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闵民一（民）初字第18981号
原告孙美培，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张惜颖（原告之女），住同原告。
被告上海广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显象管玻璃厂。
法定代表人徐国祥，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陆秀芸，上海霖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美培与被告上海广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显象管玻璃厂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1月8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王纳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美培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惜颖，被告上海广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显象管玻璃厂的委托代理人陆秀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美培诉称，其于1982年8月14日进入被告公司工作。1999年3月，其受被告欺骗而签下了停薪留职协议书。该协议对于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极不公平，导致其长期被排除于被告的用工计划之外。被告多次拒绝了其要求回原单位工作的合理要求，并串通案外人为其介绍工作，造成其离职到他处就业的虚假事实。被告上述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为此其申请劳动仲裁，现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确认原、被告于1982年8月14日至本案判决之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按照2013年度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86，042元／年的标准支付原告自2002年5月至本案判决之日期间的工资。
被告上海广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显象管玻璃厂辩称，原、被告于1999年6月3日经协商解除了劳动关系，此后原告与上海广电集团的劳务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原告未再向被告提供过任何劳动，也不属被告管理。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诉请期间工资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请。
经审理查明，原告于1982年8月进入被告之前身上海显像管玻璃厂工作。1999年3月31日，原、被告签订停薪留职协议书，内载，“乙方（原告）向甲方（被告）提出停薪留职申请，甲方研究后同意乙方的要求，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1、停薪留职期限自1999年3月31日至2002年5月30日（后涂改为2002年2月28日）止。2、协议期间乙方除享受本协议规定的待遇外不再享受其他各种待遇。3、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金的交纳：由甲方按再就业进站托管人员的缴费标准为乙方缴纳叁年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经费，费用由甲方承担。4、停薪留职期满，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本协议停止执行。届时甲方按《上海市劳动合同规定》及有关政策的相应条款支付给乙方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6、停薪留职协议期满时，乙方如未办理调动或解除劳动合同手续的，甲方可在本协议期满之日，按乙方自动（行）离职处理，同时办理退工手续，发给退工通知。……”1999年6月3日，原告分两次以现金签收方式自被告处领取10，350元，付款凭证中所载明的付款用途分别为“企业一次性补贴补助1，004（元），调休单费用510（元）”及“广电劳务公司补偿7，836（元），奖励1，000（元）”。1999年6月7日，原告填写求职登记表，内载其个人工作简历为“……82.8-99.6显像管玻璃厂，99.6（之后）广电劳务公司”。当日，广电劳务公司向原告发出员工录用通知，内载，“孙美培同志：你按沪再就办（98）25号文件精神，与企业解除了劳动合同，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现根据个人申请，上海广电劳动服务公司同意录用你为公司劳动合同制员工。请你在（19）99年6月7日到广电劳动服务有限公司报到……”2001年5月16日，原告提交手书申请，内载，“我进广电劳务中心已有二年时间……由于丈夫工作繁忙，早出晚归，家中小孩又上重点中学，需照顾和陪读，加上母亲早逝，年迈父亲需照料，体弱多病的公婆又要服侍，还有自己的身体也不是太好，由于以上多种因素，我恳求中心领导再让我续签一年合约，在这一年内，我会加倍努力找到合适的工作。”
另查明，上海显像管玻璃厂为原告办理了日期分别为1982年8月14日及1999年6月3日的招、退工手续，上海广电劳动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电劳务公司）为原告办理了日期分别为1999年6月7日及2002年6月6日的招、退工手续。
另查明，广电劳务公司于2011年12月更名为上海广电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电咨询公司）。
2013年6月13日，原告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其与被告于1982年8月14日至2013年6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被告按照2012年上海市职工平均工资标准支付其2002年5月至2013年6月期间的工资619，300元。仲裁期间，原告称其在被告处工作至签订停薪留职协议之日止，后仍一直找被告法定代表人徐国祥要求回原单位工作，被告口头同意却一直拖延，且从未告知过其劳动关系转移的情况，直至2012年其查阅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时才知道1999年7月至2002年6月期间系由广电劳务公司为其缴纳的社会保险。被告则称，原、被告劳动关系已于1999年6月3日终结，双方原签订的停薪留职协议于此时起终止履行，后原告与广电劳务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同年9月23日，该会作出闵劳人仲（2013）办字第3433号裁决书，确认原、被告于1982年8月14日至2013年6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对原告的其余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裁决而提起本案诉讼。
关于劳动关系情况，被告陈述，由于客观情况，1999年时被告公司多名员工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其中包括原告。但1999年6月3日时原、被告协商解除了劳动关系，当日其为原告开具了退工单，并向原告支付了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随后原告被广电劳务公司录用，原告与广电劳务公司间建立了劳动关系。为印证上述主张，被告提交开具时间为1999年6月3日的退工单一份。原告称其从未收到过该退工单，并陈述，其系在未留意到停薪留职协议第4、6条内容的情况下才签下该协议的，对该内容并不认可。1999年6月3日其自被告处领取了10，350元，但当时被告称此系其进广电劳务公司的工资补贴或生活补贴，而非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因被告称广电劳务公司可以为其安排工作，其才填写了求职申请表，但其并未得到工作安排，只领取了最低生活保障，两年期满后其也是按单位要求写的续签合同申请。被告未办理过与其解除劳动关系的手续，由于其搬过几次家，故未收到社保部门寄来的缴费凭证，也一直不知道劳务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一事。其一直去找被告要求安排工作，每次去被告都会支付一些生活补贴，但并未为其安排工作。直至2012年9月，被告才安排其进入广电集团下属的仪电公司做保洁工作。被告对原告陈述支付生活费及安排工作等情况均不予认可。
庭审中，原告申请证人倪志坚、何志良出庭作证。证人倪志坚陈述，其于1982年6月至1996年12月期间在被告处工作。后被告经营不善，车间主任说车间要关掉了，让其等员工回家休息。几个月后，厂里有人打电话来说其等下岗了，其就到厂里拿了下岗的钱。1997年被告安排其等进了再就业中心，再就业中心安排其到夏普公司做了一年半的临时工。后来再就业中心说其等在再就业中心两年期限已满，安排在夏普工作的人都结束了，要解除关系。1999年6月包括其在内的几十个人找再就业中心要求解决，当时原告也该批人员之内。后来领导说会为其安排的，其就离开了，不知道原告等人是怎么解决的。后来领导于2000年左右将其安排到了广电液晶显示器有限公司工作。其在中心的时候签过一份材料，记不清是什么了，但未签过亦未见过与原告所签的停薪留职协议类似的材料。证人何志良陈述，其于1982年至1999年期间在被告处任车间主任。1996年被告处因经营不善，很多员工下岗，其作为管理人员到再就业办公室负责员工安置工作。对于员工有几种善后方案，包括买断工龄，解决工作及签订协议等。原告也是1996年下岗的，1996年至1999年期间原告多次要求上岗，在此期间原告没有买断，按哪种分流方案处理的其记不清了。1999年底其至其他公司工作，之后原告的情况就不清楚了。原告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被告则认为两证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未能如实反映真实情况，且证人的陈述并不能反映原告的劳动关系状况。
以上事实，由仲裁裁决书、求职登记表、录用通知书、续签申请等相关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所证实，并均经庭审质证。
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争议焦点在于双方劳动关系是否已于1999年6月终结。原、被告签订停薪留职协议后，于1999年6月3日自被告处领取了经济补偿金，原告于同年6月7日向广电劳务公司递交了工作简历中载明其与被告的劳动关系至同年6月止的求职登记表并被录用，及2002年原告向广电劳务公司递交续签劳动合约申请的事实，可以印证被告之陈述，证实原、被告劳动关系已于1999年6月3日终结，且原告明确知晓此事实。原告称此后双方劳动关系仍然存续的主张不能成立。原告反复强调其离开被告公司后仍一直在向被告要求工作，并申请证人出庭欲印证该主张，但即使原告该陈述属实，亦只能证明在双方劳动关系终结后，原告曾要求恢复劳动关系，而不能推翻双方劳动关系已终结的事实，原告要求确认此日之后仍与被告间存在劳动关系无依据，本院对原告该部分诉请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2002年5月至本案判决之日期间工资的诉请，本院认为，与前述同理，原、被告间于1999年6月3日之后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亦未为被告提供过劳动，要求被告支付其工资无依据，本院对原告该项诉请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孙美培与被告上海广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显象管玻璃厂于1982年8月14日至1999年6月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二、驳回原告孙美培的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孙美培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纳
二〇一四年二月七日
书记员 张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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