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一中民再终字第30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仇皓扬（曾用名仇晓东），男，1978年1月9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陶伟，男，1969年11月8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徐立安，北京市乾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尹福明，男，1973年8月20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仇晓东因与被上诉人陶伟、原审被告尹福明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3）海民再初字第000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仇晓东，被上诉人陶伟及其委托代理人徐立安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尹福明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仇晓东在一审法院起诉称，仇晓东经陶伟介绍认识尹福明，并于2008年6月11日与二人签订委托投资协议书，仇晓东出资200万元港币委托陶伟、尹福明炒股，合作期限为2008年6月11日至2008年11月30日。合作期间，如盈利在50%以上，则盈利部分仇晓东得70%，陶伟、尹福明得30%；盈利低于50%，陶伟、尹福明不分红。如合作期满，仇晓东账户的资金低于200万元港币，陶伟、尹福明须在5天之内将低于部分补齐。协议签订后，仇晓东按约定提供了资金，但合作期满后，仇晓东发现账户只剩0元，仇晓东立即要求陶伟、尹福明补齐，但遭到拒绝。故仇晓东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陶伟、尹福明无条件支付赔偿仇晓东200万元港币；二、赔偿仇晓东从2008年12月5日起按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三、陶伟、尹福明之间承担连带责任。本案诉讼费用由陶伟、尹福明承担。
陶伟在一审法院答辩称，不同意仇晓东的诉讼请求：第一，陶伟不是证券经纪机构，其与尹福明二人不能从事证券经纪事务。当事人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书中包含固定收益的保底条款，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此保底条款无效，该条款是属于目的条款和核心条款，故委托投资协议书应当属于法定无效；第二，委托投资协议书第八条约定的生效条件并未成就；第三，从仇晓东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即建仓明细和交易明细等可以看出，委托投资协议书并没有实际履行；第四，陶伟仅仅是尹福明与仇晓东之间的介绍人，并未实际操作港股，对此仇晓东的原律师赵永军曾于2009年4月27日从山东文鼎律师事务所使用号码为EH249942274CN的EMS特快专递向陶伟寄出一份免责证明，在证明中明确确认陶伟只是介绍人，未参与港股的实际操作，不负责该账户的损失，仇晓东不要求追究陶伟的法律责任；第五，委托投资协议书所涉及的港股交易当时在大陆是无法操作的，必须通过在广州、深圳的港方证券经纪机构、代理机构进行实际操作，陶伟以其自然人身份无法操作港股。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仇晓东的诉讼请求。
尹福明未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6月11日，委托方仇晓东（甲方）与受托方尹福明、陶伟（乙方）签订一份委托投资协议书，协议主要条款约定，甲方提供甲方在南华、招商（经纪行）开立的账户，并开通网上交易，将上述账户中的港币200万元委托乙方进行投资管理。甲方提供账户的交易密码供乙方进行操作。双方合作期限为2008年6月11日至2008年11月30日。甲方应保证资金来源的合法性，并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甲方享有对甲方账户除操作权以外的所有权限。甲方委托乙方对甲方账户中的200万元进行管理。在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乙方投资于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的投资品种。合作期满或乙方卖掉所投资品种后，如果甲方委托乙方进行投资操作的200万元资金的投资收益率超过50%，则超过委托资金200万元以上的部分，甲、乙双方按照70%：30%的比例分成，即甲方应于合作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无条件按照乙方的划款指令向乙方支付超过委托资金200万元以上部分的30%；合作期满或乙方卖掉所投资品种后，如果甲方委托乙方进行投资操作的200万元资金的投资收益率低于50%，乙方无权参与分配甲方委托资金产生的收益。合作期满后，如果甲方账户总资产低于200万元，乙方应于5个工作日内无条件向甲方支付低于200万元的部分。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后，甲方将资金存入指定账户之时生效。
经核对，2008年8月31日，仇晓东、尹福明、陶伟共同在附件建仓明细上签字，确认实际发生交易明细，该明细显示现值、账面利润、市值等项内容。
一审诉讼中，陶伟提交证明一份，并称该证明系仇晓东原律师赵永军从山东文鼎律师事务所通过EMS特快专递邮寄给陶伟的，该证明内容为：仇晓东与尹福明、陶伟合作港股投资，其协议中陶伟只是作为介绍人，未参与港股的实际操作，陶伟不负责该账户的损失，仇晓东将不追究陶伟的法律责任。落款处证明人“仇晓东”系打印字体，上捺手印，落款日期为2009年4月27日。仇晓东称对该证明记不清了，并提交一份陶伟于2009年8月9日与仇晓东签订的协议，内容为：仇晓东（债权人）与陶伟（债务人）签订协议，约定还款金额为193万元，还款期限至2009年8月31日前还清，利率按照月利率1%执行，具体为每月19300元。陶伟认可该协议的真实性，但称签署该协议系认识错误，因为此前仇晓东已向其出具过免责证明，故以为签订该还款协议也不用承担法律责任。经询，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还款协议中约定的还款金额193万元与委托投资协议书中约定的200万元港币系同一笔款项。
一审诉讼中，一审法院就委托投资协议书的效力依法进行释明后，仇晓东仍坚持主张该委托投资协议书合法有效，并坚持其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仇晓东与尹福明、陶伟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书，以仇晓东委托尹福明、陶伟代其操作相关股票账户内的款项，并依据交易的收益情况分配利润为主要内容，并有如果仇晓东账户总资产低于200万元港币，尹福明、陶伟应于5个工作日内无条件向其支付低于200万元的明确约定，故委托投资协议书属于委托理财合同性质。
陶伟在诉讼中抗辩委托投资协议书生效条件未成就，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委托投资协议书中约定“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后，甲方将资金存入指定账户之时生效”，当事人在协议中亦约定“甲方提供甲方在南华、招商（经纪行）开立的账户”，从2008年8月31日仇晓东、陶伟、尹福明签署的建仓明细可见，三位当事人已就实际操作发生的交易情况进行了核实确认，应视为已实际履行了委托投资协议书，故一审法院对陶伟辩称该协议并未生效的理由不予采纳。
因委托投资协议书中约定有“合作期满后，如果甲方账户总资产低于200万元，乙方应于5个工作日内无条件向甲方支付低于200万元的部分”的内容，该条款性质上属于保底条款。因该条款内容违反相关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应属无效。因保底条款属于委托理财合同之目的条款或核心条款，不能成为相对独立的合同无效部分，故保底条款无效应导致委托理财合同整体无效，一审法院确认当事人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书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关于委托投资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一审法院在诉讼中向仇晓东依法释明后，仇晓东仍坚持该协议书合法有效，并依据该协议书约定要求尹福明、陶伟就其主张的200万元港币及利息损失承担连带责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是：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无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由此可见，合同有效，当事人之间承担的是履行合同义务及不能履行时的违约责任；合同无效，则当事人承担的是返还取得的财产，过错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合同有效和无效，其法律后果和当事人承担的民事责任性质及形式不同，现仇晓东主张委托投资协议书有效，并据此要求尹福明、陶伟连带承担合同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仇晓东可在确认委托投资协议书无效的基础上，另行主张其相关权利。
尹福明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裁判。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仇晓东、尹福明、陶伟于二○○八年六月十一日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书无效；二、驳回仇晓东的诉讼请求。
仇晓东不服一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仇晓东、陶伟、尹福明签订《委托投资协议书》后，仇晓东、陶伟另行签订了还款协议书，并据此向仇晓东偿还了5000元，由此可见，仇晓东、陶伟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书》是真实的，且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采用“保底条款”的术语没有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只有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才能构成合同无效的理由，一审法院的判决显失公平。因陶伟在协议书签订时是北京长城基金公司负责投资理财业务的青岛地区经理，其当时应该知道与仇晓东签订的协议书系无效合同，如果该《委托投资协议书》被认定无效，陶伟应承担因其恶意给仇晓东造成的经济损失。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令：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3）海民再初字第00035号民事判决，依法维持（2009）海民初字第10920号民事判决；诉讼费、律师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陶伟答辩称：陶伟并未给付过仇晓东5000元，陶伟只是《委托投资协议书》的一个中间人。仇晓东曾经给陶伟开具过免责证明，故陶伟对该协议不应承担实际责任。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二审审理期间，仇晓东向本院提交了一份银行对账单，用以证明陶伟与仇晓东签订还款协议后，陶伟曾按照约定支付仇晓东三笔款项。陶伟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是其基于与仇晓东之间其他借款关系的付款行为。
本院经对上述证据审查后认为，因陶伟不否认该证据的客观真实性，故本院对银行对账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因该证据与本案处理的争议不具有直接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
陶伟、尹福明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上述事实尚有双方当事人在二审审理期间的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首先，本案是作为委托人的仇晓东，将资金委托给受托人陶伟、尹福明。由陶伟、尹福明在一定期限内（2008年6月11日至2008年11月30日）管理、投资于证券、期货等金融市场，并按期支付给仇晓东一定比例收益的资产管理活动所引发的具备委托理财性质的合同纠纷。
其次，各方在《委托投资协议书》中约定“合作期满后，如果甲方账户总资产低于200万元，乙方应于5个工作日内无条件向甲方支付低于200万元的部分”，由此可知，作为合同甲方的仇晓东，在陶伟、尹福明对仇晓东交付的资金进行经营管理的过程中，无论盈亏，仇晓东均可以保证收回全部投资本金，合同上述条款的性质显然具有保底条款的性质。因保底条款属于委托理财合同的核心条款，不能成为相对独立的合同无效部分，保底条款无效将导致委托理财合同整体无效。此外，因保底条款的约定干扰了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违反了与金融有关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各方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书》无效并无不当，仇晓东关于《委托投资协议书》真实且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再次，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就《委托投资协议书》的合同效力问题，向仇晓东依法进行释明。释明后，仇晓东仍然坚持《委托投资协议书》有效，并且按照合同有效的处理原则向陶伟、尹福明主张违约责任。因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合同有效及无效的处理原则及法律后果不同，合同有效，债权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内容追究债务人的违约责任，合同被认定无效，债务人承担返还财产，过错方还应承担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基于此，在法院关于合同效力的认定与当事人认定不一致，且当事人仍坚持原有的起诉主张时，一审法院仅对合同无效进行了认定，而驳回仇晓东的其他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对于仇晓东的合法权益，可以按照合同被认定无效后的处理原则另行主张，本案不应作出处理。仇晓东关于陶伟应当知道其与仇晓东签订的《委托投资协议书》系无效合同，如果该《委托投资协议书》被认定无效，陶伟应承担因其恶意给仇晓东造成经济损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仇晓东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二万二千八百元，由仇晓东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二万二千八百元，由仇晓东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金 莙
代理审判员 阎 炜
代理审判员 黄晓丰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王东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