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3民终1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优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状元街道横街村机场大道2142号第二层。
法定代表人：王河勇，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翁定勋，浙江学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河勇，男，1989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阳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翁定勋，浙江学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群胜，浙江学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北平，男，1965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园媛，浙江诚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优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优益公司）、王河勇因与被上诉人戴北平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2016）浙0303民初4831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1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优益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优益公司不承担一审作出的不利判决部分。事实和理由：戴北平系湖北优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优益公司）股东兼法律顾问，其任职期间参与公司成立事宜并拥有公司印章。戴北平在一审中提供的《终止合作协议书》，浙江优益公司对该协议毫不知情。浙江优益公司未接到任何通知，且浙江优益公司未在上述内容中签任何字。《终止合作协议书》中写明的何耀国、罗良锋、金志强、臧卫国与浙江优益公司没有直接的签订股东协议书，更没有与浙江优益公司在2016年11月10日签订股东协议书，其行为与浙江优益公司无关。另外，《终止合作协议书》最后签字时间不一致，该份协议书真实性不得而知。退一万步讲，即使各方都同意终止组建湖北优益公司，那也得走正规程序，也应在对组建公司过程中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之后退还出资，戴北平所提的要求毫无依据。戴北平一审提交的《终止合作协议书》违反了公平原则，显失公平，应当予以撤销。同时，《终止协议书》抬头处、丙方落款处、甲方代表人落款处的“王河勇”并非一人书写，且均非王河勇本人书写，而协议内容中反映的却为“ＸＸ”。
王河勇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王河勇不承担一审作出的不利判决部分。事实和理由：戴北平系湖北优益公司股东兼法律顾问，其任职期间参与公司成立事宜并拥有公司印章。戴北平在一审中提供的《终止合作协议书》，王河勇对该协议毫不知情。浙江优益公司未接到任何通知，且王河勇未在上述内容中签任何字。《终止合作协议书》中写明的何耀国、罗良锋、金志强、臧卫国与王河勇没有直接的签订股东协议书，更没有与王河勇在2016年11月10日签订股东协议书，其行为与王河勇无关。同时，王河勇更不会作为担保人在终止合作协议书中签字。另外，《终止合作协议书》最后签字时间不一致，该份协议书真实性不得而知。退一万步讲，即使各方都同意终止组建湖北优益公司，那也得走正规程序，也应在对组建公司过程中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之后退还出资，戴北平所提的要求毫无依据。戴北平一审提交的《终止合作协议书》违反了公平原则，显失公平，应当予以撤销。同时，《终止协议书》抬头处、丙方落款处、甲方代表人落款处的“王河勇”并非一人书写，且均非王河勇本人书写，而协议内容中反映的却为“ＸＸ”。
戴北平针对浙江优益公司的上诉辩称：在戴北平提交的终止合作协议书中，甲方落款处明显是盖有浙江优益公司的公章，可以认为浙江优益公司盖章后即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已成立，并且生效。浙江优益公司应当履行该合同义务。一审判决并无不当。
戴北平针对王河勇的上诉辩称：王河勇陈述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且不符合法律规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戴北平并非是湖北优益公司的法律顾问，湖北优益公司并未成立，没有进行工商登记，更加没有公司印章。对王河勇陈述的该部分内容，戴北平不予认可，且该部分内容与本案也没有关联。二、《终止合作协议书》内容中的“ＸＸ”与签字处的“王河勇”同为一人。由于王河勇对外一直以“ＸＸ”自称，故在合同内容中表述为“ＸＸ”，虽然合同内容中表述为“ＸＸ”，但是签字处还是签了“王河勇”。三、《终止合作协议书》中“王河勇”的签字应该是王河勇本人签署的。虽然王河勇当时是通过邮寄的方式，把协议寄给戴北平方，戴北平方确实没有亲眼见到王河勇本人签署，但是这份协议是每方都保留一份的。因为王河勇是通过邮寄方式交来《终止合作协议书》，所以在后来他签承诺书时，戴北平方才会让他亲自当面签了承诺书。也就是说王河勇是自愿、主动地要去承担《终止合作协议书》中的担保责任。王河勇向法庭提交了一个鉴定申请，申请鉴定《终止合作协议书》中“王河勇”笔迹的真实性，戴北平方认为本案无需启动鉴定程序。首先，王河勇在一审时并没有申请笔迹鉴定，视为对合同真实性的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王河勇在二审时提出鉴定申请，显然超过举证期限。其次，《终止合作协议书》是王河勇签署完之后邮寄给戴北平方，戴北平方有理由相信它的真实性。最后，王河勇以承诺书的方式确认其担保责任，承诺书中有王河勇的签字和手印。本案中王河勇是否要承担担保责任，对承诺书中的手印进行鉴定是最直接的方法。四、终止组建湖北优益公司无需进行清算。由于湖北优益公司并未成立，没有进行工商登记，故由双方签订《终止合作协议书》符合法律规定。
戴北平于2016年10月14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浙江优益公司向戴北平支付应承担费用494546.32元以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6月1日起，按月息2.5%算至实际履行之日）；2、判令王河勇对浙江优益公司所承担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另支付5万元款项。一审庭审中，戴北平就利息部分向一审法院提出变更诉讼请求，要求494546.32元的利息自2016自6月1日起至8月30日按月利率1%计，从2016年8月31日起按月利率2.5%计至实际履行之日，其他诉讼请求不变。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10日，戴北平及罗良锋、何耀国、臧卫国、金志强与浙江优益公司签订股东协议书，拟组建湖北优益公司。后由于各方原因，戴北平及其他四位出资人与浙江优益公司协商同意终止湖北优益公司的组建，同时解除原股东协议书及相关合作协议，并于2016年6月1日签订了《终止合作协议书》。《终止合作协议书》约定了戴北平及其他出资人应承担因组建公司而支出的费用以及应返还的出资款，并约定浙江优益公司应于2016年8月30日前向戴北平支付其应承担费用494546.32元，再由戴北平另行支付给其他出资人。本协议的债务利息以月息1分计算，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算；逾期未清偿债务的，债务利息以2.5分计算，并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算。王河勇作为保证人对本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担保责任范围包括主债务、主债务产生的利息、违约金、实现债务所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等。《终止合作协议书》签订后，王河勇向戴北平出具了一份《承诺书》，承诺在原退款总额的基础上多支付5万元，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人，其他事项依据《终止合作协议书》的约定。现《终止合作协议书》约定的还款期限已届满，浙江优益公司、王河勇却拒不履行。
一审法院认为，戴北平、浙江优益公司、王河勇及投资人签订的终止合作协议书，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浙江优益公司应当按照协议内容履行给付义务。戴北平在取得上述款项后，还应当按照协议书的内容另行支付给其他投资人。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的月利率2.5分过高，应降低为月利率2分。另，王河勇作为担保人签字，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至于其在承诺书中表示“愿意在退款总额的基础上另加伍万元”，因保证合同具有从属性，保证责任的范围及强度不能超过主债务的范围及强度。且戴北平在本案中主张的逾期利息，已足够弥补其损失，现再要求保证人另行负担5万元的款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14日判决：一、浙江优益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戴北平款项494546.32元及利息（利息以494546.32元作为基数，从2016年6月1日起至2016年8月30日，按月利率1%计；另从2016年8月31日起，按月利率2%计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二、王河勇对上述第一项内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戴北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285元，减半收取计4642.5元，由戴北平负担71.5元，由浙江优益公司负担4571元。
本案二审期间，王河勇、戴北平没有提供证据，浙江优益公司提供了以下证据：戴北平与浙江优益公司于2015年12月2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一份，拟证明戴北平清算所依据的合作协议应当以浙江优益公司提交的这份协议作为依据，也反过来证明戴北平提供的《终止合作协议书》没有事实依据，是完全虚构的。王河勇对浙江优益公司的上述证据没有异议。戴北平质证认为：1.该证据证明戴北平和浙江优益公司有合作的法律关系，而且根据该合作协议第二条的内容，可以确定双方是共同出资成立湖北优益公司，这和本案中《终止合作协议书》的内容是相符合的。2.该合作协议中，乙方的代表签名即王河勇的签名，该签名与承诺书中的签名是一致的。本院认为，浙江优益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足以否定《终止合作协议书》的效力，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待证事实，与本案争议的解决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王河勇向本院提供了鉴定申请，要求对戴北平一审提供的《终止合作协议书》中“王河勇”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本院不予准许，具体理由在以下的本院认为部分一并予以阐述。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浙江优益公司、王河勇上诉称“戴北平系湖北优益公司股东兼法律顾问，其任职期间参与公司成立事宜并拥有公司印章”。但是，一方面浙江优益公司、王河勇未对其提出的戴北平系湖北优益公司法律顾问、拥有公司印章等主张提供依据，戴北平对浙江优益公司、王河勇的上述主张亦不予认可；另一方面，涉案《终止合作协议书》上盖的是浙江优益公司的公章，并非湖北优益公司的公章，浙江优益公司、王河勇的该上诉理由与本案争议的解决缺乏关联性。所以，本院对浙江优益公司、王河勇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涉案《终止合作协议书》上盖有浙江优益公司的公章，在二审审理过程中，浙江优益公司亦承认该公章的真实性，浙江优益公司、王河勇如欲主张该公章系他人非法偷盖，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现浙江优益公司、王河勇未对此举证，故本院认定涉案《终止合作协议书》上所盖的浙江优益公司公章系代表浙江优益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二、王河勇在《终止合作协议书》签订后出具了《承诺书》，该承诺书明确载明其作为浙江优益公司于2016年6月与戴北平、罗良锋、何耀国、臧卫国、金志强签订的终止合作协议的退款担保人，王河勇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亦承认该《承诺书》上的签字“ＸＸ”和指印系其本人的签字和指印，故王河勇为浙江优益公司于2016年6月与戴北平等五人签订的终止合作协议所约定的退款进行担保的意思表示真实。该《承诺书》所载明的“2016年6月”与戴北平提供的涉案《终止合作协议书》的签订时间相吻合。并且，涉案《终止合作协议书》的末页中载明了“本合同一式六份，甲乙各方成员各执一份”，浙江优益公司作为甲方已在该页盖章，如以上第一点中所述之理由，应当推定其持有一式六份合同中的一份。而浙江优益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王河勇在否定戴北平提供的涉案《终止合作协议书》真实性的同时，并没有举证浙江优益公司所持有的终止合作协议，故本院对戴北平提供的涉案《终止合作协议书》予以采信，并认定王河勇出具的承诺书中所载明的终止合作协议就是指涉案《终止合作协议书》。另外，关于《终止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内容中保证人名字为“ＸＸ”的这一问题，因王河勇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已经承认其对外基本上都是使用“ＸＸ”这个名字，且王河勇在《承诺书》上的签字也是“ＸＸ”，故《终止合作协议书》约定内容中的“ＸＸ”指的就是王河勇。至于浙江优益公司、王河勇上诉所称的涉案《终止合作协议书》上各方合同当事人最后签字时间不一致的问题，不足以质疑合同的真实性，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是以最后签字的当事人的签字时间为合同的签订时间。综上，浙江优益公司、王河勇关于《终止合作协议书》的内容不真实，王河勇没有作为担保人在终止合作协议书上签字的相关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王河勇在二审中提出的笔迹鉴定申请的问题。一方面，因以上第二点中所述的理由，涉案《终止合作协议书》上的“王河勇”字迹不管是否为王河勇本人所签，均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另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王河勇或浙江优益公司本应于一审举证期限内对其认为不真实的签字提出鉴定申请，但是，在一审法院向王河勇本人直接送达了给王河勇、浙江优益公司的一审民事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材料的情况下，浙江优益公司既没有在一审中提出笔迹鉴定申请或答辩，也没有到庭应诉，放弃了其相关诉讼权利。所以，本院对王河勇在二审中提出的笔迹鉴定申请不予准许。四、浙江优益公司、王河勇提出的“即使各方都同意终止组建湖北优益公司，也应在对组建公司过程中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之后退还出资，以及戴北平一审提交的《终止合作协议书》违反了公平原则，显失公平，应当予以撤销”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浙江优益公司、王河勇的上诉理由均缺乏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浙江优益公司、王河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142元，由浙江优益公司、王河勇各半负担457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国栋
审 判 员 易景寿
审 判 员 叶雅丽
二〇一七年四月七日
代书记员 沈敏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