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冀01民终109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朱书贵，男，1951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文忠，男，1955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曦，北京市静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书贵因与被上诉人王文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7）冀0104民初32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书贵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王文忠的诉讼请求，改判支持朱书贵的反诉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王文忠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与常理相悖”是错误的，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关于“对案件结果做出胜诉约定”问题。该约定是双方对专项法律服务应达到什么样标准的约定，即付款与退款条件的约定，决不是单纯“对案件结果做出胜诉约定”。虽然双方所签协议并非代理出庭诉讼协议，却是为正在诉讼的案件提供一系列法律咨询服务，因此，必然涉及到案件结果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书中对案件结果的约定，实际上是对朱书贵综合法律水平、素质、能力的审查与考验。也是对朱书贵完成委托事项好坏的一个检验。这不违反任何法律与常理。2、关于“收取高额报酬”问题。首先。朱书贵已是二十多年的基层法律工作者，且常年受聘在北京摩文律师事务所做专家顾问，有从事法律服务的资格证书，可以从事有偿法律服务。其次，本案是有偿委托合同，王文忠将其接受的法律事务交由朱书贵处理，朱书贵付出劳动处理完毕后，王文忠依法依约都应当向朱书贵支付报酬。再次。该案标的额2.2亿元，又属于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参照低于北京市摩文律师事务所的收费标准，双方约定按标的额百分之三收取报酬为670万元。这怎么叫高额报酬呢？退一步讲，如果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约定的报酬过高，应当对高出的部分不予保护，而不应认定“与常理相悖”。3、关于“对合议庭合议时间”进行约定问题。该内容是合同签订后，由王文忠后加上去的，在合同已经签订并开始履行的情况下，朱书贵认为该条款既没有任何约束力，也与民诉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相符，因此，朱书贵才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二、一审判决以“原、被告签订的代理协议书明为代理承办，实欲行请托”为由，认定代理协议无效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定“请托”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所谓的“与常理相悖”也推导不出“请托”的事实，且双方签订代理协议的目的也是通过朱书贵的法律服务使案件能够得到依法公正处理，使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得到保护，这一目的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得到了体现，一审判决认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朱书贵已经圆满完成了委托事项，王文忠已经实现了合同目的，理应依法按约支付报酬。王文忠起诉解除合同的理由和根据，以及庭前审理后又变更诉讼请求为合同无效的理由和根据都明显站不住脚；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已经达成了双方约定的结果，朱书贵无需向王文忠退款，一审判决认定18万元是朱书贵退还的款项不合常理。
王文忠答辩称，不同意朱书贵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文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代理协议书，朱书贵退还王文忠32万元；二、朱书贵以32万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支付王文忠自2013年6月14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后又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确认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代理协议书无效，朱书贵退还王文忠32万元。
朱书贵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判决王文忠支付委托代理服务费670万元并自2014年1月1日起支付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文忠提交一份落款时间为2013年6月8日的委托代理协议，内容为：甲方（黎经炜）委托乙方（王文忠）负责代理承办河北香河经纬家具城（以下简称经纬家具城）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一案。此案办理最终结果是最高院将此案改判，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代理服务费700万元，判决书送达甲方15日内，甲方一次性付清余款。此案为风险代理，代理此案过程中，不支付任何办案经费。如发生费用支出，由乙方自行解决。代理期限自2013年6月8日至2013年9月7日。在此期间，最高院没有下达本案的判决书，双方所签订的协议自动解除，甲方不支付费用。朱书贵对此协议不予认可，称从未见过此协议，王文忠应有一份与经纬家居城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
2013年6月10日，王文忠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朱书贵签订代理协议书，约定甲方委托乙方负责代理承办经纬家具城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一案，此案办理最终结果为法院将此案改判，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代理服务费670万元。判决书送达甲方15日后，甲方付清全款。协议签订后，甲方需支付乙方50万元前期费用。如乙方代理过程中，未达到双方商定的结果，则乙方在判决书下达后10日内将退回甲方25万元。本案从款到乙方账户次日起3个月合议庭合议意见完毕。2013年6月12日，王文忠向朱书贵支付50万元。朱书贵提交2013年6月27日的承诺函一份，载明：关于办理经纬家具城上诉到最高院一案的《人大批件》事宜，现委托朱书贵全权办理，费用为15万元，此费用从前期支付的50万元中支出。此批件办理时限为30天。批件需在本案判决书下达10日之前送达到最高院民庭主审法官（审判长）处。如不能满足以上两个条件其中一条，本承诺声明无效，即终止履行。
朱书贵就经纬家具城上诉案件撰写了《案件焦点问题》及《谭利兴恶诉，同一案件在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竟五次立案审理；在最高人民法院已有四次判决、裁定，正在第五次审理中的离奇案件》两文。朱书贵提交2013年7月18日关于交办全国人大代表乌日图转送邓展辉来信的函，证明其完成委托事项。
王文忠提交短信记录，其中朱书贵向王文忠发送的日期为2013年7月11日的短信内容为：案子已到民一，一切很好，其他暂不说；日期为2013年7月31日的短信内容为：今天刚作调整：审判长李明义，主办人姜强，成员于蒙。姚辉副庭长主管没有变化。开庭时间还没确定；日期为2014年3月7日的短信内容为：已汇5万元，下星期可汇入10万元，再星期可全部办好。朱书贵对上述短信予以认可。王文忠向朱书贵发送的日期为2014年1月19日的短信内容为：离春节没几天了，您哪天能把款给我打过来；日期为2014年1月27日的短信内容为：款今天什么时候能打给我；日期为2014年1月28日的短信内容为：春节马上就要到了，款项这两天还能给我汇过来吗；日期为2014年2月9日的短信内容为：春节已过了，你节前答应的款，这两天能到啊；2014年3月7日的短信内容是王文忠将账号发送给朱书贵；日期为2014年3月18日的短信内容为：您说的这两天打款，这周能汇款吗；日期为2014年3月27日的短信内容为：又快到周末了，款这两天是不是该打过来了；日期为2014年4月1日的短信内容为：款已到帐，余下款项您什么时间能打过来；日期为2014年4月29日的短信内容为：您答应我这周退款，怎么没有动作啊。朱书贵称该些短信系王文忠发送，其并没有回复，不予认可。
另，王文忠和朱书贵均不具有律师执业资格。双方签订的代理协议书中载明的经纬家具城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一案是指，谭利兴诉黎经炜、刘澜、黎桂芬、经纬家居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损害股东利益赔偿纠纷一案，经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决黎经炜、刘澜、黎桂芬、经纬家居城共同赔偿谭利兴损失148,839,264.5元及利息；驳回谭利兴其他诉讼请求。谭利兴、黎经炜、黎桂芬、经纬家居城均提起上诉。经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判决，撤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书，驳回谭利兴的诉讼请求。在该案二审阶段，黎经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为北京琨腾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秀春及律师助理王琪，经纬家居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为北京舟之同律师事务所律师丁灿平。
一审法院认为，王文忠和朱书贵是以个人名义签订代理协议，且在办理委托事项过程中，朱书贵一直与王文忠沟通，并未直接向案外人汇报，因此朱书贵虽然知道案外人与王文忠之间的代理关系，但代理协议书只能约束王文忠和朱书贵双方，故王文忠主体适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王文忠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因此王文忠在审理中变更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该院予以准许。
朱书贵对王文忠提交的签有黎经炜字样的委托代理协议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王文忠持有其他委托代理协议，故对朱书贵主张的王文忠应该有一份与经纬家居城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的事实，该院不予采信。王文忠对两份代理协议中代理承办的解释是案外人委托其介绍律师、其委托朱书贵代理诉讼，朱书贵解释为仅是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词组解释不同，且王文忠自己也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解释，故该院对双方的解释均不予采信。王文忠并非律师，且案外人已委托其他律师进行了诉讼代理，因此案外人委托王文忠代理承办案件的目的并非是让王文忠进行诉讼。王文忠基于其与案外人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与朱书贵签订代理协议书，让朱书贵代理承办案件，但朱书贵亦非律师，且案件当事人未向朱书贵出具授权委托书，朱书贵一直与王文忠沟通，并未向案外人汇报过委托事项，因此王文忠和朱书贵签订代理协议书的目的也并非是诉讼代理。在并非是诉讼代理的代理协议中对案件结果做出胜诉的约定，并依此收取高额报酬，且对合议庭合议完毕的时间进行约定，与常理相悖。因此双方签订的代理协议书明为代理承办，实欲行“请托”，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认定为无效。基于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故朱书贵收取的50万元，应当返还。朱书贵向王文忠汇款18万元，朱书贵主张系民间借贷，除提交转账记录外，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且在朱书贵回复王文忠的短信中亦未明确转款的性质，结合双方之间的关系，朱书贵主张为借贷，不符合常理，故该院不予采信，该18万元汇款宜认定为朱书贵退还的款项。朱书贵已返还18万元，剩余32万元应当继续返还。因代理协议书无效，故对朱书贵反诉要求王文忠继续履行合同支付代理费及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双方当事人对代理协议书被认定为无效均具有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对王文忠要求朱书贵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第四项、第五十八条、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判决：一、确认王文忠与朱书贵于2013年6月10日签订的代理协议书无效；二、朱书贵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王文忠32万元；三、驳回王文忠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朱书贵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6,1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9,350元，合计35,450元，由朱书贵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朱书贵称其为办理委托事项向北京摩文律师事务所交纳了17万元的费用，并提交了律师事务所现金日记账复印件和七张收据。王文忠质证称，朱书贵提交的证据中只有一笔3万元的费用发生在2013年6月代理协议签订至2013年12月12日最高院作出判决期间，而该笔费用的性质是投资款，与本案委托事项无关，该证据在一审中没有提交，并非新证据。根据上述证据内容记载，17万元的费用均为朱书贵交纳的投资款或律师管理费，不显示与案涉委托事项具有关联性。其他案件事实同一审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王文忠与朱书贵均非律师，朱书贵虽曾取得法律工作者资格证书，但其并没有也不可能在河北省区域之外进行执业，因此，案涉代理协议书应认定为王文忠与朱书贵个人之间签订。在谭利兴与黎经炜、黎桂芬、经纬家居城、刘澜因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损害股东利益赔偿纠纷一案二审中，相关当事人均委托了律师代理诉讼，律师除代理诉讼外完全能够为当事人提供其它法律服务。在此情况下，王文忠与朱书贵签订代理协议，委托朱书贵代理承办该案，并将案件胜诉结果作为支付高额代理服务费的条件并对合议庭合议完毕的时间进行约定，同时王文忠还对委托朱书贵办理人大批件事宜做出支付高额费用的承诺，已经超出了正常情况下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范畴。目前，无论我国相关司法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对公民提供有偿法律服务均持否定态度，如对案涉代理协议书的有效性予以确认，不但可能会使包揽诉讼的行为合法化，而且还会干扰正常的司法秩序，损害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进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一审判决认定该代理协议书无效，并无不当。基于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王文忠自认朱书贵已返还18万元，朱书贵主张该18万元系民间借贷，除提交转账记录外，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亦并无不当。另外，朱书贵有关其为办理委托事务已支出17万元费用的主张，因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该17万元费用系为办理委托事务所支出，故其主张，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朱书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450元，由上诉人朱书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 勇
审 判 员 刘瑞英
审 判 员 曹建民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六日
（代）书记员 乔秀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