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38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1，女，1937年6月1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朱林，北京矩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琳，北京矩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1，男，1954年6月1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3，女，1961年4月1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2，男，1957年12月1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屈×，女，1957年12月2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4，男，1986年7月9日出生，个体工商户。
上诉人张×1因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3）大民初字第098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8月，张×1诉至原审法院称：张×1与案外人周继刚系夫妻关系，双方生育3名子女，即周×1、周×2、周×3；张×1夫妇在位于北京市×××号院（以下简称×××号院）内拥有5间住房；2008年，周继刚因病去世，之后未对房屋进行分割继承；2010年采育镇进行拆迁，×××号院内房屋在拆迁范围内，拆迁补偿利益共计130余万元；现回迁安置房及拆迁补偿款均由周×2据为己有；张×1夫妇系被拆迁的×××号院内房屋的所有权人，周继刚去世后，张×1有权按照法律规定的份额继承其丈夫的遗产，并取得属于自己的个人财产，包括回迁安置房及拆迁补偿款。综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分割×××号院的拆迁利益（含位于北京市×××室的回迁安置房及908201元拆迁补偿款），诉讼费用由周×1、周×2、周×3、周×4、屈×承担。
周×2辩称：北京市大兴区×××室（以下简称×××室）与拆迁补偿款并非周继刚名下财产，不属于周继刚的遗产，理由有两点；第一，×××室系在2010年拆迁周×2名下×××号院内房产所得（有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证为证），周×2针对×××室签订了购房协议，购房人并非周继刚；第二，张×1所指的其余拆迁补偿款908201元系拆除周×2名下宅基地所得；宅基地上的房屋系周×2夫妇所盖，盖房时已取得镇政府及村委会的建房批示，建房人为周×2夫妇及二人之子周×4。张×1在起诉书中所叙述与事实不符，×××号院内原有房屋3间半，并非张×1所说的有房屋5间；就上述3间半房屋，在2005年3月28日，周继刚与周×1、周×2签订”翻建新房家庭三方协议”，各方约定由周×2拆除旧房3间半，并翻盖新房，所需费用由周×2承担，对于建好后的新房张×1夫妇有永久居住权；新建房屋归周×2所有；之后，因为存在”翻建新房家庭三方协议”，周×2一家向村委会及镇农建科申请翻建房屋；经镇农建科核定批准后周×2开始施工，后经验收合格，镇农建科发给准建证；2010年5月5日，张×1与周×2签订”采育南三一村规划拆迁前协议书”，张×1表示认可之前周继刚与周×2签订的”翻建新房家庭三方协议”继续有效，以张×1名义签订的拆迁协议所涉及的所有拆迁补偿款及回迁安置房均归周×2所有；×××室及其余拆迁补偿款均系周×2的房屋被拆迁安置所得，而遗产系指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张×1所诉争的上述拆迁利益均非周继刚去世时的个人财产，并非遗产范围；综上所述，不同意张×1的全部诉讼请求，要求法院依法驳回。
屈×、周×4共同辩称：同意周×2的全部答辩意见；×××号院内北房3间半因年代久远已自然坍塌，之后周×2、屈×、周×4进行了翻建，在原址的基础上扩大化翻建为7间房屋（北房3间、南房4间，相互连通）。
周×1辩称：要求法院依法判决；周×1认为本案诉争拆迁利益中并无周×1的份额；如果法院认定诉争拆迁利益涉及周×1之利益，则要求判决该份额转归张×1所有。
周×3辩称：要求法院依法判决；周×3认为本案诉争拆迁利益中并无周×3的份额；如果法院认定诉争拆迁利益涉及周×3之利益，则要求判决该份额转归张×1所有。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张×1与周继刚于1953年结婚，婚后二人生育3名子女，即周×1、周×2、周×3；周×2与屈×系夫妻关系，周×4系二人之子；2008年11月9日，周继刚因病去世；张×1的户籍住址为北京市大兴区×××6号，即诉争×××号院，周×2、屈×的户籍住址为北京市×排×号，周×4的户籍住址为北京市大兴区×××13号。
×××号院内建有北房3间半，其系周×1、周×2各出资500元从亲属周继强处所购买；购房后，张×1夫妇及其子女均居住在×××号院北房3间半内，后因子女成年独立生活，张×1夫妇之子女陆续搬离×××号院内北房3间半，张×1夫妇长期在上述房屋内居住；张×1主张上述房屋系子女为张×1夫妇所购买，周×2、屈×则主张产权应归周×2夫妇所有，周×4主张不清楚当时有何约定，周×1主张当时仅约定上述房屋由张×1夫妇居住，并未约定产权归属，周×3则主张既然当时已说明由张×1夫妇居住，产权应归张×1夫妇所有。
2005年3月28日，周继刚、周×1、周×2签订”翻建新房家庭三方协议”，双方约定：”经父母、二子、周×1、周×2三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拆除旧房前父母现有旧房三间半。旧房拆除翻建新房所加一切费用由周×2出资承担，父母及大哥周×1不出任何费用，房子建好后父母有永久居住权，不再由大哥周×1承担父母住房，在父母有生之年，住房问题永远由周×2及晚辈解决，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取消二老住房权力。本房建完后产权归出资人周×2所有”；上述协议，由周继刚、周×1、周×2签字确认；经询问，张×1陈述称，签订协议时其在场，认可该协议；周×3陈述称，签订协议时其并未在场，但认可该协议；张×1主张周×2并未依协议翻建房屋，并提交证人张志新、证人周建春、证人郭×的书面证言，上述3名证人均×到庭；证人李×到庭，经询问，其陈述称：”周×2：拆迁前你去了吗，知道房屋有什么变化吗？李×：拆迁前没去，房屋发生什么变化不知道，老爷子死的时候我去了，老爷子死后没去过”、”周×3：原告的老房你知道不知道一直有？李×：到拆迁前一直都有”；周×1、周×3亦主张×××号院内3间半房屋至拆迁前未翻建，在拆迁后由拆迁公司拆除；为证明×××号院内3间半房屋已由周×2、屈×、周×4所翻建，周×2、屈×、周×4提交由证人张宝中、证人吴磊、证人张×2的书面证言，上述3名证人均×到庭。2010年5月5日，张×1与周×2签订”采育南三一村规划拆迁前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几年前父周继刚（已故）与其子周×1、周×2达成的老房翻新重建协议（另有保存）依然有效。现母亲张×1健在，并住在二儿子周×2所建房内，经母亲张×1与二儿子周×2协商规划拆迁时达成如下协议，母张×1有独立户口，住在二儿子周×2所属房内，因规划拆迁想利用自己独立户口，占周×2所建房屋与上级单位争取独立的一份拆迁补偿，拆迁后房屋回迁按户所分配的楼房平米数量和款项及其他补偿仍归周×2所有，并写于周×2名下，母亲张×1同样享有永久居住权力，楼房一套，按人头户口政府给的人头款归母亲张×1独立所有，独立支配，任何人不得干预。经母亲签字生效，不得更改”；该协议书由张×1、周×2签字确认。后张×1所居住的×××号院被拆迁，2010年7月，北京兴创投资有限公司（甲方、拆迁人）、张×1（乙方、被拆迁人，张×1授权周×2代办拆迁事宜）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根据拆迁协议所确定的全部拆迁利益（折合货币为1381026元）均由周×2取得，其包括1套回迁安置房，即×××室，购房清单登记房号：”×区×号”，现门牌号为：”北京市×××室”，拆迁利益还包括共计908201元的拆迁补偿款，该款项包含拆迁补助、奖励及其他费用169313元、周转费31647元；经法院调取，拆迁档案中所存放的院落及房屋平面现状图显示×××号院内房屋面积为155.22平方米，房屋布局呈现”┍”型；针对该次拆迁实施的”采育镇集体土地民宅拆迁补偿实施方案”第十六条载明：”被拆迁人在拆迁公告规定的搬迁期限届满前完成搬迁的，拆迁人一次性给予被拆迁人工程配合奖。具体奖励标准：搬迁期的第一阶段（前1／3时段）5万元，从进入第二时段（中1／3时段）开始每天递减500元，进入第三阶段（后1／3时段）每天增加递减100元。搬迁时点以交钥匙时间为准”；经询问，关于”采育南三一村规划拆迁前协议书”所载明”人头款”，周×2主张系指50000元工程配合奖，并主张因为晚签拆迁协议，所发放工程配合奖不到50000元，可能在30000元左右；张×1之委托代理人在第2次开庭时陈述称：”按我们的理解按人头户口给的人头款是指拆迁补偿协议中的拆迁补助奖励及其他项目中的169313元，以及周转费31647元”；在第3次开庭审理时，张×1本人陈述称：”人头款就是说的这50000元钱，不管怎么花就应该给这50000元”，周×2陈述称其已经以现金形式将人头费50000元给付张×1，张×1不予认可；在拆迁后，周×2租赁房屋供张×1居住，时间为2010年7月至2012年12月，第1年的租金为每月600元，之后的租金为每月500元，上述租金均由周×2支付；周×2为装修×××室及购买室内部分物品支出约40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家庭共有财产是指家庭全体成员共同共有的财产，它包括共有劳动所得的合法收入，共同积累的储蓄，共同建造的房屋，共同所有的生活用品和生活资料，共同享有的债权和共同负担的债务，以及其他共有的财产；对于直接参与了家庭共有财产积累的家庭成员，应当肯定他们对家庭共有财产的权利；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于”翻建新房家庭三方协议”，各家庭成员或者在协议上签字确认，或者虽未签字，但当时在场亦认可，或者虽不在场，但事后认可，故该”翻建新房家庭三方协议”反映各家庭成员对处理×××号院内3间半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在周继刚生前，各家庭成员已协商处理了×××号院内的3间半房屋，故上述房屋在周继刚死后不应作为遗产进行分割；对于张×1提交的由证人张志新、证人周建春、证人郭×的书面证言，及周×2、屈×、周×4提交的由证人张宝中、证人吴磊、证人张×1的书面证人证言，因证人无×到庭，故法院不予采信；对于到庭证人李×的证言，因其认可在周继刚死后至拆迁前并未前往×××号院，并主张对房屋变化不清楚，故其证言前后矛盾，法院不予采信；根据法院调取的院落及房屋平面现状图等拆迁档案，×××号院内房屋布局及面积大小明显并非先前的旧房3间半，又考虑到张×1与周×2在拆迁前签订的”采育南三一村规划拆迁前协议书”中已认可”翻建新房家庭三方协议”继续有效，并未主张周×2未翻建×××号院内3间半房屋，故对周×2、周×4、屈×将×××号院内3间半房屋进行翻建的事实，法院予以认定；根据”翻建新房家庭三方协议”、”采育南三一村规划拆迁前协议书”，×××号院的拆迁利益应归周×2所有；因周×2已在”采育南三一村规划拆迁前协议书”承诺给付张×1”政府给的人头款”，故在其保有回迁安置房及大部分拆迁补偿款的情况下，其仍应给付张×1”政府给的人头款”；经张×1与周×2在庭审中多次确认，该”人头款”应系工程配合奖；虽然拆迁补偿协议仅载明拆迁补助、奖励及其他费用共计169313元，并未注明工程配合奖的具体数额，但是，依据”采育镇集体土地民宅拆迁补偿实施方案”第十六条，被拆迁人在拆迁公告规定的搬迁期限届满前完成搬迁的，拆迁人一次性给予被拆迁人工程配合奖50000元，法院认为，虽然针对本案诉争×××号院的拆迁协议签订较晚，拆迁人未足额支付上述50000元工程配合奖，但考虑到周×2系经张×1授权之代办人，周×2迟延签订拆迁协议，被扣除部分工程配合奖的不利后果不应由张×1承担，故法院确定”人头费”为50000元，周×2应予给付；关于周×2主张已将工程配合奖50000元支付张×1一节，因未提供证据证明，故法院不予采纳；赡养人应当妥善安排老年人的住房，不得强迫老年人居住或者迁居条件低劣的房屋，周×2为张×1租房系在履行赡养义务，故对该租房支出，不应在上述50000元中扣除；周×2装修其所有的×××室并购置室内物品支出约40000元，其要求将该款项在50000元中扣除的意见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据此，原审法院于2013年12月判决：一、周×2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张×1拆迁补偿款五万元；二、驳回张×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张×1不服原判，上诉至本院称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对”采育南三一村规划拆迁前协议书”的理解有重大偏差，要求本院支持其原审时的诉请。周×1、周×3对原判亦有意见，但未提起上诉。周×2、周×4、屈×均同意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无异。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意见、证人证言、拆迁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购房清单、院落及房屋平面现状图等拆迁档案、采育镇集体土地民宅拆迁补偿事实方案、证明信、死亡证明、证明、翻建新房家庭三方协议、采育南三一村规划拆迁前协议书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判对诉争×××号院的拆迁利益处理是否存在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据查明的事实，对于”翻建新房家庭三方协议”，各家庭成员或者在协议上签字确认，或者虽未签字，但当时在场亦认可，或者虽不在场，但事后认可，故该”翻建新房家庭三方协议”的内容系各家庭成员对处理×××号院内3间半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另依据张×1与周×2在拆迁前签订的”采育南三一村规划拆迁前协议书”，其中对于”翻建新房家庭三方协议”的效力予以确认，并对×××号院内房屋的拆迁规划达成了一致协议。故依据”翻建新房家庭三方协议”、”采育南三一村规划拆迁前协议书”确认的内容，×××号院的拆迁利益应归周×2所有。因周×2已在”采育南三一村规划拆迁前协议书”中承诺给付张×1”政府给的人头款”，原判依据双方当事人对于”政府给的人头款”的理解和解释，参考相关拆迁补偿政策的规定，认定由周×2给付张×1拆迁补偿款5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张×1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8615元，由张×1负担4308元（已交纳），由周×2负担4307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7230元，由张×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保河
审 判 员 王云安
代理审判员 陈广辉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王越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