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长民二（商）初字第4234号
原告上海昱熹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
法定代表人陈玉妹，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张迅雷，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敏，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被告刘冰，女，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
委托代理人彭俊，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昱熹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刘冰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4月2日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代理审判员陈宇琦独任审判。本案于2015年6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张迅雷，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彭俊到庭参加诉讼。后经原、被告申请，本案延长简易程序审理期限3个月。后本院又于2015年7月16日组织双方对补充证据进行了调查，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张迅雷，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彭俊参加了该次证据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海昱熹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诉称，原告由被告、案外人王文珍、陈玉妹、张梅香四人以人民币5万元（币种下同）对价购得并存续。被告持有40%出资份额，王文珍（被告母亲）持有10%出资份额，被告担任原告财务负责人。2014年3月5日，被告、王文珍将其持有的上述股份转让给案外人凤某。
2013年8月，原告与案外人银川奥特莱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奥特莱斯公司）签订为期五年的《咨询管理协议》，合同总价350万元，分三次支付。截至2014年1月24日，原告收到前两笔合同款分别为210万元、105万元，共计315万元。然原告财务违反《会计准则》将315万元开票金额扣除3%增值税后的余额一次性确认为2013年营业收入，导致原告2013年盈利，被告据此分得股利691，220元。上述股利系由案外人熊某某（原告隐名股东、陈玉妹妹的儿子、张梅香的女婿、凤某的丈夫）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七次向被告支付（其中，3笔直接汇给被告共计403，720元，4笔汇给被告丈夫案外人邵炜共计287，500元）。
事后，原告发现了上述会计错误。原告认为上述315万元不能作为2013年度收入，即使能作为收入，也应该以预付款的性质，将315万元分摊到5个会计年度。鉴于2013年原告实际服务时间为4个月（即9月至12月），故2013年能作为收入的部分仅为22.65万元。因2013年度原告产生费用291.48万元，故2013年原告实则处于亏损状态，无利润可分配。据此，被告系因会计错误而获得了股利，且该股利分配违反原告公司章程性文件，并无股东会决议和会议纪要支持。因被告的上述行为属于损害公司利益，原告遂诉至本院，请求判令：1、被告返还原告股利691，22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明材料：
咨询管理协议，证明（1）原告提供的咨询管理服务期限为5年；（2）就该服务费，原告负有双倍返还义务，原告获得服务费的金额取决于后续履约情况，故不能确认收入；（3）原告财务错将315万元确认为预付款。因服务未提供完毕，原告无权获得相关报酬。
2、章程，证明被告于2013年7月26日签署章程，为原告公司股东，持有40%的股权。
3、2013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证明（1）原告股利分配程序为，总经理向执行董事提议利润分配方案，执行董事提交股东会讨论并作出决议。（2）原告股利分配时间在系一个会计年度的第一个月。
4、2014长民一（民）初字第3668号《民事判决书》，证明（1）被告为原告股东；（2）被告承认收到原告403，720元；（3）被告陈述该款项性质为公司股利。
5、2014长民一（民）初字第367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1）被告的丈夫邵炜承认收到原告287，500元；2、邵炜陈述该款项性质为公司股利。
6、帐户明细，证明原告转账给熊某某85万元，后熊某某又将691，220转账给被告夫妇。
7、银行转账回执，证明（1）被告通过熊某某转账共收到原告403，720元；（2）邵炜通过熊某某转账收到原告287，500元。
8、会计报表，证明原告财务错误确认2013年的收入305.84万元。
9、应收账款明细，证明2013年原告开票金额为315万元。
10、主营业务收入明细，证明原告财务错误确认2013年的收入约为305.84万元。
11、记账凭证，证明原告财务错误确认2013年的收入约为305.84万元，其中收入305.83万元为服务费。
补充证据1、（2014）长民一（民）初字第3668号及（2014）长民一（民）初字第3671号两案调查笔录、审理笔录、证据交换笔录一组，证明（1）3668号案件2014年10月15日的庭审笔录第3页第16行，被告称确实收到403，720元，认为该钱款并非借款，而是被告与熊某某合伙经营公司纠纷中的钱款；（2）3671号案件2014年10月15日庭审笔录第3页第13行，邵炜确认收到287，500元，认为该钱款并非借款，而是邵炜与熊某某合伙经营公司纠纷中的钱款；（3）第6至第7页证明，原告财务案外人杨龙珍由被告申请到庭作证，该财务受被告直接领导。
被告刘冰辩称，不同意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首先，原告的账目处理系内部事宜，与被告无关，且被告认为该时账目处理无误，原告与奥特莱斯公司间的《咨询管理协议》实为招商协议，所谓的咨询费实为招商补贴，故根据协议内容实质所做的财务处理系经原告确认的，原告据此开具了发票，故该与原告主张的预收款系相互矛盾的。其次，原告现主张该年度会计处理错误并未得到税务部门的认可，相反该年度的账目处理已经获得税务部门确认。故原告系为了提起本案诉讼而故意提出财务处理错误的观点。第三，原告并无证据证明曾向股东发放过股利，其提供证据亦无任何关于股利发放的财务记录。此外，原告于2013年9月25日收到奥特莱斯公司支付的第一笔咨询费，而原告主张发放给被告的股利中第一笔打款时间为2013年8月27日，而彼时原告尚未有收入，又何来盈利可以分配股利？同时，被告于2014年3月5日与凤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又于2014年3月7日收到原告主张的发放给被告股利中的最后一笔，既然被告该时已转让股权退出原告，为何原告还要发放股利给被告？
被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明材料：
原告工商公示信息、原告2014年3月7日《股东会决议》一份，证明原告提供的证据3系不真实的。
《股权转让协议》2份，证明被告、王文珍于2013年3月5日分别将持有的原告公司的股份转让给凤某。
经庭审质证，被告表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2、6、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认可，认可其中签字系被告本人所签，但其内容与当初签字时不一致。具体表现在凤某系被告退出后方担任原告监事的，但该份证据中已聘请凤某为监事；对证据4、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案中被告及邵炜的观点并未获得法院认定，故就涉讼钱款的性质还需本案认定；对证据8、9、10、1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上述账目均经税务部门确认，即表示账目处理系正确的；对补充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份证据无法证明涉讼款项系被告以股东身份领取的股东分红，也无法证明杨龙珍受被告领导。且杨龙珍作为原告财务系受原告聘用的，其职务行为代表了原告的意思表示。
原告表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
经审理查明，原告公司于2009年9月29日成立。
2013年7月26日，陈玉妹（出资比例40%）、被告（出资比例40%）、张梅香（出资比例10%）、王文珍（出资比例10%）作为公司股东共同签署公司章程。该章程记载：原告注册资本100万元，实收资本100万元，出资时间均为2011年12月；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利机构，行使以下权利：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执行董事、监事，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对上述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股东会会议应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股东会应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出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名，执行董事对股东负责，行使制订公司年度财务方案、决算方案，及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等职权；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执行董事担任。
2013年8月30日，陈玉妹、被告、张梅香、王文珍签署《2013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该决议记载了如下内容：股东会同意选举陈玉妹为原告执行董事；股东会同意陈玉妹提名并通过聘请凤某担任原告监事；经原告执行董事陈玉妹推荐，并经股东会同意，决定聘请邵炜为原告总经理；经原告总经理邵炜推荐，并经股东会同意，决定聘请被告为原告副总经理。
股东会同意按以下程序完成2013年利润分配：（1）总经理于法定财务年结束前15日，根据2013年公司实际经营状况，向执行董事建议利润分配方案、发放办法及相关各科目的比例、金额、用途等信息；（2）执行董事应在收到上述方案及相应信息3日内提议并组织召开股东会；并将编制完成后的利润分配方案报给股东会供决议；（3）股东会成员应于股东会期间对该分配方案做出讨论，并在法定财务年结束前5日内做出同意执行决议或修改执行决议；（4）总经理遵照股东会据以在法定财务年结束前指导相应公司部门计提和准备利润分配所需资金；（5）原告应于第二年第一个月内，按法定程序将上一年度全部待分配利润按股东会决议分配完毕。执行董事、监事、总经理、副总经理年薪均为65，000元。股东会根据原告章程授权总经理审核、审批支付在10万元内的权利。
同年，原告与奥特莱斯公司签订《咨询管理协议》（合同编号为HT-YC-
ZS-1013）。其中第1.1条约定：由原告根据原告对商铺管理品质和定位的要求，对“恒源祥集团彩羊生活馆”品牌柜台和原告专区（以下统称为原告专区）提供咨询服务。服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原告专区内装修设计、装修指导、工程管理、货品陈设、人员设备配置、营业管理等全方位咨询管理，使得原告专区符合名品折扣城开业和正常经营要求。第2.1条约定：咨询管理期限为2013年8月30日至2018年8月28日。第3条“咨询管理费及支付方式”约定：（1）奥特莱斯公司向原告支付咨询管理费共计3，500，000元，该费用包括原告完成第1.1条事项所需要的全部费用及相应承担的全部税费、规费；（2）原告专区涉及方案经奥特莱斯公司或指定管理公司书面同意后，奥特莱斯公司支付咨询管理费总额的60%，即2，100，000元；（3）原告专区设计装修、专柜组装、陈列完毕后，经奥特莱斯公司或指定管理公司书面认可后10日内，奥特莱斯公司支付咨询管理费总额的30%，即1，050，000元；（4）原告专区正式开业经营经奥特莱斯公司书面确认后30日内，奥特莱斯公司支付剩余咨询管理费，即350，000元。第5.7条约定：原告应于2013年12月5日前完成第1.1条约定的装修设计、专柜装饰工作，使原告专区满足名品折扣城开业的要求，并保证2013年12月6日开业前原告专区人员到位、货品充足。第6.5条约定：原告专区正式开业后，非奥特莱斯公司原因影响，原告于咨询管理期限未满前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原告应在终止本协议后5个工作日内向奥特莱斯公司双倍返还未提供服务期限的咨询管理费。
协议签订后，基于原告的履行情况，原告分别于2013年9月25日、2014年1月10日、2014年1月24日、2014年2月20日收到奥特莱斯公司分期支付的咨询管理费2，100，000元、525，000元、525，000元、350，000元，共计3，500，000元。根据原告内部记账凭证显示，上述钱款均以“主营业务收入”入账。
2013年12月20日，名品折扣城正式开业，原告专区亦于该日开业。
还查明，2013年9月2日，原告在农行上海嘉定开发支行开户。截至2013年9月25日，原告上述账户在收到奥特莱斯公司支付的第一笔咨询服务费2，100，000元后，账户余额为2，100，770.15元。2013年9月26日，原告以借款名义向熊某某个人账户（XXXXXXXXXXXXXXXXXXX）汇出1笔50，000元及8笔100，000元，还以报销名义向熊某某个人账户汇出1笔71，500元，共计汇出921，500元。同日，原告还以借款名义向邵炜个人账户（XXXXXXXXXXXXXXXXXXX）账户汇出12，500元。
期间，熊某某个人账户至邵炜个人账户的打款情况为：1、于2013年8月27日汇出40，000元；2、于2013年9月6日汇出10，000元；3、于2013年9月30日汇出200，000元，汇款附言为“第一笔20万”；4、于2013年10月8日汇出37，500元。共计汇出287，500元。
熊某某个人账户至被告个人账户（XXXXXXXXXXXXXXXXXXX）的打款情况为：1、于2014年1月27日汇出200，000元；2、于2014年1月28日汇出3，7470元；3、于2014年3月7日汇出166，250元。共计汇出403，720元。
另查明，2014年3月5日，被告、王文珍分别与凤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分别以400元、100元的价格转让所持有的原告40%、10%的股权，并约定应在2014年3月7日完成股权转让的相关交割事宜，包括后续工商变更需被告、王文珍签署的相关文件。后上述500元凤某未实际支付。
2013年3月13日，经核准，原告股东变更为陈玉妹（出资40万元）、凤某（出资60万元）。原告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均未变更。
2014年5月29日，熊某某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分别向邵炜、被告提起（2014）长民一（民）初字第3671号、（2014）长民一（民）初字第3668号民事诉讼。在该两案中，熊某某主张上述由其个人账户打给邵炜、被告个人账户的钱款均为借款性质，故以归还借款及支付利息为由主张向其个人返还。邵炜本人到庭辩称，上述款项并非向熊某某的借款，而系熊某某作为隐名股东与其合伙经营原告所应当得到的分红款（即原告盈利50万元，邵炜享有其中一半扣除5%税费，再加上原告开办费用50，000元）。被告本人到庭辩称，上述钱款并非向熊某某的借款，而系熊某某作为隐名股东与其合伙经营原告的钱款（其中，237，470元为原告盈利的50万元中被告享有的一半在扣除5%的税费和30元跨行转账手续费；166，250元则为尚未结算的原告盈利35万元，被告享有其中一半再扣除5%的税费）。该两案中，熊某某、被告均确认，因熊某某当时系案外人上海久岛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上海久岛）员工，上海久岛、银川久岛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银川久岛）、奥特莱斯公司又系关联公司，故为避嫌熊某某一方则由陈玉妹、张梅香出面入股。但熊某某认为当时被告系原告实际控制人，被告则认为熊某某系原告实际控制人。
2014年10月24日，本院就上述两案作出民事判决。本院认为，熊某某主张上述款项系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支付给被告、邵炜的，对于该主张，熊某某承担举证责任。而因熊某某对此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借贷关系，故仅凭钱款给付事实难以得出借款事实的成立，故判决驳回熊某某该两案的诉讼请求。判决后，熊某某未提出上诉，上述两份判决现已生效。
审理中，原、被告均确认，王文珍系被告母亲，邵炜系被告丈夫，陈玉妹系熊某某母亲，凤某系熊某某妻子，张梅香系凤某母亲；王文珍、陈玉妹、张梅香实际未参与原告经营。
原告还确认，自被告退出原告后，熊某某为原告的实际控制人。就本案原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即会计账目处理错误，系原告聘请新的会计在前两案诉讼结束后提出的。就该账目处理错误，原告尚未向税务或其他相关部门提出过更正请求，原告账目亦尚未做更正处理。
被告还确认，就涉讼款项的性质，其曾做过如下几种表述：
1、在2014长民一（民）初字第3668号、2014长民一（民）初字第3671号案件中，被告、邵炜及其共同代理人表示，邵炜收取的287，500元=50，000元（原告开办费用）＋500，000元（原告盈利）＊50%（享有一半盈利）＊（1-5%）（扣除相应税费）；被告收取的403，720元=500，000元（原告盈利）＊50%（享有一半盈利）＊（1-5%）（扣除相应税费）-30元（跨行转账手续费）＋350，000元（原告未结算盈利）＊50%（享有一半盈利）＊（1-5%）（扣除相应税费）。
2、在2015年6月8日该次庭审中，被告代理人则表示，涉讼钱款中邵炜于2013年8月27日、2013年9月6日收到的共计50，000元系代垫费用的报销款，其余为银川奥特莱斯项目结算款。后经本院详细询问，被告代理人又表示，被告获得上述项目结算款系基于其要退出原告，熊某某作为原告实际控制人遂同意给与被告一定补偿，该金额系被告与熊某某合议得出的。另因凤某实际未按《股权转让协议》支付被告、王文珍共计500元的股权转让款，故该项目结算款亦作为被告、王文珍转让原告股权的对价。
3、在2015年6月9日该次证据交换中，被告本人及被告代理人又表示，2013年8月27日的40，000元及2013年9月6日的10，000元，共计50，000元，系邵炜在原告专区前期筹备中的垫资款，经向原告用相关票据报销所得。2013年9月30日的20万元、2013年10月8日的37，500元、2014年1月27日的20万元、2014年1月28日的37，470元，系被告及邵炜除每月基本工资外，熊某某作为原告实际控制人另承诺给与其二人的劳动报酬，前两笔系经被告要求打入邵炜账户的。2014年3月7日的166，250元系被告退出原告所获得的补偿。关于166，250元该数额，系因此前熊某某从原告账目上提取35万元表示要给奥特莱斯公司老总回扣。但后经了解，该35万元实被熊某某个人占有，故被告提出如其退出应就该部分利益获得相应金额（即20万元）的补偿。当时熊某某同意支付20万元，但被告仅收到166，250元。被告表示，其认为涉讼款项来源于原告，系原告通过熊某某账户向其与邵炜支付的。
就上述不同表述，被告代理人表示，因熊某某在经营原告过程中存在虚开发票报销的行为，恐涉及刑事犯罪，故为顾及到熊某某，不想把事情搞得更复杂，遂用“项目结算”来概括表述涉讼钱款性质。另被告本人表示，虽其本人亦参与了（2014）长民一（民）初字第3668号案件庭审，但就涉讼款项的性质仍以其本人在本案中的陈述为准，并愿意为此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此外，邵炜向本院提交书面说明，确认其就涉讼纠纷的事实及法律意见，均以被告本次陈述为准。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本院于2015年8月21日向熊某某及原告代理人同时进行了调查。该次调查中，熊某某表示：1、其至今认为涉讼款项系其个人出借给被告的。被告当初因购房所需向其借款，碍于朋友关系，双方并未订立书面协议，且该些钱款均来源其个人，与原告无关。但被告及邵炜在前两案中对借款事实予以了否认，其无奈之下只能以原告的名义，按照被告及邵炜对涉讼钱款系股利分红的定性，要求被告返还股利。2、陈玉妹、张梅香、王文珍、被告及其个人均未实际向原告出资，原告账户直至2013年9月25日收到奥特莱斯公司支付的第一笔咨询管理费2，100，000前并无可用资金。3、涉讼钱款发生期间，原告账户由被告、邵炜实际控制，其每月要求被告、邵炜提供账目供其查阅。4、被告离开前，原告对外借款无需召开股东会，仅需其本人、被告、邵炜三人同意即可。上述其个人向原告的借款，系用于归还个人车贷和房贷。因被告就原告账户单笔汇出金额设置了20万元的上限，故上述钱款只能分多次汇出。该些借款目前仍由其在陆续归还中。5、原告收到350万元咨询管理费后，其作为银川奥特莱斯项目介绍人，从原告处拿取了咨询管理费10%（即35万元）作为酬劳。对此，被告在与其商讨退出问题时，便以均分该35万元收益作为退出条件。后经协商，其于2014年3月7日支付被告166，250元作为被告、邵炜退出原告的条件。6、目前原告专区准备撤柜。为此，其已与上海久岛于2015年6月15日达成协议，约定通过将原告专区搬至上海久岛在乌鲁木齐将要开设的奥特莱斯，并由银川久岛按照其与原告就名品折扣城项目签订的进场合同扣除原告已支付的10万元保证金为条件，解除《咨询管理协议》，奥特莱斯公司承诺不再追究原告在《咨询管理协议》项下的违约责任。7、鉴于此，原告代理人及熊某某认为，银川奥特莱斯已支付的350万元咨询管理费，在2015年6月15日前应按服务期限分摊至相应年度收入，剩余部分于2015年6月15日一次性作为原告2015年度的收入。8、经本院反复多次释明及询问，原告代理人及熊某某确认本案诉请所依据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为股东会决议及《公司法》第37条、第166条、第167条，并依据《公司法》第167条主张被告返还违规分配的利润。此外，陈玉妹、张梅香、凤某向本院提交书面说明，确认其等就涉讼纠纷的事实及法律意见，均以熊某某的陈述为准。
上述事实，有章程、《2013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咨询管理协议》、记账凭证一组、银行转账回执一组、《股权转让协议》2份、2014长民一（民）初字第3668号《民事判决书》、2014长民一（民）初字第3671号《民事判决书》、（2014）长民一（民）初字第3668号及（2014）长民一（民）初字第3671号两案调查笔录、审理笔录、证据交换笔录一组，以及双方当事人、熊某某的陈述为证。上述证据经庭审审核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系指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定义务，损害公司利益而引发的纠纷。本案中，经本院反复释明，原告明确，其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的依据系认为被告作为当时原告的实际控制人，利用错误的会计处理方式，在未召开股东会或经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违规发放股东分红，导致原告损失。
首先关于涉讼款项性质。原告现实际控制人熊某某曾在前案以借款名义向被告、邵炜主张返还。经本院判决驳回后，原告虽提起本案诉讼，但原告及熊某某仍表示，其依然认为涉讼钱款系熊某某个人向被告、邵炜的出借款，但为提起本案诉讼，只得认可被告及邵炜在前案中关于涉讼款项系股东分红的主张。对此，被告、邵炜虽在本案审理中对涉讼款项的性质又作出了与前案不同的解释，但就被告在其答辩意见中所提及的，原告不可能在尚未有任何收入前即于2013年8月27日、2013年9月6日发放股东分红的意见，原告至今未能作出明确、合理的说明。且原告又自认，熊某某于2014年3月7日汇出的166，250元系支付被告、邵炜退出原告的对价。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理应就涉讼款项均为股东分红承担举证责任。然而本案中，原告自始至终未能提供原告曾经进行过股东分红的证据，而仅表示其主张为股东分红系依据被告、邵炜在前案中对于款项性质的陈述。对此，本院认为，公司是否进行利润分配？分配金额是否合理？均系公司经营管理事务，原告理应提供相应的决策性文件或管理性文件作为其主张的依据，而不能仅仅将被告陈述作为公司内部的管理依据。且在原告自身对涉讼款项性质的认定曾发生过变更，且至今态度游移的情况下，本院亦无法就原告上述主张作出高度盖然性的判断。据此，就原告关于涉讼款项均为股东分红的主张，本院不予确认。原告应依据客观事实及真实充分的证据，依法主张其合法权益。
其次关于被告是否为实际控制人并滥用该身份致原告利益受损。本案中，原、被告均已确认，原告原股东王文珍、陈玉妹、张梅香当时均未参与原告实际经营，系由熊某某、被告、邵炜实际参与经营管理。熊某某亦确认，虽由被告负责管理财务事宜，但其每月要求被告、邵炜提供原告账目供其查阅，且前述已查明的多笔原告向其个人的借款，均无需召开股东会决议，仅需被告、邵炜、其本人同意即可。据此，结合上述原、被告陈述、原告目前举证，以及涉讼款项均由熊某某个人账户汇出的情况，本院认为，原告目前并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系当时原告的实际控制人，亦无法举证证明熊某某个人账户对外汇款与被告滥用实际控制人身份损害原告利益之间的关联。故就原告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海昱熹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712.20元（原告已预缴），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人民币5356.10元，由原告上海昱熹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陈宇琦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王 潇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二百五十八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到期后，双方当事人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审理期限。延长后的审理期限累计不得超过六个月。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