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达中民终字第6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渠县支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渠县渠江镇。负责人殷勇，经理。委托代理人罗杰，该公司达州分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王杰臣，四川远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渠县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住所地：四川省渠县渠江镇工农街*号。法定代表人周敏，该中心主任。委托代理人刘建涌，四川宕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达州市亚通运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达州市通川区御林苑南翎大厦B栋6号门市。法定代表人任胜勇，经理。委托代理人何正勇，四川三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云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志强。委托代理人蒋世全。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达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达县南城通达西路达县农行*楼。负责人赵劲栋，经理。委托代理人夏鸿飞，四川远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达州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达州市通川北路***号。法定代表人王拥渠，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杨礼军，该公司渠县汽车100队副队长。委托代理人陈东亚，四川天地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燕。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渠县支公司（简称人保财险渠县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渠县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达州市亚通运业有限公司（简称亚通运业公司）、孙云成、孙志强、罗燕、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达州中心支公司（简称平安财保达州支公司）、四川达州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达州运输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渠县人民法院（2014）达渠民初字第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人保财险渠县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罗杰、王杰臣，被上诉人渠县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的法定代表人周敏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建涌，被上诉人平安财保达州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夏鸿飞，被上诉人达州市亚通运业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何正勇，被上诉人四川达州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礼军、陈东亚，被上诉人孙云成、孙志强的委托代理人蒋世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1月，孙建与亚通运业公司签订挂靠协议，将其川S377**重型自卸货车挂靠在该公司。2012年4月24日，孙建将该车转让给堂兄孙云成，由孙云成每年向该公司缴纳管理费4000元，由公司负责该车的保险、车辆年审、二级维护等业务。2013年1月，亚通运业公司将川S377**货车投保于平安财保达州支公司，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额122000元）、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额100万元），共计责任限额1122000元。保险期限2013年1月14日至2014年1月13日。商业笫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一章十四条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违反法律法规中有关机动车辆装载规定的，实行10%的绝对免赔率。2013年3月，被告达州运输公司其渠县通林分公司对原挂靠的客运车辆进行改革，由公司出资80000元将川S315**大型客车所有权收回公司，同时签订客运车辆经营目标责任书，被告罗燕每月交1300元的费用，2500元的车辆折旧费，共计3800元承包经营客车直至车辆报废。2013年3月19日，以由被告人保财险渠县支公司工作人员填写好投保单，交由被告达州运输公司渠县通林分公司盖章并交纳保费,保险公司出具保险单的合同订立形式,将川S315**号客车投保于被告人保财险渠县支公司，投保了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附加不计免赔率险，其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合同主要内容：在保险期间内，旅客在乘坐被保险人提供的客运车辆的途中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的，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此险种保障项目为:保险金额990万元，累计责任限额990万元，每次事故责任限额495万元，每人责任限额450万元;承运人责任保险附加不计免赔率,保险金额990万元。被告达州运输公司以保险金额990万元按费率0.5%计交纳保险费4389元，同时交纳了598.5元购买了不计免赔率附加险费用。投保单载明：“投保座位数22，每人责任限额45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495万元，累计责任限额990万元。合同还对保险责任、责任免除、责任限额、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争议处理等事项作了约定，保险期限2013年4月8日至2014年4月7日止。2013年9月15日13时许，被告孙志强（系孙云成之子）驾驶川S377**货车行至渠汇路11公里与望石路54公里+60米交叉路口处，发现车辆制动失效后朝左急打方向，将前面左转弯后在桥面正常行驶的川S315**号大型普通客车（驾驶员罗燕）挤翻坠至5.4米高的桥下河沟内，由于该货车严重超载失控向右侧翻在桥面上，所载石膏颗粒约4∕5倾泄于桥下，将客车中后部掩埋，造成客车上乘客毛俊洋、田润、杨庆龙、杨晓林、王余、王倩倩、王燕、刘思进、代春燕、王飞、郭召权、王莉丹、杨文斗、任雨、汤安、杨堃梅、ＸＸＸ、黄海涛、张紫豪、张在策、李林霜死亡，多人受伤的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同月25日，渠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在此次交通事故中，货车驾驶员孙志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客车驾驶员罗燕及乘客毛俊洋等人不承担事故责任。2013年9月16日，上述各被告和原告签订了事故处理委托书，一致委托原告与死者近亲属协商赔偿事宜，并代为签订赔偿协议，由上述各被告承担并履行赔偿协议约定的义务。委托书对赔偿协议的签订赔偿范围、标准及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合同约定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等作了明确约定。2013年9月17日，原告作为上述各被告共同的授权委托人，在授权范围内分别与各死者的近亲属签订了赔付协议书。其后，原告又向死者近亲属垫付了赔偿款，其中死者毛俊洋48.40765万元、田润48.40765万元、杨庆龙48.40765万元、杨晓林48.40765万元、王余48.40765万元、王倩倩48.40765万元、王燕48.40765万元、刘思进48.40765万元、代春燕48.40765万元、王飞48.40765万元、郭召权38.25415万元、王莉丹48.40765万元、杨文斗48.40765万元、任雨48.40765万元、汤安48.40765万元、杨堃梅48.40765万元、ＸＸＸ67.93045万元、黄海涛61.95265万元、张紫豪48.40765万元、张在策58.19015万元、李林霜48.40765万元，共计1049.25745万元。其中，川S377**货车投保的被告平安财保达州支公司已按保险合同约定支付112.2万元保险金，被告达州运输公司已预付100万元，被告人保财险渠县支公司预付保险金150万元。当原告向被告追要其余垫付款时，各被告之间相互推脱，故原告起诉来院要求各被告依法承担归还垫付的赔偿款。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渠县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是依法成立的调处社会矛盾的专职调解协调机构，特别是如“9.15”这样群死群伤的特大交通事故，更需要原告这样的机构发挥作用，调动各方面社会资源及时调处赔偿，以安慰死者亲属，维护社会稳定。虽然原告接受委托时没办理组织机构代码证，但起诉时原告已办理，故原告是合法的诉讼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三百九十七条“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的规定，原告与上列各被告签订的《事故处理委托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我国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受法律保护。原告依照委托书的委托，与21名死者的亲属达成了赔偿协议，全面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同时未收取各被告的任何报酬，并鉴于此次事故的特殊性垫付了相应赔偿款，各被告依法应将受托人代为支付的赔偿费用依法返还。故原告要求各被告返还垫付各死者赔偿款的诉请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各被告依法应返还原告所垫付赔偿费用的具体数额。本院认为，此次事故中死亡者全部为被告达州运输公司运送的旅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21位死者与被告达州运输公司均存在客运合同关系，其死亡发生在运输途中，死亡也不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或故意、重大过失造成，故被告达州运输公司应根据客运合同和法律规定首先对21位死者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达州运输公司作为投保人为川S315**号车在被告人保财险渠县支公司投保了承运人责任险、附加不计免赔率险，双方签订了保险合同，保险人提供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条款》第三条规定：“在保险期间内，旅客在乘坐被保险人提供的客运车辆的途中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的，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被告达州运输公司作为被保险人依照合同法的规定对在途旅客伤亡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此，被告人保财险渠县支公司作为保险人就应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承担相应保险责任。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约定：保险金额990万元，累计责任限额990万元，每次事故责任限额495万元，每人责任限额45万元。此次交通事故死亡21人，按每人责任限额45万元计，累计责任限额为945万元，并未超过合同约定的累计责任限额990万元，但保险人根据990万元保险金额足额计收保费，却又用格式条款约定每次事故责任限额仅495万元，因此合同中每次事故责任限额的约定是什么性质的条款以及是否有效，即保险人应按945万元还是495万元承担保险责任是本案又一争议焦点。对此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保险合同约定：保险金额990万元,累计责任限额990万元,每次事故责任限额495万元，每人责任限额45万元。而本次事故共造成21人死亡，如果按每次事故责任限额495万元赔偿,每人责任限额仅为22.5万元,这又与每人责任限额45万元相矛盾。为此，投保人认为合同既然约定了每人责任限额和投保座位数、累计责任限额，就不应再约定次数责任限额，以免相矛盾，投保人对该约定的理解是保险事故发生后，死或伤1人赔45万元，累计赔到990万元为止。法院就投保人对该保险条款的理解予以确认。作为被保险人，完全可以选择按投保的22座位数，每人责任限额45万，累计责任限额990万元主张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十一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应当协商一致，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规定:“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从本案看，投保人已足额缴纳了承运人责任险的保险费，而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中却显示每次事故责任限额却为495万元，其实质是投保的保险事故发生后，一次只能按最高保险金额50%赔偿，属按比例赔付，因此合同中关于每次事故责任限额仅为495万元的约定应属免责条款，事实上被告人保财险渠县支公司所提交《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条款》中第七条十九项中也将与该约定近似的内容载入了责任免除条款内。该条款既属责任免除条款，那么保险人就应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首先，该条款内容保险人未明确列入责任免除条款，因而未在投保单、保险单上尽到任何提示义务；虽也将与该条款近似内容列入了免责条款内，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条款》中整个免责条款内容字体印刷上与其它条款差异不明显，难以起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作用。其次，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投保单上载有“尊敬的投保人：在你填写本投保单前请先详细阅读《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条款》及附加险条款，阅读条款时请你特别注意条款中的保险责任、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等内容并听取保险人就条款所作的说明。”的内容，这就表明保险人应在投保人填写投保单前要将相关条款交由投保人阅读并向其尽到说明的义务，但本案中的投保单是保险人的工作人员填写，保险人何时尽到明确说明义务，需要保险人提供其它证据予以证明；虽然保险人在其提供的制式投保单上印有“保险人已向本人提供并详细介绍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条款》及附加险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其它事项等）······向本人作了明确说明”等内容，但投保单是投保人向保险人发出签订保险合同要约，也即购买保险的意思表示，投保人在保险人填好的投保单上盖章，唯一能证明的是其投保的意思表示，但保险人将对免责条款尽了明确说明义务的内容印制在上面，容易导致投保人意思表示的两难境地，使保险人规避明确说明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事实上本保险合同在订立中投保人只是在投保单上盖了章和交纳保险费，没有证据表明，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附加了保险条款和按法律规定就免责条款尽到了明确说明义务。因此，合同有关每次事故责任限额却为495万元的约定应属无效，保险人应按承保的22位次，每人责任限额45万元给付保险金至累计责任限额990万元止。即被告人保财险渠县支公司在本次事故中，除死者郭召权按38.25415万元予以支付保险金外、其余20名死者应按每人限额45万元支付保险金，即按21名死者累计支付保险金938.25415万元。该保险事故是由交通事故引发，作为交通事故责任方的被告亚通运业公司将川S377**货车投保于被告平安财保达州支公司，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共计责任限额112.2万元。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认定事故的发生主要是因川S377**重型自卸货车严重超载造成，根据平安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十四条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违反法律法规中有关机动车辆装载规定的，实行10%的绝对免赔率。被告平安财保达州支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应支付102.2万元的赔偿款，平安财保达州支公司已支付112.2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四）其他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的。”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责任认定和《事故处理委托书》的约定，此次事故的发生，主要是由川S377**货车造成，其车辆所有人和管理人应对事故损害赔偿承担最终责任。被告达州运输公司和被告人保财险渠县支公司按旅客运输合同及承运人责任保险合同承担责任后有权向最终责任人追偿。本案原告为了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在未收取任何报酬情况下接受各被告委托，完成了委托事项并垫付了相应赔偿款，其有权选择明确、具体且风险小的法律关系进行追偿。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笫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笫五条、笫十一条、第十七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四川达州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渠县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垫付的“9.15”交通事故赔偿款1049.25745万元，减去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达州中心支公司支付给原告渠县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人民币102.2万元（已支付），实际支付947.05745万元，其中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渠县支公司支付938.25415万元，减去其预付的150万元后，实际还应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渠县支公司支付788.25415万元。所支付款项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被告四川省达州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渠县支公司在支付原告款项后，有权向被告达州市亚通运业有限公司和孙云成追偿。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9115元，由被告四川省达州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宣判后，人保财险渠县支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受理，违背级别管辖的规定，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是渠县政法委副书记，原审法院的审判人员应当回避，审理程序违法；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三、保险单载明每次事故责任赔偿限额495万元，一审判令上诉人承担938.25415万元系枉法裁判；请求撤销原判，裁定本案由达州市中级法院受理，判令由达州市亚通运业有限公司、孙云成、孙志强承担全部责任；渠县矛盾纠纷大调解中心“创”收100余万；。被上诉人渠县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达州市亚通运业有限公司、孙云成、孙志强、四川达州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罗燕以一审判决正确，服从原判作了答辩。被上诉人平安财保达州支公司以我公司超付的10万元应返还我公司作了答辩。二审中，被上诉人四川达州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向本院出具《承诺书》，对2013年9月15日的重大交通事故发生后，向渠县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预付的100万元由渠县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用于处理本次事故5名伤者在渠县、华西医院的后续治疗、住院伙食、护理、误工、残疾赔偿等相关赔偿费用，不再要求渠县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予以返还，也不再向本次事故的其他当事人追偿。人保财险渠县支公司质证认为，这不属新证据，这是他们的一个阴谋。渠县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质证认为，这100万元用于了5名伤者的医疗、续治等开支，5名伤者的纠纷还未最终解决。平安财保达州支公司不发表质证意见。达州市亚通运业有限公司质证认为，这个承诺体现了达运集团公司的社会责任心，值得赞扬。人保财险渠县支公司对原审查明的“2013年3月19日，以由被告人保财险公司工作人员填写好投保单，交由被告达州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渠县通林分公司盖章并交纳保费”事实提出异议，认为保单受达运集团委托财保公司工作人员填写的保单，对原审查明其他事实无异议。本案其他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查明的案件事实无异议。二审另查明，渠县“9.15”特大交通事故的5名伤者的赔偿纠纷还未最终解决；渠县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提交赔偿“9.15”重大交通事故与21名死者亲属所签赔偿协议赔偿总金额为1049.25745万元，21名死者亲属领款收条总金额为1055.7039万元，领条总金额比协议总金额多6.44645万元。本院认为，2013年9月16日，上诉人人保财险渠县支公司等六委托人与被上诉人渠县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签订的《事故处理委托书》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委托合同合法有效。被上诉人渠县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按照六委托人的委托，对“9.15”特大交通事故受害的21名死者亲属达成赔偿协议后，已实际垫支费用1055.7039万元的事实存在。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关于“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慨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和第三百九十八条关于“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的规定，被上诉人渠县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向上诉人人保财险渠县支公司等委托人主张垫付的费用于法有据。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按保险合同约定的赔付义务给付保险金并无不当。上诉人人保财险渠县支公司提出原审受理程序严重违法，该案标的已达1000余万元，原审法院无权受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是渠县政法委副书记，原审法院的审判人员应当回避的上诉理由，经审理认为，上诉人要求原审法院的审判人员回避，不是要求审理本案的具体某个审判人员或合议庭组成人员或其他诉讼参与人员的回避，而是要求渠县人民法院的全体审判人员回避，该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提出本案标的已达1000余万元，已超过渠县人民法院的级别管辖范围的上诉理由，经审理认为，被上诉人渠县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受本案原审被告孙志强、达州市亚通运业有限公司、平安财保达州支公司、罗燕、四川达州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人保财险渠县支公司的委托，对在“9.15”特大交通事故中遇难的毛俊洋等21名死者的亲属进行艰辛的谈判、协商，并做了大量的安抚工作，最终达成了赔偿协议，赔偿总金额虽达到了1000万元以上，但21个赔偿协议是分别与遇难者亲属签订，单个案件支付的赔偿金额并未超过原审人民法院受案和管辖范围，且上诉人在原审中已就原审人民法院对本案管辖问题提出了上诉，本院已于2014年4月2日作出了本案由渠县人民法院审理的（2014）达中民终字第261号民事裁定。该民事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同时，原审人民法院为了减少当事人的诉累，对其受理的21个案件合并审理并无不当，亦未违反级别管辖的相关规定。但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的规定，原审人民法院将本案合并审理未经当事人同意，属诉讼程序瑕疵。因此，上诉人提出本案已超过渠县人民法院级别管辖范围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人保财险渠县支公司提出本案应适用《侵权责任法》、《道安法》、《民法通则》而不应适用《合同法》的上诉理由和观点，经审理认为，“9.15”特大交通事故发生后，上诉人人保财险渠县支公司基于与被上诉人四川达州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川S315**号承运旅客运输车辆，建立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的保险合同关系与事件其他相关人共同委托被上诉人渠县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代为处理该事件，双方建立了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由于被上诉人四川达州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的川S315**号车在保险期内，承运的21名旅客遇难，根据上诉人人保财险渠县支公司与被上诉人四川达州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就川S315**号车签订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条款》第三条关于“在保险期间内，旅客在乘坐被保险人提供的客运车辆途中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的，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的规定，原审人民法院根据被上诉人渠县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起诉的诉讼请求，适用《合同法》、《保险法》的相关规定裁判本案并无不当，其上诉本案应适用《侵权责任法》、《道安法》、《民法通则》处理本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人保财险渠县支公司提出保险单载明每次事故责任赔偿限额495万元，一审判令上诉人承担938.25415万元系枉法裁判；请求撤销原判，判令由达州市亚通运业有限公司、孙云成、孙志强承担全部责任的上诉理由。经审理认为，被上诉人四川达州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在上诉人处投保了承运人责任险，该保单载明每次事故责任限额495万元，原审人民法院只认可“累计”和“每人”，而不认可每次事故限额，是典型的枉法裁判的上诉理由和观点，经审理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四川达州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投保单》载明了主险22人，每人责任险限额45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495万元，累计责任限额990万元。渠县“9.15”特大交通事故死亡21人，该保单载明每人责任限额45万元，按上诉人陈述的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495万元，支付此次事故受害者的赔偿金额不能达到约定的“每人责任限额45万元”。双方签订《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条款》责任免除第六条第十九项虽有“每次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依法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高于保险合同中列明的每次事故责任限额的部分，或者保险期间累计保险赔偿超过保险合同中列明的累计责任限额部分”的条款内容，但上诉人人保财险渠县支公司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对该免责条款作出了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或已书面和口头向投保人作出了明确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关于“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和第十七条二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出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投保单载明“每次事故赔偿限额495万元”的约定不产生法律效力，原审人民法院判决上诉人在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990万元限额内，予以理赔并无不当，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人保财险渠县支公司提出被上诉人渠县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创”收100余万的上诉理由，经审理认为，渠县“9.15”特大交通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渠县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受本案各方当事人的委托，积极、主动作了大量的协调、安抚工作，最终与21名死亡者亲属达成调解协议，使涉及人数众多的社会矛盾、纠纷得以基本平息。由于现还有5名伤者的有关赔偿纠纷还未最终解决以及在解决21名死者的过程中，被上诉人渠县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还垫支了抢救费和处理死者善后事宜中开支的生活费等费用，未在本次纠纷纳入一并处理，二审中被上诉人四川达州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将其已支付的100万，用于解决渠县“9.15”特大交通事故中5名伤者的医疗等各种费用，不再向渠县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收取，这是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一种处分，上诉人提出渠县矛盾纠纷大调解中心“创”收100余万的理由和观点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平安财保达州支公司按照其与被上诉人亚通运业公司保险合同的约定支付了保险金112.2万元，但是按照该保险合同约定10%的免赔率，被上诉人平安财保达州支公司实际只应给予理赔102.2万元，被上诉人渠县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实际收取了该公司112.2万元，应返还被上诉人平安财保达州支公司多支付的10万元。被上诉人渠县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在接受委托处理渠县“9.15”特大交通事故中实际支付毛俊洋等21名死者亲属款为1055.7039万元，在原审诉讼中，其主张金额为1049.25745万元，是对自己权利的放弃。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一）项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9115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渠县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必明审判员  柏明荣审判员  彭 军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四日书记员  廖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