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4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联泰报关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捷，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黄芳，广东广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宝安物流代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匡立森。
委托代理人：陈弘，广东盈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市联泰报关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宝安物流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安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4）穗南法民二初字第1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诉讼中，宝安公司提供证据《代理进口协议书》一份，以证明联泰公司委托宝安公司代理进口行为。《代理进口协议书》载明委托人（甲方）为北京水墨木桐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水墨公司），代理人（乙方）为宝安公司，约定甲方委托乙方作为其进口葡萄酒项目的代理人（货物合同号为1009-003，价值21643.20欧元，件数1987箱）。双方约定甲方负责与外商洽谈成交及相应法律责任，甲方负责提供所有报关报检手续，并保证文件资料与实际货物在品名、数量和价格等资料上完全一致，一切由于货物与资料不符或货物价格偏低以至海关需进行估价而产生的法律和经济责任由甲方负担等。《代理进口协议书》没有填写签订时间。
2013年1月31日，广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以宝安公司2012年6月25日申报进口一批红葡萄酒（合同号1009-003）原产地证为假证，且葡萄酒存在掺杂掺假、以次充好情况，对宝安公司处予没收非法所得1401.28元并处85792元罚款。2013年2月4日宝安公司交纳上述罚没款项共87193.28元。
2012年10月18日，宝安公司、联泰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联泰公司委托宝安公司作进口贸易代理，并向宝安公司支付费用；联泰公司委托宝安公司代理进口货物，必须按照海关、商品检验以及相关部门对国家进口货物的有关规定，如实申报；宝安公司负责报关、报检、码头等相关操作工作。
2012年11月20日，联泰公司向宝安公司支付涉案进口葡萄酒（合同号1009-003）的代理费1401.28元（项目：水墨代理费）。
宝安公司提供2012年7月10日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两份（合同号：1009-003），显示报关申报单位为广东中衡报关有限公司，经营单位为宝安公司，收货单位为北京水墨公司。
2012年8月27日联泰公司向广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提供《情况说明》，称由于联泰公司业务上的需要新招聘业务人员陈果平，在业务开发过程中陈果平与梁建明相识，后者委托其帮忙进口法国红酒，由于联泰公司不具备相关服务资质（代理进出口经营权）和相关服务能力（在客户指定进口口岸没有服务能力）而无法承接上述业务，于是陈果平介绍相关公司为其提供相关服务。具体为：梁建明作为北京水墨公司负责人与联泰公司业务人员联系；由于北京水墨公司没有进出口经营权，故委托宝安公司代理此票货物进出口手续，双方签订代理进口协议书，等。
原审诉讼中，联泰公司提供陈果平《劳动合同续签审批表》，以证明陈果平作为宝安公司与北京水墨公司业务介绍人，在《代理进口协议书》签订后才入职联泰公司。
原审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向广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调取（2012）穗检罚【14】号行政处罚案中对联泰公司人员的调查笔录等。其中，广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2012年10月23日对联泰公司报检部经理黎伟民所作调查笔录中，黎伟民称：北京水墨公司委托我们进口这批红酒的物流报检报关，由于我们没有进出口经营权，我们找宝安物流作为收货人签订代理进口协议，另外我们还委托了中衡代理报检，所有报检资料是北京水墨公司的梁建明，即我们的客户，标签也是由他们提供的。此外，梁建明（北京木桐庄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代表）（北京木桐庄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木桐公司）就上述行政处罚案向广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提交《情况说明》一份，称关于联泰公司提供给贵局的情况说明有很严重错误，现声明北京木桐公司是委托联泰公司合作清关，不是和个人合作，而且我们并没有指定进口口岸；该批货物报检所提供的合同、发票、装箱单、原产地证明等文件是法国酒厂寄到我司后转给联泰公司。
宝安公司于2014年5月21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联泰公司支付宝安公司已付罚款85792元和被没收进口贸易代理费1401.28，并赔偿宝安公司利息损失（以87193.28元为本金自2012年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付清款项之日为止）。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委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合同。宝安公司主张联泰公司委托其代理涉案葡萄酒进口事项（货物合同号：1009-003），联泰公司不予承认。原审法院认为，虽然《代理进口协议书》载明委托人为北京水墨木桐酒业有限公司，但宝安公司陈述《代理进口协议书》实际联泰公司以宝安公司名义与北京水墨公司签订，实际是联泰公司委托宝安公司代理进口业务。结合本案其他相关事实和证据，宝安公司的上述主张应予采信。一、现没有证据证明北京水墨公司经过登记注册成立。二、2012年8月27日联泰公司向广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表示是陈果平入职联泰公司后在业务开发过程中与梁建明相识，梁建明委托涉案葡萄酒进口业务。因此联泰公司关于陈果平作为宝安公司与北京水墨公司业务介绍人，在《代理进口协议书》签订后才入职联泰公司的陈述不可信。三、2012年10月23日广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对联泰公司报检部经理黎伟民调查笔录中，黎伟民表示北京水墨公司委托联泰公司办理涉案葡萄酒进口的报检报关，由联泰公司找宝安公司作为收货人签订代理进口协议，并由联泰公司委托广东中衡报关有限公司报检，北京水墨公司的梁建明系联泰公司客户。四、梁建明向广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提交的《情况说明》表示北京木桐公司是委托联泰公司合作清关，不是和个人合作，涉案货物报检所提供文件是提供给联泰公司。五、联泰公司向宝安公司支付了涉案葡萄酒进口代理业务的代理费。上述证据互相印证，可以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北京水墨公司（梁建明）委托联泰公司办理涉案葡萄酒进口业务，之后联泰公司以北京水墨公司名义与宝安公司签订上述《代理进口协议》。陈果平、黎伟民作为联泰公司的职员与宝安公司联系涉案葡萄酒进口代理业务，系职务行为，行为后果应由联泰公司承担。因此，宝安公司、联泰公司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或转委托合同关系。宝安公司作为委托人应依约承担保证所有报关报检文件资料真实的责任。另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七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时，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损失时，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涉案进口葡萄酒因原产地证为假证，以及存在掺杂掺假、以次充好情况致使宝安公司被国家行政管理部门罚款。现无证据证明宝安公司对该处罚存在过错。因此联泰公司对宝安公司该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宝安公司要求联泰公司赔偿损失87193.28元，合法有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因宝安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对赔偿款支付时间作出约定，或宝安公司曾向联泰公司追讨过赔偿款，因此宝安公司要求自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计算利息损失，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利息损失可自宝安公司起诉之日起算。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于2014年6月19日作出判决：一、联泰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宝安公司支付赔偿款87193.28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87193.28元为本金自2014年5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宝安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92元，由宝安公司负担102元，由联泰公司负担990元。
判后，上诉人联泰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1.宝安公司与北京水墨公司所签订合同的时间应为2012年2月份。原审法院在查明事实部分认为宝安公司与北京水墨公司所签订的《代理进口协议书》没有填写签订时间，联泰公司认为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因为宝安公司在原审的《民事起诉状》中确认了宝安公司与北京水墨公司在2012年2月份签订合同的事实，且在原审开庭初期也对该事实未做任何更正，直至联泰公司提出，介绍宝安公司与北京水墨公司认识的陈果平先生是在2012年5月1日入职联泰公司，所以不属于职务行为，不应将本案联泰公司作为被告的观点时，宝安公司才临时对该时间进行了变更。联泰公司认为，宝安公司在诉讼前聘请了专业律师作为其代理人，双方对于案件的基本事实肯定是进行了多次核实才会起草并递交诉状，也就是说，该诉状可以作为宝安公司的一份证言予以采信。现宝安公司在发现该证言对自己不利、且在没有提交任何其他证据推翻其证言真实性的情况下，所变更的合同签订时间的理由不应被原审法院采信。因此，根据上述理由，结合陈果平是在2012年5月1日入职联泰公司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陈果平介绍宝安公司与北京水墨公司签约的行为应视为职务行为，并因之追究联泰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2.原审法院调取的梁建明的证言不能作为本案事实的认定依据。经过调查核实，本案涉案的北京水墨公司并不存在，梁建明在该公司所担任的具体职务也无法核实。但是根据梁建明向广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所提供的证言显示，其声明与联泰公司存在委托合作清关关系的是北京木桐公司，经联泰公司在原审庭后核实，该公司成立于2011年12月1日，显然与涉案的北京水墨公司是两个不同的法人单位。原审法院据此认为联泰公司与北京水墨公司存在合作关系，显然缺乏事实依据。而且，即使两家公司存在关联性，联泰公司认为该陈述也明确说明了联泰公司接受北京木桐公司的委托业务是进行清关事务的处理，也不是本案的进出口代理业务。所以，原审法院将该证言作为认定联泰公司与北京水墨公司就进出口业务的代理存在委托关系，缺乏事实依据。3.联泰公司与北京水墨公司不存在委托关系。原审法院认为联泰公司在2012年8月2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和2012年10月23日由黎伟民出具的《调查笔录》，可证明联泰公司与宝安公司存在委托关系。联泰公司认为上述两份证据不能证明该事实。首先，两份证明都明确表示，由于联泰公司没有进出口经营权，所以没有接受北京水墨公司进出口业务的委托，这里需补充说明的是，联泰公司的这一拒绝行为并不是向北京水墨公司作出的，而是对陈果平这一介绍人作出的，联泰公司从未就该业务与北京水墨公司进行直接的联系。其次，陈果平询问联泰公司是否可与北京水墨公司办理进出口业务的委托，正是因为陈果平对联泰公司业务范围的不了解，如本次委托为陈果平入职之后的职务行为，同时根据宝安公司声称合同是在2012年6月份签订等事实，那么联泰公司认为，陈果平作为联泰公司的高管人员，不可能在入职一个多月后，还对联泰公司是否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基本问题都没弄清楚，进而介绍这个业务给联泰公司操作。所以根据相关证据和逻辑分析，应认定与北京水墨公司的这单业务是陈果平入职前向联泰公司介绍不成，转而向宝安公司介绍的私人行为，合同签订的时间应为2012年2月份。对于两份证言中表述不清部分，联泰公司认为正是由于联泰公司人员未能直接洽谈该单业务，且又因为在陈果平入职后协助其对后期工作进行了部分处理，所以才会对该单业务的具体情况说不清楚。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宝安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联泰公司与北京水墨公司签订了《委托合同》，反而提供了自己与北京水墨公司签订的《代理进口协议书》，甚至也没有提供联泰公司与宝安公司关于北京水墨公司业务而签订的《委托合同》，更为重要的是，联泰公司也从未就该业务收取北京水墨公司的代理费用。综上，原审判决认定双方存在委托关系，且联泰公司需承担赔偿责任，缺乏必要证据。4.宝安公司存在过错责任。宝安公司成立于2009年11月13日，经营范围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代办货物运输手续；普通货物装卸；运输信息咨询；批发和零售贸易、商品及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规定前置审批及专营专控商品、技术或项目除外）”，注册资金500万。进出口经营权是指拥有进出口权的企业，可依法自主地从事进出口业务；无进出口经营的企业，可自行选择外贸代理企业，并可参与外贸谈判等。我国外经贸部出台了《关于调整私营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申请自营进出口经营权资格条件的通知》、《关于调整企业申请进出口经营权的资格条件及加强后期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调整进出口经营资格有关规定的通知》、《关于进口经营资格管理的有关规定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对从事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所应遵循的法律和注意的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特别是对于不具备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只能自行选择外贸代理企业从事进出口业务进行了明文规定。因此联泰公司认为宝安公司作为一家规模较大的专门从事商品及技术进出口的专业企业，对于委托客户的资信情况、货物情况、所接受委托应处理的委托事项、及所需要的程序和资料等信息及经验是远远高于联泰公司的。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代理报检企业接受进出口商品的收货人或者发货人的委托，以委托人的名义办理报检手续的，应当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提交授权委托书，遵守本条例对委托人的各项规定；以自己的名义办理报检手续的，应当承担与收货人或者发货人相同的法律责任。委托人委托代理报检企业、出入境快件运营企业办理报检手续的，应当向代理报检企业、出入境快件运营企业提供所委托报检事项的真实情况；代理报检企业、出入境快件运营企业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办理报检手续的，应当对委托人所提供情况的真实性进行合理审查”的规定，联泰公司认为，宝安公司既具备对进出口代理的丰富业务经验，也因为相关资料都在宝安公司掌握下，十分方便对资料真实性进行相关审查，所以理应由宝安公司依法承担相应责任。二、原审法院程序错误。1.无论是本案的书面证据还是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均确认本案的最大过错方是北京水墨公司，其以未注册的公司名称与他人签订合同，其委托进口的货物存在以次充好的违法行为都明白无误的证明了其的严重过错责任。所以，联泰公司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的规定，原审法院在原审审判过程中，理应依职权追加北京水墨公司或其负责人作为本案第一被告，并应该就其过错行为判令其向本案宝安公司承担赔偿责任。2、根据原审法院送达的《举证通知书》第八条的规定，宝安公司理应在举证期限届满的七日前书面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但是宝安公司是在原审庭审过程中口头申请，所以联泰公司认为原审法院同意调查取证的申请缺乏法律依据。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原审法院认为联泰公司与宝安公司之前存在委托关系，联泰公司认为该认定是错误的。1.本案为介绍人陈果平与宝安公司之间形成的居间关系而非委托关系。根据《合同法》第396条的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显然，本案联泰公司并没有事务要求宝安公司处理，而是北京水墨公司委托宝安公司进口红葡萄酒，同时，根据《代理进口协议书》也均能认定与宝安公司存在委托关系的，应该是北京水墨公司或其负责人。联泰公司认为根据证据显示，陈果平介绍宝安公司与北京水墨公司签订《代理进口协议书》的行为应视为一种居间行为，即《合同法》424条“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业务”。既然陈果平仅是居间人的身份，那么其根本没有法定义务对北京水墨公司和宝安公司如何签订及履行合同的细节等事项进行审查。2.即使认定联泰公司与宝安公司存在委托关系，联泰公司也不存在过错行为。按照《合同法》第406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受托人依法因其过错承担责任。原审庭审过程中，联泰公司多次提出，本案关键的几个当事人所存在的过错和过失责任：（1）北京水墨公司在并未进行工商注册的情况下，私刻公章与他人签订合同的违法行为；（2）北京水墨公司委托宝安公司进口的红葡萄酒存在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违法行为；（3）宝安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未对北京水墨公司进行基本的资信调查，以致上当受骗的过失行为，和宝安公司未对北京水墨公司所递交的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合理审查的过错行为。联泰公司认为，本案宝安公司的损失显然是因为北京水墨公司的过错行为导致，宝安公司理应根据双方签订的《代理进口协议书》第一条的约定，向北京水墨公司或其联系人梁建明追究民事或刑事责任，原审法院在调查事实后，理应将北京水墨公司或其相关负责人追加为案件的被告。但是，在案件事实这样明朗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忽视实际过错方，判令联泰公司承担所有的赔偿责任。联泰公司认为，即使原审法院认为联泰公司为案件的第一委托人，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但宝安公司未对受托事务进行最基本的一般注意义务，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原审庭审过程中，宝安公司代理律师声称，因为担心提出行政复议导致广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对宝安公司以后的经营行为制造不必要的障碍，所以虽然他们认为该处罚不合理但也同意了该局对其作出的处罚决定。那么退一步说，原审法院现直接要求联泰公司替代宝安公司承担上述不合理的罚款责任，岂不是剥夺了联泰公司向相关部门提出异议的权利。综上所述，联泰公司认为，广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作出由宝安公司（受托方）对北京水墨公司的过错责任承担罚款的结果也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如果原审法院认为宝安公司仅收取1401.28元的服务费就要赔偿87193.28元存在不合理，那么原审法院在联泰公司未收取任何费用的情况下，就作出由联泰公司承担87193.28元赔偿责任的判决就更加不公平了。本案应查明北京水墨公司及其负责人的过错责任，并判令其对自己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据此，联泰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联泰公司无须承担赔偿责任或发回重审；二、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宝安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宝安公司答辩称：不同意联泰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原审判决。1.联泰公司与北京水墨公司签订合同的时间，在本案中没有证明的意义，应以联泰公司的职员在检疫局所作的笔录为准，因为当时尚未发生本案纠纷，故该笔录应该是可信的，所以2012年6月份才是正确的签订合同的时间。2.梁建明的证言也是原审法院从检疫局调取的，和联泰公司的2名职员一同在检疫局做了笔录，这3人的说法互相印证，可以采信。3、联泰公司是否与北京水墨公司存在委托关系与本案无关。本案是联泰公司与宝安公司存在委托关系。北京水墨公司没有工商登记。工商局在处罚时也告诉宝安公司没有查到北京水墨公司。4、宝安公司在本案中不存在任何过错，宝安公司是依据联泰公司向宝安公司移交的材料办理代理手续。对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宝安公司只能作形式上的审查。联泰公司提供虚假的材料导致宝安公司被罚款，故联泰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联泰公司在向宝安公司赔偿后向他人追偿与本案无关。5、北京水墨公司不存在，不可能追加其为本案当事人。故原审法院不存在程序上的问题。6、陈果平是联泰公司的职员，检疫局的笔录中有反映，是真实可信的。陈果平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后果应由联泰公司承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对原审查明的事实，联泰公司认为：1.根据宝安公司在起诉状中已经确认《代理进口协议书》的签订时间是2012年2月份；2.梁建明与陈果平洽谈该涉争议的业务时，陈果平并未入职联泰公司。北京水墨公司和联泰公司都没有进出口经营权，陈果平介绍宝安公司与北京水墨公司认识，并最终由宝安公司代理此票货物进出口手续；3.陈果平介绍宝安公司作为收货人签订代理进口协议，另外陈果平介绍了广东中衡报关有限公司给宝安公司，并由宝安公司委托广东中衡报关有限公司代理报检。对此，宝安公司认为：1.宝安公司在起诉状中对《代理进口协议书》的签订时间表述为2012年2月份是笔误，应该结合案件事实来认定具体的签订时间；2.对联泰公司的陈述不予认可。双方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4年6月18日，原审法院对本案进行第二次庭审，其中，原审经办人员称：“本院在2014年6月13日由经办人及工作人员到广州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进行了调查取证，查阅并复印了广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对黎伟民的笔录，以及梁建明向广州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做的情况说明。现在出示给双方，请双方发表质证意见”。联泰公司称：“我方对该证据无异议。该证据确实证明了我方的主张。即，北京木桐公司或者是梁建明将报关和物流委托给了被告，由于被告没有进出口代理的资质，因此才找到原告。故原告是受被告的委托进行进口代理的。且所有文件材料（导致原告被行政处罚的相关文件资料）都是由木桐公司或者梁建明交给被告公司处理的”。
本院再查明，二审庭询过程中，1.联泰公司与宝安公司均称无法提交北京水墨公司的企业信息或负责人的身份资料；2.本案于2014年8月21日第一次庭询时，宝安公司称：“这票货是放在上诉人仓库的”，本院接着问：“货物被查扣时是否放在上诉人仓库”？联泰公司答：“陈果平在2012年5月入职我方，故陈果平将案涉货物放到其熟悉的仓库是正常的，我方只是一个保管货物的身份。仓库的保管身份不能作为所有人的身份。货物被查扣时确实存放在我方仓库”。庭询后，联泰公司向本院邮寄了《情况说明》，称联泰公司没有仓库，案涉货物未存放于联泰公司的任何地点。2014年9月25日第二次庭询时，宝安公司称商检局一开始查找案涉货物的当事人时是找联泰公司，案涉货物的存放仓库应该是公用仓库。联泰公司与宝安公司均坚持称对案涉货物是由谁办理仓储手续的事实不予补充举证，并愿意承担相应的诉讼风险。
二审诉讼期间，联泰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下列证据：1.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查询的北京木桐公司的信息打印件，其中注明该公司成立于2011年12月1日，梁建明为该公司投资人之一，担任监事职务，拟证实北京木桐公司与北京水墨公司是两个不同的法人，原审法院将梁建明所称的北京木桐公司委托联泰公司清关，作为北京水墨公司委托宝安公司清关是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的。2.陈果平与联泰公司签订的《广州市劳动合同》，注明合同期限为2012年5月1日至2014年5月1日，拟证实陈果平于2012年5月1日入职联泰公司；3.联泰公司《社会保险登记证》（社险粤字68082385号）、陈果平缴纳社保的缴费历史明细表，记载联泰公司自2012年5月开始为陈果平缴纳社保费用，拟证实陈果平于2012年5月才入职联泰公司。对此，宝安公司质证认为：1.北京木桐公司与宝安公司认为的签订合同的公司不是同一个公司，北京木桐公司的企业信息与本案无关。案涉争议的货物是在联泰公司的仓库中，检验检疫局首先是到联泰公司处调查，最后才到宝安公司调查；2.对联泰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不予认可；3.对陈果平社保缴纳记录真实性没有异议，宝安公司在起诉状中称于2012年2月与陈果平签订合同是笔误，实际是2012年6月。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上诉争议的主要焦点，一是联泰公司与宝安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二是案涉争议的罚款85792元及被没收的进口贸易代理费1401.28元，共计87193.28元的损失应由谁负担。
关于上述争议的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首先，宝安公司主张受联泰公司的委托进行案涉货物（货物合同号：1009-003）的进口贸易代理的事实，有宝安公司提交的《代理进口协议书》、宝安公司与联泰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原审法院向广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调取的联泰公司报检部经理黎伟明的笔录、梁建明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以及联泰公司向宝安公司支付案涉货物的代理费1401.28元的事实予以证实，上述证据的内容和事实可以互相印证，已达到民事诉讼举证盖然性的要求，可以证实宝安公司的主张。其次，联泰公司否认与宝安公司之间存在案涉货物的进口贸易代理关系，其主要的事实理由是宝安公司在起诉状中自认于2012年2月份与北京水墨公司签订《代理进口协议书》，而作为介绍人的陈果平是在2012年5月才入职联泰公司，故陈果平的行为不能代表联泰公司。对此，本院认为，即使联泰公司主张的事实成立，但此后联泰公司与宝安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联泰公司向宝安公司支付了案涉货物进口贸易代理费1401.28元，结合原审法院向广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调取的联泰公司报检部经理黎伟明的笔录中的陈述，也可以证实宝安公司与北京水墨公司签订《代理进口协议书》的行为实际是受联泰公司的委托所为。综上，原审认定联泰公司与宝安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联泰公司上诉主张原审法院对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的意见，据理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述争议的第二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七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时，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证实，案涉货物的报检资料均是先由联泰公司提供给宝安公司，后由宝安公司提交给广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故相对于宝安公司而言，联泰公司必须保证提供给宝安公司的资料的真实合法性。否则，联泰公司需对宝安公司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联泰公司上诉主张宝安公司未慎重审查案涉报检资料，存在过错，而联泰公司不存在过错，故不需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据理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判令联泰公司向宝安公司赔偿罚款85792元及相应的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但对于宝安公司被没收的进口贸易代理费1401.28元，本院认为，该款实际是宝安公司在合法情况下履行合同的可得利益，案涉代理进口的货物因违法原因被相关政府部门查扣，证实案涉代理进口合同不具备合法履行的条件，且联泰公司已经向宝安公司支付了该进口贸易代理费1401.28元，故宝安公司再向联泰公司主张赔偿该1401.28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对此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至于联泰公司上诉主张原审审理程序违法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联泰公司与宝安公司均明确表示无法提交北京水墨公司或其负责人的身份资料，故本案不具备追加北京水墨公司或其负责人的条件；其次，联泰公司在原审第二次庭审过程中明确表示对原审法院向广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调查所得的证据无异议，且根据原审法院调取的证据发表于己有利的意见，现上诉主张原审法院调查取证违法，与其在原审中的意见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对联泰公司上诉主张原审审理程序错误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惟对宝安公司主张的要求联泰公司主张赔偿的进口贸易代理费1401.28元处理错误，本院予以纠正。联泰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其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对其不成立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4）穗南法民二初字第15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4）穗南法民二初字第15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广州市联泰报关物流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广州宝安物流代理有限公司支付赔偿款85792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85792元为本金自2014年5月2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被上诉人广州宝安物流代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当事人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92元，由上诉人广州市联泰报关物流有限公司负担1074元，被上诉人广州宝安物流代理有限公司负担1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184元，由上诉人广州市联泰报关物流有限公司负担2148元，被上诉人广州宝安物流代理有限公司负担3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革花
审判员 张纯金
审判员 徐 艳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日
书记员 陶智斌
刘稀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