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20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丽娟。
委托代理人周进华，上海市罗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诸斌。
委托代理人秦华毅，上海市中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丽娟因与被上诉人诸斌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4）浦民二（商）初字第24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4年10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1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丽娟及其委托代理人周进华、被上诉人诸斌委托代理人秦华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如下事实：
2007年10月19日，诸斌、黄丽娟签订《股东合作协议》，约定，于第1年开办的KTV连锁店，诸斌均占20％技术股份，不以现金方式入股（协议签订日为第1年的开始日）。从第2年开始，每开办一家连锁店，诸斌均需入股10％现金，但不得高于总投资的30％，从第2年开始每家连锁店诸斌均占10％技术股，到合作第5年结束，从第6年开始诸斌无技术股，以现金方式入股，投资比例以双方协商为主。
2008年6月3日，A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注册成立。依据公司章程，A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本文币种均为人民币），股东为双方，其中诸斌以货币出资20万元，占注册资本20％，黄丽娟以货币出资80万元，占注册资本80％。庭审中，双方均表示，用于A公司注册资本的100万元均由黄丽娟出资。
2010年3月5日，双方当事人签订《A公司B公司合作补充协议》，内容涉及，A公司总投资480万元，从2008年1月开始营业，截止2010年2月总共回收约420万元，2008年终已预分配50万元，其中诸斌分得现金10万元，黄丽娟分得现金40万元。2010年2月底前所回收的投资款，黄丽娟同意诸斌提前按15％比例分配并转至B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视作现金投入。截止2010年2月底，诸斌分配金额为420万元×15％－10万元＝53万元，黄丽娟分配金额为420万元×85％－40万元＝317万元。A公司继续由诸斌直接经营，合作期间无工资收入（已参加每月A公司的技术股分配，同时享有B公司技术股）。由于诸斌未按原合作协议约定的期限15个月内收回总投资480万元，按照原协议扣5％，由于开幕至今已达24个月，投资仍未收回，投资回收期存在不确定性，因此，诸斌在A公司的股份从2010年3月份调整到10％，如36个月（2011年3月1日前）仍未收回投资，诸斌则不再享有A公司的技术股，不得参加分配。从2010年3月起开始按A公司当月净利润分配（当月收入减去当月已付和应付及应承担的各项成本、税收、房租等费用），诸斌按10％预分配，黄丽娟按90％分配，等到黄丽娟收回全部投资后再作结算，第一次分配日为2010年4月12日，以后每月的12日为分配到帐日，分配额由黄丽娟确认后转入诸斌帐户。在合作期内诸斌离开A公司或B公司，视为终止双方合作关系，届时，诸斌不再拥有A公司的技术股，不再享受技术股的利润分配；诸斌在合作期间如转让现金股，不再享有技术股的分配，如B公司出售、转让，双方股东分别按出售、转让时的现金股持股比例分配转让、出售所得。
2010年7月22日，双方当事人签订《B公司、A公司股东解除合作协议书》，内容涉及，在黄丽娟投资A公司时，双方签订5年合作协议，预计投资500万元，黄丽娟出全资，诸斌不领取工资，以其工资折股，黄丽娟同意按20％作为诸斌技术股。诸斌承诺在15个月内回收投资成本，逾期收回扣技术股比例，由于回收期已延长为30个月，则其技术股从20％降至10％，并且不领取任何薪资，但其在合作期间的个人生活费用由公司承担。A公司总投资为480万元，至2010年6月份已回收476万元，为保证黄丽娟在诸斌分得10％的同时回收全额投资，故总投资回收设定为534万元，目前离总投资回收还差58万元，这样在诸斌收到10％（53.40万元）的技术股同时黄丽娟也能回收之前的480万元全部投资。诸斌在解除合作时实际还应得部分＝53.40万元－之前所分配的10万元－2010年3月至2010年6月的分配5.60万元－将产生58万元的10％（5.80万元）技术股分配＝32万元。在还剩余未回收的58万元时间内，诸斌预计从2010年7月份至2010年10月份可以全部回收，在此期内诸斌保证不拖欠任何款项，并且维护全场营运设备、设施，保证在结束合作时所有设备、设施的正常使用。
2010年10月20日，双方当事人签订《A公司股东合作补充协议》，约定，A公司由黄丽娟出全资设立，黄丽娟同意诸斌以其技术入股，占20％。A公司从2008年2月开始营业至2010年2月止，共回收投资款约420万元。由于诸斌未按原协议约定的15个月收回投资，故截至2010年2月止，其股份由原20％股份降为15％，黄丽娟占85％；截至2010年2月止，黄丽娟分得357万元，诸斌分得63万元，上述分配所得没有扣除折旧费用。由于A公司预计2010年12月才能收回投资，回收期已达近3年，故诸斌从2010年3月起股份已变更为10％，并已按10％每月分配所得，黄丽娟占90％，相应的工商变更手续于2010年10月完成。工商变更手续中股权转让协议实为办理工商变更手续之用，黄丽娟不需要支付诸斌出让资金10万元。A公司房屋租赁期为8年，则黄丽娟与诸斌在A公司的合作期限为8年，即于2015年10月止（除A公司提前转让出售或注销外）。在合作期未满之前，如诸斌单方面自动离开A公司，不再负责经营A公司，可视为单方面违约，则其在A公司的10％股份将作为全部自动放弃，其必须配合黄丽娟进行相关变更手续。A公司和B公司如转让、出售，黄丽娟和诸斌可分别按各自所持股权享有转让出售所得。
2011年8月11日至2011年10月16日期间，双方当事人多次互发电子邮件。从上述电子邮件的内容来看，因诸斌准备于2011年8月15日离开慈溪去深圳，黄丽娟要求诸斌待其于2011年8月19日到慈溪进行商谈后再请假外出，但诸斌未按黄丽娟要求的时间回到慈溪。此外，双方还因经济问题产生分歧，黄丽娟遂于2011年8月23日告知诸斌，已派他人接管A公司，要求诸斌尽快回慈溪办理交接手续。在2011年8月23日以及2011年8月25日的电子邮件中，黄丽娟称，如有合适的买家，其会卖掉A公司。如果卖掉，其会按照诸斌在A公司的持股比例分给诸斌。如果诸斌要退股，可以自己找买家，有人愿意接受，持股比例不变，其没意见。在卖掉前，其与诸斌同样是A公司的股东，只是所占的股份比例不同，有盈利按比例分，亏损按比例承担。
2013年7月18日，诸斌与案外人朱C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诸斌将A公司10％的股权以10万元出让给朱C。同日，黄丽娟与案外人朱C、魏D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黄丽娟将A公司41％的股权以41万元转让给朱C、将A公司49％的股权以49万元转让给魏D。同日，双方另与朱C、魏D签订3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其中，以诸斌名义与朱C所签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为6万元，黄丽娟与朱C所签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为24.60万元，黄丽娟与魏D所签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为29.40万元。同日，黄丽娟还与朱C、魏D签订《A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载明，根据2013年7月18日黄丽娟与朱C、魏D签订的A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转让价格为60万元，但实际只支付了53万元，还应支付黄丽娟7万元。黄丽娟将截至2013年7月18日A公司的应付帐款70，100元由朱C、魏D共同承担，以抵付所欠转让款7万元。同日，朱C向黄丽娟付款58万元，并由朱C出具付款说明，载明，朱C于2013年7月18日付黄丽娟A公司转让费58万元，其中为魏D代付29.40万元，朱C付23.60万元，付黄丽娟房东水电费押金5万元。
此外，根据A公司与宁波太阳实业有限公司于2007年10月9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书》，A公司承租相关房地产的租赁期限自2007年10月1日起至2015年9月30日止，A公司应于合同签订时支付水电费押金5万元。庭审中，双方均确认上述水电费押金5万元实由黄丽娟支付。
原审庭审中，诸斌表示，其与朱C不认识，与朱C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系通过黄丽娟签订。
原审中，朱C、魏D作为证人出庭，证实：朱C与诸斌不认识，双方之间股权转让协议系按黄丽娟要求签订。关于A公司的股权转让，总额为1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办理营业执照和进行审计而签订，实际上朱C与魏D只需支付60万元的转让款，抵去7万元债务后，实际只需支付53万元且已支付黄丽娟。
诸斌、黄丽娟与朱C、魏D之间的股权转让已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股权已变更登记至朱C、魏D名下。
诸斌原审诉称：其在A公司持有10％的股权，其与黄丽娟约定，如A公司转让、出售，双方当事人可按各自所持股权享有转让出售所得。2011年8月25日，黄丽娟发邮件要求其退出A公司的经营管理，自此其不再实际参与A公司的经营，只享有相应股权利益，黄丽娟停止向其分红。2013年7月18日，黄丽娟将A公司转让，双方约定转让所得款预先转入黄丽娟帐户，再由黄丽娟将其应得款项转入其帐户。其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名，但转让款至今未打入其帐户。为此，其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黄丽娟给付其股权转让款1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黄丽娟原审辩称，诸斌在KTV行业比较专业，故双方签订协议，诸斌占20%的技术股，不以现金投入。2008年6月3日，双方共同设立A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诸斌持股比例为20%，但100万元均由其出资，诸斌系以技术入股。此后由于诸斌要求退出A公司，双方签订了一系列补充协议，约定将诸斌的股份降低至10%，上述股权调整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完成，但诸斌无需支付对价。2013年7月18日，双方及案外人签订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将A公司转让给案外人，协议虽约定转让款共计100万元，但这是用于工商登记的、形式上的转让款，实际上案外人在扣除对外酒水欠款7万元后，只需支付转让款53万元，该53万元已由案外人直接支付黄丽娟。由于A公司由其出资，且根据2010年10月20日补充协议的约定，诸斌应在A公司工作满8年即工作至2015年10月，如诸斌单方违约，离开A公司，其10%股份视作放弃。诸斌于2011年8月15日即离开A公司，在诸斌离开公司后，其继续对A公司投资，并支付了原来拖欠下来的费用，其收取的股权转让款尚不能弥补被告对A公司的投资。
原审法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本案中，A公司的章程虽载明股东以货币出资，但双方当事人对于诸斌未以货币形式对A公司出资、诸斌认缴的出资额实由黄丽娟出资、诸斌对A公司所持股权系技术股的事实均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诸斌名下的A公司股权在对外发生转让时，其是否有权取得转让所得，如果其有权取得转让所得，其应得的转让款金额是多少。
首先，关于技术股的含义以及双方当事人对技术股转让的约定的问题。
依据双方签订的一系列协议，至2011年7月18日的股权转让行为发生前，诸斌持有A公司10％的股权。根据双方的约定，诸斌无需以货币形式对A公司出资，其名下的股份为技术股。A公司的章程对于诸斌持有技术股的事实以及技术股的处分等情形虽未涉及，但双方当事人于2010年10月20日所签《A公司股东合作补充协议》约定，A公司如转让、出售，双方可分别按各自所持股权享有转让出售所得。据此可以认为，诸斌名下的A公司股权在对外转让时，其有权取得转让所得。
其次，关于诸斌是否单方面自动离开A公司、是否可视作其放弃在A公司股权的问题。
双方于2010年10月20日所签《A公司股东合作补充协议》约定，如诸斌单方面自动离开A公司，不再负责经营A公司，可视为单方面违约，则诸斌在A公司的10％股份将作为诸斌全部自动放弃。本案中，黄丽娟即以诸斌单方面自动离开A公司、已放弃10％股权为由提出抗辩。从双方往来的电子邮件看，双方当事人因多种因素引发矛盾，诸斌虽于2011年8月15日离开慈溪前往深圳，但其已将此安排告知黄丽娟，且未表示不再回到A公司工作，在此情况下，黄丽娟即发邮件告知诸斌不再由诸斌负责A公司的经营并要求诸斌与他人办理交接手续。由此可见，诸斌离开慈溪系引发双方当事人矛盾扩大的诱因，但不能据此认定诸斌已单方面离开A公司，其不再负责A公司的经营系双方当事人长期的矛盾积累所致，因此，不应视作诸斌的行为已满足上述《A公司股东合作补充协议》的约定条件，不应视作诸斌放弃了A公司的10％股权。
况且，从黄丽娟于2011年8月23日、2011年8月25日发送给诸斌的电子邮件来看，黄丽娟表示，如有合适的买家，其会卖掉A公司，如果卖掉，其会按照诸斌在A公司的持股比例分给诸斌。由此可见，在双方产生矛盾的情况下，黄丽娟仍承诺如转让A公司股权，诸斌可按持股比例取得收益。
因此，尽管诸斌持有的是A公司的技术股，但依据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的记载，诸斌客观上持有A公司10％的股权，在诸斌并非单方面自动离开A公司的情况下，依据双方于2010年10月20日所签《A公司股东合作补充协议》的约定以及黄丽娟在电子邮件中的承诺，其若处分诸斌名下的股权，应将相应的收益支付给诸斌。黄丽娟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再次，关于诸斌应取得多少股权转让款的问题。
依据双方的陈述及证人证言，形成于2011年7月1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均系诸斌根据黄丽娟要求签订。本案中，用于工商备案的转让协议虽约定A公司股权转让的总价款为100万元，但依据实际履行的转让协议，黄丽娟仅从案外人处收取到转让款53万元。诸斌表示，其不认识朱C，相关转让协议系通过黄丽娟签订，因此，应视作诸斌授权黄丽娟处分其股权，黄丽娟与朱C之间的约定对诸斌具有法律约束力，黄丽娟处分诸斌股权所得的收益应归诸斌所有。根据诸斌的持股比例，黄丽娟应将本属诸斌所有的转让款支付诸斌，共计5.30万元。在诸斌无证据表明黄丽娟实际从朱C处收取到10万元转让款的情况下，诸斌要求黄丽娟返还转让款10万元无事实依据。
此外，黄丽娟称在诸斌离开A公司后，黄丽娟对A公司的投入已大于其所取得股权转让款的抗辩理由，因股权的转让既涉及到公司权益也涉及到公司资产的转让，案外人所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并非仅仅针对A公司的资产，即便黄丽娟对A公司另行进行投资，仅构成黄丽娟与A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诸斌从未承诺以出让其股权的价款冲抵黄丽娟对A公司的投资，因此，黄丽娟的抗辩不构成拒绝向诸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法定事由。
综上，原审法院对诸斌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黄丽娟应将属诸斌所有的股权转让收益5.30万元支付诸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判决：一、黄丽娟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诸斌支付股权转让款5.30万元；二、驳回诸斌其余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计1，150元，由诸斌负担540.50元，黄丽娟负担609.50元。
黄丽娟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认为，诸斌持有A公司10%技术股，未实际出资。2011年8月5日，诸斌称要去深圳寻求发展空间，4至5天后回慈溪，但之后再没有回来。双方往来的电子邮件表明，其多次要求诸斌回慈溪继续经营A公司。但诸斌在2011年8月19日邮件中称“估计按你的要求回来可能办不到了”。其在当晚11时回复表示要让别人来管理。2011年8月23日邮件证明诸斌未回慈溪。2011年9月7日，其再次发邮件给诸斌，希望诸斌在2011年9月20日前回慈溪并将财务凭证交给公司以便审计。但诸斌仍然未回。其不可能无限期等待，才决定由别人管理公司，是出于保护自己利益所作决定。原审法院未联系前后邮件内容，片面认定是其单方主动告知诸斌不再由其经营公司，显属不当的。诸斌明确其不再回A公司继续经营，后直至系争股份转让给案外人，未再履行经营义务。诸斌是以其经营A公司作为技术股而享有公司10%股权。其不履行经营义务，即不应再享受因经营行为而取得的股权，故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诸斌原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诸斌不同意黄丽娟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答辩认为，上诉人黄丽娟称其单方自动离开A公司不是事实。其系收到黄丽娟邮件正式通知才不再管理公司的，其不存在违约行为。其在2011年8月24日回到了慈溪。原审判决正确。
双方当事人对原审已查明事实均无异议。
上诉人黄丽娟二审中提交了诸斌2011年8月12日发给其的手机短信打印件一份，内容为“7月30日定的，只是没有定下心，现在坚决了，为公司的事我也有想法，但是怕你听不进，你的不中听的话希望你不要讲”，欲证明诸斌早有离开公司的想法。
诸斌质证认为，该手机内容打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短信内容无法证明黄丽娟上述主张。
被上诉人诸斌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因黄丽娟提交的短信打印件，是否为诸斌所发，不能确认，且内容亦不能充分证明诸斌是向其宣布要离开A公司，其真实性与关联性均不能确认，故本院不予采纳为本案证据。
经审查，原审已查明事实正确，本院均予确认，但原审对双方之间往来邮件的内容查明不够完整。根据原审中双方确认的证据，本院补充查明如下事实：
诸斌2011年8月19日给黄丽娟的邮件中写到：估计按你的要求回来可能办不到了。
黄丽娟2011年8月23日给诸斌的邮件中写到：这次我来乐（KTV），你不在。二天看下来我感觉心寒！店里从机具到包房设备和卫生等，状态一塌糊涂！乐（KTV）之前一直交与你全面负责经营管理，不知你对此有何感想？又作何解释？你要安心在外走走，寻找你的空间，我也无奈。现在我只能作决定乐（KTV）你就不用再费心了，我派朱G接管，请你尽快回慈溪与她交接；……在卖掉前，我和你同样是乐（KTV）的股东，只是所占的股份比例不同。……希望你履行好乐（KTV）股东的责任。
黄丽娟2011年8月25日给诸斌的邮件中写到：今天随工程师张E和调音师彭F检查包厢音响设备，检查结果显示单单包厢音响设备就损坏严重。……竟然有近一半的包厢音响设备是坏的。其他设备坏的也很多！所有房间的灯控都是坏的，……面对乐（KTV）的现状，我现在再次正式通知你：从2011年8月22日起免去你慈溪A公司总经理职务，不再负责经营管理乐（KTV）。乐（KTV）由朱G全权负责。既然你今天（2011年8月25日）已到慈溪，请你务必在26号24点前与她办理有关日常经营方面的移交。……如你要先解决你的退股问题来作为移交条件拒不移交的话，那我就可以视你拒绝履行乐（KTV）股东的责任和义务。……正常工作移交和股份转让是二码事。……如果在你股份转让之前卖掉，我会按照你在乐（KTV）的持股比例分给你（前提是你必须履行好作为乐（KTV）股东的责任和义务）。……希望你履行好乐（KTV）股东的责任和义务。如果你不履行责任和义务，那也不能享有相对应的权利！
诸斌2011年8月29日给黄丽娟的邮件中写到：现在我站在你我的共同利益上，再次书面向你提出-
出售慈溪乐（KTV）及重庆海上传歌，同时我也要把这2家店的股份给予转让，……我等你30天（截止到2011年9月27日为止）。次日诸斌又发了一封邮件，劝说黄丽娟出售两家店。
黄丽娟2011年9月7日给诸斌的邮件中写到：你在2011年8月15日不辞而别，我多次通知你来公司（电话、电子邮件），你却置之不理，我认为你已经违反了我们双方2010年10月20日签订的合同约定，请你遵从双方的合作协议约定，并严格履行。
黄丽娟2011年10月1日给诸斌的邮件中写到：你从2011年8月15日离开慈溪A公司至今已有一个半月了，由于你的不辞而别，私自离开公司，致使公司的正常营运受到了影响，业绩再次下滑。你的这种行为已经违反了我们2010年10月20日签订的合同约定，损害了公司利益。为了公司的持续经营，我现在以公司执行董事的身份书面通知你，请你于2011年10月8日到公司上班，具体分管公司营运现场的管理和营销策划。
黄丽娟在2011年10月16日给诸斌的邮件中写到：继10月1日发邮件通知你10月8日到公司上班至今已又一周有余了，但始终未见你的身影！你这种不理不睬，既不移交又拒绝上班的做法已经破坏了我们的合作关系！违反了我们合作协议的约定！当然，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将由你自己负责！……在此，我以慈溪A公司执行董事的身份最后一次书面通知你尽快到公司上班，具体分管公司营运现场的管理和营销策划并尽快整理齐所有财务凭证交与委托审计的华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011年10月25日，诸斌与案外人陈J共同出资设立H公司，诸斌任该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诸斌是否在合作期未届满之2011年8月中旬单方面自动离开了A公司。根据双方往来邮件，诸斌2011年8月11日发邮件提出离开慈溪去深圳，黄丽娟次日回复未表示同意，而是要求诸斌等其19号到慈溪后再请假外出。诸斌2011年8月19日邮件中表示，按黄丽娟的要求回来可能办不到了。黄丽娟2011年8月23日邮件中表示其迫于无奈，派其他人接管A公司，请诸斌尽快回来交接，并表示如果公司卖掉，会按持股比例分给诸斌，同时一再要求诸斌继续履行股东职责。但诸斌2011年8月29、30日邮件中未表示会回慈溪A公司上班，只是劝说黄丽娟卖店。此后，黄丽娟多次要求诸斌在2011年10月8日前回A公司上班，明确其具体分管公司营运现场的管理和营销策划，并声明诸斌在2011年8月15日不辞而别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双方2010年10月20日的合同约定。诸斌审理中表示其曾在8月24日回过慈溪，但没有证据表明其在此之后回到A公司继续工作。相反，其在2011年10月25日与他人合作在上海成立了公司，并担任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上述事实表明，诸斌离开A公司未得到黄丽娟的同意，属于双方2010年10月20日《A公司股东合作补充协议》中约定的单方违约行为，按该协议，应视为自动放弃其在A公司的10%股份。黄丽娟虽然宣布自2011年8月22日起免去诸斌总经理职务，但同时强调诸斌仍应履行股东职责。诸斌作为无需投入资金的技术股股东，其获得系争股权股东权益的对价当然是参与经营管理乐（KTV），付出劳务。现诸斌在双方约定的合作期限届满前，擅自单方离开公司，未继续在乐（KTV）工作，当然不应再享受相应技术股的股东权益。黄丽娟以此抗辩诸斌不应当取得股权转让款，有事实和合同依据，应予支持。原审法院未全面审查在案证据，认定案件事实不清，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4）浦民二（商）初字第241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诸斌全部原审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25元，合计人民币2，275元，均由被上诉人诸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顾克强
代理审判员 王 敬
代理审判员 孙 歆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张 庆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