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文中民二终字第1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正国，男。
委托代理人张晋南，云南西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洪林，男。
委托代理人冯育坤，男，阿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
上诉人梁正国因与被上诉人李洪林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砚山县人民法院（2014）砚民初字第1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6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7月3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法庭调查，上诉人梁正国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晋南，被上诉人李洪林及其委托代理人冯育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的本案事实是：原、被告系亲属关系，原告计划在2013年种植部分三七，但其又不懂三七的种植技术。于是，在2013年4月份左右，原、被告电话口头达成协议，由被告帮原告购买种植三七的物资、租地及栽种三七，种好后交由原告管理。同年6月3日原告通过广东农村信用社汇了30000元钱给被告购买相应物资。但到6月中旬时，被告电话告知原告因租不到地，也没有购买其他物资，三七种不成了。于是原告要求被告退钱，因钱已被被告用完，双方口头达成退钱的相关约定。但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均以种种借口不予退还。2013年12月中旬，原告再次到被告家催要这30000元钱，因语言不和双方发生争执，原告于2014年2月21日申请阿猛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但未达成协议，原告于2014年3月4日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退还原告30000万元钱及承担同期银行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中，经本院组织调解，被告只同意退还原告15000元，故调解未果。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委托人约定，由受委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合同。”本案中，原告李洪林与被告梁正国口头约定由梁正国帮其栽种三七，并预付了30000元钱给被告作为帮种三七、租地及购买相关物资的费用，说明委托关系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原告李洪林与被告梁正国应当按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但被告梁正国作为受委托人，他未按双方约定的协议履行自己的义务，其行为属于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一条规定“委托人和受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外，应当赔偿损失。”的精神，被告梁正国也应将预付款退还原告，致于原告主张的利息，因双方没有约定过，所以，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利息不予支持。庭审中，被告称“原、被告之间的行为不应当属于委托关系，而应属于买卖关系”，但其没有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原告向其订购三七红籽的事实，相反，认可原告确实汇了30000元给他帮购置物资及种三七等，但后来因租不到地而未种成的事实，故本院对被告的辩称理由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梁正国退还原告李洪林预付的委托款30000元给原告，限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李洪林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0元，减半收取275元，由原告李洪林承担75元，被告梁正国承担200元。
原审判决送达后，原审被告梁正国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的事实性质认定错误，导致该份判决的最终结果也是错误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通过电话达成的口头协议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购买三七红籽的买卖合同，而非是一审法院认定的委托合同。一审庭审查明2013年6月3日被上诉人从广东汇给上诉人30000元是购买三七红籽的预付款还是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帮助栽三七的购买物资款的事实没有查实清楚。从被上诉人提交给一审法院的银行汇款回执单和汇款手续费单上看，都无法证明这30000元是预付款还是帮助购买栽种三七物资的委托款项，阿猛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调解情况说明也仅只证明双方经调解委员会调解未达成协议，没有证明说是委托款项。作为一审原告的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这30000元是作为委托款项交给上诉人的，一审法院就认定该30000元是委托款项的认定是错误的。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被上诉人主张是委托合同，却没有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明是委托合同的有效证据，其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是委托合同，依法就应该承担不利的后果，而一审法院却支持了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的主张，是错误的。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30000元三七红籽的预付款后，从来就没有过不卖红籽给被上诉人，并且主张2013年采摘不够约定数字到2014年红籽成熟时都还可以采摘上诉人的三七红籽，直到采摘到双方约定的数量。但是被上诉人看着三七红籽跌价了，就打反悔不要与上诉人约定的110斤的红籽了，并且变着花样的将买卖红籽的预付款项说成是委托款项，此种行为是恶意悔约的行为，应该受到法律和司法机关的制裁才对。可是，此种恶意悔约的行为却得到了一审法院的支持，于法不符，于理不通。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书对事实没有查清，对法律行为的性质认定错误。上诉人只好根据法律的规定提起上诉，恳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查明事实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李洪林辩称：被答辩人上诉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被答辩人收到答辩人30000元钱的事实是不可辩驳，客观真实存在，被答辩人收到委托合同款后，不但不积极履行委托合同义务，却私自挪用委托合同款，导致其无法正常履行合同，或者根本就不打算履行委托合同，从一开始被答辩人就存有套取答辩人30000元钱的嫌疑，故借口是答辩人向其订购三七红籽，以此达到非法占有答辩人30000元钱的目的。至于被答辩人称应该是买卖合同纠纷，答辩人称是委托合同纠纷，但不论是买卖合同、还是委托合同，被答辩人都没有履行应该履行的义务，占有答辩人的30000钱是事实，既然被答辩人没有履行义务，就应该返还答辩人30000元钱。阿猛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调解情况说明》证明委托合同纠纷发生后，经答辩人申请，调解委员会组织调解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也说明被答辩人并未就任何纠纷申请任何相关部门调解过，证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根本不存在被答辩人所说的买卖合同纠纷。至于被上诉人称：“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30000元三七红籽的预付款后，从来就没有过不卖红籽给被上诉人，并且主张2013年来摘不够约定数字到2014年红籽成熟时都还可以采摘上诉人的红籽，直到采摘到双方约定的数量。但是被被上诉人看着三七红籽跌价了，就打反悔不要与上诉人约定的110斤红籽了，并且变着花样的将买卖红籽的预付款项说成是委托款项。”被答辩人以上的说法错误，明白人都知道，种植三七是一项风险较大的投资，市场价格不稳定，没有谁会订购隔年的红籽，2013年下半年三七价格下跌了，被答辩人就想把自己的风险转嫁到答辩人的身上，借口把答辩人的委托合同款说成是买卖合同款而据为己有。综上，被答辩人目的是想把答辩人的30000元委托合同款据为己有，一审法院依法判决其退还答辩人30000元的委托合同款是正确的，恳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在二审庭审中，经征询双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意见，上诉人梁正国提出以下异议：首先是原审认定由梁正国帮李洪林购买种植三七的物资、租地及栽种三七，种好后交由梁正国管理外，还包含上诉人购买红籽的款项；其次是原审法院遗漏了双方口头达成退钱的约定后，没有几天双方又达成购买了110斤三七红籽的口头协议。三、对“原告于2014年3月4日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退还原告30000万元钱及承担同期银行利息，并承担本案事实费用”有异议，该认定不符合事实，因30000元是货款还是委托款，对性质发生争议。被上诉人李洪林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
针对异议1，上诉人梁正国在二审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第一位是证人曾某某，证明2013年7月一天，在梁正国的三七地边，梁正国曾经对其和梁某某讲过，他种植的三七红籽已经卖给李洪林，李洪林已付了三万元。第二位证人梁某某，证明2013年7月一天，在其的三七地里面，梁正国曾经对其和曾某某讲过，他种植的三七红籽已经卖给李洪林，李洪林已付了三万元。第三位证人是邱某某，证明2013年8月中旬的一天，我的女儿要购买三七红籽，但梁正国说三七红籽已经卖给李洪林，没有多余的卖给其。经质证，被上诉人李洪林对证人曾某某的证言，认为该证言仅仅是证人听上诉人梁正国所说，系传来证据，不应当采信。对梁某某的证言认为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证人证言是传来证据，不予认可、两证人的证言相互矛盾，不客观真实，不予以采信。对邱某某的证言，认为是传来证据，不客观真实，不应当采信。本院认为，三位证人所某某的证言，均是听本案当事人即上诉人梁正国所说，属于间接证据，不能形成证据锁链，且所证实的内容相互矛盾，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汇给上诉人的30000元是向上诉人购买三七红籽的钱，故对该三位证人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梁正国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异议2、由于上诉人梁正国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口头达成退钱的约定后，没有几天双方又达成购买了110斤三七红籽的口头协议，且被上诉人李洪林不认可，故原审法院未认定该部分事实是正确的。上诉人梁正国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异议3，仅仅是被上诉人李洪林向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不属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故上诉人梁正国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对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在二审中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本案的定性问题；一审判决由上诉人梁正国退还被上诉人李洪林预付委托款30000元是否正确。
关于本案的定性问题。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委托合同的标的是劳务，是受托人为委托人提供事务的行为。而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上诉人梁正国在一审的起诉状与被上诉人李洪林的答辩状中均认可2013年4月份左右，双方电话口头达成协议，由上诉人梁正国帮被上诉人李洪林购买种植三七的物资、租地及栽种三七，种好后交由梁正国管理。因此，从协议的内容看，以及在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梁正国对原审法院认定的该部分事实无异议，只是认为除购买以上物资外还包含购买红籽的款项，可以认定双方形成委托关系，一审法院定性准确。对于上诉人梁正国上诉称口头达成协议是购买三七红籽的买卖合同，后在庭审中又认为开始时双方有两个合同关系，之后就转为买卖合同关系。为此，上诉人梁正国在二审申请三位证人出庭作证，但所某某的证言均不能证明上诉人梁正国的以上观点，故上诉人梁正国主张本案为买卖合同关系，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一审判决由上诉人梁正国退还被上诉人李洪林30000元预付委托款是否正确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梁正国在一审的陈述，可以认定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由于上诉人梁正国租不到栽种三七的地，后被上诉人李洪林回来与上诉人梁正国协商退款的事宜，上诉人梁正国同意退款，但因办理委托事务的费用30000元已被上诉人梁正国使用，故其承诺在卖树后将该费用支付给被上诉人李洪林。因此，在上诉人梁正国无法完成被上诉人李洪林委托办理的事务，导致委托合同终止，上诉人梁正国理应将被上诉人李洪林汇给其办理委托事务的费用30000元退还被上诉人李洪林，故一审判决由上诉人梁正国返回被上诉人李洪林预付的委托款30000元并无不当。至于上诉人认为双方达成退款的口头协议后，没有几天双方又达成购买了110斤三七红籽的口头协议，因三七红籽铁价，被上诉人李洪林不想履行合同，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上诉人梁正国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上诉人梁正国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一审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判长 熊 祥
审判员 刘玫兰
审判员 陆正义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七日
书记员 林 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