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宁民终字第69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施义君，女，1955年7月1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韦伟，江苏衡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小姣，江苏衡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德平，男，1952年2月20日生，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王宇光，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西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施义君因与被上诉人赵德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4）鼓民初字第55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5年1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施义君及其委托代理人韦伟、被上诉人赵德平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宇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施义君与赵德平自1996年起至2003年或2004年之间有大米供销业务往来，之后有一段时间没有业务。2011年起，双方又重新开展业务往来。以往的交易习惯为：施义君打电话向赵德平要货，不签订书面购销合同；付款则是施义君过一段时间电汇给赵德平，大多是以穗乡工贸公司、黎明米业公司名义打到正翠米业公司或青山大米厂，有时候也会打到赵德平儿子赵培果及青山大米厂法定代表人马明刚个人账户。穗乡工贸公司成立日期为2009年5月22日，法定代表人为施义君；黎明米业公司的成立日期为2009年4月21日，负责人为施义君；正翠米业公司成立时间为2011年4月1日，法定代表人为赵培果（赵德平之子）；青山大米厂成立时间为2009年2月17日，法定代表人为马明刚，现更名为定远县德盈米业有限公司。
2012年6月15日，刘勇向施义君汇款5万元，后者于次日汇给赵德平之子赵培果；2012年10月5日，施义君之子向赵培果汇款11万元，后刘勇于2013年1月30日向施义君出具了一张欠条，称施义君代为付正翠米业公司货款11万元；2012年11月15日，刘勇给付施义君2万元现金，后者通过银行汇款给青山大米厂马明刚个人账户2万元；2013年1月4日，刘勇汇给施义君5万元，后者将该款汇给了青山大米厂单位账户；2013年1月22日，刘勇汇给施义君4万元，次日施义君汇给了赵培果；同年4月25日，刘勇汇给施义君儿子2万元，后者于5月10日将该款汇给了赵培果。上述施义君已付货款合计29万元。
2014年10月21日，赵德平诉至法院，要求判令施义君给付货款94374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庭审中，赵德平、施义君确认，此前双方之间的大米买卖合同货款已经全部结清。如果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货款金额为943740元。双方就以下事实产生争议：
一、赵德平、施义君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
赵德平主张双方为个人之间的业务往来，并举证欠条一份。欠条载明：“欠到赵德平货款943740元，欠款人施义君，2012年5月30日”欠条背面有4组数字：“235830、237510、235830、234570”，这4组数字以下应该还有施义君亲笔所写的“我保证负责追回货款”及其签名，如果经技术复原可以看到。因该欠条用的是老式复印机的热敏纸，上面的字经过较长时间已经不清楚了。这组数字是从施义君账本上复印下来的，为便于查询赵德平又重描了一下。证明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诉讼主体适格。
施义君对上述欠条中其签字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欠条中其他内容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这只是赵德平儿子让施义君在一张空白纸上写一个名字给他看看，因为赵德平儿子不知道其叫什么名字。欠条不是施义君打的，施义君也不欠钱。赵德平遂对欠条上的数字是否为施义君所写，正面与背面的内容是否为同一时间形成，以及欠条背面是否存在施义君所写“我保证负责追回货款”和其签名的字样申请鉴定。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接受法院委托进行鉴定，出具宁金司（2015）文鉴字第082-1号鉴定意见书载明的鉴定意见为：1、“235830、237510、235830、234570”与施义君字迹样本不是同一人所写（该鉴定机构在回函中补充意见称：描摹笔迹在鉴定规范中属于非正常书写笔迹，相同状态的样本字迹难以提取，鉴定条件受限，无法进一步进行确认）；2、经检验，（欠条背面）可观察到“欠条以上货款由本人…刘…销…本人绝对负…追…货款。”字样。宁金司（2015）文鉴字第082-2号鉴定意见书载明的鉴定意见为：倾向认为欠条正面字迹与背面4组数字是同时期形成。经质证，赵德平对鉴定报告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持异议，虽然4组数字鉴定为不是同一人所写，但补充意见也说明了重描的是与之前的书写习惯不相符，证明欠条中的4组数字是真实的，且欠条正面字迹与背面4组数字是同时期形成，证明赵德平陈述属实。施义君对鉴定报告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持异议，一是数字不是施义君写的，证明供货清单的数据是赵德平拼凑而来的；二是重描是赵德平之子所为，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无法确认其重描的动机；三是欠条背面的“欠条以上货款由本人…刘…销…本人绝对负…追…货款。”字迹无法确定系谁所写，并非是施义君所写；四是欠条正面字迹与背面4组数字是同时期形成，并非同一时间形成，可能是好几个月。
施义君则主张案涉供销合同为单位间业务往来，并举证如下：
1、穗乡工贸公司、黎明米业公司营业执照。其中穗乡工贸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施义君，黎明米业公司的负责人亦系施义君。证明案涉购销合同并非双方个人之间的业务往来，而是单位之间的业务往来。
2、银行电汇凭证，证明目的同证据一。
（1）、2011年9月26日电汇凭证的汇款人为黎明米业公司，收款人为正翠米业公司，金额为229509.63元；
（2）、2011年11月8日电汇凭证的汇款人为穗乡工贸公司，收款人为正翠米业公司，金额为464427元；
（3）、2011年11月18日电汇凭证的汇款人为黎明米业公司，收款人为正翠米业公司，金额为232572.5元；
（4）、2011年11月18日电汇凭证的汇款人为黎明米业公司，收款人为青山大米厂，金额为219862.5元；
（5）、2011年11月30日电汇凭证的汇款人为黎明米业公司，收款人为青山大米厂，金额为450487.5元；
（6）、2011年12月8日电汇凭证的汇款人为黎明米业公司，收款人为青山大米厂，金额为445731.5元；
（7）、2011年12月21日电汇凭证的汇款人为黎明米业公司，收款人为正翠米业公司，金额为227775.5元；
（8）、2012年2月13日电汇凭证的汇款人为穗乡工贸公司，收款人为正翠米业公司，金额为300000元；
（9）、2012年3月8日电汇凭证的汇款人为穗乡工贸公司，收款人为正翠米业公司，金额为15174382元；
（10）、2012年4月9日电汇凭证的汇款人为黎明米业公司，收款人为正翠米业公司，金额为17027.1元；
赵德平对上述施义君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正翠米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培果是其儿子，青山大米厂是其朋友的企业。其与施义君是通过电话联系的，只要施义君打电话要货，其就发货，施义君派车来提货。其组织正翠米业公司、青山大米厂两家货源向施义君发货，由其统一结算，付钱是根据其指令来支付，施义君通过什么样的账号来支付货款其不介意，只要付钱就行。
在法院询问上述银行汇款凭证是否有相应买卖合同时，施义君答复称：上述汇款凭证没有签订相应的买卖合同，其仅与赵德平通过电话要求供货；至于施义君是以穗乡工贸公司还是以黎明米业公司名义付款，是根据要货方的需要而定，如穗乡工贸公司与他人签订的买卖合同，就要以该公司名义向赵德平汇款；具体货款汇至正翠米业公司，还是青山大米厂，要根据赵德平的指令。
法院认证如下：首先，施义君不否认欠条中其签名的真实性，但主张因赵德平儿子不知道其姓名，要求其在空白纸上写下姓名而形成该欠条的意见，与欠条背面同时期形成的4组数字，以及双方有多年的业务往来，且双方有多笔汇款往来等事实明显不符。故对施义君的上述意见，法院不予采信。
其次，穗乡工贸公司、黎明米业公司、正翠米业公司、青山大米厂的成立时间均在2009年之后。而双方陈述自1996年起至2003年或2004年之间已经产生了大米供销业务往来。且上述企业之间的转款，并无对应的买卖合同，无法认定为单位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
再次，以往双方的交易习惯为施义君打电话向赵德平要货，不签订书面购销合同。付款则是过一段时间电汇给赵德平，大多是以穗乡工贸公司、黎明米业公司名义打到正翠米业公司或青山大米厂，有时候也会打到赵德平儿子赵培果或青山大米厂马明刚个人账户。故施义君提交的穗乡工贸公司、黎明米业公司名义打到正翠米业公司或青山大米厂的付款凭证，不能证明双方系单位之间形成买卖合同。
二、谁是刘勇合同诈骗受害主体的问题
审理中，经施义君申请，法院向上海市公安局普贤陀区分局经济犯罪侦察支队邵卫平警官调查，取得一审刑事判决书、二审刑事裁定书、询问笔录、购销合同、发货明细传真表、货运路单等证据。
2013年7月22日询问笔录中，施义君称：其与刘勇于2012年4月1日在普陀区白玉新村121号1609室签订购销合同后，就介绍正翠米业公司给刘勇，刘勇去提了961716元大米，货物于4月6日至13日提完，货款一直欠着。因为是施义君介绍的，对方（赵德平）一直向我要货款，施义君就向刘勇要这笔货款。刘勇在5月8日、10日给了施义君江苏银行支票2张，票号为56034712、56034708，金额分别为482356元、479360元，合计961716元。刘勇当时说这2张支票何时到银行承兑要等他通知，但一直说公司没钱要施义君等。到了2013年4月，刘勇又给施义君2张支票，票号分别为56034726、56034729，金额分别为680000元、172000元，合计852000元，这2张支票的收款公司为定远正翠米业公司，680000元的支票因金额太大，超过了500000元无法进银行，另一张遭到银行退票，说账户没有钱。
2013年7月25日询问笔录中，施义君称：其与刘勇于2012年4月1日签订了买卖合同，签订后做过两次生意。其中，2012年4月6日至13日，施义君介绍了正翠米业公司赵德平，刘勇到他那边提走了961716元大米，……但是钱没有给施义君和正翠米业公司。刘勇与正翠米业公司没有合同。
2013年12月30日讯问笔录中，刘勇称：2012年4月，其在上海与施义君签订一份合同，约定双方单位为沛县微山湖米业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微山湖米业公司）和穗乡工贸公司，施义君提供刘勇10吨大米，4月初，施义君从正翠米业公司处提供给刘勇961716元的大米，刘勇将大米销给厦门……，后收了10万元货款，刘勇将这笔钱给了施义君，……，施义君没有收到全部货款，就要求其开空头支票押在她那边，所以其不断地开出空头支票交给施义君。
施义君向警方提交了购销合同一份，约定供方为穗乡工贸公司，需方为微山湖米业公司，其中产品名称为“丰两优”的生产厂家为安徽产，数量为1000吨，备注以实际发生为准，合同期限自2012年4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施义君与刘勇分别代表供需双方在合同上签字。
施义君向警方提交的其自己记载的向刘勇发货明细传真表载明，4月6日，正翠50公斤1123包，56.15吨，金额240322元；4月8日，正翠50公斤565包，28.25吨，金额120910元；566包，28.30吨，金额121124元；4月14日，正翠50公斤556包，27.8吨，金额118984元；50公斤561包，28.05吨，金额121980元；6月13日，正翠50公斤562包，28.1吨，金额120268元；正翠50公斤561包，28.05吨，金额120054元，金额总计963642元。每笔明细都有对应的货运路单。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4）普刑初字第787号刑事判决书载明，“2012年4月，被告人刘勇以微山湖米业公司的名义与被害单位穗乡工贸公司签订大米购销合同，在收到货物后未支付货款86.1716万元，在被害单位催讨货款后，以空头支票、伪造的商业承兑汇票予以搪塞。”“被告人刘勇在无实际履行能力的情况下，以微山湖米业公司的名义与被害单位、被害人签订合同，在履行过程中，采用支付少量货款的方法拖延时间，在被害单位、被害人催讨货款后，以空头支票、伪造的商业承兑汇票等予以搪塞……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该院于2014年12月16日判决被告人刘勇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6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并处罚金35万元。刘勇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于2015年4月14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施义君、赵德平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关联性则意见不一致。施义君认为，虽然其与刘勇签订了买卖合同，但施义君介绍赵德平的公司给刘勇，是刘勇去提了961716元大米。因施义君是介绍人，所以赵德平一直向其要货款，施义君也协助其向刘勇要货款。因此，是刘勇的公司与赵德平的公司之间发生了买卖合同关系，施义君只是介绍人。刘勇以5张空头支票与正翠米业公司结算货款，因赵德平本人在安徽，到上海不方便，故在未能从银行取得相关货款后要求施义君协助，并要求施义君以公司名义向公安报案，因此，判决书提及的是施义君的穗乡工贸公司，但实际购销合同履行的双方是刘勇的公司与赵德平的正翠米业公司。
赵德平则称，三份笔录中均称施义君的公司与刘勇的公司签订了大米购销合同，与赵德平没有关系。施义君在询问笔录中说刘勇拉走了961716元大米，与刘勇在讯问笔录中陈述的“4月初，施义君从正翠米业公司处提供我961716元的大米”相矛盾。刘勇开的空头支票给施义君，证明合同诈骗的受害单位是穗乡工贸公司，与赵德平无关。
法院认证如下：首先，刘勇合同诈骗案的受害方为穗乡工贸公司。生效刑事判决认定，刘勇以微山湖米业公司的名义与被害单位穗乡工贸公司签订大米购销合同，在收到货物后，采用支付少量货款的方法拖延时间，又以空头支票、伪造的商业承兑汇票等予以搪塞，未支付货款86.1716万元，其行为被认定为犯合同诈骗罪。施义君向警方提交其自己记载的发货明细传真表载明的货款金额为963642元，与施义君、刘勇在询问笔录中陈述或供述的货款为961716元大致相当，应认定为同一批货物。合同具有相对性，赵德平并非前述购销合同相对方，不应认定为合同诈骗案的受害人。
其次，从付款等履行合同的行为来看。刘勇通过向施义君汇款或支付现金方式来履行付款义务，从支票的流转形式来看，也都与施义君有关。刘勇与赵德平之间并未产生直接的付款关系，无法认定赵德平为前述购销合同的相对方。
再次，从催讨货款及向公安机关报案的行为来看。施义君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提供了包括购销合同、货运单证等大量合同签订和履行的证据。但赵德平并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也没有向公安机关提供证据材料，而只是向施义君主张欠付货款。
故应认定，刘勇合同诈骗案的受害方为施义君为法定代表人的穗乡工贸公司。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双方当事人主体是否适格；二、赵德平与施义君之间是否发生了买卖合同关系；三、赵德平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
一、关于双方当事人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法院认为：
首先，从双方的交易习惯上看。双方确认：以往的交易习惯为施义君打电话向赵德平要货，不签订书面购销合同。付款则是过一段时间电汇给赵德平，大多是以穗乡工贸公司、黎明米业公司名义打到正翠米业公司或青山大米厂，有时候也会打到赵德平儿子赵培果或青山大米厂马明刚个人账户。故施义君提交的穗乡工贸公司、黎明米业公司名义打到正翠米业公司或青山大米厂的付款凭证，不能证明双方系单位之间形成买卖合同。
其次，从有汇款往来企业的设立时间来看。穗乡工贸公司、黎明米业公司、正翠米业公司、青山大米厂的成立时间均在2009年之后。而双方陈述自1996年起至2003年或2004年之间已经产生了大米供销业务往来。且上述企业之间的转款，并无对应的买卖合同，无法认定为单位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而双方个人之间的买卖合同，通过单位转账或个人账户履行付款义务，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能因此而否定个人之间买卖合同的效力。
因此，施义君主张案涉大米购销合同系单位之间买卖合同关系的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应认定赵德平、施义君双方个人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赵德平、施义君作为本案诉讼的原、被告均适格。
二、关于赵德平与施义君之间是否发生了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法院认为：
首先，2012年4月1日，刘勇以微山湖米业公司的名义与施义君为法定代表人的穗乡工贸公司签订大米购销合同，约定后者向前者供应大米1000吨。合同签订后，施义君为履行前述购销合同，按以往的交易惯例向赵德平要货，从而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案涉买卖合同关系。
其次，施义君向警方提交其自己记载的发货明细传真表载明的货款金额为963642元，与施义君、刘勇在询问笔录中陈述或供述的货款为961716元大致相当，应认定双方之间买卖合同所涉货物，与刘勇以微山湖米业公司的名义与施义君为法定代表人的穗乡工贸公司签订大米购销合同所涉合同诈骗货物为同一批货物。故应认定，赵德平、施义君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且赵德平已经向施义君履行了案涉买卖合同项下的供货义务。
审理中，双方确认此前双方之间的大米买卖合同货款已经全部结清，案涉货款总额为943740元。2012年6月15日之后，施义君共支付货款合计29万元，应认定施义君尚欠货款为653740元。故赵德平主张货款653740元以外部分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施义君以欠条落款时间为2012年5月30日主张诉讼时效已过。赵德平则称2013年5月，施义君还在通过空头支票向其付款，时效未过。法院认为，刘勇汇给施义君儿子2万元，后者于2013年5月10日将该款汇给了赵德平之子赵培果，施义君支付货款的行为仍在延续。而本案受理时间为2014年10月21日。故施义君主张诉讼时效已过的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施义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赵德平货款653740元；二、驳回赵德平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施义君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法院认定原、被告主体适格有误。本案司法鉴定结论与赵德平的主张并不一致，且对“我保证负责追回货款”的字迹是否系上诉人亲笔书写并未作出认定，应由赵德平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欠条是在赵德平儿子以不知道上诉人姓名，要求上诉人在空白纸上签名后添加内容伪造了该份借条。涉案供销合同系单位之间往来，上诉人也提供了穗乡工贸公司、黎明米业公司营业执照及银行电汇凭证等证据，上诉人在欠条上签字也是职务行为，上诉人并非本案适格被告；2、原审法院认定谁是刘勇合同诈骗罪受害主体错误。刘勇以微山湖米业公司的名义与穗乡工贸公司签订大米买卖合同后，该业务就被施义君介绍给了赵德平，有公关机关笔录、正翠米业公司的发货记录、刘勇的提货记录、刘勇在经赵德平多次催款后出具的支票、刘勇书写的欠小赵米厂和青山米厂货款的欠条以及刘勇书写的欠施义君代付正翠米业的110000万元货款欠条等证据可以证明。赵德平与刘勇的微山湖米业公司才是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人，且一审庭审中赵德平也承认刘勇去过赵德平家中。施义君之所以成为刘勇刑事案件形式上的报案人和被害人，是因为施义君居住在上海，对当地熟悉，赵德平在安徽不方便，故请求施义君协助报案，并将相关材料原件都交于施义君，赵德平也曾以受害人身份到上海市普陀区公安分局报案。原审法院在当事人依据现有证据对生效刑事判决中认定的事实提出异议后，仍然依据判决所确认的事实作出错误认定，系对当事人实体权利的侵害；3、原审法院在认定原、被告之间是否发生了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上认定错误，施义君与赵德平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之间的货款已全部结清；4、欠条落款时间为2012年5月30日，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施义君的儿子将刘勇偿还给赵德平的20000元在2013年5月10日汇给赵德平的行为，应作为赵德平与刘勇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能认定为赵德平对施义君诉讼时效中断的依据；5、原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对施义君在一审中要求延长举证期限、延期开庭以及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主张，原审法院均未予答复，对施义君提交的证据不予质证；6、原审法院判令鉴定费13000元由施义君承担错误，鉴定意见与赵德平的陈述并不相符，应由赵德平负担该项费用。综上，原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赵德平答辩称，1、欠条系施义君本人所写，没有任何公司印章，足以证明均系双方当事人个人的行为，本案原、被告双方主体适格；2、刘勇合同诈骗罪侵害的主体系穗乡工贸公司，与赵德平无关，赵德平不认识刘勇，所有口头约定的大米买卖合同均是与施义君发生的，赵德平与刘勇没有发生业务关系；3、欠条中没有约定还款期限，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4、上诉人主张原审法院程序违法与事实不符，法院不能无限期准许上诉人不合法的申请；5、因上诉人否认欠条系其书写，通过鉴定确定了欠条是上诉人签名，故鉴定费用应由上诉人承担。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3年9月25日，施义君及其丈夫袁路明向赵德平出具欠款说明两份，分别载明“2012年4月经我介绍刘勇从正翠米业拉三组集装箱大米（150余吨）计706240.00元，已付220000.00元，尚欠486240.00元。现刘勇诈骗，我承诺还款，鉴于本人目前经济状况无力一次偿还，分期分批还款，结至2014年底还款。特此申请本人负责一定还清我的承诺为至。”，“2012年4月经我介绍刘勇从青山米厂拉走一组集装箱大米（50吨）计237500.00元，已付70000，尚欠167500.00元。刘勇诈骗我承诺还款，鉴于本人目前经济状况无力一次性偿还，分期分批还，结至2014年底还款。特此申明本人负责一定还清我的承诺。”
二审中，上诉人施义君提供以下证据：
刘勇书写的欠条一份，内容为“今欠小赵米厂和青山米厂货款人民币柒拾壹万伍仟贰佰玖拾肆元陆角（715294.50元）计划于2月10日前结清，到期如有拖延按3分利息支付。欠款人：沛县微山湖米业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刘勇2012.1.21”，以证明赵德平与刘勇发生过买卖关系，赵德平陈述不认识刘勇，也未与刘勇发生买卖合同关系不真实，因赵德平委托施义君向刘勇追讨货款，故欠条的原件在上诉人手中；
集美大学美术学院出具的情况证明、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学村派出所出具的报警情况经过、手机短信截屏打印件，以证明赵德平二审中提供的欠款说明系在赵德平威胁下出具，其女儿当时在上大学，亦受到赵德平儿子威胁。
经质证，被上诉人赵德平对欠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欠条中刘勇并不清楚赵德平米厂的名字，不可能与赵德平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即使欠条是刘勇打给赵德平的，也应由刘勇交给赵德平，而不是在上诉人手中；对证据2中的情况证明、报警经过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与本案无关。手机短信真实性不予认可，赵德平与马贵礼两人一起去上海施义君家中找施义君要钱，不可能也没有威胁过施义君。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刘勇所写欠条主体并不明确，不能以此为依据证明本案所涉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微山湖米业公司与正翠米业和青山米厂之间；关于情况说明、报警经过以及手机短信，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认可。
以上事实，有欠条、公司营业执照、电汇凭证、银行对账单、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讯问笔录、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4）普刑初字第787号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二中刑终字第87号刑事裁定书、支票、购销合同、发货明细传真表、货运路单、法院调查笔录、照片、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文件检验鉴定意见书、鉴定费付款凭证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经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原被告主体是否适格；二、施义君与赵德平之间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三、本案是否超出诉讼时效；四、原审法院程序是否严重违法。
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赵德平依据施义君出具的欠条，诉至法院，要求施义君个人承担还款责任，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主体要件。施义君上诉主张欠条是施义君在赵德平之子持有的空白纸张上签名所写，没有事实依据，对其认为本案原被告主体不适格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二，施义君与赵德平之间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本院认为，首先，从买卖合同的发生上，施义君与赵德平多年来存在业务往来关系，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是由施义君打电话向赵德平发出买卖要约，赵德平接受要约，承诺供货，双方买卖合同即成立。随后，赵德平安排正翠米业公司、青山大米厂向施义君或施义君指定的第三人即刘勇供货，施义君也以个人名义向赵德平个人出具了欠条，二审中赵德平补充提交了2013年9月25日施义君及其丈夫出具的两份欠款说明，更进一步印证了施义君与赵德平个人之间存在欠付货款的事实；其次，虽有部分货款是通过穗乡工贸公司或黎明米业公司汇付正翠米业公司或青山大米厂，但所涉单位之间并无与之对应的买卖合同，无法认定为单位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施义君上诉主张赵德平与刘勇所在微山湖米业公司发生买卖合同，施义君仅是介绍人，但如其陈述属实，货款应由刘勇直接给付赵德平，而本案的货款履行均是通过刘勇向施义君汇款或支付现金方式，施义君再交付赵德平，刘勇与赵德平之间并未发生直接的付款行为；最后，在刘勇合同诈骗一案中，施义君任法定代表人的穗乡工贸公司作为受害单位向公安机关报案，施义君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其与刘勇签订买卖合同，并做过两次生意，从正翠米业那边供给了961716元大米，施义君亦向公安机关提交了其记载的发货明细传真表，载明发货日期、品质、数量等供货明细，且每笔明细都有对应的货运路单，货款金额总计963642元，从上述证据来看，无法认定赵德平系前述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原审法院认定施义君与赵德平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并根据施义君还款数额，最终确定施义君应给付赵德平货款653740元，与二审中赵德平提交的两份欠款说明中货款数额亦相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关于争议焦点三，施义君向赵德平2012年5月20日出具的欠条中未约定还款时间，作为债权人赵德平可随时向施义君主张债权。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施义君2013年5月10日将刘勇给付的2万元货款汇给赵德平之子赵培果，2013年9月25日施义君又出具欠款说明，承诺截止2014年底还款，上述支付货款、承诺还款的行为均构成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赵德平于2014年10月21日诉至法院，并未超出两年的诉讼时效，对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四，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经审查，原审法院在双方当事人举证期间后，安排开庭，对与本案事实认定有关联的证据组织双方进行质证，并依职权调取了相关证据，上诉人坚持要求调取其女儿受到威胁的报警记录，与本案事实认定并无关联，上诉人主张原审法院程序违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鉴定费用，系查明案件事实所必需，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鉴定意见及本案的实际情况，原审法院判令由上诉人负担本案鉴定费用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应予维持。上诉人施义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337元，由上诉人施义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剑飞
代理审判员 王长春
代理审判员 冯 莹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苏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