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安乡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安民初字第870号
原告彭建辉，男，1971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湖南省南县人，务工，住湖南省南县。
委托代理人丁群英，女，1969年6月16日出生，汉族，湖南省安乡县人，务工，住湖南省安乡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系原告彭建辉之妻。
委托代理人田祖明，湖南中思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
被告余冬梅，女，1977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湖南省安乡县人，务工，住湖南省安乡县。
被告余前华，女，1974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河南省商城县人，务工，住河南省商城县。
被告曹传兰，女，1951年7月17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澧县人，务工，住湖南省澧县。
上列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国安，湖南信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告彭建辉诉被告余冬梅、余前华、曹传兰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于2014年8月1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吴炳红独任审判，代理书记员侯仙婷担任记录，于2014年9月16日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4年11月11日，本院作出（2014）安民初字第870号裁定书，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吴炳红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杨爱成、人民陪审员鲁礼凤组成合议庭，代理书记员侯仙婷担任记录，于2014年12月9日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彭建辉及其委托代理人丁群英、田祖明、被告余冬梅及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国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彭建辉诉称，2014年5月21日，于承海骑自行车与原告驾驶的客车相撞，造成于承海受伤的交通事故。于承海于2014年6月24日经治无效死亡。2014年6月16日，交警部门作出事故认定书，认定于承海负主要责任，彭建辉负次要责任。在于承海住院期间，其家属将他抬到原告家，砸坏原告家朝门，胁迫原告对于承海予以赔偿。原告无奈之下，于2014年6月12日与于承海、被告余冬梅签订《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协议书》，约定原告赔偿于承海29万元（不含已经支付的医疗费）。原告认为，原告误认为原告在该起交通事故中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而按承担主要责任的赔偿数额在被告及其亲属的胁迫下签订赔偿协议，存在重大误解，导致签订的赔偿协议显失公平，违背了原告的真实意思。请求撤销2014年6月12日签订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协议书》，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就其诉讼请求，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原、被告身份资料及于承海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原、被告诉讼主体身份情况及于承海户籍性质情况；
2、澧县官垸码头社区居委会证明复印件1份，拟证明被告余前华、余冬梅系于承海之女，且于承海与余承海系同一人；
3、原告机动车驾驶证、行驶证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原告具有合法驾驶资格以及肇事车辆湘J920**客车具有合法上路行驶资格；
4、安乡县人民医院疾病诊断书及医药费收据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于承海受伤后在安乡县人民医院抢救治疗，并诊断为“睁眼昏迷”状态，医药费27058.3元（原告支付）；
5、于承海死亡证明、法医尸检报告、澧县官垸码头社区居委会证明及户口注销证明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于承海因交通事故受伤而医治无效后死亡；
6、安乡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复印件1份，拟证明此次道路交通事故，原告负次要责任、于承海负主要责任；
7、收款凭单复印件1份，拟证明被告已经收取原告交通事故赔偿款10万元；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4、5、6、7，三被告不持异议，且上述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并与待证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对其证据效力本院予以采信。
8、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协议书复印件1份，拟证明原告与被告女儿、女婿在安乡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事故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协议，该协议存有胁迫和重大误解情形，显失公平，不是原告真实意思表示，应予以撤销；
9、安乡县公安局“110”报警单证明及证人曹田贵、李文出庭作证证言，拟证明此次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因被告方要求40万元赔偿问题，被告家属对原告及家人存有胁迫情形。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8，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持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该协议存有胁迫与重大误解情形。本院认为，该交通事故调解协议是否存在胁迫与重大误解情形，这是本案争议焦点，在此本院暂不予认定，而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说理、认定。对原告提供的证据9中的安乡县公安局“110”报警单证明，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供的证据9中的证人证言，因证人曹田贵自述与原告是合伙人，与原告有财产上的利害关系，证人李文未在现场，两名证人的证词均有可能不真实，故对证人曹田贵、李文出庭作证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余冬梅、余前华、曹传兰辩称：1、原、被告签订的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无胁迫、重大误解情形，且现已经实际履行；2、该协议是在安乡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调解委员审核和主持下达成的，应合法有效。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由原告自身承担。
三被告就其辩称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袁伏祥证明1份，拟证明该赔偿协议是袁伏祥调解下达成，该协议是真实公平公正的；
对三被告提供的证据1，原、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持异议，本院认为证人袁伏祥因无客观原因未依法出庭作证，因此对该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纳，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采信。
2、保险单复印件2份，拟证明原告购买了交通事故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
3、安乡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调解委员会调解员宋庭甲律师出庭作证证言，拟证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协议书是在安乡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调解委员审核和主持下达成的。
对三被告提供的证据2、3，原告不持异议，且该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并与待证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对其证据效力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质证和本院的认证及当事人对事实的陈述，本院查明本案的事实如下：
2014年5月21日17时44分，被告余冬梅、余前华之父、被告曹传兰之夫于承海骑自行车在本县深柳镇文艺路与下东门街交叉路口下坡时，遇原告驾驶的湘J920**客运车，因于承海的自行车制动失效，致两车相撞，造成于承海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随即于承海被送往安乡县人民医院住院抢救治疗。2014年6月3日下午，于承海在本县人民医院住院期间，因原告未及时补缴医疗费用，于承海家属将其从安乡县人民医院抬至原告家门口，在原告不在家的情况下，毁损原告家大门并将于承海留置在原告房屋内，以此逼迫原告赔偿。原告报安乡县公安局“110”接警处理，在安乡县公安局“110”出警协调后，原告将于承海再次送往安乡县人民医院治疗。2014年6月12日，于承海亲属草拟赔偿协议后，由原告修改、打印，并经安乡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事故调解委员会调解员宋庭甲、肖应龙审核后，原告彭建辉与于承海之女被告余冬梅签订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协议书》，约定：1、彭建辉赔偿于承海290000元（不含已经支付的医疗费），彭建辉签协议时给付100000元，余款190000元约定于2014年12月31日前付清。保险公司的保险款提前给付，彭建辉应及时付给于承海；2、于承海家属在原告彭建辉给付100000元后，接于承海出院回家，回家后的费用于承海自理。于承海出院后如果死亡或经司法鉴定为重大伤残，彭建辉不再支付任何费用，于承海也不得再向法院起诉并对彭建辉写出刑事谅解书；3、经双方协商后本赔偿协议为一次性赔偿，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违反本协议的条款，否则，各自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彭建辉在甲方一栏内签字，于承海之女余冬梅、女婿李义忠代于承海在乙方一栏内签字。双方各向安乡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事故调解委员会交纳了调解费100元。当日，原告给付于承海赔偿款100000元。2014年6月16日，安乡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事故认定书，认定于承海负主要责任，彭建辉负次要责任。于承海于2014年6月24日经治无效死亡。原告以误认为原告在该起交通事故中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而按承担主要责任的赔偿数额在被告及其亲属的胁迫下签订赔偿协议，存在重大误解，导致签订的赔偿协议显失公平，违背了原告的真实意思为由，要求撤销赔偿协议，与被告协商未果，遂诉诸本院，要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原告彭建辉驾驶的湘J920**客运车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乡支公司购买了交通事故商业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及20000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被告曹传兰之夫、余冬梅、余前华之父于承海出生于1946年9月29日，为城镇居民。原告除支付协议当天的赔偿款100000元外，还支付了于承海在本县人民医院住院期间的医疗费27058.3元。于承海死亡后，其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药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合计为380000余元；在交通事故商业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可赔偿以及上述保险赔偿不足后原告承担次要责任赔偿，总共赔偿额度约为220000余元；而根据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协议书原告需赔偿额度为317058.3元（290000元＋27058.3元=317058.3元）。
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1、原、被告之间签订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协议书是否是在原告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因此予以撤销；2、原告在签订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协议书的过程中是否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其内容是否显失公平，协议书是否因此予以撤销。
对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虽然于承海家属在于承海医治期间，毁坏原告家房屋门，将于承海抬至原告家中，逼迫原告交付医疗费用，确实存在胁迫的情形，这一先前行为可能对原告后来签订协议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在原告与于承海之女余冬梅在本县交警大队交通事故调解中心签订协议的过程中，原告未向本院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被告方对原告有胁迫的情形，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对原告以受被告方胁迫签订赔偿协议而要求撤销赔偿协议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对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交通事故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合同的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应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但调解协议存在因重大误解订立或显失公平之情形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虽然2014年6月12日原、被告双方就事故达成赔偿协议，原告也按协议履行了部分给付义务，并且约定“经双方协商后本赔偿款协议为一次性赔偿，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违反本协议的条款”，但原告当时缺乏专业的法律知识，在交警部门未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前，自认为在交通事故中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这点从协议第二条中规定于承海对彭建辉写出刑事谅解书即可清晰的看出。因为肇事司机被认定为完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的，才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因而在此情形下达成调解协议，原告存在重大误解。且双方达成的赔偿协议条款没有列出主要的赔偿项目明细，按交警部门责任认定书认定的原告承担次要责任的损失数额与调解协议按主要责任所确定的赔偿数额相比相差近100000元，明显显失公平。因此，原、被告达成的调解协议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情形，应当予以撤销。原告知道撤销事由后，在法定期间内请求撤销该协议，依法应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原告彭建辉与被告余冬梅于2014年6月12日签订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协议书》。
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余冬梅、余前华、曹传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炳红
审 判 员 杨爱成
人民陪审员 鲁礼凤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九日
代理书记员 侯仙婷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