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4）鄂武汉中刑终字第00621号
原公诉机关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后阶，工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3年9月21日被抓获，同月24日被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黄陂区看守所。
辩护人丁原，湖北天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祁某，（曾用名祁慧娟），保险业务员。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3年8月20日被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刑事拘留，2013年8月29日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胡某甲，曾用名李桂先，无业。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3年8月23日被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熊某，个体经营户。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3年8月20日被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27日被逮捕，2014年1月10日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胡某乙，无业。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3年8月20日被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27日被逮捕，2014年2月17日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盛某，退休职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3年8月23日被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胡某丙，保险业务员。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3年8月20日刑事拘留，同年9月27日被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逮捕。2014年5月22日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李某甲，保险业务员。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3年8月20日被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27日被逮捕，2014年2月12日被取保候审。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审理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黄后阶、祁某、胡某甲、熊某、胡某乙、盛某、胡某丙、李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2014年5月29日作出（2014）鄂黄陂刑初字第00261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黄后阶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菲、黄燕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黄后阶及其辩护人丁原、原审被告人祁某、胡某甲、熊某、胡某乙、盛某、胡某丙、李某甲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决认定，2009年11月期间，被告人黄后阶及余传荣在陶小娥的发展下，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加入了以“西部大开发、资本运作、无店铺连锁经营”为名的非法传销组织，后在被告人黄后阶及余传荣的发展下，李佩珍和被告人祁某、胡某甲、熊某、胡某乙、盛某、胡某丙、李某甲等人分别在桂林市及黄陂区陆续加入该非法传销组织。该组织要求参加者每人需买11份产品（虚拟产品），每份产品3800元，取得加入资格，并当月返利7600元。该组织要求加入者每人发展主线和边线两条下线，呈金字塔形向下发展，按照发展下线人数在传销组织设立五个级别，采取“五级三节制”的方法，以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数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因考虑到许多人可能不能一次性缴纳36800元，被告人黄后阶与上线陶小娥等人商议后变通为每一单29200元、从第二个月开始返利的变通策略。2010年至2011年期间，被告人黄后阶、祁某、胡某甲、熊某、胡某乙、盛某、胡某丙、李某甲等人通过上述手段陆续成为该传销组织中最高级别业务领导人并共同领导该组织。其中，被告人黄后阶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91人，涉案金额人民币2569600元；被告人祁某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90人，涉案金额人民币2560900元；被告人胡某甲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89人，涉案金额人民币2611200元；被告人胡某乙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50人，涉案金额人民币1372400元；被告人胡某丙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43人，涉案金额人民币1168000元；被告人熊某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35人，涉案金额人民币1022000元；被告人李某甲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40人，涉案金额人民币1159240元；被告人盛某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22人，涉案金额人民币642400元。
案发后，被告人祁某、胡某甲、熊某、盛某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被告人胡某甲到案后协助公安机关抓捕了其他被告人。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受案登记表，证实：本案案件来源。
2、抓获经过及办案说明，证实：本案破案经过及各被告人到案经过。同时证实被告人祁某、熊某、盛某、胡某甲有自首情节及胡某甲有立功情节。
3、证人胡某丁、李某乙、黄某、何某、周某、蒋某、纪某等人证言，证实：他们分别在2010年至2011年期间，在黄后阶、余传荣、祁某、胡某甲、胡某乙、胡某丙、盛某、李某甲的宣传与鼓励下加入了以“西部大开发、资本运作、无店铺连锁经营”为名的传销组织，并要求缴纳29200元获得加入资格，同时证实了本案涉案人数及金额。
4、传销网络图、业务洽谈书，证实：被告人黄后阶、祁某等人用于发展下线网络基本情况及该组织用于传销的宣传资料。同时证实其传销组织的结构、层级及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和本案涉案人数及金额。
5、收条、银行对账单，证实：被告人黄后阶、祁某等人发展下线人员的部分资料，收取下线人员资金全部转账情况。
6、被告人黄后阶、祁某、胡某甲、熊某、胡某乙、盛某、胡某丙、李某甲供述，证实：被告人黄后阶于2009年11月期间，在广西桂林市加入了传销组织后，被告人黄后阶发展了被告人祁某等人，后被告人胡某甲、熊某、胡某乙、盛某、胡某丙、李某甲先后加入了该组织。上述人员又宣传、发展下线成员。同时证实该传销组织的传销方法及发展基本情况等，其供述与本案其他证据基本吻合。
原审认为，被告人黄后阶、祁某、胡某甲、熊某、胡某乙、盛某、胡某丙、李某甲分别组织、领导以投资返利为名的组织，要求参加者以投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阶，以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加入，骗取财物，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其行为均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其中，被告人黄后阶、祁某、胡某甲直接或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额累计达二百五十万元以上，依法应认定为“情节严重”。被告人胡某甲犯罪后能自首且具有立功表现，依法可以减轻处罚。被告人祁某、熊某、盛某犯罪后能自首，依法分别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祁某、熊某的辩护人关于其具法定从轻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与查证事实及法律规定相符，予以采纳。被告人黄后阶、胡某乙、胡某丙、李某甲犯罪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鉴于被告人祁某、胡某甲、熊某、胡某乙、盛某、胡某丙、李某甲所在社区能接受其进行矫正，对其适用缓刑不致再发生社会危害，依法可适用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认定被告人黄后阶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被告人祁慧娟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被告人胡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熊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胡某乙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盛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胡某丙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李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本案案涉赃款继续追缴，上交国库。
上诉人黄后阶上诉称，1、上诉人黄后阶在该传销组织中，相对他的层级上线是受害者，故在量刑时应比照从犯的地位量刑；2、上诉人黄后阶的传销组织实行的是“五级出局制”，而非“金字塔制”，被告人黄后阶于2011年2月出局，其不应对自己下线的下线的行为负责；3、原审认定上诉人黄后阶涉案人员及金额数额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上诉人黄后阶的辩护人支持其上诉理由。
武汉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审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2009年11月期间，上诉人黄后阶及余传荣在陶小娥的发展下，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加入了以“西部大开发、资本运作、无店铺连锁经营”为名的非法传销组织，后在上诉人黄后阶及余传荣的发展下，李佩珍和原审被告人祁某、胡某甲、熊某、胡某乙、盛某、胡某丙、李某甲等人分别在桂林市及黄陂区陆续加入该非法传销组织。该组织要求参加者每人需买11份产品（虚拟产品），每份产品3800元，取得加入资格，并当月返利7600元。该组织要求加入者每人发展主线和边线两条下线，呈金字塔形向下发展，按照发展下线人数在传销组织设立五个级别，采取“五级三节制”的方法，以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数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因考虑到许多人可能不能一次性缴纳36800元，上诉人黄后阶与上线陶小娥等人商议后变通为每一单29200元、从第二个月开始返利的变通策略。2010年至2011年期间，上诉人黄后阶、原审被告人祁某、胡某甲、熊某、胡某乙、盛某、胡某丙、李某甲等人通过上述手段陆续成为该传销组织中最高级别业务领导人并共同领导该组织。其中，上诉人黄后阶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91人，涉案金额人民币2569600元；原审被告人祁某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90人，涉案金额人民币2560900元；原审被告人胡某甲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89人，涉案金额人民币2611200元；原审被告人胡某乙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50人，涉案金额人民币1372400元；原审被告人胡某丙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43人，涉案金额人民币1168000元；原审被告人熊某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35人，涉案金额人民币1022000元；原审被告人李某甲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40人，涉案金额人民币1159240元；原审被告人盛某直接或间接发展传销人员22人，涉案金额人民币642400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均经一审、二审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黄后阶诉称：其已于2011年2月出局，不应对自己下线的下线的行为负责。经查，上诉人黄后阶所在传销组织采取“五级三节制”的方法发展下线人数，并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数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骗取钱财，其行为均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法律特征，该组织是否采取“出局制”并不影响犯罪构成的成立。且上诉人黄后阶在广西桂林加入传销后在黄陂区积极发展下线人员，并伙同其妻余传荣一直负责黄陂地区原审被告人祁某、胡某甲、熊某、胡某乙、盛某、胡某丙、李某甲等人的传销活动，原审被告人祁某、胡某甲、熊某、胡某乙、盛某、胡某丙、李某甲等人均证实其发展下线，收到的钱都交给了上诉人黄后阶及其妻余传荣，并无证据证实上诉人黄后阶退出了传销组织。故上诉人黄后阶及其辩护人关于上诉人黄后阶已经出局，不应对自己下线的下线的行为负责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后阶、原审被告人祁某、胡某甲、熊某、胡某乙、盛某、胡某丙、李某甲分别组织、领导以投资返利为名的组织，要求参加者以投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阶，以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加入，骗取财物，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其行为均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其中，上诉人人黄后阶、原审被告人祁某、胡某甲直接或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额累计达二百五十万元以上，依法应认定为“情节严重”。原审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黄后阶及其辩护人关于原审认定的涉案人数及金额证据不足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黄后阶在广西桂林加入传销后在黄陂区积极发展下线人员，其在共同犯罪中作用地位不符合法律所规定的从犯构成条件，其诉称自己是从犯的上诉理由和其辩护人的相同辩护意见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不予采纳；上诉人黄后阶及其辩护人关于黄后阶所在传销组织非“金字塔”形式且已出局，其不应对自己的下线行为负责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与已经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武汉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陈丽敏
审判员 熊华东
审判员 刘永祥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一日
书记员 王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