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行终字第10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志坤，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
委托代理人：赵文哲，广东今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实德养殖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
法定代表人：郑志坤，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文哲，广东今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
法定代表人：肖惠和，局长。
委托代理人：朱共清，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永根，该局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邹智军，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
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增江街道办事处（原增城市人民政府增江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
法定代表人：张庆东，该街道办主任。
委托代理人：何锦霞，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志坤、广州市实德养殖有限公司因诉被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行政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原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法院（2015）穗增法行初字第85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8月8日，郑志坤与原审第三人邹智军签订《承包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原由邹智军承包的光辉村胜利合作社乌份寨、鸭麻寮（土名）二个山头的农场，转让给郑志坤承包经营，租赁期10年，从2008年8月8日至2018年8月8日止。每年租金3800元。广州市实德养殖有限公司于2009年7月10日成立，营业期限2009年7月10日至长期，住所为郑志坤租赁的上述农场，法定代表人郑志坤，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经营范围养殖、批发、零售水产、家禽、种植树木，注册资本100万元。广州市实德养殖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后于2009年7月14日领取了《税务登记证》，2009年7月21日领取了《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2010年9月4日领取了《动物防疫合格证》，从事经营生猪养殖等。
2012年9月4日，增城市人民政府作出增府[2012]6号《关于规范整治生猪养殖场（户）的通告》，通告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规范整治生猪养殖场（户）专项行动，对在饮用水源保护区、城市和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名胜风景区、自然保护区等500米范围内及增城范围内主要交通干线外缘500米范围内的禁养区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养区的养猪场要求在2012年12月底前基本关闭清理，停止养殖活动，拆除相关设备设施，特殊情况可延至2013年3月底前关闭清理，生猪禁养区外的养猪场要求在2013年6月底前基本完成规范整治，特殊情况的可延至2013年12月底前完成规范整治。
2012年10月23日，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对坐落在郑志坤租赁农场上的养猪场执法检查，并制作检查笔录，检查笔录记载：一、现场检查有9间砖瓦混合结构一层建筑物，建筑面积分别是320平方米、250平方米、338平方米、320平方米、400平方米、380平方米、250平方米、450平方米、670平方米；二、检查时郑志坤、原审第三人邹智军不在现场未能提供报建资料；三、对现场进行拍摄取证并制作勘验图；四、发出《询问笔录》（编号0006399）留置现场。2012年10月25日，增江街道办事处国土管理所和规划建设科分别出具《证明》，证明涉案猪场建筑物的建设未办理用地手续和规划报建手续。同日，该街光辉村民委员会出具《情况说明》，说明涉案猪场的建筑物是在1999年5月至10月期间建设。2013年1月18日，增城市城乡规划局对上述建筑物是否属违法建设向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作出增规[2013]172号《关于认定违法建设的复函》，复函认定上述涉案建筑物未经城乡规划部门批准，根据《广州市城市规划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已构成违法建设，该违法建筑物未报先建，已严重影响城乡规划，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情形。2013年2月28日，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以邹智军、郑志坤为当事人作出增管执增违建处字[2013]第0006号《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邹智军、郑志坤未经城乡规划部门批准，于1999年5月至10月份期间，擅自在增城市增江街光辉村胜利合作社乌份寨、鸭麻寮（土名），建设①:1幢1层石棉瓦盖砖混结构棚架，建筑面积320平方米；②:1幢1层石棉瓦盖砖混结构棚架，建筑面积250平方米；③:1幢1层石棉瓦盖砖混结构栅架，建筑面积338平方米；④:1幢1层石棉瓦盖砖混结构棚架，建筑面积320平方米；⑤:1幢1层石棉瓦盖砖混结构棚架，建筑面积400平方米；⑥:1幢1层石棉瓦盖砖混结构棚架，建筑面积380平方米；⑦:1幢1层石棉瓦盖砖混结构棚架，建筑面积250平方米；⑧:1幢1层石棉瓦盖砖混结构棚架，建筑面积450平方米；⑨:1幢1层石棉瓦盖砖混结构棚架，建筑面积670平方米。上述行为违反了《广州市城市规划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根据《广州市城市规划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已构成违法建设。上述违法建筑物未报先建，已严重影响城乡规划，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情形。依据《广州市城市规划条例》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决定责令邹智军、郑志坤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整饰现场，恢复原貌。逾期不自行拆除，将依法强制执行。2013年2月28日，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作出增管执增公字[2013]第0006号《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公告书》，责令涉案建筑物当事人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公告书在涉案建筑物、增江街光辉村民委员会宣传栏、增江街道办事处宣传栏张帖，2013年3月1日，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以留置现场的方式送达增管执增违建处字[2013]第0006号《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2013年5月16日，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对郑志坤和原审第三人邹智军作出增管执增强催字[2013]第Z00005号《强制执行催告书》，2013年5月17日，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以留置现场的方式送达该催告。2013年6月3日，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向增城市查违办申请对涉案建筑物强制拆除。2013年6月5日，增城市查违办向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作出增查违强拆字[2013]第0018号《关于强制拆除违法建设申请书的批复》，同意对涉案建筑物强制拆除。同日，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作出增管执增强拆字[2013]第Z00004号《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决定对涉案违法建设实施强制拆除，请郑志坤和原审第三人邹智军自接到决定后立即自行搬出相关财物。该决定书以留置现场的方式送达。2013年6月13日，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向增城市查违办申请责成增江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涉案违法建设，同日，增城市人民政府作出增查违责拆字[2013]0008号《责成拆除违法建设的通知》，责成增江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涉案的违法建设。2014年7月3日，增江街道办事处拆除了涉案建筑物，并平整了土地，在拆除涉案建筑物前，郑志坤家人已将生猪处理完毕。
另查明，郑志坤经营养猪场的建设没有办理用地、规划等相关审批手续。2013年1月11日，郑志坤因涉案猪场的建设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5日被逮捕，被押于增城市看守所。增城市人民检察院以增检公刑诉[2013]967号起诉书指控郑志坤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于2013年9月27日向原审法院提起公诉，原审法院受理后，增城市人民检察院认为郑志坤非法占用农用地一案，因证据发生变化，要求撤回起诉。2013年12月20日，原审法院作出（2013）穗增法刑初字第988号《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增城市人民检察院撤诉。2013年12月30日，增城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增城市公安局对郑志坤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作出增检公刑不诉[2014]1号《不起诉决定书》，决定对郑志坤不起诉。
庭审中，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陈述作出的相关法律文书送达方式均是留置在养殖场的办公室门口，对郑志坤因涉案猪场的建设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逮捕，被押于增城市看守所表示不知道。
以上事实有《承包转让协议》、《税务登记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动物防疫合格证》、《关于规范整治生猪养殖场（户）的通告》、《检查笔录》、《情况说明》、《关于认定违法建设的复函》、《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公告书》、《强制执行催告书》、《强制拆除违法建设申请书》、《关于强制拆除违法建设申请书的批复》、《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关于要求责成增江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违法建设申请书》、《责成拆除违法建设的通知》、《照片》、《刑事裁定书》、《不起诉决定书》等证据证实，郑志坤、广州市实德养殖有限公司、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及原增城市人民政府增江街道办事处当庭陈述在案。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依照国务院法制局国法函[1997]186号《关于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复函》第二条第二款和《广州市城市管理监察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城管监察队伍对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行为实施处罚和强制拆除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的违法建筑物或者设施的职权。据此，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是规章授权统一行使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管理中各行政机关的管理职权的综合执法部门。
根据郑志坤、广州市实德养殖有限公司、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及原审第三人的诉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一、经营养猪场的建筑物是否违法建设；二、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及原审第三人增江街道办事处对拆除涉案建筑物的行政行为是否违法；三、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应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关于经营养猪场的建筑物是否违法建设的问题。根据《广州市村镇建设管理规定》第五条“村镇各项建设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镇规划，依法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土地使用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郑志坤经营的养猪场在建设中未依规定申请办理有关审批手续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土地使用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因此，郑志坤经营养猪场的建筑物属违法建设。
关于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及原审第三人增江街道办事处对拆除涉案建筑物的行政行为是否违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本案中，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在对郑志坤和原审第三人邹智军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之前没有口头或书面告知当事人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权利，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的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程序违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催告书、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应当直接送达当事人。当事人拒绝接收或者无法直接送达当事人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可以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也可以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并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第九十条规定：“受送达人被监禁的，通过其所在监所转交。”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在2013年3月1日至2013年6月5日期间送达《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强制执行催告书》及《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的送达方式均是留置在建筑物的现场，而郑志坤在2013年1月12日至2013年12月30日期间被羁押于增城市看守所，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送达可依法通过增城市看守所转交，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留置现场不能证明郑志坤在羁押期间已经收到相关法律文书，因此，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的送达不符法律规定，属程序违法。由于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和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程序违法，因此，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和原审第三人增江街道办事处对拆除郑志坤经营养猪场建筑物的行政行为违法。由于涉案养猪场的建筑物已经拆除，判决撤销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已没有实际意义。
关于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应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依此规定，只有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被确认违法，且该违法行政行为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时，才产生行政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者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郑志坤经营猪场的建筑属于违法建设，不具有合法性，而郑志坤饲养的生猪在拆除前已经全部迁走，没有出现猪只走失、压死等损失，因此，郑志坤请求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行政赔偿，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原增城市人民政府增江街道办事处对拆除郑志坤、广州市实德养殖有限公司经营养猪场建筑物的行政行为违法；二、驳回郑志坤、广州市实德养殖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负担。
上诉人郑志坤、广州市实德养殖有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原审判决仅仅认定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强拆养殖场行政程序违法，并驳回郑志坤的赔偿请求，在确认事实及适用法律上严重错误。因为违背行政程序只是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行政违法的部分表现，并非主要部分，其决定和行为更表现为违反实体法，导致郑志坤蒙受巨额损失，陷入生存困境，理应足额赔偿。一、养殖场是郑志坤诚实劳动累积的合法财产，其合法性依据包括：1、经营主体资格的合法性。郑志坤经营许可手续齐全，照章缴纳各种税费。2、养殖场用地的合法性。养殖场用地系增城市荔城镇光辉村经济联合社农村集体土地，最早于1994年11月22日、1995年8月25日由本村村民赖某承包经营，1995年开始转包给原审第三人邹智军，后经光辉村同意，租赁给郑志坤经营。3、养殖经营在传统和正统价值观上的合法性。二、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强制剥夺郑志坤的财产，严重违法，表现为：1、作为执法机关，不能正确识别法律依据的可援引性。养殖场用地是农村集体土地，面貌为荒山，其农用地性质至今没有改变，当然不在城市规划范围之内，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用城市规划标准来对待农村荒山，不具有相称性、等置性，因而没有关联点。作为农业生产活动，养殖离不开固有的设施条件，养殖场作为农业设施，不是《建筑法》规定的建设行为，更不是违法建设。正是这一属性，国土资源部与农业部在国土资法【2007】220号文某规定“畜禽舍等生产设施及绿化隔离带用地，按照农用地管理，不需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其他设施，“属于永久性建筑物，其用地比照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需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2、违背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援用的《城乡规划法》的生效实施时间是2008年1月1日，而养殖场用地的承包经营权早在1994年就已经确立，为郑志坤所承继。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是用现在的标准，将以往合法正当的行为归入违法之列。3、行政程序违法。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在拆除养殖场过程中，没有履行任何听证程序及征询利益相对人的意见，也没有任何处置、补偿措施，严重违背程序正义。三、郑志坤要求行政赔偿的理由：1、公民、法人的合法财产不受侵犯。2、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目的。3、行政机关必须尊重历史事实，方能取信于民。4、社会公共负担平等原则。四、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错误。（一）郑志坤当庭提交了壹份《农行借记卡明细查询记录》，证明增城政府、农业局于2009年2月20日向郑志坤养殖场发放补贴款28000元，现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强拆养殖场违反了信赖保护原则，但原审判决却对该证据只字未提，当属遗漏重要事实及证据，必然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判断这一争议焦点以及适用法律产生错误影响。（二）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行为没有任何实体法上的合法依据，其决定初始即违法，程序违法只是后续实施环节中的错误而已。而原审判决现依据《广州市村镇建设管理规定》认定养殖场属于违法建设，已经超出了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提供的法律依据范围，并超出了审查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范围，变成代替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提供法律依据，并导致案情变更，这严重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的目的宗旨。分析《广州市村镇建设管理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可知，对适用对象，《广州市村镇建设管理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基本一致，均指房屋及其附属设施，显然猪舍等设施既不是房屋，也不是农民自建低层住宅，充其量只能算临时建筑，对适用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要求规划许可证的前提是在城市规划区内，而《广州市村镇建设管理规定》以一个含义、范围不明的“村镇”称谓，为要求规划许可证的范围扩大提供了可能，与上位法相抵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列举了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设活动不适用该法，而《广州市村镇建设管理规定》并没有重复列举该内容，为适用对象范围的扩大提供了可能，与上位法相抵触。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法院认为地方规章与国务院规章不一致或国务院各部委规章不一致的，应送请国务院解释或裁决。但本案情形并非如此，因为《广州市村镇建设管理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并非规章之间的冲突，而是法律与规章之间的冲突，因此对于《广州市村镇建设管理规定》中含义不明之处，原审判决实际作出的是扩张解释，超出了上位法的明文限制，违反了依法审判的职责。另外，《广州市村镇建设管理规定》于2001年3月1日实施，而养殖场的大部分设施在1994年就已经存在，依据《广州市村镇建设管理规定》来审查养殖场的合法性，显然违背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综上，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确认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强制关闭、拆除郑志坤、广州市实德养殖有限公司养殖场的行政行为违法，并判令予以撤销；3、改判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赔偿郑志坤、广州市实德养殖有限公司养殖场建筑物损失1549565元，其他设施、设备损失500000元，合计2049565元；4、判令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被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答辩称，一、邹智军、郑志坤未经城乡规划部门批准，于1999年5月至10月份期间，擅自在增城市增江街光辉村胜利合作社乌份寨、鸭麻寨(土名)，建设9幢石棉瓦盖砖混结构棚架。上述行为违反了《广州市城市规划条例》第二十八条的有关规定，根据《广州市城市规划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已构成违法建设。上述违法建筑物未报先建，已严重影响城乡规划，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情形。我局依据《广州市城市规划条例》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于2013年3月1日送达《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增管执增违建处字[2013]第0006号)，责令当事人自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整饰现场，恢复原貌。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要求，于20l3年3月1日，在增江街光辉村胜利合作社乌份寨、鸭麻寨(土名)违建现场、光辉村村委宣传栏、增江街道办事处宣传栏张贴了《限期拆除违法建设公告书》(增管执增公字[2013]第0006号)，以公告形式督查当事人自行拆除违法建设。因违建当事人逾期未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设，我局依法于2013年5月7日向当事人送达《强制执行催告书》(增管执增强催字[2013]第Z00005号)，催告当事人自行拆除违法建设。经催告，当事人逾期未自行拆除违法建设，亦未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按照我局依法于2013年6月3日向增城市人民政府申请强制拆除。市查违办于2013年6月5日批复我局，同意我局对当事人作出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我局于2013年6月7日送达《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增管执增强拆字[20l3]第Z00004号)，作出强制拆除决定。其后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于2013年6月13日向市查违办申请由其责成增江街道办事处对上述违法建设采取强制拆除措施。2013年6月13日，市查违办以《责成拆除违法建设的通知》(增查违拆字[2013]0008号)责成增江街道办事处对邹智军、郑志坤的违法建设实施强制拆除。我局对邹智军、郑志坤的违法建设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是合法有效的决定，且并未造成其合法财产的损失，不存在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形。二、责令限期拆除不属于行政处罚行为。原审法院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和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认为我局在作出处理决定之前未对违建当事人进行告知程序，属程序违法。但是，在国务院法制办对四川省政府法制办的《关于“责令限期拆除”是否是行政处罚行为的答复》(国法秘函[2000]134号)中，已明确说明“责令限期拆除不应当理解为行政处罚行为”。而我局作出的《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增管执增违建处字[20l3]第0006号)的内容是：责令当事人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设，因此不属于行政处罚行为，在作出《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前亦无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履行告知程序。此外，关于《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增管执增强拆字[20l3]第Z00004号)，其决定的内容是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其属于行政强制行为，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明确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我局已严格按照此条文的规定，履行了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并待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情况下，才依法作出强制拆除决定。因此，我局关于邹智军、郑志坤违法建设一案的查处程序完全正当、合法。原审法院认定有误。三、法律文书送达有效。原审法院认为，郑志坤在2013年1月12日至2013年12月30日期间被羁押于增城市看守所，我局在此期间送达的《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强制执行催告书》及《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的送达方式均是留置在建筑物现场，而非通过增城市看守所转交，送达不符合法律规定，属程序违法。我局认为，在送达《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强制执行催告书》及(《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前，没有任何个人及单位告知我局，郑志坤被羁押这一情况，导致我方没有通过增城市看守所转交上述法律文书，这一责任不应由我局承担。此外，我局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把相关法律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采用拍照的方式记录，邀请了有关基层组织或的代表到场，并由送达人、见证人在送达回证上签名确认，应视为送达。因此，原审法院关于送达的认定有误。综上所述，我局对邹智军、郑志坤违法建设一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是合法有效的决定，且并未造成其合法财产的损失，不存在实体违法和程序违法的情形。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14)穗增法行初字第85号行政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郑志坤在原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郑志坤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
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增江街道办事处答辩称，原审判决我方行政行为违法没有依据，因为原审第三人既不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也没有对郑志坤作出具体的行政处理决定，我方只是根据相关通知执行具体的拆除，在拆除过程中第三方已经提前联系郑志坤的家属，把生猪全部牵走，相关的设施设备也由其家属移走，在拆除的过程中没有对郑志坤的其他财产和物品造成任何的损害，拆除过程中无违法行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郑志坤对我方的相关请求。
原审第三人邹智军未发表答辩意见。
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郑志坤在原审期间表示，不清楚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增江街道办事处在拆除时损坏了什么设备。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合法组织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只有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被确认违法，且该违法行政行为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时，才产生行政赔偿。
本案中，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在作出处罚决定时未告知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权利，采用留置方式送达作出的《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强制执行催告书》及《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亦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的上述行为已构成违反法定程序，对此原审法院已有论述，本院不再赘述。原审法院因此确认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拆除行政行为违法并无不当。至于赔偿问题，根据原增城市城乡规划局作出的增规[2013]172号《关于认定违法建设的复函》,涉案建筑物属于违法建设，不具有合法性，郑志坤、广州市实德养殖有限公司要求赔偿该建筑物的损失，缺乏法律依据。而郑志坤、广州市实德养殖有限公司虽提出了设施、设备损失，但其又表示不清楚拆除时损坏了什么设备，故并不存在原增城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对郑志坤、广州市实德养殖有限公司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事实，因此原审法院对郑志坤、广州市实德养殖有限公司提出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郑志坤、广州市实德养殖有限公司的上诉缺乏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郑志坤、广州市实德养殖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梁小琳
审 判 员 李 琦
代理审判员 茹艳飞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杨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