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海民初字第121号
原告张帆远，男，1970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代理人张耀西，男，1949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系原告张帆远父亲。
被告厦门长庚医院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新阳工业区霞飞路123号，组织机构代码77600012-0。
法定代表人陈敏夫，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吴岩泉，福建方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鼎皓，职员。
原告张帆远与被告厦门长庚医院有限公司（下称长庚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2月2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陈进杰独任审判。因案情复杂，双方争议较大，本院依法于2015年5月18日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组成由审判员陈志强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陈进杰、人民陪审员黄启璋参与审理的合议庭，于2015年9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帆远的委托代理人张耀西，被告长庚医院的委托代理人吴岩泉、陈鼎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帆远诉称，原告系厦门市第十一中学物理教师，2002年确诊为帕金森综合症，2009年11月28日（第一次手术）××被告处由台湾地区林口长庚医院李石增副院长做“颅内脑深部电极植入”手术（简称DBS手术），手术和住院费用255468.09元（人民币，下同）。2009年12月29日由于导线超长拱出头皮之外出现第一次“导线外露”，由被告神经外科张波主任××门诊部做直接缝合手术。2010年1月12日（第二次手术）××头部同一位置出现第二次导线外露和伤口感染，由被告整形外科做“皮瓣电线覆盖”手术，手术和住院费用8012.12元。2012年2月2日（第三次手术）第三次导线外露和伤口感染，由被告整形外科何宗融医师做“清创及局部头皮皮办转移覆盖导线”手术，手术和住院费用11103.9元。2012年7月16日（第四次手术）因感染严重由被告整形外科林志鸿主任做“清创及DBS拔除”手术，手术和住院费用15352.1元。以上四次手术及住院费用共计28.99万元。2012年8月原告与被告就“导线外露”进行医患调解。其后长达两年的调解过程中被告均持应付和回避态度，且反复说明被告方的权限是10000元以内的费用减免，超出必须上报台湾地区的行政中心审批，而审批依据是法院的判决书，最多可赔100万元。原告认为，被告××“DBS”手术全过程中从未告诫原告或其家属“导线超长拱起必有导线外露”，且××大难度的关键手术没有从台湾地区带熟练且专业的手术助手，而是临时使用被告的没有经验的手术助手。原告反复查遍中外所有有关资料，从未有过“DBS”手术后一个月零四天××头部同一位置连续出现两次“导线外露”之情形。并且，对于导线超长拱起而暴露的伤口，明知系因导线拱起导致外露，稍有常识都会知悉再直接缝合必然导致再拱起暴露，偏偏被告却采用直接缝合方式予以处理，显然其诊疗行为存××重大过失，由此引发伤口感染并最终拆除“DBS”是被告的责任。“DBS”拆除后使原告生活不能自理，且无法正常上班，所造成的损失应由被告赔偿。然虽经原告多次交涉，包括2012年12月向被告的赖明坤院长寄送《意见反映单》、2013年通过海沧区新阳街道办与被告进行调解以及2014年通过厦门市卫生局与被告进行调解等等，但均未果。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四次手术及住院费共28.99万元、误工费48.576万元、护理费108万元、精神损害赔偿金92.783万元，合计2783490元。庭审过程中，原告当庭变更上述诉讼请求为：被告承担30%责任并取整即，赔偿原告损失80万元。
被告长庚医院辩称，一、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2012年7月16日原告××被告处进行最后一次手术，2012年8月双方进行医患调解未果，此后至原告于2014年12月18日起诉之日，原告再未向被告主张过权利，故其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二、原告××被告处治疗经过。2009年10月18日，原告以“四肢不自主细颤10年，加重两天”为主诉入住被告处，入院查体“神志清楚，听力正常，肌张力亢进，右上肢不自主细颤”，初步诊断为帕金森综合症（年轻型）。原告经规范药物调节治疗后无明显改善，为此，被告建议原告行DBS手术治疗，并明确告知手术治疗××的可行性及相关风险，原告及其家属表示慎重考虑后再决定。原告及其家属待台湾地区林口长庚医院神经外科医师会诊后决定手术治疗，于2009年11月26日转入神经外科治疗。术前被告再次详细告知原告及其家属手术的方式、适应症及手术风险，原告及其家属表示接受手术风险并签署同意书。2009年11月28日，被告为原告行脑深部电极置入术，术后转回神经内科继续治疗。2009年12月23日被告给予原告术后第一次开机，原告无明显不适，四肢肌张力恢复正常。开机后第二天原告办理出院回家观察休养。术后27天内，被告共观察原告伤口126次，均未发现感染现象。2010年1月11日，原告因DBS术后导线外露，伤口愈合不良住院，××被告处行皮瓣转移术，术后恢复佳。2012年1月30日再次因××深部电极植入术后1年伤口流脓入院，被告于2012年2月2日为原告行清创术，术后两周再次出现手术伤口些许肿胀发痒，经抗感染等保守治疗后无效。原告2012年7月16日××被告整形外科再次行清创手术，鉴于头顶至左颈导线异常反应严重且局部感染明显，且电池使用期限将尽，经原告家属同意后取出导线和电池，××治疗，伤后愈合后于2012年7月26日转被告神经内科继续治疗。后原告病情稳定，伤口情况良好，于2012年7月30日出院。二、被告之诊疗行为不存××过错。外科手术本身具有伤口感染风险，尤其是有人工内植物的外科手术，可能因为患者的排异反应等因素，感染风险更大，手术前被告已对原告及其家属充分告知伤口感染风险，原告表示理解并签署了手术同意书。术后27天内，被告一共观察原告伤口126次，原告伤口干燥，愈合良好，均未发现感染现象。因此原告导线外露是原告自身排异反应导致，进而诱发伤口感染，原告丧失工作和生活自理能力是××帕金森综合征造成。另原告猜测被告手术团队中没有台湾熟练而专业的成员，是临时使用被告的外科医生纯属无端猜测，事实上被告的手术过程均严格遵循卫生部的相关规定，对于医疗行为有着严格的管控，坚持执行手术分级制度。综上，被告的诊疗活动没有过错，原告伤口感染、生活不能自理等均与被告的诊疗活动没有因果关系，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
一、2009年10月18日，原告因“四肢不自主细颤10年，加重两天”入住被告神经内科，查体“意识清楚，对答正确，言语缓慢，慌张步态。四肢肌力5级，肌张力增高，右上肢不自主静止性细颤。××。原告入院后行相关检查，被告给予普拉克索、美多巴等药物治疗，症状反复发作。为此，被告建议原告行DBS手术治疗，并明确告知手术治疗××的可行性及相关风险，原告及其家属表示慎重考虑后再决定。原告及其家属待台湾地区林口长庚医院神经外科医师会诊后决定手术治疗，2009年11月26日转入神经外科治疗。术前被告再次详细告知原告及其家属手术的方式、适应症及手术风险，原告及其家属表示接受手术风险并于2009年11月27日签署《手术同意书》，同意被告对原告行DBS手术。《手术同意书》中详细载明了手术可能发生之并发症：短暂或永久性神经功能障碍、脑部或伤口发炎、脑出血、手术无效等。其中“手术目的”载明该手术并非根治方法，手术后仍需长期追踪治疗。2009年11月28日，被告××原告全麻下为原告行“脑深部电极置入术”。术后同时予口服抗胆碱药物治疗，2009年12月23日术后第一次开机，开机过程顺利，原告无明显不适，2009年12月26日原告出院，出院诊断同入院。
2010年1月11日，原告因“帕金森综合症颅内深部电极植入术后导线外露”入住被告神经外科，入院查体“GCS15分，头部伤口电线外露，伤口周围无红肿，无渗血及渗液，慌张步态，四肢肌力5级，肌张力增高，铅管样强直。”入院诊断为：××，DBS手术后导线外露。入院行相关检查，2010年1月12日被告为原告行“左侧颞筋膜皮瓣电极覆盖术”，术后予抗感染、补液等治疗。原告2010年1月19日办理出院，出院诊断同入院，出院情况：头部伤口干燥、愈合佳。2010年2月1日、2月4日、3月8日和3月23日原告先后四次为调整药物用量及电极参数入住被告神经内科，调整电极参数后出院。
2012年1月30日，原告因“××电极植入术后2年伤口流脓”入住被告整形外科。入院查体“头部可见长约15cm弧形手术疤痕，可见脓状液体，慌张步态，四肢肌力5级，肌张力增高，铅管样强直。”入院诊断为：头皮伤口愈合不佳，××，DBS术后。入院行相关检查，2012年2月2日被告为原告行“头皮皮瓣成形术”，××、止痛、引流、伤口护理、镇静等治疗，原告2012年2月9日办理出院，出院诊断同入院。2012年7月13日，原告因“××电极植入术后2年伤口流脓”入住被告整形外科。入院查体“头部可见长约15cm弧形手术疤痕，可见肉芽组织、黄白色分泌物，慌张步态，无法步行，四肢肌力5级，肌张力增高，铅管样强直，右上肢不自主静止性细颤。”入院行相关检查，2012年7月16日被告为原告行“头皮清创术”，术中见头皮下严重感染，予取出DBS系统，××、换药、调整帕金森用药等治疗，原告2012年7月30日办理出院，出院诊断为：××，××电极植入术后电极拔除。出院情况：头部伤口拆线，语音2（LURULLRL），静止性震颤3232，肌张力4242，动作迟缓3232。
2010年11月28日至2012年7月16日期间，原告××被告处进行治疗的医疗费用共计28.99万元。
2012年8月，原、被告××进行医患调解未果。2012年12月20日、12月26日，原告各向被告的院长赖明坤挂号寄送一份《意见反映单》，主张被告对“DBS”手术后一个月零四天××头部同一位置连续出现两次“导线外露”负有责任，要求被告减免手术费用、退还已付费用等。
2014年12月26日，原告以被告的诊疗行为对于原告DBS术后短时间内出现两次导线外露导致伤口感染并最终拔除DBS存××重大过错，且与原告目前生活无法自理、无法上班存××因果关系等为由，诉至本院，提出如上所请。
二、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就案涉诊疗行为是否存××过错以及是否与原告的损害后果存××因果关系申请医疗过错鉴定。本院根据双方协商选定的鉴定机构，依法委托厦门市医学会对原告申请的鉴定事项进行鉴定。原告为此支付了鉴定费用2500元。
2015年3月24日，厦门市医学会出具厦门医鉴（损害）（2015）第9号《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意见书》，载明：患者（即原告）四肢不自主细颤10年及多次诊疗病史，查体示慌张步态，四肢肌张力增高，铅管样强直，肢体不自主静止性细颤。××”成立，××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情况下，有手术适应症，医方选择“脑深部电极植入术”，符合诊疗常规。患者术后出现“导线外露、伤口感染”，系脑深部电极植入术的手术并发症。导线外露、伤口感染属于可以预见但难以完全避免的并发症，医方术前手术同意书已告知术后可能出现伤口发炎等并发症。导线为固定长度，术后导线可因头颈部运动受牵拉，医方术中为预防导线外露调整了导线曲度及位置，尽到了注意及预防的义务。临床上对于导线外露的处理，××抗感染的同时，可根据局部伤口感染的状况，选择清创缝合、皮瓣覆盖或电极拔除术。该患者先后多次出现导线外露、并继发伤口局部感染，医方为保住植入系统，××抗感染治疗的同时，先后三次给予局部清创缝合、皮瓣电极覆盖术，医方的诊疗行为不违反诊疗常规，DBS系统维持2年余。2012年7月16日导线再次外露，伤口感染情况严重，为防止感染情况加重，医方选择植入电池拔除，符合诊疗常规。但医方××诊疗过程中与患者沟通不够充分，存××不足。××拔除植入电极后，患者目前状况与脑深部电极植入术前无明显区别，医疗行为××患者病情，患者目前的生活、××所致，与医方的诊疗行为及存××的不足无因果关系。专家意见为：××”成立，有“脑深部电极植入术”手术适应症，术后出现导线外露、继发伤口局部感染系脑深部电极植入术可以预见但难以完全避免的手术并发症，医方针对该并发症的处理，未违反诊疗常规。患者目前的生活、××所致，与医方的诊疗行为及存××的不足无因果关系。
对于厦门医鉴（损害）（2015）第9号《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意见书》，原告提出书面异议，并申请重新鉴定，其认为：DBS术后的一个多月内，原告头部的同一个位置连续出现两次导线外露，如此快速的导线外露除人体对异物的排斥作用之外，还有其更直接的原因。头颅的顶部是向上成拱形的，那么沿头皮内测穿过的导线也必然是弧形的，若没有拉好和拉顺或稍有超长必然拱起产生隐患，所以第一次导线外露后被告做直接缝合手术，拉紧头皮缝合时对导线产生多大的作用力，导线对头皮则产生同样大小的反作用力，这样导线的弹力比人体对异物的排斥里要大的多，所以十三天后便很快出现了第二次导线外露。且沿头皮内侧成弧形穿导线必然要使用专业而熟练的手术助手，而被告使用的是没有经验的手术助手。很明显，对于第一次导线外露，采取直接缝合的处理是存××重大过失的。每一次的导线外露都形成开放式的伤口，给细菌沿导线感染提供了机会，最终致使需要拔除电极，从而也导致了原告恢复到了术前生活不能自理、不能正常上班的状态，所以被告对于原告的诊疗行为明显存××过错。
鉴于原告对厦门医鉴（损害）（2015）第9号《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意见书》提出上述异议，本院××2015年8月21日的《询问笔录》中告知原告应××限期内书面答复是否申请相关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如申请鉴定人出庭应提交书面申请书，逾期未提交书面申请视为不申请鉴定出庭。原告表示不要求鉴定人出庭，但要求鉴定机构必须对其异议进行书面答复。为此，本院将原告的书面异议寄送给厦门市医学会，要求其进行书面答复。
2015年9月8日，厦门市医学会针对原告提出的异议出具答复函，载明：导线外露的原因复杂，人体对异物的排斥作用、导线弹力等均系其可能原因之一，但均属于脑深部电极植入术难以完全避免的情况，非医方未尽到应尽的义务所致。对于导线外露、伤口感染并发症的处理，临床上可××抗感染的同时，根据局部伤口感染的状况，选择清创缝合、皮瓣覆盖或电极拔除术。××患者导线外露后，即可选择上述三种方法之一处置，第一次导线外露后就诊，医方根据当时伤口无感染现象，××抗感染的同时给予选择清创缝合，并未违反医疗常规。因初次直接缝合后再次出现导线外露，且合并伤口感染，医方××第二次导线外露后给予抗感染的同时选择皮瓣覆盖术，此次手术使DBS系统有效维持了一年余，期间患者未再就诊，说明医方处理是有效的，医方的处理未违反诊疗常规。2012年7月16日导线再次外露，且伤口感染严重，如选择保留植入电极，则可能继发严重的全身性感染，甚至危及患者生命，医方给予抗感染的同时，拔除了脑深部植入电极，符合诊疗常规。××上述过程中，由于医学科学的局限性及特殊性，并非任何医疗操作均能得到预期的满意的效果，医生并无法××第一次导线外露选择直接缝合时即预测到之后第二次及第三次导线外露，也无法××第二次导线外露选择皮瓣覆盖时即预测到一年后第三次导线外露，但××上述过程中，医方与患者沟通不够充分，医方××第一次选择直接缝合时应告知直接缝合后仍有导线外露、伤口感染的风险，甚至最终拔除植入电极的可能。对于患方代理人所提出的导线弹力问题，专家鉴定组认为，导线为固定长度，无法人为缩短或延长，术后导线可因头颈部运动而受牵拉，医方××术中调整了导线曲度及位置，已经尽到了注意及预防义务。导线外露原因复杂，人体对异物的排斥作用、导线弹力等均有可能导致，但目前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导线外露系导线弹力所致。××，其目前存××的生活、××所致，××理过程。即便根据患方所述第一次导线外露即选择皮瓣覆盖手术，也无法预知和避免拔除植入电极的后果。
三、原告提交的案外人厦门市第十一中学于2014年11月26日出具的《证明》，载明原告自2013年11月至2014年11月因病假等扣发2013年11月至2014年6月、2014年9月至2014年11月的绩效考评奖励共计5300元，扣发2014年5月至2014年6月、2014年9月至2014年11月的岗位津贴共计9650元。
四、原告提交的其与案外人陈长秀于2014年4月10日签订了一份《保姆合同》，约定由陈长秀向原告提供家政服务，原告按月支付陈长秀劳务工资3000元整，合同期限自2014年4月6日起算。该《保姆合同》文末附“补充条款”载明：基本工资3000元／月，加班和夜间补贴1000元／月，包吃住1000元／月，每月工资5000元。
以上事实有出入院记录、门诊记录、病历记录、《手术同意书》、医疗费用清单及票据、厦门医鉴（损害）（2015）第9号《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意见书》、答复函、《证明》、《保姆合同》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为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系医疗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患者××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之规定，医疗机构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以过错责任原则为基础，以过错推定原则为补充。若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没有过错且不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行为的，医疗机构不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原告主张被告的诊疗行为存××过错，应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原告为证明其该主张，依法向本院申请对案涉诊疗行为是否存××过错进行鉴定。后本院根据双方协商确定的鉴定机构，依法委托厦门市医学会进行司法鉴定。厦门市医学会作为具备法定鉴定资质的专业机构，其接受本院委托对案涉诊疗行为是否存××过错进行鉴定，鉴定程序合法，其出具的厦门医鉴（损害）（2015）第9号《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意见书》分析清楚，论证合理，不存××需要重新鉴定的法定事由。虽然被告对该鉴定意见提出异议，但××本院向其说明是否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时，其表示不需要申请。因此，厦门医鉴（损害）（2015）第9号《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意见书》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对原告重新鉴定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厦门医鉴（损害）（2015）第9号《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认为，××”成立，有“脑深部电极植入术”手术适应症，术后出现导线外露、继发伤口局部感染系脑深部电极植入术可以预见但难以完全避免的手术并发症，医方针对该并发症的处理，未违反诊疗常规。患者目前的生活、××所致，与医方的诊疗行为及存××的不足无因果关系。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的诊疗行为存××过错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原告也未举证证明被告存××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以及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之行为，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本院确认，本案被告对原告的诊疗行为不存××过错，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也没有因果关系，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帆远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4000元，由原告张帆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志强
代理审判员 陈进杰
人民陪审员 黄启璋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王长安
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