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22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莫连英，女，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
委托代理人张思珠，广东时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深圳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海英，女，汉族，住重庆市梁平县。
上诉人莫连英因与被上诉人刘海英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13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被告于2013年1月5日向深圳市民政局信访。深圳市民政局来访人员登记表（一）记载：信访事项如下：（莫连英）姓名：莫连英，广州户口，居住地：福田区某房产，以其深圳户口的小孩朱某甲的名义领取低保待遇约1年，但其提供的收入证明完全虚假。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1年前就以离婚案件判给莫连英叁拾捌万元整，且资金到账，其居住的南园某房产在申请时就已经超标，共110平方米的住房两母女居住人平均为55平方米。本人已向福田区低保科徐小姐举报，在徐小姐的故意帮助和隐瞒下，莫连英还继续骗取着低保待遇。
上述来访人员登记表系原审法院在另案中调取得到，在本案中，原告作为主要证据提交。原告称，2013年1月5日，福田区民政局的徐小姐告诉过原告称有人投诉原告，并让原告多次补充材料。直到法院调取证据后，原告才得知是刘海英投诉，原告也一直不认识刘海英，因此原告才来起诉她。
原告主张，被告投诉原告居住的房屋为110平方米，但实际原告原来居住房屋只有82平方米，且该房屋也是原告暂时居住，并非原告所有，原告已于2012年11月搬离该房屋；被告投诉称原告判决得到38万元不属实，判决书从未判决过38万元，只有20万元生活补助金，该款早就被原告前夫的债权人诉讼保全，因此原告从未拿到该款项。
原告主张，原告及其女儿确实经济困难，原告没有工作，且所居住的房产原系前夫朱某丙所有，现已被转给朱某乙，离婚案件判决的资金一直都被朱某丙的债权人冻结，原告现已无栖身之处，只能在外租农民房居住，靠借款与他人救济度日。
关于被告投诉给原告造成的实际后果。原告主张，因被告捏造事实到深圳市民政局投诉原告，造成街坊邻居对原告及女儿骗保一事议论纷纷，给原告造成较大舆论压力，深圳市民政局不断打电话给福田区民政局，福田区民政局又不停地打电话给南园街道办事处、社区工作站要求核实情况，导致原告三番五次前往民政局、街道办、工作站等单位解释详情及提供补充材料，造成原告精神衰弱，身体健康情况差，经常就医等严重后果。
原告女儿朱某丁，原名朱某甲，2001年9月11日出生，深圳户籍，于2010年11月23日开始享受深圳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原告提供的《深圳市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显示，朱某丁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560元每月，从2014年1月起至2014年12月止。原告称，被告的投诉行为虽然没有导致原告女儿低保待遇的停发，但原告为此提交了好几次低保材料，还让原告女儿去民政局，对原告及其女儿生活造成很大影响。
另查，原告女儿申请深圳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主要依据为《深圳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深圳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市、区民政部门及街道办事处，应当将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办事程序、低保人员名单和资金发放情况向社会公示，并设立投诉、举报电话。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不符合条件而享受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及人员，可以向区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投诉、举报。区民政部门统一负责投诉、举报的调查处理工作，自受理投诉、举报之日起三十日内核查完毕，做出处理决定，并将处理决定告知投诉人、举报人。”
原告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被告停止侵权，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2、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向有关部门检举、控告他人的违法违纪行为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公民依法向有关部门检举、控告他人的违法违纪行为，他人以检举、控告侵害其名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如果借检举、控告之名侮辱、诽谤他人，造成他人名誉损害，当事人以其名誉权受到侵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根据上述规定，本案被告到政府有关部门投诉原告骗取低保待遇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关键是要看被告是否具有借检举、控告之名侮辱、诽谤原告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
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情况来看，被告确有向有关部门投诉原告女儿取得低保待遇不符合规定的情况。但本案被告只是以信访的形式对原告进行投诉，投诉的事实虽然与客观事实不符，但也不是凭空捏造，也没有向社会广泛散布，民政部门向原告核实有关情况，系履行正常职责的行为；被告投诉的主观目的是为了让有关部门取消对原告女儿的低保待遇，难以认定被告有通过投诉行为损害原告名誉权的故意。同时，根据《深圳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可以对不符合条件而享受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及人员进行投诉，接受社会和他人监督是公民享有低保待遇时应尽的法律义务，体现了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法律原则。据此，原告女儿作为享有低保待遇的对象，有义务接受社会和他人的监督。本案中，被告投诉行为所反映的事实与客观事实有较大出入，但性质上不同于捏造事实，仍属于正当行使权利的范畴，不具有违法性。因此，虽然被告的不实投诉行为给原告及其女儿的生活带来了不便，但原告据此主张被告有侮辱、诽谤原告的故意和行为，事实依据并不充分，也与《深圳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中的有关规定不符。
综上所述，原告主张被告的投诉举报行为侵害了其名誉权，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确认。原告的本案起诉不符合我国法律关于民事案件的受理条件，原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莫连英的起诉。本案案件受理费500元，原审法院已经批准原告予以免交。
宣判后，上诉人莫连英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裁定；2、改判被上诉人停止侵权、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3、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事实与理由为：一、被上诉人借检举之名侮辱、诽谤他人，造成他人名誉损害，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2013年1月被上诉人刘海英先后向南园街道办、福田区民政局、深圳市民政局信访，编造理由，捏造事实，诽谤上诉人骗取低保。因被上诉人刘海英的投诉，造成街坊邻居对上诉人及女儿低保一事议论纷纷。深圳市民政局不断打电话给福田区民政局，福田民政局又不停地打电话给南园街道办事办、社区工作站要求核实情况，导致上诉人三番五次到上述单位接受调查，补充材料，现已经造成上诉人精神衰弱，身体健康情况差，经常就医等严重后果。本案被上诉人刘海英和上诉人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受他人唆使，捏造事实，投诉上诉人骗取低保，主观上具有通过投诉行为诽谤上诉人的故意，客观上已经造成上诉人名誉权的损害。依法应当受理，支持上诉人的请求。二、本案程序违法，应当适用判决，而不是适用裁定。本案已经立案，并经过开庭审理，对相关情况作了法庭调查，依法应当适用判决，而不是适用裁定。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捏造事实，故意诽谤上诉人，符合受理条件。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依法应当改判。
被上诉人刘海英未提交答辩意见。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刘海英是否存在借检举、控告之名侮辱、诽谤上诉人莫连英的行为。根据上诉人莫连英提交的被上诉人刘海英向深圳市民政局投诉形成的来访人员登记表，被上诉人刘海英向深圳市民政局投诉的主要内容为上诉人莫连英的收入证明虚假、上诉人莫连英有离婚财产38万元、上诉人莫连英与其女儿的居住房屋达110平方米，而根据上诉人莫连英的陈述，其分得的离婚财产仅20万元，且已被诉讼保全，其居住的房屋也仅有82平方米，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刘海英的投诉内容虽与上诉人莫连英的实际情况有出入，但并非凭空捏造，且被上诉人刘海英的投诉内容基本为事实陈述，并不存在明显侮辱、诽谤上诉人莫连英人格的言语，故上诉人莫连英主张被上诉人刘海英存在借检举、控告之名侮辱、诽谤上诉人莫连英的行为，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另外，上诉人莫连英称因被上诉人刘海英的投诉行为导致其三番五次到民政局、街道办接受调查、补充材料，导致其精神衰弱，但根据《深圳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的相关规定，享受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及人员有义务接受社会和他人的监督，这体现了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法律原则，且上述事实亦不能说明上诉人莫连英的名誉受到损害，上诉人莫连英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刘海英有向社会公众散布上述不实投诉内容的行为，故上诉人莫连英主张被上诉人的投诉行为侵害了其名誉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上诉人莫连英的起诉不符合民事案件的受理条件，原审法院对此予以驳回，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亦予以确认，上诉人莫连英主张本案应以判决而非裁定的形式结案，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莫连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翟 墨
代理审判员 李 东 慧
代理审判员 谢 佳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三日
书 记 员 胡旬子（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