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67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绵兵，男，汉族，1975年1月1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淳安县。
委托代理人：俞瑛，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华日电冰箱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481号。组织机构代码：72848127-3。
法定代表人：陈励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司学军、邵蕙菁，浙江劳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绵兵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华日电冰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日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4民初7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余绵兵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第二项，改判华日公司向余绵兵支付经济补偿金133893元（从1992年3月18日计至2007年12月31日为16月；从2008年1月1日计至2016年1月底为8.5个月，5465元／月×24.5个月）。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华日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劳动合同中工作地点问题的相关法律规定理解有误，导致错误认定华日公司将工作地点从江干九堡变更为富阳东洲符合法律规定，继而认定余绵兵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请求无法成立，应予以改判。一、劳动合同中关于工作地点的约定应当具体、明确，在不明确时应结合劳动者工作的实际情况予以确定。华日公司将工作地点从江干九堡变更为富阳东洲构成对劳动条件的实质性变更。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为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同时，该法第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险、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第十八条规定“劳动合同对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约定不明确，引发争议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重新协商；协商不成的，……”；第二十六规定“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一）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性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对劳动合同的无效或者部分无效有争议的，由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确认”。由此可见，劳动合同关于工作地点的约定应当具体明确。如果将工作地点作宽泛的约定，无异于不约定工作地点；至于工作地点的约定是否应被认定为过于宽泛，应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确定。本案中，余绵兵与华日公司连续签订有一系列劳动合同。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订立的劳动合同中，双方明确用人单位的地址为“杭州九堡”或者“杭海路1059号”；在之后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则在第二条约定“工作地点在杭州”、“乙方同意甲方可根据生产经营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及乙方的工作能力及表现调整相应的工作岗位、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等。乙方相应的调整变更依据（调动通知、公司文件等）作为本合同的附件并替代劳动合同相关条款，双方不再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该合同系由华日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而余绵兵系内勤人员，非销售、采购等外勤人员，仅需在企业所在地的办公区或厂区内完成工作任务，故前述约定明显排除了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明确工作地点的法定义务和劳动者在劳动条件不明确时与之协商等的法定权利，应认定无效或者根据实际情况作出限缩解释。（1）从1992年开始，余绵兵一直在位于杭海路××区工作，故工作地点是唯一和确定的，即便劳动合同中有关于“工作地点在杭州”的约定，也应认定案涉劳动合同的工作地点为杭海路××区。(2)退一步讲，即便法院认为“工作地点在杭州”的约定有效且不能将工作地点限定为实际工作地点杭海路1059号，也应将“工作地点在杭州”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或者作出恰当地理解，否则将对劳动者造成极大的不公。关于“杭州”的概念的理解，虽然从行政区划上讲，富阳属于杭州地区，但一般称杭州时并不包含富阳，特别是在2014年12月13日《国务院关于同意浙江省调整杭州市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前，富阳市为杭州下辖县市，不属于杭州的城区，更非主城区。案涉最后一份劳动合同订立时富阳尚为县级市而非富阳区。当时，华日公司采取在第九条第3款关于通知义务的约定后面添加“乙方的工作地点包括工作地所在城区及下属市县”的内容，系在得知九堡厂区将面临拆迁（可见其提交的证据2013年3月15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江干区建设等有关问题的专题会议纪要》）后为逃避自己责任采取的卑劣手法。这个条款不但未与余绵兵等劳动者协商，甚至从未告知余绵兵（未以一定方式提示余绵兵在签订劳动合同时予以注意，且未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余绵兵，直至余绵兵因案涉纠纷通过劳动监察部门要求华日公司提供合同文本），故“乙方的工作地点包括工作地所在城区及下属市县”内容应认定无效。而且，由此亦可见，华日公司当时与余绵兵签订劳动合同时亦认为其提供的文本中原先所指的“工作地点在杭州”并不包括杭州市下属市县。案涉劳动合同中“工作地点在杭州”、“甲方可根据生产经营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调整工作地点”的约定至多理解为华日公司有权根据生产经营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在杭州主城区的范围内变动工作地点。本案中，华日公司因拆迁需将厂区从江干九堡搬至富阳东洲，从其自身发布的通知看，仅是提供了推迟上班时间15分钟、提前下班时间15分钟的措施，并无其他实质性措施以维持等同的劳动条件，而两地单程开车时间在一个小时以上，这意味着将牺牲余绵兵等劳动者至少2小时/日的休息时间，当然应当认为华日公司提供的劳动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华日公司强调自身系因杭州市政府规划需要而搬迁厂房，试图以此说明其要求余绵兵服从其安排的正当性，但这并不构成其变更工作地点的法定理由，何况其因拆迁获得了巨额的补偿，且包含了员工安置的费用。
二、华日公司在需将工作地点从江干九堡变更为富阳东洲，无法以维持或者高于劳动合同约定的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情况下，本应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第四十六条之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但事实上，华日公司为了逃避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定义务，迟迟不与余绵兵终止劳动合同。故余绵兵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和《杭州中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实务问题的处理意见》第十三条之意见，在华日公司坚持变更工作地点且无法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于2016年1月21日正式致函华日公司，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
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基本没有错误，但法律适用错误。合同法适用签约主体是平等主体，只要合同约定的内容可以推定双方的意思表示真实有效。劳动合同中的双方不是平等主体，劳动合同法中才会有相关强制性的规定，这些规定不能通过相应的劳动合同予以规定。如果用人单位可以任意调整劳动者工作地点、岗位，是对劳动者相当不公平的。
华日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余绵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华日公司支付余绵兵经济补偿金133893元；二、华日公司支付余绵兵2014年、2015年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22614元；三、诉讼费由华日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绵兵于1992年3月18日进入杭州华日电冰箱厂工作，后调入关联企业华日公司。余绵兵与华日公司先后签订（续订）有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期限为2013年12月15日至2016年12月14日止，工作地点为杭州，月工资1550元，并约定了余绵兵的工作地点包括工作地所在城区及下属市县，余绵兵同意华日公司可根据生产经营业务发展需要以及余绵兵的工作能力及表现调整相应的工作岗位、工作内容、工作地点等事项。审理中，余绵兵主张其月工资由银行代发和企业现金支付组成，共计5465元。
2015年10月13日，浙ＸＸ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在华日公司厂区内张贴了华日企业富阳××厂区员工工作、生活安排方案，告知员工因杭州市政府规划调整，厂区将在规定时间内搬迁，搬迁至富阳××××街道新厂区，并告知有关工作、生活的安排方案。同年10月23日，华日公司人保部又在厂区内张贴了关于搬迁期间维持企业正常生产秩序的决定，告知员工要坚守岗位，正常工作、正常上下班。对搬迁期间不坚守岗位、消极怠工的员工，公司将按旷工处理；对搬迁期间无理取闹的员工按有关规章制度处理；搬迁期间，员工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的，应按正常流程办理相关离职手续；未解除劳动合同的员工，在规定时间内未到富阳××厂区工作的，公司将按旷工处理等事宜。由于余绵兵不同意去富阳××××区工作，双方发生争议。华日公司遂于次日将原厂区关闭，后进行了搬迁，于同年11月搬迁完毕。余绵兵后未到富阳××××区工作。2016年1月，华日公司向余绵兵账户转账1141元。
2016年1月21日，余绵兵以邮寄方式向华日公司发送律师函，认为华日公司提供的劳动条件发生重大变更，未能就变更内容与余绵兵协商一致，要求与华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等。华日公司在庭审中表示于2016年1月21日收到该律师函。
另查明，余绵兵曾以华日公司为被申请人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仲裁请求与本案诉请一致。2016年1月7日，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上劳人仲案字（2015）第296号仲裁裁决如下：一、被申请人支付给申请人2014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7537.93元；二、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嗣后，余绵兵不服仲裁裁决，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劳动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合同履行过程中，余绵兵不同意去华日公司的新厂址工作，导致双方当事人发生争执。根据案涉劳动合同的约定，余绵兵的工作地点包括工作地所在城区及下属市县，且余绵兵同意华日公司可根据生产经营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及余绵兵的工作能力及表现调整相应的工作岗位、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因此，华日公司因搬迁厂址要求余绵兵去富阳新厂址上班，符合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未构成违约。因余绵兵于2016年1月21日以发送律师函的方式要求与华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华日公司于当日收到该律师函并在本案庭审中表示愿意与余绵兵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故确认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已于2016年1月21日解除。因余绵兵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者可主张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故对余绵兵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劳动合同解除后，华日公司应依法支付余绵兵2014年度、2015年度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华日公司辩称其已发2014年、2015年春节放假通知，其中劳动者享受的多于法定节假日的5天应当认定为享受带薪年休假，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通知已以合理的方式向劳动者公示并已执行，故对该辩称不予采信。华日公司还辩称2016年1月向余绵兵转账支付121元为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但就该笔款项的性质以及组成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对该辩称亦不予采信。关于余绵兵的工资标准，双方均认可余绵兵的工资由银行代发和企业现金支付组成，而华日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理应提供证据证明余绵兵的月工资发放情况，现华日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该院对余绵兵主张的月工资标准5500元予以认定。又因华日公司对于余绵兵的年休假天数并无异议，经计算，华日公司应支付余绵兵2014年、2015年未休年休假工资15076元（5465÷21.75×15×2×2），对余绵兵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诉讼请求中合理部分，依法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华日公司支付给余绵兵2014年、2015年未休年休假工资15076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余绵兵的其他诉讼请求。按规定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5元，由华日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余绵兵与华日公司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由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确认，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并无法定的无效情形，应属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根据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余绵兵的工作地点为杭州，包括工作地所在城区及下属市县。华日公司根据搬迁需要将余绵兵的工作地点调整为杭州市富阳区，并未变更双方劳动合同中关于工作地点的约定。故余绵兵上诉主张华日公司未与其达成变更劳动合同内容协议的情况下又不主张解除劳动合同，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第四十条规定与的理由不能成立。2016年1月21日，余绵兵委托律师向华日公司发送律师函，以华日公司搬迁不再提供九堡厂区作为工作地点，劳动条件重大改变等为由提出解除合同主张经济补偿金。本院认为，华日公司向劳动者告知需要搬迁后，余绵兵不同意至新厂区工作，而根据前述分析，华日公司根据搬迁需要变更余绵兵的工作地点，符合双方之间劳动合同的约定，余绵兵拒绝至新厂区工作，并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余绵兵要求华日公司支付其经济补偿金的理由，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余绵兵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余绵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为民
审判员 盛 峰
审判员 张一文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何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