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冀09民终32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凤军，男，1986年3月8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个体，住河北省黄骅市。
委托代理人：王吉仓，河北海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亚男，河北海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闫广洲，男，1956年1月14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个体，住河北省黄骅市。
原审第三人：朱光利，男，1963年11月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个体，住河北省黄骅市。
原审第三人：代金英，女，1965年3月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个体，住河北省黄骅市。
上诉人朱凤军因与被上诉人闫广洲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河北省黄骅市人民法院（2016）冀0983民初60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依法组成合议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凤军上诉请求：1、依法判决撤销黄骅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冀0983民初6048号民事判决（简称原审判决），并改判确认涉案车辆冀Ｊ×××××号车为上诉人朱凤军所有，终结对该车辆的执行。2、一、二审诉讼费被上诉人闫广洲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朱凤军基于《销售合约书》经支付车款，购买取得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并一直占有、使用、收益、管理并承担相关责任。原审判决罔顾最基本的法律事实，相关“认为”明显错误，甚至荒谬。上诉人朱凤军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均充足证实上诉人朱凤军就是该车辆的购买人和所有权人。2014年11月4日，上诉人朱凤军与沧州威神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销售合约书》，合同买受人为上诉人。上诉人朱凤军交纳了购车订金10000元。2014年11月24日，上诉人朱凤军支付了首付款35万元。后因想把原审第三人朱光利名下的冀Ｊ×××××（俗称靓号）牌照转到该车使用，故用原审第三人朱光利的名义办理了分期贷款手续。但由于随后办理上牌时，车管所称该号牌不能再使用，但贷款合同也不能再变更，才最终使用了原审第三人朱光利的名义办理了车辆登记。出卖人沧州威神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将该车辆交付给了上诉人朱凤军，且该车辆从购买到被法院扣押前，由上诉人朱凤军缴纳车辆购置税、投保办理车辆保险、缴纳车船使用税，并一直占有、使用、偿还车贷。该车辆没有二手交易，不存在车辆所有权的二次转移。因此，上诉人朱凤军是不容争辩的车辆所有权人。原审判决认为《销售合约书》属于要约范畴，不是上诉人购买该车辆的依据，上诉人偿还的车贷的法律后果是与原审第三人朱光利形成债权债务关系。这种认为，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混淆了要约与合同的区别和联系，明显错误，甚至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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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销售合约书》中的约定内容，上诉人朱凤军和销售商沧州神威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双方均已经实际继续履行完毕（交付首付款、转移车辆占有，等等），均没有反悔、毁约而中止、终止履行，要约、承诺均已齐备，合同已经成立。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朱凤军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拥有阻却该院对冀Ｊ×××××强制执行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这种认为，罔顾上诉人朱凤军基于前述《销售合约书》经支付车款购买取得车辆所有权并一直占有、使用、收益、管理并承担相关责任的事实，罔顾上诉人朱凤军在一审中提交的大量、充足、排他性的证据，片面认为证据不足，极为偏颇，倾向明显。二、原审判决曲解乃至歪曲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适用法律明显错误。1、原审判决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来判断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是对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望文生义式的曲解，甚至是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式的歪曲，适用法律、司法解释本末倒置，明显错误。首先。该涉案车辆属于动产，物权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以交付（占有）而不以登记为法定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第二十四条规定，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的车辆，均由上诉人朱凤军购买、实际占有、使用、收益、控制和承担相关责任，除登记在原审第三人朱光利名下外与其没有任何法律关系。被上诉人闫广洲也不是该车辆权属法律关系的善意第三人。其次，原审判决在本案执行异议之诉中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本末倒置，逻辑错误明显。上述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仅是执行异议程序中的一般性、初步性的判断标准，而非作为排除执行异议的“另案”，即本案执行异议之诉中应当釆用的最终确认车辆物权的判断标准。上述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该法律文书认定的执行标的权利人与依照前款规定得出的判断不一致的，依照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处理，第二十六条规定：“非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该法律文书对执行标的权属作出不同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案外人依法申请再审或者通过其他程序解决。”“申请执行人或者案外人不服人民法院依照本条第一、二款规定作出的裁定，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根据上述规定，作为执行异议的“另案”，即本案作为执行异议之诉，正是要从根本上依法解决车辆权属的最终司法确认问题。原审判决在执行异议之诉中适用执行异议程序中的一般性、初步性的判断标准，明显是舍本逐末，陷入了“车轱辘转”循环论证的逻辑怪圈而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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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简单适用上述规定第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就用不着原审法院审理本案执行异议之诉依法进行车辆物权的最终判断了！2、原审判决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认为上诉人朱凤军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拥有阻却该院对冀Ｊ××冀Ｊ×××××号车进行强制执行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如前所述，这种认为，一是罔顾了事实和证据，二是建立在前述曲解、歪曲法律和司法解释的错误基础之上形成的片面、错误认识，不攻自破。综上所述，依据事实和法律，上诉人朱凤军拥有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不容质疑。原审判决相关认为明显错误，甚至荒谬，适用法律、司法解释错误，判决结果错误，应予纠正。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诉讼请求）。
闫广洲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应法律准确，被答辩人朱凤军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原审法院认定冀Ｊ×××××号车所有权属原审第三人朱光利所有是正确的，并非被答辩人所称该车所有权属被答辩人所有。理由如下：1、根据冀Ｊ×××××号车行驶证显示登记车主为原审第三人朱光利，并非被答辩人；2、该车辆是办理分期贷款购买，该车辆以抵押担保的方式向邮政银行沧州分行的借款人、抵押人均系原审第三人朱光利，每月还款也是从原审第三人朱光利名下的邮政储蓄银行黄骅支行账户还款。3、被答辩人在一审期间所提交的销售合同、保险单、维修车辆、处理违章等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该车辆的所有权属被答辩人所有。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原审未执行异议之诉，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已登记的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等特定动产，按照相关管理部门的登记判断。”是准确的，并且结合本案其他充分且确有力的证据，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审法院确认冀Ｊ×××××号车所有权属答辩人所有，而非被答辩人，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拥有阻却原审法院强制执行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原审法院早于2016年8月12日下达了（2016）冀0983执异23号执行裁定书，也已经以邮寄的方式给被答辩人送达，后于2016年10月12日，被答辩人又作为原审原告向原审法院起诉，原审法院已于2017年2月20日作出（2016）冀0983民初6048号判决书，判决驳回被答辩人诉讼请求。现被答辩人又上诉至贵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错误，完全推翻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这纯属无稽之谈，并且被答辩人与原审朱光利系父子关系，很显然被答辩人与其父亲朱光利为拖延还款时间甚至赖账，恶意串通，损害被答辩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朱凤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原告朱凤军诉称：2014年11月4日，原告在沧州威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预交定金并签订销售合约书，定购“路虎”牌小型越野轿车一辆，后办理购车分期贷款，于2014年11月24日支付首付款350000元并提车。该车由原告缴纳车辆购置税、办理保险，并由原告一直占有、使用和偿还银行贷款。原告在签订销售合约书后，因想把第三人朱光利名下“冀Ｊ×××××”号车牌照转到原告所购买的“路虎”牌小型越野轿车上使用，就改用第三人朱光利的名义办理了分期贷款手续。在办理牌照手续时，车管所称“冀Ｊ×××××”号牌不能再使用，购车贷款合同因已开始履行也无法进行变更，只好以第三人朱光利的名义办理了车辆登记，登记号牌为“冀Ｊ×××××”。2016年5月18日，原告将冀Ｊ×××××号车停放在自己开办的“嘉乐士漆”门口，上午9点多，黄骅市人民法院执行干警前来对该车进行保全。因车辆当时悬挂“冀Ｊ×××××”号牌，被告的朋友报警后，该车被交警开到停车场，后被黄骅法院扣押到法院院内。2016年5月26日，原告以购车定金、首付款、车辆购置税、车辆保险费均由原告支付，原告一直占有、使用该车，且分期付款一直由原告偿还，原告对该车享有不容置疑的所有权为由，于2016年5月20日对黄骅法院作出的（2016）冀0983执保37号民事裁定书提出执行异议。黄骅法院于2016年8月12日作出（2016）冀0983执异23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的执行异议。原告认为，黄骅法院（2016）冀0983执异23号执行裁定书，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且执行程序存在多方面瑕疵。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确认冀Ｊ×××××号车所有权属原告所有，并终结对该车辆的执行。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第三人朱光利、代金英系夫妻关系。原告朱凤军与第三人朱光利系父子关系，与第三人代金英系母子关系。原告朱凤军与左美玲系夫妻关系。2014年11月4日，原告与沧州威神销售公司签订《销售合约书》一份，双方约定原告交纳订金10000元，在沧州威神销售公司订购“路虎”牌小型越野轿车一辆，车辆型号SALAN2V6，车辆识别代号SALAN2V69FA733674，发动机号14071608380306PS。车价855000元，总价款860000元。余款拟付款日期为“十日内或十一月三十日以前”，提车日为“十日内或十一月三十日以前”。该《销售合约书》约定事项“1.购方缴交订金，双方签章后本约生效。2.本约所订车价不含上牌照所需之税费。3.购方提车前需将本约之车款缴清后方得凭提车单提车，如买方超过议定交车时间三天时，经卖方催促仍不办理交款提车手续，卖方可将车辆另行销售，退还买方订金和其他款项；如卖方未能于设定交车时间交车时，买方有权要求卖方返还订金和其他款项。4.卖方于购方全款到账时将新车做完新车检修工作后，经购方核对无误后交车。5.卖方所售全新车辆在交车后按产品质保修手册所规定的内容执行。6.本合约内之标准规格配置以原厂发布为准，如有变动，仍以原厂发布规格为准。7.本合约不得转让抵押或典当。8.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共同协商，如不成，可到保定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销售合约书》备注中载明“①赠送脚踏、行李架。②赠送倒车影像。③上店内保险。”2014年11月24日，原告通过中国农业银行62×××71账号向沧州威神销售公司506002-103130955114845账号付款200000元。刘玲嫚通过中国农业银行62×××72账号向沧州威神销售公司506002-103130955114845账号付款150000元，上述款项合计350000元。同日，第三人朱光利以该车辆抵押担保方式在邮政储蓄银行沧州分行借款500000元，抵押人为第三人朱光利。借款期限为36个月，自2014年11月24日起至2017年11月24日止。2014年11月25日，该车辆在河北省沧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办理了机动车行驶证，登记号牌为冀Ｊ×××××，所有人为第三人朱光利。同时办理了车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邮政储蓄银行沧州分行。2016年2月4日，被告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在一审法院向第三人朱广利、代金英提起诉讼。2016年3月1日，被告向一审法院提交财产保全申请书，要求查封第三人朱光利所有的冀Ｊ×××××号车。一审法院于当天作出（2016）冀0983执保37号民事裁定书，对冀Ｊ×××××号车予以查封，查封期限两年，该民事裁定书已向第三人朱光利、代金英依法送达。被告与第三人朱光利、代金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经过审理，于2016年3月31日作出（2016）冀0983民初1156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第三人朱光利、代金英于2016年4月21日前一次性还清欠被告借款本息415000元，该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第三人朱光利、代金英未按该民事调解书履行义务，被告于2016年4月25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16年4月27日立案受理。执行过程中，被告与第三人朱广利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第三人朱广利于2016年5月17日前偿还被告200000元，剩余215000元于2016年5月26日前全部还清。如第三人朱广利不按该执行和解协议履行，承担违约金50000元。因第三人朱广利未按该执行和解协议履行，被告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16年5月17日作出（2016）冀0983执字第886号执行裁定书，扣押第三人朱广利所有的车牌号码为冀Ｊ×××××小型越野车，扣押期限为两年。2016年5月20日，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执行异议申请书，以其系冀Ｊ×××××号车实际所有人为由，要求一审法院中止对冀Ｊ×××××号车的执行，解除对该车的查封、扣押，一审法院于2016年5月26日立案受理。一审法院受理后，经过执行听证，于2016年8月12日作出（2016）冀0983执异23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原告的执行异议请求。对上述事实，原告均予以认可。同时认为，冀Ｊ×××××号车虽然登记所有人系第三人朱光利，但该车从洽谈到签订合同、交付订金及首付款均是原告所为，原告是该车辆的实际所有人。被告闫广洲除认为据沧州威神销售公司工作人员称《销售合约书》原本在保定总店外，对上述其他事实均予以认可。
除上述事实外，原告为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提供如下证据：1.中国民生银行黄骅支行个人账户对账单、税收完税证明，2014年11月24日，原告通过民生银行黄骅支行47×××79账号支付车辆购置税72222元；2.民生银行黄骅支行对账单、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骅支行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单、邮政储蓄银行黄骅支行交易明细，证明自购买车辆第二个月起，由原告通过民生银行黄骅支行47×××70账号和62×××01账号及妻子左美玲通过建设银行黄骅支行62×××20账号分别向第三人朱光利邮政储蓄银行黄骅支行62×××82账号汇款后，再由第三人朱光利向邮政储蓄银行沧州分行偿还贷款，且第三人朱光利邮政储蓄银行黄骅支行62×××82账号中仅有原告及左美玲汇款及第三人朱光利偿还邮政储蓄银行沧州分行贷款的记录；3.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黄骅市支公司2015年度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和机动车保险单、保险费票据、2014-2015年度冀Ｊ×××××号车交通违章处罚记录、4S店维修保养记录，冀Ｊ×××××号车自购买之日起原告就实际占有、使用，负责日常管理、维修保养、处理交通违章，并交纳相应的保险，且2015年度两份保险单中载明的被保险人均系原告，证明原告系冀Ｊ×××××号车实际所有人；4.营业执照，原告系黄骅市佳琦涂料销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注册资本2000000元，证明原告具有购买冀Ｊ×××××号车的能力；5.冀Ｊ×××××号车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该车为第三人朱光利所有。原告想用冀Ｊ×××××作为购买车辆的号码，才将车辆登记在第三人朱光利名下。因冀Ｊ×××××号车已强制报废，该号码无法使用，才将所购车辆登记为冀Ｊ×××××号；6.邮政储蓄银行沧州分行营业四部出具的证明、出庭证人冯超的证言，冯超系邮政储蓄银行沧州分行营业四部客户经理，其证言主要内容为“2014年下半年，朱凤军和其爱人在路虎4S店向我与另一位信贷员田美玲表达了买车的意向，之后我们进行了相应的调查。朱凤军和其爱人说他们心仪的车牌照没有办法过户到其自己名下，经协商由朱凤军的父亲朱光利在我行申请贷款。”该证人证言进一步证明原告的主张。
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被告质证意见为：1.对原告于2014年11月24日通过民生银行黄骅支行47×××79账号付款72222元的事实予以认可，但根据税收完税证明，纳税人为第三人朱光利；2.对原告通过民生银行黄骅支行47×××70账号和62×××01账号及左美玲通过建设银行黄骅支行62×××20账号分别向第三人朱光利邮政储蓄银行黄骅支行62×××82账号汇款的事实予以认可，但根据朱光利邮政储蓄银行黄骅支行62×××82账号流水，证明向邮政储蓄银行沧州分行偿还贷款的人是第三人朱光利而不是原告；3.对保险单、保险费票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任何人都可以为冀Ｊ×××××号车投保交纳保险费；4.对处罚单、车辆保养记录、营业执照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5.对冀Ｊ×××××号车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的真实性不认可；6.出庭证人冯超的证言与事实不符，被告不认可。
被告为支持自己的抗辩意见，提供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证人李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买车（冀Ｊ×××××号车）前，我与朱光利通电话，朱光利说他在沧州买车了，买了一辆路虎发现，这辆车就是朱光利的。2014年12月28日，朱光利、代金英向我借款，我就叫我的邻居闫广洲借钱给他们，朱光利说他有自己的资产，冀Ｊ×××××号车、门市楼都可以抵押。去年（2015年）朱光利自残手指后，朱凤军及其母亲代金英给我50000元，并说负责偿还朱光利的全部债务。在协调（偿还借款）当中，朱凤军及其母亲代金英同意将车辆抵押用来顶账，包装冀Ｊ×××××号车。”对该证人证言，原告质证意见为：证人李某的证言与原告申请法院调取的《销售合约书》相矛盾，且证人采用了推测性的言辞，对该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同时，对证人关于原告同意用冀Ｊ×××××号车抵顶第三人朱光利债务的事实不予认可。
另查明：为查明案情，一审法院依法调取一审法院（2016）冀0983执异23号执行卷宗，该卷宗证据材料中有车辆买卖合同复印件一份，日期为2015年8月23日，该车辆买卖合同复印件载明朱光利以657000元的价格将冀Ｊ×××××号车卖给商斌所有的相关内容。原告质证意见为：1.因该车辆买卖合同没有相应的原件予以证实，对复印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2.原告系冀Ｊ×××××号车实际所有人，第三人朱光利仅是冀Ｊ×××××号车登记所有人，因未经原告同意，即使存在原件，也属于无效合同。被告对该车辆买卖合同复印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且认为有相应的原件。
上述事实，由原、被告双方当庭提供的上述证据，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2016）冀0983执异23号执行卷宗及原、被告双方当庭陈述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根据《销售合约书》，原告向沧州威神销售公司交纳的10000元是订金而不是定金。结合《销售合约书》约定事项第3条“购方提车前需将本约之车款缴清后方得凭提车单提车，如买方超过议定交车时间三天时，经卖方催促仍不办理交款提车手续，卖方可将车辆另行销售，退还买方订金和其他款项；如卖方未能于设定交车时间交车时，买方有权要求卖方返还订金和其他款项”的相关内容，应当认定该《销售合约书》其性质属合同要约范畴，不能作为认定原告购买冀Ｊ×××××号车的依据。根据税收完税证明，车辆识别代号为SALAN2V69FA733674的车辆购置税纳税人系第三人朱光利而不是原告。原告通过民生银行黄骅支行47×××79账号支付车辆购置税72222元后，其法律后果是与第三人朱光利产生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而不能作为原告系冀Ｊ×××××号车实际所有人的依据。与邮政储蓄银行沧州分行签订车辆识别代号为SALAN2V69FA733674的车辆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的相对方是第三人朱光利而不是原告。原告及妻子左美玲分别通过民生银行黄骅支行、建设银行黄骅支行将相关款项汇入第三人朱光利邮政储蓄银行黄骅支行后，第三人朱光利用该款偿还邮政储蓄银行沧州分行借款及利息的行为，其法律后果是原告及妻子左美玲与第三人朱光利之间产生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亦不能作为原告系冀Ｊ×××××号车实际所有人的依据。原告在人保寿险黄骅支公司为冀Ｊ×××××号车投保交强险等相关保险及交纳保险费、车辆占有、使用、维修保养、处理违章等行为，与原告是否系冀Ｊ×××××号车实际所有人没有必然的联系。原告当庭提交的冀Ｊ×××××号车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出庭证人冯超的证言与冀Ｊ×××××号车所有人登记事实及车辆抵押事实相矛盾，且该证言系孤证，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已登记的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等特定动产，按照相关管理部门的登记判断。”根据机动车行驶证，冀Ｊ×××××号车所有人系第三人朱光利而不是原告。将该车辆以抵押担保方式向邮政银行沧州分行的借款人、抵押人均是第三人朱光利亦不是原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拥有阻却一审法院对冀Ｊ×××××号车进行强制执行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冀Ｊ×××××号车强制执行过程中是否存在瑕疵，不属本案审理范围。
综上，原告关于确认冀Ｊ×××××号车所有权属原告所有，并终结对该车辆执行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三人朱光利、代金英经一审法院依法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放弃当庭陈述、答辩、举证、质证等诉讼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凤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朱凤军承担（限判决生效之日交纳）。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相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根据该规定，机动车物权的变动以登记作为对抗要件。本案所涉车辆是由朱凤军支付首付款，而后由朱光利作为抵押人，将涉案车辆以抵押担保方式贷款50万元支付剩余车款，现该贷款尚未清偿完毕，即该车并非朱凤军全额出资。因车辆登记在朱光利名下，购车贷款的抵押人是朱光利，贷款尚未清偿完毕，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朱凤军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据此驳回上诉人朱凤军的诉讼请求正确。对于因涉案车辆被执行造成朱凤军的相关损失，可由朱凤军与朱光利另行解决。综上所述，朱凤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秉华
审判员 郭亚宁
审判员 余志刚
二〇一七年七月六日
书记员 孙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