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湘31民终11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贵生，男，1947年3月10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翠云，女，1954年4月23日出生，苗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花垣县花垣镇伍家坡村委会。法定代表人：杨小群。委托诉讼代理人：麻云超，湖南金三角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原审第三人）田仁洪，男，1963年9月30日出生，土家族。上诉人李贵生因与被上诉人花垣县花垣镇伍家坡村委会、田仁洪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花垣县人民法院（2016）湘3124民初4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双方当事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贵生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争议土地。事实与理由：一、原审采用简易程序不合法。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之规定，只有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才能适用简易程序，而本案事实复杂，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二、关于原审的举证、质证与认证。虽然一审法院是公开开庭审理的，但是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均未认定，判决缺乏依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多分书证，但证人均未出庭作证,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因伍家坡全村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均未记载四至界限，故上诉人家的承包合同也未记载。被上诉人举证证明争议土地在第一轮承包时是谢光辉的土地，但村委会未提供承包合同证明，且上诉人在县档案局也未找到谢光辉及其夫的承包合同，只找到了其儿媳刘龙秀的承包资料，而该土地并非争议土地。另外，伍家坡村委会在行政诉讼中作过证，其并未否认上诉人对争议地享有承包权，只是证明该土地被征收了。三、关于案件受理费的收取。诉讼费应由败诉方承担，若达成协议的，由双方分担。原审对双方争议证据未认定的情况下作出的判决，诉讼费应由双方分担，原判由上诉人承担诉讼费，显失公平。被上诉人花垣县花垣镇伍家坡村委会答辩称，一、争议地不属于上诉人第一、二轮的承包地，其主张无证据佐证。1981年实施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上诉人是以其父李治平为户主参与土地承包，当时承包的土地包括位于“丰和”的水田及“中山堂”的旱地，不包括争议的土地。1998年实施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上诉人单独立户参与土地承包，其与李友文各承包原土地的一半。因此，上诉人未取得争议的承包经营权。二、争议地在第一轮承包时发包给了谢光辉，1987年谢光辉户农转非后，该土地被村第二小组收回，之后未再发包。组集体将争议土地收回后，上诉人曾私自耕种过几年，1989年至2004年该土地由新型建材厂使用，2004年花垣县钟佛山北路旧城改造指挥部与花垣水泥厂签订协议，征购争议土地，2012年，该指挥部将此地与田仁洪置换。虽然上诉人曾耕种过争议土地，但未取得村组同意，上诉人主张对争议地享有承包权，缺乏法律依据。三、上诉人主张的土地界限与其承包的土地界限不一致。上诉人家承包的旱地位于“中山堂”，而其主张的土地位于“张家湾”，且两块土地的四至界限均不同。综上，上诉人主张对争议地享有承包权无事实依据。原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李贵生向一审提起的诉讼请求：依法确认本村“中山堂”旱地0.6亩（四至界限：东与贾光汉承包地相邻，南至公路，西与吴翠芝承包地相邻，北与田益珍承包地相邻）享有承包经营权。一审法院认定，原告父亲李治平与被告在第一轮承包时签订了“田土山林承包合同书”，承包了“丰和”稻田3丘2.2亩，“中山堂”旱土1.1亩。合同中“承包田土山林注册”没有填写稻田、旱土的四至。1998年第二轮承包时，原告与兄长李友文分户，单独与被告签订了“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了“丰和”稻田1.1亩、“中山堂”旱土0.6亩。合同中“承包土地目录表”没有填写田、土的四至。花垣县人民政府为原告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只填写承包土地面积1.7亩（水田1.1亩、旱地0.6亩），对地块名称、类别、等级、用途、坐落（四至边界）均没有填写。被告提交了原告父亲李治平的“田土山林承包合同书”，内容与原告提交的一致。提交了原告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经对比，原告的承包合同书与被告提交的承包合同书签订时间不一致，被告提交的合同中的“承包土地目录表”填写了四至（上:土坎、下：土坎、左：土坎、右：土边），原告在庭审中明确表示不认可被告提交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上的四至界限。被告还提交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内容与原告提交的一致。另查明，花垣县钟佛山北路旧城改造工程指挥部与花垣县水泥厂于2004年6月7日签订了“花垣县钟佛山北路拆除单位房屋协议书”，通过补偿方式将花垣县水泥厂下属企业花垣县新型建材厂的房地产、附属物用于旧城改造，修建花垣县步行街。附属物含渣场，即本案的争议地。2012年12月29日，花垣县钟佛山北路旧城改造指挥部与第三人签订了“土地置换协议”，将渣厂置换给第三人。第三人已在自己的土地及置换的土地上修建了楼房。2014年4月29日花垣县人民政府给第三人颁发了花国用[2014]第00723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颁证后，案外人吴宗凡对花垣县人民政府颁证行为不服，认为争议地使用权归其所有，以花垣县人民政府为被告，本案原告、第三人为第三人提起行政诉讼。经保靖县人民法院、湘西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湘西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15日作出（2015）州行终字第10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了花垣县人民政府给第三人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原告于2016年7月28日以诉称的事实与理由向该院提起诉讼，请求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本案的案由应定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下级案由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是指土地经营权是否成立及其归属和内容所发生的纠纷。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了“田土山林承包合同书”、“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院予以认定。承包合同书、经营权证能够证实原告在“中山堂”享有0.6亩旱土承包经营权。承包合同书自成立之日时起生效，原告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承包合同一般包括以下条款：发包方、承包方的名称，发包方负责人和承包方代表的姓名、住所。（二）承包土地的名称、坐落、面积、质量等级；（三）承包期限和起止日期；（四）承包土地的用途；（五）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六）违约责任。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应包括以下内容：名称和编号、发证机关及日期。三）承包期限和起止日期；（四）承包土地名称、坐落、面积、用途；（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变动情况；（六）其他应当注明的事项。由于原告持有的承包合同书、经营权证均没有填写完整，就本案而言，没有填写承包土地名称（经营权证未填写）、坐落（四至界限），不符合上述法律、办法的规定。因此该院不能确认原告于“中山堂”具体位置承包了0.6亩的旱土。原告提交了吴翠芝、石桂云、刘龙香、李金英四人的调查笔录及梁承菊的书面证言，五人均对原告0.6亩旱土的具体位置作了相应陈述，均证实原告在第三人修建房屋的地方承包有耕地，但均没有明确到原告所主张的承包地四至界限：东与贾兴汉承包地相邻、南至公路、西与吴翠芝承包地相邻、北与田益珍承包地相邻。并且证人吴翠芝证实其家的田土在弯弯最后角角，未证实其家的田土与原告的承包地相邻。五人均未提及和证实原告的承包地东与贾光汉承包地相邻。证人梁承菊、刘龙兵、李金英出庭作证，但均没能将原告承包地的四至界限陈述清楚。被告为支持其答辩主张，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中原告承包的旱地0.6亩虽然填写了四至，但也未能明确相邻承包地的户名，同时原告不认可所填写的四至。提交了与原告同组的彭光珠、梅有才、石长海、贾光俊的调查笔录，彭光珠证实自己参与了第一轮田土承包分配，时任记工员，李治平户在中山堂的承包地现已被原告兄弟李友文、其妹李玉莲建房使用。吴宗凡房屋外的土地属“农转非”户收回的土地，不属于原告（李治平）户承包。梅有才证实李治平户第一轮承包时在“中山堂”的承包地旱地有两块，一块被原告兄弟李友文，其妹李玉莲用于建房使用，另一块位于我屋旁，被原告二妹李春华用于建房使用，后李春华将该地转卖他人。吴宗凡户宅基地围墙前的空地在第一轮承包时是谢光辉户的承包地，谢光辉农转非后，承包地收回集体，田、土没有承包到户。由于没有人具体管理，放荒几年后，李贵生户自行耕种该地。后被李贵生转卖给建材厂。石长海证实第一轮承包时李治平户在“中山堂”承包地有两块旱地。一块被原告兄弟李友文建房使用，另一块原告已转卖给他人建房使用。吴宗凡宅基地围墙前的土地属于我组原村民谢光辉户一轮承包地。贾光俊证实的内容与石长海证实的内容相同。从上可看出，原、被告双方证人证言对案件事实的陈述，事实上是通过回忆而对当年历史事件（一轮、二轮承包情况）的反映。难免有失准确，甚至证人之间的证言相互矛盾。基于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所证实的内容完全相反的情形，依照上述法律、办法关于承包合同内容、经营权证内容的规定，该院不宜以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来确认原告承包地的四至界限，而应以承包合同、经营权证记载的内容来确定。因此对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定。原、被告所提交的证据均不足以作为认定本案案件事实的依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确认原告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是诉讼、仲裁、审理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证据，受国家法律的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应在30个工作日内，将土地承包方案、承包方及承包土地的详细情况、土地承包合同等材料一式两份报乡（镇）人民政府经营管理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对发包方报送的材料予以初审。材料符合规定的，及时登记造册，由乡（镇）人民政府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提出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书面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的，应在15个工作日内补正。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乡（镇）人民政府报送的申请材料予以审核。申请材料符合规定的，编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薄，报同级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的，书面通知乡（镇）人民政府补正。由于原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没有对原告承包的旱地0.6亩地块名称、类别、等级、用途、坐落（四至边界）填写，同时又不能通过原告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来确认上述内容。因此原告可以比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颁发程序向相关部门申请完善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综上所述，由于原告证据不足，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该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告有新的证据后，可另行向该院提起诉讼。原告代理人提出本案应当审查争议土地征收是否成立的事实，应待原告的承包地经营权确认后，在另案的侵权纠纷中提出。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若干规定》第二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贵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原告李贵生负担。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对争议地是否享有承包经营权。根据民事诉讼举证规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请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主张其对争议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根据上述举证规则，其应当举证证明该事实。而上诉人提交的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以其父李治平名义签订的，承包地有稻田2.2亩、旱地1.1亩，但未注明土地的位置和四至界限；上诉人提交的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以其自己名义签订的，承包的稻田（地名“丰和”）1.1亩、旱地（地名“中山堂”）0.6亩，但该两宗地均未注明四至界限。虽然上诉人提交了两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但是该合同并未注明土地的四至界限，本院无法确认承包土地的具体位置，且上诉人无其他充分证据证明争议土地位于其承包的土地范围内，因此，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其对争议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上诉人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李贵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提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李贵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彭志友审判员  龙少松审判员  张安成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刘桂林附：相关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