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浦民一（民）重字第7号
原告曹熊，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原告曹惠琪，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原告杨建秋，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上列三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鸣飞，上海章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三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范本闻，上海章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浦东某某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王玲，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奚少忠，上海市东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忠宝，户籍地安徽省合肥市，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被告王玲，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代理人奚少忠，上海市东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曹熊、曹惠琪、杨建秋诉被告上海浦东某某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王忠宝、王玲共有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9月13日判决后，原告曹熊、曹惠琪、杨建秋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4年1月21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为由，裁定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7月18日、2014年9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熊、曹惠琪、杨建秋及其委托代理人陈鸣飞、范本闻，被告某某公司、王玲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奚少忠、被告王忠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曹熊、曹惠琪、杨建秋诉称，2009年3月，三原告筹备在浦东新区曹路镇某某村提供的集体土地上建造厂房出租，但因三原告资金有限，故邀请被告王忠宝投资建造厂房。2009年4月1日，四人以黄某某（原告曹熊之妻）和被告王忠宝的名义与曹路镇某某村第一生产队签订《土地流转协议》，约定某某村第一生产队流转给被告王忠宝土地5亩，承包期限自2009年4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获得土地后，三原告与被告王忠宝共同投资进行厂房建设。2009年6月19日，被告王忠宝、王玲以生产队仓库为经营地址注册成立了被告某某公司。2010年1月1日，被告王忠宝、王玲重新与某某村第一生产队签订了《租赁协议》，五亩土地的租借期限变更为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0日。同日，由原告曹熊代表原告曹惠琪、杨建秋与被告王忠宝签订了《双方协议》，约定“兹有西地块，甲乙双方共同筹建，由王忠宝负责，所有设施，由王忠宝负责，去除成本，甲乙双方各一半”。2011年9月28日，上述地块被征用，为此某某村村民委员会与被告某某公司签订了《解除租赁协议书》，约定租赁房屋（土地）曹路镇某某村1队北宅西1号102室（以下简称102室）因服从市政工程建设需要而解除，某某村一次性补偿被告某某公司人民币（以下币种同）2，688，000元。上述补偿款以支票形式分别在2011年11月15日、2012年1月11日、2012年4月1日分三次给付被告某某公司，后由被告王忠宝、王玲获取，但拒绝向三原告进行分配。又由于三被告人格混同，故三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某某公司向三原告支付厂房拆迁补偿款2，016，000元（三原告每人各得672，000元）；要求被告王忠宝、王玲对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某某公司、王玲辩称，被告王忠宝与原告曹熊签订的未署日期的《双方协议》并非真实有效。即使该协议法院认定有效，被告某某公司没有授权被告王忠宝与他人签订该协议，被告王忠宝个人签订的协议与被告某某公司无关。被告某某公司获得的补偿款是基于102室房屋在租期满前为了动迁需要给予的补偿，该地址与《双方协议》中约定的西地块并不相同，两者的利益指向的标的物并不相同，故补偿款与三原告无关。三原告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某某公司与原告约定补偿款为共有，故三原告并非本案适格的当事人。且不存在被告王忠宝、王玲与被告某某公司的人格混同问题，被告王忠宝只是被告某某公司的一个办事人员。被告某某公司取得的268.80万元动迁补偿款并没有给被告王忠宝、王玲。因三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被告某某公司、王玲不同意三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王忠宝辩称，其系为被告某某公司负责厂房施工的。其与原告曹熊签订的《双方协议》实际没有履行过，原告曹熊亦未曾出资，且该协议中约定的“西地块”与2010年1月1日签订的关于土地的《租赁协议》中约定的“五亩地”并不是同一地块，也不存在三原告提出要跟被告合伙建房的情况。三原告对“五亩地”上房屋的建造也没有出资过。《解除租赁协议书》上补偿的就是“五亩地”上建造的房屋。被告王忠宝与被告某某公司并非人格混同，被告某某公司取得的268.80万元动迁补偿款并没有给被告王忠宝，故不同意三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被告某某公司于2009年6月19日经工商登记注册成立，其住所地登记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某某村1队北宅西1号102室，法定代表人登记为被告王玲（系被告王忠宝之女），营业期限登记为2009年6月19日至2019年6月18日，股东登记为被告王玲和案外人陈某某（系被告王忠宝之妻）。被告某某公司2009年度、2010年度、2012年度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显示其在相关年度的销售（营业）收入、利润总额、亏损额、纳税额均为0元。
另查明，2009年4月1日，由案外人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某某村第一生产队（以下简称某某村一队）作为甲方，原告曹熊之妻黄某某和被告王忠宝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一份《土地流转协议》，约定：甲方将伍亩土地流转给乙方，乙方每年上交甲方租赁费人民币贰万伍仟元整；一切设施由乙方自负，安全自负；乙方在租赁期内，上级征用土地时，乙方无条件服从，国家或上级部门征用土地，设施补偿由乙方所得；本合同承包期自2009年4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到期后，租赁协议乙方可以优先续签等内容。在该协议的落款处“生产队签章”一栏盖有“川沙县龚路乡某某村第一生产队”字样的印章并有原告曹熊的签名，而“乙方签名”一栏有被告王忠宝的签名并盖有被告某某公司的印章。2009年5月1日，由案外人上海浦东新区某某木器厂作为甲方，被告某某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协议》，约定：甲方将座落在本市浦东新区曹路镇某某村1队北宅西1号102室，自有非冻结房屋1间，面积40平方米，出租给乙方开设上海浦东某某工贸有限公司；租赁期限为3年，自2009年5月1日起至2012年4月30日止；年租金计人民币3，600元，租金支付方法为每年一次性付清；租赁期内如遇市政动迁、国家建设开发需要，双方须无条件立即终止本协议的履行等内容。在该协议的落款处“甲方（盖章）”一栏盖有“上海浦东新区某某木器厂”字样的印章，而“乙方（盖章）”一栏有被告王玲以及陈某某的签名。审理中，三原告提供上海浦东新区某某木器厂的书面证明，证明该厂未与原告签订过上述房屋租赁协议。三被告对此均不予认可。
2010年1月1日，由某某村一队作为甲方，被告王忠宝、王玲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一份《租赁协议》，约定：甲方租借给乙方5亩地，每年伍仟元，一切的设施由乙方自负；租借期限2010年1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0日止；协议期满，如乙方继续使用，甲方乙方再商定，乙方优先续签；在租借期内，如遇国家及上级部门开发必须服从，所有赔偿由乙方所得，土地仍由集体所有；一切施工及生产安全由乙方负责等内容。在该协议的落款处“甲方签字”一栏盖有“川沙县龚路乡某某村第一生产队”字样的印章并有原告曹熊的签名，而“乙方签字”一栏有被告王忠宝的签名并盖有被告某某公司的印章。该协议签订后，上述2009年4月1日签订的《土地流转协议》作废。嗣后，由被告王忠宝作为甲方，原告曹熊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一份《双方协议》，约定：兹有西地块，甲乙双方共同筹建，由王忠宝负责；所有设施，由王忠宝负责；去除成本，甲乙双方各一半等内容。2011年9月28日，由案外人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某某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某某村委会）作为甲方，被告某某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一份《解除租赁协议书》，约定：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租赁房屋（场地）地址：曹路镇某某村1队北宅西1号102室，因服从市政工程建设需要，故双方不承担违约责任；甲方一次性补偿乙方人民币2，688，000元（大写：贰佰陆拾捌万捌仟元正），甲方不再支付其它费用，以上补偿含建筑物、附属设施、房屋装修、机器设备、调试搬迁、物品搬迁及停工停产损失等所有费用等内容。后某某村委会分别于2011年11月15日、2012年1月11日、2012年4月1日分三次以支票形式给付被告某某公司补偿款共计2，688，000元。上述支票均由被告王忠宝领取，且相关款项于领取当日进入被告某某公司的银行账户。现因三原告认为其每人有权取得上述补偿款的1／4，而三被告拒绝交付相关款项，故而致讼。
还查明，案外人上海某某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曾于2011年10月30日出具《曹路镇某某村民委员会（上海浦东某某工贸有限公司）房屋拆迁补偿估价报告书》，称曹路镇某某村民委员会（上海浦东某某工贸有限公司）列入曹路大基地南扩某某地块土地储备工程项目拆迁范围内的房屋、附属设施、机器设备和物资搬迁费于估价时点2010年12月5日的拆迁补偿价值为1，995，108元。该报告还载明，房屋坐落地址为曹路镇某某村1队北宅西1号102室；由于委托方和被估价方未提供有关权属证明，本估价报告仅对其房屋、附属设施、机器设备和物资材料搬迁费进行估价，对其权属未作进一步考证；列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有10幢房屋建筑物，总建筑面积为1，979.69平方米等。
庭审中，原、被告一致确认2009年4月1日签订的《土地流转协议》和2010年1月1日签订的《租赁协议》约定的“5亩地”系同一标的物，四至为东至某某村的一条路，北至小河，南至另一条路，西至原告曹惠琪名下的厂房；但与2009年5月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约定的坐落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某某村1队北宅西1号102室面积为40平方米的房屋所在土地并非同一处；上述“5亩地”上建造的房屋系无证厂房，建造时并未办理相关建房审批手续。
审理中，原告表示原告曹熊与被告王忠宝签订的《双方协议》约定的“西地块”与上述的“5亩地”以及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某某村村民委员会与被告某某公司签订的《解除租赁协议书》中给予补偿的租赁地块是同一处。被告某某公司、王玲认为上述三处的地块所处位置均不同。被告王忠宝认为2010年1月1日签订的《租赁协议》约定的“5亩地”与《解除租赁协议书》中给予补偿的租赁地块是同一处，但不是《双方协议》约定的“西地块”。
以上事实，有三原告提供的土地流转协议一份、房屋租赁协议一份、证明一份、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一份、租赁协议一份、双方协议一份、解除租赁协议书复印件一份、某某村委会证明一份、浦东新区曹路镇某某村费用报销单复印件三份、支票存根复印件三份、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三份，三被告提供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租赁协议一份、浦东新区（镇）统一收据一份、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进账单（回单）三份，本院经被告某某公司、王玲申请调取的曹路镇某某村民委员会（上海浦东某某工贸有限公司）房屋拆迁补偿估价报告书一份、二审庭审笔录、村委会情况说明、某某木器厂的证明、工商登记材料、曹熊与黄某某的结婚证及户口簿、上海某某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调查笔录以及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三原告以原告曹熊与被告王忠宝签订的《双方协议》作为依据，主张其系被告某某公司所获得的2，688，000元补偿款的共有人，且每人有权取得其中的1／4，并据此要求三被告向其支付相应款项。然而，被告某某公司获得上述补偿款的依据系其与某某村委会于2011年9月28日签订的《解除租赁协议书》。根据该协议书的内容，被告某某公司获得上述补偿款系基于其原本租赁房屋（场地）在租赁期限届满前因服从市政工程建设动迁需要而提前解除租赁合同所给予的补偿。原告曹熊与被告王忠宝签订的《双方协议》未约定“西地块”所处的具体地址，方位和面积均不明。三原告称该“西地块”与上述《解除租赁协议书》中给予补偿的租赁地块是同一块土地，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三原告亦没有出资进行合伙建房的行为，且被告某某公司没有授权被告王忠宝代表其与原告曹熊签订《双方协议》，因此上述《解除租赁协议书》中约定的提前解除租赁合同的补偿款与《双方协议》中约定的所谓“西地块”的相关利益指向并无关系。至于三原告主张原告曹惠琪、杨建秋也与原告曹熊及被告王忠宝在“西地块”共同筹建房屋，但《双方协议》中的双方当事人仅载明原告曹熊、被告王忠宝，从协议内容上无法体现三原告与被告王忠宝的共同合伙，又无其他证据证明该协议已实际履行，故本院不予采信。另外，三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被告某某公司或由被告王忠宝作为被告某某公司的代理人就上述《解除租赁协议书》中载明的提前解除租赁合同的补偿款曾约定为共有，故三原告主张其系上述补偿款的共有人且每人有权取得其中的1／4，并据此要求被告某某公司向其支付相应款项，被告王忠宝、王玲对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关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曹熊、曹惠琪、杨建秋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928元，由原告曹熊、曹惠琪、杨建秋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薛桂蓉
代理审判员 沈永妍
人民陪审员 尹瑗芳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朱 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九十四条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