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粤19行终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巧琴，女，1977年5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东莞市，
委托代理人：唐远瞩，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沛，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房产管理局。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科技大道蓝天大厦。
法定代表人：刘国军，局长。
委托代理人：方智超，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清才，广东广信君达（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东莞时代广场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南城区胜和社区鸭仔塘。
法定代表人：张沛贤，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东莞市城市中心区开发建设总公司，住所地：东莞市南城区新城市中心区朝阳路星晨大厦二楼。
法定代表人：周建子，总经理。
上述两原审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春盛，广东格雷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原审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叶伟坚，广东格雷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袁巧琴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房产管理局（以下简称“东莞房管局”）以及原审第三人东莞时代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广场公司”）、东莞市城市中心区开发建设总公司（以下简称“城建总公司”）房屋行政登记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粤1971行初40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2016年5月16日，袁巧琴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一、撤销袁巧琴C069商铺的初始登记；二、由东莞房管局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查明：2009年4月8日，时代广场公司和城建总公司向东莞房管局就位于东莞市××城区××大道××时代广场天××、天××、地下室及裙楼申请商品房屋产权权属登记，并提交了单元明细表、企业营业执照、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定资质证书、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商品房建设准建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宗地图、房产面积测绘成果报告书等材料。东莞房管局受理后，经审查，认为该楼盘所报数据真实无误，申报面积与实际测绘面积一致，与规划报建面积相符，楼盘建筑物现状与工程规划蓝图相符，确权资料齐全，于2011年4月29日向时代广场公司颁发了登记字号为2109、证明书号码为2646的商品房屋产权权属证明书。2014年1月17日，时代广场公司和城建总公司与袁巧琴签订了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将位于东莞市莞城区莞太大道6号时代广场C069号商铺出售给袁巧琴。2016年5月16日，袁巧琴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原审法院撤销袁巧琴C069号商铺的初始登记。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登记办法》第三十条“因合法建造房屋申请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的规定，东莞房管局于2011年4月29日为时代广场公司和城建总公司办理上述房地产权初始登记并颁发登记字号为2109、证明书号码为2646的商品房屋产权权属证明书属上述规定中所述的初始登记，袁巧琴的起诉状中明确其诉讼请求是撤销袁巧琴C069号商铺的初始登记，即为上述初始登记。虽袁巧琴在庭审中主张东莞房管局对案涉商铺由400套拆分为1184套为其诉请的初始登记，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登记办法》第三十六条“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权利人应当在有关法律文件生效或者事实发生后申请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四）同一所有权人分割、合并房屋的”的规定，袁巧琴所述的拆分登记属上述规定中所述的变更登记，并非其诉讼请求中所述的初始登记，本案依法不予审理。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的规定，行政诉讼的原告应当系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或者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案中，袁巧琴并非东莞房管局为时代广场公司和城建总公司办理的上述房地产权初始登记并颁发登记字号为2109、证明书号码为2646的商品房屋产权权属证明书的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且该行政行为并没有对袁巧琴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袁巧琴与该行政行为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本案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应当依法驳回其起诉。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袁巧琴的起诉。本案不收取一审诉讼费用。
一审宣判后，袁巧琴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一、撤销原审裁定，依法支持袁巧琴的一审诉讼请求；二、诉讼费用由东莞房管局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袁巧琴虽不是东莞房管局为时代广场公司颁发房地产权证的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但其与该颁证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本案合格的诉讼主体。袁巧琴与时代广场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将位于南城区莞太大道6号时代广场二层的C069号商铺出售给袁巧琴。东莞房管局并向裴瑞红发放上述商铺房地产权证。根据合同及补充协约定：“2015年9月30日前，该商铺由卖方委托东莞市万菱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对本商铺进行租赁及经营管理，2015年9月30日后，买方如仍需委托东莞市万菱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对本商铺进行租赁及经营管理，可另行与该公司签订委托租赁、经营管理的相关协议。”袁巧琴于2015年9月30日之前去商铺现场查看，发现经东莞房管局予以房屋产权登记的C069号商铺无明确四至，根本无法交付使用。袁巧琴进而得知，时代广场公司、城建总公司于2012年7月5日向东莞房管局申请非法登记，东莞房管局就对时代广场项目商铺1184套进行了非法修改，因该登记严重违法，为转移该C069号号商铺所有权提供了前提条件，故而提起诉讼。本案中，袁巧琴虽不是东莞房管局为时代广场公司颁发房产证的直接相对人，但袁巧琴作为该商铺的最终受让者、利益受害者，他们与东莞房管局违法进行房产登记并进而颁发一系列房产权属登记的行为息息相关，是一系列房产权属登记行为的重要利害关系人与相对方。《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据此，本案的袁巧琴具有当然的诉讼主体资格。东莞房管局非法登记行为是促成办理袁巧琴房屋权证不可分割的前提。东莞房管局违法为时代广场商铺从400套拆分为商铺1184套进行初始登记修改的行政行为是其为时代广场公司C069号商铺颁发房地产权证的前提，该非法修改初始登记与转移登记互为因果，因该非法修改初始登记行为违法，故而东莞房管局为C069号商铺转移登记颁发的房产证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三、原审法院严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第二条“要准确理解、严格执行行政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条件、诉讼主体资格、起诉期限的规定，不得在法律规定之外另行规定限制当事人起诉的其他条件。”之规定。四、东莞房管局提供的证据证明了违法办理房产证，袁巧琴依法在二审中将调取新的证据、申请对东莞时代广场勘验现场和东莞房管局提供的证据进行司法鉴定。1.2016年9月13日（2016）粤1971行初608至613号案庭审中发现东莞房管局提供的东莞市房产管理局产籍号为04010800003的《商品房屋产权权属申请表》和东莞市新城测绘有限公司2012年4月1日现场测绘产籍号为04010800003的《房产面积测绘成果报告书》与现场不符，请求二审法院调取此证据并进行司法鉴定。2.东莞房管局提供的2009年3月25日东莞房管局核准的《房屋测绘成果（实测）报告书》显示为400套商铺，2012年后东莞房管局为时代广场公司办理的2××9号房屋产权权属证明上的1184套商铺及测绘报告均与现场不符。请求二审法院进行司法鉴定。3.鉴于1、2项东莞房管局所提供的证据与现场不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请求二审法院对东莞时代广场1184套商铺勘验现场。4.时代广场公司分别于2012年5月23日和5月29日取得的首层和2-3层东南公消安检许字（2012）第0018号、第0020号办理的《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是时代广场项目开业、投入使用前的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并不涉及因该商铺由400套拆分为1184套而必须办理的消防设计审核和验收。故此，东莞房管局无新的建设规划许可，无新的消防验收许可，用非法的房屋测绘报告、用初始登记的非法修改办理商铺房产证显然非法。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为维护袁巧琴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支持袁巧琴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东莞房管局答辩称：一、袁巧琴对东莞房管局作出的初始登记行为，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东莞房管局依时代广场公司、城建总公司的申请，为其作出初始登记的行政行为，袁巧琴对此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利害关系。第一，该行政行为是依时代广场公司、城建总公司的申请依法作出，袁巧琴并非该行政行为的相对人；第二，从时间上来看，东莞房管局做出该初始登记时，袁巧琴尚未购买案涉商铺，与该行政行为没有任何事实上的或法律上的牵连；第三，东莞房管局为时代广场公司办理初始登记对袁巧琴不造成任何影响，事实上，袁巧琴在本案中也未提出东莞房管局为时代广场公司办理初始登记的行为损害到其何种利益。综上，袁巧琴对本案所涉的初始登记的行政行为不存在利害关系，其没有提起行政诉讼的资格。二、东莞房管局作出的案涉登记行为，收件齐全、程序得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应予维持。时代广场公司、城建总公司依法向东莞房管局提出申请，请求为案涉房产办理初始登记。《房屋登记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房屋申请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登记申请书；（二）申请人身份证明；（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明；（四）建设工程符合规划的证明；（五）房屋已竣工的证明；（六）房屋测绘报告；（七）其他必要材料。东莞市南城房地产交易所依据该条规定，向时代广场公司、城建总公司收取了登记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国有土地使用证、公安部门出具的地址证明、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骏工验收备案证书、测绘报告等初始登记所需提交的材料，并经过现场实地查看，于2011年4月29日办理了所有权初始登记手续。东莞房管局在为时代广场公司办理初始登记的过程中，谨慎审查了申请人所提供的文件、证明材料，收取了法定的齐全材料，履行了应尽的行政职责，法律依据充分。另外，时代广场商铺分割的变更登记，因该行为与袁巧琴诉请法院撤销的初始登记行为，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行政行为，法院在本案中不应予以审查。况且，东莞房管局在办理时代广场公司提出的商铺分割变更登记的过程中，谨慎审查了申请人所提供的文件、证明材料，收取了法定的齐全材料，履行了应尽的行政职责，法律依据充分。袁巧琴主张该行政行为违法，没有任何依据，且袁巧琴就该行政行为提起起诉的期限已过。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袁巧琴的全部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时代广场公司未在二审法定期间提出任何陈述意见。
原审第三人城建总公司未在二审法定期间提出任何陈述意见。
本院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为本案法律事实。
本院认为：东莞房管局将案涉房产初始登记至时代广场公司名下，系依城建总公司与时代广场公司的共同申请并经审查相关材料后所作出的行政行为。袁巧琴既非前述初始登记行为的申请人，也不是该登记行为的相对人。城建总公司、时代广场公司与袁巧琴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将案涉房产出售予袁巧琴，两者之间形成合同之债，完全独立于前述初始登记行为。若确如袁巧琴所称，案涉房产无法交付使用，其可基于合同约定要求城建总公司与时代广场公司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可见，前述合同的履行不受制于案涉初始登记行为，履行不能时有合同约定加以规制，袁巧琴亦可据此主张权利救济。故，袁巧琴与案涉初始登记行为也不存在利害关系。原审法院以袁巧琴不具有本案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为由，裁定驳回其起诉，理据充分，并无不妥，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袁巧琴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三）项的规定，本案无需交纳案件受理费。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孙立凡
审判员 张志强
审判员 叶俏珠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吴俏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