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吉0291民初字第148号
原告：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北街道小红土村六社，住所地：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负责人：房洪强，小红土村六社村民。
委托代理人：张井茹，吉林齐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世录，男，1965年9月26日生，汉族，无职业，住吉林市船营区。
被告：刘晶，女，1985年7月8日生，汉族，农民，住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两名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李光，吉林保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北街道小红土村六社（以下简称小红土村六社）诉被告刘世录、被告刘晶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原告的负责人房洪强及委托代理人张井茹，被告被告刘世录、被告刘晶及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5年4月高新北区经四路道路征收土地，将原告村民刘长吉承包地予以征收（刘长吉承包合同中包括刘长富的承包土地），该土地补偿款共计36万元，被告刘世录及刘晶于2015年6月14日将该款领取。
原告认为，刘长吉、刘长富是原告的五保户，承包地一直自己耕种，二人分别于1997年5月17日、1999年11月6日去世，该土地承包合同的承包方无承包经营人，土地承包合同终止，承包地应收归原告集体所有。虽然刘长吉、刘长富去世后被告刘世录耕种该土地，但其并不享有承包经营权，且被告并非原告集体组织成员，土地补偿款应归原告集体所有，故被告领取土地补偿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返还土地补偿款，但被告拒不返还，无奈诉至法院，望法院公正判决。诉讼请求：一、判令二被告共同返还土地补偿款36万元，并赔偿以36万元为本金自2015年6月14日至返还之日止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由被告承担一切诉讼费用。
被告刘世录辩称：原告起诉要求两被告返还土地征收补偿款既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
一、1997年小红土村村长房洪彬代表村民委员会找到刘世录，同刘世录协商，因其大爷刘长富、五叔刘长吉属于村里的困难户，根据规定没有定为五保户，希望刘世录来照顾两位长辈的生活及后事，然后两位长辈去世之后，二人承包地剩余的承包期限由刘世录一家承包经营，刘世录同意了，并且按照村里的意思履行了对二位长辈的照顾义务，二位长辈相继去世之后，刘世录实际承包了该地。2002年在小红土村村长宋义的主持下召开六社村民代表会议，通过村民议定程序确认刘长富、刘长吉二人的承包地由刘世录承包剩余的期限，但当时没有及时更名。因此，刘世录实际占有并承包经营该土地至今，所以刘世录一家具有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在承包该地时刘世录一家是原告集体组织成员，刘世录的妻子及长女刘晶现在仍是原告集体组织成员。刘世录一家是有资格承包该土地的，具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
二、原告的全体村民都知道刘世录承包了本案所争议的土地，在2015年征地时原告的每户村民代表全部都签字确认刘世录承包了该土地，并且小红土村村委会及六社的全体村民代表都签字、按指印同意征收单位将该土地征地补偿款发给刘世录，而且是先后签了两次字，同意将征地补偿款发给刘世录，刘世录不应返还征地补偿款。
三、该土地的征地补偿款与刘晶没有关系，刘世录在与土地征收服务中心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时，由于身份证原件丢失，因此借用刘晶的身份证签的补偿协议，补偿款发给刘晶后，刘晶已把全部款项交给了刘世录，刘晶没有得到一分补偿款，不应返还征地补偿款。
综上所述，被告刘世录已经通过公开合法的方式取得了本案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在全体六社成员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后，刘世录合法的取得了征收单位给付的征地补偿款。原告的诉求毫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刘晶辩称：原告起诉要求刘晶返还土地征收补偿款既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
一、原告全体村民代表都签字同意将刘长吉承包地的土地征收补偿款发放给我父亲刘世录的前提下，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与我父亲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时，我父亲的身份证原件丢失，因此，借用我的身份证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签订协议时我的身份是委托代理人，在协议中能够体现的。土地征收补偿款发给我后，我全部交给我父亲，没有留一分钱，返还土地补偿款应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二、在承包该争议土地时，我们一家都是六社的村民，因此，有资格承包该土地，同时我们家一直占有并实际承包经营该土地至今。在征地时小红土村村委会及六社的全体村民代表也都签字同意将该土地的征收补偿款发给我父亲，而且都是签了两次字。我认为我父亲取得的征地补偿款是合法的，不应返还。
原告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2016年1月20日会议记录。证明：原告经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同意通过诉讼方式追回刘长吉的土地补偿款。进而证明，原告村民不同意被告领取刘长吉的补偿款。
证据2：《土地征收补偿协议书》及委托书各一份（证据来源吉林市吉高房屋征收服务中心）。证明：1、吉林高新技术开发区土地收储中心与刘长吉（刘晶）达成《土地征收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刘长吉承包地补偿款为360000元。
2、被告刘世录与刘晶均是刘长吉的代理人，被告刘晶是以代理人身份签订的《土地征收补偿协议书》。3、因刘长吉已于1997年5月17日死亡，进而证明被告刘世录与刘晶均无代理权，签订《土地征收补偿协议书》属无效民事行为。
证据3：村民证明一份（证据来源吉林市吉高房屋征收服务中心）。证明：1、被告刘世录是依据该证明领取的补偿款，土地补偿款发放给了刘世录。2、1997年5月17日刘长吉已经去世，1999年11月6日刘长富就去世，不存在1998年至1999年一直供养老人的事实。该份证明内容不真实，还包括刘世录不属于六社的社员应是十一社的社员。该证据仅证明责任田由刘世录耕种，不能证明刘世录享有承包权。3、该证明不属于村民大会决议也不属于村民代表大会决议，所以刘世录不能依据该证明领取补偿款；4、该证明仅说明了刘世录耕种土地，并没有证明刘世录对该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
以上2、3份证据证明：被告刘世录通过分别找部分村民证明自己赡养刘长吉、刘长富，长期耕种土地，同意其领取补偿款，并委托其女儿签订领取了补偿款，即实际领款人为刘世录。
证据4：吉林市吉高房屋征收服务中心证明一份。证明：补偿款360000元由被告于2015年6月14日领取。
证据5：小红土村村民委员会证明一份。证明刘世录、刘晶不是小红土村六社的社员。
被告质证称：
证据1：证据是在原告将补偿款发给刘世录之后形成的，是否为原告村民真实意思表示仅在签字上不能确认，在此证据形成之前已经同意将土地征收补偿款发给被告。
证据2：土地征收补偿协议确定了征收补偿款的协议人不是刘长吉而是本案的被告刘世录，协议中明确说明该土地的实际权利人是刘世录，刘晶不是刘长吉代理人。这个合同签订的前提是原告村民全体代表同意将土地征收补偿款由征收单位发给刘世录，小红土村村委会、原告、还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收储中心三方已经明确该土地补偿款的实际权利人是刘世录。
证据3：这份证据形成于2002年4月份，这份证据是在当时村长宋义的主持下召开了由村民委员会的代表还有六社全体村民的代表确认了本案的事实，刘长福、刘长吉在1997-1999年期间由刘世录供养，并且当地政府也同意将刘长福、刘长吉的责任田归刘世录经营，那么本案所争议的土地剩余的经营期限已经经过小红土村村委会及原告的全体村民代表，通过合法的程序确定了刘世录具有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该证据的下半部分是由原告的全体村民代表签字同意将征收补偿款发给刘世录，这样才有原告所举的第2份证据的土地补偿协议，如原告全体村民没有同意将土地补偿款发给刘世录，刘世录是不会得到该笔补偿款的。
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那么证据能够证明刘世录已经通过合法的程序得到的土地征收补偿款。
证据5：真实性有异议，该土地在承包时已经有小红土村村委会，还有原告的全体村民证实，刘世录和刘晶是六社的村民，刘晶现在的户籍还有承包地全在小红土村，刘晶的户籍显示是六社村民。
被告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2002年在小红土村村长宋义的主持下，村民委员会代表及六社的全体村民代表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将刘长富、刘长吉的承包地重新发包给被告刘世录的会议证明1份。证明：1、刘世录是小红土村六社村民；2、刘长富、刘长吉不是五保户，而是困难户；3、刘世录履行了小红土村村委会要求刘世录对刘长富、刘长吉生前生活的照顾及死葬的义务；4、刘长富、刘长吉的承包地经村民代表会议决定重新发包给被告刘世录一家，刘世录一家实际是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
证据2：2015年4月16日，小红土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给高新区房产征收局的证明一份。（来源：被告申请法院在高新区房产征收局调取该土地的征收档案）。证明：高新区新北街道小红土村村委会及原告确认刘世录一家是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同时也确认刘世录具有获得土地征收补偿款的权力和资格。
证据3：小红土村村长、村委书记代表村委会和原告每户村民代表都签字同意征收单位将该土地的征收补偿款发给刘世录的书面证明两份。证明：1、小红土村村委会、原告的全体村民确认刘世录一家是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2、小红土村村委会、原告的全体村民都签字同意征收单位将该土地的征收补偿款发给刘世录，所以不需要返还。
证据4：土地征收补偿协议一份、委托书一份。（来源：被告申请法院在高新区房产征收局调取该土地的征收档案）。证明：1、小红土村村委会和原告的全体村民确认刘世录一家是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2、征收单位同时确认刘世录一家是该被征收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3、刘世录合法取得该土地的征收补偿款，不需要返还；4、刘晶是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签的补偿协议，因此，有关此案的争议与刘晶没有任何关系。
证据5：刘世录一家与小红村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一份、刘世录与张桂芳的结婚证明、刘世录的妻子张桂芳及女儿刘晶的户口本、身份证。证明：刘世录一家是小红土村六社村民，具有承包经营该土地的资格。
原告质证称：
证据1：该份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所要证明的问题，1、村民证明刘世录是六社社员不真实；2、证明不了刘世录抚养两个老人是小红土村要求刘世录来抚养的，证明不了这个问题；3、证明不了刘世录一家对该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该证明上只写了责任田为刘世录耕种，并没有将承包经营权确认为刘世录，该份证据并未有村民的意思表示；4、在该份证据上，下面很多签字村民签字的上部有一句话，以上内容以村上为准，事实上村委会并没有与刘世录签订合同，刘世录不享有承包经营权。
证据2：1、该份证据是小红土村村民委员会所出具并不能代表原告六社，因为六社的土地归六社的全体村民；2、该证据证明不了村委会将该土地经营权确认给刘世录，更证明不了刘世录具有获得土地征收补偿款的权利和资格；3、证明不了被告所要证明的问题，而恰能证明该土地的承包人是刘长吉而不是刘世录。
证据3：1、证据内容不真实，首先村民证实1998年至1999年刘长吉、刘长富有病期间由被告抚养，但事实上1997年刘长吉就已经去世了；2、该证据证明不了小红土村委会、原告的全体村民确认刘世录一家是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证明不了这一点，从内容上看只说明责任田归刘世录耕种；3、不能够依据该两份证明将补偿款发给刘世录，因该两份证明仅是证明而不是村民代表会议决议，不是村民大会决议；4、该份证据从证明的性质来看只是个证人证言，需证人出庭经过质证后方能确认是否是村民的真实意思表示。
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份证据证明不了被告所要证明的问题，即证明不了确认刘世录一家是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也证明不了征收单位确认刘世录一家是该征收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该协议的乙方是刘长吉而不是刘世录，该协议落款处刘晶只是以委托代理人的签字，所以不能证明该土地的补偿款是给刘世录补偿的。
证据5：该承包合同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虽然刘世录对该承包合同的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的资格，但证明不了刘世录对刘长吉的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
原告、被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可以确认，与本案有关联，本院均予以采信。
本院认定事实：刘世录及妻子张桂芳、女儿刘晶原为小红土村六社村民，后刘世录户籍迁出小红土村。在1998年至1999年间，因刘世录的五叔刘长吉、大爷刘长富无儿无女，有病期间由刘世录供养一直到病逝，因此小红土村将刘长吉、刘长富的责任田归给刘世录耕种，2002年时的村委会主任宋义及六社农户代表为刘世录出具了书面证明。2015年由刘世录耕种的刘长吉名下承包地被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征收，村委会主任刘海春、六社农户代表再次签字对2002年的证明履行情况予以证明：“现刘世录已经按照上述情况证明，二位老人在有病期间供养老人一直到病逝并养老送终，应负责一切丧葬事宜，现土地被征占，而且土地由刘世录经营至今，同意把征地补偿款发放给刘世录。”2015年4月16日，刘世录的女儿刘晶代表刘世录与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签订了土地征收补偿协议书，对刘长吉名下4500平方米承包地予以征收，并确定土地征收补偿费为36万元。2015年6月14日，
六社农户代表再次签字出具证明：“刘长吉、刘长富二人土地被征收，征收款同意发放给刘世录，没有争议，村民特此签字。”补偿款36万元当日被刘世录、刘晶领取。
本院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刘世录因赡养刘长吉、刘长富而取得了刘长吉名下的土地耕种至征收前，六社农户代表并未反对并于2002年给刘世录出具了证明。在2015年土地征收前，六社农户代表再次证明刘世录履行了赡养义务，同意土地征收补偿款发放给刘世录，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正是基于六社农户代表出具的证明才对刘长吉名下4500平方米承包地与刘世录的代理人刘晶签署了征收补偿协议，又基于2015年6月14日六社农户代表的证明，将36万元补偿款发放给刘世录、刘晶。这个过程表明，六社村民对于将刘长吉名下承包地由刘世录耕种无异议，并且同意将征收补偿款发放给刘世录，六社村民已经对相应土地权利予以行使，现原告请求索回刘世录领取的36万元补偿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北街道小红土村六社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700元、保全费2396元，由原告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北街道小红土村六社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李俊峰
审判员 宋少华
审判员 徐 锐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冯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