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16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7号东海创意中心大厦12楼。
法定代表人王建伟，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钱帅军，系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明伟，男，1973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明峰，男，1975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云波，男，1978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卫琴、季小红，浙江天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夏继红，男，1964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上诉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以下简称华安浙江公司）与被上诉人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原审被告夏继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1民初99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一、2017年5月25日11时37分许，受害人郑书田驾驶无号丰帆牌电动三轮摩托车沿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孙权路由西向东行至兴达路口进入对向车道，与夏继红驾驶沿孙权路由东向西行驶的浙Ａ×××××号海马牌小型轿车发生碰撞，造成郑书田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于2017年7月19日死亡，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富公交认字（2017）第00012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受害人郑书田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件不符合要求和依法不予登记的电动三轮轻便摩托车行驶至事发路口逆向进入路口左转弯，以致遇情况措施不及；夏继红驾驶机动车行经违反禁止标线变更车道后进入交叉路口，且未注意观察前方情况导致遇险采取措施不及；夏继红与郑书田的道路交通事故安全违法行为在此事故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基本相当，故认定夏继红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郑书田承担此事故的同等责任。郑明峰于2017年8月18日向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申请复核。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17年9月6日作出复核结论，认定维持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富公交认字（2017）第00012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系受害人郑书田的儿子。二、事故发生时，案涉车辆浙Ａ×××××号海马牌小型轿车的所有人为夏继红。该车辆在华安浙江公司处投保有交强险，赔偿责任限额为122000元。该车另在华安浙江公司处投保赔偿责任限额为5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及相应的不计免赔险。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三、郑书田在事故发生后被送往杭州市富阳区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治疗，住院55天。为此，花费合理医疗费164583.35元。三、事故发生后，夏继红已经支付受害人郑书田医疗费40858元，另通过交警部门支付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现金50000元，合计90858元。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在此次交通事故中因郑书田的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为：1、医疗费，事故发生后，因治疗产生合理医疗费合计为164583.35元（包括夏继红支付部分）。华安浙江公司辩称，应扣除非医保费用等16469元。因华安浙江公司未提交相应的证据，故原审法院对其辩称意见不予采信。2、住院伙食补助费，住院55天。华安浙江公司辩称，认可44天，每天30元。该意见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故该项损失为2750元（55天×50元/天）。3、护理费，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主张护理期限55天，每天2人护理。华安浙江公司认可期限，计算标准为每天120元，1人护理。杭州市富阳区第一人民出具诊疗证明，诊疗意见为：郑书田住院期间需2人护理。结合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的伤情及治疗的实际情况，原审法院认定受害人在住院期间需2人护理，据此认定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的护理费损失为16992.80元（55天×154.48元/天×2人）。4、死亡赔偿金，受害人郑书田的户籍所在地系城镇，故死亡赔偿金可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进行计算。结合受害人郑书田死亡时的年龄，原审法院认定其死亡赔偿金为377896元（47237元／年×8年）。5、丧葬费，原审法院依法认定该损失为28192.50元。6、交通费，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方主张交通费1000元，原审法院结合郑书田治疗、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处理交通事故及郑书田后事的实际情况，对此予以认定。7、车辆损失，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主张车辆损失2000元。华安浙江公司对此认可。原审法院依法予以认定。8、评估费，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主张评估费400元。华安浙江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原审法院认为，该损失系交警部门委托评估公司对受害人的车辆损失进行估价后产生的合理必要费用，系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方的直接损失。原审法院依法予以认定。9、精神损害抚慰金，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主张100000元。华安浙江公司认可25000元。由于本次事故造成郑书田死亡，给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精神上造成伤害，原审法院结合死者的年龄、双方的过错程度、车辆因素等，原审法院酌情确定该项损失为27500元。原审法院认定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因郑书田死亡所产生的物质性损失为593814.6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7500元，合计为621314.65元。
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夏继红承担本次交通事故主要责任；2、华安浙江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12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赔偿），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按照70%承担赔偿责任即赔偿330611.95元，合计452611.95元；3、本案诉讼费由夏继红、华安浙江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和合法财产权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生命健康权和合法财产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在本次交通事故中，夏继红与受害人郑书田负事故的同等责任。故夏继红应对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因郑书田在本次事故中死亡导致的合理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予赔偿，不足部分，再按过错比例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侵权人予以赔偿。鉴于事故车辆浙Ａ×××××号海马牌小型轿车已在华安浙江公司处投保交强险，故其应先在交强险内赔付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如下损失：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赔偿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赔付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护理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1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项下赔付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车辆损失、评估费等2000元；合计122000元。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一：夏继红通过交警部门支付的现金50000元是否应当返还。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认为，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方与夏继红协商确定赔偿丧葬费50000元，系双方意思自治，对自身权利的合理合法处分，人民法院不能强行要求超出法定赔偿标准的赔偿费用予以返还。夏继红认为，支付该笔款项时双方并无碰面，并未约定超额支付部分作为额外补偿，丧葬费实际应由保险公司赔偿，其已经支付的赔偿款都应返还。夏继红在庭审中提交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郑明峰出具的收据1份，载明：今收到浙Ａ×××××号小型客车的驾驶人夏继红交通事故丧葬费用人民币伍万元整（50000元）。原审法院认为，收据中虽将款项定性为丧葬费，然收据系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方出具，并无夏继红的签字捺印，不能体现夏继红方的意思表示。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方并无其他证据能证明双方约定丧葬费超额支付部分作为额外补偿。故原审法院认定，夏继红通过交警部门支付的现金50000元系替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垫付赔偿款。另夏继红辩称，其在事故发生后已经支付护理费3000元，因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且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表示对此不知情，故原审法院对该笔垫付款不予认定。夏继红已经支付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方赔偿款合计90858元，其可另行理赔。故华安浙江公司尚应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31142元（122000元-90858元）。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二：事故责任的认定。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认为，夏继红实线变道超车进入叉路口，且超速行驶，通过交叉路口及人行横道未减速慢行；受害人郑书田并未逆向行驶，仅是提前转弯，且碰撞时受害人已经完成转弯；故夏继红的行为与事故发生的因果关系，远大于受害人的行为与事故发生的因果关系，夏继红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夏继红、华安浙江公司对此均不认可。原审法院认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负有道路交通事故安全管理的法定职责，其根据法律的授权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属于公文书证，法院推定其内容为真实。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方依据视频推算夏继红方当时的车辆速度，判定夏继红超速行驶，并认定夏继红方存在通过交叉路口及人行横道未减速慢行的交通违法行为。然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事故路段的限速、夏继红车辆当时的车速以及该车辆通过路口有无减速等事实。故原审法院对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方的意见不予采信，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明力予以确认。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三：受害人驾驶的车辆是否为非机动车。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载明受害人驾驶的车辆为电动三轮轻便摩托车。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认为，相关法律未明确规定，超标电动车属于机动车，受害人驾驶的超标电动车仍应视为非机动车。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安全法》第119条规定，“车辆”，是指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根据该规定，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系非机动车，超出国家标准应当认定为机动车。故对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的前述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所述，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车辆等因素，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超出交强险部分的损失499314.65元（621314.65元-122000元），原审法院酌情判定由夏继红承担55%的赔偿责任，即274623.06元。鉴于浙Ａ×××××号海马牌小型轿车在华安浙江公司处投保有赔偿责任限额为5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及相应的不计免赔险。故该部分损失由华安浙江公司直接予以赔付。综上所述，对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合理部分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因郑书田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死亡导致的各项损失31142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范围内赔偿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因郑书田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死亡导致的各项损失274623.06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89元（缓交），减半收取4044.50元，由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承担1820.50元，由夏继红承担2224元。
宣判后，华安浙江公司不服，上诉称：夏继红与受害人郑书田在事故中均负事故同等责任，且驾驶的均为机动车辆，一审法院判决夏继红在交强险外承担55％韵赔偿责任，显失公平，应予更正。首先，根据富阳区交通警察大队认定，本案受害人郑书田驾驶的是电动三轮轻便摩托车，夏继红驾驶的是浙Ａ×××××号小型轿车，两者均为机动车，且均负事故的同等责任。事后，被上诉人方就事故认定结论向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申请复核，复核结果维持了原事故认定书内容。所以原则上两者对事故损失的承担比例应当是相同的.其次，在事故中，受害人郑书田存在以下交通违法行为：1、未取得摩托车驾驶资格；2、逆向行驶；3、驾驶依法不予登记和机件不符合标准的机动车。而夏继红存在的交通违法行为是：违反禁止标线变更车道后进入交叉路口。可见受害人郑书田在交通事故中的过错明显大于夏继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受害人郑书田应承担的赔偿比例应当高于原审被告夏继红；再次，即便认为夏继红驾驶的车辆较受害人郑书田驾驶的摩托车存在优势因素，夏继红所承担的赔偿比例也不应超过50％。综上所述，望二审法院: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上诉人在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责任范围内赔偿被上诉人280799.3元，（其中交强险内赔偿31142元已经扣除原审被告夏继红向原审原告方赔偿90858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内赔偿249657.3元）。
3、本案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郑明伟、郑明峰、郑云波二审答辩称：一、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责任认定不直接等同于民事赔偿责任认定，两者归责方式不同，不能直接以事故责任认定确定民事赔偿中的责任分担。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责任认定主要是根据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违章来判定过错，并进而做出责任判定。但交通违章与事故发生并无必然联系，更多的交通违章行为触及的是行政违法，却并不会引起交通事故，但在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却被作为责任认定的考量因素，直接影响责任划分。而民事赔偿中的责任分担依据的是过错原则，也即仅将对事故发生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因素作为判定依据，根据事故当事人行为与事故发生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对事故发生原因力大小以及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来分担责任比例。在机动车驾驶人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赔偿时，采用的更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即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可见，人民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时，事故认定书仅能作为附带性审查，作为认定当事人承担责任或者确定受害人一方也有过失的证据材料，而不能以此认定民事赔偿责任大小分担。二、本次事故中夏继红对事故发生的过错远大于郑书田。本案中引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夏继红在没有超车条件的情况下，实线变道超车进入交叉路口，且超速行驶，通过交叉路口及人行横道未减速慢行，导致遇险采取措施不及，而通过视频资料可以看出，郑书田在发生事故碰撞当时已经完成了转弯，处于人行横道上，且郑书田并未逆向行驶，而系在未到达人行横道前提前实行转弯，交警大队却以郑书田系逆行行驶来认定其对事故发生具有重大过错，同时将郑书田无证驾驶(驾驶电动车无需考证)以及电动三轮车未依法登记作为事故责任认定的依据，但显然郑书田无证驾驶电动三轮车与事故发生无因果关系，电动三轮车未依法登记更不会引起交通事故，而综合整个事故发生当时的情况，夏继红对事故发生的原因作用力远远大于郑书田。因此在认定民事赔偿责任大小时，应当认定夏继红承担主要赔偿责任。三、交通事故民事赔偿责任认定时，超标电动车仍应视为非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电动车被交警部门鉴定为“机动车”仅表明该电动自行车在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接近或等同于轻型摩托车，但相关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超标两轮电动车属于机动车，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对车辆属性的鉴定依据的是《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电动代步车安全技术要求》、《电动三轮车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但该上述鉴定标准仅系强制性国家标准并非法律渊源，制定的依据系《标准化法》及其实施条例、条文解释，而作为法律渊源的部门规章，依据的应是《立法法》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需要经过严格的立法程序，经部务会议或者委员会会议决定，并于部门首长签署命令予以公布后，及时在国务院公报或者部门公报和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登，显然非法律渊源的上述鉴定依据并不能适用于法院审判。其次，《标准化法》第十四条规定，“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并不是针对所有人，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条文解释》第十四条“2、“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是指，从事科研、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执行强制性标准”。适用于电动车研发商、厂商、销售商的标准并不能越过自己的“领地”范围，去指导其他部门，而电动车研发商、厂商、销售商未执行强制性标准的结果也不能由消费者来承担。再次，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驾驶电动白行车并未要求驾驶人需考取驾驶资格证，也无任何的部门对其按机动车标准进行登记，甚至无法投保交强险，事实上这相当于事后评定，追溯违法。最后，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的鉴定资质系产品质量鉴定，对于车辆属性是没有鉴定资质的，故关于车辆属性的鉴定报告并不合法，交警部门据此认定该车辆属于机动车的依据不足，法院更不应采纳。故在认定道路交通事故民事赔偿责任时，将此类超标电动车认定为机动车缺乏法律依据，仍然应当按照非机动车对待，本案事实上仍是一起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四、一审送达程序存在重大瑕疵。本案于2017年12月22日一审判决被上诉人于2018年1月2日领取裁判文书，因未得知上诉人上诉，预估上诉人极有可能不上诉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为尽早拿到赔偿款，解决争议，选择不上诉。上诉人在上诉期过后，曾多次向一审法院了解赔偿款是否到账问题，但皆被告知履行期未届满，后才了解到被上诉人的判决书系于2018年1月24日才邮寄，被上诉人于次日收到。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送达时间上，足足相差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上诉人上诉时，被上诉人方的履行期限都已超期。一审在送达程序上存在的重大问题直接误导了被上诉人，系被上诉人未上诉的重大原因。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夏继红二审口头答辩称：请求维持原判。
双方在二审中均未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系公安交通部门依据事故当事人对发生事故所起的作用及过错严重程度在事故中的原因力大小所做认定；而交通事故所致赔偿责任是一种过失侵权赔偿责任，是由于当事人的过失行为造成受害人的损失而需承担的赔偿责任，两者认定的法律依据以及考察内容均不同，更不能混为一谈。本案中，原审被告夏继红的侵权行为造成郑书田死亡，应承担赔偿责任，结合郑书田自身的过错，原审法院酌情确定减轻原审被告夏继红45%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用424元，由上诉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负担。
上诉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 江 中
审判员 周志军审判员韩昱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姚 亦 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