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京0113行初26号
原告魏秀发，男，1956年2月1日出生。
被告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10110000093286W。
法定代表人王秀刚，镇长。
出庭负责人曹春淼，副镇长。
委托代理人马许，北京道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魏秀发因要求被告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人民政府履行补发独生子女养老基金法定职责一案，于2018年1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18年1月10日向被告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魏秀发，被告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人民政府的副镇长曹春淼、委托代理人马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6年2月，原告向被告提交了书面申请表，要求被告为其发放独生子女养老基金。2017年11月28日，被告下设计划生育办公室对原告作出《关于魏秀发反映享受奖励扶助政策的答复情况》，主要内容是：经查：魏秀发与妻子马淑兰于1983年7月1日生育长女魏美静，又于1990年10月23日生育次女魏美红，魏美静于1999年7月24日死亡。根据《关于建立本市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意见》的政策解释执行中具体问题的解答（二）第六点有关文件执行问题：凡80年11月28日以后生育二孩的夫妻，按照《关于修改〈北京市计划生育暂行规定〉的若干问题的说明》中第十八条、十九条规定，以其是否有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生育计划确定其是否合法生育。魏秀发未依法取得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生育计划，不符合北京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申请条件。
原告诉称：原告和马淑兰是夫妻，于1987年7月1日生育长女魏美静，因国家政策规定回族可以生育二胎，二人于1990年10月23日又生育次女魏美红。长女魏美静于1999年7月24日亡故。2001年5月21日，原告找到顺义区计生委要求批准再生一胎，当时计生委主任说：“你妻子都40多了，生育也有危险，给你办理一个独生子女光荣证，将来享受国家独生子女政策待遇。”于是，顺义区计生委就给原告发了一个《独生子女光荣证》。现在原告已经年满60周岁，但原告凭借《独生子女光荣证》要申领养老金时，却被拒绝。故起诉，请求法院：1.判令被告补发原告国家政策规定的独生子女养老基金共计4200元（其中2016年600元，2017年36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是：
1.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证明原告领取了独生子女证，但现在被告否认该证。
2.关于魏秀发反映享受奖励扶助政策的答复情况，证明目的与证据1的证明目的一致。
被告辩称：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被告对原告未作出任何行政行为，即被告与原告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原告主体不适格。二、原告所诉事项是北京市政府为缓解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生产、生活和养老方面的特殊困难而制定的对前述家庭进行奖励扶助的政策，而非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所确定的行政事务，故原告所诉事项不符合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三、依据关于印发《〈关于建立本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意见〉�政策解释》的通知，领取扶助奖励的条件为：1.本人及配偶均为农业户口人员；2.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年满60周岁；3.1973年1月1日以来，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生育子女的行为；4.依法生育的子女现存一个，或均死亡现无子女。现原告因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生育，故其不符合政策要求。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及法律依据，证据是：
1.笔录，证明区卫计委领导及镇领导对原告是否符合奖扶政策进行了解答。
2.说明，证明市区政府也明确回复原告不符合奖扶政策。
3.常住人口登记表、死亡登记簿，证明原告的家庭成员情况。
4.密云区卫计委说明，证明原告未依法生育，不符合奖扶政策要求。
5.公示名单，证明镇政府对符合奖扶人员进行了公示。
依据是：
1.《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人口计生委、市财政局关于建立本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意见的通知》（京政办发〔2005〕33号）；
2.关于印发《〈关于建立本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意见〉的政策解释》的通知（京人口发〔2005〕51号）。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1.原告提交的证据和被告提交的证据1、3、4均客观、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原告生育子女的情况以及被告对原告申请领取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的答复情况，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采纳。2.被告提交的证据2、5与本案不具有直接的关联性，本院不予接纳。
经审理查明：
原告与马淑兰系夫妻关系。结婚后，二人的户口一直在北京市，均为农业户口。1983年7月1日，二人之长女魏美静出生。1990年10月23日，在未经女方当时的户口所在地原北京市密云县计划生育部门批准的情况下，二人之次女魏美红出生。1997年，原告一家户口迁至原北京市顺义县×镇。1999年7月24日，长女魏美静去世。2001年5月21日，北京市顺义区计划生育委员会针对魏美红为原告夫妻核发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2016年2月，原告年满60周岁后，向被告提交书面申请表，请求被告为其发放独生子女养老基金（即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2017年2月17日，被告口头答复原告，其不符合发放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的条件，并进行了解释。此后，原告多次要求被告出具书面答复，直至2017年11月28日，被告下设计划生育办公室对原告作出了《关于魏秀发反映享受奖励扶助政策的答复情况》，告知原告其未依法取得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的生育计划，故其不符合北京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申请条件。
另，2018年1月4日，北京市密云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生育基层指导科为被告出具《说明》，内容是：2018年元月4日13:30时，顺义区×镇干部魏淑云、孙伟、单志杰、罗建春四位同志到密云区卫计委，核实魏秀发、马淑兰夫妇生育情况，经到档案室核查1983年至1991年底审批材料，没有查到魏秀发、马淑兰夫妇审批第二个子女的材料，也没有查到魏秀发、马淑兰夫妇第二个子女其他记录。庭审中，原告认可生育魏美红之前未经审批，且在生育之后向计划生育部门交纳了2000多元钱，但未补办审批手续。
再，原告称其向被告申请补发独生子女养老基金的过程中，被告曾经给过其3000元，且不让其声张，但被告对此予以否认，原告亦未提交证�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第（六）项规定：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本案系原告依法申请被告履行保护其财产权法定职责的行政诉讼案件，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应当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且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被告关于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以及被告与原告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主体不适格的意见，缺少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人口计生委、市财政局关于建立本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意见的通知》（京政办发〔2005〕33号，以下简称33号文件）》第二条规定：建立农村部分计划�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是在现行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策的基础上，由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给予奖励扶助的一项基本计划生育奖励制度。这项制度从2005年1月1日起，在全市农村地区开始施行。（三）奖励扶助对象的确认程序。1.本人提出申请；2.村民委员会审议并公布；3.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初审并公布；4.区县人口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复核、确认并公布；5.市人口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备案。从上述文件规定可以看出，被告作为乡镇一级人民政府，其具有对申请奖励扶助的对象是否符合条件进行初审并公布的法定职责。
上述33号文件第二条第（一）项规定了申请奖励扶助的条件是：凡同时具备以下条件者，均可申请奖励扶助：1.本人及配偶均为农业户口人员；2.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年满60周岁；3.1973年1月1日以来，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生育（包括收养，以下相同）子女的行为；4.依法生育的子女现存一个，或均死亡现无子女。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原告是否符合上述规定中的第“3”个条件，即原告是否符合“1973年1月1日以来，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生育子女”的条件。
北京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建立本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意见〉的政策解释》的通知（京人口发〔2005〕51号，以下简称51号文件）第一条第（三）项对33号文件第二条第（一）项所列条件中的第“3.1973年1月1日以来，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生育（包括收养，以下相同）子女的行为”解释为：1.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的生育行为，包括超计划生育、非法收养和其他不符合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的行为。1991年6月1日《北京市计划生育条例》实施前，非婚生育一个子女并已结婚、未与他人有过结婚或生育行为的夫妻，符合条件的可以享受奖励扶助政策。2.界定夫妻生育子女是否符合计划生育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以其生育行为发生时，本市计划生育法规、规章或政策性文件为依据，1973年以后生育时本市尚没有政策文件依据的，以其后北京市第一个规定生育数量的法规、规章或政策性文件为依据。……1984年10月1日至1991年5月31日期间生育的，以《北京市人民政府转发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规定〉的通知》（京政发〔1984〕104号，以下简称104号文件）为依据。本案原告次女魏美红于1990年10月23日出生，其出生是否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应当以104号文件为依据。104号文件规定：一、国家干部、职工、城镇居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经批准可以安排生育第二个孩子。1.第一个子女经区、县以上医院证明或区县以上鉴定小组鉴定为非遗传性病残，不能成为正常劳动力的；2.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3.多年不育，经有关部门批准收养一个孩子后怀孕，要求生育的；4.再婚夫妇一方只生育过一个孩子，一方未生育过的，或再婚夫妇，再婚前合计有两个孩子，新组成家庭身边无子女的；5.从边疆调入本市工作的少数民族职工，原调出地区规定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6.对归国华侨、侨眷及港澳同胞、台湾同胞的生育政策，仍按〔83〕京侨会字第041号文件办理。二、农民，凡符合第一条及下列条件之一的，经批准可安排生育第二个孩子：1．弟兄两个或两个以上只有一对夫妇能生育的；2．男到独女家落户的。三、郊区各县及门头沟区的农民凡符合第一、二条及下列条件之一的，经批准可安排生育第二个孩子。１．男到有女无儿户结婚落户并赡养老人的（如女家姐妹数人同时招婿，只限照顾一个）；２．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的；３．二等乙级以上残废军人及夫妇一方残废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４．再婚夫妇再婚前合计有两个以内孩子的；５．生产、生活确有实际困难的深山区农民只生一个女孩的。五、凡符合上述各条规定要求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应在第一个孩子年满四周岁后，由夫妇双方申请，所在单位审核，报上一级单位核准，由女方单位报户口所在区、县计划生育部门批准。本案中，原告次女魏美红出生时，其长女尚在世，且其未提供证据证明魏美红的出生符合104号文件规定的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条件以及按照上述规定经过计划生育部门的批准。因此，原告夫妇生育魏美红时违反了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原告年满60周岁时现存子女只有一个，即次女魏美红，�因魏美红并非33号文件第二条第（一）项规定中的“依法生育的子女”，因此，原告不符合本市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条件。由于是否符合奖励扶助条件并非以是否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为前提，故原告关于其取得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就应当获得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的意见，缺少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不能成立，其要求被告为其补发独生子女养老基金共计42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魏秀发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魏秀发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宋 颖
人民陪审员 张志良
人民陪审员 马淑贤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黄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