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13民终279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汪立贤，男，1962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泗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尚志永，江苏远大弘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泗洪县土壤肥料技术指导站第二门市部，住所地江苏省泗洪县华东金谷农资城10-03幢。经营者：姚正国，男，1964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泗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士明，泗洪县朱湖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汪立贤因与被上诉人泗洪县土壤肥料技术指导站第二门市部（以下简称第二门市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泗洪县人民法院（2016）苏1324民初32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并于2016年10月13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公开听证。上诉人汪立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尚永志，被上诉人第二门市部经营者姚正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士明参加了听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立贤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第二门市部对汪立贤的诉讼请求，第二门市部赔偿汪立贤14541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第二门市部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首先，第二门市部存在欺诈行为，原审判决未予认定，明显不当。案涉农药并非被上诉人出售，而是以第二门市部经营者姚正国的妻子李花兰的名义出售。案涉农药明显质量不合格，仅是李花兰以姚正国系高级农药师的特殊身份欺诈消费者。其次，上诉人汪立贤存在实际损失，泗洪县农委发文明确规定上诉人的损失客观存在，宿迁农委鉴定报告中认定损失比例为5%-46.5%。2015年9月8日，泗洪县农委组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调解，被上诉人在谈话笔录中明确认可上诉人的水稻受害是药害造成，同时愿意以1160斤/亩标准进行赔偿。同时被上诉人在该谈话笔录中向泗洪县农委和上诉人明确承诺等到水稻灌浆后再定产量。再次，上诉人曾通知被上诉人到被鉴定的田块查看水稻长势情况，被上诉人没有前往现场。损失数额最后没有确定，主要过错在被上诉人。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上诉人的经济损失与第二门市部销售的农药存在因果关系。宿迁市农委鉴定报告中明确阐明上诉人汪立贤水稻出现心叶呈葱管状，为典型的激素类除草剂药害。同时指出这种药害所带来的受害稻株率为5%-46.5%。由此可以认定上诉人的经济损失与第二门市部销售的农药存在因果关系。其次，《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26条明确规定“农药经营单位向农民销售农药时，应当提供农药使用技术和安全使用注意事项等服务”。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无指导义务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三、原审法院程序违法。首先，上诉人因案件涉及农业技术问题向原审法院申请鉴定，如果进行鉴定，本案事实将非常清楚，且能解决双方的矛盾，原审法院以无法鉴定为由予以拒绝，程序明显违法。其次，泗洪县农委人员与被上诉人系同一单位，农委人员的谈话不具有科学性和代表性，且该谈话内容也未经质证，原审判决采纳该谈话违反法律程序。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应予撤销。第二门市部辩称：一、关于欠付农药款问题，原审判决已经查明上诉人汪立贤欠第二门市部农药款16716元，汪立贤应当履行给付货款的义务。二、关于上诉人的损害赔偿问题，上诉人的水稻损失是由于2015年众所周知的特大自然灾害因素以及上诉人违反药物使用标注擅自使用禁用机械的人为因素所致，与被上诉人销售的药物无关。同时，上诉人也无证据证明其存在实际损失。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得到支持，应予驳回。第二门市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汪立贤支付第二门市部农药货款16716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并由汪立贤负担本案诉讼费用。汪立贤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第二门市部支付汪立贤农药款16716元的3倍赔偿金、水稻损失经济赔偿费用11097元，共计61245元，并由第二门市部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汪立贤与案外人许巧顺、许乃会、许保成四人在洪泽农场承包536亩土地，其中汪立贤承包137亩。2015年3月起汪立贤陆续在第二门市部购买农药。2015年6月21日，汪立贤与许巧顺等人开始种植水稻，汪立贤种植的为水稻直播田，后出苗生长正常。2015年7月10-12日水稻进行第一次化学除草，汪立贤等人在第二门市部购买和使用了“力净牌”青氟草脂+倍增助剂，倍增助剂标签上注意事项“严禁用弥雾机”；7月17-20日进行第二次化学除草，在第二门市部购买和使用了“滨农科技牌”2,4滴异辛酯和“瑞东牌”吡嘧磺隆，2,4滴异辛酯标签上使用范围“小麦田”，吡嘧磺隆标签上使用范围“水稻移栽田”、注意事项“严禁用弥雾机”。2015年8月初，汪立贤发现自家稻田有零星葱管状水稻，怀疑为药害造成。8月17日，汪立贤与许巧顺等人到泗洪农委申请农作物生产事故技术鉴定。8月18日，泗洪农委鉴定组前往田块进行实地考察，发现汪立贤等人稻田出现“卷心”状。泗洪农委专家组鉴定书载明：“投诉人提供的青氟草脂和吡嘧磺隆为水稻常用除草剂，2.4.D性质同二甲四氯，为同一类型除草剂，主要用于小麦、稻田、玉米等禾谷类作物防除阔叶杂草……”鉴定组得出的鉴定结论：“1、根据水稻‘卷心”症状分析，属典型的二氯喹啉酸药害；2、药害植株在田间呈带状或块状零星分布；3、水肥管理不适如施肥间隔期短、施用量大、水浆管理困难等，均易造成肥害并诱发和加重药害；4、倍增助剂化学名称甲基植物油增效剂，是否含有‘二氯喹啉酸’成分需检测确定。”2015年8月24日，因汪立贤等人对泗洪农委鉴定结论有异议，故向宿迁市农委申请重新鉴定。8月31日，宿迁市农委鉴定人员前往鉴定田块进行实地查勘田间水稻长势和受害情况，电话通知姚正国，但姚正国未前往现场。宿迁市农委得出的鉴定结论为：“1、受鉴定田块中受害稻株心叶呈葱管状，为典型的激素性除草剂药害；2、随机取样调查，受鉴定田块中受害稻株率为5%-46.5%，但由于稻田中稻株补偿能力较强，受害稻株率在不能简单作为受害损失依据，其受害损失需等到水稻灌浆后才能鉴定；3、受害稻株在田间分布不均，与施用除草剂时喷药不匀有关；4、受鉴定条件和水平限制，鉴定组无法断定是何种激素类除草剂或共同作用导致药害，建议在相似水稻生育期、栽培管理方法、天气条件进行二氯喹啉酸、2,4滴异辛酯、二甲四氯等激素类除草剂破坏性试验，或进一步进行检测，以确定致害药剂。”2015年9月8日，在泗洪农委的主持下，汪立贤、许巧顺等人与姚正国协商达成一致：按正常年景以1160斤/亩为标准，如果汪立贤今年产量低于1160斤/亩，由姚正国以少1斤补1斤的标准赔偿到位。截止2015年9月18日，汪立贤共欠第二门市部货款16716元。第二门市部负责人姚正国多次向汪立贤催要农药款未果，因而成讼。汪立贤认为水稻减产因原告造成，故拒绝支付货款并要求第二门市部予以赔偿，因而提起反诉。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诉，合法的买卖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汪立贤从第二门市部购买农药，汪立贤在收到农药后，未履行给付货款的义务系违约行为，应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第二门市部主张货款为16716元，汪立贤认可，依法予以支持。第二门市部主张从起诉之日即2016年4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计算利息损失未超出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二、关于反诉，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受害人应对产品缺陷、其所受损害以及损害事实与使用缺陷产品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汪立贤主张水稻减产至1100斤/亩是因为姚正国提供的除草剂为不合格产品所导致，汪立贤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1.关于汪立贤称第二门市部销售的助剂无“三证”的抗辩，根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农药，是指用于预防、消灭或者控制危害农业、××、虫、草和其他有害生物以及有目的的调节植物、昆虫生长的化学合成或者来源于生物、其他天然物质的一种物质或者几种物质的混合物及其制剂。”原审法院认为助剂作为一种添加剂，其本身没有生物活性，只是在与某些农药混用时，能显著提高农药的效力，仅起到催化作用，不属于《农药管理条例》所述农药范围，故不适用于农药的“三证”规定。2.关于汪立贤称所种水稻减产至1100斤/亩的抗辩，水稻测产应于水稻蜡熟末期进行，第二门市部未到场不影响汪立贤测产的进行，汪立贤未进行测产且在极端天气后收成，无法证明减产程度。3.关于汪立贤称第二门市部出售不合格农药的抗辩。根据专业人员的解释，农药适用范围并不仅限于农药登记范围，同时还需要结合实践经验。4.关于汪立贤称水稻减产因第二门市部农药造成的抗辩，一审法院认为水稻减产的原因多种多样，要排除一切其他因素的影响才能认定减产与药物之间的因果关系。（1）汪立贤所提供《宿迁市农作物生产事故鉴定书》载明“受害稻株在田间分布不均，与施用除草剂时喷药不匀有关”，即汪立贤的水稻损害也有施药不匀的因素。汪立贤使用的药物说明上明确标注“用标准喷雾器压低喷头或减压喷雾，严禁用弥雾机或超低容量喷雾”，是因为弥雾机容易造成喷洒不匀或重叠，汪立贤使用的自制履带喷雾器的喷雾原理易造成重复喷雾，故不能排除汪立贤的水稻损失系超量喷洒除草剂所导致。（2）第二门市部提供的气象资料表明，在水稻种植当年出现过低温天气，亦不能排除汪立贤的水稻损害为低温天气导致。（3）泗洪农委、宿迁农委鉴定报告中都提及该水稻药害疑似二氯喹啉酸等激素除草剂所致，泗洪农委鉴定组建议被告对使用的药物是否含有“二氯喹啉酸”成分予以检测确定，但汪立贤当时并未申请鉴定。同时汪立贤在承包涉案土地前该土地由其他农户承包，故不能排除汪立贤的水稻损害为前期喷洒残留的二氯喹啉酸造成的。5.关于汪立贤称自己文盲，看不懂产品说明，第二门市部未尽指导义务的抗辩，原审法院认为第二门市部作为卖方，没有义务指导汪立贤使用产品，汪立贤文盲不能作为有效的抗辩理由。综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汪立贤的水稻损害系第二门市部销售的除草剂为不合格产品以及第二门市部在销售除草剂过程中存在过错所导致，不足以证明汪立贤水稻的实际产量，故第二门市部不应对汪立贤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汪立贤的反诉请求证据不足，难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汪立贤支付第二门市部货款16716元及利息（利息从2016年4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止），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汪立贤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制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8元减半收取109元，反诉案件受理费666元，由汪立贤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为证明其主张，上诉人汪立贤提供如下证据：1、民事诉状1份，系被上诉人第二门市部经营者姚正国妻子李花兰起诉汪立贤要求支付农药款16716元及利息的诉状，证明被上诉人在经营农药期间存在欺诈行为。被上诉人作为农药的经营部门，以经营者妻子李花兰个人名义向上诉人出售农药，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以虚假的信息向消费者销售产品，存在欺诈行为。2、鉴定申请书1份，证明上诉人在一审审理期间向原审法院就水稻的受害数额以及药害与受害数额的因果关系申请鉴定，但原审法院未予鉴定，且承办法官明确告知不要对外说法官收到鉴定申请书。原审法院明显违反法定程序。关于上诉人汪立贤提供的证据，被上诉人第二门市部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2鉴定申请书的真实性不清楚，且上诉人申请鉴定的内容与本案也无关联性。二审期间，被上诉人第二门市部未提供新的证据。上诉人汪立贤为证明其存在客观损失，申请本院对其损失予以鉴定。本院认证意见：关于证据1，被上诉人第二门市部不持异议，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第二门市部在销售案涉农药时是否存在欺诈，还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关于证据2，经本院核对原审卷宗，该鉴定申请书系汪立贤在原审诉讼中提供，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原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应当结合其他事实综合予以认定。关于汪立贤申请鉴定的问题，二审中，汪立贤明确陈述其在一审申请鉴定前已经将全部水稻销售完毕，故客观上已经不具备鉴定条件，故对其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被上诉人是否是本案一审的适格原告，是否有权向汪立贤主张案涉货款；二、第二门市部在销售案涉农药时是否存在欺诈，是否应当按照汪立贤购买农药款的三倍标准予以赔偿；三、上诉人汪立贤的损失是否客观存在，如果存在损失，该损失与被上诉人第二门市部销售的农药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四、原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情形。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第二门市部是否是本案一审适格原告问题。本院认为，第二门市部是本案一审适格原告，有权向汪立贤主张案涉农药款，理由如下：一、上诉人汪立贤自认其系到第二门市部所在地购买了案涉农药，故第二门市部系案涉农药的出售方，有权主张案涉农药款。二、虽然在实际销售案涉农药过程中，系第二门市部经营者姚正国妻子李花兰经手，但不能据此认定李花兰为案涉农药的销售方。三、李花兰提起诉讼向汪立贤主张案涉农药款，第二门市部明确表示系当事人法律知识欠缺，主体认识错误，并已经撤诉。综上，第二门市部主张案涉货款并无不当。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第二门市部在销售案涉农药时是否存在欺诈，是否应当按照汪立贤购买农药款的三倍标准予以赔偿。本院认为，汪立贤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第二门市部在销售案涉农药时存在欺诈，故其主张三倍赔偿不能得到支持。理由如下：一、本案中，第二门市部非专业的法律机构，其经营者也非专业的法律人员，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虽然第二门市部门口树立的广告牌显示为“绿丰农药种子”，提供的票据眉头为“泗洪县农业技术推广咨询服务部”，容易造成消费者对销售主体的身份认知混乱，但汪立贤购买农药的处所为第二门市部所在地，本案也系第二门市部主张案涉权利，且汪立贤并无证据证明其在购买案涉农药时，销售人员明确表明销售主体与第二门市部不同。二、关于李花兰起诉汪立贤索要农药款的问题，本院在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已经明确阐述，故汪立贤主张第二门市部在向其销售案涉农药时存在欺诈，证据不足，对其主张三倍赔偿金，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即上诉人汪立贤的损失是否客观存在，如果存在损失，该损失与被上诉人第二门市部销售的农药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起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汪立贤主张其存在客观损失，且与被上诉人第二门市部销售的农药存在因果关系，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一、关于汪立贤主张的损失问题，汪立贤在一审诉讼中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第二门市部经营者姚正国虽然在调解谈话笔录中陈述“按正常年景以1160斤/亩为标准，如果汪立贤今年产量低于1160斤/亩，由姚正国以少1斤补1斤的标准赔偿到位”，但该笔录中并未直接认可汪立贤存在实际损失，仅是表示如未达到确认的产量愿意予以赔偿，且汪立贤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最终的实际产量是否达到了确认的产量。另外，宿迁农委的鉴定报告中虽载明“受鉴田块中受害稻株率在5%-46.5%”，但并非是对损失数额的认定，且随后又载明“由于稻田中稻株补偿能力较强，受害稻株率不能简单作为受害损失依据，其受害损失需等到水稻灌浆后才能鉴定”，汪立贤未能举证证明灌浆后鉴定的损失结果。综上，汪立贤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存在客观损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关于汪立贤主张其损失与被上诉人第二门市部销售的农药存在因果关系问题，本院认为，汪立贤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存在客观损失，且其提供的其他证据均不能证明其损失与第二门市部销售的农药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即原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违反法律问题。本院认为，经查，原审法院审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理由如下：一、上诉人汪立贤主张其在一审诉讼中就其损失向一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但被拒绝，一审程序违法。经查，汪立贤在一审诉讼中确实就其损失向一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但其在二审中亦陈述其在申请鉴定前已经将案涉水稻出售完毕，客观上已经不具备鉴定条件，故原审法官向其释明视为其未申请鉴定，并无不当。二、上诉人汪立贤主张泗洪农委与第二门市部系同一单位，其谈话笔录不具有客观性，且原审法院未组织汪立贤对谈话笔录进行质证，程序违法。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泗洪农委与第二门市部系同一单位，未提供证据证明，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对泗洪农委工作人员的谈话笔录仅是就案件涉及农业知识向专业人员咨询了解，并未将谈话笔录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使用，故不需要就谈话笔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综上，上诉人汪立贤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218元，由上诉人汪立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朱 庚代理审判员  仲召虎代理审判员  吴雪林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七日书 记 员  许小璇附录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起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11页/共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