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01民终69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叶鹏，男，1988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绩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利娟，北京金诚同达（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合肥市法律援助中心职工法律援助支援团指派）。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权峰，北京金诚同达（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合肥市法律援助中心职工法律援助支援团指派）。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同致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包河工业园上海路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096733945T。
法定代表人：王海，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仁国，安徽原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磊，安徽原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叶鹏因与被上诉人安徽同致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致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7）皖0111民初79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叶鹏上诉请求:依法改判同致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共计46206.6元。事实和理由：叶鹏于2015年3月16日入职合肥中郢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同年5月14日因个人原因申请离职并办理了离职手续，2015年6月入职同致公司，同致公司为叶鹏缴纳了2015年6月至2017年2月的社会保险，但一直未与叶鹏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7年1月，同致公司与叶鹏协商调岗，但一直未协商一致，叶鹏仍按之前的岗位和考勤等规定继续上班，直到被停办了社保才无奈离职。一审中叶鹏要求对合同签字和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且认为两名证人作伪证，一审置之不理。人社局盖章的备案花名册并非是对劳动合同的备案，而是对新入职人员的备案，是为了办理社保使用的。合同及员工档案是同致公司专人保管，不是叶鹏保管。同致公司未举证证明其主张成立，原判认定事实及处理结果错误，请依法纠正，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同致公司辩称，本案中，合肥中郢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及同致公司都在叶鹏入职时向劳动部门进行了劳动合同备案，及时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同致公司没有不签劳动合同的目的和动机。叶鹏在单位任人事部经理职务，签订劳动合同等是其份内工作，如未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也是其失职行为。在同致公司，所有员工均与公司签有劳动合同，其是否利用职务便利离职时带走合同存在合理怀疑。对于叶鹏的上诉请求，我方认为不能成立，一审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
同致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不支付叶鹏年休假工资1931.3元；二、不支付叶鹏2017年2月、3月工资7663.6元；三、不支付叶鹏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46206.6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16日，叶鹏到中郢公司工作，入职当日即与中郢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三年。中郢公司为叶鹏缴纳了2015年的3月至5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2015年5月14日，叶鹏因个人原因从中郢公司离职，中郢公司向其出具了劳动合同终止（解除）证明书。2016年6月开始，同致公司为叶鹏缴纳社会保险费直至2017年3月。2017年2月，双方就叶鹏调岗降薪事宜未达成一致意见，叶鹏遂于2017年3月23日离职，同致公司未支付叶鹏2017年2月和3月的工资。叶鹏在职期间每月4200.6元。
叶鹏向包河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同致公司：1、支付2017年2月、3月的工资共7663.6元及拖欠工资100%赔偿金7663.6元；2、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6802.4元；3、支付年休假工资1931.3元；4、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46206.6元；5、协助办理档案转移手续和领取失业保险金手续。
包河区仲裁委于2017年8月4日作出裁决：一、解除同致公司与叶鹏的劳动关系；二、同致公司支付叶鹏年休假工资1931.3元；三、同致公司支付叶鹏2017年2月、3月工资共7663.6元；四、同致公司为叶鹏办理档案转移手续和领取失业保险金手续；五、同致公司支付叶鹏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46206.6元；六、驳回叶鹏的其他仲裁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对仲裁裁决第一项、第四项均无异议，且该裁决结果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关于双方争议的年休假工资问题，同致公司承担举证证明2015年至2017年期间已安排叶鹏休年休假或支付其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证据。本案中同致公司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叶鹏主张未休年休假的事实成立。依照《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叶鹏累计工作期限已满1年未满10年，应享有5天的年休假，故同致公司应给付带薪年休假工资1931.3元（4200.6元／月÷21.75天×5天×200%）。
关于双方争议的2017年2月、3月的工资问题，叶鹏工作至2017年3月23日，对其离职之前的工资发放问题，同致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提供工资发放证据，同致公司在仲裁及诉讼期间均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不能的后果应自担。因此同致公司应补发被告2017年2月、3月工资7291元（4200.6+4200.6÷21.75天×16天）。
关于双方争议的有无签订劳动合同的问题，同致公司主张确与被告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因叶鹏在职时担任原告的人事部部长，从事人力资源管理，职责范围包括制定公司的规章制度、签订劳动合同、管理人员等，从而叶鹏在离职前，利用职务之便将同致公司与其签订的劳动合同带离，导致同致公司无法提供劳动合同，叶鹏对此主张予以否认。为此同致公司提供了付艳、程玲玲等五人与同致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录用人员登记表（以下简称“登记表”）、录用人员登记备案花名册（以下简称“花名册”），登记表、花名册的人员包括付艳、程玲玲、叶鹏等六人，花名册内容包括各劳动者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所任职务或工种、合同起始及终止日期（六人均为2015年5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工资标准、用工形式等内容。该登记表、花名册由同致公司向合肥市包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人社局”）提供后，人社局在核对每份劳动合同的相关内容后于2015年5月18日在登记表及花名册上均加盖了“录用备案专用章”予以确认。庭审中，同致公司申请原职工付艳、程玲玲出庭，证人证实：2015年“五一”放假前，被同致公司总经理王海（签订合同的六人之一）、叶鹏通知签订劳动合同，被通知的人包括被告叶鹏在内共六人，签订合同时六人在一间办公室内，每人发了一份劳动合同，签订劳动合同后将合同交给了叶鹏。
虽然同致公司未能提供被告的劳动合同，但同致公司提供的付艳、程玲玲等五人的劳动合同、录用表、花名册，证明付艳、程玲玲等五人确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付艳、程玲玲作为签订劳动合同的参与者，证实包括叶鹏在内的六人在一起签订了劳动合同的事实，同时人社局在核对劳动合同后盖章确认劳动合同备案，说明同致公司曾向劳动局提供其与叶鹏签订的劳动合同，故同致公司提供的书证、证人证言间形成证据锁链，能够证实同致公司与叶鹏在2015年5月1日前曾经签订了劳动合同。故对叶鹏主张双方之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不予采信，其请求同致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无事实依据，对此请求不予支持。
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安徽同致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叶鹏的劳动关系；二、安徽同致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叶鹏年休假工资1931.3元、2017年2月及3月的工资共7291元，合计9222.3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安徽同致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为叶鹏办理档案转移手续和领取失业保险金手续；四、驳回安徽同致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安徽同致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对原判所认定的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争议焦点是同致公司是否与叶鹏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同致公司一审提供了付艳、程玲玲等五人与同致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录用人员登记表、录用人员登记备案花名册，人员包括付艳、程玲玲、叶鹏等六人，该登记表、花名册由同致公司向合肥市包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后，人社部门均加盖了“录用备案专用章”予以确认。结合一审付艳、程玲玲的证人证言证实包括叶鹏在内共六人均与同致公司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上述证据间能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叶鹏二审期间未能提供新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其提出双方之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提出同致公司应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无事实依据。
综上所述，叶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叶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长海
审判员 沈 静
审判员 马枫蔷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五日
书记员 丁玉洁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