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南行初字第25号
原告顾泉珍。
委托代理人朱铭慧。
被告无锡市公安局南长分局，住所无锡市南长区清名路380号（单位代码：01400749-X）。
法定代表人钱锡忠，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韩振明（受该局的特别授权委托），该局法制大队大队长。
原告顾泉珍不服被告无锡市公安局南长分局（以下简称南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于2015年7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于2015年7月15日向被告南长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2日、2015年11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顾泉珍及其委托代理人朱铭慧，被告南长公安局负责人周勇军、委托代理人韩振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南长公安局于2015年4月7日作出南公（扬）行罚决字（2015）9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处罚决定书载明：2015年4月6日，顾泉珍因其土地拆迁赔偿问题，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查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十条第四项之规定，现决定对顾泉珍行政拘留十日。拘留期限自2015年4月7日至2015年4月17日止。
原告顾泉珍诉称，一、原告在无锡市南长区XXXX号房屋于2004年被拆迁，不得足额补偿。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被逼于2015年4月6日赴京上访，完全正当合法。南长公安局非法拘留原告十日，侵犯原告的人身自由。二、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政府信息公开接待室出具的《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天公（2015）第45号-答复告）明确告知原告：“移交手续本机关未制作，该政府信息不存在。”该告知书证明被告南长公安局据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所谓的“违法嫌疑人的陈述和申辩、书证等证据”并不存在。指控2015年4月6日，原告因土地拆迁赔偿问题，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查获，以上事实有违法嫌疑人的陈述和申辩、书证等证据证实，全是不实之词。三、处罚决定书在2015年4月17日拘留执行期满后才送达，先行后送。综上，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南公（扬）行罚决字（2015）9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顾泉珍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南公（扬）行罚决字（2015）9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该处罚决定书是原告于2015年4月17日去扬名派出所拿的。
2、《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天公（2015）第45号-答复告）和《登记回执》（天公（2015）第384号-回），证明原告2015年4月6日在北京没有违法行为。
3、《解除拘留证明书》，证明十天拘留执行完毕。
被告南长公安局辩称，一、本案基本事实。2015年4月6日，顾泉珍因拆迁问题在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天安门警方查获。南长公安局扬名派出所于当天受理此案，并依法传唤顾泉珍接受询问。顾泉珍的违法行为有违法嫌疑人的陈述和申辩、书证等证据证实。顾泉珍六个月内受过治安管理处罚，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对顾泉珍行政拘留十日。二、被告作出的处罚事实证据充分、于法有据、程序合法。（一）顾泉珍称其被非法拘留十日。被告作为公安机关，具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职能，对于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公安机关应当及时查处。被告在受理案件后，依法进行处置，并依法进行处罚，这是被告的义务，也是《人民警察法》赋予被告的职责。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拘留处罚，属于合法的职务行为，未侵犯原告人身自由。（二）被告对顾泉珍的行政处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在办理该案中收集了顾泉珍本人陈述和申辩、书证等证据，收集证据程序合法，且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原告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三）被告在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后，当场向其宣布了处罚决定书并送达本人，原告所称先行后送无依据。综上，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南长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其作出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
1、顾泉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结案报告，证明该案已经依法办结。
2、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呈请行政处罚报告书，证明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程序合法。
3、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照片（监控视频截图），证明处罚决定书已送达顾泉珍本人。
4、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证明违法行为人被行政拘留执行完毕。
5、被行政拘留人家属通知书及自行通知家属照片（监控视频截图），证明拘留后家属已经知晓。
6、受案登记表，证明案件依法受理。
7、传唤证及呈请传唤报告书、呈请延长传唤报告书，证明办案单位通知顾泉珍接受调查的依据和程序。
8、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及自行通知家属照片（监控视频截图），证明传唤后公安机关履行了通知家属义务。
9、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及顾泉珍本人书写的材料，证明作出行政处罚前公安机关依法履行了告知义务。
10、顾泉珍本人的陈述和申辩材料（对顾泉珍所作的三份询问笔录），证明公安机关对顾泉珍依法询问的过程。
11、训诫书传真件及原件各1份，证明顾泉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在北京被查获及被训诫的情况。
12、无锡市驻京信访工作组人员夏光红、刘建伟出具的工作追记。
13、无锡市驻京信访工作组人员周国良出具的情况说明。
14、2015年无锡市赴京上访人员情况表。
证据12-14，证明顾泉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为的存在。
15、南公（扬）行罚决字（2015）9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顾泉珍曾在六个月内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处罚过。
16、南公（扬）行罚决字（2014）28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17、南公（扬）行罚决字（2013）18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证据16-17，证明顾泉珍曾在北京非正常上访被行政处罚过。
18、常住人口基本信息4份，证明案件中人员的真实身份。
19、询问室监控视频1份，证明2015年4月7日《行政处罚决定书》当场向原告宣读并送达。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十条第（四）项。
在庭审质证中，原告顾泉珍对被告南长公安局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结案报告中“2015年1月13日因顾泉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被警告”，当天原告在北京，15号才到无锡，该事实不存在；证据2，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有警察的签字，但原告手上的一份没有警察签字；证据3，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是照片上反映的2015年4月7日给原告的，是原告从拘留所出来后自己去派出所拿的；证据4，无异议；证据5，原告儿子没有拿到被行政拘留人家属通知书，原告是在派出所打电话给儿子的，原告才到派出所，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并不是通知儿子拘留的情况；证据6，不认识史伟光，之前也没有看见过受案登记表；证据7，原告拿到了传唤证，被告出示的传唤证上有签名，但原告手上的传唤证没有签名；证据8，被告没有通知原告家属；证据9，告知笔录是被告自问自答，原告没有签字，原告向派出所写的情况书，说明原告拿训诫书的过程，最后原告4月6日到派出所拿的训诫书；证据10，几份询问笔录都是被告自问自答，原告都没有回答，也没有签字；证据11，北京公安没有将训诫书给原告，训诫书中没有写明原告违反哪一条法律，该训诫书是伪造的，北京公安没有对原告进行训诫；证据12，原告在4月5日去八宝山，不是去上访而是去祭奠烈士，4月6日原告没有到天安门，也没有到国家博物馆附近，原告乘公交车在前门下车之后就被带走了；证据13，周国良出具的情况说明是伪造的；证据14，上访人员情况表反映的内容不真实；证据15，原告拿到的该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没有警察签字，而被告出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却有警察的签字；证据16，原告是在拘留所出来之后拿到的南公（扬）行罚决字（2014）28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17，南公（扬）行罚决字（2013）18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拿到的，但没有签字；证据18，对本人和周国良的信息没有意见，不认识刘建伟和夏光红；证据19，视频反映的情况是对的，4月7日民警向原告宣读后没有将处罚决定书给她。当天晚上送到拘留所时还看见这份处罚决定书，原告提出要给她，但民警说要拘留出来之后再给。4月17日从拘留所出来之后，在下午4点到扬名派出所找到民警丁某，他说从电脑里打印了一份行政处罚书，盖了公章给原告。
被告南长公安局对原告顾泉珍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证据3无异议；证据2，主体不正确，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原告扰乱公共秩序，在北京有违法行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可以由违法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原告住在南长区新联苑，故不需要移交手续。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认证：原告提供的证据2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该证据不予采纳；被告南长公安局提供的证据14未经相关部门签章确认，且原告认为该证据反映的内容不真实，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原、被告双方所提供的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本案相关事实，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采纳。
经审理查明：2015年4月6日，原告顾泉珍因反映拆迁问题，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警方查获。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作出《训诫书》对顾泉珍予以训诫。该《训诫书》载明：“……发生地点：天安门地区。发生时间：2015-04-06。反映问题：反映拆迁问题。训诫内容：……天安门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你应该到相关的信访接待部门去反映自己的问题。对违反上述规定，不听劝阻，情节严重的，公安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理。”当天，顾泉珍被送返无锡。
同日，南长公安局扬名派出所对顾泉珍涉嫌在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立案调查，书面传唤顾泉珍接受询问，并调取了相关证据材料。被告南长公安局依据所作调查，并经审核后，于2015年4月7日作出南公（扬）行罚决字（2015）9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顾泉珍行政拘留十日。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告知了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办案民警当场向原告宣读了处罚决定书内容，并要求原告签字，原告拒绝签字，办案民警在处罚决定书上注明“以上内容已由民警对顾泉珍宣读，顾泉珍本人拒绝签字”。同日，顾泉珍入拘留所执行拘留。2015年4月17日，无锡市拘留所出具解除拘留证明书，对顾泉珍解除拘留。原告顾泉珍不服被告处罚决定，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原告顾泉珍户籍地和居住地均为无锡市南长区XXX。顾泉珍因非访问题于2013年11月13日被南长公安局予以警告行政处罚、于2014年3月10日被南长公安局予以行政拘留五日处罚、于2015年1月13日被南长公安局予以警告行政处罚。
审理中，原告顾泉珍提出本案发生在北京市，地方上如果没有北京市案发地派出所的移交手续，地方就无权进行处罚处理，现无证据证明有北京案发地派出所移交地方处罚的手续，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是超越被告职责的非职务行为。被告南长公安局则认为其作为原告居住地公安机关，对原告在北京的非访行为具有管辖权。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被告南长公安局具有负责本辖区内治安管理工作的法定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因此，本案中，被告南长公安局作为顾泉珍居住地公安机关对顾泉珍在北京非访行为具有管辖权。顾泉珍提出南长公安局无权管辖的主张，与法律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信访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该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该条例第二十条规定，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不得有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该法第二十条第（四）规定，违反治安管理有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情形的，从重处罚。天安门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该地是首都北京中心地带，是著名的政治、文化中心，一旦有扰乱秩序的行为发生，极易造成秩序混乱，影响国家形象。本案中，顾泉珍因反映拆迁问题于2015年4月6日到北京天安门地区上访属于非正常上访，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依法应受行政处罚。在此之前，顾泉珍在六个月内曾因在北京天安门地区非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处以警告行政处罚。被告南长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结合顾泉珍的违法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历次非正常上访的情况，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被告在作出处罚决定后，办案民警向顾泉珍宣读了处罚决定书的内容，顾泉珍拒绝在处罚决定书上签字，办案民警在附卷的处罚决定书上注明宣读和拒绝签字的情况；在宣读处罚决定书过程中，办案民警告知了顾泉珍复议和诉讼权利及行使期限，已经保障了顾泉珍的救济权利，且之后顾泉珍亦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其救济权利在事实上也得到了保障。综上，原告顾泉珍认为其没有违法行为、被告指控不实、处罚违反程序等理由不能成立，对于其要求撤销被告南长公安局作出的南公（扬）行罚决字（2015）9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顾泉珍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顾泉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倪如倩
代理审判员 吴迎春
人民陪审员 曹娟妹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朱新莉
本案援引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