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湘高法民再终字第94号
抗诉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长沙理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谭雅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惠民，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谭向东。
委托代理人：刘克赞，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上海汇时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谭向东，该公司董事长。
原审第三人：北京银瑞宝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世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钟欣，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深圳瑞银基业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邓支农，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韬，北京市中盈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谭件云。
原审第三人：谭雅文。
申诉人长沙理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长沙理想公司）与被申诉人谭向东、上海汇时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上海汇时达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北京银瑞宝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北京银瑞公司）、深圳瑞银基业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深圳瑞银公司）、谭件云、谭雅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10月14日作出（2008）长中民二初字第0227号民事判决。谭向东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09年3月30日作出（2009）湘高法民一终字第9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该院于2011年8月17日作出（2008）长中民二重初字第0227号民事判决。长沙理想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2年11月20日作出（2012）湘高法民三终字第8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长沙理想公司仍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7月30日作出高检民抗（2013）50号民事抗诉书，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15日作出（2013）民抗字第7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受最高人民检察院委托，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肖翔、陈华玉出庭。长沙理想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惠民，谭向东的委托代理人刘克赞，北京银瑞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钟欣，深圳瑞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支农及其委托代理人杨韬，谭件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原告长沙理想公司起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称，2005年5月26日，长沙理想公司与谭向东在长沙市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合同约定长沙理想公司借款4000万元人民币给谭向东用于湖北省武汉市锅顶山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程项目的工程建设，借款期限为一年，自2005年5月26日至2006年5月26日，年利率为20％。合同还对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上海汇时达公司在上述《借款合同》中作为保证人，为谭向东借款提供担保，自愿承担连带责任。合同签订后，长沙理想公司按合同约定将借款支付给了谭向东，借款到期后，谭向东未能按合同约定归还借款本息。经催讨，谭向东仅归还2000万元人民币，剩余借款本息至今尚未归还。请求判令：1、谭向东归还借款本金2000万元人民币；2、谭向东支付利息1960万元人民币（计算至2008年3月31日止，此后利息继续追偿）；3、谭向东承担本案诉讼费用；4、上海汇时达公司对谭向东的债务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被告谭向东答辩称，l、本案存在两个借款合同，两个借款关系的主体不同。第一个借款合同关系的主体是长沙理想公司、谭向东和上海汇时达公司，该合同尚未开始履行。第二个借款合同关系的主体是深圳瑞银公司、深圳理想公司、长沙理想公司和北京银瑞公司四家，该借款合同已清偿本金。2、两个借款合同关系的客体不同。本案没有实际交付4000万元的法律事实，2005年5月25日付款4000万元与本案无关。3、两个借款合同关系的内容不同。2005年5月18日签订协议书的内容是深圳瑞银公司、深圳理想公司和长沙理想公司共同借款4000万元给北京银瑞公司使用，而本案所涉合同内容是长沙理想公司借款4000万元给谭向东用于武汉博瑞环保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湖北省武汉市锅顶山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程项目。4、与本案无关的另一个4000万元借款法律关系，因已经清偿本金而消灭。北京银瑞公司先后分别向长沙理想公司和深圳瑞银公司偿还2000万元，还清了4000万元本金。5、本案争议的2005年5月26日借款合同尚未履行，根据长沙理想公司2005年5月25日以后账户资金数额来看，长沙理想公司根本没有履约的能力。6、武汉博瑞环保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于2006年6月才注册成立，该公司未如期注册的事实，进一步证明2005年5月26日借款合同未履行。7、从时间上分析，谭向东于2005年5月26日写的委托付款条款实际没有实施，2005年5月25日长沙理想公司已分三笔共汇出4000万元给北京银瑞公司，借款日期涉及还款利息等诸多利益，将5月25日误写为5月26日不符常理。请求依法驳回长沙理想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被告上海汇时达公司答辩称，确实在长沙理想公司与谭向东的借款合同上作担保盖章，但由于担保未经全体股东签字同意，该担保存在瑕疵。
一审第三人北京银瑞公司答辩称，1、北京银瑞公司从未向长沙理想公司借款，尽管长沙理想公司将本案争议之借款付至北京银瑞公司帐户，但长沙理想公司明确表示该款是基于谭向东的借款及付款指令才向北京银瑞公司帐户中汇款。而谭向东在向长沙理想公司借款的时候，要求上海汇时达公司提供担保。为此，上海汇时达公司于2005年5月19日召开临时股东会，该股东会决议中明确说明：“一致同意由公司自愿作为谭向东的保证人，就谭向东向长沙理想公司4000万元人民币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提供担保”，说明是谭向东而不是北京银瑞公司向长沙理想公司借款。2、谭向东指定长沙理想公司将4000万元借款汇入北京银瑞公司帐户完全是谭向东利用北京银瑞公司的帐户走帐。本案争议的借款发生及还款期间，谭向东作为北京银瑞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在2008年3月之前实际控制着北京银瑞公司的经营，在2005年5月至2007年11月期间，谭向东在向长沙理想公司借款取得4000万元借款后，先后从北京银瑞公司帐户划款2000万元到其自己实际控制的深圳瑞银公司，以及划款2000万元到长沙理想公司的帐户。3、北京银瑞公司从未向深圳瑞银公司及深圳理想公司借款4000万元，谭向东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事实上，北京银瑞公司从未与深圳瑞银公司、深圳理想公司签署过任何借款协议，更未收到过这两个公司汇来的借款，一项金额达4000万元的借款，既无出借人与借款人签订的书面借款合同，又无借款人出具的借据，与常理不符。且深圳瑞银公司如果汇款至长沙理想公司帐户中，也是深圳瑞银公司与长沙理想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北京银瑞公司无关。
一审第三人深圳瑞银公司答辩称，长沙理想公司所诉款项系深圳瑞银公司与深圳理想公司所签订协议的标的，该款项的借款人为北京银瑞公司，并非谭向东。2005年5月18日，深圳瑞银公司与深圳理想公司就北京银瑞公司借款人民币4000万元事宜达成协议，约定双方各出资2000万元人民币，由深圳理想公司与北京银瑞公司签订借款合同。深圳瑞银公司于2005年5月24日付款2000万元至长沙理想公司帐户，长沙理想公司之后将4000万元人民币汇入北京银瑞公司帐户。北京银瑞公司借款后，分别于2005年5月30日向深圳瑞银公司归还1000万元，2005年7月19日归还700万元，2007年9月17日归还300万元。可见，长沙理想公司诉讼所指款项，实为深圳瑞银公司与深圳理想公司的款项。请求依法驳回长沙理想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第三人谭件云答辩称，谭件云不是深圳理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股东，该公司系他人冒名虚假注册成立，谭件云不应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
一审第三人谭雅文答辩称，谭雅文不是深圳理想公司股东，与本案无关，不应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查明，2005年5月18日，深圳瑞银公司与深圳市理想基业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深圳理想公司）签订《协议书》（简称5.18协议），约定双方各自出资2000万元借款给北京银瑞公司，由深圳理想公司与北京银瑞公司另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期限为一年，借款利息为年息百分之二十，借款利息收入双方各占百分之五十。2005年5月26日，谭向东与长沙理想公司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简称5.26协议），约定长沙理想公司提供4000万元借款给谭向东用于湖北省武汉市锅顶山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程项目的工程建设，借款期限为1年，自2005年5月26日至2006年5月26日，年利率为20％，借款利息在借款到期时随借款本金一次付清；长沙理想公司应于2005年5月28日前将借款金额全部划入谭向东指定的账户；谭向东与上海汇时达公司共同承诺在设立项目公司时赠与长沙理想公司项目公司10％的股权作为风险补偿，并负责在公司章程和成立有限公司的协议中予以明确；谭向东不按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长沙理想公司有权追回借款，并对逾期借款总额按每逾期一天在原利率基础上每天加收万分之五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上海汇时达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责任期限为两年六个月。同日，谭向东向长沙理想公司出具了指定账户函，指定长沙理想公司将借款汇至北京银瑞公司在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北太平庄支行的0200010009200122771账户（简称北京银瑞公司工商银行2771账户）。上海汇时达公司于2005年5月19日形成股东会议决议，对谭向东上述借款担保进行决议。
2005年5月24日，深圳瑞银公司通过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洪湖支行向长沙理想公司转账2000万元。2005年5月25日，长沙理想公司向北京银瑞公司汇款4000万元。北京银瑞公司前后三次共向长沙理想公司转付“往来款”2000万元：2006年8月16日转付500万元；2007年4月30日转付500万元；2007年11月7日转付1000万元。北京银瑞公司前后三次共向深圳瑞银公司转付“往来款”2000万元：2005年5月30日转付1000万元；2007年7月19日转付700万元；2007年9月17日转付300万元。此外，深圳理想公司与长沙理想公司曾存在账务往来，如2006年3月22日，深圳理想公司向长沙理想公司支付往来款600万元。深圳理想公司与深圳瑞银公司之间曾存在业务往来，如2005年2月4日，深圳瑞银公司向深圳理想公司支付500万元。由于北京银瑞公司法定代表人谭向东与深圳瑞银公司法定代表人邓支农之间的亲戚关系，二公司之间资金往来较为频繁。
长沙理想公司设立于2000年9月27日，注册资本为800万元，股东谭件云出资400万元，股东谭雅文出资400万元并任法定代表人。深圳理想公司设立于2004年9月23日，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登记股东谭欣悦出资20万元，登记股东谭件云出资80万元并任法定代表人。2004年10月，该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深圳分行、深圳市商业银行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时，系邓支农代为办理。该公司因2007年度未年检，被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09年9月6日公告吊销。2010年3月24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福田分局根据谭件云的投诉，以深市监注字（2010）福1号《行政决定书》撤销了深圳理想公司注册登记行政许可，理由是该公司的注册登记是以提供虚假材料取得，但该局未对系何人进行虚假注册予以确认。北京银瑞公司设立于2005年1月25日，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股东泛洋投资有限公司出资9000万元，股东北京联合拓展环境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出资1000万元，谭向东任法定代表人，2008年4月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赵昶。深圳瑞银公司设立于2004年8月31日，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股东段卫红出资49万元，股东邓支农出资51万元并任法定代表人。谭向东系邓支农的姐夫。武汉博瑞环保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即本案诉争指向的武汉项目公司，简称武汉博瑞公司）成立于2006年6月22日，注册资本为12000万元，股东北京银瑞公司出资10800万元，上海汇时达公司出资12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谭向东。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长沙理想公司主张其于2005年5月25日向北京银瑞公司转账支付4000万元，系履行5.26协议能否成立。从本案所涉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来看，根据长沙理想公司与深圳理想公司的股东结构、业务往来、登记开户等情况可以认定，长沙理想公司、深圳理想公司在本案合同订立、合同履行过程存在主体混同。谭向东系北京银瑞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与深圳瑞银公司法定代表人邓支农系郎舅关系，北京银瑞公司与深圳瑞银公司之间亦存在较为频繁的财务往来。从案情发展的时间先后来分析，2005年，北京银瑞公司准备筹资设立武汉博瑞公司，当时谭向东系北京银瑞公司法定代表人，谭件云系长沙理想公司股东、深圳理想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谭向东找谭件云协商投资合作事宜，双方以深圳理想公司与深圳瑞银公司之间达成的5.18协议作为合作投资基础。2005年5月24日，深圳瑞银公司即向长沙理想公司转账2000万元。5月25日，长沙理想公司直接向北京银瑞公司支付4000万元。5月26日，谭向东个人与长沙理想公司又签订5.26协议，约定由谭向东在设立项目公司即武汉博瑞公司时赠与长沙理想公司项目公司10％的股权，作为对长沙理想公司合作投资本金及利润保障的承诺。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对于这一连贯的转账与签订协议的客观事实，在双方发生纠纷后的诉讼中各有主张。该院认为，长沙理想公司不能就深圳瑞银公司于2005年5月24日向其转账支付2000万元作出充分合理解释并提交基础法律合同，长沙理想公司在收到深圳瑞银公司2000万元后的第二天向北京银瑞公司支付4000万元、北京银瑞公司分别向长沙理想公司付款2000万元、向深圳瑞银公司支付2000万元的事实，只能认定为系双方之间的往来，不能推定为系履行5.26协议之行为。长沙理想公司关于其向北京银瑞公司转账支付4000万元的行为系履行5.26协议之支付借款的行为的主张，不能成立。本案中，谭向东未向长沙理想公司出具借款凭据，且长沙理想公司不能充分证明其转账至北京银瑞公司账上的4000万元由谭向东个人实际占有并控制。长沙理想公司不能证明其与谭向东签订5.26协议之后履行了相关交付借款的义务，对于长沙理想公司向北京银瑞公司支付的4000万元发生于签订合同之前的事实，不能提交充分证据合理排除双方存在其他合同关系，长沙理想公司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长沙理想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398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44800元，由长沙理想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对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2005年5月24日，北京银瑞公司工商银行2771账户的余额是211511.35元。5月25日，收到长沙理想公司汇款4000万元，汇款用途均注明的是“往来”，北京银瑞公司将此4000万元在记账凭证上科目一栏记载为“其他应付款”，子栏目记载为“长沙理想房产”。5月26日，北京银瑞公司的工商银行2771账户进账30万元。5月27日，进账50万元，余额是41011511.35元。5月30日，长沙理想公司汇付的4000万元中有1000万元汇往深圳瑞银公司。6月2日，4000万元中余下的3000万元汇往北京银瑞公司的工商银行0200010014200007014账户。6月6日，北京银瑞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股东泛洋投资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2250万元，股东北京博朗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750万元。6月7日，工商银行0200010014200007014账户向工商银行2771账户汇款3000万元，随后其中750万元汇往北京博朗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另外2250万元汇往泛洋投资有限公司。
2007年4月30日，北京银瑞公司工商银行2771账户收到武汉博瑞公司汇款400万元，余额是5043412.18元，同日将500万元汇往长沙理想公司。同年11月7日，北京银瑞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91240154800002221账户收到深圳瑞银公司汇款1000万元，同日将这1000万元汇往长沙理想公司。上述汇款银行凭证上注明的均是“往来”，付款人均是北京银瑞公司，汇款当日记入公司账册。
还查明，在长沙理想公司2008年3月29日的起诉状和2008年4月20日的补充起诉状中，长沙理想公司均称5.26协议系2005年5月26日签订，5.26协议签订后将借款支付给了谭向东。在长沙理想公司2011年9月9日的上诉状以及2012年2月14日的庭审中，长沙理想公司均称在5.26协议和指定账户函签署以后才向北京银瑞公司汇款4000万元。
2012年8月20日，长沙理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谭雅文。
本院二审中，长沙理想公司提交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05年6月6日的《结算意见书》。该意见书的主要内容为：“长沙理想公司04年9月20日提供深圳瑞银公司人民币1000万元，05年2月3日提供深圳瑞银公司人民币500万元，共计1500万元，合作理财产生利润464万元。05年5月共提供深圳瑞银公司美金210万元，按8.28的汇率折算人民币1738.8万元。据此深圳瑞银公司共应支付长沙理想公司人民币3702.8万元。截止05年5月30日，已支付3000万元，其中：05年5月11日支付1000万元，05年5月24日支付2000万元，尚欠702.8万元，由我公司在05年6月30日前付清”。根据深圳瑞银公司的申请，本院依法对《结算意见书》的文字、印文形成时间及先后等事项委托司法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2012）鉴字第149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认为，送检时间为“2005年6月6日”的《结算意见书》原件上的“深圳瑞银基业实业有限公司”印文不是其标称时间盖印形成，其形成时间应晚于送检时间为“06年0l（11）月14日”的中信银行深圳分行《电子对账系统服务协议》原件上的印文。针对该份《结算意见书》，本院二审认为，根据司法鉴定结论，盖章印文形成时间至少晚于2006年1月14日，而《结算意见书》的文字落款时间是2005年6月6日，这说明《结算意见书》的真实性存在问题；谭件云在二审庭审中陈述深圳瑞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支农2005年6月6日到长沙华天酒店将《结算意见书》交给他，但《结算意见书》的盖章印文此时尚未形成，由此在时间先后上出现矛盾。对于上述问题，长沙理想公司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故没有采信《结算意见书》。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长沙理想公司2005年5月25日向北京银瑞公司汇付4000万元是否系履行5.26协议的问题。
一、从5.26协议和指定账户函的签署时间分析
（一）5.26协议和指定账户函的落款时间均是2005年5月26日，长沙理想公司在本案起诉状和补充起诉状中均称5.26协议系2005年5月26日签订。同时，5.26协议所涉借款数额较大，签署时间系合同重要事项，长沙理想公司和谭向东均把25日误写成26日不合常理。长沙理想公司主张5.26协议和指定账户函的实际签署时间是2005年5月25日，但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因此只能认定5.26协议和指定账户函的签署时间是2005年5月26日。
（二）本案中长沙理想公司向北京银瑞公司汇款4000万元的时间是2005年5月25日，比5.26协议和指定账户函的签署时间早一天，亦即长沙理想公司在5.26协议和指定账户函签署之前就已向北京银瑞公司汇款4000万元，在5.26协议签订之后，长沙理想公司未按协议支付款项。因长沙理想公司向北京银瑞公司汇款4000万元的时间比5.26协议和指定账户函的签署时间早一天，存在长沙理想公司先履行5.26协议的可能。但长沙理想公司在起诉状、补充起诉状、上诉状及庭审中均自认，在签订5.26协议且谭向东出具指定账户函以后才向北京银瑞公司汇款4000万元，其并未先履行5.26协议，因此不能认定长沙理想公司2005年5月25日向北京银瑞公司汇款4000万元系先履行5.26协议。
综上，根据5.26协议和指定账户函的签署时间，不能认定长沙理想公司向北京银瑞公司汇付4000万元系履行5.26协议。
二、从涉案4000万元款项的使用和偿还情况分析
（一）长沙理想公司汇付北京银瑞公司4000万元的银行凭证上汇款用途注明的均是“往来”，北京银瑞公司在2005年5月25日将该笔款项记入该公司账册；4000万元中有1000万元汇往深圳瑞银公司，有3000万元汇往北京银瑞公司的股东泛洋投资有限公司和北京博朗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用于两股东增加注册资本，且没有证据证明谭向东是两股东的实际控制人或受益人。因此，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谭向东个人使用了涉案4000万元款项。
（二）从北京银瑞公司账户汇往长沙理想公司的2000万元来自于武汉博瑞公司、深圳瑞银公司等，没有证据证明来源于谭向东个人或谭向东的还款筹资；银行凭证上汇款用途注明的均是“往来”，付款人均是北京银瑞公司，并且汇款当日记入北京银瑞公司账册，汇款经办手续上没有谭向东的签字。因此，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谭向东借用北京银瑞公司账户向长沙理想公司偿还借款2000万元。
综上，根据涉案4000万元款项的使用和偿还情况，也不能认定长沙理想公司向北京银瑞公司汇付4000万元系履行5.26协议。长沙理想公司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9800元，鉴定费35400元，合计275200元，由长沙理想公司负担。
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二审判决认定案件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且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
一、关于5.26协议与5.18协议的真实性问题。首先，根据公安机关对谭向东以涉嫌合同诈骗立案侦查，在侦查活动中调取的相关证据材料，可以认定5.26协议及指定账户函是在5月25日以前签订。虽然本案中长沙理想公司向北京银瑞公司汇款4000万元的时间是2005年5月25日，比5.26协议合同文本和指定账户函上注明的时间早一天，但在能够确定合同文本和指定账户函上的时间与实际签署的时间不一致系因笔误的前提下，不能否定长沙理想公司于5月25日向北京银瑞公司汇付4000万元系履行5.26协议的事实。其次，有新的证据证明，5.18协议系谭向东与邓支农串通伪造，其不足以对抗长沙理想公司关于5.26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主张。经公安机关对深圳瑞银公司法定代表人邓支农以涉嫌伪造证据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后，邓支农在多次讯问中供述：谭向东与长沙理想公司民间借贷纠纷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最初一审败诉后，为了规避二审继续败诉的风险，找到邓支农商量对策，两人合谋利用邓支农掌管深圳理想公司公章的便利，伪造了《5.18协议》及相关材料，以达到民事诉讼胜诉的目的。
二、关于《结算意见书》的认定问题。司法鉴定意见并没有否定印章真实性，深圳瑞银公司在该份《结算意见书》上加盖公司公章即表示对意见书上的内容予以认可，至于盖印日期晚于标印日期，则属于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现象，也符合制作公文的客观规律。《结算意见书》所证明的内容应当予以认定，深圳瑞银公司于2005年5月24日向长沙理想公司账户付款2000万元并非履行5.18协议，与本案讼争民间借贷纠纷无关。
三、关于本案4000万元款项的使用和偿还问题。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长沙理想公司与谭向东签订借款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打款义务后，其合同义务即告消灭。至于借款人谭向东将该借款用于何种用途，以及从何种渠道来组织款项偿还借款，则不属长沙理想公司的合同义务，也不属于长沙理想公司可控制的范围。谭向东个人是否使用了涉案4000万元款项，已经归还的2000万元是否来源于谭向东个人或谭向东的还款筹资，与长沙理想公司是否履行5.26协议并无必然联系，也不能以此否定长沙理想公司已经履行借款合同义务的事实。
四、关于本案举证责任分配问题。长沙理想公司提供的证据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其已经履行了5.26协议，将4000万元借款支付到了借款人谭向东指定的账户。长沙理想公司的举证责任业已完成，其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
长沙理想公司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
谭向东答辩称，一、抗诉书称5.26协议及指定账户函是2005年5月25日签署，26日系笔误，与事实不符。二、抗诉书称5.18协议系谭向东与邓支农串通伪造，与事实不符。公安机关取得的邓支农的有关供述存在违法之嫌。三、抗诉书称《结算意见书》所证明的内容应当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四、抗诉书称“深圳瑞银公司于2005年5月24日向长沙理想公司账户汇款2000万元并非履行5.18协议，与本案讼争的民间借贷纠纷无关”，同样缺乏事实依据。五、北京银瑞公司提交的有关证据与事实不符，均不能否认涉案4000万元借款系北京银瑞公司的借款行为，即是履行5.18协议的行为。六、长沙理想公司不能举证证明5.26协议得到履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请求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北京银瑞公司答辩称，北京银瑞公司与谭向东、长沙理想公司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协议，也不清楚5.18协议的情况。4000万元打到北京银瑞公司账户，完全是谭向东利用公司账户为其走账做的一系列安排。涉案4000万元收到后，有2000万元转回到了长沙理想公司账户上，还有2000万元转到了深圳瑞银公司账户上。长沙理想公司与北京银瑞公司之间并没有借款关系。请求查明事实，公正裁判。
深圳瑞银公司答辩称，一、长沙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介入本案明显不当，并在侦查过程中对邓支农使用了刑讯手段，抗诉证据来源存在问题。二、涉案4000万元的资金来源、去向、使用、偿还情况最能体现5.18协议是真实的。三、抗诉书提到了谭向东入住湘泉大酒店的记录，以及谭向东于2005年5月26日在北京的消费记录，抗诉书是根据公安机关的案卷作出的，但是公安机关案卷中并没有相关证据。请求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谭件云答辩称，一、列其为第三人是不合法的，深圳市工商局早就认定深圳理想公司的注册登记是以提供虚假材料取得的，深圳理想公司不是谭件云的，不应列其为第三人。二、5.26协议中要求有担保，上海汇时达公司也提供了担保，有该公司股东会决议。涉案4000万元付款时间是5月25日，但5.26协议中明确了以付款时间为准。三、5.18协议是伪造的，第三人北京银瑞公司并不知情，也没有签字。
本次再审中，长沙理想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谭向东的飞机票，拟证明谭向东于2005年5月25日下午乘飞机离开长沙回北京，5.26协议和指定账户函是在2005年5月25日以前签订的；证据二、邓支农的讯问笔录和亲笔供词，拟证明谭向东与邓支农合谋利用邓支农掌管深圳理想公司公章的便利，伪造了5.18协议及相关材料，以达到原审胜诉目的；证据三、6张银行汇款单和湖南云阳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的《证明》，拟证明《结算意见书》的内容真实，深圳瑞银公司与长沙理想公司的2000万元资金往来与涉案4000万元借款无关。谭向东质证认为，对于证据一，没有提供机票原件，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对于证据一和证据二，对其形式真实性认可，但对其内容真实性不认可，且其程序违法；对于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且《结算意见书》中提到的210万美元在银行汇款单中未体现。北京银瑞公司质证认为，对于证据一，机票复印件是从北京银瑞公司账目中复印的；对于证据二，不清楚5.18协议的情况；对于证据三，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是确认的，关联性请法庭裁判。深圳瑞银公司质证认为，对于证据一，没有原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且机票改签可能性非常大，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于证据二，邓支农的口供是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下作出的，与事实不符；对于证据三，认可其真实性，但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深圳瑞银公司与长沙理想公司之间除了2000万元，账都是平的。谭件云质证认为，对于证据一，是真实的；对于证据二，邓支农的口供也是真实的；对于证据三，长沙理想公司与深圳瑞银公司之间账户往来的差额就是210万美元，210万美元是谭件云以现金方式支付给谭向东的。本院再审认为，对于证据一，系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从北京银瑞公司账目中复印而来，虽然谭向东主张机票改签了，但并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据二，现无证据证实邓支农的供述是在公安机关刑讯逼供之下作出的，对该证据不能以程序违法为由予以排除；对于证据三，各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该证据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谭向东向本院提交了自己的护照复印件，拟证明自2008年5月31日至同年11月4日期间，谭向东不在中国境内，邓支农供述与谭向东合谋伪造5.18协议与事实不符。长沙理想公司质证认为，由于是复印件，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北京银瑞公司质证认为，没有原件，真实性请法庭确认，况且，即使谭向东当时不在中国境内，也有机会与邓支农串通伪造5.18协议。深圳瑞银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没有异议。谭件云质证认为，证据是复印件，不予认可。本院再审认为，谭向东的护照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也无法排除谭向东与邓支农串通伪造5.18协议的现实可能性，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深圳瑞银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立案决定书》、《拘留通知书》、邓支农部分《控告信》等证据，拟证明邓支农关于5.18协议形成的供述是在特殊状况下形成；第二组证据，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案件说明书》和《不批准逮捕案件补充侦查提纲》，拟证明邓支农关于5.18协议形成的供述是在遭受刑讯时做出的，与事实不符；第三组证据，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起诉意见书》、《提请批准逮捕书》及湖南省中信司法鉴定所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拟证明抗诉书中关于谭向东2005年5月26日不在长沙，无法签订5.26协议的说法没有说服力，涉案4000万元用于了北京银瑞公司股东增资，谭向东未获取其他利益；第四组证据，深圳瑞银公司、长沙理想公司和深圳理想公司等公司的资金往来共计13张单据，拟证明邓支农与谭件云之间账务除了2005年5月24日的2000万元外，是平的，长沙理想公司与深圳理想公司均为谭件云控制的公司。长沙理想公司质证认为，对于上述四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谭向东质证认为，对于上述四组证据，认可其真实性和关联性。北京银瑞公司质证认为，对于第一、二、三组证据，认可其真实性和合法性，但不认可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对于第四组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谭件云质证认为，对于上述四组证据，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本院再审认为，上述四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其均不予采信。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长沙理想公司2005年5月25日向北京银瑞公司汇付4000万元是否系履行5.26协议，涉案借款偿还责任应如何认定。争议焦点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一、关于涉案4000万元汇款是履行5.18协议，还是履行5.26协议的问题。首先，从涉案借款主体分析，北京银瑞公司从未与任何涉案当事人签订过借款合同，谭向东也从未以北京银瑞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与任何涉案当事人签订过借款合同。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北京银瑞公司从始至终否认向长沙理想公司或深圳瑞银公司借过款。在本院二审中，北京银瑞公司提交了2005年5月至2007年11月间的公司账册、原始凭证、银行对账单和公司记账凭证，进一步证实了在涉案借款发生及还款期间，北京银瑞公司存在帐务处理与实际资金走向不一致、红字冲账等现象，谭向东作为北京银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利用公司账户走账。因此，北京银瑞公司收到的4000万元借款应属谭向东个人借款，北京银瑞公司汇给长沙理想公司的2000万元借款应属谭向东个人还款，北京银瑞公司代为接收和偿还借款的行为不能改变谭向东是涉案借款实际债务人的事实。其次，从借款资金流向分析，长沙理想公司向北京银瑞公司汇款4000万元后，仅5天之隔，北京银瑞公司就向深圳瑞银公司转付1000万元，如果涉案4000万元借款系履行5.18协议（约定借款期限为一年），北京银瑞公司在借款后短短几天时间内就安排向深圳瑞银公司还款，明显与常理不符。再次，从5.18协议约定的内容分析，5.18协议约定深圳瑞银公司和深圳理想公司各自出资2000万元借款给北京银瑞公司，并由深圳理想公司与北京银瑞公司另行签订借款合同，但事实上深圳理想公司和长沙理想公司均未与北京银瑞公司签订任何借款合同。涉案借款达4000万元之巨，且长沙理想公司此前与北京银瑞公司从未有过任何经济往来，在此情形下，出借人和借款人就借款金额、借款期间和借款利息等关系双方重大利益的事项未签订任何书面借款合同，明显与商业惯例不符。并且按照谭向东和深圳瑞银公司主张的逻辑分析，如果涉案4000万元借款是履行5.18协议，北京银瑞公司是涉案借款的借款人，由于长沙理想公司和深圳理想公司均未与北京银瑞公司签订任何借款合同，深圳瑞银公司要想从北京银瑞公司处主张5.18协议约定的借款本金20％的年息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有违5.18协议订约目的，也并非一个理性、审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公司法人的通常做法。在深圳瑞银公司向长沙理想公司汇款2000万元后，并且长沙理想公司和深圳瑞银公司均未按5.18协议与北京银瑞公司签订任何借款合同的情形下，没有证据表明深圳瑞银公司向长沙理想公司督促过其签约，或向长沙理想公司主张过2000万元汇款，有违情理。最后，长沙理想公司与5.18协议的唯一链接点是深圳瑞银公司2005年5月24日汇款2000万元给长沙理想公司这一事实，但长沙理想公司提交的《结算意见书》和相应银行汇款凭证能够证明该笔2000万元汇款是深圳瑞银公司应付长沙理想公司的其他业务往来款（后详述），而不是为履行5.18协议的合作借款。同时，长沙理想公司提供的5.26协议、指定账户函、银行汇款凭证、上海汇时达公司的《股东会议决议》等证据已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证明长沙理想公司已实际履行了5.26协议的付款义务。且在涉案借款到期后，谭向东还利用北京银瑞公司账户走账，实际归还了部分借款。至于借款人谭向东将涉案借款用于何种用途、谭向东个人是否使用了涉案借款以及谭向东如何组织偿还借款，则不属于出借人长沙理想公司可预期、可控制的范围，与长沙理想公司是否履行了5.26协议并无必然联系，不能以此否认长沙理想公司已实际履行了5.26协议的事实，也不能以此否定谭向东是5.26协议约定的借款人的事实。综上，鉴于5.18协议本身存在如前所述的诸多不合情理之处，综合考虑全案事实和证据，认定涉案4000万元汇款系履行5.26协议更符合本案客观事实。
二、关于长沙理想公司2005年5月25日向北京银瑞公司汇出的4000万元与深圳瑞银公司2005年5月24日向长沙理想公司汇入2000万元的关系问题，即深圳瑞银公司向长沙理想公司汇出的2000万元是深圳瑞银公司与长沙理想公司之间的其他业务资金往来，还是深圳瑞银公司履行与长沙理想公司共同向北京银瑞公司借款的资金往来。深圳瑞银公司证明汇出的2000万元是与长沙理想公司共同出借的资金往来的核心证据是5.18协议。长沙理想公司提交的《结算意见书》和相应银行汇款凭证，欲证明汇入的2000万元是双方之间的其他业务往来。经查，《结算意见书》由深圳瑞银公司向长沙理想公司出具，上面加盖了深圳瑞银公司公章。在《结算意见书》中，深圳瑞银公司自认分二笔收到长沙理想公司合作理财款1500万，产生利润464万；收到美金210万，按约定汇率折算成人民币为1738.8万，合计3702.8万元。截止至2005年5月30日，深圳瑞银公司已向长沙理想公司支付3000万，即同年5月11日的1000万和同年5月24日的2000万（即本案诉争借款），尚欠702.8万。对于欠款，深圳瑞银公司又分别于同年6月10日归还100万、6月16日归还600万，并提交了相应银行汇款凭证以兹证明。《结算意见书》中提到的每一笔资金往来，除210万美金之外，均有银行汇款凭证与之相互印证。从优势证据规则角度分析，长沙理想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能够证明深圳瑞银公司2005年5月24日向长沙理想公司汇款2000万元是基于双方之间的其他业务资金往来，而不是基于5.18协议，与长沙理想公司借款4000万元给谭向东个人无关。虽然根据司法鉴定结论，《结算意见书》上盖印日期晚于标印日期，但在商业活动中，上述情形时有发生，仅此不足以否定《结算意见书》的真实性，况且《司法鉴定意见书》也并没有否定《结算意见书》中深圳瑞银公司印章的真实性。综上，深圳瑞银公司向长沙理想公司汇付的2000万元是双方之间的其他业务资金往来，与长沙理想公司汇给谭向东个人的4000万元借款无关，出借的4000万元应属长沙理想公司所有。
三、涉案借款偿还责任的认定问题。长沙理想公司与谭向东、上海汇时达公司签订的5.26协议系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约定的利率没有超过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该5.26协议合法有效，各方均应严格遵照执行。长沙理想公司已按5.26协议的约定实际履行了付款义务，在涉案借款到期后，谭向东利用北京银瑞公司账户走账，实际归还了长沙理想公司2000万元借款。虽然北京银瑞公司还向深圳瑞银公司汇款2000万元，但向深圳瑞银公司的汇款行为不能等同于向长沙理想公司的还款行为。因此，谭向东未按5.26协议的约定向长沙理想公司全面履行还款义务，应对尚未偿还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偿还责任。上海汇时达公司在5.26协议上签字盖章，自愿以保证人身份为涉案借款提供担保，并且向长沙理想公司出具了同意提供担保的《股东会议决议》。虽然上海汇时达公司以其股东之一泛洋投资有限公司未在《股东会议决议》上签字，违反了公司章程对决议事项约定的议事规则为由，主张担保存在瑕疵，但公司章程对决议事项约定的议事规则只对其公司股东内部具有约束力，而不能对抗善意的债权人，善意债权人对公司章程不负有审查义务。因此，上海汇时达公司股东泛洋投资有限公司虽未在《股东会议决议》上签字，但并不影响5.26协议中担保条款的效力，上海汇时达公司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当对谭向东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涉案借款到期后，谭向东利用北京银瑞公司账户走账，前后三次共向长沙理想公司汇款2000万元。在双方对还本付息的先后顺序未作约定的情况下，通常是按照“先付息、再还本”的顺序计算的，但鉴于长沙理想公司在起诉状中是按照“先还本、再付息”的顺序主张剩余的借款本金和全部借款利息，对于长沙理想公司自愿处分自身权利的行为，本院依其所请。因此，剩余的借款本金和全部借款利息按照“先还本、再付息”的顺序计算，谭向东尚欠长沙理想公司借款本金2000万元未偿还，相关借款利息亦未偿还。
综上所述，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成立。原判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2）湘高法民三终字第8号民事判决和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长中民二重初字第0227号民事判决；
二、限谭向东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长沙理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剩余的借款本金2000万元及全部借款利息（利息按双方约定的年利率20％计算，从2005年5月26日起至2006年8月16日止按本金4000万元计算，从2006年8月17日起至2007年4月30日止按本金3500万元计算，从2007年5月1日起至2007年11月7日止按本金3000万元计算，从2007年11月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本金2000万元计算）；
三、上海汇时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对上述判决主文第二项确定的还款义务向长沙理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3980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9800元、鉴定费35400元，再审案件保全费5000元，上述费用合计525000元，由谭向东、上海汇时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晓春
代理审判员 刘登辉
代理审判员 欧阳卓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日代理书记员王燕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