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12民终28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巫卫红，女，1970年12月15日生，汉族，住南丹县。
委托代理人：韦福恩，广西大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河池市分公司，住所地：河池市金城江区西环路126号。
负责人：梁之勇，该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潘岚，广西桂金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巫卫红与被上诉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河池分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南丹县人民法院（2016）桂1221民初5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巫卫红及其委托代理人韦福恩，被上诉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河池分公司（以下称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潘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巫卫红上诉请求：一、判决撤销原审判决，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二、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的仲裁请求超过时效的理由不成立。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纠纷不是劳动合同纠纷中的“确认劳动关系纠纷”，而是“经济补偿金纠纷”。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是要求撤销《关于解除巫卫红劳动合同的决定》，而是要求被上诉人赔偿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根据《民事案由规定》“十七、劳动争议169、劳动合同纠纷(1)确认劳动关系纠纷(2)集体合同纠纷(3)劳务派遣合同纠纷(4)非全日制用工纠纷(5)追索劳动报酬纠纷(6)经济补偿金纠纷(7)竞业限制纠纷”的规定，本案的案由应确定为“经济补偿金纠纷”。二、本案仲裁时效的起算日不是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之日，而是上诉人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之日。2009年6月9日，被上诉人作出《关于解除巫卫红劳动合同的决定》时，上诉人涉嫌挪用公款一案仍在南丹县人民检察院的处理当中，尚未有任何结论。上诉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不知道被上诉人以挪用公款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合法。上诉人在2015年11月17日收到南丹县人民检察院的《撤销案件决定书》后，才知道被上诉人解除自己的劳动合同是违法的。上诉人于2016年3月17日申请劳动仲裁，并没有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规定的一年仲裁时效。本案中上诉人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之日是2015年11月17日收到南丹县人民检察院的《撤销案件决定书》之日，而不是2009年6月9日被上诉人作出《关于解除巫卫红劳动合同的决定》之日上诉入认为，自己申请劳动仲裁并没有超过时效，原审法院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上诉人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出上诉，请依法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
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辩称：1、巫卫红提出因为其没有请求撤销《关于解除巫卫红劳动合同的决定》，本案案由不是“确认劳动关系纠纷，而是经济补偿金纠纷”，也无法回避仲裁时效的规定。巫卫红没有请求撤销《关于解除巫卫红劳动合同的决定》，也即认可双方劳动合同已经在2009年6月9日解除。既然双方劳动合同关系己经解除，巫卫红已经不是被上诉人单位职工，那么，巫卫红有何权利主张2006年7月至2016年2月共计116个月的工资收入损失637623元（每月5496.75元计），又有何权利主张被上诉人为其补交2008年1月至2016年3月社会保险费，有何权利主张被上诉人一次性支付给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26425.25元（1998年1月至2009年共11.5个月，每月5496.45元的双倍计算），又有何权利主张被上诉人为其补交2006年7月至今的住房公积金。巫卫红的这些主张事实上都与劳动关系的存在与否分不开的，都与《关于解除巫卫红劳动合同的决定》是否被撤销紧密联系的。按照法律程序请求撤销《关于解除巫卫红劳动合同的决定》，确认被上诉人与巫卫红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必须在该《决定》送达巫卫红后一年内提出仲裁申请。巫卫红仅仅主张经济补偿，同样依照规定，在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一年内主张。然而，在解除劳动关系后，被上诉人并没有欠付巫卫红的工资等项费用以及义务，巫卫红主张经济补偿也是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因此，无论是“确认劳动关系纠纷”还是“经济补偿金纠纷”，依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必须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或者在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一年内提出。2、巫卫红申请仲裁时效应当从2009年6月10日起算而不是从2015年11月17日起算。巫卫红认可2009年6月9日被上诉人对巫卫红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并送达给了巫卫红；在2009年6月30日双方又就解除劳动合同后的相关事宜以及检察院立案侦查的巫卫红挪用公款一案的司法推动问题进行了面谈，形成会议记录，根据会议记录形成书面协议，2010年4月双方分别签字确认；被上诉人已经在2010年6月按照协议的约定和法律规定将巫卫红的养老保险关系转至南丹县社保所，巫卫红也于2010年6月支取了原有的在工作期间产生的34352.34元住房公积金本息。自后，被上诉人与巫卫红没有任何联系。如果巫卫红认为被上诉人2009年6月9日作出的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侵犯其权利，应当在法律规定的一年仲裁期限内申请仲裁，或者向有关部门寻求司法救济，或者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等，但均没有。之所以没有，不是当时巫卫红不知道被上诉人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不是不知道检察机关对其涉嫌挪用公款案件仍在侦查、尚未有结论，而是一清二楚。按照巫卫红当时的话就是“自己己无能力与公司进行诉讼”，而认可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履行了解除劳动合同后的权利义务。被上诉人也按照解除劳动关系后的约定，放弃对巫卫红挪用公款的控告，也不再进一步追究巫卫红除了挪用公款之外的还有11万元的缴费卡的短款行为（但这个短款事实也是作为解除与巫卫红劳动关系的理由之一）。所以，巫卫红并非是到2015年11月17日才知道“权利”被侵害，故主张从2015年11月17日开始计算仲裁时效期间不能成立。事实上，在2009年6月9日被上诉人作出解除与巫卫红劳动合同关系决定并送达巫卫红之后，经过双方进一步协商达成协议，当时根本不存在劳动关系争议，也不存在任何解除劳动关系后经济补偿的争议，而到了2016年3月，巫卫红才提出解除劳动关系至今的工资损失、经济补偿、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的劳动争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关于“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显然违背了仲裁时效期间的规定。因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关于“对确己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之规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完全正确的。综述，被上诉人认为，巫卫红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不能依法成立。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8年10月，巫卫红到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单位工作,历任营业员、报账员、物管员、财务助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多次签订劳动合同，最后一次劳动合同期限自2004年2月至2005年2月。巫卫红在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单位工作期间，因检察机关对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单位财务进行立案调查，自2005年2日，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不再安排巫卫红上岗工作，巫卫红的工资发放至2006年6月止。2006年5月南丹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巫卫红立案侦查。2008年1月18日，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以巫卫红严重违反财经纪律和公司规章制度，给公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为由，向巫卫红下达《开除通知书》，给予巫卫红开除处分。巫卫红不服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的开除决定于2008年3月18日向南丹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同年6月18日仲裁委作出（2008）丹劳裁字第1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撤销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2008年1月18日作出的《开除通知书》。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南丹县人民法院起诉。同年10月12日南丹县人民法院作出（2008）丹民初字第349号民事判决书，撤销撤销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2008年1月18日作出的《开除通知书》。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不服上诉至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年2月13日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河市民三终字第08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南丹县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2009年6月9日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再次以巫卫红严重违反财务纪律和公司规章支付为由作出《关于解除巫卫红劳动合同的决定》（河池联通人力字〔2009〕22号）。2009年6月30日原和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公司代表就双方之间的诉讼问题进行过协商。2010年巫卫红和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之间达成协议约定：“（1）、由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将巫卫红工作期间的社保转至南丹县社保所；（2）、协议签字后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为巫卫红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方便巫卫红办理领取住房公积金失业登记等；……。”之后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将巫卫红养老保险关系转至南丹县社保所，巫卫红亦于2010年6月支取了住房公积金。2015年11月3日南丹县人民检察院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丹检反贪撤〔2015〕01号）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巫卫红涉嫌挪用公款案件。2016年3月17日，巫卫红向南丹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决：（1）、由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一次性赔偿巫卫红工资收入损失637623元，并附加赔偿费用159405.75元，合计797028.75元；（2）、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为巫卫红补交2008年1月18日至2016年3月11日的社会保险；（3）、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一次性支付给巫卫红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126425.25元；（4）、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为巫卫红补交2006年7月至今的住房公积金。同年5月17日仲裁委做出丹劳人仲字（2016）第29号仲裁裁决书裁定：一、由中国联通河池分公司一次性支付巫卫红停工期间工资92940元；二、由中国联通河池分公司一次性支付巫卫红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1780元；三、由中国联通河池分公司和巫卫红共同到南丹县社会保险事业局缴纳2008年3月至2016年5月的社会保险费；四、不支持巫卫红的其他仲裁请求；五、解除双方当事人的劳动关系。巫卫红对此仲裁裁决不服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巫卫红巫卫红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仲裁时效，应当结合其各项请求进行逐一审查，在论述巫卫红的各项请求中，本院将对仲裁时效逐一进行评判。1、巫卫红要求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向其支付2006年7月至2016年2月的工资收入损失应当分段看待：对于2006年7月至2009年6月期间的工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2009年6月9日联通河池市分公司作出《关于解除巫卫红劳动合同的决定》并送达给巫卫红，巫卫红并未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撤销该份决定书，该决定书已经生效。双方的劳动关系自巫卫红收到决定书时已经解除。巫卫红在2016年才要求用人单位赔偿上述时间段内工资收入损失已经超过仲裁时效；巫卫红要求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支付2009年7月至2016年期间的工资，本院认为，2009年6月之后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单位与巫卫红之间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巫卫红不再向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单位提供劳动，其要求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单位支付工资报酬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巫卫红收到解除劳动合同决定书时已经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其申请仲裁的时效应当从收到解除劳动合同决定书起算。本案中巫卫红于2016年3月17日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联通河池分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已经超过仲裁时效。3、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巫卫红要求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为其补交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属行政主管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巫卫红应当向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巫卫红请求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单位为其补交1999年6月至今的社会养老保险，属行政主管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应当向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综上所述,巫卫红请求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一次性赔偿巫卫红工资收入损失并加付赔偿费用797028.75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26425.25元，补交住房公积金的诉讼请求超过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四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巫卫红的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双方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除“1998年10月，原告到被告单位工作”应纠正为“1998年1月，原告到被告单位工作”之外，其他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对巫卫红关于2006年7月至2016年2月的工资收入损失，及加付赔偿费用159405.75元的请求，本院认为，首先，2010年，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与巫卫红签订《协议》，双方就解除劳动合同的相关事项包括社保关系转移、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承诺在法律规范范围内放弃互相追索赔偿权利等内容上达成了一致意思表示，协议第三条约定“乙方（巫卫红）确认本协议内容是与甲方（联通公司河池市分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全部条件”，《协议》有双方的签章认可，即该《协议》足以证实双方于2010年5月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双方劳动关系因解除而终止。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及第三款“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的规定，巫卫红于2016年3月提出仲裁申请，请求支付2006年7月至2009年6月的工资收入损失及加付赔偿费用超过仲裁时效，应当不予支持。其次，2009年6月联通公司河池市分公司以巫卫红严重违反财务纪律和公司规章作出《关于解除巫卫红劳动合同的决定》（河池联通人力字[2009]22号）并送达给巫卫红之后，巫卫红不再为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提供劳动，故巫卫红请求支付2009年7月至2016年2月的工资收入损失及加付赔偿费用部分没有事实依据，应当不予支持。第三，巫卫红上诉称，其2015年11月收到南丹县人民检察院对其挪用公款一案作出的《撤销案件决定书》后才知道自己的行为未构成挪用公款罪，才知道联通公司河池市分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违法，才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故仲裁时效应从2015年11月起算，上诉人2016年3月提出仲裁未超过时效。对巫卫红该主张本院认为，巫卫红对自己是否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是否违法犯罪，以及巫卫红对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行为、单位对其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是否侵害了自己的权利，应当具有主观认知能力，如巫卫红认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不当，应当自与单位签署《协议》之日起主张权利，而不应以检察机关是否撤销案件来决定其意识能力，故对巫卫红关于其2015年11月收到南丹县人民检察院对其挪用公款一案作出的《撤销案件决定书》后才知道自己权利收到侵害的主张，不予支持。
对巫卫红关于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126425.25元（工作时限从1998年1月计至2009年6月）的请求，本院认为，结合前述分析，2009年6月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作出解除决定后，巫卫红与单位就解除事宜进行协商，并于2010年5月达成关于劳动合同解除的《协议》，双方劳动关系终止，如巫卫红认为解除行为不当或《协议》存在欺诈、胁迫或显失公平的情形，应当自2010年5月起一年内申请仲裁请求撤销解除决定及《协议》，巫卫红于2016年3月提出仲裁申请，期间又不存在仲裁时效中断或中止的的情形，故巫卫红关于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126425.25元的请求超过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
对巫卫红关于补缴2006年7月至今的住房公积金的请求，本院认为，2010年5月联通公司河池市分公司、巫卫红签订关于劳动关系解除的《协议》后，双方劳动关系终止，巫卫红亦于2010年6月支取了其在联通公司河池市分公司工作期间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本息，巫卫红亦不再向联通公司河池分公司提供劳动，故巫卫红请求联通公司河池市分公司补缴劳动关系终止后的住房公积金没有事实依据，如巫卫红认为联通公司河池市分公司在其工作期间未替其缴足应缴的住房公积金，也应当在2010年5月起一年的仲裁时效内向公司提出主张，但巫卫红并未提起，故对巫卫红关于补缴住房公积金的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对巫卫红关于补缴2008年1月至2016年6月的社会保险费的请求，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条“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的，可以加收滞纳金”的规定，用人单位因未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劳动者主张要求补缴社会保险费的请求，或已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但还欠缴社会保险费或未按规定的工资基数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要求予以补缴的请求，均属行政主管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故巫卫红关于补缴社会保险费的请求应向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
综上所述，巫卫红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巫卫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韦 媛
审 判 员 张桂生
代理审判员 蓝苑榕
二〇一七年四月××日
书 记 员 梁 捷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