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大民（商）初字第16665号
原告：鲍增良，男，1972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个体，住浙江省瑞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小年，北京市兆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博洛尼家居用品（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工业西区78号。
法定代表人：蔡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惠民，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中盈信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滨河北里18号楼2层208房间。
法定代表人：吴世媺，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惠民，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鲍增良与被告博洛尼家居用品（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洛尼公司）、被告北京中盈信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盈信达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鲍增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小年，被告博洛尼公司、被告中盈信达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惠民、侯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鲍增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博洛尼公司、中盈信达公司共同返还投资款200万元并支付自2011年2月11日起至本金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博洛尼公司、中盈信达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鲍增良自2009年成为博洛尼公司在浙江瑞安地区的代理经销商。2011年，博洛尼公司通知鲍增良称公司准备上市,有公司亲友股需要代理商持有，利润丰厚，代理商不得拒绝，鲍增良本不愿持有所谓的亲友股，但多次沟通无效。博洛尼公司要求凡是代理商必须持有，否则代理商资格将另作考虑，无奈，鲍增良在博洛尼公司的安排下进行了所谓的持有亲友股股权的活动，该公司要求鲍增良必须通过中盈信达公司代持股权。2011年2月11日，博洛尼公司安排鲍增良签署了转让中盈信达公司股权的文件。当日，应博洛尼公司的要求，鲍增良将200万元汇款至中盈信达公司账户，中盈信达公司未出具任何手续。自2011年汇款至今，博洛尼公司既没有上市，鲍增良也没有享受到任何股东应有的权益，既无分红也无公司财务报表，而且没有体现股东权利的任何凭证，博洛尼公司的行为名为亲友股，实为非法集资，给鲍增良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特提起诉讼。
被告博洛尼公司、被告中盈信达公司共同辩称：不同意鲍增良的诉讼请求。一、“亲友股”的募集方式系鲍增良投资中盈信达，进而间接持有博洛尼公司股份，鲍增良并不直接持有博洛尼公司股份。2010年，博洛尼公司拟进行股权结构调整,并已引入了联想、宏毅、摩根等多家知名战略投资者，投资规模高达10亿余元，并决定向有意参与股权投资的代理商提供少量的“亲友股”。由于博洛尼公司拟改制为中外合资的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博洛尼公司的中方股东仅限于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然而，“亲友股”的募集对象为博洛尼公司的代理商，均是自然人，需要通过投资平台实现间接持股。在此情况下，中盈信达公司成立，鲍增良出资200万持有中盈信达4.916%股权。2011年9月21日，博洛尼公司亦完成公司股份制改造，制定了新的《章程》，登记中盈信达公司的持股份数为2,034,000股，对应持股比例1.7%。二、鲍增良已实质行使中盈信达公司的股东权利，并通过中盈信达公司间接享有博洛尼公司的股东权益。在鲍增良给付股权对价款项之后，中盈信达公司与博洛尼公司均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中盈信达公司已于2011年2月11日作出《章程修正案》，修改公司股东的姓名、认缴及实缴出资额、出资时间和出资方式等信息。鲍增良作为中盈信达的股东，已经通过参加股东会和行使表决权的方式行使了股东权利。2011年2月11日，中盈信达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就公司执行董事、监事的任免和章程修正案进行表决。鲍增良也参加并签署了有关股东会决议。由于中盈信达公司是投资平台并无实际的经营业务，也无任何股东提出召开临时股东会的要求，因而，没有再召开新的股东会；中盈信达公司业已成为博洛尼公司的参股股东，并出席了博洛尼公司的历次股东会议，行使了股东权利。鲍增良虽按照股权结构设计不能直接出席博洛尼公司的股东会会议，但已间接且实质地享有博洛尼公司的股东权益。在企业信用公示系统和工商登记均已列明其股东身份的情况下，鲍增良所谓“没有股东权利证明”是无稽之谈。此外，鲍增良作为中盈信达公司的股东，可以依据法定程序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了解中盈信达公司的财务状况，并对股东红利的分配问题提出意见。但是，鲍增良未依法行权，也从未与中盈信达公司或博洛尼公司沟通联络。三、鲍增良是完全出于自愿投资“亲友股”，绝不存在强迫入股的情形。博洛尼公司员工先后多次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代理商进行细致地解释，并组织有意向投资“亲友股”的代理商到京开会，作出相应的《自然人股东名录》；博洛尼公司的代理商人数在2010年时既已达到170余名，而中盈信达公司募集“亲友股”的股东数量仅为23名；在投资“亲友股”之前，中盈信达公司和博洛尼公司已对鲍增良作出了明确的提示，即投资“亲友股”系以中盈信达公司间接持股方式作出，以及博洛尼公司是否能够上市、经营业绩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属投资风险。对此，鲍增良明确理解并签署了相应的《确认函》，现鲍增良以博洛尼公司未上市为由要求退还出资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鲍增良以股东出资纠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并不存在事实基础和任何法律依据，其主张均不能成立。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博洛尼公司、中盈信达公司对鲍增良提交的银行凭证、声明与承诺函、提示函及确认函、中盈信达公司2011年2月1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盈信达公司工商登记资料真实性无异议；鲍增良对博洛尼公司、中盈信达公司提交的中盈信达公司2012年2月11日的《章程修正案》、《股东名册》及《股东会决议》、博洛尼公司2011年9月21日的《章程》及2014年7月7日的《章程修正案》、博洛尼公司2012年2月23日、2012年9月28日、2014年7月7日的股东会决议、博洛尼公司上市进程相关资料、中盈信达公司2010年《验资报告》博洛尼公司2012年《验资报告》、2张记账凭证、2张转账凭证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涉及本案争议焦点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博洛尼公司、中盈信达公司提交关于亲友股安排的电子邮件及说明邮件，证明鲍增良系出于自愿购买“亲友股”。鲍增良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否认曾收到该邮件，因该证据系电子证据，无法核实收件人具体信息，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
2.博洛尼公司提交的经销商名录，证明鲍增良系出于自愿购买“亲友股”。鲍增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该证据系博洛尼公司单方出具，不符合法定的证据形式要件，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3.博洛尼公司、中盈信达公司提交的博洛尼公司2011年6月10日的《董事会决议》、案外人北京科宝优耐家居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宝公司）与中盈信达公司于2011年6月10日签署的《关于转让博洛尼公司股权的协议》、北京市商务委员会于2011年6月30日作出的京商务资字[2011]439号《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关于博洛尼公司变更股权即增资的批复》，上述证据用以证明中盈信达公司取得博洛尼公司1.7%股权的过程，鲍增良对上述证据来源系工商登记档案资料持有异议，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经本院核实，上述证据确系工商档案登记资料，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4.博洛尼公司、中盈信达公司提交的科宝公司出具的《收款确认函》，确认函主要载明：根据科宝公司与中盈信达公司2011年6月10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科宝公司确认于2011年7月28日通过浙江博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收取中盈信达公司股权转让款3468万元。鲍增良对上述《确认函》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称确认函内容可能是虚假陈述，因出具确认函的科宝公司未出庭作证，本院对《确认函》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11年2月11日，鲍增良签署《声明与承诺函》，主要载明：1.鲍增良拟通过持股公司持有博洛尼公司的部分股权；2.除按照本函第十七条规定进行转让外，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博洛尼公司的股权，自本人成为持股公司股东之日起（以完成公司股东工商登记之日为准）至博洛尼公司成功境内上市之日止不得转让。3.除本函第十七条所述外，本人持有的持股公司的股权不存在权益调整、股权回购或者其他类似安排，未与任何人达成、签署任何书面或口头协议，或形成任何默契；3.鲍增良系瑞安市博洛尼橱柜专卖店股东，占股65%；4.如鲍增良所作陈述与实际不符，或本人违反本函所作承诺，本人应立即将本人所持持股公司全部股权无偿转让至蔡明，并向蔡明支付现金赔偿，赔偿金额为鲍增良所持有持股公司股权所对应出资额的5倍；5.本函自本人签署之日起生效，对本人具有法律拘束力。本函系本人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或其他违背本人真实意愿的情形，本函不可变更、撤销、撤回。
同日，鲍增良签署《提示函》，主要载明：针对投资入股，博洛尼公司提示如下：1.博洛尼公司正在筹备境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鉴于境内上市的复杂性、长期性，博洛尼公司能否成功上市无法确定。2.投资入股完成后，投资人将通过一家持股公司持有博洛尼公司股权，作为该持股公司的股东，投资人亦依照公司法、外商投资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博洛尼公司章程规定享有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分红权、转股权、公司清算时的分配权等。同时，鲍增良确认：知悉《提示函》内容，充分了解博洛尼公司情况并谨慎评估了各项投资风险，系自愿自主决定投资，也根据《提示函》及其他相关文件的约定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另查，中盈信达公司成立于2011年1月4日，注册资本为3万元。根据其2010年12月30日的《章程》记载，中盈信达公司的原始出资人分别为蔡明出资0.3万元，杨倚华出资2.7万元。其工商登记资料记载，2011年2月11日，杨倚华、蔡明分别将部分股份转让给鲍增良等21人，中盈信达公司投资人增加至23位。鲍增良与杨倚华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杨倚华将持有中赢信达公司的股份1474.93元转让给鲍增良。股份转让完成后，被告中盈信达公司登记注册资本为仍为3万元，其中包括鲍增良认缴出资1474.93元。经核算，鲍增良作为中盈信达股东持股比例约为4.916%。同日，被告中盈信达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选举执行董事及监事人选、通过《章程修正案》，鲍增良在决议上签字。
2011年2月11日，鲍增良向中盈信达公司转账200万元。
博洛尼公司曾用企业名称为博洛尼家居用品（北京）有限公司。根据博洛尼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记载，2011年6月10日，中盈信达公司与科宝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为中盈信达公司以3468万元的价格转让博洛尼公司1.09%的股权份额，同日，博洛尼公司召开董事会决议，主要对增资事项进行决议，其中，中盈信达公司增资924200美元，相应增加持股比例为0.77%，完成增资后，被告中盈信达公司共计持有被告博洛尼公司1.7%的股份。上述股权转让行为及增资事项经北京市商务委员会批准。庭审中，博洛尼公司提交了转账凭证，凭证记载：2011年7月28日，中盈信达公司向浙江博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转账3468万元，中盈信达公司称该笔款项为其支付科宝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并提交了科宝公司出具的收款确认函，鲍增良不予认可。另，博洛尼公司提交了中盈信达公司增资600万元的转账凭证，原告鲍增良未提出异议。
2011年10月31日，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发布了京商务资字[2011]第765号批复文件，主要载明：1.同意博洛尼家居用品（北京）有限公司变更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并更名为博洛尼公司，同意公司发起人于2011年9月21日签署的发起人协议及公司章程。2.根据公司账面净资产值，同意公司注册资本为12000万人民币，其余净资产纳入公司资本公积，公司股本总额为12000万股，每股面值1元人民币，其中中盈信达公司持股2034000股，占股本总额的1.7%。同时，根据被告博洛尼公司2011年9月21日的《章程》记载，公司注册资本为12000万人民币，每股面值1元，公司股份全部由发起人认购，其中中盈信达公司作为发起人之一持股2034000股，占股本总额的1.7%。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公示，博洛尼公司于2012年6月11日在北京证监局进行了上市辅导备案登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4年4月发布了博洛尼公司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报告，2015年11月发布了首次公开发行辅导备案工作报告。至本案审理期间，博洛尼公司未上市。
本院认为：鲍增良所签署的《声明与承诺函》、《提示函》系本人签署，应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其主张系被胁迫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声明与承诺函》明确约定鲍增良“通过持股公司持有博洛尼公司的部分股权”，该约定系双方就股权代持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且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鲍增良已登记为中盈信达公司公司的股东，中盈信达公司亦登记为博洛尼公司的发起人，博洛尼公司主张鲍增良系通过中盈信达公司间接持有博洛尼公司的股权提交了相应证据，鲍增良在诉状当中亦认可了股权代持行为，故就博洛尼公司、中盈信达公司抗辩称鲍增良系通过持有中盈信达公司股份间接享有对博洛尼公司的出资权益的主张予以采纳。就代持股权行为的效力，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一条之规定“允许外国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经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合营企业”，即博洛尼公司的中国合营者不能为自然人。博洛尼公司系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办法和交易规则，启法人股只能由法人持有，自然人通过代持行为实际持有法人股的行为违反监管规定，鲍增良通过代持公司实际持有法人股的行为，系双方当事人规避法律规定的行为。该行为效力问题应审查脱法行为是否违反强行法规或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包括：(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证券监管部门的规范性文件或规则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指的效力、强制性规定，双方当事人就代持股权的约定亦不属于合同无效的其他情形或未违反公序良俗，理应认定为有效。鲍增良在诉状中称因博洛尼公司未上市、未享有股东权益要求返还200万元出资，就此《声明与承诺函》中明确约定“原告鲍增良持有的持股公司的股权不存在权益调整、股权回购或者其他类似安排”，故鲍增良以博洛尼公司未上市为由要求返还投资款200万元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后庭审中鲍增良又主张其支付中盈信达公司200万元，但其与杨倚华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章程》中均记载其投入中盈信达公司的投资款应为1474.93元，要求返还差额款项，就此，博洛尼公司、中盈信达公司提交了付款记录、验资报告、上市准备资料等证据，证明按照出资比例计算鲍增良出资200万元通过持有中盈信达公司股份相应取得了博洛尼公司拟上市的权益，上述证据与《提示函》中所称“博洛尼公司正在筹备境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能够相互佐证，足以认定鲍增良系实际出资200万元通过持有中盈信达公司部分股份从而间接实现投资博洛尼公司的目标，以期取得博洛尼公司上市后的利益，鲍增良的出资金额、实际权益均应按照其实际出资认定，不宜以《章程》载明认缴出资金额为准。综上，就鲍增良要求博洛尼公司、中盈信达公司连带返还投资款20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亦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鲍增良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原告鲍增良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成桂钦
人民陪审员 狄秀梅
人民陪审员 韩俊敏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纪 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