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15民初9943号
原告：李振，男，1981年10月6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岳仁东，北京市法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北京市兴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京东街9号。
法定代表人：刘淼，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晶，北京宁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宁，北京宁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振与被告北京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口可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蒋怡琴独任审判，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7月10日、2017年7月27日、2017年8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岳仁东，被告可口可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可口可乐公司返还李振货款28800元及利息（以288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5年8月8日到实际返还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可口可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自2013年起，李振与可口可乐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2015年7月16日，李振向可口可乐公司销售部经理岳兴账户汇入86400元，同年8月7日，又向可口可乐公司销售部经理岳兴账户汇入28800元，向可口可乐公司订购了3200箱听装可口可乐，约定价格为36元/箱。至今李振仅收到可口可乐公司交付的2400箱，尚有800箱未交付。李振认为，李振与可口可乐公司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岳兴系可口可乐公司销售部经理，岳兴在收取李振货款后，可口可乐公司实际向李振交付部分商品，故李振与可口可乐公司之间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买卖合同成立后，双方应当履行合同义务。可口可乐公司收到李振货款后，仅供应部分商品，至今尚有共计28800元商品未供货，理应向李振返还并支付利息。故李振起诉至法院。
被告可口可乐公司答辩称，不同意李振的诉讼请求。一、双方之间不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可口可乐公司和合作伙伴的合作模式是符合标准客户签订合作合同，合同履行过程中，客户可以通过向公司账户预先支付货款，可口可乐公司收款后委托物流公司按照订单配送。也可以通过向可口可乐公司申请订单，审核后委托第三方物流公司按照订单进行配送。客户收到货物后向物流司机交付货款。而本案中可口可乐公司既未收到李振订单，也未收到李振交付的货款。李振诉称其向可口可乐公司原销售部经理岳兴预付货款，该行为是李振与岳兴个人之间的行为，与可口可乐公司无关。根据李振提交的证据材料，李振是通过转账方式向岳兴的私人账户转账，且资金用途不明，只能证明李振与岳兴之间存在某种经济往来关系，而与可口可乐公司无关。可口可乐公司并不是合同相对方，因此不是适格的被告主体。二、可口可乐公司从未授权岳兴代表可口可乐公司向李振销售可口可乐相关产品，该行为是岳兴的个人行为。岳兴虽是可口可乐公司原销售部经理，但岳兴不直接从事销售业务，也没有收取货款的授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9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可口可乐公司从未授予岳兴代理权，李振也没有提交可口可乐公司授权岳兴与其进行洽商的证据。且目前岳兴已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大兴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本案也是其涉嫌合同诈骗罪的一个案件，目前正在抗诉审理中。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可口可乐公司从未对岳兴的个人行为进行过追认。综上所述，可口可乐公司与李振之间没有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可口可乐公司不是合同相对方，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主体，因此不应承担返还货款及利息的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可口可乐公司对李振提交的转账明细、短信聊天记录以及ODP合作合同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李振对可口可乐公司提交的客户周知函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依职权向已被羁押的案外人岳兴核实本案相关情况，并作了谈话笔录，双方当事人对谈话笔录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并在案佐证。
对于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李振提交的岳兴的名片和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岳兴是可口可乐公司员工，岳兴是职务行为。可口可乐公司称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能证明职务行为。本院依职权向已被羁押的案外人岳兴核实本案相关情况，岳兴认可上述证据，可口可乐公司亦承认岳兴系其公司的大兴销售网点经理。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
二、李振提交的判决书，证明公司业务员收取货款是得到公司认可的，其代收货款是常态。可口可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无法确定与本案的关联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
三、李振提交的三张送货单，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可口可乐公司称真实性无法确认，需要核实，证明目的不认可，其中第三张单子客户名称是北京申易达商贸有限公司，不是送货给李振的。本院认为，可口可乐公司在庭审中承认该送货单格式和可口可乐公司的一致，且在法院指定期限内未反馈对该证据真实性的质证意见，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可。
四、可口可乐公司提交的判决书，证明同样类似案件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李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该判决书中的李玉梅和被告签订过合同，而且她也书写了条陈述不和可口可乐公司员工私自进行交易行为，但是本案中李振没有这种行为，仅仅是知道岳兴是可口可乐公司经理，可以代表可口可乐公司进行供货和收款等行为。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7月16日，李振向可口可乐公司大兴区销售经理岳兴汇款40000元和46400元；2015年8月7日，李振向岳兴汇款28800元。李振称上述款项均用于向可口可乐公司购买3200箱听装可口可乐和雪碧系列产品，可口可乐公司仅仅送货了2400箱，剩余800箱没有送货，当时虽未与可口可乐公司签订书面合同，但实际上与岳兴代表的可口可乐公司成立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
2015年7月17日，岳兴给李振发手机短信称：“别和调度说是通州客户。”李振回“说哪的。”岳兴说“河北。”2015年7月24日，岳兴发短信说“稍后给您电话，好吗？”、“周一。”李振回：“明天安排了吧，不好说了天天往后托。”岳兴称：“看情况吧”、“等我信吧，这次也没办法。”李振回：“还差八百箱先紧着他给齐了，本市场还能往上拉拉价。”岳兴回：“我安排吧，看看明天能不能装。”2015年7月25日，李振问：“今天能装吗。”2015年7月28日，李振问：“货安排好了吗。”岳兴回：“安排好了，后天装，明天五六点让那边给调度打电话。”2015年8月10日，岳兴给李振发短信说“稍后给您电话，好吗？”李振回：“那车货什么时候到。”岳兴回：“我问问。”李振问：“货怎么样了。”2015年8月16日，李振给岳兴发短信说：“800箱货还没到，出什么问题了，要不把货款退回去。”2015年8月17日，岳兴发来短信说：“手机没拿，刚到家，明早我问问啥情况。”
案件审理中，本院前往看守所向因职务侵占罪被羁押的岳兴核实情况，并作了谈话笔录。岳兴称其系可口可乐公司的销售部主任，是代表可口可乐公司将货物卖给李振，是职务行为，李振给的28800元收到了，确实是购买可乐的钱，发没发货记不清了，确实是以可口可乐公司的名义发货的，李振是公司的客户，证据都认可，关于没签合同的情况，因为这个合同可以先发货，年底补签合同，当时约定的可乐的价格是36元/箱，价格是公司定的，由公司直接发货，与李振的短信中“别和调度说是通州客户”的意思是，由于李振是大兴的客户，他想把货给通州的亲戚，公司只能把货送到大兴，他自己开车过来拉。
另查，2011年12月9日，可口可乐公司与李振签订了《ODP合作合同》，双方对供货、验收、付款、越权代理、合同有效期、解除和终止均进行了约定。其中约定：“合同的有效期自2012年1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合同期满后，本合同自然终止；乙方不得与甲方除财务人员外的其他任何员工有直接或间接的财务账款往来，不得与甲方任何员工之间建立和存在商业利益，乙方不得向甲方的员工发放工资、费用、奖金或其它形式的补偿，馈赠或有价物；甲方严禁甲方员工向乙方借款、借货、调货、打白条、代签字等可能损害、冲突到甲乙双方利益的行为，如果乙方与甲方员工进行了上述行为，均为乙方与甲方员工个人之间的行为，不是我公司职务行为，乙方没有支付到开设在我公司财务编码专户上的款项，一律不视为乙方对我公司的付款行为，否则，由此而引起的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概与甲方无关，本条款排除本合同约定条款外的任何形式的交易习惯、表见代理和职务行为，一旦发生纠纷引起仲裁或者诉讼，均以本条款约定为准。”李振称可口可乐公司未对上述条款进行提示和说明。
同日，李振还签署了一份可口可乐公司向其出具的编号为1184431的《客户周知函》，载明：“为维护贵我双方合法权益，确保双方交易安全，规范业务沟通方式，请您充分注意以下提示：在客户与可口可乐公司的业务往来中，不论可口可乐公司的员工以何种形式、方法和名义对您作出的所有意思表示（包括证明、白条、收条、欠条、电子邮件、传真、信函以及口头承诺等等）均必须书面化并且加盖到可口可乐公司的公章才属于我公司员工职务行为，可口可乐公司仅对此盖章书面文件的内容予以认可、追认，并承担该书面盖章文件所引发的相应法律责任。否则，视为客户与该员工之间的私人行为，可口可乐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该周知函结尾处有李振亲自书写的“我确认已认真阅读本周知函并全面准确理解，无任何误解和歧义，并同意、认可和接受上述周知函内容，在此承诺不接受北京可乐员工以任何名义和方式方法出具的证明、白条、收条、欠条、电子邮件、传真、信函以及口头承诺，除非有内容完全一致并加盖北京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公司章的书面确认书予以确认或追认，否则视为我与该员工个人之间的私人往来行为，我的抄录行为视为本周知函为我与北京可乐的非格式条款契约。”李振称该《周知函》是单独签的，先签订的《ODP合作合同》，后来签订有补充合同。
李振还提交了2013年6月18日可口可乐公司向其出具的送货单三张。第一张和第二张送货单记载的客户名称均记载为李振，客户编号为5101884431，第三张送货单记载客户名称为北京申易达商贸有限公司，客户编号为5101884612，联系人为李振。三张送货单下方的客户签收处均为同一人的签字，李振称签字的人系其库管，三张送货单系可口可乐公司向李振送货时的签收单据。关于送货情况，经本院询问，可口可乐公司于2017年7月10日庭审中称没有向李振个人发过货，2017年8月4日庭审中称该送货单格式与可口可乐公司一致，但未向法院回复合同有效期之后是否向李振或编号为01884431的送货情况。
庭审中，可口可乐公司未向李振个人发送货物。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可口可乐公司称未向李振个人发送货物，但是李振提交了送货单证明了可口可乐公司在《ODP合作合同》到期后还向李振发货的事实。岳兴作为可口可乐公司大兴区域的销售经理，在其职权范围内长期多次以可口可乐公司的名义收取李振的货款，通过公司的运输渠道向李振配送可口可乐公司的产品，据此可以认定岳兴收取货款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李振有理由相信岳兴系代表可口可乐公司与其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可口可乐公司还抗辩称李振签署了《ODP合作合同》及周知函，明知公司政策的情况下还和岳兴发生来往，应该自行承担后果。经查，李振与可口可乐公司之间签订的《ODP合作合同》及周知函有效期是2012年到2013年，有效期为一年，该合同对李振和可口可乐公司在有效期之后的行为不产生约束力。综上，李振与可口可乐公司之间虽未签订书面的合同，但已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现岳兴代表可口可乐公司收取了李振的货款，可口可乐公司未向李振发送相应货物，构成违约，故李振要求可口可乐公司退还货款及要求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北京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李振货款28800元及利息（以28800元为基数，自二〇一五年八月八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60元，由被告北京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代理审判员 蒋怡琴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冯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