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粤0891行初62号
原告林增年，男，汉族，住吴川市。
委托代理人林日成，广东粤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湛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住所地湛江市赤坎区北站路口37号。
法定代表人李敬全，支队长。
负责人杨艺建，该支队教导员。
委托代理人陈建平，该支队科员。
委托代理人孟静，该支队科员。
原告林增年不服被告湛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以下简称湛江出入境支队）作出的《内地居民赴港定居申请取消通知书》，于2016年1月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1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2月2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于2016年3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林增年的委托代理人林日成、�告湛江出入境支队的负责人杨艺建及委托代理人陈建平、孟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湛江出入境支队于2015年12月15日作出编号为2015003的《内地居民赴港定居申请取消通知书》，告知原告：取消原告受理编号为0400360511的赴港定居申请，理由是根据《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三项“编造情况、提供假证明，欺骗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的”。
原告林增年诉称，原告经人介绍认识现在的妻子庄某某，两人于2006年7月18日在湛江市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婚后，为了照顾妻子，原告于结婚当年向吴川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提出了赴港定居申请，但时隔9年后，被告竟然以“编造情况、提供假证明，欺骗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为由，于2015年违法作出了编号为2015003《内地居民赴港�居申请取消通知书》，不予批准原告赴港定居申请。
原告认为，根据《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一）项“夫妻一方定居香港、澳门，分居多年的，可申请前往香港、澳门定居”的规定，原告与妻子于2006年分居，至被不批准赴港定居之日，已满9年，完全符合前往香港定居的法定条件。另外，《内地居民前往香港或者澳门定居审批管理工作规范》第二条规定“内地居民前往香港或者澳门定居实行定额审批”，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制定内地居民前往香港或者澳门定居的审批分数线。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局根据打分标准，对原告进行打分，并按照审批分数线进行审批。2015年夫妻团聚类赴港定居的分数线150分，原告的分数线为266分，完全符合赴港定居的条件。可见，原告申请赴港定居，既有事实依据，也有法律依据�原告的赴港申请应当得到批准。原告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撤销被告于2015年12月15日作出的编号：2015003《内地居民赴港定居申请取消通知书》；2、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林增年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两份，证明原告和妻子庄某某的身份基本情况。2、结婚证，证明原告和香港居民庄某某于2006年7月18日在湛江市民政局办理登记结婚手续。3、往来港澳通行证，证明原告在与妻子庄某某分局两地后，为了夫妻团聚，已多次持通行证赴港。4、编号：2015003《内地居民赴港定居申请取消通知书》，证明被告在原告的赴港申请已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形下，于2015年12月15日违法作出了编号：2015003《内地居民赴港定居申请取消通知书》，不批准原告的赴港申请。5、《富利家园签约确认书》、《商品房买卖合�（预售）》、《关于进一步规范境外机构和个人购房管理的通知》，证明原告在婚姻存续期间，向广东富利实业有限公司购买了一套位于茂名市XX路XX大院XX号房屋，原告本来想以夫妻共同名义购买，但是妻子不符合入户条件，所以买受人只有原告名字，但不影响该房是夫妻共同财产的性质，从原告购买房屋的事实，可以看出，原告和庄某某的婚姻关系是牢固的。
被告湛江出入境支队辩称，一、林增年申请单程赴港定居情况。林增年于1995年11月27日与前妻陈某某结婚，婚前于1992年4月5日生育长女林某贤，1995年9月3日生育次女林某某，婚后于1998年1月13日生育儿子林某聪。2006年6月12日，林增年与前妻陈某某在吴川市民政局协议离婚，3名子女由林增年抚养。同年7月18日，林增年与港人庄某某在湛江市民政局登记结婚。2006年7月18日，林增年申请赴香港定居夫妻团�。2009年3月27日，林增年再偕女儿林某贤、林某某和儿子林某聪申请单程赴香港定居夫妻团聚。
二、林增年问话及出入境记录、互访情况调查。2011年7月经送港核查，港返存疑不通过，建议：“分开面晤夫妻二人，就共同知晓的范畴，如两人的家庭的背景、居住地址、同住家庭成员、起居习惯，互访情况等，对比查询，以核查夫妻关系真实性。”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内地居民赴港澳地区定居受理审批工作的通知》“对婚姻、亲属关系存疑的赴港澳地区定居申请实行面见询问制度”的要求，其后我支队于2011年8月19日、2012年7月30日、2013年4月3日，共3次分别对林增年、庄某某进行问话调查。经比对，3次笔录相互矛盾，每次女方对男方职业、互访情况、女方兄弟姐妹反映不相同。2011年8月19日第一次问话，林增年称其香港配偶庄某某有1个哥2个姐3个妹共7个兄弟姐妹；和前夫生有2女1子，大女叫刘某某、二女叫刘某，儿子叫刘某某。庄某某却称其与前夫所生女儿叫劳某某、某某，儿子叫劳某某。男方到女方家居住时间反映不一致，林增年称其到女方处居住时间是没有固定的，但女方称每次住3个月。男方称2009年到香港女方家过春节，但女方说没有。2012年7月30日第二次问话，林增年称其配偶庄某某有1个哥1个姐5个妹共8个兄弟姐妹，与第一次问话不一致，称香港配偶庄某某与前夫所生大女儿叫卢某某，二女叫卢某某，儿子叫卢某某，与第一次问话所答有较大差别；第三次问话，男方说女方偶尔带她的小孩到深圳与他见面，小孩都是当天返回香港，女方留在深圳，但女方反映自己的小孩从没有和她到过深圳与林见面。女方反映男方在深圳卖衣服，而女方说男方在深圳做装修工。据查出入境信息系统，申请人2010年3月至2012年4月无申请记录，女方虽频繁入境，但基本当天出境。2006年7月至2013年底共15个重大节日（春节和中秋），两人几乎不在同一地区，这与问话不一致，第一、二次问话男方均反映有在香港同女方过春节，女方有很多年到吴川老家过春节，但经查出入境记录，男方在婚后只有2009年春节在香港停留的记录，而女方在婚后也没有在春节期间入境的记录。从以上调查可以看出，林增年和庄某某二人夫妻虽有婚姻登记之表，但无夫妻共同生活之实，对夫妻双方应共同知晓的范畴，如两人的家庭的背景、居住地址、同住家庭成员、起居习惯、互访情况等，经问话调查前后多方矛盾，反映的情况与出入境记录比对不符，有明显的编造情况，欺骗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取得信任，骗取证件赴港定居的意图。
三、审批情况。根据港方的核查结果和被告的相关调查，被告于2013年对林增年的单程材料进行集体研究认定：对林增年和庄某某二人的夫妻关系不予采信，属于编造情况、企图欺骗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骗取证件赴港定居。因此，根据《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第十三条：“内地公民申请去香港、澳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批准：……（三）编造情况、提供假证明，欺骗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的”之规定，我支队依法依规决定对林增年的单程赴港定居申请不予批准，并向林增年发出《内地居民申请往香港定居不批准通知书》。基于以上事实与理由，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湛江出入境支队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林增年及偕行人赴港定居申请表，证明原告向被告进行了申请，被告可以对其审查。2、林增年及偕行人居民身份证及户口薄，证明林增年的个人身份和申请表一致。3、被偕行人的出生证，证明偕行人的身份。4、林增年与庄某某结婚证书；5、庄某某身份证、回乡证；6、林增年与前妻陈某某的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前六项证据都证明林增年申请材料基本符合申请条件。7、不批准通知书，是被告作出对于林增年申请的结论。8、林增年、庄某某的三次询问笔录，证明林增年存在编造情况的情形，三次问话的笔录分别是2011、2012、2013年，比对三次笔录存在几个相互矛盾的地方，具体按照答辩状所说。9、林增年出入境记录，证明男方只有2009年春节在香港停留的记录。10、庄某某出入境记录，证明女方在婚后没有春节出入境记录，两人基本不在同一地区，他们虽然有夫妻登记的表现，但是没有夫妻共同生活的事实。11、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暂行管理办法，证明被告适用的法律依据。不公开质证证据包括：1、关于进一步加强内地居民赴港澳地区定居受理审批工作的通知；2、关于印发《内地居民前往香港或者澳门定居审批管理工作规范》的通知；3、林增年港返存疑材料。证明被告作出取消通知的依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公开质证的证据中，对证据1至证据6没有异议；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证明事实有异议，通知书不能证实原告赴港定居的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对证据8真实性有异议，这三份笔录的制作违反了法律规定，被告在问话前没有告诉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据当事人反映，笔录的内容根本没有让其过目，只是催促其签名导致笔录部分内容与实际情况有出入，所以才出现了林增年的问话与庄某某的问话有少许的出入；对证据9、证据10真实性有异议，这些证据都是复印件，证据来源不明，没有提供部门印章，不具有证据�力，从出入境记录来看，原告与庄某某来往比较频繁，是夫妻之间的探视往来；对证据11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证实原告的赴港定居申请不符合该法律规定。对不公开质证的证据中，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文件没有印章无法确定来源；证据2没有异议；证据3是复印件，不符合事实，真实性有异议。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到4都没有异议，认为证据5只是林增年本人的购房合同，只有签约的确认单，也没有房产证，该证据无法证明他们的夫妻关系。
原告和被告提交的证据均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要求，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林增年与前妻于2006年6月12日在吴川市民政局协议离婚，与香港居民庄某某于2006年7月18日在湛江市民政局登记结婚。2006年7月18日，原告林增年向吴川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提出赴港定居申请。吴川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受理后，被告依法对原告林增年的申请进行审查，并在审核后报省厅送香港入境事务处进行婚姻核查但未获通过。因对原告林增年及庄某某的婚姻关系存疑，为核查原告夫妻关系的真实性，被告分别于2011年8月19日、2012年7月30日及2013年4月3日与原告林增年及庄某某面谈，对两人的家庭成员情况、居住地址、起居情况、互访情况等进行询问。在这三次面谈中，因原告林增年及庄某某对家庭成员情况、互访情况等回答存在不一致，被告因此认为原告林增年和庄某某虽然进行了婚姻登记，但无夫妻共同生活之实，存在编造情况、欺骗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的情形，遂于2015年12月15日作出编号为2015003的《内地居民赴港定居申请取消通知书》，根据《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三）项的规定，取消原告的赴港定居申请。原告林增年不服，于2016年1月2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被告对原告林增年与庄某某的婚姻登记真实性无异议。原告林增年已达到前往香港定居的审批分数线。
本院认为，本案属公安行政批准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作出《内地居民赴港定居申请取消通知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根据《内地居民前往香港或者澳门定居审批管理工作规范》第三条的规定，被告是市级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对辖区内居民前往香港定居申请具有审核审批的法定职权。根据《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前往香港、澳门定居：（一）夫妻一方定居香港、澳门，分居多年的”以及《内地居民前往香港或者澳门定居审批管理工作规范》第二条的规定，原告林增年与香港居民庄某某于2006年7月18日登记结婚，婚后夫妻分居两地至今。现原告已经达到赴港定居审批分数线，其申请前往香港定居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被告仅凭对原告夫妻的问话调查，原告夫妻对应当共同知晓的情况回答不一致，即认定原告存在编造情况，欺骗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适用《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编造情况，提供假证明，欺骗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的规定取消原告赴港定居申请，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湛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于2015年12月15日作出的编号：2015003《内地居民赴港定居申请取消通知书》；
二、限被告湛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40个工作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湛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负担（原告已预缴，由被告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迳付给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调
代理审判员 方亦操
代理审判员 傅彩萍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蒋 欣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第（一）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
第七条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前往香港、澳门定居：
（一）夫妻一方定居香港、澳门，分居多年的；
《内地居民前往香港或者澳门定居审批管理工作规范》
第二条内地居民前往香港或者澳门定居实行定额审批。
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制定内地居民前往香港或者澳门定居打分标准（见附件1），每年根据前往香港或者澳门定居名额和申请人数，确定并公布下年度内地居民前往香港或者澳门定居的审批分数线。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根据打分标准，对申请人进行打分，并按照审批分数线进行审批。香港或者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在内地所生中国籍子女（以下简称香港或者澳门永久性居民子女）无须打分排队。
第三条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负责受理内地居民申请前往香港或者澳门定居，地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负责审核、审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