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民终7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海燕。
委托代理人：余孝福。
上诉人（原审被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徐永健，该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杜金凤，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艳乐，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医生。
上诉人徐海燕、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以下简称同济医院）因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一案，均不服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日作出的（2015）鄂硚口民一初字第00754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6年1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3日上午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徐海燕的委托代理人余孝福，上诉人同济医院的委托代理人杜金凤、吴艳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徐海燕因“双侧乳腺增生并局部导管扩张，左侧乳腺囊肿、右侧乳腺低回声包块”于2013年7月23日到同济医院处初诊，同济医院接诊医生在予以相应处理后，××情及处置的记载，仅在徐海燕出示的空白门诊病历封底注写“每周二下午、四上午”字样，并将该门诊病历交徐海燕保管。此后，徐海燕还分别于2013年9月4日、9月10日、11月26日到同济医院处进行门诊复诊。以上徐海燕四次就诊均为同一医生接诊。现徐海燕自述同济医院门诊接诊医生四次治疗均未书写病历，且同济医院医院医生多次承诺徐海燕双侧乳腺是良性、没问题，其没有对徐海燕所患××进行对症治疗属误诊，耽误了最佳救治时机，让徐海燕失去手术机会，××情，导致其癌症后果。
原审法院另查明，徐海燕在2013年11月26日门诊治疗之后，仍在同济医院处住院治疗多次，用去医疗费若干，但徐海燕不认为同济医院在其住院过程中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再查明，同济医院在其作出的2013年7月23日姓名为徐海燕的检查申请单和2013年11月26日徐海燕的处方笺上记载的临床诊断均为“男性乳腺良性增生”。
原审法院在审查过程中，根据徐海燕申请，曾先后委托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对同济医院的医疗行为进行医疗过错鉴定，但均被鉴定机构以鉴定材料不完整、不充分而退回。鉴定退回后，原审法庭在充分告知徐海燕风险的情况下，徐海燕仍撤回鉴定申请，不再要求鉴定，并请求法院尽快判决。
徐海燕认为同济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同济医院赔偿徐海燕医疗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后期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200万元，诉讼费用××同济医院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徐海燕到同济医院处就诊，医方予以接诊，双方医患关系成立。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2013）年版》第十条“门（急）诊病历原则上××患者负责保管。医疗机构建有门（急）诊病历档案室或者已建立门（急）诊电子病历的，经患者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其门（急）诊病历可以××医疗机构负责保管。住院病历××医疗机构负责保管。”在本案中，并无证据表明医疗机构建有门（急）诊病历档案室或者已建立门（急）诊电子病历，并经患者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故而门诊病历是××患者保存的，患者负有保管门诊病历的责任。现徐海燕出示其在2013年7月23日××同济医院接诊医生书写“每周二上午、四下午”及盖有私章的病历，以及其它与诊疗行为有关的，非病历的证据材料，虽不能直接证明2013年7月23日同济医院医生未书写病历，但同济医院亦无任何证据证明其当日为徐海燕书写了门诊病历，根据优势证据规则，在此种真伪不明的情形下，徐海燕之证据的证明力明显优于同济医院，故而法院认定2013年7月23日同济医院医生并没有为患者书写门诊病历，其行为违反了《病历书写规范》的相关规定，存在过错。至于徐海燕所称其2013年9月4日、9月10日、11月26日在同济医院处复诊时，同济医院亦未书写门诊病历的事实主张，因缺乏证据支持，法院不予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医疗行为具有高度专业性和探索性，同济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具有过错及与徐海燕所受损害的关联性等应××具有医疗专业技术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及相关资质的专业人员进行分析、判断并提出鉴定意见。该意见理应成为法院认定同济医院的医疗行为与徐海燕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的重要依据之一。现徐海燕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同济医院的医疗行为与徐海燕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必然因果关系。在多次鉴定申请被退回后，其放弃进行司法过错鉴定申请亦致其提供的现有证据在实现其证明目的方面缺乏具有科学性、合法性、合理性的鉴定结论等证据的支持。故对于徐海燕诉称同济医院医疗行为与徐海燕所受损害存在因果关系的事实，不予认定，其相关诉请依法不予支持。但徐海燕2013年7月23日到同济医院处就诊时，同济医院医生未对其书写门诊病历，其行为违法，构成过错；××患者患有“男生乳腺良性增生”，过错成立。以上过错客观上给徐海燕造成了一定的精神损害，故徐海燕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有理，但其数额要求过高，法院依法酌定为1万元。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同济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徐海燕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二、驳回徐海燕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400元，××徐海燕承担1万元，同济医院承担400元。
宣判后，徐海燕、同济医院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徐海燕上诉称，徐海燕严格按同济医院要求就诊，是同济医院没有为徐海燕认真做检查，没有在病历上写详细的确诊记录，没有对症治疗，是同济医院的错误诊断，加重徐海燕病情，让徐海燕失去了最佳救治机会，同济医院应负全责。请求撤销原判，判令同济医院赔偿徐海燕各项损失200万元，本案诉讼费和司法鉴定费××同济医院承担。
上诉人同济医院针对徐海燕的上诉请求辩称，徐海燕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没有证据支持，请求驳回徐海燕的上诉请求。另，上诉人同济医院上诉称，门诊病历原则上××患者负责保管，虽然徐海燕提交了××接诊医生在病历背后写的“每周二上午、四下午”及盖有私章的病历，这只能证明当时接诊医生告之患者门诊座诊的情况，并不能认定同济医院未书写病历；一审判令同济医院承担1万元精神抚慰金，没有法律依据，同济医院的医疗行为符合医疗常规，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徐海燕的诉讼请求，全部诉讼费用××徐海燕承担。
上诉人徐海燕针对同济医院的上诉请求辩称，同济医院不书写病历，这是事实，有病历原件为证；是同济医院误诊导致徐海燕病情恶化。
二审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徐海燕多次到同济医院就诊，双方的医患关系成立。同济医院在对徐海燕进行门诊诊疗过程中，存在不书写门诊病历的现象，在徐海燕的处方笺上亦有明显错误，给徐海燕造成了一定的精神损害，同济医院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同济医院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徐海燕称是××于同济医院门诊的错误诊断，导致徐海燕的病情恶化，但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依法需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徐海燕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400元，××同济医院承担5200元，预收同济医院二审案件受理费10400元，应退同济医院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200元。免收徐海燕二审案件受理费52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魏 兰
审判员 汤晓峰
审判员 张 剑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王丹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