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海南二中行初字第106号
原告周开雄，男，汉族。
原告周开发，男，汉族。
原告周开文，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陈琼清，男，汉族。
被告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张磊，该管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寻子龙，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新英湾区办事处党委书记。
委托代理人何志锋，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公职律师。
第三人洋浦经济开发区搬迁安置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毛华茂，该搬迁办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龙，该搬迁办干部。
委托代理人姚雪，该搬迁办干部。
原告周开雄、周开发、周开文诉被告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第三人洋浦经济开发区搬迁安置办公室房屋拆迁安置纠纷一案，于2015年6月29日立案后，于同年7月22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先后于2015年8月31日、2015年11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周开雄、周开发、周开文及其委托代理人陈琼清，被告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洋浦管委会）的委托代理人寻子龙、何志锋，第三人洋浦经济开发区搬迁安置办公室（以下简称洋浦搬迁办）的委托代理人陈龙、姚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第三人洋浦搬迁办于2005年5月14日向信访办作出浦搬办函（2015）53号《关于周开雄等三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的函》（以下简称《信访答复函》，该函的主要内容为：经与政法委协调，由政法办牵头，组成了搬迁办、新英湾区办事处共同参与的联合调查组，对周开雄等三户在区外的落户情况、家庭联产承包等生产生活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根据调查的实际情况和管委会《主任办公会议纪要》的有关精神，经政法办、洋浦法院、搬迁办、新英湾区办事处集体会商，议定如下：一、周开雄等三户具有洋浦常住户口；二、该三户具有洋浦地区1992年人口普查登记底册；三、根据该三户具备的上述条件，按当时的搬迁政策处理其安置问题。请贵办将此意见转达信访人。如信访人不接受该处理意见，建议其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个人诉求问题。
原告周开雄、周开发、周开文诉称，周明华（2002年去世）和周明经（1969年去世）是同胞兄弟。周明华和妻子谢燕熙生育三男一女：周开雄、周开发、周开文、周开妍（女）；周明经和妻子薛金爱生育二男一女：周烈、周华、周祝娇。周明华和周明经生前共同居住在皇品居民小组的一套祖屋，周明华和周明经去世后，谢燕熙带四个孩子和薛金爱带三个孩子共同居住在这套祖屋。经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浦民初字第15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周明华夫妇与周明经夫妇共同居住在祖上遗留下来的老屋中，在周明华与周明经去世后，房子仍由两人配偶及子女继续共同居住，该房为两家的共同财产。洋浦管理局（后改为洋浦管委会）于2003年2月17日制定《洋浦经济开发区金海浆纸厂用地居民搬迁安置工作方案》，并决定搬迁皇品村小组全部村民的房屋，其中有三原告和周烈共有的五间、建筑面积共305.59平方米的祖屋，并按《搬迁安置工作方案》安置被搬迁房屋的皇品村民小组居民。2003年9月5日，洋浦管理局负责搬迁工作的工作人员蒲秀才、曾经国对原告和周烈共有的房屋进行丈量登记，房屋户主周烈、周华、周开雄、周开发、周开文和核查人蒲秀才、曾经国，在洋浦纸浆厂用地范围建筑物核查登记表上签名。2003年9月26日，新都区办事处（受洋浦管理局委托）与周烈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此后，洋浦管委会按照《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的约定，给周烈拆迁补偿款79996元和安置宅基地360平方米。三原告与周烈共有的房屋被拆除后，得不到洋浦管理局安置，多次向新英湾办事处和洋浦管委会反映情况，请求安置，但长期得不到处理。三原告用书面向海南省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省政府）上访，省政府信访办将三原告的信访函转洋浦管委会，此后洋浦管理局组织人员进行调查。2015年5月14日，洋浦搬迁办作出浦搬办函（2015）53号《信访答复函》。该函称：根据调查的实际情况和管委会《主任办公室会议纪要》有关精神，经政法办、洋浦法院、搬迁办、新英湾区办事处集体会商，议定如下：（一）周开雄等三户具有洋浦常住户口；（二）该三户具有洋浦地区1992年人口普查登记底册；（三）根据该三户具备的上述条件，按当时的搬迁政策处理其安置问题。请贵办将此意见转达给信访人，如信访人不接受该处理意见，建议其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个人诉求问题。三原告三户人共有人口19人，原告周开雄一户有人口10人，周开雄生三个儿子、大儿子已结婚，生育一个女孩，二儿子也结婚，全家10口人居住在新英湾90平方米的安置房。原告周开发一户有4口人，原告周开文一家有5口人，两户都借朋友的安置房居住。由于三原告与周烈共有的房屋已被拆迁，周烈得到安置360平方米宅基地，而三原告得不到安置，洋浦管委会又对三原告人请求安置的问题又作出这样的《信访答复函》，三原告不服，只好提起行政诉讼，求助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被告作出的《信访答复函》对三原告的请求，答非所问，缺乏事实和理由，属于明显不公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法应予撤销。洋浦管委会拆迁三原告与周烈共有的房屋，周烈得到安置，三原告得不到安置，为此三原告长期以来不断请求洋浦管委会按安置周烈的标准安置三原告。按理被告对三原告的这一请求作出的《信访答复函》，应该表明能不能按安置周烈的标准安置三原告，如果不能，应说明所依据的事实、理由、法律和政策。可《信访答复函》没有明确回答三原告请求的问题。当时的搬迁政策是什么，按这样的政策如何安置，也均不说明，使人难以理解。三原告与周烈共有的房屋被政府搬迁后，周烈得到安置，得到宅基地360平方米，三原告三户共19个人口得不到安置，住在新英湾一间90平方米的过渡房，已有12个年头。三原告今后的住房问题如何解决，生活怎么过。被告搬迁三原告的房屋应有责任解决。可被告对三原告合理合法的请求，却作出这样《信访答复函》，说明被告作出的是一种明显不公的具体行政行为。二、按照洋浦管委会的规定，政府安置被拆迁房屋的居民要具备三个条件：1、有洋浦常住人口；2、有1992年人口普查登记底册；3、有1992年房屋普查登记底册。三原告没有1992年房屋普查登记底册，不能按安置拆迁居民房屋的标准安置周开雄三户人。三原告与周烈共有的房屋，为什么1992年房屋普查登记底册仅有周烈，没有三原告。主要原因是当时三原告的父亲在外病重，全家人都在外照顾父亲，造成房屋普查登记底册房屋户主仅登记周烈，没有登记三原告。此外，1992年洋浦地区进行房屋普查登记时，从干部到群众的意识里都没有考虑到今后的安置问题，因此三原告与周烈共有的房屋，认为登记周烈也可以。然而，2003年洋浦管委会拆迁三原告和周烈共有的房屋，不但在事实上是三原告与周烈共有，而且已得到洋浦人民法院判决的认定。因此，被拆迁的房屋，在1992年洋浦房屋普查时没有三原告的登记底册，这属于漏登，政府应予纠正，给予补登。但被告不给三原告补登，还以此为由，认为三原告不具备安置条件。由此可见，洋浦管委会作出的《答复意见的函》，以三原告不具有1992年洋浦地区房屋普查登记底册为由，认为三原告不具有一口二册的条件，不能按具有一口二册条件的标准给予安置，违背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是错误的，应予纠正。三、三原告请求被告按安置周烈的标准安置三原告，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合情合理，依法应予支持。三原告与周烈共有的房屋，于2003年9月被洋浦管委会因金海浆纸厂项目的需要而拆迁，周烈由于有1992年洋浦地区房屋普查登记底册而得到安置，三原告由于1992年洋浦地区房屋普查时漏登，没有房屋登记底册而不予安置，这是不公平合理的。周烈有1992年房屋普查登记底册，三原告没有，但这不能改变被拆迁的房屋是周烈和三原告共有的事实。被告不正视这一事实，就不是实事求是。三原告与周烈共有的房屋被被告拆迁后，周烈得安置而三原告不得到安置，三原告为了得到公平和解决今后的住房问题，不断申诉、上访。然而在省政府信访办的督促下，被告却作出明显不公的《信访答复函》，迫使三原告不得不提起这一行政诉讼，求助法律维权。我们请求人民法院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认定被告不按安置周烈的标准安置三原告而“按当时的搬迁政策处理其安置问题”，明显不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撤销被告作出的《信访答复函》，支持三原告的诉请，维护三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一、依法撤销洋浦搬迁办作出的浦搬办函（2015）53号《信访答复函》；二、判决被告洋浦管委会搬迁三位原告与周烈共有的房屋，按安置周烈的标准安置三位原告。
原告周开雄、周开发、周开文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证据1、2003年9月洋浦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洋浦）纸浆厂用地范围内建筑物核查登记表，证明三位原告与周烈共有的房屋，在2003年9月核查登记时户主是周烈、周华，户主确认签名是周开雄、周开发、周开文；证据2、民事判决书，证明被拆迁的房屋是三位原告与周烈共有的房屋；证据3、1992年3月25日洋浦三十平方公里建筑物调查登记表，证明三位原告与周烈共有的房屋，1992年调查登记时户主仅仅只有周烈，三位原告被漏登记；证据4、周烈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证明房屋被拆迁后，周烈得到洋浦管委会的79996元的补偿款和安置的宅基地360平方米；证据5、申请书，证据6、关于解决洋浦浆纸厂用地搬迁皇品村民周开雄、周开发、周开文安置问题的上访信，证据7、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证据8、关于解决洋浦浆纸厂用地搬迁皇品村民周开雄、周开发、周开文安置问题的上访信，证据9、证明，证据10、关于周开雄等三兄弟房屋的情况说明，证据5-10均证明三原告一直在上访并一直在请求安置。
被告洋浦管委会答辩称，一、三原告撤销《信访答复函》的诉求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驳回该项起诉。洋浦搬迁办浦搬办函（2015）53号《信访答复函》，是按信访处理程序对三原告信访反映的历史遗留问题的解释，该问题早已处理完毕，即对三原告不予搬迁安置。该《信访答复函》没有改变原有的行政法律关系，没有对三原告的权利义务发生新的影响，原告对该《信访答复函》提起行政诉讼，属于“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8号《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五）项之规定，该诉求不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依法应驳回三原告的该项起诉。二、三原告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应驳回起诉。（一）被告对三原告诉称的“祖屋”已做出行政处理。根据原、被告均提供的周烈与新都区办事处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被告对三原告诉称的“祖屋”已全额赔偿79996元，并将该赔偿款支付给该房屋当时的实际占有人周烈。在赔偿该所谓“祖屋”时，周烈与三原告对该房屋权属有争议，为防止双方因争议耽搁拆迁房屋期限，经周烈及三原告同意，被告采取了在《浆纸厂用地范围内建筑物核查登记表》中将争议“祖屋”中的木架楼房记载为“周烈与三原告共有”，将栋柱平房记载为“周烈、周华共有”，将房屋全部赔偿款支付给周烈，待周烈与三原告就房屋产权争议解决后各方找周烈分钱等方式，已对三原告所称的“祖屋”赔偿问题做出行政处理。对三原告所称的安置问题，被告根据当时政策，已于2003年9月对符合安置条件的周烈进行了安置，对不符合安置条件的三原告不予安置。（二）起诉期限应为2003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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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月4日。按三原告诉称及其提供的证据《洋浦经济开发区浆纸厂用地范围内建筑物核查登记表》记载的时间，原告在2003年9月5日即已要求被告对其进行搬迁安置，但被告一直未与其签订搬迁安置协议，这属于要求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8号《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和《行政诉讼法（1989年）》第三十九条，自2003年9月5日起60日届满后，即从2003年10月5日起，三原告即知道被告不履行其申请的给予搬迁安置的义务，三原告的起诉期限为2003年10月5日起至2004年1月4日止。（三）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对三原告所称的“祖屋”，被告已于2003年9月全额赔偿，对三原告所要求的安置被告已明确表示三原告不符合有1992年人口和房屋底册、参加被搬迁村庄家庭联产承包、有搬迁当时的洋浦常住户口等四个安置条件，要求三原告回其生产生活地安置。当然，局限于当时法制工作的不规范，被告不给于三原告安置的外在形式，仅仅表现为口头答复和不与三原告签订搬迁安置合同的事实，没有出具书面材料给三原告。但即使是这样，三原告的安置请求的起诉期限最长也不得超过5年，从其要求安置之日的2003年9月5日起算，三原告至2015年6月起诉也远远超过起诉期限。三、三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周烈的安置条件给其安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2003年被告对周烈进行搬迁安置时，周烈具有予以安置的全部四个条件：有洋浦常住户口、有1992年房屋底册和人口底册、在1992年征地之前参加了被拆迁村庄家庭联产承包。这完全符合当时搬迁安置的政策，被告因而与周烈签订了搬迁安置协议并完全履行。（二）三原告不符合予以安置的任何一个条件。1、三原告1992年人口底册系虚假记录。1992年，三原告均在儋州市排浦镇昌王居委会文清村参加家庭联产承包，在此建有房屋居住，在此生产生活，不具有登记在1992年洋浦常住人口普查登记的底册上的基础实施。即使三原告在1992年洋浦人口底册上有登记，也为虚假登记，应予撤销。2、原告没有1992年房屋底册。在1992年房屋底册上没有三原告在洋浦经济开发区内建有房屋的记载。3、三原告未参加92年前被拆迁村庄家庭联产承包。三原告在1980年代至今都参加儋州市排浦镇文清村家庭联产承包，根据一户不能参加两处家庭联产承包的常识，三原告不可能同时参加1992年前被拆迁村庄家庭联产承包。4、三原告1992年在洋浦的常住户口为非法户口。在2013年前，三原告均具有双重户口，一个在洋浦、一个在儋州市排浦镇昌王居委会文清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公民应当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一个公民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三原告1980年代至今均在儋州市排浦镇昌王居委会文清村参加家庭联产承包，在此生产生活居住，儋州市排浦镇昌王居委会文清村是其经常居住的地方。1980年代至今2013年期间，三原告具有双重户籍，应认定其在文清村的户口为合法户口，其在洋浦的常住户口为非法户口。因此，三原告要求按周烈的标准对其进行安置，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原告的部分诉请不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内，其余诉请超过起诉期限。同时，其所请求事项也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特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三原告的全部起诉。
被告洋浦管委会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证据1、《关于解决洋浦浆纸厂用地搬迁皇品村村民周开雄、周开发、周开文安置问题的上访信》、《信访答复函》，证明《信访答复函》只是对申诉问题的解释，未对三位原告不予安置的行政行为的产生新的影响；证据2、《洋浦经济开发区居民搬迁安置工作方案（94年）》，《洋浦保税港区居民搬迁安置暂行规定（2008年）》，证明签订搬迁安置合同的政策依据、按原户安置标准签订搬迁安置合同的实体要件是参加1992年被拆迁村庄家庭联产承包、有1992年人口底册和房屋底册、有洋浦常住户口；证据3、2012年第79期《主任办公会议纪要》，证明三位原告不符合签订搬迁安置协议的条件；证据4、《洋浦经济开发区浆纸厂用地范围内建筑物核查登记表》，证明原告正式主张要求被告对其安置的时间是2003年9月5日；证据5、周烈与新都区办事处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及周烈1992年的房屋底册，证明被告已全部赔偿三位原告所称的“祖屋”，已对符合安置条件的周烈进行了安置，并于2003年9月26日已告知三位原告其不符合安置条件不予安置；证据6、三位原告在儋州市排浦镇的《常住户口登记表》、周开雄等三户在洋浦和林开雄等三户在排浦镇的《户籍登记情况一览表》、洋浦公安局《证明》、《林开文户口情况打印单》，证明林开雄就是周开雄、林开文就是周开文、林开发就是周开发，其均为林乌侬（又名周明华）与谢燕熙之子，该三人均在2013年前均有双重户口；证据7、《海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公示信息确认表》、林开雄领取粮农直补《证明》，林开雄、林开文在文清村宅基地登记发证情况《证明》，证明三位原告从1980年代至今一直参加排浦镇文清村家庭联产承包，在文清村建房居住，在文清村生产生活；证据8、浦局（2003）5号《关于印发金海浆纸厂用地居民搬迁安置工作方案、杨辉村房屋及其他建筑物拆迁赔偿方案的通知》，证明签订搬迁合同的政策依据，对周烈进行安置是属于该文件第三页所称的第一类安置，周烈安置的条件是四个：1992年人口底册、1992年房屋底册、1992年洋浦常住户口、1992年之前参加皇品村的家庭联产承包，三原告不符合这个条件；证据9、琼编（2014）22号《海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洋浦经济开发区机构编制调整的通知》，证据10、浦编（2014）5号《关于印发﹤洋浦经济开发区机构编制调整实施方案﹥的通知》及洋浦工委管委会机构设置、职能分工一览表，证据11、浦编办（2014）3号《关于﹤洋浦经济开发区机构编制调整实施方案﹥的备案报告》，证据9-11证明搬迁办是独立的法人，它独立行使编制文件的职能；证据12、证明，证明原告2002年6月份分第三批土地款时，皇品村确定的分配土地款的标准是：凡祖籍在皇品村的人员都可以不同程度的分得土地款，同时证明分得土地款的人并非就是参加了1992年以前皇品村的家庭联产承包的人。
第三人洋浦搬迁办的答辩意见与被告洋浦管委会的答辩意见一致。
第三人洋浦搬迁办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
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如下：（一）关于原告周开雄、周开发、周开文提交的证据：被告洋浦管委会对证据1，认为该表确实存在，但该表的形成过程是：2003年9月5日，搬迁工作组对登记为周烈的房屋进行调查登记，丈量登记时只有周烈签名。同年9月底对该登记房屋进行拆除时，周明华（表上签名的周华）一家（包括其子周开文、周开雄、周开发）从排浦镇回祖籍地阻挠拆除。当时周烈认为房屋为他本人所有，周明华一家认为他们也有份。为顺利拆除该房屋，经工作组做工作，最后商定在《建筑物核查登记表》上将该房屋登记为周烈、周明华共有，先行将补偿款补偿给原1992年房屋底册上的登记户周烈，周烈、周明华解决纠纷后，双方再分配补偿款。因此该登记表中备注部分，周华一家的签名等均为后补。上述过程说明，周华一家的签名只能证明周烈、周华一家对该房权属有争议，不能证明周华一家（包括其子周开文、周开雄、周开发）有安置资格。对证据2，认为该判决裁判的是周烈、周明华（即周华）一家分家析产事务，并未认定周明华（包括其子周开文、周开雄、周开发）一家获得洋浦管委会的安置资格。如认为周明华一家（包括三原告）据此获得安置资格，则该判决就遗漏了应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洋浦管委会，依法应予以撤销。因此，该判决与本案安置纠纷没有关联。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该次登记遗漏了三原告的证明目的，反而说明了1992年时三原告在洋浦并未建有房屋的事实。因为该登记除经过工作组宣传、发动调查等程序外，还经过公示，公示期间原告没有提出异议，在公示后的1992年至2003年，三原告也均未对此提出异议，足以认定该登记的真实性，没有遗漏三个原告。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完整，被告提供了该合同的完整版。合同的完整版可以证明，周烈享受的是原户安置待遇，2003年9月5日《建筑物核查登记表》上登记的房产及附着物按“就高不就低”原则被告已全部作价赔偿给周烈，并将该79996元作价赔偿款全部支付给建筑物实际使用人周烈，也是遵从周烈与周华一家达成的意见所作。周烈另行获得的18324元奖励费、4000元过渡费、每人每月30斤大米补助和360㎡宅基地均为对周烈的安置待遇。该证据不能证明三原告应获得安置待遇。最后，被告要特别说明周烈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中最后一页的《搬迁安置户确认表》、《三十平方公里建筑物调查登记表》（1992年底册）、《建筑物核查登记表》及其该表反面的《建筑物平面图》的对应关系。三原告所称的祖屋指的是2003年的表格中第一栏登记的5m7m的楼房和第二栏登记的7.8m14.6m的平房，该房屋在1992年表格中登记为第一栏的5m8m的楼房和第二栏的8.5m13.3m的平房，其中，1992年丈量采取“檐到檐”标准，2003年采取“墙到墙”标准。因前后丈量标准的差别，加上房屋所有人的修缮、加盖，造成登记数据出现了较大误差。该房屋在《建筑物平面图》中标示为最右面下边的房屋和最上面中间的房屋，在《搬迁安置户确认表》中记载为第一栏楼房和第二栏平房。被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1.该房屋在1992年儋州市有关机关登记时登记在周烈名下，该登记经过了申报-
调查-公示-
确定等法定程序，三原告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都未提出过异议，该1992年登记具有法定效力。2.2003年《建筑物核查登记表》中第一、第二栏“备考”中的记载、户主处“周华”的签名、户主确认签名处“周华、开雄、开发、开文”的签名均为2003年搬迁工作组为解决三原告无理阻挠拆除该房屋的临时举措，该签名是后补的，是为标示周烈与三原告就该房屋产权有争议而为，不具有变更1992年原始登记确定周烈为该房产所有人的效力，要变更该1992年登记，必须按法定程序提起行政诉讼。3.三原告在1992年登记后的10多年中均未对登记提出异议的事实说明：1992年登记时三原告肯定不在房屋所在地，也并不是房屋的实际使用人；2003年开始搬迁房屋调查时，三原告也不在该房屋居住，只是后来听说要搬迁了，有利益了才来与周烈争该财产；当时周烈也不认为该财产属于三原告共有，否则该财产的拆除赔偿金也就会分别支付给三原告。综上，《三十平方公里建筑物调查登记表》、周烈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中的《搬迁安置户确认表》、《建筑物核查登记表》及其该表反面的《建筑物平面图》在形式上都是真实的，但在内容上应以1992年《三十平方公里建筑物调查登记表》的记载为准，效力上也应以1992年原始记载为准。同时，《搬迁安置户确认表》也是按照有利于被搬迁人周烈的“就高不就低”原则对周烈进行补偿的，被告对三原告所称的“祖屋”已全额进行了赔偿。对证据5-8，认为能够说明这个申请书是写给洋浦拆迁办办事处，前面四份证明能够说明三原告就其安置的问题一直在信访，但是不能够证明他的信访有中止被告安置处理这个行政行为起诉期限的效力，证据5能够证明三原告在2005年时就已经知晓不被安置，第一份证据第一页第四段最后一句话和第五段第一句话说明三原告在2005年就已经知晓被告不对其进行安置。证据6，这个上访信第二页第二行到第五行这句话，已经清楚的证明被告早告知原告不进行安置。对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实际上是三原告在2014年先给省政府办公厅寄出上访信后，再寄出给省信访局以后，被告的信访办在收到两次转信后的处理意见。证据8的内容和证据6是相同的，没有1992的房屋底册，没有参加联产承包，与周烈不属于同一类。证据9、10，既不是举证期限内提交的，也不是法庭要求补充的关于诉讼期限问题的证据我们不进行质证，只进行说明。对证据9，认为从现在情况来看，有皇品村盖章，形式上应该是这两个组织做出来，从内容来看三原告确确实实在1995年进行户口整顿的时候不在洋浦补录户口，但是这两个组织只了解他们管辖范围内的事，三原告已经改名，同时他们也一直参加土地联产承包，也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只是说因三原告享有土地分配款，而事实是祖籍是否在皇品村是分配土地款的依据，同时三原告在排浦镇从1980年土地联产承包开始至今都签着土地联产合同，并参加今年的土地确权，领着宅基地在文清村生活，在文清村参加联产承包活动。证据10，这个里面有个盖章不清晰，没有看到原件，我就内容来说，《情况说明》记载1986年期间三原告返回老家种地打石头，这个情况不属实。1986年的时候洋浦还没有开发，登记底册没有登记的时候应该在家，而底册上没有三原告，三原告从未主张这一个事实，反而说明，该证据陈述的事实是虚假的。另外，这段记载与原告提供的原告在文清村参加土地承包、生产生活的证据相矛盾。法院确实判决三原告与周烈的房屋享有共有权，但财产的共有权不等于政府的安置权，是否安置要根据政府规范性文件进行，两个基础组织超越自己的权限作出这样的说明，也证明这个内容不合法。第三人洋浦搬迁办对原告提交的10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洋浦管委会对原告所提交的10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二）关于被告洋浦管委会提交的证据：三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和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他们想要证明的内容；对证据2，认为三原告的事情是为了建造纸厂拆迁所造成的问题，被告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该纪要没有研究三个原告是否补偿的问题，只是一个政策解读文件，不能证明被告要证明的问题；对证据4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只是被告为了拆房子做的登记；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证据6-7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这两份证据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8，认为被告提供的3号、5号文作为管理文件，不是国家法律法规，如果这样的文件规定与国家的法律对立的话就无效，认为三原告有联产承包，有房屋底册，有人口登记，和周烈条件一样，之所以当时没有房屋底册，是因为1992年登记房屋登记的时候我方当事人不在洋浦；对证据9-12没有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一）关于原告周开雄、周开发、周开文提交的证据：对证据1-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均无异议。（二）关于被告洋浦管委会提交的证据：对证据1、3-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均无异议，证据2与本案无关，本院依法不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1992年3月25日，洋浦管委会调查洋浦三十平方公里建筑物时，形成调查登记表，该表中载明，位于洋浦新都区皇品村的房屋户主为周烈。2003年9月，洋浦管委会调查纸浆厂用地范围内建筑物时，形成核查登记表，表中载明的该房屋的户主是周烈、周华、开雄、开发、开文。该房屋于2003年被洋浦管委会拆迁，周烈获得拆迁补偿款79996元及安置的宅基地360平方米。房屋被拆迁后，三原告多次向被告洋浦管委会、洋浦拆迁办申请要求给予安置，但并未得到被告洋浦管委会的书面答复。2011年，原告周开雄、周开文、周开发与周烈就分割周烈获得的79996元的相应份额的补偿款问题产生纠纷，后经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浦民初字第15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被拆迁的房屋属于原告周开雄、周开发、周开文及周烈的父母留下的祖屋，属于共有财产的事实。之后，三原告又多次上访，要求解决安置问题，并于2014年8月6日向海南省信访局寄出上访信，洋浦搬迁办接到海南省信访局转来的上访信后于2015年5月14日作出《信访答复函》，该《信访答复函》的主要内容为：一、周开雄等三户具有洋浦常住户口；二、该三户具有洋浦地区1992年人口普查登记底册；三、根据该三户具备的上述条件，按当时的搬迁政策处理其安置问题。请将此意见转达信访人。如信访人不接受该处理意见，建议其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个人诉求问题。2015年6月29日，三原告不服该《信访答复函》并提起行政诉讼。三原告周开雄、周开发、周开文祖籍在洋浦经济开发区新都区高山居委会皇品村，早在1992年以前，便随其父周明华在儋州市排浦镇昌王村委会文清村落户并居住生活，三原告周开雄、周开发、周开文在儋州市排浦镇落户的姓名分别为林开雄、林开发、林开文，并在文清村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得宅基地并建有房屋。林开雄、林开发、林开文的户口于2012-2013年间陆续以死亡的名义注销，而周开雄、周开发、周开文的户口被保留使用。洋浦搬迁办系洋浦管委会授权负责处理被拆迁户安置问题的专门机构。
本院认为，争议焦点一、《信访答复函》是否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六）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本案中，第三人洋浦搬迁办作出的《信访答复函》中，明确三位原告具备洋浦常住户口及洋浦地区1992年人口普查登记底册的条件，决定根据这两项条件并按当时的搬迁政策处理三位原告的安置问题，属于对处理三原告所反映的安置问题所适用的条件和政策所进行的告知，对三原告的权利义务并未产生新的实际的影响，故洋浦搬迁办作出的《信访答复函》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
争议焦点二、三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本案中，三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时间是2015年6月29日，《信访答复函》则是在2015年5月14日作出的，其主张撤销《信访答复函》的诉讼请求显然并未超过法定的六个月的起诉期限。另三原告自2003年起至今多次要求按照周烈的标准对其进行安置的请求，被告洋浦管委会从未以书面形式明确作出对三原告不予安置的处理决定，导致三原告不断申诉信访，要求解决安置问题，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期间并非由于三原告自身的原因造成的，对原告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期间应当予以扣除，扣除后，三原告关于安置问题的请求的起诉期限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争议焦点三、三原告是否可按照周烈标准享有皇品村的拆迁安置资格。根据洋浦管理局于2003年批准的《洋浦经济开发区金海浆纸厂用地居民搬迁安置工作方案》，周烈符合“参与拆迁村庄土地联产承包，1992年普查时，人在户口在，有房屋登记在册的搬迁户”的安置条件。而三原告早在1992年以前，便已在儋州市排浦镇昌王村委会文清村落户生活，在文清村至今仍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宅基地，并享有文清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三原告虽在皇品村仍有户口，并与周烈共有父母留下的祖屋，但并未作为皇品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参与过农村土地联产承包，在1992年进行普查至2003年房屋拆迁期间，三原告已是儋州市排浦镇文清村村民，三原告并不具备皇品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亦不享有皇品村的拆迁安置资格。
综上所述，原告周开雄、周开发、周开文主张撤销被告洋浦管委会作出的《信访答复函》的诉讼请求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以及主张按周烈的标准安置三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周开雄、周开发、周开文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周开雄、周开发、周开文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高玉萍
审判员 刘 霞
审判员 文魁兴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买歌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