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12民终3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卫东，男，1973年12月8日生，汉族，住泰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宏伟，北京国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杰，江苏寒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琴，女，1987年10月1日生，汉族，住泰州市高港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继忠，男，1964年2月1日生，汉族，住泰州市高港区。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宪龙，江苏银杏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卫东因与被上诉人王琴、吴继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泰兴市人民法院（2016）苏1283民初90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杨卫忠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两被上诉人系见证人，不是担保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1、上诉人提供的借条证明了两被上诉人系担保人，两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系见证人。2、两被上诉人与吴蕾存在利害关系，没有资格做借款人的见证人，两被上诉人主张其为见证人不符合常理。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已经举证证明两被上诉人的保证人身份，在两被上诉人无证据反驳的情况下，一审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推断两被上诉人不具有保证人身份。2、一审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两被上诉人否认担保事实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一审认为上诉人也未能举证证明该“担保人”字样系二被上诉人签名前书写，将证明“担保人”字样系两被上诉人签名前书写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错误。
被上诉人王琴、吴继忠答辩称：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认可，一审对本案基本事实已经查清，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杨卫东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王琴、吴继忠归还人民币870000元、利息人民币38280元（以870000元为基础，按年息24%计算自2016年9月16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暂计算至2016年11月21日），合计人民币90828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王琴、吴继忠承担。审理中，杨卫东进一步明确诉讼请求为：要求王琴、吴继忠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一审认定事实如下：案外人吴蕾与王琴系夫妻关系，与吴继忠系父子关系。2016年9月2日，吴蕾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杨卫东银行转账人民币共计捌拾柒万元整（870000.00），约定2016.9.15归还，年息24%，至还款日。吴继忠、王琴在借款人签名左下方签字，王琴在签字后另加注：我愿与吴蕾共同承担债务，但不承担法律责任。在王琴、吴继忠签名前的“担保人”字样，杨卫东在庭审中承认系其书写。在该借条的下半部分，杨卫东还用不同颜色的蓝色水笔书写内容为：“备注：如债务人到期未还款，需承担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包括但不限于交通费、住宿费、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费用。”当日，吴蕾还出具收条一份，称“今收到杨卫东银行转账捌拾柒万元（870000.00）。”后杨卫东于2016年11月诉至原审法院。审理中，杨卫东提供其江苏泰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支行账户明细证明上述870000元款项系其于2016年6月至7月期间12次转账至吴蕾账户的事实。
另查明：杨卫东庭审中称吴蕾出具讼争借条时其与案外人鲍红星（另案原告刘新宏之夫）、钱少杰、周亚及吴继忠等一起在场，王琴签字系其与钱少杰将借条送到王琴家中去让王琴签的，“担保人”三字系其在王琴、吴继忠签字前写上去的。至于借条之后的“备注”内容，杨卫东则称是在主债务人吴蕾出具该借条之前就由其书写好的，是同一个时间段写的。关于签字的过程，吴继忠则称：2016年9月1日，当时其在无锡打工，钱少杰（周亚之丈夫）打电话给其称吴蕾出事了，让其去常州，因为钱少杰与其儿子是同学，见过面的，打电话后其就去了，吴蕾晚上7点从南大街派出所放出来后，杨卫东他们让其和吴蕾不要回家，并把其和吴蕾带到武进区湖塘镇清沐宾馆，在清沐宾馆，杨卫东就逼着吴蕾签字，在儿子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其也签了字，当时其签字是起到见证的作用，而且其签字时，前面没有“担保人”字样。王琴对签字的过程，陈述称：“签字的前一天晚上，我老公因为一个事情在派出所，放出来之后，钱少杰和杨卫东跟我说，不能回家，家里有黑社会的人等我老公，然后杨卫东押着我老公的车子开到清沐酒店，当时没有用我老公的身份证登记，他们说不能让人查到他在哪里，因为我老公的VIP卡可以打折，所以杨卫东用他的身份证登记，用我老公的卡打折的，当时包括鲍红星也在场。因为当时天很晚，孩子很小，我就先回去了，我爸爸在那里陪他。第二天中午我一直给我老公打电话，他一直不接电话，也不回信息，到下午一两点左右的时候，我老公给我回个电话说他们可能要到家里找我，让我签什么东西，我说我不签，因为他们的所有交易我不清楚，我老公讲一定要签，要不然不放他走。后来杨卫东和钱少杰到我家里，他们讲签字只是让我知道这个事情，也不会起诉我老公，我当时不肯签字，过了好长时间，他们也不走，我也没有办法，当时签字的时候“担保人”和下面的备注是没有的。”至于王琴签字后面的备注内容，王琴解释称，其表达的意思是如果有夫妻共同财产的话可以与吴蕾一起承担债务，但不承担法律责任，因为其不懂法律，其也不想签字，只能这样写，如果当时有“担保人”的字样的话，其是不会签的。
还查明，审理中，王琴、吴继忠申请对讼争借条的三部分内容是否为一次形成，“担保人”三字及“备注”内容是否为事后添加，借条上“吴蕾”的两处签名，是否为同一支笔书写进行司法鉴定，后因受委托机构明确表示无法鉴定，王琴、吴继忠遂未缴纳相关费用，原审法院司法鉴定处将该案退回。
一审法院认为，（1）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2）王琴、吴继忠虽然在借条上签字，但二人否认担保的事实。现从王琴、吴继忠在借条上签字过程的相关陈述及案涉借款合同缔约过程、履行过程来分析，由于杨卫东在吴蕾出具借条时并未向吴蕾交付案涉87万元款项，该借条涉及的金额系之前双方往来款项的结算，故王琴、吴继忠辩称签字系作为见证人的说法也符合情理，加之王琴、吴继忠签名之前的“担保人”字样系杨卫东自行书写，王琴、吴继忠称签名时未见该字样，杨卫东也未能举证证明该“担保人”字样系王琴、吴继忠签名前书写。根据王琴签名后的备注内容也能反映当时王琴愿意与吴蕾承担夫妻共同债务，但并无担保的意思表示。现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王琴、吴继忠系保证人身份。杨卫东向王琴、吴继忠主张承担担保责任，不予支持。
一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杨卫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883元，由杨卫东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有新证据提交，二审另查明，2016年9月2日，案外人吴蕾向周亚、杨卫东、钱少杰、刘新宏出具了金额分别为365万元、87万元、43万元和50万元的借条，两被上诉人王琴、吴继忠分别在四份借条上签字。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两被上诉人是否应对涉案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上诉人杨卫东主张两被上诉人王琴、吴继忠在借条上作为担保人签字，应对涉案借款承担担保责任。两被上诉人王琴、吴继忠主张二人仅作为见证人在借条上签字，二人签名时并无“担保人”字样。如何认定两被上诉人在借条上签名行为的性质，应结合借条内容、借条形成过程、借款履行过程等综合分析判断。首先，从借条内容看，案外人吴蕾书写了借条内容并作为借款人签名，仅有两被上诉人签名前的“担保人”三字系上诉人本人所写，两被上诉人如作为保证人签字担保，上诉人杨卫东完全可以要求两被上诉人在签名前表明身份。审理中，上诉人杨卫东主张两被上诉人签名时“担保人”三字已经存在，对此两被上诉人均不予认可。其次，从借条的形成过程和款项看，涉案借条出具的同时，案外人吴蕾另外出具了三份借条，均是对吴蕾与案外人在借条出具之前的款项往来进行的确认，四份借条的金额高达数百万，而按照上诉人杨卫东的陈述，被上诉人王琴签字系由上诉人及钱少杰找其签字，实际借款人吴蕾并不在场，王琴是否知晓涉案借款系对之前借款的确认、是否是在知晓借款人与上诉人之间款项往来的情况下提供担保，对此上诉人均未能举证证明。最后，被上诉人王琴在其签名后备注“我愿与吴蕾共同承担债务，但不承担法律责任”，上述备注内容亦与杨卫东主张的两被上诉人系担保人的身份不符。综上，根据借条内容、借条形成过程及当事人陈述，足以使法庭对上诉人的主张产生合理怀疑，原审要求上诉人对其主张的“担保人”三字在两被上诉人签名前已经存在提供证据，因上诉人对此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审判决其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举证责任分配恰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杨卫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883元，由上诉人杨卫东负担（已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旭
审判员 刘艳生
审判员 缪翠玲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刘 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