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3民终29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温州市南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黎明西路21弄5号。
法定代表人：朱晓青，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阮肖晖，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祁琦，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温州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公园路158弄8号。
法定代表人：胡晓东，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柯晓枫，浙江平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温州市南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温州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书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5）温鹿商初字第40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4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南浙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南浙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南浙公司自愿放弃关于利息的一审诉讼请求，明确其上诉请求不包括要求支持利息。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南浙公司应付教材款的数额错误，新华书店向南浙公司供应教材的总码洋为9083267.2元，南浙公司应当支付的包含增值税在内的教材款为6975949.21元，南浙公司也是以此为基础诉请新华书店返还教材价款802542.83元。二、一审就本案争议焦点在法律方面的认定是错误的，税款是构成教材价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免征增值税的情况下，南浙公司有权主张相应减少教材货款802542.83元。1、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约定，教材货款已包含教材价款、途中装卸费、损耗费、利润、税费及满足合同中提出的各项服务要求所需的一切费用。其中的税费是指税率为13%的增值税。可见税款为教材货款的重要组成部分。2、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还明确约定，新华书店应当向南浙公司提供符合国家财税法律规定要求的可抵扣的增值税发票。可见，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就已考虑到税款系货款的重要组成部分，故特别约定新华书店提供可抵扣的增值税发票，否则教材的综合结算率应相应降低。并且，新华书店开具并交付可抵扣的增值税发票构成其一项合同主给付义务，而非从给付义务或附随义务。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13年12月25日颁布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宣传文化增值税和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免征图书批发、零售环节增值税。根据该《通知》精神，新华书店无需缴纳（已缴纳的可以从税收征管部门退回）增值税。在此情况下，开具的普通发票票面金额不应等同于包含了增值税税款的可抵扣的增值税发票票面金额。而新华书店仍然按包含增值税的价格销售教材，其提供的普通发票票面金额不变，显已违反合同义务，侵占了本属于南浙公司的免税利益，不符合公平正义。涉及本次交易的增值税税额为802542.83元，鉴于该部分增值税是教材货款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应相应减少教材款802542.83元。4、本案争议焦点的法律问题是合同条款的解释问题：即新华书店未能提供可供抵扣的增值税发票是否违反合同义务，是否构成违约？如果构成违约，新华书店应当如何承担违约责任？南浙公司要求新华书店赔偿损失时，能否主张扣减相当于税款的价款？一审判决未能围绕争议焦点进行裁判，而纠缠于增值税的原理、南浙公司可否享受免税待遇等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实质关联的问题，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理解与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纠正。三、之前新华书店曾起诉要求南浙公司支付货款，南浙公司要求新华书店返还相当于税款金额的货款之主张与新华书店的诉请系基于同一个法律关系，依法应当构成反诉，而一审法院不予受理南浙公司的反诉并要求南浙公司另案起诉，故南浙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这造成南浙公司不必要的诉累，显属一审法院程序违法。
新华书店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南浙公司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1、双方之间约定的合同价款是固定价格，新华书店无需因税费减少而退还货款。2、税费问题是因国家出台政策，这是合同签订时不能预见的，不能归责于新华书店。3、新华书店根据法律规定和招标文件等合同约定提供了增值税普通发票，南浙公司已经接受发票并全部入账，也就是说新华书店已经完全履行提供发票的合同附随义务。4、南浙公司本身也是书刊的零售商，在销售环节已经享受了免税优惠，因此，无论开具什么发票给南浙公司都是不能抵扣的。新华书店没有给南浙公司造成任何损失。综上，新华书店不存在违约，也没有给南浙公司造成损失，只是因合同履行过程中国家政策发生调整，新华书店无法再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只能依照财税规定提供增值税普通发票。
南浙公司于2015年7月2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新华书店返还南浙公司教材价款802542.83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南浙公司受温州医学院（现更名为温州医科大学）委托经营该校全日制教材，并于2013年5月经公开招标，确定新华书店为中标单位。南浙公司、新华书店于同年5月14日签订《温州医学院2013-2014学年全日制教材采购合同》（以下简称《购销合同》），约定：采购内容为温州医学院2013-2014学年全日制的本专科、研究生、留学生教材（均含两课教材），具体内容以南浙公司出具的采购订单为准；教材的综合结算率，两课教材100%，其他教材按78%；教材款结算时间为每个学期全部教材供应及发放完毕三个月，南浙公司按实际采购教材码洋乘以综合结算率后的金额支付；在结算时新华书店凭南浙公司实际发放给学生的教材清单、合同文本、符合税法要求的可抵扣的增值税发票向南浙公司财务处办理结算货款；因履行合同发生纠纷，由南浙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同日，新华书店向南浙公司出具一份《服务承诺书》，承诺对温州医学院2013-2014学年全日制学生教材按销售总码洋76.8%结算（计算机按销售总码洋77%和两课教材按销售总码洋100%）。截止2014年4月，新华书店向南浙公司供应2013年-2014学年全部的教材，经结算被告采购教材总码洋10154494.70元，实际结算应付教材款7875410.42元，南浙公司已向新华书店支付7033883.96元。另查明，2013年12月25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的《通知》规定，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免征图书批发、零售环节增值税。上述《通知》实施，新华书店申请享受增值税免税优惠；2014年1月1日开始，南浙公司申请享受增值税免税优惠，并自2014年4月发生第一笔免税销售业务。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13年12月25日出台的《通知》规定，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免征图书批发、零售环节增值税。免征就是销售环节开零税率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或者不开发票，取得的进项税也不能抵扣，那么这些环节都无需交增值税，申报时就是增值税零申报。纳税人从事图书批发、零售业务享受增值税免税政策后，应当开具普通发票，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南浙公司主张根据《采购合同》约定：教材码洋乘以综合结算率后的货款包含教材价款、途中运输装卸费、利润、税费及满足合同中提出的各项服务要求所需的一切费用。上述《通知》实施后，因新华书店无法开具可抵扣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其无法向税务机关进行抵扣，而新华书店可从税收征管部门退回增值税税额802542.83元【6975949.21元÷（1＋13%）×13%】，该部分税款是教材货款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应在教材价款中扣除。一审法院认为，南浙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通知》实施之前，一般纳税人销售环节要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取得的进项也可以抵扣，按照销项税额减进项税额以后缴纳增值税。虽然增值税是向企业主征收，但企业主在销售商品时又通过价格将税收负担转嫁给下一生产流通环节，最后由最终消费者承担。南浙公司在本案所涉的交易中属图书销售商，而非最终消费者，故其主张因新华书店未能开具可抵扣增值税专用发票造成其损失，没有依据。其次，新华书店申请享受免税政策，而按照《通知》的规定，其取得的进项税不能进行抵扣，南浙公司主张新华书店可从税务机关退回税款802542.83元，没有依据；且新华书店已向南浙公司开具普通发票，符合法律规定。再次，南浙公司于2014年1月1日开始，向鹿城区税务分局申请享受增值税免税优惠。据此，其在销售环节无需交增值税，取得的进项税亦不能抵扣，故南浙公司即使取得可抵扣增值税专用发票，亦不能进行抵扣。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6年1月15日判决：驳回南浙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25元，减半收取5912.5元，由南浙公司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南浙公司没有提供证据，新华书店提供了以下证据：南浙公司与新华书店签订的《温州医科大学2015-2016学年全日制教材采购合同》，拟证明在税收政策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该合同中约定的价格与涉案合同相比并未降低，故南浙公司提出的涉案合同总价中包括货款和可抵扣的税款的理由不成立，并且，从该合同的内容来看，南浙公司是图书销售商而非终端的消费者。南浙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能证明新华书店关于可抵扣的税款不是合同总价的组成部分的主张。本院认为，不同时期同种商品的价格未必相同，故该证据不足以证明新华书店主张的税款问题，另外，涉案合同已经反映出南浙公司属于图书销售商这一事实，并无以该证据再行证明之必要。综上，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通知》还规定“纳税人应将享受上述税收优惠政策的出版物在财务上实行单独核算，不进行单独核算的不得享受本通知规定的优惠政策”。
本院认为：一、关于南浙公司的第一、三点上诉理由，实际上属于另案中的争议，与本案的处理无关，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南浙公司的第二点上诉理由，实际上涉及本案需要解决的二个争议焦点：（一）新华书店向南浙公司开具免征增值税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的行为（以下简称新华书店的开票行为）是否构成违约以及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二）新华书店的开票行为有无造成南浙公司的损失或者侵占了南浙公司的应得利益，新华书店按合同约定的价格向南浙公司销售教材有无违反公平原则。以下本院对这两个争议焦点分别予以评述。
（一）关于新华书店的开票行为是否构成违约以及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
新华书店的开票行为是根据涉案合同签订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通知》规定所实施，该《通知》虽颁布于涉案合同签订后，但溯及至涉案合同签订前的2013年1月1日起执行。所以，对新华书店的开票行为是否违反合同约定的判断不应局限于合同条文的字面含义，而应根据当事人的签约目的等来理解合同条文的实质内涵。涉案合同约定新华书店应开具“符合税法要求的可抵扣的增值税发票”，现新华书店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无疑属于符合税法要求的增值税发票，双方当事人对此亦无异议，双方当事人的争议在于对“可抵扣的增值税发票”的理解。本院认为，涉案合同签订时，《通知》尚未颁布，南浙公司与新华书店约定“可抵扣的增值税发票”的目的（以下简称原签约目的）在于南浙公司获得发票后能够以该发票税额（进项税额）来抵扣销项税额，就其销售涉案图书的增值部分缴纳增值税。而涉案合同履行时，《通知》已经执行，南浙公司在其图书销售环节享受免征增值税的政策优惠。一方面，只要新华书店向南浙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符合上述税收优惠政策的要求，不需要进项税额抵扣，南浙公司销售涉案图书应缴纳的增值税即为零，已经实现比其原签约目的更优的效果。另一方面，因为南浙公司本笔业务应缴纳的增值税已经为零，也就不可能将进项税额在本笔业务中用于抵扣。并且，按照《通知》的规定，南浙公司应将享受上述税收优惠政策的业务在财务上实行单独核算，故南浙公司不得将涉案图书发票的税额用于抵扣其他业务的销项税额。所以，无论南浙公司从新华书店获得的是什么增值税发票，均不能用于抵扣。综上，根据当事人的签约目的以及税收政策调整等实际情况，对涉案合同中“可抵扣的增值税发票”的内涵可以理解为：当南浙公司在其销售环节需要缴纳增值税时，系进项税额可用于抵扣的增值税发票，即增值税专用发票；当南浙公司在其销售环节享受免征增值税的政策优惠时，系符合税收优惠政策要求的增值税发票。现新华书店向南浙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符合税收优惠政策的要求，南浙公司对此亦无异议，故新华书店的开票行为并无违反合同约定，当然也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二）关于新华书店的开票行为有无造成南浙公司的损失或者侵占了南浙公司的应得利益，新华书店按合同约定的价格向南浙公司销售教材有无违反公平原则的问题。
首先，因南浙公司销售涉案图书享受免征增值税的政策优惠，以及南浙公司应将享受上述税收优惠政策的涉案业务在财务上实行单独核算，涉案图书发票的税额不得用于抵扣其他业务的销项税额，故新华书店的开票行为不会造成南浙公司支出增加的损失；此外，南浙公司亦没有主张因新华书店的开票行为造成其收入减少的损失；所以，新华书店的开票行为没有造成南浙公司的损失。并且，按照《通知》的规定，享受本通知规定之税收优惠政策的主体是纳税人，在图书批发、零售环节即图书销售者，所以，无论是新华书店还是南浙公司，均可在其各自的销售环节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所带来的利益，新华书店的开票行为并没有侵占南浙公司的应得利益。另外，还应当说明的是，在没有税收优惠政策的情况下，图书销售者应缴纳的增值税是销项税额扣减进项税额后的数额，而非销项税额本身，故新华书店因税收优惠政策所获利益并非其原本应当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中的税额，南浙公司将该税额主张为新华书店所享受的免税利益，显然不能成立。还有，涉案合同仅约定教材货款已包含税费，并没有特指该税费系税率为13%的增值税，南浙公司主张该税费特指税率为13%的增值税，缺乏依据；按照《通知》的规定，在涉案图书的原料生产销售、图书印刷出版、图书销售环节中，仅仅只是部分环节免征增值税，而且所有环节均无免征其他税种，故即使从字面含义来讲，涉案货款也是包含税费的。综上，鉴于图书销售环节的免征增值税利益本应由图书销售者享有，南浙公司与新华书店一样在其自身的销售环节中获得免征增值税利益，新华书店既没有造成南浙公司的损失，也没有侵占南浙公司的应得利益，其按合同约定的价格（含税价）向南浙公司销售教材，并无违反公平原则之处。
综上所述，南浙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825元，由南浙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国栋
审 判 员 易景寿
审 判 员 叶雅丽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一日
代书记员 杨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