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南市行一终字第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光和村那岳坡第1队。
诉讼代表人乃显高，该队队长。
上诉人（原审原告）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光和村那岳坡第2队。
诉讼代表人乃加珠，该队队长。
上诉人（原审原告）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光和村那岳坡第3队。
诉讼代表人黄长日，该队队长。
上述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覃有祺，广西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南宁市邕宁区红星路**号。
法定代表人许强初，该区代区长。
委托代理人韦康廷，南宁市邕宁区法制办公室干部。
委托代理人方仁卿，南宁市良庆区良庆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光和村那岳坡第7队。
诉讼代表人黄永添，该队队长。
原审第三人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光和村那岳坡第8队。
诉讼代表人黄永罗，该队队长。
原审第三人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光和村那岳坡第9队。
诉讼代表人黄棋榴，该队队长。
上述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方鹏，广西志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光和村那岳坡第1、2、3队（以下简称那岳坡1、2、3队）与被上诉人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邕宁区政府）因土地行政裁决一案，不服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2014）青行初字第5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那岳坡1队的诉讼代表人乃显高、那岳坡2队的诉讼代表人乃加珠、那岳坡3队的诉讼代表人黄长日及那岳坡1、2、3队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覃有祺，被上诉人邕宁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韦康廷、方仁卿，原审第三人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光和村那岳坡第7、8、9队（以下简称那岳坡7、8、9队）的诉讼代表人黄永添、黄永罗、黄棋榴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方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争议地原告那岳坡1、2、3队称为那椅岭、晓隆岭、大路岭、未湖岭西北面，第三人那岳坡7、8、9队称为四利岭、尧龙岭、甲寅岭、味湖岭西北面，面积共计137亩，四至范围与邕府行处字（2014）2号处理决定认定一致。那岳坡7、8、9队与那岳坡1、2、3队在土地改革时属那岳农会，农业高级合作社时属光和高级社，“三包四固定”时属光和大队，现同属光和村民委员会管辖。联产承包责任制前，那岳坡1、2、3队称为光和大队那岳坡第5生产队（旧5队），那岳坡7、8、9队称为光和大队那岳坡第7生产队（旧7队）；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分为现在各队。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争议地没有明确划分权属。合作化时期，光和高级社各队耕作区田地按连片、就近、方便生产和管理的原则划分，没有“插花”；“四固定”时期按高级社时落实不变。“林业三定”时，争议地没有核发《山界林权证》。争议地的北、西、南面山脚田畲是那岳坡7、8、9队耕作区，东面是旧8队耕作区。旧8队对争议地不主张权属。现争议山上有那岳坡7、8、9队经营种植的林木和农作物。那岳坡1、2、3队在争议地四周山脚没有田畲，山上亦无任何经营管理的林木或农作物。2010年因南宁市外环高速公路建设需要，国家对部分争议地实施征收，那岳坡7、8、9队与那岳坡1、2、3队均对争议地提出权属主张，从而产生纠纷。那岳坡7、8、9队于2010年9月1日向被告邕宁区政府、那岳坡1、2、3队于2010年9月4日向蒲庙镇政府递申请书，申请调处争议地权属纠纷。被告受理后，历经调查、调解，在争议双方意见不一的情况下，于2014年5月7日作出邕府行处字（2014）2号处理决定，将四利岭、尧龙岭、甲寅岭、味湖岭西北面土地所有权确定属那岳坡7、8、9队集体所有。那岳坡1、2、3队不服，向南宁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南宁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8月28日作出南府复议（2014）147号行政复议决定，予以维持。那岳坡1、2、3队仍不服，遂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判决认为，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及《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被告邕宁区政府具有调处本案山林土地权属纠纷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有权作出本案被诉处理决定。本案中，关于争议地的权属归属，争议双方各执一词，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争议地在“四固定”前是否已由旧7队（即那岳坡7、8、9队）调整归旧5队（即那岳坡1、2、3队）所有。综合本案证据材料来看，那岳坡1、2、3队称“四固定”前争议地已调整归其所有，但对其主张只有本队村民及相关知情人的陈述予以证实。因其本队村民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且均非事件亲历者，相关知情人中除黄启来外对争议地权属归属情况的了解均为“听说”，而黄启来虽然陈述其参与了争议地调整，但因黄启来所在的旧6队也以相同的事实、理由与旧7队存在土地权属纠纷，其与案件的处理亦存在利害关系，因此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仅凭上述证据难以确实、有效地证实争议地在“四固定”前已由旧7队调整归旧5队所有。根据被告在调处期间调查取得的证据显示，争议双方均无充分证据证明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历史时期确定过权属。合作化时期，光和高级社各队耕作区田地按照连片、就近、方便生产和管理的原则划分，没有“插花”；“四固定”时按高级社时落实不变。争议地的北、西、南面山脚田畲为那岳坡7、8、9队耕作区，东面是旧8队耕作区，旧8队对争议地不主张权属，现争议山上有那岳坡7、8、9队经营种植的林木和农作物，那岳坡1、2、3队在争议地四周山脚没有田畲，山上亦无任何经营管理的林木或农作物。被告在查明上述事实的基础上，考虑到争议地的历史及现实经营管理情况，从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出发，依据《调处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将争议地权属确定归那岳坡7、8、9队集体所有，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规正确。那岳坡1、2、3队称从“三包四固定”至联产承包责任制期间争议地均由其经营管理，至今其已在争议地上经营管理几十年，因无充分证据证实，也与争议地现经营管理状况不符，不予采信。被告在调处程序中，对争议双方的村民及相关知情人均进行了调查询问，那岳坡1、2、3队认为被告调查的对象绝大部分是那岳坡7、8、9队的村民，调查过程不公正、不公平，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本案中并无证据表明被告的原工作人员周以毅与那岳坡7、8、9队有利害关系，亦无证据表明周以毅在调查处理本案中有违法犯罪行为，故那岳坡1、2、3队关于周以毅应当回避而不回避、违反法定程序以及周以毅制作的调查笔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观点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争议地权属纠纷发生后，那岳坡7、8、9队于2010年9月1日向被告、那岳坡1、2、3队于2010年9月4日向蒲庙镇政府申请调处，被告根据双方递交申请书的时间及对象的不同而将那岳坡7、8、9队列为申请人、将那岳坡1、2、3队列为被申请人并无不当，且申请人、被申请人地位的不同亦未影响到那岳坡1、2、3队在调处程序中的权利义务，那岳坡1、2、3队认为被告错列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观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邕府行处字（2014）2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规正确。原告诉请撤销该处理决定的理由不能成立，故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为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光和村那岳坡第1队、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光和村那岳坡第2队、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光和村那岳坡第3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光和村那岳坡第1队、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光和村那岳坡第2队、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光和村那岳坡第3队共同负担。
上诉人那岳坡1、2、3队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法院认定光和村土地没有“插花”是错误的；认定争议地在“四固定”前没有由旧7队（即原审第三人的前身）调整归旧5队（即上诉人的前身）所有和经营管理是错误的；认定2010年因部分争议地实施征收才产生纠纷是错误的；认定被上诉人的调查程序合法是错误的；认定被诉处理决定错列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不影响上诉人的权利义务是错误的。综上所述，被诉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所依据的调查笔录不公正、不合法。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撤销被诉处理决定，由被上诉人对争议地重新确权。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邕宁区政府辩称，被上诉人在调查过程中，双方均未能提供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历史时期的有效证据证明现争议地归各自集体所有。争议地现主要为原审第三人农户经营管理。被上诉人根据“三个有利于”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相关规定作出处理决定是正确的。而上诉人所主张争议地在三包四固定前调整归其所有，因其未能提供相应证据支持，被上诉人在调处过程中亦未发现证据佐证其主张，其主张不成立。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那岳坡7、8、9队述称，被诉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争议地在土改后至三包四固定前从未进行过调整划拨。争议地自土改以来就一直由原审第三人进行有效的经营管理和使用，落实生产责任制时，争议地已具体分到各生产队各农户进行经营管理。2001年因西东送工程建设，需要在尧龙岭架设高压输电线搭杆架，那岳9队承包户黄长安已经领取了各项征地补偿款，并未有人提出异议。被诉处理决定调查处理程序合法。综上所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庭审时，上诉人向本院新提交如下证据：1、光和村委证明。2、陆增明证明。两份证据共同证明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对争议地的争议发生于2010年是错误的。本院认为，上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该证据而在第二审程序中提供，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不予接纳。
经审查，本院确认一审判决确认的证据以及合法有效，可作为定案依据。据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争议地在“三包四固定”前是否已经由旧7队（原审第三人的前身）调整归旧5队（上诉人的前身）所有。对于这一问题仅有证人证言予以证明，但各证人关于这一问题的说法并不一致，证言并不能相互印证，不能形成证据链，无法证明争议地在“三包四固定”前已经由原审第三人调整归上诉人所有。因此，被上诉人在争议地历史各个时期未确定权属的情况下，根据争议地的历史经营管理情况，考虑历史和现实状况，遵循“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对争议地进行确权并无不妥。
对于上诉人所认为的光和村在各个历史时期土地均存在“插花”的主张，本院认为，在被上诉人调处过程中所调查的证人证言均一致陈述：合作化时期，光和高级社各队耕作区田地按连片就近方便生产和管理划分，没有插花，四固定按高级社时落实不变。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因此上诉人的上述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以支持。对于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的调处程序不合法的问题，被上诉人在调处程序中，对争议双方的村民以及相关知情人士作了全面的调查，并不存在只调查原审第三人村民的情形；本案中亦无证据表明被上诉人的原工作人员周以毅在本案的调处过程中有违法犯罪行为。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的调处程序不合法的主张亦不成立。至于争议双方在调处程序中被列为申请人还是被申请人，被上诉人是依据双方提出调处申请的时间来确定，且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被上诉人将争议双方确定为申请人还是被申请人并不对双方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上诉人的该主张亦不成立，本院不予以支持。一审判决正确，应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光和村那岳坡第1队、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光和村那岳坡第2队、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光和村那岳坡第3队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傅朝霞
审判员 韦瑞生
审判员 晏 琼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五日
书记员 何丽莎
附相关法律条文：
《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
第五条权属纠纷的调处，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考虑历史和现实状况，积极疏导，充分协商，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七条原告或者第三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之日提供证据。因正当事由申请延期提供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供。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原告或者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在第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