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厦民初字第558号
原告：纪素珍，女，1932年2月21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
委托代理人：王木海，福建方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许丹，福建方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宝隆（厦门）彩印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同安工业集中区同安园313号。
法定代表人：江心晴，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阮思珠，福建凯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鸿华，福建凯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纪素珍与被告宝隆（厦门）彩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宝隆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案于2014年4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柯雅玲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洪培花、陈石参加审理的合议庭，于2014年11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纪素珍的委托代理人王木海、许丹，被告厦门宝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阮思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纪素珍起诉称：原告原为宝隆（香港）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宝隆公司）的唯一股东。2011年9月5日，被告与原告签订《还款协议》一份。《还款协议》约定由被告代其现任法定代表人江心晴偿付原告股权转让款2290万元（人民币，以下未标明币种的均为人民币），期限为2012年9月5日前。如逾期未还，被告负违约责任。《还款协议》签订后，原告签署了相关股权转让材料，使江心晴取得香港宝隆公司100%股权。但被告却在其法人代表江心晴的操控下，未依约全面履行付款义务，至今仅支付500万元，尚有1790万元余款未付，经原告催讨未果。被告未全面履行《还款协议》约定的义务，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责任。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偿还原告股权转让款17900000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厦门宝隆公司答辩称：一、本案不存在股权转让的事实，更不存在股权转让需要支付2290万元对价的事实。1、答辩人提交的《信托声明》显示：2011年6月2日，原告与江心晴订立信托契据，内容为：纪素珍谨此声明：彼以信托方式代江心晴及其所有权继承人持有本声明附件所列股份，以及该股等股份或当中任何股份应计的所有股息及利息，并同意将按受益人不时书面指示的方式转让该等股份及就该等股份支付及处置应付的股息及利息。”从而证明2011年6月2日，江心晴系香港宝隆公司股份的实益拥有人，江心晴享有100%股权，纪素珍仅是受托人在名义上持有该股份。更证明了2012年2月19日，江心晴由香港宝隆公司的隐名股东转化为实名股东，董事变更为江心晴是依据该份信托声明，江心晴与纪素珍之间并不存在股权转让协议，更不存在转让股权需支付对价的事实。
2、根据原告举证的《证明书》的附件6（原告证据1第17页）显示“已缴付厘印费的股权转让书（日期：2012年2月19日）复印本”，该股权转让书中，根据的是2011年7月24日《周年申报表》（原告证据1第5页），股值共计1万港币，也是按照股值1万港币支付厘印费。并未涉及股权转让款是多少问题。
3、答辩人提交的2011年9月6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被告证据4第48页）中明确约定：根据香港信托契约，江心晴实际享有香港宝隆公司100%股权。即证明根据2011年6月2日的信托契约，江心晴系香港宝隆公司的实际唯一股东。江心晴变更股权登记的方式亦无需支付对价。
二、原告没有证据证明答辩人需要代现任的法定代表人江心晴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没有江心晴的委托书存在，在《还款协议》中也没有江心晴的亲笔签名。
1、本案中的《还款协议》（原告证据8第53页），作为原告起诉的关键证据，然而当事人江心晴毫不知情，更不用说江心晴有委托答辩人代为支付所谓的股权转让款。
2、原告陈述称：《还款协议》约定由被告代其现任的法定代表人江心晴偿付原告股权转让款2290万元。原告在2011年9月5日如何能知道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会变更为江心晴？从原告的关于“答辩人代现任的法定代表人江心晴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表述可以看出，该份《还款协议》伪造于江心晴于2012年3月份出任答辩人法定代表人之后。
三、《还款协议》不真实不客观，在《还款协议》答辩人签章字样不能代表答辩人的意思表示，内容属于原告与答辩人原法人代表吴志荣恶意串通侵犯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属于无效协议，答辩人不受《还款协议》的约束。
第一，从《还款协议》的表面形式上看不符合真实性要点：1、没有现任法定代表人“江心晴”的签名，虽然在乙方位置将“吴志荣、江心晴”的名字用喷墨式打印机打印上，更能说明一个问题：原告已经注意到了签名的重要性。《还款协议》没有江心晴的亲笔签字不能算数。2、甲方签字的真实性问题。鉴定报告显示，在甲方签字部分“纪素珍”三个字不能确定是原告的亲笔签字。在本案中，原告多次借口不在厦门不接受庭审对事实的调查，答辩人完全有理由怀疑原告是受制于吴志荣起诉答辩人，起诉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本《还款协议》缺乏形式要件而不能成立。3、目前，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还款协议》系合法取得，甚至没有证据证明系答辩人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吴志荣盖章的。4、关于鉴定结论第三点认为，《还款协议》中“纪素珍”和落款为2011年9月5日加盖有答辩人名称的印章字迹和印文的形成时间不能确定，从而认为不能确定《还款协议》的有效性。因为答辩人该枚印章自2011年7月13日启用，于2012年3月17日公告丢失并宣布失效，原告于2014年4月14日在起诉过程中出示该份证据，答辩人完全有理由认为《还款协议》是在2012年3月17日至2014年4月14日这段时间伪造的，也就是鉴定结论依然不能确定《还款协议》系在答辩人印章有效期内形成。
第二，从《还款协议》的内容上分析：
1、关于元点电子科技（厦门）有限公司（下简称元点公司）的债权转让问题，答辩人于2012年5月11日起诉元点公司主张债权，元点公司于2012年7月23日首次举证落款时间为2012年2月19日的加盖答辩人一直被前法定代表人吴志荣占有，于2012年3月17日报纸公告失效印章的《债权转让通知书》、落款时间为2012年7月2日署名为原告的关于“受让答辩人500万元债权，元点电子科技公司债务已清偿”的《声明》。而本案中，却早在2011年9月5日，“元点科技（厦门）有限公司欠乙方（答辩人）款项，由甲方行使债权人权利，此债权即日起全额转让予甲方（原告）。”既然是即日起转让债权，为何一直到2012年2月19日才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且是在答辩人起诉元点公司之后，由元点公司于2012年7月23日才向答辩人出示？如果答辩人确实有在2011年9月5日签订《还款协议》，并于2012年2月19日有向元点公司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那么答辩人为何要花费巨额的诉讼费用去起诉元点公司？这显然违背法学逻辑思维。
2、《还款协议》约定第二项，尚欠款项由乙方于2012年9月5日内代为全部偿还。这里又出现了怪事：在第一项所述均不能明确元点公司所欠具体债务，在2012年2月19日的《债权转让通知书》中也没有出现具体债权是多少，原告和答辩人如何知道余款是多少？且原告既然于2012年7月20日受让了答辩人500万元的债权并确认元点公司已经清偿，那么为何不在2012年9月5日之后立即向答辩人主张？而是需要等到2014年4月14日起诉向答辩人主张权利？原告在起诉状中陈述：至今仅支付500万元，尚有1790万元余款未付，经原告催讨未果。答辩人在此重申，原告从来未透露过答辩人有欠原告款项，更不用说有向答辩人催讨过，原告也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有向答辩人催讨过。
（3）退一步说，即便该份《还款协议》确系吴志荣于2011年9月5日加盖答辩人印章与原告形成的协议，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原告提交的《还款协议》应被认定为无效。
首先，原告和吴志荣属于母子关系，关系密切，利益关联。
其次，从答辩人提交的证明三《信托声明》显示，原告仅是作为江心晴代名人和受托人持有香港宝隆公司股份，江心晴为受益人以及香港宝隆公司股份实益拥有人，作为受托人和代名人的原告明知不得违背受益人江心晴的意愿而侵犯香港宝隆公司的民事权利。吴志荣作为答辩人的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与其母亲即原告签订《还款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根据《离婚协议》的约定，原告纪素珍和吴志荣均不得侵犯江心晴和吴依伊的合法权益，而本案中，吴志荣和纪素珍背着江心晴和吴依伊签订《还款协议》，让答辩人关于元点公司700多万元的债权无法实现，企图继续侵吞答辩人巨额财产。该《还款协议》内容无效。
四、关于鉴定结论问题
鉴定机构受理了本案的鉴定，答辩人依约支付了鉴定费54300元，结果是三项鉴定事项中有两项作出不能确定的鉴定结论，答辩人认为既然不能确定，当时不应受理而应退件，答辩人可以向其他鉴定机构继续申请鉴定。现作出不能确定的鉴定结论，答辩人有权申请继续鉴定，直到有鉴定机构能作出明确的鉴定结论为止。
最后答辩人声明一点，香港宝隆公司的股权于2014年5月份变更给江心晴与吴志荣的婚生女吴依伊，由于吴依伊在国外学习，依然委派江心晴担任答辩人的法定代表人。
香港宝隆公司成立注册资本只有1万港币。厦门宝隆于1995年成立登记，虽然先是挂名在吴志荣的哥哥吴志强名下，后又挂名在吴志强配偶骆惠蓉名下，2007年又挂在香港宝隆公司名下，而实际投资人和经营人均为吴志荣和江心晴，只是因为这些挂名股东有香港身份，在税收方便可以合理避税而已。2011年，因江心晴与前夫吴志荣离婚，且江心晴与吴依伊均已取得外籍身份，具备承接香港宝隆公司股份的身份条件，因此香港宝隆公司变更登记在江心晴名下或者吴依伊名下，并非股权有偿转让，股权转让协议只是形式意义并非实体意义。原告从未经营也从未出资，答辩人的注册资本虽然从一开始的50万美元经过将近20年的辛勤经营逐渐增加到400万美元，均为隐名股东吴志荣和江心晴努力耕耘。
综上，原告关于要求答辩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请求，恳请法院依法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纪素珍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公司资料（状况）证明》，证明：（1）、香港宝隆公司是原告于2007年7月24日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2）、2012年2月19日，原告将自己在香港宝隆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江心晴，并完成变更登记手续。证据2厦门宝隆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证明：（1）、被告是香港宝隆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江心晴受让香港宝隆公司后，已将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负责人全部变更，由自己出任董事、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取得被告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和经营管理权。证据3《股权转让协议》，证明：2007年9月30日，原告以香港宝隆公司的名义受让骆惠蓉持有的被告的全部股权，转让价格为208万美元。证据4《验资报告》福中浩外验字（2009）第WY006号、证据5《验资报告》福中浩外验字（2009）第WY020号、证据6《验资报告》福中浩外验字（2009）第WY022号。以上三份证据证明：（1）、2008年3月28日前，江心晴、吴志荣通过香港宝隆公司向被告注资72万美元；（2）、2009年6月15日前，香港宝隆公司以被告公司税后利润转增资本的方式投入资本85.0242万美元。（3）、2009年12月31日前，江心晴、吴志荣通过香港宝隆公司向被告注资34.9758万美元。（4）、香港宝隆公司的注册资本增至400万美元。其中，原告投入293.0242万美元，江心晴、吴志荣投入106.9758万美元，双方投资占注册资本的比例分别为73.26%、26.74%。证据7厦门宝隆公司《资产负债表》（2011年第一季度），证明：至2011年第一季度，被告股东权益（所有者权益）共计31295277.67元，其中原告所占份额为31295277.67元＊73.26%=2292.69万元。本案庭审之后，原告又补充提供了两份复印自厦门市工商局的《资产负债表》，以证明证据7的真实性。证据8《还款协议书》，证明：根据协议书的约定，被告负有代其法定代表人江心晴支付股权转让款2290万元的义务。
被告厦门宝隆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股权转让协议书》并没有说到江心晴要支付多少股权转让款，被告认为股权转让只是形式上的转让，并非实体转让；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该证据的打印时间是2012年3月30日，此时被告对要付这个款项全然不知，原告却已经在收集证据了。证据3形式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骆惠蓉是吴志荣的嫂子，也是挂名股东，这也是形式上的转让，并没有实际支付对价。证据4、5、6表面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事实上香港宝隆公司作为厦门宝隆公司的投资人，所有的投资都要以香港宝隆公司的名义增资，并且从报表来看是投资者权益转作增资，所以从形式上来看都是原告的，但实际上都是吴志荣、江心晴在厦门辛苦打拼来的，都是吴志荣、江心晴投资的。证据7原告补充了复印自工商局的原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显示的是2011年第一季度报表，与协议相差半年，江心晴2012年2月19日在香港变更股权时，公司是被掏空的，银行贷款1900多万元，600多万元的工程欠款，元点公司700多万元的债权转让给了纪素珍，离婚协议里也显示吴志荣要扭亏为盈，因此公司根本没有3000多万元的财产。退一步说江心晴也不可能花2000多万元的对价购买一个有3000多万元债务的公司。补充提供的两份《资产负债表》表面真实性无异议，但从关联性说，是吴志荣当法定代表人期间做的帐，只是作为工商年检用，而不是作为股权转让用。如果股权在市面上转让，应当由转让人和被转让人确定的财务会计机构作出财务报告，经双方确认才能进行股权转让。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协议上吴志荣和江心晴的名字都是打印的，没有本人签名，且纪素珍的签名也不能认定是纪素珍本人签的，因此，我方认为该协议是伪造的。协议上的印章于2011年7月13日启用，2012年3月17日登报遗失，签订时间是2011年9月5日，我方认为是倒签的，不存在股权转让对价的事实。其次，由乙方代为支付，应该有委托书和江心晴的签字，元点公司的欠款和还款时间均不能确定，原告如何得知2012年9月5日之前就能实现所有欠款的余额？即日起债权已经转让，为何未通知我方。
被告厦门宝隆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人员基本信息，证明原告系吴志荣的母亲，吴志荣系被告现法定代表人江心晴的前配偶，本案纠纷的根本原因是家庭内部矛盾，存在恶意串通的可能。2、企业基本信息，证明：（1）、1995年3月11日，以香港吴志强的名义投资申请设立厦门宝隆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吴志强，副董事长：吴志荣（管理厦门宝隆公司的一切事宜），总经理：郭锦宝。（2）、1996年8月22日，总经理由郭锦宝变更为吴志荣。（3）、2000年12月28日，吴志强与骆惠蓉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于2001年3月20日，厦门宝隆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变更为骆惠蓉。（4）、2005年7月21日法定代表人由骆惠蓉变更为吴志荣。（5）、2008年1月15日，厦门宝隆公司公司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自然人独资）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澳港企业法人独资），由原来的骆惠蓉持股100%变更为香港宝隆公司持有，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系吴志荣，监事系江心晴。（6）、2012年2月22日，厦门宝隆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均变更为江心晴。免去吴志荣原法定代表人、原总经理及原执行董事职务。该组证据证明厦门宝隆公司系吴志荣与江心晴两人的婚后共同财产，为企业的运作，为能享受外资企业的优待，吴志荣与江心晴将厦门宝隆公司的股份委托由香港身份的亲属持有，并在家族成员间进行股权转换。实际的隐名股东、实际的所有权人、实际的经营管理人员始终都系吴志荣和江心晴。3、《信托声明》附中文译本，内容为2011年6月2日，原告与江心晴订立信托契据，内容为：“纪素珍谨此声明：彼以信托方式代江心晴及其所有权继承人持有本声明附件所列股份，以及该股等股份或当中任何股份应计的所有股息及利息，并同意将按受益人不时书面指示的方式转让该等股份及就该等股份支付及处置应付的股息及利息。”证明2011年6月2日，江心晴系香港宝隆公司股份的实益拥有人，江心晴享有100%股权，纪素珍仅是受托人在名义上持有该股份。更证明了香港宝隆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江心晴是依据该份信托声明，于2012年2月19日由隐名股东转化为实名股东，江心晴与纪素珍之间并不存在股权转让协议，更不存在转让股权的事实。4、《离婚协议》，证明吴志荣与江心晴经历了离婚复婚，并签订了三份离婚协议，时间分别为2011年5月3日，2011年9月6日，2011年9月7日，三份离婚协议当中，二人都对厦门宝隆公司的所有权归属进行了约定。其中，2011年9月6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明确约定：根据香港信托契约，江心晴实际享有香港宝隆公司100%股权。即证明根据2011年6月2日的信托契约，江心晴系香港宝隆公司的实际唯一的股东，并100%控股被告公司。此时的执行董事仍系吴志荣。该协议同时约定：吴志荣保证在2011年12月31日前将被告公司扭亏为盈，否则应自动辞去执行董事的职务，被告公司由江心晴接管董事长。证明双方都明确无论是厦门宝隆公司还是香港宝隆公司都系吴志荣与江心晴的共同财产，两个公司股权的处分权由吴志荣与江心晴享有，与纪素珍无关。吴志荣作为原告的亲生儿子，在5月3日离婚协议中明确为夫妻共同财产归属于自己所有，在9月6日的离婚协议中同样明确为系江心晴所有，离婚后继续归江心晴所有。吴志荣明知2011年6月2日起江心晴对被告的股东香港宝隆公司享有100%股权，却于2011年9月5日代表被告与纪素珍签订讼争的还款协议于情理相悖，即便存在该份协议，也系原告与吴志荣利用其担任被告法人代表期间手中拥有被告印章的便利及母子特殊关系恶意串通的结果，严重侵犯了被告的合法权益，系无效的行为。5、《企业印章处理登记表》、《遗失声明》、《证明》，被告在2011年7月13日前使用的是英文字母的印章，该印章于2011年7月13日被公安机关销毁，启用数字3502120005657的新印章，后因被告法定代表人变更未进行正常交接，原法定代表人吴志荣带走公章，被告于2012年3月17日登报公告丢失，于2012年3月22日重新申领数字为3502120013566的公章。证明数字3502120005657的公章有效期系2011年7月13日至2012年3月17日。6、吴志明诉被告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材料：①证据清单②裁决书③仲裁调解书，证实吴志明系吴志荣的哥哥，也系原告的儿子，因吴志荣与江心晴离婚后，与被告发生劳动争议纠纷，后于2013年5月28日调解结案。证明经厦门市同安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查明：被告公司系属于家族式企业，2012年3月被告公司在非正常的情况下更换法定代表人。7、穆爱林诉被告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材料：①判决书②司法鉴定意见书。穆爱林系被告公司人事经理、行政副总，因吴志荣与江心晴离婚后，与被告发生劳动争议纠纷，后经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24日一审判决。证明经福建中闽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吴志荣把两份有签字有盖章的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的落款日期分别倒签于2010年10月7日及2011年2月14日签订，而该两份协议印章印文及签名的实际形成时间是在2012年3月8日之后。因原公章在吴志荣手中，吴志荣多次使用旧公章以倒签日期的形式签发文件，引发了被告数个诉讼案件缠身，严重侵犯了被告的合法权益。8、厦门宝隆公司诉元点公司案件的判决书，证实厦门宝隆公司诉元点公司借款纠纷一案中，均未提及本案的《还款协议》，元点公司提交①被告于2012年2月19日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书》，证明将债权全部转让给纪素珍，②2012年7月20日纪素珍的《声明》，以证明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已消灭。该组证据证明，此前并不存在讼争的《还款协议》，假设2011年9月5日确实存在本案讼争的《还款协议》，被告何至于在2012年5月11日起诉元点公司。在该案件中，纪素珍也从来没有向元点公司声明于2011年9月5日有签字这么一份标的达两千多万元的《股权转让还款协议》。无论是讼争的《还款协议》，还是《债权转让通知书》均是吴志荣与纪素珍恶意串通为侵犯江心晴合法权益所伪造的文件。本案庭审后，被告补充提供《证明书》，证明2014年10月6日吴依伊为香港宝隆公司的唯一股东。
原告纪素珍对被告厦门宝隆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人员基本信息真实性无异议，但只能证明原告与吴志荣系母子关系，吴志荣与江心晴原为夫妻关系的事实，不能证明存在家庭内部矛盾，存在恶意串通；证据2企业基本信息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1-6没有异议，但香港宝隆公司是由原告投资设立的公司，香港宝隆公司在2008年从骆惠蓉处受让厦门宝隆公司的全部股权后，等同于原告持有厦门宝隆公司的全部股权。吴志荣和江心晴在厦门宝隆公司任职，不等于厦门宝隆公司就是吴志荣与江心晴的共同财产，该份证据没有体现吴志荣与江心晴委托亲属持有厦门宝隆公司的股权，更不能证明该二人是厦门宝隆公司的隐名股东、实际所有权人。证据3信托声明，真实性无异议。纪素珍在作出信托声明之前已经与吴志荣、江心晴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待吴志荣、江心晴支付转让款后即可办理股权变更登记。6月2日的信托声明是股权转让的过渡，因当时吴志荣与江心晴刚刚复婚，原告作为母亲为维系儿子与儿媳的婚姻关系，安抚江心晴，才会在股权变更登记前以江心晴受托人名义作此信托声明。况且当时吴、江二人已复婚，江心晴的股权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吴志荣与江心晴通过香港宝隆公司共同持有厦门宝隆公司106.9757万美元的股权，的确为厦门宝隆公司的隐名股东，但其持股比例只有26.74%。2012年2月19日的变更登记是因江心晴隐瞒其已经与吴志荣离婚的事实，骗取原告的信任并在其提供的股权转让材料上签字的。鉴于《还款协议》已经签订，原告对江心晴的违背诚信行为不予追究，并非被告所主张的根据信托声明由隐名股东转化为显名股东。证据4离婚协议真实性无异议。9月6日和9月7日的离婚协议针对的是同一次离婚，5月3日的离婚协议中提及厦门宝隆公司，虽然双方共同确认厦门福隆公司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协议第七条江心晴分得400万元来看，协议分割的只是其共同持有的厦门宝隆公司106.9758万美元股权的价值。否则，以厦门宝隆公司注册资金400万美元来看，若全部是夫妻共同财产，江心晴应分得200万美元，折合1300万元人民币。况且，这只是吴志荣和江心晴的单方陈述，未得到原告的认可，即使这两人将厦门宝隆公司的全部股权均视为自已的股权加以处分，该处分行为也是无效的。9月6日的离婚协议约定厦门宝隆公司归江心晴所有不足为奇，因为原告被告已于9月5日订立《还款协议》，原告将自已在香港宝隆公司的全部股权都转让给江心晴。证据5企业印章处理登记表真实性无异议，只能证明被告启用新公章的时间，不能证明旧的公章是由吴志荣带走的。被告单方登报称公章丢失，但是公章丢失不等于公章失效，不能证明公章有效期至2012年3月17日。证据6吴志明案的相关文书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证据7穆爱林案相关文书，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且该案还在二审中，尚未判决，不能证明吴志荣多次使用旧公章以倒签日期的形式签发文件。被告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所采取的鉴定方式与本案不同，我方认为本案的鉴定更为科学、更为权威，连鉴定机构都无法鉴定出时间，我方认为在该案中的鉴定结论不能采信。证据8元点公司案相关文书，真实性无异议，元点公司提交的《债权转让通知书》系被告作出的，内容与本案《还款协议》第二条第一款的约定相符，且已履行完毕，更加证实本案《还款协议》的真实性。对补充证据《证明书》，因被告提供的原件与复印件不能对应，故不发表质证意见。
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厦门宝隆公司于2014年5月12日向本院递交《笔迹、印章鉴定申请书》，请求对《还款协议》中“纪素珍”签名的形成时间、是否纪素珍本人笔迹、厦门宝隆公司公章的形成时间及打印字体与印章形成先后（次序）进行鉴定。经本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4年10月8日出具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4）鉴字第195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不能确定标称时间为“2011年9月5日”的《还款协议》落款处甲方“纪素珍”署名字迹与供检的纪素珍签名样本字迹是否同一人书写；2、标称时间为“2011年9月5日”的《还款协议》原件处落款部位乙方所盖“宝隆（厦门）彩印有限公司”红色印文形成于同部位打印文字之后；3、不能确定标称时间为“2011年9月5日”《还款协议》原件落款部位甲方处“纪素珍”署名字迹、落款部位乙方处“宝隆（厦门）彩印有限公司”红色印文的形成时间。
原告纪素珍表示同意鉴定所采用的依据和方法，认为鉴定意见第一点和第三点都是不能确认，因此不能支持被告的主张，鉴定意见第二点明确盖章在打印之后，这是正常顺序，因此这份协议是真实的。被告厦门宝隆公司对鉴定意见书的表面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既然纪素珍签名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就有理由认为这个签名不是纪素珍本人签的，落款时间无法确认，也无法证明协议是在落款日期签订的。
本院认证如下：被告对原告证据1、2、3、4、5、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被告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将根据本案具体情况对关联性予以认定；证据8《还款协议》，因司法鉴定结论对落款处“纪素珍”签名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对字迹及印章的形成时间也不能确定，故本院对《还款协议》的真实性将结合本案的具体案情予以认定。
原告对被告证据1至证据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联性将根据案件情况认定；被告提供的补充证据《证明书》有原件相印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
根据原被告举证质证及本院认证情况，本院对本案相关事实认定如下：
原告纪素珍持有落款时间为2011年9月5日，甲方处有“纪素珍”签名字样，乙方处盖有厦门宝隆公司公章，同时打印有吴志荣、江心晴名字的《还款协议》一份，协议书载明：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将其持有的宝隆（香港）国际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江心晴女士事项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将宝隆（香港）国际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江心晴女士，由乙方代为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贰仟贰佰玖拾万元（22900000.00元）。二、乙方以下列方式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1、元点电子科技（厦门）有限公司欠乙方款项，由甲方行使债权人权利，此债权即日起全额转让予甲方，做为偿还部份股权转让款。2、尚欠款项，由乙方2012年9月5日代为全部偿还。三、如逾期未还，乙方愿负违约责任，并按每日千分之一标准赔偿甲方利息损失。
经查，厦门宝隆公司于1995年3月11日注册登记，投资人体现为吴志强（香港籍），注册资金50万美元。公司董事长为吴志强，副董事长是吴志荣，吴志荣管理公司的一切事宜；郭锦宝为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的业务。1996年8月22日，厦门宝隆公司的总经理由郭锦宝变更为吴志荣。2000年12月28日，吴志强与骆惠蓉签订《宝隆（厦门）彩印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将厦门宝隆公司的全部股份以港币380万元转让给骆惠蓉，厦门宝隆公司的董事长变更为骆惠蓉。2005年7月21日，厦门宝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骆惠蓉变更为吴志荣。2007年7月24日，香港宝隆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注册资金10000港币，持股人为纪素珍。2007年9月30日，骆惠蓉与香港宝隆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香港宝隆公司受让骆惠蓉持有的厦门宝隆公司100%股权，《股权转让协议》体现转让价格为208万美元。2008年1月15日，厦门宝隆公司由台港澳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台港澳企业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由香港宝隆公司持有100%股权，董事长兼总经理是吴志荣，监事为江心晴。
2011年6月2日，原告纪素珍作为受托人与江心晴作为受益人订立信托契据，声明：鉴于受益人为本声明附件一所列股份的实益拥有人、受益人已要求受托人以受托人的名义登记该等股份、已将受托人作为受益人的代名人按上述方式登记……兹订立本契据，条文如下：一、受托人谨此声明，彼以信托或代受益人及其所有权继承人持有本声明附件所列股权，以及该等股份或当中任何股份应计的所有股息及利息，并同意按受益人不时书面指示的方式转让该等股份及就该等股份支付及处置应付的股息及利息。二、受托人将应受益人或其所有权继承人的要求出席所有股东大会或其作为该等股份或当中任何股份的登记所有人有权出席的其他会议……。
2012年2月19日，纪素珍与江心晴签订《转让书》，将香港宝隆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江心晴，《转让书》体现转让不涉及对价。同日，双方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之后，厦门宝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吴志荣变更为江心晴，江心晴同时担任公司的总经理、执行董事和监事。
另查明，吴志荣与江心晴于1992年6月登记结婚，1995年5月23日生育一女吴依伊。2011年5月3日，双方在厦门市思明区民政局签署了《离婚协议》，其中约定：共有财产厦门宝隆公司约定归吴志荣所有，吴志荣一次性付给江心晴400万元人民币作为补偿。此后，双方复婚。2011年9月，双方再次协议离婚。9月6日，双方签署《离婚协议书》，协议书第四条约定：根据香港信托契约，乙方（江心晴）实际享有香港宝隆公司100%股份，乙方将在吴依伊年满18周岁后，将香港宝隆公司100%股份转让给吴依伊，具体相关办理事宜根据香港法律执行；第五条约定：双方一致同意，对厦门宝隆公司的经营管理和福利分配等按如下方式进行：1、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两年内，厦门宝隆公司所产生的盈利，吴依伊享有55%，乙方享有45%；上述盈利除年度分配外，两年期满之日，厦门宝隆公司应进行核算并将盈利及时支付给吴依伊。2、厦门宝隆公司的组织机构中，目前设执行董事，在执行董事变更为董事会之前，由甲方（吴志荣）继续担任厦门宝隆公司的执行董事（并为法定代理人），处理公司的日常事务，甲方应尽勤勉义务，同时保证在2011年12月31日前将厦门宝隆公司扭亏为盈（即厦门宝隆公司2011年第四季度财务报表显示其盈利，且该盈利是真实的状况），否则甲方应自动辞去其执行董事的职务，厦门宝隆公司由乙方接管董事长。
2012年2月，江心晴向厦门市工商局申请变更厦门宝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江心晴。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确认厦门宝隆公司法定代表人更替时，双方未办理交接手续。2012年3月17日，厦门宝隆公司在报纸刊登《遗失声明》，声明遗失公司公章、财务章、法人私章各一枚。2012年3月22日，厦门宝隆公司申领了数字为3502120013566的公章。
2012年5月，厦门宝隆公司起诉元点公司，请求判令元点公司偿还厦门宝隆公司借款本金600万元及利息。该案审理过程中，元点公司提供厦门宝隆公司于2012年2月19日出具的《债权转让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据股权转让还款协议，贵司欠宝隆（厦门）彩印有限公司债务，我司已将该债权全部转让予：香港纪素珍女士（英文名：KEISOCHUN，身份证号：P533895（A）住所地：FLATF3／FPRIMROSEMANSION，TAIKOOSHING，HONGKONG）。请贵司将欠款直接支付予纪素珍女士。元点公司还提供了纪素珍于2012年7月20日出具的《声明》：本人受让宝隆（厦门）彩印有限公司对元点电子科技（厦门）有限公司全部债权人民币500万元。元点电子科技（厦门）有限公司已向本人清偿上述债务。该案经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及市中院审理后认为，厦门宝隆公司提供的《借款合同》、《还款承诺函》均为复印件，提供的其他证据又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其与元点公司存在企业借贷600万元，故判决驳回厦门宝隆公司的诉讼请求。
还查明，2014年10月16日，江心晴将香港宝隆公司100%股份转让给女儿吴依伊，吴依伊现为香港宝隆公司唯一股东。
本院认为，本案系涉港股权转让纠纷，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均在本院辖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二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三条、第五条之规定，本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涉案的《还款协议》指向标的是被告厦门宝隆公司的财产、合同履行地在福建省厦门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六条之规定，本案应当适用与该涉外民事关系有密切关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本案争议焦点为：讼争《还款协议》是否真实有效？围绕着这一争议焦点必须先解决两个问题，首先是香港宝隆公司原百分百股份所有人是谁，股权由纪素珍转让至江心晴名下是否需要支付对价；其次是厦门宝隆公司是否应支付给纪素珍股权转让款。
关于香港宝隆公司原百分百股份所有人是谁，股权由纪素珍转让至江心晴名下是否需要支付对价的问题，本院认为，香港宝隆公司原百分百股份所有人即为江心晴，股权由纪素珍转让至江心晴名下不需要支付对价。1、2011年6月2日，原告纪素珍与厦门宝隆公司法定代表人江心晴订立信托契据，契据上声明受益人（江心晴）为附件一所列股份（即香港宝隆公司）的实益拥有人，受益人已要求受托人（纪素珍）以受托人的名义登记该等股份。同时约定，受托人同意按受益人不时书面指示的方式转让该等股份及就该等股份支付及处置应付的股息及利息。由此可见，江心晴即为香港宝隆公司百分百股份实际所有人，纪素珍系受江心晴委托以自已的名义登记股权。原告虽然抗辩因当时吴志荣与江心晴刚刚复婚，其作为母亲为了维系儿子与媳妇的婚姻关系，安抚江心晴，才会在股权变更登记前以江心晴受托人名义作此信托声明，但该说法明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2、原告纪素珍与江心晴于2012年2月12日签订《转让书》，明确载明股权转让不涉及对价（零），此《转让书》与信托契据相互印证，证实江心晴即为香港宝隆公司百分百股份的实际拥有者，股权由纪素珍转让至江心晴名下无需支付对价。3、江心晴与吴志荣于2011年5月3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三条已载明厦门宝隆公司为夫妻共有财产；2011年9月6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四条确认，根据香港信托契约，江心晴享有香港宝隆公司100%股份。虽然原告纪素珍辩称这只是江心晴与吴志荣的单方陈述，但该协议载明的事实有原告与江心晴签订的信托契据为依据，说明原告自已是认可的。4、从厦门宝隆公司设立及经营管理情况看，其性质为家族企业，不论原投资情况如何，厦门宝隆公司于2008年已变更为100%股权由香港宝隆公司持有，且吴志荣、江心晴一直都是该公司的经营者。
关于厦门宝隆公司是否应支付股权转让款的问题。原告纪素珍据以主张被告厦门宝隆公司应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依据是《还款协议》。但本院认为，1、该《还款协议》仅盖有厦门宝隆公司的公章，而没有实益拥有人江心晴的签字，无法体现为江心晴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2012年2月厦门宝隆公司法定代表人更替时，未进行正常交接，2012年3月17日厦门宝隆公司登报公告遗失公章，原公司公章是否仍存放于厦门宝隆公司无从考证，且因印纹形时间无法鉴定，因此无法确认盖章时间是否为“2011年9月5日”。2、纪素珍签字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经本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还款协议》上“纪素珍”签名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因此，该份协议是否为纪素珍在2011年9月5日所签无法认定。3、协议内容与事实不符，逻辑上有矛盾。协议第一条约定由厦门宝隆公司代为支付股权转让款22900000元。第二条约定厦门宝隆公司以下列方式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元点电子科技（厦门）有限公司欠厦门宝隆公司的款项，由纪素珍行使债权人权利，此债权即日起全额转让予纪素珍，做为偿还部份股权转让款。………。如此说来，厦门宝隆公司在2011年9月5日已将自已对元点公司的债权转让予纪素珍。然而，厦门宝隆公司于2012年5月11日起诉元点公司主张债权时，诉讼过程中元点公司举证的却是厦门宝隆公司于2012年2月19日出具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和纪素珍出具的《声明》，却未提及纪素珍与厦门宝隆公司有签订过《还款协议》。既然2012年2月19日才作出债权转让，为何在标注为2011年9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已体现即日全额转让予纪素珍。而且如果厦门宝隆公司已在2011年9月5日将对元点公司的债权转让给纪素珍，为何又要在2012年5月起诉元点公司主张债权？可见，厦门宝隆公司有关其起诉元点公司时并不知道有债权转让事实存在的主张是成立的。《还款协议》是否真实地签订于2011年9月5日值得怀疑。4、退一步讲，即使《还款协议》为真实，由于原告纪素珍与时任厦门宝隆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志荣为母子关系，原告纪素珍系代表江心晴持有香港宝隆公司的股份，其未经江心晴同意与吴志荣达成《还款协议》，吴志荣在2011年9月6日的《离婚协议》中还承诺在2011年年底前将厦门宝隆公司扭亏为盈，但却在《离婚协议》签订前一天未经实益拥有者江心晴同意与其母亲签订严重损害厦门宝隆公司利益的《还款协议》，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应当认定上述行为属纪素珍与吴志荣恶意串通损害厦门宝隆公司利益的行为，协议应认定为无效。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厦门宝隆公司法定代表人江心晴即为香港宝隆公司原百分百股份拥有者，香港宝隆公司百分百股份由原告纪素珍转让至江心晴名下无需支付对价；讼争的《还款协议》是否签订于2011年9月5日，是否为江心晴及厦门宝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由于存在诸多疑点，本院对协议的真实性及有效性不予认可。原告纪素珍诉求被告厦门宝隆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17900000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纪素珍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29200元，由原告纪素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纪素珍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宝隆（厦门）彩印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柯雅玲
代理审判员 洪培花
代理审判员 陈 石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饶茂华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已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