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甘民初字第863号
原告康某甲，男。
委托代理人赵金芳，系辽宁五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姜某某，女。
委托代理人赵金芳，系辽宁五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韩某某，女。
委托代理人陈静，系辽宁文柳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原告康某甲、姜某某与被告韩某某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二原告康某甲、姜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赵金芳，被告韩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陈静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二原告康某甲、姜某某诉称，案涉房屋原产权人为康某，康某死后归其儿子韩某乙所有，二原告和韩某乙有遗赠抚养关系，韩某乙死后，经大连市公证处公证确认，二原告于1983年11月8日取得了案涉房产。二原告取得案涉房产后因自己有居住的房屋，所以案涉房屋一直空置没有使用。大约在1987年末的时候，案外人王某某主动找到原告康某甲，请求住在案涉房产里。因案涉房屋一直闲置，二原告也就同意了。案外人王某某居住了几年后让给了被告韩某某居住至今。2014年5月下旬，原告找到村委会，工作人员说“案涉房屋的房产证已在1995年变更到被告韩某某名下了，是以买卖关系转移登记的”。原告大为吃惊，随后原告到甘井子区规划局要求调取案涉房屋转移登记的档案材料遭拒绝。
后原告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登记在被告名下的房产证，庭审中被告曾拿出了一份虚假的没有原告签名的卖房契约。一目了然的显示了被告弄虚作假并和村委会及规划局恶意串通取得了案涉房屋的房产房照。因法院认为被告持有的1995年的房产房照系换证行为，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最终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作为案涉房产的合法所有人，在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的情况下，被告和村委会等有关部门恶意串通将案涉房产执照变更到被告名下，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依照我国相关物权法律的有关法律规定，为维护原告自身合法权益，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1.确认房屋归二原告所有，并由被告立即将上述房屋返还给二原告。2.本案诉讼费用由均被告承担。
被告韩某某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按照我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案涉房屋的权属证书的权利人登记的是被告韩某某。也就是说，被告作为案涉房屋所有权人的事实已经行政部门依法进行了确权登记，在该行政行为没有被依法撤销的情况下，原告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权，实际上是将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范围转嫁给了人民法院，被告认为原告的起诉是错误的。2.原告在诉状中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本案被告于1988年就购买了案涉房屋，并且办理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且被告实际居住至今。原、被告是同一个村内的村民，对于被告一直居住在该房屋内及该房屋已变更登记的事实，二原告是明知的且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其原因就是二原告早已将案涉房屋出卖给了被告。现所引发诉讼的原因是由于案涉房屋在2014年被确定为拆迁范围，原告完全是因为动迁所涉及的经济利益才提起诉讼的，被告认为原告这种不守诚信的行为不应被人民法院采信。3.至于原告在诉状中称被告和村委会及规划部门等恶意串通，更是无稽之谈。按照原告的猜想，如果相关部门在办证过程中确实存有违法行为的话，原告应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涉及自己权益的问题，而不是直接提起民事诉讼来解决。4.原告所提供的1983年的房产执照早已经失效。房产执照的版本早已更换。原告在本案中提供的1983年房产执照版本早已不再使用。在房屋坐落位置上，该房产执照中记载的房屋坐落位置与本案双方争议的房屋坐落位置也存在不同，原告提供的房产执照记载的是辛寨子公社8组，双方争议的是辛寨子村北街261号。在房屋面积上，该房产执照中记载的房屋面积与双方争议的房屋的实际面积也不同，原告提供的房产执照记载的面积是44.46平方米，双方争议的房屋的面积是45.14平方米。在房屋构造上，该房产执照记载的房屋构造与双方争议的房屋构造也不同，原告提供的房产执照记载的是砖石造平房瓦盖，本案的房屋实际是瓦房。从这几点上可以看出，原告提供的证据与本案争议的房屋没有关联性。5.鉴于行政裁定书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该裁定书也可以证明案涉房屋登记在被告名下，被告享有合法所有权。从领取房产执照申请书分析，该份证据恰恰显示了被告取得案涉房屋是经过相关部门审查、批准并同意的，在原告提供的复印件中也记载了镇政府的意见以及相关调查意见中都是记载了“同意发照，内容属实”的字样。鉴于1995年的房产执照是换发的，登记被告名字的房产执照在1993年就已经办理完毕，该申请书中记载房照已发，与事实相符，不存在原告所说的时间冲突问题。6.案涉卖房契约可以证明原、被告双方之间确实存在案涉房屋买卖关系。对于宅基地使用证，是因为被告购买了案涉房屋后相应的宅基地使用证也变更到了被告名下，宅基地使用证在1991年就已变更到被告名下，被告现也持有着1991年的宅基地使用证。且1985年登记在原告名下的宅基地使用证原件现在就在被告手中，这是双方买卖关系成立后原告交付给被告的。宅基地使用证在1985年就颁发了，原、被告双方买卖关系发生在1988年，按照原告的说法是相关村委会等部门和被告恶意串通，但仅从时间上就可以分析出原告的该说法是不成立的。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经本院审理查明如下事实：
1，1968年8月16日，二原告登记结婚。
2，1982年2月16日，大连市公证处作出继承权证明书，内容为“继承人康某甲，被继承人韩某乙。经查：私房两间半、面积44.46平方米的原房产权所有人是康某，康某死亡后归儿子韩某乙所有，韩某乙于1976年2月死亡，韩某乙无子女，生前曾于1975年4月24日与康某甲当众立字据,并称韩某乙由康某甲养老送终、上述房屋产权归康某甲所有。经审查合法属实。”
3，1983年11月8日，康某甲领取了房产执照1份，该房产执照记载“产权人登记为康某甲，管理号610，栋数1栋，构造砖石造平房瓦房，面积44.46平方米，间数为两间半。”
4，1993年7月20日，村镇私有房产台账记载“户主姓名韩某某，全家人口2人，面积45.14平方米，间数为2.5间，建筑时间1925年，房屋产权来源买”
5，1995年7月2日，村镇房产普勘仗核实证明书记载“产权所有人韩某某，经勘仗核实此证所记内容与房屋产权人领取的房产执照申请书相符无误。勘仗核实人贾肖艳。产权使用人韩某某，住址门牌号北街261号，面积45.14平方米，间数为2.5间，房屋层数1层，建筑时间1925年，房屋产权来源买康某甲。镇政府意见记载经审查同意发照。”
6，1995年10月25日，韩某某申请领取房产执照。《领取房产执照申请书》记载“产权原有权人康某甲，产权取得人韩某某，房屋建筑面积45.14平方米。”
7，1995年10月31日，韩某某领取房产执照1份，该房产执照记载“所有权人韩某某，共有人3人，构造瓦房，面积45.14平方米，间数为2.5间，房屋层数1层，用途住宅，朝向向南。”
8，案涉原、被告在庭审中均提供了卖房契约一份，该契约内容为“兹有康某甲有房两间半建筑面积占地面积以宅基地证为准。………经王某某介绍，康某甲自愿将此房屋卖给臧某某（被告韩某某的丈夫）。经双方商讨同意作价3000元，买主将款一次性付清。卖主当面将房照交给买主作为房屋权凭证。从即日起此契约生效过后双方不得反悔。特立此据为证。卖房人康某甲，买房人臧某某。证明人王某某、孙家发、刘洪昌、臧家礼。执笔人杨安书。”该卖房契约上的“康某甲、臧某某”等均是杨安书代笔，庭审中杨安书称“当时他们均说都是一个村的不会赖的、就让我一块写啦”。
另查明：
1，1985年9月15日案涉房屋的宅基地使用证记载“姓名康某甲，职业农，地权集体，建筑面积45.14平方米，占地面积69.16平方米，间数2.5间，建房时间1920年。”现该宅基地证在被告韩某某手中。
2，1991年9月30日案涉房屋的宅基地使用证记载“土地使用者韩某某，土地类别住宅，建筑占地面积88.34平方米。”现该宅基地证在被告手中。
3，2014年7月28日，康某甲以原告身份以甘井子区规划局为被告、以韩某某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甘井子区规划局为韩某某核发的大甘村房房产执照。2014年10月24日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作出行政裁定书，以韩某某在领取案涉房产执照时交验了房照、房屋登记机构作出未改变登记内容的换发权属证书的行为法院不予受理为由，裁定驳回了康某甲的起诉。
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二原告提供的结婚证、遗赠抚养协议、公证书、房产执照、村镇房产普勘仗核实证明书、行政裁定书、领取房产执照申请书、结婚证、卖房契约（复印件）、1991年颁发的宅基地使用证等证据材料，被告韩某某提供的房产执照、村镇私有房产台帐、村镇房产普勘仗证明、宅基地使用证、卖房契约、原行政诉讼的庭审笔录、光盘及视听资料及代书人杨安书的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据材料、证人杨安书的证言及本案庭审笔录等证据材料在卷为凭，这些证据材料业经本院开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
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二原告主张案涉房屋归二原告所有，对此，二原告依法负有举证责任。通过对本案庭审查明的证据进行综合分析，本院认为，二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因无相应的充分证据加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故本院依法对二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理由如下：1.虽现在二原告仍持有1983年11月8日颁发的产权人为康某甲的房产执照（该房产执照记载“产权人登记为康某甲，管理号610，栋数1栋，构造砖石造平房瓦房，面积44.46平方米，间数为两间半），但被告韩某某现持有1995年10月31日颁发的房产执照（该房产执照记载“所有权人韩某某，共有人3人，构造瓦房，面积45.14平方米，间数为2.5间，房屋层数1层，用途住宅，朝向向南），上述两份房产执照系一种换发执照关系，即房照是在交验了房照的基础上由政府部门换发权属证书的行为结果，该节事实有行政裁定书为凭。2.1993年7月20日的村镇私有房产台账和1995年7月2日的村镇房产普勘仗核实证明书均记载了被告韩某某现居住的案涉房屋产权来源为“购买”，对此，二原告称当初在1987、1988年左右是王某某租了自己的房子才交给自己4800元的，被告称系自己的丈夫交给原告卖房款4800元才取得的案涉房屋，对此因年代相对久远，且相关人员现已无法查找，故原、被告双方均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的陈述。但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可以证实被告当初取得案涉房屋时是付出了一定对价的，且对价的合理性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经济状况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不论被告（或是被告的丈夫）是从王某某手里购买的案涉房屋，还是被告（或是被告的丈夫）直接从二原告处购买的案涉房屋，但被告系通过买卖取得案涉房屋的，可以认定，即被告是善意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二原告称系王某某租自己的房子，但二原告现无证据证明其曾与王某某存在房屋租赁关系，且二原告也自认当初从王某某手里接受了与案涉房屋相关的4800元，但二原告称该款项是租金也不足以让人相信。如4800元是租金属实，那么该租金可租住多长时间，还是一直居住下去，还是…，相关双方不可能不予言明。故现不能排除二原告将案涉房屋当初是出卖给王某某的可能性、后由王某某出卖给被告（（或是被告的丈夫）的可能性。3.鉴于1985年9月15日颁发的案涉房屋的宅基地使用证（登记的使用权人为康某甲）现由被告韩某某掌控。如非二原告出卖了案涉房屋，那么二原告如何合理解释案涉房屋的宅基地使用证现由被告韩某某掌控的事实。另外1991年9月30日颁发的案涉房屋的宅基地使用证现也在被告韩某某手中。庭审中，二原告自认“自己当初在村里有两套房子、想卖一个、没人敢买，王某某就住进去了，交了4800元，就当租金啦，也没有签订任何协议”，且在1995年前后村镇房产普勘仗核实时，二原告为何未发现案涉房屋的房产执照及宅基地使用证均变更登记在了被告名下，二原告对自己的财产关注不足与常理不符。4.另外，被告韩某某自1988年前后就一直居住在案涉房屋内，这是不争的事实。被告韩某某在案涉房屋内已居住近达30年，已对案涉房屋具有了一定的认同感，二原告与被告韩某某系同一村的村民，被告韩某某居住在案涉房屋内近30年的事实，二原告不可能不知但为何在如此长的时间内无动于衷、未提出异议，直到2014年7月才提出行政诉讼，这一现象也不符合大众常理。5.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鉴于我国不动产物权变动采用的是登记生效主义，现案涉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及案涉房屋占有的土地登记的合法使用人均非二原告。这是不争的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综上，故二原告请求确认案涉房屋归其所有，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鉴于自20世纪80年代始，我国农村商品经济才开始有所发展，农村房屋买卖多发生在农村内的“熟人社会”范围内，当时的人们法律意识尚不强烈，对发生在二、三十年前的事情，人民法院依法应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依据公序良俗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妥善处理；人民法院依法处理案件应注重法律效果，也要兼顾社会效果，以有利于正确解决现有纠纷，达到案结事了的目的。希望原、被告双方正确面对矛盾，以期建立稳定、和谐、友好的村民关系。
综上所述,结合本案原、被告各自提供的证据，举证责任的承担、民事诉讼证据的证明标准、法院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等相关规定，故对本案中二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三十三条、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二原告康某甲、姜某某提出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700元及其他诉讼费用50元，合计4750元，均由二原告康某甲、姜某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如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董允瑞
人民陪审员 由舒莹
人民陪审员 陈 莹
二〇一六年一月六日
书 记 员 樊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