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浙杭商终字第6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凤起支行。
负责人：江泓。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陈潇，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裙杰。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鸣亮。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倪国英。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国荣。
倪国英、陈国荣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张煜，浙江浙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倪国英、陈国荣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毛宇震。
上诉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凤起支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凤起支行）为与被上诉人范裙杰、袁鸣亮、倪国英、陈国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4）杭西商初字第2073-2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主从合同签订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陈国荣作为公司股东，熟悉公司业务，对借款用途知情，对抵押的风险也了解。招商银行凤起支行与范裙杰、袁鸣亮签订《个人授信协议》、《个人贷款借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两份合同合法有效。袁鸣亮在一审庭上辩称是范裙杰父母欺骗其在贷款合同上签字，该理由不能成立。袁鸣亮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大学本科毕业，应对其在银行贷款合同上签字的行为有明确的认识，应该能够知道签字后所应承担的责任。袁鸣亮陈述其于2012年就与范裙杰初步达成离婚协议，既然如此，其完全有理由拒绝签字。2、招商银行凤起支行与倪国英、陈国荣签订的《个人授信最高额抵押合同》也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合同合法有效。因此，倪国英、陈国荣应对范裙杰、袁鸣亮的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一审庭审过程中，倪国英、陈国荣陈述范裙杰的父母施桂英、范允斌是几十年的朋友，是施桂英夫妇骗其夫妻提供担保，且与范裙杰、袁鸣亮根本不认识。事实上，倪国英、陈国荣曾作为借款人于2011年9月16日与招商银行凤起支行签订了《个人授信协议》、《个人贷款借款合同》，向招商银行凤起支行借款200万，借款期限19个月，同时还以本案的抵押房产为担保签订了《个人授信最高额抵押合同》，并由杭州力士机械有限公司和许佳洁、戴杭敏作为保证人，该笔借款的用途是杭州力士机械有限公司支付给杭州黎明五金灯具厂的货款。该款项按约定，由招商银行凤起支行转账至杭州黎明五金灯具厂的账号。陈国荣、倪国英于2013年4月19日归还该笔借款。因陈国荣需继续借款300万，但其年龄已超过可以申请借款的年龄，因此由范裙杰、袁鸣亮为借款人，陈国荣、倪国英为抵押人签订了本案的一系列合同。陈国荣、范裙杰、袁鸣亮均为杭州力士机械有限公司的股东，并非如其所述互不认识。前一笔陈国荣、倪国英的200万贷款及第二笔300万贷款均用于支付杭州黎明五金灯具厂的货款，第一笔200万贷款按期归还，并且杭州力士机械有限公司与杭州为宏机械有限公司系关联公司，招商银行凤起支行有理由相信《购销合同》的真实性。二、招商银行凤起支行在涉案合同的签订过程及履行过程符合规范，没有过错。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损害了招商银行凤起支行的利益。本案涉及的一系列合同均由范裙杰、袁鸣亮、倪国英、陈国荣亲自面签，招商银行凤起支行的工作人员核对了身份证原件，确认是否本人签字，借款人范裙杰、袁鸣亮均未表示任何疑义，抵押人倪国英、陈国荣也未表示疑义。合同签订后，招商银行凤起支行按合同约定，向范裙杰在招商银行开立的账户转入300万元人民币，且按约定将该笔贷款转入杭州黎明五金灯具厂在杭州联合银行机场路支行开立的账户。整个过程均符合贷款规范，没有过错。至于借款人提供杭州黎明五金灯具厂与杭州为宏机械有限公司的《购销合同》，招商银行凤起支行仅需对其做形式上的审查，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去追踪该合同项下交易是否完成；贷款最终是否进入到施桂英的账户，也不是招商银行凤起支行所能追踪。招商银行凤起支行将款项转入杭州黎明五金灯具厂的账号，就已经履行了合同所约定的义务。而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损害了招商银行凤起支行的利益，剥夺了招商银行凤起支行通过民事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权利。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以杭州黎明五金灯具厂与杭州为宏机械有限公司不存在《购销合同》项下的交易行为，及本案贷款最终进入到施桂英的个人账户为由，认定本案有经济犯罪嫌疑，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裁定驳回起诉。招商银行凤起支行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确立了部分案件刑民并行的原则，杭州黎明五金灯具厂与杭州为宏机械有限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及贷款最终进入施桂英的个人账户与本案金融借款合同是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二者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及内容均不一相同，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案涉一系列合同系各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招商银行凤起支行对范裙杰、袁鸣亮享有真实、合法、有效的债权，对陈国荣、倪国英的抵押房屋享有真实、合法、有效的抵押权。《购销合同》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应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裁定，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
被上诉人范裙杰未作答辩。
被上诉人袁鸣亮答辩称：一审裁定正确。袁鸣亮是受害者，签字时并不知晓抵押事宜。袁鸣亮并不认识陈国荣。股东会决议上袁鸣亮的签名也非本人所签。
被上诉人倪国英、陈国荣答辩称：一、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裁定驳回招商银行凤起支行的起诉，处理正确。一审法院查明杭州黎明五金灯具厂与杭州为宏机械公司之间不存在购销事实，即是查明招商银行凤起支行委托支付存在严重违规，这是本案的犯罪手段之一。查明贷款流向施桂英手中，即是查明犯罪结果。以上两点非常有利的说明本案的借贷关系其实是招商银行凤起支行和施桂英串通策划的骗局。本案的实质是招商银行凤起支行与施桂英、范裙杰串通虚构借款事实、骗取抵押担保，先是骗取300万元借款迅速流入范裙杰母亲施桂英手中的圈套。因此本案的抵押关系和本案的主合同涉及的借贷关系，均系招商银行凤起支行与施桂英、范裙杰串通策划，形成的一种民事法律关系表象，形成的一种经济纠纷表象。招商银行凤起支行所称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本案不是同一民事法律关系，应当继续按照经济纠纷处理的说法，不能成立。本案涉及的是2013年4月的贷款，招商银行凤起支行却又提交了一批2011年9月的贷款材料，该组材料才是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线索。二、倪国英、陈国荣对本案的借款情况并不知情，其签订的《个人授信最高额抵押合同》完全是因招商银行凤起支行与范裙杰、施桂英、范允斌一家三口恶意串通，骗取倪国英、陈国荣签订的空白合同，非倪国英、陈国荣自身的真实意思表示。1、本案的主合同存在欺诈情况，依法应当予以撤销。根据袁鸣亮的陈述，在其签订《个人授信协议》和《个人贷款借款合同》时，对贷款的用途和担保的真实情况均不知情。袁鸣亮迫于家庭婚姻纠纷压力，被迫签字。袁鸣亮在签订《个人授信协议》和《个人贷款借款合同》，招商银行凤起支行严重违反工作规定，让袁鸣亮在空白合同上签字。2、本案中倪国英、陈国荣对担保的主债权情况毫不知情。倪国英、陈国荣对本案主合同即《个人授信协议》的内容，从不知情，也从未收到过相关材料；与担保的对象即本案的借款人范裙杰和袁鸣亮夫妇也从不认识。倪国英、陈国荣只与范裙杰之父母范允斌、施明英两人认识。范允斌系杭州力士机械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施桂英是公司股东。2013年初找倪国英、陈国荣，称杭州力士机械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凤起支行申请贷款，需要抵押物，请求帮忙，将房产抵押。并告知倪国英、陈国荣借款金额是150万元，时间为1年。由于范允斌、施桂英隐瞒了杭州力士机械有限公司严重亏损，濒临倒闭的实际情况，告知高龄的倪国英、陈国荣生产经营状况良好，需扩大经营、加盖厂房，同时也碍于朋友情面，倪国英、陈国荣才同意帮忙。若倪国英、陈国荣知晓借款人为范裙杰、袁鸣亮，则不会同意办理抵押。3、倪国英、陈国荣在签订《个人授信最高额抵押合同》及《个人授信协议》过程中，招商银行凤起支行与施桂英、范裙杰串通合谋，违反银行规定，让两位68岁、72岁的老人签订空白合同，根本没有宣读合同内容及有关签署注意事项并告知倪国英、陈国荣担保主债权情况和担保人应当承担的法律权利义务和风险。整个签字过程不足几分钟。这种情况在袁鸣亮，签订办理借款事宜是银行的做法也如出一辙。事后银行工作人员，也未向倪国英、陈国荣提供相关合同文本，一直到2014年7月倪国英、陈国荣催促下，才拿到相关合同。也正是由于银行当时填写的是空白合同，直接导致了在后期的补填工作中漏洞百出。杭州市房地产档案馆存档的《个人授信最高额抵押合同》和银行提供的《个人授信最高额抵押合同》在关键的三处（授信申请人、抵押人、抵押金额）明显不同。三、招商银行凤起支行所称2011年9月16日借款事宜，也系招商银行凤起支行与施桂英、范允斌串通骗取倪国英、陈国荣签字。本案中倪国英、陈国荣自己从未需要过200万元借款和300万元借款，也从未支付过相关利息、归还本金。2011年9月16日，施桂英夫妇找到倪国英、陈国荣，以杭州力士机械有限公司扩大生产需要资金向招行凤起支行申请贷款为由，要求倪国英、陈国荣以其所有的杭州市西湖区阳光地带花园（西）8幢1单元501室房产做担保抵押。倪国英、陈国荣信以为真，遂前往招行凤起支行办理抵押。倪国英、陈国荣到达银行之后，银行工作人员未对贷款和抵押情况进行任何说明告知，即催促在空白合同上签字。施桂英夫妇在场允诺，借款人为杭州力士机械有限公司，贷款金额为200万，时间为1年，倪国英、陈国荣碍于情面最终在多份空白的格式文书上签字。事后招商银行凤起支行与施桂英等人串通，违反承诺对已签字的空白合同进行了一系列补填及伪造，将贷款的授信人补填为陈国荣，并将所有空白合同补填合同编号为571084015356，并捏造了2份担保合同和2位素不相识的担保人。因害怕事情暴露，招商银行凤起支行也未向倪国英、陈国荣提供相关贷款及抵押的文本。经向杭州市房产中心存档的相关资料查证，银行提供的《个人授信合同》存在着多处明显的伪造，捏造了2个素不相识的担保人，同时授信时间涂改为20个月。《个人授信最高额抵押合同》中同样存在严重问题，两份合同抵押人，抵押时间明显不同。并且此次贷款时间为20个月，房产抵押时间仅为12个月，明显与常理不符。四、陈国荣从未担任杭州力士机械有限公司的股东。范允斌、施桂英、范裙杰多次伪造了杭州力士机械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及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内所有陈国荣的签名均系伪造，骗取工商管理部门将陈国荣登记为杭州力士机械有限公司的股东。因此倪国英、陈国荣对杭州力士机械有限公司情况不熟悉，与杭州力士机械有限公司除范允斌、施桂英以外的其他股东也不认识。五、招商银行凤起支行严重违反银监会《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中贷前审查、受托支付和放款事后监督的规定。招商银行凤起支行以上一笔200万元的放款所依据的合同，来推定本案300万元受托支付合同依据的真实性，显然是工作严重失职。这种作法缺乏法律依据、事实依据、甚至是常识依据。招商银行凤起支行认为，其仅须对黎明五金灯具厂和杭州为宏机械有限公司的《购销合同》作形式审查、没有义务审查交易背景的真实与否，显然也是违反《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指出招商银行凤起支行完全有义务在放款前审核交易合同和发票，在放款后也应采取有效方式对贷款资金使用、借款人的信用及担保情况变化等进行跟踪检查和监控分析，确保贷款资产安全。此外，即使按照工商登记，在本案300万元贷款审批时，也就是2013年4月，陈国荣在工商登记处，也早就不是杭州力士机械有限公司股东。而在本案300万元的贷款资料中，招商银行再次伪造陈国荣的股东身份。2013年4月19日，招商银行凤起支行明知抵押人陈国荣尚有200万借款尚未归还；明知本案的抵押物阳光地带花园西区8幢1单元501室尚有抵押担保贷款200万元没有清偿的情况下，违反规定在前笔200万元贷款尚未清偿的情况下，申请注销了杭房他证第11528117号他项权证。同日，又以该套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并违规发放了本次300万元贷款。即使到了现在，招商银行凤起支行在明知贷款被骗，为掩盖其内部犯罪事实，仍拒不向公安报案，履行债权人的义务，不积极追赃，放任国家财产流失。综上，本案是招商银行凤起支行个别工作人员与施桂英、范裙杰等相互勾结，伪造贷款资料，最终骗取贷款落入施桂英个人手中的经济犯罪，不是一起经济纠纷。骗取的贷款即为本案300万元，涉案人也是本案的借款人范裙杰一家，故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裁定驳回招商银行凤起支行起诉，完全正确。
二审期间，招商银行凤起支行提供了《个人授信协议》、《个人授信最高额抵押合同》、他项权证、《个人授信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个人贷款借款合同》、借款借据、贷款用途申明、杭州力士机械有限公司股东会担保决议、个人贷款申请表等证据；袁鸣亮提供了录音资料、书面证据等证据；倪国英、陈国荣提供了2011年9月16日个人授信协议、2011年9月16日个人授信最高额抵押合同、工商档案变更登记信息、杭州力士机械有限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决议、杭州力士机械有限公司章程、股权转让协议、个人贷款还清证明书、房屋他项权注销登记证明等证据。
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一审期间，经原审法院审查案涉借款用途存疑，本案存在经济犯罪嫌疑，原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招商银行凤起支行的起诉，将相关材料移送相关职能部门审查，该处理并无不当。如经相关职能部门认定，不能确定本案属犯罪性质的，当事人仍可依法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民事权益争议。综上，招商银行凤起支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要求撤销原审裁定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黄江平
审 判 员 崔 丽
代理审判员 夏文杰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张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