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海中法民一终字第1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海南金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超燕。
委托代理人：林立，海南宝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鸿富基种鸡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州杨。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州杨。
以上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宋宜群、杨诗琴，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海南金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崇公司）与被上诉人海南鸿富基种鸡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富基公司）、吴州杨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2013）秀民一初字第10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傅海燕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谢焕怡、代理审判员韩小文参加的合议庭对案件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金崇公司委托代理人林立、被上诉人鸿富基公司、吴州杨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宋宜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海南省食品公司在其所有的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浮灵水面积155209.34平方米土地上建有海南省食品种鸡场。吴州杨自2002年3月起承包海南省食品种鸡场，承包范围包括上述土地、地上建筑物及相关设备、设施。2003年1月16日，吴州杨出资设立鸿富基公司，在上述土地范围内，继续从事种鸡生产经营。
海南省食品公司因债务纠纷一案生效后已于2008年5月19日由本院作出（2006）海中法执字第96-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海南省食品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浮灵水面积155209.3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抵给金崇公司偿还债务。受本院委托，海南汇立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作出汇房估字（2007）第016号《房地产估价报告》，对上述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房地产价值进行了鉴定。在案件执行过程中，2008年6月13日，金崇公司与海南省食品公司签订《移交协议书》，并于2008年6月16日向鸿富基公司发函要求其搬离种鸡场。
金崇公司与吴州杨、鸿富基公司因搬离问题发生纠纷。2010年11月，金崇公司起诉吴州杨、鸿富基公司、海南省食品公司排除妨害即原审法院（2011）秀民一初字第1号案，金崇公司的诉讼请求为：1、吴州杨、鸿富基公司退还侵占金崇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浮灵水面积155209.34平方米土地及地上建筑物；2、吴州杨、鸿富基公司支付从2008年5月19日侵占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之日起至实际退还之日止的损失（暂计至2010年11月15日）901369元；吴州杨支付金崇公司欠缴的2009年6月、7月、8月电费及违约金（暂计）108259.40元；海南省食品公司对吴州杨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法院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吴州杨、鸿富基公司退还侵占的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浮灵水面积155209.34平方米土地范围内的海南省食品种鸡场生产车间范围内的土地（10亩左右）及地上建筑物；驳回金崇公司其他诉讼请求。金崇公司提起上诉，在上诉中，金崇公司提出，本案是因吴州杨、鸿富基公司将种鸡场内建筑物的门窗、水电、消防等设施拆除变卖遭金崇公司制止，而并非因生产设备权属发生争议，金崇公司保留追究吴州杨、鸿富基公司拆除种鸡场内建筑物的门窗、水电、消防等设施造成金崇公司损失的责任。本院审理后作出（2011）海中法民一终字第164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二审判决中，认定了以下事实：吴州杨、鸿富基公司在2008年6月接到金崇公司搬离场地的函后，于2008年8月即着手拆卸或变卖生产设备，金崇公司接手了种鸡场生产车间外围部分的土地及建筑物，由于金崇公司阻止吴州杨、鸿富基公司从生产车间运出其余生产设备，现尚余部分生产设备存放于种鸡场的生产车间。金崇公司从海南省食品公司处接收抵债的是海南省食品公司的土地和地上建筑物，不包括生产设备，无证据证明吴州杨、鸿富基公司存在拆除门窗和水电设备等破坏建筑物附属设备的行为，双方因生产设备发生争执，吴州杨、鸿富基公司将生产设备存放于生产车间并无过错。无证据证明吴州杨、鸿富基公司在金崇公司接收海南省食品公司的土地和建筑物之后，继续将上述场地出租。
2012年，鸿富基公司提起诉讼，即原审法院（2012）秀民一初字第463号案，要求金崇公司停止侵害，准许鸿富基公司搬走其所有的生产设备及赔偿因其侵权造成鸿富基公司的生产设备折旧损失、银行贷款所支付的利息损失等。金崇公司提起与本案诉讼请求一致的反诉请求。由于金崇公司未能在举证期限内提出反诉，原审法院与本院驳回其反诉。2013年8月13日，金崇公司另行提起了本案诉讼。
另查明，2013年11月19日，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受理郑志晏报称的吴州杨、陈文喜、李某乙涉嫌合同诈骗一案。在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经侦大队对吴州杨及前鸿富基公司股东梁益均所作的笔录中，吴州杨与梁益均均承认公司曾派办公室主任李某乙带人去搬迁设备。在2013年12月5日对李某乙所作笔录中，李某乙说明大概在2010年公司派他带人将种鸡场的设备搬到文昌的新厂房，鸡舍的门是吴州杨承包种鸡场后自己花钱安装的，所以叫公司的人拆的，窗不是公司拆的，有可能是小偷拆去卖钱的。在2014年1月20日对李某乙所作笔录中，李某乙说公司2010年开始将一些建鸡场用的门窗搬走，到2013年7月份才将全部设备搬完。
本案审理过程中，金崇公司申请按海南汇立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汇房估字（2007）第016号《房地产估价报告》鉴定的海南省食品种鸡场土地及建筑物内的门、窗及水卫、电照等设施设备的标准对现海南省食品种鸡场建筑物内的门、窗及水卫、电照等设施设备的损失金额或恢复原状所需资金进行鉴定。2014年6月16日，湖北天缔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作出天缔造字（2014）鉴001号报告书，鉴定意见为：门窗损坏数量恢复原状所需资金为125286.31元；水卫、电照等设施因缺少图纸，现场无法统计、计算，暂未计入本次鉴定结果；鸡舍铁格网无法确定原状情况，若要达到正常使用，铁格网需布满鸡舍两侧，所需资金为127944.03元。
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关于本案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问题。原审法院（2011）秀民一初字第1号关于金崇公司诉吴州杨、鸿富基公司、海南省食品公司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中，金崇公司认为吴州杨、鸿富基公司侵占其土地及地上建筑物、设备设施供自己经营及出租给他人经营给金崇公司造成损失，损失按照吴州杨与海南省食品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中约定每年承包金35万元计算为901369元，该损失实为占用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租金损失。本案中，金崇公司认为鸿富基公司、吴州杨侵占其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期间，造成种鸡场土地及建筑物内的门、窗及水卫、电照等设施设备大量毁损，故应赔偿其损失，该损失为被损坏物品恢复原状所需资金产生的损失。两个案件中，金崇公司提出鸿富基公司、吴州杨侵占其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事实虽然相同，但两个案件的当事人不完全相同，具体诉讼请求也不同，相互不能替代或涵盖，故本案不构成重复起诉，未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
关于赔偿责任的认定问题。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举证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明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金崇公司主张吴州杨、鸿富基公司侵占其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造成土地及建筑物内的门、窗及水卫、电照等设施设备损毁。而根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1）海中法民一终字第1644号民事判决认定，无证据证明吴州杨、鸿富基公司存在拆除门窗和水电设备等破坏建筑物附属设备的行为。此后，金崇公司补充提供了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的《受案回执》及询问笔录。吴州杨与梁益均的笔录只能说明公司曾派办公室主任李某乙带人去搬迁设备的事实。李某乙在笔录中承认拆除的是吴州杨自己花钱安装的门，虽然笔录有不一致的地方，但无法确定笔录中提到的门窗是（2007）第016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中例举的所有门窗。金崇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吴州杨、鸿富基公司存在拆除门窗和水电设备等破坏建筑物附属设备的行为。金崇公司主张吴州杨、鸿富基公司赔偿门窗、水电设备等损坏损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1）海中法民一终字第1644号民事判决的认定，吴州杨、鸿富基公司在2008年8月即着手拆卸或变卖生产设备，金崇公司接手了种鸡场生产车间外围部分的土地及建筑物，由于金崇公司阻止吴州杨、鸿富基公司从生产车间运出其余生产设备，现尚余部分生产设备存放于种鸡场的生产车间。在原审法院（2011）秀民一初字第1号案件的上诉状中，金崇公司提出保留追究吴州杨、鸿富基公司拆除种鸡场内建筑物的门窗、水电、消防等设施造成金崇公司损失的责任。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金崇公司在2008年8月接手了种鸡场生产车间外围部分的土地及建筑物时，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直到2012年原审法院受理的（2012）秀民一初字第463号案件中才在反诉请求中首次提出赔偿请求，且该反诉已被驳回，故金崇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且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事由，已丧失了要求赔偿的胜诉权。吴州杨、鸿富基公司关于金崇公司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成立。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金崇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300元，鉴定费7596.91元，由金崇公司负担。
上诉人金崇公司不服判决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且相互矛盾。根据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所作的调查笔录，吴州杨、鸿富基公司在2010年才开始将种鸡场地上建筑物的门窗拆除搬走，2013年7月才开始拆除鸡场设备，并于当月将全部设备搬完，两被上诉人拆除鸡场设备并没有遭到上诉人阻拦，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原审判决认定：“吴州杨、鸿富基公司在2008年6月接到金崇公司搬离场地的函，2008年8月即着手拆卸或变卖生产设备，金崇公司接手了种鸡场生产车间外围部分的土地及建筑物，由于金崇公司阻止吴州杨、鸿富基公司从生产车间运出其余生产设备，现尚余部分生产设备存放于种鸡场的生产车间”。
原审判决认定：“另查明，2013年11月19日，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受理郑志晏举报的吴州杨、陈文喜、李某乙涉嫌合同诈骗一案。在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经侦大队对吴州杨及前鸿富基公司股东梁益俊所作的笔录中，吴州杨与梁益俊均承认公司曾派办公室主任李某乙带人去搬迁设备。在2013年12月5日对李某乙所作笔录中，李某乙说明大概在2010年公司派他带人将种鸡场场的设备搬到文昌的新厂房，鸡舍的门是吴州杨承包种鸡场后自已花钱安装的，所以叫公司的人拆的，窗不是公司拆的，有可能是小偷拆去卖钱的。在2014年1月20日对李建锋所作笔录中，李某乙说公司2010年开始将一此建鸡场用的门窗搬走，到2013年7月份才开始将全部设备搬完”。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相互矛盾且存在严重错误。在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的调查笔录中，吴州杨与梁益俊均承认公司曾派办公室主任李某乙带人去搬迁设备。但吴州杨对于拆除搬走种鸡场地上建筑物的门窗和种鸡场设备的时间没有作出说明，而梁益俊明确说明在2009年7月退出公司前任副场长，分管销售、生产等日常工作，鸿富基公司在文昌租了土地，准备将现有的种鸡场搬过去，继续经营用的，2008年至2009年7月转让股份前，鸿富基公司有安排李某乙拆除食品公司种鸡场内的设备，准备搬到文昌公坡镇鸿富基公司租的土地上，但是当时还没有进行搬迁工作，在梁益俊2009年7月离开公司前，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来阻挠搬迁工作。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于2013年12月5日、2013年12月9日、2014年1月20日对李某乙作了三次调查笔录，李某乙第一次笔录称“大概是2010年公司派我带人将种鸡场的设备搬到文昌的新厂房”；第二次笔录称“2010年公司派我带队到公司搬迁设备，但是对方有保安出面阻止我们搬迁”；第三次笔录称“公司是2013年7月份拆除鸡场设备，公司2010年开始将一些建鸡场用的门窗搬走，到2013年7月份才将全部设备搬完”。梁益俊、李某乙上述笔录明确说明，两被上诉人是2010年才开始拆除搬走种鸡场地上建筑物内的门窗，2013年7月才开始拆除鸡场设备，并于当月将全部设备搬完，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
关于（2011）秀民一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及（2011）海中法民一终字第164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的问题。2012年6月7日，鸿富基公司依据（2011）秀民一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及（2011）海中法民一终字第1644号民事判决书向秀英法院起诉金崇公司因阻止其搬迁设备造成其生产设备自2008年8月起至2012年4月的生产设备折旧费、生产设备看守人员工资等6项诉讼请求共计500多万元，该院受理案号为（2012）秀民一初字第463号。2013年11月12日，金崇公司向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举报鸿富基公司办公室主任李某乙在（2011）秀民一初字第1号案中作伪证，吴州杨、鸿富基公司在（2012）秀民一初字第463号案中利用伪造合同，企图通过诉讼方式诈骗金崇公司巨额资金，该局于2013年11月19日予以受理并随后对相关人员作了调查询问。李某乙在（2011）秀民一初字第1号案中作证称“2008年6、7月份，鸿富基公司开始拆生产设备，金崇公司不给搬”，原审法院及海口中院采纳了李某乙的证言并据此作出了错误认定“吴州杨、鸿富基公司在2008年6月接到金崇公司搬离场地的函，2008年8月即着手拆卸或变卖生产设备，金崇公司接手了种鸡场生产车间外围部分的土地及建筑物，由于金崇公司阻止吴州杨、鸿富基公司从生产车间运出其余生产设备，现尚余部分生产设备存放于种鸡场的生产车间”。根据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对梁益俊、李某乙所作的笔录，鸿富基公司是2010年才开始拆除搬走种鸡场地上建筑物门窗，2013年7月才开始拆除鸡场设备，并于当月将全部设备搬完，鸿富基公司拆除搬走鸡场设备并没有遭到金崇公司的阻拦，李某乙在（2011）秀民一初字第1号案中明显作了虚假的证言，导致（2011）秀民一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及（2011）海中法民一终字第1644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
综上，根据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所作的调查笔录，本案事实是，吴州杨、鸿富基公司在2010年才开始将种鸡场地上建筑物的门窗拆除搬走，2013年7月才开始拆除鸡场设备，并于当月将全部设备搬完，鸿富基公司拆除搬走鸡场设备并没有遭到金崇公司阻拦。鸿富基公司及吴州杨拆除金崇公司所拥有的种鸡场地上建筑物的门窗的侵权行为开始于2010年并延续至2013年，而且李某乙直至2014年1月20日在公安局的调查笔录中才首次承认鸿富基公司于2010年开始拆除搬走种鸡场地上建筑物的门窗，原审判决认定金崇公司在2008年8月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严重错误，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二、原审判决关于赔偿责任的认定问题存在严重错误。本案种鸡场地上建筑物内的门窗均是鸿富基公司及吴州杨所拆除，吴州杨并没有出钱安装建筑物内的门，鸿富基公司及吴州杨依法应当赔偿金崇公司种鸡场地上建筑物内相关设备设施的所有损失。
2002年2月27日，吴州杨与海南省食品公司签订《内部职工承包海南省食品种鸡场合同书》，2002年10月28日，吴州杨向原审法院法院起诉食品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原审法院法院于2002年12月11日作出（2002）秀经初字第6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双方已解除合同。因此，吴州杨从2002年12月起就应当搬出种鸡场，食品公司在2002年至2008年4月期间多次发函要求吴州杨搬出，但吴州杨拒不搬出种鸡场，还于2003年1月16日出资设立鸿富基公司继续经营，到2008年5月19日海口中院将种鸡场裁定抵债给金崇公司后，金崇公司于2008年6月发函要求吴州杨搬出，但吴州杨向海口中院提出执行异议称其承包期限未到期为由拒不搬出种鸡场，2012年7月，金崇公司再次发函要求吴州杨搬出，吴州杨拒不搬出种鸡场。吴州杨从2002年至2013年违法侵占并实际控制整个种鸡场，种鸡场地上建筑物的门窗及水卫、电照等设施设备损毁只有鸿富基公司及吴州杨所为，而非他人所为。
关于李某乙在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所作的三次调查笔录的问题，根据这三次调查笔录可以明确证明李某乙在（2011）秀民一初字第1号案中作了虚假的证言，而李某乙在前两次的调查笔录中也是明显袒护鸿富基公司及吴州杨并极力为自己推脱责任。2013年12月5日第一次笔录中民警问“你是否认识承建方海南景江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一方的合同签订人许若？”李某乙答：“我不认识这个人，也没见过这个人”。而李某乙在2014年1月20日第三次笔录中两次回答称：“当时2013年7月份公司安排了5人拆除设备，都叫冯义英、王太才、陈兴燕、许若和我”；“2013年7月份安排人搬设备，还是冯义英、王太才、陈兴燕、许若和我等五人”，这两笔录明显可以看出在第一次调查笔录中李某乙作了虚假陈述。2013年12月9日第二次笔录中民警问“当时鸡舍的门和窗是谁拆除的”，李某乙答：“因为鸡舍的门是吴州杨承包种鸡场后自已花钱安装的，所以吴州杨叫当时公司的人拆的，但是窗户不是我们公司拆的，有可能是小偷拆去卖钱的”。本案及相关案件中，吴州杨均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花钱安装了种鸡场的门。（2007）海中法鉴字第21号《司法技术鉴定报告》及海南汇立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汇房估字（2007）第016号《房地产估价报告》所列明的种鸡场地上建筑物中包括完好无缺的门和窗，吴州杨对门和窗的产权问题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更为重要的是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对吴州杨所作的调查笔录中，民警问“你当时在种鸡场地块上是否有土建设施？”吴州杨答：“我没有建筑房屋，只是在我向食品公司承包种鸡场之初建了几间临时板房作为工人宿舍”。可见，连吴州杨自己都承认没有在种鸡场建筑物上投入资金，李某乙所作的种鸡场建筑物上的门是吴州杨花钱安装的显然是虚假陈述。关于窗的问题，本案鉴定机构及金崇公司、鸿富基公司代理人在对种鸡场地上建筑物的门窗及水卫、电照等设施设备损毁作现场勘察时，建筑物内几百扇被拆除门窗的周围墙体均遭到严重破坏，门窗显然都是用铁锤等重物强力拆除的结果，种鸡场在鸿富基公司及吴州杨多年侵占控制情况下，门窗的这种拆除绝非小偷所为！更为重要的是，李某乙在2014年1月20日公安局所作的第三次调查笔录中答称“公司2010年开始将一些建鸡场用的门窗搬走，到2013年7月份才将全部设备搬完”。李某乙在第二次笔录中称“窗户不是我们公司拆的，有可能是小偷拆去卖钱的”，如果窗户不是鸿富基公司及吴州杨拆的，鸿富基公司及吴州杨又怎么可能将门窗搬走，可见，李某乙在其前两次的调查笔录中作了多处虚假陈述，第三次笔录才反映了真实情况，即本案真实情况是，吴州杨并没有花钱安装种鸡场建筑物内的门，种鸡场建筑物内门窗均是鸿富基公司及吴州杨拆除并搬走，原审判决认定金崇公司提供证据不足完全错误。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判令鸿富基公司、吴州杨赔偿因侵占金崇公司所有的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浮灵水面积155209.34平方米土地及地上建筑物，造成上述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内的门、窗及水卫、电照等设施设备损毁的损失253230.34元。二、本案诉讼费及鉴定费由鸿富基公司及吴州杨承担。
被上诉人鸿富基公司及吴州杨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金崇公司在2008年8月就已接手了种鸡场生产车间外围部分的土地及建筑物，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其起诉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根据已经生效的（2011）海中法民一终字第1644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吴州杨、鸿富基公司在2008年6月接到金崇公司搬离场地的函，2008年8月即着手拆卸或变卖生产设备，金崇公司接手了种鸡场生产车间外围部分的土地及建筑物”，证明金崇公司在2008年8月就已接手了种鸡场。在（2011）秀民一初字第1号案件的上诉状中，金崇公司提出保留追究吴州杨、鸿富基公司拆除种鸡场内建筑物的门窗、水电、消防等设施造成金崇公司损失的责任。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金崇公司在2008年8月接手了种鸡场生产车间外围部分的土地及建筑物时，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直到2013年8月才向原审法院起诉，早已超出了法律明确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二、金崇公司主张吴州杨、鸿富基公司在2010年开始将种鸡场地上建筑物的门窗拆除搬走，2013年7月才开始拆除鸡场设备，并于当月将全部设备搬完，且拆除鸡场设备没有遭到金崇公司阻拦，严重与事实不符。吴州杨、鸿富基公司不存在拆除门窗和水电设施等破坏建筑物附属设备的行为。
金崇公司为了否定（2011）海中法民一终字第1644号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惜采取各种非法手段，对吴州杨、鸿富基公司进行大肆污蔑。2013年11月，金崇公司向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报案，声称吴州杨对其进行诈骗，理由是吴州杨伪造证据，向其提出400多万的赔偿之诉，并借此对吴州杨及鸿富基公司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进行询问，制作大量笔录。金崇公司试图通过该询问笔录推翻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并达到其证明吴州杨、鸿富基公司在2010年开始将种鸡场地上建筑物的门窗拆除搬走，2013年7月才开始拆除鸡场设备，并于当月将全部设备搬完，且拆除鸡场设备没有遭到金崇公司阻拦的目的。但上述询问笔录存在诸多前后矛盾、与事实不符之处，根本不能达到推翻生效判决的目的：
首先，关于搬离场地的时间问题。李某乙分别于2013年12月5日、2013年12月9日、2014年1月20日做了三次询问笔录，陈述的内容前后均不一致：在2013年12月5日的《询问笔录》中，李某乙称“到2008年公司就停产了”、“2010年公司派我带人将种鸡场的设备搬到文昌的新厂房”；在2014年1月20日的《询问笔录》中，李某乙称“公司是2013年7月份开始拆除鸡场设备”、“公司2013年7月份才将设备搬走”、“这些被拆迁的设备搬去了文昌公坡镇的鸡场”。而根据李某乙在（2011）秀民一初字第1号案件中作出的证人证言，其陈述2008年8月吴州杨、鸿富基公司已搬离场地。当时，一审法院结合了证人刘某某、李某甲、李某乙的证言、公安机关的证明、电费清单等相关证据认定了下列事实：2008年8月，吴州杨拆除了种鸡场生产车间内的设施和设备并运出或变卖少许设备，金崇公司则接手了种鸡场生产车间外围部分的土地。一份前后陈述矛盾的《询问笔录》，根本不足以推翻法院结合三位证人作出的证言、公安机关的证明及其他相关证据认定的事实，金崇公司主张吴州杨、鸿富基公司2010年才开始搬离场地，根本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其次，关于拆除门窗的问题。根据李某乙2013年12月9日所做的《询问笔录》，其陈述：“鸡舍的门是吴州杨承包种鸡场后自己花钱安装的，所以吴州杨叫当时公司的人拆的。但是窗户不是我们公司拆的，有可能是小偷拆去卖钱的。”可见，鸿富基公司、吴州杨根本不存在拆除、破坏金崇公司门窗的行为。且根据李某乙的陈述，所有拆除的设备均运往了文昌生产基地。在对文昌生产基地进行鉴定时，鉴定人员、法院工作人员都去现场看过，该生产基地根本没有安装任何门窗，如果鸿富基公司当时把所有门窗都拆除搬过去了，为什么现场会没有呢？可见，鸿富基公司根本没有拆除门窗，金崇公司的主张完全是子虚乌有，与事实相悖。且根据已经生效的（2011）海中法民一终字第164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无证据证明吴州杨、海南鸿富基种鸡场有限公司存在拆除门窗和水电设施等破坏建筑物附属设备的行为。”可知，金崇公司一方面没有证据证明吴州杨、鸿富基公司存在拆除拆除门窗和水电设施等破坏建筑物附属设备的行为，而另一方面，金崇公司提供的李某乙的《询问笔录》又恰恰证明了吴州杨、鸿富基公司根本没有拆除门窗的行为。金崇公司为了否定李某乙所做的对其不利陈述，达到证明吴州杨、鸿富基公司存在拆除门窗行为的目的，对李某乙所做的三份笔录做了区别对待：前两份笔录中，李某乙陈述鸿富基公司、吴州杨没有拆除门窗，金崇公司便认为该陈述是李某乙袒护吴州杨、鸿富基公司，均为虚假陈述；第三份笔录中，李某乙陈述鸿富基公司将一些建鸡场用的门窗搬走，金崇公司便认为该陈述才是事实真相。该区别对待实在荒诞可笑，毫无逻辑。金崇公司处心积虑，为达到自己的目的，罔顾事实，利用刑事手段对一位66岁的老人反复询问，直到做出对其有利的陈述才善罢甘休的行为实在卑劣。这样一份前后矛盾的询问笔录根本不应该成为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更不足以推翻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且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公安机关从接到报案到是否决定立案最长期限不超过60日，但金崇公司报案至今超过一年还未立案，反而在此过程中不断针对生效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反复进行询问，明显是企图以刑事手段干预正常民事审判。这些连侦查笔录都算不上的询问，根本不能作为本案的合法证据。
再次，关于金崇公司是否阻拦吴州杨、鸿富基公司搬离生产设备的问题。根据李某乙在2013年12月5日、2013年12月9日两次《询问笔录》中，其均陈述了金崇公司阻挠鸿富基公司搬迁设备的事实。且根据已经生效的（2011）海中法民一终字第164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2008年8月，吴州杨、鸿富基公司拆卸生产设备准备搬离。但由于金崇公司对生产设备权属有争议，阻止吴州杨、鸿富基公司搬走，吴州杨、鸿富基公司只得将设备存放于生产车间。可见，金崇公司存在阻拦吴州杨、鸿富基公司搬离生产设备的侵权行为。
最后，如果金崇公司认为《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为真，生效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合法途径应当是拿着询问笔录去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将（2011）海中法民一终字第1644号判决书撤销，而不是仅仅凭着还不能立案的笔录要求法院推翻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
综上所述，金崇公司的起诉早已超过诉讼时效，鸿富基公司与吴州杨不存在拆除门窗和水电设备等破坏建筑物附属设备的行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金崇公司提交了美兰公安局的笔录一份，欲以此证明：因为原审判决说了里面的笔录有一定的矛盾。证明鸿富基公司办公室主任李某乙说明在公安局的笔录2014年1月20日的询问笔录为准。该份笔录证明鸿富基公司2010年开始将一些建鸡场用的门窗的搬走，到2013年7月份才将全部设备搬完，因为原审法院认定金崇公司在2008年9月知道权利被侵害与事实不符。鸿富基公司与吴州杨发表如下质证意见：首先，这个笔录是从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力和关联性有异议，这个笔录是单一的证据，这是个人所做的笔录，这个笔录四次内容都与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相矛盾的，不管是鸿富基公司停产的时间还是具体用电的时间，以及搬走门窗都是和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相违背，并且在原审判决中李某乙已经作为证人作出了证言，鸿富基公司是在2008年8月已经停产并且搬走了。
二审期间，鸿富基公司与吴州杨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金崇公司主张吴州杨、鸿富基公司应当对其所有的建筑物内的门窗、水卫、电照等设施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金崇公司应当对其受损的事实及其受损系吴州杨、鸿富基公司的行为造成的承担举证责任。在本案中，金崇公司所提供的《房地产估价报告》仅能对其财产受到损毁，金崇公司没有提供充足证据证明该侵权行为系吴州杨及鸿富基公司的行为所导致，金崇公司提交的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的询问笔录，也未能直接证明在鸿富基公司搬迁生产设备过程中对其财产造成损害，故金崇公司对其请求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来看，金崇公司在2010年11月起诉吴州杨及鸿富基公司时即已知道其权利收到了侵害，而其直至2012年12月24日才主张该权利，显然已超过了诉讼时效，金崇公司抗辩主张根据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的询问笔录，吴州杨及鸿富基公司对其财产的侵害持续至2013年，但从该笔录的内容来看，并不能证明吴州杨及鸿富基公司有侵害金崇公司财产权益的行为，且金崇公司并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主张，故金崇公司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金崇公司的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金崇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傅海燕
审 判 员 谢焕怡
代理审判员 韩小文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邢云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