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大厂民初字第670号
原告葛举芝，住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师国荣，北京市丹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金亚飞，北京市丹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蒙特康贝服装服饰（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将军坟村。
法定代表人钟树彰，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周立军，北京市致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葛举芝与被告蒙特康贝服装服饰（北京）有限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李庆春、代理审判员陈洁琳、人民陪审员张琦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葛举芝及其委托代理人师国荣、金亚飞，被告蒙特康贝服装服饰（北京）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周立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葛举芝诉称，原告与被告于2012年4月30日签署《服装代加工合同》，约定被告（甲方）向原告（乙方）提供设备并委托原告加工服装部件，甲方保证每年提供乙方不低于14万件，每件按6.3元与乙方结算。合同到期后，被告未履行之前的口头承诺与原告续签合同，被告承诺与原告签署合同的期限为5年。后经双方协商，于2013年9月26日，原告与被告签署《服装代加工合同》补充协议，将合同期变更为2012年5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约定如被告终止与原告合作，按照所剩余年限，每年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三十五万元作为赔偿。但被告并未实际履行上述补充协议。2014年6月16日，双方签署《赔偿协议》，约定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400000元作为向原告所遭受经济损失的赔偿。被告在庭审中辩称双方签署的《服装代加工合同》补充协议和《赔偿协议》没有被告签字是虚假的，是原告用已盖好被告作废的公章的空白纸拟定的两份协议，且在2013年9月25日原被告双方已经签署了以后双方无任何法律纠纷等内容的《协议书》之后次日又怎能签署了《服装代加工合同》补充协议，被告早在2013年5月8日将旧章即盖在原《服装代加工合同》上的公章在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进行了更换，同时，证人张某在与原告的通话录音中也证实了原告手中有三份已盖好被告公章的空白纸，从而证实原告手中所持有的上述两份协议是虚假不真实的。
原告对被告上述抗辩不认可，一是其向法院提交的《印章存留卡》，《交回印章证明》，《北京市公安局刻制印章通知书》不能证明被告于2013年5月8日将《服装代加工合同》补充协议和《赔偿协议》上盖的公章更换，其《交回印章证明》上的“印模”根本不清楚，无法证明其交回北京市公安局的公章系上述两份协议上盖的公章；由法院调取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关的有关文件显示，被告在2013年5月8日之后，依然使用《服装代加工合同》补充协议和《赔偿协议》上盖的公章；由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被告于2011年3月31日与出租人李炳义签署的《租赁合同》上盖的公章得知，被告除上述争议的两枚公章外，还有一枚公章，被告存在多枚公章问题，更说明被告于2013年5月8日更换的不是《服装代加工合同》补充协议和《赔偿协议》上盖的公章。二是被告提交法庭的2013年9月25日《协议书》不能证明双方就“2013年5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期间的合同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反而从原告提交法庭的2013年9月25日《协议书》复印件下半部被告用于手写方式增加的内容和书写时间为2014年6月9日上看，《协议书》在2014年6月9日前并未加盖被告公章，双方在2013年9月25日当时并未达成一致意见，此《协议书》上的公章系在2014年6月9日之后被告补盖的，此《协议书》未有被告盖章，未发生法律效力。三是被告提交法庭的证人张雪峰录音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法庭多次告知将录音的原始载体提交给法庭，并要求张雪峰出庭质证，但被告始终未向法庭提交录音原始载体，张雪峰也未出庭质证，无法核实录音中相关人员的身份、录音场所、录音时间等情况，从而无法证实录音内容与本案的关系。原告与被告双方所签署的《服装代加工合同》补充协议和《赔偿协议》有被告公司盖章就能证明协议生效，被告应按约履行义务支付原告违约金140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蒙特康贝服装服饰（北京）有限公司辩称，原告的诉讼属于虚假诉讼，被告无需承担赔偿责任。首先，被告对原告提交法庭的《服装代加工合同》补充协议和《赔偿协议》真实性不认可，从形式上看漏洞百出，两份协议中甲方处仅盖有被告公司已作废的公章，并无被告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的签字，签约日期也是机打的，这与原告和被告向法庭提交的此前的《服装代加工合同》和双方于2013年9月25日签订的《协议书》是有区别的，以前无论是《服装代加工合同》还是《协议书》不仅加盖了被告公司的公章，又有授权代表签字，且日期也是手写的。如果原告向法庭提交的两份协议是真实的，约定被告承担的义务远超过此前任何协议，为何没有授权代表签字，明显有悖常理。另外，原告提交的两份协议上所加盖的公章早在2013年5月8日就已由公安部门收回，在5月8日之后被告更换了新的公章。按照原告提交的两份协议上的签订日期推算，在协议签订时被告应加盖新的公章，而这两份协议依然加盖作废的公章，结合被告向法庭提交的被告公司职员张雪峰的录音证据的内容可推出，上述原告提交的两份协议证据是原告在已盖好的被告作废公章的空白纸上伪造的；从原告提交的两份协议内容上看，原告与被告于2013年9月25日已经签署了《协议书》，原告对《协议书》上自己的签字是认可的，《协议书》中第二条就提前解除《服装代加工合同》应支付给原告的违约金进行了明确，第四条写明双方再无任何法律关系，原告不得以任何理由在向被告主张任何权利，双方在2013年9月25日就已经终止了加工合同的履行，怎么可能又签订《服装代加工合同》补充协议及《赔偿协议》将合同延续至2017年4月30日，而且按照剩余年限以每年35万元进行赔偿本身也不符合常理，同样在《赔偿协议》中赔偿金额140万元，按照每年35万元进行赔付是4年的标准，而《服装代加工合同》补充协议的签订时间计算，算至2017年4月30日也不是4年，可见原告提交的《服装代加工合同》补充协议和《赔偿协议》似乎就是为了赔偿而制作的。其次，被告认为原告提交的《赔偿协议》签订的事实前后陈述有矛盾。原告在诉状中自认双方签订的《赔偿协议》的时间为2014年6月16日，而其在法庭陈述中则称是在6月9日签订的，在第一次庭审时，原告陈述《赔偿协议》是在被告公司签订的，而在最后庭审时又称是在原告家中，被告工作人员刘健美主动给她的。此外，法庭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关处调取的被告在2013年6月8日申请报关的两份申请表中，就最后一页委托书上加盖的与原告提交的《服装代加工合同》补充协议和《赔偿协议》上一样的被告已作废的旧公章问题，材料中除了最后一张委托书是盖的旧章，其他纸页上盖的都是2013年5月8日后更换的新公章，这是被告在日常工作中需要多次办理报关手续，为了报关工作方便盖有旧公章的委托书在2013年5月8日之前就已经盖好了，此委托书不能显示就是2013年6月8日盖的公章。原告持有的《服装代加工合同》补充协议和《赔偿协议》不真实，其诉讼为虚假诉讼，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于2012年4月30日签订一份《服装代加工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合同甲方）向原告（合同乙方）提供设备委托乙方加工领子、胸衬、袖棉条、袖子，明确委托加工部位的款式、数量、货期及提供样板、工艺制作要求和质量标准，甲方保证每年提供乙方不低于14万件的产量，如遇年产量不能达到，双方应相互协商，补贴乙方相应金额。价款按乙方实际出货数量以领子、胸衬、袖棉条3.5元／件，袖子2.8元／件，共6.3元／件结算，此月出的货待下月25号至30号以现金方式结算，合同有效期自2012年5月1日至2013年4月30日（具体内容详见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履行义务，合同到期后，被告不再与原告续签合同，双方因此发生争议。2013年9月25日双方为解决该合同及相关遗留问题进行协商，并拟定一份《协议书》，被告提交的《协议书》上由被告公司盖章和原告签字，原告提交的《协议书》上大半部分为此《协议书》的复印内容，下小部分为双方于2014年6月9日手写证明内容原件，在甲方（被告）处没有被告公司加盖的公章上半部分的复印印痕（痕迹）。2013年9月26日经双方协商，原告与被告签订一份《服装代加工合同》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甲方（被告）处有被告公司盖章，乙方（原告）处有原告签字。补充协议约定乙方按照《服装代加工合同》中所确定的工作内容，足额及时向甲方提供加工服务，年产量不低于14万件，合同期变更为2012年5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若在此期间，甲方终止与乙方合作，按照所剩年限，每年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作为赔偿（具体内容详见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签订后，被告未履行协议义务。2014年6月9日，原告与被告就未履行补充协议被告赔偿原告违约金损失等事宜签订一份《赔偿协议》，协议约定根据甲乙双方所签署的《服装代加工合同》及《服装代加工合同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甲方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壹佰肆拾万元整作为向乙方所遭受经济损失的赔偿，甲方于本协议签署后五个工作日向乙方支付上述款项等内容（具体内容详见赔偿协议）。该协议中甲方处有被告（甲方）公司盖章，乙方处有原告（乙方）签字，但签订时间为机打的2014年6月16日。该《赔偿协议》签订后，被告未履行《赔偿协议》约定的赔偿义务。原告于2014年7月15日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原告违约金损失140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另查明，依被告申请，经本院向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以下简称管理总队）调查关于被告公司是否于2013年5月8日更换公章情况，“管理总队”于2014年9月19日复函本院，证明被告公司确于2013年5月8日在“管理总队”更换一枚公章，但被告提交法庭的“交回印章证明”上的“印模”模糊不清，“管理总队”提供给本院的该“交回印章证明存根”复印件上的“印模”同样模糊不清。依原告申请，本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经济开发区海关（以下简称北京开发区海关）调取关于被告公司是否于2013年5月8日更换公章后在“北京开发区海关”报关材料中还在使用原告提交法庭的《服装代加工合同》补充协议和《赔偿协议》上加盖的被告公章情况。经查，被告公司于2013年6月8日在“北京开发区海关”两份“合同变更申请表”材料中的两份“代理报关委托书”上盖有与上述两份协议中同样的被告公司的公章。此外，本院对案外人李炳义调查其与被告公司签订《租赁协议》时被告是否使用其他的被告公司公章。经查，被告公司于2012年3月31日曾与李炳义签订一份房屋《租赁协议》，该协议乙方处盖有与原告提交的《服装代加工合同补充协议》和《赔偿协议》上被告公司公章不同及与被告于2013年5月8日更换后的公章不同的另外一枚公章。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服装代加工合同》、《服装代加工合同》补充协议、《赔偿协议》及上半部分为复印件下半部分为原告与被告双方于2014年6月9日手写证明内容的原件《协议书》、被告公司与李炳义签订的《租赁协议》，有被告提交的有原告签字被告补盖公章的《协议书》、交回印章证明、交回印章留存卡、北京市公安局刻制印章通知书，有本院调取的“管理总队”复函、交回印章证明存根复印件、“北京开发区海关”两份“合同变更申请表”、对案外人李炳义的调查笔录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于2012年4月30日签订的《服装代加工合同》真实有效，本院予以认定。对于双方于2013年9月26日签订的《服装代加工合同》补充协议和2014年6月9日签订的《赔偿协议》是否有效即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对被告提出的上述两份协议没有被告签字而只有加盖被告公司已作废的公章，《赔偿协议》实际签订时间与落款时间不符，且两份协议上加盖被告公司的公章已于2013年5月8日在北京市公安局更换了新章，双方已于2013年9月25日签订一份写明双方再无任何法律关系的《协议书》，结合证人张雪峰录音证据的内容推出，原告持有的上述两份协议是原告用已盖好被告作废公章的空白纸上伪造的证据，故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对被告的上述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上述两份协议虽只有被告公司盖章没有签字，《赔偿协议》上落款的机打时间在实际签订时间之后，但均不影响合同的成立。上述两份协议甲方（被告）处加盖被告公司公章的位置合理妥当，协议签订的时间虽非手写而是机打日期，但签订合同日期亦没有严格规定要求必须为手写，故上述两份协议从形式上、内容上、格式上均无瑕疵；其次，从原告和被告均向法庭提交的2013年9月25日双方拟定的《协议书》对比上看，被告提交的《协议书》上有被告公司盖章和原告签字，而原告提交的《协议书》上大半部分为此《协议书》的复印件内容，下小部分为双方于2014年6月9日手写证明内容原件，在甲方（被告）处没有被告公司加盖的公章上半部分复印印痕（痕迹），结合原告庭审中陈述签订此《协议书》当时的事实过程和《协议书》中下半部分为双方手写的内容和签订时间，可认定双方在拟定此《协议书》时被告并未签字盖章，而应是2014年6月9日后补盖的公章，故此《协议书》并未生效，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三是从本院向“管理总队”的调查结果上看，被告虽确于2013年5月8日在“管理总队”更换了新章，但被告向法庭提交的“交回印章证明”上的“印模”模糊不清，“管理总队”提供给本院的该证明存根上的“印模”亦模糊不清，无法证明被告交回的公章即为原告持有的《服装代加工合同》补充协议和《赔偿协议》上所盖的被告公章；四是从本院向“北京开发区海关”调取的报关材料上看，被告于2013年6月8日在“北京开发区海关”的两份“合同变更申请表”材料中的两份“代理报关委托书”上确实加盖了与原告提交的《服装代加工合同》补充协议和《赔偿协议》上同样的公章，对此，被告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陈述的是为了多次办理报关手续工作方便才于2013年5月8日前在委托书上盖上旧公章的抗辩理由，从而证明被告在2013年5月8日更换公章后还在使用上述两份协议上的被告公司公章；五是从本院对案外人李炳义的调查笔录和其与被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上看，被告公司除了本案双方争议的原告持有的两份协议上的被告所盖的公章和被告于2013年5月8日更换的新章之外，还存有另外一枚公章，对此枚公章被告未做解释。由此证实被告公司存在公章使用和管理混乱现状；六是对被告提交的张雪峰的录音资料，为查明事实，法庭曾几次要求被告将张雪峰的录音原始载体即录音手机提交法庭及本人出庭进行质证，但被告始终未将录音手机提交法庭，张雪峰也未出庭质证，对张雪峰的身份及录音内容、时间、地点等情况无法确认，故对被告提交的此份录音资料，本院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综上，被告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原告所提交的《服装代加工合同》补充协议和《赔偿协议》为在盖好的被告作废公章的空白纸上伪造的，故本院对原告提交的上述两份协议予以认定，原告与被告双方所签订的《服装代加工合同》补充协议和《赔偿协议》合法有效，被告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违约金损失1400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蒙特康贝服装服饰（北京）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葛举芝违约金损失1400000元及自2014年7月15日原告主张权利之日起至本判决生效确定履行期限届满前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标准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7400元，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判决书生效后，当事人在法律文书确定的时限内不履行义务的，对方当事人可向本院申请执行。提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本判决书确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两年内。逾期将丧失申请执行权。
审 判 长 李庆春
代理审判员 陈洁琳
人民陪审员 张 琦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李俊璋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八条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