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闽05民终29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行，住所地福建省晋江市青阳曾井小区。负责人：陈立新，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莉，女，该分行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坤，男，该分行职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晋江富永雨具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晋江市东石镇金瓯工业区。法定代表人：王利。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雨中鸟（福建）户外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晋江市东石镇金瓯工业区。法定代表人：王清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兴安集团(福建)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安平工业综合开发区Ⅲ区第17#小区。法定代表人：许自兴。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利，男，1973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瑞娇，女，1988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原审被告：晋江市东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晋江市东石镇振东开发区伞业五金市场E幢207室。法定代表人：王金展。原审被告：王金展，男，1976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原审被告：肖竞雄，女，1978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行（下称建行晋江分行）因与被上诉人晋江富永雨具有限公司（下称富永公司）、雨中鸟（福建）户外用品有限公司（下称雨中鸟公司）、兴安集团（福建）有限公司（下称兴安公司）、王利、张瑞娇、原审被告晋江市东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下称东宇公司）、王金展、肖竞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2017）闽0582民初18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建行晋江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丽莉、陈伟坤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富永公司、雨中鸟公司、兴安公司、王利、张瑞娇、原审被告东宇公司、王金展、肖竞雄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建行晋江分行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晋江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闽0582民初184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富永公司、雨中鸟公司、兴安公司、王利、张瑞娇对东宇公司所负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富永公司、雨中鸟公司、兴安公司、王利、张瑞娇、东宇公司、王金展、肖竞雄承担。事实和理由：1.建行晋江分行与富永公司签订的2016年建闽晋高保字51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担保人知悉所担保的主合同项下的贷款是用于偿还2015年建闽晋流贷字1399、1422、1423、1425、1427、1431号贷款合同项下相关债务，所对应主借款合同是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162、1163、1164、1165、1166号。建行晋江分行与富永公司还于2015年9月30日签订2015年建闽晋高保字662号保证合同，同时合同约定担保人知悉所担保的主合同项下的贷款用途是用于偿还2015年建闽晋贸额字12、13号贸易融资额度合同项下债务。2015年建闽晋贸额字12、13号贸易融资额度合同系由2015年建闽晋流贷字1426、1430、1428、1429、1383、1384、1399、1427、1422、1423、1425、1431号贷款合同来借新还旧。而2015年建闽晋流贷字1426、1430、1428、1429、1383、1384、1399、1427、1422、1423、1425、1431号贷款合同又是由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158、1159、1160、1161、1162、1163、1164、1165、1166号贷款合同来借新还旧，因此富永公司即是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158、1159、1160、1161、1162、1163、1164、1165、1166号贷款合同的保证人，又是对应旧贷即2015年建闽晋流贷字1426、1430、1428、1429、1383、1384、1399、1427、1422、1423、1425、1431号贷款合同的保证人，且对借新还旧知情，故应对本案诉争的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160、1161号贷款合同项下债务承担保证责任。2.建行晋江分行与雨中鸟公司签订的2016年建闽晋高保字520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担保人知悉所担保的主合同项下的贷款是用于偿还2015年建闽晋流贷字1383、1384、1426、1428、1429、1430号贷款合同项下相关债务，所对应主借款合同是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158、1159、1160、1161号。建行晋江分行与雨中鸟公司还于2015年9月30日签订2015年建闽晋高保字663号保证合同，同时合同约定担保人知悉所担保的主合同项下的贷款用途是用于偿还2015年建闽晋贸额字12、13号贸易融资额度合同项下债务。2015年建闽晋贸额字12、13号贸易融资额度合同系由2015年建闽晋流贷字1426、1430、1428、1429、1383、1384、1399、1427、1422、1423、1425、1431号贷款合同来借新还旧。而2015年建闽晋流贷字1426、1430、1428、1429、1383、1384、1399、1427、1422、1423、1425、1431号贷款合同又是由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158、1159、1160、1161、1162、1163、1164、1165、1166号贷款合同来借新还旧，因此雨中鸟公司即是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158、1159、1160、1161、1162、1163、1164、1165、1166号贷款合同的保证人，又是对应旧贷即2015年建闽晋流贷字1426、1430、1428、1429、1383、1384、1399、1427、1422、1423、1425、1431号贷款合同的保证人，且对借新还旧知情，故应对本案诉争的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160、1161号贷款合同项下债务承担保证责任。3.本案诉争的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160、1161号贷款合同签订时间均在兴安公司签订的2015年建闽晋高保字945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王利、张瑞娇签订的2015年建闽晋高保字94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内，且两笔贷款合同均在第一条前的显著位置约定贷款用途系“借新还旧”，2015年建闽晋高保字944、945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十五条第二点约定“在本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内，乙方与主债务人东宇公司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所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协议以及其他法律性文件，如果不是由本合同做担保的，应在该等文件中予以明确”。第九条第二点约定“甲方已阅读本合同及主合同所有条款。应甲方要求，乙方已经就本合同及主合同做了相应的条款说明。甲方对本合同及主合同条款的含义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已全部通晓并充分理解。”第九条第四点约定“甲方确认自己对债务人的资产、债务、经营、信用、信誉等情况、是否具备签订主合同的主体资格和权限以及主合同的所有内容已经充分了解。”故可认定兴安公司、王利、张瑞娇知晓主合同项下贷款系用于借新还旧的事实。且王利作为富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瑞娇作为王利的配偶，对富永公司应承担保证责任的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160、1161号贷款合同系借新还旧的事实也是知道且应当知道的，因此兴安公司、王利、张瑞娇应对本案诉争的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160、1161号贷款合同项下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所述，恳请贵院依法改判，支持建行晋江分行的上诉请求。兴安公司未到庭，邮寄书面答辩状一份，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正确，应予维持。建行晋江分行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主张不应支持，应驳回其上诉请求。1.兴安公司对建行晋江分行与东宇公司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并不知情。兴安公司与建行晋江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时间为2015年12月30日，当时并没有人告知签署该合同是为东宇公司提供担保。而且建行晋江分行与东宇公司签订的多份《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的时间均在2016年8-9月期间，在此期间从来没有人告知建行晋江分行与东宇公司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的事实，不可能存在建行晋江分行在上诉状中所称的《最高额担保合同》第九条第二点约定“甲方已阅读本合同及主合同所有条款。应甲方要求，乙方已经就本合同及主合同作出相应的条款说明。甲方对本合同及主合同条款的含义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已经全部通晓并充分理解”的事实。2.兴安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为新发生的贷款提供担保，而非为“以新贷偿还旧贷”所产生的债务担保。本案没有实际发生贷款，故兴安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建行晋江分行与富永公司、雨中鸟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明确约定为“以新贷偿还旧贷”所产生的债务提供担保。但从建行晋江分行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看，约定的是为办理“发放人民币/外币贷款”授信业务而于2015年12月30日至2017年12月30日签订借款合同所产生的债务而提供担保，而没有约定为“以新贷偿还旧贷”所产生的债务提供担保。可见兴安公司与建行晋江分行约定的并不是为“以新贷偿还旧贷”所产生的债务提供担保，因此对“以新贷偿还旧贷”所产生的债务兴安公司不应承担担保义务。本案建行晋江分行与主债务人东宇公司签订的多份《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约定的借款并没有实际发生，而均是“以新贷偿还旧贷”。多份《贷款合同》的签订时间均为2016年8、9月份，在《最高额担保合同》签署时间之后。兴安公司对该多份《贷款合同》的内容并不知情，更不可能知道多份《贷款合同》项下款项的用途是“偿还旧贷”。兴安公司也没有为东宇公司的旧的贷款提供过担保。根据担保法第三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兴安公司不应对该债务承担民事责任。3.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100号贷款合同及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266号贷款合同（2015年建闽晋流贷字1896号贷款合同）项下的贷款仍属于“以新贷偿还旧贷”，兴安公司依法不应承担担保责任。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100号贷款合同及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266号贷款合同（2015年建闽晋流贷字1896号贷款合同）项下的贷款都是为了弥补2015年建闽晋资金022号《资金交易额度合同》发生亏损债务而发放的贷款，其实质仍是“借新贷偿还旧贷”。兴安公司并没有为2015年建闽晋资金022号《资金交易额度合同》提供担保，也无需为偿还该合同产生的债务提供担保。建行晋江分行二审提供的证据《中国建设银行资金交易额度合同》第十二条第（一）项约定“本合同项下债权属于编号为2015年建闽晋高保字665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担保范围”（兴安公司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为2015年建闽晋高保字945号）。该约定明确兴安公司没有为2015年建闽晋资金022号《资金交易额度合同》提供担保，也就没有为偿还该合同亏损的借款提供担保，故兴安公司不应为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100号贷款合同及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266号贷款合同（2015年建闽晋流贷字1896号贷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承担担保责任。综上，兴安公司不应为东宇公司的所有债务承担保证担保责任，建行晋江分行所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富永公司、雨中鸟公司、东宇公司、王利、张瑞娇、王金展、肖竞雄未作陈述。建行晋江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东宇公司偿还贷款本金1950万元、利息、罚息及复利39.820625万元（截至2017年2月22日）以及自2017年2月23日起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及复利（按合同约定规则计算）；2.富永公司在最高限额4920万元范围内、雨中鸟公司在最高限额4440万元范围内、兴安公司在最高限额2640万元范围内、王金展、肖竞雄在最高限额12000万元范围内、王利、张瑞娇在最高限额2640万元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与建行晋江分行起诉所主张的事实一致。一审法院另查明，本案建行晋江分行所主张的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160、1161号贷款合同同时约定借款用途为偿还2015年建闽晋流贷字1383、1384号的贷款合同项下的相关债务。建行晋江分行与富永公司在2016年建闽晋高保字519号保证合同中载明，担保人知悉所担保的主合同项下的贷款是用于偿还2015年建闽晋流贷字1399、1422、1423、1425、1427、1431号贷款合同项下相关债务。建行晋江分行与雨中鸟公司在2016年建闽晋高保字520号保证合同中载明，担保人知悉所担保的主合同项下的贷款是用于偿还2015年建闽晋流贷字1383、1384、1426、1428、1429、1430号贷款合同项下相关债务。建行晋江分行与王金展、肖竞雄在2015年建闽晋高保字666号保证合同中载明，担保人知悉所担保的主合同项下的贷款是用于偿还2015年建闽晋贸额字12、13号《贸易融资额度合同》（下称为贸易合同）项下相关债务。建行晋江分行另与东宇公司于2016年9月1日签订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162、1163、1164号贷款合同，约定建行晋江分行向东宇公司提供流动资金贷款820万元、970万元、700万元，期限均为12个月，同时约定借款用途为偿还2015年建闽晋流贷字1399、1427、1422、1423号贷款合同项下的相关债务。合同签订后，建行晋江分行实际于同年9月6日足额发放了贷款。东宇公司于2016年11月11日、16日分别偿还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162号贷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67.183222万元和513.05元，尚欠该笔贷款本金752.765473万元。建行晋江分行就该三笔贷款已另案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以（2017）闽0582民初1839号予立案受理（下称为1839号案）。建行晋江分行与东宇公司于2016年8月23日、9月1日签订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100、1158、1159号贷款合同，约定建行晋江分行向东宇公司提供流动资金贷款240万元、850万元、870万元，期限均为12个月，同时约定借款用途为支付2015年建闽晋资金022号《资金交易额度合同》项下远期结汇业务提前反向平仓损失、偿还2015年建闽晋流贷字1426、1430、1428、1429号贷款合同项下的相关债务。合同签订后，建行晋江分行实际于同年9月1日、9月6日、9月6日足额发放了贷款。建行晋江分行就该三笔贷款已另案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以（2017）闽0582民初1849号予立案受理（下称为1849号案）。建行晋江分行与东宇公司于2016年9月1日、9月5日签订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165、1166、1266号贷款合同，约定建行晋江分行向东宇公司提供流动资金贷款950万元、650万元、885.5万元，期限均为12个月，同时约定借款用途为偿还2015年建闽晋流贷字1425、1431、1896号贷款合同项下的相关债务。合同签订后，建行晋江分行实际于同年9月6日足额发放了贷款。建行晋江分行就该三笔贷款已另案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以（2017）闽0582民初1850号予立案受理（下称为1850号案）。富永公司另于2015年9月30日与建行晋江分行签订2015年建闽晋高保字662号保证合同，约定富永公司为东宇公司与建行晋江分行在2015年9月30日至2017年9月30日期间签订借款合同及其他法律性文件所产生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限额为492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同同时载明担保人知悉所担保的主合同项下的贷款用途包括用于偿还2015年建闽晋贸额字12、13号贸易合同项下相关债务。2015年9月30日，建行晋江分行与雨中鸟公司签订2015年建闽晋高保字663号保证合同，约定雨中鸟公司为东宇公司与建行晋江分行在2015年9月30日至2017年9月30日期间签订借款合同及其他法律性文件所产生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限额为444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同同时载明担保人知悉所担保的主合同项下的贷款用途包括用于偿还2015年建闽晋贸额字12、13号贸易合同项下相关债务。一审法院认为，建行晋江分行与东宇公司所签订的金融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当事人应依约履行。东宇公司在提前偿还部分借款本金后，未能按期支付利息，已构成违约。建行晋江分行依合同约定，主张提前收回贷款并要求东宇公司支付相应的利息、罚息及复利，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雨中鸟公司、王金展、肖竞雄分别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应对其知道或应当知道借新还旧的那部分借款在各自的最高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建行晋江分行没有证据证明诉争借款的旧贷亦由富永公司、兴安公司、王利、张瑞娇提供担保及富永公司、兴安公司、王利、张瑞娇知道或应当知道东宇公司借新还旧的事实，富永公司、兴安公司、王利、张瑞娇依法对诉争借款不承担保证担保责任。东宇公司、富永公司、雨中鸟公司、王金展、肖竞雄、王利、张瑞娇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判决：一、东宇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建行晋江分行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160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1000万元、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161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950万元及上述两笔贷款截止2017年2月22日的利息、罚息、复利39.820625万元，并支付上述两笔贷款自2017年2月23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罚息和复利；二、雨中鸟公司对东宇公司判决第一项债务及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158、1159、1162、1163、1164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债务在最高限额4440万元[含本案和（2017）闽0582民初1839、1849号案件应负担的诉讼费及因强制执行发生的执行费]内承担连带责任保证，雨中鸟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东宇公司追偿；三、王金展、肖竞雄对东宇公司判决第一项债务及本院在（2017）闽0582民初1839、1849、1850号案件所确定的东宇公司债务在最高限额1.2亿元[含前述案件应负担的诉讼费及因强制执行发生的执行费]内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王金展、肖竞雄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东宇公司追偿；四、驳回建行晋江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1189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70594.5元，由建行晋江分行负担300元，东宇公司、王金展、肖竞雄、雨中鸟公司共同负担70294.5元。本院二审期间，建行晋江分行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编号为2015年建闽晋贸额字12号、13号《贸易融资额度合同》2份，编号为2015年建闽晋贸额保字12-1号、13-1号《贸易融资额度最高额保证合同》2份，证明富永公司、雨中鸟公司担保上述两份《贸易融资额度合同》。富永公司、雨中鸟公司、兴安公司、东宇公司、王利、张瑞娇、王金展、肖竞雄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任何证据及书面质证意见，视为自动放弃举证、质证等权利。建行晋江分行提供的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相关，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本院对这些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二审期间，建行晋江分行对一审法院查明的部分事实提出如下异议：在一审判决书的第8页倒数第4行和第9页倒数第9行“2015年建闽晋贸额字12号、13号贸易合同系由2015年建闽晋流贷字1422、1423、1427、1399号贷款合同来‘借新还旧’”这个认定有异议，实际不仅以上这几笔，还包括2015年建闽晋流贷字1425、1431、1383、1384、1426、1430、1428、1429号贷款合同。在一审判决书的第8页倒数第2行和第9页倒数第7行“而2015年建闽晋流贷字1422、1423、1427、1399号贷款合同又是由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163、1164、1162号贷款合同来‘借新还旧’”这个认定也有异议，实际上是2015年建闽晋流贷字的1422、1423、1427、1399、1425、1431、1383、1384、1426、1430、1428、1429号贷款合同，是由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163、1164、1162、1165、1166、1160、1161、1158、1159号贷款合同来“借新还旧”。在一审判决书第10页倒数第9行“原告所主张的的东宇公司全部借款均用于‘借新还旧’“，实际上是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100号贷款合同不是借新还旧是新增贷款。对10页第6行“推定王利、张瑞娇对富永公司应承担保证责任的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162、1163、1164、1165、1166号贷款合同系‘借新还旧’”有异议，实际上还包括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158、1159、1160、1161、1266号贷款合同。对当事人没有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根据建行晋江分行在一审审理期间向一审法院提交的2015年建闽晋流贷字1425、1431、1427、1399、1422、1423、1383、1384、1426、1430、1428、1429号贷款合同以及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160、1161号贷款合同中载明的借款具体用途，可以确认2015年建闽晋流贷字1425、1431、1427、1399、1422、1423、1383、1384、1426、1430、1428、1429号贷款合同是用于偿还2015年建闽晋贸额字12、13号项下的旧贷；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165、1166、1162、1163、1164、1160、1161、1158、1159号贷款合同是用于偿还2015年建闽晋流贷字1425、1431、1399、1427、1422、1423、1383、1384、1426、1430、1428、1429号贷款合同项下的旧贷，但一审法院关于“2015年建闽晋流贷字1422、1423、1427、1399号贷款合同又是由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163、1164、1162号贷款合同来‘借新还旧’”的事实认定并没有错误。本院另查明，案涉全部《最高额保证合同》所述的“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均指所有债权的最高限额。案涉全部《最高额保证合同》所对应的主债权除了本案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外，还涉及到在本院另外审理中的（2017）闽05民终2928号、2934号、2936号案件。富永公司与建行晋江分行签订的2015年建闽晋贸额保字12-1号《贸易融资额度最高额保证合同》是为2015年建闽晋贸额字12号《贸易融资额度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最高限额5040万元保证担保；签订的2015年建闽晋高保字66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是为偿还2015年建闽晋贸额字12、13号《贸易融资额度合同》项下借新还旧的债务提供最高限额4920万元保证担保，即为2015年建闽晋流贷字1425、1431、1427、1399、1422、1423、1383、1384、1426、1430、1428、1429号贷款合同提供担保；签订的2016年建闽晋高保字51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是为偿还2015年建闽晋流贷字1425、1431、1427、1399、1422、1423、1383、1384、1426、1430、1428、1429号贷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最高限额4920万元保证担保，即为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165、1166、1162、1163、1164、1160、1161、1158、1159号贷款合同提供担保。虽然在2015年建闽晋高保字66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列明担保的债务为2015年建闽晋流贷字1399、1422、1423、1425、1427、1431号贷款合同，在2016年建闽晋高保字519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列明担保的债务为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162、1163、1164、1165、1162、1166号贷款合同，但是上述保证合同均约定“在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内，乙方（建行晋江分行）与东宇公司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所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协议及其他法律性文件，如果不是由本合同作担保的，应在该等文件中予以明确。”雨中鸟公司与建行晋江分行签订的2015年建闽晋贸额保字13-1号《贸易融资额度最高额保证合同》是为2015年建闽晋贸额字13号《贸易融资额度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最高限额4560万元保证担保。签订的2015年建闽晋高保字66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是为偿还2015年建闽晋贸额字12、13号《贸易融资额度合同》项下借新还旧的债务提供最高限额4440万元保证担保，即为2015年建闽晋流贷字1425、1431、1427、1399、1422、1423、1383、1384、1426、1430、1428、1429号贷款合同提供担保；签订的2016年建闽晋高保字520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是为偿还2015年建闽晋流贷字1425、1431、1427、1399、1422、1423、1383、1384、1426、1430、1428、1429号贷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最高限额4440万元保证担保，即为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165、1166、1162、1163、1164、1160、1161、1158、1159号贷款合同提供担保。虽然在2015年建闽晋高保字66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列明担保的债务为2015年建闽晋流贷字1383、1384、1426、1428、1429、1430号贷款合同，在2016年建闽晋高保字520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列明担保的债务为2016年建闽晋流贷字1160、1161、1158、1159、1159、1158号贷款合同，但是上述保证合同均约定“在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内，乙方（建行晋江分行）与东宇公司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所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协议及其他法律性文件，如果不是由本合同作担保的，应在该等文件中予以明确。”王利、张瑞娇与建行晋江分行签订的2015年建闽晋高保字94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兴安公司与建行晋江分行签订的2015年建闽晋高保字945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约定：“在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内，乙方（建行晋江分行）与东宇公司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所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协议及其他法律性文件，如果不是由本合同作担保的，应在该等文件中予以明确。”“甲方（兴安公司或王利、张瑞娇）已阅读本合同及主合同所有条款。应甲方要求，乙方（建行晋江分行）已经就本合同及主合同做了相应的条款说明。甲方对本合同及主合同条款的含义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已全部通晓并充分理解。”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结合本院查明的事实，二审当事人争议焦点为：富永公司、雨中鸟公司、兴安公司、王利、张瑞娇对东宇公司本案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范围应如何确定。本院认为，建行晋江分行与富永公司、雨中鸟公司、兴安公司、王利、张瑞娇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富永公司、雨中鸟公司、兴安公司、王利、张瑞娇自愿对东宇公司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保证担保合法有效，应在担保最高债权限额及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已查明的事实，雨中鸟公司与建行晋江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的债务范围，不仅包括在保证合同中已列明的贷款合同，而且还包括发生在债权确定期间的贷款合同，因此，雨中鸟公司对发生在保证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内的债务，均应该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保证担保的范围仅为保证合同中列明的贷款合同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建行晋江分行与富永公司、兴安公司、王利、张瑞娇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已明确载明保证人知晓东宇公司在建行晋江分行的贷款及贷款用途，应该对保证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发生的贷款承担保证责任。兴安公司主张其对建行晋江分行与东宇公司签订的贷款合同及借新还旧的情况不知情，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东宇公司、富永公司、雨中鸟公司、兴安公司、王利、张瑞娇、王金展、肖竞雄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综上所述，建行晋江分行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晋江市人民法院（2017）闽0582民初184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晋江市人民法院（2017）闽0582民初1848号民事判决第二、第三、第四项；三、变更晋江市人民法院（2017）闽0582民初184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雨中鸟（福建）户外用品有限公司对晋江市东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述第一项债务在最高债权额444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如雨中鸟（福建）户外用品有限公司根据（2017）闽05民终2928号、2934号、2936号案件中承担了保证责任的，本案的保证限额应予以相应扣减】；雨中鸟（福建）户外用品有限公司承担了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晋江市东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追偿；四、变更晋江市人民法院（2017）闽0582民初184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王金展、肖竞雄对晋江市东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述第一项债务在最高债权额1.2亿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如王金展、肖竞雄根据（2017）闽05民终2928号、2934号、2936号案件中承担了保证责任的，本案的保证限额应予以相应扣减】；王金展、肖竞雄承担了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晋江市东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追偿；五、晋江富永雨具有限公司对晋江市东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述第一项债务在最高债权额492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如晋江富永雨具有限公司根据（2017）闽05民终2928号、2934号、2936号案件中承担了保证责任的，本案的保证限额应予以相应扣减】；晋江富永雨具有限公司承担了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晋江市东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追偿；六、兴安集团（福建）有限公司对晋江市东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述第一项债务在最高债权额264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如兴安集团（福建）有限公司根据（2017）闽05民终2928号、2934号、2936号案件中承担了保证责任的，本案的保证限额应予以相应扣减】；兴安集团(福建)有限公司承担了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晋江市东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追偿；七、王利、张瑞娇对晋江市东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述第一项债务在最高债权额264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如王利、张瑞娇根据（2017）闽05民终2928号、2934号、2936号案件中承担了保证责任的，本案的保证限额应予以相应扣减】；王利、张瑞娇承担了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晋江市东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追偿；八、驳回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1189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70594.5元，由晋江市东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晋江富永雨具有限公司、雨中鸟（福建）户外用品有限公司、兴安集团（福建）有限公司、王利、张瑞娇、王金展、肖竞雄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41189元，由晋江市东宇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晋江富永雨具有限公司、雨中鸟（福建）户外用品有限公司、兴安集团（福建）有限公司、王利、张瑞娇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冠雄代理审判员  王莉莉代理审判员  黄志兴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倪洁瑜速 录 员  黄司宪附注：本案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