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稿人
合议庭成员签名
书记员 校对
签发人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泰中商终字第002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曹荣平。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圣祥。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徐宪龙（特别授权），江苏银杏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兴市苏星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泰兴市江平南路138号。
法定代表人朱建中，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赵廷梁。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吴鑫龄（又名吴兴林）。
上诉人曹荣平、周圣祥因与被上诉人泰兴市苏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苏星公司）、赵廷梁、吴鑫龄股东会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泰兴市人民法院（2015）泰商初字第007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曹荣平、周圣祥一审诉称，曹荣平、周圣祥原系泰兴市轴承厂职工。1992年企业实行改制时，包括曹荣平、周圣祥在内的企业职工每人出资1000元（100元为一股），由职工代表赵廷梁、吴鑫龄作为职工股东代表分别出资33万元和30万元。1994年10月，泰兴市轻工业公司、江苏省轻工机械工业总公司、泰兴市城镇集体工业联社以及赵廷梁、吴鑫龄共同发起设立苏星公司，注册资本为1217.73万元，其中：泰兴市轻工业公司以原泰兴市轴承厂的全部资产出资963.13万元，江苏省轻工机械工业总公司出资100万元，泰兴市城镇集体工业联社以现金出资91.6万元，由职工代表赵廷梁、吴鑫龄作为职工股东代表出资33万元和30万元，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后苏星公司于1995年10月再次向职工进行增资配股140.7万元，其中曹荣平、周圣祥此次配股为2000元。1998年9月21日，苏星公司公司编造虚假文件，以召开所谓股东会的形式，将泰兴市轻工业公司所持的822.43万元、江苏省轻工机械工业总公司出资的100万元、泰兴市城镇集体工业联社出资的91.6万元转为企业负债，将减持后的泰兴市轻工业公司所持的140.7万元股权转让给曹鸿举等11名股东，将赵廷梁、吴鑫龄分别持有的33万元、30万元股权转让给朱建中，继而将苏星公司的注册资本由原来的1217.73万元减为203.7万元。2004年3月27日，苏星公司再次采取同样手段，以召开所谓股东会的形式，将曹鸿举等6名股东持有的140.7万元股权中的87.7万元转让给朱建中，重新调整了股权结构，并对此进行了公证，从而非法解散了原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重新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至此，朱建中持股150.7万元，曹鸿举等14名股东持股53万元。2013年12月18日，苏星公司再次非法召开股东会，将公司资本203.7万元增加为503.7万元，增加的300万元由朱建中等15名股东出资，其中朱建中认缴222万元，并重新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苏星公司通过上述非法手段，一步一步将职工的股权利益203.7万元全部转让成苏星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建中的股权。包括曹荣平、周圣祥在内的部分职工得知情况后，分别与苏星公司进行了多次交涉，要求其纠正错误，并通过信访渠道分别向泰兴市济川街道办事处、泰兴市人民政府反映，但时至今日上述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妥善解决。曹荣平、周圣祥认为，苏星公司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是对职工权益的侵犯。故请求确认苏星公司1998年9月21日、2004年3月27日及2013年12月18日股东会决议无效，本案诉讼费由苏星公司负担。
苏星公司一审辩称，1、曹荣平、周圣祥不具有公司股东身份，不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确认无效之诉的诉讼主体只能是股东，而作为职工股代持状况下的职工成员不享有股东身份，依法不具有诉讼权利；2、全公司577名职工，到目前为止除27名职工未退1000元股金外，其他绝大多数职工都根据政府的企业改制政策和股东会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退回了全部股权，退股职工的行为认可了股权转让的合法性。退股职工中包括曹荣平、周圣祥以自己的实际行为履行了退股手续，现在提起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江苏省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职工持股会暂行办法》第29条规定，职工脱离本公司或死亡，公司应收回股权。曹荣平于2009年年底与公司解除关系，主动离开公司已有6年，其股金存在公司往来账上，曹荣平一直未到公司领取是其自己的责任，故建议曹荣平撤回起诉，到公司领取应退回的股金；3、1998年9月21日的股东会决议，是泰兴市轻工业公司根据泰兴市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的批复要求进行的企业改制行为，该股东会决议是政府主导的产物，当时公司的股权结构中国家股份占95%以上，国有股东完全有权决定公司的重大事项，而且职工股的转让是国家的企业改制政策所决定的，全公司95%以上的职工是同意的并退回了股权证。在法律政策完全合法的情况下，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股东会决议不存在违法无效的情形，不能因为个别职工的不同意见而否定国家改革成果和改革行为。至于后来2004年3月7日和2013年12月18日的股东会决议，同样是经政府审批同意并进行工商登记后的合法、正当的法律行为，不存在任何违法无效情形。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于公司决议效力性的否定仅限于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无效，至于决议产生所依据的程序、动机、目的等均不应在认定其效力性时作为予以审查的要素，对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一般性、规范性规定及违反公司章程内容的决议，不应当然地被认定为无效；4、个别股东没有参会、没有在决议上签字，只是股东会召开的程序瑕疵。在实践中，大量被伪造签名的股东会决议都是在股东未参会的情况下形成的，这种情况通常被认定为股东会的召集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公司法对股东会的召集程序不符合法律或章程规定时股东如何保障自己的权益作出明确规定，即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且该六十日是不变的法定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关于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无须对股东知道与否或应当知道与否的主观状态进行考量。曹荣平、周圣祥超过该期间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依法应不予受理。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曹荣平、周圣祥的起诉。
赵廷梁一审述称，我是职工选举出来的公司董事，代表公司职工代持30万元的股金。1998年以后苏星公司召开股东会的情况，我一概不知，也没有人通知我开会。我本人没有签字也没有委托任何人代替我签字将我代持的30万元股金进行转让。至于1994年、1995年的配股，当时公司是将应发给职工的工资、奖金作为增资，每个职工配股2000-3000元不等，当时也形成了书面记载。我认为，1998年以后的相关股东会决议无效，因为1994年企业改制由职工持有股权已经是既成事实，当时由我和吴鑫龄作为职工代表代持股权，以后相关的股权转让应当由我和吴鑫龄参加协商，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事实上苏星公司并没有与我和吴鑫龄协商并签订书面的转让手续。请求法院秉公办案。
吴鑫龄一审述称，1、当时的出资33万元事实上不存在；2、1998年关于股权转让的决议上并不是吴鑫龄本人的签字。请求法院秉公办案。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曹荣平、周圣祥原系泰兴市轴承厂职工。1992年企业实行改制时，包括曹荣平、周圣祥在内的企业职工每人出资1000元（100元为一股），并领取了记名的泰兴市轴承厂股权证，由职工代表赵廷梁、吴鑫龄作为职工股东代表分别代持出资30万元和33万元。1994年10月，泰兴市轻工业公司、江苏省轻工机械工业总公司、泰兴市城镇集体工业联社以及赵廷梁、吴鑫龄共同发起设立苏星公司，注册资本为1217.73万元，其中：泰兴市轻工业公司以原泰兴市轴承厂的全部资产出资963.13万元，江苏省轻工机械工业总公司出资100万元，泰兴市城镇集体工业联社以现金出资91.6万元，由职工代表赵廷梁、吴鑫龄作为职工股东代表出资30万元和33万元，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赵廷梁当庭否认发起人协议书和章程上其本人印章的真实性，吴鑫龄反映不清楚情况）苏星公司于1995年10月再次向职工进行增资配股140.7万元，其中曹荣平、周圣祥此次配股为2000元。
1998年9月10日，泰兴市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向泰兴市轻工业局发出泰改（1998）731号《关于同意“泰兴市苏星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其主要内容为：“经研究，同意企业申请，现将有关事项批复如下：…3、注册资本：203.7万元。由企业职工股本构成。…5、股权关系变更：泰兴市苏星有限责任公司原有股份1217.73万元，其中…经泰兴市苏星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和泰兴市轻工业公司、江苏省轻工机械工业总公司、泰兴市城镇集体工业联社协商确定，将其所投股份转作企业负债。泰兴市苏星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1217.73万元减为203.7万元。…”同年9月21日，苏星公司召开股东会，股东会决议载明：“1、同意由本公司收购泰兴市轻工业公司、江苏省轻工机械工业总公司、泰兴市城镇集体工业联社所持的822.43万股份、100万股份、91.6万股份，合计1014.03万股份（每股100元），同时注册资本由1217.73万元减至203.7万元。2、同意吴兴林、赵庭梁将其分别所持的33万元股份、30万元股份转让给朱建中，市轻工业公司将其140.7万元股份分别转让给曹鸿举、沈学华、陆贵长、焦锋、刘婉珍、朱永生、芮雪林、刘健、何继男、王冬林、于维明”。同日，以泰兴市轻工业局、吴鑫龄、赵廷梁为甲方、朱建中、曹鸿举等12人为乙方形成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载明：“一、根据股东会决议，甲方决定将股份20370股（每股面值100元）转让给乙方，其中朱建中63万元，曹鸿举25.9万元，沈学华25.8万元，陆贵长8万元，焦锋8万元，刘婉珍8万元，朱永生8万元，芮雪林25万元，刘健8万元，何继男8万元，王冬林8万元，于维明8万元，每股转让金100元，合计203.7万元。二、付款方式：转账，自签订协议之日起乙方必须在20天内转账到位。三、签字生效后30日内甲方协助乙方到公司财务部办理股权证变更登记手续。四、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反上述协议，造成矛盾和纠纷，双方共同协商处理，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法院起诉。五、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第三人均否认当时曾接到通知参加股东会，也均否认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书上其本人签名的真实性。
2004年3月27日，苏星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的股东会决议中载明同意曹鸿举等6名股东持有的140.7万元股权中的87.7万元转让给朱建中等内容。据此，苏星公司调整了股权结构，并对股权转让协议书形成情况进行了公证，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朱建中持股150.7万元，曹鸿举等14名股东持股53万元）。
2013年12月18日，苏星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将公司资本由203.7万元增加为503.7万元，增加的300万元由朱建中等15名股东出资（其中朱建中认缴222万元）。苏星公司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一审另查明，2006年2月24日，周圣祥向苏星公司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苏星有限公司股金计人民币壹仟叁佰玖拾伍元正（后股票遗失作废）。”苏星公司公司相关负责人在该收条上签署意见“已办解除手续”、“同意退股金”。同日，周圣祥在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和工资的凭条上签字确认。
一审又查明，曹荣平2009年3月离开苏星公司，苏星公司要求曹荣平办理退股手续，双方发生争执，致使曹荣平至今未退回股金，亦未结算社会保险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应当根据出资情况和投股协议书、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的记载情况以及工商登记等多种因素，并结合当事人在公司实际运行过程中是否实际行使了股东权等情形综合审查确定。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曹荣平、周圣祥虽然曾向苏星公司实际出资，但根据当时政府出台的改制文件要求，包括曹荣平、周圣祥在内的职工股由职工代表代持，曹荣平、周圣祥并非公司法意义上苏星公司的股东，其权利应通过职工代表行使。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曹荣平、周圣祥的起诉。
曹荣平、周圣祥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称：1、关于本案的基本事实上诉人一审已进行陈述；2、上诉人原为泰兴市轴承厂职工，在企业改制时两次出资，并推选职工代表赵廷梁、吴鑫龄作为职工股东出资，代表全体职工行使股东权利。苏星公司不仅发放了股权证明，也进行了登记造册。根据法律规定，在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出资而形成股份的投资权益应当归属实际投资人，名义股东不应享有股权的处分权，对股权处分的权利作为投资权益的一部分，应当当然归属实际出资人。即使名义股东因为在法定机关的公示记载而可行使部分股东权利，但是处分权作为股权中最重要的财产性权利，应当由实际出资人行使。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与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等有利害关系的股东、董事、监事、职员，可以请求确认上述决议无效或请求撤销上述决议。上诉人具有成为原告的主体资格。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本院经审理，原审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确认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身份，应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综合考量：1、公司章程上有否记载为股东，股东有否在公司章程或公司设立协议书上签名或盖章；2、公司的工商登记注册文件中有无明确列名为股东；3、相关事项有无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4、公司有关股东会会议决议等有无行使股东权利并签署股东会决议等。本案中，上诉人虽然在企业改制时实际出资，但该出资由职工代表代持，且在公司章程、工商登记注册文件以及发起人协议书等文件中均未出现上诉人名称，且上诉人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并未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故其不应成为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相关股东权利应当通过代持代表行使。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李乐文
审判员钱晖
代理审判员朱希懋
二〇一五年八月六日
书记员梅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