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桦南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桦商初字第2851号
原告李艳彬，男。
委托代理人李旭。
被告张路，男。
被告边玉清，女。
委托代理人张路。
委托代理人戴峻峰。
原告李艳彬与被告张路、边玉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2月7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发现案情复杂、当事人争议较大，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原告李艳彬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旭与被告张路、被告边玉清委托代理人戴峻峰、张路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艳彬诉称：被告边玉清的种子商店宣传“垦稻11”水稻超高产新品种，宣传明确说明垧产10.5吨。原告就于2015年3月22日在该商店购买了该种子800斤，交付定金后，被告张路用车将种子送到原告家中。原告种植了四垧地，当抽穗时，发现种子纯度不够、高低不齐、倒伏现象严重，告知了张路，张路便随原告到地里查看，也没说明什么原因。后来再找张路，张路说：种子没毛病愿哪告哪告。原告无奈，通过桦南县种子管理站委托到佳木斯北大荒农业技术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经鉴定，品种纯度为：混杂率10.9-14.8%，纯度86.9%，属不合格种子。原告认为：二被告出售不合格种子，造成减产损失，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赔偿减产损失49896元，承担诉讼费及鉴定费用。
审理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第一项、按宣传承诺的产量每垧10.5吨，4垧地应是42吨，原告实收25.37吨，减产16.63吨，造成损失按水稻价格3.14元／公斤计算，损失额为52218.20元；第二项、原告实收水稻25.37吨，价格2.8元／公斤，等于71036元，按被告承诺的合格水稻当地价格为3.14元／公斤，等于79661.80元，差额为8625.80元；第三项、该水稻倒伏收割费用多支出1680元。以上三项合计为62524元。
被告张路辩称：桦南县老双丰种子商店合法经营种子销售，未销售不合格种子；被告张路是该商店的雇员，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被告边玉清辩称：该水稻品种是黑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品种，商店种子系正常渠道进货，系合格种子，经营合法。对本案有关问题的意见如下：
第一、关于鉴定资质、程序、实体以及品种纯度的认定问题。佳木斯北大荒农业技术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鉴定所）佳北农司所（2015）农技（鉴）字第46号农业技术鉴定书（以下简称鉴定书）违法。鉴定所系由原告单方申请委托，无法律效力；鉴定所和鉴定人员不具有种子质量检验鉴定资质。《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对种子质量进行检验。承担种子质量检验的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并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考核合格”。该鉴定所持有的是省级司法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司法鉴定许可证》，而没有省级以上农业和计量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合格证书》和《计量认证合格证书》，因此，不具备鉴定种子纯度主体资格。同时，依据《种子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应当配备种子检验员，该所的鉴定人员没有取得《种子检验员证》，无权做种子质量鉴定；该所司法鉴定人员执业证没有按规定进行年检。丁丽俐、李长文执业证颁发的时间为2008年8月5日，有效期五年，从鉴定书中可看出，只有李万富进行了年检，因此，该鉴定书无效；（在田间进行）种子质量鉴定应遵守《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的相关规定。该《办法》第七条规定，专家组人数应为3人以上的单数，由一名组长和若干成员组成，第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现场鉴定无效：专家鉴定组组成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本案中，原鉴定组成员为王英、丁丽俐、李万富三人，王英为司法鉴定项目负责人组织鉴定，但是，出具鉴定书时，却又增加了李长文，实际鉴定人数为四人，更为错误的是鉴定书并没有出示王英作为鉴定人的执业证明；该鉴定也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三十五条规定。该条规定，司法鉴定文书应当由司法鉴定人签名或盖章。该鉴定书签名中的李长文未到鉴定现场却在鉴定书中签字。上述情形同时也违反了《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属于弄虚作假。鉴定意见出具的时间早于鉴定时间，明显造假；《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二条规定：”司法鉴定人进行鉴定，应依下列顺序遵守和采用该专业领域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一）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二）司法鉴定主管部门、司法鉴定行业组织或者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在该鉴定书中，通篇没有体现其鉴定所依据的法律标准，明显实体违法。根据《农业部办公厅关于种子质量问题的复函》（农办综函（2002）2号）第二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真实性和品种纯度鉴定》（GB／T3543.5—1995）的规定，田间小区种植是鉴定品种真实性和测定品种纯度的最为可靠、准确的方法。田间小区种植试验由种子质量检验机构根据鉴定需要设计，供检样品和标准样品对照种植，在鉴定的各个阶段与标准样品进行比较。本次鉴定，鉴定所选择的是农业生产大田进行种子纯度鉴定，没有用田间小区进行鉴定，无法与标准样品进行比较，导致鉴定意见不可靠、不准确。同时，依据《真实性和品种纯度鉴定》的规定，计算品种纯度应当用植株的百分率而不是用鉴定意见中使用的水稻穗数的混杂率。故该鉴定书关于品种纯度的意见不具有客观性、公正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十二条规定，鉴定人和鉴定机构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科学，遵守技术操作规范，而该所违反了上述规定。鉴定种子纯度用水稻杂穗率来计算水稻种子的纯度违反了《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真实性和品种纯度鉴定）》的规定。品种纯度鉴定可用种子、幼苗或植株，一粒水稻种子只能生长出一株水稻，而一株水稻可能生长（分蘖）1-10穗也可能生长更多，不能用水稻的穗数计算水稻种子数，同时，《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7.2检测部分并没有规定用杂穗率来计算品种纯度。另外，在鉴定时，没有测量稻粒的长度、宽度，也没有记载稻粒的长度、宽度数据，更没有计算长宽比，凭空认定有长粒品种混杂其中，因此，鉴定书中关于品种纯度以及属不合格种子的意见不具有法律效力。
第二、产量问题。据鉴定意见测产结果，表明原告水稻产量是增产而不是减产。作为专业的鉴定部门，应知在我乃至东北三省，水稻种植的行距为30厘米，而原告在种植行距为60厘米的非正常种植情况下的产量，与正常种植相比行数减少一倍，必然减产。因此，原告的减产与种子质量无关，也与被告无关。
第三、差价问题。水稻价格受市场供求因素影响，今年桦南县的水稻圆粒价格较低，长粒较高。故原告因种植圆粒水稻减少收入与被告无关。
第四、倒伏问题。水稻倒伏受多种因素影响，鉴定书中对此也进行了四点详细的论述，同时，水稻产量受气候、种植技术、田间管理、土壤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原告的该项损失与被告无关。
综上，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被告商店发行的丰达乐销售水稻品种说明书，以证明被告销售“垦稻11”种子承诺产量一般为10.5吨／公顷。
经庭审质证，被告边玉清认为，该证据仅说明该品种一般产量为10.5吨／公顷，而水稻种植产量受气候、生态、栽培技术、土壤因素、田间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宣传单说明的产量不应作为最后的实际产量。原告依据该宣传单计算的产量损失既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张路与边玉清的质证意见一致。
本院经审查认为，二被告的质证主张符合实际。
证据二、鉴定所出具的佳北农司所2015农技（鉴）字第46号鉴定书一份及原告在被告处购买种子发票一份（复印件），以证明原告在被告处购买种子的事实及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计算数据具有依据。
经庭审质证，被告边玉清对鉴定书认为其程序违法：1.鉴定所系由原告单方面委托；2.鉴定所和鉴定人员不具有种子质量检验鉴定资质；3.鉴定人执业证未按规定进行年检；4.鉴定书未告知当事人对其有异议的救济途径；5.大田现场鉴定无效；6.鉴定人员记录时不真实、不客观、不准确、弄虚作假。鉴定实体违法：1.鉴定负责人王英无鉴定资质；2.鉴定人李长文没到现场实地勘察，却在鉴定书上签了字；3.鉴定书出具的时间早于鉴定期间届满时间；4.鉴定书未载明所依据的法律和标准；5.鉴定方法错误。因此该鉴定无法律效力。对种子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张路与被告边玉清的质证意见一致。
本院经审查，鉴定书体现如下基本内容：2015年9月18日，经申请人李艳彬以及李艳山、孙长有共同申请，通过桦南县种子管理站委托佳木斯北大荒农业技术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委托鉴定事项为：1.水稻品种纯度；2.倒伏原因；3.测产。鉴定地点为土龙山镇振山村北甸子地。被鉴定物为李艳彬、李艳山、孙长有种植的“垦稻11”水稻田。种植面积：李艳彬4公顷，李艳山5公顷，孙长有8.2公顷。鉴定所确定由王英组织鉴定，李万富（农业科研研究员）、丁丽俐（高级农艺师）实施鉴定。经现场实施鉴定人李万富、丁丽俐测量，李艳彬、李艳山、孙长有种植水稻的行距均是60厘米。鉴定所于2015年11月10日作出鉴定书，由实施鉴定人李万富、丁丽俐及另员李长文（高级农艺师）签字并加盖名章，鉴定意见为：1.品种纯度为：混杂率10.9-14.8%，种子纯度86.9%，属不合格种子；2.倒伏原因：品种差异（主因）、用肥（氮肥施用量高、施肥不均）、种植密度大、整地质量差、气候因素（拔节期遇高温寡照）；3.测产：李艳彬6342.7公斤／公顷，李艳山7015.9公斤／公顷，孙长有6657.2公斤／公顷。经审查，鉴定书中体现了该鉴定所业务范围为农业技术司法鉴定，丁丽俐、李长文的执业资格证书没有年检，二被告关于鉴定机构系由申请人李艳彬、李艳山、孙长有单方面委托抉择、鉴定书没有告知当事人对鉴定书有异议的救济途径、李长文未到现场实地勘查却在鉴定书上签了字、鉴定书出具的时间早于鉴定期间届满时间、鉴定书未载明鉴定种子纯度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范标准、未依国家规定鉴定品种纯度的方法等情况属实。本院对上述事实及原告提供的发票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证据三、原告本村村民刘凤霞、王柏仁销售水稻的发票，体现水稻价格3.14元／公斤。
经庭审质证，被告边玉清认为，其销售价格与原告的损失之间没有法律之间的关联性，原告以其他人水稻销售价格作为其损失依据不合法律规定。被告张路的质证意见与被告边玉清一致。
本院经审查，对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证据四、土龙山镇振山村村委会证明一份，证明原告水稻严重倒伏，收割费2600元／垧，高出正常收割费1400元／公顷。
经庭审质证，被告边玉清称所述严重倒伏与鉴定意见相矛盾，不能作为计算依据。被告张路的质证意见与被告边玉清一致。
本院经审查认为，收割价应当由收割人出庭作证，故对此证据不予采纳。
被告边玉清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边玉清身份证复印件及其商店营业执照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其有种子销售资格，销售行为合法。
经庭审质证，原告无异议。
证据二、产地检疫合格证、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齐齐哈尔丰达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执照、黑龙江天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被告边玉清销售的水稻种子符合法律规定。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于被告边玉清具有合法资格、资质销售的证件无异议，但认为并不代表本案销售的种子是合格产品。被告张路对此证据无异议。
本院经审查认为，衡量种子是否合格，应以合法的技术鉴定意见为依据。
证据三、边玉清证明一份，证明被告张路是其种子商店雇员。
经庭审质证，原告及被告张路对其真实性无异议。
本院经审查，对此证据的真实性以及被告张路确系被告边玉清的雇员的事实予以认定。
根据被告方的申请，本院依法通知鉴定人员王英、李万富、丁丽俐、李长文出庭接受质询。
鉴定负责人王英出庭称：我是这起案件所及鉴定项目负责人，组织鉴定，不是鉴定人。在鉴定书内附有《司法鉴定许可证》以及几个鉴定人的资质材料。李万富去青岛过春节没回来，李长文现在爱尔兰。
原告提问：1.鉴定所资质；2.鉴定书的依据；3.鉴定过程；4.鉴定书中所载明的三位鉴定人的鉴定资格、是否年检；5.鉴定时间；6.鉴定人是否只是对农业技术进行鉴定。
答复：1.我没有资质；2.我们司法鉴定程序遵循的是《司法鉴定程序通则》；3.我们接到委托后由鉴定所工作人员会同相关鉴定人员成立鉴定小组实施鉴定；4.三位鉴定人都有资质，每年都年检；5.鉴定过程依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六条相关规定，是从9月18日至11月12日出具鉴定报告；6.我们只是单一对农业技术进行鉴定。
被告边玉清与张路并问：1.你是否有鉴定人资质；2.按法律要求司法鉴定负责人是否应具有鉴定人资质；3.你鉴定所是否有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合格证书；4.鉴定书中的三鉴定人是否有种子检验员证；5.李长文是否到达过鉴定现场；6.鉴定书中鉴定品种纯度依据的标准是什么；7.在对原告水稻采样过程中你们采样了几次；8.2015年11月12日鉴定正在进行，11月10日鉴定书却已出具是什么原因；9.本次鉴定你们采用的是国家标准还是行业标准；10.鉴定书中对水稻实际产量测定的依据标准是什么。
答复：1.我是组织者，无鉴定资质；2.不是绝对的，医学的必须是有资格；3.我们是司法鉴定，而不是种子检验，无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合格证书；4.我们做的是司法鉴定，不是质量检验，丁丽俐有种子检验员证；5.李长文没到场；6.没有鉴定种子品种纯度，鉴定的是水稻纯度，是田间检测；7.报告显示五次；8.笔误原因；9.《司法鉴定程序通则》；10.田间取样。
鉴定人丁丽俐出庭称：我是高级农艺师。我们到李艳彬、李艳山、孙长有三户田间进行现场勘查，发现有倒伏现象，品种混杂，我们把取回的稻苗样品拿实验室交给李长文检测，每户田间取样五个点，现场鉴定有李万富、我、王英、郑义芳。
被告边玉清提问：1.你是否到达鉴定现场；2.鉴定所是否可以对水稻品种纯度进行鉴定；3.本次鉴定你们所依据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是什么；4.鉴定所是否有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合格证书；5.在鉴定书中第三页记载有“长粒品种混杂其中”，你们是否对该水稻粒的长度和宽度进行了测量并记载；6.三个申请人实际产量测算标准依据什么做出的；7.鉴定书附表一中将三个申请人的混杂穗进行了平均计算依据的是什么标准，对三个申请人的混杂穗计算时采样几次；8.依据该标准计算品种纯度时并没有使用混杂株率这一概念，请解释；9.鉴定书出具的时间早于鉴定期限届满日是什么原因；10.鉴定人是否有种子检验员证；11.李长文是否到达鉴定现场。
答复：1.我到现场了；2.我们司法鉴定所可以对水稻品种纯度进行鉴定；3.正常司法鉴定程序；4.不清楚；5.用肉眼看的，没有具体测量；6.2008年黑龙江省商品粮高产创建办法进行测量；7.依据GB／T3543-1995公式计算，采样五次；8.我们鉴定的是（田间）商品粮，不是种子质量；9.笔误原因；10.我本人有，但今天没带来，其他两人不清楚；11.未到现场。
通过以上鉴定人员的陈述与答复，结合对鉴定书的审查，此部分能认定的基本事实为：鉴定所系由李艳彬、李艳山、孙长有三申请人单方选择；原告委托鉴定项目为水稻品种纯度、倒伏原因、测产；李长文在鉴定书中签名但未到鉴定现场；鉴定人对水稻品种纯度的鉴定，其具体法律法规技术规范标准依据不明；鉴定人丁丽俐、李长文的执业证没有年检；二被告对鉴定书中关于李艳彬、李艳山、孙长有种子水稻的行距皆为60厘米以及测产数据、倒伏系多种因素造成的事实无异议。
根据以上举证、质证、认证及对有关事实的确认，结合诉讼参加人的陈述，认定本案基本事实如下：
2015年3月22日，经被告桦南县老双丰种子商店业主边玉清之雇员张路向原告李艳彬出售“垦稻11”水稻种子800斤，其前该店的宣传材料说明该品种每公顷能产10.5吨水稻并有增产潜力。原告种植四公顷，当水稻抽穗时，原告到田间观察长势，怀疑该种子有问题。2015年9月18日，经李艳彬以及李艳山、孙长有共同申请，通过桦南县种子管理站委托佳木斯北大荒农业技术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鉴定事项为：1.品种纯度；2.倒伏原因；3.测产。鉴定地点为土龙山镇振山村北甸子地。被鉴定物为三申请人种植的“垦稻11”水稻田。种植面积：李艳彬4公顷，李艳山5公顷，孙长有8.2公顷。鉴定所确定由王英组织鉴定，李万富、丁丽俐实施鉴定。该鉴定所没有省级以上农业和计量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合格证书》和《计量认证合格证书》，庭审中，鉴定人员未提供《种子检验员证》，鉴定人丁丽俐、李长文的执业证没有年检，李长文未实地参加鉴定。经实地测量，三申请人种植水稻的行距皆为60厘米。鉴定所于2015年11月10日作出鉴定书，由李万富、丁丽俐、李长文签字并加盖名章，鉴定意见：1.品种纯度：混杂率为10.9-14.8%，种子纯度86.9%，属不合格种子；2.倒伏原因：品种差异（主因）、用肥（氮肥施用量高、施肥不均）、种植密度大、整地质量差、气候因素（拔节期遇高温寡照）；3.测产：李艳彬6342.7公斤／公顷，李艳山7015.9公斤／公顷，孙长有6657.2公斤／公顷。原告认为：二被告出售不合格种子造成减产应共同赔偿损失，要求赔偿减产、倒伏多付出收割费用以及品种市场差价三项合计62524元，并承担诉讼费及鉴定费用。经审理，就品种纯度方面，二被告对鉴定所、鉴定人的鉴定资质、程序及方法等的合法性、鉴定意见不认可，对倒伏与品种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认同，原告与被告对鉴定意见中关于原告种植水稻行距密度为60厘米的测量数据均无异议。
另经合议庭释明，被告与原告均不申请重新鉴定。
本案的焦点问题是：
1.鉴定人是否具备鉴定资质，鉴定书中关于种子纯度及其“属不合格种子”的意见是否具有可采性；
2.原告关于其因种植被告出售的种子而减产的主张能否成立；
3.原告关于被告应赔偿水稻倒伏而增加的收割费用的主张能否支持；
4.原告关于被告应赔偿出售水稻差价款的主张能否支持；
5.原告对被告张路提出诉讼请求是否得当。
本院认为：
1.当事人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应提供具有可采性的证据。考量诉讼证据有无可采性，应依据其是否具有真实性、关联性与合法性。鉴定意见作为法定证据，考量其是否具有可采性，应以鉴定人员是否对鉴定项目具有实施鉴定的资格、鉴定活动在程序方面和实体方面是否合法以及当事人是否认可为核心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六条规定：“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由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审核，对符合条件的予以登记，编入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名册并公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应当在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名册注明的业务范围内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第十一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可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资格的鉴定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第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过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上述立法的宗旨就是为了保障鉴定意见的客观、准确与公正，避免因一方当事人单方选择鉴定人致使他方当事人提出异议而产生的诸多法律后果。种子是否合格属于种子质量范畴，主要包括品种组成或品种纯度是否单纯和品种内质是否优良两方面。鉴定人在田间通过对农作物秧棵进行观察采样从而推断品种纯度，属于对种子质量进行检验的一种方式和途径，故应以具备种子质量检验资格为前提，而具备此种资格的标志是具有依法获得的《种子检验员证》；执业证通过年检方具有许可性，表明有资格上岗从事某种法定活动，是从事某种法定活动的前提。庭审查明，鉴定人系原告诉前单方选择，三名鉴定人员均无《种子检验员证》（其中一名称有但未提供），且其中二名人员的执业资格证未依法通过年检，同时，审理中，鉴定所以及鉴定人未提供证据证明鉴定人对农作物品种纯度以及其他鉴定项目具备实施鉴定的资格，故被告关于鉴定人没有鉴定资质的主张成立，尤其在未经争议各方协商一致选择和届临鉴定现场的情况下，所作鉴定难以确保公正性、客观性与准确性，在当事人不认可的情况下，其鉴定意见不具有可采性；另外，鉴定人李万富、丁丽俐、李长文及鉴定组织人王英经本院依法通知，李万富、李长文未提出正当理由不能出庭作证，亦未提交书面意见，故其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鉴定书中关于种子纯度及其“属不合格种子”的意见不具有可采性。
2.关于产量问题。鉴定所的鉴定业务是农业技术鉴定，鉴定人李万富、丁丽俐、李长文具有农业科研研究员、高级农艺师资格证件，应具备农业技术专业知识，审理中，被告与原告对鉴定书中测产数据不持异议，根据法理，其关于农作物测产数据的鉴定意见可以作为裁判的参考。据鉴定书中分析，农作物产量与品种、种植方式、管理办法有关，也与气候、用肥等因素密切关联，例如申请人李艳彬、李艳山、孙长有同样种植同一水稻品种，其经同一鉴定所测产结果数据却各不相同，而科学合理的种植密度（株距与行距）更是保障正常产量或高产的前提之一。庭审中，原告未提供其所种植水稻行距为60厘米系科学合理的种植行距方面的相应证据，被告对鉴定人员的资质亦不认可，故原告关于其因种植被告出售的稻种而减产的主张不能成立，此项赔偿请求依法不能支持。
3.关于水稻倒伏造成收割费用增加，请求赔偿问题。农作物倒伏与环境天气或肥水使用田间管理或种子品种或种植密度等密切关联。鉴定书列举了几方面倒伏因素，但未分别具体确定申请鉴定人水稻倒伏比例及倒伏面积数据，审理中原告亦未提供多支出收割费用的直接证据，且被告不认可鉴定人具有鉴定资质，不认同原告主张的水稻倒伏与被告出售的种子存在因果关系，原告的此项请求的依据不能确定，依法不能支持。
4.关于原告请求赔偿水稻出售价差额问题。因种植的水稻品种不同，可能导致其市场销售价不同，此属于市场价格问题。原告购置被告出售的种子，就品种出售市场差价的处理问题，双方并无合同约定，故市场价格是否存在差异对其双方均无约束力，且原告在审理中并未提供己方销售水稻实际价款的凭证，原告的此项请求无事实根据、合同依据及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支持。
5.关于原告对被告张路提出诉讼请求是否得当问题。被告张路系被告边玉清的雇员，雇员在履行工作义务中若对他方造成民事损害，应由雇主承担民事责任，原告对雇员张路提出诉讼请求不当，依法不能支持。
综上，案及鉴定人员不具备对原告申请的鉴定项目进行鉴定的资格，经依法通知出庭作证的鉴定人员有二名未依法出庭接受质询，作出的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原告提供的鉴定书等证据不能支持其诉讼主张，且二被告不认可原告的诉讼主张，原告的诉讼主张依法不能支持。原告单方选择鉴定机构，提供的鉴定书证据不能支持其诉讼主张，应承担不利后果，所及鉴定费用（审理中，原告未提供凭证及数额）及有关鉴定人接受质询相关费用（审理中，出庭鉴定人员未提供误工费标准计算依据及交通费用凭证）可由原告与鉴定所协商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艳彬对被告张路、边玉清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63元由原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枫林
助理审判员 张玉娟
人民陪审员 张立鸿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郜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