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民提字第39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支行。
负责人：周伟京，该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黄海，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章青，北京市翔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建，该行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高辉，北京市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海淀支行）为与被申请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银行）存单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高民终字第2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已于2013年1月17日以（2012）民再申字第15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雷继平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李志刚、吴景丽参加的合议庭审理本案，书记员郝晋琪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6年2月28日，农行海淀支行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华夏银行兑付存单本金400万元及利息，并按应付本息以每日万分之五计算罚息。该院于2006年12月20日作出（2006）一中民初字第3341号民事裁定，驳回起诉。农行海淀支行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07年4月24日作出（2007）高民终字第557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后农行海淀支行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09年6月30日作出（2009）民申字第394号民事裁定，指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2月18日作出（2009）高民再终字第5622号民事裁定，指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该院再审查明，1995年5月19日，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银行）月坛办事处在收取迪诺尔公司400万元后，出具了0001107号整存整取通知存款单。存款单载明：存入日为1995年5月23日，到期日为1996年4月23日，存期11个月，利率6.984%。1995年5月23日，迪诺尔公司资金计划部（甲方）与华夏银行月坛办事处（乙方）签订了《存款协议书》，约定：“甲方于95年5月23日将自有资金人民币400万元以信托存款形式存入乙方，存期11个月，到96年4月23日止，月息6.984%。乙方承诺甲方不论乙方将该款作何用途，到期时乙方一定归还甲方全部本息，如到期不归还，乙方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并赔偿甲方因延误收到此款而造成每日万分之五的经济损失，损失以未归还的本息作为计算基数。”上述存款到期后，华夏银行并未向迪诺尔公司偿付相应本息。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8）一中刑初字第2843号刑事判决书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0）高刑终字第685号刑事裁定书认定：马云于1993年5月至1995年12月间，以北京市海淀区爱诺电器设备商社名义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海淀支行）签订协议设立了农行海淀支行学院路分理处第三流动服务所（以下简称三所），后由三所或由用款单位支付高额利息方式非法吸收中国广告联合总公司等110余家国有企、事业单位存款共计17.84亿元，同时指使三所工作人员，违反存款业务操作规程，采取改写存款单位支票实际收款人名称及变造随附进账单等手段，将本应划入农行海淀支行学院路分理处的上述吸收存款，陆续直接划入马云所属公司或其控制的账户内。马云将非法控制的存款先后转存其它金融机构，或委托玉林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及自行给丹侬公司等28家公司或企业贷款，或用于支付高息款项及其他经营活动，由于上述存款或用款单位缺乏资信及经营亏损，均未按期归还，造成三所5.1104亿元到期存款不能兑付给存款企、事业单位。马云于1996年7月畏罪潜逃，1997年2月12日被抓捕归案。归案后，为避免金融秩序混乱，农行海淀支行垫付出至今仍未收缴回的赃款3.6668亿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经济损失。该案对马云以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判处刑罚外，将未随案移送的由马云及其经营的公司转移、使用的资金、购置的车辆、投资开办的企业，发还接收三所全部债权的债权人农行海淀支行，充抵农行海淀支行先行垫付的资金。
迪诺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马云被抓获归案后，1997年3月24日，农行海淀支行与迪诺尔公司共同盖章确认了《债权债务凭证交接总表》，其中所附的《转存金融机构表》第3项显示的400万元存款系本案所涉款项。1999年11月16日，迪诺尔公司出具说明，称本案所涉的400万元存款非迪诺尔公司所有，是用农行海淀支行存单吸收到的储蓄存款打入迪诺尔公司账户，又以迪诺尔公司名义存入了华夏银行。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8）一中刑初字第2843号刑事案件案卷中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出具的《马云案件债权债务资金情况》中“债权部分”显示：转存华夏银行月坛办事处的债权本金为4200万元，利息122052890元，合计542052890元。其中包括本案所涉400万元款项。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3）一中刑终字第2237号刑事裁定书认定，被告人李惠鸣在任华夏银行月坛办事处主任期间，伙同该行工作人员郭建军、郭轶，自1995年2月至7月间，利用工作便利，采取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空开大额定期存单54张……通过华夏银行月坛办事处非法拆借给北京华滋露食品有限公司等11家单位，造成华夏银行2亿余元无法收回。对于“丹侬企业集团用款15500万元情况，惠新里信用社等15家单位出资，中介转贷方玉林市允昌城市信用合作社的情况”，该裁定书确认了相应的证据：“1、丹侬企业、玉林市允昌城市信用合作社在华夏银行开户；2、15家出资方开户、入资、进账，华夏银行开定期存单、转存玉林市允昌城市信用合作社凭证、允昌城市信用合作社划款给丹侬企业证明及财务账，证明共15家出资的数额；3、证人万子红……证言，证实丹侬企业与华夏月坛办事处李惠鸣、郭建军及玉林信用社三方约定，以存放贷款高息等情况；4、证人……马云……等证言，证实存款情况。”李惠鸣等人均因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罪被判处了刑罚。
另查，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1993年7月11日至1996年5月1日期间，单位定期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年息10.98%，半年息9%。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从《债权债务凭证交接总表》、迪诺尔公司出具的说明、《马云案件债权债务资金情况》的内容可以看出，本案所涉400万元存单属于马云利用三所低息吸收公众存款后以迪诺尔公司名义高息转存到华夏银行的部分款项。根据（1998）一中刑初字第2843号刑事判决书和（2000）高刑终字第685号刑事裁定书的内容可以认定，农行海淀支行已经因其为迪诺尔公司垫付款项而被依法确认继受取得了其全部债权，本案所涉的400万元也包括在内。因此，虽然农行海淀支行不是本案所涉400万元存单的记名人，但是其有向华夏银行主张返还该400万元存单的本息的权利。华夏银行辩称上述400万元存款已偿还，但未提交相应的还款凭证，其所提交（2003）一中刑终字第2237号刑事裁定书中对其所称的还款事实也没有相关认定。因此，对华夏银行的上述辩称不予采纳。华夏银行应当返还农行海淀支行1300万元本金及利息。农行海淀支行系依据《存款协议书》约定的存款期内利率和逾期罚息利率计算利息。因双方在《存款协议书》中约定的存款期内利率与当时银行同期存款利率不一致，违反了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予支持，华夏银行应当按照银行同期存款利率向农行海淀支行支付存款期内利息。双方在《存款协议书》中还约定了逾期罚息利率，该约定与当时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不符，不予支持，华夏银行应该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其支付存款到期后的逾期利息。
2010年12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一中民初字第14160号民事判决：判令华夏银行偿还农行海淀支行本金400万元及利息（自1995年5月23日至1996年4月23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自1995年4月24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
华夏银行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
该院经审理认为：符合金融法规的存款合同或借贷合同应受法律保护，权利人的相应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但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存款单及存款协议发生在犯罪分子马云等人通过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等犯罪手段非法高息揽存、华夏银行月坛办事处李惠鸣等人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的背景之下，农行海淀支行（包括存款单原权利人迪诺尔公司）、华夏银行均有过错，仅以形式合法的存款单及存款协议确认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有失公正。
综合本案各项证据，有两个方面的基本事实可予确认：一是马云等人对于以“高息”非法手段获取的存款，均“先后转存其它金融机构，或委托玉林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及自行给丹侬公司等28家公司或企业贷款，或用于支付高息及其他经营活动”，本案所涉存款单只不过是其金融违法犯罪活动的一个环节。由此不难看出，农行海淀支行关于迪诺尔公司将高息揽存所得款项存入华夏银行月坛办事处、华夏银行应因此承担全额兑付责任的主张，与已经认定的马云等人的“或委托玉林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及自行给丹侬公司等28家公司或企业贷款，或用于支付高息及其他经营活动”的犯罪事实相互矛盾。二是最终用款单位的经营亏损或缺乏资信，给在马云一系列犯罪活动中存在过错的农业银行造成了巨额的损失。不论是间接获取贷款的丹侬公司还是马云实际控制的迪诺尔公司，都已经在相应诉讼程序之后没有财产可供继续承担民事责任，涉案农行海淀支行、华夏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账面损失已成客观存在。本案诉讼的实质意义，在于确定马云等人犯罪活动围绕相应存款单所造成的损失在涉案两家金融机构间的最终分担原则。
考虑到马云控制涉案款项的性质、用途以及案发后被查扣、追缴的实际情况，结合双方的过错，该院认为上诉人华夏银行应当承担存款单项下本金金额60%的赔偿责任，同时驳回被上诉人农行海淀支行其他部分（包括利息部分）的诉讼请求。本案赔偿后，相应存款单、存款协议书不得再作为债权依据。
2011年12月2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高民终字第299号民事判决：撤销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一中民初字第14160号民事判决；华夏银行赔偿农行海淀支行240万元；驳回农行海淀支行其他诉讼请求；驳回华夏银行其他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0848.64元，由农行海淀支行负担16339.46元，华夏银行负担24509.1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8428.6元，由农行海淀支行负担27371.44元，华夏银行负担41057.16元。
农行海淀支行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本案为存单纠纷，二审判决认定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证据不足。马云刑事判决未将本案存单列入其违法犯罪行为中，华夏银行甚至以此作为抗辩，二审判决认定本案所涉存款是马云金融违法犯罪活动的一个环节，缺乏证据证明。如果存在与最终用款单位的“相应诉讼程序”，也只可能是华夏银行起诉最终用款单位。况且最终用款单位“没有财产可供继续承担民事责任”是一个司法执行层面的问题，它不能影响两家银行之间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认定。本案中，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最终用款单位曾由海淀农行或迪诺尔公司指定。事实上，这是华夏银行自行放贷造成的，理应自行承担相应后果。二、本案存单约定的利率低于当时人民银行规定利率，应予支持。存款到期后因金融机构拒绝兑付而导致的存款期外的罚息（违约金）问题，根本没有任何禁止规定，应当合法有效。据此请求：一、撤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高民终字第299号民事判决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一中民初字第14160号民事判决；二、判令华夏银行支付No.0001107号存单项下存款本金400万元及存期内（1995年5月23日至1996年4月23日）利息307296元；三、判令华夏银行按《存款协议书》的约定，以第二项请求的本息合计为基数，自1996年4月24日起按日万分之五支付申请再审人违约金至实际给付之日；四、由华夏银行负担全部诉讼费用。
华夏银行答辩称：一、本案所涉存单资金损失，系因海淀农行严重过错行为造成的，其不应回避海淀农行自身对马云设立三所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所应承担的严重过错和责任；二、本案存单记名人迪诺尔及存单继受人应对涉案存单资金损失自行承担责任；三、马云案件相关刑事判决中已经查明其利用三所非法吸存社会存款无法兑付的是5.11亿元，农行垫付3.6亿元，还有1.5亿元没有垫付，但海淀农行不能证明其已垫付涉案存单所对应的三所吸存的社会存款，因此，农行所谓损失缺乏证据证明；四、海淀农行已经取得了北京高院判决判付的全部赔偿款，其不得再主张要求兑付存单和协议书项下的本金。据此，请求驳回农行海淀支行的请求，维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
本院对一审和二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对需要作为本院裁判依据，并且已经上述一审和二审判决以及与本案事实相关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8）一中刑初字第2843号刑事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0）高刑终字第685号刑事裁定书以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3）一中刑终字第2237号刑事裁定书认定的事实补充列明如下：
一、1999年11月16日，迪诺尔公司出具说明称：本案所涉的400万元存款非迪诺尔公司所有，是用农行海淀支行存单吸收到的储蓄存款打入迪诺尔公司账户，又以迪诺尔公司名义存入了华夏银行。1997年3月24日，我公司已将上述存单交与农行海淀支行，由该行享有存单上的权利。
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0）高刑终字第685号刑事裁定书认定，证人万子红证言证实：丹侬企业集团自1993年9月至1996年5月从马云所属公司借贷款17280万元，还有9597万元未归还；证人宋祥凯证言证实：如果存款是丹侬企业集团找到的，由丹侬直接将息差付给马云，如果是马云找的存款户，由马云直接将息差付给对方。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本案的案由、本案纠纷的性质以及双方当事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三项。
一、关于本案案由的问题。因1997年3月24日，农行海淀支行与迪诺尔公司共同盖章确认的《债权债务凭证交接总表》的附件《转存金融机构表》载明有本案争议的400万元存款，且1999年11月16日，迪诺尔公司再次确认该公司已将本案争议的上述存单交与农行海淀支行，并同意由农行海淀支行享有存单上的权利。据此可认定迪诺尔公司与农行海淀支行之间构成债权转让法律关系，其受让的债权的标的为请求兑付上述存单项下本息的债权请求权，农行海淀支行亦系依据所受让的存单主张兑付存单本息而提起本案诉讼的，故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存单纠纷符合双方争议法律关系性质。由于本案并非债权人财产受到侵害所引起赔偿责任纠纷，故二审法院将案由确定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
二、关于应如何确认本案纠纷法律性质的问题。相关刑事裁决已确认，本案争议存单项下400万元存款来源于马云利用三所低息吸收的公众存款，后马云又将该笔资金以其实际控制的迪诺尔公司的名义转存至华夏银行月坛办事处。在此期间，华夏银行月坛办事处主任李惠鸣，伙同该行其他工作人员采取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空开大额定期存单54份，将所吸收的客户资金非法拆借给包括丹侬企业集团在内的11家用资单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3）一中刑终字第2237刑事裁定书所认定的事实虽未直接涉及本案存单项下资金是否系由华夏银行月坛支行转贷给丹侬企业集团，但在该裁定书所列明的11家用资单位所用资金来源情况的证据中，其在丹侬企业集团用款15500万元的证据清单项下，列明有马云等的证言以证明存款情况。该刑事裁定书以马云等的证言来证明丹侬企业集团所用资金的来源情况，表明丹侬企业集团的用资中包含有马云的存款部分。而关于马云在华夏银行存款的具体情况，根据《马云案件债权债务资金情况》的记载，即为包括本案争议存单在内的总金额为4200万元的5份存单。此外，宋祥凯还证实，丹侬企业集团使用转贷资金需支付高额息差。根据以上事实，可以认定，本案争议存单原存款人迪诺尔公司虽持有华夏银行出具的存单，但存单项下的存款并未在华夏银行月坛支行入账，而是在该支行负责人李惠鸣等运作下，违法拆借给丹侬企业集团，并由该集团支付高额利差。根据本院《关于审查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有关“在出资人直接将款项交与用资人使用，或通过金融机构将款项交与用资人使用，金融机构向出资人出具存单或进帐单、对帐单或与出资人签订存款合同，出资人从用资人或从金融机构取得或约定取得高额利差的行为中发生的存单纠纷案件，为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的规定，可认定本案纠纷符合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的特征，应定性为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
三、关于双方当事人责任承担的问题。丹侬企业集团作为本案存单项下资金的实际用资人，其负责人万子红证实，其负责的“丹侬企业集团曾与李惠鸣等约定以存款放贷获取高息”，李惠鸣亦供述其“自1995年2月至7月间通过空开大额定期存单将资金非法拆借给丹侬企业集团”，据此可以认定华夏银行月坛支行直接参与将丹侬企业集团确定为非法转贷资金的使用人。万子红还证实“丹侬企业集团自1993年9月至1996年5月从马云所属公司借贷款17280万元，还有9597万元未归还”。据此亦可认定，在马云所控制的迪诺尔公司办理本案争议存款之前，丹侬企业集团与马云已经长期存在违法借贷关系，结合前述有关丹侬企业集团所用资金包括本案争议存款的认定以及宋祥凯的有关息差支付方式的证言，可认定马云亦参与了将丹侬企业集团确定为本案非法转贷资金的实际使用人。参照本院《关于审查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第3目有关“出资人将资金交付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给出资人出具存单或进帐单、对帐单或与出资人签订存款合同，出资人再指定金融机构将资金转给用资人的，首先由用资人返还出资人本金和利息。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至给付之日。金融机构因其帮助违法借贷的过错，应当对用资人不能偿还出资人本金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但不超过不能偿还本金部分的百分之四十”的规定，在出资人参与指定用资人的情形下，其存单项下利息损失不予保护，故本案中对农行海淀支行要求华夏银行支付存单和存款协议所约定利息和罚息的主张应不予支持。因相关刑事判决已经确认实际用资人丹侬企业集团无偿还能力，就本案存单项下本金损失，根据本院《关于审查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有关“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属于违法借贷，出资人收取的高额利差应充抵本金，出资人、金融机构与用资人因参与违法借贷均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应由迪诺尔公司和华夏银行根据其对造成资金损失的过错程度予以分担。二审判决认定，本案中农行海淀支行（包括存款单原权利人迪诺尔公司）、和华夏银行均有过错，如果本案仅以形式合法的存款单及存款协议确认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有失公正的结论，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华夏银行月坛支行的负责人违法违规操作系本案损失发生的主要原因，其应承担主要责任，二审判决判令华夏银行对存款本金损失承担60%的责任与其过错相符；同时，迪诺尔公司作为存款人，其实际控制人马云办理本案存款的目的系为收取高额息差而通过套取银行信用向他人出借资金，其行为亦具有违法性，二审判决判令迪诺尔公司的债权承继方农行海淀支行对自行对存款本金损失承担40%的责任，亦无不妥。
综上所述，二审判决对本案案由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一审判决对本案案由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一审判决，未考虑迪诺尔公司自身对本案存单项下资金损失应承担的责任不妥，应予纠正。二审判决，根据华夏银行月坛支行和迪诺尔公司过错，判令双方按六比四的比例分担本案存款本金损失，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高民终字第299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雷继平
代理审判员 李志刚
代理审判员 吴景丽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郝晋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