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2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顺德区胜百利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江义村委会东西环村路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6740813509N。
法定代表人：阮志强，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旭华，男，汉族，1978年2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系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振东，男，汉族，1974年12月10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胜，广东海迪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胜百利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百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振东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6民初117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振东于2003年3月22日入职胜百利公司，担任车间计件工，于2005年10月调任质检部来料检验岗位，于2014年2月被派驻清远生产基地。胜百利公司从2008年3月起为刘振东参加社会保险。双方最近一次于2015年1月29日签订了期限至2016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约定刘振东基本工资为1485元/月、月度绩效594元、补贴891元/月。2015年12月15日，刘振东在工作期间发病住院，××。2016年1月4日，刘振东回到胜百利公司工作，于1月6日再次病发入院。2016年1月底，胜百利公司以刘振东隐瞒发病情况为由，根据员工守则的规定辞退刘振东。仲裁庭审中，双方确认刘振东离职前月平均工资为2970元。
刘振东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请求裁决胜百利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52000元、一次性赔偿工伤费用30000元，并补缴2003年3月至2008年2月的社会保险费用。佛山市顺德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裁决胜百利公司支付刘振东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8610元；驳回刘振东的其他仲裁请求。胜百利公司不服仲裁裁决，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胜百利公司无须支付刘振东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8610元并判令刘振东负担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劳动关系于2016年1月底由胜百利公司解除，其解除理由及依据为刘振东”提供虚假信息和材料的、或隐瞒重大疾病史、或隐瞒不适合到用工单位工作的背景及其他重要情况的”，但虽然刘振东曾在2015年12月、2016年1月两次发病，胜百利公司却并无证据证明刘振东在此之前已经知道自己的病情并蓄意向胜百利公司隐瞒，胜百利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胜百利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理由不成立，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胜百利公司应向刘振东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但刘振东在申请仲裁时仅主张经济补偿金，是刘振东对自身民事权益的合法处分，同时，在仲裁裁决胜百利公司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38610元后，刘振东并未对仲裁裁决起诉，视为服裁，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法院确认胜百利公司应向刘振东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8610元（2970元/月×13个月）。刘振东仲裁时主张的一次性赔偿工伤费用30000元，仲裁裁决未予支持，刘振东并未对仲裁裁决起诉，视为服裁，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刘振东仲裁时要求胜百利公司补缴2003年3月至2008年2月的社会保险费用，因征缴社会保险费、确定社保缴费年限、缴费基数等属于社会保险部门的职责，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法院依法不予审理，刘振东可就该问题向相关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是法院判决如下：”一、原告佛山市顺德区胜百利服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被告刘振东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38610元；二、驳回原告佛山市顺德区胜百利服装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5元（原告已垫付），由原告佛山市顺德区胜百利服装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胜百利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刘振东于2003年3月22日入职胜百利公司担任车间计件工，2005年10月调任质检部来料检验岗位，2014年2月因工作需要派驻清远生产基地仍从事来料检验工作。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刘振东的工资为2970元。2015年12月15日，正在胜百利公司清远生产基地上班的刘振东被发现倒卧在地上，人事不醒，头部血流不止。胜百利公司立即将刘振东送往医院救治。经诊断，刘振东系癫痫发作倒地导致头部破损流血并失去意识。2016年1月4日，刘振东出院后回清远基地上班。同月6日，刘振东再次在上班时间发病倒地，胜百利公司立即将刘振东送往医院救治，并于当天下午将其送回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的住所。由于刘振东在短期内频繁发病，胜百利公司经向其同事和亲朋了解，才得知刘振东入职以来已多次发病，但一直未向单位报告，在工作中使其本人和单位都处于极大的风险隐患之中。考虑到刘振东所患××的突发性及由此产生的对刘振东的生命安全的风险，胜百利公司认为双方的劳动合同已不适宜继续履行，因此与刘振东协商终止劳动合同。因刘振东不同意胜百利公司提出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条件，且刘振东入职时及入职后发病均未向单位报告其癫痫病史和病情，胜百利公司只能依据员工守则第十章第9条第13款的规定及劳动合同第7条第3款第13项的约定，与刘振东解除劳动合同。一审判决认为胜百利公司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刘振东故意隐瞒病情，因而判定胜百利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上述认定缺乏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刘振东未向胜百利公司申报过其有癫痫病史，胜百利公司不可能掌握其是否有申报过病史的证据，因而这不属于单位掌握管理的证据，因此应由主张没有隐瞒病史的刘振东提供其曾申报病史的证据。胜百利公司从刘振东的亲友口中得知刘振东一直有癫痫病史，而在仲裁和一审阶段，刘振东均未否认其病史，因此，胜百利公司认为应由刘振东提供其曾申报病史的证据，否则应由刘振东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胜百利公司与刘振东解除劳动合同是因为刘振东违反单位规章制度及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故胜百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胜百利公司无须向刘振东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被上诉人刘振东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胜百利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刘振东在工作中突发重病，胜百利公司虽然尽量救治，但未依法对刘振东予以补助，且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依法应向刘振东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二、一审判决审理程序合法，胜百利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后依法作出判决，审理程序合法。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胜百利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胜百利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不成立，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作出判决，适用法律正确。
二审期间，上诉人胜百利公司、被上诉人刘振东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追索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等引发的劳动争议。上诉人胜百利公司、被上诉人刘振东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是胜百利公司是否应向刘振东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胜百利公司称与刘振东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是单位规章制度规定和双方劳动合同约定，劳动者提供虚假信息和材料的、或隐瞒重大疾病史、或隐瞒不适合到用工单位工作的背景及其它重要情况的，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刘振东隐瞒癫痫病史和病情，违反上述规定和约定。首先，胜百利公司仅列举了2015年12月15日、2016年1月6日两次发病情况，而刘振东称2015年12月15日是其首次发病。其次，胜百利公司称刘振东两次发病后，向其同事和亲友了解，得知刘振东之前已发病多次，但这只是胜百利公司单方陈述，并无其他证据证明。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刘振东早已得××并蓄意向胜百利公司隐瞒。胜百利公司称刘振东隐瞒重大疾病史或不适宜工作的情况并无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以违反单位规章制度和劳动合同约定为由与刘振东解除劳动合同缺乏事实依据。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胜百利公司与刘振东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处理正确。
综上所述，上诉人胜百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胜百利服装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崔景诚
审判员 奉 芳
审判员 周 芹
二○二○一七年四月十日
书记员 郅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