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16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和坤鼎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主要营业场所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金枫路216号1幢B409室。
负责人：杜简丞，执行事务合伙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佟立萍，吉林鑫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兴翔，男，苏州和坤鼎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士军，男，1956年11月6日出生，汉族，北京东方扬帆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侯成龙，男，1973年8月18日出生，汉族，团结报社社长助理，住山西省侯马市。
原审被告：北京东方扬帆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黄村西大街65号院23号一层101室。
法定代表人：赵士军。
上诉人苏州和坤鼎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和坤企业）因与被上诉人赵士军、被上诉人侯成龙、原审被告北京东方扬帆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扬帆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初38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苏州和坤企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佟立萍、高兴翔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侯成龙、被上诉人赵士军、原审被告东方扬帆公司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缺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州和坤企业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撤销《股权转让合同》，侯成龙、赵士军返还股权转让款600万元并赔偿偿利息损失（自2014年5月8日起至实际返还为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一、二审诉讼费由侯成龙、赵士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本案不应该抢先判决。2、一审判决不允许苏州和坤企业的鉴定申请属于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证据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导致部分案件事实认定错误。1、复印件证据并不是一律不能作为证据使用。（1）法院调取的公安机关证据证明原件已经被对方销毁。(2)认定侯成龙、赵士军的行为构成欺诈，不仅仅是靠苏州和坤企业给法庭的上述复印件。还有8份合同原件；法院从公安机关调取的“证人证言”；侯成龙和赵士军承认造假的“供述”；侯成龙、赵士军上报工商机关的《年检报告书》、《财务报表》；税务鉴证；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如：承诺的16块机场广告屏，结果是一块也没有）及其他证据。2、苏州和坤企业举证的《年检报告书》、《财务报表》及北京万朝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税务鉴证报告书》，一审判决未予评判。这几份证据是从工商机关和税务鉴证部门调取的。证据反映的是东方扬帆2005年至2012年的实际净资产值，能够证明股权转让价格与实际净资产值相差悬殊、显失公平。一审对这几份对苏州和坤企业主张有利的证据不做评判，不符合法律规定。3、一审判决对苏州和坤企业所提交的证据不予釆信不符合法律规定。4、一审判决认为无法证明伪造的银行对账单、进账单、银行流水系侯成龙、赵士军转交，这种认定是完全错误的。5、一审判决认为“即使第一次股权转让存在协议撤销情形，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第二次转让仍有欺诈行为”。四、苏州和坤企业的起诉不超过法定的“除斥期间”。五、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侯成龙、被上诉人赵士军、原审被告东方扬帆公司未进行答辩。
苏州和坤企业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苏州和坤企业与赵士军及东方扬帆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2.赵士军、侯成龙返还股权转让款600万元；3.赵士军、侯成龙赔偿上述股权转让款的利息损失，自交付之日2014年5月8日至实际返还之日的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4.案件受理费由赵士军、侯成龙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2月8日，赵士军（转让方）与苏州和盛企业（受让方）、东方扬帆公司（目标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苏州和盛企业以6000万元为对价受让赵士军持有的东方扬帆公司50%的股权，财务总监由甲方委派，财务账户由甲乙双方共管。
同日，赵士军、苏州和盛企业、东方扬帆公司与侯成龙签署《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合同》，确认赵士军是侯成龙在东方扬帆公司的股份代持人，侯成龙是东方扬帆公司的实际持股人和实际控制人，同意以对东方扬帆公司估值1.2亿元为基础，苏州和盛企业以6000万元对价转让赵士军50%的股权；经甲方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2012年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4000万，2013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4000万。
同日，苏州和盛企业（甲方）与赵士军、侯成龙（乙方）、东方扬帆公司（丙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合同（续）》，约定苏州和盛企业在《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首期款实际到账之日起成为赵士军、侯成龙、东方扬帆公司的独家财务顾问，顾问费300万元，从苏州和盛企业应支付的首期股权转让款中直接扣除。
协议签订后，苏州和盛企业于2013年12月20日支付赵士军股权转让款1700万元。2014年1月20日，苏州和盛企业登记为东方扬帆公司的股东。
2014年4月30日，苏州和盛企业（甲方）与赵士军（乙方一）、侯成龙（乙方二）、东方扬帆公司（丙方）签署《估值调整协议》，约定经双方协商一致重新调整估值，将东方扬帆公司估值调整为4000万，相应50%股权的转让对价调整为2000万元，已支付的2000万元为股权转让全款，苏州和盛企业或由苏州和盛企业安排关联方继续受让赵士军、侯成龙30%的股权，对应作价1200万元。转让完成后，苏州和盛企业及其关联方持有东方扬帆公司80%股权；乙方应向甲方移交丙方的所有资料，保证本次股权转让时所交付资产、负债及各项资料等的真实、准确、完整，且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及误导性陈述，否则甲方可按不实金额直接扣减其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并有权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同日，苏州和盛企业与赵士军、东方扬帆公司还签署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确认对东方扬帆公司总体估值由1.2亿调整为4000万元，苏州和盛企业原持有的东方扬帆公司50%股份价格由6000万调整为2000万。
2014年4月30日，赵士军（转让方）与苏州和坤企业（受让方）、东方扬帆公司（目标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苏州和坤企业以东方扬帆公司估值4000万元为基础，苏州和坤企业以1200万元对价受让赵士军在东方扬帆公司30%的股权。
2014年5月8日，苏州和坤企业支付赵士军600万元。2014年7月7日，苏州和坤企业登记为东方扬帆公司的股东。
2015年5月13日，叶国才作为接收人与东方扬帆公司进行了印章、合同资料、资产等交接。
2015年1月苏州和坤企业、苏州和盛企业向公安机关报案，2015年11月20日，北京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受理了苏州和盛企业及苏州和坤企业关于对赵士军、侯成龙涉嫌合同诈骗的报案，决定立案侦查。2016年10月21日，北京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出具撤销案件决定书，以未发现犯罪事实发生为由，决定撤销此案。
另查，一审法院调取了公安刑事卷宗，卷宗记载公安机关询问了苏州和盛企业的执行合伙事务人王立、苏州和盛企业派驻东方扬帆公司的财务总监叶国才、苏州和坤企业的执行合伙事务人杜简丞、侯成龙、赵士军、吴保利等人。
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杜简丞陈述2014年上半年，他得知苏州和盛企业的王立收购东方扬帆公司的项目有些问题，双方多次协商退款未果，后侯成龙表示可以把公司估值降到4000万元，再让我收购30%股份，也就是1200万元，所以杜简丞同意了该提议，2014年上半年，杜简臣代表苏州和坤企业和侯成龙、赵士军签了股份收购协议；支付完后，东方扬帆公司把经营权交给我们这一边，苏州和坤企业把经营权委托给了苏州和盛企业负责。经过查账、询问等确认了东方扬帆公司很多业务是造假的，于是再次找侯成龙退款未果，故报案。关于为何在得知东方扬帆公司可能有造假行为还继续收购30%的股权，杜简丞表示当时看过东方扬帆公司的业务基本情况，认为能盈利，侯成龙私下许诺投资前景，退款也是不可能，故退而求其次花一部分钱赌一把，挽救一下东方扬帆公司，当时他对侯成龙造假行为估计不足，以为他只是适当包装；注资前叶国才给他看过假合同，但是当时他没有确切的证据。
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叶国才陈述他在苏州和盛企业签订第一次股权转让协议后，即入驻东方扬帆公司办公，在第二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发现东方扬帆公司的存在20多份虚假合同问题及伪造财务凭证等问题，即向苏州和盛企业的执行合伙事务人王立汇报，后留存了8份疑似虚假合同，剩余疑似虚假合同经王立同意交还给了东方扬帆公司的王艳霞及姚威，后经核实发现上述疑似虚假合同均为伪造；第二次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收购东方扬帆公司的合同有一份业务合同附件，因为估值调整后，双方同意剔除了这些有问题的合同；第二次签合同后做的移交清单基本都是真实的，但是还有几份业务合同回款没有完全回过来，正在核实。
在公安机关2015年1月9日的询问笔录中，王立反映东方扬帆公司存在银行交易流水和客户合同造假。在2016年10月11日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王立表示于2014年3月至4月间，叶国才通过调取东方扬帆公司的业务合同，发现其中有若干份合同有造假嫌疑，2015年5月拿到公司部分控制权开始调查确认合同的真伪，第二次签署收购协议时不包含东方扬帆公司的疑似造假业务合同。在公安机关2016年5月31日的询问笔录中，对发现存在虚假财务资料后为何还要签署第二次股权转让协议，王立陈述系考虑到东方扬帆公司尚有部分真实业务，其在估计东方扬帆公司的盈利情况后认为具备收购价值，故同意第二次股权转让，当时他们承诺把涉嫌造假的合同都给对方，但是怕今后再出现问题就私自留下了8份，第二次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他们掌握了东方扬帆公司的经营权，办理了所有的移交手续；对于在签署第二次股权转让协议之后是否发现东方扬帆公司还有造假行为，王立称第二次股权移交之后很短时间发生经营冲突，还未来得及核实；对于取得东方扬帆公司实际的经营权和控制权后为何还要控告侯成龙等合同诈骗，王立称，第一，公司员工不听指挥，第二，侯成龙搞破坏，不让客户付款，第三，发现经营不下去，他们要退给侯成龙公司，侯成龙不同意接收，也不同意退款，觉得是在骗他们，所以报案。
吴保利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对东方扬帆公司的虚假合同及银行流水情况不知情。
侯成龙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东方扬帆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一直由吴保利负责，当苏州和盛企业的王立与叶国才向其反映部分东方扬帆公司与案外人签订的业务合同存在虚假情况时才知道有造假情况，他认为吴保利有造假行为，因害怕受到刑事处罚，故同意了苏州和盛企业关于下调东方扬帆公司估值的意见。
于洋洋（时任东方扬帆公司副总）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苏州和盛企业第一次收购东方扬帆公司股权后，派驻的财务总监叶国才反馈的部分东方扬帆公司与案外人签订的业务合同确属虚假，他猜测虚假合同是吴保利所为，10多份虚假合同在叶国才交回后均已销毁，销毁时叶国才也在场。
就2014年《估值调整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问题，苏州和坤企业主张苏州和盛企业系在2013年其作为股东后发现东方扬帆公司的账务存在虚假情况，其在掌握相关证据后与侯成龙协商，要求侯成龙退回全部股权转让款并支付违约金，侯成龙不同意，考虑到退款无望，且到公安机关报案时间较长，故不得不同意调整公司估值至4000万元并签订后续协议，但降价后仍与公司实际价值相差悬殊，故应对东方扬帆公司2013年实际净资产额进行鉴定确认股权转让价格显失公平。苏州和坤企业提交了8份合同原件，证明被告方伪造合同，伪造销售收入。就两次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东方扬帆公司的估值1.2亿元及4000万元，苏州和坤企业认可均未进行尽职调查及委托第三方进行审计。侯成龙、赵士军主张协议均系苏州和坤企业经过调查后双方协商而成，不认可这些合同，但未对合同上的公章和签字申请鉴定。
另查，2016年12月，赵士军以股权转让给纠纷为由另案起诉苏州和坤企业，要求苏州和坤企业支付股权转让余款。2017年2月，苏州和盛企业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解除与侯成龙、赵士军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等协议并退还股权转让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中，东方扬帆公司经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应诉，应视为其放弃质证、辩论等权利。
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为苏州和坤企业与侯成龙、赵士军等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存在欺诈及显失公平的情形，上述协议应否予以撤销。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首先，关于欺诈情形，苏州和坤企业在诉讼中提交了51份东方扬帆公司与案外人签订的销售合同及广告投放订单，但上述证据除8份有原件外其余均为复印件，结合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可以确定东方扬帆公司在第一次转让股权的过程中，提供的公司相关业务资料确存在伪造情况。但在苏州和盛企业发现上述情况后，双方又重新确定了东方扬帆公司的股权价值，并再次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因此即使东方扬帆公司在第一次与苏州和盛企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存在导致该协议撤销的情形，但双方已通过第二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方式实质变更了第一次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剔除了有问题的合同，并让苏州和坤企业继续入股投资。现苏州和坤企业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过程中侯成龙、赵士军等仍有欺诈行为，苏州和坤企业所述的伪造的银行对账单、进账单、银行流水均无原件可予核对，也无法证明系侯成龙、赵士军等移交，故一审法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
其次，关于显失公平的情形，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对方缺乏经验，在订立合同时致使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而本案中，关于股权定价和当事人地位均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即使苏州和盛企业与东方扬帆公司在签订第一次股权转让协议时股权实际价值与协议收购价值之间可能存在差异，但在第一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双方经反复协商又重新调整了东方扬帆公司的资产估值，再次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说明股权定价是双方当事人自愿、真实的意思表示。苏州和坤企业还申请对东方扬帆公司2013年实际净资产额进行审计确认股权转让价格显失公平，而本案的股权的定价系双方反复协商形成，苏州和坤企业并未对东方扬帆公司的股权及资产情况进行审计或尽职调查，双方协商确定股权的定价基础并非依据东方扬帆公司的实际净资产，股权的定价并不能与公司实际净资产额等同，公司实际净资产额亦不能完全反映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因此，苏州和坤企业提出对东方扬帆公司2013年实际净资产额进行鉴定实无必要，一审法院不予准许。且苏州和盛企业与苏州和坤企业作为专业性的投资机构，两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均未对东方扬帆公司进行尽职调查或委托第三方审计，其应当对所收购公司的股权价值与真实情况可能存在差异的情形有明确的认识。现苏州和坤企业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双方订立《股权转让合同》中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对苏州和坤企业的该项主张亦不予以支持。
综上，由于苏州和坤企业的证据并不能证明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存在可撤销的情形，故对苏州和坤企业主张的撤销《股权转让合同》，要求返还相应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为苏州和坤企业主张撤销权是否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根据合同法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撤销权的行使期间为除斥期间，该期间不因任何事由而中止、中断或者延长。本案中，苏州和坤企业主张撤销的依据系侯成龙、赵士军等签订合同时存在欺诈，且股权转让协议显失公平。从苏州和盛企业、苏州和坤企业的相关人员所做的询问笔录及提供的证据可以确定，在苏州和盛企业、苏州和坤企业与侯成龙、赵士军等第二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附属相关协议前，苏州和坤企业、苏州和盛企业已经知道转让方存在伪造财务资料的情况，此时苏州和盛企业完全可以行使撤销权，但苏州和盛企业并未行使撤销权，而是与侯成龙、赵士军等协商变更了合同内容，双方实际继续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并让苏州和坤企业继续入股。即使如苏州和坤企业所述第二次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仍存在可撤销情形，苏州和坤企业当时取得了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并接收了东方扬帆公司的全部财务资料，其完全有能力及时掌握东方扬帆公司的真实财务信息，并又向公安机关报案称被告方存在合同诈骗，故可以确定在苏州和坤企业向公安机关报案时即知道撤销事由已经发生，其应当及时向法院申请行使撤销权。苏州和坤企业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可撤销事由的情形下，并未向法院申请行使撤销权，而选择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追究赵士军、侯成龙的刑事责任，该行为并不能中断对撤销权行使期限的计算。在本案起诉之前的一年内，苏州和坤企业并未向一审法院或仲裁机构提出撤销之诉，故即使如苏州和坤企业所述第二次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仍存在可撤销情形，苏州和坤企业的撤销权实际已经消灭，苏州和坤企业要求撤销涉案合同，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缺席判决：驳回苏州和坤鼎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根据相关证据显示，东方扬帆公司在第一次转让股权的过程中存在伪造公司相关业务资料情况。但在苏州和盛企业已经发现上述情况后，双方又再次合意商定了东方扬帆公司的股权价值，并又一次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现苏州和坤企业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侯成龙、赵士军、东方扬帆公司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过程中仍存在欺诈情形，苏州和坤企业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双方订立《股权转让合同》中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对苏州和坤企业的该项主张不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此外，根据法律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本案中，根据相关证据可以综合认定，在苏州和盛企业、苏州和坤企业与侯成龙、赵士军、东方扬帆公司第二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苏州和坤企业、苏州和盛企业已经知道转让方存在伪造公司相关业务资料的情况，苏州和盛企业在此时即可行使撤销权，但苏州和盛企业并未行使撤销权，而是与侯成龙、赵士军、东方扬帆公司合意对合同进行变更并履行了该转让协议还让苏州和坤企业之后入股。苏州和坤企业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可撤销事由的情形下，向公安机关报案亦不能构成撤销权行使期限中断的事由。综上，在本案起诉之前的一年内，苏州和坤企业并未向一审法院或仲裁机构提起撤销之诉，因此即使如苏州和坤企业所述第二次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仍存在可撤销情形，苏州和坤企业的撤销权实际已经消灭，本院对苏州和坤企业的相关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经查，一审法院不存在程序违法情形，本院对上诉人的相关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苏州和坤企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3800元，由苏州和坤企业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琳琳
审判员 石 东
审判员 周 维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赵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