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京01民终31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世良，男，1963年6月9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欲晓，山东康桥（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号。
法定代表人：杨仁树，校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召良，男,该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溶，男,该大学后勤及资产管理处房产科副科长。
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成志，男，1949年4月1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津华（李成志之妹），1957年9月29日出生。
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津萍，女，1953年11月21日出生。
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津华，女，1957年9月29日出生。
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新生，男，1960年8月5日出生，。
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孙肖杰，男，1945年12月24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世良（孙肖杰之弟），男，1963年6月9日出生。
上诉人李世良因与被上诉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以下简称中国矿大）、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成志、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津萍、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津华、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新生和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孙肖杰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2441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世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欲晓，被上诉人中国矿大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召良、李溶，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成志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津华，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津萍，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津华、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孙肖杰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世良到庭参加诉讼。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新生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李世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法院驳回起诉之民事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事实和理由：一、李世良的继父李文举与中国矿大于2004年4月5日签订的《住房调整协议书》实质上是一份李文举依据国家政策从中国矿大购买福利性质房屋的房屋买卖合同，而非李文举与于晓明之间的换房行为。况且，《住房调整协议书》中所涉及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平房（以下简称“575-7号平房”）已由中国矿大的上级单位煤炭工业部办公厅出租给李成志，故不再存在李文举向中国矿大交付该房的事实基础。二、依照李文举当时在中国矿大的行政级别，中国矿大分给李文举的住房面积是不够的，因此，中国矿大应当按照《住房调整协议书》的约定交付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房屋（以下简称“102号房屋”）。据此，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基于《住房调整协议书》产生的一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因单位内部调房、换房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综上，判为所请。
中国矿大辩称：《住房调整协议书》是中国矿大与其职工李文举之间有关职工住房的调整协议，属于中国矿大内部的房屋管理问题，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故不属于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综上，请求驳回李世良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法院驳回起诉之民事裁定。
李世良、李成志、李津萍、李津华、李新生和孙肖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中国矿大房产科与李文举2004年4月5日签订的《住房调整协议书》合法有效；二、中国矿大将“102号房屋”交付李世良、李成志、李津萍、李津华、李新生和孙肖杰使用，并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三、中国矿大承担本案诉讼费。
中国矿大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一、确认中国矿大与李文举签订的《住房调整协议书》已于2005年11月12日解除；二、李世良腾空“102号房屋”，并将该房屋交还中国矿大；三、李世良、李成志、李津萍、李津华、李新生和孙肖杰交付占用“102号房屋”的费用，其中自2005年11月13日至2016年6月12日按每月1000元计算，自2016年6月13日至实际腾空房屋并交还房屋之日止按每月3000元计算；四、反诉费由李世良、李成志、李津萍、李津华、李新生和孙肖杰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文举系中国矿大离休干部，于2011年8月1日去世。李成志、李萱芝、李津萍、李津华、李新生系其子女。李萱芝已去世且无子女。孙素兰是李文举的再婚妻子，于2015年7月31日去世，其有二子，孙肖杰和李世良。20世纪60年代，中国矿大将“575-7号平房”分配给李文举居住使用，但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20世纪80年代，中国矿大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101号房屋（以下简称“101号房屋”）分给李文举居住使用。1992年，李文举自中国矿大购买了“101号房屋”。1998年6月16日，案外人于晓明自中国矿大购买涉诉的“102号房屋”。2003年1月7日，于晓明向中国矿大提交《退房申请书》，主要内容为：“中国矿大北京校区房产科，根据我上次的申请以及协商与575平房住户李文举对调事宜贵单位有关领导已经同意。为使换房能顺利进行，我先搬出东5楼4-102楼房，待李文举退出575平房后再搬入575平房，为此特申请先办理楼房退房手续。”2003年12月，中国矿大同意将“102号房屋”按福利房出售给李文举。2003年12月3日，李文举向中国矿大交纳了“102号房屋”购房款13064元。2004年4月5日，中国矿大（合同甲方）与李文举（合同乙方）签订了《住房调整协议书》，约定：“乙方已购公有住房东三楼7单元101号，面积标准还不足。现有于晓明退回我校东五楼四单元102号住房，甲方同意将此房于2003年12月3日按福利房出售，并让乙方到本校财务处交了预售房款。乙方自拿到东五楼4-102号钥匙起65天内将原租住的西郊小区575-7号平房腾空，并结清各项费用后将钥匙交给甲方”。签订当日，中国矿大向李文举交付“102号房屋”，后因李文举无法向中国矿大交出“575-7号平房”，中国矿大于2005年将“102号房屋”封钉，并于2005年11月将购房款13064元及利息200元打入李文举工资存折。李文举在收到上述退还款项后，明确向中国矿大表示“我们已将此款另立存折保存，矛盾未解决退购房款，我们不能接受”。2012年10月，孙素兰将102号房门撬开，中国矿大于2012年11月1日向孙素兰发出《致孙素兰同志的告知函》。2012年11月3日，孙素兰向中国矿大提出书面质疑，表示“102号房屋”已按福利房标准出售给李文举，该房屋属于其私有财产。此后，中国矿大对“102号房屋”采取停电措施。现“102号房屋”无人居住，其内存放有孙素兰及部分李世良个人财物，该房屋钥匙由李世良持有。本案中，李世良、李成志、李津萍、李津华、李新生和孙肖杰虽认可“575-7号平房”的原承租人为李文举，但主张该平房已于1994年由煤炭工业部办公厅出租给李成志，故李文举不能完成其客观上无法完成的退还“575-7号平房”的义务，李文举应享有120平米房改房购房资格。《住房调整协议书》中关于腾空“575-7号平房”的条款，应认定李文举已履行完毕或在客观上根本无法履行，但李文举享有的国家房改政策应有面积应受到法律保护。为此，李世良、李成志、李津萍、李津华、李新生和孙肖杰出具了承租方为“李诚志”、租赁房屋为“575-7号平房”的《中央国家机关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编号：平房西郊字第230号，以下简称《租赁合同》）。对于上述《租赁合同》，中国矿大不予认可，并提交如下证据证明“575-7号平房”承租人为李文举：一、李国屏的《教职工住房调整、扩大、购房申请表》；二、李文举的《教职工住房调整、扩大、购房申请表》；三、2001-2006年度北京矿大付西郊宾馆供暖费明细表、2009年度收费明细表；四、李国屏的《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校区）购、住房申请调查表》；五、李国屏的《九九年职工购房申请表》。对于上述证据，李世良均不认可真实性；李成志表示无法核实证据二的真实性，对其余证据解释如下：其父李文举、其妻李国屏均为中国矿大职工。其本人在西郊宾馆工作。二单位均为原煤炭部下属单位，因此，暖气费都是来回抵交，具体操作承租人本人不清楚，故证据三不足以证明中国矿大的证明目的；其他证据虽是李国屏填写，但李国屏填表时并不知道“575-7号平房”由李成志承租；其余各原告认可李成志的质证意见。为核实《租赁合同》的真实性，该院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基建房管处调查，答复为：“575-7号房屋的原产权单位为煤炭部，煤炭部基建房产处和宿舍管理科共同与李成志签订了《租赁合同》，承租人为李成志，后煤炭部改革为我单位，所以该房屋现在的产权人为我单位，大帐登记的承租人是李诚志，其本人身份证显示为李成志，其为西郊宾馆职工”。对于该院调查取证结果，双方均认可真实性。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周转住房暂行管理办法（修订稿）》规定：周转房实行有偿使用，阶梯按套定价，第一年房租为1000元/月，第二年为2000元/月，第三年为3000元/月。周转房租金由后勤及资产管理处审定，根据租住协议，财务处按月从承租教职工工资中扣缴。教职工租住期满应及时搬离，原则上不得延期租住，极特殊原因需延期租住的，应提前3个月提出申请，视房源状况确定，延期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延长期内每月租金按第3年月租金的20%逐月递增，未获批准延期或延期到期，逾期不搬的每月租金按签约最后一个月租金的50%逐月递增。中国矿大据此作为其反诉主张的占用“102号房屋”使用费的计价标准。中国矿大表示其仅口头告知李文举解除《住房调整协议书》。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本案现有查明事实，从于晓明于1998年6月16日自中国矿大购买“102号房屋”、2003年1月7日提交《退房申请书》至2003年12月，中国矿大同意向李文举出售“102号房屋”并收取预售房款、2004年4月5日与李文举签订《住房调整协议书》的过程以及《退房申请书》、《住房调整协议书》的内容，表明李文举所购买的“102号房屋”并不是从产权单位，即中国矿大直接购买的其自住的房改房，而是在中国矿大组织下通过学校职工之间内部调换，即通过与于晓明调房后，再购买换得的房屋，李文举购买该房屋亦带有政策福利性质，即购房后补足其应按国家政策享有的居住面积，故《住房调整协议书》中虽有将“102号房屋”售给李文举的内容，但其性质及缔约基础还是单位的内部调换房协议，如果房屋不能调换，也就不会再出售该套房屋。本案现有证据亦表明，在协议履行过程中，由于“575-7号平房”产权归属产生争议，导致李文举无法交出“575-7号平房”，进而导致案外人于晓明在交出“102号房屋”的情况下，无法取得“575-7号平房”作为安置，在此情况下，《住房调整协议书》缔约基础已丧失，并由此后续产生了中国矿大单方解除协议退回购房款以及诸原告所诉的封门、断水断电等就房屋的占有、腾退引发的纠纷。结合上述，涉案《住房调整协议书》并不仅仅是单位为落实房改政策与承租公房职工签署的公有住房出售协议，其签署系建立在单位内部房屋调换的基础之上，在其履行过程中所出现的置换房屋的权属争议以及未调换成功后的职工住房安置、职工应享受的政策面积补差等问题，均不属于平等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之间通过民事法律规定解决的争议。依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因单位内部调房、换房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不属于法院民事诉讼的主管范围，故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基于《住房调整协议书》的履行分别所提出的房屋腾退、房屋过户的本诉、反诉，均不属于法院民事诉讼的主管范围，应依法予以驳回。据此，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驳回李世良、李成志、李津萍、李津华、李新生、孙肖杰的起诉；二、驳回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的反诉。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上述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全部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法院都应该受理。哪些属于该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规定的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还应当依据相应的实体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判断一个民事行为是否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民事行为，或者说是否属于我国民法调整的对象，要从实施该民事行为的主体关系，民事行为的内容，甚至是实施民事行为的背景事实等多方面来进行考量。具体到本案，首先，就签订《住房调整协议书》的主体而言，一方是中国矿大，另一方是其职工李文举。质言之，签订合同的主体之间存在着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其次，就上述协议书的内容而言，主要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中国矿大为补足李文举的居住面积而向其出售单位的福利房；二是李文举将其租住的“575-7号平房”交还给中国矿大。综上可知，《住房调整协议书》正是基于双方之间的这种行政隶属关系才能签订，该协议的客体包括了中国矿大职工购买单位福利房的行为及其职工的退还租赁房屋的行为。据此，该合同之内容显然不是一个市场行为，即不属于发生在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故基于该合同发生的纠纷不应当属于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李世良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李世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梁志雄
审判员 郭 勇
审判员 王 贺
二〇一七年五月四日
书记员 李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