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丰民初字第03666号
原告杨×1，女，1949年11月3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亚杰，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2，男，1954年9月20日出生。
被告杨×3，男，1952年8月2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曲贵军，北京市鼎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1与被告杨×2、杨×3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李异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1及其委托代理人张亚杰，被告杨×2及杨×2、杨×3的委托代理人曲贵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1诉称：原、被告系姐弟关系。母亲张淑敏于2006年12月7日去世，父亲杨×4于2013年12月11日去世，二老的父母均已去世。二老共有子女三人，分别为长女杨×1，长子杨×3，次子杨×2。杨×3、杨×2因拆迁与父亲杨×4不合，诉至法院，经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1年12月出具的《民事判决书》确认，要求杨×2返还杨×4腾退补偿款六十万三千九百三十元。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因杨×2拒不返还，至今只返还了腾退补偿款三十五万元，余款仍在杨×2手中，2012年12月16日，杨×4留有一份遗嘱，将三十五万元留给原告所有。2013年12月11日，杨×4突发疾病，原告将其紧急送往北京市红十字协会急诊抢救中心救治，经抢救无效杨×4于当天去世。在原告通知二被告安葬父亲之时，二被告要求原告各给其十五万元才同意签字火化父亲。因此父亲至今仍未下葬，已发生停尸费22750元，诉请法院判决依法分割杨×4的遗产六十万三千九百三十元，并由二被告承担杨×4下葬前的停尸费，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杨×2、杨×3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实际分割的遗产应该是三十五万而不是六十万，停尸费也不应由被告负担，因为无法火化的原因不是被告造成的。杨×2根据分家协议得到补偿款，并不是据为己有，法院判决生效后进入执行阶段，在执行阶段杨×4与杨×2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杨×2依据和解协议履行了义务。原告所提交的遗嘱真实性不予认可，杨×4经医院诊断双眼盲，不可能写字。原告并不是一直同杨×4生活在一起，是2012年12月下旬才把杨×4接走，之前都是在二被告家轮流居住和赡养。杨×4至今还在太平间不能火化，原告说她尽到了赡养义务不符，杨×4是在家中去世的，火化并不需要二被告的协助，只要去街道开具证明就能火化。杨×4每月都有退休金还有养老券，应作为遗产一并分割。
经审理查明：原、被告系姐弟关系。被继承人张淑敏、杨×4系原配夫妻。二人共生育一女二子，即本案原、被告。张淑敏于2006年12月7日去世，张淑敏去世后，杨×4未再婚。杨×4于2013年12月11日去世。杨×1称张淑敏去世时，未留有遗产，二被告称张淑敏在世时有积蓄15万元，张淑敏看病加上办理后事后尚余八、九万元，在杨×4手中，并且张淑敏还留有项链、耳环二、三副、戒指两、三个，杨×1不予认可，二被告未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杨×1称杨×4去世时应留有遗产六十万元，其中三十五万元杨×4通过代书遗嘱的方式留给自己，剩余的在被告手中，二被告称杨×4去世时有一个戒指、一个瑞士手表、一个写字台、一把椅子、一台电视，杨×1对此亦不予认可，二被告称因杨×4与杨×2在执行时达成调解协议，自愿接受35万元的补偿款，放弃剩余款项，且杨×1也知道该情况，因此遗产就是35万元，不是60万元，且杨×4去世时的账户内尚有退休金、养老券等存款，应作为遗产予以分割。
查明，2011年12月15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出具（2011）丰民初字第178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杨×2返还杨×4腾退补偿款六十万三千九百三十元。2014年4月1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判，维持原判。2012年9月26日，杨×4委托律师徐玉环就上述案件的执行与杨×2签订和解协议，并出具书面的授权委托书，下方有杨×4的签字及手印，2012年9月27日，徐玉环与杨×2的律师郑菊芳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书》，协议约定杨×2于调解协议生效时一次性给付杨×4二十万元，以现金方式交到丰台法院，2012年10月30日之前再支付十五万元，以现金方式交给丰台法院。杨×4自愿放弃二十五万三千九百三十元腾退补偿款及一审案件受理费五千零八十二元，杨×4不再就房屋拆迁事宜向杨×2主张任何权利。2012年10月24日，杨×1代杨×4领取执行款三十五万元，并签字认可。2012年10月24日，杨×1代理杨×4出具《收条》，确认收到丰台法院发还案款三十五万元。
诉讼过程中，杨×1提交杨×4的代书遗嘱一份，其上写明：立遗×：杨×4，汉族，男，97岁，住丰台区和义东里一区4-1-302，身份证号×××。为了防止遗产继承纠纷，特请张×1和龚×作为见证人，并委托张×1代书遗嘱如下：一、由于本人年事已高，为防止我百年之后遗产纠纷，特立本遗嘱。二、本人现有主要遗产35万，叁拾伍万，这些财产由我女儿杨×1代我保管，在我有生之年用于我的日常生活开支及医疗等，在我百年之后，如有剩余，全部归女儿杨×1继承。三、希望大家尊重我的遗愿，和平处理遗产事宜。四、本遗嘱一式三份，由张×1、龚×各保存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立遗嘱地点：丰台区和义东里一区4-1-302。杨×4在立遗×后签字、摁手印。代书人张×1和见证人龚×签字确认。时间为2012年12月16日。
庭审过程中，杨×1申请证人张×1、龚×、倪×出庭作×。证人张×2与杨×4的朋友倪×是朋友，杨×4让我做个见证，就是怕以后子女发生纠纷，之后在2012年12月16日将近十一点的时候，我与倪×到了杨×4女儿的家里，地址大概在丰台和义南最东边北侧的第二个楼一门的302，到的时候家里还有其他人，写遗嘱的时候老人让他的子女都出去，只有见证人和老×，遗嘱是老人自己口述，他告诉我们他有三十多万元，谁养他就把钱给谁，最后花不了的留给他女儿，我来书写，写完之后念给老人听，然后是老人自己签字摁的手印，老人当时意识很清楚，没有糊涂。遗嘱一共写了三份，我、龚×和老人一人一份，我的那一份在搬家的时候丢了，三份遗嘱都是由我来写，老人签字摁手印的，法庭上的遗嘱就是我写的那份，整个过程大约一个多小时，老人的眼睛肯定花了，但是可以认出倪×，我与老人不认识，所以老人认不出我。证人龚×称不认识杨×4，是其朋友叫倪×打电话把老人的事告诉其，他们在2012年的年底到的老人家里，时间大概在十一点前后，地点在大红门那边，老人住在一单元三层，他们到的时候，老人及女儿、女婿在家。立遗嘱的时候，老人的女儿和女婿都出去了，老人说立个东西，就让我签字做个证，写完之后给老人念了，具体内容没有仔细听，大概是在老人百年之后将留下来的三十多万元给伺候他的女儿，老人一边听还一边点头，是由张×1代笔的，写了三份，给我了一份，但是我的那份不知道放在那里了，老人能认出倪×来，遗嘱就是法庭上的这份，三份都是用一样的信纸，签字也是我本人签的。证人倪×称与杨×4是邻居朋友关系，立遗嘱的事情是杨×4找的我，大约在12月的中旬，有一次我去老人家，老人说现在岁数大了，拆迁过来还有30万元，等老人走了，剩下多少准备留给女儿和女婿，想让我给他做个证，我就和老人说回去问问这个事怎么做。回家后过了两三天，我就找到两个当时插队的朋友张×1和龚×，一起去了老人家里，大概十一点多到的老人家，老爷子不让杨×1到跟前去，单独和我们说自己有三十多万元钱，因为闺女伺候他特别好，准备等百年之后留给他们，省的以后有纠纷，因为那天我没带着花镜，就让张×1给写出来，写完了张×1给老爷子念了一遍，问老人是否这个意思，老人说是，然后就签字摁手印，老人可以认出我来，能看到我，之前去家里做客，老人能拄着拐在屋里客厅溜达，头两年自己都能走。写遗嘱时，老人思维特别清楚，遗嘱大概写了两三份，张×1手里一份，应该我也签字，但是忘了那天怎么说的就没有签字，法庭上的这份遗嘱确实是当天写的那份，内容没错。杨×1认可三位证人的证言，杨×2、杨×3不认可证言的真实性，认为老人当时根据医院诊断的结论是双眼盲，不可能写字，且三位证人都与杨×1是朋友关系，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证人作×。
另查明，杨×4在中国工商银行开户的账户内，在其去世时余额为2918.09元。杨×4在北京银行开户的账户内，在其去世时余额为2605.94元。杨×4在中国建设银行开户的账户内，在其去世时余额为871.55元，上述钱款均由杨×1在杨×4去世后取出，杨×1称上述款项用于老人去世后支付寿衣、停尸费等费用，并向法庭提交了《丧葬用品消费确认单》，包括停尸费、寿衣、拖穿衣费用共计3630元，下方是杨×1的签字确认。
上述事实，有代书遗嘱、一审判决书、二审判决书、《执行和解协议书》、《收条》、《案款发还个人凭证》、授权委托书、中国工商银行存折一份、北京银行存折一份、中国建设银行存折一份、《丧葬用品消费确认单》、证人证言、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三。其一，杨×4遗产的认定，公民死亡时留有合法财产即遗产，杨×1根据法院出具的生效判决认为主张杨×4的遗产有六十多万元，但杨×2提供了《执行和解协议书》、《收条》、《案款发还个人凭证》、授权委托书等证据证明判决实际履行金额为35万元，且杨×4的遗嘱中，杨×4自认的财产亦为35万元，故应认定其遗产为35万元；二被告称在被继承人去世时尚有首饰、手表、现金等遗产，杨×1对此不予认可，二被告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关于二被告提出杨×4的存款应为遗产，本院以杨×4去世前的存款金额认定。其二，杨×1所提交代书遗嘱的效力，公民可通过书面或口头的方式订立遗嘱，遗嘱可为自书遗嘱或代书遗嘱，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在场见证，通过杨×1提供的遗嘱内容看，遗嘱中写明了遗×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遗嘱的内容，并有代书人、见证人和遗×的签字，形式和内容均符合代书遗嘱的要求，另，代书人、见证人均到庭陈述杨×4订立遗嘱时的具体情况，内容与遗嘱所述一致，证人的证言可以相互吻合和印证，即使证人与杨×5，但并不构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证人亦不能从杨×4的遗产中获利，故证人的证言合法有效。故本院对代书遗嘱的效力予以确认。其三，杨×4的存款继承及停尸费用负担问题，杨×4去世时，其银行存折内尚有部分余款，该款项由杨×1取出，部分用于支付杨×4的后事，现杨×4尚未安葬，由此产生了停尸费用，该费用应首先从其存款中予以扣除，不够的部分由原、被告共同承担，杨×1称其除了交纳了350元的停尸费，剩余费用亦未交纳，现要求二被告承担停尸所产生的费用，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杨×4的上述存款除去已经支付的部分费用，剩余部分暂由杨×1保存支付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停尸费及相关其他费用为宜。二被告辩称杨×4双眼已盲，不可能写字，并指出在医院的诊断证明及法院的判决书中对此均有明确表示，但被告提交的执行材料中有一份《授权委托书》，为杨×4签字，该签字亦在判决书和医院诊断之后发生，且三位证人到庭均称杨×4可以认出证人倪×，遗嘱上的签字也均为杨×4本人书写，上述事实可推翻诊断证明和判决书中写明的事实情况。故被告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杨×4所留遗产三十五万元，归原告杨×1所有。
驳回原告杨×1的其他诉讼请求。
驳回被告杨×2、杨×3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四千九百二十元，由原告杨×1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李异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尹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