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冀06民终14号栗安祥，男，1973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长治市城区。山西省长治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永兵，山西恒烨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猛，男，1985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安国市。委托河北省安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河北祁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林，男，1981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安国市。委托河北省安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仙，女，1984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安国市，系被上诉人胡林之妻。上诉人栗安祥因与被上诉人王猛、胡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安国市人民法院（2017）冀0683民初4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栗安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牛永兵、被上诉人王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被上诉人胡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栗安祥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被上诉人王猛提交的收到条上只有一个签字是上诉人本人所写，“收到条”“收货人”、24.73吨前面的“栗安祥”等均不是上诉人本人所写，其余内容均是被上诉人胡林一人所写,是胡林与上诉人对货物数量列的清单，并非王猛所述是上诉人为其出具的收货条。该“收到条”中的两个“栗安祥”签字明显不一致，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明确提出了意见，法庭对此不予查明，片面的以该“收到条”作为证据认定上诉人与王猛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是错误的。该“收到条”的内容存在严重虚假，是王猛变造的虚假证据，对之不应采信，作为本案基本事实能否查清的关键证据，法院应当予以调查核实，因此，上诉人要求对该“收到条”进行笔迹鉴定。2.本案涉及两个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向胡林购买柴胡，胡林又找到王猛购买，所以上诉人将款打给胡林，胡林再将该款付给王猛。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王猛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错误，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3.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向王猛购买无头柴胡12080公斤、两公分柴胡11230公斤、柴胡1420公斤不是事实。上诉人自2015年11月至2016年8月共计向胡林购买无头柴胡14650公斤，后拉走无头柴胡2544公斤，上诉人实际收到货物的数量为14650+12790+1420-2544=26316公斤，与王猛提供的书证供货24.73吨不符。因此可以说明，上诉人所收货物不是王猛所供。4.王猛在起诉状中陈述“胡林与栗安祥分别从其手中购买柴胡”，但并未说明胡林与上诉人分别购买的数量及时间，在一审庭审时，其又改称胡林与上诉人一起购买，无法自圆其说。一审法院以胡林与上诉人共同购买柴胡为由判决二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明显事实不清。二、本案所涉合同属无效合同，一审判决违背法律规定，实属错误。本案所涉合同标的物柴胡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因此，柴胡属于药品。《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十一条、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规定是指农民自产自销的中药材，若从农民手中购入再成批销售出去，则构成无证经营违法行为。王猛当庭陈述其从东北购买柴胡转卖给上诉人，其行为属于经营行为，但其又没有药品经营许可证，根据《药品管理法》第十四条“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不得经营药品”的规定，王猛、胡林销售柴胡不仅不符合药用要求，且出售行为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故本案买卖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应当返还上诉人所支付的货款。三、本案的关键事实是由于王猛卖给胡林的药材不合格，导致上诉人收购胡林提供的药材无法与药厂交易，在此情况下，三方已协商解除该买卖合同。此事实有2016年11月9日王猛给上诉人发的短信“我们同意退款，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去拉，回来运费你们得承担，25吨货是你们找车还是我们找车”证实。正是由于三方达成了解除合同意向，才出现了2016年12月5日的药材清单和2016年12月7日所写的“年底2016年12月30日前将收到的柴胡剩余24.7吨事宜解决清”，也就是2016年12月30日前王猛退回药材款，上诉人退回药材。但之后王猛、胡林一直未退回药材款，上诉人也未退回药材。四、一审法院存在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色彩，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不采信，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存在的重大虚假情况不予调查核实，偏袒被上诉人，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王猛辩称，一、答辩人从未说过收货单是被答辩人书写，只是三人核对无误后被答辩人在收货人处签字，且被答辩人在2016年12月7日再次确认保证“年底2016年12月30日前将收到的柴胡剩余24.7吨事宜解决清”，由被答辩人和胡林签字。被答辩人在一审时对其两个签字并无异议，一审判决对当事人无异议的签字予以认定正确。二、最开始谈这几笔业务时，是被答辩人和胡林两人亲自找到答辩人要求购买柴胡，当时答辩人坚持货款两清，胡林说被答辩人是其亲戚，二人称只要答辩人发货，货款没有问题。在此情况下，答辩人带二人看了货，谈好了数量、质量、品种、价格后，答辩人才给二人发货，但二人收货后迟迟不予付款。答辩人无数次找二人，二人才给付了550600元，剩余的537340元至今未付。被答辩人以先将550600元汇给胡林、胡林再给答辩人为由，想制造两个买卖合同，以搅乱本案事实，答辩人认为这恰恰证明了二人是所欠货款的共同债务人，被答辩人所谓的两个合同的上诉理由是不成立的。三、答辩人起诉的是被答辩人给答辩人亲笔签名的、并保证将收到的柴胡解决清的24.73吨的货款，被答辩人自己列的购买胡林无头柴胡的清单与答辩人无关，如果其认为与胡林有其他经济纠纷，应另案起诉。四、答辩人在诉状中明确说明的是：2015年至2016年被答辩人与胡林分别不同时段购买了答辩人的柴胡，并无该二人分别从答辩人处购买柴胡的字样。答辩人是按照被答辩人所打的收货条的时间进行的陈述，事实清楚，被答辩人的相关上诉理由是断章取义，自我编造。五、答辩人就是农民，按被答辩人所述，其自己没有药品经营许可证，却从答辩人手中购买药材再成批销售出去，构成知法犯法，其主张买卖合同无效，应首先由其承担全部责任。事实上，国家早已明确将家种柴胡列为农副产品，并鼓励种植和销售，国家只对野生和特殊的中药材品种使用许可制。因此，被答辩人此项上诉理由不成立。六、答辩人卖给被答辩人的柴胡都是其亲自验收后才发的货，根本不存在任何质量问题，被答辩人故意以此为由少给或不给货款，其在一审开庭时提供的复印件以及与答辩人没有关系的证明，均不能说明答辩人提供的柴胡有质量问题。被答辩人在一审答辩中要求赔偿损失50万元，其对此未提起反诉，一审法院依法确认答辩人提供的药材不存在质量问题完全合法。七、被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存在地方保护主义，但一审法院是根据被答辩人亲笔签名的收货单和保证承诺作出的判决，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任何证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胡林辩称，对被答辩人所述答辩人与王猛是买卖合同关系予以否认，对王猛所述与答辩人、被答辩人是买卖合同关系也予以否认，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也不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如果答辩人是中间人，肯定会有利润，不可能将被答辩人转给的钱一分不少的转给王猛。如果答辩人、被答辩人与王猛是买卖合同关系，王猛不可能去山西让被答辩人签字。王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胡林及栗安祥立即给付货款537940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胡林及栗安祥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汇款明细、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中国银行承兑汇票予以确认，证明胡林以中国工商银行转账的方式向王猛的姐姐王丽转账50600元、以中国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给付王猛50万元，王猛在庭审中认可胡林以上述两种方式给付其550600元的事实。对有争议的证据认定如下：1.时间为2016年12月5日的收到条上有“收货人：栗安祥”签字，予以认定；2.时间为2016年12月7日、内容为“年底2016.12.30日前将收到的柴胡剩余24.7吨事宜解决清栗安祥胡林”的字据上有栗安祥、胡林的签字，予以认定；3.栗安祥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中国银行承兑汇票，证明栗安祥给付胡林57万元，予以认定；4.栗安祥提交的电话录音、货物放行单，与王猛无直接关系，不予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栗安祥于2015年11月29日收到无头柴胡1000公斤、两公分柴胡140公斤；于2015年12月30日收到无头柴胡10100公斤；于2016年1月11日收到两公分柴胡12650公斤、无头柴胡3550公斤；于2016年8月收到柴胡1420公斤；后取回无头柴胡2570公斤、两公分柴胡损耗1560公斤。综上：无头柴胡共计12080公斤、两公分柴胡共计11230公斤、柴胡共计1420公斤（以上三种柴胡总共24730公斤），其中无头柴胡每公斤45元、两公分柴胡每公斤40元、柴胡每公斤67元，三种柴胡合款共计1087940元。栗安祥于2016年12月5日对上述收到的柴胡出具收到条一份，并签有“收货人：栗安祥”；栗安祥、胡林于2016年12月7日出具一份内容为“年底2016.12.30日前将收到的柴胡剩余24.7吨事宜解决清栗安祥胡林”的字据。上述两张字据均由王猛持有。栗安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分别于2016年2月2日、2016年2月4日汇款给胡林5万元、2万元，通过中国银行承兑汇票给付胡林50万元。胡林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王猛的姐姐王丽转账50600元，通过中国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王猛50万元，王猛在庭审中认可胡林以上述两种方式向其付款550600元，但剩余货款537340元一直未给付。一审法院认为，在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成立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成立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有书面合同的，应当提交书面合同；在没有书面合同时，主张合同成立的一方提交的运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或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书证，也是证明买卖合同成立的重要证据。王猛提交的时间为2016年12月5日的收到条可以认定为收货单，在该收到条上有栗安祥的签字，证明王猛与栗安祥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时间为2016年12月7日的字据上有栗安祥、胡林的签字，且胡林向王猛给付550600元，故王猛与栗安祥、胡林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胡林辩称向王猛给付550600元货款是栗安祥给付王猛的，王猛只与栗安祥存在买卖关系，其只是作为见证人在字据上签字。对此，胡林在该字据中没有表明见证人的身份，也未提出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其与王猛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栗安祥辩称向胡林给付57万元只能证明与胡林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与王猛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但其却在王猛持有的收到条上签字，且与胡林共同签有“年底2016.12.30日前将收到的柴胡剩余24.7吨事宜解决清”的字据，足以证明王猛与栗安祥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栗安祥辩称柴胡质量不合格，但对此未提出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其同时辩称王猛不具有药品经营许可证、本案所涉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但按照市场交易习惯和药品属性，涉案药材无需办理药品经营许可证。综上所述，对栗安祥、胡林提出的辩驳理由不予支持。栗安祥、胡林尚欠王猛货款537340元，事实清楚，二人应予偿还。对王猛多主张的600元不予支持。王猛要求胡林、栗安祥自2017年4月14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对胡林关于不存在买卖关系及栗安祥所称不存在买卖关系、柴胡质量不合格、王猛不具有药品经营许可证的辩驳理由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胡林、栗安祥共同偿还原告王猛货款53734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7年4月14日开始计算，计算至履行完毕止），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王猛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180元，由被告胡林、栗安祥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栗安祥提交了盖有“山西振东道地药材开发有限公司质量管理部”印章的关于柴胡质量的证明一份，欲证明20151207、20151206、20160104、20160103、20151220五批柴胡共计32740公斤经山西振东道地药材开发有限公司质量管理部检验不合格，不符合该公司质量标准。被上诉人王猛认为该证据不是新证据，不予质证。被上诉人胡林认为该证据与其无关。因栗安祥提交的该份证据中加盖的是部门印章，且无出具时间，亦不能显示与本案所涉药材有关，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均无法认定，故对之不予采信。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审理焦点是：一、与被上诉人王猛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是谁；二、涉案买卖合同是否有效；三、标的物的数量及质量问题。关于第一个焦点，上诉人栗安祥上诉主张王猛在诉状中陈述“被上诉人胡林与上诉人分别从其手中购买柴胡”，经查阅，诉状中并无上述内容，王猛在诉状中的陈述为“2015年11月27日至2016年8月，二被告分别购买原告中药材无头柴胡、两公分柴胡、柴胡共计24.73吨”，其中的“分别”应是针对前述时间段而言，并非栗安祥所主张的“被上诉人胡林与上诉人分别购买”。王猛为证明与其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为栗安祥和胡林，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6年12月5日署名为“栗安祥”的收到条和2016年12月7日署名为“栗安祥”“胡林”的字条。栗安祥及胡林虽对与王猛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提出异议，但在一审庭审中均明确表示对上述各自签名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据此，结合王猛提交的上述证据及胡林向王猛付款550600元的证据，在栗安祥、胡林不能针对上述证据提交足以反驳的证据的情形下，应当认定与王猛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是栗安祥、胡林二人。关于第二个焦点，栗安祥以王猛无证经营中药材违反《药品管理法》相关国家强制性规定为由主张本案买卖合同无效。对此，因《药品管理法》第十四条是针对“开办药品批发企业须经相关部门批准并发给药品经营许可证，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不得经营药品”作出的规定，同时该法第二十一条又规定了“城乡集市贸易市场可以出售中药材”。此外，《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中的“强制性规定”是指强行性规范中的效力性规范，而非全部强行性规范，即并非所有违反强行性规范的行为都必然导致合同无效。综上，涉案买卖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关于第三个焦点，王猛提交的有栗安祥亲笔签名的收到条中明确记载了收货的时间、品种、数量、单价等。栗安祥上诉主张其实际收到的货物数量与王猛提供的书证所记载的供货数量不符，并以此主张其所收货物不是王猛提供。对此，栗安祥并未提交相应证据反驳王猛提交的收到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栗安祥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在收到条上签名的行为即是对交易数量等事实的确认。一审判决认定买卖双方交易数量为无头柴胡共计12080公斤、两公分柴胡共计11230公斤、柴胡共计1420公斤（以上三种柴胡总共24730公斤），证据充分。栗安祥以2016年11月9日王猛给其发送过短信为由，主张案涉药材存在质量问题，且当事人之间经过协商已经解除买卖合同。对此，因短信中并无有关质量的内容，且短信的发送时间在栗安祥出具收到条、栗安祥和胡林出具字条之前，此外，栗安祥亦未能提交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故在本案中不能认定案涉药材存在质量问题。综上所述，栗安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180元，由上诉人栗安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红哲审 判 员 李舒淼审 判 员 郑金梁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 杜斯妹书 记 员 边 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