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遂中民终字第4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万碧，男，生于1954年5月26日，汉族。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李世新，四川今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任立玺，遂宁市射洪县太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胥根洪，男，生于1948年3月6日，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素芝，女，生于1950年7月28日，汉族。
二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宋代清，遂宁市射洪县城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杨万碧因与被上诉人胥根洪、罗素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3日作出的（2015）射洪民初字第9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万碧及其委托代理人李世新、任立玺，被上诉人胥根洪，被上诉人胥根洪、罗素芝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宋代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被告胥根洪、罗素芝系夫妻关系。杨万碧与胥根洪均为长期从事建筑工程的人员，平时较为熟识。胥根洪分别于2006年12月向杨万碧借款10000元、2007年5月借款20000元、2007年7月借款10000元用于偿还其妻罗素芝在遂宁市恒盛典当有限公司借款的利息。胥根洪、杨万碧、胥洪生曾合伙投资工程，常到各地考察项目并产生费用。胥根洪在其自有的记事簿上记载：“借杨2006年12月10000元交利息2007年5月20000元交利息2007年7月10000元交利息到汉中（二人用加油）10000元到汉中（二人用）7000元到青城山（二人用）3000元到汉中（2人用）5000元到汉中（2人用）2000元2008年成都贷款交保证金10000元（三人用）”。胥根洪、杨万碧、胥洪生三人在合伙考察项目过程中缺乏资金，胥根洪于是准备将自有房屋抵押贷款，办理房产证等手续过程中需缴纳相关税费，于是胥根洪在记事簿记载：“我用2009年3月办产权证（三人用）2000元二次领证支余款30000元（3人用）办理房产证交纳税费共计157000元（三人用）”。双方曾多次为经济往来发生纠纷，也曾多次相互起诉对方。2015年3月16日，原告杨万碧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原判另查明，胥根洪、罗素芝曾于2013年12月17日起诉杨万碧，要求其偿还以罗素芝的名义在遂宁市恒盛典当有限公司的抵押贷款。该案中，一审法院对杨万碧2006年11月29日、2007年1月29日两次向遂宁市恒盛典当有限公司支付的利息及费用共25559.1元予以了品迭。
原判认为，原、被告之间虽未有借条等借款凭证予以证实双方的借贷关系，但被告胥根洪在自有的记事簿记载2006年至2007年三次向原告借款40000元，并自认借款属实，用于偿还其向射洪县恒盛典当公司借款的利息，故对该借款事实予以确认。被告辩解该三笔借款已偿还原告杨万碧，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对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对上述借款被告不能证明双方约定了还款期限，应从被告胥根洪明确拒绝偿还时计算诉讼时效，被告胥根洪并未提供相关证据，故该三笔借款40000元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被告胥根洪应向原告杨万碧偿还借款4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被告罗素芝与被告胥根洪系夫妻关系，该借款是夫妻关系承续期间借款，罗素芝应与胥根洪共同偿还该借款。原告杨万碧称被告向其借款157000元用于在办理房产中交纳税费，但被告记事簿载明的“办理房产证交纳税费合计157000元（三人用）”是被告胥根洪本人记录的办理房产证花销账目，从其载明的内容也不能反映出是向杨万碧借款用于办理房产证，即使157000元是胥根洪从杨万碧处支取，但其记载了“三人用“，也是胥根洪、胥洪生、杨万碧三人合伙为做项目杨万碧的出资，亦不是其借给胥根洪的借款。胥根洪在其记事簿记录的从杨万碧处借款到汉中、青城山等地、贷款交保证金，但同时注明了“两人用”或“三人用”，实质是其与杨万碧、胥洪生合伙考察项目杨万碧出资的记账，并非借款。原告称被告在成都盐市口向其借款20000元用于交纳保证金、在射洪县太和镇煤坪位置向其借款4000元用于办房产证，无证据证实，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其垫付的射洪恒盛典当公司利息两次共25559元，该部分利息已由一审法院作出的（2014）射洪民初字第119号民事判决书纳入一并处理，原告在本案中主张属重复计算。原告杨万碧称胥根洪、杨万碧、胥洪生三人多次到汉中、云南、贵阳、成都、绵阳等地考察项目时杨万碧垫付71609元，胥根洪应将分摊的23869元交付杨万碧，该法律关系应系合伙纠纷，不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解决范畴。故对该部分费用本案不予涉及，当事人可另案主张。原告杨万碧要求被告胥根洪、罗素芝支付利息244027.48元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的规定，判决：“由被告胥根洪、罗素芝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杨万碧借款4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3月1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收案件受理费8417元，由原告杨万碧负担6000元、被告胥根洪、罗素芝负担2417元。”
一审宣判后，原告杨万碧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为：1.撤销射洪县法院（2015）射洪民初字第928号民事判决；2.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其主要上诉理由为：1.“借杨”这一借款凭据各项中标注有“2人用、2人加油或3人用”的字符显然是事后故意添加上去的，该证据已经过胥根洪事后变造。（1）从“借杨”这一凭据的标题上看，其明确表示的意思是借款关系，而不是合伙关系。（2）从胥根洪拿出的“借杨”这一凭据的原因情况考查可见，是2013年12月10日胥根洪为了向任立玺和赵学友说明他与杨万碧两个人之间经济往来账目才出示的，并不是在合伙清算过程中出示的。（3）从“借杨”这一借款凭据所表明的借款数据上看，胥根洪本人计算数据错误，误将共计147000元，计为共计157000元。（4）从该“借杨”这一借款凭据的记载时间和出示时间上看，借款事实是在2006年12月至2009年这段时间，其向任立玺出示该“借杨”这一借款凭据的时间是2013年12月10日，这期间胥根洪有时间更改“借杨”这一借款凭据的记载内容。（5）从该“借杨”这一借款凭据的文字分布上看，胥根洪用“2人用”字样填补了第五、六、七项的借款地点和借款数量之间的间隔位置，第四项的（2人用加油）填补了借款地点与借款数额之间的间隔。（6）从该“借杨”这一借款凭据的第六项记载的资金数额上看，2013年12月10日胥根洪提交的原件记载的是5000元，在本案中胥根洪提交的笔记记载的是3000元。显然，第六项的金额只能是被告方故意将原记载的5000元更改为3000元以扰乱视听。2.一审法院认定“借杨”这一借款凭据中标注有“2人用或3人用”的项目为胥根洪与杨万碧、胥洪生合伙考察项目出资的记账，并非借款的观点缺乏证据。（1）该案借杨这一借款凭据的第四项的中“2人用加油”10000.00元的表述明显不符合事实。（2）该案的第四、五、六、七、八项注明的（2人用），并未注明哪两人用、何时用，也没有证据证明是胥根洪和杨万碧两人共用了这47000元，更没有支付凭证。（3）一审中杨万碧本人的当庭陈述和杨荣德的当庭证言，可以证实：杨万碧、胥根洪、胥洪生和杨荣德多次到汉中、冕宁、绵阳等地考查均是杨万碧支付，从未看见胥根洪支付现金。（4）胥根洪并未提出任何证据证明他从杨万碧处拿走的147000元是用于杨万碧、胥根洪、胥洪生三人合伙经营支出。仅仅只是胥根洪个人书写的记录及其单方面向法庭的陈述，故意将从杨万碧处的借款说成是合伙出资。胥根洪并未提供杨万碧、胥根洪、胥洪生三人合伙经营的合伙协议。
被上诉人胥根洪答辩称，我和胥洪生、杨万碧三人去汉中考察项目，酒店住宿都是我支付钱款，我自己对所开支的费用为了心中有数就写在笔记本上，对方代理人任立玺为了调解我和杨万碧的矛盾，就复印了我的笔记本。对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
被上诉人胥根洪、罗素芝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第一，上诉人杨万碧所诉称的157000元款项是否系双方借贷关系所产生，还是合伙关系所产生；第二，杨万碧在一审中所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首先，本案中，上诉人杨万碧在一审中提供了其四川今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庆丰对其本人进行询问的一份询问笔录，拟证实其从被上诉人胥根洪所提供的记事簿所复印的有关“借杨”这一记录单上所记载11笔开支所载明的款项合计人民币157000元均系胥根洪向其本人的借款。但被上诉人胥根洪在一审中接受人民法院的调查询问时仅对其中记载的三笔费用即“2006年12月10000元交利息、2007年5月20000元交利息、2007年7月10000元交利息”共计人民币40000元系向杨万碧的借款金额予以认可，对其余费用系向上诉人的借款金额予以否认。本院经核实该记事簿中“借杨”记录单的原件，被上诉人胥根洪在该记录单上所记载自2006年至2009年以来共计11笔开支费用的总额为人民币127000元，并非上诉人杨万碧所陈述的金额人民币157000元。因上诉人杨万碧于一审中所提供的律师对其本人的询问笔录系孤证，并未提供借条或者借据等书面证据对胥根洪向其借款157000元的事实予以佐证。因此，上诉人杨万碧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其主张双方就157000元形成了借款关系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其次，上诉人杨万碧在本案一审诉讼中还提供了四川今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庆丰对证人杨云德的询问笔录一份，杨万碧本人在二审庭审中亦当庭陈述其与胥根洪、胥洪生二人确有合伙关系并因三人共同考察合伙项目产生了相关的费用，结合胥根洪所提供的记事簿中有关“借杨”这一记录单的原件内容可知，除了胥根洪自认的2006年至2007年所列明的三笔开支费用系借款外，其余8项所载明的具体内容均有“2人用”或“3人用”的批注内容。因此，以上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闭合的证据锁链，证实杨万碧与胥根洪、胥洪生三人确因参与合伙事务去外地考察项目产生了包括“借杨”这一记录单上所记载的前8项中所列明的相关费用合计为人民币87000元。再者，胥根洪本人在一审和二审中均陈述该记录单上所记载的第12笔即最后一笔开支系其本人为完成合伙事务办理房产证单独所缴纳的税费人民157000元，并非对该记录单上前11笔开支的挽总记账，亦不是向杨万碧所借的款项。据此，被上诉人胥根洪所持有的记事簿中有关“借杨”这一记录单上所载明的前11笔费用总额为人民币127000元，其中40000元系胥根洪向杨万碧本人的借款，其余款项人民币87000元均系胥根洪与杨万碧、胥洪生三人为合伙事务考察项目而实际支出的费用。因杨万碧认可其与胥根洪、胥洪生合伙考察项目产生了一定的开支费用，且“借杨”这一记录单上所载明的最后一笔开支157000元标注有“3人用”，因此可以认定该笔款项系杨万碧、胥根洪、胥洪生三人为合伙事务所支出的费用。上诉人杨万碧提出胥根洪所持有的记事簿中有关“借杨”这一记录单上所载明的前11笔费用总额为157000元，且均系胥根洪向其本人的借款，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杨万碧在本案一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为：胥根洪向其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30432元，并支付利息244027.48元。上诉人在一审中亦提供了一系列证据，拟证实其主张，但其在本案一审及二审中均未提供有胥根洪本人签名的借条或者借款合同证实该事实。胥根洪本人亦否认向杨万碧共计借款人民币230432元，其本人仅认可其向杨万碧借款人民币40000元。故杨万碧提出的诉讼请求仅部分成立，原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的实体处理方式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因出借人与借款人双方未口头或者书面约定借款利息，故上诉人主张由被上诉人按照1.765%支付五年期的利息共计人民币244027.48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胥根洪应当对该笔借款本金人民币
40000元承担自2015年3月17日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的相应资金利息。因该笔40000元借款发生于胥根洪与其妻罗素芝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原审法院判决由罗素芝对该笔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恰当，本院予以维持。因杨万碧与胥根洪、胥洪生之间就合伙事务开支的相关费用尚未进行结算，杨万碧可就合伙事务费用结算问题另行主张相关权利。
此外，上诉人杨万碧还提出被上诉人胥根洪在记事簿中有关“借杨”这一记录单的原件上事后添加标注内容“2人用”、“3人用”、该证据已经过胥根洪事后变造的上诉理由。因被上诉人胥根洪对此予以否认，且上诉人未提供证据对此予以证实，故对该上诉理由，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杨万碧所提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000元，由杨万碧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姜红梅
审判员 廖琼英
审判员 朱 力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姚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