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5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志鸿，男，汉族，1973年9月22日出生，住武汉市。
委托代理人：李自花（系上诉人徐志鸿之妻），汉族，1974年10月5日出生，住武汉市。
委托代理人：胡穆，湖北炽升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普天通信设备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华师科技园2栋1楼。
法定代表人：宋绍曾，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赵巍，该公司员工，一般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杨洋，湖北元本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上诉人徐志鸿与上诉人武汉普天通信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均不服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4）鄂武东开民二初字第003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案件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4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徐志鸿的委托代理人李自花、胡穆，上诉人武汉普天通信设备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洋，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1996年7月，徐志鸿大学毕业后进入武汉普天通信设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天通信公司）工作，双方签订了起始期限为1996年7月1日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1997年7月后，徐志鸿先后担任普天通信公司团委负责人、团委副书记等。自2002年1月起，徐志鸿兼任总裁办主任助理。2003年6月，徐志鸿被安排到贵阳普天通信设备厂挂职锻炼一年，担任该厂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和工会负责人。2004年10月，徐志鸿被安排到武汉普天洲际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担任党支部书记。2006年7月，徐志鸿被任命为普天通信公司综合管理部副总经理，并一直任职到2009年2月。之后，徐志鸿经普天通信公司安排，到该公司下属的湖北普天电池有限公司蔡甸分公司担任副总经理。2010年11月底，徐志鸿担任该蔡甸分公司总经理。
2011年4月，因国家对涉及环保产业进行重大调整，湖北普天电池有限公司蔡甸分公司被撤厂，徐志鸿实际未能继续任职，但普天通信公司并未出具调整徐志鸿职务或岗位的书面决定或通知。同年年底，湖北普天电池有限公司蔡甸分公司被整体搬迁至湖北省仙桃市，但徐志鸿明确表示不愿意去仙桃任职。2012年1月起，普天通信公司将徐志鸿的工资进行了调整，将应发工资由每月4000余元调整为每月2000余元。2011年6月至2012年3月期间徐志鸿领取工资（应发数）的情况分别为：4330元、4330元、4330元、4210元、4150元、4150元、4222元、4222元、2529元和2520元。2012年4至8月，徐志鸿的月应发工资均为2610元。因徐志鸿不愿去仙桃任职，希望能在普天通信公司武汉总部安排岗位，但普天通信公司暂时未能为其安排合适的岗位，因此，2012年9月份后，徐志鸿开始待岗。期间，徐志鸿多次通过短信等方式与普天通信公司相关负责人员等进行沟通，但未能安排到合适的岗位。普天通信公司曾给徐志鸿安排设备管理岗位，但徐志鸿未予接受。之后，徐志鸿未再回普天通信公司上岗。
自2012年9月起，徐志鸿拿的是待岗工资（每月生活费800元）。其中，2012年9月至2013年2月，扣缴社保等费用后，徐志鸿每月实际领取329.5元的生活费（徐志鸿主张前述领取生活费的期间为2012年10月至2013年3月，事实上是当月发放上个月的生活费或工资）；2013年3至5月，徐志鸿每月实际领取的生活费为93.5元；2013年6月，徐志鸿实际领取的生活费为295.3元。2013年7月后，普天通信公司停发了徐志鸿的生活费。2013年11月起，普天通信公司停办了徐志鸿的社会保险。2014年3月，徐志鸿得知普天通信公司与其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但其直到2014年4月16日才拿到书面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2014年6月3日，徐志鸿以要求普天通信公司支付未足额发放的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年休假工资及补发生活费等为由，向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2014年7月17日，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武劳人仲裁字（2014）第136号仲裁裁决：一、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被申请人（即普天通信公司，以下同）一次性向申请人（即徐志鸿，以下同）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5905.63元；二、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向申请人支付2013年7至9月期间停发的生活费2400元，申请人返还被申请人2013年7至11月期间为其垫付的应由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三、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后徐志鸿对该仲裁裁决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由普天通信公司向徐志鸿支付2012年1月至2012年9月少发的工资差额13950元、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45250元、补发2013年7至9月待岗期间停发的生活费2730元、补发2012年10月至2013年6月少发的生活费5696.5元；2、由普天通信公司依法为徐志鸿办理申领住房公积金（含2006年3月份之前公司和个人已缴纳的住房公积金、2006年3月之后个人已交但被公司暂时挪用的住房公积金）手续；3、由普天通信公司承担案件诉讼费用。
原审另查明，2013年9月12日，徐志鸿向普天通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发短信。表达了希望普天通信公司为其提供合适的岗位，让其继续报效普天通信公司的愿望，同时表明，如果普天通信公司暂时无法为其提供合适的岗位（机遇），其愿意主动辞职等。同年9月16日，徐志鸿短信委托其同事为其办理辞职手续。当天，其同事代为办理了辞职手续，普天通信公司以个人辞职为由开具了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但在原审庭审中，徐志鸿否认上述短信委托的效力。
原审还查明，普天通信公司系武汉普天电源有限公司的子公司。2012年3月20日，武汉普天电源有限公司召开工会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包括员工奖惩实施细则在内的三项制度。2013年6月4日，武汉普天电源有限公司再次召开工会委员会扩大会议，并讨论通过了包括员工待岗管理暂行办法等三个附件在内的员工转岗配套管理暂行办法。其中，员工奖惩实施细则第18-7条规定，不服从工作安排和调动、指挥，或无理取闹，影响工作秩序的，视为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公司可予以解除劳动合同；第18-22条规定，公司调派工作时，无故拒绝接受的，视为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公司可予以解除劳动合同。员工待岗管理暂行办法第9-2-1条规定，在待岗期间不服从公司管理，拒绝工作安排达二次的，公司可予以解除劳动合同。
原审再查明，2013年9月9日，武汉普天电源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向该公司人力资源部发出关于对徐志鸿等处理意见的回复。表示经工会委员会扩大会讨论，同意对徐志鸿等的处理意见等。同年9月24日，普天通信公司下发关于对徐志鸿等的处理决定（司内人（2013）6号），表明徐志鸿在待岗期间，拒绝接受公司工作安排和管理，其行为已违反公司相关管理规定，故决定对徐志鸿作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等。2014年1月14日，普天通信公司发出通知，表明下列人员已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人力资源部已依据相关政策为其申报失业险并获批，请下列人员于2014年1月24日前到公司人力资源部领取失业保险金申领登记表，并到社保部门办理养老保险接续及失业险领取等手续。通知所附的解除合同人员名单中有徐志鸿。在审理过程中，普天通信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于2014年4月16日即徐志鸿拿到书面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之前已将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送达给了徐志鸿。
2014年4月16日，为方便徐志鸿办理失业保险金申领手续，普天通信公司为徐志鸿出具了一份证明材料。该材料载明，徐志鸿原系该公司员工，公司于2013年9月24日解除其劳动合同，因其长期与公司失去联系，公司无法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等相关文件向其送达，后经多方打听取得联系，其于2014年4月16日到达公司领取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和失业险登记表等。
自2011年12月1日起，武汉市失业人员失业保险金标准调整为每月770元；自2013年9月1日起，武汉市失业人员失业保险金标准调整为每月910元。
原审法院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有四：一是普天通信公司是否应向徐志鸿支付2012年1至9月少发的工资差额13950元的问题；二是普天通信公司是否应向徐志鸿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45250元的问题；三是普天通信公司是否应向徐志鸿支付2013年7至9月生活费2730元及2012年10月至2013年6月少发的生活费5696.5元的问题；四是徐志鸿的请求是否超过了仲裁申请时效和诉讼时效的问题。
关于普天通信公司是否应向徐志鸿支付2012年1至9月少发的工资差额13950元的问题。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普天通信公司与徐志鸿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未明确限定徐志鸿的工作岗位和工资数额。同时，结合徐志鸿的工作经历和工资变化等情形可知，普天通信公司有权根据其实际情况调整徐志鸿的工作岗位和工资水平，如无违法等特殊情形，徐志鸿应服从普天通信公司对其所作出的相关工作管理。在2012年1月份之前，徐志鸿的月工资之所以为4000余元，是因为其在湖北普天电池有限公司蔡甸分公司担任副总经理或总经理。之后，因该蔡甸分公司撤厂，徐志鸿又明确表示不愿意去仙桃继续任职，客观上已无法继续履行该分公司副总经理或总经理的职务。职位发生调整后，普天通信公司相应将徐志鸿的月工资由4000余元调整为2000余元，并无不当。因此，徐志鸿有关要求普天通信公司按4000余元（或4150元）的标准为其补足2012年1至9月少发的工资差额13950元的诉讼请求，没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普天通信公司是否应向徐志鸿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45250元的问题。从待岗期间普天通信公司曾给徐志鸿安排设备管理岗位，但其未予接受，以及徐志鸿于2013年9月12日向普天通信公司法定代表人所发短信的内容可知，徐志鸿当时已初步了解公司欲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的意图，徐志鸿也开始产生主动辞职的想法。虽然之后普天通信公司以徐志鸿不服从公司工作安排和管理等为由，通过工会委员会扩大会议于2013年9月24日决定解除与徐志鸿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但结合普天通信公司于2013年9月16日曾以徐志鸿个人辞职为由出具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看，两份解除劳动合同决定的事由是自相矛盾的。同时，虽然徐志鸿否认其同事代为辞职所产生的效力，但其并未否认曾通过短信委托其同事代为辞职的事实。综上可知，徐志鸿与普天通信公司就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是一致的，双方客观上形成了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结果，只是未就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达成书面一致意见，这也是导致本案双方当事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结果呈现两种不同方式的一个主要原因。鉴于上述事实，虽然普天通信公司通过工会委员会扩大会议作出的解除徐志鸿劳动合同关系的决定依据不足，且该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于2014年4月16日前一直未能完成送达，但因在此之前双方当事人事实上已就解除劳动合同达成一致，故上述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决定和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均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双方当事人实质上属于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因此，对徐志鸿有关要求普天通信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4525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但普天通信公司依法应向徐志鸿支付经济补偿金，且徐志鸿离职前一年的月平均工资数额应以其领取待岗生活费前即最后在岗的一年期间的应发工资数额为准进行计算。经该院核实，徐志鸿离职前一年的月平均工资数额为3254.4元。
关于普天通信公司是否应向徐志鸿支付2013年7至9月生活费2730元及2012年10月至2013年6月少发的生活费5696.5元的问题。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在待岗开始后至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之前，普天通信公司均应按规定向徐志鸿支付待岗工资（生活费）。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普天通信公司于2013年7月份起停发了徐志鸿的待岗工资（生活费），而双方于2014年9月底解除劳动合同，因此，2013年7至9月期间的生活费，普天通信公司应向徐志鸿发放。对徐志鸿有关要求普天通信公司向其支付2013年7至9月生活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湖北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暂行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分别规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经费包括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为其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且基本生活费标准略高于当地失业救济标准等。2013年7至8月，武汉市失业人员失业保险金标准为每月770元，2013年9月1日后才调整为910元。普天通信公司按每月800元支付生活费，在2013年8月份之前并不低于相关标准。因此，徐志鸿要求2013年7至8月份每月按910元的标准发放生活费，没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2013年7至9月，普天通信公司应向徐志鸿支付生活费2510元（800元×2＋910元）。对于2012年10月至2013年6月期间（实际应为2012年9月至2013年6月期间，因徐志鸿仅主张2012年10月至2013年6月期间的生活费，故以徐志鸿的主张为准）的生活费，普天通信公司均应按每月800元的标准为徐志鸿补足。经核实，该期间少发的生活费为4976.7元（800元×9－329.5元×5－93.5元×3－295.3元）。
关于徐志鸿的请求是否超过了仲裁申请时效和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三）项规定，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产生的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争议，劳动者能够证明用人单位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的，用人单位承诺支付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劳动者不能证明的，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依照该规定，本案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日，即为2013年9月底。徐志鸿于2014年6月3日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并于2014年7月30日提起诉讼，其请求未超过仲裁申请时效和诉讼时效。因此，对普天通信公司有关徐志鸿的请求已超过仲裁申请时效和诉讼时效的主张，不予支持。
此外，关于申领住房公积金的问题，因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范围，故不予处理。对于徐志鸿2013年7至11月期间办理的社会保险中应由个人缴纳的费用的问题。因劳动争议仲裁裁决确定由徐志鸿向普天通信公司返还垫付的社会保险费用后，徐志鸿在诉讼请求中并未就此提出异议或主张，故认定2013年7至11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中应由个人缴纳但由普天通信公司垫付的费用，徐志鸿应向普天通信公司返还。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二）项、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参照《湖北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暂行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普天通信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徐志鸿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6952元（3254.4元×17.5）；二、普天通信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徐志鸿支付2013年7至9月期间的生活费2510元；三、普天通信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徐志鸿支付2012年10月至2013年6月期间未足额发放的生活费4976.7元；四、徐志鸿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普天通信公司返还2013年7至11月期间，普天通信公司为徐志鸿垫付的应由其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五、驳回徐志鸿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普天通信公司负担。
上诉人徐志鸿与上诉人普天通信公司均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徐志鸿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并由普天通信公司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其上诉的事实与理由为：一、普天通信公司与徐志鸿解除劳动合同明显违法，应当向徐志鸿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普天通信公司没有与徐志鸿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事由。普天通信公司制定的规章制度、奖惩条例未经法定程序，内容亦不合法律规定，依法不具备法定效力。即使徐志鸿违反了公司劳动纪律或者规章制度、普天通信公司有权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普天通信公司也应当依法定程序与其解除，否则属解除程序违法，依法也应当认定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原审庭审中，普天通信公司提供的告知工会并取得工会同意的书面意见明显属于事后伪造。徐志鸿到现在也没有收到普天通信公司任何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及解除劳动合同书面证明。因此普天通信公司解除与徐志鸿的劳动合同程序不合法。是一种违法解除。二、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极其牵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实属事实认定错误。原审庭审过程中，普天通信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表明要和徐志鸿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意图，更没有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实际行动。原审法院仅靠徐志鸿发送的一条短信来认定徐志鸿提出要同事代为办理辞职手续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最终还形成了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双方对解除劳动合同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但普天通信公司的处理决定及停发工资、停交社保却己构成了违法解除的事实。原审审理过程中，普天通信公司也一直是以徐志鸿违反劳动规章制度的事由与徐志鸿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并未以双方协商一致的事由来确认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三、普天通信公司减少徐志鸿的劳动报酬无法律依据，应当依法补发。劳动合同中虽未明确限定徐志鸿的工作岗位和工资数额，但劳动合同却得到了实际的履行，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和工资数额应是双方所认可的，非经双方协商一致不得随意变更。另外，调薪时间是2012年1月份，徐志鸿表示不去仙桃上班是在2012年7、8月份。降工资时蔡甸分公司并未撤厂，蔡甸分公司上班员工中除徐志鸿外所有人的工资均未变，只有徐志鸿的工资变低了。因此，普天通信公司应当支付2012年1月至2012年9月少发的工资差额l3950元。四、原审判决第四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要求二审法院更正。五、原审法院认定的有些事实也不尽清晰和详尽。原审查明的“待岗期间普天通讯公司曾给徐志鸿安排设备管理岗位，但其未予接受”，此表述不全面，一是双方是以朋友身份QQ聊天，并非正式的工作安排，二是即使工作安排，设备管理岗工作地点仍是仙桃，徐志鸿此之前已获领导同意，不去仙桃上班，再者劳动地点变更，劳动者也可以不接受。三是徐志鸿工作无任何差错也无不胜任工作情况，普天通信公司将徐志鸿从中层干部安排为设备管理员，可见普天通信公司安排工作无诚意。
上诉人普天通信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徐志鸿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并由徐志鸿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其上诉的事实与理由为：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普天通信公司与徐志鸿于2013年9月16日已解除劳动合同，非原审法院认定的2014年9月。2013年9月12日，徐志鸿已向普天通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发短信，表达其愿意主动辞职的意愿，2013年9月16日，得到普天通信公司批准。该行为系徐志鸿主动辞职。普天通信公司不应向徐志鸿支付经济补偿金。原审法院在原判决书第10页认定徐志鸿离职为2013年9月，另在原判决书第10页却认定徐志鸿离职为2014年9月，显系自相矛盾。徐志鸿为享受失业保险待遇，要求普天通信公司于2014年9月24日出具与其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为其办理失业保险所用。但该行为显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失业保险条例》规定的领取失业保险的条件，系无效行为，与徐志鸿主动离职并不矛盾。另原审法院计算的经济补偿金标准计算方法错误，并未按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二、原审法院审理程序及适用法律均有错误。1、徐志鸿并未要求确认其与普天通信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时间，原审法院擅自确认其与普天通信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时间，且确认时间互相矛盾，代替徐志鸿行使诉权，违反法院居中审判原则。2、徐志鸿在原审的诉讼请求为要求徐志鸿支付劳动合同赔偿金，并非为劳动合同补偿金，但在原审中，原审法院并未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也未行使释明义务，迳行对徐志鸿未予主张的诉讼请求予以裁判，违反了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定程序。3、原审法院适用《湖北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暂行办法》规定计算徐志鸿应发的生活费属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徐志鸿原审诉状及查明的事实，均表明徐志鸿于2012年9月起为待岗状态，待岗与下岗分不同的法律行为，原审法院据此计算徐志鸿少发放的生活费，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普天通信公司就徐志鸿的上诉答辩为：徐志鸿系主动离职，其无需支付赔偿金。普天通信公司未少发工资与生活费，公积金不属于法院审理范围。即使计算经济补偿金也应该按徐志鸿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计算。
徐志鸿就普天通信公司的上诉答辩为：普天通信公司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且一直没送达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
二审中，徐志鸿提交下列证据：1、徐志鸿与普天通信公司陈雄、叶金秀于2013年10月14日、2013年11月4日、2014年3月21日发送的手机短信记录，拟证明徐志鸿非被迫辞职，普天通信公司未与徐志鸿协商，在2014年3月21日徐志鸿不知晓被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2、司内人（2013）6号文（《关于对徐志鸿、李肖芳的处理决定》），拟证明徐志鸿未收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普天通信公司系单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3、司内人（2013）50号文，拟证明普天通信公司经营困难想裁员，且想逃避相应法律责任。对上述证据，普天通信公司质证意见为：证据1不属于新证据，不能达到徐志鸿的证明目的。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均不能达到徐志鸿的证明目的，徐志鸿系不按公司安排上岗而辞退，并非单方违法解除。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1形成于徐志鸿起诉之前，徐志鸿未能就该证据逾期提交说明正当理由，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的内容系普天通信公司以徐志鸿长期离岗不接受公司管理等为由，决定对徐志鸿解除劳动合同。该证据不能证明徐志鸿未收到解除通知，亦不能证明系普天通信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的内容为普天通信公司近几年连续亏损，员工作岗位减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并制定相应员工转岗办法。该文件不能证明普天通信公司想裁员及规避相应法律责任。故对该证据，本院亦不予采信。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普天通信公司应否向徐志鸿支付2012年1月至9月少发的工资差额13950元的问题。
首先，普天通信公司与徐志鸿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中并未明确限定徐志鸿的工作岗位和工资数额，其次，从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以及徐志鸿的工作经历等情形来看，普天通信公司有权根据其经营实际情况调整徐志鸿的工作岗位，并根据其工作岗位的情形调整其相应的工资水平。普天通信公司将徐志鸿的月工资由4000余元调整为2000余元，系因徐志鸿客观上已无法继续履行之前所任分公司副总经理或总经理的职务。从劳动者所付出的劳动成果与其劳动收入应对等的角度来看，普天通信公司根据徐志鸿的岗位变化对徐志鸿的工资予以相应调整，系企业行使自主权的行为，并无不当。故原审法院对徐志鸿有关要求普天通信公司按4000余元（或4150元）的标准为其补足2012年1至9月少发的工资差额1395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上诉人徐志鸿的该项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本案劳动关系因何解除的问题。
普天通信公司既以徐志鸿长期离岗，不服从公司管理而决定解除与徐志鸿的劳动关系，又以徐志鸿个人辞职为由出具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普天通信公司作出及主张的两种解除劳动关系事由相互矛盾。且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由普天公司向徐志鸿支付经济补偿金35905.63元后，普天公司并未就此提起诉讼，故应视为普天公司认可双方系协商解决劳动关系。同时，徐志鸿虽否认其同事代为辞职所产生的效力，但其并未否认曾通过短信委托其同事代为辞职的事实。从上述情形来看，普天通信公司与徐志鸿在徐志鸿的岗位调整上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均有解除劳动关系的意图，鉴于双方现均认可劳动关系已经解除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劳动关系系双方协商一致而解除并无不当。对于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应以普天公司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的时间为准，即2013年9月。徐志鸿虽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但在劳动关系解除为协商解除的情况下，普天通信公司仍应向徐志鸿支付经济补偿金。经济补偿金的支付，系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在工作期间无过错的情况下，于劳动关系终止时给予劳动者的补偿，其体现、考量的是劳动者为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成果及为用人单位所作的奉献。因此，原审法院按徐志鸿最后在岗的一年期间的应发工资数额为准计算经济补偿金并无不当。上诉人徐志鸿及上诉人普天通信公司就此项提出的上诉请求，均缺乏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
三、关于普天通信公司是否应向徐志鸿支付2013年7至9月生活费2730元及2012年10月至2013年6月少发的生活费5696.5元的问题。
普天通信公司于2013年7月份起停发了徐志鸿的待岗工资（生活费），而双方于2013年9月解除劳动合同，因此，徐志鸿所主张的2013年7至9月期间的生活费，普天通信公司应向徐志鸿发放。徐志鸿虽为待岗状态，但发放给其的待岗工资或生活费应满足于其基本生活保障，因此，原审法院参照《湖北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暂行办法》中的规定，计算普天通信公司应向徐志鸿支付2013年7至9月间的生活费2510元，支付2012年10月至2013年6月期间生活费4976.7元，并无不当。
四、对于申领住房公积金的问题。
住房公积金的申领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范围，故原审法院不予处理并无不当。对于徐志鸿2013年7至11月期间办理的社会保险中应由个人缴纳的费用的问题，因徐志鸿及普天通信公司在仲裁阶段均未就此提起仲裁请求，仲裁裁决后，徐志鸿不服仲裁裁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故人民法院对此项应不予审理。
综上，上诉人普天通信公司的上诉理由及请求均不能成立。上诉人徐志鸿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其有理部分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审判决实体处理有所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4）鄂武东开民二初字第0037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即“一、武汉普天通信设备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徐志鸿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6952元（3254.4元×17.5）；二、武汉普天通信设备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徐志鸿支付2013年7至9月期间的生活费2510元；三、武汉普天通信设备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徐志鸿支付2012年10月至2013年6月期间未足额发放的生活费4976.7元；五、驳回徐志鸿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撤销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4）鄂武东开民二初字第00374号民事判决第四项，即“四、徐志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武汉普天通信设备集团有限公司返还2013年7至11月期间，武汉普天通信设备集团有限公司为徐志鸿垫付的应由其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武汉普天通信设备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义林
审 判 员 周 靖
代理审判员 易齐立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胡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