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p t ; ” > 民 事 判 决 书（2018）辽02民终26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竹菱实业（大连）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福泉北路36-1号-1-4层。法定代表人：仲桂英，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瑞，辽宁信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程新，辽宁信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海林。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晔，辽宁唐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竹菱实业（大连）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海林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7）辽0211民初68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竹菱实业（大连）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瑞，被上诉人王海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竹菱实业（大连）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民事判决；2.改判上诉人不支付被上诉人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5，000元；3、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在一审时已充分举证证明已向被上诉人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5，000元，无需进一步举证。本案的争议事实是被上诉人是否收到上诉人所支付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5，000元，争议焦点而非上诉人所支取现金的款项来源。一审法院倒置举证责任，致使上诉人在财务管理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未对上诉人提交的《收据》内容予以采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被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亲笔出具的收据可以证明其已经收到了35,000元，该证据的效力大于被上诉人的否认。3.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在仲裁阶段未提供上述证据就否认证据效力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是基于被上诉人的否认，才在一审阶段补强证据，不违反任何法律规定，也不属于民诉法关于新证据的规定，即使算做逾期提供证据，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第102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也应予以采信。王海林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予以驳回。上诉人在仲裁和一审阶段分别提供了两份证据名称为收条收据，仲裁阶段提供的收条中该收条名为收条实为协议；收据是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从提供这份收据的程序看，该证据仲裁阶段已产生，上诉人却并未在仲裁阶段提供，刻意隐瞒了对上诉人更有利的证据，违反了民事诉讼法诚信和平等的原则，该证据不应该被二审法院采纳。从该证据的实体方面，该证据是伪造的，原因如下：1.收据中前半段与后半段并非是同一时间书写，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申请作笔迹鉴定，鉴定专家经过认真的审查得出根据现有的技术水平无法得出明确结论，根据我国相关证据的规则，该份收条存疑时应由上诉人继续补强该证据，2.此份收据是经过剪裁的，原始证明是一张A4纸张大小，此时呈现的证据不是原始证据。竹菱实业（大连）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原告不予支付被告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1日，原、被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15年3月1日起至2018年2月28日止，被告在原告处从事操作工作，原告为被告缴纳了社会保险。2015年7月29日17时，被告在工作中受伤，同年9月6日，被告所受伤害经工伤鉴定部门认定为工伤。2016年1月26日，大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因工伤残程度初次鉴定结论通知单》（认定编号：07150770、鉴定编号：Q156224），评定被告伤残等级为九级。另查明，原告提供《收条》载明：”员工王海林因个人原因于2017年1月5日向竹菱（大连）实业有限公司申请离职，公司根据劳动法为其本人开具了《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劳动者辞职）。与此同时，公司根据《劳动法》相关法规规定，已为其（王海林）办理工伤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伤残医疗补助金，支付其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2个月工资），经双方协商支付其35,000元（叁万伍仟元整），双方再无经济纠纷。双方已详细了解以上内容，无争议特此签定此协议。签收人：王海林，单位盖章处空白”上述收条中未记载书写日期，原告称上述收条系其单位总务人事科长王兰英于2017年1月10日书写。被告对上述收条中”签收人”处其本人的签字予以认可。原告为被告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载明：”本单位工作起始时间：2015年3月1日；工作岗位：操作工；所解除劳动合同期限：2015年3月1日起到2018年2月28日止；解除劳动合同原因：劳动者辞职；解除劳动合同时间：2017年1月5日。”此后，原告到社保部门为被告办理了领取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的相关手续，被告已实际领取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51,192元。再查明，原告提供《收据》载明：”今实收竹菱（大连）实业有限公司为本人（王海林）办理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51,192元及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5,000.00元。收款人：王海林，2017.1.10”原告据此主张已向被告支付了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5,000.00元。被告对上述收据中收款人处的签字为其本人所签无异议，但辩称收据中后半句，即”及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5,000.00元”系原告后添加，被告实际未收到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5,000元，并申请对上述收据中”今实收竹菱（大连）实业有限公司为本人（王海林）办理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51,192元”与”及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5,000.00元”是否同一时间书写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对上述内容进行司法鉴定，2017年9月15日，大连恒锐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终止鉴定告知书》（大恒终字2017055），载明：”对于法院送检材料，我所已组织专家进行了认真的审查，根据现有技术水平，无法得出明确结论，致使鉴定工作无法继续进行。”被告未申请重新进行司法鉴定。仲裁庭审中，原告未向仲裁庭提供上述收据。庭审中，一审法院询问原告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5,000元系由何人，于何时、何地向被告支付，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无法答复，经庭后核实，原告称”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5,000元系于2017年1月10日，由其财务孙绍华从财务备用金中提取，以现金形式交付给魏竞镝，由魏竞镝在夏家河子八一农场18号公司办公室内转交给被告。魏竞镝书写收据记载收到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5,000元，同时将原告为被告办理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51,192元一并记载在内，并由被告在收款人处签字。”原告无法提供记载上述35,000元款项支取的相关财务记账凭证。又查明，原、被告就工伤保险待遇发生劳动争议，2017年6月1日，被告遂以本案原告为被申请人，向大连市甘井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同年7月6日，仲裁机构作出甘劳人仲案字（2017）第22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5,000元。”原告不服仲裁裁决，诉至一审法院，提出诉称中所列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要求不向被告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5,000元的诉讼请求。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项之规定：”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本案中，被告受工伤后向原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原告为被告办理了领取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的手续，被告亦实际领取了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作为用人单位的原告应向被告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原告依据2017年1月10日被告出具的收据，主张已向被告支付了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5,000元。虽然从该收据记载的内容看，被告应收到了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5,000元，但该收据并非一份孤证，结合原告提供的未记载出具日期的收条所记载的内容来看，”收条”名为收条，但其内容中出现了”支付其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2个月工资），经双方协商支付其35,000元，双方再无经济纠纷。双方已详细了解以上内容，无争议特此签定此协议”的字样，可见该收条实质上系原、被告双方在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后，就被告应获得的工伤保险待遇办理及原告应向被告支付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数额所达成的协议，该收条并未清晰明确的反映出原告已向被告实际支付了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5,000元的事实。在仲裁庭审中，原告却仅向仲裁庭提供了该份实为协议的收条，而未提供对其更为有利的明确记载了被告收到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5,000元的收据，明显与常理相悖，与正常逻辑思维不符。若如原告所主张，其认为收条即能够证明被告已实际收到了35,000元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为何又令被告重复出具另一份记载了收到原告”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51,192元及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5,000元”的收据？此举亦不符合常理。另外，原告主张向被告支付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5,000元系从财务备用金中提取，以现金方式向被告支付，但未提供该笔款项支取的相关财务记账凭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作为法人单位，应有完善的财务制度，进出款项均应有相关的财务记账凭证，现原告就此举证不能，应承担对己方不利的举证后果。原告所提供的证据自相矛盾，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故本院对原告主张其已向被告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5,000元的事实不予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之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原告提供的收条中就原告应向被告支付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数额已达成协议，协议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被告未举证证明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系双方当时真实意思的表示，应属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故本院认定，原告应依据收条所记载的协议内容向被告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5,000元。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原告竹菱（大连）实业有限公司向被告王海林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人民币35,000元；二、驳回原告竹菱（大连）实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原告已预交），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竹菱（大连）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竹菱实业（大连）有限公司应否向被上诉人王海林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5,000元。上诉人主张已向被上诉人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证据为无落款时间有被上诉人签字的收条及2017年1月10日由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据。从收条内容看，该收条实质上为双方在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后对上诉人应予支付被上诉人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数额达成的协议，该份证据无法直接证明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支付了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在仲裁阶段上诉人仅提供该份收条并未提供能直接证明被上诉人已收到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5,000元的收据用以证明其主张，确与常理不符。在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仍未能提供与本案有关的支取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5,000元的相关财务记账凭证。上诉人主张已支付被上诉人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5,000元，但未提供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竹菱实业（大连）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竹菱实业（大连）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隋广洲审判员梁爽审判员曾国救二〇一八年四月九日书记员郑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