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鄂民申79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翠华，女，1952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现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耀辉，湖北诚智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武汉均阳拆迁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平山正街*号。
法定代表人：刘建文，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华丽，北京德恒（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唐莲香，女，1942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
第三人：李少波，男，1963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青阳，女，1965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系李少波妻子。
再审申请人刘翠华因与被申请人武汉均阳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阳拆迁公司）、唐莲香、第三人李少波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武汉中民终字第012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刘翠华申请再审称：1、本案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案外人王剑秋（刘翠华的丈夫）依据《武汉市房产管理局纳税记录簿》（以下简称《纳税记录簿》），就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瓜堤正街26#房屋与被申请人均阳拆迁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现刘翠华提交的《纳税记录簿》证明，自2003年开始，申请人根据《建房许可证》所载面积缴纳土地使用税，直至2006年止。《纳税记录簿》即可证明刘翠华对房屋拥有所有权。2、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重审二审认定“2003年左右，武汉市汉阳区鹦鹉街41号尚无房屋，系荒地，第三人李少波将该地块用砖圈起来”，缺乏证据证明。理由是：第三人李少波与其代理人白青阳（系李少波妻子）证言相互矛盾。（2）重审二审认定“2003年底，唐莲香因堆放竹子的需要而与李少波协商将李少波圈起来的地做成棚子，占地60多平方米，用于地方竹子。后经改建为63平方米的平房”，缺乏证据证明。理由是：工棚事实上系刘翠华与唐莲香于2004年底至2005年请周克建搭建。周克建的证言、《关于房屋改建协议书》、《送货单》可证明此事实。（3）重审二审中关于“2004年3月8日甲方唐莲香与乙方李少波签订的协议”的定性及事实认定错误；关于“屋基86.4平方米”、“协议签订后，唐莲香在原有平房基础上扩建并加层后于2005年7月左右建成二层楼房”的认定属事实错误。理由是：唐莲香就其所属的部分与李少波达成了合建协议，因此，在唐莲香、李少波签订协议时，刘翠华的丈夫王剑秋才作为见证人在协议上签字。就屋基的面积，协议中为空白，并未载明具体是多少平方米。分析周克建的证言和诉争房屋名称变化时间可以得出，协议的实际签订时间并非2004年3月8日，此时间为倒签，（4）重审认定“唐莲香委托刘翠华联系拆迁事宜”缺乏证据证明。3、原判决对申请人提交的证据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对申请人提交的与房屋建造有直接关系的《关于房屋改建协议书》、《武汉市房地产平面图》、《建房款欠条》、《手绘平面图》、《拆迁分配条》认定错误。理由是：《关于房屋改建协议书》虽然底部日期缺失，但是根据廖树恒以及唐莲香在原一审、二审中的陈述可知，此协议实际上已经履行完毕，并且根据协议书的前言部分可证明最初的工棚系刘翠华与唐莲香共同搭建，与李少波无关。《武汉市房地产平面图》虽然不是享有不动产所有权的依据，但是在2011年刘翠华与均阳拆迁公司签订协议时，即根据此平面图确定的面积予以补偿，当时得到了唐莲香、李少波的认可。《建房款欠》条能够完整的反映出唐莲香与刘翠华就建房款进行结算的情况，虽然只有一张纸的下半部分，但是无论上半部分是什么内容，并不影响下半部分内容的认定，因为该部分是双方债权债务的结论性表述。原判决对申请人提交的《手绘平面图》、《拆迁分配条》没有进行任何分析说明，而该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2）本案有些证据虽不完整，但每一个证据都可从侧面证明本案的事实，且每个证据之间可以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申请人对本案诉争房屋的所有权。综上，刘翠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均阳拆迁公司提交意见为，1、刘翠华提交的《纳税记录簿》不是房产所有权的证明文件；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人包括所有权人或者实际使用人，该《纳税记录簿》并未显示刘翠华对诉争房产的土地享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纳税记录簿》中“纳税基本情况”一表中的“土地登记”、“土地使用权证字号”这些必填的显示土地基本情况的内容全是空白，该《纳税记录簿》无法证明刘翠华是为诉争房产的土地缴纳土地使用税；经向汉阳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房管站（原名汉阳区房产管理局房管站）核实，因该《纳税记录簿》存在如下问题：“纳税人姓名”与“住址”两栏应统一为机打信息，而非手写信息。2003年4月之前汉阳区房产管理局房管站的办公地址为汉阳区北城巷2号，并非刘翠华提交的《纳税记录簿》上面写的地址。汉阳区房产管理局房管站2003年至2006年期间是在每年中下旬办理土地使用税征收工作，并非刘翠华提交的《纳税记录簿》记载的3月份。“纳税记录”一栏的笔迹并非汉阳区房产管理局房管站工作人员所写，“收款人”一栏应写全名，不能只写姓氏。故刘翠华提交的《纳税记录簿》不是汉阳区房产管理局房管站颁发的，该《纳税记录簿》显示的纳税人住址及“住宅用地面积87.50平方米”与实际情况不符。综上，均阳拆迁公司对刘翠华提交的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均持有异议，该新证据无法证明刘翠华对诉争房产享有所有权，因此，该新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判决。2、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刘翠华的再审申请。
李少波提交意见为，对刘翠华提交的《纳税记录簿》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也不能证明刘翠华对诉争房屋享有所有权。刘翠华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刘翠华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刘翠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项的规定申请再审，但其再审申请书提出的第三部分再审理由实际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的规定。刘翠华提供的证据《纳税记录簿》不是房屋所有权的证明，只能证明纳税情况，并不足以证明刘翠华对诉争房屋享有所有权，故刘翠华以有新证据能够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错误为由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刘翠华认为的第一点缺乏证据证明的事实，刘翠华只是认为第三人李少波将武汉市汉阳区鹦鹉街41号地块用砖圈起来时间因为李少波和其妻子证言有冲突无法确定，并没有否认李少波圈地的事实，也没有证据证明地不是李少波圈的。相对于刘翠华的请求，武汉市汉阳区鹦鹉街41号地块到底是谁圈的是基本事实，什么时间并非基本事实。何况，原判决只是根据相关证据认定是2003年左右，刘翠华并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不是2003年左右。刘翠华认为的第二点缺乏证据证明的事实，原判决只是认定2003年底，唐莲香因堆放竹子的需要而与李少波协商将李少波圈起来的地做成棚子，并未认定唐莲香与李少波共同搭建。而刘翠华只是分析周克建的证言来证明其和唐莲香共同请周克建搭建，但仅凭周克建的证言不能证明刘翠华系工棚的建造人和出资人。刘翠华提供的《关于房屋改建协议书》底部被人为撕毁，不能反映该证据的完整及真实情况，刘翠华仅就该协议的前言部分来支持其诉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刘翠华提供的送货单没有收货人信息，无法反映该货是刘翠华买的，也不能证明其系工棚的建造人和出资人。刘翠华认为的第三点缺乏证据证明的事实，原判决是基于刘翠华对唐莲香提供的唐莲香与李少波达成协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的基础上采信该证据而作出的认定，而刘翠华关于诉争房屋最初由唐莲香、刘翠华合建，然后唐莲香就其所属部分与李少波达成《协议》的主张没有证据证明，而且刘翠华丈夫王剑秋在知道唐莲香与李少波达成《协议》有损刘翠华权益的情况下作为见证人不符合常理。刘翠华认为的第四点缺乏证据证明的事实，刘翠华在原一审中并未否认，只是认为不能证明其没有权利，而从刘翠华实际与均阳公司签订拆迁协议事实上可以看出刘翠华确实接受了唐莲香委托，而且唐莲香是否委托刘翠华联系拆迁事宜不是本案的基本事实。故刘翠华以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为由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刘翠华所提交的拟证明其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的一系列证据，因《关于房屋改建协议书》底部被人为撕毁，不能反映该证据的完整及真实情况，《武汉市房地产平面图》不是享有房屋所有权的依据，而且刘翠华主张当时得到唐莲香、李少波的认可无证据证明。《建房款欠条》被人为裁剪成三段，不能反映出该证据的完整、真实性。《手绘平面图》只是个人所画并非出自任何权力部门，也未标注房屋地址及产权分割确认。《拆迁分配条》并未有唐莲香、李少波确认分配的内容，不能表明刘翠华、唐莲香、李少波三人就拆迁分配达成一致意见。对《手绘平面图》、《拆迁分配条》，原判决并非没有分析说明，而是认为属于与房屋建造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证据。刘翠华提供的上述一系列证据要么存在缺陷，要么不是享有房屋所有权的依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原判决在刘翠华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享有涉案房屋所有权的情况下驳回刘翠华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故刘翠华以原判决对刘翠华提交的证据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为由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刘翠华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六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刘翠华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严 浩
审判员 徐 艺
审判员 兰 飞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胡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