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37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中联煤炭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潼南县江北新城春阳街379号，组织机构代码77175926-9。
法定代表人：熊靖韬，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中举，重庆志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桐梓县夜郎镇吉安煤矿，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夜郎镇华峰村，组织机构代码78546860-6。
负责人：文德全，该煤矿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永璧，重庆永登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重庆中联煤炭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公司）与被上诉人桐梓县夜郎镇吉安煤矿（以下简称吉安煤矿）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26日作出（2013）南法民初字第00482号民事判决，中联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8月1日至2009年7月20日期间，吉安煤矿以加盖其公章或财务章的形式出具《綦江县川黔煤炭联营开发公司过磅单》共计284份（部分过磅单未加盖印章），过磅单上载明发货单位为“吉安”、“吉安煤矿”或“吉安矿”，货物名称为“煤”或“原煤”，并注明了重量、车号及驾驶员，文联斌等人在“开票员”处签字，陈清维、刘宗鑫、施贵林、胡定强、吴永沛、何文福、杨锦亚、陈陆林等人在“过磅员”处签字（其中陈清维签字居多），徐崇成、施贵林、刘宗鑫、何文福、杨锦亚等人在收货人处签字（其中徐崇成签字居多）。
2008年9月至2010年5月期间，吉安煤矿向桐梓县煤焦税费统一征收办公室（下称征收办公室）缴纳了原煤税费463567元，征收办公室出具《贵州省行政事业单位内部结算票据》6张，其中载明的煤炭数量为7982.10吨。本案诉讼过程中，中联公司于2013年4月27日向征收办公室发出《询证请求函》，请求核实上述票据的真实性及缴费单价的标准，并询问在桐梓县煤矿生产的煤炭销售出省还需缴纳何种费用等问题。征收办公室于2013年5月答复：上述票据为桐梓县煤炭产品税费征收专用凭证；58.07元／吨是指原煤税费合计费用；贵州省境内煤矿生产的煤炭销售出省，必须缴纳价格调节基金。
2010年11月5日，中联公司向南岸区法院起诉，要求綦江煤炭公司偿还煤炭货款3675194.30元并支付利息，该院以（2010）南法民初字第4868号立案受理。该案审理过程中，綦江煤炭公司举示过磅单295份（含本案争议的284份），拟证明其向中联公司发送原煤5475.67吨，中联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系綦江煤炭公司送货。本案证人徐崇成、陈清维均在该案中出庭作证，证实二人在2008年8月至2009年7月期间分别负责为运送至中联公司岔滩货场的煤炭收煤签字和称重计量。该院于2011年6月9日就该案作出民事判决，认定陈清维、徐崇成作为中联公司岔滩货场员工为中联公司计量、收货，但认为无法证实其收取煤炭的来源及是否系綦江煤炭公司向中联公司发送，上述过磅单与该案当事人无关，故支持了中联公司请求的货款。綦江煤炭公司上诉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0月10日作出（2011）渝五中法民终字第3898号民事判决，认定上述295份过磅单系綦江煤炭公司出具，吉安煤矿和华山煤矿系送货方，故对綦江煤炭公司主张的华山煤矿和吉安煤矿代其向中联公司发送原煤5475.67吨的事实未予采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1年11月14日，重庆市綦江县人民法院就綦江煤炭公司诉中联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1）綦法民初字01900号民事判决，认定岔滩货场面积为6097.30平方米，系綦江煤炭公司所有，中联公司从2008年6月起先后在吉安煤矿等处收购煤炭放在该货场上，綦江煤炭公司与中联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租赁关系，中联公司再将该货场交给赶水公司经营，判决中联公司向綦江煤炭公司支付岔滩货场使用费（从2008年8月1日至2011年3月31日止，按使用货场面积6097.30平方米计算）。中联公司上诉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16日作出（2012）渝五中法第00603号民事判决，维持了原判。中联公司申请再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17日作出（2012）渝高法民申字第01384号民事裁定，驳回再审申请。此后，綦江煤炭公司又先后两次起诉要求中联公司支付2011年4月1日之后的岔滩货场使用费，生效判决均认定中联公司向綦江煤炭公司整体租用岔滩货场的事实。在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本案证人陈清维也多次出庭作证，其证言均被采信，其身份亦被确认为中联公司岔滩货场负责人或中联公司工作人员。
另查明：吉安煤矿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文德全。2008年6月30日，文德全与中能公司签订《矿山资产转让合同书》，约定文德全将吉安煤矿矿山资产67%的份额转让给中能公司。2010年8月10日，中能公司向文德全发出《关于终止〈矿山资产转让合同书〉的通告》，载明：从2010年8月11日起，终止上述《矿山资产转让合同书》的履行。2010年10月25日，文德全向中能公司发出《关于解除〈矿山资产转让合同书〉的函》，载明：终止双方合作关系，解除上述《矿山资产转让合同书》。
川黔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文德全，于2000年10月12日被吊销营业执照。綦江煤炭公司的股东为文德全、周成珍、文仁国、文仁兰、文仁涛，其中，周成珍系文德全的配偶，其他三人系文德全之子女。赶水公司原股东为文德全等13人，法定代表人为文德全。2008年6月30日，文德全以赶水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授权代表人身份与中能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赶水公司91%的股权转让给中能公司。2008年7月15日，赶水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将股东变更为文德全和中能公司。
2013年10月9日，重庆市綦江区社会保险局养老保险科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兹有陈清维同志（身份证号码××，已由赶水公司在綦江社保局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时间2008年10月至今。另据陈清维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信息表显示，其自1994年起在綦江县赶水矿产有限公司缴纳养老保险。此外，根据中联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在若干费用报销单上（2008年8月以后）载明，主管为文德全，领款人为陈清维、徐崇成等；在2009年1月、2010年1月的两份结算单上，供货方为吉安煤矿，收货方赶水公司，陈清维在“收货单位经办人”处签字；2008年9月1日至2010年5月10日期间，赶水公司的若干工资表领款人处签有“陈清维”、“徐崇成”字样。
庭审中，中联公司称其与中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熊靖韬，虽中能公司收购赶水公司并持股91%，但出资人为中联公司。吉安煤矿负责人文德全称中能公司受让赶水公司股权后，文德全应中联公司要求，从2008年8月1日起在赶水公司经营的岔滩货场负责管理至2010年底。中能公司的具体事务均由中联公司处理，岔滩货场的财务一直是中联公司自己派人管理，工资也是由中联公司自己在发。
再查明：根据吉安煤矿举示的2008年7月至12月期间，位于吉安煤矿附近的藻渡公司、桐梓县昌泰煤炭有限公司、綦江县龙昌煤炭、綦江县长宏煤业有限公司以及綦江煤炭公司、赶水公司等开具的若干增值税专用发票显示，原煤单价从278.76元至442.48元不等。经该院释明，吉安煤矿明确表示，因其规划小，生产的煤炭较少，主要供给中联公司，现无法提供同时期其自身向第三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吉安煤矿一审诉称：其系由文德全个人独资开办的非法人企业，文德全享有对企业财产的处分权。2000年3月，文德全及其家庭成员为股东共同设立了重庆綦江煤炭实业公司（下称綦江煤炭公司）。2007年6月至2009年9月，中联公司向綦江煤炭公司共13次支付款项1250余万元购煤并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为组织货源，綦江煤炭公司将吉安煤矿的煤炭调往中联公司所租用的綦江区赶水镇岔滩火车站专用线货场（下称岔滩货场）交付中联公司。中联公司负责货场的经办人员在吉安煤矿的过磅单上签字进行了确认。2008年8月至12月，吉安煤矿共发送煤炭4910.87吨，按当时当地市场价格每吨442.48元计算，价款为2172961.763元。2009年1月7日，发送564.8吨，按当时当地单价350.43元计算，价款为197922.86元。两年共计发送煤炭的价款为2370884.62元。2010年10月，中联公司在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綦江煤炭公司返还尚未供货的余款。审理过程中，綦江煤炭公司法定代表人文德全即吉安煤矿负责人提出吉安煤矿供煤部分，中联公司未计算在内，应予一并计算得出实欠中联公司款项，但中联公司以过磅单上载明的发货方为吉安煤矿为由拒绝一并计算。2011年6月9日，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采纳了中联公司的理由，未将吉安煤矿发送5475.67吨煤炭款计入綦江煤炭公司的供煤数量。綦江煤炭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判决维持原判。吉安煤矿认为，其与綦江煤炭公司虽然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同的主体，但事实上两者均为吉安煤矿负责人及其家庭成员开办，綦江煤炭公司为了履行向中联公司供货的义务，统一调配其家庭成员开设的各企业的货源，一并计入綦江煤炭公司的供煤数量，吉安煤矿在其处分权范围内表示同意，亦在情理之中。如中联公司同意一并计算品迭其预付煤款，可以减少诉累。然而中联公司以不同的供货主体为由拒绝品迭，其理由在法律上虽正当，但并不表明中联公司收到吉安煤矿供货后可不付款。故吉安煤款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中联公司支付煤款2370884.62元及利息（从2009年1月7日起，以所欠煤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中联公司承担。
中联公司辩称：中联公司与吉安煤矿不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中联公司也未收到吉安煤矿生产的煤炭。双方无书面合同，也未约定煤炭质量标准、单价，亦无煤炭的检验报告、品质报告，吉安煤矿所述双方存在煤炭买卖合同违背交易惯例和生活逻辑。吉安煤矿不能证明其向中联公司出售了相应数量的煤炭。此外，吉安煤矿位于贵州省，并未按当地规定缴纳“出关费”，根本未将煤炭运到重庆。请求驳回吉安煤矿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吉安煤矿是否向中联公司提供了煤炭；二、煤炭的数量及价格如何确定。
一、关于第一个焦点。吉安煤矿举示的过磅单中，大部分有陈清维、徐崇成二人签字。生效判决已认定陈清维、徐崇成系中联公司员工，岔滩货场系中联公司向綦江煤炭公司整体租赁，再交给赶水公司经营，陈清维、徐崇成在岔滩货场分别负责计量、收货。生效判决还认定中联公司从2008年6月起先后在吉安煤矿等处收购煤炭放在岔滩货场。陈清维、徐崇成在本案中当庭作证时亦陈述收煤后存放在岔滩货场。基于此，该院认定陈清维、徐崇成签字之过磅单所记载的煤炭属中联公司收货，吉安煤矿与中联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关于中联公司抗辩陈清维、徐崇成系赶水公司员工，并非中联公司员工的问题。中能公司经中联公司出资成为赶水公司大股东后，中联公司实际控制赶水公司，而岔滩货场由赶水公司经营，并不排除陈清维、徐崇成名义上仍由赶水公司缴纳保险、发放工资，但实际已是中联公司工作人员的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但中联公司举示的证据并不足以推翻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该院对其抗辩不予采信。中联公司另抗辩吉安煤矿未在贵州省缴纳价格调节基金，但是否缴纳该费用并不影响吉安煤矿实际已向中联公司提供煤炭的事实，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二、关于第二个焦点。煤炭数量应以过磅单记载为准。其中，凡是由陈清维和徐崇成经手的，应予确认。施贵林、杨锦亚、刘宗鑫、何文福、陈陆林、吴永沛分别与陈清维或徐崇成在过磅单上共同签过字，且陈清维、徐崇成在证言中也陈述该六人在进行倒班过磅或收货，故该六人签字的过磅单亦应确认。因此，该院认定吉安煤矿举示的284份过磅单均系向中联公司供货，共计5475.67吨。关于煤炭价格。吉安煤矿主张以位于其附近的煤矿同时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格为标准，2008年部分按每吨442.48元计算，2009年部分按每吨350.43元计算。该院认为，原煤因品质不同，单价存在客观差异，吉安煤矿举示的发票载明的原煤单价从278.76元至442.48元不等，但无法斟别其自身生产的原煤与上述何种案外原煤在品质上较为接近，且经该院释明后，吉安煤矿明确表示无法提供同时期其自身向第三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故该院酌情以上述最低单价即278.76元认定吉安煤矿原煤单价，煤款共计1526397.76元。综上所述，该院认为，吉安煤矿与中联公司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吉安煤矿向中联公司提供煤炭后，中联公司未支付货款，应承担违约责任。吉安煤矿主张煤款2370884.62元，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该院酌情支持1526397.76元。吉安煤矿另请求从2009年1月7日起计算利息，因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该院认为从本案立案之日起一个月后（即2012年11月16日）开始计算资金占用损失较为合理。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九条之规定，判决：一、重庆中联煤炭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桐梓县夜郎镇吉安煤矿支付煤款1526397.76元，并以此为基数，从2012年11月1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赔偿资金占用损失；二、驳回桐梓县夜郎镇吉安煤矿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767元，由桐梓县夜郎镇吉安煤矿负担9177元，重庆中联煤炭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6590元（此款已由桐梓县夜郎镇吉安煤矿垫付，重庆中联煤炭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给桐梓县夜郎镇吉安煤矿）。
中联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所提出的主要理由为：一、陈清维系华山煤矿负责人文德全妻兄的儿媳，受文德全派遣和安排，中联公司从未承认陈清维系该公司员工。二、一审以（2010）南法民初字第4868号为依据认定陈清维、徐崇成为中联公司员工实属错误。中联公司已提供陈清维的社保单及基本养老个人账户信息，陈清维、徐崇成的个人报账单，赶水公司的工资表来证明该二人不是中联公司员工；一审引用来认定陈清维、徐崇成身份的生效判决（2013）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0654号、第03133号已由高院立案再审，且该二人确认劳动关系的劳动争议案也仍在綦江法院审理中。三、一审有意回避吉安煤矿未缴纳煤炭调节基金及省外交易税金，不可能有煤炭销售到贵州省外的事实。四、吉安煤矿与中联公司之间的行为，不符合煤炭交易的市场行为和惯例。五、一审认定煤炭价格278.76元／吨于法无据。
吉安煤矿答辩称，本案是由（2010）南法民初字第4868号案件衍生而来。与本案有关的所有生效判决均确认岔滩货场系綦江县煤炭实业有限公司所有，中联公司从2008年8月起至今对该货场存在事实上的租赁关系。尽管中联公司对部分判决已提起再审，但只要未经再审改判，一审依据上述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作出裁判都是正确的。陈清维、徐崇成在（2010）南法民初字第4868号案中的证词与本案一致，该案认定了该二人是中联公司员工，中联公司在该案的二审表示对一审认定事实无异议，现又反悔，属无理缠诉。吉安煤矿有过磅单、贵州省行政事业单位内部结算票据足以证明有销售煤炭的事实。关于煤炭价格，中联公司并未提供相反的价格依据。综上，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二审中，中联公司举示（2013）渝高法民申字第01405号、第01407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陈清维、徐崇成不是该公司员工。吉安煤矿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中联公司举示綦江县赶水矿产有限公司岔滩煤坪煤炭收进发出统计表复印件18张，拟证明陈清维系赶水矿产有限公司员工并代表其工作。吉安煤矿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赶水公司的公章在中能公司处，而中能公司与中联公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该证据是原件，也可能是现在制造的，同时该证据已过举证期限。中联公司举示2010年8月23日、11月4日的函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中联公司、中能公司与吉安煤矿并未就终止履行矿山转让合同达成一致。吉安煤矿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是中能公司发给吉安煤矿的函，与本案无关。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5月5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渝高法民申字第01405号、第0140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提审（2013）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0654号、第03133号案件，并中止该两案原判决的执行。
二审审理中，中联公司陈述：中联公司和中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都是熊靖韬，二公司的资料都是混同的，且中联公司实际控制中能公司。吉安煤矿与中联公司均认可：从2008年6月30日起，中能公司就控股赶水公司91%的股份，同日控股华山煤矿67%的股份；赶水公司资料已移交中能公司。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吉安煤矿是否向中联公司供应煤炭；二、煤炭的价格。现分述如下：
一、吉安煤矿是否向中联公司供应煤炭的问题。吉安煤矿举示了有徐崇成或陈清维签字的284张过磅单，证明其向中联公司供应煤炭5290.17吨，中联公司以该二人系由赶水公司缴纳社保、发放工资，故该二人不能代表中联公司收取煤炭为由，否认其收取吉安煤矿供应的煤炭的事实。本院认为，由于已有生效判决认定：岔滩货场系中联公司向綦江煤炭公司整体租赁，再交给赶水公司经营；中联公司从2008年6月起先后在吉安煤矿等处收购煤炭放在岔滩货场；徐崇成、陈清维系岔滩货场的员工，负责计量、收货。同时，从2008年6月起，中能公司就控股赶水公司91%的股份，而中联公司又陈述中能公司实际由其控制。而陈清维出庭作证的证言也与上述事实相印证。故即使徐崇成、陈清维名义上仍由赶水公司缴纳社保、发放工资，也不影响该二人是代表中联公司在岔滩货场收货的工作性质。吉安煤矿举示的284张过磅单上加盖有吉安煤矿财务专用章，同时，该张过磅单上均有徐崇成签字，另有刘宗鑫或陈清维签字。故该284张过磅单上记载的5290.17吨煤炭应为吉安煤矿供应给中联公司的煤炭。另外，虽然（2013）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0654号、第03133号案已由高院立案再审，但至今并未有相关生效判决被撤销，故中联公司以此来否认徐崇成、陈清维身份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二、煤炭的价格问题。吉安煤矿举示的，位于其附近的煤矿同时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的原煤单价从278.76元至442.48元不等，一审法院酌情以最低单价认定吉安煤矿原煤单价，已经考虑了原煤品质不同、单价存在差异的客观情况，并将无法提供同时期其向第三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利法律后果分配给了吉安煤矿，因此一审法院按照最低价格确认双方煤炭的成交价格并无不妥。中联公司认为一审认定煤炭价格278.76元／吨于法无据，但并未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中联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案件受理费25770元，由上诉人重庆中联煤炭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员 严永鸿
代理审判员 唐舒楠
代理审判员 邓筱茜
二〇一四年十月九日
书 记 员 程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