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411刑初254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李东颖，男，1986年2月8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地江苏省响水县，现居住于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因犯诈骗罪，于2009年12月7日被江苏省响水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一万五千元，2011年5月21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6年6月17日被嘉兴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商务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22日被逮捕，2017年8月25日变更为取保候审。
辩护人徐君伟，浙江品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赵红伟，男，1981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户籍地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因本案于2016年6月18日被嘉兴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商务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8日变更为取保候审。经本院决定，于2017年12月7日被逮捕。现押于嘉兴市看守所。
辩护人蔡新，江苏强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唐传宏，男，1968年1月17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安徽省含山县。因本案于2016年8月26日被嘉兴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商务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23日变更为取保候审。经本院决定，于2017年12月7日被逮捕。现押于嘉兴市看守所。
辩护人冯飞博，浙江嘉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检察院以秀检公诉刑诉〔2017〕23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东颖、赵红伟、唐传宏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7年5月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根据被告人唐传宏的申请，嘉兴市秀洲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浙江嘉洲律师事务所律师冯飞博为其辩护。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沈某、代理检察员张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李东颖、赵红伟、唐传宏及其辩护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在审理期间，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检察院提请补充侦查，延期审理一次，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2年初至2016年6月，被告人李东颖、赵红伟、唐传宏以骗取财物为目的，组织、领导他人以投资国家工程、自愿连锁经营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一定数额的投资款获得加入资格，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分别骗取500余万元、270余万元、280余万元。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了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搜查笔录、辨认笔录、扣押决定书、传销结构图、刑事判决书等证据。认为三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且属情节严重；被告人李东颖系累犯，被告人赵红伟如实供述罪行，诉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分别予以惩处。
被告人李东颖庭审中供认严某、汤某2翠、胡某、汤某1是自己的下线，辩解自己只发展十几人，结构图上的很多人自己不认识，自己不是被告人唐传宏、赵红伟的上级；周某2，邓某、何某不是自己的团队，三人的银行转账和自己没有关系，认为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但不是累犯。
被告人李东颖的辩护人认为没有证据证实被告人李东颖领导、组织90余人的传销团队，汇款账户存在非李东颖体系成员邓某、何某等多个账户，没有证据证实李东颖收取了500万元；参与人缴纳的69800元中有19000元已返还给参与人，在资金定性上应该考虑；被告人前罪于2011年5月21日刑满释放，2016年6月17日被刑事拘留，在累犯认定上请予考虑；被告人患有眼疾，考虑其家庭情况，请求法院依法裁判。
被告人赵红伟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没有异议，供认自己在2016年4～5月份“上总”，顾某、李小番、储某1、戴某1是自己的下线，辩解李某1就是李小番，后李某1退出，自己把钱退还给李某1，故李某1条线不应计入其传销资金数额；自己没有操控、组织行为。
被告人赵红伟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和基本事实不持异议，庭审中提交了李某1（李小番）、杨某1、储某1出具的收条、证明，认为李某1的下线人员应当从赵红伟团队中剔除；银行交易明细不能证明是汇入了赵红伟团队，王某3的钱不是汇给赵红伟的，故不应当算在赵红伟体系中；赵红伟团队中的成员是否存在没有相应证据证明，根据人数计算的金额不能确定被告人的传销金额是270万余元，返还的19000元应从总额中扣除；被告人上面还有老总，其处于受人指挥、安排、管理状态，故系从犯，鉴于被告人的身体及家庭情况，建议法院对其从轻、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唐传宏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和事实没有异议，辩解自己体系的下线人员杨某3、杨某5后来离开了团队。
被告人唐传宏的辩护人对银行存款记录的真实性没有意见，认为该证据不能完整的体现体系表上的全部人员的资金缴纳情况；返还参与人员的19000元应从总的金额中扣除；被告人没有前科，请法庭考虑被告人的认罪态度。
经审理查明：
2012年至2016年6月，被告人李东颖、赵红伟、唐传宏相继在江苏省无锡市及昆山市、浙江省绍兴市及嘉兴市等地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传销组织，该组织以“1040国家工程”、“自愿连锁经营”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第1份3800元，之后每份3300元的认购方式获得加入资格，规定最多申购21份共69800元，购满后可发展下线，由伞下人员继续向下发展，成一定层级关系，且以发展人员的数量和交纳的份额作为晋升级别和计酬的依据，包括直接提成、间接提成等，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实为资本运作式传销活动。
该传销组织采取“五级三晋制”的模式进行管理。“五级”从下到上依次是：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又称业务员）、业务主任、业务经理、600份以上是高级业务员（又称“老总”）。“三晋”指新发展的人员、实习业务员、业务组长只要伞下体系累计份额10份以上可晋升为主任级别；业务主任晋升为业务经理，除其伞下体系累计份额达到65份，其直接下线人员必须有2名业务主任；业务经理晋升为高级业务员，除伞下体系累计份额达到600份，其直接下线必须有业务经理级别人员。
该组织在每个地方都有固定的区域，由区域内的“老总”担任“区长”、“自律总监”、“教育总监”、“经晨总监”、“申购总监”等职务，统筹、协调区域内各团队之间的事务。“老总”全面负责各自团队的决策，并在团队内由业务经理级传销人员担任“大总管”、“自律总管”、“自律配合总管”、“能力总管”、“经晨总管”、“申购总管”等职务，具体负责管理团队内各项传销事务。
至2016年6月，被告人李东颖、赵红伟、唐传宏为高级业务员，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均已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其中，被告人李东颖组织、领导尤基阳、刘某2、汤某2翠、胡某、邱某、孟某等人开展传销活动，参与人数达90余人，累计收取的传销资金数额约500万元；被告人赵红伟组织、领导顾某、李某1、储某1、储某2、李某2、杨某1、杨某2等人开展传销活动，参与人数达40余人，累计收取的传销资金数额约270万元；被告人唐传宏组织、领导章某、陶某、陈某2、朱某1、朱某2、徐某1、杨某3、徐美锡、易某等人开展传销活动，参与人数达40余人，累计收取的传销资金数额约280万元。
2016年6月17日，被告人李东颖被抓获，公安机关从其住处查扣车牌号为浙FB1LJ**奥迪汽车1辆及手机、笔记本、银行卡等物若干。
上述事实除被告人李东颖、赵红伟、唐传宏庭审中所持异议外，有经庭审质证的受案登记表、扣押决定书、清单及照片、接受证据材料清单、调取证据通知书及清单、传销组织结构图、笔记本、会议记录、银行查询记录、刑事判决书、释放证明、抓获经过、情况说明，证人杨某4、吴某、王某1、高某1、苏某1、苏某2、窦某、高某2、徐某2、黄某1、何某、刘某1、尤某、胡某、汤某1、汪某1、曹某、汪某2、王某2、石某1、石某2、高某3、严某、游某、崔某、储某1、储某2、杨某2、许某1、王某3、许某2、杨某1、宋某、戴某1、黄某2、余某、周某1、朱某1、章某、徐某1、朱某2、过长才、易某、方某、唐某、朱某3、陈某1、杨某5、杨某3、冯某1、戴某2、冯某2的证言，搜查笔录、辨认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并与三被告人的多次有罪供述相印证，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针对被告人李东颖、赵红伟、唐传宏及其辩护人关于本案事实等内容所存争议，综上证据，分述如下：
一、李东颖供认自己帮许某1（系被告人赵红伟团队体系下人员）办理银行卡，周某1的银行卡放在自己身上，周某1的存款记录有赵红伟体系下的人，自己存款后把钱转给赵红伟，传销组织里很多情况下是相互帮忙办的，故存款记录不一定是自己团队的人员；被告人赵红伟就交纳传销存款互相借用其他团队人员银行卡的供述与被告人李东颖的供述一致；白某、周某2、杨某4、封林、李某3、邓某、何某等人的银行卡交易记录印证本案三被告人体系下人员加入传销时借用了上述白周某3等人银行卡交纳传销款的事实。综上，被告人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传销体系下人员用其他团队人员银行卡交纳传销款不能认定为是各自体系下人员交款的意见与事实不符。借用他人银行卡交款实质是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
二、被告人赵红伟虽有归还李某15万余元欠款的证据，但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已经完成，通过李某1已经交纳了69800元的传销金额，且其依靠李某1条线的人员份额“上总”；被告人唐传宏也供认即使体系下人员离开，其份额还在这条线上，故即使李某1退出，被告人赵红伟实施的犯罪行为通过李某1条线继续传播蔓延，且李某1以下的层级也超过三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的规定：组织者、领导者形式上脱离原传销组织后，继续从原传销组织获取报酬或者返利的，原传销组织在其脱离后发展人员的层级数和人数，应当计算为其发展的层级数和人数。故被告人赵红伟对其团队体系内的人数和金额承担刑事责任。被告人唐传宏辩解其线下人员杨某5、杨某3离开团队的情形与被告人赵红伟辩解的情形一致。
三、被告人李东颖、赵红伟、唐传宏各自传销团队的结构图有多名证人证言、传销组织结构图、笔记本、会议记录、银行查询清单、银行交易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三被告人也多次供认在案，足以证实公诉机关指控的传销结构图的参与人数和体系构成。本案传销模式必须交满21份才能发展下线，返还的19000元是对新会员初次交满21份合计69800元的返利，新会员只认缴50800元违反本案的传销制度，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鲜有新会员未交满全部认缴金额的，且即使由被告人等垫付，对其上层来讲仍完成了认缴的全部金额；公诉机关在对三被告人直接或间接收取传销资金数额累计时对传销结构图中没有证据证实交款金额的的末端人员仅按入门的1份3800元认定，本案三个传销团队间以及与其他团队间借用银行卡交纳或转移资金的金额也未给三被告人追加累计，已体现就低认定原则。综上，公诉机关指控三被告人的涉案金额应予支持。
四、被告人李东颖、赵红伟、唐传宏最初被骗进入传销组织后，为了获利、晋级，积极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由最初的参与者发展成对组织的运行、发展起重要作用的骨干成员，三被告人有各自的传销团队，通过“五级三晋制”的模式对团队进行管理，均上升到高级业务员级别，在组织中起控制、管理、领导作用，均是主犯；涉案传销人员的银行卡交易明细证实他们与被告人李东颖间有频繁的交易记录且累计金额巨大，说明被告人李东颖更是在本案三个团队中起协调作用，在量刑时予以体现。
五、被告人李东颖因诈骗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11年5月21日刑满释放后于次年即实施组织、领导传销犯罪行为，其人身危险性较大，符合累犯的法律评价和追责条件。
三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与上述相左意见，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被告人李东颖、赵红伟、唐传宏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累计收取的传销资金数额均在250万元以上，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且属情节严重。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李东颖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赵红伟如实供述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唐传宏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各辩护人意见的合理部分，酌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李东颖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三十万元（罚金限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缴纳）。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先行羁押的一年二个月九日折抵刑期一年二个月九日）。
二、被告人赵红伟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十万元（罚金限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缴纳）。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先行羁押的一个月一日折抵刑期一个月一日）。
三、被告人唐传宏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十万五千元（罚金限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缴纳）。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先行羁押的二十九日折抵刑期二十九日）。
四、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供犯罪所用的工具予以没收；扣押在案的财物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李仁华
人民陪审员 俞家乐
人民陪审员 沈永根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七日
书 记 员 卢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