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衢常商初字第228号
原告：楼伟镁，常山油茶研究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肃良，浙江浙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静梅，人寿公司营销员。
被告：浙江省常山油茶研究所，住所地：常山县天马街道文峰东路**号。
法定代表人：王金生。
委托代理人：杨雪源，浙江三衢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楼伟镁为与被告浙江省常山油茶研究所（下称油科所）种植、养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4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文香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6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张文香、审判员叶根香与人民陪审员蒋芝香组成合议庭，于同年7月17日、10月14日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楼伟镁及其委托代理人张肃良、徐静梅，被告油科所的法定代表人王金生、委托代理人杨雪源到庭参加诉讼。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楼伟镁起诉称：2010年12月10日，原、被告签订了育苗合同，被告将其2011年度的50万株油茶优良性系的苗木委托乙方培育管理。合同对苗木的培育标准、培育管理的价格、款项的支付等作了明确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即按照合同的要求履行苗木培育。至2012年4月6日，原告出圃的由被告收购或自用的苗木120925株，总苗木款229757.50元，被告一直未付，借口拖延至今。现起诉要求被告支付苗木款229757.50元，并承担逾期利息共计人民币41365元，合计271113.50元。
被告油科所答辩称：一、原告提供的《育苗合同》不成立，系伪造。理由如下：（1）被告于2010年1月8日从辉埠镇塘底村转租41户农户承包田计60亩建油茶良种苗圃，同一天将苗圃经营权承包给徐松英（系本单位职工家属），并规定不得将苗圃经营权转让他人，被告在塘底村××××一个苗圃；（2）油科所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不可能违纪与职工直接签订育苗合同；（3）合同中表述的苗木品种、品系、规格不清，裸根苗、容器苗不分，合格苗标准不符、长林系列没有品号，以及价格自己随意确定；（4）没有验收环节及违约责任，本合同仅有原告一份，被告处没有；（5）没有所长及其他领导签字，公章应该是盗盖或伪造；二、原告提供的证据不具有法律效力：理由是（1）原告是所内职工，并负责塘底苗圃管理，从工作安排上讲应该是与油茶育苗没有经济关系，否则就不会安排其管理苗圃工作；（2）调拨单虽然有原告签名，属于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育苗行为，只能说明原告代表油科所向塘底苗圃调过苗木。三、油茶良种育苗是一个系统工程，除技术之外，要具备田块、基础设施、种子收购与贮藏、嫁接等，要有生产台帐、记录、定制图等，原告提供不出任何证据证明其培育油茶苗。为此，原告的起诉无相关事实依据，要求驳回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育苗合同》一份，证明2010年12月10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育苗合同，合同上有被告单位的公章，是正常方式签订、盖的公章。被告认为这份合同，既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名，也没有班子成员的签名。合同中，没有对育苗的地点、期限、数量、种类、碎条来源等进行约定，所涉及的品种也不清楚，不符合合同订立常理，故不存在被告委托原告育苗；原告是被告单位的员工，根据事业单位的管理规定，被告单位不可能直接和原告签订合同。所以这份合同是不合法的，也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
证据二，苗木结算清单一式四页，是从被告财务部门复印的。证明合同签订后，原告履行了合同义务，结算单中有原告的名字，三项加起来是118450株，还有2475株是油科所自己用的，总共苗木款为120925元，这是林业局通过油科所调走的。被告质证认为第一页与后面三张内容没有关联性，且是复印件，要求原告提供原件。
证据三，2012年春季油茶良种造林苗木调运单7张，证明被告从原告基地调过苗木2475株。被告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是被告单位的科研人员，签名是职务行为。
证据四，油科所2012年春节调苗记录一份（原告自己制作），用以证明2012年被告到原告处每一次调走苗木的时间、地点、人员等。被告认为这份材料不是证据，而是原告的陈述，所述内容不属实。
证据五，被告林木种子经营许可证一份，用以证明被告是经国家许可合法的育苗单位。被告无异议。
另外，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又补充提供了以下证据：（一）、关于原告妻子徐静梅因育苗而雇佣了民工、购买种子及费用支出帐单（证据目录中1-11项），用以证明原告和被告签订育苗合同后，已花费了40余万。被告对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均有异议，而且从材料上可以看出，上面记载的都是徐静梅名字，虽然徐静梅和楼伟镁是夫妻，但主体不能混合。（二）、2013年8月5日承诺书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因育苗，与占志军产生纠纷，被告帮助调解，该份承诺书是油科所打印，由徐静梅签字。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这是徐静梅和占志军之间在合伙育苗时发生纠纷，而作为油科所，只是想化解双方的矛盾，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三）、调拨单18张，用以证明林业局开了调拨单，到原告处调苗，数额为101100株。被告质证认为依据原告提供的合同，如果合同成立，那么从2011年的5月份嫁接苗木，到2012年5月份刚好一年。而按照省林业厅规定调拨的是两年生的苗木，原告在一年时间里育不出两年生的苗木，所以这些苗木不是从原告处调拨。
被告为证明其辩解的事实，向本院举证如下：
证据一，2014年4月23日油科所成员会议纪要一份，证实在原告起诉被告之后，被告单位召开会议，确认原、被告双方并未签订“育苗合同”。原告认可其参加了开会，但认为只要合同公章是真实就可以了，双方是签订过合同的，且合同已经履行完毕。
证据二，《油茶良种繁育基地承包协议》一份，是被告和徐松英签订，证明油科所在辉埠塘底只有这一块苗木承包地，双方的合同内容是非常详尽，与原告提供给法庭的合同是截然不同。原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在塘底只有一块基地也是事实；认为承包协议与原、被告双方的育苗协议没有关联性，徐松英将该份协议中一部分土地，转包给了本案的原告，由此形成了本案的育苗合同，被告是清楚并认可的。
证据三，《承包油科所苗圃转让部分农田和油茶苗木培育任务的协议》一份及付款凭证三份，甲方是常山县金都油茶专业合作社经营者是徐松英，乙方是常山县绿友种苗种植场负责人占之军，徐松英将一部分（5亩）苗木基地转让给占之军，由占之军向徐松英支付土地承包款。原告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2012年凭证是真实的。
证据四，2012年油科所苗木调运统计数量说明和油科所证明一份，证明标注了楼伟镁调拨的只有两万多株，这是原告的职务行为，与原告所说的10万多株不相符。油科所《证明》是说明徐松英和张国良，占之军和鲍玉君是夫妻关系身份。原告认为这两份材料是无效的，不能达到被告所要证明的目的。
证据五，常油所（2012）2号文件一份，证明原告于2012年2月16日被任命为油科所科研中心主任，其管理基地是职务行为，并不是具体育苗。浙林办种（2011）64号文件，证明浙江省林业厅对苗木规格、数量、苗木年限有明确的要求。原告对真实性无异。
此外，本院为查明事实，依职权向以下人员进行了解，制作了调查笔录：
一、油科所原所长、现任油科所支部书记俞日良证言，主要内容：（1）原告提供的“育苗合同”从来没有看过，也没有签过，如是他本人签订，肯定会有本人的签名，合同系原告自己伪造；（2）原告与占之军之间系私下合伙，该笔款项应给他们两个人的；（3）其任所长期间，单位公章由其保管，但单位有时财务或其他人员需要盖章可以自己拿去盖；（4）如果是签订育苗合同，内容应该是非常详细，不会这么简单，如管理费的上交，价格不可能明确写明，是随行就市；还有自2009年起单位就没有与职工之间签订过合同。比如2009年4月的合同就是以张国良妻子名义徐松英签订的。
二、油科所职工张国良证言，主要内容：辉埠塘底的苗木基地总承包人是其妻子徐松英，其他人要与所里签订合同要经其允许。在其承包期间于2011年将其中的5亩分包给鲍玉君，双方签订了承包协议，并经过所里同意的；鲍与楼伟镁是合伙关系，但是秘密的，在他们合伙期间所里是向他们调拨过苗木的，但以谁的名义就不清楚；从2013年起他们双方就没有合作了，楼伟镁从其他村民租田育苗了。
三、油科所职工许培龙证言，主要内容：塘底基地有三块，其中张国良与楼伟镁各一块，还有所里留了一块是绿化苗木。在2012年的时候楼伟镁是科研技术人员有权调拨苗木，从他自己基地调拨了2000余株苗木，楼本人在调拨上签名，其也在调拨单上签名，签名的作用是说明经手调拨了多少苗木。至于楼伟镁与鲍玉君是什么关系其不清楚。
四、常山县林业局技术推广中心干部杜某证言，主要内容：（1）技术推广中心（又称营林科）为林业局负责苗木调拨这项工作，基地的苗木调拨需要由林业局开具的调拨单才能与油科所结算款项，因为林业局不与农户直接发生关系，仅凭调拨单统计具体数据，油科所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楼伟镁；（2）楼伟美的老婆与鲍玉君系同学关系，楼伟美以其老婆名义与鲍玉君进行合作关系，现因双方发生纠纷，导致上法庭；（3）2012年度楼伟镁与鲍玉君二人总共调拨苗木共计162225株，是根据双方开具的调拨单所注明的名字而统计的，其中注明楼伟镁2万多株，其余是注明鲍玉君；（4）原告楼伟镁提供给法庭的“苗木结算”和“补植款结算”是根据油科所楼伟镁提供的调拨单由杜制作而成的，“苗木结算”的数据总和，与被告提供给法庭的“统计数量说明”数据是相同的；“苗木结算”只不过是将楼伟镁与鲍玉君都写了楼伟镁的名字，因为他们两人是合作关系，所以在“苗木结算”中就没有鲍玉君的名字；而“统计数量说明”是苗木结算的一个细化（按照名字分别统计）；（5）对原告提供给法庭的这份育苗合同是否签订不清楚，但据其了解油科所不可能签订这样的合同，因为合同中约定了苗木具体价格是不可能这么写的，因为价格是每年有变化的，上一年度不可能定下一年度的价格，并向本庭出示了2011年12月31日常林（2011）97号文件一份，以证实价格的确定，是由县林业局具体下文而定。
五、鲍玉君谈话笔录，主要内容：其与楼伟镁老婆徐静梅之间系同学关系，自2010年11月份开始其丈夫占志军与徐静梅之间有绿化小苗木合作关系，不存在油茶苗木合作，并出示2010年11月16日向塘底村民童水清租田合同一份予以印证（指合同中有注明“用于绿化小苗木”字样）。
六、证人陈某的谈话笔录，主要内容：（1）陈的老婆童水花系苗木基地的队长，主要负责苗木基地的帐目、雇工和租地，由于其老婆不识字，所以帐目由其代做；（2）塘底基地有张国良、楼伟镁、鲍玉君三个人在育苗。因为楼伟镁的老婆与鲍玉君是同学，从2011年开始鲍玉君与徐静梅就开始合作，并从他小舅子童水清处租了3亩多田，准备用于育油茶苗木，后来由于又从张国良租了田，故将童水清处租的田用于绿化苗，从张国良租的田供油茶苗。经辨认，鲍、徐提供的两份租赁合同，陈某称鲍玉君合同上注明的“用于绿化小苗”以及占志军的签名系由鲍玉君事后补上去；而且该份合同是由鲍玉君起草，三人共同签名（指童水清、鲍玉君、徐静梅），其本人也在合同上签过收到租金的名字；（3）2012年由于其两人合作发生矛盾，于2013年4月份，由陈帮助其写了分田字据，由于油茶苗已经交叉在一起，故仅将田块分开，油茶苗没有分开，三人在分田字据上分别签名；（4）鲍、徐两人合作期间租田的费用以及发工人的工资都是由徐静梅、鲍玉君两人平均出资；鲍玉君从大桥移过来的苗木是由其单独做帐，与她们合作的苗木是分开记帐，并出示帐本共六页。
七、油科所班子成员喻某谈话笔录，主要证明油科所在塘底的60亩基地是由张国良妻子总承包，后来由于基地没有用完，故在2010年底或2011年初把大桥的鲍玉君叫过来，同楼伟镁一起参与育苗，从表面上看她们两人是一起育苗的，但具体什么关系不清楚；对于该份“育苗合同”，据其了解所里应该没有签订过此份合同，因为油科所已经与张国良签订了合同，二份合同内容相比张国良的合同是不包销的，而且还要上缴10%管理费，是有风险的；而该份合同是包销的，价格是明确保障乙方的利益，忽视甲方的利益；且合同中没有违约条款，该份合同是明显钻了油科所管理混乱的空子；油科所在收到法院开庭通知后，专门召集所里班子成员进行了讨论，当时大家看到该份合同都很惊讶，都不知道有这份合同。
以上证言经当庭质证，原告对俞日良证言中所讲没有签订过合同事实有异议，认为俞由于时间较长，可能记不清楚此事；对许培龙证言中所讲的不清楚楼与鲍玉君之间关系，认可是合作关系；对于杜某证言，认为其中的七张调拨单苗木是油科所自用的，不包括在总数当中，其他事实以及张国良的证言无异议。对鲍玉君的证言（含租田合同），认为租田是事实，但不是用来育绿化小苗，而是用于育油茶苗的，双方发生纠纷也是因为育油茶苗而引起的。对陈某证言原告无异议；对证人喻某的笔录，原告认为喻某不了解油科所的情况，参加会议时，其并没有讲过那些话。被告对以上证言无异议。
综合以上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一虽然具备一般合同的形式要件，即签名或盖章，但实质要件不具备，从合同的内容看不具有真实性，理由为：（一）常山县油科所已与张国良之妻徐松英签订了总的合同，且承包期限为11年，即从200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不可能再与其他人签订合同（详见总合同第七条违约责任）；（二）作为一个单位领导不可能与本单位在职干部签订这份合同（因为张国良也是油科所的职工），油科所也是与张国良的妻子徐松英订的合同；（三）该份合同与被告提供的二份合同内容相比完全不同，缺少主要条款如苗木种植的基地、管理费用的上缴，以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且根据证人杜某、喻某证言所知，一般苗木价格是在下一年度才能确定，不可能在合同中直接确定价格；四是根据张国良调查笔录，徐松英承包后仅将其中的5亩转包给了鲍玉君丈夫占志军，这与油科所提交给法庭的第二份合同相吻合。如果油科所再与楼伟镁签订这份合同，显然是相矛盾的。为此，根据以上分析，结合法院依职权调查的其他几位证人的证言，足以推翻该份合同的成立，故原告提供的育苗合同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原告的证据二，结合被告的证据四以及证人杜某的证言，仅能说明从楼伟镁妻子与占志军合作基地上调拨过苗木；证据三楼伟镁的签字仅是一种职务行为；故原告的证据二、三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四系原告自行制作，没有经油科所和相关部门的确认，不予确认；证据五系证明被告单位的经营资格，被告无异议，予以确认；另外，对原告在第二次开庭中提供的证据（一）系楼伟镁妻子徐静梅与占志军合作期间的帐目记录，与本案无直接关联；证据（二）说明徐静梅在合作期间与他人发生过矛盾，油科所进行过协商的事实；证据（三）18张调运单虽然有林业局公章，但调苗地点记载是塘底村，不能证明从楼伟镁基地调运苗木。被告提供的证据一、二、三，结合证人俞某、喻某等人的证言，可以印证原告该份合同内容是不真实的；证据四、五说明原告的签字是一种职务行为；以上五份证据因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此予以采信。本院依职权取得的七位证人的证言，因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此予以确认。
综上，结合原、被告在法庭上的陈述，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油科所在常山县辉埠镇塘底村有油茶良种繁育苗木基地60亩。2009年4月8日，油科所将该基地承包给徐松英经营（系本单位职工张国良妻子），双方于当日签订了《油茶良种苗木繁育基地承包协议》一份，约定承包期限为十一年，即自200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此外，双方还对育苗的规格、承包费及上交办法以及其他的权利义务作了明确约定。原告楼伟镁系油科所在编干部，职务为科研中心主任，其主要工作职责负责塘底村油茶良种繁育苗木基地育苗工作。楼伟镁的妻子徐静梅与占志军妻子鲍玉君（系大桥头乡政府干部）是同学关系，双方口头约定合作育苗。2010年11月16日占志军、徐静梅共同向常山县辉埠镇塘底村童水清租用3.1亩旱田用于育苗，租用期限为2010年11月16日至2014年4月30日。2011年3月20日，徐松英以常山县金都油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的名义，将从油科所承包的塘底60亩苗木基地转包了5亩给常山县绿友种苗种植场负责人占志军用于育苗，双方于当日签订《承包油科所苗圃转让部分农田和油茶苗木培育任务的协议》一份，约定了与前述合同相类似的内容，并经得油科所同意。截止2012年春季，油科所从占志军与徐静梅合作的基地共调拨油茶苗木162225株。后因为占志军与徐静梅发生矛盾合作终止，双方于2013年4月9日，由陈某做中间人对其两人合作期间的油茶苗木基地进行分割，因苗木交叉分布，故仅将田块分开，田中苗木没有分割，并由鲍玉君、徐静梅分别在分田字据上签名。2013年8月5日油科所主持双方进行协商处理，徐静梅向油科所作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由于在育苗合作过程中双方发生经济纠纷，愿意服从油科所的调解结果并承担相关费用。后因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2011年度的苗木款至今尚在油科所，未向占志军、徐静梅支付。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不能提供证据或提供证据不足证明所主张事实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通过开庭查明的事实，被告油科所虽然从原告楼伟镁管理的塘底村苗木基地调拨过苗木，但这只是基于徐静梅与占志军合作合同项下产生的事实，并非依据原告楼伟镁提供的“育苗合同”项下的苗木调拨；虽然楼伟镁与徐静梅系夫妻关系，但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有权向油科所主张苗木款的并非原告楼伟镁，现原告楼伟镁依据“育苗合同”要求被告油科所支付其苗木款229757.50元（后变更为135553.75元），显然证据不充分，故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被告油科所要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意见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楼伟镁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3011元（原告已预交5367元），由原告楼伟镁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文香
审 判 员 叶根香
人民陪审员 蒋芝香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张造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