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5民初5626号
原告：北京捷达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安华里五区21号楼07层2701、2702内1号。
法定代表人：郭琼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贡鹏，北京市闻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通化国泰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通化市光明路/1-3。
法定代表人：王中阳，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鞠文华，吉林仁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捷达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达公司）与被告通化国泰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王凛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徐强、陈思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捷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贡鹏，国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鞠文华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捷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国泰公司向捷达公司支付保证金40万元；2、判令国泰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2016年3月，国泰公司将其招徕的澳新12日游参团游客委托捷达公司组织出行，该团于2016年3月22日出发。为保证游客不会非法滞留，国泰公司向捷达公司出具了不可撤销担保函，担保该参团游客不会离团或滞留，保证其招徕的游客可以随团按时返回中国，否则自愿向捷达公司支付10万元/人的担保金。该担保函签署后，捷达公司依约履行了委托义务，但参团游客王春玲、焦明跃、焦敬、邢永璞四人擅自离队，失去联系，滞留境外，至今未归。捷达公司要求国泰公司依约承担担保责任，但国泰公司予以拒绝。故捷达公司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国泰公司答辩称：涉案旅游团22人均为北京信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捷公司）组织审查、向GAT公司交纳了8.5万美元团费后组织出游，与捷达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捷达公司提交之证据均为信捷公司起诉国泰公司案件的材料，不能证明国泰公司之《不可撤销担保书》和参团确认书已到达捷达公司；捷达公司员工巩超离职后，冒用捷达公司名义，骗取国泰公司信任取得了上述材料后，并未将材料和旅游费用交付给捷达公司。捷达公司并未接到王春玲等客人，也没有2016年3月22日的团期。在王春玲等客人脱团后，巩超再次骗取了国泰公司向信捷公司出具的《不可撤销担保函》。捷达公司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捷达公司主张之保证责任，已超过6个月的担保期间，保证人免除了保证责任。故不同意捷达公司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15日，国泰公司向捷达公司出具《不可撤销担保书》，内容为：兹有我公司组织肆位客人参加贵公司组团的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凯恩斯12日游，办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ADS团队旅游签证，我公司担保此肆位客人严格遵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使馆签证的要求进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会滞留；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期间及返回中国后不得以任何理由改签或延长签证，并保证其按时返回中国；若出现：1、擅自离团；2、擅自推迟回国；3、滞留不归；4、为跟团同进同出这四种情况中任意情况，我方愿意承担以下担保责任：我公司将自愿为我方申请人提供担保，支付每人10万元的担保金，我公司保证接到贵公司通知后三日内付清此款；如果未能付清此款我公司愿意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向贵公司支付因客人滞留不归、延期返国、提供虚假材料等现象而引起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境外移民局的遣送费和中国公安机关的办案费、因本担保书而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我公司已清楚明白的了解我方根据本担保书所负有的责任，我方谨此明示，一旦担保实现，我方放弃对担保书提出任何抗辩的权利；如有任何纠纷，均应通过贵公司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进行诉讼解决；团队离境中国日期：2016年3月22日；团队入境中国日期：2016年4月2日；客人名单如下：王春玲、焦明跃、焦敬、邢永璞；本担保函自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本担保函传真件视为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该担保函上加盖有国泰公司公章，并有王亚杰签字。
审理中，捷达公司提交《澳新系列团参团确认书（2016年）》一份，载明国泰公司为收件单位，王雅新为收件人，捷达公司为发件单位，发件人为巩超。该确认书内容有：贵社的客人已经确认参加我社组织的2016.3.22澳新凯墨12天（MU）系列散拼团，请您于3小时确认回传，贵社支付4位客人定金人民币6000元整，已收取，尾款44800元，2016.3.18日前交与我社；出行日期为2016.3.22，参团线路为澳大利亚+新西兰+凯恩斯，人数4人，参团费用为12700元/人*4（不含小费），总计50800元（小费300元/人）；客人姓名为焦明跃、王春玲、焦敬、邢永璞；公司账户：账户名：巩超。
审理中，捷达公司陈述称焦明跃、王春玲、焦敬、邢永璞四名游客于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到达澳大利亚悉尼后擅自离团，至今未能取得联系。捷达公司就此提交领队杨丹出具并有同团其他全部游客签字的情况说明一份加以证明。
审理中，国泰公司主张上述四名滞留游客确系国泰公司之客户，由原捷达公司员工巩超冒用捷达公司名义，将四名游客交由信捷公司组团出境旅游，与捷达公司无关；国泰公司原以为四名游客系交由捷达公司组团出境旅游，故向捷达公司出具了不可撤销担保书，并将四名游客之团费转入巩超的个人账户，但捷达公司实际并未组织该四名游客出境旅游。国泰公司就此提交下列证据加以证明：
1、《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团队名单表》一份，载明：组团社名称为信捷公司，接待社名称为GrandAustInternationalPtyLtd,旅游线路为澳新凯墨12天，2016年3月22日出境，2016年4月2日入境，总人数18人，领队姓名杨丹，游客中包含王春玲、焦明跃、焦敬、邢永璞四人。该名单加盖有信捷公司、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公章。
2、《境外汇款申请书》一份，载明信捷公司于2016年1月24日向GrandAustInternationalPtyLtd汇款85000元澳币，用途为因私旅游团费。
3、GrandAustInternationalPtyLtd向信捷公司出具的函件一份，载明：兹有贵公司组织团队，共计17位客人，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2日旅游，并办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ADS团队旅游签证；我公司为此团17位客人担保，贵公司需要保证客人严格遵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使馆签证的要求：随团进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会滞留；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期间及返回中国后不得以任何理由改签或延长签证，并保证其按时返回中国；若出现：1、擅自离团，2、擅自推迟回国，3、滞留不归，4、未跟团同进同出这四种情况中任意情况，需要由贵公司承担以下担保责任：信捷公司将自愿为申请人提供担保，支付每人10万元的担保金；贵公司保证接到通知后三日内（以当日汇率以澳币结算）付清此款；如果未能付清此款我公司有权停止与贵公司的合作同时信捷公司愿意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团队离境中国日期：2016年3月22日，团队入境中国日期：2016年4月2日，客人名单中包括王春玲、焦明跃、焦敬、邢永璞四人。信捷公司在该函件上加盖了公章。
审理中，捷达公司主张其与信捷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并就此提交捷达公司作为甲方、信捷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之《战略合作协议书》，约定：甲方确定乙方为华东、华北范围内机票和签证的指定供应商；乙方确定甲方为华东、华北唯一发团合作伙伴，甲方具唯一销售权利；乙方为甲方提供机票和签证服务；乙方的所有产品均以优惠合作价向甲方提供，由甲方制定市场销售价格；合作期限为一年，从2015年12月31日到2016年12月31日；合同签订日期为2015年12月31日。
另查，2016年5月30日，信捷公司诉至本院，要求国泰公司支付保证金40万元。信捷公司于2016年10月25日撤回该案起诉。该案中，国泰公司在庭审中有如下陈述：国泰公司没有给信捷公司出具《不可撤销担保书》的意思表示，国泰公司是给捷达公司出具担保函的意思表示；王春玲、焦明跃、焦敬、邢永璞系国泰公司的客人，签订了书面合同；之后国泰公司将四个客人给了捷达公司，并签订了参团确认书及不可撤销担保书；该四个客人于2016年3月22日出团，2016年3月31日离团。信捷公司在该案审理中陈述称其与捷达公司没有任何业务关系。
上述事实，有上述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国泰公司向捷达公司出具《不可撤销担保书》，承诺对涉案四名游客在出境旅游期间不会滞留、不会出现擅自离团等四种情形、按时返回中国提供担保。国泰公司与捷达公司之间据此成立保证合同，该保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其承诺履行。捷达公司应依约组织四名涉案游客出境旅游。现涉案四名游客虽实际出境旅游，并在出境后擅自离团、滞留不归，但根据国泰公司提交之证据，四名游客系由信捷公司组团出境旅游，捷达公司提交之其与信捷公司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书》，不足以证明该四名游客出境旅游与捷达公司有关，且信捷公司在另案诉讼中亦明确陈述称其就此四名游客与捷达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业务关系。故捷达公司提交之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履行了组织涉案四名游客出境旅游的义务，国泰公司依据《不可撤销担保书》承担担保责任的条件因此亦未成就，捷达公司无权据此要求国泰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对捷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北京捷达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原告北京捷达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 凛
人民陪审员 徐 强
人民陪审员 陈 思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龚燕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