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龙行初字第5号
原告龙胜各族自治县三门镇交其村曹家组。
代表人曹传文，该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曾祥东，广西中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王少荣，该县县长（未出庭）。
委托代理人韦贤惠，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法制办主任。
委托代理人杨建德，龙胜各族自治县林业局调处办主任。
第三人龙胜各族自治县三门镇交其村六里一组。
代表人谢先达，该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龚高嶙，住龙胜各族自治县。
第三人龙胜各族自治县三门镇交其村六里二组。
代表人胡运军，该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韦建成，住龙胜各族自治县。
第三人龙胜各族自治县三门镇交其村六里三组。
代表人潘新春，该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杨启斌，住龙胜各族自治县。
原告龙胜各族自治县三门镇交其村曹家组（以下简称曹家组）不服被告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龙胜县政府）及第三人龙胜各族自治县三门镇交其村六里一、二、三组（以下简称六里一、二、三组）土地行政确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9月24日受理后，于2014年10月8日向被告龙胜县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被告龙胜县政府于2014年10月18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证据、依据。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家组代表人曹传文及其委托代理人曾祥东，被告龙胜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韦贤惠、杨建德，第三人六里一组的代表人谢先达及其委托代理人龚高嶙，第三人六里二组的代表人胡运军及其委托代理人韦建成，第三人六里三组的代表人潘新春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启斌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龙胜县政府依据曹家组的申请，于2013年11月3日作出了龙政处（2013）3号《处理决定书》。该处理决定的处理结果：一、维持双方持有的《山界林权证》，争执的山场林木林地权属归六里一、二、三组所有，六里坪一片（曹家组现经营的茶山、熟地范围）六里一、二、三组认可划给曹家组经营管理，政府予以认可。
被告龙胜县政府于2014年10月18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一、证据类：
1、现场勘验笔录，证明林业局已经按照法律程序组织双方当事人到争执地进行勘查以及双方现场指认的争执地点及四至界限。
2、现场勘验图，证明争执山场的具体位置。
3、调解笔录，证明县林业局已经按照法律程序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及当事人各自的主张。
4、对龚某某的调查笔录，证明原告迁回曹家的情况。
5、韦佩军的证明，证明原告从迁出到迁入曹家的一些情况。
6、曹某甲、曹某乙的证明，证明四固定时争执山场的情况。
7、秦某某的证明，证明原告迁回曹家的情况。
8、暗寨队、曹家迁户协议书，证明原告迁出的情况。
9、四方持有的《山界林权证》。证明原告和第三人在1981年后各自的山场界限。
10、《自留山证》，证明第三人已将山场承包给农户经营。
二、依据类：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依据该条款作出处理决定是龙胜县政府的法定职责。
2、《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处理条例》第五条、第十条第（五）项。该条是确定林地权属归六里一、二、三组的依据。
原告曹家组诉称，原告与第三人因曹家屋背山场（地名）及屋门口山场（地名）林木林地权属发生纠纷，申请被告调处，被告以1981年10月领发的《山界林权证》作为依据而将争执山场确权给第三人，原告不服，向桂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桂林市人民政府作出了市政复决字第（2014）15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该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4年9月10日送达原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特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处理决定书，具体理由如下：
被告于1981年10月16日颁布的1692号、1699号、1612号、1717号《山界林权证》不能作为争执山场的确权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原告没有收到第1692号《山界林权证》，原告在申请调处时才知晓有这份《山界林权证》的存在；（二）这份《山界林权证》注明颁发日期为1981年10月16日，而根据方宗顺填写的社队稳定《山界林权证》的时间为1982年9月30日，与被告所颁发的时间不一致，更需强调的是该山界林权档案表中参加划山人员一处空白，表明关于双方之间山界林权界限并没有实际进行踩山划界，完全是填证人员“闭门造车”而填写的《山界林权证》，因该证与实际山界有出入而没有颁发给各方；（三）被告在处理决定书中强调该几份《山界林权证》填写界限清楚且相互吻合，并无重填，属有效凭证，应予维持；同时又强调争议山场内的茶山熟地长期由申请人经营管理而确认属于原告所有（见处理决定书第六页三至第五行），那么显而易见，在将山场确权给第三人的《山界林权证》确认的范围内存在属于原告所有的山场的情况下，该三份《山界林权证》就是权属重叠的情形，就是不能作为山界确权的证据。故被告以违反法定程序填发且尚未颁发（送达）给原告的《山界林权证》作为证据而将争执山场确权给第三人显然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二、争执山场所有权至始至终依法应归原告所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争执山场就在原告生活居住区域，这一事实从争议山场地名“叫曹家屋背、曹家门口”就可看出争执山场与原告村民生活居住地近在毗尺，与原告村民生活息息相连；（二）被告及第三人均认可争执山场在四固定前后均为原告集体所有，而之所以后来又认定为第三人所有是基于1967年原告部分村民迁往他处生活而争议山场归属第三人管理而导致权属变更，被告及第三人的该理由显然不能成立，毕竟，原告曹家组作为一个集体组织从未注销过，那么该集体组织所属的全部土地任何单位及个人不能侵占，即使原告村民搬迁他处生活，身份归属仍属于曹家组，被告将原告与原告的村民两个不同的主体混为一谈，村民的迁居生活的行为不能等同于原告放弃争议土地所有权，不能等同于原告村民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村民迁居生活行为更不能导致原告这个集体组织予以消失，更何况在原告得知自己所属土地被第三人侵占后，30多年来一直向有关部门主张自己的权利。综上所述，在原告作为一个集体经济组织从未被注销的情况下，被告未经法定程序改变原告所属土地权属而颁布《山界林权证》不能作为争议山场确权依据，被告所作出的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敬请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请为盼。
原告曹家组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社队稳定山界、林权档案表及被告维持的四份山界林权证存根，证明：⑴档案表填写时间是1982年9月30日。林权证填写时间的是1981年10月16日，两者时间是不吻合相差太远；⑵档案表上的参加划山人员处空白，说明争议山场林权证书所规定的四至界限没有相关利害关系的生产小组（包括曹家组人员）实地踩山填证，则被告所维持的山界林权证颁发程序违法应不予采信；⑶经过调查核实被告所出具的四份山界林权证存根在龙胜县档案局没有归档备查，该山界林权证没有送达给原告等，则没有颁发的山界林权证不产生法律效力。
2、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书及复议机关作出的复议决定书、瓢里人民法庭1964年的调解书，证明包括被告在内的两级行政机关均认可争议山场在四固定前属于曹家组所有，但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便填发了所谓的山界林权证而剥夺了本属于原告所有的土地；原告和暗寨组以前发生过纠纷，争执山场属于原告方；曹家组和第三人在1962年是两个独立的生产队。
3、桂林市自然村名录，证明原告曹家组作为一个独立的集体组织的合法性，被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曹家组在四固定后被依法解散而取消其作为土地所有人的主体消失的事实。
4、韦某某出具的证明、交其村委出具的报告、1993年方宗顺出具的证明、龙胜县人民法院1995年的传票，证明原告和第三人争执山场一直有纠纷，第三人的管理不能成立。
5、暗寨村民小组曹某丙的自留山证。证明自留山与1962年曹家组生产队山界林权证界线重叠。
被告龙胜县政府辩称，一、龙政处（2013）3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龙政处（2013）3号处理决定书认定原告与第三人争执的曹家屋背山场及屋门口山场，在“四固定”时期归原曹家队所有，1966年10月原曹家队解散，所有的山场田地由第三人经营管理，林业“三定”时，原曹家队的部分村民（现原告）迁回原处生活。经当时的三门公社和大滩大队协调，第三人将原属于曹家队的部分山场田地划给原告经营管理。1981年林业“三定”时，自治县人民政府按各自的经营管理范围给双方颁发《山界林权证》。双方持有的《山界林权证》所记载相邻界限清楚且完全吻合，并无重填，属有效凭证。二、龙政处（2013）3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本案从立案受理后，依法进行了调查，现场勘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多次调解，在多次调解未果的情况下，依据事实和法律法规，在职权范围内依法作出龙政处（2013）3号处理决定，其处理程序完全合法。三、龙政处（2013）3号处理决定，适用依据正确，并无不当。龙政处（2013）3号处理决定是被告作出确定原告与第三人争执的曹家屋背山场及屋门口山场权属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五条、第十条第（五）项的规定，其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被告作出龙政处（2013）3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贵院依法维持龙政处（2013）3号处理决定。
第三人六里一、二、三组述称，从农业合作化时期开始，国家对农村的土地管理政策将土地所有权，从私有慢慢转变为集体所有。农村人民公社成立以后便完全的归于集体所有了。在农村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实行管理制度期间，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政策法令规定，农业户口的公民必须凭公安户籍管理机构认可的有效户口，在户口所在地参加居住地农业生产组织对该集体的权属土地实施经营管理、使用和收益分配。
1962年，依照国家政策有关规定的精神，六里组曹家的几户人，从原三门公社大滩大队六里生产队划分出去，成立曹家生产小组，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当时他们全部所有的土地、山场，都完全是由六里生产队从生产队集体经营管理的权属山场、土地划拨给他们进行经营管理的。1967年原告选择自行通过公安局三门派出所和瓢里派出所将他们各户全部家庭人员的户口，从三门公社大滩大队曹家组迁出到瓢里公社界泉大队暗寨生产队落户居住。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就从原来的三门公社大滩大队曹家组的社员变成了瓢里公社界泉大队暗寨生产队的社员身份了。之后，有曹家组的另外部分成员曹某丁、曹某甲、曹某戊也迁至三门公社大滩大队云盘生产队。这时曹家组就只剩下组长曹某己一户了。曹某己一户请求重新合并归六里队。六里队接受了其请求。至此，六里队分出去进行独立核算仅仅五年的曹家组又重新合并回到六里生产队。从此，六里队接管原划给曹家组经营管理的土地、山场。1979年，在落实“林业三定”时，由于当时政策的限制，原告没能够将三门公社管辖区内的土地、山场划到瓢里公社辖区的暗寨队进行统一分配，而遭到暗寨队的排斥。原告向三门公社大滩大队请求重新迁回大滩大队，大滩大队接受了其请求。其迁回以后仍然在原曹家组旧址居住，重新组建了现在的曹家组。之后，三门公社和大滩大队要求六里组重新安排给其生活必需的土地、山场，按照公社和大队的要求，在公社、大队组织的领导人员协调下，六里组划拨了现在原告所经营的土地、山场给其经营管理。现在的曹家组，是由原告迁回三门公社大滩大队，在当年的曹家组旧址居住的居民组建的一个农业生产组织，与原来的曹家组是截然不同，不能相提并论。所以，原告自从将其户口迁出三门公社之日起就丧失了原享有的属三门公社辖区范围内的集体土地的一切权益。在落实“林业三定”的时候，龙胜县人民政府依照当时国家颁布的相关政策法令的规定，结合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的土地权属的变化所有发生的实体情况，经过审定后签发的《山界林权证》中所记载的内容双方经营的山场相邻界限清楚，完全吻合，没有重填，是有效的。因此，龙胜县人民政府签发的龙政处（2013）3号处理决定书是正确的，是公正的。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
曹家组对龙胜县政府提供的1、2、3、5、6、7、8号证据无异议。对其他证据异议情况是：4号证据，认为调查对象是第三人村民小组的村民；9号证据，认为原告没有收到《山界林权证》，仅有存根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在档案局里，没有这个归档材料，说明被告的颁证程序没有完成；10号证据，这份证据在调处过程中没有见过，颁发时间是1985年，双方对争执山场已经有纠纷，第三人的发包行为是无效的；对1号依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无异议；对2号依据，适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处理条例》第五条、第十条第（五）项有异议，原告没有收到《山界林权证》，仅有存根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故本案应当适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处理条例》第十条第（三）项。
第三人六里一、二、三组对龙胜县政府提供的证据、依据无异议。
龙胜县政府对曹家组提供的第1、2、3、4、5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第3组证据中的社队稳定山界林权档案表，被告认为刚好说明《山界林权证》当时通过协商、踩界，才颁发的；对第3组证据中的龙胜法院1995年传票，被告认为不能证明是调解本案的纠纷；对第5组证据中的暗寨村民小组自留山证，被告认为在调处时原告没有提供；对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均认为不能证明其主张。
第三人六里一、二、三组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第1、2、3、4、5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都认为不能证明其主张。
合议庭对原告、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的证据、依据确认。对被告提供的4号证据，因被调查人与第三人有利害关系，故不予认定。
本院根据原、被告和第三人的起诉、答辩、陈述及其提供的证据，并经庭审质证确认如下法律事实：
原告曹家组与第三人六里一、二、三组争执山场为曹家屋背山场（地名）及屋门口山场（地名），争执山场的四至界限：南面由大梁守卡凹下梦龙山路下到高寨田至下洞桥头，东面由下洞桥头上火岩榜横路至龙雨山的横盘路至蚂拐山杨荣茶山边广颈凹下至水洞木湾；北面由水洞木湾溪尾上至六猪界米老山湾的岭尾延溪上至六里坪，西面由曹某丁茶山边延至老横盘路至白石岭直上大梁与南面的守卡凹相接，争议面积约1320亩，争议林地内有水田、常耕地、茶山、杉、松、杂木、竹子等。该争议山场在1962年“四固定”时期属原曹家组所有，当时该生产队共7户人家。1966年10月，原曹家组的曹某庚、曹某辛、曹某壬三户人迁至瓢里镇界泉村暗寨队生活，曹某甲、曹某戊、曹某丁三户迁往大滩的云盘队生活，曹某己一户迁往六里队生活，原曹家组所有的山场田地由六里生产队经营管理。在“林业三定”前第三人六里一、二、三组为一个生产队，即六里生产队，“林业三定”后分为六里一组、六里二组、六里三组三个生产组。1979年在“林业三定”时，迁往瓢里镇界泉村暗寨队居住生活的曹某庚、曹某辛、曹某壬三户人家（即原告）因没有带山场去暗寨组受到当地群众的排斥，想迁回原居住地生活。经三门公社和大滩大队协调，六里一、二、三组划出了现由原告经营的土地和山场给原告管理经营。1981年10月16日，龙胜县政府向原告曹家组颁发了1692号《山界林权证》，向六里一、二、三组分别颁发了1717号、1699号、1612号《山界林权证》，双方按所持有的《山界林权证》划定的范围经营至今。
另查明，争议范围内的屋门口山场（屋边部分茶山、熟地）长期由原告经营管理，六里一、二、三组予以认可。
2010年林改期间原告曹家组以山场仍存在纠纷为由，向三门镇人民政府申请调处，经调解，双方未能协商解决。原告于2011年10月向龙胜县政府申请处理，龙胜县政府依法组织双方调解，因双方未能达成协议，于2013年11月3日作出龙政处（2013）3号《处理决定书》：一、维护双方持有的《山界林权证》，争执的林木林地权属归被申请人所有；二、六里坪一片（申请人现经营的管理的茶山、熟地范围）被申请人认可划给申请人经营管理，本政府予以认可。原告不服，向桂林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桂林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8月25日作出市政复决字（2014）15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龙政处（2013）3号《处理决定书》，原告仍不服，于2014年9月2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撤销龙胜县政府龙政处（2013）3号《处理决定书》。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对本案林木林地所有权纠纷进行处理是龙胜县政府的法定职责。双方争议的山场在“四固定”时期划归原曹家组经营管理。但1966年10月原曹家组已经撤并，原曹家组的曹某庚、曹某辛、曹某壬三户人迁至瓢里镇界泉村暗寨队居住生活；曹某甲、曹某戊、曹某丁三户迁往大滩村的云盘队居住生活，曹某己一户并入六里队生活，原曹家组的山场田地由六里生产队经营管理。“林业三定”时，从原曹家组迁到瓢里镇界泉村暗寨队的三户迁回原曹家组生活，组成新的曹家组，经当时三门公社和大滩大队协调，第三人将原属曹家组的部分山场田地划给原告曹家组经营管理。并由龙胜县政府于1981年10月16日向双方颁发了《山界林权证》。双方持有的《山界林权证》界线清楚且相互吻合，并无重填，属有效凭证。2010年林改期间原告曹家组以山场仍存在纠纷为由，于2011年10月向龙胜县政府申请处理，双方发生纠纷后，龙胜县政府主持调解仍不能解决的情况下，依据法律的授权，从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管理的原则，作出龙政处（2013）3号《处理决定书》。综上理由，龙胜县政府作出的龙政处（2013）3号《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被告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11月3日作出的龙政处（2013）3号《处理决定书》。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龙胜各族自治县三门镇交其村曹家组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户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20216301040001416，开户行：农行桂林高新支行），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七日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粟长赋
审 判 员 伍兴东
人民陪审员 贲莲凤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李思泉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五十四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
（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⒈主要证据不足的；
⒉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⒊违反法定程序的；
⒋超越职权的；
⒌滥用职权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四）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