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昆行终字第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媛媛，女，1981年3月15日生，住址：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大街星河皓月**号楼*单元****室。
委托代理人李川，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李蔚然，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省公安厅民用机场公安局直属公安分局，地址：昆明市官渡区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公安分局。
法定代表人赵文斌，局长。
委托代理人苏建明，云南新洋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张宏良，云南省公安厅民用机场公安局直属公安分局民警，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李媛媛因治安管理行政处罚一案，不服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官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以下案件事实：2015年1月9日，MU2036航班的航程为从达卡飞昆明，再从昆明飞北京。航班原计划是2015年1月9日20时45分从昆明起飞，但由于天气原因延误。2015年1月9日23时45分左右，乘客开始登机，期间发生部分乘客与值机柜台协商赔偿的事宜。2015年1月10日凌晨2时左右，所有乘客登机结束，飞机关闭舱门。因天气原因，飞机需要除冰，除冰需要关闭空调。2015年1月10日凌晨3时左右，飞机开始除冰，空调关闭。空调关闭后，部分乘客情绪激动。除冰完毕后，飞机准备起飞时，紧急出口被强行打开。2015年1月10日凌晨4时20分，昆明长水机场航站区派出所值班民警接昆明长水机场TOC报警称：有旅客擅自将停靠在112号登机廊桥旁的东航MU2036航班上的应急舱门打开。接报后，值班民警于2015年1月10日凌晨4时25分赶到位于昆明长水机场航站楼东侧112号登机廊桥旁。通过112号登机廊桥进入MU2036号飞机内部，在42A位置左侧，一扇应急舱门呈开启状，41L及42L位置右侧的两道应急舱门均呈开启状。2015年1月10日云南省公安厅民用机场公安局直属公安分局（以下简称：机场公安直属分局）将MU2036的部分乘客（包括李媛媛）及机组乘务人员带回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及辨认笔录。2015年1月10日，机场公安直属分局制作云机场公（直）审字（2015）第0065号《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请示》。2015年1月10日23时机场公安直属分局民警通过电话1350119****将云机场公（直）行拘通字（2015）第0065号《被行政拘留家人通知书》内容通知李媛媛家属彭国际。2015年1月10日23时50分，机场公安直属分局向李媛媛送达《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拟处罚的事实、法律依据以及陈述、申辩权利，李媛媛表示：没有带动闹事，是反映情况。2015年1月11日，云南省公安厅民用机场公安局法制科审核了《李媛媛扰乱航空器秩序案卷宗》，制作《李媛媛扰乱航空器秩序案阅卷记录》，同意行政拘留。2015年1月11日，机场公安直属分局向李媛媛送达云机场公（直）行罚决字（2015）00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为：李媛媛在2015年1月10日凌晨3时45分许，在昆明长水机场MU2036次航班上扰乱航空器秩序，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旁证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决定给予李媛媛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2015年1月11日凌晨2时将李媛媛拘留至昆明市公安局拘留所接受处罚，现李媛媛已接受完处罚。另审理查明，李媛媛系北京永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导游，在MU2036号航班上的座位号为47K。李媛媛分别在2015年1月10日凌晨4点13分29秒，9点24分1秒用号码1861020****手机拨打过110报警平台。经审查，被告机场公安直属分局依法享有本案执法主体资格。
一审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被告机场公安直属分局作出云机场公（直）行罚决字（2015）00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是否准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三）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船舶、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本案中，被告提交的证据9-27中，原告李媛媛的询问笔录记载其陈述一个人进入飞机舱门位置，找机组人员，听到“机长”过激言语后，对机长说，不安全，别飞了。MU2036次航班上乘客刘奚宁、李铁军的询问笔录均记载其陈述导游与机长交涉后，回来说机长骂人，旅客之间就在相互传的内容。MU2036次航班上乘客同时也是原告李媛媛旅游团旅客方胜芝、张利的询问笔录均记载其陈述导游李媛媛带头起哄的内容。MU2036次航班机组乘务人员朱炳志、刘丹、胡睿函、吴家燕、纪毅、王奕鸥、王鹏程、胡成嘉、雷兰的询问笔录均记载其陈述47K座女导游多次在经济舱与头等舱之间走动，煽动旅客吵闹，煽动旅客要求下飞机，与乘务人员争吵，以及对带头煽动闹事的女导游的体貌特征的描述内容。MU2036次航班上乘客刘奚宁及既是乘客同时也是原告李媛媛旅游团的团友赵小利的辨认笔录均记载准确指出原告李媛媛的照片，以及原告李媛媛告诉其机长骂人，煽动闹事的内容。被告提交的证据30反映的李媛媛当天的体貌特征与MU2036次航班机组乘务人员所陈述的一致。原告李媛媛提交的证据3属于证人证言，多人签字，但无证人基本情况记录，无出具时间和证人身份证明，且原告李媛媛无法确认是否是证人亲笔签名，证据要件缺损，本院依法不予确认。证据4、5系媒体报道和视听资料，载体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的证明观点。证据6的证人证言，其陈述与被告提交的证据11-27相互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一）、第（二）项之规定，被告提交的证据11-27是国家机关依据职权制作的调查文书，其证据效力高于原告证据6。被告的证据客观的反映出2015年1月10日凌晨，在MU2036次航班上，原告李媛媛实施了擅自离开自己的47K号座位，到飞机前舱找机组工作人员吵闹，扩散“机长骂人”及要求不能飞行等煽动性行为，造成一部分旅客在机舱内闹事，扰乱了航空器上的秩序。本院认为，即使是航班的机组人员在承运过程中，行为问题处理不当，也不能成为原告李媛媛实施扰乱航空器秩序的理由或者免责原因，李媛媛应当对其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就庭审中，原告李媛媛提出的飞机监控事项，本院认为，被告机场公安直属分局依法履行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举证责任，事实清楚。原告若有相反证据或要求人民法院调取证据，依法应当在人民法院确定的举证期限内提出调取的申请。综上，本院认为，被告机场公安直属分局作出云机场公（直）行罚决字（2015）00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准确。二、被告机场公安直属分局作出云机场公（直）行罚决字（2015）00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是否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或者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主动投案，以及其他行政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移送的违反治安管理案件，应当及时受理，并进行登记。”本案中，被告提交的证据2云机公（航）受字（2015）0065号《受案登记表》反映了事发时的简要案情、接报民警、接报时间、接报地点、受案意见及受案审批，履行了受案登记程序。第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第二款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陈述和申辩。公安机关必须充分听取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意见，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公安机关应当采纳。”本案中，被告提交的证据7昆拘收字（2015）512号《执行回执》，证据31《询问提解被拘留人登记》能够证明原告李媛媛在2015年1月11日凌晨被送到昆明市拘留所，直到2015年1月16日被告机场公安直属分局才再次在昆明市拘留所接触原告李媛媛。原告李媛媛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上签字时间2015年1月11日23时50分，根据上述证据，该时间段，原告李媛媛已经在昆明市拘留所，被告机场公安直属分局未经昆明市拘留所登记许可是不能接触到原告李媛媛的，故该签字时间应属笔误。庭审中，原告李媛媛也当庭认可是1月10日23时50分。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2015年1月10日23时50分，机场公安直属分局向李媛媛送达《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拟处罚的事实、法律依据以及陈述、申辩权利，李媛媛表示：没有带动闹事，是反映情况。2015年1月11日，云南省公安厅民用机场公安局法制科审核了《李媛媛扰乱航空器秩序案卷宗》，制作《李媛媛扰乱航空器秩序案阅卷记录》，同意行政拘留。本院认为，被告机场公安直属分局依据法律规定，履行了行政处罚前向被处罚人拟告知相关案件事实及其享有陈述、申辩权利的法定程序。同时也履行了法律规定的复核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向被处罚人宣告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书，并当场交付被处罚人；无法当场向被处罚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送达被处罚人。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应当及时通知被处罚人的家属。”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机场公安直属分局民警通过电话1350119****将云机场公（直）行拘通字（2015）第0065号《被行政拘留家人通知书》内容通知李媛媛家属彭国际。2015年1月11日，机场公安直属分局向李媛媛送达云机场公（直）行罚决字（2015）00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认为，被告机场公安直属分局依法履行了及时通知被处罚人的家属及送达处罚决定书的法定程序。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在执法文书签字落款时间上存在瑕疵，本院综合本案整个事件经过，本案时间经历了2015年1月9日、10日、11日，事件发生于2015年1月10日凌晨，且事态紧急，部分事项发生在各天的凌晨跨度上，各方当事人都对时间的跨度没有准确掌握，但被告机场公安直属分局提交的证据能够综合的反映执法程序流程及客观事实。综上，本院认为，被告机场公安直属分局作出云机场公（直）行罚决字（2015）00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履行了拟告知，保障被处罚人陈述、申辩权，及时通知被处罚人的家属及送达处罚决定书的法定程序，其执法程序合法。三、被告机场公安直属分局作出云机场公（直）行罚决字（2015）00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航空器内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外，适用本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三）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船舶、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本案中，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事件发生于2015年1月10日的东航MU2036次航班上。根据争议焦点一，本院依法确认被告作出行政处罚行为认定事实准确，原告李媛媛在昆明长水机场MU2036次航班上实施了扰乱航空器秩序的行为。综上，本院认为，被告机场公安直属分局作出云机场公（直）行罚决字（2015）00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公共安全是社会和公民个人从事和进行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娱乐，交往等所需要的稳定外部环境和秩序，涉及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的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民航运输管理秩序是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社会管理秩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于民用航空运输的高度危险性，该领域的管理秩序就更突显其重要性，这直接关系到生命、财产的安全。维护民用航空活动正常秩序，确保大众出行正常和航空安全是社会的需要，人民群众的需要。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公民自觉遵守，共同维护民航运输管理秩序，不允许肆意的践踏和破坏。因此，对于扰乱民航运输管理秩序的违法行为应当依法处罚，以保障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保障公共安全，保障航空运输安全。本案中，原告李媛媛与航空公司是客运合同关系，原告李媛媛的职业是导游，其认为其是履行导游的职责，对此，本院认为，原告李媛媛首先是一名乘客，作为乘客的李媛媛有遵守安全规则的义务，作为承运人的航空公司有按约定的时间将旅客运达目的地的义务，提供必要生活服务的义务。若承运人在承运过程中，行为问题处理不当，乘客应当依法维护合法权益，但这不能成为原告李媛媛实施扰乱航空器秩序的理由或者免责的原因。原告李媛媛在2015年1月10日在MU2036次航班上扰乱航空器秩序的行为侵害了民航运输管理秩序这个客体，依法应当受到法律的处罚。被告机场公安直属分局作出的云机场公（直）行罚决字（2015）00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执法权源合法，执法程序合法，认定违法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原告李媛媛要求确认其违法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二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七十七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第三十二条、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2目、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媛媛请求确认被告机场公安直属分局作出的云机场公（直）行罚决字（2015）00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的诉讼请求。诉讼费50元，由原告李媛媛承担。
上诉人李媛媛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公安机关对于自己做出的治安行政处罚，应当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存在违法事实。公安机关怠于查明违法事实的行为本身即可证明该处罚违法，而不是应当把证明处罚违法的责任分配给上诉人。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当庭提出调取飞机监控录像证据，被一审法院以申请调查取证超过举证期限为由当庭驳回。上诉人认为，飞机上确有监控且已开启，而该监控录像属于新证据不受举证期限制约，一审法院以超期举证为由驳回申请属于适用法律不当。另外，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了，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一审法院怠于行使法定职权，没有调取该证据，认定事实是偏颇的。另外一审法院驳回原告的延期举证申请，客观上加大了上诉人的举证难度。一审法院认为一般公民有失偏颇的证言一经国家公权力机关记录，其证据效力即为最高，将原本是证人证言的证据性质偷梁换柱改为公权力机关书证，没有法律依据。公安机关没有罗列上诉人的客观举动反而根据一般公民的主观判断来反推存在违法事实，将行使国家公权力的职权交给普通民众，这与法治社会的理念背道而驰。上诉人援引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证明大量“证人”不在冲突现场，不能凭借人类的感觉直接了解案件事实，客观不满足证人条件的主张，依旧未被一审法院采信。用以证明事发经过的证人证言一共十三份，十份来自航空公司雇员。这十个证人中一人在驾驶舱从未出现到机舱中，一人仅到机舱不足一分钟且与乘客产生冲突，五人事发时躲在客舱最后机务组工作区逃避冲突，三人未离开过前舱。这些人的证言中有指出对于机上混乱航空公司是有责任的，也能说明导游是为了游客利益而维护客人权益的。一个具体行为的产生不能脱离行为产生的环境背景。上诉人具有导游的身份，其肩负着游客的利益，导游的维权行为对抗的不仅仅是航空公司，竟然还有公家的公权力。身为普通公民，在这种野蛮的强权面前，也只能束手无策。一审判决无视了导游法定职责，维持了公安机关的野蛮执法行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法院在任何情形下都倾向保护特权主体的权利而不惜斩断无力公民的所有退路时，法律的尊严何在？公民的权利何在？综上，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官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2、改判确认被上诉人作出的云机场公（直）行罚决字（2015）00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机场公安直属分局答辩称：一、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指责“公安机关怠于查明违法事实的行为本身即可证明该处罚违法……”并以此作为上诉理由显然错误。因“公安机关怠于查明违法事实”而使上诉人受到行政损害，是另一个行政法律关系，上诉人应提起“请求判决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之诉，而非在二审时将其合二为一，上诉人混淆了法律关系。本案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经过了调查取证，取得了大量证据。取证对象包括MU2036次航班李媛媛团队的游客、该次航班上非李媛媛团队的旅客以及该次航班的机组人员。经过调查取证，包括上诉人的上诉状中也可以证实上诉人在该次航班上实施了包括：1、擅自离开自己的座位并到飞机前舱找机组工作人员吵闹；2、捏造并扩散“机长骂人”、“机长带着情绪，飞机不安全”等煽动性语言；3、煽动乘客一起按服务铃；4、在机舱内反复走动并要求大家站起来；5、在飞机完成除冰开始滑出廊桥以后，又煽动旅客阻止飞机起飞。上诉人实施的上述一系列行为，违反了乘机旅客须遵守的基本行为规范，造成一部分旅客在机舱内闹事，导致该航班三个机舱安全门被闹事旅客打开，飞机不能起飞的严重后果。被上诉人在查明上述事实的基础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给予“挺身而出”带头闹事的上诉人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决定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二、上诉人既然认为飞机上有监控录像是常识，为什么不在公安机关调查时、给予处罚时或者是在起诉举证期限中指出这个常识，而要谎称“直至上诉人获得原审被告证据之后，上诉人才知道飞机上确有监控”。此外，常识不属于新证据，上诉人将其认为的“常识”称作“新证据”，继而提出不受举证期限限制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即使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了该所谓的“新证据”，人民法院对此不应采信。反之，若航班真有录像视频资料，则被上诉人早就可以凭借该录像资料对号入座，查到打开飞机舱门的违法人员了，而无须费时费力找证人取证，至今还未查明另一个打开机舱门的人。三、上诉人指责一审法院怠于行使法定职责，没有调取关键证据是毫无道理的。《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可以调取证据的三种情况。举证证明自己的主张，是当事人自己的诉讼义务，不是法院的义务。上诉人故意混淆当事人的举证义务与法院享有的指令权这二者之间的概念，这是企图陷人民法院于不法、不公、不义的境地。四、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言笔录的相关证人身份提出异议，并进而否认被上诉人据此作出的行政处罚合法，上诉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凡是知道案件真实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本案航班的机组成员按各自岗位职责分布在飞机的前舱和后舱，就事发现场，这架波音飞机最长不超过40米，在如此局促的空间内，机组人员亲历现场，从不同角度亲眼目睹了事件的整个经过，知道案件最真实的情况，当然具有合法的证人资格。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的相关规定，飞机机组人员有职责保证民用航空器及其所载人员的安全，机组人员有义务主动了解发生在航空器内的各种意外状况，全面及时的获取信息。本案机组人员获取的证人证言具有完全合法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综上所述，上诉人的各项上诉理由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被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以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
本案当事人在一审诉讼中提交的证据材料均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均符合法定证据的一般特征，本院依法对此予以确认。
本案经二审审查，一审人民法院审判程序合法。
根据本案收录的有效证据，经二审审理，一审人民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正确，本院亦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公民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治安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不服提起的诉讼，依法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且属于本院二审管辖。上诉人李媛媛对行政机关机场公安直属分局于2015年1月11日作出的云机场公（直）行罚决字（2015）00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其作为行政相对人依法具有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被上诉人机场公安直属分局作为负责本辖区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的行政机关，其在机场具有相应的治安管理执法权限及执法主体资格。本案上诉人对机场公安直属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机场公安直属分局系本案的适格“被告”。
就被诉行政行为所查明的案件事实来看，被上诉人提交的多份《询问笔录》已证实：李媛媛事发当晚在MU2036航班机舱内，实施了诸如在机舱中反复走动并在头等舱大吵大闹；传播“机长骂人”的信息并对“机长”说“不安全，别飞了”；煽动乘客下飞机；煽动乘客一起按服务铃一起站起来等扰乱航空器秩序的行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询问笔录》中所询问的对象，包括了在事发航班封闭机舱中不同位置的乘客及机组乘务人员，其中乘客包含了李媛媛所带旅游团的游客还有其他普通乘客，这些在事发航班上亲历了事件经过的证人的证言已经可以相互印证，证实上诉人李媛媛事发当晚在机舱中的行为已经对航空器上的秩序造成了影响。在封闭的机舱中，上诉人的一系列行为必然会影响到其他乘客的情绪，其行为也是最终导致该航班不能正常起飞的原因之一。综上，被上诉人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另对于上诉人声称应考虑其具有的导游身份及负有维护旅游团游客利益职责的主张，本院认为正当的维权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但是维权不是突破法律底线的理由或借口，故对上诉人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就被诉行政行为的程序而言，被上诉人在进行了受案登记、调查取证后，对李媛媛进行行政处罚履行了事先告知义务并听取了当事人陈述、申辩，最终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对李媛媛进行了送达。另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同时依法制作了云机场公（直）行拘通字（2015）第0065号《被行政拘留家人通知书》并由民警通过电话1350119****将内容通知了李媛媛家属彭国际。故被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合法。
就被诉治安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律适用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航空器内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外，适用本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三）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船舶、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本案中，依据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李媛媛在MU2036航班上实施了扰乱航空器秩序的行为，其行为也是该航班不能正常起飞的原因之一。故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机场公安直属分局作出云机场公（直）行罚决字（2015）00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法律适用正确。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媛媛的上诉请求缺乏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据此，本院依照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以及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2目、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计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李媛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华虹
审 判 员 方玲
代理审判员 张锐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七日
书记 员代 亚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