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安义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安刑初字第68号
公诉机关江西省安义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余英红（曾用名余杏花），女，1977年1月12日出生于江西省新建县，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为安义县，暂住北京市丰台区。因本案所涉寻衅滋事行为扰乱公共秩序，2012年7月21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处以行政拘留五日，2013年4月28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处以行政拘留五日，2013年6月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处以行政拘留七日，2013年7月6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处以行政拘留十日，2013年8月20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处以行政拘留十日，2013年10月7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处以行政拘留七�，2013年12月9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处以行政拘留十日，2014年3月3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处以行政拘留十四日；因本案所涉寻衅滋事行为扰乱机关单位秩序，2014年6月12日被南昌市公安局红谷滩分局处以行政拘留七日，2014年11月8日被安义县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因涉嫌寻衅滋事罪，2015年3月6日被安义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拘押于安义县看守所。
辩护人熊剑云，安义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江西省安义县人民检察院以安检刑诉〔2015〕5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余英红犯寻衅滋事罪，于2015年7月2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安义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戴晓勤、魏甜甜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余英红及其辩护人熊剑云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安义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余英红因其儿子张迪于2010年4月19日在江西桑海集团职工医院服用脊髓灰质炎糖丸后出现异常反应造成残疾一事，即按规定申请了残疾鉴定并向有关部门申请领取补偿款。被告人余英红为获取更多的补偿款，于2011年9月26日至2012年6月25日期间，先后5次到北京中南海、联合国开发署周边信访滋事，均被公安机关训诫处理。后余英红领取了有关部门按照江西省补偿标准发放的补偿款39万元。但随后，余英红为了获取更多的钱款，在明知其信访事项已经南昌市人民政府信访终结的情况下，仍于2012年6月29日至2013年12月期间先后14次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三里屯使馆区、中南海周边、联合国开发署等重点地区、敏感部位信访闹事，多次被公安机关训诫，并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先后8次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但被告人余英红自2014年3月3日以后，仍先后多次到北京重点地区和敏感部位、南昌市公安局、南昌市民政局、安义县信访局起哄闹事，破坏公共秩序。公诉机关并提供了相关证人证言、现场照片及视频资料、信访事项情况调查报告、信访事项处理、复查、复核意见书，张迪的诊断结论、伤残鉴定、补偿费用手续、相关文件及转账凭证、收条，被告人余英红归案经过说明、户籍信息、供述与辩解等证据予以证明。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余英红在其信访事项已经依法终结，经教育、训诫和行政处罚后，仍多次到北京重点地区、敏感部位及南昌市公安局、南昌市民政局、安义县信访局起哄闹事，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应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余英红辩称：1、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均不属实，指控缺乏证据，不符合事实。其到北京�安门广场、三里屯使馆区、中南海周边、联合国开发署等处去并不是去上访或信访；其只是向国家信访局交过信访材料，没有闹事；其到南昌市公安局、南昌市民政局、安义县信访局也没有闹事；2、其是由于儿子张迪因接受免疫造成残疾的事情才按正常程序作反映，没有违法上访；3、其确实多次被公安机关拘留，但其本身就是受害者，公安机关的处理是错误的；同时其行为已经公安机关处罚过了，不应当又被追究寻衅滋事罪；现起诉指控其犯寻衅滋事罪，是对其进行打击报复；4、起诉指控的事实大部分发生在北京市，在北京发生的事情不应当由安义县人民法院进行审判。
其辩护人辩称：被告人余英红的行为只是一般违法行为，且已受到相关行政处罚，不应认定构成寻衅滋事罪，应当宣告无罪。理由为：第一，余英红的行为不符合寻衅滋事罪构成要件。�英红之所以多次上访，是由于对其儿子张迪因接受免疫造成残疾一事的补偿数额不满意而向相关部门反映其诉求，其主观上不具有要寻求刺激、争强斗狠等寻衅滋事的不良心态或动机；客观上也只是实施了一般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也只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训诫、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证明其行为尚没有达到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情节恶劣、情节严重或者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等需要被追究寻衅滋事罪的严重程度，不具有刑事违法性，不应认定构成寻衅滋事罪。第二，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余英红犯寻衅滋事罪没有法律依据，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只有行为人的每一次行为达到了该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才构成寻衅滋事犯罪，多次一般性的违法且已受到行政处罚的行为并不是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故不应将本�被告人余英红的多次已受到行政处罚、不具有刑事违法性的一般违法行为通过累加、推定而认定为构成犯罪。第三，认定被告人余英红构成寻衅滋事罪并予以刑事处罚将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本案中被告人余英红只是实施了一般的违法行为，且已经受到了相应行政处罚，如果再对其定罪处罚，即是对其同一行为的重复法律评价，也违背了法律精神。
经审理查明：
一、2010年4月19日，余英红的儿子张迪（2010年1月23日出生）到江西桑海集团职工医院预防科服用了脊髓灰质炎糖丸，后出现哭闹、发热、腹泻等症状，虽经医院治疗，仍造成其双下肢迟缓性瘫痪的异常反应。江西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专家组于2011年2月25日出具诊断结论书，认定张迪“属于疫苗相关病例”，需“继续治疗，促进康复；进行伤残鉴定，办理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续”。后经江西省医学会组织专家鉴定组进行鉴定，于2011年3月28日出具《病（伤）残等级鉴定书》（江西医鉴[2011]01号），结论为张迪病例“参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二级丁等医疗事故第22、24条，相当于V级伤残”。江西省卫生厅疾控处于2011年12月21日通知新建县卫生局，认定经省级核定，应补偿张迪的医疗康复等费用共计387037元。被告人余英红及其亲属认为所定补偿费用太少，难以满足张迪的治疗、康复、护理等实际需要，拒绝签署补偿协议书。为获取更多补偿费用，被告人余英红先后于2011年9月26日及2012年5月9日、5月23日、6月15日、6月25日、6月29日六次到北京中南海周边、联合国开发署北京办事处周边进行所谓“上访”活动，均被北京市公安机关制止并予以训诫处理。
对于余英红的信访诉求事项，新建县卫生局于2012年5月4日作出了《信访事项办理意见书》，后新建县人民政府于同年5月18日作出《余英红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被告人余英红均予以拒绝，仍然进行“上访”活动。2012年6月5日，南昌市人民政府作出《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维持新建县人民政府对新建县卫生局处理意见的复查意见，同时明确“根据国务院《信访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本复核意见为信访事项的最终意见。信访人对复核意见不服，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投诉请求的，各级人民政府信访机构和其他机关不再办理”，并于同年6月7日通知余英红签收，但余英红予以拒绝，仍然继续进行所谓“上访”活动。
为解决张迪治疗康复费用问题，化解张迪母亲余英红、父亲张某及其亲属的情绪，促使余英红停访息诉，经余英红和其丈夫张某申请，新建县疾控中心先后于2012年1月19日转账6万元、同年6月20日转账12万元、同年7月10日�账21万元，支付了张迪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费共计39万元。
以上事实，有经当庭举证、质证并经查证属实、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江西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专家组出具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结论书》，证明了张迪到江西桑海集团职工医院预防科服用了脊髓灰质炎糖丸后出现哭闹、发热、腹泻等症状，以致双下肢迟缓性瘫痪的异常反应；认定张迪“属于疫苗相关病例”，需“继续治疗，促进康复；进行伤残鉴定，办理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手续”。
2、江西省医学会出具的《病（伤）残等级鉴定书》（江西医鉴[2011]01号），结论为张迪病例“参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二级丁等医疗事故第22、24条，相当于V级伤残”。
3、江西省卫生厅疾控处2011年12月21日《关于履行支付张迪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病例补偿费用手续的通知》（赣卫疾控处便函[2011年]141号）和《张迪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费用说明》，以及《江西省卫生厅、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江西省脊髓灰质炎疫苗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办法（试行）>的通知》（赣卫疾控发[2008]15号），证明江西省卫生厅疾控处根据省级核定，通知新建县卫生局应补偿张迪的医疗康复等费用共计387037元，要求及时与张迪家长签订补偿协议，履行支付手续。
4、北京市公安局训诫书[2011]第3044号、[2012]第6691号、[2012]第6722号、[2012]第6775号、[2012]第6803号、[2012]第6815号及安义县万埠镇人民政府出具的书面说明，证明：被告人余英红为张迪补偿问题及为获取更多补偿费用，先后于2011年9月26日及2012年5月9日、5月23日、6月15日、6月25日、6月29日来到北京中南海周边及联合国开发署北京办事处周边进行所谓“上访”活动�均被北京市公安机关制止并予以训诫处理；公安机关并告诫余英红，北京中南海周边和联合国开发署北京办事处周边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对违反规定不听劝阻情节严重的，将依法处理。
5、新建县卫生局2012年5月4日《信访事项办理意见书》、新建县人民政府2012年5月18日《余英红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南昌市人民政府2012年6月5日《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及其说明，证明：被告人余英红因对有关张迪补偿费的处理意见不服，提出了信访诉求；对于余英红就张迪补偿问题的信访诉求事项，经逐级处理、复查、复核，南昌市人民政府于2012年6月5日作出了最终处理意见，并于同年6月7日电话联系余英红签收，但余英红拒绝签收；同时证明，至此被告人余英红已经明知其信访事项已经依法终结。
6、被告人余英红出具的2011年10月10日借条一张、收条一张及2012年1月16日借条一张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转账凭证一张；2012年6月19日余英红、张某出具的收条各一张和南昌市商业银行转账12万元凭证一张；2012年6月27日余英红出具收条一张和南昌市商业银行转账21万元凭证一张，及其相关文字说明，证实：为解决张迪治疗康复费用问题，化解张迪母亲余英红、父亲张某及其亲属的情绪，促使余英红停访息诉，经余英红和其丈夫张某申请并出具手续，新建县疾控中心先后于2012年1月19日转账6万元、同年6月20日转账12万元、同年7月10日转账21万元，支付了张迪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费共计39万元。同时证明：至此，江西省卫生厅疾控处按规定确定支付给张迪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病例补偿费用，已经全部支付完毕。
7、证人李某1（新建县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证实：张迪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病例发生后，余�红、张某就到省卫生厅上访，疾控中心就先垫付了6万元给他们拿去治病，但余英红还去上访。2012年3月22日，余英红又在北京上访，他和疾控中心主任周大根去了北京接访，找到了余英红，并转达了市政府的意见，即除了按江西省规定补偿39万元外，考虑实际情况再给予一定的救助，救助款和补偿款两项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并答应为其解决家庭低保。但余英红不同意，提出要300万元。在此之前，余英红提出的要求是200万元，但在得知市里答应给100万元后，余英红又提出了要300万元的要求。他们就向余英红宣讲相关的政策，告知余英红如不答应，可以向法院起诉，走法律途径解决。但余英红还是不听，继续上访。2012年4月和6月，他又和同事去了北京接访，希望余英红接受100万元的解决方案，但余英红还是不接受。由于余英红不停的上访，新建县卫生局对余英红的信访�项提出了办理意见，在余英红不接受的情况下，新建县人民政府、南昌市人民政府分别给出了复查意见和复核意见，并且在2012年6月最后一次去北京的时候，将上述三个文件当面送给了余英红、张某，但他们拒绝签收，于是就告诉他们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最后没办法，就告诉余英红将按照省里的补偿标准把补偿款付给她，然后就分别汇款12万元、21万元，余英红、张某出具了收条。这件事情市里的医疗纠纷调解中心也协调过。对每一次的工作情况，他都形成了材料和工作报告。证明了对余英红信访事项进行处理的相关事实。
8、证人戴某（新建县信访局干部）证实：2012年5月份，由于余英红及其丈夫张某对新建县卫生局给出的信访事项办理意见不服，新建县人民政府按规定进行复查，他当时就办理复查的事，到2012年5月28日给出了复查意见。后来南昌市�民政府又进行了复核，于2012年6月5日给出了复核意见。证明了对余英红信访事项进行处理的相关事实。
9、证人陈某（安义县万埠镇干部）证实：余英红、张某为其儿子张迪因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导致残疾一事，对江西省卫生厅确定补偿款387037元的意见不予接受，但又分次向新建县疾控中心领取了补偿款39万元。在已经领取补偿款后，余英红利用自己在北京务工的便利，多次到北京天安门、中南海、联合国开发署周边等禁止上访的场所恶意上访，有时发传单，有时喊口号，以给当地政府施加压力，达到获取更多补偿款的目的，先后因闹事扰乱当地公共秩序被北京市公安机关多次拘留。他和镇里干部多次参与去北京接访余英红，并多方做工作，但都无效，万埠镇政府为此花费了三、四十万元。余英红提出的诉求要求很高，2014年5月他与县信访局凌晓辉等到了市信访局，协调余英红上访事项，余英红当场提出的诉求包括：一是要200万元现金赔偿，即人身赔偿、精神赔偿各100万元；二是（张迪）医疗费百分之百指定单位报销；三是要解决两个公务员指标，解决不了可折算为400万元现金；四是解决全家人低保，按最好的办；五是（张迪）要申领一级残疾证。由村支书找她做工作也没有用，导致协调不成功。到6月份，余英红、张某分别由于闹事行为先后被公安机关拘留，镇里又招集张某和其亲属进行协调，最终将补偿标准提高到126万元（不含已领取的39万元），另外每年镇里再支付张迪治疗费1.5万元直到18周岁，并按现行政策为余英红、张迪尽可能地解决低保，对此张某及其在场亲属都表示了同意，还答应做好余英红的工作。之后经多方协调，这笔补偿费用基本得到了落实，也向余英红夫妻作了通报。到10月份，县里的10万元救�款到了位，张某提出先转账后会补办手续，就经镇经管站转了10万元给张某。到11月份他和镇干部杨某2到北京找到余英红家签订息访协议和领款手续，余英红看了协议后却不同意，说她的条件不止这些，提出要政府再为其安排两套临街的面积16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以及医疗费全额报销、解决全家低保、帮助协调小孩在北京上幼儿园、给小孩购一辆七千元以上的代步车等要求，推翻了前面的协调结果，已付的10万元救助款的收据也不打。在APEC会议期间，余英红又到北京敏感地区上访，向政府施压。证明了对余英红信访事项进行处理的相关事实。
10、证人张某（余英红的丈夫）证实：他与余英红的儿子张迪服用疫苗导致残疾的事情发生在2010年，事情发生后是新建县疾控中心一个姓胡的工作人员处理的，后来姓胡的让他去把补偿款领走，他就到了新建县疾控中�打了收条，随后钱就打到了他的银行储蓄卡上，总共收到了39万元。相关手续都是余英红办理的，每次都是打电话让他过去拿钱。他和余英红是不同意39万元作一次性解决的，余英红向南昌市信访局反应过。2014年他还收到了万埠镇政府给的10万元补偿款。他先后到过省驻京办、中南海、公安部信访局去反映问题，因为39万元补偿款远远不够（张迪的）治疗费。他向省驻京办提了要求，要给200万元的精神损伤费；政府要解决他家2个公务员指标，如果解决不了公务员指标，就要按每个指标200万元给钱；还有就是解决他们一家五口的低保；张迪治疗的所有费用要全部报销。安义县政法委李书记曾答应给他们100万元，另外每年大病救助2、3万元，直到张迪18周岁，但仅仅这些远远达不到他的要求，所以还要继续上访。证明了相关事实，同时印证了证人李某1、戴某、陈某等证�相关内容的真实性。
11、由张某于2014年7月3日出具并由其亲属张联印、张联煌、张联根、张美玲签字“担保”的《承诺书》一份，印证了上述相关事实。
二、被告人余英红在已明知其信访事项已经南昌市人民政府依法终结，且已经领取有关部门按规定给付的张迪补偿费39万元的情况下，明知北京市天安门广场、三里屯使馆区、中南海周边、联合国开发署北京办事处等重点地区或敏感部位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但为制造影响，以达到获取更多补偿费用的目的，仍然不听劝阻，自2012年7月20日至2014年11月7日期间，先后多次违反法律法规，来到北京市天安门广场、三里屯使馆区、中南海周边、联合国开发署北京办事处等重点地区或敏感部位，进行所谓“上访”活动，并多次采取打横幅拉标语、呼喊口号、高声喊冤、向外国使�抛洒传单等方式起哄闹事，严重破坏公共秩序；期间还先后来到南昌市民政局、南昌市公安局、安义县信访局寻衅闹事，制造事端，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具体分述如下：
（一）2012年7月20日13时许，被告人余英红来到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使馆区联合国开发署北京办事处门前违法信访，与其他十多名人员聚集在门前路边一起呼喊“尊重人权”、“要联合国领导帮助解决问题”等口号起哄闹事，且拒不听从执勤武警、公安人员的劝阻，继续呼喊口号，严重扰乱了该地区的公共场所秩序。公安机关据此对余英红处以行政拘留五日。
该节事实，有经当庭举证、质证并经查证属实、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三里屯派出所民警现场拍摄的余英红等人在三里屯使馆区联合国开发署北京办事处门前聚集的现场照片二张，从现�摄制的录像中截取的现场影像图片三张，显示被告人余英红与其他十多名人员违法聚集在联合国开发署北京办事处门前路边，证实了上述事实。
2、执勤公安民警张健、安国建分别于2012年7月20日签名出具的《到案经过》材料，证明了余英红参与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民警传唤到案的事实。
3、执勤武警欧阳岩军（士兵证号：31410199）证实了余英红等人呼喊口号起哄闹事，且拒不听从劝阻，后被民警带走的事实。
4、三里屯派出所对当天违法信访人员袁绪陆、侯俊发、饶姣娥的询问笔录，袁绪陆、侯俊发、饶姣娥的陈述均印证了上述事实。
5、三里屯派出所对余英红的询问笔录，余英红陈述：当天上午她从丰台区坐车来到三里屯使馆区附近上访，正好有一群人也是上访的，于是就一起往联合国开发署走去，到了门口有武警把他们拦下来，说这里不接待上访群众，让他们离开，并把他们劝到了路边。后来民警来了，说“三里屯使馆区是重点地区，不是接待上访群众的地方。如果要反映问题应到相关信访部门去反映。”但他们不听，仍然站在原地喊着口号，民警又劝他们，他们还是不听，最后民警将他们带回了派出所。她当时喊的口号是“要尊重人权”、“要联合国领导帮我解决问题”等。证实了上述事实。
6、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2012年7月21日作出的京公朝决字[2012]第005549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人余英红因上述行为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五日，并印证了上述事实。
（二）2013年4月28日下午18时许，被告人余英红来到北京市朝阳区美国大使馆东门外违法信访，将事先准备好的纸质传单向美国大使馆内抛撒，并欲强行闯入大使馆内，引发了路人围观，严重扰乱了该�区的公共场所秩序，后执勤武警及时上前制止并将其带离现场，并收缴了落在地面的纸质传单9份。公安机关据此对余英红处以行政拘留五日。
该节事实，有经当庭举证、质证并经查证属实、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麦子店派出所民警现场拍摄的余英红在美国大使馆东门外抛洒传单的现场照片一张、收缴的传单照片一张，从现场摄制的录像中截取的现场影像图片三张，显示被告人余英红在美国大使馆东门外抛撒传单、地面散落的传单及收缴传单的情况，证实了上述事实。
2、执勤公安民警路长龙、高军分别于2013年4月28日签名出具的《到案经过》、《起赃经过》材料，证明了余英红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民警传唤到案及起获传单9份的事实。
3、执勤武警郑耀国（军官证号：31412687）、余奇（军官证号：31412684）证实了被告人余英红在美国大使馆东门外，将事先准备好的纸质传单向美国大使馆内抛撒，并欲强行闯入大使馆内，引发了路人围观，他们及时上前制止并将其带离现场，收缴了落在地面的纸质传单9份等事实。
4、麦子店派出所对余英红的询问笔录，余英红陈述：当天下午17时50分许，她来到美国使馆上访，走到美国使馆门口时，她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十多张A4纸大小的上访材料，朝美国使馆大门口抛撒出去，这时现场执勤的武警立即过来将她控制住，并将撒落的传单捡起收好。她还想去使馆里面反映问题，但执勤武警不让她进去，并将她带离了使馆门口。一会民警来了，将她传唤到了麦子店派出所。证实了上述事实。
5、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2013年4月28日作出的京公朝行罚决字[2013]第0020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人余英红因上述行为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五日，并印证了上述事实。
（三）2013年6月14日10时许，被告人余英红来到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使馆区联合国开发署北京办事处门口违法信访。为制造影响，余英红与其他十余名人员聚集在门前路边呼喊“要人权”等口号起哄闹事，且拒不听从执勤武警、公安人员的劝阻，继续呼喊口号，严重扰乱了该地区的公共场所秩序。公安机关据此对余英红处以行政拘留七日。
该节事实，有经当庭举证、质证并经查证属实、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三里屯派出所民警现场拍摄的余英红与其他十余名人员聚集在三里屯使馆区联合国开发署北京办事处门口路边的现场照片二张，从现场摄制的录像中截取的现场影像图片四张，显示被告人余英红与其他十余名人员在三里屯使馆区联合国开发署北京办事处门口路边聚集的情况，证实了上述事实。
2、执勤公安民警徐岩、佟超分别于2013年6月14日署名出具的《到案经过》材料，证明了余英红参与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民警传唤到案的事实。
3、执勤武警赵志行（士兵证号：31409219）证实了被告人余英红与其他十余名人员聚集在联合国开发署门前路边“喊冤”，且拒不听从他劝告，继续在门前“喊冤”，之后来了两名民警进行劝阻，但这些人不听劝阻，坚持站在开发署门前，一直喊着“要人权”之类，后来民警把他们带走了等事实。
4、三里屯派出所对当天违法信访人员陶志南、张秀荣、豆延兵的询问笔录，陶志南、张秀荣、豆延兵的陈述均印证了上述事实。
5、三里屯派出所对余英红的询问笔录，余英红陈述：当天上午10时许，她乘车来到三里屯使馆区联合国开发署门口上访，与�集在开发署门口的十多个上访人员一起要反映问题。过了一会儿有警察来了劝他们离开，让他们去信访部门反映问题，但他们拒绝离开，警察又劝了几次，后来他们就开始喊冤，警察劝告他们也没有用，后来就被带到派出所了。她来这里就是想制造影响，使得她的问题能尽快解决。证实了上述事实。
6、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2013年6月14日作出的京公朝行罚决字[2013]第00358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人余英红因上述行为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七日，并印证了上述事实。
（四）2013年7月6日8时许，被告人余英红又来到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使馆区联合国开发署北京办事处门口违法信访。为制造影响，余英红与其他数名人员聚集在门前路边呼喊“要人权”等口号起哄闹事，且拒不听从执勤武警、公安人员的劝阻，继续呼喊口号，严重扰乱了该地区的�共场所秩序。公安机关据此对余英红处以行政拘留十日。
该节事实，有经当庭举证、质证并经查证属实、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三里屯派出所民警现场拍摄的余英红与其他四名人员聚集在三里屯使馆区联合国开发署北京办事处门口路边的现场照片一张，从现场摄制的录像中截取的现场影像图片五张，显示被告人余英红与其他四名人员在三里屯使馆区联合国开发署北京办事处门口路边聚集，以及民警进行劝阻的情况，证实了上述事实。
2、执勤公安民警刘树文、马洪亮于2013年7月6日签名出具的《到案经过》材料，证明了余英红参与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民警传唤到案的事实。
3、执勤武警袁国栋（士兵证号：31410225）证实了被告人余英红与其他四名人员聚集在联合国开发署门前路边喊口号，之后来�两名民警进行劝阻，但这些人不听劝阻，仍然站在开发署门前路边喊口号，后来民警把他们带走了等事实。
4、三里屯派出所对当天违法信访人员蒋成玉、吴宪梅、王华碧的询问笔录，蒋成玉、吴宪梅、王华碧的陈述均印证了上述事实。
5、三里屯派出所对余英红的询问笔录，余英红陈述：当天上午8时许，她乘车来到三里屯使馆区联合国开发署门前路边上访，与聚集在开发署门口的几个上访人员站着开发署门前一起喊“要人权”的口号。门口执勤的武警把他们劝到了路边，后来有警察来了劝他们离开，让他们去信访部门反映问题，但他们拒绝离开，仍然在开发署门前喊口号“要人权”，警察劝告他们也没有用，后来就被带到派出所了。她来这里就是想给当地政府施加压力，使得她的问题能赶快解决。证实了上述事实。
6、北京市公安局�阳分局2013年7月6日作出的京公朝行罚决字[2013]第00433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人余英红因上述行为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并印证了上述事实。
（五）2013年8月19日10时许，被告人余英红又来到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使馆区联合国开发署北京办事处门口违法信访。余英红与其他二十余名人员聚集在办事处门前，无理向执勤武警要求让他们“进使馆要人权”，且拒不听从执勤武警、公安人员的劝阻，并高声“喊冤”，起哄闹事，严重扰乱了该地区的公共场所秩序。公安机关据此对余英红处以行政拘留十日。
该节事实，有经当庭举证、质证并经查证属实、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三里屯派出所民警现场拍摄的余英红与其他二十余名人员聚集在三里屯使馆区联合国开发署北京办事处门口路边的现场照片三�，从现场摄制的录像中截取的现场影像图片五张，显示被告人余英红与其他二十余名人员在三里屯使馆区联合国开发署北京办事处门口路边聚集，以及民警进行劝阻的情况，证实了上述事实。
2、执勤公安民警高鑫、张驰于2013年8月19日签名出具的《到案经过》材料，证明了余英红参与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民警传唤到案的事实。
3、执勤公安民警张驰、执勤武警赵志行（士兵证号：31409219）证实了被告人余英红与其他二十余名人员在联合国开发署门前聚集要求反映问题，他们进行劝阻，但这些人不听劝阻，仍然站在开发署门前，后来民警把这些人带回了派出所等事实。
4、三里屯派出所对当天违法信访人员骆贞良、吴泽香、杨美英、林已玉的询问笔录，骆贞良、吴泽香、杨美英、林已玉的陈述均印证了上述事实。
5、三里屯派出所对余英红的询问笔录，余英红陈述：当天上午，她乘公交车来到三里屯使馆区联合国开发署门前上访，看见还有其他人在反映问题，她就向武警提出“要进使馆找人权”，武警就在门口拦住他们，不让他们进去，后来有警察来了劝他们离开，让他们去信访部门反映问题，劝了半天，但他们拒绝离开，并在开发署门前“喊冤”，后来就被民警带到派出所了。她来这里是觉得到别的地方反映问题不管用。证实了上述事实。
6、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2013年8月20日作出的京公朝行罚决字[2013]第00616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人余英红因上述行为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并印证了上述事实。
（六）2013年10月7日9时许，被告人余英红又来到北京市朝阳区美国大使馆东门前违法信访。余英红与其他十余名人员聚集在使馆门前呼喊“打倒腐败，还我人�”等口号，且拒不听从执勤武警、公安人员的劝阻，继续呼喊口号，起哄闹事，引发了行人围观，严重扰乱了该地区的公共场所秩序。公安机关据此对余英红处以行政拘留七日。
该节事实，有经当庭举证、质证并经查证属实、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执勤公安民警高军、徐洪金于2013年10月7日签名出具的《到案经过》材料，证明了余英红参与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民警传唤到案的事实。
2、执勤公安民警徐洪金证实：当天上午9时许，他接到通知说有十余人在美国使馆东门外以喊口号的方式上访，他当时正在使馆区周边巡逻，于是立即赶往现场，看见使馆东门外路边聚集了包括余英红在内的十四个人在高喊着“打倒腐败，还我人权”等口号，现场围了好多人。这时高军也来到现场，他就上前去对这十四个人进行法律宣传，经多次劝�，这些人才停止。后来就将这些人传唤到了麦子店派出所。
3、执勤武警刘冬美（军官证号：31412680）证实：他当天上午在美国使馆东门执勤站岗。9时许，使馆东门外突然来了十余名上访人员，这些人聚在一起，高喊“打倒腐败，还我人权”等口号，这些人都齐声喊，而且声音很大。他立即通知了麦子店派出所，并和同事对这些人进行劝说，但这些人根本不听，继续喊口号。后来麦子店派出所的民警来了，进行教育和劝说，将这些人带离了使馆区。
4、麦子店派出所对当天违法信访人员王秀芬、郑月香、王现娜的询问笔录，王秀芬、郑月香、王现娜的陈述均印证了上述事实。
5、麦子店派出所对余英红的询问笔录，余英红陈述：当天上午9时许，她来到美国大使馆东门前上访时，看见有一群人在使馆门前喊口号，喊的是“打倒腐败，还我�权，和谐社会，无家可归”，她也跟着喊了起来。这时有武警劝他们不要喊了，但他们不听，继续喊，武警让他们离开，说这里不是上访的地方，她没有走，并且堵在大使馆外面一直喊。过了一阵，就有警察过来把她带走了。她来美国大使馆是要反映其儿子张迪因医疗事故导致双下肢瘫痪的问题。她来过美国大使馆很多次了，从2013年1月份开始，每个月都来几次。她到美国大使馆上访时，大多数情况都是喊口号、扔东西、撒传单。他们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围在大使馆周围，大声叫喊，对使馆的正常工作肯定有些影响。她也知道这么做是不对的，但她希望通过这样做能有人为她解决问题。只要问题不解决她还要继续这么做。证实了上述事实。
6、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2013年8月20日作出的京公朝行罚决字[2013]第00865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人余英红因上述行为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七日，并印证了上述事实。
（七）2013年12月9日9时30分许，被告人余英红又来到北京市朝阳区美国大使馆东门前违法信访时，看见有很多人在排队办签证，为造成影响、引发关注，便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张A4白纸上写有“我要人权”黑色字的标语举在手上，对着美国使馆东门大喊“接种疫苗导致孩子终身瘫痪，还我人权”，引发许多行人围观，且拒不听从执勤武警、公安人员的劝阻，继续高举标语、呼喊口号，起哄闹事，严重扰乱了该地区的公共场所秩序。公安机关据此对余英红处以行政拘留十日。
该节事实，有经当庭举证、质证并经查证属实、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麦子店派出所民警拍摄的余英红所举标语的照片一张及《证据保全清单》，从现场摄制的录像中截取的现场影像图片四张，显示被告人余英红在美国大使馆东门前手举标语，引发行人围观以及民警进行劝阻的情况，证实了上述事实。
2、执勤公安民警高军、徐洪金于2013年12月9日签名出具的《到案经过》材料，证明了余英红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民警传唤到案的事实。
3、执勤公安民警高军、徐洪金证实：当天上午9时30分许，二人接到通知说有一名女子（余英红）在美国使馆东门外以喊口号、举状纸的方式上访，情绪非常激动，于是立即赶往现场，看见该名女子正在使馆东门外高喊“还我人权”等口号，将写有“我要人权”的纸举在胸前，并且要求见美国驻华大使。因为此地过往人员较多，已经引起了部分人员围观、聚集，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二人见状，立即上前对该名女子宣讲法律，同时用执法记录仪记录下该人的行为，后将该女子传唤到了麦子店派出所。
4、执勤武警刘冬美（军官证号：31412680）证实：他当天上午在美国使馆东门执勤站岗。约10时许，使馆东门外来了一名上访的女子，她在使馆东门高喊“接种疫苗导致孩子终身瘫痪，还我人权”等口号，还将随身携带写有“我要人权”字样、A4纸大小的标语举在胸前，他立即通知了麦子店派出所，并对该人进行劝说，但该人根本不听他劝说，继续喊口号。过了一会麦子店派出所的民警来了，进行教育和劝说，将该人带离了使馆区。
5、麦子店派出所对余英红的询问笔录，余英红陈述：当天上午她到美国大使馆反映其儿子张迪因为医疗事故导致终身瘫痪的事情。上午9时30分左右，她来到美国大使馆东门，看见很多人在排队办理签证，她就拿出一张白纸黑字、写有“我要人权”字样的自制的标语，对着美国使馆东门大喊“接种疫苗导致孩子终身瘫�，还我人权”的口号，想以此引起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注意，以帮助她解决问题。这时有很多过往的行人围观，然后有武警来劝她不要喊了，但她不听，继续高举标语喊着口号。过了一会有民警来了，让她离开，告诉她这里不是上访的地方，她也不听从劝阻，仍然高举标语喊着口号，堵在使馆东门前一直喊，这时周围围了很多人。过了一会警察就把她带到派出所了。她在电视上看过关于美国的节目，感觉美国很讲人权，美国驻华大使又是华裔，所以她就到美国大使馆来反映问题，希望美国政府帮助解决她的事情。她知道这样堵在大使馆东门前大声叫喊，又有很多人围着她看，对使馆周围的秩序会有些影响，但她希望通过这样做能有人为她解决问题。她知道这么做不对，是违法行为，但只要她的问题不解决她还要继续这么做。证实了上述事实。
6、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2013年12月9日作出的京公朝行罚决字[2013]第01218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人余英红因上述行为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并印证了上述事实。
（八）2014年3月3日9时许，被告人余英红为制造影响，纠集徐建玲、王某、张友玲、余英秀、余某1、张联煌、余某2等七名亲属来到北京市朝阳区美国大使馆东门外聚集，余英红拿出事先准备好的A4白纸打印有“疫苗相关反应函”及医院病例、检查结果等内容的传单约二十张，站在使馆东门外向空中抛撒，由其亲属余英秀、余某1拉开事先准备好的一条长约2米、宽约0.8米的白布上写有一大号“冤”字的横幅，八人一起高喊“我们要人权”、“还孩子健康”、“政府不作为，我们要赔偿”等口号，引发行人围观，且拒不听从执勤武警、公安人员的劝阻，继续拉着横幅、大声呼喊，起哄闹事，严重扰乱了该地区的公共场所秩序。公安机关据此对余英红处以行政拘留十四日，其他参与人也分别受到行政拘留处罚。
该节事实，有经当庭举证、质证并经查证属实、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麦子店派出所民警出具的《起赃经过》材料，对余英红作的现场笔录，拍摄的余英红所抛撒的传单、所拉横幅的照片各一张，证实余英红等人在美国大使馆东门前聚集并实施撒传单、拉横幅行为，公安民警当场起获传单材料16张、横幅1条。证实了上述事实。
2、从公安机关现场摄制的录像中截取的现场影像图片六张，显示被告人余英红等人在美国大使馆东门前实施撒传单、拉横幅、喊口号等行为，引发行人围观的情况。证实了上述事实。
3、执勤公安民警高军、徐洪金于2014年3月3日署名出具的《到案经过》材料，证�了余英红纠集亲属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民警传唤到案的事实。
4、执勤公安民警徐洪金证实：当天上午9时许，他正在美国大使馆周边巡逻时，突然发现使馆东门外办签证的人流中有人在抛撒材料，还有人在高喊口号，见此情况，他立即通知所里支援并跑了过去，发现抛撒材料的女子名叫余英红，于是他立即对余英红进行控制并带离现场。在他带离余英红期间，其他人还在高喊上访口号和打横幅。过了一会高军赶来了，两人一起将这些人控制并带离了使馆区。余英红持有的材料都是A4纸大小，横幅是白底黑字、上面写有一个“冤”字。呼喊的口号是“还我人权”之类。当时有多名群众围观，造成了秩序混乱。
5、执勤武警刘冬美（军官证号：31412680）证实：他当天上午在美国使馆东门执勤站岗。上午9时许，使馆东门突然来了八名上访人员，其中一名女子将手中的材料向使馆内抛撒，其他人在使馆东门高喊“还我人权”等口号，他就对这些人进行劝说，但这些人根本不听他的话，继续喊口号。这时，附近的麦子店派出所警车上的民警发现情况后立即赶来了，对这些人进行教育和劝说，将抛撒材料的女子强行带离，最终将这些人全部带离了使馆区。那个抛撒材料的女子以前也来过使馆这里，其他人他没有见过。抛撒的材料大约有十五六张，A4纸大小，白纸黑字。
6、麦子店派出所对当天参与违法信访人员余某1的询问笔录，余某1陈述：她是余英红的姐姐，因为余英红的孩子在一起医疗事故中致残而当地政府不管，觉得余英红太可怜了，就和哥哥余某2、姐姐余英秀等亲属坐火车从江西来到北京，与余英红一起来到美国使馆门前上访。当天上午9时许，他们来到美国使馆东门外，看到人很多，大家就开始喊�还我人权”、“还我孩子健康”、“政府不作为，我们要赔偿”等口号，这时余英红拿出了一些写有孩子因医疗事故致残的材料开始抛撒，她和余英秀拉开了一条写有黑色“冤”字白色布制标语。这时有武警过来进行劝阻，但他们没有理睬，然后民警也过来劝阻，让他们不要喊，但他们也没有听，继续拉开标语大声呼喊。后来民警就将他们八个人带上警车了。他们觉得只有通过到美国使馆，通过舆论给当地政府施压，才能解决问题。证明了上述事实。
7、麦子店派出所对当天参与违法信访人员余英秀、张联煌、余某2、王某、徐建玲、张友玲的询问笔录，六人的陈述内容与余某1的陈述基本一致，证明了上述事实。
8、麦子店派出所对余英红的询问笔录，余英红陈述：当天上午9时许，她和哥哥余某2、姐姐余英秀、余某1、丈夫的哥哥张联煌、娘家嫂子徐建玲、婆家嫂子王某、张友玲，一共八个人，一起来到美国使馆东门外准备上访，她先把自己事先准备好写有医院病例、检查结果等内容','2018-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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