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临民三终字第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郯城县马头镇富民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刘瑞娟，该村主任。
委托代理人：王纪营，山东铭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谨生，男，1968年10月15日生，农民，住郯城县新村银杏产业开发区。
委托代理人：焦庆宝，山东元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郯城县马头镇富民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富民村委）与被上诉人孙谨生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郯城县人民法院（2012）郯民初字第21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3年5月3日，经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原栗圩子村委会与案外人孙勤学等人分别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将本村村南土地发包给孙勤学种植银杏苗木。合同约定，承包期内5年零6个月，自2002年10月10日至2008年4月10日，承包费每年每亩300元，每亩地标出18棵银杏树归村委所有。2005年1月原郯城县马头镇栗圩子村与其他村合并成立富民村。2007年9月孙谨生经富民村委许可，自2007年8月至2008年初从刘爱峰等人手中转包原承包人孙勤学等人承包的富民村委位于原栗圩子村南土地19.5亩，同时支付银杏苗木转让价款130700元，受让上述土地上种植的银杏苗木。孙勤学与原栗圩子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临近届满前，由于孙谨生种植的银杏树尚未成材，经双方协商，2008年4月10日孙谨生与富民村委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由孙谨生继续承包上述土地，期限10年，自2008年4月13日起至2018年4月10日止；与原承包合同相比较，承包费变更为每年每亩500元，看护费100元，一年一交，富民村委如提前收取承包费，则应给予孙谨生优惠；变更原合同中留有18棵银杏树的约定，约定承包土地上所有苗木归孙谨生所有，孙谨生享有经营管理权和处分权（其他内容详见合同）。2010年3月5日富民村委以每年每亩300元的优惠价格要求孙谨生缴纳2008年至2016年的承包费，孙谨生按上述要求向富民村委时任法定代表人的主任朱广阔交纳46800元承包费，由朱广阔代表富民村委向孙谨生出具了收据。2010年11月富民村委更换法定代表人，2012年4月17日富民村委书面通知孙谨生根据合同约定的面积，按照每亩18棵银杏树、每棵2000元的标准交纳补偿款，否则收回土地。孙谨生因已与富民村委签订承包合同，为此未与富民村委协商补偿费交纳事宜。2012年4月孙谨生出售苗木，富民村委法定代表人刘瑞娟带人阻止，孙谨生出售未果，双方因此发生争议，遂有本案纠纷。
原审法院认为，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行使职权，法人对其法定代表人的正常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孙谨生经富民村委同意，转包案外人孙勤学等人的承包土地，并受让承包地上的银杏苗木，孙谨生交清苗木转让款后，即享有地上银杏苗木的所有权。孙勤学等人与富民村委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临近届满前，由于孙谨生种植的银杏树尚未成材，经孙谨生与富民村委协商一致后，以孙谨生、富民村委为合同当事人，重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并对合同部分条款进行了变更，由孙谨生继续承包涉案土地。富民村委时任法定代表人的朱广阔代表富民村委与孙谨生签订承包合同，并盖有村委公章，孙谨生已尽订立合同的注意义务，因此双方的签约行为有效，双方订立的合同具备法律效力。合同履行四年后，富民村委违反合同约定，通知孙谨生缴纳补偿款并协商合同签订事宜，同时阻止孙谨生出售银杏苗木，侵犯了孙谨生的承包经营权。为此孙谨生要求富民村委停止侵权，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应予支持；孙谨生要求富民村委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富民村委答辩认为，孙谨生原法定代表人与孙谨生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未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作出决议，违反民主议定程序；合同所盖公章与当时使用的公章不一致；双方签订合同的有关条款损害了集体利益，为此该合同系无效合同，对孙谨生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对于富民村委的上述诉讼主张，原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涉案土地的最初对外发包经过了民主议定程序，孙谨生经富民村委许可转包土地，受让了地上银杏苗木，原合同期限届满，双方重新签订合同，虽对部分条款进行变更，整体上仍系对涉案土地的续包，因此不能认定合同的签订违反民主议定程序；合同签订前孙谨生已经取得地上银杏树苗木的所有权，因此双方对合同部分条款作出变更，符合合同意思自治原则，不能认定该合同损害集体利益；富民村委虽对合同中所盖公章提出异议，但时任法定代表人的朱广阔代表富民村委与孙谨生签订合同，并在合同上签字，因此无论是否盖有公章，均不影响合同的效力。综上，孙谨生与富民村委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且已履行多年，孙谨生进行了较大投资，应当继续履行，为此对富民村委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富民村委停止侵权，继续履行与孙谨生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二、驳回孙谨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富民村委负担。
上诉人富民村委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2008年4月10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是错误的。1、该合同是时任上诉人村主任的朱广阔与被上诉人恶意串通的结果。上诉人始终认为被上诉人是顺延的老承包合同，因为与上诉人同时承包的几十家老承包户都是顺延的老承包合同，按照老合同的约定每亩每年收取300元的承包费，被上诉人也不例外。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收取了被上诉人的承包费就视为承认了新的承包合同是站不住脚的。2、涉案合同加盖的上诉人公章是假公章，涉案合同的公章与老承包合同的公章明显不同，存在恶意串通的嫌疑。和被上诉人同期承包的承包户有几十户，为何他们都未签订新的承包合同，都是按照老合同顺延，偏偏被上诉人和胡文斌两家能够签订新合同？3、被上诉人的缴费单据显示的是2010年3月5日一次性缴纳了8年的承包费，缴纳的时间是2008年4月13日至2016年4月13日，而村委的账目显示2008年被上诉人孙谨生缴纳承包费4500元，2009年缴纳承包费5000元，2010年缴纳的承包费是10000元，这与被上诉人所说一次性缴纳2008年至2016年的承包费相矛盾。可见，被上诉人缴纳的2008年至2016年的承包费单据是假的，被上诉人和其他承包户一样是按照老合同约定缴纳承包费的。4、从涉案合同时间可以看出，2010年3月时任村主任朱广阔为了谋取私利，串通被上诉人签订了虚假的涉案合同，然后将被上诉人缴纳的承包费据为己有。这进一步说明了涉案合同的虚假性。三、涉案合同损害了上诉人的集体利益。老承包合同约定每亩承包地上留有18棵银杏树归上诉人所有，而涉案新合同改变了这一关键点。按照老合同，被上诉人承包的19.5亩地上本应有351棵银杏树归上诉人所有，这351棵银杏树价值近百万，因为朱广阔和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致使集体利益遭受了损失。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合同并未损害集体利益，是偏袒被上诉人。四、涉案土地是村里的机动地，应采用招标的方式发包，但涉案合同没有进行公开招标，且机动地的承包期最多不能超过三年，而涉案合同的承包期长达十年之久，明显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孙谨生答辩称，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于2008年4月10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已经履行4年多没有争议，双方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被上诉人缴纳了承包费，不存在违约及恶意串通等事项。仅因为18棵银杏树存在争议，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二、承包合同上有上诉人富民村委的公章，至于公章是否作废，是上诉人的内部行为，公章的真假应依据公安机关的备案为准。三、合同上有时任村委法定代表人朱广阔的签字，加盖了公章，村主任朱广阔代表村委行驶职权，村委应对其法定代表人履行职务的行为承担责任。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与朱广阔恶意串通损害集体利益，但无证据证实。四、被上诉人的承包费高于当地相同地段的承包价格，并未损害上诉人的集体利益。关于保留18棵银杏树的内容，是上诉人第一轮发包涉案地块时提出的，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承包合同没有关于保留18棵银杏树的约定，被上诉人当然不受合同约定以外的约束，且该合同已履行5年，超过了法定的变更时效。被上诉人刚承包时，银杏树直径不过3公分，价值每棵树1.5元，且被上诉人的承包价格提高了，同时采取了间苗，将每亩树苗保留在25棵左右，情景发生了变化，不存在恶意串通等不公平的情况。五、上诉人提出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经审理查明，被上诉人孙谨生非上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人员，在其转包孙勤学与上诉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后并按约定履行至该合同期满，对此双方均无异议。
合同到期后，以上诉人为甲方、被上诉人孙谨生为乙方，签订了一份新《土地承包合同》，该合同上盖有上诉人的公章及上诉人的时任村主任朱广阔（现名为朱广科）的签名，合同书上的日期注明为2008年4月10日。朱广阔还给被上诉人出具了一份编号为0013569的“临沂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统一收款票据”，该收据上加盖与新合同书相同的公章，该票据上的时间为2010年3月5日，另外，朱广阔还给胡文彬（另案当事人）出具了一份编号为0013568的“临沂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统一收款票据”，同样加盖了与新合同书相同的公章。关于新合同书签订的时间，上诉人主张系2010年朱广阔离任时签订的，合同书上的“2008年4月10日”是不真实的。被上诉人庭审时主张，该合同是与朱广阔重新签订的合同。经比对，新合同书上及被上诉人缴费单据上的公章系同一枚，与上诉人同期使用并在马头镇经管站管理的公章不同，非同一枚公章。经本院调查朱广阔（现在押郯城县看守所），其陈述：新合同书签订时，并未公开承包，只有时任村委委员的朱广才一人知道，该合同及被上诉人缴费单据上的公章是到马头镇经管站加盖的，村委的公章从来未更换过，给胡文彬、孙谨生出具编号为“0013568”、“0013569”的收款票据的时间是2010年的8、9月份，承包费由其收取。承包地的银杏树平均每棵的价值约2000元，每亩约有银杏树50棵。
另查明，朱广阔于2009年5月19日代表村委与村民朱贤胜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中加盖的公章为上诉人在马头镇经管站备案的公章，即上诉人长期使用的公章。
还查明，上诉人的公章在马头镇经管站管理并由该站保管，上诉人如使用公章须到该站加盖。该站2012年7月19日、2013年4月1日出具的证明证实：上诉人在2009年11月1日前使用的公章从未更换过，被上诉人签订的新合同书上及“0013569”号收款票据上的公章不是经管站加盖的，该公章不是上诉人在经管站备案保管的公章，且该款未入上诉人村委的账目，2009年11月1日后启用的新公章带有编号，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新合同书上的公章亦不相同。马头镇经管站现更名为“郯城县马头镇财经服务中心”。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孙谨生转包案外人孙勤学的承包土地19.5亩已于2008年4月10日到期终止。因孙谨生既不是上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人员，也不是原合同的原始承包人，故不存在续包的问题。承包合同到期后应依法重新发包。
首先，被上诉人不是上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8条“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9条“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六）村民承包经营方案”的规定，发包时应由村集体讨论决定并公开发包。本案的涉案土地承包合同系上诉人原法人代表朱广阔在未经村委研究决定及村民知道的情况下，私下与被上诉人签订，违反了上述两部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其次，该合同上村委的公章不是上诉人在镇经管站保管使用的公章，其来源不明。再次，由于每棵银杏树的价值平均为2000元，按原合同约定，合同到期后，每亩给上诉人留银杏树18棵，被上诉人承包的19.5亩土地依约定应留给上诉人银杏树共计351棵，价值约702000元，而朱广阔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新承包合同，将这一重要条款删除，变更为承包地上的全部银杏树归被上诉人所有，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集体利益，被上诉人是从他人手中转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原合同约定每亩保留18棵银杏树条款是明知的，在双方重新签订承包合同时，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协议放弃每亩地18棵银杏树的条款，放弃村委重大利益，双方既是串通，还存在恶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依据上述规定，该合同应为无效合同。
综上所述，双方签订的合同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存在合同加盖的公章不真实，双方恶意串通损害集体利益的情况，应为无效合同。被上诉人不能基于无效合同而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故，其不能基于该份合同而要求上诉人停止侵权、继续履行合同、赔偿损失。鉴于被上诉人实际管理该土地多年，双方可重新签订合同，或延续原来的合同履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郯城县人民法院（2012）郯民初字第218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孙谨生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共计3100元，由被上诉人孙谨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天威
审 判 员 程士彬
代理审判员 蒋文静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夏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