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09民初12005号
原告重庆卡福汽车制动转向系统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7500850317，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鸳鸯镇金开大道长福西路10号。
法定代表人周益志，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谭波、伍燕，重庆海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ＸＸ年莲花汽车有限公司，机构代码67062523-7，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江东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庞青年，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伟，公司员工。
被告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1429126620，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建国南路247号5层。
法定代表人施建强，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樱、孙淼淼，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重庆卡福汽车制动转向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卡福公司）诉被告浙ＸＸ年莲花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ＸＸ年公司）、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福士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谢金金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被告浙ＸＸ年公司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6年9月18日作出驳回其管辖权异议的民事裁定。本案于同年10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一次庭审。后原、被告申请自行和解两个月，本院予以准许。本院于同年12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二次庭审。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谭波，被告浙ＸＸ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伟、被告浙江福士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孙淼淼到庭参加诉讼。后经当事人申请，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适用简易程序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重庆卡福公司诉称：原告与被告浙ＸＸ年公司系长期供货合作关系，一直有经济往来。截止2014年9月30日，被告浙ＸＸ年公司尚欠原告价款85982.07元，此款被告浙ＸＸ年公司一直未付。同时，被告浙江福士达公司作出承诺，自愿共同偿还前述价款。故原告起诉要求两被告支付原告价款85982.07元，并赔偿该款自2013年8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
被告浙ＸＸ年公司未作书面答辩，在庭审中口头辩称：经浙ＸＸ年公司财务核实，浙ＸＸ年公司与原告账目已全部结清。自2013年9月23日对账后，浙ＸＸ年公司在2013年12月31日委托浙ＸＸ年乘用车集团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330700元，在2014年3月10日委托济南青年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407225.51元，在2014年4月17日委托浙ＸＸ年乘用车集团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520868.04元，上述合计1258793.55元已经全部付清。原告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
浙江福士达公司辩称：1.浙江福士达公司从未向原告承诺，对浙ＸＸ年公司与原告之间的业务往来承担共同付款责任。浙江福士达公司对原告与浙ＸＸ年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情况并不清楚，是否存在未付款项更无法确认。浙江福士达公司只是作为青年系公司的代理商，与原告、浙ＸＸ年公司发生过为期一年的采购合同关系。2011年4月14日的《函》并非是浙江福士达公司承担共同付款责任的依据，该函件中明确：今后青年系公司与各供应商所签订的买卖合同甲方由青年系公司和浙江福士达公司两方组成，即有浙江福士达公司参与的采购活动须签订三方买卖合同；三方合同项下发生的供货，所有发票开具给浙江福士达公司，并由浙江福士达公司付款，即未开票给浙江福士达公司的，就不是履行三方合同，与浙江福士达公司无关。原告要求浙江福士达公司承担共同付款责任的主张完全是基于对《函》件内容的断章取义，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原告依据《函》要求浙江福士达公司对案涉款项承担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事实上，按照2011年4月14日《函》件所确定的交易模式，浙江福士达公司仅分别与浙ＸＸ年公司、案外人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贵航青年莲花汽车有限公司、泰安青年汽车有限公司作为甲方于2011年7月14日与原告签订过四份买卖合同，该合同有效期均为一年，自2011年7月14日起至2012年7月13日止；除此之外，浙江福士达公司未与青年系公司、原告签订过三方合同。上述四份买卖合同在有效期内所产生的供货共计价款3137803.98元，截止2013年7月6日，浙江福士达公司已向原告支付了3087025.41元。未付款项50778.57元，原告已于2014年11月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经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生效判决，判令浙江福士达公司支付上述未付款项。除此之外，原告与浙江福士达公司之间无其他未结清款项。3.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两被告尚欠价款85982.07元，且即便存在，该主张也已过两年的诉讼时效。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重庆卡福公司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对账函一份，欲证明截止2013年7月31日，被告浙ＸＸ年公司尚欠原告货款1258793.60元的事实。2.2013年9月28日增值税发票、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开票通知书各一份，欲证明收到被告浙ＸＸ年公司的开票通知后，原告按被告浙ＸＸ年公司的要求于2013年9月28日开具了85982.02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被告浙ＸＸ年公司的用货数量、型号、单价等情况。补充说明：原告是按照青年乘用车集团有限公司的订货要求进行供货，并按其要求送往各个基地所在的第三方物流仓库内，被告浙ＸＸ年公司用多少就去仓库提多少货物，原告是根据被告浙ＸＸ年公司的用货情况并按照其要求来开票。3.函（原件）、开票信息（复印件）各一份，欲证明被告浙江福士达公司出具函，自愿为被告浙ＸＸ年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事实。4.增值税专用发票5份、销货清单5份、移库单2份，订单7份、发货单3份（均为复印件），欲证明双方交易习惯及合作方式的事实。经质证，被告浙ＸＸ年公司对证据1没有异议，但是对账函上的账目被告浙ＸＸ年公司已经基本支付完毕。对证据2，对增值税发票、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有异议，没有具体货物的送达，不予认可；即使送货真实存在，也包含在已支付的款项中，已经支付完毕；对开票通知书，是原告自行制作，对三性有异议。对证据3，没有异议，但是依据该函，之后原告和两被告签订了为期一年的买卖合同。对证据4，上述证据已经过了举证期限，且上述证据是复印件，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浙江福士达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清楚，该对账函截止对账日期是2013年7月31日，离被告浙江福士达公司参与签署的买卖合同一年之后，因此和被告浙江福士达公司无关。对证据2中的增值税发票、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开票时间是2013年9月28日，付款主体是被告浙ＸＸ年公司，与被告浙江福士达公司参与的买卖合同没有关联性，与被告浙江福士达公司签署的买卖合同的货物并不相符，与被告浙江福士达公司无关；对开票通知书三性不予认可，且与被告浙江福士达公司无关，凭该开票通知书不能证明原告要证明的对象。对证据3中函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该函明确了被告浙江福士达公司承担责任的前提，供应商按照买卖合同和采购订单中的数量、交货期将零部件发货至青年乘用车集团各基地，并与各基地对账后开具增值税发票给被告浙江福士达公司，而且买卖合同期限为一年；对开票信息系青年系公司的相关信息，是否真实被告浙江福士达公司无法确认，与被告浙江福士达公司没有关联性。对证据4，上述证据已经过了举证期限，且上述证据是复印件，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被告浙ＸＸ年公司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代付协议三份（复印件），欲证明对账后，被告委托其他人共计向原告支付1258793.55元的事实。经质证，原告认为上述证据系复印件，对三性均不予认可；且上述证据系被告浙ＸＸ年公司单方出具，与本案无关。被告浙江福士达公司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
被告浙江福士达公司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买卖合同4份（复印件），欲证明：依据2011年4月14日《函》的内容，被告浙江福士达公司作为青年系公司代理商，仅于2011年7月14日，与原告、被告浙ＸＸ年公司、案外人贵航青年莲花汽车有限公司、泰安青年汽车有限公司、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分别签订过有效期为一年的四份买卖合同，除此之外，被告浙江福士达公司与原告之间无另外合同关系。在建立三方买卖合同关系并按《函》所确定的交易模式履行之后，被告浙江福士达公司才对三方合同项下的合同有效期内发生的供货，且发票开具给被告浙江福士达公司的货款承担支付责任，除此之外，与被告浙江福士达公司无关的事实。2.民事起诉状、对账单、（2014）杭上商初字第2427号民事判决书、（2015）浙杭商终字第726号调查笔录及民事判决书、增值税发票及付款清单各1份，欲证明：依据原告与被告浙江福士达公司的对账单，三方买卖合同项下所产生的未付款项为50778.57元，除此之外无其他款项。原告已于2014年11月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向被告浙江福士达公司主张上述未付款项，该案已经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生效判决，判令被告浙江福士达公司支付该款项。基于原告与被告浙江福士达公司之间已不存在其他款项，原告无权就案涉款项向被告浙江福士达公司主张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被告浙江福士达公司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被告浙江福士达公司的证明目的。被告浙ＸＸ年公司无异议。
对以上证据，本院依据有效证据的“三性”特征并结合原、被告的质证意见，作如下认证：
1.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被告浙ＸＸ年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被告浙ＸＸ年公司辩称该笔款项已结清，本院认为，虽然原告在庭审中无法明确浙ＸＸ年公司2013年9月28日后向原告支付的价款的时间和金额，但结合庭审中原告自认截止2013年9月28日被告浙ＸＸ年公司尚欠原告价款1344775.62元，及截止2014年9月30日被告浙ＸＸ年公司尚欠原告价款85982.07元，即被告浙ＸＸ年公司在2013年9月28日至2014年9月30日期间向原告支付的价款应为1258793.55元，该金额与对账函上的金额1258793.60元基本一致，故被告浙ＸＸ年公司的该异议成立，本院认定被告浙ＸＸ年公司已与原告结清该笔款项。
2.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经本院向杭州市萧山区国家税务局核实，该局经查询未查到案涉增值税发票的认证记录，被告不认可收到该发票及相关货物，且原告亦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案涉的金额为85982.02元的货物已交付，故上述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在2013年9月23日对账后，原告与被告浙ＸＸ年公司之间另行发生了金额为85982.02元的交易往来的事实。
3.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鉴于上述证据均系复印件，被告不予认可，本院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且从原告提供的订单、发货单来看，收货单位为被告浙ＸＸ年公司，并非原告陈述的第三方的仓库，故从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与被告浙ＸＸ年公司的交易习惯为原告先行向被告浙ＸＸ年公司所在的第三方物流仓库送货，待浙ＸＸ年公司实际使用货物并要求原告开具发票后，原告再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与浙ＸＸ年公司结算的事实。
4.对被告浙ＸＸ年公司提供的证据，鉴于该证据系复印件，且原告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采纳。
5.对被告浙江福士达公司提供的证据1、2，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被告浙江福士达公司提供的证据1，与本案无关，故原告的异议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浙江福士达公司提供的证据2，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及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是针对原告与浙江福士达公司直接的买卖关系作出的，与本案无关，故本院不予采纳。
6.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该《函》中明确，浙江福士达公司向浙ＸＸ年公司的供应商付款的前提为：买卖合同的买受方为浙ＸＸ年公司和浙江福士达公司共同组成；增值税发票需开具给浙江福士达公司。而本案所涉的价款系原告与被告浙ＸＸ年公司之间所发生，故本院认为，被告浙江福士达公司的异议成立，原告提供的证据3尚不足以证明浙江福士达公司应对案涉价款承担共同付款责任。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针对2013年9月28日原告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所涉的价值为85982.02元货物，原告有无向被告浙ＸＸ年公司提供该批货物。本院认为，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出具及抵扣与交易行为是否真实并无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仅凭增值税发票不能认定浙ＸＸ年公司已收到原告提供的货物，且经国税部门核查并无案涉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证抵扣记录，故原告要求被告浙ＸＸ年公司支付价款的诉请，依据尚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浙江福士达公司承担共同付款责任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重庆卡福汽车制动转向系统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950元，减半收取975元，由重庆卡福汽车制动转向系统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谢金金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王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