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海中法民一终字第143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彭禹。
上诉人（原审被告）：彭渊。
委托代理人：陈洪德，海南海大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振华，海南海大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澄迈恒大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汉昌，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廖波，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建峰，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彭禹、彭渊与被上诉人澄迈恒大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2014）美民一重字第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6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詹晓黔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傅海燕、谢焕怡共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9月17日，恒大公司与案外人第一投资招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投资公司”）签订合资经营合同，拟建立物流配送公司。2002年9月29日，王汉昌（恒大公司现法定代表人）以恒大公司名义与彭禹签订一份《共同出资与第三方合营企业合同》，约定双方在与第一投资公司举办的物流公司中的出资额为2500万元，其中2000万元为恒大公司所有，500万元为彭禹所有。后因恒大公司与第一投资公司发生合同纠纷，诉至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确认第一投资公司尚欠恒大公司2570万元，该公司以其名下的“阳光经典”住宅小区内的房产按评估价2615.93万元抵偿给恒大公司。2005年4月27日，王汉昌又以恒大公司名义与彭禹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恒大公司通知第一投资公司将“阳光经典”住宅小区联排别墅第17幢直接过户至彭禹名下，共计抵偿出资额3552068元，彭禹出资余额1447932元，由恒大公司委托第一投资公司将房屋出售后10天内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彭禹。恒大公司为彭禹缴纳了该房屋的契税并办理产权登记过户手续。后彭禹将该房屋出售他人。此外，彭禹根据王汉昌授意收取恒大公司部分售房款。2009年6月26日，恒大公司召开监事会，要求公司董事会召集临时股东会议，就“阳光经典”联排别墅17号、19号售房款取向作出说明。2009年10月9日，恒大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议，王汉昌向公司及股东披露上述房产售房款的去向。因恒大公司监事会未对王汉昌和彭禹损害公司利益行为提起诉讼，2010年，案外人刘玉珠、澄迈宝信实业有限公司以公司股东身份作为原告，以王汉昌和彭禹为被告，澄迈恒大实业有限公司为第三人，向原审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判令恒大公司与彭禹签订的《共同出资与第三方合营企业合同》和《协议书》无效。原审法院于2011年3月23日作出（2010）美民一初字第800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王汉昌以恒大公司名义与彭禹于2002年9月29日签订的《共同出资与第三方合营企业合同》及于2005年4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二、王汉昌须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恒大公司房款20万元，并赔偿恒大公司契税款损失51749.67元；三、彭禹须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恒大公司房屋折价款3552068元、购房款100万元、税款80700元，赔偿其契税损失51749.67元；四、驳回刘玉珠和澄迈宝信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彭禹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遂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海口中院于2011年7月14日作出（2011）海中法民二终字第103号民事判决，撤销原审法院（2010）美民一初字第800号民事判决；驳回澄迈宝信实业有限公司和刘玉珠的诉讼请求。刘玉珠、澄迈宝信实业有限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申诉，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省检察院的抗诉，对该案进行提审，经过公开开庭审理，省高院认为王汉昌与彭禹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恒大公司名下土地权益系双方共有资产，也无证据证明彭禹对其认缴的出资额履行了出资义务。恒大公司作为具有独立民事责任能力的企业法人，其对公司资产享有完全独立的财产权。王汉昌虽系恒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公司的资产并非其个人资产。王汉昌个人给予彭禹劳务奖励和补偿，理应以其个人资产来完成，而其却通过与恒大公司与彭禹签订合同，虚构彭禹出资事实，进而无偿转移公司资产，其实质违反了《公司法》有关公司财产独立的规定，占有了恒大公司资产。同时，涉及彭禹隐名投资500万元的问题，属于公司中的重大交易行为，应当属于恒大公司股东会的决议范围。王汉昌与彭禹签订的两份合同没有经过董事会表决，也未经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但是彭禹依据两份合同已经实际取得了用以抵偿出资额的房产等利益，其主观上存在恶意，实则亦对恒大公司或其他少数股东权益构成侵害，故作出（2012）琼民抗字第10号民事判决，撤销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海中法民二终字第103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审法院（2010）美民一初字第80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四项；变更第二项为：王汉昌须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恒大公司房款人民币44万元，并赔偿其契税款损失51749.67元；变更原审法院（2010）美民一初字第80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彭禹须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恒大公司房屋折价款3552068元、购房款76万元、税款80700元，并赔偿其契税损失51749.67元。因被告彭禹逾期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原审法院根据恒大公司的申请，于2013年2月21日作出（2013）美执字第324-1号执行裁定书，查封了涉案的位于海口市海府路XX号南亚广场XXX、XXX、XXX号房。
另查，上述三套房产，系彭渊向海南宝胜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胜公司）所购买，双方于2006年7月28日于当日签订了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宝胜公司将上述XXX、XXX、XXX（与2501号同为一套跃层住宅）共3套房住宅房出售给彭渊，其中XXX、XXX的价格为203325元、203325元，XXX房的价格为358950元，合计765600元。彭渊并未在合同约定的2006年8月15日前付清购房价款。2008年8月18日，彭禹与案外人刘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彭禹将其持有的宝胜公司12.8%的股权以6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刘霞。2008年8月19日，彭禹与刘霞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彭禹同意刘霞从应付给其的股权转让价款中扣除76.56万元作为彭禹支付彭渊从南亚广场购买住宅用房的应付价款。宝胜公司于2008年8月20日向彭禹出具《债务确认函》，对刘霞从股权转让款中扣除76.56万元，用于抵支彭渊在南亚广场购买住宅用房的价款的行为表示同意。2008年10月30日，彭渊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行（以下简称交行海南分行）、宝胜公司签订了《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合同》，约定彭渊为购买南亚广场A单元XXX房向交行海南分行贷款66万元，宝胜公司为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提供连带担保。之后，交行海南分行向彭渊发放了贷款，并于2008年12月2日将上述款项转入宝胜公司账户。宝胜公司于2008年12月3日将66万元转入彭禹妻子吴春菊（双方于1989年9月17日登记结婚）的个人账户内（账号：46190XXXXX）。彭禹、彭渊认为该贷款66万元是彭渊归还彭禹为其支付的购房款。2009年5月20日，宝胜公司为彭渊购买的南亚广场A单元2404、2504、XXX房屋办理房产证。2012年12月10日，彭渊将海口市海府路XX号XXX、XXX、XXX号房分别进行换证登记，房屋所有权证号分别为HK366XXXXX、HK366XXXXX、HK366XXXXX。在原审法院查封涉案三套房产期间，彭渊向原审法院提出异议，原审法院审查后于2013年4月23日作出（2013）美执异字第7号执行裁定书，中止了对上述房产的执行。恒大公司于2013年5月13日向原审法院提起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原审法院于2013年10月16日做出（2013）美民一初字第1037号民事判决，驳回恒大公司的诉讼请求。恒大公司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至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申请执行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即2012年8月31日修正后的“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起诉讼，请求对执行标的许可执行的，应当以案外人为被告；被执行人反对申请执行人请求的，应当以案外人和被执行人为共同被告。从本案审理情况来看，恒大公司提起的是许可执行之诉，彭禹作为被执行人，反对恒大公司的请求，恒大公司应将案外人彭渊与彭禹列为共同被告。由于原审法院将彭禹列为第三人，导致诉讼主体错误，违反了程序，可能影响案件的正确处理。其次，关于彭禹是否存在逃避债务嫌疑问题。不仅仅是从（2012）琼民抗字第10号案件当事人首次提起诉讼的时间进行审查，还应从讼争法律关系产生之时的具体情况进行审查，以确定当事人彭禹是否有逃避债务的嫌疑。原审法院未查明这一事实，有可能影响案件的正确处理。经审委会讨论决定，裁定撤销原审法院（2013）美民一初字第1037号民事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原审法院于2014年10月15日立案受理，并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恒大公司在原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判决许可对位于海口市海府路XX号南亚广场XXX、XXX、XXX号房产的执行。
原审法院认为：一、对于彭禹是否有逃避债务的嫌疑，应从恒大公司与彭禹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根据省高院（2012）琼民抗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的认定，案外人王汉昌与彭禹在2002年9月29日签订《共同出资与第三方合营企业合同》，以及在2005年4月27日签订《协议书》时，王汉昌虽系恒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公司的资产并非其个人资产，涉及彭禹隐名投资500万元属于公司的重大交易行为。双方的上述协议未经董事会表决，也未经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彭禹在没有实际出资的情况下，依据两份合同已经实际取得了应属恒大公司的房产等利益，其主观上存在恶意。上述两份协议已对恒大公司或其他少数股东权益构成实际侵害，彭禹对这一事实是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亦知道或应当知道恒大公司或其他股东发现公司资产异动并存在被追回的可能，彭禹在与王汉昌签订上述两份协议时，其二人就可能预计到该不法行为之后会被追究。涉案的三套房产虽以彭渊名义向宝胜公司购买，但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在彭禹与王汉昌恶意签订两份协议之后，此时彭渊尚在校读书，无独立的经济收入来源，无力支付购房款，涉案房产的购房款实际上是由彭禹将其股权转让价款中的76.56万元予以抵扣，彭禹以其所有财产购买房产并登记在其儿子彭渊名下的行为，存在恶意逃避债务的嫌疑。
对于涉案的三套房产是否应当准予执行，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和认定。首先，涉案房产交易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XXX房面积239.3平方米，房价款358950元，另两套135.55平方米，房价款均为203325元，签订合同时为2006年7月28日，房产位置位于南亚广场，地处市中心上述交易价格明显过低。其次，彭禹以其股权转让款抵扣房价款，出让方宝胜公司亦予以认可，也就是对于彭禹两父子来说，房价款已经结清。此后彭渊又签订抵押贷款合同，以其中一套房为抵押物贷款66万元，这与房屋买卖合同中的成交价不一致。再次，彭渊所贷按揭款66万元汇入宝胜公司账户后，但宝胜公司又将该款项转入彭禹妻子账户。虽然仲裁委认定三份房屋买卖合同有效，但是从以上情况分析，购房款项是彭禹以自己持有的股权抵扣，是彭禹全额出资，虽然中国社会中不乏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的情况，夫妻双方共同出资购买房屋后，可能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将房屋产权登记在子女的名下，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房屋的真正权利人即为子女，应从购买房屋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来审查。综合全案来看，彭禹在受让恒大公司资产时，主观上有恶意的不诚信行为，存在掩盖恶意行为的可能性；客观上也没有普通老百姓给儿子买房并供其使用的情况，上述三套房产一直闲置。在签订购房合同并且结清购房款后，时隔两年，彭禹又虚构交易金额办理按揭贷款手续，并且按揭款项进入宝胜公司账户后又转入彭禹妻子的个人账户，从上述情况表明，彭禹为彭渊支付购房款的行为，不单纯的是彭禹给儿子买房，反而说明彭禹为逃避债务而转移这三套房屋进行操作。因此，该三套房屋的实际权利人是彭禹，其将产权登记在彭渊名下的目是转移财产以逃避债务，恒大公司诉请对涉案的三套房产准予执行，有事实依据。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准许对位于海口市海府路XX号南亚广场XXX、XXX、XXX号三套房产继续执行。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456元（原告已预付），由彭禹、彭渊负担。
上诉人彭禹、彭渊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称：恒大公司是王汉昌的家族企业。2005年股东为宝信公司（50%股份）、刘玉珠（6%股份）、王汉昌（44%股份），宝信公司为王汉昌儿子王韦舜独资企业，刘玉珠是王汉昌妻子刘霞的亲妹妹，王汉昌作为家族企业的核心人物和完全决策者，完全有能力和权力决定家族企业的一切事务。因此，王汉昌通过恒大公司将500万的投资权益“作为对追随其多年的朋友彭禹给与劳务奖励和补偿”，双方都相信相关协议合法有效，根本不可能觉得王汉昌是越权行为、“违法行为”，也更不可能觉得“恒大公司或其他股东发现公司资产异动并追回的可能”。2005年，王汉昌和彭禹尚处于合作的蜜月期，只要当时开个股东会或董事会，不可能不会通过。因此，一审判决推论彭禹担心恒大公司可能追回财产而将涉案房产登记在彭渊名下，完全是出于审判人员的臆想。同时，2006年在宝胜公司内部购房的是一批人，而不是彭禹一个，王汉昌为其子女王韦舜、王韦盛、王珊，王汉昌三个兄长为他们的孩子王澄植、王澄健、王澄清、王澄培同样购买了近2000平方米的房产。这些事情王汉昌家族以及相关股东都是知情的，不存在逃避债务之说。更为关键的是，如果彭禹确实想逃避债务，彭禹完全可以在2006年通过彭渊的名义支付全部购房款，而不需要等到2008年转让股份时抵扣。恒大公司作为执行依据的诉讼于2010年5月22日提起，如果彭禹想逃避并转移财产，完全可以在诉讼之前将房产卖与他人。且2006年彭禹名下还有恒大公司过户给彭禹的“阳光经典”住宅小区联排别墅第17幢（建筑面积427.96㎡，2006年作价355万元），该房产价值远超涉案的三套房子（500平米，按出售给客户每平1800元计算，不足100万元），而该别墅2009年11月才出售。可见，一审判决的推理严重脱离现实与人情，彭禹不存在“可能预计该不法行为之后会被追究”，因此购房时将涉案房产过户到彭渊名下，以逃避可能的债务的动机。
涉案房产价格1500元／㎡是王汉昌家族的安排，并非彭渊个案，且接近市场价。《海南宝胜置业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股东会决议》第6条：“一致同意将原登记在股东名下或股东子女名下的住宅房款按每平方米1500元价格结算归还公司，商业物业转让时各股东应得部分统一扣还公司”。宝胜置业公司的“预留住宅表”中，王汉昌的三个孩子、王汉昌三兄长的孩子同样以每平方米1500左右的价格购入将近1700平米的房屋。2006年王汉昌签署的《南亚广场销售折扣请单》显示卖给客户王海燕的XXX房，每平米房价为1800元。2006年海南房价本就不高，到2008年海南房价已经涨了不少，因此2008年彭渊办理按揭239.3平米按借款66万元，即2758元／㎡，属于情理之中。当时业主将已购住房重新办理按揭贷出款项使用，是很普遍的行为。同时，彭渊想归还其父彭禹支付的购房款，通过按揭办理也是人之常情。按揭款不管是进入彭禹的帐户还是其妻子的帐户都是夫妻共有财产并无区别。而且该按揭整个过程必须经王汉昌家族企业宝胜公司的配合才行。因此，不存在不正常的行为。涉案房产闲置是因为先后涉及宝胜置业公司申请的仲裁以及本案查封，客观上无法使用。再者，彭渊在深圳工作，无需实际使用该房。父母给子女买房，给子女购买的是资产，不一定要实际入住。一审判决以子女没有实际使用就是认为非正常，无视商品房不仅是住房也是一项投资的重要事实。本案涉案房产登记在彭渊名下，是彭渊的个人财产，受物权法保护。一审判决在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靠漏洞百出的推理证明彭禹是为了逃避债务而将房产登记在彭渊名下，是不成立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公正判决，撤销（2014）美民一重字第17号民事判决，驳回澄迈恒大实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恒大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彭禹是涉案房屋的实际权利人：购房款的来源是彭禹的股权转让款，用房屋办理贷款的所有手续均有彭禹签署，贷款的款项也是由彭禹在实际支配和使用，贷款的还款均是在海口进行的，而彭渊长期在深圳工作，不可能在海口按月还款，可以推定还款也是由彭禹进行的，本案此前的执行异议的提出，及本案的原一、二审相关委托手续和诉讼文件的签署，均是由彭禹冒用彭渊的名义进行的，在原审的二审我方提出要鉴定彭渊的签名时，对方代理人对代为签署事实进行了认可。所以，整个执行异议的提出，及本案的诉讼均由彭禹一人实际进行。彭禹已被美兰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此前，因乘坐飞机被美兰法院拘留。而其儿子彭渊年纪轻轻、二十出头，其名下拥有共计四五百万元的房产，如不许可执行，则明显有损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利，也显失公平。最高院最近连发两文，意在打击失信被执行人推进执行工作的开展。我们认为，如维持一审判决，这与最高院最近司法解释的精神是契合的。
彭禹、彭渊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
1、XXX房产证；
2、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证明书；
3、变更登记申请书；
上述证据用于证明彭禹名下房产证上登记的别墅，作价是355万元，远远超过本案所涉三套房76万的价值，彭禹没有理由将不足一百万的房产进行转移，却将价值355万元的财产留在名下，也就是一审判决第一点的推测是没有依据，与事实相悖的。
4、宝胜公司章程；
5、宝胜公司章程修正案；
6、宝胜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股东会决议；
7、预留住宅表；
8、宝胜公司的申请；
以上五份证据用于证明涉案房产以1500元每平米作价是王汉昌领导的集团下属公司的意思表示，根据王汉昌的安排，共2000平米的房产以1500元的价格卖给王汉昌的亲属以及公司高管的子女。
9、南亚广场销售折扣申请单，用于证明南亚广场当时出售给客户的价格是1800元每平米，公司按每平米低于市场价300元的价格优惠出售给公司股东子女是合理的。
彭禹、彭渊提交以上证据想说明的是，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99条第三款的规定，提供反驳证据是不受举证期限限制的。因为一审判决的理由并非恒大公司在诉讼的过程中提出的意见，是审理案件的承办法官根据自己的理解所写出来的理由。而这些理由在判决送达以前，彭禹、彭渊是不知道的，所以为在二审反驳一审所述的理由提出以上证据。
恒大公司的质证意见认为：上述证据并非新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且该九份证据与本案审理的内容没有关联性，彭禹、彭渊所举的前三份证据反而证明彭禹在处置房产后取得了几百万元的款项，但现在却逃避执行，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可见法院将其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是十分正确的。
恒大公司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为：对彭禹、彭渊所举的第1、2、3份证据并非新证据，其所欲证明的内容已为生效判决所确认，故对上述证据不予认证。对彭禹、彭渊所举的第4-9份证据，有原件可供核对，且与涉案标的有关，属于对一审判决的反驳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至于上述证据是否能够证明彭禹、彭渊的主张，需结合其他事实和证据，在下文中综合详述。
本院另查明：根据宝胜公司章程的记载，宝胜公司成立于2003年3月，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彭禹，发起股东为彭禹（出资128万元，占12.8%）、刘霞（出资750万元，占75%）、王汉雄（出资50万元，占5%）、杨建军（出资50万元，占5%）、李学贤（出资22万元，占2.2%）。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是本案讼争的位于海口市海府路XX号南亚广场XXX、XXX、XXX号房产所有权的归属。恒大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王汉昌与彭禹在2002年9月29日签订《共同出资与第三方合营企业合同》以及在2005年4月27日签订《协议书》时，涉及彭禹隐名投资500万元的公司重大交易行为。王汉昌虽系恒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双方的上述协议未经董事会表决，也未经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在彭禹和王汉昌均没有实际出资的情况下，彭禹依据两份合同已经实际取得了应属恒大公司的房产等利益，对恒大公司或其他少数股东权益构成实际侵害。但就彭禹与王汉昌之间来说，王汉昌既然承诺用其名下资产以隐名投资的方式回报彭禹，在王汉昌有足够经济实力和对公司的实际控制力的情况下，彭禹没有理由怀疑王汉昌兑现承诺的意思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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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服其他股东同意彭禹享有隐名投资份额或者自掏腰包为彭禹出资。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彭禹在获得投资份额时主观上对恒大公司存有侵害的恶意，并在取得利益后有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动机，依据不足。恒大公司与彭禹之间就上述投资份额发生的纠纷起诉于2010年下半年，再审终审于2012年底。在此之前，尤其是在2006年7月至2009年5、6月间，根据现有证据，双方并无债权债务纠纷，亦无未清偿的到期或未到期债务。因此，当时彭禹并无转移财产以逃避债务的必要。现实中，父母为子女购房买车置业的现象十分普遍，彭禹为其子彭渊购房出资并不违反律法人情，原审法院将父母为子女买房的目的限定在自行居住使用范围内，并无法律依据。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讼争房产系彭渊于2006年7月28日向宝胜公司所购买，并签订了书面房屋买卖合同，由彭禹于2008年8月19日从转让其名下的宝胜公司股权所获得的600万元中代为支付了全部购房款76万多元，2009年5月20日办理房产所有权登记至彭渊名下。即便不考虑其后彭渊按揭贷款所获得的66万元款项已由宝胜公司转入彭禹妻子个人账户的事实，彭禹的代付款行为应视为彭禹为彭渊买房的出资行为，系父母以资金对子女的赠与，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亦不违反公序良俗，彭禹所代为支付房款的来源亦并非来自其从恒大公司所获的利益。在生效判决确定彭禹对恒大公司负担债务之前四年、在恒大公司股东对彭禹提起侵害股东权益纠纷诉讼之前两年，上述赠与行为已经完成，恒大公司无权就此款项主张权利。恒大公司提出的涉案房屋系彭禹出资购买理应属彭禹所有的意见，不符合我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以及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的规定，本院对该意见不予采信。本案房产归彭渊所有应无疑义。恒大公司要求准予对彭渊名下的上述房产进行执行以抵偿彭禹所负债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2014）美民一重字第1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澄迈恒大实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145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456元，合计22912元，由澄迈恒大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詹晓黔
审判员 谢焕怡
审判员 傅海燕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贺佩佩
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物权法》
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
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有错误外，以动产登记簿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
第三百一十三条对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
（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