付工资报酬法律义务的辩称意见。本院认为，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之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自认为原告等31名劳动者缴纳了工伤保险及医疗保险，其虽辩称未与原告等31名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不存在劳动关系，但经本院向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电话咨询，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各项保险均需进行用工备案。根据《关于建立劳动用工备案制度的通知》劳部发（2006）46号第三条（一）之规定：”用人单位进行劳动用工备案的信息应当包括：用人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经济类型、组织机构代码，招用职工的人数、姓名、性别、公民身份证号码，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的起止时间，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人数、职工姓名、时间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根据实际需要适当增加备案信息。”及《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意见》第五条之规定：”健全工伤认定所涉及劳动关系确认机制。建筑施工企业应依法与其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加强施工现场劳务用工管理。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在工程项目施工期内督促专业承包单位、劳务分包单位建立职工花名册、考勤记录、工资发放表等台账，对项目施工期内全部施工人员实行动态实名制管理。施工人员发生工伤后，以劳动合同为基础确认劳动关系。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参照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工作证、招工登记表、考勤记录以及其他劳动者证言等证据，确认事实劳动关系。相关方面应积极提供有关证据；按规定应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而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另外，本院登录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查询：首页-服务指南-劳动用工备案业务办理页面中”操作流程”记载：”1、用人单位进入大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在'劳动用工备案管理系统'中选'单位管理'-'单位信息登记'中一栏，把单位信息录入后点保存提交。......4、持《营业执照》副本、录用备案和就业登记表（系统自动生成）、劳动合同、失业证（市内人员）、身份证（外地户口人员）到窗口进行录用备案审核。”综上可知，被告如为原告等31名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缴纳事宜必须在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用工备案管理系统进行用工备案，而进行用工备案所提交审核的材料中包含与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故本院合理推定，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与原告之间曾签订了劳动合同。现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拒不提供其与原告等31名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应承担对其不利的诉讼后果。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关于此节的辩称意见，理由不当，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本案中，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为原告等31名农民工缴纳了社会保险，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合同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原告等31名劳动者在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承揽的案涉工程工地进行了实际施工，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理应依法及时足额向原告支付工资报酬。关于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拖欠原告工资报酬的具体数额。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其在劳动监察部门调取的月份工资明细表中明确记载了原告的日工资标准、出勤天数及拖欠工资具体数额，且该工资明细表中有易和平及案涉工程项目经理吴余昌二人的签字确认，可以证明拖欠原告的工资数额即为9,803元。另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六条第三款之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时间、领取者的姓名以及签字，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用人单位在支付工资时应向劳动者提供一份其个人的工资清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之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对原告工资标准及工作期间的工资数额承担举证责任，现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就此未能举证，应承担对其不利的诉讼后果，故本院根据现有证据对原告主张的拖欠工资数额9,803元予以确认。关于原告诉求的拖欠上述工资25%的经济补偿金，本院认为，根据《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三条之规定：”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以及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除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额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外，还需加发相当于工资报酬百分之二十五的经济补偿金。”本案中，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无故拖欠原告的工资，依法应向原告支付拖欠工资25%的经济补偿金2,450.75元（9,803元×25%）。原告此项诉讼请求，于法有据，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东恒建筑工程公司应否承担向原告支付工资报酬义务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东恒建筑工程公司与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签订了《模板工程安装施工合同》，已将案涉工程项目分包给了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无论该分包行为是否合法，原告等31名劳动者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中所规定的实际施工人，且原告及被告广源广发劳务公司均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被告东恒建筑工程公司存在欠付案涉工程款的相关事实，故原告要求被告东恒建筑工程公司承担支付工资的义务，于法无据，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东恒建筑工程公司关于此节的辩称意见，理由正当，予以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大连广源广发劳务有限公司向原告张昌涛支付拖欠工资人民币9,803元及拖欠工资25％的经济补偿金人民币2,450.7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被告大连广源广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第五批宣布失效和废止文件的通知》（人社部发[2017]第87号），《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已被废止。本院认为，东恒建筑工程公司与广源公司签订了《模板工程安装施工合同》，易和平作为广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进行了签字，广源公司加盖了合同专用章。上诉人广源公司为张昌涛缴纳了2016年4月的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易和平召集工人到案涉工程施工现场施工，并进行管理，与东恒建筑工程公司结算工程款等行为应视为代表广源公司的代理行为。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张昌涛之间存在劳动合同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广源公司理应依法及时足额向张昌涛支付工资报酬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拖欠工资25％的经济补偿金一节，一审法院依据《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判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张昌涛拖欠工资25％经济补偿金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但在二审审理期间，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第五批宣布失效和废止文件的通知》（人社部发[2017]第87号），《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已被废止，被上诉人张昌涛要求上诉人支付关于拖欠工资25％经济补偿金丧失了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大连广源广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6）辽0211民初7075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大连广源广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张昌涛支付拖欠工资人民币9,803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大连广源广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大连广源广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车兆东审判员曾国救审判员范瑞瑶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王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