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苏中商终字第011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常熟宝江针纺织品织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熟市常昆工业园区南溪路17号。
法定代表人卢星，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市汇宏锦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熟市东南开发区华丰路。
法定代表人范月明，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军。
上诉人常熟宝江针纺织品织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苏州市汇宏锦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宏公司）、唐军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4）熟兴商初字第003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汇宏公司一审诉称：2012年10月19日至2013年11月17日，汇宏公司、宝江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由宝江公司向汇宏公司购买汗布，共计货款39710.05元。现汇宏公司多次催讨，宝江公司以质量问题为借口，分文未付，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宝江公司、唐军支付货款人民币39710.0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宝江公司、唐军承担。
宝江公司一审辩称：汇宏公司、宝江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宝江公司没有收到汇宏公司诉请的货物，故不应当支付货款，请求驳回汇宏公司诉请。
唐军一审未作答辩。
汇宏公司为证明和宝江公司发生的业务往来的事实，一审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1、托织单7份，其中“宝江”处分别由唐军、习某某签名，证明宝江公司委托汇宏公司加工各种型号汗布所签订的书面合同，并对价格和型号进行了约定；证据2、送货单29份，证明汇宏公司将所加工的各种型号的汗布送至宝江公司，由宝江公司的人员进行了签收；证据3、送货通知单18份及退纱单4份，证明宝江公司将各种型号的纱送至汇宏公司，其中送货人员系宝江公司的员工唐军、习某某，退纱收货人员系宝江公司的唐军。证据4、单位职工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两份、股东变更通知书及唐军的身份证，证明唐军、习某某、陈静、张晓东系宝江公司的员工。证据5、汇宏公司自制的统计表格一份，证明送货单的时间、送货单重量、签收人员以及与托织单相对应的金额。
针对上述证据，宝江公司一审质证认为：托织单都是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如果系宝江公司提供的委托加工单应有宝江公司的公章；送货单的关联性不予认可，送货单仅载明了数量没有单价，无法确认价格，且签收人员不是宝江公司的员工，送货单也没有加盖宝江公司的公章，不能证明由宝江公司收取；对于送货单通知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送货单的抬头是宝江（太仓）针织有限公司，该公司是一个独立的公司，送货单上纱与宝江公司没有关系，且唐军原系宝江太仓公司的；对社保证明没有异议，但是汇宏公司提供的是2013年的，不能证明2012年的情况，且习某某的社保是宝江公司帮其代缴，其是唐军的配偶；对汇宏公司提供的自制的统计明细，统计的送货单与合同编号没有异议，其中第23行、编号为0000700的送货单重量应为670.6公斤而不是汇宏公司统计的2034.3公斤，该张送货单的签收人员也不是唐军，其他汇宏公司统计的送货单上的习某某、唐军的签字有异议，真实性无法核实，具体的加工单价亦无法核实，明细上产品型号其中3-6合同第2份项下纱支类型应为30S，不是32S，第23-28行不是40SM和40SC，第29行32S应为30S。
宝江公司为证明双方不存在加工业务关系，一审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与其他单位的委托加工合同复印件，证明其公司在委托单位加工时会签订合同并加盖公章；证据2、变更登记通知书一份，证明唐军现已不是其公司的股东。证据3、宝江（太仓）针织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证明宝江（太仓）针织有限公司是一个独立的公司，与宝江公司公司没有关系。
针对上述证据，汇宏公司一审质证认为：对于宝江公司与其他单位的委托加工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变更通知书没有异议；对宝江（太仓）针织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唐军原来是宝江（太仓）针织有限公司的职员。
另，一审中，根据汇宏公司的申请，原审法院依法委托常熟市价格认证中心对产品型号中的32S＋40DOP气流纺氨纶汗布和40SM＋20DOP加工费单价进行鉴定。后常熟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中止价格鉴证通知书》，表示需要提供涉案四种型号纱支的加工样品，后原审法院依法通知汇宏公司，汇宏公司表示无法提供涉案的四种型号的纱支加工样品，故于2015年4月20日申请撤回鉴定。
结合双方提供的上述证据及质证意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10月19日至2013年11月17日，汇宏公司、宝江公司发生加工汗布业务，由宝江公司的员工唐军、习某某、陈静等进行了签收。经原审法院核实，其中送货单编号为0001239、0001245、0001251、0001252的加工型号为40S＋20DOP氨纶汗布、34’’28G，重量为739.04公斤，单价为3元／公斤，加工费为2217.12元；其中送货单编号为0001250的加工型号为40S＋40DOP氨纶汗布、34’’28G，重量为194.3公斤，单价为2.5元／公斤，加工费为485.75元；其中送货单编号为0001254的加工型号为40S＋20DOP半衬氨纶汗布，重量为715.4公斤，单价为2.8元／公斤，加工费为2003.12元；其中送货单编号为0001259的加工型号为26SC／R汗布，重量为89.3公斤，单价为1.7元／公斤，加工费为151.81元；其中送货单编号为0000694、0000697的加工型号为30S汗布，重量为409.5公斤，单价为2元／公斤，加工费为819元；其中送货单编号为0000702、0000703的加工型号为40SC＋20DOP汗布，重量为1070公斤，单价为3元／公斤，加工费为3210元；综上，原审法院认定加工费总额为8886.8元。因双方各执己见，致调解未成。
以上事实，由营业执照、送货单、托织单、送货通知单、工商登记变更通知书、单位职工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委托加工合同、汇宏公司统计清单及原审法院庭审笔录等证据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本案中，宝江公司结欠汇宏公司加工费8886.8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宝江公司未能及时给付加工费，引起纠纷，责任在宝江公司。对于汇宏公司主张的其他加工费用，经原审法院对汇宏公司提供的自制明细与送货单、托织单等核实，其中编号为0001240、0001241、0001242、0001247、0001248、0001257、0001258、0000692、0000695、0000696、1000946、0000700、0000704、0000705的上述共计14张送货单，汇宏公司无证据证明系宝江公司人员签收，宝江公司对此也予以否认，故对上述送货单不予认可。另送货单编号为0001243、0001244、0000701、0000716的上述4张送货单，汇宏公司一审对送货单中载明的产品型号为32S＋40DOP气流纺氨纶汗布和40SM＋20DOP加工费单价进行鉴定，因其未能提供涉案的四种型号的纱支加工样品，申请撤回鉴定，故由汇宏公司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故对上述4张送货单原审法院亦不予认可。故汇宏公司主张要求宝江公司支付加工费39710.05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部分予以支持。至于汇宏公司要求唐军对宝江公司的债务承担共同付款，因唐军在业务发生期间系宝江公司的员工，其行为系职务行为，故对汇宏公司的上述诉讼请求，原审法院碍难支持。唐军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视为放弃其质证和抗辩的权利，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据此，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常熟宝江针纺织品织造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苏州市汇宏锦纺织有限公司加工费人民币8886.8元；二、驳回苏州市汇宏锦纺织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94元，由苏州市汇宏锦纺织有限公司负担616元，常熟宝江针纺织品织造有限公司负担178元
上诉人宝江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关于汇宏公司一审提交的“托织单”七张：1、七份“托织单”仅有标注为“习某某12／30-12”的一张为原件，故对剩余六份“托织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审法院不能据此确定加工产品单价并计算加工费总额；2、该七张“托织单”未加盖宝江公司的公章，仅为唐军或习某某个人签字，唐军、习某某均不是宝江公司的员工，无权代表宝江公司签订任何合同；3、唐军、习某某的签字不能构成有效的表见代理。在订立加工合同过程中，唐军、习某某均未向汇宏公司提供任何加盖宝江公司印章的介绍信或空白合同书，汇宏公司对代理权的判断未尽谨慎审查的注意义务，存在明显过失。且之后宝江公司未接受货物和支付货款，未对此进行追认，故原审法院不能确认宝江公司与汇宏公司之间存在加工合同关系。二、关于送货通知单18份，送货通知单记载的抬头为宝江（太仓）针织有限公司，该公司与宝江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性，汇宏公司也未能对此作出合理解释。三、关于送货单29份，送货单仅载明了货物数量，没有单价，故加工费无法计算，且签收人员不是宝江公司的员工，唐军、习某某个人与汇宏公司订立的加工合同，应由其个人承担责任，与宝江公司无关。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本案诉讼费由汇宏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汇宏公司、唐军二审未作答辩。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庭审中，汇宏公司明确其提交的七份托织单，除2012年12月30日习某某签名的系宝江公司当时交付的原件外，其余为传真件。上述七份托织单抬头均载明：“常熟宝江针纺织品织造有限公司地址：常熟市东南开发区南溪路17号电话：（0512）5213642252136433传真：（0512）52136411”，七份托织单（按照汇宏公司编号1-7的顺序分别列明）中具体载明如下内容：1、织厂为汇宏锦，品名为半衬OP汗布，纱支为40SC＋20D，重量为770kg，织工为3元／kg（按实际收布重量计算，含税）。该份托织单尾部落款宝江公司处为习某某签名；2、织厂为汇宏锦纺织，品名为气流纺氨纶汗布，纱支为32S＋40DOP，重量为2480kg，织工为2.3元／kg（按实际收布重量计算，含税）。该份托织单尾部落款宝江公司处为唐军签名；3、织厂为汇宏锦，品名为40S＋40DOP汗布，重量为2000kg，织工为2.5元／kg（按实际收布重量计算，含税）。该份托织单尾部落款宝江公司处为唐军签名；4、织厂为汇宏锦，品名为40S＋20D半衬汗布，重量为100kg，织工为2.8元／kg（按实际收布重量计算，含税）。该份托织单尾部落款宝江公司处为唐军签名；5、织厂为汇宏锦，品名为40S＋20DOP汗布，重量为400kg，织工为3元／kg（按实际收布重量计算，含税）。该份托织单尾部落款宝江公司处为唐军签名；6、织厂为汇宏锦，品名为30S，重量为4000kg，织工为2元／kg（按实际收布重量计算，含税）。该份托织单尾部落款宝江公司处为唐军签名；7、织厂为汇宏锦，品名为汗布，纱支为26SC／R，重量为1001kg，织工为1.7元／kg（按实际收布重量计算，含税）。该份托织单尾部落款宝江公司处为习某某签名。在2015年3月18日的原审庭审中，宝江公司确认上述托织单中记载的号码52136422、52136433以及52136411是其公司的。
另查明，在2014年12月17日的一审庭审中，宝江公司对汇宏公司提交的送货单原件29份质证认为：“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关联性不认可，送货单上面载明了数量但没有单价，无法确认总价格多少，并且上面签收人员不是我司员工，且没有加盖我司公章，并不能证明是由我司收取。”关于上述29份送货单，原审法院在查明事实部分经核实认定的11份送货单载明的具体明细情况如下：
序号送货单编号送货时间产品型号送货重量（kg）签收人100012392012.10.1940S＋20DOP氨纶汗布、34’’28G119唐军200012452012.10.2540S＋20DOP氨纶汗布、34’’28G208.2唐军300012512012.10.3140S＋20DOP氨纶汗布、34’’28G186.8唐军400012522012.11.140S＋20DOP氨纶汗布、34’’28G225.04唐军500012502012.10.3040S＋40DOP氨纶汗布、34’’28G194.3唐军600012542012.11.0940S＋20DOP半衬氨纶汗布715.4习某某700012592012.12.3126SC／R汗布89.3唐军800006942013.4.530S汗布273.3习某某900006972013.4.1530S汗布136.2唐军1000007022013.10.2240SC＋20DOP汗布791.7习某某1100007032013.10.2240SC＋20DOP汗布278.3唐军汇宏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送货单与托织单之间对应关系的明细表中确认：上述编号为0001239、0001245、0001251、0001252的送货单对应的系其编号为5的托织单（该份托织单载明的单价为3元／kg）；上述编号为0001250的送货单对应的系其编号为3的托织单（该份托织单载明的单价为2.5元／kg）；上述编号为0001254的送货单对应的系其编号为4的托织单（该份托织单载明的单价为2.8元／kg）；上述编号为0001259的送货单对应的系其编号为7的托织单（该份托织单载明的单价为1.7元／kg）；上述编号为0000694、0000697的送货单对应的系其编号为6的托织单（该份托织单载明的单价为2元／kg）；上述编号为0000702、0000703的送货单对应的系其编号为1的托织单（该份托织单载明的单价为3元／kg）。
二审庭审中，宝江公司陈述：唐军自宝江公司成立时起至2013年12月9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之前担任公司股东，其要求宝江公司帮其把社保关系挂在公司；而习某某是唐军的配偶，是唐军要求公司帮其将社保关系挂在公司。
上述事实，由汇宏公司一审提交的托织单、送货单、对应明细表、一审庭审笔录及二审调查笔录予以证实。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宝江公司对上述列表中签收人为唐军、习某某的送货单是否应向汇宏公司承担给付加工费的责任？
本院认为，首先，宝江公司对上述列表中送货单本身的真实性并无异议，而汇宏公司一审提交的与送货单相对应的托织单抬头系宝江公司，且载明了宝江公司的电话和传真号码。在上述送货单及托织单中签名的唐军系宝江公司的股东，习某某系其配偶，汇宏公司在一审中已提交了社保参保资料证明宝江公司为唐军、习某某缴纳社会保险。虽然宝江公司认为该二人并非其员工其仅是代缴，但对此其并未能提交任何反驳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审法院认定唐军、习某某上述以宝江公司名义与汇宏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并签字确认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有相应事实依据，并无不当。
其次，虽然送货单中未载明单价，但与此相对应的托织单中约定了具体的单价，且托织单抬头为宝江公司并载明该公司的电话及传真号码，亦是经唐军或习某某签字确认的，故原审法院综合全案证据，以托织单中载明的单价认定上述列表中送货单的具体加工费金额并无不当。
综上，宝江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亦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94元，由上诉人常熟宝江针纺织品织造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俞水娟
代理审判员 丁 兵
代理审判员 高小刚
二〇一五年九月七日
书 记 员 王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