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民终53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鹿智，男，1970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子晴，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青，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济南新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王英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鹏，山东大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敏华，山东大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鹿智因与被上诉人济南新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济南新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6）鲁0103民初66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鹿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济南新力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济南新力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济南新力公司已经将涉案合同的全部货物向鹿智交付，属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鹿智与济南新力公司签订的《产品加工合同》中约定，由济南新力公司向鹿智提供总价为49.37万元的产品，实际上济南新力公司仅向鹿智交付了合同约定价为23.57万元的货物，其余合同约定价为25.8万元的货物鹿智并未收到。一审中济南新力公司并未提交由鹿智签字确认的发货清单或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其已履行25.8万元货物的交货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济南新力公司提交的2012年12月11日三张总额为25.8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证明其已经实际履行了25.8万元货物的发货义务。济南新力公司提交的其工作人员与鹿智的通话记录（2016年5月）中，鹿智之所以承认债务存在系基于错误认识，并非其真实的意思表示。鹿智实际为济南新力公司的业务员，负责销售济南新力公司生产的设备，并赚取提成。鹿智将收到的23.57万元的设备出售给北京富华通达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富华公司），并已经委托北京富华公司向济南新力公司付款，北京富华公司分别于2012年7月26日、2012年8月3日、2012年9月12日向济南新力公司转账共计22万元。鹿智在与济南新力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话时不知北京富华公司已付款的事实，误以为北京富华公司未向济南新力公司付款。后鹿智于2016年12月4日前往北京富华公司要求支付后，得知该笔款项已付，并取得了北京富华公司开具的证明。二、一审法院认定济南新力公司主张的债权未超出诉讼时效，事实认定不清。《产品加工合同》签订于2012年，2012年7月5日，鹿智收到济南新力公司发来的合同约定价为23.57万元的货物，2012年9月12日，北京富华公司向济南新力公司支付了最后一笔货款。鹿智与济南新力公司之间基于合同关系所产生债权的诉讼时效在2014年9月11日已经届满，期间济南新力公司并未向鹿智主张过债权，并不存在时效的中断、中止。济南新力公司提交的录音证据发生于2016年5月7日，双方债权的诉讼时效早已届满，且在录音中鹿智并没有认可济南新力公司诉讼请求中主张的22万元债务，鹿智在电话中认可的l5万元债务完全是基于误解，不构成对债务的重新确认。鹿智还曾打电话给济南新力公司要求其返还之前济南新力公司应给鹿智提成的8万元。双方通话记录中仅提到双方曾经对过一次账，但并未明确对账行为的具体时间，济南新力公司在庭审中也并未对此提出任何证据。根据现有证据，并不存在诉讼时效的中断和中止。三、济南新力公司提交的通话记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双方在通话中没有明确欠款的产生原因，不能认定双方所说的欠款是基于涉案合同后四项合计25.8万元的货物所产生。双方对于欠款的金额一直存在争议，但即使以济南新力公司工作人员在通话中主张的22万元也无法与其在法庭中主张的25.8万元相印证。综上，请求依法改判。
济南新力公司辩称，鹿智的上诉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首先，一审时，济南新力公司提交了产品加工合同一份、发货清单四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三张，用以证明合同所涉货物分两批分别供给了两家不同单位。其中2012年7月5日的发货清单，能够证实产品加工合同所涉总价值为23.57万元的货物，济南新力公司按照鹿智的指示供给了北京谷泉会议中心项目，发货清单均有鹿智签字认可。其次，济南新力公司所提交的2012年7月2日和8月16日的发货清单，能够证实产品加工合同所涉总价值为25.8万元货物供给了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2012年12月11日，济南新力公司按照鹿智的要求就该25.8万元的货物开具了三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的合计金额为25.8万元)。发票载明的购货单位分别是北京富华公司和北京锐诚德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下称北京锐诚公司)。虽然发票记载的购货单位不是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但三张发票所载明的货物名称、规格型号、数量、金额与涉案产品加工合同及上述供给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的发货清单中记载的内容均一致，能够相互对应。也就是说无论该25.8万元的货物实际购买方是谁，发票所载的货物与发货清单及合同中记载的货物是指向的同一批货物。再次，虽然上述合计金额为25.8万元的发货清单没有鹿智的签字，其不认可已收到该批货物，但除该两份发货清单外，济南新力公司还提供了产品加工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述证据结合一审时鹿智向法院提供的北京富华公司的证明和转账凭证，能够相互印证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1.涉案合同所涉及的25.8万元的货物,购货单位为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2.富华公司和锐诚公司不是该批货物的实际购货人，富华公司与济南新力公司没有真实的交易关系；3.济南新力公司为富华公司和锐诚公司开具发票是应鹿智的要求，富华公司向济南新力公司付款也是受鹿智的委托；4.没有证据表明富华公司支付济南新力公司的22万元是支付的23.57万元货物的部分款项。如果鹿智主张富华公司支付的就是该23.57万元货物的货款，其应当要求济南新力公司向其开具该批货物所对应的发票，而不是开具25.8万元货物所对应的发票；5.济南新力公司所提交的发票、25.8万元的发货清单、产品加工合同所载的货物名称、规格型号、数量、金额等内容相一致，结合富华公司的证明和付款凭证能够证明富华公司22万元的款项应是支付的涉案合同中供给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25.8万元的部分款项；6.富华公司受鹿智的委托向济南新力公司付款，表明鹿智已经收到了上述25.8万元的货物，否则鹿智不会指示富华公司向济南新力公司付款。综上，济南新力公司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所规定的“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来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情形，鹿智称未收到25.8万元的货物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此外，鹿智还称其收到的23.57万元货物出售给了富华公司。其在与济南新力公司工作人员通话时承认债务存在，是基于错误认识，其不知道富华公司已付款的事实。济南新力公司认为，没有证据表明鹿智将收到的23.57万元的货物出卖给了富华公司。济南新力公司在一审时提供的富华公司的证明明确记载：“富华公司与济南新力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富华公司分三笔向济南新力公司付款均是受鹿智的委托。”鹿智对富华公司已付款的事实不知情，存在认识错误的主张，恰恰与其提交的富华公司的证明所载内容相互矛盾，该主张也不符合常理。如果真如鹿智所称济南新力公司仅向其交付了合同中的部分货物，其在与济南新力公司工作人员通话过程中就应当明确提出哪些货物未收到，也不会认可债务的存在。而当时鹿智既认可债务的存在又表示分期向济南新力公司偿还，实际上是其真实的意思表达。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济南新力公司已将涉案合同的全部货物向鹿智交付不存在事实认定错误。第二、济南新力公司的主张，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济南新力公司一审提供的录音证据可知，鹿智与济南新力公司工作人员通话过程中认可双方曾进行对账核算。基于双方是常年的业务关系，双方对账后没有约定具体还款时间，济南新力公司依法可以随时向鹿智主张权利。鹿智与济南新力公司的工作人员2016年5月份的通话过程中，鹿智已认可尚欠济南新力公司20多万元货款的事实，曾提出希望少偿还些并承诺分期偿还15万元。鹿智的该意思表示及承诺应视为其对原债务的重新认可，诉讼时效应当自其作出该意思表示之日起重新计算。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鹿智一方向济南新力公司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就是说鹿智已经向济南新力公司作出偿还债务的意思表示，后又抗辩济南新力公司向其主张债权已过时效，其抗辩不应被采信。综上所述请求依法驳回鹿智的上诉请求。
济南新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鹿智立即向济南新力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22万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以22万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7月26日、2012年8月3日、2012年9月12日，案外人北京富华公司向济南新力公司分三次转款22万元。案外人认可该款项系其受鹿智委托向济南新力公司支付，其与济南新力公司不存在任何买卖合同关系。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济南新力公司陈述其与鹿智2012年4、5月份签订产品加工合同一份，内容为鹿智向济南新力公司购买设备一宗共七项，总价款为493700元，该合同有济南新力公司盖章及鹿智签名。2012年7月5日，济南新力公司主张其将涉案合同中前三项货物向鹿智交付并提交鹿智签名的发货清单一份，该发货清单中货物对应济南新力公司提交的加工合同中的前三项合计23.57万元的货物。鹿智对以上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其中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但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同时案件审理过程中鹿智认可上述货物其已实际收到，但北京富华公司已向济南新力公司共转款22万元，该款项应当作为货款扣除。另外，关于涉案合同中记载的剩余25.8万元货物，鹿智主张其并未收到。济南新力公司主张其与鹿智就涉案合同的交易对象并没有案外人北京富华公司，其实际交货单位为两个其他单位，其中一个单位为谷泉会议中心项目，即涉案合同中前三项记载的价值23.57万元的货物；另一单位为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即涉案合同其余价值25.8万元的货物。北京富华公司付款的22万元为价值为25.8万元货物价款，为此济南新力公司提交其开具的三张增值税发票，开具时间均为2012年12月11日，购货单位名称分别为北京富华公司及北京锐诚公司，三张发票总额为25.8万元，其中名称北京富华公司的两张发票金额均为83050元。案件审理过程中，济南新力公司提交其工作人员王伟与鹿智通话录音一份，在通话录音中王伟向鹿智陈述双方之间债务多于22万元，鹿智认可该金额但表示仅同意偿还15万元。同时，鹿智提交其与王伟的通话录音一份，该份录音中鹿智陈述双方之间存在鹿智向济南新力公司多汇的8万元，该8万元应当在欠款中扣除但并未扣除。王伟对此并未表示明确意见，仅向鹿智说明要求其找济南新力公司单位财务，如确为多汇款项可以在欠款中予以扣除。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中涉案产品加工合同，虽然鹿智对该由其签名的合同不予认可，但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且鹿智认可收到了合同中记载的部分产品，因此该产品加工合同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该合同效力予以确认。双方均认可案外人北京富华公司向济南新力公司的转款22万元为货款，对该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济南新力公司向鹿智发货情况，虽然鹿智仅认可收到涉案合同中前三项货物，同时22万元也是针对该批货物的对价，其余货物其并未收到。但根据济南新力公司提供的2012年11月份开具的三张发票，针对案外人北京富华公司的发票金额为166100元，加针对案外人北京锐诚公司出具的发票金额后与剩余设备价款25.8万元吻合；同时根据济南新力公司提交的其工作人员与鹿智的通话记录，虽然双方并未明确欠款具体金额，但鹿智认可双方曾对账，其尚欠22万余元货款的事实。结合以上证据，济南新力公司主张涉案合同货物已均向鹿智实际交付，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因此鹿智应当按照涉案合同记录的价款向济南新力公司支付货款，但鹿智仅向济南新力公司支付22万元，剩余27.37万元未付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济南新力公司仅主张22万元，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鹿智提交的录音内容不能确定其曾向济南新力公司另支付过8万元的事实，其也未进一步对主张提供证据，济南新力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对鹿智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因此对济南新力公司主张鹿智向其支付货款22万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鹿智未及时向济南新力公司支付货款，必然会对济南新力公司造成一定损失，因此济南新力公司主张自立案之日起即2016年11月2日起至本判决生效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损失，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鹿智主张济南新力公司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法律规定诉讼时效的目的是为督促权利人尽快行使自身权利。同时根据济南新力公司提交的证据，其与鹿智曾对双方债务进行过核算，因此鹿智关于济南新力公司主张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鹿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济南新力公司货款22万元；二、鹿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济南新力公司货款利息：以22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1月2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鹿智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济南新力公司提交顺丰快递存根、查询详单及催款函各一份，拟证明在2014年9月份向鹿智催款，涉案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鹿智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济南新力公司提交的查询详单未记载签收人姓名，无法确认是由鹿智本人签收，且催款函中仅有欠款数额，不能证明与涉案债权存在关联性，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本院认定，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有三：一、涉案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合同约定价为25.8万元的货物，鹿智是否收到；三、鹿智委托案外人北京富华公司的付款是支付的哪批货物的价款。
关于焦点问题一，涉案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产品加工合同中关于付款约定为，合同签订两日内付全款的50%，全款到账发货。鉴于双方并未按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履行，故不能依据合同约定计算诉讼时效。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报酬等内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双方可另行达成补充协议，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但因双方并未另行达成补充协议，也未举证证明存在何种交易习惯，故应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对于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履行，故济南新力公司在2016年5月向鹿智催要货款，并于2016年11月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鹿智主张济南新力公司的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问题二，产品加工合同中约定的价值为25.8万元的货物，济南新力公司是否交付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鹿智虽不认可已收到该批货物，但济南新力公司提交的发货清单、向案外人开具的货物名称、规格型号、数量、金额等均与合同约定一致的增值税发票及济南新力公司工作人员与鹿智的电话录音，可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可以确认产品加工合同中约定的价值为25.8万元的货物已向鹿智交付。北京富华公司出具的证据表明，鹿智在2012年就委托其付款，现在又陈述不知北京富华公司是否付款，所以录音中产生错误的意思表示。鹿智委托付款时间为2012年，按照日常生活准则来说，其不会对北京富华公司的付款情况放任不问，鹿智仅口头陈述录音中对款项的认可系基于错误的意思表示，不能产生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后果，故鹿智关于未收到上述货物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问题三、鹿智委托案外人北京富华公司的付款是支付的哪批货物的价款。鹿智主张其收到了涉案合同中价值23.7万元的货物，案外人北京富华公司付款22万元，系支付的该批货款。济南新力公司则认为北京富华公司所付22万元系支付的涉案合同中价值为25.8万元的货物。北京富华公司于2012年7月26日、8月3日、9月12日三次向济南新力公司付款总计22万元，上述付款期间与济南新力公司向鹿智送货时间均存在交叉，即价值23.7万元的货物是在2012年7月5日送货，价值25.8万元的货物是在2017年7月20日、8月16日两次送货，但鉴于济南新力公司在2012年底向案外人北京富华公司及北京锐诚公司开具了金额为25.8万元的增值税发票，而不是开具金额为23.7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审判决认定已付的22万元的付款系支付的价值为25.8万元货物的货款，并无不当。综上，鹿智与济南新力公司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济南新力公司交付货物后要求鹿智支付货款22万元，于法有据。鹿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上诉人鹿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 潇
审判员 张 伟
审判员 高 静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八日
书记员 孙红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