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最高法民终6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晋兵。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姝，北京市鼎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广军，北京市鼎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泽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桑伟宝，山西权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晋，山西权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镇雄县大银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花山乡花山村。
法定代表人：马真礼，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建刚，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李晋兵因与被上诉人郭泽民、镇雄县大银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银煤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级人民法院(2014)晋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晋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姝、赖广军，被上诉人郭泽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桑伟宝、李超晋，被上诉人大银煤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建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晋兵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驳回郭泽民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李晋兵和郭泽民于2012年4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完整表达了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内容也不违反法律规定，当属有效协议，且被上诉人已经实际履行部分付款义务，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继续履行。2.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关于重大误解而撤销合同之规定判决撤销协议书，属于严重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该协议签订于郭泽民、李晋兵、赵军昌投资煤矿近三年后，赵军昌证实李晋兵的出资由郭泽民垫付2000万元，赵军昌的6000多万元投资中有3000万元系李晋兵的现金投资，因合作后煤矿手续未变更，赵军昌和李晋兵的投资都记在赵军昌名下。赵军昌的证言也与一审财务鉴定意见中关于赵军昌投资部分金额相吻合，客观反映了合作的真实情况。郭泽民作为煤矿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非常清楚三方合作的情况，特别是在起诉后郭泽民仍支付1000万元的事实，印证了其不可能也不应当存在认识错误。同时该协议是在合作各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处分财产，不存在郭泽民重大利益受损的情况。3.一审判决采信的山西晋明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晋明事务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书不符合证据的基本规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所依据的鉴定材料为大银煤矿的财务账册，该财务资料是由�银煤矿提供，而郭泽民是该煤矿的实际控制人，因此鉴定材料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同时鉴定意见书与本案缺乏必要的关联性，李晋兵是否出资并不是鉴定意见可以反映出的内容，本案的核心问题是郭泽民是否存在重大误解，该问题应当通过庭审结合案件事实综合判定，而不是简单以真实性都无法确定的鉴定结论予以确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郭泽民辩称，双方签订合同时郭泽民的意思是收购李晋兵按2009年6月4日的《股东协议书》足额出资5115万元而形成的投资权益和派生权益。但2011年11月前煤矿由赵军昌管理，赵军昌退出后，又由李晋兵管理，直到2012年10月李晋兵才将煤矿财务交给郭泽民，郭泽民在此前根本无法了解到李晋兵的投资情况和其他情况，2012年10月后郭泽民通过查账才发现李晋兵根本未投资。因签订协议当时郭泽民错误认为李晋兵已成为股东并足额出资到位，享有完整、无瑕疵的“权益”，所以才在李晋兵胁迫下签订协议收购其因投资到位而形成的权益和股权，但事实与郭泽民认识不一致，导致表示与意思不一致，构成重大误解。对于李晋兵的出资情况，晋明事务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书足以证明李晋兵未出资，李晋兵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均是一审未提供而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而且其提供的证据均不符合法律关于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规定，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也不能推翻鉴定结论。因此，郭泽民在对李晋兵是否出资构成重大误解的情形下与之签订了案涉《协议书》，该《协议书》严重损害了郭泽民的合法权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李晋兵的上诉请求缺乏证据支持，请求驳回李晋兵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判。
大银煤矿辩称，郭泽民于2012年接手煤矿，但财务账目一直锁在柜子里，后来才移交给郭泽民。晋明事务所鉴定所依据的账目是我们封存好的账目，包括李晋兵在内均到场认可账目的真实性。因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郭泽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郭泽民与大银煤矿、李晋兵于2012年4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2.李晋兵立即向郭泽民返还款项4300万元，并向原告支付已付款项截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现暂计算至2012年11月26日的利息损失为854万元），两项合计5154万元；3.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6月4日，原告郭泽民与被告李晋兵及赵军昌签署了一份《股东协议书》，协议约定：为了共同投资经营大银煤矿及其他项目，特成立本合资企业。合计总投资额为：一亿伍仟伍佰万元；赵军昌�现金方式出资，计5270万元出资比例34％；郭泽民以现金方式出资，计5115万元出资比例33％；李晋兵以现金方式出资，计5115万元出资比例33％。股东应在2009年8月30日前交付出资，逾期不交或未交齐的，对应交未交金额数折合其股份，并赔偿由此给其他股东或合资企业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守约的股东成员享有请求权，行使此权利所需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以及因此所产生的其他费用）由违约者承担。合资企业存续期间，依照合作协议的约定或者经全体股东决定可以增加对合资企业的出资额，用于扩大经营规模或者弥补损失。协议还就合资企业的财产、合资企业事务的执行、利润分配、亏损分担及债权债务、入股及退股、合资企业解散、清算等做了约定。该《股东协议书》有三方签字按手印。
2011年11月25日，赵军昌、郭泽民、李晋兵签订了一份合伙权�分割的《协议书》，协议写明：洗煤厂所有权归赵军昌所有，洗煤厂由赵军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一切债权债务与郭泽民、李晋兵和大银煤矿无关。大银煤矿所有权归郭泽民、李晋兵所有，股东退还赵军昌在大银煤矿的所有投资。大银煤矿所有债权债务和安全责任与赵军昌无关，所有债权债务和安全责任由郭泽民与李晋兵全权全面负责，大银煤矿两股东股份重新按投资多少划分（划分大银煤矿股份重新补充合同）。此协议书为三份，此前协议书全部作废。该《协议书》三方签字按手印。
2012年4月27日，原告郭泽民与被告李晋兵及大银煤矿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甲方为郭泽民，乙方为李晋兵。协议表明：甲乙双方与赵军昌于2009年6月签订了一份《股东协议书》，由赵军昌、郭泽民、李晋兵三人共同成立“亚蒙矿业有限公司”，投资经营“大银煤矿及其他项目”。在合作过程中，赵军昌、郭泽民、李晋兵三人于2011年11月25日共同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共同投资的洗煤厂归赵军昌所有，由赵军昌自负盈亏经营，债权债务由其独自承担。大银煤矿由郭泽民、李晋兵所有，与赵军昌无关。关于事项处理约定：乙方将退出与甲方开展的所有合作事项，自协议书签订之日起，待甲方向乙方履行付款义务条件后，甲乙双方不再存在任何的合作关系和合作事项。云南亚蒙矿业有限公司、镇雄县大银煤矿有限责任公司（含镇雄县大银煤矿）等经营实体的所有资产、收益、债权等全部权益自甲方向乙方履行付款义务之后归甲方独自完全所有。甲方同意向乙方支付人民币壹亿元，该款项包含了乙方在合作事项中的所有投资、分成、收益、乙方退出合作的补偿等其他任何应归乙方享有或分配的所有权益。关于款项支付，具体支付�式为：第一笔款项4000万元由甲方在本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支付给乙方；第二笔款项1000万元由甲方在本协议签订后二个月内支付给乙方；第三笔款项5000万元由甲方在本协议签订后一年内支付给乙方。关于特别约定，甲乙双方一致确认双方之间的所有权利义务关系自甲方全部清偿乙方款项时终止，互相不再负有任何义务，也不再享有任何权利。乙方承诺，本协议全面履行后，乙方不再采取任何措施干扰、阻碍，或试图干扰、阻碍甲方对大银煤矿的经营管理；乙方不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向甲方提出超出本协议书约定范围的任何主张或要求。乙方一旦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按本协议履行付款义务后，违反本协议记载的承诺事项，给甲方经营活动造成任何阻碍或影响，除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承担法律责任和后果外，还应当全额返还甲方已支付的所有款项，并向甲方支付甲方已付费用总额的20%作为赔偿。甲方承诺，本协议签订后，以甲方现在执行经营的大银煤矿做保证，如果甲方不能按约定支付乙方款项时，乙方有权停止煤矿营业，并以煤矿资产清偿自己应得的资金。包括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剩余费用的20%的赔偿费。关于其他事项约定，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的，甲乙双方一致约定提交甲乙双方的户籍所在地，即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解决。郭泽民、李晋兵均签字按手印，大银煤矿加盖了公章。2012年10月22日，李晋兵向郭泽民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退股款4200万元整。2012年6月4日的2000万元收条作废。
2012年11月26日，郭泽民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原告郭泽民与被告李晋兵、大银煤矿2012年4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判令李晋兵向郭泽民返还4300万元并向原告支付已付款项截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854万元，合计5154万元；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云高民二初字第13号裁定，裁定本案交由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李晋兵不服该民事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就管辖权异议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25日作出（2013）民二终字第35号民事裁定，裁定本案由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期间，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证据技术中心委托晋明事务所对李晋兵在大银煤矿的实际出资额进行了鉴定。晋明事务所作出了晋明鉴（2015）0002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经对“大银煤矿”各方提供的财务资料进行审核鉴定，账面上未体现李晋兵对“大银煤矿”的实际出资。
另查明，2013年1月10日，李晋兵以请求郭泽民履行《协议书》约定的给付义务，立即付给李晋兵800万元，继续履行《协议书》约定的给付义务为由在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郭泽民提出管辖权异议，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19日作出（2013）晋市法民初字第10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被告郭泽民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13日作出（2013）晋市法民初字第10-1号民事裁定，该院认为，郭泽民起诉李晋兵的是撤销之诉，本案系给付之诉，本案必须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裁定：本案中止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三份协议，即2009年6月4日原告郭泽民与被告李晋兵及赵军昌签署的《股东协议书》，2011年11月25日赵军昌与原告郭泽民、被告李晋兵签订的关于合伙权益分割的《协议书》；2012年4月27日原告郭泽民与被告李晋兵及大银煤矿签订的《协议书》的真实性，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对各方当事人签订协议的事实，该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2012年4月27日原告郭泽民与被告李晋兵及大银煤矿签订的《协议书》，原告郭泽民是否有权行使撤销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撤销。原告郭泽民认为，被告李晋兵在未对煤矿进行真实、有效、足额出资的前提下，以胁迫的手段使郭泽民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及郭泽民误认为李晋兵已经按照投资约定足额对煤矿进行了投资的情形下签订了该《协议书》，该《协议书》依法应予撤销。原告郭泽民申请六位证人出庭证明被告李晋兵以胁迫的手段使郭泽民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下签订《协议书》并支付款项，被告李晋兵认为证人证言只能证明李晋兵到过大银煤矿与郭泽民协商，并不能证明李晋兵使用了胁迫的手段。该院认为该六位证人因与原告郭泽民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予采信。2012年4月27日《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原告郭泽民与被告李晋兵是基于大银煤矿的合作关系和合作事项而达成的协议，郭泽民申请对被告李晋兵在大银煤矿以及该公司所属煤矿的实际出资额进行司法鉴定具有事实依据。该院依法委托晋明事务所对李晋兵在大银煤矿以及该公司所属煤矿的实际出资额进行了鉴定。鉴定结论为：经对“大银煤矿”各方提供的财务资料进行审核鉴定，账面上未体现李晋兵对“大银煤矿”的实际出资。晋明事务所对李晋兵在初鉴报告中提出的异议，也作出了书面答复。该鉴定意见，鉴定过程独立、客观、公正，该院依法予以采信。被告李晋兵不能证明其在大银煤矿有实际出资，原告郭泽民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主张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协议书》依法应予撤销理据充分，该院予以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2012年10月22日，李晋兵向郭泽民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退股款4200万元整。李晋兵对于收取该款项的事实没有异议，郭泽民关于返还4300万元款项主张证据不足，李晋兵应当向郭泽民返还款项4200万元，并赔偿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该利息损失以42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2年10月23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届满之日止。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原告郭泽民与被告大银煤矿、被告李晋兵于2012年4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二、被告李晋兵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郭泽民返还420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42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2年10月23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届满之日止）；三、驳回原告郭泽民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9500元及鉴定费901950元，共计1201450元，由被告李晋兵承担961160元，原告郭泽民承担240290元。
本院二审期间，李晋兵补充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晋城市商业银行2011年1月6日王长义转给郭泽民1000万元业务凭条复制件，与一审中提供的晋城市商业银行1000万元的回执共同证明李晋兵通过会计王长义向郭泽民支付出资款1000万元的事实。加上一审已提交的欠条、收条，李晋兵共向郭泽民支付出资款1723.5万元。
证据二�赵军昌的出庭证言及中国农业银行2011年2月28日转给赵军昌的会计张兵2000万元的业务凭条和赵军昌向李晋兵出具的四份云南投资款收条复制件，证明李晋兵履行了出资义务。
赵军昌出庭作证的主要内容是：2009年，其与郭泽民、李晋兵协商对云南大银煤矿进行入股合作，预估投入1.55亿元，其占34%的股份，应投资5270万元，郭泽民和李晋兵各自占33%的股份，应出资5115万元，因煤矿最初由郭泽民投资作价7500万元，减去郭泽民应该出资的5115万元，剩下的2385万元，其中的2000万元算作郭泽民替李晋兵垫付的入股投资款，270万元作为其入股投资款，由其向郭泽民支付270万元，余下的115万元作为李晋兵的入股投资款，由李晋兵支付给郭泽民。由于煤矿没有变更法定代表人，所以李晋兵的出资记在其账上。2011年3、4月份前其负责煤矿一切经营管理，之后郭泽民派�财务人员，其丧失了煤矿的经营管理权。2011年11月份，其与郭泽民、李晋兵三个股东在晋城佳润尚城郭泽民家中签订了《协议书》，约定其退出大银煤矿股份，洗煤厂归其所有。退股时其和李晋兵在煤矿及洗煤厂的总投资约为1.1亿元，其中有李晋兵投资款3000万元，李晋兵出具的四张收条是其打给李晋兵的收条，双方已经结清了。除去洗煤厂投资外，其本人在大银煤矿投资实际投资额为7167万元，其中包含挂在其名下李晋兵的投资款，剩余4167万元冲抵洗煤厂与煤矿往来833万元，以大银煤矿煤炭折抵3080万元，剩余254万元再加上其与郭泽民的个人往来2360万元，一共是2614万元，郭泽民给其2500万元。郭泽民替李晋兵垫付的2000万元入股款，其中500万元是郭泽民给李晋兵打了欠条，转移了其500万元债权，1000万元是李晋兵打入郭泽民的银行卡，115万元是在入股前就已支付，剩�部分现金其没参与，不清楚还款过程。我们三人对于各自对煤矿的投入金额也没有什么争议，大家都是认可的。
证据三，马有年的出庭证言及其笔记本核账记录，证明李晋兵出资4723万元。
马有年出庭作证的主要内容是：2012年4月，李晋兵让其到云南的大银煤矿帮助核对一下账目。其作为中间人到大银煤矿与前后两任会计一起进行了账目核对，后任会计是2011年10月之后接手的，是郭泽民的会计。依据账本凭证主要对出来以下内容：1.截止到2011年10月份，煤矿有利润3528.36万元；2.赵军昌的债权是7167万元，核减洗煤厂的833万元，还剩6334万元；3.郭泽民的债权是1029万元，一部分是其他应付款901万元，还有一部分应付账款128万元；4.洗煤厂与煤矿往来款833万元。其作出财务报表，双方会计也认可，其向郭泽民、赵军昌、李晋兵作了汇报，告知李晋兵从账面上没有你的投资记录，李晋兵说赵军昌的投资款中有3000万元是他的投资款。赵军昌对此也认可。郭泽民说账上基本清楚，如何退股，他们不以账面为准，账目只是作为参考，他和李老板最后协商确定一个数额。当时其将核账的情况记录在笔记本上，经核账李晋兵出资为4723万元。
证据四，关于云南大银煤矿和洗煤厂工作会议记录，证明：2010年5月8日，李晋兵、郭泽民、赵军昌召开股东会时任命李晋兵为煤矿副董事长，郭泽民在此过程中未对李晋兵的出资提出过异议。
郭泽民质证称，以上证据均是一审未提供的证据，依法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具体意见如下：1.晋城市商业银行的转账凭条为复印件，该笔款项是王长义归还郭泽民的煤炭货款，并非李晋兵支付的投资款项。2.赵军昌因与郭泽民发生矛盾而退股，其证言真实性存疑，其陈述的退股时收到退股款6000多万元与鉴定结论有关其出资的数额相符合，也证明赵军昌的投资已经全部退还，不存在李晋兵的投资。赵军昌向李晋兵出具的收条均为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3.马有年的证言和记录，因其身份为李晋兵单方邀请的人员，且所作记录也是根据李晋兵、赵军昌口述形成，并非客观事实，也没有任何第三方签字，不能作为证据使用。4.会议纪要上郭泽民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该会议纪要应保管在公司，由李晋兵出示显然不符合常理。
大银煤矿质证称，以上证据证明的内容与大银煤矿无关，大银煤矿没有收到过李晋兵的投资款，对马有年所述到煤矿核账的事情也不知晓。
本院认为，对于赵军昌和马有年的证人证言，因两名证人出庭接受了双方当事人的质询，且其陈述能够与案涉第一份、第二份协议内容以及云南投资款收�、银行转款凭证的内容相互印证，故该证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规定，是有效证据。对以上赵军昌、马有年证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据一及证据二中银行转款凭证及收条，虽为复印件，但经当庭质证，赵军昌对其真实性认可，本院亦予认定。对于李晋兵提交的笔记本因系马有年单方记录，本院不予认定；证据四会议记录，因郭泽民不予认可，本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不予认定。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查明，2012年4月27日双方当事人签署的《协议书》载明：“甲（郭泽民）乙（李晋兵）双方就共同投资合作中的相关事宜，经平等、自由协商，现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事项处理（一）甲乙双方之间依据上述2009年6月签订的《股东协议书》和2011年11月25�签订的《协议书》及其他任何口头或书面的约定而展开的所有合作事项为基础，乙方将退出与甲方开展的所有合作事项，自协议书签订之日起，待甲方向乙方履行付款义务条件后，甲乙双方不再存在任何的合作关系和合作事项，所有与双方合作有关的书面或口头的约定均终止履行，对甲乙双方不再具有法律约束力。”“四、其他事项……（二）本协议书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构成对甲乙双方之间所有事项的一次性解决，不因任何理由或事项而被撤销或被终止。”
二审另查明，晋明事务所作出的晋明鉴（2015）0002号鉴定意见书载明：“……二、审核鉴定过程（二）该套账务存在账账不符、账证不符的情况：1、投资款存在的问题。（1）2010年4月28日67#凭证预付账款列赵军昌代付煤炭工业局履约保证金500万元，后附大银煤矿收据1张，无煤炭工业局履约保证金�据，无签字。后于2010年6月28日无依据转长期待摊费用科目。（2）2010年5月28日3#赵军昌代大银煤矿预付四川广安智丰建设工程公司宗欣分公司10KV线路工程款77万元，无附件（凭证后有刀割痕迹）无签字。（3）2010年7月28日81#赵军昌垫付小刚业务资金列其他应收款：韩小刚80万元，后附：大银矿收据1张，无韩小刚收条。（4）2009年10月31日72#凭证赵军昌投入汽车一辆金额269278.24元，户主为李晋兵，但大银煤矿开具的收据为赵军昌。（5）2011年5月28日15-17#凭证现金收郭泽民投资款350万元列其他应付款：郭泽民。无附件。2、大型资产购置无依据（无附件、无签字）。（1）2010年12月30日217#凭证在建工程列掘进工程款5498498元，同时列预付账款。无工程结算书、无验收人签字，无矿长签字。（2）2009年11月15日17-18#凭证现金支付张敏报采购煤球成型机（固定资产）30700.00元及购钢材款1016482.90元，未见原始单据。但发现凭证后有刀割单据的痕迹。（3）2010年1月26日50#凭证预付账款列赵军昌代大银煤矿预付山东安能输送带公司材料款762100.00元，未见原始单据。但发现凭证后有刀割单据的痕迹。（4）2011-8-28第1号凭证购入固定资产济宁广通输送带公司输送带2465000.00元，附现金付出凭证1张，无出入库无发票无收据无签字。（5）2011-7-28第66号凭证5、6月列井下工程及成本，预付账款-
邹运朝1415567.60元附4月工程结算书2011年7月15日，没有矿长赵建军签字。（6）2011-8-29第10号凭证现金支邹运朝往来款700000.00元，其中50万元无矿长签字。3、财务资料不完整。未提供2009年至2012年各年财务报表。2009年至2011年总账中未登记实收资本、利润分配科目。2010年12月份至2011年8月份会计凭证未装订。会计凭证中的制单、复核、记账、出纳、主管会计均未签字盖章；部分会计账簿年末未结出余额。三、分析说明……（二）赵军昌出资情况。账面其他应付款科目列赵军昌投资款71676522.31元，剔除其他应收款—泽云鼎洗煤厂科目8333537.91元后为63342984.40元。……特别说明：账面未显示李晋兵投资，在其他应付款-
赵军昌名下有李晋兵汽车一辆269278.24元（附件：大银煤矿开给赵军昌的收据）；2011-5-28第53#凭证李晋兵转付任文斗30万元，无收据；2011年6月28日56#凭证其他应付款减少方支往来款30万元，未找到该记账凭证，但其他应付账款面为0，现金日记账贷方记录支李晋兵往来款30万元。”
二审再查明，大银煤矿系由马真礼、马真寿出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于2005年11月23日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原注册资本50万元，实收资本50万元。该公司于2006年5月20日变更股东为马真礼和马亚军。2012年1月6日，马真礼、马亚军分别与郭泽民、郭亚蒙签�《股权转让协议》，2012年1月12日，大银煤矿再次申请股东变更，变更后登记股东为郭泽民和郭亚蒙，两人各持股50%。郭泽民于2011年12月28日经2011年第六次股东会选举被任命为公司监事。2013年6月4日，大银煤矿申请增加注册资本950万元，变更后实收注册资本由50万元增加至1000万元。
本院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郭泽民与李晋兵、大银煤矿于2012年4月27日签署的《协议书》是否应予撤销。
郭泽民起诉主张2012年4月27日《协议书》应予撤销的理由之一是受到李晋兵胁迫，并提供证人证言予以证明。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郭泽民申请出庭的证人与其有一定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采信，以上证据不能证明该协议书是郭泽民受李晋兵胁迫而签订。该《协议书》前沿部分明确载明“甲（郭泽民）乙（李晋兵）双方就共同投资合作中的相关事宜，经平等、自由协商，现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且该协议签订后，郭泽民分别于2012年6月、2012年10月、2013年1月向李晋兵支付协议款项共计4200万元，该行为与其所述受胁迫而签订协议明显相互矛盾，故一审法院认为郭泽民有关受胁迫而应撤销协议的理由不成立正确。
郭泽民又主张撤销《协议书》的理由在于其与李晋兵签订退股协议后发现李晋兵存在出资不到位的问题，对李晋兵出资情况产生重大误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故应考察郭泽民是否对签订的协议书的性质及内容等产生了错误的认识。
首先，2012年4月27日《协议书》系在此前郭泽民、赵军昌、李晋兵相继签订并履行的2009年6月《股东协议书》、2011年11月25日《协议书》基础上而订立的，双方当事人对该三份协议书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从第一份协议书约定郭泽民、赵军昌、李晋兵三方合作“共同投资经营大银煤矿及其他项目”，各方出资金额、占股比例以及权利义务，到第二份协议书约定赵军昌退出后大银煤矿归属于郭泽民、李晋兵，并将以补充合同的形式就大银煤矿股份重新按照投资多少进行划分，再至五个月后案涉第三份协议书约定李晋兵退出与郭泽民所有合作事项，所有经营实体全部权益归属于郭泽民，由郭泽民分期支付给李晋兵相关投资、收益及退出补偿费用等，内容具有连续性。《股东协议书》对三方出资及股权的数量、价款、履行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详细的约定，2012年4月27日《协议书》第一条“事项处理”（一）再次明确“甲（郭泽民）乙（李晋兵）双方之间依据上述2009年6月签订的《股权协议书》和2011年11月25日签订的《协议书》及其他任何口头或书面的约定而开展的所有合作事项为基础”，“甲方同意向乙方支付人民币壹亿元，该款项包含了乙方在合作事项中的所有投资、分成、收益、乙方退出合作的补偿等其他任何应归乙方享有或分配的所有权益”，表明郭泽民对李晋兵出资及退出大银煤矿合作经营的性质、数量、目的有清晰的认识。该协议还约定，“本协议书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构成对甲乙双方之间所有事项的一次性解决，不因任何理由或事项而被撤销或被终止。”郭泽民长期从事煤矿投资等商业活动，明确知晓三方《股权协议书》及两份退股《协议书》的性质和目的，在签订第三份《协议书》前刚刚处理了股东赵军昌退出大银煤矿合作事宜，并与大银煤矿原股东办理了大银煤矿的股权转让变更工商登记等行为，对于协议书签订后可能产生的风险应当有明确的判断和预知。郭泽民在长达三年的合作经营期间对李晋兵的股东身份及出资未提出任何异议，在2012年4月27日《协议书》签订后，也实际依约向李晋兵支付了部分款项，因此，该《协议书》应为郭泽民的真实意思表示，现郭泽民主张签订该份协议书时对李晋兵投资情况并不知情，其存在重大误解，与查明的事实证据不符，也有悖诚实信用原则，该主张不能成立。
其次，晋明事务所作出的“大银煤矿账面上未体现李晋兵出资”的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1.从鉴定意见书的鉴定范围来看，晋明事务所是在大银煤矿提供会计资料的基础上，对李晋兵在大银煤矿出资情况进行专项鉴定。根据上述三份协议�及双方当事人和证人的陈述，郭泽民、李晋兵、赵军昌三人合伙投资经营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大银煤矿。赵军昌出庭证实其与李晋兵从2009年到2011年共同投资大银煤矿和洗煤厂共1.1亿元，其中有李晋兵的投资3000万元，挂在其名下。马有年亦证实大银煤矿账目上没有李晋兵的投资记录，三位股东认可李晋兵投资款没有记载在大银煤矿账目上，郭泽民表示退股不以账目为准。因此，该鉴定意见以大银煤矿财务情况为鉴定内容，并不能全面反映当事人投资合作经营的全部情况，具有局限性。2.从鉴定意见书所依据的鉴定材料来看，该鉴定材料为大银煤矿提供的其所保管的相关账簿、凭证等多项会计资料。李晋兵主张以上鉴定材料系由郭泽民控制的大银煤矿提供，无法确定材料的真实性，该鉴定材料不具有全面性和客观性。经查，第一，郭泽民、李晋兵、赵军昌三人合作投�时郭泽民已经拥有大银煤矿，并以大银煤矿作价入股。赵军昌退股后郭泽民即已实际控制大银煤矿，并于2012年1月经工商登记变更为大银煤矿股东，且在2011年12月28日第六次股东会上被选举为该公司监事。郭泽民虽主张在2012年4月签订第三份协议后，才真正取得大银煤矿的财务账册，知晓李晋兵出资不实的情况，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也与前述查明的事实及证人证言不相符合，本院不予采信。第二，大银煤矿提供的会计账册存在账账不符、账证不符的情况，在投资款及大额资产购置方面存在记账无附件无签字、部分凭证后有刀割痕迹；财务资料不完整，未提供2009年至2012年各年财务报表，2009年至2011年总账中未登记实收资本、利润分配科目，2010年12月份至2011年8月份会记凭证未装订，会计凭证中的制单、复核、记账、出纳、主管会计均未签字盖章，部分会计账�年末未结余额。可见，鉴定的财务资料明显不符合财务管理规定，存在不完整、不客观的情形。3.从审核大银煤矿账目的内容来看，亦未全面反映三股东经营大银煤矿的资金往来及结算情况。第一，赵军昌当庭陈述其在签订第二份协议后除冲抵洗煤厂833万元，以大银煤矿煤炭折抵3080万元，共收到郭泽民支付退股款2500万元，此证言能够与大银煤矿向晋明事务所提供的赵军昌2011年8月9日出具的“今取到云南大银煤矿退股款2500万元”收条相印证。而经审计大银煤矿账面显示其他应付款科目列赵军昌投资款为71676522.31元，在晋明事务所所列郭泽民投资明细项下，于2012年11月4日分三笔（泽云鼎洗煤厂应收账款30800139.90元、泽云鼎洗煤厂其他应收款8333537.91元、郭泽民其他应付款32542844.50元）支付赵军昌共计71676522.31元，至此账面显示赵军昌的投资款已经清理完毕，并未涉及收条款项2500万元，且2012年11月4日24#记账凭证三笔款项均未附相应明细或凭证，备注中仅标注为“2011年至2012年拉煤统计1张”。由此可见，大银煤矿记账情况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第二，鉴定意见书第四页特别说明中记载：“账面未显示李晋兵投资，在其他应付款-
赵军昌名下有李晋兵汽车一辆269278.24元（附件：大银煤矿开给赵军昌的收据）；2011-5-28第53#凭证李晋兵转付任文斗30万元，无收据；2011年6月28日56#凭证其他应付款减少方支往来款30万元，未找到该记账凭证，但其他应付账款面为0，现金日记账贷方记录支李晋兵往来款30万元。”此内容与李晋兵关于其投资以赵军昌名义记账的陈述相吻合，也与赵军昌、马有年关于李晋兵的出资挂在赵军昌名下的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能够认定李晋兵的投资款并未以其个人名义记录在大银煤矿账目上。因此，郭泽民、李晋兵、赵军昌三人之间的投资合作存在分工不明、记账不清、账目混乱的情况，大银煤矿账目资料不能如实反映当事人投资的真实情况，故晋明事务所所作的该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认定李晋兵投资情况的依据。一审法院依此鉴定意见认定李晋兵没有在大银煤矿有实际出资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郭泽民以协议书系被胁迫签订，且存在重大误解为由要求予以撤销，没有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李晋兵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晋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郭泽民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99500元及鉴定费9019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1800元，均由郭泽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京川
审 判 员 杨立初
审 判 员 刘慧卓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王 戈
书 记 员 杨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