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甬民二终字第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水瑜。
委托代理人：王立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荣欢。
委托代理人：钟杰。
上诉人周水瑜因与被上诉人陈荣欢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20日作出的（2012）甬镇民初字第7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2005年8月15日，原告陈荣欢与被告周水瑜签订《顶管协议书》，约定甲方（即“新光集团”）将顶管工程以清包形式分包给乙方（即原告）施工，工程名称为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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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天然气顶管工程，施工地点在镇海至骆驼段，付款方式为工程完工，全部付清。上述协议并无“新光集团”的公章，被告在协议中签名。2006年1月10日，被告向原告出具《陈荣欢顶管工程决算表》结算单一份，载明：总计工程款490200元。原、被告确认此款已全部付清。2006年1月20日，被告又向原告出具《陈荣欢顶管工程量〈火电公司江北段天然气管线〉》结算单一份，载明：江北段、余姚段、江北段周江利签单费用等工程款总合计391460元。2008年2月3日，被告在此结算单中载明“冲回工程款壹拾万元，余款与火电结算”。2011年10月25日，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57950元，对此，原告认可被告支付了工程款64800元。现被告尚欠原告工程款226660元。
原审原告陈荣欢于2012年2月20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原审被告支付原审原告工程款人民币226660元。
原审法院对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告周水瑜是否为合同相对方，分析如下：
第一，双方在庭审中一致确认，第一份结算单（即2006年1月10日《陈荣欢顶管工程决算表》）工程款490200元已全部结清，被告认可该笔款项系由新光公司支付原告的，属于镇海段工程。原告亦认可该笔款项属镇海段的工程。可见，原告现诉请的金额为第二份结算单（即2006年1月20日《陈荣欢顶管工程量〈火电公司江北段天然气管线〉》）中的工程款，而该结算单中明确工程名称为江北段、余姚段、江北段周江利签单费用等。第二，根据被告提供的浙江省火电建设公司的证明，浙江省火电建设公司将部分顶管工程分包给新光公司，将部分顶管工程和土建工程分包给绍兴白云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全部竣工并已结清所有工程款，杭甬天然气输气管道工程（江北段、余姚段）不在其施工承包范围。可见，杭甬天然气输送管道工程（江北段、余姚段）并非新光公司的承包范围，而本案争议的范围在于第二份结算单，故被告主张其是以新光公司财务总监的身份履行职务并无事实依据。第三，庭审中，被告对其出具第二份结算单的原因解释为以朋友身份帮助原告复核工程量，而对其载明“冲回工程款壹拾万元，余款与火电结算”的原因又解释为原告可能向火电公司借款100000元，被告是以介绍人的身份在该结算单上做个备注。其解释前后不一致，且明显与常理不符。第四，被告在第一次庭审中自认，第二份结算单分为两个地段，一段是江北，一段是余姚，有三个施工企业参与其中，被告本人与该三家企业无任何关系。而被告在第二次庭审中又辩称该工程是其从这三个施工企业介绍过来给原告施工的，显然其辩称前后矛盾。被告以结算人的身份与原告结算，且又以个人名义向原告支付过工程款，但又否认自己为涉案合同相对方，其理由难以令人信服。第五，原告陈述其一直在向被告追讨工程款，被告于2011年10月25日通过银行支付原告57950元，而被告则否认其向原告支付过江北段或余姚段的任何款项。后经该院向相关银行查询，被告确于2011年10月25日向原告支付过57950元，被告则辩称该款项系新光公司镇海段顶管工程的最后一笔余款。然而，被告在庭审中自认其于2009年就离开了新光公司，被告离开公司两年后仍替公司支付工程款，被告又不能说明该57950元款项的性质以及与原告之间存在该笔款项往来的具体原因，其解释明显有违常理。若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被告也完全无必要以个人账户向原告支付工程款。第六，被告主张其代表新光公司，系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并以该公司与吴元兴订立的协议中盖有该公司的公章作为证据支持自己的该项主张，然而对于2005年8月15日原、被告签订的顶管协议书中并未盖有新光公司的公章，则解释为工作上的疏忽，其理由过于牵强，不足以采信。第七，被告以工程款拨付单证明其是代表新光公司，支付镇海段顶管工程2005年8月份的月工程进度款314400元，但该拨付单中的工程名称与合同编码均有明显改动的痕迹，其中新光公司的公章和由其提供的与吴元兴签订的协议书中的公章明显不一致，且涉案顶管协议书签订日期为2005年8月15日，而工程款拨付单中拨付工程进度款的日期为2005年8月17日，金额为314400元，镇海段工程结算总金额为490200元，在合同签订仅二天的情况下，支付如此比例的进度款，明显不合常理。综上，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原审法院认定被告周水瑜为涉案合同相对方，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告依约工程完工，被告在结算单上以结算人的身份签名，双方对工程款一致确认，故被告应当支付相应工程款。双方在庭审中均认可第一份结算单中的工程款490200元已全部付清，对此予以确认。第二份结算单中的工程款391460元，2008年2月3日，被告冲回工程款100000元，2011年10月25日，被告又支付原告工程款57950元，对此，原告认可被告支付了工程款64800元，对此予以确认。现被告尚应支付原告工程款226660元，原告诉请于法有据，予以支持。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被告于2011年10月25日支付原告工程款，属于诉讼时效中断，该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故原告诉请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审法院对被告的时效抗辩不予采信。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六十三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被告周水瑜支付原告陈荣欢工程款人民币22666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700元，减半收取2350元，由被告周水瑜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宣判后，原审被告周水瑜不服，上诉至本院，称：被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为工程发包人，及上诉人尚拖欠被上诉人工程款。1.原审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工程款属事实不清，对证据认定显失公正。被上诉人代理人在原审庭审时表述，所涉镇海段顶管分包施工的计490200元工程款已结算完毕，故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陈述的纷争已不存在。2.被上诉人提起诉讼的证据是2006年1月20日上诉人为被上诉人书写的顶管工程量清单，不能作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追索工程款的依据。书写清单至被上诉人起诉，已间隔6年之久，被上诉人诉求已过诉讼时效。清单中所涉江北、余姚段等三个地段的工程量，被上诉人不能提供与上诉人订立的工程承包合同。该清单不是欠条，不能证明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工程款。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及浙江省火电建设公司出具的证明未作分析认定，对上诉人而言极不公正。3.被上诉人在庭审中陈述自相矛盾。被上诉人代理人认为，江北段、余姚段顶管工程与镇海段有关联，基本属于同一工程，是对事实的误导。上诉人在清单上签名是以对帐人身份，以朋友关系为被上诉人结算工程款，而不是涉案工程的欠款人或发包人。被上诉人称上诉人曾支付过清单上工程款64800元，而实际情况是上诉人于2011年10月31日向被上诉人支付过57950元，系镇海段新光公司施工工程的尾款。原审法院将57950元认定为64800元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陈荣欢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事实认定部分，原审判决书作了详细分析，上诉人对这些争议在每次开庭中的陈述都不一致，不符合常理。上诉人一再强调自己以介绍人的身份参与工程结算，这个理由显然不成立。双方有承包合同，又有事实上的结算关系，在被上诉人一再催讨下，上诉人也于2011年10月25日付了最后一笔工程款57950元。被上诉人认可64800元，是为了付清工人的款项而作出的让步。结算单书写的时间在2006年，此后，被上诉人在不停催讨，上诉人才于2011年10月25日支付了最后一笔工程款。上诉人支付工程的行为可理解为诉讼时效的中断，所以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已过的问题。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2005年8月17日浙江省火电建设公司管道工程公司记帐联、2005年8月18日浙江省火电建设公司管道工程公司收款凭帐各一份，拟证明原判所质疑的2005年8月份的工程拨付单确实是浙江省火电建设公司管道工程公司支付给绍兴新光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的。证据2.2005年8月17日绍兴新光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工程进度款申请书、2005年9月10日绍兴新光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工程进度款申请书各一份，拟证明314400元的拨款金额是真实的。证据3.2005年9月份浙江省火电建设公司工程款拨付单（金额829600元）一份，拟证明周水瑜是施工单位的代表，不是发包方。证据4.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拟证明周水瑜非争纷工程发包人，属介绍人。上诉人申请的证人张某到庭作证，其陈述其系浙江省火电建设公司管道工程公司的经理，当时陈荣欢在做镇海段的工程，因其他标段工程比较紧张，管道需同步投产，经周水瑜介绍，陈荣欢去做江北段、余姚段的工程，其也在场的。余姚段工程是江汉油田建设公司做的，江北段工程是中石化宁波分公司做的，镇海段工程是浙江省火电建设公司做的。周水瑜与陈荣欢之间资金如何结算，其不清楚。后来，陈荣欢来找其协调江北段工程的款项。
被上诉人经质证，认为证据1不属于新的证据，对真实性有异议，跟与案外人吴元兴签订的协议书上的印章不一致。对关联性也有异议，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结算没有关联性。对证据2、3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且不是二审新的证据，应当在一审时就提供。对上诉人申请的证人张某到庭作证的陈述，认为无法证明上诉人所要待证的事实，且上诉人未提前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属于二审中新的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上诉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未在举证期限届满十日前提出，该证人证言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也不予认定。
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上诉人是否为涉案工程（镇海段、江北段、余姚段工程）的发包方。2.上诉人是否拖欠被上诉人工程款，款项为多少。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证明上诉人将镇海段工程发包给被上诉人，双方确认该段工程款已结清。在二审中，上诉人代理人也承认上诉人系镇海段工程的发包方。由被上诉人提供的《陈荣欢顶管工程量〈火电公司江北段天然气管线〉》结算单，明确载明工程为江北段、余姚段、江北段周江利签单费用，2012年64800已付（周水瑜），尚欠226660元。上诉人也不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江北段、余姚段工程由其他单位发包给被上诉人，其在一审中的辩称又前后矛盾，有悖常理。相反，上诉人于2011年10月25日通过银行支付被上诉人57950元。原审法院根据证据规则及生活常理，认定上诉人为涉案工程的发包方，符合客观事实。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非涉案合同相对方，根据其出具的结算单内容，上诉人也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综上，上诉人之上诉理由不足，不予支持。原判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判决妥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700元，由上诉人周水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宏亮
审 判 员 黄永森
代理审判员 张颖璐
二〇一三年二月十六日
代书 记员 潘芬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