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松行初字第58号
原告邱家友。
委托代理人俞强，上海君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戎双双，上海君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荣乐东路2378号。
法定代表人许春，局长。
委托代理人徐青，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吴洁平，该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上海刘斌石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新格路505号3幢四楼4328室。
法定代表人刘极珍，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左星亮，上海市万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邱家友不服被告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区人保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4年7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鉴于上海刘斌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刘斌石业公司”）与本案讼争的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同年8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邱家友的委托代理人戎双双，被告区人保局的委托代理人徐青、吴洁平，第三人刘斌石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左星亮到庭参加了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6月20日，被告区人保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邱洪生于2013年5月15日醉酒骑自行车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当场死亡，根据《工伤保险条例》、《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六条第（二）项之规定，属于不得认定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原告不服，提起诉讼。
原告邱家友诉称：1、被告认定邱洪生醉酒，主要证据不足。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主要理由是死者邱洪生存在醉酒情形，其依据的唯一证据是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但事故认定书一般只对事故责任的划分具有法定证据效力，并非确认邱洪生存在醉酒事实的直接证据。2011年7月1日施行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七条第二项中的醉酒标准，按照《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GB19522-2004）执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医疗机构等有关单位依法出具的检测结论、诊断证明等材料，可以作为认定醉酒的依据。”而本案中，被告在认定邱洪生是否存在醉酒事实方面，既没有开展尽职调查、也未能提供邱洪生酒精含量的相关检测报告。因此，被告仅凭《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便认定邱洪生“醉酒”，缺乏法定直接证据。2、被告适用法律错误。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依据的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然2011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以下简称“《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职工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本人在工作中伤亡的，不认定为工伤：……（二）醉酒或者吸毒；”从上述三部法律依据的性质而言，被告依据的是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政府规章，而《社会保险法》属于“法律”，系《工伤保险条例》的上位法、新法。《社会保险法》在排除工伤认定的情形方面，强调职工伤亡的因果关系。换言之，如果职工伤亡属于非法定列举的其他因素导致，则不能直接排除因工伤亡的认定。本案中，交警部门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死者邱洪生进行了尸表检验以及分析死因的鉴定，意见为“邱洪生系道路交通事故致全身多发伤死亡”，该鉴定意见书无任何“醉酒”的文字说明。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规定，邱洪生的死亡并非醉酒所导致，且系上班途中发生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应属因工死亡。被告无视司法鉴定中心对邱洪生死因的鉴定意见，没有正确理解和适用《社会保险法》对排除工伤认定情形因果关系的法律规定，将《工伤保险条例》及《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列举的排除工伤认定的情形进行了错误的扩大理解，其出具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侵犯了死者及近亲属的合法权益。故要求撤销松江人社认（2014）字第188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要求被告对邱洪生是否属于因工死亡重新认定。
被告区人保局辩称：1、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2014年5月4日，原告邱家友向被告提出，要求对其子邱洪生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死亡一事进行工伤认定。被告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审核了原告提交的材料，于同年5月12日出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并送达双方当事人，同时向第三人送达了《举证通知》及《提供证据通知书》，向原告送达了《提供证据通知书》。根据原告提供的《调解书》、《证人证言》、《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以及被告在奉贤区人民法院调取的（2013）奉民一（民）初字第3315号民事案件中的司法鉴定中心检验报告书及被告对原告所做的工伤认定调查笔录等材料，被告认定邱洪生醉酒骑自行车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其当场死亡。被告依据《工伤保险条例》、《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六条第（二）项之规定，认定邱洪生发生的死亡事故属于不得认定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于2014年6月20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依法送达了双方当事人。2、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认为被告认定邱洪生醉酒主要证据不足。根据原告提供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被告调取的司法鉴定中心检验报告书以及被告对原告所作的工伤认定调查等可以查明邱洪生发生交通事故时其血液中乙醇含量为1.67mg／ml，根据《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GB19522―2004）的规定，驾驶人员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毫克为醉酒驾车，邱洪生已达到了醉酒标准。原告对该醉酒事实早已知晓且并未就此向有关部门提出异议。在被告调查期间，原告亦未能提供邱洪生事故当天不属于醉酒的相关证据。《工伤保险条例》、《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二）醉酒或者吸毒的。被告根据上述规定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被告作出的松江人社认（2014）字第188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予以维持。
第三人刘斌石业公司述称：1、邱洪生醉酒的事实清楚，司法鉴定中心的检验报告书、《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等均可证明醉酒与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2、《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均排除了醉酒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原告曲解了《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将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与死亡原因进行了割裂；3、原告对检验报告书未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且在交通事故诉讼中对该报告也予以认可，对醉酒事实也认可。故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撤销的情形。
庭审中，被告提供了以下证据：
（一）证明有权作出工伤认定具体行政行为的职权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
经质证，原告及第三人均没有异议。
（二）证明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正确的证据：
1、原告邱家友身份证复印件、邱家友及邱洪生户口本复印件、2014年4月28日上海市奉贤区某镇某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NO.0061203《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证明原告具备申请工伤认定的主体资格以及邱洪生的死亡时间、死亡原因；
2、案外人杨某、马某出具的《证人证言》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邱洪生于2013年5月15日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3、奉劳人仲（2014）办字第783号《调解书》，证明邱洪生于2013年3月1日至2013年5月15日期间与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
4、《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邱洪生于2013年5月15日6时54分许醉酒骑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致其当场死亡；
5、上班路线图、案外人孙某（系邱洪生生前房东）出具的《居住证明》，证明邱洪生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为上班途中；
6、第三人《档案机读材料》，证明第三人基本信息；
7、第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2013年5月15日邱洪生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第三人因其醉酒骑车而认为不构成工伤；
8、司鉴中心（2013）毒检字第2212号《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检验报告书》，证明邱洪生的血液中乙醇含量为1.67mg／ml，属于醉酒；
9、2013年5月21日《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检验报告书》2份，2013年5月20日、2013年5月21日《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2份，证明邱洪生于2013年5月15日因交通事故导致死亡；
10、（2013）奉民一民初字第3315号《法庭审理笔录》，证明原告对血液检验报告书没有异议；
11、被告对原告邱家友所作的《工伤认定调查记录》，证明邱洪生于2013年5月15日发生事故时为醉酒，原告对该醉酒事实早已知晓且并未就此向有关部门提出异议。
经质证，原告对证据3、5、6无异议；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记载的直接死亡原因是胸部碾压伤，与醉酒无关；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可证明死者邱洪生上班途中发生事故；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认定书仅在责任认定比例上有效力，且并未将醉酒作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对证据7，因本案第三人作为用人单位希望被告对死者不予认定工伤，故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该份检验报告书只能证明邱洪生醉酒，但不能证明醉酒与其死亡有因果关系；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第一份鉴定意见书对死亡原因进行了鉴定，结论是原告因交通事故死亡，排除了醉酒所致的因素；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在交通事故案件审理中，并未涉及醉酒的事实，原告代理人只是认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就醉酒事实向原告发问时，原告对检验报告书表示有异议，因酒精属于挥发物，即使原告想重新鉴定，也无法进行。
第三人对证据1-11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4，认为交警部门作为交通事故认定的权威部门，已经明确指出邱洪生发生事故时处于醉酒状态，与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对证据9，其中两份检验报告书证明车辆性能是正常的，另一份鉴定意见书排除了双方直接碰撞的可能性，是死者从车的中部进入车底部并遭右后轮碾压，结合起来可证明死者处于醉酒状态。
被告针对原告的质证意见发表如下质辩意见：对于证据1，被告只是证明死亡的原因和时间；对于证据4，被告在进行工伤认定时向原告发出举证通知，另，在奉贤法院关于交通事故案件庭审中，原告未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异议，现原告提出异议理由不成立；对于证据7，被告依据第三人提供的《情况说明》对邱洪生死亡是否需要排除认定工伤等情形进行了一系列证据调查，故该《情况说明》与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有关联性，且具有真实性；对于证据8，该检验报告书证明了邱洪生在上班时间、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存在排除认定工伤的情形；对于证据10，原告代理人对检验报告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其认为没有关联性理由不成立；对于证据11，原告认为无法重新鉴定，但该调查记录可以证明原告当时对醉酒事实是认可的。
（三）证明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的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二）项，证明邱洪生所受伤害导致死亡符合该规定，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
经质证，原告对法律规定无异议，但认为被告存在适用法律不当的情形，被告没有正确理解和适用《社会保险法》对排除工伤认定情形因果关系的法律规定，将《工伤保险条例》及《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列举的排除工伤认定的情形进行了错误的扩大理解。
第三人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
被告针对原告的质证意见发表如下质辩意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规定了适用范围，死者邱洪生所在单位符合该规定；《社会保险法》第四章是对工伤保险的总体规定，该法第三十七条列举了不予认定工伤的情形，《工伤保险条例》在该规定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规定，因此被告适用法律正确。
（四）证明具体行政行为执法程序合法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
1、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第三款、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二十条第一款，《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
2、事实依据：《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举证通知》、《提供证据通知书》、《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凭证。
经质证，原告及第三人对上述证据均没有异议。
原告及第三人均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上述证据，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法律规范及规范性文件均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合法有效的规范和文件，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认定事实方面、程序方面的证据均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要求，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和上述有效证据，本院确认以下事实：
死者邱洪生生前系原告公司员工，2013年5月15日6时54分许，邱洪生骑行无号牌自行车去原告处上班，骑至上海市奉贤区某路口东约20米处，与一重型自卸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邱洪生当场碾压死亡。同年5月17日，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死者邱洪生的血液进行检验并出具检验报告书，检验结果为：所送血液中乙醇含量为1.67mg／ml。同年5月22日，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区公安分局交通警察支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重型自卸货车驾驶员驾驶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确保安全且严重超载，与事故发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承担事故主要责任；邱洪生醉酒驾驶非机动车未按右侧道路行驶，与事故的发生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承担事故次要责任。
2014年5月4日，原告邱家友（系死者邱洪生的父亲）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要求对邱洪生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认定工伤。被告于同年5月12日受理后，向原告送达了《提供证据通知书》，向第三人送达了《提供证据通知书》及《举证通知》。经调查取证后，被告于同年6月20日作出了松江人社认（2014）字第1884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邱洪生于2014年5月15日6时54分，醉酒骑自行车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当场死亡，根据《工伤保险条例》、《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六条第（二）项之规定，邱洪生发生的死亡事故属于不得认定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并依法将决定书送达了双方当事人。原告不服，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被告具有作出工伤认定的职权。《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但有醉酒或者吸毒情形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GB19522―2004）中规定，驾驶人员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毫克为醉酒驾车。本案中，死者邱洪生发生交通事故时血液中乙醇含量为1.67mg／ml，已达到了醉酒标准。故，邱洪生在上班途中发生非其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虽然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但其有醉酒情形，根据该《条例》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原告认为根据《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七条第（二）项规定，职工因醉酒导致本人在工作中伤亡的，不认定为工伤。该规定强调职工伤亡的因果关系，本案邱洪生的死亡原因是交通事故所导致，并不是醉酒所直接导致，故不能直接排除工伤认定。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故形成原因分析，邱洪生醉酒驾驶非机动车未按右侧道路行驶与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可见，邱洪生的死亡与其醉酒存在因果关系，原告的诉称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在受理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依法进行了审核，在规定期限内依法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将决定书送达了相关当事人，执法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本院应予维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被告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邱家友负担（已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陆 云
审 判 员 周 轶
人民陪审员 陈以平
二〇一四年九月五日
书 记 员 赵 静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五十四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