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7民终14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治平。
委托代理人：齐广东，山东万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金良。
委托代理人：代旭之，昌邑倡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李建亭。
上诉人李治平因与被上诉人王金良、原审被告李建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昌邑市人民法院（2014）昌商初字第9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治平的委托代理人齐广东，被上诉人王金良及其委托代理人代旭之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金良向原审法院起诉称：自2014年4月5日开始至2014年6月4日，李治平从王金良处购买棉纱116吨，每吨为8300元，共计价款962800元，李建亭接受李治平的委托收取王金良棉纱13吨，每吨8300元，总计价款100790元。李治平支付部分货款，尚欠186695元未付。现请求依法判令李治平支付所欠货款186695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李治平原审答辩称：王金良所诉与事实不符。李治平自2014年4月5日至6月4日，向王金良购买棉纱数量为74.5吨，其中18吨单价为8300元，56.5吨单价为8100元，共计价款607050元，李治平已付款790000元，现王金良欠李治平预付的货款182950元，要求王金良继续履行供货或者退回多支付的货款。
李建亭原审答辩称：李建亭不应作为本案的被告参加诉讼，本案为王金良与李治平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与李建亭无关，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对李建亭的起诉。
原审法院查明：2014年4月至6月，李治平多次通过口头约定向王金良购买多批次10支棉纱，单价每吨为8100元或者8300元。王金良提交送货单29份，证明王金良向李治平交付货物的日期、数量、规格，总数共计116吨，该送货单中收货单位栏均载明李治平，王金良在送货单位栏签名，送货司机在送货单左下方收货单位经手人处签名。李治平对此质证称，送货单无李治平的签字，书面签字系王金良自行书写，该项证据不能证明王金良向李治平交付货物的事实。李治平提交收纱付款明细一份，证明李治平收到王金良棉纱17批次（其中前4批次18吨单价为8300元/吨，后13批次56.5吨单价为8100元/吨），数量共计74.5吨、价款共计607050元以及李治平向王金良付款金额明细（共22次银行转账汇款共计790000元）。经质证，王金良对打款明细无异议但对李治平收纱明细提出异议，认为该收纱明细只是双方买卖棉纱的一部分，漏掉了另外12批次收货记录。经审查，该17批次中的16批次收纱日期、数量均与王金良提交的送货单中的16份送货单载明送货日期、数量完全吻合。该明细中4月8日收纱4吨，每吨8300元的内容，无法在王金良提交的送货单找到相匹配的送货记录，但与王金良提交的4月7日送货单中的数量相一致，对此王金良解释称，可能由于李治平记账时间的原因，导致双方记账时间存在误差，但认可李治平明细中的4月8日中的收纱4吨即为王金良送货单中的4月7日送纱4吨，李治平对此亦未提出异议。
李治平、李建亭均认可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系李治平曾委托李建亭到王金良处拉棉纱13吨，单价6100元/吨，共计79300元，但李治平主张已经通过银行汇款偿还该13吨棉纱的货款。李建亭对王金良提交的李建亭签名的6份送货单虽然不予认可，但经释明在限期内未申请笔迹鉴定。王金良与李建亭之间不存在买卖棉纱业务关系。
原审查明的上述事实，有王金良提交的送货单29份，李治平提交的收纱付款明细一份、银行转账汇款单22份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为证。
王金良、李治平对以下事实存在争议：
1、王金良向李治平交付货物方式及数量。
针对李治平对王金良提交的送货单提出的异议，王金良申请送货司机孙建春（常用名孙玉国）、杨大伟、李洪森出庭作证，以证明王金良通过租用当地运输市场上的出租货车（均为三位司机自己所有并自己驾驶）为李治平送货以履行向李治平交付货物的义务。三位证人均称：自己从事货物运输业务，王金良有运货需求时，经常租用他们货车去送货，其中为李治平送货时，有时司机接货后先和李治平联系收货地点，根据李治平指示送到位于围子街道刘家巷村东的一家合股厂进行合股；有时王金良先和李治平确定好交货地点之后根据王金良的安排将货送到刘家巷村东的同一家合股厂进行合股，三名司机送货后均从合股厂支取运输费用。每次为李治平送货均是在王金良处装货后，王金良开具二联送货单，并由送货司机签名，一联王金良留存，一联由送货司机随车捎给李治平指定的合股厂。三名司机签名经手的送货单载明棉纱数量为101吨，规格均为10支。该三名司机运送的101吨棉纱中，其中70吨棉纱送货时间、数量与李治平提交的收货明细记载相吻合。经质证，李治平对该三名司机签名经手所运的101吨棉纱以及另外一未出庭作证的司机受王金良租用为李治平所送的2吨棉纱均不予认可，且对运货司机的运输资质提出异议。根据王金良申请，法院到围子街道宋庄社区王金良及证人所称的位于刘家巷的合股厂进行了调查，经调查该合股厂实际位于围子街道邹家村，合股厂业主邹乃国述称，与李治平为委托加工合作关系，多次接受李治平委托为其购进的棉纱合股，2014年多次为李治平向十多家棉纱供应厂家购进的棉纱进行合股，其中包括王金良出售给李治平的棉纱，但合股厂只记录总数量，并不记录单家棉纱供货商的供货数量，王金良安排司机送货到合股厂后有时捎带送货单，合股厂在卸货当天或者次日将送货单交给李治平所雇用的会计，有时没有送货单便电话通知李治平，卸货后合股厂向送货司机支付运费，之后与李治平一并结算加工费及运费，因此，合股厂无法提供每家棉纱厂商包括王金良给李治平的供货明细，李治平处应有明确记录。经法院释明，李治平在限期内未提交与王金良的交易明细账本，也未提交与邹乃国合股厂之间的加工交易明细账本。
2、棉纱的单价
王金良主张向李治平出售的棉纱单价多数为每吨8300元，李治平主张除委托李建亭运走的13吨棉纱单价为每吨6100元之外，其他棉纱多数为每吨8100元，只有四批（2014年4月5日、4月8日、4月11日、4月15日）即18吨单价为8300元。王金良、李治平均未提交其他相关证据证明买卖棉纱的单价。
3、李治平是否欠王金良棉纱款。
王金良主张李治平尚欠棉纱款186695元未付，李治平则主张实际购买王金良棉纱共计价款607050元，均已经偿付货款，除通过银行汇款给王金良790000元之外，另外于2014年5月4日当面支付现金30000元，于2014年7月3日当面支付现金20000元，于2014年6月11日当面交给王金良承兑汇票20000元，王金良对交付现金和承兑汇票不予认可，李治平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根据王金良申请，法院调取了石埠派出所于2014年9月9日因王金良扣押李治平货物导致纠纷，该所给王金良之妻李春芹、李治平以及为李治平运货的物流车司机刘晓东所作的调查笔录，该笔录中王金良之妻称因李治平欠棉纱款故扣其货物。李治平在笔录中称2014年4月至6月，购买王金良的棉纱，后因质量问题就不用了，因供货时有帐没有结清，所以扣了我的车。司机刘晓东在笔录中述称，因李治平与扣货人有经济纠纷，扣货人为向李治平催要货款所以扣了李治平的货物。对该笔录，双方当事人对笔录真实性均无异议。王金良质证认为，该笔录证明李治平欠王金良货款。李治平质证认为，询问笔录能证明王金良与李治平双方存在经济纠纷，但并不能证明李治平欠王金良货款事实，此询问笔录与本案无关。
李治平以超付王金良棉纱款为由要求王金良继续履行买卖合同或者返还多付的货款，但经释明，李治平在限期内未提起反诉。
4、棉纱质量问题
李治平主张王金良的棉纱存在质量问题导致生产的成品布被退回给其造成损失，王金良对此不予认可，李治平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
原审法院认为：王金良与李治平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王金良为棉纱出卖人，李治平为买受人。关于买卖货物交付问题，对王金良提交的29份送货单，李治平提交的收纱付款明细中载明的16份收纱记录的单笔收货日期、数量与王金良提交的送货单中的16份送货单载明单笔送货日期、数量完全吻合。李治平提交收纱明细中4月8日收纱4吨，每吨8300元的内容，虽无法在王金良提交的送货单中找到同一日期的送货记录，但与王金良提交的4月7日送货单中的数量相一致，对此王金良主张可能由于李治平记账时间的差异，导致双方记账时间存在误差，认可李治平提交的收货明细中的4月8日中的收纱4吨即为王金良送货单中的4月7日送纱4吨，李治平亦对此未提出异议，故对李治平4月8日收纱4吨应认定为王金良所主张的4月7日的所送棉纱4吨。
王金良为证明提交的送货单载明的向李治平送货的真实性，申请三名送货司机孙建春（常用名孙玉国）、杨大伟、李洪森出庭作证，对该三证人证言，李治平质证称，对三人从事出租运输资质提出异议，且三人运输棉纱并非直接送至李治平处。该三名证人均为王金良有运输需求时从当地货车出租市场租用的货车司机，与王金良、李治平均无利害关系，该三人接受王金良运货业务时间均集中在2014年4月至6月，装货后在王金良出具的送货单经手人处上签名，并运输货物且随车捎带送货单客户联到王金良或者李治平指示的目的地即围子街道邹家村邹乃国所经营的合股厂对棉纱进行合股，该合股厂支付相关运输费用，而且三人证言与根据王金良申请法院对邹乃国所作的调查笔录中邹乃国的证言中关于李治平向王金良购买棉纱由王金良租用货车送至邹乃国合股厂并由该合股厂支付相关运输费用的内容相吻合，这符合合同法关于买卖合同中指示交付的相关规定，也符合本地棉纱连续口头交易中交付方式的一般商业交易习惯。虽然邹乃国在证言中未提供王金良出售给李治平的准确货物数量，在法院限期内也未提交李治平与邹乃国合股厂之间的棉纱加工（合股）明细账，但是邹乃国与王金良之间无相关棉纱买卖交易，王金良也未向案外人销售棉纱并由邹乃国合股厂进行合股，而且三名司机均能清楚描述邹乃国合股厂的具体位置和基本特征，李治平也未提交其他证据推翻该三人证言，结合其他与李治平收纱明细一致的送货单，全部送货单书写方式一致，时间有连续性，因此对该三人证言应予采信，对三名司机所签名经手运输给李治平的101吨棉纱，应予认定。至于三名出租货车司机是否具有运输资质属行政管理范畴，不属于本案买卖合同纠纷审查范围，不予审查。对于另一名司机签名的2014年4月23日送货单载明的运输棉纱2吨，因李治平不予认可，该名司机未出庭作证，故王金良主张的出售给李治平该2吨棉纱，本案不予认定，可由王金良另行主张。
关于李建亭签名的6份送货单载明的13吨棉纱，虽然李建亭否认为其签名，但在法院限期内未申请笔迹鉴定，而且李建亭认可曾接受李治平委托到王金良处拉棉纱13吨，李治平亦认可已经收到由李建亭运输的该13吨棉纱，且李建亭签名的该6份送货单载明的数量与李治平认可的数量相吻合，其中有2份与李治平提供的收纱明细记录中的两笔所载明的数量、时间是完全一致的，而王金良与李建亭之间未曾发生过棉纱买卖交易，故对李建亭所签名的13吨棉纱送货单应予采信。李建亭作为受托人基于委托关系已经完成了委托行为，应由委托人承担民事法律后果，故该13吨棉纱的货款偿付责任应由李治平承担，李建亭不承担货款偿付责任。
关于棉纱单价问题，因王金良主张棉纱每吨8300元，李治平不予认可，王金良未提交其他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双方买卖棉纱交易多发生在2014年4月至6月间，李治平均购买王金良统一规格型号棉纱，价格相对稳定，故应认定为除2014年4月5日、4月8日、4月11日、4月15日四批计18吨单价为8300元棉纱单价外，其余每笔单价为每吨8100元。对于李治平、李建亭均主张李建亭运输的13吨棉纱单价为每吨6100元，王金良不予认可，李治平、李建亭均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王金良与李建亭之间也不存在其他买卖棉纱交易，而且李建亭从王金良处运输棉纱的时间均集中在2014年4月至6月间，规范型号亦是与李治平购进的多批次棉纱规格相一致，故应认定李建亭所签名的6份送货单载明的13吨棉纱单价为8100元。
关于李治平是否欠王金良棉纱款问题，李治平主张已经向王金良支付货款860000元，包括银行汇款790000元，两次支付现金50000元，交付承兑汇票20000元，经质证，王金良对银行汇款790000元认可，但对支付现金和承兑汇票不予认可，李治平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李治平向王金良支付现金及承兑汇票700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应认定李治平一共向王金良付款790000元。根据上述对棉纱交付数量及单价认证过程，应认定双方买卖棉纱总价款为：18吨*8300元+96吨*8100元=927000元，减去李治平已支付的790000元，李治平尚欠王金良棉纱款137000元。至于李治平所称的超付王金良部分货款，要求王金良返还或者要求继续履行买卖合同提供棉纱，王金良不予认可，经释明李治平在限期内未提出反诉。李治平对法院根据王金良申请调取的石埠派出所笔录质证认为，李治平所称的双方帐没结清，并不表示尚欠王金良货款，因为王金良的棉纱存在质量问题导致李治平生产的成品退回来了给其造成了损失，王金良对质量问题不予认可，李治平未提交其他相关证据证明质量问题，故对李治平关于王金良供应棉纱存在质量问题的主张不予支持。而当时双方到派出所做笔录的原因是王金良之妻扣押了李治平的货物，当然这属于违法的行为，不应提倡，但从另一方面讲，根据一般人的通常理解，如果李治平不欠王金良货款，王金良之妻不会以身试法，冒着被追究法律责任的风险去扣押李治平的货物，故可以进一步说明李治平欠王金良货款的事实。因此，王金良作为出卖人已经完成了向李治平交付货物的义务，而李治平作为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及时足额履行支付货款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判决：一、李治平偿付王金良货款137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王金良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34元，保全费1420元，共计5454元，由王金良承担1452元，李治平承担4002元。
上诉人李治平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认定李治平购买王金良单价为8300元/吨的棉纱18、单价为8100元/吨的棉纱96吨与事实不符。李治平对购买了王金良18吨8300元/吨的棉纱没有异议，但一审认定的李治平购买被上诉人8100元/吨的棉纱96吨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认定这一事实的主要证据是王金良自己制作的送货单和孙建春、杨大伟、李洪森三个证人的证言。李治平认为仅凭王金良自己制作的送货单和上述三个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李治平购买了王金良单价为8100元/吨的棉纱96吨。王金良自己制作的送货单没有李治平的签字认定，也没有李治平委托人的签字认可，王金良诉称送到了合股厂，也没有合股厂的签字，合股厂对王金良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可，这些证据对李治平购买棉纱的事实没有证明力。孙建春等三人是王金良雇佣的司机，双方存在利害关系，在送货单上签字也不能证明已经送货的事实，更不能证明这些货已送给李治平的事实。2、原审判决采信三名司机证言的推论没有依据。3、原审对李建亭签名的13吨棉纱价格认定为8100元/吨是错误的。该业务经办人是李建亭，李建亭在一审中确认了该13吨棉纱为6100元/吨，李建亭对该事实的确认具有证明力。综上，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反诉请求。
被上诉人王金良答辩称：通过原审开庭审理，王金良与李治平之间存在买卖棉纱的事实是没有争议的。李治平的上诉理由无非就是不全部认可王金良提交的29份送货单。李治平提交的17次付款明细，与王金良提交的29份送货单中的17次送货数额时间等都是完全吻合的。而王金良提交的29份送货单的单据号码、日期是连贯的。因此，足以证明王金良提交的29份送货单是真实有效的。至于运输车辆司机的证人证言，及石埠派出所的调查笔录，只要进一步证明案件事实而进行的。该两项证据的证明力大小，无关紧要。由于李治平没有全部认可王金良送货的数量，所有从送货总量及付款总额看，付款数额当然会超出收货折款数额。李治平把该超出部分认为是预付款，该项主张明显与事实不符。李治平的付款明细，是每天一笔付款数额，与前后每批次付款数额相近。真正预付数额会一次性付款超出每批次购货数额的几倍甚至几十倍，而且预付数额不会有尾数。关于证人证言，一审开庭时，李治平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是回去通过当事人详细确认后，再做出是否认可的意见。而法庭已经指令其在法定日期内提供质证意见，否则，法庭将作为有效证据。李治平在法定日期内没有提出任何质证意见。为此法庭采信证人证言是有理有据的。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李建亭未答辩。
本院查明：李治平二审庭审中提交了署名为“邹乃国”的笔记本一本，拟证明邹乃国收到王金良的棉纱数量为61吨。经质证，王金良对证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都不予认可，且在原审庭审中，原审法院对邹乃国进行了调查，应以原审法院的调查为准。
在原审庭审中，李治平提交一份收纱付款明细一份，在该收纱付款明细中载明收到王金良棉纱17批次，共计74.5吨，标注有两个价格，分别为8300元/吨、8100元/吨。
二审庭审中，李治平的代理人陈述李治平委托李建亭收的13吨棉纱均已包含在其提交的收纱付款明细表中，李建亭所收的棉纱价格为6100元/吨。但在该收纱付款明细表中没有6100元/吨的价格标注，且李治平自己制作的收纱付款明细表中仅有两笔与李建亭签字的送货单时间、数量相符，李建亭签字的其余4份收货单未在李治平的收纱付款明细表中找到相符的记载。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从查明的事实及当事人的陈述看，王金良与李治平之间存在棉纱买卖业务关系，该行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是双方之间买卖棉纱的数量；二是李建亭所收的棉纱价格。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王金良与李治平之间系口头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并无书面合同。王金良为证明其履行了供货义务，向法庭提交了送货单、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并申请法院向合股厂进行调查，证人的陈述与合股厂的陈述相吻合，与王金良提交的送货单相互印证，证明王金良与李治平之间的交易方式及王金良履行了供货义务，原审法院依据证据规则采信上述证据并无不当。二审庭审中，李治平虽主张李建亭所收棉纱已全部包含在其提交的收纱付款明细表中，但李建亭签字的收货单载明的收纱时间、吨数与李治平的记载大部分不能一一对应，李治平对此也不能做出合理解释。故原审法院依据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查明的事实，认定双方发生的业务总量为114吨并无不当。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王金良与李治平发生业务的时间为2014年4月至6月，李建亭收棉纱的时间也在该期间内，李治平主张李建亭所收棉纱的价格为6100元/吨，对此，王金良不予认可，且李治平提交的收纱付款明细表中记载的该期间的棉纱价格为8300元/吨或8100/吨，并没有6100元/吨的记载。按照李治平庭审中关于李建亭所收棉纱已经包含在收纱付款明细表中的陈述，说明该收纱付款明细表中记载的价格也是李建亭所收的棉纱价格。李治平既主张李建亭所收棉纱包含在收纱付款明细表中，又不认可收纱付款明细表中其自己记载的棉纱价格，其陈述相互矛盾，也不能做出合理解释，亦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李建亭所收棉纱价格就是6100元/吨，故原审依据李治平的收纱付款明细表的记载认定李建亭所收棉纱的价格为8100元合法适当，应予维持。
综上，上诉人李治平关于原审证据采信不当、棉纱数量、价格认定有误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34元，由上诉人李治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 波
代理审判员 迟文文
代理审判员 贾丽丽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刘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