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思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桂0621民初357号原告：刘国孝，男，1965年11月21日出生，壮族，住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原告：梁玉曼，女，1971年4月9日出生，壮族，住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显东，广西万益（防城港）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婧，广西万益（防城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广西防城港超大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上思汽车客运分公司，住所地上思县思阳镇朝阳路223号。负责人：黄显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荣蓉，广西欣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国孝、梁玉曼与被告广西防城港超大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上思汽车客运分公司（以下简称超大上思分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6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国孝、梁玉曼以及两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显东、刘婧，被告超大上思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荣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国孝、梁玉曼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偿还原告车辆剩余价值人民币106266.7元，以及2015年9月至今因侵犯原告经营权而产生的损失人民币206023.5元，共计人民币312290.2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刘国孝与梁玉曼系夫妻关系。2005年与被告协商，由原告向钦州玉柴物流有限公司防城港分公司贷款，以被告的名义购入大型普通客车（桂Ｐ×××××），原告夫妻共同经营上思至南宁往返线路营运。应被告要求，自2005年起至2015年8月，双方每年签订《客车承包和班线承包经营合同》，2008年11月1日，为便于营运车辆的统一管理和结算，原告与被告签订《上思至南宁、南宁至上思线路营运客车捆绑经营协议书》。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原、被告一直按照该协议进行捆绑经营。直至2015年8月29日，被告突然单方面终止合作，并向原告送达通知称：2015年8月29日后，不再与原告续签“上思—南宁”班线（B06210008）承包经营合同和桂Ｐ×××××客车承包合同，并将该车辆转出被告户头或进行报废。随后被告以合同期限届满为借口，拒不出具委托函，导致原告无法办理桂Ｐ×××××客车保险、二保和年检手续，随即停止运营该线路。原告认为，原告出于信赖和合作诚意，购买桂Ｐ×××××客车挂靠于被告名下，营运上思至南宁、南宁至上思线路。原、被告于2008年签订的《上思至南宁、南宁至上思线路营运客车捆绑经营协议书》未约定合同期限，合同签订后双方一直按照该模式进行合作，应当视为双方永久合作。《客车承包和班线承包经营合同》中也约定：“本合同期满后，如果一方仍然要承包的，在同等条件下，乙方具有优先承包权”。上述合同未违反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且双方已经实际履行，因此上述合同应为有效合同。另根据《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大、中型营运载客汽车的使用年限为15年。桂Ｐ×××××客车各项手续齐全、年检合格，并未达到强制报废期限。且根据《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上思至南宁往返线路的经营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桂Ｐ×××××客车的经营许可有效期自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班线经营许可期限尚未届满，可以继续经营客运，然而被告单方面终止合同，不再与被告进行线路营运合作。并要求原告将桂Ｐ×××××客车转出被告户头，或进行报废，原告无法再继续利用该车剩余价值，已经造成经济损失。同时被告损害了原告继续经营该路线的可得利益，被告对此也应当进行赔偿，共计人民币312290.2元。被告超大上思分公司辩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如下：一、2015年1月1日，被告与原告梁玉曼续签了《客车承包和班线承包经营合同》,约定被告将桂Ｐ×××××车辆和线路牌B06210008发包给原告使用，承包期限从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8月29日，承包期满，原告应无条件将线路牌交回给被告。本案涉案车辆登记在港口汽车客运分公司名下，被告又与港口分公司签订了协议，被告对涉案车辆享有管理权。被告就运营路线获得行政许可、办理线路牌后,依法将车辆及运营路线的线路牌一并发包给原告经营。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已经履行完毕，被告为原告提供了合同约定的服务，原告也基于该承包行为获得了巨大的收益。该合同本质上应属于承包经营合同,而不是挂靠经营合同。即便该合同被认定为挂靠经营合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该合同也并非无效合同。《客车进站服务合同》是双方专就被告向原告提供承包车辆客运代理业务而签订的合同，本质上是委托代理合同，其与《客车承包和班线承包经营合同》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与认定原告是否享有车辆和线路牌的经营权没有直接关联。二、认定涉案车辆和线路牌承包经营年限的依据是原、被告双方合同约定的10年，而不是《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的理论车辆使用年限15年。涉案车辆的注册时间是2005年8月29日。2015年1月1日,被告与原告梁玉曼续签的《客车承包和班线承包经营合同》明确约定承包期限从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8月29日，承包期满，原告应无条件将线路牌交回给被告。因此，2015年8月29日，被告有权将线路牌收回。同时，《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中明确约定承包车辆使用期限不得超过十年，原告所承包车辆已经达到十年的使用年限。《广西防城港超大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已经规定：车辆报废按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和标准执行(不得超过10年)……未经公司技术部门和公司领导同意不得延期使用。对于该制度，被告多次向原告告知，且原告也在相关的会议记录上予以签字和确认。因此，就涉案车辆的承包经营年限，双方均认可为10年,即至2015年8月29日。车辆行驶证及《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上规定的强制报废年限，是指车辆理论上的最长使用年限,非计算和认定车辆经营年限的标准。原告错误地将车辆理论使用年限与车辆承包经营年限混为一谈，从而根据《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规定的年限而直接主张原告赔偿其损失，没有法律依据。三、涉案车辆依法属于“黄标车”，根据国家和广西有关政策应予以淘汰,不能再继续作为营运车辆使用。综上，被告是社会公共运输企业，为了保障道路交通秩序和乘客生命财产安全，必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予以驳回。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对其陈述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如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身份情况、诉讼主体资格；2、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被告身份情况；3、《上思至南宁、南宁至上思线路营运客车捆绑经营协议书》、上思客运分公司2011年4月、2012年1月、2013年10月、2014年3月、2015年2月，上思—南宁捆绑车（代售票）结算清单、客车承包和线路承包经营合同，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后，一直按照该协议进行捆绑经营，直至2015年8月，同时也证明原告享有优先承包权以及可得利益的数额；4、注册登记摘要信息栏、转移登记摘要信息栏、注册登记机动车信息栏、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行驶证、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运输证，证明桂Ｐ×××××客车注册信息、未到达报废期，仍可继续运营；5、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证决定书（编号：桂班新决20131505号）、道路运输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客车进站牌，证明上思至南宁、南宁至上思线路的经营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桂Ｐ×××××客车经营该线路的经营许可有效期自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6、汽车买卖合同、汽车产品买卖合同（0503）、工商银行现金凭证，证明原告贷款以被告的名义购入桂Ｐ×××××客车及购入价格；7、通知，证明被告单方面终止合作的行为。被告对其辩解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如下证据：1、机动车行驶证，证明行驶证的“所有人”处登记为广西防城港超大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港口汽车客运分公司，登记时间为2005年8月29日；2、关于要求调整桂Ｐ×××××号客车经营“上思-南宁”客运班线的请示、桂Ｐ×××××号客车安全管理协议书，证明原告承包车辆经有关部门同意，经营“上思-南宁”路线，使用被告所有的线路牌B06210002号，并由被告负责客运管理；3、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行政决定书，证明线路牌系由被告为运营路线申请，原告承包车辆同时承包该线路牌；4、《客车承包和班线承包经营合同》，证明原告与被告就涉案车辆签订承包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承包涉案车辆进行经营，且承包期于2015年8月29日届满，承包期满，原告应无条件将线路标志牌交回被告；5、广西防城港超大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节选-第五章），证明为了保证客运安全，该制度第104条明确规定车辆运营时间不能超过10年；6、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培训记录，证明被告多次组织包括原告在内的驾驶员和承包人进行安全生产培训，在告知原告有关安全行车制度的时候，告知了原告车辆运营时间不超过10年，且原告已经签字认可；7、《客车进站服务合同》，证明被告根据《客车进站服务合同》为原告提供了客运业务代理相关服务；8、上思汽车客运分公司驾驶员安全学习签到表（节选），证明被告为原告多次安全学习培训；9、上思汽车客运分公司车辆保养维修作业日志（节选），证明被告为原告承包车辆的维修保养情况进行了密切监督和全面记录；10、上思汽车客运服务站调度日志（节选），证明被告为原告承包车辆进行排班和调度，合理安排发车计划，每天的调度情况均进行如实记录；11、《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快2014年度黄标车及老旧车淘汰工作的通知》、《南国早报》2014年11月3日发布的专题报道《广西年内淘汰10万辆黄标车老旧车》，证明该文件明确规定黄标车在2015年6月前应该限行、禁行，加快黄标车淘汰工作，原告承包车辆属于黄标车，在淘汰之列；12、防城港市道路运输车辆检测备案记录卡，证明原告承包车辆在2005年8月29日入户柴油车，属于黄标车；13、广西壮族自治区环保厅、发改委、公安厅、财政厅、交通运输厅、商务厅《关于印发2015-201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淘汰黄标车及老旧车工作方案的通知》，证明该文件明确规定黄标车即为污染物排放达不到国家第一阶段标准的汽油车和国家第三阶段排放标准的柴油车，且2015年底前全区要淘汰所有营运黄标车。经开庭质证，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超大上思分公司对证据1-2没有异议；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所证明的事实，该协议是关于车辆运营秩序的规定，并未规定车辆和线路牌承包经营权，而是约定了车辆承包经营期满则本协议期满，并没有约定承包经营期限届满后的承包优先权，捆绑经营期是以运营期为基础，不能认定其在结算清单中的数额；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车辆登记在港口分公司，只是承包使用被告的线路牌，与被告不构成挂靠关系，原、被告之间应当构成承包经营关系；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经营许可确实由被告申请，但申请后已承包给原告经营，许可期限和被告发包原告进行经营的期限是两个不同的期限；证据6与本案无关；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而是印证被告终止合同有法律依据。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4无异议；证据5的三性均有异议，被告没有提交股东大会记录，被告公司内部的制度是不能对抗第三人；证据6有伪造证据的可能；证据7-10无异议；证据12无原件，原告不予质证；证据11-13并不能证明原告运营的车辆属于黄标车，只能证明该车属于柴油车。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3-7真实、合法且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6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证据5及证据7-13真实、合法且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采信。综合全案证据以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2005年两原告贷款以被告名义购入大客车一辆，于2005年8月29日办理登记，车牌号为桂Ｐ×××××，所有人为广西防城港超大运输有限公司港口汽车客运分公司。该车的机动车行驶证上载明“强制报废期止：2020-08-29”。该车的道路运输证载明其有效期从2014年12月30日至2015年12月31日。2007年11月8日，广西防城港超大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向广西防城港市运输管理局请示将原经营“防城-南宁”班线的桂Ｐ×××××客车调整经营“上思-南宁”班线。2007年11月12日广西防城港市运输管理局作出批复同意该申请。随后超大上思分公司与超大港口分公司签订了《桂Ｐ×××××客车安全管理协议书》，约定将该客车及驾驶员的管理从港口分公司移交给上思分公司负责。2008年11月1日，被告与多个经营车主签订《上思至南宁、南宁至上思线路营运客车捆绑经营协议书》，约定双方采取捆绑结算的经营模式方案和收入分配比例，该经营模式试行两个月，原告签字同意。自2005年起至2015年8月，原、被告双方每年签订《客车承包和班线承包经营合同》。2015年1月1日，梁玉曼与被告超大上思分公司签订《客车承包和班线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甲方（超大上思分公司）将营运客车一辆以经济责任形式承包给乙方（梁玉曼），车辆厂牌型号为金龙牌KLQ6896Z，车牌号码为桂Ｐ×××××，该车净值签订合同时乙方原则上一次性付清给甲方。在合同期内，乙方实现营运客车承包经营权的前提是必须履行本合同条款和接受甲方的企业管理。乙方对车辆有本合同规定的使用权。甲方将客运班线标志牌一块承包给乙方经营，起讫站点为上思－南宁，线路标志牌号码：B06210008。客运班线标志牌经营权属甲方，乙方只有承包期内的使用权，使用权仅限于乙方承包的车辆。承包期限从2015年1月1日起至2015年8月29日止，承包期满乙方应无条件将线路标志牌交回甲方，如甲方将收回班线重新发包，在同等条件下，乙方有优先承包权。乙方承包经营的车辆，为了便于管理，在入户时必须登记为甲方的户名并在甲方的有关账目上登记为甲方的资产。乙方必须严格遵守《广西防城港超大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行车安全管理制度》中有关规定，确保行车安全。合同期满后，如果乙方仍然要求继续承包的，在同等条件下，乙方具有优先承包权，如果乙方继续承包的，则另外签订书面的承包合同。双方还就其他权利义务作了相关约定。同日，双方还签订了《客车进站服务合同》，约定：站方（超大上思分公司）根据运管部门批准的班线班次，公布里程、票价，提供停车、发车和旅客候车场地设施，为运方（梁玉曼）售票配客、办理行包托运、组织旅客上下车及进出站验票检票，为运方代理车辆报班技术检验和清洗、清洁客车卫生等服务。并组织司乘人员学习国家有关安全行车的法律法规，进行职业安全知识和技术技能的培训。运方（梁玉曼）每月向站方交付站务费、服务费、劳务费等费用。合同期限从2015年1月1日起至2015年8月29日止。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局于2013年11月26日作出的《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许可了线路标志牌号码为B06210008的上思—南宁客运班线的经营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止。2015年8月8日，被告向梁玉曼发出通知，载明：“……经营‘上思—南宁’班线（线路牌号：B06210008）和桂Ｐ×××××客车，承包期限从2015年元月1日至2015年8月29日止。经公司研究决定：不再与梁玉曼续签合同……”2017年4月20日，原告以被告单方终止合同造成其损失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312290.2元。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诉辩及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原、被告双方存在何种法律关系；二、被告终止履行合同（客车承包和班线承包经营合同、客车进站服务合同）是否属于违约行为，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若须承担违约责任，则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车辆损失以及经营权的损失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一、本案涉案车辆桂Ｐ×××××的所有权人为超大港口分公司，2007年11月12日以后该车由被告超大上思分公司管理，随后原、被告签订《客车承包和班线承包经营合同》。实际上是原告对“上思-南宁”班线及线路牌B06210008进行承包经营的行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客车承包和班线承包经营合同》以及《客车进站服务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原、被告双方系承包经营的关系。二、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客车承包和班线承包经营合同》和《客车进站服务合同》里均约定了合同的履行期限从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8月29日。合同期满后，被告即终止履行合同，并没有违反合同的约定。原告称合同约定“合同期满后，如果乙方（原告）仍然要求承包的，在同等条件下具有优先承包权”，该条款的前提条件是“同等条件下”，并且优先承包权并不等于必须与原告继续签订合同。桂Ｐ×××××车的强制报废期2020年8月29日，以及道路运输证截止日期2015年12月31日、班线标志牌号码为B06210008的上思—南宁客运班线的经营期限截止日期2019年12月31日，均非合同履行期限届满日期。因此被告在合同期满后明确表示不再与原告续签合同，不属于违约行为，不产生违约责任，无须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国孝、梁玉曼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92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刘国孝、梁玉曼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984元。汇款：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行防城港分行营业室，帐号：20×××13（受理费），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中级法院不再另行通知）。审判员  张小明二〇一七年七月十日书记员  黄慧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