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227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厉伟
委托代理人戴晶晶
上诉人（原审被告）吕志萍
委托代理人孟令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振华
委托代理人杨羊
委托代理人徐杨卿
上诉人厉伟、吕志萍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1）浦民一（民）初字第440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1、2004年10月22日，李振华出具委托书一份，并经北京市公证处公证。该委托书载明，委托人为李振华，受托人为厉伟，委托事项为：“特委托厉伟先生为代理人，代为以委托人本人名义购买在上海（新房及二手房）及厦门的房产事宜并办理房产的相关手续，包括签订购房合同，与房屋出售方结算房款，进行验房收房，办理及领取产权证，立契过户，缴纳相关税费等相关事宜，但出售及抵押除外。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签署的相关文件及行为，委托人均予以承认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据此委托书，2004年11月18日，厉伟与某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代李振华购买了上海市57号及58号房屋各一套。厉伟为此代付了购房款人民币3，268，608元。2004年12月23日，厉伟与上海天赐实业总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代李振华购买了上海市某房屋房屋，厉伟为此代付了购房款人民币905，762元。2005年4月7日，厉伟与案外人杨某签订房产转让协议，代李振华购买了上海市某号房屋，厉伟为此代付了购房款人民币1，050，000元、契税等相关费用计人民币33，718.13元。2005年5月12日，厉伟与惠元（厦门）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代李振华购买了福建省厦门市某号5号房屋。厉伟为此代付了购房款人民币1，200，000元、印花税人民币360元。
2、2004年6月7日，SA.GROUP.LTD（以下简称某公司）向厉伟支付60，753.35美元；6月22日，某公司向厉伟支付29，791.60美元；7月28日，某公司向厉伟支付97，205.35美元；9月3日，某公司向厉伟支付60，753.35美元；9月15日，某公司向厉伟支付72，940美元；11月8日，某公司向厉伟支付66，553.73美元；同日，某公司向吕志萍支付54，453.05美元；12月29日，某公司向厉伟支付54，453.05美元；同日，某公司向吕志萍支付54，453.05美元。
2004年11月3日至2005年4月5日某公司分八笔共计向案外人顾1支付1，300，673.46美元。2004年11月10日至2005年4月7日厉伟合计收取案外人顾1人民币10，748，608元。
2005年5月11日某公司向案外人某公司2（以下简称某公司2）支付133，107.45美元，同年7月13日某公司向案外人某公司2支付242，013.56美元。某公司2收取某公司的上述两笔美元均被转换成人民币支付给了厉伟、吕志萍。
3、2004年10月至2005年7月间，厉伟多次以电子邮件方式向萨发出汇款指令并告知汇款账户。
4、某公司于1998年8月26日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注册成立。同日，某公司将100%普通股股份签发予萨。2009年11月24日，某公司出具证明，确认某公司通过加拿大皇家银行，根据厉伟的指示分别汇款给厉伟、吕志萍、案外人顾1及某公司2美元，目的是为购买李振华名下在上海及厦门的房产。2012年6月13日，萨出具情况说明，表示系争某公司的19笔汇款用途均为且仅为：用于厉伟代李振华在上海、厦门购买房屋，所有收款人均由厉伟指定，与某公司自身的业务以及某公司3（以下简称某公司3）及某公司4（以下简称某公司4）业务无任何关联。
5、案外人萨与李振华系夫妻关系。
6、厉伟提供于2012年10月17日出具的某公司概况报告二页，根据报告，某公司状态为“已从C.T.注销”，取消／失效日期为2004年8月16日；某公司“注销请求CT”日期为2004年8月30日。加拿大律师楼正在（2012）沪一中民二（民）再重字第1号案件的审理期间出具声明称，①“CANC.BYC.T.”的本意是“该公司结清公司税后，已从公司税部门注销”；②“C.T.”的意思是“公司税”；③某公司已于2004年8月16日注销；④“请求注销公司税”意思为，该公司于2004年8月30日向安大略省财政厅提出书面“公司税注销请求”，正式批准函由安大略省财政厅向该公司核发。
7、某公司4成立于2004年6月15日，股东为李振华和吕志萍，法定代表人为吕志萍。某公司3成立于2004年11月19日，股东为李振华和吕志萍，法定代表人为李振华。
8、厉伟于2006年5月17日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李振华返还厉伟垫付的购房款人民币6，438，448元，并支付该款自2006年4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的逾期利息。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1月2日作出（2006）沪一中民二（民）初字第60号民事判决，判决李振华偿还厉伟人民币6，438，448元，并赔偿厉伟人民币6，438，448元的利息损失（自2006年4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李振华不服该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7日作出（2010）民监字第329号民事裁定，裁定指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该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6日作出（2011）沪高民一（民）再提字第24号民事裁定，该案发回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24日作出（2012）沪一中民二（民）再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厉伟的诉讼请求。厉伟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6日作出（2013）沪高民一（民）再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书确认，厉伟收到的某公司经顾1交付的人民币10，748，608元系李振华支付的购房款。
9、李振华于2008年10月14日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交的民事再审申请书中自认：“……2004年10月22日，李振华夫妇应世交厉伟的邀请专程回国，同厉伟一起考察了上海和厦门等地的房产项目。为确保房地产投资的安全实施，李振华在北京市公证处公证委托厉伟在上海、厦门代为购买房产投资。2004年10月至2005年10月间，李振华夫妇先后将购买房地产所需相关款项汇给了厉伟夫妇及厉伟指定人……。”2009年3月16日李振华及萨共同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写信中提到：“2004年9月18日，我们夫妇带孩子应厉伟邀请专程回国考察，厉伟亲自带我们考察了上海和厦门等地的房产项目……，为确保房地产投资财产的安全和拥有绝对的处置权，我还在北京市公证处办理了授权厉伟在上海、厦门代为我本人购买房产的公证委托书。我们夫妇于2004年10月至2005年10月间，陆续将用于购置房产物业和装修所需款项按厉伟的要求汇给了厉伟、吕志萍及厉伟指定的其他收款人……。”
李振华于2011年12月诉至原审法院称，厉伟与吕志萍系夫妻关系，李振华及丈夫萨与厉伟、吕志萍相识，双方原系朋友关系。因李振华丈夫系加拿大国籍，全家常居国外，故李振华于2004年4月委托厉伟代李振华在上海、厦门等地购房，并于2004年10月22日向厉伟正式出具经公证的委托书一份，以便其办理买卖签约、房屋过户等手续。2004年6月至2005年7月间，李振华共交付厉伟、吕志萍购房款2，227，151美元（折合人民币18，405，175元），分别汇入厉伟、吕志萍及其指定的第三方等数个银行账户内。2004年11月至2005年5月厉伟在上海和厦门两地以李振华名义购入房屋共五套，厉伟以李振华代理人身份进行了购房合同签署、房屋登记过户等工作。据厉伟自称，该五套房屋共计支付购房款及税费人民币6，438，448元，据此计算，李振华交付给厉伟、吕志萍的购房款尚余人民币11，966，727元。2005年5月至今，厉伟未再进行购房，但也一直未将购房余款返还李振华。李振华与厉伟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李振华作为委托人有权随时解除委托。解除委托后，厉伟应返还剩余房款本息。厉伟和吕志萍系夫妻关系，且共同参与委托事务的处理，对该债务有连带清偿责任，故要求判令：解除李振华与厉伟之间的购房委托合同关系；厉伟返还李振华购房款人民币11，966，727元；厉伟返还李振华购房款存款利息人民币409，261元。（依据本金人民币11，966，727元，2005年8月1日至2008年10月31日共39个月，按照活期存款年利率0.72计算，2008年11月1日至2011年11月30日共37个月，按照活期存款年利率0.36计算。两段合计人民币412，851元，李振华仅主张人民币409，261元）；吕志萍对上述还款义务与厉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厉伟、吕志萍共同辩称，李振华所述口头委托不成立，2004年10月之前李振华主张支付的钱款并不是购房款。事实上，厉伟、吕志萍及案外人收取的所有款项均是业务往来款，并不是购房款。李振华除非提供付款当时的证据证明是代付购房款，否则李振华应该承担举证不能责任。厉伟、吕志萍并非夫妻关系，吕志萍与本案委托合同并无关系，不应承担相应责任。故不同意李振华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审审理中，1、厉伟、吕志萍提供了1996年5月1日至2014年1月20日无婚姻登记证明、户口簿、准入迁入证明、户口迁移证、（2014）穗越法民一初字第1083号民事判决书，旨在证明厉伟、吕志萍非夫妻关系，系同居关系。李振华表示厉伟、吕志萍提供的上述证据无法证明厉伟、吕志萍非夫妻关系。（2014）穗越法民一初字第1083号民事判决书是否生效不清楚。如果已生效，厉伟、吕志萍提供的无婚姻登记证明在时间和地域覆盖上都不严密，不能排除厉伟、吕志萍在此之前或在其他地方登记结婚的可能。李振华为证明厉伟、吕志萍系夫妻关系，提供了厦门市公证处（2010）厦证经字第2647、2648号公证书二份，证明公证机关确认厉伟、吕志萍是夫妻关系。厉伟、吕志萍对公证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认为即便是真实的，也仅是对文书签字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且公证书也并不严谨。经李振华申请，原审法院依职权向某行调查，经查，2011年6月2日厉伟作为上海乐彩硅橡胶制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某行签订《上海农村商业银行最高额融资合同》，同日，某行与吕志萍、案外人厉俐签订《上海农村商业银行最高额抵押合同》。在上述两份合同签订中，厉伟向某行提供了厉伟、吕志萍的结婚证、厉伟、吕志萍的户口簿、案外人厉俐的出生证、厉伟、吕志萍的身份证。李振华对法院调查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厉伟、吕志萍则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
2、李振华提供2005年5月4日和2005年7月11日厉伟发给萨的两份电子邮件及某行2（2009）京方圆内民证字第16756号公证书，旨在证明厉伟要求李振华汇款人民币310万元给某公司2，用于购买厦门的房屋。厉伟、吕志萍申请对上述两份电子邮件是否可能为转发邮件及邮件内容是否可能被修改进行司法鉴定。李振华认为（2012）沪一中民二（民）再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已明确了上述两份电子邮件的真实性。
3、李振华认为美元汇款中存在银行手续费扣除的情况，故自愿放弃人民币1，727元的部分主张。
原审认为，李振华与厉伟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现李振华要求解除李振华与厉伟之间的委托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准许。委托合同解除后，厉伟因处理委托事务而取得的财产，应返还李振华。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李振华主张的某公司支付给厉伟、吕志萍及厦门某公司2的款项是否认定为购房款；二、本案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如何确定；三、李振华主张的存款利息是否应予支持；四、吕志萍是否应与厉伟承担连带还款义务。
关于争议焦点一，李振华主张2004年6月7日至2004年9月15日由某公司支付给厉伟的5笔款项均为购房款，理由是李振华与厉伟在2004年4月已形成口头委托关系，李振华为此提供了出自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9年6月12日的一份谈话笔录，该笔录中厉伟的代理人表示厉伟接受委托是在2004年4月。厉伟、吕志萍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当时笔录的记载有误，否认双方有过口头委托。对此，原审认为，李振华2008年10月14日的再审申请书及2009年3月16日写给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信函均自认与厉伟的委托关系成立在2004年10月22日之后，付款行为亦发生在2004年10月之后。现李振华主张书面委托合同成立之前支付的款项亦是购房款，缺乏事实依据，且与李振华的自认相矛盾。考虑到李振华与吕志萍共同开办公司，双方有一定的经济关系，故法院对李振华主张2004年10月之前的付款亦是购房款不予认定。
对于某公司支付的19笔款项，厉伟、吕志萍均确认收到。生效的（2012）沪一中民二（民）再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已确认厉伟收到某公司经顾1交付的人民币10，748，608元系李振华支付给厉伟的购房款，在此不再赘述。
厉伟、吕志萍认为某公司已于2004年8月16日关闭，但厉伟、吕志萍提供的某公司4的银行凭证却证明某公司4至2005年6月仍与某公司有款项往来。厉伟对所收19笔款项的性质，在其他相关案件的审理中有过不同的陈述，先后抗辩意见为：某公司汇给厉伟、吕志萍的款项系用于厉伟与某公司间业务往来及开设公司；厉伟个人收取某公司款项是案外人萨与厉伟之间业务往来；厉伟从某公司收到的款项系厉伟与某公司4之间的货款。厉伟、吕志萍对收取款项的性质前后陈述不一，存在一定相悖之处。本案中，厉伟、吕志萍则主张所有款项均系某公司4、某公司3与某公司之间往来货款，案外人ISKIN公司收到某公司4和某公司3的货物后，将款项汇给某公司，某公司与某公司4、某公司3五五分成。为此，厉伟、吕志萍提供了案外人ISKIN公司的证明、ISKIN公司付给某公司的发票清单、发票复印件、案外人曾亚琦的证言。李振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原审认为，厉伟、吕志萍在本案中提供了某公司4的银行凭证，旨在证明某公司4与某公司有经济往来。厉伟、吕志萍提供的上述证据可以证明某公司与某公司4之间的结算路径。厉伟、吕志萍方的证人ISKIN公司总裁未能出庭作证，接受质询，对其证词的真实性法院难以确认，即便该证词是真实的，但该证词与案外人曾亚琦的证言一样，均未能明确某公司是通过何种途径与厉伟结算，且厉伟、吕志萍提供的ISKIN公司支付给某公司的款项清单不能与本案某公司支付的19笔款项一一对应，故对于厉伟、吕志萍主张其收取的19笔款项均是与某公司五五分成，某公司应返还给厉伟的款项不予采信。某公司是李振华之夫萨个人独资的加拿大公司，萨有权支配该公司钱款并决定钱款用途。鉴于厉伟、吕志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某公司支付的涉案款项与购房款无关，故对某公司支付给厉伟、吕志萍及通过某公司2支付给厉伟、吕志萍的款项亦认定为购房款。厉伟、吕志萍申请对李振华提供的2005年5月4日及2005年7月11日的两份电子邮件进行司法鉴定，对此，原审认为，该两份电子邮件在（2012）沪一中民二（民）再重字第1号案件的审理中李振华已提交，生效的（2012）沪一中民二（民）再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已对该两份电子邮件作出认定。即便该两份电子邮件系转发或被修改，亦不能免除厉伟、吕志萍对收取某公司支付的涉案款项性质的举证责任。
2004年11月至同年12月厉伟、吕志萍共收取了李振华229，912.88美元，2005年5月11日及2005年7月13日厉伟、吕志萍又通过某公司2收取李振华375，121.01美元，上述款项按照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100：826.4计，折合为人民币500万元，加上厉伟收到顾1转付的人民币10，748，608元，厉伟、吕志萍共计收到人民币15，748，608元。李振华确认厉伟替李振华实际代付购房款人民币6，458，448元，厉伟应将剩余款项返还李振华。李振华现自愿放弃人民币1，727元汇款手续费主张，并无不当，予以准许。故厉伟应返还的款项为人民币9，288，433元。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如何确定；在（2012）沪一中民二（民）再重字第1号案件的审理中李振华与厉伟均确认根据当时的汇率，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按100：826.4计。李振华在本案中亦主张按此汇率折算。厉伟、吕志萍则认为应该按照现时的汇率折算。原审认为，某公司通过顾1、某公司2转交给厉伟、吕志萍的美元均兑换成人民币交付给厉伟、吕志萍，厉伟亦是以人民币替李振华支付购房款。在生效的（2012）沪一中民二（民）再重字第1号案件中，厉伟亦对李振华主张的美元与人民币折算汇率无异议。因此，法院认定，某公司支付的美元均在当时即被兑换成人民币由厉伟收取。李振华主张按照当时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100：826.4计，并无不当，予以准许。
关于争议焦点三，李振华主张的购房款的存款利息是否应予支持。李振华主张购房款从2005年8月1日起算至2011年11月30日止的存款利息。厉伟、吕志萍不予认可。对此，原审认为，李振华委托厉伟购房，但并未约定购房的套数、时间以及购房款返还的时间，且至本案起诉之前，李振华亦从未向厉伟催讨剩余购房款。故李振华主张2005年8月1日起至2011年11月30日止的购房款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准许。
关于争议焦点四，李振华主张厉伟、吕志萍系夫妻关系，要求吕志萍对厉伟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厉伟、吕志萍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否认其系夫妻关系，并提供了厉伟、吕志萍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准入迁入证明、户口迁移证等为证。第二次庭审中，厉伟、吕志萍又提供了（2014）穗越法民一初字第108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厉伟、吕志萍系同居关系。对此，原审认为，厉伟在对（2012）沪一中民二（民）再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上诉中未对厉伟、吕志萍系夫妻关系的认定提出异议。厉伟、吕志萍的夫妻关系得到生效的（2012）沪一中民二（民）再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确认。原审又根据李振华申请，依职权向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调查。根据法院调查证据显示厉伟、吕志萍在境外登记结婚。厉伟、吕志萍虽提供了（2014）穗越法民一初字第1083号民事判决书，但并未提供生效证明。即便该判决已生效，亦不能直接推翻生效在前的（2012）沪一中民二（民）再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厉伟、吕志萍在另案的审理及本案开庭之前，始终承认系夫妻关系。厉伟、吕志萍的户籍资料显示厉伟、吕志萍“有配偶”，厉伟、吕志萍对此解释是为了给女儿上户口而作的虚假登记。既然厉伟、吕志萍在户口申报时可虚报登记，则厉伟、吕志萍提供的户口簿、户口迁移证显示的厉伟“未婚”同样不足采信。现厉伟、吕志萍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推翻（2012）沪一中民二（民）再重字第1号生效的民事判决及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故对厉伟、吕志萍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现吕志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李振华与厉伟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亦未能证明厉伟与吕志萍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第三人知道该约定。故吕志萍应对厉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原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四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于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作出判决：一、解除李振华与厉伟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二、厉伟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李振华人民币9，288，433元；三、吕志萍就上述第二项判决内容承担连带付款义务；四、驳回李振华的其余诉讼请求。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6，055元，由李振华负担21，555元，厉伟、吕志萍共同负担74，5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厉伟、吕志萍共同负担。
判决后，厉伟、吕志萍不服，上诉于本院称，一、某公司支付的1，840万元的款项不是某公司代李振华支付的购房款，原审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对某公司及萨关于支付款项为购房款的证词不应采信。二、某公司向某公司2的付款并非购房款，某公司2涉案邮件存在多处疑点，但未经司法鉴定，不应作为证据。三、原审适用汇率有误，应以美元返还为准。四、原审查明事实不清，上诉人厉伟、吕志萍并非夫妻关系。五、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厉伟与李振华之间的委托合同与上诉人吕志萍无关，吕志萍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撤销原审判决第二、三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原审诉请。
被上诉人李振华辩称，关于系争款项是否购房款，另案生效判决已作出充分阐述。关于两上诉人是否夫妻关系，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提供上诉人境外结婚证书，足以予以证明。关于返还币种或汇率，生效判决已对汇率作出确认，上诉人提出的问题，本质是人民币因汇率变动升值部分由谁占有，根据物权法规定财产孳息归所有人所有，故应当按照当时汇率以人民币返还。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审理中，上诉人认为一审遗漏重要事实，1、某公司一共支付顾1九笔款项，一审写了八笔，遗漏一笔是：2006年3月13日萨通过顾1交给厉伟10万美元，顾1和上诉人都认可该笔款项不是购房款，证明萨和厉伟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故另外八笔也不是购房款。2、被上诉人李振华第一次是向上海高院提起再审申请，被高院裁定驳回。该裁定书中，被上诉人李振华陈述的其已付购房款金额为1，167万元，而在本案中被上诉人李振华的诉请金额远远大于这一数字，且李振华提到的付款途径也不相同。对此，被上诉人认为，对上诉人补充的第九笔款项的付款时间、金额、用途确认，但以此证明其它八笔款项也不是涉案款项，在逻辑上行不通。被上诉人向上海高院提出再审申请时，因时间关系未收集全证据是很正常的，该裁定在本案中已不具有证据效力。
上诉人补充提交证据一份：某法院2014年8月5日出具的《裁判文书生效证明》，证明（2014）穗越法民一初字第1083号民事判决于2014年4月1日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认为，该份判决书已生效，证明两上诉人不是夫妻关系，是同居关系。一审提到的“厉伟向某行提供的两上诉人的结婚证”等一节事实，上诉人认为，其没有提供过结婚证，该材料只是复印件，且是外文，没有使领馆翻译认证文件，故不具备真实性。对此，被上诉人认为，该份结婚证复印件上盖有上海乐彩硅橡胶制品有限公司的公章，该公司由厉伟持有95%股权并担任法定代表人，且厉伟当时以该公司为借款人，吕志萍提供房产进行担保，故该结婚证由厉伟提交，并在银行备案时同时提交了由厉伟自己委托翻译的翻译件。对上诉人提交的民事判决书的生效证明，形式上无异议，但在本案中不具有证明效力。因（2014）穗越法民一初字第1083号没有发现两上诉人结婚登记记录，不能理解为该案已排除两上诉人结婚的可能，该案在没有反证的情况下作为推定的事实加以认定。本案中已出现结婚证，足以推翻该推定的事实。
本院认为，上诉人厉伟与被上诉人李振华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2012）沪一中民二（民）再重字第1号生效判决已作认定，即上诉人厉伟与被上诉人李振华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本案被上诉人诉请要求解除委托合同，原审根据法律规定，判决双方解除该合同并无不当，双方当事人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被上诉人已付款项性质的争议。本院认为，双方基于上述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已向上诉人支付了相应的购房款等相关事实业经（2012）沪一中民二（民）再重字第1号生效判决所认定，即厉伟收到了某公司经顾1交付的李振华购房款人民币10，748，608元，同时认定某公司划款有四个流向，一是划至厉伟、二是划至吕志萍、三是通过顾1交予厉伟、四是通过某公司2交予吕志萍，且金额远大于系争购房款。因此，本案中，上诉人认为萨和厉伟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主张某公司通过顾1支付厉伟的另八笔款项系经济往来款，举证责任在上诉人一方，上诉人仅凭2006年3月13日发生的10万美元这笔款项不是购房款，来证明其它八笔款项也不是购房款，显然无说服力，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还认为某公司先后出具的两份证明，因当事人没有出庭作证，且萨、某公司与被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故该证明不能被采纳；同时上诉人否认其发过电子邮件。经查明，该两节事实均在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范围内，故原审认定上诉人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并无不当。
关于两上诉人的关系及上诉人吕志萍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争议。本院认为，（2012）沪一中民二（民）再重字第1号生效判决认定厉伟与吕志萍系夫妻关系，现上诉人以（2014）穗越法民一初字第108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两上诉人不是夫妻关系，被上诉人以通过原审法院调查取得的《上海农村商业银行最高额融资合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最高额抵押合同》两份合同所附的材料中两上诉人的结婚证，证明两上诉人系夫妻关系。对此，本院注意到，无论哪一方的主张，其所依据的证据材料均来源于上诉人一方提供的材料，上诉人否认在与某行签订合同时提供了两上诉人的结婚证，有违常理，本院不予采纳。显然，两上诉人出于个人目的就婚姻状况出示了不相同的材料，且上诉人的解释缺乏可信性，原审据此也作了分析阐述，本院认同。原审认定（2014）穗越法民一初字第1083号民事判决书不足以推翻（2012）沪一中民二（民）再重字第1号生效判决，并无不当，并依照法律规定，在上诉人吕志萍无证据支持其不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所作的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款项时的币种和汇率如何确定的争议。本院认为，以美元返还，还是以人民币返还其实质是涉及汇率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某公司通过顾1、某公司2转交的美元均兑换成人民币后交付给上诉人，上诉人亦是以人民币支付购房款，因此，被上诉人主张以当时汇率计算应返还的人民币金额是合情、合理的。生效判决已对汇率作出确认，原审据此计算应返还的人民币数额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厉伟、吕志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6，819元，由上诉人厉伟、吕志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孔美君
审 判 员 郑卫青
代理审判员 杨斯空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赵 樱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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