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8民终59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宿迁市苏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泗阳县众兴镇俞杨中路17-21号。
法定代表人：李前秀，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兵，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庆锋，男，1972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工人，住淮安市清江浦区。
上诉人宿迁市苏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苏杭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何庆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2017）苏0804民初58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杭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有证不认、无证妄认，对事实认定不准。本案诉讼主体是合同纠纷，即原审法院在审理中首先应该确定是谁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劳务合同。上诉人在一审中曾多次提出与被上诉人之间无任何合同关系，且上诉人的公司也从未有过该项目的合同印章。据此，上诉人还向原审法院提供过一份证明材料，证明被上诉人提供的劳务合同事实上是与毛伟军签订的。然而原审法院却没有验证此份合同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却错误地认定是上诉人将淮安鑫泰国际木业城工程劳务分包给被上诉人的，这种认定带有明显的错误性，也带有倾向性。二、原审法院认定证据存在重大缺陷，对上诉人提供的答辩视而不见。一审的诉讼焦点是谁收取了被上诉人的保证金。当时被上诉人向原审法院出具了保证金收条一张，上面显示着保证金的收款人是毛伟军，收条下方加盖着一枚苏杭公司淮安鑫泰国际木业城项目部的印章。对于这份保证金收条，上诉人曾向原审法院表述，毛伟军既不是苏杭公司职工，也与上诉人无任何合同关系，更无任何委托与授权。就毛伟军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以及收取保证金加盖公章这一事实，上诉人更是多次明确，该合同是毛伟军以私刻公章方式与被上诉人签订假合同来骗取保证金。可是，原审法院依旧认定合同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保证金也是上诉人收取的。显然原审法院的认定证据存在重大缺陷，也是缺乏依据的。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在一审判决中，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向苏杭公司账户打款40万元，就意味着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收取了保证金。其实就此事上诉人曾在一审中当庭提供过证据，证明该款项是毛伟军找苏杭公司领导假以走账的方式转走的，当时毛伟军还担心苏杭公司会将此款项截留，曾要求上诉人的公司领导写了两张借条（分别是借到毛伟军20万元共计40万元）给他，这两张借条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打到苏杭公司账户上的40万元是毛伟军个人收取保证金的行为。在原审判决中对上诉人提供的这一系列证据却只字未提，仅凭主观臆断认定是苏杭公司向被上诉人收取的保证金，这显然有认定事实不清，错判误判之嫌。四、原审判决理由牵强，结论失当。在一审判决书中，原审法院起先认定被上诉人与毛伟军签订的劳务合同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接着又认定是苏杭公司在进行违法分包，甚至后来还把毛伟军出具给被上诉人的保证金收条直接认定成是苏杭公司收取的。这显然是两种现象共同存在，两种认定又相互矛盾!不难看出，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提出的与被上诉人无合同关系，毛伟军以假公章签订假合同骗取保证金，以及上诉人向毛伟军出具的两张借条这一系列事实都置若罔闻。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以一个虚假诈骗合同来认定是上诉人收取了被上诉人的保证金，这种认定是错误的也是很难自圆其说的。五、原审法院审理未按规定程序。在一审中，上诉人曾向原审法院提出，毛伟军以假公章签订假合同骗取保证金一事已被淮安市淮阴区果林派出所立案查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法院在审理中若发现涉嫌犯罪，且该刑事犯罪嫌疑案件确认的事实将直接影响民事纠纷案件的性质、效力、责任承担的，应裁定中止审理，将犯罪线索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等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恢复审理。然而原审判决却认定毛伟军是否被公安机关立案与本案审理并无关联，这显然是有失公正的。
被上诉人何庆锋辩称：涉案40万元保证金何庆锋是打到上诉人账户上的，注明也是保证金。毛伟军的案件与本案无关。
何庆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原审被告立即归还原审原告保证金40万元及利息84000元（从2017年1月1日起，按月息2%计算至起诉之日，之后按此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2、原审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30日，原审原告与毛伟军签订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约定由原审被告苏杭公司将淮安鑫泰国际木业城工程劳务承包给原审原告，约定原审原告缴纳保证金40万元，开工时间为2016年12月19日，若未按约定时间开工，则在2016年12月退还所有订金、保证金。合同还约定了争议解决的方式为向工程所在地仲裁委申请仲裁。该合同上加盖了“宿迁市苏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淮安木材城项目部”印章。
合同签订后原审原告于2016年11月30向原审被告苏杭公司支付保证金40万元，并汇入原审被告公司账户。毛伟军向原审原告出具40万元收据并加盖“宿迁市苏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淮安木材城项目部”印章。后由于工程未能按期开工，原审原告于2017年6月15日向淮安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原审被告返还40万元保证金及利息，淮安仲裁委以对该案没有管辖权为由驳回了原审原告的仲裁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原审原告与毛伟军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为无效合同。在合同签订后涉案工程并未实际施工，故原审原告缴纳的40万元保证金应予返还。原审被告苏杭公司辩称与原审原告之间没有关系，但是接收了原审原告于2016年11月30日汇至苏杭公司账户的40万元，虽然原审被告陈述是毛伟军借用苏杭公司账户，但在举证期内未能举证证明，一审法院对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对于毛伟军是否被公安机关立案，与本案审理并无关联，故对原审被告要求本案中止审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本案前期经淮安仲裁委仲裁，淮安仲裁委已确认对该案无管辖权，故一审法院依法受理本案符合法律规定，原审被告认为一审法院不应受理没有法律依据。原审被告苏杭公司作为依法成立的建筑企业，应该明知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不能进行违法分包，更不应收取保证金，故对其收到的保证金应依法予以返还。对于原审原告要求原审被告按月息2%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支持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利息。
一审法院判决：原审被告苏杭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审原告何庆锋保证金400000元及利息（以400000元为本金，从2017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如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560元，减半收取4280元，由原审原告何庆峰负担531元，原审被告苏杭公司负担3749元。
二审中，上诉人苏杭公司新提交以下证据：1、苏杭公司前任法定代表人李峰与毛伟军的短信往来以及电子银行交易回单，证明苏杭公司收到被上诉人40万元，苏杭公司又按照毛伟军的要求，转了20万元给刘海彦；2、苏杭公司前任法定代表人李峰借条复印件一份，原件在毛伟军手里，证明剩下的20万元是李峰个人向毛伟军借用的。
被上诉人何庆锋对上诉人苏杭公司二审中新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该40万元保证金打到上诉人账户后的流向与何庆锋没有关系。
本院对上诉人苏杭公司二审中新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相关短信发生的时间与内容均不能反映与何庆锋交纳的40万元保证金之间的关系；电子银行交易回单亦不能反映苏杭公司付给刘海彦的20万元与何庆锋交纳的40万元保证金之间的关系；借条是复印件，且出具人是苏杭公司前任法定代表人李峰，可以单方制作，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综上，对于上诉人苏杭公司二审中新提交的证据不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本院经审理，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
二审另查明，一审庭审中，上诉人苏杭公司提交苏杭公司与淮安鑫泰置业有限公司、宿迁广历投资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17日签订的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淮安鑫泰置业有限公司将其开发的淮安建材城项目承包给苏杭公司施工等。上诉人苏杭公司在一审庭审中陈述该协议并没有最终履行。被上诉人何庆锋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当时项目部与何庆锋签订合同时也向何庆锋出具了该协议的复印件。
本院认为：涉案劳务分包合同是以苏杭公司名义签订，该合同上加盖了苏杭公司淮安木材城项目部印章，而苏杭公司也确实与淮安鑫泰置业有限公司、宿迁广历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过关于苏杭公司承包淮安建材城项目的协议，何庆锋亦是将40万元工程保证金汇入苏杭公司账户，保证金收条上亦加盖了苏杭公司淮安木材城项目部印章，因此，何庆锋有理由相信涉案劳务分包合同的相对方是苏杭公司，并且何庆锋有理由相信其是向苏杭公司交纳了40万元保证金。苏杭公司称该40万元是应毛伟军要求从苏杭公司走账，未提供充分证据，对此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即使毛伟军向苏杭公司提出走账的请求，苏杭公司亦应尽到审慎的审查义务。毛伟军是否涉嫌犯罪，不影响本案审理，上诉人关于中止本案审理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苏杭公司关于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何庆锋诉讼请求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苏杭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498元，由上诉人宿迁市苏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华 林
审判员 徐 炜
审判员 许银朋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日
书记员 孙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