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思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上行初字第32号
原告上思县在妙镇驮从村英志第一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何耀师，组长。
原告上思县在妙镇驮从村英志第二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黄铭新，组长。
原告上思县在妙镇驮从村英志第三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许文艺，组长。
上列三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韦堂佳，广西北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彭景东，县长。
委托代理人林日高。
委托代理人何其贤。
第三人上思县在妙镇平良村琴八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方礼生，组长。
原告上思县在妙镇驮从村英志第一村民小组（以下简称英志一组）、上思县在妙镇驮从村英志第二村民小组（以下简称英志二组）、上思县在妙镇驮从村英志第三村民小组（以下简称英志三组）不服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上思县政府）上政裁（2011）1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4年9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上思县政府送达了行政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英志二组的诉讼代表人黄铭新、英志三组的诉讼代表人许文艺及英志一、二、三组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韦堂佳，被告上思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林日高、何其贤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上思县在妙镇平良村琴八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琴八组）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思县政府于2011年8月15日作出上政裁（2011）1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2011）18号决定），认定：1、琴八村民小组与英志第一、二、三村民小组争议琴八屋背山（又名琴八后背岭）的四至界线为：东以琴八屋背山山脊为界；南以琴八后背岭（山）山弄沟（即从琴八后背山脊原四棵松树往西沿琴八后背岭（山）山弄沟至六奎田垌止）为界，西以六奎（六回、六葵）田垌西面田边为界；北以上崇二级公路（原上思往在妙公路）为界（以下称争议山）。2、解放后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时期，本案争议山尚未划定归属。3、1981年林业“三定”时，琴八生产队（现琴八村民小组）和英志屯（现英志一、二、三组）分别将有关山林权填入各自《山界林权审批表》上报。1981年5月，琴八队填入《山界林权审批表》所载明的山林权界至为：“在琴八岭公路边起点，向西沿公路边到六回龙田止，以公路为界，向南以英志田边（岭脚田）为界，直到琴八后背岭的山弄沟止，向东方向按山沟直上山丁有四棵松树止，划为界线，在四棵松树再转向南以山脊分界，直到琴八水井面止。再转东方向按水井为界，直线到道班通英志的小路止，向北按路为界，直到公路止，向西以琴八村背的北边山脊以巴坭分界到公路边止。”1981年5月，英志屯《山界林权审批表》载明的山林及其界至为：“琴八屋背到大岭：东以琴八屋背山脊分水流水向西，再由山脊直落琴八水井转回田以上山脚，南由山龙尽头分水直上山顶再由松木排北头斜崎分水转向横亚排岭脚至牛路软坎，西到米改水库边以上山脚，北到车路以南至琴八屋背西排合龙等为界。”琴八生产队和英志屯分别将上述山林权为其所有而填表上报，均得到当时其所在的大队、公社和县政府逐级审批同意。随后，负责平良大队琴八生产队林业“三定”工作的工作队将琴八队填表上报的上述山界林权填入琴八生产队《山界林权证》待发。县政府没有在该证签发机关栏盖章而于1981年5月24日在该证的封面上盖章，该证最后保存于当时平良大队，平良大队发现当时英志屯亦对琴八屋背山主张权属引起纠纷而将琴八队的该《山界林权证》一直保存于大队待后处理，后来没有处理，该证一直保存于平良村委。1996年3月7日，琴八组方振杰到平良村拿走琴八队现所持的琴八组《山界林权证》。1982年6月1日，县政府分别给英志屯许绍东、许绍彰、许绍新、许绍光等农户颁发了《社员自留山使用证》。许绍东户《社员自留山使用证》载明：“六葵山：从锅头田算出第十四份，山脚3.2丈，山顶1.6丈，以水流为界。从锅头田算进一队山坡面至琴八屋背一直到车路，竹根排一带以许绍彰户合一份未分，竹根至山塘开水处与绍新户相接。”许绍彰户《社员自留山使用证》载明：“六葵山：从锅头田算出第四份，山脚3.85丈，山顶2.8丈，以水流为界。从锅头田算进以一队山坡面至琴八屋背至车路，竹根排山一带接绍新户，竹根山塘开水处为界与绍东户合作未分。”许绍新户《社员自留山使用证》载明：“六葵山：以锅头田算出第10份，山脚3.85丈，山顶2.8丈以水流为界，另1份接绍光算出，黄坭田至竹根山塘开水处止，山顶以水流为界，与文初户合作未分。”许绍光户《社员自留山使用证》载明：“六葵山：从锅头田算出第18份，山脚5.6丈，山顶4.5丈，以水流为界。”4、1976年至1978年，英志生产队（现英志一至三组）雇请县机耕队将本案争议山开垦先后种植木薯、甘蔗等作物。期间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1984年在妙公社果场与英志一、二、三组代表协商，由在妙果场租用包含本案争议山的土地种植柑果，商议期间，琴八组对本案争议山的北段（即从上思往在妙的公路以南）约40亩的土地主张权利而引起纠纷。英志一至三组将本案争议山范围内的当时没有争议的南段土地租给在妙公社果场使用，租期为25年，从1984年9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并于1984年8月21日由在妙公社果场与英志一至三组签订了《在妙公社果场使用土地合同书》。自1984年9月1日以后，在妙公社果场便将本案争议山种植柑果。1990年在妙乡企业办公室将本案争议山的柑果地发包给琴八屯方振杰、方贵星、方振权、施升芳、黄儒光等人经营，并于1990年12月30日签订了承包期限自1990年12月30日至2000年11月30日的《承包果场合同书》。1996年因方振杰、李贵星等承包方违约而终止合同。在妙乡后来改名为在妙镇，1996年在妙镇企业办公室将包含本案争议山范围的柑果地租赁给驮从村委会改种甘蔗，并由在妙镇企业办公室与驮从村委签订了租赁期限自1996年3月1日至2009年3月1日止的《土地租赁合同》。5、1996年2月5日，琴八村民小组对本案争议山提出权属主张而要求县调处办处理，县调处办于1996年3月对该案进行调处。1999年琴八村民小组以在妙镇政府侵占其组的本案争议山为由而向县法院起诉。该案进入了民事诉讼程序。2009年10月1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自治区高院）最后作出驳回琴八组起诉的裁定。综上，县政府认为，本案争议的琴八屋背山（即琴八后背岭）土地除北段的约40亩土地于1984年成立在妙果场时产生纠纷由在妙果场暂时经营管理外，其余争议地南段自1976年以来由英志一至三组经营管理。1981年林业“三定”时，琴八组和英志一至三组分别将有关山林地界填入《山界林权审批表》上报，得到当时所在的大队、公社和县政府逐级审批同意。琴八组和英志一至三组填表上报并得到大队、公社、县政府逐级审批同意的山界林权分别包含了本案争议地。1982年县政府给英志屯许绍东、许绍彰等户颁发的《社员自留山使用证》确定使用的山权包含本案争议地南段的部分土地。琴八组现持有的《山界林权证》，签发机关栏没有加盖任何政府印章，说明该证没有任何政府签发，因此，该证不是政府依法核发的权属证书，该证不能作为本案争议山的权属凭据。英志一至三组以本案争议的琴八屋背山（即琴八后背岭）历史以来属英志一至三组所有，并长期由英志一至三组经营管理为由对该山提出全部拥有的权属主张，理由不足。琴八组以1981年县政府已给琴八生产队颁发《山界林权证》确定本案争议山属琴八组所有为由而对该山提出全部拥有的权属主张，亦缺乏事实依据，理由亦不充分。政府考虑历史和现实状况，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的原则，确定本案争议山的权属。案经调解未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五条的规定，县政府决定：本案争议的琴八屋背山（即琴八后背岭）从琴八屋背山顶（即170.5高程山）起往西直线至六奎（又名六回、六葵）田垌西面田边止，界的北面山权属琴八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界的南面山权属英志第一、二、三村民小组集体所有（详见权属界线图）。根据本决定所制作的权属界线图与本决定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为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上思县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申请书》，主张证明1996年2月5日，琴八组向县处纠办公室申请，请求将120多亩争议山地划归其组集体所有的事实。2、《在妙公社果场使用土地合同书》（1984年8月21日），主张证明1984年8月21日在妙公社果场与驮从大队英志三个生产队签订土地使用合同的事实。3、《承包果场合同书》（1990年），主张证明在妙镇（乡）企业办公室将琴八山发包给琴八组方振杰等人的事实。4、1996年4月15日询问蒋德旺的笔录，主张证明林业“三定”时其本人参加各队山界划定工作，琴八组的《山界林权证》是他本人填写，但是按琴八队队长指定的范围来写，没有其他生产队指认，当时琴八组与英志屯山界有纠纷，该证没有发出去；六奎田垌东面山场一直以来都是英志屯群众经营管理。5、1996年3月19日询问黄志区的笔录，主张证明村委会档案还存有几本《山界林权证》没有发出去；1996年3月7日琴八组方振杰从村委会档案里面拿其组《山界林权证》出去；六奎田垌东西两侧的山场一直以来由英志屯群众经营。6、《上思县人民政府关于在妙镇琴八屯与英志屯琴八后背山土地权属纠纷案件调查报告》，主张证明2005年10月11日县政府向自治区高院报告，本案诉争的土地恢复由县政府调解或确权的事实。7、（2009）桂民再字第38号《民事裁定书》，主张证明自治区高院认为，本山地纠纷案应先由有权处理的人民政府进行处理。琴八组在争议地权属尚存争议，未经行政处理前置程序，即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侵权诉讼不当，裁定：撤销所有的民事判决（详见该裁定书）；驳回琴八组的起诉。8、《确权申请书》，主张证明英志一、二、三组申请将争议地确权的事实。9、《权属纠纷调处告知书》、《送达回证》各一份，主张证明琴八组签收《权属纠纷调处告知书》的事实。10、《在妙公社平良大队琴八生产队山界林权审批表》，主张证明林业“三定”时，琴八组主张山林填表上报，得到当时大队、公社和县政府审批的事实。11、《在妙公社驮从大队英志屯生产队山界林权审批表》，主张证明林业“三定”时，英志屯主张山林填表上报，得到当时大队、公社和县政府审批同意的事实。12、琴八生产队《山界林权证》，主张证明林业“三定”时，县政府给琴八组颁发了《山界林权证》的事实。13、《划定自留山审批表》两份，许绍东、许绍新、许绍彰、许绍光的《上思县社员自留山使用证》，主张证明林业“三定”时，县政府给英志屯农户审批自留山、颁发自留山使用证的事实。14、2010年10月20日现场勘查笔录及勘查附图，主张证明办案人员组织双方实地勘查确认争议山范围，指认有关山地名称；双方均认可从1984年至2005年争议地由在妙镇企业承包经营种植柑果，2006年至今由英志屯群众经营。15、2011年1月18日调解笔录，主张证明办案人员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英志屯代表无故不参加；琴八组也不愿意接受调解。16、2005年7月6日调查赵德达的笔录，主张证明1984年在妙果场兴办时，其本人主持果场日常工作，当时果场用地是由英志、寺旁、那余等生产队提供，其中有现争议的琴八屋背山是与英志屯签订用地协议，琴八组称公路以南约40亩山是其组的土地。17、2005年7月6日调查马虎威的笔录，主张证明1984年在妙果场兴办时，果场用地是由英志、寺旁、那余等生产队提供，签订有合同，其中有现争议的琴八屋背山，当时琴八组提出异议，称公路以南约40亩山地是其组的土地。18、2005年7月8日访问李全兴的笔录，19、2005年7月8日访问韦多英的笔录，证据18、19均主张证明1976年间，英志屯雇请县机耕队在琴八背山一带机耕的事实。20、2005年7月11日询问陈家豪的笔录，21、2005年7月11日询问梁举信的笔录，证据20、21均主张证明琴八屋背山历来是由英志屯的人去耕作，1976年时英志屯请县机耕队机耕种植作物，1984年发包给在妙果场。
原告英志一、二、三组诉称，一、“琴八屯”的人最初是征求英志屯群众的同意才来定居的。“琴八屯”这个地方历史上就是英志屯的，琴八屋背山也是英志屯的。二、“琴八屋背山”这块地从解放前到解放后，直到现在都是由英志屯的老百姓耕作。1、上思县调处办同志调查所有的材料表明，被调查的人都说这块地是英志屯人耕种的。2、英志屯人解放前就在“琴八屋背山”这块地上种天星芋、红薯、木薯等。1962年四固定，驮从大队把这块地划归英志屯。1976年至1978年英志屯将地联片开发种甘蔗；1981年分田到户，生产队把“琴八屋背山”分到各家各户作为自留地。山顶部分种有松树的生产队就分给许绍东、许绍章、许绍新和许绍光农户作为自留山，县政府发了自留山证。1984年下半年英志三个队把此地租给在妙公社办果场至2009年12月。参照国家土地管理局（1995）国土［籍］字第26号《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争议的琴八后背山应确权归英志一、二、三组集体所有。三、琴八组的《山界林权证》是方振杰通过欺骗的手段得到的，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证件。四、英志屯的《山界林权证》包含有“琴八屋山背”。1981年9月上思县政府给英志屯颁发此证。当时，这本证由何耀东存管（当时何耀东是驮从大队队长）。1994年何耀东因病逝世，其妻子不识字，在清理何耀东衣物时，把《山界林权证》一起烧掉了。五、（2011）18号决定将争议山的一部分裁决给琴八组所有是错误的。既然认定琴八组的《山界林权证》不合法，又认定争议地长期以来由英志屯经营，那么，将争议地的一部分裁决给琴八组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因此，原告特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l、撤销上思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上政裁（2011）18号行政处理决定；2、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英志一、二、三组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1、《在妙公社驮从大队英志屯生产队山界林权审批表》，主张证明讼争的土地在林业“三定”时确权归英志屯的事实。2、《英志81年岑八背山大岭山划分自留地责任山地示意图》，主张证明讼争的土地1981年由英志屯划分给自己的村民作为自留山责任山的事实。3、《上思县拖拉机站收费登记卡片》及《拖拉机作业验收单》，主张证明讼争的土地是英志屯1976年出资开垦的事实。4、工分簿记录，主张证明集体化时代英志屯的社员在讼争地耕作的事实。5、韦多英于1996年5月24日出具的《证明》，主张证明讼争的土地是英志屯1976年出资开垦的事实。6、1996年4月16日询问许绍新的笔录，7、1996年4月17日询问许绍钦的笔录，8、1996年4月16日询问陈增华的笔录，9、1996年6月8日询问郑似兰的笔录，10、2005年7月11日询问陈家豪的笔录，11、2005年7月11日询问梁举信的笔录，1996年5月7日询问陈作福的笔录，证据6至证据11均主张证明讼争地历来都属于英志屯的事实。12、1996年3月19日询问黄志区的笔录，13、1996年4月12日询问黄旭金的笔录，1997年7月18日询问蒋德旺的笔录，14、上思县在妙镇平良村民委员会于1997年7月18日出具的《证明》，证据12至证据14均主张证明琴八组的《山界林权证》不是依法发给琴八屯，是方振杰骗取的事实。15、1996年4月16日询问黎树屏的笔录，1996年8月6日询问韦多英的笔录，2005年7月8日询问李全兴的笔录，1996年8月9日询问张增龙的笔录，2005年7月11日询问梁景和的笔录，主张证明琴八后背山属于英志屯，他曾为英志屯机耕的事实。16、《在妙公社果场使用土地合同书》（1984年8月21日），主张证明讼争地是英志屯租给果场的事实。17、许绍东、许绍新、许绍彰、许绍光的《上思县社员自留山使用证》，主张证明农村落实土地承包责任制时，现讼争地分给许绍东等四户的事实。
被告上思县政府辩称，被告作出的（2011）18号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处理正确。原告起诉要求撤销本决定，证据不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2011）18号决定。
第三人琴八组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未提交任何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确认如下：
（一）被告提供的证据：1、《申请书》，证实1996年2月5日，琴八组向县处纠办公室申请将120多亩坡地划归其组集体所有的事实。2、《在妙公社果场使用土地合同书》（1984年8月21日），证实1984年8月21日，在妙公社果场与驮从大队英志三个生产队签订土地使用合同的事实。3、《承包果场合同书》（1990年），证实1990年，上思县在妙乡人民政府企业办公室将琴八山的柑果发包给方振杰等五人的事实。4、1996年4月15日询问蒋德旺的笔录，证实其本人参加平良大队的林业“三定”工作，琴八组的《山界林权证》是他本人填写，但仅是按琴八队队长指定的范围来写，当时琴八组与英志屯山界有纠纷，该证没有发出去；六奎田垌东面山场一直由英志屯的群众经营管理。5、1996年3月19日询问黄志区的笔录，证实1996年3月7日琴八组的方振杰从村委会档案柜里拿走其组的《山界林权证》；六奎田垌东西两侧的山场一直由英志屯的群众经营管理。6、《上思县人民政府关于在妙镇琴八屯与英志屯琴八后背山土地权属纠纷案件调查报告》，证实2005年10月11日，县政府向自治区高院报告，本案诉争的土地应恢复由政府调解或确权的事实。7、（2009）桂民再字第38号《民事裁定书》，证实自治区高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事项实属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土地权属争议，应先由政府进行处理，故裁定撤销有关的民事判决，驳回琴八组的起诉的事实。8、《确权申请书》，证实英志一、二、三组于2010年9月2日向县政府申请将琴八屋背山确权归其集体所有的事实。9、《权属纠纷调处告知书》、《送达回证》各一份，证实琴八组于2010年10月20日签收《权属纠纷调处告知书》的事实。10、《在妙公社平良大队琴八生产队山界林权审批表》，证实林业“三定”时，琴八组主张山林填表上报，得到当时大队、公社和县政府审批的事实。11、《在妙公社驮从大队英志屯生产队山界林权审批表》，证实林业“三定”时，英志屯主张山林填表上报，得到当时大队、公社和县政府审批同意的事实。13、《划定自留山审批表》两份，许绍东、许绍新、许绍彰、许绍光的《上思县社员自留山使用证》，证实林业“三定”时，英志屯的农户填写自留山审批表，得到大队、公社的同意；县政府给英志屯部分农户颁发自留山使用证的事实。14、2010年10月20日现场勘查笔录及勘查附图，证实办案人员于2010年10月20日组织争议双方实地勘查确认争议山范围，指认有关山地名称；双方均认可从1984年至2005年争议地由在妙公社企业承包经营种植柑果，2006年至今由英志屯的群众经营管理的事实。15、2011年1月18日调解笔录，证实办案人员组织争议双方进行调解，但英志屯代表不参加调解，琴八组也不愿意接受调解的事实。16、2005年7月6日调查赵德达的笔录，证实1984年在妙果场兴办时，其本人主持果场日常工作，果场用地是向英志、寺旁、那余等生产队租用的，其中琴八屋背山及其对面的大领山（即六奎田垌两边的山场）是向英志屯租用的，租地时琴八组称琴八背山北段（即在妙至上思公路往南约40亩）是其组的土地。17、2005年7月6日调查马虎威的笔录，证实1984年在妙果场兴办时，果场用地是向英志、寺旁、那余等生产队租用的，租地时琴八组提出上思至在妙公路往南约40亩的琴八背山北段是其组的土地。18、2005年7月8日访问李全兴的笔录，19、2005年7月8日访问韦多英的笔录，证据18、19均证实1976年间英志屯雇请上思县农业机耕队在上思至在妙公路往南琴八背山一带山场机耕的事实。20、2005年7月11日询问陈家豪的笔录，21、2005年7月11日询问梁举信的笔录，证据20、21均证实琴八屋背山历来是由英志屯的人去耕作，1976年时英志屯请上思县农业机耕队机耕该山来种植作物，1984年出租给在妙公社兴办果场的事实。
被告提供的证据12、琴八生产队《山界林权证》，该《山界林权证》签发机关一栏没有加盖任何政府印章，不是政府依法核发的权属证书，故对该份证据，本院不予确认。
（二）原告提供的证据：1、《在妙公社驮从大队英志屯生产队山界林权审批表》，与被告提供的证据11一致。2、《英志81年岑八背山大岭山划分自留地责任山地示意图》，证实1981年英志屯划分给本屯村民自留地、责任山的情况。3、《上思县拖拉机站收费登记卡片》及《拖拉机作业验收单》，证实英志屯于1976年出资雇请机耕队犁地的事实。4、工分簿记录，证实英志屯村民分得土地的情况。5、韦多英于1996年5月24日出具的《证明》，证实机耕队于1976年到岑八山代英志屯耕地的事实。6、1996年4月16日询问许绍（肇）新的笔录，7、1996年4月17日询问许绍钦的笔录，8、1996年4月16日询问陈增华的笔录，9、1996年6月8日询问郑似兰的笔录，10、2005年7月11日询问陈家豪的笔录，11、2005年7月11日询问梁举信的笔录，1996年5月7日询问陈作福的笔录，证据6至证据11共同证实琴八屯后屋的山历来都由英志屯经营管理的事实。12、1996年3月19日询问黄志区的笔录，13、1996年4月12日询问黄旭金的笔录，1997年7月18日询问蒋德旺的笔录，14、上思县在妙镇平良村民委员会于1997年7月18日出具的《证明》，证据12至证据14共同证实琴八组的《山界林权证》不是依法核发的事实。15、1996年4月16日询问黎树屏的笔录，1996年8月6日询问韦多英的笔录，2005年7月8日询问李全兴的笔录，1996年8月9日询问张增龙的笔录，2005年7月11日询问梁景和的笔录，证实1978年间，他们曾为英志屯在琴八后背山机耕的事实。16、《在妙公社果场使用土地合同书》（1984年8月21日），与被告提供的证据2一致。17、许绍东、许绍新、许绍彰、许绍光的《上思县社员自留山使用证》，证实县政府给英志屯部分农户颁发自留山使用证的事实。
根据上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被诉的上政裁（2011）18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林业“三定”时，英志屯和琴八组的《山界林权审批表》都得到了当时所在大队、公社和上思县政府的审批同意，争议双方的《山界林权审批表》都包含本案争议地在内，故被告根据上述事实并考虑历史和现实状况，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的原则，将本案争议地确权部分归琴八组，部分归英志一至三组并无不当。被告请求维持上政裁（2011）1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请求撤销上政裁（2011）1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于2011年8月15日作出的上政裁（2011）1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上思县在妙镇驮从村英志第一村民小组、上思县在妙镇驮从村英志第二村民小组、上思县在妙镇驮从村英志第三村民小组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汇款：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农行防城港分行营业室，帐号：20×××13（受理费），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黄应良
审 判 员 黄冠婕
人民陪审员 雷玉华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黄慧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