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云高民三终字第11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丁绍康，男，1941年1月9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永善县桧溪镇桧溪村桧溪四街*号。
委托代理人丁连杰，男，1978年5月18日生，汉族，住址同上，系丁绍康之子。一般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志仁，男，1948年5月1日生，汉族，住台湾省新北市。
委托代理人宛宇飞，永善县溪洛渡镇法律服务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赵勇，男，1976年11月12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永善县桧溪镇桧溪村桧溪二街***号。
原审第三人易庆华，男，1973年11月1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永善县桧溪镇桧溪村桧溪一街**号。
上诉人丁绍康因与被上诉人林志仁，第三人赵勇、易庆华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昭中民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2015年11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丁绍康及其委托代理人丁连杰，被上诉人林志仁及其委托代理人宛宇飞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赵勇、易庆华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关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的规定，本院依法继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9月13日，林志仁以竞买方式，购买了永善县桧溪食品站油房湾房产（以下简称“油房湾房产”），并于同日与永善县财政局签订《永善县桧溪食品站油房湾房产出售成交协议》（以下简称“油房湾房产协议”）。后林志仁委托丁绍康为该房产办理了（2005）永国土建字第17号《建设用地批准书》和永建房字第（2004）00006274号《房屋所有权证》两份权证（以下简称“双证”），由丁绍康保管，并委托丁绍康对该房产代为日常管理，但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也没有对管理内容、期限和管理费用等作出约定。一审时，林志仁和丁绍康均认可口头约定的管理费为每月900元，截止2014年底，林志仁应向丁绍康支付管理费57000元。
2011年12月21日，丁绍康将油房湾房产中的部分房产出租给赵勇，租期3年，每年租金8300元，到期后，丁绍康又向赵勇续租1年，租金8600元，丁绍康共向赵勇收取租金合计33500元。2012年1月1日，丁绍康将油房湾房产的另一部分房产出租给易庆华，租期4年，每年租金16000元，易庆华向丁绍康共支付租金64000元。两次租赁，丁绍康共获得租金97500元。
林志仁认为上述97500元租金，在扣除其应付给丁绍康的管理费57000元后，丁绍康应当向其给付代收租金40500元。但多次催要，丁绍康均拒绝给付，林志仁遂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解除林志仁对丁绍康关于管理永善县桧溪食品站油房湾房产的委托，并判令丁绍康将该房产的“双证”，即《建设用地批准书》、《房屋所有权证》归还林志仁；二、由丁绍康向林志仁归还租金40500元；三、由丁绍康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后，林志仁向一审法院书面表示放弃第二项诉讼请求，即不再要求丁绍康支付租金40500元。丁绍康辩称，一、油房湾房产是我和林志仁、陈由正一起竞买的，竞买价格是60万，我交了10万，林志仁交了50万，竞买成功后是林志仁签的合同，名义上是林志仁，事实上是三人竞买的；二、我和林志仁没有签订委托合同，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我们双方是合资经营关系；三、是我将两块空地租给易庆华和赵勇的，收了易庆华租金32000元，赵勇租金24900元，共计56900元，二人的租期都没到期，本案和他们没关系，全是我的责任；四、竞买成功后资产所有手续都是我去办理的，房产证上的名字是林志仁，但“双证”原件都是我持有，如果林志仁把我的管理费用和投资款返还给我，并赔我的一切损失，我就将这两个证还给他，六年的管理费用共108000元，扣除林志仁已付的38600元，包括其他几项还欠582730元，还有三个管理人员的工资139680元，总合计欠款724730元。赵勇、易庆华均辩称，这个案子与我们无关，我们租房是跟丁绍康租的，分别给了丁绍康33500元、64000元，租期还没有届满，不愿解除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合同。林志仁购买了油房湾房产后，由于居住台湾不便于管理，故口头委托丁绍康办理该房产变更登记的有关手续，并对该房产进行管理。在履行过程中，一方面丁绍康按照林志仁的要求处理了委托事务，林志仁应当按照每月管理费900元的口头约定，向丁绍康支付管理费用57000元。另一方面，丁绍康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将房屋出租收取租金97500元，两项抵扣后，丁绍康还应当返还林志仁40500元。但由于原告自愿放弃要求丁绍康返还这笔款项的权利，法院对当事人处分自己民事权利的这一行为予以支持。而林志仁要求丁绍康归还其持有的“双证”原件，法院予以支持。至于丁绍康关于油房湾房产系其与林志仁合伙购买，要求林志仁支付10万元保证金和工人工资等主张，因丁绍康在本案中未提起反诉，一审法院不予评判。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三百六十九条、第四百零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林志仁与丁绍康的委托合同关系；二、丁绍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林志仁永善县桧溪食品站油房湾房产的（2005）永国土建字第17号《建设用地批准书》和房权证永建房字第（2004）00006274号《房屋所有权证》。一审案件受理费9869元，由林志仁承担6900元，丁绍康承担2969元。
宣判后丁绍康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林志仁依法结清丁绍康10万元的股份投资及管理工资，同时依法结清农民工三人的劳动工资，总共合计602330元，并由林志仁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其主要理由如下：一、虽然油房湾房产协议是以林志仁的名义签订的，“双证”也是以林志仁的名义办理的，但实际上该房产是双方共同出资购买的，林志仁出了50万元，丁绍康出了10万元，丁绍康是房产所有权人之一；二、我和林志仁自2002年起就在曹家坝建办桧溪魔芋精粉厂，加工生产魔芋精粉，购买油房湾房产，是为了共同投资恢复桧溪魔芋精粉厂，因此我们双方之间属于合资经营关系，而非委托关系；三、油房湾房产竞买成功后，我们一起商定由丁绍康担任桧溪魔芋精粉厂的管理负责人，每月工资1500元，电话费100元，合计1600元，并商定了丁连文等三名工人的工资福利标准，但林志仁仅在2008年以前，每月付过800元，2008年后就未支付我和工人分文工资；四、一审法院2015年1月15日向我送达应诉通知书时，没有向我送达林志仁的民事起诉状，导致我无法在法定的15日内提出书面反诉答辩，只能在庭审时作口头答辩。
被上诉人林志仁答辩称，其在一审时提交的丁绍康向林志仁出具的“说明”，能够证明双方已经建立了对油房湾房产的委托管理合同关系，而油房湾房产协议、《建设用地批准书》及其存根、《房屋所有权登记底册》等证据，能够证明油房湾房产的所有权属于林志仁，而丁绍康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林志仁和丁绍康是合伙关系。据此，林志仁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赵勇、易庆华未提交答辩意见。
庭审时，丁绍康对一审判决关于林志仁委托其办理油房湾房产的“双证”，以及代为管理油房湾房产，管理费用每月900元等认定提出异议。除此以外，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理由和答辩意见，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
一、丁绍康是否应当向林志仁归还油房湾房产“双证”
丁绍康在一、二审时，均要求林志仁向其返还其为购买油房湾房产所付的10万元，及其对油房湾房产的管理费用108000元以及另外三名管理人员的工资等各种费用，并以此作为向林志仁返还“双证”的前提条件。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林志仁作为本案原告方，其最终的诉讼请求主要是两项：一是解除双方之间的相关法律关系，二是要求丁绍康归还油房湾房产原件，在丁绍康没有提出反诉的情况下，法院依法只应当对林志仁的这两项诉讼请求是否成立进行判决，而不能超出这两项诉请的范围；其次，丁绍康的上述主张，虽然是以答辩的形式提出，与本案也存在一定联系，但已经超出了抗辩的范畴，实际上是提出了自己新的诉讼请求，对于这些诉讼请求，丁绍康要么提出反诉，如果不构成反诉，则需另案起诉，法院才能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审理和判决；其三，经本院审查，丁绍康在提出这些诉讼请求时，并没有提出反诉，且这些诉讼请求中有些与本案可能并不构成反诉，需要另案起诉，因此，丁绍康的上述诉讼请求，无论是否与本案构成反诉，目前只能另行起诉，法院在本案中对这些诉讼请求不予审理和判决；其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从目前查明的情况看，油房湾房产“双证”上载明的权利人是林志仁，而非丁绍康，因此在丁绍康另行起诉重新确认油房湾房产的权属之前，林志仁作为目前该房产“双证”明确记载的权利人，有权要求丁绍康返还“双证”，即使丁绍康认为林志仁与自己存在上述纠纷，也只能另行起诉重新主张相关权利，而不能以此作为向林志仁归还“双证”的要挟。据此，本院支持林志仁要求丁绍康归还油房湾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和《建设用地批准书》的诉讼请求。
二、林志仁和丁绍康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
本案从一审直至二审，林志仁均主张其与丁绍康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而丁绍康则主张其与林志仁是合资经营关系，但双方均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合同，也没有明确的口头约定。《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油房湾房产协议签订后，该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建设用地批准书》等相关房产文件，是丁绍康办理的，但这些房产的权利人却是林志仁，其后，双方并没有利用该房产进行过魔芋的生产、经营，丁绍康只是对该房产本身进行经营管理，这一系列行为，既符合《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关于“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规定的委托合同的特征，也与林志仁关于其委托丁绍康为其管理油房湾房产的陈述，以及丁绍康于2010年4月5日自己出具给林志仁的书面“说明”中所载明的相关内容相互印证。根据丁绍康的上述行为、林志仁的陈述和书面“说明”，本院认为可以据此推定林志仁与丁绍康是以《合同法》规定的“其他形式”订立了委托合同，双方在涉及油房湾房产事宜时，构成委托合同法律关系。
虽然丁绍康声称其和林志仁自2002年起就合资经营魔芋厂，购买油房湾房产也是为了继续合资经营魔芋厂，但其未能提交其所谓魔芋厂的工商登记材料和营业执照，而且其在二审庭审时自认，2002年至2004年三年间在曹家坝生产、加工魔芋时，其只是经营管理者，并没有投资，所以双方此时不存在“合资”；2004年底购买油房湾房产时，虽然双方均认可丁绍康出过10万元，但丁绍康自己办理该房产“双证”时，也自行把该房产的权利人办理成林志仁，因此，在丁绍康未能提交证据推翻“双证”效力的情况下，本院目前不能认定丁绍康是油房湾房产的权利人之一，至于林志仁是否应当向其归还10万元，丁绍康可以另案起诉。而由于丁绍康目前并非油房湾房产的权利人，其所谓与林志仁共同出资购买油房湾房产并共同投资经营魔芋厂的主张不成立。
至于丁绍康在上诉中关于一审法院未向其送达“民事诉讼状”，导致其未能及时提交“反诉答辩”的问题，经本院审查，丁绍康所称的民事诉讼状，正规的法律称谓为“民事起诉状”。而丁绍康于2015年1月15日亲笔签收的“送达回证”能够证明，一审法院的审判人员，在1月15日当天，向丁绍康送达了包括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原告证据、传票等在内的八份法律诉讼文书，而丁绍康本人也在该送达回证上签字确认。据此，本院认为，丁绍康关于一审法院未向其送达起诉状的指控不能成立。而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关于“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的规定，一审法院在没有收到作为被告方的丁绍康的答辩状，在经过相关法定时限后开庭审理本案并无不当。而且，丁绍康本人在庭审中也作了相应的答辩和陈述，本院并未发现一审存在剥夺丁绍康诉讼权利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林志仁和丁绍康在涉及油房湾房产事宜时构成委托合同关系。对于林志仁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尽管丁绍康不同意，但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关于“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的规定，林志仁有权随时请求解除合同，因此本院支持林志仁关于解除双方之间委托合同关系的诉讼请求。至于因解除委托合同引起的损失，由于双方在二审时均确认双方在油房湾房产购买后并没有使用油房湾房产进行魔芋生产、加工，而丁绍康作为油房湾房产管理人，将油房湾房产部分房产出租给赵勇、易庆华，林志仁在一审时也表示解除委托合同关系后允许二人使用到租期届满，因此解除该合同并未对丁绍康造成损失，至于丁绍康上诉第二项诉请中要求林志仁偿还的各项费用，并非解除合同本身造成的损失，仅只是与本案有关，如前所述，丁绍康只能另案起诉。
据此，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适当，应予维持，但适用部分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丁绍康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照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9869元，全部由丁绍康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任志祥
审 判 员 杨凌萍
代理审判员 陈 姣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王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