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民终4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戚爱君，女，1953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
委托代理人：王海英，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建忠，山东胶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市刘公岛水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市梦海苑38号。
法定代表人：宋泉江，经理。
委托代理人：高佩良，山东英良泰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泳，山东英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威海市刘公岛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威海市新威路52号。
法定代表人：王京伟，主任。
委托代理人：杜永峰，男，1963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该单位法律顾问。
上诉人戚爱君因与被上诉人威海市刘公岛水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刘公岛水产公司”）、原审第三人威海市刘公岛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刘公岛管委会”）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中级法院（2010）威民一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戚爱君的委托代理人王海英、刘建忠，被上诉人刘公岛水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宋泉江及其委托代理人高佩良，原审第三人刘公岛管委会的委托代理人杜永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戚爱君一审诉称，2003年7月，原告受让了被告与他人签订的《海区租赁合同》，租赁被告所辖刘公岛的部分海区，租赁期限15年，至2017年12月30日止，租金每年100万元，合同还约定了违约责任等内容。之后，原告履行合同义务，并投入巨资在海区，但是在2009年意外得知被告对海域使用期限到2012年8月31日止，只有10年的使用权，不是合同规定的15使用期限。致使原告约定的、并自2003年7起一直在执行的投苗养殖捕捞计划完全被打乱。即使从现在开始调整生产计划、重新部署，仍然不可避免的遭受重大损失。原告认为被告应当对此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为此与被告进行了数次协商，但是被告在2009年6月10日通知原告“于2009年6月20日前依约付清行租金和滞纳金，并解除合同”。被告通知时尚未到租金支付期限，而且被告违约在先，导致原告遭受重大经济损失，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原告亦有权暂停支付租金，同时，其通知自相矛盾。因此，该通知行为不具有解除《海区租赁合同》的效力，故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被告2009年6月10日的通知不具有解除海区租赁合同的效力；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200万元；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威海市刘公岛水产有限公司一审答辩称，被告以前的名称为威海市刘公岛水产公司，成立于1986年3月。从成立之日起，该公司就拥有刘公岛附近海域使用权。1994年1月1日，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政府根据相关规定给被告颁发了《威海市环翠区浅海水域和滩涂增殖养殖使用证》，确认被告拥有刘公岛附近海域合法的使用权，期限至2003年12月31日。2003年1月1日，被告与原告签订一份《海区租赁合同》，由原告承租被告所属的刘公岛附近部分海参养殖区进行海参养殖，租赁期限自2003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合同对海区租赁范围、租金的数额及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事项也进行了约定。2005年被告改制后，继续在刘公岛附近海域从事渔业生产。在2002年1月1日《海域使用管理法》开始实施，被告持有的《威海市环翠区浅海水域和滩涂增殖养殖使用证》即将到期的情况下，被告根据渔业主管部门的要求，2002年8月份开始申请海域使用权登记，经过行政审批，山东省海洋渔业厅2004年8月份批复威海市海洋渔业局换发海域使用权证书，被告用海起始时间为2002年9月1日至2012年8月31日。2005年9月1日，被告获得了威海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海域使用权证书，依法获得了刘公岛附近海域的合法使用权，期限至2012年8月31日。根据原、被告签订的《海区租赁合同》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可以看出原告对涉案海域需要进行确权、确权费用无法预知及被告正在进行改制的情况是知道的，被告对该事实并没有任何隐瞒。被告在履行合同中没有违约行为。《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养殖用海的最高期限为15年，因此，双方在签订海区租赁合同时约定租赁期限为15年，自2003年1月1日始至2017年12月31日止。虽然政府颁发给被告的海域使用权的期限为10年，并不是签订租赁合同时双方预计的15年，但因双方签订租赁合同在前，被告的行为不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关于海域使用期限的约定自2012年9月1日始至2017年12月30日这一部分是无效的，并不是违约，该部分无效并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其他部分仍然有效。造成该部分无效的原因并不在原、被告双方，而是由于政府行为这一不可抗力造成的，被告对此没有任何过错或过失。且双方关于2012年9月1日至2017年12月30日这一部分无效的事实并不是必然会发生的。根据《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海域使用权期限届满，海域使用权人需要继续使用海域的，应当至迟于期限届满前二个月向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申请续期；除根据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安全需要收回海域使用权的外，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应当批准续期；准予续期的，海域使用权人应当依法缴纳续期的海域使用金。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被告目前持有的海域使用权证在2012年8月31日到期后，被告可以申请续期。除根据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安全需要收回海域使用权的外，被告能够获得续期，从而能够继续合法使用涉案海域，不会影响租赁合同约定的关于租赁期限的规定。因此，原告现在主张被告违约或无效为时尚早，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即使在原海域使用权在2012年8月31日到期后，被告申请续期未获批准，被告也没有任何过错与过失，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因为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政府行为这一不可抗力造成的，原、被告对此无法控制，且在双方签订的《海区租赁合同》第八条中约定因国家需要或国家政策变更征用海区，合同将自动解除。双方对涉案海区将受到政府行为的调整是有预知及思想准备的。原告在被告的海域使用权有效期限尚未到来时，就提前在2009年9月提起诉讼，拒付租金并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其实际是行使合同法第68条规定的不安抗辩权，但原告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证实被告具有该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原告是错误地行使了不安抗辩权，对此应承担违约责任。退一步讲，即使在2012年8月31日原海域使用权到期后，被告没有取得涉案海域的使用权，也并不导致剩余租期的海区租赁合同无效，因为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才导致合同无效，而《海域使用管理法》不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综上，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威海市刘公岛管理委员会一审述称，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与该第三人没有直接关系。第三人与原告确实在2011年4月25日签订过一份协议，该协议是由于按照规划在刘公岛修建第二旅游码头，需占用码头，可能影响原告承租海区的水产养殖，故签订该协议，就使用海域面积可能影响到的养殖面积所造成损失的补偿进行了约定。该协议履行完毕后第三人与原告在2013年9月5日签订了确认书，共同确认2011年4月25日的协议履行完毕。至此，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就修建第二码头可能造成损失的补偿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第三人与原、被告不再有其他的利益纠葛。原告的诉请与该第三人无关。
一审认定，被告原名称为刘公岛水产公司，成立于1986年3月，原属刘公岛办事处下属的集体企业，2005年经过改制将企业改组为经营层持股、经营者持大股、职工自愿参股组成的有限责任公司，原企业的债权债务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改制后的公司承继，并变更为现名称。
原、被告于2003年1月1日签订一份《海区租赁合同》，合同中载明，经原、被告双方共同协商，就被告所辖刘公岛部分海参养殖区出租给原告使用及管理，达成如下条款：一、海区租赁范围，自刘公岛后背齐嘴向东经黑岛至大泓，即以大小泓挡中间以东为界，并以高潮线向外延伸500米的海底养殖区；二、租赁期限，本次租期为15年，即2003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0日止，合同到期的前一年，确定下一年的承包计划，但在同等条件下，原告享有优先权；三、租金及付款办法，上述海区每年租金100万元整，采取先付款后使用的办法，本合同双方签字后生效，签字当日原告一次性付清第一年租金，以后每年1月1日前付清该年度租金；四、违约责任，原、被告双方在两年内如有违约，每年按租金的一倍赔偿给对方，第三年以后违约按年租金50%赔偿对方，如原告延期付款，原告每日按年租金的6‰向被告交纳滞纳金，超过10日被告有权终止合同；五、在租赁期间，被告负责上述海区的确权使用费用，并负责为原告办理一条船的潜水捕捞许可证及费用、税金均由被告缴纳；六、原告经营范围，自合同签订生效后，上述海区的管理使用权归原告，原告可在上述海区内从事潜水捕捞、捕鱼、海底投苗投石，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全部由原告自负，但不得在上述海区内从事水面养殖及一切非法活动；七、该海区只限原告自己使用，不得转租转包，如果发现以原告违约处理；八、因国家需要或国家政策变更征用海区，合同将自动解除；九、外来船只撞入本养殖区所发生的海损事故等所发生的经济往来与原告无关，由被告全权处理；十、如果政府对海区确权使用费增加，超过租金的20%以上的部分双方各负担50%；十一、刘公岛水产公司改制后，本合同仍然生效，双方同意由威海市公证处公证，公正费用名负50%，本合同一式三份，原、被告双方各执一份，公证处存一份；十二、未尽事宜原、被告双方协商解决。该合同签订后，2003年-2008年的租金600万元已支付给被告。2009年原告以被告享有的海域使用权期限将在2012年8月31日到期，与合同中约定的期限不符为由拒付租金。被告于2009年6月9日以公正送达的方式向原告送达一份书面通知，载明被告与原告于2003年1月1日签订海区租赁合同，合同履行中，原告每年延期交付租金，且违约进行水面养殖，现2009年度租金分文未付，违约近半年，望原告于2009年6月20日前依约付清租金和滞纳金，并解除合同，特此通知。原告收到该通知后，以公正送达的方式于2009年6月19日以书面通知形式回复被告，载明自签订海区租赁合同后，原告始终遵守各项约定，并投巨资在海区，在今年意外得知被告的海域使用期实际是到2012年，只有10年，不是合同规定的15年，这使得原告制定的并一直在执行的投苗养殖捕捞计划完全被打乱，即使原告现在开始调整生产计划、重新部署，仍然不可避免的遭受重大损失，现在估算已达1000万元，被告必须对自己的欺瞒、违约行为，承担责任，在被告不能确保合同15年期限合法有据前，或者对原告赔偿损失前，原告暂停租金支付，特此通知。
后原告于2009年9月11日向青岛海事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被告2009年6月10日的通知不具有解除海区租赁合同的效力，并要求被告赔偿损失1200万元。青岛海事法院在审理中，根据原告的申请，决定对其经济损失进行鉴定。后青岛海事法院以对该案没有管辖权为由，于2010年3月26日将该案移送至威海中院审理，并注明该案已委托山东大洋海事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一审法院接受移送后，于2010年5月10日亦委托山东大洋海事司法鉴定所对原告的损失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11年12月29日出具（2010）鉴字第3号养殖损失技术鉴定报告，认为由于原告在2012年8月31日以后丧失养殖海区的使用权，造成原告丧失5年又4个月的稳定经营期，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1076.8188万元。
另查明，威海中院已以（2010）威民一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确认原、被告间的涉案海区租赁合同于2009年6月9日解除。1994年1月1日威海市环翠区水产局颁发给被告的浅海水域和滩涂增殖、养殖使用证载明被告对涉案海域的使用期限是10年。2005年9月1日威海市海洋与渔业局颁发给被告的海域使用权证书载明被告对涉案海域使用权的终止日期系2012年8月31日，与该证书相对应的海域使用权登记表2006年9月1日登记时载明的用海期限自2002年9月1日至2012年8月31日。2014年8月4日威海市海洋与渔业局发给被告的海域使用权批准通知书中载明，被告提出的海域使用续期申请，业经威海市人民政府批准，使用期限自2012年9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2014年9月16日威海市海洋与渔业局颁发给被告海域使用权证书（证书编号国海证2014C37100016648号），载明被告海域使用终止日期系2018年12月31日，其海域使用金缴纳记录表中载明被告于2012年9月1日分年度缴纳了海域使用金74566.62元。
再查明，2012年2月17日刘公岛管理委员会（即第三人）向威海市政府请示文件［威刘管〔2012〕7号]中，主要内容系：刘公岛景区及周边海域于2011年5月13日被国家海洋局公布为全国首批国家级海洋公园，相关建设已经顺利启动，由于历史原因，刘公岛国家级海洋公园范围内的海域，绝大部分由企业和个人用作海水养殖，其中刘公岛水产公司（即被告）使用2485亩进行底播养殖；将上述海域予以收回，统一规划，集约利用非常必要。威海市海洋与渔业局于2012年8月3日向市政府《关于收回刘公岛周边海域使用权的意见》中提出，对刘公岛管理委员会（即第三人）提出的收回刘公岛周边海域使用权一事，该局认为，此事涉及整个威海湾海域管理秩序，必须非常慎重；该局认为，刘公岛海洋公园建设与保留养殖用海并不矛盾，两者完全可以和谐共处；刘公岛及日岛周边海域底播增殖，鉴于其与旅游功能相兼容，到期后可予以续期，但考虑到随着刘公岛的发展，游客亲海的要求越来越多，可将岸线以下200米范围内作为公共亲海区域不予确权或确权给刘公岛管委，由管委负责岸线的保护并保障游客的亲海活动。威海市主要领导亦同意威海市海洋与渔业局的上述意见。原告主张其在履行海区租赁合同中，第三人将上述文件送交给原告，原告有理由相信第三人将收回涉案海域，故在2012年8月31日该海域使用权到期后将该海域移交给第三人。因在刘公岛后山景区建设刘公岛第二旅游码头占用海域给原告造成一定经济损失及其他相关问题，原告与第三人在2011年4月25日签订一份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一、第二旅游码头工程建设需占用原告目前海参养殖的海域使用面积约2000平方米（3亩）、可能影响受损的海域使用面积约90000平方米（135亩），因原告海域使用期至2012年8月31日（使用期满第三人收回），因此共需补偿原告经济损失13.9万元；二、第三人因上款所述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的补偿款13.9万元用第三人具有使用权的刘公岛大泓岛海域（以大水泓中间档以东以北海域，见附图）给原告使用一年抵顶，原告使用该海域期限自2012年9月1日-2013年8月31日，2013年9月1日，原告需无条件将以上海域使用权归还第三人；三、原告应于2011年5月9日以前主动清除第二码头工程建设所占用海域的养殖设施及养殖水生物，不得借此影响工程正式开工；五、第二码头工程建设期间，原告因特殊情况需在工程建设周边海域进行捕捞等海上作业时，需提前3日与第三人协商，第三人应根据施工情况给予原告提供必要的方便；六、第二码头工程建设期间，因原告经营等主观原因给第三人工程建设造成经济损失的，原告须按损失额赔偿第三人；七、自本协议签订后至2012年8月31日期间，如码头建设施工导致原告的损失超过13.9万元（委托第三方鉴定），则双方再商定赔偿补偿事宜，自2012年8月31日后，码头工程建设对该海域影响与否，与原告无关。该协议还对违约责任、原告应遵守的事项等其他内容作出了约定。第三人和原告于2013年9月5日签订一份确认书，共同确认上述协议履行完毕，该确认书的主要内容是：一、原告已于2013年9月1日，将上述刘公岛大泓岛海域及其使用权归还第三人，第三人确认已经接受；二、至此，2011年4月25日协议书约定内容已全部履行完毕，双方均未给对方造成任何损失，双方再无任何纠葛，互不追究其他任何责任。第三人对上述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涉案海域在2012年8月31日到期后，上述海域被威海市政府收回，第三人并没有接收管理该海域。被告则主张，涉案海域在2012年8月31日到期后，被告又取得了该海域的使用权，涉案海域并未交给第三人，一直是由原告租用。
又查明，2015年2月11日，原告对威海市人民政府向被告颁发海域使用权证书（国海证2014C37100016648号）的行为不服，向山东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威海市人民政府核发国海证2014C37100016648号海域使用权证书的行为。山东省人民政府于2015年4月20日作出鲁政复决字〔2015〕5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威海市人民政府向被告核发的海域使用权行为（国海证2014C37100016648号）。原告对上述行政复议决定不复，以威海市人民政府和山东省人民政府为被告，又向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鲁政复决字〔2015〕5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中查明事实部分载明，2012年9月至2013年8月，第三人与被告就刘公岛周边海域底播养殖项目用海有偿收回问题进行协商，未达成一致。2013年8月1日，威海市海洋与渔业局就收回刘公岛周边底播养殖海域的补偿问题向第三人发出《关于刘公岛周边海域续期工作的函》，了解相关进展情况。第三人于2013年9月13日向威海市海洋与渔业局作出《关于刘公岛水产公司海域确权问题的建议》（威刘管〔2013〕55号）同意“该海区由刘公岛水产公司继续使用3-5年”。山东省人民政府在复议中认为，被告在对争议海域的使用权到期之前，依法向威海市海洋与渔业局提交了海域使用权申请及相关材料，尽管威海市人民政府未在被告对争议海域的使用权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期的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关于“逾期未作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的规定，应视为准予被告继续拥有对争议海域的使用权。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海区租赁合同、请示文件、确认书、海域使用权证书、公证书、行政复议决定书等相关证据在案为凭。
一审认为，原、被告于2003年1月1日签订的海区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信守。双方对原海域使用权于2012年8月31日到期后由谁接收管理该海域虽有争议，但从原告与第三人分别于2011年4月25日和2013年9月5日签订的两份协议内容来看，可以证实第三人于2012年8月31日后从原告手中接收了涉案海域使用权。本争争议的焦点系被告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及应否赔偿原告的损失。经审查，原、被告双方于2003年签订海区租赁合同时，被告当时持有的系浅海和滩涂增殖、养殖使用证。合同履行中，威海市海洋渔业局于2005年9月1日给被告换发海域使用权证，被告对涉案海域的使用期限自2002年9月1日至2012年8月31日。因在原海域使用权到期后，被告可以申请续期的方式继续取得涉案海域的使用权。当时并无证据证实被告在原海域使用权到期后将无法续期（第三人拟收回涉案海域的文件系2012年2月17日，且威海市海洋渔业局于2012年8月3日针对第三人的回复意见系涉案海域到期后可以续期），原告于2009年即在距离原海域使用权到期之前还有三年多的时间就主张涉案海区租赁合同将无法履行为时尚早，亦无证据证实其上述主张，故对原告该主张一审不予支持。原告于2009年拒付租金的行为构成违约，被告有权根据涉案海区租赁合同的约定行使合同解除权，后被告于2009年6月9日向被告送达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故涉案海区租赁合同应于2009年6月9日解除，一审法院已以（2010）威民一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对此予以确认。被告在其原海域使用权于2012年8月31日到期之前，已经向威海市海洋渔业局提交了海域使用权申请及相关材料，威海市人民政府未在被告对涉案海域的使用权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期的决定，其责任并非被告原因所致。且原告在原海域使用权于2012年8月31日到期后，未经被告同意，已经将该海域的使用权交付给第三人。而原告将该海域交付给第三人的行为是否妥当的问题，从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第三人在2012年2月17日向威海市政府的请示文件［威刘管〔2012〕7号]中，建议威海市政府收回涉案海域的使用权。针对第三人的上述意见，威海市海洋渔业局于2012年8月3日向市政府报送的《关于收回刘公岛周边海域使用权的意见》中，该局并不同意第三人收回涉案海域使用权的意见，且作为海域使用权的主管部门，威海市海洋渔业局建议市政府在涉案海域使用权到期后予以续期。第三人作为威海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并非海域使用权的主管部门，其无权自行决定收回涉案海域的使用权，且上述文件均系政府部门的内部请示和报告，并不具有对外公示效力。原告以第三人依据上述文件就有权收回涉案海域使用权，于法相悖。故原告在原海域使用权于2012年8月31日到期后将该海域使用权交付给第三人的行为系原告自行判断和处理失误，该行为后果与被告无关，原告据此要求被告赔偿其相应损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之规定，一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戚爱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38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均由原告戚爱君负担。
上诉人戚爱君上诉称，一、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刘公岛水产公司先违反合同约定，不履行向戚爱君提供15年海域使用期限的合同义务，负有过错责任。（一）2003年，戚爱君与刘公岛水产公司签订《海区租赁合同》，租期15年，自2003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0日止。戚爱君按照15年用海时间安排实施海参养殖生产计划，并按约定支付租金。2009年4月，戚爱君从刘公岛管委会处得知刘公岛水产公司的海域使用权证书终止日期为2012年8月31日，比合同少五年，在双方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戚爱君提起诉讼，要求刘公岛水产公司赔偿损失，经鉴定损失为10768188元，而刘公岛水产公司直到2014年12月18日开庭时才向法院提交效力尚未确认的新取得的《海域使用权证书》。（二）刘公岛水产公司不履行提供15年用海期限的合同义务。海域使用管理法第19条规定，海域使用权申请人自领取海域使用权证书之日起取得海域使用权。第26条规定，海域使用权期限届满，海域使用权人继续使用海域的，应当至迟于期限届满前两个月向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申请续期，除根据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安全需要收回海域使用权的外，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应当批准续期。刘公岛水产公司应当于2012年8月31日到期前两个月申请续期，而其在2014年9月16日才提出申请取得无效的续期使用权证。同时，存在政府根据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安全需要收回海域使用权的可能，并不是一定会批准续期。威海市人民政府为公共利益，根据鲁政字（2004）894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胶东半岛海滨风景区刘公岛景区规划的批复》及2011年5月13日国家海洋局公布刘公岛景区周边海域为国家首批国家级海洋公园的文件精神，收回到期后的涉案海域使用权。刘公岛水产公司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能够预交而没有预见，且当时没有证据证实原海域使用权证到期后能够取得续期，故刘公岛水产公司存在过错，一审以威海市政府未在涉案海域使用权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期的决定，其责任并非刘公岛水产公司错误。另外，即使因政府原因造成涉案海域使用权不能续期，根据合同法第121条的规定，刘公岛水产公司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戚爱君暂停支付租金是对刘公岛水产公司违约行为的抗辩，正当、合法。由于海参养殖周期长短对收益有正大影响，用海时间少了5年，即使马上采取调整生产计划包括减少或者停止参苗投放、提前且不分等级捕捞等措施，也不可避免给戚爱君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绝不可能等到2012年8月31日到期再作调整让损失无限扩大。对此，司法鉴定已经证明。根据合同法第67条以及第119条的规定，戚爱君采取包括暂停支付租金、减少参苗投放等防止损失扩大等措施正当、合法，完全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三、威海市海洋与渔业局同意涉案海域到期后由刘公岛管委会收回、管理。一审认为威海市海洋与渔业局于2012年8月3日向威海市政府报送的《关于收回刘公岛周边海域使用权的意见》中，该局不同意第三人收回涉案海域使用权，且同意到期后续期，与事实不符。该文件第二条第三款原文是“……可将岸线以下200米范围内作为公共亲海区域不予确权或者确权给刘公岛管委会，由管委会负责岸线的保护并保障游客的亲海活动”，涉案海域正属于“岸线以下200米范围内”，有项目宗海界址图质证，表明威海市海洋与渔业局的文件同意涉案海域到期后由刘公岛管委会收回并负责管理，一审判决对此认定错误。四、刘公岛管委会收回到期海域使用权是受威海市政府授权实施的行政行为，上诉人按要求撤出该海域并无过错。一审认定刘公岛管委会于2012年8月31日后从戚爱君处接收了涉案海域使用权，但又认定刘公岛管委会作为威海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并非海域使用权的主管部门，其无权自行决定收回涉案海域的使用权。刘公岛管委会于2012年2月19日向威海市政府报送的《关于收回刘公岛周边海域使用权的请示》，得到威海市海洋与渔业局的同意，该局亦作出了《关于收回刘公岛周边海域使用权的意见》，连同刘公岛管委会的请示一并报送威海市政府，并得到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的签批同意，按照行政机关办文规程和请示批准制度，刘公岛管委会收回到期涉案海域使用权属于受市政府授权委托实施的行政行为，合法有效，并非其自行决定的越权行为。一审认定戚爱君将海域使用权交给第三人系自行判断和处理失误，该行为后果与刘公岛水产公司无关，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一、刘公岛水产公司海域使用权到期后未取得续期，根据海域使用管理法第19条规定，涉案海域必须归还海域所有权人政府。其二、刘公岛管委会于2012年8月向戚爱君送达了市政府授权委托接收涉案海域的文件，上诉人按要求撤出、归还涉案海域是公民的法定义务和收发行为，这也不需要也不允许戚爱君自行判决和处理，亦不存在自行判决和处理失误的问题。此外，由于海域的自然属性，使用权到期后使用者撤出所占海域，自然归由其所有者管理，不存在交付到谁手里的问题。五、本案一审判决引用同时作出的（2012）威民一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作为事实依据，不合逻辑，有悖司法常理。六、戚爱君于2009年9月8日向青岛海事法律起诉，2010年3月26日该案移送至威海中院，至2015年9月10日作出一审判决，历时五年之久，一审法院延长审限，缺乏依据，戚爱君认为一审延长审限是在为刘公岛水产公司办理续期使用权证书争取时间，已达到使其胜诉免责之目的。七、一审以本案与行政诉讼案件无关为由，对戚爱君提出的中止诉讼的申请不予准许，确在一审判决中直接采用效力尚未确定（上诉中）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为证据，所查明的事实也直接引用复议决定书的内容错误。综上，本案事实清楚，由于刘公岛水产公司没有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减少五年海域使用权，导致戚爱君失去五年稳定经营期，造成一千余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刘公岛水产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戚爱君没有任何过错和违约，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显失公平，请求二审法院：一、撤销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威民一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二、依法改判，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损失1200万元；三、一二审诉讼费、鉴定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刘公岛水产公司二审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基本正确，对个别事实认定有误。本案没有证据显示刘公岛管委会于2012年8月31日后从戚爱君处接收了涉案海域使用权，二审应予纠正。二、一审对刘公岛水产公司的答辩意见的引述也是错误的。我们认为海域使用管理法不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而不是一审引述的“双方关于2012年9月1日至2017年12月30日这一部分无效的事实并不是必然会发生的”。三、双方签订海区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自2003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0日，戚爱君自2009年开始拒付租金，刘公岛水产公司于2009年6月9日书面通知戚爱君解除租赁合同。刘公岛水产公司自始至终对涉案海域享有合法、无可争议的海域使用权，2012年原海域使用权期限届满前，刘公岛水产公司按规定向威海市海洋与渔业主管部门申请续期，威海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9月16日核发了海域使用权证书，期限自2012年9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在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内容，刘公岛水产公司一直享有合法有效的海域使用权。2015年2月戚爱君向山东省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要求撤销刘公岛水产公司的海域使用权证书，2015年4月20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作出了维持威海市人民政府合法证书的行政决定书。戚爱君不服，以威海市人民政府、山东省人民政府为被告，刘公岛水产公司为第三人，向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威海中院一审驳回戚爱君的诉讼请求，后戚爱君上诉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虽然撤销了一审判决及山东省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但维持了威海市人民政府向刘公岛水产公司核发海域使用权证书的行政行为，表明刘公岛水产公司对涉案海域享有使用权，而戚爱君使用涉案海域至今没有向刘公岛水产公司交还。四、戚爱君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1、刘公岛水产公司一审提交了海域使用权证书，证实使用权到2018年12月31日，戚爱君主张我公司违约，没有依据，只是单方想象。戚爱君于2009年9月提起本案诉讼，实际上是行使合同法第68条规定的不安抗辩权，但本案不存在法律规定的行使不安抗辩权的情形，根据海域使用权法第26条的规定，即使使用权到期刘公岛水产公司也可以续期，戚爱君仅凭主观想象就认为刘公岛水产公司无法取得续期，错误的行使了不安抗辩权，其诉讼请求不仅得到支持，其还应当向刘公岛水产公司承担违约责任。退一步讲即使海域使用权到期后刘公岛水产公司没有取得续期，也并不必然导致剩余租期的海域租赁合同无效，海域使用管理法关于使用海区应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书的规定，属于管理性规范，故刘公岛水产公司的行政诉讼与本案没有关系。如果海域使用权到期后未取得续期，则应当由政府收回并向刘公岛水产公司补偿，根据租赁合同第八条的约定，因国家需要或国家政策变更征用海区，合同将自动解除，对此，刘公岛水产公司也不承担责任。2、刘公岛水产公司按约定交付涉案海域，没有违约行为，也不存在隐瞒实情或欺骗行为。双方签订海区租赁合同时，海域使用管理法刚颁布不久，刘公岛水产公司尚未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书，对于使用期限，只能根据海域使用管理法第25条判断为15年，合同签订后，刘公岛水产公司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书，使用权为10年，根据海域使用管理法第26条的规定，保证了合同能够正常履行，而戚爱君在2009年就以刘公岛水产公司违约为由拒付租金，并要求赔偿1200万元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戚爱君提交的刘公岛管委会签订两份协议无法证实涉案海域使用权被政府收回的事实。戚爱君在签订两份协议前就已经提起诉讼，且根据海域使用管理法第7条的规定，对海域使用权负有管理职责的部门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即威海市海洋与渔业局，刘公岛管委会无权对海域使用权作出任何管理，也无权将刘公岛水产公司海区内的海域以补偿方式运行戚爱君使用，上述两协议属于违法和无效。戚爱君仅是海域的承租方，也无权与任何部门签订海域使用权的征收、补偿协议。刘公岛水产公司作为出租方，即使合同期满或提前终止，戚爱君均应当向刘公岛水产公司交还海域，但其没有提交交还证据，其向刘公岛管委会交付海域，与刘公岛水产公司无关。上述协议还证实戚爱君在2013年9月还在使用涉案海域从事养殖活动。戚爱君提交的政府文件形成于2012年，而戚爱君提起诉讼时间是2009年，上述文件当时不存在，刘公岛管委会的文件仅是建议，而威海市海洋与渔业局不认可该报告，威海市人民政府同意威海市海洋与渔业局的报告，向刘公岛水产公司核发了海域使用权证书。上述文件均是政府内部各部门的往来公函，对外不具有任何效力。综上，请求二审驳回戚爱君的上诉，维持原判。
刘公岛管委会二审答辩称，一、一审对涉及刘公岛管委会的部分事实认定错误，戚爱君从未将涉案海域交付给刘公岛管委会。2011年4月25日，戚爱君与刘公岛管委会签订的协议主要是约定修建码头对戚爱君正在使用的海域可能造成的损失所形成的方案，即将刘公岛管委会享有使用权的大泓岛海域交给戚爱君使用一年，到期后归还。2013年9月5日，戚爱君与刘公岛管委会签订的协议约定“乙方已于2013年9月1日将上述大泓岛海域及其使用权归还甲方……2011年4月25日协议履行完毕”，戚爱君实际使用及归还的是刘公岛管委会享有使用权的大泓岛海域，并非涉案海域。戚爱君与刘公岛水产公司签订海区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是每年100万元，而刘公岛管委会补偿给戚爱君的是13.9万元，戚爱君不可能将100万元租金的海域交给刘公岛管委会抵偿13.9万元补偿款。二、戚爱君与刘公岛水产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的履行及责任承担，与刘公岛管委会无关，刘公岛未参与该租赁关系，以及相关的行政管理行为。刘公岛管委会向威海市政府报送的《关于收回刘公岛周边海域使用权的请示》只是行政机关内部就某一社会管理实务进行协调、决策的程序，不具有对外效力，更不能超越职权范围接受涉案海域。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纠正一审对事实认定错误的部分，维护法律文书的严肃性。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二审争议焦点问题是：戚爱君主张刘公岛公司赔偿经济损失1200万元应否支持。
2003年1月1日，戚爱君与刘公岛水产公司签订的《海区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法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该合同约定租赁期限是15年，自2003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0日止，戚爱君在正常使用海域期间的2009年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根据《海域使用权证书》记载的使用期限，刘公岛水产公司在2012年8月31日后将无法提供涉案海域使用权，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其经济损失1200万元。对此，本院认为，戚爱君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前就要求刘公岛水产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其诉讼请求的实质是主张刘公岛水产公司构成预期违约并承担违约责任，故本案应当审查刘公岛水产公司是否构成预期违约。我国《合同法》第108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预期违约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一方明确表示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二是一方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或者客观事实预示其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首先，刘公岛水产公司于2009年6月9日向戚爱君送达的通知是在戚爱君未按合同约定交纳租赁费的情况下，要求其交纳租赁费并解除合同，本案没有证据显示刘公岛水产公司曾明确地向戚爱君作出因无法提供海域使用权在2012年8月31日后将不再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故本案不构成明示预期违约。
其次，因预期违约不同于现实或实际违约，是一种可能的违约或履行期限届满前的违约，守约方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即可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所以戚爱君必须对刘公岛水产公司将不能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事实提供确凿的证据，戚爱君对此提交的主要证据是：国海证043700640号《海域使用权证书》、2012年2月17日刘公岛管委会作出的《关于收回刘公岛周边海域使用权的请示》、2012年8月3日威海市海洋与渔业局作出的《关于收回刘公岛周边海域使用权的意见》。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三条规定，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必须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因此，为保障承租人戚爱君正当合法地使用涉案海域，刘公岛水产公司应当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双方在2003年签订《海区租赁合同》时，刘公岛水产公司尚未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书，其于2005年取得的国海证043700640号《海域使用权证书》批准的涉案海域使用权终止日期是2012年8月31日，早于合同约定的终止日期2017年12月30日，若刘公岛水产公司在2012年8月31日后无法取得续期则构成违约。关于海域使用权续期的问题，《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海域使用权期限届满，海域使用权人需要继续使用海域的，应当至迟于期限届满前二个月向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申请续期。除根据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安全需要收回海域使用权的外，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应当批准续期。该法条明确了对于海域使用权续期问题，人民政府以批准续期为原则，以收回为例外，2009年戚爱君提起本案诉讼时，没有证据显示涉案海域存在因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安全需要收回使用权的情形，故从客观上应当认定刘公岛水产公司原则上可以取得海域使用权续期，戚爱君主张刘公岛水产公司不能取得续期与该法律规定不符。第二、刘公岛管委会在《关于收回刘公岛周边海域使用权的请示》中建议市政府将涉案海域予以收回，统一规划，集约利用，威海市海洋与渔业局在《关于收回刘公岛周边海域使用权的意见》中虽然表示“可将岸线以下200米范围内作为公共亲海区域不予确权或确权给刘公岛管委，由管委负责岸线的保护并保障游客的亲海活动”，但两份文件均属于政府部门之间的请示意见性文件，不具有确认或收回海域使用权的法定效力，戚爱君依据该上述文件主张刘公岛水产公司构成预期违约，理由牵强，且上述文件形成于2012年，在戚爱君于2009年提起本案诉讼时并不存在。本院依据现有证据难以认定存在客观事实预示刘公岛水产公司将无法履行合同主要义务。
再次，根据刘公岛水产公司于2012年8月7日提出的续期申请，威海市人民政府核发了国海证2014C37100016648号《海域使用权证书》，将涉案海域使用权从2012年9月1日续期至2018年12月31日，后续事实表明刘公岛水产公司完全有能力履行合同主要义务。虽然该使用权证是在2014年9月16日颁发，但从申请续期至核发证书期间，威海市人民政府没有收回涉案海域使用权，戚爱君可以在合同约定期限内正常使用海域，该事实也印证了戚爱君在2009年就提出刘公岛水产公司构成预期违约的主张不成立。
关于戚爱君是否在2013年将涉案海域交给刘公岛管委会以及戚爱君以行使不安抗辩权为由拒付租赁费是否正当合法的问题，均与本案诉争的刘公岛水产公司应否承担预期违约责任之间没有关联，且该问题已在另案中予以处理，故在本案中不予认定。戚爱君一审诉讼请求及二审上诉请求均为要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公岛水产公司）赔偿上诉人（原审原告戚爱君）损失1200万元人民币，其二审当庭要求原审第三人刘公岛管委会也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第三百二十八条的规定，该请求不属于二审审理范围，其可另行依法解决。
综上所述，戚爱君关于刘公岛水产公司构成预期违约的主张不成立，其要求刘公岛水产公司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的部分事实超出本案审理范围，但适用法律及裁判结果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3800元，由上诉人戚爱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东强
审 判 员 丁国红
代理审判员 张 磊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史小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