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56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阮×1，女，1970年4月20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阮×2，女，1967年5月20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阮×3，女，1974年4月1日出生。
上述三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郭广吉，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阮×4，女，1965年10月2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申，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阮×1、阮×2、阮×3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5）丰民初字第241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11月，阮×1、阮×2、阮×3起诉至原审法院称：被继承人乔×、阮×5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育有四女，分别为阮×4、阮×2、阮×1、阮×3。被继承人名下有房屋一套，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石榴庄东街×号平房，后于2011年拆迁，补偿楼房两套，分别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顶秀金石家园2号楼1单元×号及9号楼1单元×号。拆迁补偿款120万元。上述补偿基于拆迁所得，应为被继承人共同所有。乔淑珍于2013年4月8日去世，阮振旺于2015年9月11日去世，去世时均未留有遗嘱，现应由各继承人依法共同继承。
阮×4辩称：不同意对方的诉讼请求。本案应为遗嘱继承纠纷。2011年9月18日，被继承人阮×5、乔×在多位见×人的见×下签订了代书遗嘱，两位老人互为唯一的遗嘱继承人。2011年12月4日，阮×5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及安置房认购书，共获得安置房三套，除其中一套安置房归阮×3外，其他安置房及拆迁款归阮振旺。2012年4月8日，乔×去世。随后，阮×5与阮×4一家生活。2014年4月10日，阮振旺在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两位律师的见×下，订立代书遗嘱，将拆迁所得两套拆迁房屋及拆迁款等属于他的所有财产都留给阮×4继承。2015年9月11日，阮×5因病去世，因此要求法院确认遗嘱的真实性，并将遗产判归我所有。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继承人为乔×、阮×5，二人系原配夫妻关系，婚姻存续期间共育有四女，即长女阮×4、次女阮×2、三女阮×1、四女阮×3。乔淑珍于2012年4月8日去世，乔×之父乔×1于1988年4月2日去世，其母王×于1987年8月27日去世。阮×5于2015年9月11日去世，阮×5之父阮×6于1982年12月14日去世，其母阮×7于1998年8月14日去世。双方均称乔×、阮×5未收养其他子女，亦没有丧失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依靠二人生活的人。
乔淑珍、阮振旺在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石榴庄东街×号原有宅基地一块，宅基地面积210平方米，宅基地内房屋建筑面积161.8平方米。2011年9月18日，乔×、阮×5共同订立互为唯一继承人的代书遗嘱。遗嘱内容为：今天乔×、阮×5委托家属代书遗嘱，现丰台区石榴庄东街×号的房产只归我们老俩口所有。因为我们老俩年老多病，若我们其中一位去世，则唯一继承人为老伴。其子女不具备继承权，财产只作为老伴养老的用处。只有在老俩都安详去世后，剩余的财产才归子女们继承。下方有乔×、阮×5的签字及代书人孙文双和证明人李×、阮×8、阮×2（大爷家的）的签字。庭审过程中，代书人孙×，见×人阮府城作为证人出庭。孙×与阮×5、乔×系表亲关系。孙×称2011年的秋天，在老俩口的还没有拆迁的老院子里书写的代书遗嘱，当时是乔×给其打电话称让其到家中写一份遗嘱，乔×自行叙述，我来书写，两人表示所有财产归老俩口，不管谁先去世，自己的遗产归另外一个人，剩下的到全部去世再说。当时在场的人还有阮×8、李×和一个大姐，遗嘱的主文是我来写的，乔×和阮×5自己签的字，老人叙述时思维、意识清楚，能够正确表达自己的意见。证人阮×8与阮×5系叔侄关系。阮府城称在2011年9月份的一个周日，乔×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家里一趟，到了家里才知道是写遗嘱的事情，乔×说自己去世后他的财产给阮×5，写这个遗嘱就怕自己去世后没有人管阮×5，是在晚上的六七点钟写的，写完吃的晚饭，遗嘱是孙×写的，乔×、阮×5都在遗嘱上签字，我也在见×人的地方签字，书写遗嘱时，两位老人精神、思维都很正常。
2011年12月4日，乔×、阮×5所有的石榴庄东街×号拆迁，阮×5与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石榴庄村村委委员会、北京金瑞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宅基地腾退补偿安置协议书》，将阮×5、乔×、阮×3、金伟（阮×3之夫）、金×（阮×3之女）进行安置补偿，安置房屋三套，补偿款2814878元，其中1650000元用于购买安置房。同日，阮×5与阮×3签订《协议书》，自愿就拆迁一事达成一致意见，阮×3自愿将包括其在内的家中三口人的150平米回迁购房指标中75平米转给阮×5，阮×3只购买一套75平米的两居室，阮×3一家三口应得各项补偿款共计322000元，阮振旺承诺办理产权时将其中一套75平米的两居室产权登记在阮×3名下，并向其工商银行木樨园支行的账户内汇入拆迁补偿款322000元。乔×于2012年4月8日去世。
2013年3月11日，阮×5、阮×4、阮×2、阮×1、阮×3共同达成了《家庭协议》，内容为阮×5在有生之年与阮×4一起生活，拆迁款和退休费用于支付其生活和看病的费用，其有权自行安排，涉及房产及余下存款在其去世后再行分配。下方有阮×5的签章及阮×4、阮×2、阮×1、阮×3的签字。
2014年4月10日，阮振旺前往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进行律师见×遗嘱，由张×、袁×作为代书人及见×人，阮×5订立遗嘱，内容为在其去世后，将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顶秀金石家园2号楼1单元×号及丰台区顶秀金石家园9号楼1单元×号房屋两套及其他所有的财产均留给阮×4继承。律师见×人张×、袁×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张×称阮×5在其大女儿、外孙女和外孙女婿的陪同下来到盈科律所进行遗嘱见×，阮×5老人身体还可以，记忆中比较胖，其陈述自己刚刚与大女儿一家出国游玩回来，因为房屋还没有房本，办不了继承公证但是现在得了癌症需要看病，看病的费用和生活都是大女儿进行的照顾，不想在自己去世后大女儿什么都没有，并称其他女儿都不来看望他，叙述过程中几度哽咽，老人说自己已经找邻居做过遗嘱了，并表示其是文盲，只会签字，见×过程是在单独的会议室与老人单独进行的，在场的只有阮×5、两位见×律师和录像的工作人员，因为老人的岁数较大，为了保证其思维、精神状态都正常，让其去医院开具了证明，阮×5告诉我们自愿将自己的财产都留给大女儿阮×4，并将他与老伴之前写的互为继承人的遗嘱拿给我们看，我们已经告知其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阮×5仍坚持做见×遗嘱，其表示即使其与老伴做的遗嘱无效，其也愿意将自己的财产都给阮×4。录像前，我们与阮×5进行过多次、充分的沟通，确保其遗嘱内容真实，为其个人意思表示，之后进行的录像见×过程，全程由我们发问，阮×5回答的方式进行，我们也向阮×4进行了询问，就是告知她律所只对遗嘱的真实性负责，对其内容不做认定，录像是一直录下来的直至见×结束，之后就直接密封了，我们没有看到录像的内容，整个过程以录像为准。证人袁×，在接到委托后，我加入进来，在录像前与阮振旺单独做过了解，包括财产情况、配偶、子女情况，至于他与配偶的遗嘱是否有效我们不做认定，只对阮×5遗嘱的真实性做见×。录像前进行了大量的准备，由我进行主导询问，老人在整个过程中状态很好，我们还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了解，以判断老人的精神状态，在与老人单独沟通时，我们询问其为什么只将财产给大女儿，老人说他患病后，只有大女儿照顾他，其他女儿都不管他，在此过程中老人哭了几次，并说这些钱用于生养死葬，去世后留给大女儿。在录像前就老人遗嘱的内容我们会准备一份草稿，因为阮×5是文盲，因此在录像前我们反复与其进行沟通以确认其遗嘱的真实性，在见×过程中就采用发问的形式进行，见×过程的录像光盘也没有看过，直接密封了。
2014年5月14日，案外人田×购买大众轿车一辆，登记在田×名下。阮×1、阮×2、阮×3认为购车款为阮×5的拆迁款，因此车辆应作为遗产进行分割。阮×4称此为阮×5在世时的赠与，已经进行登记，赠与完成，不属于阮×5的遗产。
另，阮×1、阮×2、阮×3曾就乔×的遗产起诉过阮×5及阮×4，在诉讼过程中阮×5去世，阮×1、阮×2、阮×3表示在上一诉讼中阮振旺及阮×4未提及遗嘱的事情，因此遗嘱不真实，应按法定继承处理。
截至本案庭审结束，涉案的两套房屋均没有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焦点一，乔×、阮×5订立的互为继承人的代书遗嘱的真实性及法律效力。乔×去世前，与阮×5共同订立了代书遗嘱，代书人及见×人到庭对见×遗嘱过程进行了陈述，代书人及见×人陈述的内容大致相同，可相互印证，因此，虽然阮×1、阮×2、阮×3对乔淑珍的签字不予认可，但代书人、见×人均表示该遗嘱内容主要为乔×口述，代书人按其意思进行书写，阮×5在此后的律师见×中亦将该遗嘱拿出并明确表示该遗嘱为其与乔×共同订立的，因此对代书遗嘱的真实性法院予以确认。该份遗嘱确定了乔×、阮×5互为唯一的继承人，一方先去世，另一方享有唯一的继承权，且列明处分的原因为老两口身体均有病，财产用于养老看病所用，内容明确清楚，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法院予以确认。
焦点二，阮×5律师见×遗嘱的真实性及法律效力。阮×5在阮×4一家的陪同下前往律师事务所进行遗嘱见×，其在单独的房间内单独接受律师的询问，独立表示其意识，并提供了医院的精神、认知正常的证明，以上情况当场见×的两位律师均到庭进行了陈述，因此可以认定阮×5是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自愿进行的遗嘱见×，其遗嘱内容真实有效，具有法律效力。对于阮×1、阮×2、阮×3提出的两位律师所述时间有出入，到达人数的叙述不一致及委托过程的叙述的差异等方面提出的质疑，法院认为阮振旺在两年前到律所进行的律师见×，两位律师所负责任和工作有主有次，因此在语言表达上有出入可以理解，且该情况并不影响阮×5的见×过程，故该项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对于阮×1、阮×2、阮×3提出委托人不是阮×5，也不确定是阮×5交纳相关费用的意见，法院认为律师见×遗嘱的重点系遗嘱是否为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有关委托、缴费问题系遗嘱见×的前期工作，两位见×人不了解情况亦属情理之中，阮×5本人已将其真实意思进行了表述，两位见×人见×了遗嘱过程，因此并不影响遗嘱的效力；对于阮×1、阮×2、阮×3提出的阮×4一家系利害关系人，陪同其进行遗嘱见×，不符合见×的程序，法院认为两位见×人均表示对于阮振旺的遗嘱见×是单独进行的，且录像的内容亦反映了该情况，阮×4作为一直照顾阮振旺的子女，在阮振旺身患绝症的情况下陪同其办理相关法律手续，并不违反继承法关于见×遗嘱的规定；对于阮×1、阮×2、阮×3提出的两位见×人在见×过程中通过诱导的方式进行提问，并提前制作遗嘱的情况不符合法律规定，通过见×人的陈述和录像中所反映的内容，阮振旺老人文化程度不高，很多专业的法律用语无法听懂，不能用规范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意见，见×人在充分了解了阮振旺的真实意思后，通过询问的方式进行并无不当，在阮×5不知如何表达自己意见时，由律师采用法律用语表述并为其解释、示范后，得到了阮×5的确认，只是见×人明确其真实意思的方式，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阮振旺在叙述过程中亦陈述了其订立遗嘱的原因和想法，并流露出了真情实感，更加确认该遗嘱的真实性，录像中所显示的所谓提前制作的遗嘱，由于距离较远，无法确认其内容，并且可以看到录像中的“遗嘱”上有明显修改多处的痕迹，可见即使为遗嘱，也仅为一份遗嘱的草稿，见×人在录像前已多次确认了阮×5的遗嘱内容，提前制作文稿亦无不当；对于阮×1、阮×2、阮×3提出的见×人未对乔×遗嘱的真实有效进行核实的情况，法院认为两位见×人见×的是阮振旺的遗嘱，并对其遗嘱的真实性负责，至于乔×的遗嘱是否有效或是否进行分割，见×人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告知义务，见×人没有必要亦无权利审核乔×遗嘱的真实性，确认其效力；对于阮×1、阮×2、阮×3提出的见×人将被继承人关于财产的处分意见告知阮×4，违背遗嘱继承的相关要求，法院认为即使继承人得知被继承人遗嘱内容，亦是发生在遗嘱制作完毕之后，在整个见×过程中并没有影响被继承人的意思表示，阮×4、阮振旺在进行遗嘱见×前均知道财产由阮×4继承，此为人之常情，在生活中亦为常见，并无不当。综上，法院认为阮×5所做律师见×遗嘱，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焦点三、涉案房屋的权属及处分是否有效。涉案房屋为乔淑珍、阮振旺原有房屋拆迁得来，虽然乔淑珍去世时房屋已经拆迁，原有房屋已经不复存在，但其与阮×的代书遗嘱中明确互为唯一继承人，即不管财产如何演化，阮×5均有权在乔×去世后继承属于其的财产。故拆迁得来的房屋除去其他权利人的份额，应由阮×5个人享有。阮×5与阮×3作为各自家庭的代表签订了《协议书》，就拆迁所得钱款及房屋进行了明确的分割和确认，庭审中，各方当事人亦认可该处分结果，因此涉案的房屋及拆迁款均为阮×5的财产，其将上述财产均留给阮×4继承亦是合法处分，法院予以确认。
最后，阮×1、阮×2、阮×3还提出阮×4用阮×5的拆迁款购买车辆，应作为遗产进行分割，且上次诉讼中阮×5、阮×4未提出订立遗嘱的事情，因此因按法定继承处理，对此法院认为阮×4购买车辆之事，发生在阮×5在世期间，阮×5自愿用拆迁款为阮×4一家买车，属于赠与行为，该车辆已经登记在案外人田×名下，赠予已经成立并生效，不能作为阮×5的遗产进行分割。上次诉讼，因阮×5去世，没有对实体进行处理，且乔×、阮×5订立的两次遗嘱在订立时已经成立，在两位老人去世时生效，因此阮×4于此次诉讼中提出，也无不当。
另外，截至本案结束前，诉争的房屋产权均未进行产权登记，因此法院不宜径行确定所有权，仅对居住、使用的权利进行确认，有关产权的确认待产权证下发时再予确定。据此，原审法院于2016年4月判决：一、阮×4有权对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顶秀金石家园2号楼1单元×号及丰台区顶秀金石家园9号楼1单元×号的房屋居住、使用。二、拆迁款中遗留的钱款，归阮×4所有。三、驳回阮×1、阮×2、阮×3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阮×1、阮×2、阮×3不服，上诉至本院称：第一，原判超出了诉讼请求，我方从未提出过房屋居住、使用权的请求，但原判第一项判决的是居住、使用权；我方请求为要求继承父母的拆迁补偿款120万元，原判第二项与我方的诉讼请求不是一回事。第二，律师见×遗嘱无效，因为：1、委托见×的委托人不是立遗嘱人；2、盈科律师事务所做这项业务是由遗嘱继承人进行联系并付费的，故遗嘱继承人和该律所产生利害关系，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作为遗嘱见×人；3、遗嘱是打印出来的，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规定，没有法律效力。第三，我方认可父母共同订立的代书遗嘱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该遗嘱的意思是二人的共同财产在二人尚有一人在世时不分配，仅仅是保障在世老人养老，在二人都过世后归子女们继承，并不是剩余的财产都由阮×5处理，因此假使阮振旺后来订立的遗嘱有效，那乔×对自己个人财产的处分也应受到法律保护。
阮×4同意原判并答辩称：第一，对方第一项起诉请求就是继承两套房屋，由于两套房屋尚未取得所有权，故原审法院判决居住、使用合法合理，不存在超过诉讼请求。对于拆迁款，首先阮振旺实际得到的拆迁款数额并不足对方起诉要求的120万元，况且从阮振旺得到拆迁款到去世花费很多，尤其老人从发现肺癌至去世时隔两年多，在医院住院化疗花费了大量费用，对方起诉请求的数额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结合阮振旺的遗嘱，判令拆迁款中遗留钱款归我是正确的，不存在超过诉讼请求。第二，阮振旺的律师见×遗嘱合法有效。由于阮×5文化程度不高，只能书写自己的名字，故采取了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见×遗嘱这一形式，通过录像内容可以得知，遗嘱内容是阮×5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第三，两位老人订立的共同遗嘱指定了两人互为唯一继承人，上诉人对该遗嘱进行了断章取义的曲解。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无异。
上述事实，有代书遗嘱、见×遗嘱、分家协议、律师见×书卷宗、拆迁协议、购房协议、协议书、购车发票、代书人、见×人、律师见×人的证人证言、见×光盘、建委查询记录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本案中，双方均认可乔×与阮×5共同所立代书遗嘱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该遗嘱中明确了老伴为唯一继承人，故两名立遗嘱人均对自己遗产明确指定了继承人。在乔×去世后继承开始，根据该遗嘱，乔×的全部遗产已均由阮×5继承，即已全部归阮×5一人所有。阮振旺对其所有的财产如何处理，属于自己的权利范围。
第二，对于阮×5所立遗嘱效力问题，该份律师见×遗嘱的形成过程为两名律师与阮×5在场的情况下，采取问答的形式确定遗嘱的具体内容，整个过程由一名律师进行询问，另一名律师通过笔记本电脑进行记录，最终形成的书面遗嘱系由见×律师整理成文，并再次给阮振旺宣读。打印出来的遗嘱由阮振旺本人签名，两名见×律师亦签名，整个立遗嘱过程有录像予以佐证，两名见×律师亦在原审出庭陈述了见×遗嘱的过程，综合上述证据可以充分证明阮振旺本人表达了其两套住房和其他所有财产由阮×4继承的真实意思。该遗嘱应为有效遗嘱。阮×1、阮×2、阮×3关于该遗嘱无效的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第三，直至本案辩论终结，阮×1、阮×2、阮×3要求继承的两套房产尚未取得产权证，原审法院判令两套房产由阮×4居住、使用符合法律规定。阮×1、阮×2、阮×3起诉要求继承拆迁补偿款，根据阮振旺所立遗嘱，阮×1、阮×2、阮×3无权继承属于阮振旺的拆迁补偿款，故原判第一、二项均是针对继承请求进行的判决，不存在超越诉讼请求的情况。
第四，至于阮×3与阮×5签订协议书后，阮×3主张阮×5并未将应属于自己的322000元拆迁补偿款支付给自己，本案中，阮×4对此予以认可，双方已就该笔款项另行形成诉讼，本案不予处理。本案就阮×5遗产的处理结果不影响阮×3在另案中主张自己并非依继承享有的拆迁补偿款的权利。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阮×4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阮×1、阮×2、阮×3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保河
审判员 李 倩
审判员 王云安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曹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