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皖01民终74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邹平县金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邹平县黛溪办事处马庄村。
法定代表人：马兴业，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鑫，山东年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胜元，山东康桥（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荆强，男，1971年9月9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鑫，山东年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胜元，山东康桥（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东流路176号。
法定代表人：安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计京旺，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婷婷，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邹平县金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海公司）、上诉人荆强因与被上诉人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淮汽车集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11民初97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金海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金海公司的诉讼请求，并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收到的1653500元名为建店补贴，实为销售返利，将销售返利与建店挂钩，属于搭售，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一审判决未查清案涉标的的性质，未审查附加十年合同条款的效力，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被上诉人限制上诉人的销售经营车型，未按照协议书给予充分的销售授权及销售政策扶持，导致上诉人经营的单薄的车型难以为继，入不敷出，解除合同是被迫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无奈选择。一审判决上诉人构成根本违约，这是不公平的，也缺乏明确的证据支持；3、被上诉人限制上诉人的销售车型，授权其他销售商与上诉人在同一地区恶性竞争，被上诉人构成根本违约；4、被上诉人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江淮汽车集团针对金海公司的上诉辩称：根据双方协议约定，1653500元就是江淮汽车集团支付的建店补贴款，并不是上诉人所说的返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为平等的民事主体，被上诉人没有利用市场地位，协议也不是格式条款，双方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没有任何限制被上诉人的行为，上诉请求中的第二、三条理由无事实依据，被上诉人的起诉也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是2016年11月发函给被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并实际更改享受补贴的店面，已构成实际违约。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维持原判。
荆强针对金海公司的上诉辩称：同意金海公司的上诉意见。
上诉人荆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荆强的诉讼请求，并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要求荆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证据支持。荆强并未在《2016年江淮乘用车销售服务协议书》上签字。《2015年江淮乘用车销售服务协议书》并未产生实际的所谓建店补贴，且该协议已履行完毕。与建店补贴有关的意向书、其他年度协议、年度商务政策均没有荆强的签字；2、荆强在《2015年江淮乘用车销售服务协议书》上的签字已经超过保证期间，被上诉人未及时主张权利，依法应当免除荆强的保证责任。
江淮汽车集团针对荆强的上诉辩称：根据双方协议约定，1653500元就是江淮汽车集团支付的建店补贴款，并不是返利。荆强是2010-2015年金海公司的股东或法定代表人，在此期间其承诺如日后金海公司更改店面，构成违约，他自愿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所以我们认为其承诺合法有效，也没有超过合理期限，应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维持原判。
金海公司针对荆强的上诉辩称：同意荆强的上诉意见。
江淮汽车集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解除江淮汽车集团与金海公司签订的《江淮乘用车特许销售服务合作意向协议书》；2、金海公司返还建店补贴款3307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起诉时计至偿清全部款项止）；3、荆强对第二项诉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金海公司和荆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5月24日，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轿车分公司、多功能车营销分公司与金海公司签订一份《江淮乘用车特许销售服务合作意向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作协议书），载明：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轿车分公司、多功能车营销分公司（甲方）,金海公司（乙方）,经友好协商，在平等自愿原则基础上，就甲方特许乙方代理销售江淮乘用车事宜签订本意向协议书，双方严格共同遵守;宗旨是为做好江淮乘用车在山东邹平地区的市场销售，本着权责明确、协同双赢的原则，甲方授权乙方特许专营江淮乘用车系列产品；乙方在本销售区域内完成销售服务网点布局，销售服务店的交付使用时间为在2010年6月10日前，按甲方要求建成过渡店，过渡店地址山东省邹平县黛溪办事处马庄村。在2010年7月25日前，按江淮乘用车4SB类店标准新建（改建）并通过验收，建店地址山东省邹平县黛溪办事处马庄村；甲方为提高江淮乘用车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或满足市场需求，有权以书面形式更改乙方的销售区域或在同一区域内新增特许经销商；关于建店补贴，1、乙方在获得甲方授权经销江淮乘用车品牌后，所建江淮乘用车特许销售服务店享受甲方建店返还政策支持，标准4SB店建店补贴标准为3年300万元，两项以先达到者为准，具体补贴标准以实际验收核定为准；2、能在建店周期完成店面建设并通过验收合格的销售服务店，以提车补贴形式返还，车型补贴标准：瑞风、瑞鹰1500元/台，宾悦3000元/台，同悦、和悦、悦悦为1000元/台；3、享受建店补贴的江淮乘用车特许销售服务店，必须承诺履行相关义务，江淮乘用车特许销售店在建店补贴兑现前需提交《江淮车乘用车特需销售服务店建店承诺函》；乙方售点建设经甲方认可，双方签订正式代理协议，若合作过程中有争议，交甲方所在地法院仲裁。
合同落款处，甲方加盖了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轿车分公司、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多功能车营销分公司印章，乙方加盖了金海公司印章，荆强在乙方代表处签名。
合同签订后，金海公司进行了店面建设，2010年9月，金海公司所建的江淮乘用车特许销售服务店通过了江淮汽车集团的验收。
2010年10月1日，金海公司出具《江淮车乘用车特需销售服务店建店承诺函》，确定自签订之日起10年内有效，其中荆强在法人代表栏签名，其他主要内容为：1、我公司自2010年10月1日起，享受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建店返还，享受额度为2265000元，三年与总量，先达到为准；2、我公司在享受建店返还之后，10年之内（即在2020年9月30日之前），不将此江淮乘用车特许销售服务店的店面及硬件设备设施用于任何JAC乘用车之外的产品经营；3、我公司经营JAC乘用车产品的组织结构稳定，江淮乘用车特许销售服务店总经理、销售经理、服务经理人员固定并报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营销公司备案，重大人事变动，需征得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营销公司批准。本承诺一经做出，既具有法律效应，如果违反承诺，我公司自愿向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归还已享受的建店返还资金的200%。
期间，江淮汽车集团与金海公司先后在2010年10月1日、2011年1月1日、2011年12月29日、2013年1月4日、2014年1月1日、2015年1月1日、2016年1月1日分别签订了2010年度、2011年度、2012年度、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销售服务协议书》，主要约定，江淮汽车集团授权金海公司销售和悦、或悦悦、同悦、瑞风等系列车型乘用车，并对年度计划、双方权利义务、管辖等进行了约定。其中2015年度合同第四条第2项约定：“确保按时完成甲方下达的月度销售目标，如果连续三个月或全年累计四个月未完成甲方下达的月度任务，甲方有权停止为乙方供货，终止合作协议执行”；第七条约定：乙方享受甲方建店补贴的店面使用期应达到十年以上（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除外），10年以内转移或停止使用者按《承诺函》要求现金返还建店返利，乙方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荆强在乙方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栏签名。2016年度合同也作了同样约定。
2014年11月28日，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向金海公司发送《对账函》，要求确认建店补贴1653500元等事项，2014年12月1日，金海公司对账后明确予以确认该公司已享受建店补贴1653500元。
2016年11月22日，金海公司向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营销分公司发《关于终止江淮乘用车特许销售服务合作的函》，以其违约为由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江淮乘用车特许销售服务合作意向协议书》、《2016年江淮乘用车销售服务协议书》、《江淮乘用车特许销售服务店建店承诺函》及其他相关约定等。
此后金海公司不再经销江淮汽车集团所属车型车辆，也未与江淮汽车集团签订2017年度销售协议书，现店面已经发生更改。
一审另查明：2016年11月18日，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江淮汽车集团。2010年2月2日至2015年2月13日期间，荆强为金海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股东。2016年4月1日时荆强为该公司监事。
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当事人依据自愿、合法等原则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协商并达成合意，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本案中，江淮汽车集团与金海公司于2010年5月24日签订的《江淮乘用车特许销售服务合作协议书》，金海公司于2010年10月1日向江淮汽车集团出具的《江淮车乘用车特需销售服务店建店承诺函》，以及此后每年度分别签订的2010至2016年度《销售服务协议书》，双方对江淮汽车集团特许金海公司代理销售江淮乘用车系列车型等进行了约定，其中对店面建设、建店补贴、每年度销售车型、年度计算以及各自权利义务关系等进行了约定，合同均体现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所以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在合同履行中，金海公司进行了建店，江淮汽车集团按合同约定提供了各类车型交由金海公司销售并给付建店补贴1653500元，对此建店补贴1653500元已经由金海公司在《对账函》中盖章予以确认。
2016年11月22日，金海公司向江淮汽车集团发《关于终止江淮乘用车特许销售服务合作的函》，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江淮乘用车特许销售服务合作意向协议书》、《2016年江淮乘用车销售服务协议书》、《江淮乘用车特许销售服务店建店承诺函》及其他相关约定等，此后金海公司不再经销江淮汽车集团所属车型车辆，也未与江淮汽车集团签订2017年度销售协议书，为此现江淮汽车集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江淮乘用车特许销售服务合作意向协议书》，诉讼中金海公司也再次表示同意解除合同，故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今后均无意再履行合同，故对江淮汽车集团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对于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根据金海公司向江淮汽车集团出具的《江淮车乘用车特需销售服务店建店承诺函》、《关于终止江淮乘用车特许销售服务合作的函》，以及双方其他年度合同的约定内容、诉辩理由以及实际履行行为来看，双方2010年5月24日所签订的《江淮乘用车特许销售服务合作协议书》，其时间效力范围达10年，应当是双方履行江淮乘用车销售事宜的总合同，包括此后每年度分别签订的2010至2016年度《销售服务协议书》，均是该合同的组成部分，故金海公司提出《江淮乘用车特许销售服务合作协议书》仅是意向协议，并非正式合同，其他年度合同均已经得到履行，双方也无争议的辩称理由不予采纳。本案中，自2010年5月24日双方签订协议至2016年11月22日，金海公司提出《关于终止江淮乘用车特许销售服务合作的函》，双方该阶段的合同已经履行，此后尚未履行的，鉴于合同已经解除，应当终止履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合同的变更或者解除，不影响当事人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本案中，金海公司虽以函的方式提出解除合同，但其不愿再履行此后合同或再签订合同，且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这归结于江淮汽车集团或江淮汽车集团对此存在一定的过错，故其行为应视为单方根本性违约，据此向江淮汽车集团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该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本案中，对于违约责任，金海公司以《承诺函》的方式向江淮汽车集团予以承诺，江淮汽车集团予以接受，双方约定为“如果违反承诺，我公司自愿向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归还已享受的建店返还资金的200%。”另在2015年度、2016年度的《销售服务协议书》中也再次予以约定，故金海公司按理应当向江淮汽车集团承担建店补贴资金的200%计3307000元，但是一审法院认为：因违约所产生的民事责任的性质是以补偿性为主，惩罚性为辅，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现江淮汽车集团按照“已享受的建店返还资金的200%”计取违约责任，明显过分高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和诚信原则，考虑到双方之前实际履约期限、未能履行期限、江淮牌乘用车的市场品牌及占有率，金海公司的毁约行为致江淮汽车集团销售利润损失等，确定除应返还江淮汽车集团实际支出的建店补贴1653500元外，其余损失酌情确定为50万元为宜，合计2153500元，其他部分请求不再支持。
2010年2月2日至2015年2月13日期间，荆强为金海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股东，2016年4月1日时荆强为该公司监事，已经为工商登记资料予以证明，荆强在相关合同中作为金海公司的签约代表对合同的约定和签订是明确知悉的，且在2015年度和2016年合同中，荆强在乙方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栏签名，明确约定自己对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江淮汽车集团要求荆强对上述应付款项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理由成立，予以支持。
江淮汽车集团要求金海公司从其主张权利时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请，一审法院认为该损失已包含在违约金内，不予支持。
本案中，自金海公司提出解除合同到江淮汽车集团提起诉讼，时间在一年之内，故金海公司和荆强辩称的已超诉讼时效不能成立，其该节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对金海公司当庭口头提出反诉请求，鉴于不符合反诉条件，一审法院已经告知如有争议，可另行主张。对于金海公司要求追加滨州华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达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鉴于无证据证明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不予通知其参加诉讼。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解除江淮汽车集团与金海公司之间的《江淮乘用车特许销售服务合作协议书》；二、金海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江淮汽车集团建店补贴款计2153500元；三、荆强对本判决第二项所确定的款项向江淮汽车集团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江淮汽车集团的其他诉讼请求；五、荆强对上述第二项确定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后，有权向金海公司追偿。案件受理费3325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8256元，江淮汽车集团负担14344元，金海公司、荆强负担23912元。
二审中，上诉人金海公司和上诉人荆强提供了两组新证据：1、华达公司企业信息查询单、机动车购车发票、购车人孙在胜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上诉人授权华达公司在金海公司的经营区域内销售江淮汽车，购车人孙在胜于2016年1月26日在华达公司设在邹平县的网点购车，被上诉人违反了相关协议及商务政策中有关江淮厂家应当维护签约地的市场秩序的约定；2、证人证言，证明被上诉人作为汽车销售厂家，本应大力支持金海公司的经销工作，但是其区域经理对金海公司刻意打压，不给金海公司S2车型以及瑞风新车型，造成金海公司的销售业绩不提反降，亏损严重，无力经营。被上诉人还存在许可其他销售商在邹平县销售其所有车型，这也是造成金海公司业绩下滑的重要原因；3、关于金海公司订单取消的情况说明和明细账，证明金海公司在被上诉人处货款尚有12.2万元，在账户余额尚足以提一台S3车辆时，被上诉人无故拒绝发货，违反了双方的合作协议。
被上诉人江淮汽车集团质证认为：证据1中的企业信息查询单没有原件，不是工商局出具的，且打印件不能证明其在邹平县设立了网点。对发票原件的真实性认可，但发票上显示是在滨州市购买的汽车，并不是在邹平县，被上诉人没有同意华达公司在邹平县设立网点。对购车人身份证复印件不予认可。证据2，证人原系金海公司的员工，与其有利害关系。通过证人证言可以反映销售车型是双方协商的，被上诉人从未干涉过金海公司的内部经营行为。金海公司的销量一直在下降，系其自身管理问题，与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是希望金海公司做好销售更多提车，证人证言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有刻意打压的行为。证据3，对金海公司账户尚有12.2万元余额的事实认可。金海公司在2016年累计四个月没有完成月度任务，根据协议约定，江淮汽车可以暂停合同的履行，故2016年8月金海公司订购两台车，但被上诉人没有发车。至于金海公司说任务过重的问题，月度任务是根据年度任务分解而来，没有超过年度指标。两台车的总价是17.3万元，其账户余额不足，系统无法生成订单。当时2016年S3车型销售火爆，车辆库存不足。
被上诉人江淮汽车集团提供了一组新证据：订单统计、历史邮件截图、工作联络单6份，证明金海公司在2016年累计4个月未完成被上诉人下达的月度任务，严重违反双方签订的《2016年江淮乘用车销售服务协议书》第4条第2项约定。
上诉人金海公司和上诉人荆强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被上诉人下达的任务过重，金海公司无法完成。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金海公司和上诉人荆强提供的证据1与本案无关；证据2中的证人曾为金海公司的员工，与金海公司具有一定的利害关系，且证言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仅能证明金海公司在江淮汽车集团的账户中尚有12.2万元的事实。对被上诉人江淮汽车集团提供的新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予以确认。
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金海公司在2016年1月、3月、6月、7月均未完成江淮汽车集团下达的月度销售任务。2016年8月，金海公司向江淮汽车集团提交订车申请，但江淮汽车集团未予发车。
二审又查明：金海公司在江淮汽车集团的账户余额为12.2万元。
本院认为：案涉的一系列合同均系江淮汽车集团与金海公司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订立的，相关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双方当事人均应严格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
虽然江淮汽车集团未按照金海公司在2016年8月的订单予以发车，但是根据《2016年江淮乘用车销售服务协议书》第4条第2项约定，在金海公司全年累计4个月未完成月度任务的情况下，江淮汽车集团有权停止供货，并不承担违约责任。另外，关于江淮汽车集团是否授权案外人在同一区域销售江淮汽车的问题，金海公司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其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故本院对该项辩称理由不予采信。
基于以上分析，金海公司于2016年11月22日单方向江淮汽车集团发出解约通知的行为，明显违约，金海公司理应赔偿江淮汽车集团相应损失。但是江淮汽车集团主张金海公司双倍返还建店补贴及逾期付款利息，明显过高。所谓建店补贴与金海公司建店本身并无直接关联，且江淮汽车集团也未以现金形式予以支付，虽然双方协议约定金海公司在10年以内停止使用店面，则要双倍返还建店补贴，但是该款约定的内容有违公平原则，结合本案具体案情，本院酌定损失金额50万元。
荆强作为金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股东，明确在《2015年江淮乘用车销售服务协议书》中签名，承诺对金海公司的相关责任提供连带保证，故一审对荆强的判决，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金海公司、荆强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11民初9726号民事判决第一、三、四、五项，即解除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邹平县金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之间的《江淮乘用车特许销售服务合作协议书》，荆强对本判决第二项所确定的款项向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驳回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荆强对上述第二项确定的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后，有权向邹平县金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追偿。
二、变更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11民初972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邹平县金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50万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325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8256元，由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32479元，由邹平县金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和荆强负担577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6512元，由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6469元，由邹平县金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5021.5元，由荆强负担5021.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思
审判员 万庆农
审判员 王 倩
二〇一八年四月三日
书记员 马玢馨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
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
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十二条人民法院判决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赔偿责任的，应当在判决书主文中明确保证人享有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权利。判决书中未予明确追偿权的，保证人只能按照承担责任的事实，另行提起诉讼。
保证人对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诉讼时效，自保证人向债权人承担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