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深中法民终字第30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某，男，汉族，9岁。
法定代理人藏某，女，汉族，与原告林某系母子关系。
委托代理人俞凌淼，广东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劲，女，汉族，广东女子监狱在押服刑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李秀兰家政服务部（以下简称家政公司）。
投资人刘某。
上诉人林某、另案上诉人藏某为与被上诉人何劲、家政公司人格权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234、22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09年至2010年期间，被告何劲多次向香港司法机关提出申请，要求判令KH赔偿其二十亿港币，均被香港司法机关撤销诉讼或驳回上诉。被告何劲认定其诉讼证据遭人篡改及人身遭受迫害，遂到香港多处政府机关投诉，但均未达到目的。被告何劲预谋在深圳物色一家香港人家庭当保姆，然后挟持小孩引起香港媒体关注，使其问题得到解决。
2011年8月9日，被告何劲通过被告家政服务部介绍到原告藏某家中当保姆。同年8月12日下午16时许，被告何劲反锁房门，持菜刀挟持原告藏某的儿子林某，并向原告藏某发短信，要挟原告藏某帮助联系香港媒体。原告藏某及案外人孔某等多人与被告何劲协商释放人质，均被被告何劲拒绝。当晚8时许，原告林某被民警成功解救，解救过程中原告林某身体多处受伤，伤情属轻微伤。经鉴定，被告何劲患有偏执型精神障碍，案发时的作案动机受精神病理影响，但并未完全丧失实质性辨认能力，其案发时对自身行为的性质、意义和后果存在常识性辨认能力，并有良好的控制能力。
该刑事案件经法院审理，最终认定被告何劲的行为构成绑架罪，依法判处被告何劲有期徒刑六年，目前被告何劲羁押于广东省女子监狱服刑。
原告林某被绑架的经历给其留下了心理创伤，根据其提供的门诊病历记录显示，原告林某曾分别于2011年8月14日、8月15日、8月19日、8月21日、12月9日、12月31日、2012年9月8日、9月15日前往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心理科进行心理咨询指导和康复治疗，被医院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本案诉讼期间，原告林某向法院提交了2011年8月15日支出心理治疗费800元、挂号费1元、诊金费8元的两张医疗费发票。原告藏某也因绑架产生心理障碍，于2011年10月18日前往医院接受心理咨询指导和康复治疗，支出诊金8元和挂号费100元。
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藏某提供了其所在公司出具的工资收入证明和2011年6至8月的工资条，证明其月薪为5000元和2011年8月请假15天扣工资2500元的事实，但经法院释明后，仍无法提供工资账户的流水明细，理由是用人单位以现金方式发放工资。
基于以上情形，原告藏某、林某向一审法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被告何劲与被告家政服务部赔偿原告藏某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后续医疗费、精神抚慰金等共136099.33元，赔偿原告林某医疗费、交通费、后续医疗费、精神抚慰金等共60499元。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何劲为达到其个人目的，不惜铤而走险，企图通过绑架原告林某为人质引起香港媒体关注，其行为构成绑架罪，上述事实已被法院生效刑事判决所确认，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具有既判力，法院对此予以确认，被告何劲应对绑架给两原告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何劲手持菜刀实施绑架犯罪的时间长达数小时，在此期间原告林某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心理极度恐慌，藏某也因儿子长时间脱离监护，担心儿子性命不保而备受心理煎熬，事发后两原告不同程度地出现心理障碍，上述事实足以证明被告何劲的不法侵害使原告遭受了严重的精神痛苦，原告请求被告何劲赔偿精神损失的诉讼请求成立，法院予以支持。参酌本案情况，法院确定被告何劲赔偿原告林某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赔偿原告藏某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
被告何劲的不法侵害虽然给原告留下心理创伤，但并没有导致原告脑器官功能受损，也没有进一步发展为严重的精神疾病，原告前往医院接受心理咨询指导和康复治疗的目的是为了抚平心理伤痛，走出心理阴影，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相关费用并非直接用于治疗精神疾病，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应纳入医疗费的法定赔偿范围，原告请求赔偿心理咨询指导和康复治疗费用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基于相同的理由，对原告请求赔偿前往医院接受心理咨询指导和康复治疗的交通费、后续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等诉讼请求，法院均不予支持。
被告何劲为达到绑架港人家庭小孩的目的，假意为港人家庭提供家政服务，经被告家政服务部介绍进入原告家庭工作，实施绑架犯罪是其个人行为，与提供家政服务无关，无论被告何劲与被告家政服务部是否存在雇佣关系，都不属于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原告要求被告家政服务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三）项、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何劲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藏某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二、被告何劲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林某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三、驳回原告藏某、林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234号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0元，2235号案件受理费605元，法院分别减半收取250元和302.5元，由原告藏某承担213.25元，原告林某承担262.57元，被告何劲承担76.68元。
上诉人林某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至第三项；2、判令两被上诉人共同赔偿上诉人林某医疗费、交通费、营养费、后续医疗费、精神抚慰金等共60499元；3、被上诉人共同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为：
一、原审认定李秀兰家政服务部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2011年8月12日，家政服务部的员工为上诉人家庭提供家政服务时，绑架了时年未满6岁的林某，并在警方处理过程中对林某造成了轻微伤。林某作为幼儿受此伤害与惊吓，长期对保姆持有恐惧感，胆小易紧张，多次前去就医。两被上诉人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在刑事案件侦查时已经查明，在询问笔录中也明确有记录，一审开庭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何劲也有明确。何劲经诊断患有偏执性精神障碍，面对这样明显不适合做家政服务的人，被上诉人深圳市李秀兰家政服务部却依然安排到上诉人家中，且对上诉人的再三反对意见（包括试用前和试用中）毫不改变安排，再三编造何劲具有家政服务经验（事实上何劲之前没有做过保姆）。因此在本案中，深圳市李秀兰家政服务部不仅是何劲的雇主，在安排何劲到上诉人家中做保姆过程中也存在明显过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本案中，被上诉人何劲正是借在上诉人家中做家政服务的机会实施犯罪的，无论是时间、地点、事情，都是与家政服务相关的。因此深圳市李秀兰家政服务部无疑是需要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用，造成残疾的，还应当支付残疾者生活自助具费、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以及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上诉人正是在被上诉人深圳市李秀兰家政服务部提供的家政服务中受到了伤害，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深圳市李秀兰家政服务部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原审判决中引用了此法条，却没有相应的判决结果。
二、原审不支持误工损失和交通费，这一判决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藏某因本案在家照料林某、接受侦查机关关于本案的询问，林某及藏某也上医院治疗，合计误工20天，误工损失3333.33元，一审提交的相关证据在开庭审理时得到了被上诉人何劲的认可，被上诉人深圳市李秀兰家政服务部没有对证据表示异议，因此上述误工损失真实且得到认可。一审却因为认为本案治疗费用不需要赔偿而不支持误工损失，这与相关法律在误工损失上的规定是相违背的。
三、原审不支持医疗费用、后续医疗费、营养费，这一判决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上诉人因为本案产生精神障碍，积极进行相关治疗，却被一审以不见于任何法律条文的意见认为不属于医疗费的赔偿范围，这一认定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上诉人的医疗行为是在正规医院正常进行的，有挂号有诊断有治疗，心理疾病（精神障碍）的治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和《深圳经济特区心理卫生条例》当中有了明确的规定，并不是如一审所说我国现阶段还不重视精神卫生的情况，心理疾病（精神障碍）的治疗目前已经被法律所明确规定。被上诉人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上诉人藏某也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2013）深中法民终字第3023号。二审审理期间，藏某撤回上诉，本院已另行制作民事裁定书准许其撤回上诉。
被上诉人何劲、深圳市李秀兰家政服务部没作答辩。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李秀兰家政服务部曾委派伍某、陈某二人在上诉人家从事保姆工作，李秀兰家政服务部分别于2009年12月27日、2010年12月9日向上诉人出具过《收据》，写明：写明收到了上诉人交付的“保姆一次性家政服务费”。伍某、陈某二人离职后，何劲入替，但由于工作时间较短，保姆费用尚未结算。在深圳市公安局景田派出所进行刑事调查时，何劲称其“在李秀兰家政公司上班”。在一审庭审中，关于何劲的报酬由谁支付的情况，何劲称其不知情，上诉人则称其将费用交付给李秀兰家政服务部，再由李秀兰家政服务部支付给何劲。林某被解救后，于2011年12月31日前往深圳市妇幼保健院治疗，医院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花去医疗费809元。
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判决何劲应赔偿林某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数额合理，本院予以确认。林某因遭何劲绑架，心理遭受创伤，前往医院治疗，花去医疗费809元，该损害后果与何劲的侵权行为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何劲应当予以赔偿，一审法院未予认定，本院予以改判。本院的争议焦点在于，李秀兰家政服务部应否就何劲的侵权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何劲在刑事案件的侦查中自述“在李秀兰家政公司上班”，且在何劲之前由李秀兰家政服务部委派到上诉人家从事保姆工作的伍某、陈某二人的费用，均由上诉人支付给李秀兰家政服务部，再由李秀兰家政服务部支付给伍某、陈某。此外，《深圳经济特区家庭服务业条例》第六条的规定，家庭服务经营者应与家庭服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家庭服务人员缴纳社保。综合以上情况，何劲系受李秀兰家政服务部委派雇佣，在上诉人处从事家政服务，系受李秀兰家政服务部委派。
二、何劲绑架上诉人时，其正系履行照顾上诉人的家政工作职务，其之所以能成功实施绑架行为，与其职务紧密相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之规定，雇员因故意致人损害的，雇主应与雇员承担连带责任。此外，李秀兰家政服务部作为劳务的提供方，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负有使上诉人免遭人身侵害的合同附随义务，现李秀兰家政服务部委派的保姆绑架受害人，李秀兰家政服务部违反了安全附随义务，应就上诉人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综合以上两点，李秀兰家政服务部委派其雇员何劲在上诉人处从事保姆工作，何劲利用职务之便，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绑架上诉人，造成上诉人损害，李秀兰家政服务部与何劲应就上诉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审法院未认定李秀兰家政服务部的雇主责任，本院予以改判。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234、223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234、223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三、被上诉人何劲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林某医疗费人民币809元；
四、被上诉人李秀兰家政服务部应对何劲就本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医疗费809元承担连带责任；
五、驳回上诉人林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02.5元，由上诉人林某负担252.5元，被上诉人何劲、李秀兰家政服务部共同负担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05元，由上诉人林某负担505元，被上诉人何劲、李秀兰家政服务部共同负担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国林
代理审判员 伍 芹
代理审判员 刘 燕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何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