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浙民申字第128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卢金林。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胡玉芬。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卢靖。
以上三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徐翔。
以上三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聂富民。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佳。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勇。
再审申请人卢金林、胡玉芬、卢靖因与被申请人刘佳、刘勇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杭民终字第33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卢金林、胡玉芬、卢靖申请再审称：一、本案一审过程中卢倩去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4条“在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死亡，有继承人的，裁定中止诉讼。人民法院应及时通知继承人作为当事人承担诉讼”，但一审法院仅通知了其女刘佳和其丈夫刘勇，未通知其父卢金林继承卢倩的诉讼，遗漏了必要当事人，二审判决未予纠正，再审应予以纠正。二、二审判决对申请人的第一条上诉理由（本案不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属程序违法，应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未作任何评价，实际上剥夺了申请人的辩论权，影响了本案正确判决，再审应予纠正。三、原审法院要求申请人承担卢倩未尽赡养义务的证明责任，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由此认定“卢倩未尽赡养义务无证据证实”与事实完全相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四、即使赠与合同经过公证，讼争房产须经登记后才发生物权变动效力，原审判决对只有给付请求权的权利人作出了确认所有权的形成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五、赠与合同即使经过公证或具有救灾性质，若约定仅对特定人赠与，在标的物所有权转移之前，受赠人死亡的，因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应允许赠与人解除合同。而原审法院不予适用，适用法律错误。六、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家庭生活，原审判决对此事实认定错误。七、讼争房屋实际付款人是卢靖，卢靖所付房款是对父母两人共同的资助，所有权应为卢金林、吴玉宝共同共有。2005年2月24日吴玉宝因病去世。因卢金林、吴玉宝早已离婚，卢金林对吴玉宝的财产无继承权。2005年3月28日卢金林申请办理房产证时擅自将产权改为个人所有，是无效的。原审判决认定讼争房屋为卢金林一人所有是错误的。八、因申请人卢金林提出的房改申请不符合房改的相关规定，据以作出的房屋产权证是无效的。且原审判决作出后，发生了新事实。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给杭州市上城区建设局发出了通知，要求撤销讼争房屋房改，据此房屋产权证也必将被撤销，而讼争房屋的产权证是作出原审判决的基础证据。综上，卢金林、胡玉芬、卢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八、九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被申请人刘佳、刘勇提交意见称：一、关于申请人提供的补充材料：杭州市上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以下简称上城区住建局）给杭州市住保办的“上住建局（2014）93号”文件，其落款时间为2014年9月15日，印发时间是9月16日，而刘佳取得讼争的杭州市民生路40号603室房屋产权证（杭房权证上移字第××号）是2015年1月14日，由此可以证明杭州市住保办并未采纳上城区住建局的申请报告。二、据我们所知，杭州市住保办针对“上住建局（2014）93号”文件已经给予了回函，申请人对此是知道的，但故意隐瞒事实断章取义，仅向法院提供其中一份文件。综上，一审法院（2012）杭上民初字第942号民事判决、二审法院（2013）浙杭民终字第267号民事判决及本案一、二审判决，已对本案纠纷事实和法律方面作了全面阐述，判决事实清楚。请求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卢金林、胡玉芬与卢倩签订的《赠与合同》有双方当事人的签名，应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赠与合同》于2011年10月26日经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公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能行使任意撤销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故卢倩有权向赠与人卢金林、胡玉芬主张交付讼争房屋。卢倩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去世，其就讼争房屋的继承立有遗嘱一份，该遗嘱载明将其所有财产全部交由刘佳继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条规定：“公民可继承的其他合法财产包括有价证券和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等。”卢倩基于案涉《赠与合同》获得受赠房屋的合同权利应系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属于其遗产，刘佳作为卢倩的继承人有权继承。故卢金林、胡玉芬应向刘佳继续履行《赠与合同》，交付讼争房屋，并协助刘佳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待卢金林、胡玉芬履行前述义务后，刘佳自然取得讼争房屋的所有权。原审法院对此所作认定符合法律规定。申请人提出的原审判决确认所有权适用法律错误以及受赠人死亡，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应允许赠与人解除合同的理由均不能成立。
申请人在再审申请阶段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上城区住建局于2014年9月15日给杭州市住保办的《关于撤销上城区民生路40号603室卢金林房改购房资格的报告》（上住建局（2014）93号）。2.2015年5月20日杭州市人民政府杭政复（2015）10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经审查，证据1系上城区住建局向杭州市住保办报批撤销卢金林的房改购房资格，恢复其公房租赁关系。证据2系行政复议书，主要内容为：杭州市住保办针对上城区住建局上报的《关于撤销上城区民生路40号603室卢金林房改购房资格的报告》，于2015年1月13日作出《关于要求撤销上城区民生路40号603室卢金林房改购房问题的复函》，认为讼争房屋已受法院生效判决拘束，根据《物权法》第二十八条和《关于进一步规范撤销房改相关程序的通知》（杭房改办（2009）25号）的规定，属可变更房改审批，建议上城区住建局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撤销房改相关程序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规范房改重审操作流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调整为变更房改审批。卢金林不服该复函，向杭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杭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机关认为：……无论是撤销房改还是变更房改，其审批职权均属于市住保办，而非区房改机构或房屋出售单位。因市住保办作出的案涉复函，在认定案涉房改审批属可变更审批情形后，并没有直接作出撤销房改或变更房改的批复，而是建议上城区住建局调整为变更房改审批，未依法正确履行职责，属滥用职权，依法应予以撤销。杭州市人民政府遂作出如下行政复议决定：撤销杭州市住保办作出的《关于要求撤销上城区民生路40号603室卢金林房改购房问题的复函》。本院认为，申请人提交的以上证据不足以证明原登记在卢金林名下的讼争房屋的产权证已被撤销、卢金林对讼争房屋不享有所有权进而案涉《赠与合同》应认定无效的事实，且案涉《赠与合同》的效力已为生效的（2013）浙杭民终字第267号民事判决予以确认。同时根据被申请人提交的房产证，讼争房屋的所有权已于2015年1月14日登记于刘佳名下。卢金林、胡玉芬、卢靖再审申请中提交的前述证据不足以推翻原一、二审判决。
关于申请人提出的赠与人经济状况问题，由于卢金林、胡玉芬在签订《赠与合同》时与目前的房屋所有情况并无重大变化，虽然其在再审申请阶段提交了出院记录（复印件），但尚不足以证明其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家庭生活，且其也有权要求赡养义务人对其尽赡养义务，故该证据不足以推翻原一、二审判决。至于讼争房屋是属于卢金林个人房产还是卢金林与吴玉宝共同财产的问题，生效的（2013）浙杭民终字第267号民事判决已作出吴玉宝对讼争房屋不享有所有权的认定。
关于程序问题。1.关于是否遗漏当事人的问题。本案系卢倩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卢倩在一审审理期间死亡，一审法院通知卢倩的女儿刘佳、丈夫刘勇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卢金林虽系卢倩的法定继承人，但其又系本案一审被告，且均参加了本案的一、二审诉讼，故一审法院未通知其作为原告参加诉讼不属于程序错误，申请人认为本案遗漏必要当事人的理由不能成立。2.关于一审法院是否存在剥夺当事人辩论权的问题。本案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并无不当，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法院程序合法，对卢金林、胡玉芬上诉提出的主张均予以了回应，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以及调查中均发表了意见，故一、二审法院不存在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的情形。3.关于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卢金林、胡玉芬主张卢倩未尽赡养义务，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一、二审期间，其并无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另外，根据一审案卷材料，其中有卢倩与父亲卢金林、与继母胡玉芬合影的照片，从照片上看应系陪两位老人在外游玩时所拍。据此，一、二审法院对卢金林、胡玉芬该主张未予采纳，并无不当，不存在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的情形。
综上，卢金林、胡玉芬、卢靖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第八项、第九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卢金林、胡玉芬、卢靖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苏 虹
审 判 员 董国庆
代理审判员 陈艳艳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九日
书 记 员 王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