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鼓民初字第427号
原告：李某甲，男，2014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
法定代理人：李某乙（原告父亲），住址同上。
法定代理人：李某丙（原告母亲），住址同上。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彧。
被告：南京鼓楼医院，住所地南京市鼓楼区中山路***号。
法定代表人：韩光曙。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洁。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玫玫。
原告李某甲与被告南京鼓楼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甲的法定代理人李某乙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彧，被告南京鼓楼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洁、黎玫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某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母亲李某丙于2014年8月2日在被告处产下原告，于8月5日出院。在此期间，被告未按照《母婴保健法》和《孕产期保健工作规范》的规定对原告进行新生儿全面体检及胎龄、生长发育评估，对原告左侧外耳畸形及臀背部明显窦洞视而不见，未在《江苏省儿童保健手册》上填写。原告父母发现原告有面部发紫、哭时嘴唇紫、腿抽搐等情况，询问被告，竟被告知“是脐带勒的，没关系”。原告出生1月20天时，原告父母依规定带原告前往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做例行体检，才得知原告存在脑神经发育异常，而出生时面部发紫且腿抽搐情形就是该异常的表征，但原告已经错过最佳治疗时间，如果在出生第一个月就进行治疗，效果将比现在有质的差异。另原告还存在左侧外耳畸形、臀背部窦道（脊柱裂体表特征）、房间隔缺损、肺动脉交叉、听力低下、肝右叶肿瘤、髋关节发育不良、××变需要治疗，给原告带来了巨大精神痛苦。在与被告交涉过程中，原告父母发现被告保存的原告《新生儿记录》与《江苏儿童保健手册》记载不一致，且《江苏省儿童保健手册》上接生医师姓名已被人为刮去，故被告存在篡改病历的情形。原告认为，由于被告未按规定进行新生儿体检，造成原告丧失了最佳治疗时间，导致治疗效果不可逆地大大降低，属于重大漏检误诊，侵犯了原告的权益，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南京鼓楼医院辩称，1、原告出生后，被告对其进行了基本检查，发现原告的耳部畸形及听力异常，在《新生儿记录》中记载并告知原告父母，也建议至儿童医院复查；2、原告在被告医院期间，被告未发现其臀背部窦道，但该缺陷与原告后期逐渐发现的多发畸形和肝脏右叶占位等问题没有关联性；3、原告的房间隔缺损、肝脏右叶占位等问题，都是需要新生儿出生后经过一段时间发育发展才能发现；4、因考虑到原告后期生活和入学的等问题故在《江苏省儿童保健手册》上没有填写畸形的情况；综上，被告的诊疗行为不存在过错，原告存在的缺陷是其自身基因缺陷造成的，故被告不应承担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查明，2014年8月1日，孕妇李某丙因“停经37+5周，阴道流液2小时”入住被告南京鼓楼医院产科，高危因素记录：胎膜早破、××，入院诊断：G1P0妊娠37+5周待产LOA，胎膜早破，××；入院后予以胎心监测、监测血糖血压、观察胎心胎动及产程发动情况、抗生素预防感染等。8月2日03:15，李某丙自产娩出一男婴（即原告李某甲），体重3015g，Apgar评分1分钟9分、5分钟10分；产时记录：2014年8月2日03:30～04:00母婴早接触、早允吸，新生儿记录：左耳廓粘连畸形（根据江苏省儿童保健手册新生儿出生情况记录：新生儿无畸形；新生儿听力筛查未通过，建议南京市儿童医院筛查听力）；8月5日母婴出院。
2014年9月22日，原告因“发现外耳畸形50天，臀背部窦道20天”入住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儿科。入院诊断：外耳畸形、隐形脊柱裂？。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发育较同龄儿落后，予康复、营养神经等治疗。原告脑保护疗程结束，于10月3日出院。出院诊断：外耳畸形、先天性背部皮肤窦道、房间隔缺损、肝血管瘤？、髋关节发育不良？。后原告因“发育迟缓”分别于2014年10月23日至10月30日、11月24日至11月29日入住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行康复等治疗。
2014年11月29日，原告因“B超发现肝右叶包块2月余”入住南京市儿童医院新生儿外科。入院诊断：肝右叶占位、血管瘤？，左侧外耳畸形，房间隔缺损，先天性背部皮肤窦道，发育迟缓。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考虑合并畸形较多，手术风险极大，经医患沟通，原告父母要求转院治疗，12月6日原告出院。出院诊断：肝右叶占位，左侧外耳畸形，房间隔缺损，骶尾部皮肤窦道，第一二腮弓综合症，发育迟缓。
2014年12月9日，原告入住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肿瘤科，12月22日在全麻下行“肝脏肿瘤切除术”，术后出现肠梗阻症状，12月27日在全麻下行“肠粘连松解术”，2015年1月1日原告出院。出院诊断：××变，先天性外耳畸形（左侧），皮肤窦道（骶尾部），生长发育迟缓，先天性卵圆孔未闭，肠梗阻伴粘连，1月19日病理报告（2014年12月22日送检）：（肝）肝细胞腺瘤，部分细胞形态与肝母细胞瘤细胞形态相互重叠。
2015年1月29日，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诊断原告：发育迟缓、外耳畸形、先天性背部皮肤窦道、房间隔缺损、肝脏结节增生、听力障碍，建议：长期康复治疗。原告于2015年1月22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先后多次入住该院进行康复治疗。
另查明，原告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分子诊断中心接受基因检测，报告载明（送检日期：2014-12-18，检测日期：2014-12-26，标本唯一编码：14F2447）:1、检测结果：检测到22qll.21致病性拷贝数据缺失，22qll微缺失综合征；22qll.21缺失，大小:2.5Mb；染色体位置:chr22:18,900,473-21,461,788；Xp22.ll-p21.3重复，大小:829kb；染色体位置:chrX:24,568,836-25,398,488。2、结果提示：本检测使用覆盖全基因组的寡核苷酸探针技术检测全基因组范围内的微小缺失和微小重复（拷贝数变异），探针覆盖整个基因组包含多种己知的微缺失/微重复综合征以及隐形遗传病位点。本例检测到22号染色体长臂（22qll.22）2.5Mb致病性微缺失，位于22qll微缺失综合征致病关键区，可导致DiGeorge综合征、Velocardiofacial综合征（腭心面综合征VCFS）等，××，腭咽部发育异常，免疫缺陷，低钙血症，认知和精神异常等。另检测到Xp22.ll-p21.3829Kb临床意义不明微重复，请结合临床。
当事人对上述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经原告申请，本院委托南京医学会对本病例进行医疗损害鉴定，原告预交鉴定费2200元。分析意见认为：孕妇李某丙末次月经2013年11月6日，单胎妊娠，2014年4月18日在外院行系统超声检查，4月21日起至南京鼓楼医院定期进行产前检查。根据所提供的系统超声检查报告，无明显异常提示；在医方产前检查过程中，无考虑进一步行产前诊断（系统超声、羊水穿刺染色体检查等）的依据。患儿出生后逐渐发现左侧外耳畸形、骶尾部皮肤窦道、肝右叶占位、房间隔缺损（卵圆孔未闭）等异常，第一二腮弓综合症、交叉肺动脉、髋关节发育不良有待进一步证实。患儿所存在的多发畸形及听力、运动、智能等功能性异常，均为与自身因素有关的先天性异常。患儿所涉先天性异常尚无法在产前检查过程中通过超声检查等现有的检查手段明确诊断。其中部分异常可通过出生后的体格检查发现，如左侧外耳畸形、骶尾部皮肤窦道，而其它异常难以在新生儿在院期间发现，需在随访观察或出现临床表现后通过相应检查而发现。本例患儿逐渐发现了相关异常并进行了相应诊治。医方已发现左侧外耳畸形并在《新生儿记录》中有明确记录，但在《江苏省儿童保健手册》中“是否有畸形”记录为“无”，关于畸形的告知记录不详，且在患儿住院期间未能发现骶尾部皮肤窦道，有一定缺陷，但未由此造成不良后果。鉴定意见为：医方有一定缺陷，但与患方所述损害后果无因果关系。原告认为该鉴定书未能客观地指出被告的过错，申请江苏省医学会重新鉴定。被告对该鉴定书没有异议，认为不需要进行重新鉴定。
2、因原告不服南京医学会的医疗损害鉴定并申请重新鉴定，本院委托江苏省医学会对本病例再次进行医疗损害鉴定，原告预交鉴定费3200元。鉴定意见认为：（一）诊疗行为分析。1、孕妇孕23+4周于2014年4月21日至南京鼓楼医院门诊建立大卡进行产前检查，医方根据孕妇既往产检情况，建议其至专家门诊就诊，而据医患双方陈述：当日孕妇实际就诊于医方遗传专科门诊，其综合454医院B超（2014-04-18）等结果提示，记录“高危超声”，鉴定会现场：医方诉其当时即建议患方行高危超声，但孕妇未做，而患方提出医方当时判断胎儿结构并无明显异常，是让其1个月后才复查此高危B超，医方也未能就此提供当时即开具检查申请单的证明。2、根据孕妇李某丙保健手册推算，其孕28+5周于2014年5月27日行医方首次超声检查，提示：胎儿测量值与末次月经估算孕龄吻合，内容包括：胎儿颅后窝、双侧侧脑室前后角、双侧肾盂等，但有关胎儿脐带情况未见描述，医方同时结合454医院超声检查结果，判断患儿为高危生长，建议随访。3、据孕妇李某丙保健手册记载：孕妇孕34+4周（2014-07-07），医方开始指导其预约38周B超（医方第二次超声检查），但直至8月2日03:15（孕37+6周）胎儿娩出，孕妇最终也未能行此超声检查。4、胎儿娩出后，新生儿记录“左耳廓粘连畸形”，但据江苏省儿童保健手册新生儿出生情况记录“新生儿无畸形，新生儿听力筛查未通过，建议南京市儿童医院筛查听力”。5、2014年8月7日新生儿于小市卫生服务中心访视时，其记录“左耳廓粘连”，9月22日患儿因“发现外耳畸形50天，臀背部窦道20天”入住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儿科，住院期间陆续发现“外耳畸形、先天性背部皮肤窦道、房间隔缺损、肝血管瘤？、髋关节发育不良？”，并因“发育迟缓”多次在该院行康复等治疗，后因“B超发现肝右叶包块”又转至南京市儿童医院、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诊治，期间行基因检测（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2014-12-26）：检测到22号染色体长臂（22qll.22）2.5Mb致病性微缺失，位于22qll微缺失综合征致病关键区，可导致DiGeorge综合征、Velocardiofacial综合征（腭心面综合征VCFS）等，××，腭咽部发育异常，免疫缺陷，低钙血症，认知和精神异常等。6、医方诊疗行为中存在以下过错：（1）医方于孕妇孕24周前未能对外院提出的胎儿脐带囊肿问题进行复查；（2）孕妇孕28+5周行医方首次超声检查，未见医方描述有关胎儿脐带情况；（3）根据产科孕前和孕期保健指南，医方于孕妇孕30～32周期间，未能对孕妇进行超声检查；（4）医方已发现左侧外耳畸形并在《新生儿记录》中明确记录，但在《江苏省儿童保健手册》中“是否有畸形”，记录为“无”。（二）因果关系分析。根据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分子诊断中心基因检测结果提示，患儿李某甲出生后逐渐发现的左侧外耳畸形、骶尾部皮肤窦道、房间隔缺损（卵圆孔未闭）、生长发育迟缓、肝右叶占位等多发畸形，以及其所存在的运动、智能等功能性异常，均属与自身因素有关的先天性异常，××因考虑与所证实的基因缺失有一定关联，并非医方诊疗行为所致，故与医方诊疗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但由于医方在孕妇孕23+4周来院建卡产检时，已知晓其于外院检查中发现胎儿有脐带囊肿可能，且评估需行高危超声的情况下，未能于孕妇孕24周前（胎儿出生干预的界线）进行此高危超声，并同时对外院提出的胎儿脐带囊肿可能的问题进行复查，××，及使家属知情，存在一定过错。××发现，××本身也无法通过超声予以明确，但由于医方工作的不细致，致使患方失去了一次有可能发现胎儿异常的重要机会。后续孕妇于医方产检过程中，其在孕28+5周行医方首次超声检查时，仍未见医方针对外院所提及的胎儿脐带异常情况作相关描述，医方同时结合外院超声检查结果，判断患儿为高危生长，也未见采取积极有效的针对性措施。另根据产科孕前和孕期保健指南，医方应在孕妇孕30～32周期间对其进行超声检查，医方也未做。综合考虑，××本身之间无因果关系，但与孕妇孕期未能进一步去明确胎儿可能存在的异常畸形，决定是否需要终止妊娠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鉴于该患儿所涉及的先天性异常，并不能在产前通过胎儿超声检查明确诊断，虽然孕晚期超声有可能会发现胎儿肝脏存在的异常，但对于异常性质仍然无法作出明确认定，故不能据此判断是否需要终止妊娠，因此建议其原因力大小为轻微因素。患儿目前存在伤残，但系本身基因缺陷所引起，与医方过错行为无因果关系，故不宜评定。专家意见为：医方诊疗行为中存在的过错与产妇孕期未能进一步去明确胎儿可能存在的异常畸形，决定是否需要终止妊娠之间有一定因果关系，其原因力为轻微因素。原告对该鉴定书予以认可，但认为鉴定书遗漏了被告未及时告知原告的两处体外畸形致原告治疗延误的过错。被告该鉴定书不予认可，认为被告不存在鉴定书记载的过错。
3、《江苏省儿童保健手册》，该手册的“出生情况记录”中接生者的记录被刮去。原告提交该证据证明被告存在篡改病历的情形。被告辩称没有篡改病历。
本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因被告未能及时告知原告存在左侧外耳畸形和骶尾部皮肤窦道两处体外畸形导致原告丧失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但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而根据南京医学会以及江苏省医学会的医疗损害鉴定书，原告李某甲出生后逐渐发现的左侧外耳畸形、骶尾部皮肤窦道、房间隔缺损（卵圆孔未闭）、生长发育迟缓、肝右叶占位等多发畸形，以及其所存在的运动、智能等功能性异常，均属与自身因素有关的先天性异常，××因考虑与所证实的基因缺失有一定关联，并非被告的诊疗行为所致。原告主张被告篡改病历，但《江苏省儿童保健手册》并非仅由被告一方保存，故仅凭该手册上被刮去的记录不能证明被告篡改病历，本院对此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李某甲现有的多发畸形和功能性异常与被告的诊疗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5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某甲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400元，由原告李某甲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辛 靓
人民陪审员 李胜玉
人民陪审员 陈耀芳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刘春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