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一中民终字第40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曹×，女，1980年6月1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男，1983年12月1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芦××，男，1957年7月2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杨赫男，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曹×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初字第5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曹×及其委托代理人王××，被上诉人芦××及其委托代理人杨赫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芦××在原审法院起诉称：我与芦×1、芦×2系兄弟关系，张××系我们母亲。曹×系芦×1与前妻曹×1之女，芦×1与曹×1于1985年离婚，曹×一直随女方生活。芦×1生前自1982年开始承租其单位××厂位于北京市××区××厂宿舍×××楼×单元103号房屋，并一直与我母亲张××居住使用。自芦×12007年1月4日去世后，为方便照顾老人，我一家三口搬入该房屋并将户口迁入，与我母亲共同居住。2008年左右，该地区进行了拆迁，2009年1月18日，我母亲张××去世。2010年5月21日，我与北京强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和《补充协议》，并领取了拆迁补助款共计人民币1432500元。之后，曹×与我协商讨要拆迁款，当时我误认为该房产系芦×1的遗产。基于这种前提，我与曹×于2010年11月4日签订《遗产继承协议书》，将拆迁款中的800000元给付给曹×。该遗产继承协议书也明确了我给付曹×这笔款项的前提：“该拆迁补偿款系被继承人（芦×1）遗留的个人财产，应由继承人曹×依法继承”。后经（2012）海民初字第16713号和（2013）一中民终字第1604号民事判决书确定，该次拆迁是针对居住在该公房内的居住人口进行安置，并非由房屋的承租人享有，凡是登记在拆迁补偿协议内的，均有权取得补偿费用。因而，�拆迁款并非仅仅是芦×1的遗产，我母亲张××、芦×1、芦×2以及我一家三口均有权获得拆迁份额。我认为，我与曹×签订的《遗产继承协议书》属于对拆迁款的性质产生了重大误解，不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诉请法院：1、判令撤销我与曹×于2010年11月4日签订的《遗产继承协议书》，曹×返还我拆迁补偿款433500元；2、判令诉讼费由曹×承担。
曹×在原审法院辩称：首先，拆迁之前，我与芦××、拆迁公司都有沟通。拆迁的时候，拆迁公司将钱给了芦××。经过我方半年时间的讨要，芦××将800000元给我。期间，我们协商了很多次。协商系和平协商，平等谈判。芦××在之前的一审和二审中也提到了此事。所以我认为既不存在重大误解，也不存在胁迫的情形。芦××在一审的时候提及拆迁款并非仅仅是芦×1的遗产，虽然芦××给了我800000元，但是经过一审、二审的判决，我给�芦×280000元，加上100000元律师费，我只得到了620000元。这些钱是芦××可以自由支配的财产。其次，芦××可以拿到的份额是429750元，其中芦××本身有289750元，张××代位继承有14万余元，我得到的是286500元，芦××和曹×这两笔款项加起来约72万余元。这些钱是芦××可以自由支配的。所以不涉及其他人的财产。此外，《合同法》规定了撤销权消灭的两种情形，签订协议的时间是2010年11月，现在是2013年12月，除斥期间不存在中断的情形，所以已经过期。同时芦××本人亲自书写协议，摁手印明确表示本协议签订后，双方无其他纠纷，所以芦××已经放弃了撤销权。放弃撤销权的两个条件，一个是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二是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这在之前的一审和二审已经得到了确认。针对该拆迁补偿款是否为芦×1的个人财产，双方当时的理解是这是芦×1的遗产，�以是芦××自愿的一种处分行为。最后，芦××涉嫌恶意诉讼，根据此前的二审判决书，芦××在二审提出给曹×800000元系受到恐吓，但二审判决书对该事实不予认可。签订协议的时候，我以及我丈夫，律师，芦××本人，芦××的同事以及芦××的儿子都在场。双方谈了几次，最后平等协商，签了协议。故我不同意芦××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曹×是芦××弟弟芦×1之女。芦×1、芦××、芦×2均系张××之子。芦×1于2007年1月4日去世。芦×1生前承租了位于北京市××区××厂宿舍×××楼×单元103号房屋（以下简称103号房屋），并一直与张××在该房屋内居住。芦×1去世后，芦××将其本人以及张×、芦×3户口迁入该处，并与张××共同居住。2009年1月18日，张××去世。2010年5月21日，芦××与北京强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佑公司）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其中约定“拆迁人（甲方）：强佑公司；被拆迁人（乙方）：芦×1（已故）、芦××。拆迁依据：根据《房屋拆迁许可证》京建海拆许字（2007）第090号，甲方因××危改小区二期项目建设，需要拆迁乙方在拆迁范围内103号所有的房屋。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宅1间，建筑面积57.3平方米，乙方现有在册人口4人，实际居住人口4人，分别是：户主张××，之子芦××，之孙芦×3，之儿媳张×。甲方应当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拆迁补偿款、补助费共计260393元，向被拆迁人开具领款凭证。同日，强佑公司作为拆迁人（甲方）与芦××（被拆迁人、乙方）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补充协议》，其中约定：“甲方根据乙方的具体困难，经会同有关部门领导研究决定，一次性支付乙方困难补助费共计1172107元。”上述协议签订后，芦××自强佑公司领取了拆迁补偿款、补助费共计人民币1432500元。
2010年11月4日，曹×（甲方、被继承人之女）与芦××（乙方、被继承人之弟）签订《遗产继承协议书》，内容为：“被继承人芦×1于2007年1月5日死亡，遗留有位于北京市××区××厂宿舍×××楼×单元103号房产一套。因该房产拆迁，由乙方代为与北京强佑房地产开发公司签署了《拆迁补偿协议》并由乙方代为领取了拆迁补偿款，拆迁补偿款共计人民币壹佰肆拾壹万余圆（元）。该拆迁补偿款系被继承人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应由继承人甲方依法继承。鉴于乙方在被继承人生前对其日常生活给予以了一定的照料与帮助，现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上述作为被继承财产的拆迁补偿款分配事宜达成一致，签订本协议以便共同遵守。一、乙方于本协议签订当日一次性向甲方支付人民币捌拾万元整，剩余拆迁补偿款归乙方所有。二、本协议一�三份，甲乙双方以及代理律师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三、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四、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另行协商签署补充协议，补充协议需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五、本协议第一条履行完毕后，双方就本协议所涉财产无其它争议及纠纷。”协议签订后，芦××给付曹×800000元。
2012年，芦×2将芦××、曹×、芦×3、张×诉至海淀法院，诉请法院判令对103号房屋拆迁补偿款1432500元依法分割，由芦×2分得三分之一。法院出具（2012）海民初字第1671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103号房屋系针对公房进行拆迁，并非针对所有权进行补偿，因此，拆迁所获得的款项并非全部由房屋的承租人享有；对103号房屋的全部拆迁款1432500元依据拆迁协议中载明的人数予以平分，芦××、芦×1、张××、芦×3、张×各自取得拆迁款项286500元，其中芦×1、张××取得的款项应作为二人的遗产在继承人中予以分配。另在芦××领取拆迁款后，其已与曹×协商并给付曹×80万元，应视为对于拆迁款的分配，芦××、曹×已达成合意，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实际履行，对此法院不持异议。该案判决：一、芦××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芦×2人民币60000元；二、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芦×2人民币80000元；三、驳回芦×2的其他诉讼请求。芦×2不服上诉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15日出具（2013）一中民终字第160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法院判决认为：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曹×与芦××于2010年11月4日签订的《遗产继承协议书》虽然是双方当事人自愿签订的，但从协议书内容可以看出，芦××签订合同时是基于拆迁补偿款系被继承人芦×1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应由继承人曹×依法继承的认识。而在之后的法院判决认定，拆迁所获得的款项并非全部由房屋的承租人享有，并且确认芦××、芦×1、张××、芦×3、张×各自取得拆迁款项286500元。故从以上情节可以看出芦××、曹×在签订《遗产继承协议书》时，对于拆迁补偿款的性质以及分配有错误认识，芦××将部分拆迁款项支付给曹×是属于对合同内容的重大误解，非其真实意思，签订内容亦对其显失公平。现芦××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终审判决后的一年内，提出撤销权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其提出撤销双方签订的《遗产继承协议书》的诉讼主张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合同撤销后，曹×应将多收取的款项返还给芦××。因芦××对于重大误解的产生亦应承担部分责任，故其应承担部分诉讼费用。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芦××于二○一○年十一月四日与曹×签订的《遗产继承协议书》。二、曹×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退还芦××人民币四十三万三千五百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曹×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芦××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一二审诉费。其上诉理由为：（1）原审对于《遗产继承协议书》的签署过程认定不清，主要证据不足，芦××在签订上述协议时不存在重大误解。（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内容与之前诉讼中生效判决认定的“芦××给付我80万元款项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等相互矛盾。芦××同意一审判决，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曹×提交录音、此前案件的庭审笔录等证据，以证明《遗产继承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签订前的谈判过程就能说明协议是进行一揽子解决相关争议；之前的诉讼中，芦××陈述协议签订是受胁迫，本案中又主张重大误解是自相矛盾。芦××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均不认可。录音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真实性也不予认可，而且录音的内容可以印证当初我是因为认为拆迁款是芦×1的遗产才签的；庭审笔录真实性认可，但说受胁迫只是想表述当时的恐惧心理。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遗产继承协议书》、（2012）海民初字第16713号民事判决书、（2013）一中民终字第1604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故本院围绕曹×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审理。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遗产继承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即芦××主张其签订上述协议属于对拆迁款的性质产生重大误解是否成立。
根据《遗产继承协议书》的内容，该合同签订的基础是当事人双方认为拆迁补偿款系被继承人芦×1的遗产，应由继承人曹×依法继承。但之后的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上述款项并非全部由房屋的承租人享有，并且确认芦××、芦×1、张××、芦×3、张×各自应得的拆迁款项。因此，芦××、曹×在签订《遗产继承协议书》时，对于拆迁补偿款的性质存在错误认识，原审法院据此做出的芦××将相应拆迁款项支付给曹×是属�对合同内容的重大误解、非其真实意思的认定并无不当。曹×二审提交的相关证据因芦××不予认可，且上述证据不足以推翻法院根据查明事实所做出的上述认定，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同时，（2013）一中民终字第1604号民事判决书的生效，应视为芦××知道或者应当撤销事由以及可以行使撤销权的起算点，因此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间。
另外，曹×上诉认为，原审判决与（2013）一中民终字第1604号民事判决书关于《遗产继承协议书》签订时当事人意思表示是否真实的认定存在矛盾。对此，本院认为，（2013）一中民终字第1604号民事判决书审理的是芦×2、芦××、曹×等人之间的法定继承纠纷，芦××、曹×签订《遗产继承协议书》时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不属于上述法定继承纠纷审理的范围；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芦××提交的证据足以推翻此前生效判决关于芦××、曹×签订《遗产继承协议书》时意思表示真实的认定。因此，曹×的该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判决正确，应予维持。曹×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无法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七千八百零二元，由芦××负担三千九百零一元（已交纳）；曹×负担三千九百零一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千八百零二元，由曹×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军
审 判 员 段 丽 萍
代理审判员 �杨磊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 雅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