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烟行初字第84号
原告：徐维钊（曾用名徐卫钊），烟台恒健建筑安装有限公司职工。
委托代理人：尹瑞芳。
被告：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政府。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市府街**号。
法定代表人：牟树青，区长。
委托代理人：郑德龙，山东鑫希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高扬，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政府幸福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被告：烟台市芝罘区幸福街道祥发居民委员会。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幸福街道办事处幸福八村。
法定代表人：马文先，主任。
委托代理人：洪伟，山东苑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维钊诉被告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政府（以下称芝罘区政府）、烟台市芝罘区幸福街道南祥发居民委员会（以下称祥发居委会）行政不作为、违法强拆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徐维钊委托代理人尹瑞芳、被告芝罘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郑德龙、高扬、被告祥发居委会委托代理人洪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维钊诉称：原告是祥发居委会（原芝罘区幸福镇幸福八村）的居民，属于第一被告征收拆迁公告的范围内。1994年，原告经当时的幸福八村村委同意建了1140平方米的房屋，1996年办理房产证时，幸福八村将原告房屋统一办到了幸福八村一个房产证上。房产证号为：烟芝房自证字第××号。为了明确产权，2006年10月10日祥发居委会给原告出具了书面证明，说明该房产证中的1140平方米属于原告所有，并在房产证上标出原告所有房屋的具体位置。2010年8月，第二被告祥发居委会的书记马文先，也是烟台宏发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既代表祥发居委会又代表烟台宏发实业有限公司开始对原告及其周边征收拆迁，因价格相差太大，没有与我达成补偿协议。2011年4月14日，我被第二被告断水断电。2014年，第二被告用铲车强行推塌了原告22间、合计330平方米的房屋。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第二被告违法强拆了原告的房屋。第一被告没有依法履行好监管下级部门的职责，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原告诉状的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第一被告，在本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中，没有依法履行监管下级部门的职责；2、请求依法判决第二被告违法强拆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
针对其以上主张，原告向法庭提供了如下证据：
1、2006年10月10第二被告出具的房产证明，证明位于幸福八村的东侧烟芝房自字第408003号（地号21）其中的1140平方米属于徐维钊个人所有；
2、停电停水通知书，证明烟台宏发实业有限公司2011年4月14日给原告下发的停水、停电的通知；
3、发票，证明在第二被告停电时，原告用柴油和汽油发电的部分发票；
4、租房合同，证明由于第二被告的断水、断电给原告造成房租的损失；
5、照片4张，证明被第二被告强拆后的状况；
6、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证明原告的房屋在政府征收补偿的范围内，并提供了相关的建设用地的批复和政府征用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7、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徐维钊曾用名徐卫钊；
8、发票，证明原告不是因为没有电费而停电。
原告以上述证据证明本案房屋拆除行为存在。
被告芝罘区政府于2015年7月8日向本院提交了答辩状，辩称：一、原告诉称涉案房屋系由其合法建造，应提供当初的建房许可证等批建文件。涉案房屋的产权自始并没有经房屋登记部门登记在原告名下，单凭第二被告的书面证明，不能证明原告系涉案房屋的合法权利人，原告不具备本案适格主体资格。二、被告不应成为本案被告，并未对涉案房屋所在范围实施过房屋征收行为，更没有委托第二被告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涉案的房屋被拆除与被告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诉称涉案房屋系由第二被告实施拆除的，此前双方就补偿价格进行过磋商，因未能达成一致所以未能签订民事拆迁补偿协议。如确实如此，原告应通过民事诉讼法手段要求第二被告承担法律责任。三、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对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被告与居委会不是上下级关系，也不存在原告所称的监管关系。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履行监管下级部门的职责和不作为没有法律依据。四、原告诉称涉案房屋是由第二被告指使他人在2014年推塌的，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芝罘区政府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经审理查明：2012年上半年，青荣城际铁路开始修建，南车门村委成立了青荣城际铁路卧龙园南车门居民区征迁指挥部（以下称征迁指挥部），该征迁指挥部系临时办事机构，成立时没有批文，也没有法人资格。2012年6月11日南车门居委会和征迁指挥部与原告于树昌签订了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征收乙方座落在南车门无街无号住宅一幢，按每平米3500元予以货币补偿。加上搬家费、速迁费、装修费和附属设施费等合计131488、4元，后第二被告南车门居委会认为原告的房屋无房产证，2013年4月15日，南车门居委会和征迁指挥部又与原告于树昌签订了一份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共计补偿原告86829、60元。庭审中原告于树昌当庭陈述房子是2013年4月18日拆除的，当时给了其三天的时间让收拾房子，拆房子时其本人在场。原告孙广艳当庭陈述，房子是2013年4月18日拆除的，其是2013年4月20日知道房子拆除了。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是原告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二是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
关于原告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依据上述规定，行政诉讼原告是指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且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本案中涉案房屋没有房产证，庭审中原告主张该房屋系其所有，提交了1951年老房契，载明户主为于学山，于学山系原告于树昌的爷爷，已去世。原告于树昌父亲于吉明兄弟姊妹共4人。于学山去世后，该房屋作为遗产，依法应由于吉明兄弟姊妹4人共同继承，现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于吉明其余兄弟姊妹3人放弃继承，故于吉明只有权利处分自己份额的房产，其将涉案房屋赠与原告的行为应无效，原告无充分证据证实涉案房屋系其继承析产而得，不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
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根据以上规定，对已经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其起诉期限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开始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2年。
本案中，关于涉案房屋的拆除时间，庭审中原告徐卫钊当庭陈述房子是2013年4月18日拆除的，当时给了其三天的时间让收拾房子，拆房子时其本人在场；原告孙广艳当庭陈述，房子是2013年4月18日拆除的，其是2013年4月20日知道房子拆除了。由此，本院综合认定，原告于2013年4月20日就知道其房屋已经拆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已经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其起诉期限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开始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2年。原告于2013年4月20日就知道其房屋已经拆除，其于2015年5月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定2年的起诉期限，对原告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四十四条第（二）、（六）项、第六十三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卫钊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徐维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苏宁雪
审 判 员 于 红
人民陪审员 李莉华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高祎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