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杭江民初字第753号
原告阮剑豪，
委托代理人洪丹霞。
被告杭州来必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负责人金蓉。
委托代理人王国音。
委托代理人唐小平。
被告杭州来必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建军。
委托代理人唐小平。
原告阮剑豪为与被告杭州来必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以下简称来必堡第一分公司）、杭州来必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来必堡公司）健康权纠纷一案，于2013年6月3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宋伟锋独任审判，于2013年7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阮剑豪的委托代理人洪丹、被告来必堡第一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国音、唐小平，来必�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唐小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阮剑豪诉称，其于2013年4月27日中午到来必堡天城路194号店内购买快餐若干份，其中包含一份豆芽菜。阮剑豪在进餐时，先后在豆芽菜中发现两条长短不一的编织细绳（塑料材质），较长的一条约有20厘米之长。这一幕让阮剑豪感到非常恶心和不适，也不能确定之前有无将异物吃入腹中。其后，阮剑豪依法向江干区卫生局进行了举报，经江干区卫生局立案调查后据此对来必堡第一分公司作出了行政处罚。在事发后的半个月时间里，阮剑豪经常感到恶心，没有食欲和肠胃不舒适。5月12日其再次感到非常恶心，食欲不振，于是前往医院就诊，花去医疗费110.4元。来必堡第一分公司罔顾消费者权益和食品卫生的做法让阮剑豪对自己的就餐安全非常担忧，给其心理上带来了极大的阴影，同时也造成身体在很长�段时间内倍感不适，这已然侵犯了健康权。来必堡第一分公司作为来必堡公司的分支机构，基于两被告在法律上的隶属关系，来必堡公司应与来必堡第一分公司共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两被告共同在《都市快报》或其它同级别的报纸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2、依法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医疗费110.4元；3、依法判令两被告共同承担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元；4、依法判令两被告共同承担原告为此支付的律师费10000元；5、依法判令两被告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来必堡第一分公司、来必堡公司辩称，一、阮剑豪主张涉案豆芽菜中的异物（两条长短不一的塑料材质编织细绳，系因来必堡第一分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混入这一事实存在诸多疑点。经过两被告内部仔细的排查，并结合该行政处罚过程中的�种迹象来看，阮剑豪所主张的事实疑点重重。首先，被告所生产、经营的豆芽菜的基本食材是白色的豆芽与绿色的韭菜。而混入的杂物为两条长度均超过10余厘米的黄色塑料编织绳，一般而言，被告的工作人员应可以提前轻易发现的。不仅被告的上述人员可以提前轻易发现，就连阮剑豪想必也能够提前轻易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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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豆芽菜在打入包装盒之前是盛放门店内能够被众多的顾客清楚看到的不锈钢托盘内。其次，本案豆芽菜所用主要食材均由杭州农副产品物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配送，该公司所未使用黄色塑料编织绳捆扎或包装。再次，由于卫生主管部门在调查处理本案时，阮剑豪当时明确其不要求任何赔偿，故卫生部门认为此类无特别经济诉求的投诉人，所陈述事实可信度很高。也正是基于上述判断卫生部门反复做来必堡第一分公司的思想工作，要求接受处罚。也同样是�于上述原因，情况不明，加上息事宁人的想法，来必堡第一分公司当时接受了卫生部门的事实认定及处罚。但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阮剑豪其实并不是真的没有经济诉求，只不过他要等到行政机关坐实了事实后再高额提出来而已；最后，从阮剑豪投诉来看，其中午从被告门店购买走豆芽菜，下午才投诉，投诉期间并未与被告交涉，故其中异物到底是不是该豆芽菜带离本店之前就已经存在很值得怀疑。二、阮剑豪到底有没有食用过涉案豆芽菜存疑，且阮剑豪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实际食用过涉案豆芽菜。由于涉案豆芽菜金额仅一元钱，故包装盒内的豆芽菜量相对较少。故即使在豆芽菜装入打包盒之前以及在装入打包盒的过程中被告的工作人员及原告都没有注意到里面有如此明显的异物，那么阮剑豪在食用之前必然会发现如此明显的异物的；三、原告阮剑豪自述感到非常恶心和不适，但仅仅只是其自我陈述，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阮剑豪是否真的存在上述不舒服很令人生疑。原因如下：1、事发当日，卫生部门明确提出让阮剑豪去医院检查，但阮剑豪并未前往医院检查。其在事发半月以后才前往医院检查恶心、纳差，不能说其自感不适与本案之间有什么关系；其次，即便是半个多月后的医院检验报告单亦显示原告身体并无异常；且卫生部门对门店进行现场检查过程中并未发现其他违法行为。而来必堡第一分公司当天所售出的其他豆芽菜亦没有任何顾客反映有异常或进行投诉。综上，两被告认为从本案事实来看，涉案异物到底是不是两被告生产、经营过程产生存有重大疑问；阮剑豪到底有没有食用过涉案豆芽菜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阮剑豪从中午11点多购买到下午3点半投诉，无法保证中途发生什么事，并自述的不良后果亦没有相应证据证明。既然阮剑豪觉得就餐安全没有保障，为什么阮剑豪在事发以后仍还在这里就餐？
关于法律适用方面：一、因本案为健康权纠纷，作为一件普通的侵权诉讼，原告阮剑豪必须就侵权构成之四要件进行举证证明。在损害后果方面，阮剑豪所述的后果均仅仅为其自述的身体感受，且并无相应证据佐证。二、阮剑豪在本案中的诉请不应得到支持。首先从法律规定来看，从侵权责任法有“赔礼道歉”一种侵权方式的承担方式，但是没有规定在何种情况下使用这种侵权责任承担方式，从法理上来说，“赔礼道歉”总是和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设置在一起的。从法理上考察，消除影响和恢复名誉属于目的性责任承担方式，而赔礼道歉却属于手段性责任承担方式。“赔礼道歉”仅仅只应该是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手段或方式之一，即通过赔礼道歉达到消除影响、�复名誉的效果。采用该手段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由于本案异物是否客观存在以及阮剑豪是否客观上有身体的不适，均不涉及他人对阮剑豪的社会评价，故本案根本就不存在需要解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这样的目的性问题，也就自然不需要适用赔礼道歉这一手段性责任承担方式。即使从法律条文的直接规定来看，对生命健康权的侵权责任属于《民法通则》第119条之规定事项，对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的侵权责任则属于《民法通则》第120条之规定事项。依照上述规定，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仅仅只是侵犯姓名权、荣誉权、肖像等法益受损时的救济方式，并不是生命健康权受损的救济方式。至于阮剑豪要求被告以登报这类特定方式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请，两被告认为就更不应得到支持。具体理由是：登报公开赔礼道歉通常仅适用于侵权行为导致不特定的公众对受害人的社会评价下降，为恢复受害人应有的正当社会评价而有必要让不特定的公众了解侵权人赔礼道歉之事实；或者是侵权人拒绝当面或书面赔礼道歉时，以登报公开赔礼道歉作为代履行的一种方式。本案无论原告所主张事实成立与否，上述事实本身都不可能导致不特定的公众对阮剑豪的社会评价下降，且被告工作人员早已当面赔礼道歉的情况下，还要求“登报公开赔礼道歉”不仅没必要，而且不合情理。第二、阮剑豪要求赔偿医疗费110.4元不应支持。具体理由是，本案事发后卫生机关已经提议其去医院检查，但阮剑豪并未前往医院，事发半个月后的就诊与本案无关。第三、阮剑豪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10000元，既欠缺事实依据又欠缺法律依据。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2条及此前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只有侵权行为导致受害人“严重精神损害”的�才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案阮剑豪在食物中发现异物（非有毒有害），显然不可能造成阮剑豪严重精神损害。第四、阮剑豪要求承担其委托律师的律师费10000元也没有法律依据。因为本案为普通侵权纠纷并无必须聘请律师之必要。况且阮剑豪本身也是律师，没有聘请律师的必要。综上，两被告请求驳回阮剑豪的全部诉讼请求。
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阮剑豪提交以下证据：
1、江干区卫生局（2013）00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1份（复印件），拟证明来必堡第一分公司提供给阮剑豪的食物中有一条20厘米的编织塑料细绳及卫生局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
2、医疗费发票1份，拟证明阮剑豪到医院就诊花费医疗费的事实。
3、法律服务合同、发票各1份，拟证明阮剑豪花费的律师费用。
4、照片1组，拟证明当时阮剑豪所食豆芽菜中有异物的事实。
以上证据经庭审质证，两被告对原告阮剑豪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处罚书中所载的内容上对事实的认定不清楚；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阮剑豪有无食用两被告不知道，身体不适只是自述；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客观有无发生有异议，因为阮剑豪本身就是该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对证据4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异物是不是两被告经营生产中产生的是存疑的，因为这么明显的异物任何人都可以轻易看见。
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两被告提交以下证据：
5、蔬菜配送公司的配送证明1份，证明豆芽菜的包装和捆扎不会使用涉案异物的编织带。食物的洗菜加工出错的可能性很小。
6、卫生机关的投诉处理登记表1份，证明卫生部门现场检查，并未发现来必堡第一分公司门店存在其他违法情况；当时阮剑豪并无赔偿要求；店长当场已向阮剑豪致�。
原告阮剑豪对两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5的合法性有异议，属于证人证言的范畴，物流部只是物流公司的部门，不具备一个对外出具证言的资格，对真实性有异议，物流公司与两被告有长期合作关系，对其证言的真实性存疑，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被告也说是否是在自己生产环节出错不能肯定，阮剑豪有理由怀疑是在生产环节出错；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其关联性有异议，来必堡第一分公司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行为与本案无关；阮剑豪当时没有提出赔偿要求，但是并不表示其现在身体出现异常后不可以提出赔偿要求。
本院对上述证据审查后认为，原告阮剑豪提交的证据1、2、3、4及两被告提交的证据6均为真实证据，能够证明待证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两被告提交的证据5因已有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决定书确认的事实，故本院对其不予确认。
综�，结合双方当事人的有效陈述及本院认定的有效证据，本案事实认定如下：
2013年4月27日，阮剑豪在来必堡第一分公司所属的江干区天城路194号神舟白云大厦来必堡门店就餐，买了三个菜，因阮剑豪认为其中豆芽菜吃出类似塑料绑带的异物，故向江干区卫生监督所投诉。江干区卫生部门派员于当日前往必堡天城店进行处理。江干区卫生监督所群众投诉举报处理登记表对此次事件调查结果载明：“2013年4月27日15时30分，我局接到投诉电话已于当日16时前往来必堡天城路进行处理。并对该店卫生状况进行现场检查，未发现其他违法行为。监督员拨打投诉人联系电话，投诉人携带午餐打包的豆芽菜前来来必堡餐厅，监督员现场对打包的豆芽菜进行拍照取证并对投诉人询问情况制作笔录，建议双方有何诉求可以协商，同时提醒投诉人如果觉得身体不舒服应该马上到医院就诊�投诉人表示无赔偿要求，只希望卫生部门按规定处理，该店店长高惠兰当场向投诉人道歉。4月28日必来堡行政助理章志勇和店长高惠兰一同来我局协助调查，对投诉人反应的来必堡所供应的豆芽菜内有异物确认无疑。针对投诉一事，我局已立案并于2013年5月8日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2013年5月7日杭州市江干区卫生局下达了杭江卫食罚（2013）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来必堡第一分公司存在生产经营混有异物的食品，已构成违法，作出了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壹圆，罚款人民币贰仟圆的处罚。
2013年5月12日阮剑豪因恶心、纳差去医院就诊，共花费检查费、医疗费人民币110.4元。因本案诉讼，阮剑豪花费律师费10000元。
本院认为，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上述费用的产生应当与侵害行为存在因果关系�
关于阮剑豪提出的医疗费，本院认为，一、虽然快餐中混有杂物属实，但卫生管理部门已经就此对来必堡第一分公司进行行政处罚。本案属于健康权纠纷，原告应当举证证明其吞食了快餐内混有的杂物（塑料绑带），其健康受到了损害。但阮剑豪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其主观感觉并不能构成法律意义的实际损害；二、根据投诉举报处理登记表的记载，投诉当日即2013年4月27日，卫生部门工作人员在处理阮剑豪的投诉时已提醒其在身体不舒服时应该马上到医院就诊，但阮剑豪并未在当日及合理期限前往就诊检查，而是在时隔半月即2013年5月12日以恶心、纳差前往医院检查。根据社会生活常识，如人吞食异物导致不适的，人体的排斥期或不适反映期应为当日或之后数日。在事件发生半月之后阮剑豪感觉到的恶心、纳差并不必然与快餐内混入杂物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综�所述，阮剑豪关于医疗费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阮剑豪要求被告在《都市快报》或其他同级别的报纸向其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请，本院认为，赔礼道歉作为一种责任承担方式，主要用于恢复被侵权人的名誉、消除对其不利的社会影响。在本案中首先来必堡第一分公司天城路上的分店打包快餐中混有杂物的事实没有造成阮剑豪社会评价、声誉的降低；其次来必堡第一分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在事发后已对阮剑豪进行了当面道歉，此种方式是合理恰当的，亦符合社会正常的行为范畴。综上，阮剑豪要求登报道歉的诉请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阮剑豪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并支付因诉讼产生的律师费的诉请，本院认为，本案所涉纠纷是打包快餐中混有杂物，本次事件并未造成阮剑豪严重的身体损害，亦不可能造成其严重的精神损害，故阮剑豪请求精神赔偿金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同时其请求支付的律师费亦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阮剑豪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0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200元，由原告阮剑豪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00元；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分理处，帐号：12×××68，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判员宋伟锋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代书记员 尚雅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