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43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芳，女，1978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淳安县。
委托代理人：沈华佐、褚金来，杭州市律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华日电冰箱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481号。组织机构代码：72848127-3。
法定代表人：陈励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司学军、邵蕙菁，浙江劳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芳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华日电冰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日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2民初3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余芳自2010年3月3日进入华日公司工作，工作岗位为操作工，双方先后签订（续订）有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期限为2014年6月1日至2016年5月30日止，工作地点在杭州，月工资1550元，并约定了余芳的工作地点包括工作地所在城区及下属市县，余芳同意华日公司可根据生产经营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及余芳的工作能力及表现调整相应的工作岗位、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等事项。审理中，余芳主张其月工资由银行代发和企业现金支付组成，共计3000元，华日公司则主张按合同约定为1550元。2015年10月13日，浙ＸＸ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在华日公司厂区内张贴了华日企业富阳新厂区员工工作、生活安排方案，告知员工因杭州市政府规划调整，厂区将在规定时间内搬迁，搬迁至富阳东洲街道新厂区，并告知有关工作、生活的安排方案。同年10月23日，华日公司人保部又在厂区内张贴了关于搬迁期间维持企业正常生产秩序的决定，告知员工要坚守岗位，正常工作、正常上下班。对搬迁期间不坚守岗位、消极怠工的员工，公司将按旷工处理；对搬迁期间无理取闹的员工按有关规章制度处理；搬迁期间，员工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的，应按正常离职流程办理相关离职手续；未解除劳动合同的员工，在规定时间内未到富阳新厂区工作的，公司将按旷工处理等事宜。由于余芳不同意去富阳东洲新厂区工作，双方发生争议。华日公司遂于次日将原厂区关闭，后进行了搬迁，于同年11月搬迁完毕。余芳后未到富阳东洲新厂区工作。2016年1月，华日公司向余芳账户转账217元。另查明，2015年11月，余芳向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1、华日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18000元；2、华日公司支付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2482元；3、华日公司支付2015年10月工资3000元。仲裁审理过程中，华日公司向余芳支付了2015年10月的工资，故余芳撤回了第3项仲裁请求。2016年1月7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了上劳人仲案字［2015］第271号仲裁裁决，裁决：一、华日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余芳2014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1379.31元（月工资3000元÷21.75天×年休假天数5天×200%）；二、驳回余芳的其他仲裁请求。因余芳不服仲裁裁决，于2016年1月21日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判令华日公司支付因停止履行劳动合同的条件和岗位导致合同终止的经济补偿金18000元；2、判令华日公司支付余芳2014年、2015年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2482元。
原审法院认为，涉案劳动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合同履行过程中，余芳不同意去华日公司的新厂址工作，导致双方当事人发生争执。根据涉案劳动合同的约定，余芳的工作地点包括工作地所在城区及下属市县，且余芳同意华日公司可根据生产经营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及余芳的工作能力及表现调整相应的工作岗位、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因此，华日公司因搬迁厂址要求余芳去富阳新厂址上班，符合合同的约定，未构成违约。余芳关于华日公司以单方面关闭厂门、停止社保缴纳等手段实际于2015年10月23日解除了与余芳的劳动合同的意见，该院不予采纳。审理中，余芳表示，如劳动关系尚存续，则其明确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华日公司亦表示同意，故该院确认双方劳动关系于2016年3月16日解除。因余芳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故其主张经济补偿金缺乏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劳动合同解除后，华日公司应依法支付2014年度、2015年度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现余芳要求华日公司支付2482元，未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该院予以准许。华日公司以已发2014年、2015年春节放假通知，其中劳动者享受的多于法定节假日的5日应当认定为享受带薪年休假为由提出抗辩，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通知已经进行了张贴或告知，及余芳表示同意的事实，故此抗辩理由，该院不予采信。华日公司关于其于2016年1月向余芳发放款项即视为余芳已于2015年12月带薪年休的抗辩意见，该院亦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六条，《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三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五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6年5月27日判决：一、华日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余芳2014年、2015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2482元；二、驳回余芳对华日公司提出的其他请求。如果华日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预收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华日公司负担。
宣判后，余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将上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错误裁决内容作为事实认定，是错误的。（一）原审法院抄用的劳动仲裁裁决的内容系上城区行政干涉的结果。（二）原审法院认定“浙ＸＸ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在华日公司厂区内张贴华日企业富阳新厂区员工工作、生活安排方案，告知员工因杭州市政府规划调整……”等事实，是错误的。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第（四）款的规定，劳动合同应具备法定工作地点；根据该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与劳动者协商一致才能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工作地点。故原审法院将杭州市政府规划调整作为华日公司可以任意单方变更劳动者多年的劳动合同履行地——杭州市江干区九堡航海路1059号厂区的理由，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1、原审法院认定浙ＸＸ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主体，其与华日公司有何法律关系，原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到关联事实。2、原审法院认定华日公司变更至“富阳东洲新厂区”，没有事实依据。（三）原审法院采信华日公司代理人的虚假陈述而驳回劳动者的诉求，是错误的。1、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才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即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内容。故双方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变更合同履行的工作地点。2、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仅有华日公司同年10月23日的一张公示脱离了劳动法律规定而处置劳动者的决定书，未对劳动者的法庭陈述予以认定，是错误的。3、原审法院认定“搬迁厂址是因为杭州市政府规划调整”，借市政府规划调整的幌子变更劳动合同履行地点，包庇华日公司。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三十六、三十八条的规定，华日公司应当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金，原审法院未予支持劳动者的诉求，是错误的。二、原审法院院长制作本案判决书，不能令劳动者信服。（一）从原审法院受理本案至劳动者收到判决书，长达三个多月。尽管劳动者同意人民法院延长原审法院院长提出书函的延长审限2个月至2016年7月17日，系希望原审法院查明本案纠纷的真相。然而，本案的独任审理到超过独任期限，未有原审法院院长的书函告知劳动者，而进入了合议程序，进一步导致原审判决中出现的前述错误事实。（二）余芳至今未见到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的院长出现于法庭，却在本案原审对案件事实做出认定。故本案原审判决书是闭门造车而成，存在草判民众劳动合法权利的事实。劳动者持有的杭州市人民政府当时征用华日公司使用集体土地的有关会议材料，与华日公司搬迁与规划调整无关。（三）本案仲裁及一审庭审中，华日公司自始至终未能到庭答辩。据劳动者了解，华日公司到上城区委和司法局欲让他们干预仲裁案。诉讼中，华日公司见到了上城区委、司法局和法院领导合意为华日公司对抗国家法律。（四）劳动者仲裁前、原审判决后，又到了省、市政府接待，二者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各异，是有支持感的正义国家机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对本案事实的错误认定，并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及本案发生的客观事实，系华日公司强行变更合同履行地点条款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改判：1、华日公司支付余芳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8000元；2、华日公司支付余芳2014、2015年未休年休假工资2482元。
被上诉人华日公司答辩称：1、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华日公司搬迁到富阳已经提供了相应的宿舍和班车保证合同履行。2、关于工作地点的约定。根据双方的最后一期劳动合同，工作地点为杭州包括城区及下属市县，华日公司搬迁至富阳不违反原劳动合同的约定。双方劳动合同第二条明确约定劳动者同意华日公司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以及劳动者工作能力等调整工作岗位、地点。故华日公司虽搬迁，但不违反劳动合同的约定，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华日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余芳向本院提交李国才与华日公司于2007年签订的劳动合同一份，以证明该合同中并无根据用人单位生产需要和劳动者工作表现等调整岗位的约定，该约定是2014年华日公司塞进合同，原因是华日公司知道其要到富阳开厂，所以把该条款混进了合同，故华日公司搬迁不违反合同约定的理由不能成立。华日公司认为，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予质证；在此基础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之后又重新签了两份合同，其权利义务及相关约定应按照最后一份合同，该合同与本案无关联性，无法证明证明对象。本院认为，华日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华日公司的异议成立，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余芳起诉主张的未休年休假工资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一致，华日公司未就此提出上诉，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华日公司是否应当支付余芳经济补偿金的问题。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由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确认，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并无法定的无效情形，应属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根据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余芳的工作地点为杭州，包括工作地所在城区及下属市县。华日公司根据搬迁需要将余芳的工作地点调整为富阳区，并未变更双方劳动合同中关于工作地点的约定。故余芳上诉主张华日公司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与其协商一致的理由不能成立。至于华日公司搬迁的原因，不影响双方劳动合同的前述约定与履行，原审法院在事实认定部分对搬迁原因的描述，系引用相关公告内容，并无不当。余芳在本案中明确，其向华日公司主张经济补偿金的理由系华日公司采用单方面关闭原厂区大门、停止缴纳社保等手段于2015年10月23日解除双方之间劳动合同。本院认为，华日公司向劳动者告知需要搬迁后，余芳不同意至新厂区工作，而根据前述分析，华日公司根据搬迁需要变更余芳的工作地点，符合双方之间劳动合同的约定，余芳拒绝至新厂区工作，并主张华日公司已经解除了双方之间劳动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余芳要求华日公司支付其经济补偿金的理由，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原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至于本案的程序问题，本案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并无违法之处；原审法院延长本案的审理期限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且已在笔录中向当事人进行了告知，并征得了当事人的同意，故余芳上述主张的原审法院程序违法的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余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余文玲
审 判 员 金瑞芳
代理审判员 毕克来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吴梦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