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江岸民初字第02842号
原告邓绍玲。
委托代理人曾某某（一般授权代理），湖北省千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詹启山。
委托代理人叶某（特别授权代理），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武汉铁路局，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2号。
法定代表人汪某某，局长。
委托代理人魏某某（特别授权代理），系该单位员工。
原告邓绍玲诉被告詹启山、第三人武汉铁路局武汉供电段物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代理审判员郭奕君独任审判。原告邓绍玲向本院提出诉讼保全申请，本院依法作出（2014）鄂江岸民初字第0284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扶轮新村28号1楼2号的房屋一套或其他等值财产，并采取了保全措施。审理中，因武汉铁路局武汉供电段为武汉铁路局管辖的基层站段、无独立法人主体资格，原告邓绍玲申请撤回对其起诉，本院口头裁定予以准许并记入笔录。本院依职权追加武汉铁路局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本院作出（2014）鄂江岸民初字第02842-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本案由代理审判员郭奕君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汉荣、梅花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绍玲及委托代理人曾某某、被告詹启山及委托代理人叶某、第三人武汉铁路局的委托代理人魏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邓绍玲诉称：我与被告詹启山1979年相识，1982年12月登记结婚，1985年2月20日共同生育一子詹某。1995年，为享受被告詹启山单位福利分房，由我单位出具证明，计算了我27年工龄且我在本单位未享受福利分房，我与被告詹启山才得以分得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扶轮新村28号1楼2号的房屋（建筑面积为70多平方米、二室一厅）居住。1996年，因为被告詹启山父母的私房要拆迁，为多分得还建房，被告詹启山与我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因涉案房屋系单位福利公租房，被告詹启山出具书面承诺将涉案房屋留给我和儿子詹某居住，此情况有证人为证。我与被告詹启山离婚后，被告詹启山先后搬到别处居住，2005年被告詹启山以丈夫名义将自己的户籍迁至我的户籍所在地即涉案房屋处。
涉案房屋由我与被告詹启山出资购买，但至今两证仍在办理中，我交款的单据、被告詹启山承诺将此房屋给我和詹某居住的证明书、房屋集资收据、调查函都已交给被告詹启山单位，有单位出具的证明为据。后詹某因吸毒身亡，并欠下巨额债务，为替詹某还清债务，2008年至2013年期间我远赴上海打工，2013年我回武汉时，发现被告詹启山竟然占有我的住房、剥夺我的居住权，不让我回家居住，双方产生纠纷，经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二七街派出所出警未能解决。目前，涉案房屋正面临拆迁，由于其原属第三人武汉铁路局公房，被告詹启山利用其作为单位员工的特殊身份到拆迁办表示只要拆迁款、不要还建房，企图侵占涉案房屋的拆迁款项，现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确认我对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扶轮新村28号1楼2号（建筑面积为70平方米）的二室一厅房屋享有全部居住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詹启山负担。
被告詹启山辩称：原告邓绍玲所述不属实。1978年我到第三人武汉铁路局下级单位参加工作，单位分配了位于武汉市江岸区黑泥湖路武汉铁路局宿舍2栋1单元2楼的房屋一套居住，1986年我将这套房屋上交单位后，分配了位于武汉市江岸区头道小路97号5楼2号的房屋一套居住，1995年我按照单位要求再次上交房屋后，分配到涉案房屋居住。由此事实可得知，我先后从单位分配到三套房屋，且是以交上一套住房再分配新一套房屋，均以我的职工身份为条件且只享有居住权，以上事实均有单位可以证明。后因原告邓绍玲涉嫌诈骗，债主上门讨债，导致原、被告无法正常生活，双方于1996年12月31日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婚生子詹某由我抚养，财产已自行分割，债权债务由原告邓绍玲承担。因为是由我抚养詹某，所以涉案房屋由我分得、原告邓绍玲不享有权益，此事实可从随后原告邓绍玲搬离房屋、我与詹某一起生活在涉案房屋的事实得到印证。原、被告离婚后，原告邓绍玲搬离涉案房屋，2000年我结识现配偶陈某某并共同居住在涉案房屋，因陈某某与詹某有矛盾，2003年陈某某独自搬离涉案房屋，但我仍与詹某生活在涉案房屋。2008年1月詹某因吸毒身亡，同年5月13日我与陈某某登记结婚，再次共同居住在涉案房屋，而在上述时间中，原告邓绍玲根本没有居住在涉案房屋。2004年9月24日，原告邓绍玲未经我同意自行将户籍转入涉案房屋所在地。2005年4月24日，我将户籍迁入涉案房屋，鉴于我享有完全的居住权利，公安机关将我登记为户主、原告邓绍玲与我无任何亲属关系，由此可见原告邓绍玲不享有涉案房屋的权利。
原告邓绍玲关于居住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相关规定，用益物权主要包括经营权，使用权，地役权，原告邓绍玲所主张的居住权不属于我国法定的物权种类，我国现行法律没有规定。即使原告邓绍玲系对涉案房屋共同承租权的主张，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房屋是我所在单位的福利房，基于公租房的性质，我仅享有承租权而无处分权，房屋主管单位除确定我为承租人外，并未确定其他人为共同承租人。我与原告邓绍玲离婚多年，其于1996年搬离涉案房屋，因此，原告邓绍玲无权主张共同承租权。综上，请求驳回原告邓绍玲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武汉铁路局述称：武汉铁路局武汉供电段不具备法人主体资格，不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涉案房屋属于武汉铁路局武汉供电段的单位自管房，系由基层单位自行建造的房屋，尚未移交到我单位集中管理。目前享有承租权的职工手上只有集资款的收据，房屋所有权证尚未办理，也没有具体归属，之后房屋所有权也是根据收据直接办理登记到职工个人名下。我单位对原、被告之间的争议不发表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告邓绍玲与被告詹启山原系夫妻关系，双方1982年12月结婚，1985年2月20日育有一子詹某（后于2008年1月30日死亡）。1986年4月9日，原告邓绍玲诉至本院请求与被告詹启山离婚，后原告邓绍玲撤回起诉。同年，被告詹启山诉至本院请求与原告邓绍玲离婚，后被告詹启山撤回起诉。1996年12月28日，原告邓绍玲再次诉至本院要求离婚。1996年12月31日，本院作出（1997）岸法新民初字第21号民事调解书，原、被告自愿达成离婚协议，婚生子詹某由被告詹启山抚养，财产已自行分割，一切债权债务由原告邓绍玲承担。本案涉案房屋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扶轮新村28号1楼2号，上述调解书及相应的调解笔录、调解协议中均未明确涉及涉案房屋的处理，仅在调解笔录中有如下记载：“审：房子，问题？被告（詹启山）：房子是我父母的。原告（邓绍玲）：我不要住房”。
关于涉案房屋的取得，原告邓绍玲提交《收款凭证》、《收据》复印件各一张，《收款凭证》上载明收被告詹启山“住房集资款”7，370元，《收据》上载明1993年3月16日收被告詹启山“收购房三大件水、电、防盗门”3，178.85元。
原告邓绍玲提交《职工工龄及住房情况调查函》原件一份，分为上、下两部分，其上部分载明：根据武汉铁路分局关于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有关政策规定，我单位拟向职工詹启山出售公有住房，该同志的配偶邓绍玲是贵单位职工，请贵单位协助提供其在当地实行公积金之前的工龄及住房分配情况。离异、丧偶者请在其它情况一栏中注明离异、丧偶的具体时间。该调查函加盖公章后交本人带回。多谢合作。加盖武汉铁路分局住房交易中心公章，无具体日期。其下部分载明：姓名邓绍玲，工龄起于1970年止于1997年共27年，已购住房建筑面积无、自有私房建筑面积无，承租单位或地方公房情况为地址：江岸区扶轮新村28#1-2，产权单位：武汉铁路分局江岸水电段，使用面积：71㎡，其他情况：双方协议离婚，詹启山将此房过户给邓绍玲，此房由邓绍玲购买产权及居住权。附：离婚协议（意）书壹份。加盖武汉市百货发展公司缝纫器材分公司、武汉市百货发展公司人事工资科公章，并注明填写日期为1997年9月5日。庭审中，本院注意到该调查函上部分填写内容笔迹深浅不一，就此向原告邓绍玲进行询问，原告邓绍玲称其所在单位即武汉市百货发展公司填写了姓名、工龄和日期，其他部分系原告邓绍玲与被告詹启山协商时由原告邓绍玲所填写，被告詹启山表示不认可。
2000年12月14日，武汉铁路分局汉口水电段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证明我段职工詹启山同志分配扶轮小区壹号楼壹单元贰号住房一套，邓绍玲系詹启山同志之妻（住房证正在办理）。特此证明。原告邓绍玲称虽其与被告詹启山已协议离婚，但均未告知双方单位。
湖北省劳动厅1993年制的《职工履历表》显示，被告詹启山单位为武铁分局江岸水电段，家庭主要成员为配偶即原告邓绍玲、儿子詹某，其上加盖武汉铁路局武汉供电段劳动人事科公章，并注明此为原件复印件。2013年9月14日，武汉铁路局武汉供电段劳动人事科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根据我单位汉口供电车间职工詹启山原始档案（1993年）记载，其配偶为邓绍玲，其子为詹某。特此证明。
2013年9月25日，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街分金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有分金社区居民邓绍玲、女，詹某、男，她们母子俩一直居住在武汉市江岸区扶轮新村28号1楼2号。特此证明。
2014年1月20日，武汉铁路局武汉供电段出具《证明》一份，载明：自2006年武汉供电段成立以来，原江岸水电段职工住房配售情况在段住房台账中未显示相关信息，也未查阅到有关资料。后经联系原江岸水电段职工调查了解，汉口供电车间职工詹启山在原江岸水电段工作期间于1995年分配位于武汉江岸区扶轮新村28号一栋2号、建筑面积为76㎡的住房一套。特此证明。
2014年7月15日，武汉铁路局武汉供电段出具《关于办理我段扶轮大楼自管房房改的报告》一份，载明：局房产处：原江岸水电段（现已整合至我段）于九十年代初将武汉市北大门拆迁改造还建的解放大道江岸区头道街的扶轮大楼分配到我段8名职工，附名单如下。目前该大楼面临市政府城中村改造拆迁，由于涉及我段8户住宅无任何房屋权属证明，恳请局房产处给予办理该住宅的房改为感！特此报告。该报告所附名单最后一行为：詹启山（420102195410191217）。
另查明：2004年9月24日，原告邓绍玲的户籍由武汉市江岸区头道小路97号5楼2号迁入涉案房屋所在地址。2005年4月22日，被告詹启山的户籍由武汉市江岸区三元里69号迁入涉案房屋所在地址，常住人口登记卡显示的“户主或与户主关系”为夫。2010年4月13日，被告詹启山变更为户主，原告邓绍玲常住人口登记卡显示的“户主或与户主关系”为非亲属。
再查明：武汉铁路局武汉供电段的机构类型为其它机构，该单位于2015年1月12日出具《说明》一份，载明：武汉供电段是武汉铁路局管辖的基层站段，法人为武汉铁路局，武汉供电段不是独立的法人，特此说明。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身份证、户口簿、本院岸法（86）民字第401号案卷材料、岸法（86）民字第689号案卷材料、（1997）岸法新民初字第21号案卷材料、《收款凭证》、《收据》、《职工工龄及住房情况调查函》、武汉铁路分局汉口水电段出具的《证明》、武汉铁路局武汉供电段劳动人事科出具的《职工履历表》、《证明》、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街分金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武汉铁路局武汉供电段出具的《证明》、《关于办理我段扶轮大楼自管房房改的报告》、《说明》、《组织机构代码证》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并经庭审查证属实，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涉案房屋为被告詹启山所在单位的自管公房。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及武汉铁路局武汉供电段出具《证明》，均表明涉案房屋系原、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配至被告詹启山居住使用。原、被告于1996年12月31日经本院调解离婚，协议中对夫妻共同财产的约定为“财产已自行分割”，但在调解笔录及调解协议中未明确涉及涉案房屋的居住使用或其他权利的处理。虽然调解笔录中提及“房子问题”，但对于此处提及的房屋具体指向不明，且被告詹启山首先回答的是审判员提及的房屋系其父母所有，即与本案涉案房屋在原、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性质不符，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已对涉案房屋作出了处理，亦无法推断原告邓绍玲所称“不要住房”指向的是本案涉案房屋。原告邓绍玲称被告詹启山承诺将涉案房屋给其与詹某共同居住，被告詹启山称詹某归其抚养、涉案房屋亦应由其与詹某共同居住，但双方均无证据证明双方对涉案房屋的明确约定，且原告邓绍玲提交的《职工工龄及住房情况调查函》中双方对涉案房屋的处理情况系由其自行填写、被告詹启山表示不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原、被告双方就涉案房屋权益已处理的意见均不予采纳。涉案房屋系原、被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居住使用的权利，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中公房使用、承租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二点的规定，对于婚后一方或双方申请取得公房承租权的，离婚后夫妻双方均可承租夫妻共同居住的公房，即离婚后，原、被告均享有对婚内分得的涉案房屋共同居住的权利。
关于被告詹启山提出的涉案房屋系基于其单位职工的身份取得的居住、使用的权利、与原告邓绍玲无关的抗辩理由，根据原告邓绍玲提交的《职工工龄及住房情况调查函》，虽然部分内容由原告邓绍玲自行填写、本院未予采纳，但从原始的调查函的内容可得知，被告詹启山要取得涉案房屋与其当时的配偶即原告邓绍玲的工龄及住房分配情况密切相关。而从原告邓绍玲的户籍地址变更情况与被告詹启山的陈述来看，即使涉案房屋系由位于武汉市江岸区头道小路97号5楼2号的房屋上交后调换而来，原告邓绍玲亦一直居住在该房屋内，且原告邓绍玲的户籍迁入涉案房屋在前、被告詹启山的户籍迁入涉案房屋在后，以上情况均印证了原告邓绍玲在涉案房屋居住的事实。
关于原告邓绍玲提出的要求确认其对涉案房屋享有全部居住权的诉讼请求，其所称的“居住权”概念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无明文界定，仅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中提及，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住房对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该条规定为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中明确使用“居住权”一词的唯一一处，但基于原、被告之间曾经存在的婚姻家庭关系和单位自管房的特殊性，原告邓绍玲可以主张其对涉案房屋是否享有居住的权利，且可参考关于用益物权的规定，即非所有权人对他人之物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排他性的权利。涉案房屋虽无任何权属证明，但现已由武汉铁路局武汉供电段向第三人武汉铁路局出具报告表明，涉案房屋可办理房改，即涉案房屋可转化为财产权益。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邓绍玲、被告詹启山对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扶轮新村28号1楼2号的房屋各享有50%的居住权；
驳回原告邓绍玲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诉讼保全费1，570元、邮寄送达费40元，共计1，690元，由原告邓绍玲负担845元、被告詹启山负担845元。因原告邓绍玲已将此款预交本院，故被告詹启山应将此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邓绍玲。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郭奕君
人民陪审员 张汉荣
人民陪审员 梅 花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刘冰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