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富民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云0124刑初字93号
公诉机关富民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北京宏利永德科贸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76014070-0。
法定代表人张某，公司经理。
诉讼代表人舒文峰，公司副总经理。
单位地址：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西红门路26号。
被告人刘边，男，1973年6月20日出生。因涉嫌单位行贿犯罪，于2016年1月27日被富民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
富民县人民检察院以富检公诉刑诉（2016）7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北京宏利永德科贸有限公司、被告人刘边犯单位行贿罪，于2016年6月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7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富民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伏自坤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北京宏利永德科贸有限公司诉讼代表人舒文峰、被告人刘边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富民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1年至2014年，北京宏利永德科贸有限公司在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实施的“农家书屋”项目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由公司董事长刘边先后分3次送给原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杨某某（另案处理）人民币27万元。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公诉机关指控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的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案件线索来源情况、关于刘边有关问题的情况说明，高检院《关于北京宏利德科留有限公司涉嫌单位行贿犯罪线索指定管辖的通知》、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交办案件线索通知书》、昆明市人民检察院《移送案件线索通知书》、立案决定书，证实案件来源。
2、北京宏利永德科贸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实北京宏利永德科贸有限公司为单位性质。
3、北京宏利永德科贸有限公司公司章程、股权材料、证人张某亲笔书写的声明，证实北京宏利永德科贸有限公司法人是张某，北京宏利永德科贸有限公司是刘边用其身份证申请注册的公司，刘边为实际经营决策者。
4、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刘边系北京市海淀区人，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之前无刑事违法犯罪记录。
5、被告人到案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刘边的到案经过。
6、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实施“农家书屋”图书配送项目相关材料，证实“农家书屋”图书配送项目由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实施、四川新华文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实施“农家书屋”图书配送项目招投标、中标、实施等情况。
7、计算机系统维护协议和北京宏利永德科贸有限公司相关账务材料，证实四川新华文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云南省“农家书屋”图书配送项目中标后，先后与北京宏利永德科贸有限公司签订9份虚假计算机维护合同，付给北京宏利永德科贸有限公司248万余元，北京宏利永德科贸有限公司收到钱后缴一部分增值税，税后北京宏利永德科贸有限公司获利180余万元。
8、时任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杨某某任职材料，证实北京宏利永德科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边行贿对象为国家工作人员。
9、扣押决定书、扣押财物清单、扣押涉案财物款项专用收据、现金进账单，证实2016年4月7日富民县检察院反贪部门依法扣押北京宏利永德科贸有限公司违法所得现金30万元。
10、证人舒文峰的证言，证实北京宏利永德科贸有限公司是一家只有七、八个人的小公司，主要从事计算机软件的代理、开发。公司的股东是刘边和他的妻子张某，法人代表张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刘边。公司的具体事务都是由刘总负责。大概是在2010年，我们公司的总经理刘边跟我说，云南有一个“农家书屋”项目，让我跟着四川新化文轩公司的人员去进行投标工作。我就和四川新化文轩公司的黄轶一起到云南昆明参与投标工作。我们到昆明后和云南省新闻出版局负责“农家书屋”项目的一个处长代孔利联系。2011年，刘边又安排我和四川新化文轩公司的黄轶一起到云南参与了2011年的“农家书屋”项目投标工作，通过投标四川新化文轩公司中了一个400多万元的标。我一共就参与了四川新华文轩公司这两次投标工作，四川新华文轩公司总共中标签订了金额约1700多万元的合同。我主要就是跟着四川新华文轩公司的人一起去昆明参与“农家书屋”投标，中标之后具体图书的配送我们公司就没有参与了。四川新华文轩公司中标云南省的“农村书屋”项目后，刘边就安排我与四川新华文轩公司中盘事业部签订了虚假的计算机维护协议，总的有9次左右，他们一共支付给我们公司200多万元的中介费（具体支付了多少以查账为准）。我只听刘边说过，他与四川新华文轩公司的江总谈好了，中介费按是新华文轩中标云南省的“农村书屋”项目合同总金额的10％左右。这些（计算机维护）协议中有我签名，都是刘边安排我代表我们公司与对方签的，其实都是虚假的协议，我们公司并没有为四川新华文轩公司进行过计算机维护。签订这些虚假协议，主要就是为四川新华文轩公司向支付我们公司中介费才签订的。北京宏利永德科贸有限公司经营决策由董事长兼总经理刘边负责。2010年至2011年间，刘边安排证人到昆明参与四川新华文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投标云南省“农家书屋”图书配送项目。新华文轩中标后与北京宏利永德科贸有限公司签订了9份虚假的计算机维护合同，以此名义付给北京宏利永德科贸有限公司中介费用。
11、证人江某某的证言，证实北京宏利永德科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边在时任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杨某某的帮助下让四川新华文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云南新闻出版局实施的“农家书屋”项目中标；四川新华文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按照中标合同总金额的13%以计算机维护合同的名义付给北京宏利永德科贸有限公司中介费。
12、证人李某某（时任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证言，证实杨某某作为单位的一把手，在“农家书屋”买施过程中有最终决策权，尤其是在招投标程序中，编制招标标段等问题上，他都可以决定。杨某某在任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期间，具体干预了一部分企业参与“农家书屋”的过程。我印象中，杨某某一直极力支持昆明新知图书城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新华文轩出版传媒有限公司、昆明春晓图书经贸有限公司等公司参与“农家书屋”项目。新华文轩公司中标情况是：2010年6月，新华文轩公司来参与云南省“农家书屋”项目的招投标程序并顺利中标，2011年6月，新华文轩公司第二次中标；2012年3月，新华文轩公司第三次中标，新华文轩中标金额逐年增加，2010年招标总金额为1亿元，新华文轩中标金额为400多万元；2011年招标总金额为1亿元，新华文轩中了900多万元；第三年总标的才3000多万元，新华文轩公司就中了800多万元。
杨某某亲自确定了标段及每个标段资金后，新华文轩按公开的招投标程序就可以中标了，不需要再做别的工作。杨某某于2010年修改了“农家书屋”标段数，分成了A包、B包、C包和D包四个标段，每个包涵盖行政村数目不一，金额不等。同时，杨某某一直强调要引入更多的企业参与“农家书屋”项目。2010年上半年，在杨某某扩充了招标标段后，新华文轩公司就来参与招投标并顺利中标。之后，杨某某亲自确定每个标段的金额新华文轩公司中标金额在总招标金额比例逐年增大。事实上，杨某某确定完标段后，中标企业就一直是新华书店的两家公司以及新知图书公司和新华文轩公司。证实：云南省“农家书屋”图书配送项目由云南新闻出版局组织实施；被告人杨某某作为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及“农家书屋”图书配送项目办公室主任干预了四川新华文轩公司等企业参与“农家书屋”的过程。
13、证人代某某（时任云南省“农家书屋”项目办公室主任）的证言，证实杨某某就昆明新知图书城有限责任公司、昆明春晓图书经贸有限公司、四川新华文轩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和江西远大保险设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参与”农家书屋”项目向我打过招呼。新华文轩公司是外省企业，是杨某某邀请来参与“农家书屋”项目的。大约2010年上半年的一天，杨某某召集局长办公会。在会上，杨某某提出，在“农家书屋”项目实施过程中，要防止新华书店一家独大的局面出现，应邀请一些有实力的企业来参与。到了购买项目标书时间截止后，我才知道杨某某所邀请的企业是四川省的新鱼文轩公司，这家公司综合实力排在全国前列，云南省没有企业可以和他抗衡。杨某某没有告诉我们为何选择新华文牟公司，从保护云南本土企业的角度出发，这样做不合常理。当时，云南出版集团的董事长汤汉清问我新华文轩公司是怎么来参与“农家书屋”项目的，我告诉他我不知道情况。实际上，这都是杨某某一人决定的。证实：“农家书屋”图书配送项目由云南新闻出版局组织实施，在时任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的杨某某干预下，四川新华文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云南新闻出版局实施的“农家书屋”图书配送项目中标，杨某某在“农家书屋”图书配送项目招投标中有决策权。
14、证人杨某某（时任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另案处理）的证言，证实我任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期问，收受北京老板刘边27万元人民币。2009年底，我担任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其间，我帮助刘边介绍引荐的四川新华文轩公司中标了“农家书屋”项目，具体是2011年和2012年云南“农家书屋”出版物配送项目。当时，刘边的软件公司没有资格参与竞标，他来找我，表示准备引入四川的新华文轩公司来参与“农家书屋”的招投标，希望我能支持和帮助他。我告诉刘边可以来参与，符合条件的话，按程序办理就可以了。2010年“农家书屋”第二期招投标程序开始，刘边引荐的新华文轩公司顺利中标。这之后，“农家书屋”管理办公室提出意见，省新闻出版局向财政厅报告后，最终确定以“资格入围招标”的形式来确定新一轮的中标企业，不再重新进行公开的招投标程序。新华文轩公司已中标“农家书屋”第二期项目，通过“资格入围”招标程序，也顺利承揽了“农家书屋”第三期项目，承包时间持续到“农家书屋”2012年10月结束。中标后，刘边为了感谢我的帮助和支持，先后三次送给我27万元人民币作为感谢。第一次是2012年春节前，我到北京开会，约刘边来我住的云南大厦见面。刘边到宾馆我住的房间后，说给我带了点东西，一边说一边就把一个手提袋放到宾馆房间的地上。刘边走后，我打开手提袋，里面是用报纸包好的现金，面值都是100元的人民币，共15万元。10万捆成1捆，5万元以1万元1杳扎成5沓。第二次大概是2012年中秋节前的一天，我女儿杨川仪刚结婚不久。刘边从北京打电话给我约我在昆明一起打高尔夫球。那次，刘边从北京来昆明的当天，就安排驾驶员何某去接他，送他到桂花大厦先住。第二天我自己开了一张越野车去桂花大厦接刘边，刘边上车后，放了一个纸袋在车前排的储物箱里，给我说拿了点东西，表示下心意。我也没有说什么，然后我们就去打高尔夫球场打球去了。回来的时候，我打开放在储物箱里的纸袋一看，里面有10万元人民币，梱成1梱的。第三次是2014年8月份左右，我去北京开会，在云南大厦。我给在北京的几个认识的人发了个短信，告诉他们我来北京开会，其中包括刘边。随后，刘边来云南大屋我住的房间里看我。我们聊了一会儿，刘边得知我外孙已经出生了，对我表示祝贺后，刘边拿出了一个2万元的红包给我。证实：杨某某先后分三次收受北京宏利永德科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边送的27万元好处费，帮助刘边引荐的四川新华文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云南新闻出版局实施的“农家书屋”图书配送项目中标的相关情况。
15、被告人刘边的供述，证实在任云南新闻出版局局长杨某某的帮助下，我找的四川新华文轩中标了“农家书屋”图书配送项目，我因此的得到了200多万元的好处费，2011年我得到第一笔好处费，大概是2011年春节后，杨某某打电话给我说他来北京开会，住在云南大厦。我就去云南大厦看他，我从家里取了面值100元的15万元现金，一沓一万元，共十五沓，用报纸包好放在一个手提纸袋里。准备好15万元现金以后，我自己开车去了云南大厦并直接去了他住的单人房间，我把装有15万元现金的手提袋放在他住的房间里柜子上，我告诉他“一点心意”，他看了后也没有说什么，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第二次，大概是2012年7月，我来云南打高尔夫球，杨某某给我一张高尔夫球球卡的发票，大概十多万块钱，问我有没有办法帮他处理，当时我回绝了，说我也不好处理，但事后我想想有点不对劲，毕竟杨某某帮过我，而且四川新华文轩在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农家书屋”配送项目还有尾款没有结清，怕被拖欠，四川新华文轩的尾款还没有结清，又觉得杨某某这么大的领导，以后我也可能会还有事情求他，并且又帮我中标了云南的“农家书屋”项目图书配送，也准备再送他一笔钱，所以大概在2012年七八月份时候，我打电话给杨某某约好在昆明打高尔夫球。我到昆明后，杨某某派他的驾驶员何某到机场接我，并安排我住在滇池路上的桂花大厦，第二天早上他开了一辆越野车来桂花大厦接我，上车后我坐副驾驶位置，我就把10万元钱放在杨某某车子的驾驶座位和副驾驶位置中间的储物箱里。当时我没有说什么，他看了一眼，也没说什么，我们双方都心照不宣知道是钱。然后，我们就打高尔夫去了。这10万元钱是我从北京家里拿现金，面值都是100元的，一沓一万，共10沓，用报纸包好装到一个纸袋里。第三次，大概是2014年，杨某某女儿生孩子后，他就群发了一条信息告知他的朋友，我也收到了这条短信，后来2014年下半年，杨某某到北京开会，住在云南大厦，杨某某打电话告诉我来北京开会了，我就去北京云南大厦见他，在他住的房间窗户旁边的小茶几那里，给他了一个装有两万元现金的红包，恭喜他喜得外孙，他客气了几句就收下了，这两万元现金也是我从家里取得，一万元一沓，共两沓，用大红包装着。我前后分三次一共送给杨某某27万元。这些钱最终都是来自四川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打给我公司（北京宏利永德科贸有限公司）的佣金。我们（北京宏利永德科贸有限公司和四川新华文轩公司）先后通过9份计算机维护协议转账的，就是我上次指认的那9份协议。那9份协议应支付的款项一共是248万余元，都是四川新华文轩用于支付佣金的。四川新华文轩公司付给我们的这笔佣金，我们支付了一部分税和公司的日常运行，以及送给杨某某的27万元，大概还有150万元，因为我们公司经营不善。证实：刘边向杨某某引荐四川新华文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参与云南新闻出版局实施的“农家书屋”图书配送项目投标并让杨某某给予关照，新华文轩中标后按照中标合同总金额的13%以计算机维护合同的名义付给北京宏利永德科贸有限公司中介费共计248万余元（税前），北京宏利永德科贸有限公司税后获利180余万元，刘边从中拿出27万元作为感谢费先后分三次送给杨某某。
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有效，且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单位北京宏利永德科贸有限公司、被告人刘边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数额达人民币27万元，情节严重，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刘边均已构成单位行贿罪。依法应予处罚，公诉机关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在庭审中，被告人刘边自愿认罪，有坦白情节，可酌情从轻处罚。本院根据被告人刘边的犯罪事实、社会危害性及其认罪态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三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单位北京宏利永德科贸有限公司犯单位行贿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五万元。
二、被告人刘边犯单位行贿罪，免予刑事处罚。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审 判 长 张建兴
人民陪审员 杨 明
人民陪审员 角相友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段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