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鲁商终字第3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钟华，沈阳轻工物资供销总公司销售公司退休职工。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奇。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梁强，北京市中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庆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机场路***号。
法定代表人：马作谦，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呼振民，该公司经理。
原审第三人：沈阳万资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河区北京街**号（先锋大厦***室）。
法定代表人：高欣，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国强。
委托代理人：李洪军，辽宁敬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高欣，女，1956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集贤街**号5-2-3。
委托代理人：李国强。
委托代理人：李洪军，辽宁敬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钟华、上诉人王奇为与被上诉人烟台庆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铃公司）、原审第三人沈阳万资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资公司）、原审第三人高欣股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烟商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钟华、上诉人王奇及两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梁强，被上诉人庆铃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呼振民，两原审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李国强、李洪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钟华、王奇一审诉称：2008年，经协商，王某以庆铃公司的名义购买烟台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银行）股权320万股，支付了全部的资金，庆铃公司也实际进行了购买，并获得了股权证。王某于2009年年底因病去世，王某之父母已早于王某去世，钟华系王某之妻，王奇系王某之女，二人系王某的全部继承人，对王某以庆铃公司名义所购烟台银行的股权有继承权，依法应为该股份的实际所有人。王某去世后，钟华、王奇要求庆铃公司确认钟华、王奇为烟台银行320万股股权的合法所有人，庆铃公司无正当理由拒绝办理。请求确认庆铃公司所持有的烟台银行的股权总计320万股归钟华、王奇所有；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庆铃公司承担。
庆铃公司一审辩称：钟华、王奇的诉讼请求既无事实根据，又无法律依据，应当依法判令驳回其诉讼请求。一、钟华、王奇没有证据证明王某以庆铃公司的名义购买了320万股股权的事实。钟华、王奇提交法庭的庆铃公司在烟台银行持有的320万股的股权证（NO.0000059），不仅是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而且该股权证只能证明庆铃公司购买并持有320万股股权的事实，而无法也不能证明系王某以庆铃公司的名义购买320万股股权的事实，所以该股权证与钟华、王奇的主张不具有关联性。二、钟华、王奇没有证据证明王某支付了购买320万股股权的“全部资金”的事实。在庆铃公司名下的320万股股权，其中有150万股股权系万资公司支付了300万元人民币（每股2元）购买的，有万资公司通过银行向庆铃公司转账单据及记账凭证等书证佐证。然而，钟华、王奇则未能举出任何转账、支付凭证等证据证明王某个人向庆铃公司或银行支付购买股权款项640万元。三、钟华、王奇以王某的继承人身份要求继承其遗产与庆铃公司无关。王某系万资公司的股东之一，如钟华、王奇认为自己系王某的合法继承人，有权继承其遗产且有遗产可继承，应另行向该公司依法提起诉讼，与庆铃公司无关。庆铃公司无权利亦无义务对王某的遗产问题进行分割处分。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钟华、王奇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请求法院依法判令驳回其诉讼请求。重审期间，庆铃公司答辩称，马作谦在沈阳有个朋友王某，他单位跟庆铃公司有多年经济往来，王某在2008年12月初到庆铃公司来看马作谦，马作谦就跟王某说：我在烟台银行买了320万股股票，每股二元，你如果想买的话，你帐面还有钱，余额是300万元，我就不给你汇去了，我就开个证明收到你买股票款。王某当时就同意，并且告诉马作谦：帐面那笔款，你给我名下开一百万股票，给高欣开五十万股票。这样马作谦就在2008年12月8日，给王某出具了证明，内容为：沈阳王某在2008年12月8日汇款贰佰万元委托庆铃公司买股票（每股价格为贰元，壹佰万股）。烟台庆铃汽车销售公司在烟台银行股权中有王某壹佰万股（壹佰万股权由王某自行支配）。同时，也给高欣出具五十万股权的证明，其内容格式与给王某出具的证明一致。这两份证明中，所谓的汇款是指从庆铃公司账面万资公司帐户存款余额，并不是现汇。既然是单位款不是个人款，那么是谁汇来的款，就应返回原单位，所以庆铃公司在法院开庭前，就把以前给王某出具的股票证明原件收回并声明作废。钟华、王奇起诉庆铃公司，主张买的320万股股票全部是王某所买，其资金来源由两笔组成，第一笔是万资公司汇来435万元，第二笔是庆铃公司给王某出具的原件已收回的股权证明复印件中的“汇款贰佰万元”。两项相加为635万元，与640万元还差5万元，其称可能从其他单位转庆铃公司的，但没有证据支持。关于第一笔435万元。2007年至2010年庆铃公司与万资公司往来帐面记载，2007年4月16日庆铃公司汇给万资公司款70万元，2007年6月29日万资公司汇给庆铃公司25万元，2008年10月21日庆铃公司汇给万资公司50万元，2008年12月1日万资公司汇给庆铃公司435万元，万资公司和沈阳宋绍光与庆铃公司共同做了一笔买卖，庆铃公司应得到40万元利润（万资公司在2010年1月20日给庆铃公司证明从万资公司帐户转出40万元），双方往来冲抵，庆铃公司帐面欠万资公司款三百万元，用于购买了150万股股权。以上款项都是通过银行转账，每一笔都有银行凭证，每一笔都有单位开的收款证明，在法院一审期间，庆铃公司把原始帐面情况都提交法院进行了查对。因此，所谓的435万元，应为300万元。关于第二笔钟华、王奇所谓汇款200万元。庆铃公司给王某出具的股票证明中，虽然记载“汇款贰佰万元”，但与帐面余款300万元系一笔款，而不是两笔款。庆铃公司为了澄清2008年12月8日证明中的“汇款”不是汇来现款，而是把双方往来账面结算余款作为股票款，庆铃公司把2008年12月在各个银行发生过款项往来的帐户都提供给烟台中院，烟台中院已到银行查对了，没有万资公司和王某个人汇给庆铃公司二百万元的款项，这说明钟华、王奇主张这二百万元不能成立。综上，庆铃公司与万资公司的往来帐都是通过银行互相汇款，最后的结存余额300万元属于万资公司，与王某个人毫无关系，这笔款应该返还给万资公司。庆铃公司名下的320万股烟台银行的股份都是庆铃公司的。
万资公司一审述称：第一，关于王奇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王奇的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王奇在2011年3月3日的民事起诉状中，以其系被继承人王某之女，以继承人的名义继承其父王某名下的股权而起诉的。但是在2010年7月13日辽宁省沈阳市恒信公证处对钟华、王奇的继承权事宜作出了（2010）沈恒证民字第662号公证书，该公证处查明：“被继承人长女王奇表示放弃对继承人王某的遗产的继承权”，“兹证明被继承人王某的遗产由被继承人的配偶钟华继承”。据此，因本案的股权确认纠纷，实际上是确认股权由钟华、王奇继承，故王奇在诉前已放弃了继承权，则失去了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应依法驳回其起诉。第二，关于庆铃公司名下150万股股份的权属问题。万资公司与庆铃公司系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关系，互有业务往来。2008年12月1日万资公司汇入庆铃公司帐户人民币435万元，冲抵往来欠款160万元后，第三人在庆铃公司的帐户尚有余额300万元。万资公司委托其代购烟台银行的股票150万股（每股2元），虽然该股票登记在庆铃公司名下，但万资公司系该股票的真正所有权人，与王某个人无关，故请求法院依法判令驳回钟华、王奇的诉讼请求，并依法确认庆铃公司持有的烟台银行的150万股股权归第三人所有。
高欣一审述称：同意庆铃公司和万资公司的意见。万资公司是高欣与王某出资人民币50万元设立的，高欣出资30万元，占60%的股份，并任法定代表人，王某出资20万元，占40%的股份。购买股票的款项是万资公司汇给庆铃公司的，而不是王某个人汇的，故庆铃公司购买的股票应归万资公司所有。万资公司股东王某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若继承王某的遗产，应依法按出资比例享有债权、承担义务。
原审法院查明：钟华与王某系夫妻关系，王奇系钟华与王某的女儿。2009年12月份，王某因病去世，钟华、王奇是王某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
王某生前与庆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马作谦系多年朋友，王某与马作谦口头协商以庆铃公司的名义为王某、高欣购买烟台银行的股份。2008年11月3日，宁波辰能贸易有限公司受浙江新盈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委托向万资公司转账汇款435万元，用途未注明。2008年12月1日，万资公司向庆铃公司转账汇款435万元，用途载明为货款。
2008年12月3日，庆铃公司与烟台银行签订股份认购协议，约定以每股1.9元的价格认购烟台银行新增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320万股，认购股款总计人民币608万元。另外，双方还约定以320万股为计算基数，按每股0.1元向烟台银行支付员工培训基金人民币32万元。协议签订后，庆铃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向烟台银行支付了相关款项，烟台银行给庆铃公司出具了股权证，股权证载明：股东名称：烟台庆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权证编号：N0.0000059；入股日期：2008年12月19日；股权数：3200000股；股金额：叁佰贰拾万元整。
2008年12月30日，庆铃公司向王某出具了证明一份，证明内容为：“沈阳王某在2008年12月8号汇款贰佰万元委托烟台庆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烟台银行股票（价格为贰元每股）壹佰万股。烟台庆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烟台银行的股权中有王某壹佰万股（壹佰万股权由王某自行支配）。”同日，庆铃公司向高欣出具了证明一份，证明内容为：“沈阳高欣在2008年12月8号汇款壹佰万元委托烟台庆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烟台银行股票（价格为贰元每股）伍拾万股。烟台庆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烟台银行的股权中有高欣伍拾万股（伍拾万股权由高欣自行支配）。”
另查明，王某与高欣均系万资公司股东，高欣占有60%的股份，任万资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占有40%的股份。依据生效的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沈中民一终字第406号民事判决书记载，王某生前与高欣系同居关系。
2011年5月21日，浙江新盈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证实其2008年11月3日委托宁波辰能贸易有限公司向万资公司转账汇款的435万元，是应王某要求向万资公司汇款，用于清偿浙江新盈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与王某个人之间因借款、利息、欠薪及其他费用形成的债务。
钟华、王奇因与庆铃公司为320万股的股权权属发生争议，故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庆铃公司所持烟台银行的320万股股权归钟华、王奇所有。钟华、王奇起诉后，庆铃公司从高欣处将上述两份证明原件收回，并出具声明一份，内容为：“庆铃公司于2008年12月30日出具的《证明》2份，证明沈阳高欣、王某委托庆铃公司购买烟台银行股票分别为50万股（100万元）、100万股（200万元），并由其支配。现查实，前述300万元购买的150万元股股票，系万资公司汇款购买的，而非高欣、王某个人汇款购买。”上述声明载明的落款日期为2009年3月15日。
庭审中，钟华、王奇申请证人褚某出庭作证。证人褚某作证称2009年12月曾在电话里听王某说有烟台银行320万股原始股，是委托烟台一个朋友买的，一旦上市养老无忧。庆铃公司质证称证人证言不属实，万资公司、高欣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认为证人对什么时间打电话不清楚，什么通信工具也不清楚，没有其他人证明与王某通话的事实。
庆铃公司提交了烟台银行的章程三份及2013年5月29日烟台银行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烟台银行章程的前后变化以及股份只对法人单位增发，不对个人增发的情况。证明载明：“烟台银行2008年开展增资扩股工作，根据监管规定及烟台银行股东大会通过的增资扩股方案规定，本次增资扩股只对法人单位定向增发，不对个人增发。另外，根据监管规定，法人单位股权不允许转让过户给社会自然人。特此证明。”钟华、王奇质证称该证据已过举证期限，不应作为证据，三份章程均没有公章，无法证明是真实资料，也无法证明是原件，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钟华、王奇不了解烟台银行对股东身份有什么要求，即使有其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本案中王某是实质股东，名义股东是庆铃公司，不存在王某个人在形式上是股东。对证明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证明上也应当有经办人的签字或盖章，形式上也不符合证据的要求。万资公司、高欣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所要证明的问题没有异议。
上述事实，有股权证、户籍证明、证明、声明、汇款凭证、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沈中民一终字第406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以及当事人庭审陈述予以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庆铃公司是烟台银行股东名册登记在册的股东，其名下持有烟台银行320万股股份。王某生前与庆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马作谦口头协商以庆铃公司名义为王某、高欣购买烟台银行股份，并以万资公司名义向庆铃公司转帐汇款435万元，庆铃公司认可其与万资公司帐目冲抵后净欠万资公司300万元。之后，庆铃公司也实际与烟台银行签订股份认购协议，认购了烟台银行新增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320万股，并对其中100万股、50万股（分别对应200万元、100万元，累计为300万元）分别向王某、高欣出具证明，可以证实庆铃公司受托为王某、高欣购买烟台银行股份100万股、50万股，股份分别应由王某、高欣自行支配的事实。虽然庆铃公司在钟华、王奇起诉以后自高欣处将上述两份证明原件收回，但不能改变其受托以庆铃公司的名义代王某、高欣购买并持有烟台银行股份100万股、50万股的事实。上述两份证明的复印件与庆铃公司、万资公司的往来帐以及庆铃公司的庭审陈述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庆铃公司与王某之间达成了100万股的代持股协议，并且已经实际履行的事实，该院依法予以确认。庆铃公司在诉讼中将上述证明原件收回且辩称上述320万股股份均与王某、高欣无关，其辩称主张与上述证据相悖，该院依法不予采信。
钟华、王奇主张王某以万资公司名义向庆铃公司转帐的汇款435万元及2008年12月30日庆铃公司出具的证明中载明的200万元合计635万元，均是王某委托庆铃公司购买烟台银行股份的款项，但庆铃公司对钟华、王奇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辩称证明中载明的200万元系万资公司向庆铃公司转帐汇款435万元中的200万元，因此钟华、王奇对其上述主张应当承担证明责任。钟华、王奇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除了王某以万资公司名义向庆铃公司转帐汇款435万元以外，还另外支付给庆铃公司200万元的事实，故对钟华、王奇的上述主张依法不予支持。钟华、王奇主张庆铃公司名下的320万股烟台银行股份均系王某所有，证据不足，该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合上述事实，可以认定王某就上述100万股烟台银行股份与庆铃公司达成了口头的代持协议，并已经实际履行，王某是庆铃公司名下100万烟台银行股份的实际出资人，并应当对该部分股份享有投资收益。庆铃公司作为记载于烟台银行股东名册的股东，其名下320万股股份中包含王某出资200万元委托其购买的100万股股份。钟华、王奇作为王某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有权对王某的上述财产提出主张。因此，依据钟华、王奇的请求，应当确认庆铃公司名下的320万股烟台银行股份中的100万股系庆铃公司代王某持有。钟华、王奇超出上述100万股以外的请求部分，证据不足，该院依法不予支持。万资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庆铃公司达成过代持股协议，故其要求确认庆铃公司名下的烟台银行的150万股股权归其所有，该院不予支持。庆铃公司辩称其名下的320万股烟台银行股份全部系庆铃公司所有，也与查明事实不符，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烟台庆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名下的320万股烟台银行股份中的100万股系烟台庆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代王某持有。二、驳回钟华、王奇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沈阳万资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400元、15400元，钟华、王奇共同负担22275元，烟台庆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担10125元，沈阳万资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负担15400元。
上诉人钟华、王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应追加烟台银行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案由为股权确认纠纷，各方当事人要求对其持有的烟台银行股权进行确权，判决结果与烟台银行存在利害关系。因此，本案应当依法追加烟台银行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二、原审判决第一项认定烟台银行100万股为庆铃公司代王某持有，与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符。民事权利主体应为具备民事权利能力的自然人或法人。王某早在本案受理前去世，不具备民事权利能力，不能作为民事权利主体，原审判决确认一个已经死亡的人继续持有烟台银行股份，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钟华、王奇作为王某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自王某死亡时起继承包括烟台银行100万股在内的全部遗产，原审判决应将原属于王某的实体权利判归其继承人即上诉人钟华、王奇所有。三、王某共向庆铃公司汇款635万元用于购买烟台银行股份，包括2008年12月1日汇款435万元及2008年12月8日汇款200万元，均有相关证据支持。（一）上诉人已提供充足证据证明王某向被上诉人支付435万元且被上诉人亦予以认可。在马作谦与王奇的谈话录音中，马作谦也明确承认万资公司与庆铃公司之间并无业务往来。因此，在被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万资公司存在对庆铃公司欠款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该435万元全部为王某支付庆铃公司用于购买烟台银行股份的款项。（二）关于2008年12月8日汇款200万元之事实，有被上诉人于2008年12月30日出具的《证明》。该《证据》确认王某向庆铃公司汇款200万元，汇款时间为2008年12月8日，与前述435万元汇款时间不同，足以说明两笔款项互不相关。且该证据为被上诉人出具，有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马作谦的签字，证明被上诉人对“2008年12月8日收到王某200万元汇款”这一事实认可。如被上诉人否认收到该笔200万元汇款，应承担举证责任。原审法院认定“原告钟华、王奇对其上述主张应当承担证明责任”，错误划分了举证责任。现有证据表明，王某向被上诉人汇款总额为635万元，且没有证据证明该汇款有其他用途。由此应当认定，该笔635万元汇款全部用于购买烟台银行的股份共计320万股（每股1.9元，共计608万元）。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审理程序有误，请求依法撤销（2012）烟商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庆铃公司所持有的烟台银行的股权总计320万股归上诉人钟华、王奇所有。
针对钟华、王奇的上诉，被上诉人庆铃公司答辩称：一、烟台银行与本案处理结果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上诉人请求其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没有法律依据。二、本案系股权确认纠纷，并非法定继承纠纷，上诉人以继承人身份请求判决庆铃公司代王某持有的烟台银行股份归其所有无法律依据。三、原审判决认定“庆铃公司收到万资公司435万元，双方账目冲抵后，庆铃公司欠万资公司300万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四、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应承担庆铃公司收到王某汇款200万元的举证责任，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既无事实依据，又无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针对钟华、王奇的上诉，原审第三人万资公司述称：一、烟台银行与本案处理结果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上诉人请求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没有法律依据。二、上诉人请求将属于王某的实体权利直接判归上诉人所有于法无据，不应支持。三、万资公司汇给庆铃公司的435万元系万资公司的款项，上诉人主张该435万元系王某个人款项，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四、上诉人应承担庆铃公司收到王某汇款200万元的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要求依法予以驳回。
针对钟华、王奇的上诉，原审第三人高欣述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应承担庆铃公司收到王某汇款200万元的举证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二、万资公司汇给庆铃公司的435万元中的300万元用于购买了股票，上诉人称王某向庆铃公司支付了435万元，全部购买了股票不是事实。三、庆铃公司名下的150万股（股金300万元）烟台银行股份，应按万资公司的股权比例分割。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被上诉人庆铃公司代王某持有烟台银行股份的数额；二、本案是否应将属于王某的实体权利直接判归上诉人钟华、王奇所有；三、本案是否需要追加烟台银行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关于被上诉人庆铃公司代王某持有烟台银行股份的数额问题。2008年12月30日，庆铃公司向王某出具了证明一份，证明内容为：“沈阳王某在2008年12月8号汇款贰佰万元委托烟台庆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烟台银行股票（价格为贰元每股）壹佰万股。烟台庆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烟台银行的股权中有王某壹佰万股（壹佰万股权由王某自行支配）。”原审判决据此认定庆铃公司与王某之间达成了100万股的代持股协议，并依法予以确认。上诉人钟华、王奇主张除原审认定的100万元代持股外，被上诉人庆铃公司还代王某持有220万股烟台银行的股份。被上诉人庆铃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上诉人主张代持220万股股份的证据是原审第三人万资公司给庆铃公司的435万元汇款。对此，本院认为，合同成立是指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达成合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主张王某与被上诉人庆铃公司间另行存在220万股代持股的合意，因此作为主张代持股合同成立的一方当事人应对代持股合同订立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未能提交王某与庆铃公司间另有代持220万股股份的书面或口头协议。2008年12月1日，万资公司向庆铃公司转账汇款435万元，用途载明为货款，该“用途为货款的汇款行为”亦不能证实王某与庆铃公司间有事实代持股合意的存在。因此上诉人关于除原审认定的100万股代持股外，被上诉人庆铃公司还代王某持有220万股烟台银行股份的上诉主张，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庆铃公司与王某之间达成了100万股股份的代持股协议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本案是否应将属于王某的实体权利直接判归上诉人钟华、王奇所有的问题。本案系因各方当事人对庆铃公司代王某持有烟台银行股份数额产生争议而引起的股权确认纠纷，上诉人钟华、王奇是否能作为王某的继承人取得王某的财产权益属于继承纠纷，与本案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不能在本案中合并审理。故本案不能将属于王某的实体权利直接判归上诉人钟华、王奇所有。上诉人关于本案应将属于王某的实体权利直接判归其所有的上诉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确认庆铃公司名下的320万股烟台银行股份中的100万股系庆铃公司代王某持有并未超出上诉人的诉求范围，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本案是否需要追加烟台银行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本案中，上诉人一审诉求确认庆铃公司代王某持有的烟台银行的股权归其所有，而不是诉求确认其为烟台银行的股东，因此本案系庆铃公司是否代王某持股及持股数额的纠纷，而非确认上诉人为烟台银行股东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烟台银行与本案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案无需追加烟台银行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上诉人关于本案应追加烟台银行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275元，由上诉人钟华、王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左玉勇
代理审判员 张秀梅
代理审判员 尹哲璇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路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