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鄂江夏民一初字第00666号
原告王本有。
委托代理人（组织推荐）张梦昊，中南民族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组织推荐）孙樱榕，中南民族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一般代理。
被告武汉市江夏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中锋，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云平，湖北君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第三人武汉市江夏区波泉矿产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良波，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夏俊，湖北君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王本有与被告武汉市江夏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第三人武汉市江夏区波泉矿产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8月13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李聚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本有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梦昊、孙樱榕，被告武汉市江夏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委托代理人云平，第三人武汉市江夏区波泉矿产公司委托代理人夏俊，均到庭参加诉讼。审理期限到期后，因双方当事人申请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审理期限延长3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本有诉称，1997年初，我调入第三人公司，担任经理和党支部书记职务。1999年7月20日武汉市江夏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签发夏体改（1999）2号文件将全资国有第三人公司改制为国家、集体、职工个人混合持股的有限公司，2000年11月6日又签发夏经（2000）63号文件，将第三人公司改制为由55名职工占股100%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我参股金额为1万元，享有5.5%的股权。2003年，第三人公司与全体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退还股本、支付2001年分红和利息。2003年至今第三人公司由胡祥富及其子胡良波经营和受益。2012年9月7日，我在被告武汉市江夏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得知，2003年胡祥富向被告武汉市江夏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递交了“关于武汉市江夏区矿山公司财产所有权确认的报告”，被告武汉市江夏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于2003年12月20日签发夏国经（2003）17号批复，“……公司原有的房屋、土地、机械设备等资产及债权归胡祥富所有，原有的债务也由其承担”。2015年7月6日我在武汉市工商局江夏区分局查询获悉，第三人公司自2003年起公司性质、
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股东名册一直未变更，仅是第三人公司名称及法人代表在2006年进行了变更。综上我认为，自2000年第三人改制完成后，第三人所有的房屋、土地、机械、设备等资产归全体股东所有，被告武汉市江夏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无权对自己及其他职工享有的资产作出批复，更无权作出确认。被告武汉市江夏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确认行为侵犯了我对第三人公司享有的权益。为此，特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武汉市江夏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签发的夏国经（2003）17号批复行为侵犯了我的财产权（包括股权拥有、资产收益权、剩余财产请求分配权）并要求被告武汉市江夏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向我赔礼道歉。
被告武汉市江夏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辩称，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民诉法相关规定，法院应不予受理。原告的诉请太笼统，没有具体的诉请，没有具体的标的，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不符合起诉的条件。公民的财产受法律的保护，不动产以房产登记为准，公司股东权以股东名册登记权利为准，不能以一纸文件去除。原告只能在第三人处主张权利，原告享有第三人5.5%的股权，不能代表全体股东行使权利。原告在第三人处不具有股东身份，不持有任何股份，第三人前身是武汉市江夏区矿山公司，属于全民所有制，1999年第一次改制，个人、国家、集体都持股，2000年11月第二次改制，集体、国家股份退出，俗称民有股份制经营。2003年2月20日，第三次改制，由大股东胡祥富出资110万元，依照公司法的规定，收购了原公司53名股东持有的股份，变成了民营独资企业，但没有在工商登记部门办理登记手续，第三人一直要求原股东出具手续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但一直没有办理至今。第三人原系我方的下属企业，具有隶属关系。2003年3月28日，矿山公司向我方提交了要求确认矿山公司由股东胡祥富所有的报告，我方在2003年12月20日出具了夏国经（2003）17号，出具该文件前，我方核查了矿山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会议纪要，相关的支付凭证、领款手续，确认胡祥富按照约定出资110万元支付了股权转让的对等金额，故我方没有侵犯原告的权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
第三人武汉市江夏区波泉矿产公司述称，我方认为改制后，原告与胡祥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领取了转让款26435元，故原告不再是公司的股东，不享有公司的股东权和任何权利。我方认为原告诉请的诉讼时效已过，2003年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领取款项后，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后，应在一年内行使权利，这一年行使撤销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的规定。原告主体不适格。综上，原告不再是公司的股东，其个人与批复的指向财产内容无任何利害。由于原告方不配合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我方将另案提起诉讼，另外我方要求原告另行返还补偿款15万元。
经审理查明，原告王本有原系原武汉市江夏区矿山公司的工作人员，1999年7月23日原武汉市江夏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夏体改（1999）2号《关于同意武汉市江夏区矿山公司整体改制为武汉市江夏区矿产品有限公司的批复》文，批复同意原武汉市江夏区矿山公司整体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由武汉市江夏区国资公司和武汉市江夏区矿产品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等两家单位（股东）共同投资组建“武汉市江夏区矿产品有限公司”，由国家股、职工个人股、集体股组成，其中武汉市江夏区国资公司持有国家股股权，职工个人股和职工集体股暂委托武汉市江夏区矿产品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代管。2000年11月6日，武汉市江夏区经济委员会以夏经（2000）68号《关于对江夏区矿山公司“关于公司改制的申请报告”的批复》文，批复同意江夏区矿山公司对企业的国有资产和职工身份进行置换的方案，国有资本全部退出企业，组建员工自愿参股的民营企业。2003年2月20日，原武汉市江夏区矿山公司召开了深化改革专题会议并作出了会议纪要，会议纪要中载明“公司由目前的民有民营（股份合作）体制转为民有私营（大股东控股）体制”的内容，原告王本有作为参会人员在该会议纪要上签了名。同年2月26日，原告王本有在“武汉市江夏区矿山公司股东员工股权转让计算表”上的股权转让人处签名，并领取了股权转让金。2003年3月28日，原武汉市江夏区矿山公司向武汉市江夏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提交了《关于江夏区矿山公司财产所有权确认的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为“公司由第一次改制后的民有民营（股份合作制）体制转为民有私营（大股东控股）体制，胡祥富出资一百余万……，公司原有的房屋、土地、及其设备等资产、债权归胡祥富所有，原有的债务由其承担”。同年12月20日，武汉市江夏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以夏国经（2003）17号《关于武汉市江夏区矿山公司财产所有权确认的批复》文，批复同意由胡祥富出资110万元资金全额买断矿山公司原所有股东的股权，矿山公司完成民有民营体制转民有私营体制的改制后，公司原有的房屋、土地、机械设备等资产及债权归胡祥富所有，原有的债务也由胡祥富承担。后，原武汉市江夏区矿山公司的名称变更登记为现第三人武汉市江夏区波泉矿产公司，但登记的经济性质仍为股份合作企业，且登记的股东仍为原股份合作制公司的股东，参股名单中记载原告王本有个人参股10000元。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夏体改（1999）2号文件、夏经（2000）68号文件、夏国经（2003）17号文件、股权转让计算表等证据证实，并经当庭质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武汉市江夏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在作为原武汉市江夏区矿山公司在第一次改制后的国家股股权持有人，在该公司第二次改制国有资本全部退出该公司后，所作出的夏国经（2003）17号《关于武汉市江夏区矿山公司财产所有权确认的批复》，是对被告公司所管理的国有资产退出改制企业的处置，原告王本有要求判令该批复侵犯其财产权的请求，属于政府有关部门主导下的企业改制所遗留的问题，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及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王本有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聚满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日
书记员 黄绍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