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泰中商终字第004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锡章。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杨海燕，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郭艳妮，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长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文峰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青年东路5号。
法定代表人徐长江，该公司董事长。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顾迎斌，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锡章因与被上诉人徐长江、江苏文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峰集团）与公司有关纠纷一案，不服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2015）泰海商初字第055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沈锡章一审诉称，1988年6月至2004年4月，沈锡章在文峰集团工作了15年11个月，先后任文峰饭店部门经理、南通爱琴海服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南通文峰洗涤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2003年底，文峰集团改制时，沈锡章在南通文峰洗涤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职务。
2003年12月31日南通市经济贸易委员会、南通市财政局向南通市政府提交《关于江苏文峰集团改革有关问题的请示》，第五条载明：同意现有企业的国有资产由徐长江同志为首的经营集体整体受让20551.44万元，并形成经营层控股，经营者持大股、业务骨干参股的股权机构。受让后股权结构为徐长江同志出资8220.57万元（其中1063.90万元奖励资金抵交出资部分），占40%；陈松林、顾建华同志分别出资1644.11万元，各占8%；杨建华、裴浩兵、马永同志分别出资1438.6万元，各占7%；武宏旭同志出资615.54万元，占3%；业务骨干出资4102.28万元，占20%。由于业务骨干分布在公司本部及下属52家企业，其中20%的股权暂由徐长江同志代表受让，但在新企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时，必须明确到具体人员。2004年1月15日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作出《关于江苏文峰集团改革有关问题请示的函》，同意请示事项。
2003年12月20日，文峰集团作出《江苏文峰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资产退出改革方案》的附件二《公司各企业基本情况一览表》，列明了文峰集团下属的52家企业。沈锡章当时担任南通文峰洗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职务，就是文峰集团的业务骨干、该52家企业的领导班子成员。显然沈锡章有权和其他骨干共同受让文峰集团20%的股权。
2005年10月20日，文峰集团注册资金从20551.44万元变更为12000万元。参照文峰集团在2013年才私下明确的其他骨干的股权份额，沈锡章有权在文峰集团享有0.2448%股权。
然而，文峰集团从未告知沈锡章上述应有权力。2005年6月28日文峰集团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时，登记到徐长江名下的股权比例为60%。文峰集团并未执行和落实改制文件。在2005年6月28日办理工商变更手续时并没有将其代持的应当属于业务骨干的20%股权明确到业务骨干的名下。而且文峰集团多年隐瞒该改制文件给予业务骨干的权利这样的事实，直到2013年除了沈锡章等八人以外的其他业务骨干才拿到了文峰集团出的股权证，而沈锡章等人直到2014年初才知道上述情况，书面发函要求文峰集团落实改制文件给予这些骨干的权利。文峰集团于2014年5月14日书面回函，认为沈锡章等八人是业务骨干但是他们已经离开了文峰集团，所以相应的股份没有分配给其他老的业务骨干，而是要留给新的业务骨干。在此情况下，沈锡章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其自2005年6月28日起在文峰集团享有0.2448%股权受让权（价值暂定300000元，具体以评估价为准）。
徐长江、文峰集团共同答辩称，一、沈锡章在文峰集团改制开始时是文峰集团的业务骨干，在文峰集团改制前已经办理退休，丧失文峰集团骨干身份，也丧失了成为文峰集团股东的资格。2003年11月政府部门出台相关文件，明确改制操作的政策，包括适用对象，受让主体、股权结构、资产处置等；文峰集团在此之后，根据市政府的部署正式启动企业改制工作。此时，沈锡章是文峰集团下属企业的负责人，属于业务骨干。企业改制是一个过程，文峰集团启动改制工作后，按照改制文件的要求，需要开展包括制定改制方案，进行资产评估，上报主管部门审批等一系列工作，在得到市政府批准改制方案后，还要签订产权转让合同，制定改制后的企业章程，选举董事会、监事会成员，按照产权转让合同缴纳转让款，办理注册资本验证，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才算完成改制工作。文峰集团完成改制工商变更登记的时间为2005年6月28日，至此文峰集团的改制才完成。而沈锡章在文峰集团改制完成前的2004年12月就已经办理退休，其退休后丧失了文峰集团骨干身份。沈锡章丧失文峰集团骨干身份，当然丧失成为文峰集团股东的资格，根据政府批准的文峰集团改制方案，文峰集团改制受让主体是经营集体，经营集体以外的人均不具有成为文峰集团股东的资格。
二、文峰集团根据南通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与徐长江等签订《文峰集团整体转让合同》第七条其他约定事项，有权决定业务骨干的持股事宜，包括对持股资格的要求。《产权转让合同》第七条约定事项第6项明确，在本合同产权转让成交后，为实现通经贸（2003）437号文件精神及文峰集团董事会决议有关股权机构的设置方案，乙1方（即徐长江）将本合同受让的文峰集团60%股权中拿出20个百分点的股权（出资额4000万元人民币）按本次转让时的价格4102.28万元转让给文峰集团业务骨干，具体操作有文峰集团经营层决定。据此及有关企业改制的通常做法，文峰集团经营层有权决定业务骨干的持股事宜。2004年1月16日《文峰集团中层干部业务骨干改制事实动员会议纪要》确定，参会的中层干部和业务骨干，即将成为改制后的集团公司股东，要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对于改制后在正常退休前因个人原因主动离开集团公司的，或因违法违纪受到处理被免职的，则不具备股东资格。该纪要确定的原则是文峰集团确定业务骨干持股事宜的重要标准。原告在改制完成前就退休离开文峰公司，当然不具备文峰集团的股东资格。
三、文峰集团未确认沈锡章享有股权受让权，文峰集团改制过程中对企业依自身权限决定内部执行的相关政策、制度、规范等，并不属于法院审查的范围。文峰集团改制过程中未将沈锡章纳入持股的业务骨干范围，更未量化沈锡章的股权份额。从文峰集团改制时的政府文件及产权转让协议的规定来看，文峰集团是有权决定持股的业务骨干范围和条件的。而改制过程中对企业依自身权限决定内部执行的相关政策、制度、范围等，并不属于法院审查的范围。
四、2008年4月22日，文峰集团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徐长江代持的业务骨干20%的股权已剥离，由文峰集团的业务骨干姚海林等6人持有。2008年4月24日，前述变更已经由工商部门办理登记，徐长江自此不再代持业务骨干的股权。
五、2005年6月28日文峰集团完成改制工商变更登记时，已经确认沈锡章不是文峰集团的股东，不享有文峰集团的持股权利，该工商登记具有公示公信的法律效力，如果沈锡章认为文峰集团在改制过程当中没有执行政府的改制文件，损害了沈锡章的权利，此时沈锡章就应当向文峰集团提出自己的主张，沈锡章并没有主张股权受让权；在2008年4月徐长江将代持的20%股份剥离给姚海林等6人持有时，沈锡章也没有主张股权受让权。就本案而言，沈锡章主张要求确认其自2005年6月28日起，在文峰集团享有0.2448%的股权受让权提出的时间是2014年11月16日，距离文峰集团改制完成工商登记的时间已经有9年之久，远远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所以现沈锡章提出股权受让权的请求，不仅缺少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而且已经超出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
另文峰集团的改制是依据政府的相关文件，政府的文件中对徐长江以及陈松林等经营层的受让股权有明确规定，而对业务骨干只确定了范围，没有确定具体的人数和具体的人员。谁属于业务骨干，谁又属于可以参与改制享有持股权利的业务骨干是由文峰集团按照企业内部的规定来加以确认的。沈锡章不属于文峰集团所约定的可以参与改制持有公司股权的业务骨干。沈锡章认为自己享有权利，认为自己有权受让相关股权，仅仅是其个人的理解，并无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沈锡章既无实体上的诉讼权利，而且也超过了诉讼时效，所以对沈锡章的诉讼请求应当依法驳回。
原审法院查明：文峰集团原系国有独资企业。2003年12月20日，文峰集团作出《江苏文峰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资产退出改革方案》。方案第二条“改制形式及适用政策”载明：“公司实行'国有资产全部退出，在职职工置换身份，人资分离'的改制形式。适用政策为：市属企业改革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关于南通市属大而盈企业改制操作的若干意见》（通企改联办（2003）3号）的有关精神，同时结合公司行业特点及下属企业实际，制定本方案。”第三条“受让主体”载明：“公司国有资产由现有经营集体整体受让，形成经营层控股，经营者持大股、业务骨干参股的股权结构。经营集体受让公司国有资产的20%，其中主要经营者占40%，其他经营层成员占40%，业务骨干占20%（详见附件三）。……”。该方案附件三“经营集体受让后公司股权结构比例表”载明业务骨干股权占比为20%，股权数额为4039.37万元，并加注说明：“业务骨干分布在公司本部及下属52家企业中，在本次公司改制时暂由徐长江同志代表他们受让，然后结合各个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再细化到每个企业骨干。公司董事会已专门就此形成决议。”2003年12月16日“文峰集团董事会关于公司改制有关股权设置的决议”载明：“在公司整体改制过程中，设定企业骨干持股20%。由于业务骨干分布在公司本部及下属52家企业中，而下一步各企业改制形式不尽相同，目前难以准确量化每个企业骨干购股额，所以暂由徐长江同志代表业务骨干受让20%国有股，然后在公司投资企业的改制中具体细化到各个业务骨干。”另，《关于南通市属大而盈企业改制操作的若干意见》（通企改联办（2003）3号）第二条“受让主体”载明：“'大而盈'企业国有资本的受让主体可以是该企业的经营集体也可以是社会法人或社会自然人。企业经营集体包括经营层成员、中层管理人员及其他技术骨干、营销骨干等。……”
2003年12月31日，南通市经济贸易委员会、南通市财政局向南通市人民政府提交《关于江苏文峰集团改革有关问题的请示》（通经贸发（2003）437号），对文峰集团的整体改革方案的具体意见和落实情况予以请示。该请示第三条“关于受让主体”载明：“同意现有企业的国有资产由徐长江为首的经营整体受让20551.44万元，并形成经营层控股、经营者持大股，业务骨干参股的股权结构。受让后股权结构为：徐长江同志出资8220.57万元（其中1063.90万元奖励资金抵交出资部分），……；业务骨干出资4102.28万元，占20%。由于业务骨干分布在公司本部及下属52家企业，其20%的股权暂由徐长江同志代表受让，但在新企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时，必须明确到具体个人。奖励经营班子的1063.90万元抵交出资部分由文峰集团落实到具体个人。”2004年1月15日，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作出《关于江苏文峰集团改革有关问题请示的函》，同意《关于江苏文峰集团改革有关问题的请示》（通经贸发（2003）437号）的请求事项。2004年1月18日，南通市人民政府作出《市政府关于江苏文峰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资产退出改革方案的批复》（通政复（2004）12号），原则同意文峰集团在《关于南通市属大而盈企业改制操作的若干意见》（通企改联办（2003）3号）文件的框架下实施改制。2004年1月23日，甲方南通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与乙方徐长江等7人签订《产权转让合同》一份，同意由甲方将持有的文峰集团的整体产权协议转让给乙方。该合同第六条第6项载明：“本合同产权转让成交后，为实现通经贸发（2003）437号文件精神及文峰集团董事会决议有关股权结构设置方案，乙1方徐长江将本合同受让的文峰集团60%股权中拿出20个百分点的股权（出资额4000万元人民币）按本次转让时的价格4102.28万元转让给文峰集团业务骨干，具体操作由文峰集团经营层决定。”2005年6月28日，文峰集团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将公司股东由南通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变更为徐长江等7人。2008年4月22日，文峰集团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徐长江持有文峰集团60%股权，其中，根据南通市政府批复设定徐长江受让的40%股权，代持业务骨干受让的20%股权。现决定，剥离徐长江代持的业务骨干20%的股权，剥离后徐长江持有公司40%的股权。该决议明确业务骨干20%的股权剥离后，分配的具体人员名称、股权比例、股权金额。上述变更事项于2008年4月25日经工商变更登记备案。
2004年4月沈锡章离开文峰集团，后领取改制补偿金83600元。
2014年5月14日，文峰集团对沈锡章等八人出具《关于沈锡章等同志有关改制股权问题的复函》称，为落实明确业务骨干参股20%的股权结构的改制方案，由业务骨干代表组成的工作小组研究制定了业务骨干股权激励方案，规定业务骨干参股对象为2004年1月参加文峰集团第九次年度工作会议的人员，上述人员中未到退休年龄离开集团不能为企业继续服务的，或工作期间违纪违法的，不具备持股条件；由于沈锡章等八人已经辞职离开文峰集团，故不符合股权激励条件。后沈锡章认为其对文峰集团享有0.2448%的股权受让权，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一起因政府主导下的企业改制发生的纠纷，沈锡章主张其对文峰集团享有股权受让权，系基于其认为自身具有“业务骨干”身份。2004年1月23日南通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与徐长江等7人签订《产权转让合同》中明确“业务骨干”20%股权分配具体操作由文峰集团经营层决定。但合同中没有明确具体的认定标准，亦没有明确到具体的人员，则该业务骨干的认定亦应当由文峰集团决策层作出。2014年5月14日，文峰集团对沈锡章等八人出具了《关于沈锡章等同志有关改制股权问题的复函》，对沈锡章等八人是否属于20%股权激励方案中的“业务骨干”范围作出明确答复。故对认定沈锡章是否为“业务骨干”，文峰集团经营层相对于沈锡章而言，双方并非处于平等位置，且本案纠纷系文峰集团在改制过程中的遗留问题，故本案不属于平等民事主体间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发生的民事纠纷案件，不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裁定：驳回沈锡章的起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800元，该院予以退还。
沈锡章不服上述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二审依法改判支持其诉请。理由：一、一审认为相应“业务骨干”的认定由文峰集团决策层作出，毫无依据，且违反改制文件。《产权转让合同》只是明确徐长江拿出20%的股权转让给文峰集团业务骨干，具体操作由文峰集团经营层决定。也就是说，文峰集团经营层决定的只是徐长江将20%股权转让给业务骨干的具体操作，并非业务骨干20%股权的分配。改制过程中谁有权利成为股东及权利的转让、变化，是由政府确定掌控的。一审认定股权分配具体由文峰集团经营层决定，是对合同内容的歪曲。二、一审以文峰集团给沈锡章的复函中对于沈锡章等八人是否是业务骨干作出答复，认定双方并非处于平等地位，违背事实、法律，也违背逻辑和情理。复函载明“规定业务骨干参股对象为2004年1月参加文峰集团第九次年度工作会议的人员，上述人员中未到退休年龄离开集团不能为企业服务的，或工作期间违纪违法的，不具备持股条件”，“由于你们已经辞职离开文峰集团，故不符合股权激励条件。相应的股份没有分配给其他任何老的业务骨干，全部留给新的业务骨干”。故在复函中已经认可了沈锡章当时确实是业务骨干，只不过是文峰集团认为沈锡章“离开”才导致权利被剥夺。三、一审认为本案纠纷系企业改制过程中的遗留问题，不属于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民事纠纷，违背法律、违背逻辑。本案就是确认股东资格争议，沈锡章要求确认的股权受让权，就属于确认股东资格的争议，股权受让权是股东资格权利的一部分，有了股权受让权，才能讨论是否出资受让、如何受让的问题。本案争议的不是改制文件，也不是改制遗留问题，而是文峰集团、徐长江没有落实、执行改制文件，是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是平等主体间的争议，法院应当受理。
被上诉人徐长江、文峰集团答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沈锡章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一、谁是业务骨干、谁不是业务骨干，只有企业有权决定，这是企业根据自身管理要求和对员工综合素质、业务能力、工作表现等进行的判断。认定业务骨干及其持股份额属于文峰集团的职权。二、文峰集团与沈锡章之间的关系，在沈锡章离职前，双方是劳动关系，在其离职后，双方劳动关系终止。三、沈锡章的诉讼请求是确认其具有股权受让权，与确认股权、股东资格具有明显的区别，该诉求建立在其对政府文件的理解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已超过诉讼时效。
本院认为，本案是因企业改制而产生的纠纷。2004年，文峰集团为转换经营机制，在政府指导下进行改制，国有资产退出，在职职工身份置换，文峰集团的国有资产由经营集体整体受让，形成经营层控股、经营者持大股、业务骨干参股的股权结构。2004年1月16日文峰集团中层干部业务骨干改制实施动员会形成的会议纪要载明，对于改制后在正常退休前因个人原因主动离开集团公司的，或因违法违纪受到处理被免责的，则不具有股东资格。2004年4月，沈锡章离开文峰集团，此后文峰集团在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时未将股权登记到沈锡章名下，文峰集团解释为沈锡章等人已经辞职、不符合股权激励条件的原因。沈锡章诉称其作为业务骨干，文峰集团从未告知其应享有的股权受让权，故依据有关改制文件的精神，要求确认其享有的股权受让权。从本案发生的过程、原因分析，本案系文峰集团改制过程中产生的纠纷。
沈锡章与文峰集团之间主体地位是不平等的。沈锡章主张文峰集团改制时其为部门负责人，属改制文件中的“业务骨干”，文峰集团亦无异议，故应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其次，有关改制文件载明业务骨干持股20%，由于业务骨干分布在公司本部及下属52家企业，而各企业改制形式不尽相同，影响每个企业骨干购股额，有待改制中具体细化，具体操作由文峰集团经营层决定。各个业务骨干持股多少，受让价格，股东资格丧失等事项，都由文峰集团单方决定，没有协商的内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平等民事主体间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案件，并以列举的方式作了具体的规定，原审法院认为文峰集团与沈锡章处于非平等位置，依照该规定驳回沈锡章的起诉并无不当。沈锡章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沈大祥
代理审判员 陈霄燕
代理审判员 周红梅
二〇一六年三月九日
书 记 员 彭 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