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民终5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望江西路支行，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望江西路159号黄山花园1幢102、204-207室。
负责人:马宁，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守娟，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安徽国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站前路白马服装城二期。
法定代表人:高定秀，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正林，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首信金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9号2106-170。
法定代表人:刘广兰，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世贾，安徽中天恒（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王辉，男，1963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坤，安徽巨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世贾，安徽中天恒（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周莹，女，1965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坤，安徽巨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世贾，安徽中天恒（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福海，男，1963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霞，女，1967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许辉，男，1963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梁树芳，女，1962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胡楠，男，1963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戚丹凌，女，1964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上列六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正林，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大文，女，1968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
上诉人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望江西路支行（以下简称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安徽国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瑞投资公司）、首信金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因与被上诉人王福海、李霞、许辉、梁树芳、胡楠、戚丹凌、刘大文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01民初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上诉请求：依法改判一审判决第四项，判决国瑞投资公司、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王福海、李霞等各被上诉人偿付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以案涉借款本金8886.201582万元为基数按照合同约定的利息、罚息标准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偿付一审公告费1560元，二审诉讼费由各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等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发生的在保证最高额项下所有债权余额，包括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等。一审判决未根据合同约定支持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的利息、罚息主张，明显违背事实。二、一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付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的规定，认为在主债务停止计息的情况下，担保人的从债务不应超过主债务的范围，因此认定被上诉人承担的保证责任不应包含额外的借款利息，适用法律错误。《破产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对债务人和全体债权人均有约束力。债权人未依照本法规定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和解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和解协议的影响。”前述规定明确说明了重整计划、和解协议的效力不及于保证人，明确了重整与和解导致主债务数额减少时，保证责任不受主债务减少的影响。一审判决未支持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关于利息的诉讼请求,违背事实和法律,依法应予改判。
国瑞投资公司、王福海、李霞、许辉、梁树芳、胡楠、戚丹凌辩称：一、依据相关规定，主债务不再计息的，从债务也应不再计息。二、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主债务人追偿，因主债务人不再承担破产之后的利息，故即使保证人追偿也无法获得破产后的利息，从公平角度来说保证人也不应承担此利息。三、司法实践中大部分案件中债权人关于企业破产后的利息的诉讼请求都不被支持。故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的上诉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辩称:一、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二、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与主债务人宣城市大唐万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万安公司）骗取保证人担保，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三、根据《破产法》的规定，主债务停止计息的，从债务也停止计息。
国瑞投资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自行承担律师费50万元。事实和理由：一、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与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代理费50万元，相对于一般民事案件而言是非常高的；二、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请求国瑞投资公司负担律师费，实际上是将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自身的合同义务转嫁到了国瑞投资公司身上，而国瑞投资公司没有参与《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合意过程，在此情况下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与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选择较高的收费方式，对国瑞投资公司不公平。三、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虽然将律师费纳入保证责任范围，且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也提交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增值税发票和支付凭证，但保证合同并未明确约定律师费的具体数额和标准，国瑞投资公司也未实际参与律师费的谈判，基于司法的公平与公正，一审法院判决国瑞投资公司承担律师费不合理。四、本案事实比较清楚，案情比较简单，律师的工作量不大也不复杂，且保证人的保证范围仅是在最高本金限额项下的所有债权余额。但在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聘请律师过程中，其是以债务人重整结束前的债务数额为标的额与律师事务所协商的律师费，并不是在债务人重整结束后以未受清偿的债权余额为标的额协商的律师费，可见本案律师费不宜由国瑞投资公司承担。国瑞投资公司另补充主张，保证合同中仅对实现债权的必须费用进行了约定，故在没有其他约定的情况下，律师费不是实现债权的必须费用，不应由保证人承担。
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辩称：国瑞投资公司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从主合同和保证合同的约定可以看出律师费属于保证人的保证范围。
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述称：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的起诉、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故律师费不应由其承担。
王福海、李霞、许辉、梁树芳、胡楠、戚丹凌的述称意见与国瑞投资公司的上诉意见相同。
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的起诉及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对三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本案诉讼费由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应依法驳回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的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规定：“保证期间，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的，债权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当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提出。”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债权人申报破产债权后，在破产程序终结前无权同时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已向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报了大唐万安公司的破产债权，并投票同意了破产重整方案，截至目前，破产程序尚未终结。因此，依据前述规定，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只能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提出。而一审法院认为法律并未禁止债权人在申报债权的同时向保证人主张权利，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鉴于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在本案受理前已在破产程序中主张权利，结合《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有关当事人主张权利的程序性基本原理，本案明显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应由二审法院直接驳回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的起诉。二、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涉嫌违法发放贷款及商业受贿犯罪，应依法驳回其起诉，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追究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及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公安机关对刘林、刘晓祥的《询问笔录》及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对案外人安徽玉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泰投资公司）的《授信审批表》及大唐万安公司为玉泰投资公司贷款出具的《股东会（董事会）同意担保决议》等证据证明，案涉贷款发放前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行长马宁当面向大唐万安公司总经理许辉、财务总监刘林提出帮助其完成存款任务的要求，大唐万安公司通过与其他单位通过贷款、转存款、再贷款三次循环的方式，帮助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完成2亿元的存贷款任务。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伙同大唐万安公司对保证人采取隐瞒事实真相和欺骗的手段，以发放贷款用于大唐万安公司项目建设为名，实则是用三上诉人担保的贷款转存定期存单为他人进行质押贷款，完成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的存贷款任务。故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与大唐万安公司自始就违法发放贷款，骗取三上诉人的保证担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本案应由二审法院直接驳回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的起诉。三、即使本案属于民事纠纷，也应依法驳回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的全部诉讼请求。如前所述，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与大唐万安公司采取串通、欺诈手段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事实十分清楚明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三上诉人依法不应承担因担保产生的民事责任。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另补充主张，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在大唐万安公司重整程序中，同意将其享有优先权的本案债权的50%变更为普通债权，依据《担保法》的规定，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在放弃优先权的范围内不应再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据了解，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在大唐万安公司重整程序中数次受偿，不能再让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辩称：一、《破产法》司法解释及最高人民法院的规范性文件均规定债权人有权在主债务人破产时向保证人主张保证债权。二、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上诉称本案存在刑事犯罪没有依据，本案经司法机关侦查没有发现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有犯罪行为。三、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没有举证证明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与大唐万安公司有串通行为，其证据只有公安机关对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案涉主合同和保证合同显示，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和主债务人及各保证人的意思表示真实，案涉贷款也汇入了大唐万安公司指定的账户。四、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在大唐万安公司重整程序中也反对放弃50%优先受偿权，债务清偿方案是管理人制定的，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投了反对票。
国瑞投资公司、王福海、李霞、许辉、梁树芳、胡楠、戚丹凌对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的上诉意见未发表陈述意见。
刘大文二审中未予答辩和陈述。
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国瑞投资公司、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等各被告连带清偿借款本息8911.233217万元（其中本金8886.201582万元，欠息25.0316352972万元，计算至2016年1月7日，此后的利息、罚息、违约金等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直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二、各被告支付律师费50万元；三、各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4日，大唐万安公司与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签订了一份编号为xd201411039031《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约定大唐万安公司向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贷款9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11月4日至2016年11月4日，借款利率为月利率8.33333‰；借款逾期的，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有权对逾期的借款计收罚息，罚息利率为借款利率上浮50%。如在借款期间，借款利息未能按时支付或分期偿还的借款本金未能按时偿还，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有权提前收贷，要求大唐万安公司偿还贷款本息并支付律师费等。合同签订后，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即依约发放了9000万元贷款。
同日，国瑞投资公司、首信金达公司与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分别签订了编号为xd201411039031010、xd201411039031011《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国瑞投资公司、首信金达公司作为保证人，自愿为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债权人）与大唐万安公司（主合同债务人）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发生的在保证最高本金限额项下的所有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额度有效期自2014年11月4日至2016年11月4日止；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9000万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发生的在保证最高本金限额项下的所有债权余额，包括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若主合同项下还存在其他担保，则保证人对债权人承担的担保责任不受其他任何担保人所提供的担保的影响，也不因之而免除或减少，其担保责任的承担也不以债权人向其他任何担保人提出权利主张或进行诉讼、仲裁、强制执行为前提。如主合同项下还存在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备用证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担保），保证人同意，债权人可以放弃部分担保物权或者担保物权的顺位（包括该担保物是基于债务人提供的担保物的情况），债权人与任意抵押人、出质人（包括该抵押人、出质人为债务人本人的情况）可以协议变更担保物权的顺位以及被担保的债权数额等内容，债权人即使作出上述行为，保证人仍自愿依据合同承担全部保证担保责任；如大唐万安公司违反主合同的约定（包括但不限于大唐万安公司未按主合同约定使用授信资金），均不影响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保证人不以此为由要求减轻或免除保证责任。
同时，王辉、周莹、王福海、李霞、许辉、梁树芳、胡楠、戚丹凌、刘大文以保证人的身份向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出具了编号分别为xd201411039031001、xd201411039031006、xd201411039031002、xd201411039031007、xd201411039031003、xd201411039031008、xd201411039031004、xd201411039031009、xd201411039031005《不可撤销的担保函》，承诺为确保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与大唐万安公司自2014年11月4日至2016年12月31日止在最高债权额度9000万元内签订的所有授信合同的履行，其自愿为大唐万安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本金及由此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公告费、律师费等）；大唐万安公司违反主合同的约定（包括但不限于大唐万安公司未按主合同约定使用授信资金），均不影响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保证人不以此为由要求减轻或免除保证责任；如大唐万安公司以自身财产为主合同项下债务设定抵押担保，在大唐万安公司未依约履行主合同项下债务时，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承担主合同项下大唐万安公司未履行的全部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而无须先行行使抵押权处置大唐万安公司提供的抵押物。
2015年1月9日，大唐万安公司与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签订了一份编号为xd20141103903102《固定资产借款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大唐万安公司的还款计划为2015年3月底前偿还贷款本金1000万元，2015年6月底前偿还贷款本金2500万元，同时承诺及时配合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办理凤凰城2#地块剩余附着物的在建工程抵押手续。
2015年6月15日、7月16日，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分别向大唐万安公司出具了贷款逾期催收函，大唐万安公司均在催收回执上盖章确认。
一审法院另查明：一、2015年12月9日，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宣中民二破（预）字第00004-1号裁定书，裁定受理大唐万安公司的重整申请，并于同日指定大唐万安公司清算组担任大唐万安公司管理人。
二、2016年10月22日，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宣中民二破字第00004-3号裁定，确认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的债权总额为91273265.80元。
三、2016年1月27日，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与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签订一份《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该所接受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的委托，在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与国瑞投资公司、首信金达公司、王福海、李霞、许辉、梁树芳、胡楠、戚丹凌、刘大文保证合同纠纷中担任其委托代理人，代理费50万元。2016年2月1日，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向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开具了五张金额分别为10万元的增值税发票。当日，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向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支付上述代理费5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主债务人大唐万安公司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债权人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向各保证人主张权利而引发的保证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
一、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国瑞投资公司、王福海、李霞、许辉、梁树芳、胡楠、戚丹凌认为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债权人对于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当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提出。现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已经申报了债权，破产程序尚未终结，故其无权同时向各被告主张担保债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各被告为主债务人大唐万安公司的债务向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各被告与主债务人对债权处于同一清偿顺序。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保证期间，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的，债权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规定，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在申报债权、参加破产程序的同时，可以要求各被告承担保证责任。《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二款主要针对的是债权人就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部分向保证人追偿的期限问题，并非禁止债权人在申报债权的同时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故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
但是，为了保证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担保债权的及时实现，同时又避免双重受偿等情况的发生，各被告在破产程序尚未终结前可暂时停止向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清偿，待破产程序终结后再根据破产受偿情况，向债权人作出相应的清偿，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向各被告主张的权利应当以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为限。
二、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与大唐万安公司是否存在恶意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情况。根据《担保法》第三十条第一项的规定，主合同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情况，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其一，主合同双方当事人主观上均有欺骗故意，如果仅仅是债务人或债权人一方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不能免除责任；其二，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实施了恶意串通行为，足以使保证人受骗上当；其三，保证人无过错。本案中，根据刘晓祥、刘林、马宁的《询问笔录》可知，刘晓祥并非大唐万安公司的人员，其为了获取相应的中介费用，以中间人的身份在大唐万安公司和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之间就贷款事宜起着沟通、协调的作用。虽然在发放案涉贷款前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的行长马宁曾就银行的存款任务和800万元不良贷款的事宜与刘晓祥口头协商，但是大唐万安公司事先并不知情，在主观上不具有欺骗的故意，且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与大唐万安公司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因此，尽管案涉贷款未按照《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但是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不可撤销的担保函》的约定，保证人不能以此为由减轻或免除责任。
三、案涉贷款既有大唐万安公司提供的抵押担保，又有各被告提供的保证担保，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能否优先实现人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本案中，《最高额保证合同》、《不可撤销的担保函》对担保顺序都作出了明确约定，即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承担主合同项下大唐万安公司未履行的全部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而无须先行行使抵押权处置大唐万安公司提供的抵押物。因此，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优先主张各被告承担保证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四、各被告承担的保证范围。根据《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虽然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认为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不应受该款规定的限制，但是各被告所负的保证责任系从债务，从债务不应超出主债务的范围，故在主债务停止计息的情况下，各被告承担的保证责任也不应包含额外的借款利息。
五、律师费的负担。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不可撤销的担保函》明确将律师费纳入保证范围，且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提交了相应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增值税发票和支付凭证，故对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要求各被告承担50万元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国瑞投资公司、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王福海、李霞、许辉、梁树芳、胡楠、戚丹凌、刘大文于判决生效且大唐万安公司破产程序终结后十日内偿付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91273265.80元在大唐万安公司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二、国瑞投资公司、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王福海、李霞、许辉、梁树芳、胡楠、戚丹凌、刘大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支付律师费50万元；三、国瑞投资公司、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王福海、李霞、许辉、梁树芳、胡楠、戚丹凌、刘大文在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大唐万安置业公司追偿；四、驳回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1762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96762元，由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负担2075元，国瑞投资公司、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王福海、李霞、许辉、梁树芳、胡楠、戚丹凌、刘大文共同负担494687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上诉主张，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与大唐万安公司恶意串通，将案涉贷款贷出后转为定期存单，为案外人玉泰投资公司贷款提供质押担保，贷款贷出后再转为定期存单再次为玉泰公司贷款提供质押担保，如此循环三次为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完成2亿元的存贷款任务，双方系采用串通、欺诈手段骗取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提供保证。本院认为，首先，首信金达公司是大唐万安公司的股东，王辉为大唐万安公司的副董事长，王辉、周莹系夫妻关系；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委托诉讼代理人在接受本院询问时称，王辉、周莹系首信金达公司派往大唐万安公司的管理人员；在大唐万安公司为案涉贷款所作的《股东会（董事会）同意借款决议》、《股东会（董事会）同意担保决议》上，首信金达公司加盖印章，并由周莹签名。故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系与大唐万安公司存在密切关联关系的关联人，应当认定其明知或应知案涉贷款的真实用途及操作方式。其次，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与大唐万安公司签订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约定的贷款用途为用于凤凰城项目建设。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陈述的案涉9000万元贷款资金流向显示：一、2014年11月14日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发放7000万元贷款至大唐万安公司账户，2014年11月17日该7000万元转至淮北东齐能源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账户，同日转入大唐万安公司账户，同日大唐万安公司账户转款7150万元至大唐万安公司全资子公司宣城盛安商贸有限公司（与大唐万安公司合并破产，以下简称盛安商贸公司）账户，次日该7150万元在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转为定期存款，为玉泰投资公司贷款提供质押担保；二、2014年11月18日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向玉泰投资公司发放7100万元贷款至该公司账户，2014年11月19日该款转至国瑞投资公司账户，同日国瑞投资公司账户转入盛安商贸公司账户6950万元，同日该款在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转为定期存款，为玉泰投资公司贷款提供质押担保；三、2014年11月19日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向玉泰投资公司发放6900万元贷款至该公司账户，同日该款转入国瑞投资公司账户，同日国瑞投资公司转款7050万元至盛安商贸公司账户，同日该款在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转为定期存款，为玉泰投资公司贷款提供质押担保；四、2014年11月19日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向玉泰投资公司发放7000万元贷款至该公司账户，2014年11月20日该款转至国瑞投资公司账户，同日国瑞投资公司账户向盛安商贸公司账户转款2000万元，向大唐万安公司账户转款5000万元；五、2014年11月20日，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向大唐万安公司发放2000万元贷款至该公司账户，同日该款转入盛安商贸公司账户。从上述资金流向可以看出，案涉9000万元贷款中的7000万元于2014年11月14日发放后，经三次转为定期存款为玉泰投资公司贷款提供质押担保，但玉泰投资公司2014年11月19日最后一次贷款7000万元于2014年11月20日转入了大唐万安公司及盛安商贸公司账户，为大唐万安公司控制和使用；另2000万元贷款于2014年11月20日发放至大唐万安公司账户，为大唐万安公司控制和使用。故即便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陈述的案涉9000万元贷款发放及流转过程属实，该9000万元贷款经短期一系列运作后最终仍然进入大唐万安公司或其全资子公司账户，为大唐万安公司控制和使用，不违反贷款的实际用途，不违背大唐万安公司及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的意思及利益。至于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主张的大唐万安公司为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化解不良贷款的800万元，依据贷款中间人刘晓祥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系其提出帮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消化该笔800万元不良贷款，其从大唐万安公司向其支付的融资顾问费中转付了806万元给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指定的账户。故该800万元与大唐万安公司及案涉9000万元贷款无直接关系。基于上述理由，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关于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与大唐万安公司采取串通、欺诈手段骗取其提供保证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应否对案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应否承担人民法院受理大唐万安公司重整申请之后的债务利息；一审判决判令国瑞投资公司等保证人承担律师费50万元是否适当。
一、关于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担保法》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限期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规定：“保证期间，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的，债权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当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提出。”依据前述规定，在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情况下，债务人未按约定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同时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在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的情况下，债权人可以在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同时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关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当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提出”的规定，是就债权人在债务人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而未受全部清偿的情况下，对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期限的规定，而非规定在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情况下不能同时向保证人主张权利。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依据前述规定认为债权人在债务人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的情况下不能同时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只能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主张，系对该规定的错误理解。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关于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无权提起本案诉讼，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范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另主张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发放案涉贷款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罪、商业受贿罪，并提供了公安机关2016年5月对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行长马宁、大唐万安公司工作人员刘林、贷款中间人刘晓祥等人的《询问笔录》，但其至今不能提供公安机关对其主张的犯罪事实立案侦查的证据，故本院对其前述主张不予采信。且即便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罪、商业受贿罪，该刑事案件的审理并不能解决债务人及保证人基于本案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故刑事案件的审理亦不影响本案民事案件的审理及相关当事人民事责任的认定和承担。据此，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关于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发放案涉贷款涉嫌违法发放贷款及商业受贿犯罪，本案应驳回其起诉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应否对案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如前所述，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关于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与大唐万安公司采取串通、欺诈手段骗取其提供保证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故其据此主张对案涉债务不承担保证责任的上诉理由相应不能成立。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另主张，大唐万安公司重整计划将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享有优先权的案涉债权的50%调整为普通债权，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对重整计划投了赞成票，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在其放弃优先权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本院认为，《破产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对债务人和全体债权人均有约束力。债权人未依照本法规定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故即便大唐万安公司重整计划将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享有优先受偿权的案涉债权的50%调整为普通债权，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对重整计划投了赞成票，依据前述规定，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对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等保证人的权利也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亦应对全部债务承担保证责任。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的此节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又称，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在大唐万安公司破产程序中已数次受偿，其不应再承担保证责任，但并未提供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受偿的证据；且即便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确实受偿了部分债权，因一审判决判令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等保证人就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的案涉债权在大唐万安公司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部分承担清偿责任，故该部分受偿的债权亦可在本案执行程序中予以扣除，二审可不予处理。
三、关于保证人应否承担人民法院受理大唐万安公司破产申请之后的债务利息。《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付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依据前述规定，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停止计息。担保债务为从债务，担保人承担的债务不应超过债务人承担的债务范围。故在主债务停止计息的情况下，担保人承担的责任应以主债务为限，亦不应承担破产申请受理之后的利息。《破产法》第九十二条关于“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的规定，系指对于债权人依据前述规定确定的债权，重整计划对其清偿顺序、清偿比例、清偿期限作出的对债权人不利的规定，不影响债权人对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而不是指保证债务不受主债务的影响继续计息。一审判决未支持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要求保证人承担大唐万安公司破产申请受理之后的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此节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四、国瑞投资公司等保证人应否承担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支付的律师费50万元及公告费1560元。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与大唐万安公司签订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约定，大唐万安公司未按约定偿付借款本息的，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有权要求大唐万安公司偿还贷款本息并支付律师费等；首信金达公司与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保证范围包括债权人实现债权人的费用；王辉、周莹向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出具的《不可撤销的担保函》约定，保证人保证范围包括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依据前述约定，在大唐万安公司未按约偿付借款本息的情况下，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有权要求保证人承担为实现债权聘请律师而支付的合理的律师费。综合考虑本案标的额、案件难易程度、当地律师服务收费行情，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就本案聘请律师代理诉讼支付50万元的律师费，并不过高，一审判决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国瑞投资公司关于其不应承担50万元律师费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二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因鉴定、公告、勘验等发生的依法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费用，人民法院根据谁主张、谁负担的原则，决定由当事人直接支付给有关机构或单位，人民法院不得代收代付。依据前述规定，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作为本案原告，负有支付公告费的义务，其要求国瑞投资公司、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等保证人偿付其一审支付的公告费的上诉请求，不符合前述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九江银行合肥望江西路支行、国瑞投资公司、首信金达公司、王辉、周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4522元，由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望江西路支行负担114660元，安徽国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担8800元，首信金达投资有限公司、王辉、周莹负担48106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文友
审判员 刘 颖
审判员 郑 霞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洪贤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