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滦南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倴民初字第3023号
原告：滦南县倴城镇王东庄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唐春明，系该村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张作芳，滦南县倴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
被告：郭小光，农民。
被告：牛兴山，农民。
被告：牛双庆，农民。
被告：郭兴东，农民。
四被告委托代理人：张凤国，滦南县倴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滦南县倴城镇王东庄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王东庄村委会）与被告郭小光、牛兴山、牛双庆、郭兴东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王汝利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东庄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唐春明及其委托代理人张作芳，被告郭小光及四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张凤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东庄诉称，原告在管辖区内有养殖鱼塘250亩，2008年4月份，以公开面向本村村民招标的形式，将北大港开发区鱼池6号池（49.47亩）、7号池（6.18亩）、8号池（65.34亩）、9号池（61.4亩）、三角池（4亩）及扬水站南上水沟共计250亩，承包给本村村民王益山，承包期限为10年，自2008年4月11日至2018年4月11日，承包费为880008元，并签订了《渔场承包合同书》一份。承包人在2008年12月20日将承包的北大港鱼池转包给了本集体成员之外的被告郭小光、牛兴山等人，并同王东庄村委会三方签订了《大港鱼池转包协议》一份。2010年因政府开发建设北河新区，将8、9号鱼池及扬水站南上水沟被县政府征用，占地面积为131.27亩。按照县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规定，每年每亩按2000斤玉米的产量折合人民币补偿。2010年10月1日，王东庄村委会在没有通知村两委和召开村民代表会议的情况下，擅自与被告郭小光等人签订了《鱼池承包补充协议》，将承包合同到期前的补偿费归被告郭小光等人享有，其他合同内容不变。被告方在全体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只有村委会的印章的无效补充协议为依据，在2010年至2013年支取的4年补偿款。2012年，县政府由征用90.5亩鱼池，被告将2012年、2013年补偿90.5亩的鱼池的补偿款436940元非法支走。综上，为维护广大村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特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归还支走原告全体村民的补偿款436940元，其余多支部分等查清事实保留诉权。
原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
1、2008年4月11日，原告与王益山签订的《渔场承包合同书》及王益山的投标书（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将北大港鱼池250亩通过公开招投标的形式承包给本集体成员王益山及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
2、2008年12月20日，原、被告与牛兴敏三方签订的《大港鱼池转包协议》（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该转包协议违反《渔场承包合同书》的约定，并违反了民主议定原则；
3、2010年10月1日，原、被告签订的《鱼池承包补充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目的同上；
4、证人王某（现任村党支部书记、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振江（现任村党支部副书记、时任村党支部委员兼村委会委员）、王向英（时任村党支部委员兼村委会委员）、牛贵福（时任村民代表）、王向东（现任村委会会计、时任村民代表）、陈炳江（时任村民代表），用以证明第2、3号证据的签订没有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违反民主议定原则。
5、提交“兹领到”收条两张及《领取补偿款说明》一份，用以证明被告郭小光等人已经领取2010年度至2013年度的涉案鱼池的补偿款436940元。
被告郭小光等人辩称：2008年4月份，原告王东庄村委会以公开招标的形式将其所有的北大港开发区的6号、7号、8号、9号鱼池、三角池及扬水站南上水沟共计250亩承包给本村村民王益山，承包期限自2008年4月11日至2018年4月11日，承包费为880008元，双方签订了《渔场承包合同书》一份。2008年12月18日，王益山与牛兴敏离婚，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鱼池的承包经营权归牛兴敏享有。2008年12月20日，经原告王东庄村委会同意，牛兴敏将鱼池转包给被告郭小光等人，被告郭小光等人一次性交清了承包费880008元，并与原告王东村村委会、牛兴敏签订了《大港鱼池转包协议》一份，该转包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原告王东庄村委会与王益山签订的《渔场承包合同书》中的权利义务由被告郭小光等人享有和承担，据此被告郭小光等人合法取得了该鱼池的承包经营权。2010年，因滦南县人民政府开发北河新区的需要，将8、9号鱼池及扬水站南上水沟被县政府租用，占地面积为131.27亩，按照县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规定，每年每亩按2000斤玉米的产量折合人民币给付补偿费用。由于被告郭小光等人承包的部分鱼池被租用，导致被告郭小光等人的既得及预期利益无法实现。经镇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共同协商，并经原、被告充分协商后，原、被告双方于2010年10月1日签订《鱼池承包补充协议》一份，约定承包期内的补偿归被告郭小光等人享有。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后，双方一直如约履行，2012年，县政府因开发北河新区的需要，再次租用了被告承包的鱼池90.5亩。县政府责任倴城镇政府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对包括原、被告在内的涉及土地租用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规范和协调，明确了地上附着物归承包人所有的原则。由于原、被告之间已于2010年签订了补充协议并一直履行，故未对第二次租用的90.5亩鱼池进行书面约定，参照131.27亩鱼池的处理方法一致履行至2013年的补偿款。综上，王益山经公开招标形式承包北大港鱼池程序合法，牛兴敏取得该鱼池的承包经营权后，在承包期内转包给被告郭小光等人亦经原告王东庄村委会同意，该转包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的规定。根据《物权法》的规定，被告郭小光等人拥有合法的用益物权，且已履行多年。原、被告在转包协议的基础上签订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在2012年县政府再次租用被告承包的鱼池时，双方再次约定承包鱼池的补偿款归被告所有，即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符合法律规定，更合乎情理。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王东庄村委会的诉讼请求。
被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
1、2008年4月11日，原告与王益山签订的《渔场承包合同书》一份，用以证明王益山通过合法的招投标手续取得了原告所有的渔场的承包经营权；
2、王益山和牛兴敏《离婚协议书》一份，用以证明王益山与牛兴敏2008年12月18日协议离婚时，双方约定将王益山名下承包的鱼池归牛兴敏经营；
3、2008年12月20日，原、被告与牛兴敏三方签订的《大港鱼池转包协议》一份，用以证明牛兴敏在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将其经营的鱼池转包给被告郭小光等人；
4、承包费收据一份，证明被告履行了缴纳承包费的义务，概括承受了《渔场承包合同书》的权利义务；
5、2010年10月1日，原、被告签订的《鱼池承包补充协议》一份，用以证明原、被告双方协商将相关的土地补偿归被告方享有至合同期满。
6、证人王某的证明材料，用以证明签订《大港鱼池转包协议》及《鱼池承包补充协议》的事实经过，原告王东庄村委会是知情并认可的。
7、时任倴城镇副镇长李绍凯、牛东庄村时任及现任党支部书记牛金东、吴东庄村时任及现任党支部书记吴小来出具的证明各一份，用以证明政府开发北河新区过程中，倴城镇政府组织倴城人民法庭、倴城法律服务的相关人员及涉租村的村干部召开协调会，经承包户及村委会协商，村委会不退未到期的承包费，承包户享有承包期限内的补偿款的事实。
8、牛东庄村委会与本村村民牛兴江签订的《解除大港鱼池承包协议书》一份，用以证明牛东庄涉租鱼池的处理结果同协调会结果及本案原、被告的以往履行状况。
经审理查明：2008年4月11日，原告王东庄村委会（甲方）与本村村民王益山（乙方）签订《渔场承包合同书》一份，该承包合同书约定：原告王东庄村委会以公开招标的形式将其所有的北大港开发区的6号、7号、8号、9号鱼池、三角池及扬水站南上水沟共计250亩承包给王益山，承包期限自2008年4月11日至2018年4月11日，承包费为880008元。该合同第二条乙方的权利和义务第8款约定：“承包期内，乙方若转包他人，必须征得甲方同意，否则视乙方单方违约；合同期满，乙方必须按合同约定将渔场完好交归甲方”。第四条其他条款第1款约定：“如遇国家征用或政策变更需终止本合同，甲、乙双方必须无条件服从，不算任何一方违约，土地征用费用归甲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及生产经营损失归乙方，承包费按实际天数计算”。
2008年12月18日，王益山与牛兴敏（被告牛兴山的姐姐）离婚，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鱼池的承包经营权归女方。
2008年12月20日，原告王东庄村委会（甲方）、牛兴敏（乙方）、被告郭小光等人（丙方）签订《大港鱼池转包协议》，该转包协议约定：“将甲、乙、丙三方协商，王益山所承包北大港王东庄村鱼池大约250亩转包给丙方，租期为10年（2008年4月11日至2018年4月11日），租金10年为880008元，一次性交清。本协议签字之日起至协议终止，鱼池涉及的所有事项与乙方无关，一切权利和义务均归丙方所有。原乙方与王东庄村委会所签承包合同不变，且该协议丙方享有同等的权利义务”。该转包协议签订后，涉案鱼池一直由被告郭小光等人经营、管理至今。
2010年10月1日，原告王东庄村委会（甲方）与被告郭小光等人（乙方）签订《鱼池承包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约定：“乙方在2008年4月11日承包北大港开发区鱼池6、7、8、9、号池、三角池及扬水站南上水沟，共约计250亩。因县政府开发建设北河新区，与2010年将8、9号鱼池及扬水站南上水沟（东半面鱼池）被县政府租用共计131.27亩，根据县政府和相关部门规定，每年每亩按2000斤玉米产量折合人民币补偿。经甲、乙双方协商，承包合同到期前，补偿费归乙方。每年补偿费到甲方后，由甲方把当年补偿费转交给乙方。原乙方与王东庄村委会所签鱼池承包合同不变”。该补充协议签订后，被告郭小光等人从原告王东庄村委会领取了2010年至2013年度的131.27亩鱼池补偿费1220810元。另，2012年，县政府用租用涉案鱼池的另90.5亩，被告郭小光等人从原告王东庄村委会领取了2012年至2013年度90.5亩鱼池的补偿费436940元。尚未征用的28.23亩鱼池仍由被告郭小光等人负责管理。
另查明，在2008年至2010年签订三份合同过程中，当时王东庄村两委成员有王某（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王振江（党支部委员兼村委会委员）、王向英（党支部委员兼村委会委员及村现金管理人员）。在签订转包协议及补偿协议时，王某称和村两委其他成员进行了沟通、说明，但未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及全体村民会议。王振江及王向英称王某没有和他（她）们进行沟通、说明。在原告王东庄村委会从政府领取及向被告郭小光等人发放补偿款时需王某、王振江、王向英均签字。在2015年村两委换届选举后，王某任村党支部书记，唐春明任村委会的村主任。
再查明，在县政府征用北大港鱼池过程中，除涉及到王东庄的鱼池外，还涉及到了牛东庄、吴东庄的鱼池，经镇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及涉租村村干部召开协调会，考虑到双方的利益及村委会无力返还未到期的承包费等因素，经承包户和各村委会协商，形成了村委会不退未到期的承包费，承包户享有承包期限内的补偿的一致意见。
另说明，原告王东庄村委会就2012年被政府租用的涉案鱼池中的131.27亩另案起诉被告郭小光等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案号：（2015）倴民初字第3022号】，在该案中原、被告的陈述及对对方提交的相关证据的质证意见均同意在本案中适用。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渔场承包合同书》、《大港鱼池转包协议》、《鱼池承包补充协议》、《领取补偿款说明》、证人证言、《解除大港鱼池承包协议书》（牛东庄）等证予以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原告王东庄村委会与本村村民王益山签订《渔场承包合同书》经过公开招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无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之处，应认定合法有效。牛兴敏由于与王益山协议离婚，并约定渔场的经营权归牛兴敏亦符合法律规定。原告王东庄村委会、牛兴敏与被告郭小光等人签订《大港鱼池转包协议》经三方盖章（签字），《渔场承包合同书》第二条乙方的权利和义务第8款关于转包的约定中对第三人的身份并未禁止本集体经济成员之外的人，并且涉案鱼池由被告郭小光等人自2008年12月实际经营至被政府租用，尚未被租用的鱼池仍有被告郭小光等人实际管理，应认定该转包协议有效，被告郭小光等人取得了涉案鱼池的承包经营权。原告王东庄村委会与被告郭小光等人因部分鱼池被政府租用而签订的《鱼池承包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考虑到自身的情况而作出的补充约定，均属于对自己的权利、义务的处分，且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规定的情形，应认定合法、有效。
关于原告王东庄村委会主张转包协议及补充协议系时任村主任王某个人行为，并未召开村两委会议及村民代表会议、全体村民会议，违反民主议定原则。但民主议定原则调整的是村委会的行为，而不是市场交易行为，市场交易行为应由合同法予以调整，村民委员会成员故意或者过失违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应由无过错合同相对人的承担。当然，这里要区分在签订转包协议和补充协议时，是否属于当时参与的双方当事人是恶意串通，通过王某、李绍凯、牛金东、吴小来等证人证言，显然不能认定双方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并且在后续发放补偿款的过程中，也需要当时村两委成员共同签字才能发放，应认定村两委成员对转包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签订不管是是当时还是后来应是知情的。故原告王东庄村委会主张转包协议、补偿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对于2012年政府租用的90.5亩鱼池的补偿款的处理方法仍遵循补充协议的意见，并已经实际履行了2012—2013两个年度的补偿款，是当事人以实际行为表明了对补充协议的继续履行，并无不当之处。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滦南县倴城镇王东庄村民委员会要求被告郭小光、牛兴山、牛双庆、郭兴东返还436940元补偿款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860元减半收取393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汝利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刘文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