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崇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1223民初4号
原告（反诉被告）甘艳桃，女，1958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崇阳县人，住崇阳县。
委托代理人吴焕龙，崇阳县沙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反诉原告）刘新明，女，1952年12月1日出生，汉族，崇阳县人，住崇阳县。
被告（反诉原告）程仲辉，男，1947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崇阳县人，住址同上，系被告刘新明之丈夫。
上列二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杨献元，崇阳县天城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反诉被告）甘艳桃诉被告（反诉原告）刘新明、程仲辉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骆学斌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甘艳桃及其委托代理人吴焕龙、被告刘新明及二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杨献元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甘艳桃诉称，2012年至2014年7月，二被告将本县天城镇七星岭汪勇家的六单元七层楼房，及另一处三角房等多处房屋建设工程，以包工不包料的方式，承包给原告的丈夫刘卫甫施工建设。2014年5月20日，由被告程仲辉经手对汪勇家的七层建设工程进行了验收，并向刘卫甫出具了结算单证明。2014年8月1日，刘卫甫因突发疾病去世，刘卫甫去世时，二被告有多处建设工程的工程款未与刘卫甫结清。2015年9月12日，经原告与二被告对汪勇家的七层及三角房二层楼房的工程款进行结算，二被告尚欠工程款52347元。后经原告多次催讨，二被告一直拖延至今未付。原告认为，二被告所欠刘卫甫的工程款是刘卫甫留下的遗产，依照《继承法》的规定，刘卫甫的遗产首先应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现刘卫甫已故，其三个子女放弃继承，由原告一人继承，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民法通则》等法律规定，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支付工程款61947元；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原告甘艳桃为证明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
证据1、书证4份，即原告的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承诺书各一份，证明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
证据2、书证1份，即户籍证明，证明二被告的基本情况。
证据3、书证2份，即刘卫甫在6单元七层面积结算单和2015年9月12号刘卫甫结算单各一份，证明二被告欠原告工程款52347元。
证据4，书证1份，即刘卫甫结李绪秀家结账清单，证明二被告于2014年4月24日与刘卫甫结清前面工程款，刘卫甫向二被告出具的借条未收回全面失效。
被告刘新明、程仲辉辩称，二答辩人将汪勇家和三角房处的建房工程以包工不包料的方式发包给原告之夫刘卫甫承建，经结算，答辩人应付刘卫甫承建汪勇房屋的工程款32037元。因还有部分工程未完工，扣除未完工部分的工程款3715元，应付28322元。另答辩人应付刘卫甫承建三角房的工程款40320元，扣除未完工部分的工程款12351元，应付27969元，二处合计应付工程款56291元。施工过程中，答辩人陆续支付刘卫甫工程款共计53350元，代刘卫甫支付其欠吴章利息1500元，代刘卫甫购买材料款3350元，共计58200元。故答辩人不仅不欠刘卫甫的工程款，且多支付了工程款1909元。为此，特提起反诉，要求原告返还。
被告刘新明、程仲辉为证明其反诉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及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
证据1、书证9份，即预付工程款收据和借条，证明被告已支付给原告工程款43350元。
证据2、书证2份，即收条和证明各1份，证明被告代刘卫甫付欠吴章利息款1500元。
证据3、书证1份，即送货单，证明被告代刘卫甫支付购买夹板、木方等材料款3350元。
证据4、书证1份，即工程承包协议书一份，证明安装的模板包括在按平方面积计算的工程款内，模板不另付租金。
对原告甘艳桃提供的证据1、2，被告刘新明、程仲辉均无异议，依法予以采信。对原告甘艳桃提供的证据3，被告刘新明、程仲辉对第一份结算单（即程仲辉于2014年5月20日出具的证明）无异议；对第二份结算（即2015年9月12日刘卫甫结算单）中的第1、2、3项和刘卫甫收到被告支付的工程款的欠条部分均无异议，但对第4项出租模板应付6056元，认为不真实，因为被告发包的建设工程是按平方面积计付工程款，其中包含了安装模板及其他材料都由刘卫甫提供，不另计价，因此，该费用6056元不应由被告承担。对原告甘艳桃提供的证据4，被告刘新明、程仲辉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该结算单是刘卫甫承建李绪秀家房屋的结算单，与本案讼争的建设工程无关。
对被告刘新明、程仲辉提供的证据1中，原告甘艳桃认为2011年11月18日和2011年12月12日刘卫甫出具的条据是结算中医院旁工地的工程款，与本案无关；对2013年4月18日的条据，认为是钟日高出具，不能证明刘卫甫收到该款；2013年11月24日和2014年2月5日的条据是刘卫甫出具的，但不是本案讼争工地的工程款，与本案无关；2014年5月16日的条据属实；2014年4月21日的条据不是本案讼争工地的工程款，与本案无关；2014年5月29日和2014年5月3日的条据属实。对被告刘新明、程仲辉提供的证据2，原告甘艳桃认为是吴章出具的收条，不能证明刘卫甫收到该款，与本案无关。对被告刘新明、程仲辉提供的证据3，原告甘艳桃认为不能证明该材料是刘卫甫购买，与本案无关。对被告刘新明、程仲辉提供的证据4，原告甘艳桃认为不是本案的承包合同，不能证明本案的事实，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为，原告甘艳桃提供的证据3，对2014年5月20日，程仲辉出具的“刘卫甫在6单元七层面积结算单”，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依法予以采信；对“2015年9月12日刘卫甫结算单”中的第1、2、3项，被告刘新明、程仲辉无异议，依法予以采信。对其中的第4项，即出租模板部分，该证据系原告自书，具有当事人陈述的性质，被告方对此提出异议，原告甘艳桃不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事实主张，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中的第5项，即“欠条”部分，原告甘艳桃不予认可，应由被告刘新明、程仲辉承担举证责任，对该证据的分析认定，将在被告刘新明、程仲辉提供的证据中予以阐明。原告甘艳桃提供的证据4，该证据是刘卫甫承建李绪秀家房屋的结算单，与本案讼争的工程无关，故不予采信。
被告刘新明、程仲辉提供的证据1中，对刘卫甫分别于2011年11月18日和2011年12月12日出具的借条和收条，该书证明确载明系用于县中医院旁工地的工程款，与本案讼争工地无关联，依法不予采信。对钟日高于2013年4月18日出具的收条，被告刘新明、程仲辉明确表示可不予认可，可以准许。对刘卫甫于2013年11月24日出具的欠条，载明系付郑木工（郑学初）的工资，本院找郑学初核实时，郑学初证明该款不是用于本案讼争工地，而是县中医院老金家工地的工程款，且他收到1870元后，刘新明承诺由她支付剩余的4130元，并向其出具了欠条。被告刘新明、程仲辉不能提供印证该款系用于支付本案讼争工程款的证据，故该证据与本案讼争事实缺乏关联性，依法不予采信。对刘卫甫分别于2014年2月5日和2014年4月21日出具的收条，原告甘艳桃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仅认为不是用于本案讼争工地，但其不能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关证据，依法予以采信。对刘卫甫分别于2014年5月16日、2014年5月29日、2014年5月3日出具的收条，原告甘艳桃无异议，依法予以采信。被告刘新明、程仲辉提供的证据2，首先，从形式上看，收款人为吴章，不是刘卫甫；从内容上看，该款项是支付的利息，不是工程款。故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依法不予采信。被告刘新明、程仲辉提供的证据3，该证据不能证明该材料款应由刘卫甫承担，与本案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依法不予采信。被告刘新明、程仲辉提供的证据4，该证据不是本案讼争工程的承包合同，与本案待证事实缺乏关联性，依法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自认的事实、依法推定的事实以及以上依法采信的证据，本院可以认定以下事实。
2012年至2014年7月，被告刘新明、程仲辉将崇阳县天城镇七星岭135号汪明祥处房屋第七层和该地段丁正凡处房屋以包工不包料的方式承包给刘卫甫承建，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此后，刘卫甫组织人员进行了施工。2014年5月20日，被告程仲辉与刘卫甫对汪明祥处的工程结算，被告刘新明、程仲辉应付工程款32037元，扣除部分未做工程款3715元，尚欠28322元。2014年6月14日，被告刘新明、程仲辉支付工程款10000元，被告刘新明、程仲辉尚欠工程款18322元。丁正凡处工程未完工结算。2014年8月1日，刘卫甫因病去世。2014年9月12日，原告甘艳桃对丁正凡处工程进行了估算，被告刘新明、程仲辉应付工程款40320元，扣除未做工程款12351元，尚欠工程款27969元。被告刘新明、程仲辉累计应付上述两处工程款46291元。施工过程中，被告刘新明、程仲辉累计支付刘卫甫工程款32300元，尚欠工程款13991元。
同时查明，刘卫甫与原告甘艳桃于1981年12月31日结婚，婚后生育女儿刘曦、刘妮、儿子刘天智。刘曦、刘妮、刘天智对该工程款应由他们继承的部分，明确表示放弃继承。
另查明，被告刘新明、程仲辉发包的汪明祥处房屋实际规划为三层。刘卫甫未取得相应的建设执业资格证书。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本案中，刘卫甫死亡后，刘卫甫之妻甘艳桃、其子女刘曦、刘妮、刘天智均享有继承权，但在本案立案前，刘曦、刘妮、刘天智均表示自愿放弃继承，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故原告甘艳桃作为本案原告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系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被告刘新明、程仲辉虽未与刘卫甫签订书面合同，但刘卫甫已实际进行了施工，履行了合同义务。崇阳县天城镇七星岭135号汪明祥处房屋实际规划为三层，被告刘新明、程仲辉实际建造七层，即超出了城建规划的范围，且刘卫甫无建设执业资质证，故刘卫甫与被告刘新明、程仲辉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属无效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本案中，刘卫甫与被告刘新明、程仲辉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造的房屋已被业主入住，可视为该工程验收合格。故原告甘艳桃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价款，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原告甘艳桃要求被告刘新明、程仲辉支付“三角房地下室80平方米建筑工程面积的工程款9600元”的诉讼请求，因原告甘艳桃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告刘新明、程仲辉提出的反诉请求，因不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第二百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刘新明、程仲辉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原告甘艳桃工程款13991元。
二、驳回原告甘艳桃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被告刘新明、程仲辉的反诉请求。
本案诉讼费554元，由原告甘艳桃负担414元，被告刘新明、程仲辉负担140元；本案反诉诉讼费25元，由被告刘新明、程仲辉负担。
被告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骆学斌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饶 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