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民终37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高军，男，1964年6月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杨思文，北京市嘉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宋飞，北京市嘉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中铁航空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67号。
法定代表人姜洪友，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孙军，男，1982年1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晓辉，男，1979年1月21日出生。
上诉人杨高军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中铁航空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名称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以下简称中铁航空港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160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邹明宇担任审判长、法官杨清惠、法官刘海云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高军在一审中起诉称：2005年11月22日，中铁航空港公司从杨高军处借走200万元，并当场写下欠条一份，但是至今未按双方约定足额支付本金和利息，截止2014年3月25日，双方对账，中铁航空港公司仍有182万元本金尚未归还，同时欠付利息500万元，杨高军多次要求偿还未果。故杨高军依法诉至法院，诉讼请求：请求判令中铁航空港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82万元，支付利息［自2005年11月2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其中截至2014年3月25日前为500万元，即中国中铁航空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第七分公司（以下简称中铁第七分公司）在2014年3月25日出具收条中记载的利息，2014年3月25日以后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2005年五年以上年贷款利率6.12％的四倍标准计算］；中铁航空港公司承担诉讼费用。
中铁航空港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不认可杨高军的诉讼请求。中铁航空港公司与杨高军没有实际借款发生，杨高军所提交的相关证据也无法证明所谓的借款进入公司账户；根据杨高军的证据，涉案200万元的汇款与杨高军不是同一主体，收款人也不是中铁航空港公司；根据杨高军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中铁航空港公司与杨高军存在实际借款行为，双方对利息并无约定；杨高军主张的2014年3月25日借款的约定，不予认可。杨高军提交的借条中的印章与中铁航空港公司印章不符，并申请对该印章进行鉴定。2014年3月25日收条，中铁航空港公司从未授权任×签署收条，任×是中铁航空港公司的员工，其无权签署收条。另经鉴定，杨高军提供的借条中加盖的印章不是中铁航空港公司的印章，任×出具借条时是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第五工程分公司（以下简称中铁第五分公司）的负责人，但与杨高军诉争的债权债务加盖的印章并非是中铁第五分公司的备案印章，故杨高军并未与中铁航空港公司建立债权债务关系。任×的行为是冒用中铁航空港公司的印章，中铁航空港公司怀疑杨高军与任×冒用中铁航空港公司印章虚假诉讼，以侵吞国有资产；杨高军提供的借条，诉讼时效已于2007年年底前到期，请求驳回杨高军的诉讼请求，并对相关人员的虚假诉讼依法追究相关责任，本案诉讼费、鉴定费及相关费用由杨高军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5年11月20日，任×出具一张打款说明，该说明的内容：单位名称北京科博智能仪表有限公司，开户行农行顺义支行科技园分理处，账号×××；请杨高军将所借200万元打入此账号和单位，借款单位：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第五工程公司。2005年11月22日，杨高举之妻颜琼通过北京银行电汇200万元至北京科博智能仪表有限责任公司。一审庭审中，杨高军向法庭提供一张盖有“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第五工程分公司”印章的借条，该借条的内容：今借杨高军同志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00000元），借期一个月，落款日期为2005年11月22日。诉讼中，中铁航空港公司对该借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申请对该借条中加盖的“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第五工程分公司”的印章进行司法鉴定。该院依法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15年11月3日作出（京）法源司鉴（2015）文鉴字第21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检材（借条）上的“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第五工程分公司”印文与样本上的“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第五工程分公司”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
2006年11月22日，任×（经手人）与杨高军（收款人）共同签署收条一张，收条的内容：今收到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第五工程分公司还我借款1万元，（大写壹万元）（现金还款），还欠本金199万元，大写壹佰玖拾玖万元整，利息60万元，大写陆拾万元，还款单位：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第五工程分公司。2014年3月25日，杨高军以收款人的名义出具收条一张。收条的内容：今收到原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第五分公司（现中国中铁航空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第七分公司）于2005年11月22日借我200万元，已还本金17万元，还欠本金182万元，欠利息500万元整，大写伍佰万元整；还款单位：原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第五工程分公司（现中国中铁航空港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第七分公司）；经手人：任×，收款人：杨高军。同日，任×向杨高军出具承诺书一张，承诺书的内容：原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第五工程分公司（现为中国中铁航空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分公司）于2005年11月22日借你的200万元已还17万元，剩余款项及利息日后归还。
一审庭审中，中铁航空港公司申请证人任×出庭作证，任×作证称：上述证据材料中“任×”的签名均是我本人所签，2014年3月25日我出具的收条、承诺书均是按照杨高军与其律师沟通后的说法所写；我在2005年11月22日期间任中铁第五分公司负责人；2005年11月20日出具的打款说明的目的，杨高军知道本案借款200万元不是我要借，而是张俭要借款，张俭是北京蓝元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还是北京科博智能仪表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杨高军让我写个条，相当于让我担保，所以我就出具了该打款说明；北京科博智能仪表有限公司收到了该200万元借款；2004年，张俭曾经通过我向杨高军借款二次200万元，借款到期连本带息还了，2005年，张俭准备借款偿还银行贷款，故张俭提出向杨高军借款，我给杨高军打电话，说我可以担保，让张俭把账号写个条给我，打款说明实际是22日书写的，但签署的日期是20日，22日杨高军给北京科博智能仪表有限公司打款200万元，我问张俭是否收到200万元，张俭称已收到，但张俭没有偿还该借款，该笔借款的借款人是张俭。打款说明写的借款单位也是杨高军要求我这么写的，实际上我与杨高军一直在向张俭索要借款。借条也是杨高军要求我写的，我出于面子就写了，借条中的中铁第五分公司印章是我加盖的，印章是当时第五分公司的印章，我出具借条时未经中铁航空港公司授权；我不认识颜琼；我与杨高军于2006年11月22日签署收条是杨高军写好后我签名，但签署日期是2015年3月25日，该日期是杨高军写的，收条中的1万元不是中铁航空港公司偿还的，是张俭通过我向杨高军偿还了15、6万元左右的现金，是支付的借款利息，张俭还偿还过杨高军5万元，我个人偿还杨高军5万元；杨高军于2014年3月25日出具的收条所记载的17万元本金也不是中铁第五分公司所还，是杨高军编造的，该收条是按照杨高军意思所写，出于爱面子所写，当时我在中铁第七分公司工作，未经中铁第七分公司认可。
另查，中铁第五分公司于2012年2月17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依法注销登记。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中铁航空港公司否认杨高军提供的加盖有“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第五工程分公司”印章的借条真实性，并申请对该借条中加盖的“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第五工程分公司”的印章进行司法鉴定。该院依据中铁航空港公司的申请，依法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依法作出（京）法源司鉴（2015）文鉴字第21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借条）上的“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第五工程分公司”印文与样本上的“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第五工程分公司”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因此，该院对中铁航空港公司否认该借条中的“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第五工程分公司”印章真实性的抗辩理由，证据充分，该院予以采信。另庭审中，中铁航空港公司申请证人任×出庭作证，证人任×虽称借条中所加盖的“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第五工程分公司”印章是中铁第五分公司的印章，但经司法鉴定，该枚印章非中铁第五分公司的印章，否定了任×的该证词，故该院对任×的该证词不予认定；任×出具借条时虽为中铁第五分公司负责人，但其出庭作证时否认中铁第五分公司向杨高军借款的事实，中铁第五分公司也未偿还过杨高军任何款项，本案诉争款项的借款人为他人，其所出具的借条、收条、承诺书、打款说明均未经中铁第五分公司、中铁第七分公司及中铁航空港公司授权及认可，任×的签字行为不能认定为职务行为。故杨高军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杨高军与中铁航空港公司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综上所述，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高军的全部诉讼请求。
杨高军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一）一审法院以司法鉴定结论作为定案依据存在错误。在一审程序中，杨高军递交的借条、银行打款凭证、收条、承诺书、打款说明等证据，已经完全可以证明杨高军与中铁航空港公司存在借款关系，中铁航空港公司应对杨高军的全部诉讼请求承担还款义务。中铁航空港公司提出鉴定申请之时，杨高军发表了不同意进行司法鉴定的意见，借条中有关中铁第五分公司公章的真实性与否，并不影响双方借款合同的效力，亦不影响杨高军向中铁航空港公司主张权利。本案中，2005年11月22日，任×作为中铁第五分公司的负责人与杨高军形成借款法律关系，任×在庭审中证实，该借条中的签字是其本人所签，印章是任×本人所盖，杨高军已按约定履行了200万元借款的出借义务。根据我国《民法通则》43条的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即任×作为当时中铁第五分公司的负责人，其职务行为代表企业法人，其签字即具有代表公司行为的效力。故，一审法院以鉴定结论作为本案的依据存在错误。（二）一审法院关于任×签字行为是非职务行为的认定错误。任×为当时中铁第五分公司的负责人，也是当时办理借款的经办人，依据《民法通则》，负责人的职务行为就是代表公司的行为。根据《公司法》第14条“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本案中，杨高军的出借是基于对中铁航空港公司为法人这个前提才产生的，任×签订借条并加盖公章的行为属于其履行职务的行为，且具有公司承担义务的明确意思表示，而后续出具的收条和情况说明均有作为经办人任×的签字，故杨高军有理由认为任×的签字行为是职务行为。任×代表中铁航空港公司进行对外行为而产生的相应法律后果应由中铁航空港公司承担，中铁航空港公司应向杨高军承担已签协议的全部义务，向杨高军还款并支付利息。另外，任×至今仍为中铁航空港公司的工作人员，其与中铁航空港公司存在内部从属的利害关系，其在一审程序中的陈述并不真实，而且依据我国关于证据的相关规定，因中铁航空港公司与任×存在利害关系，其此部分陈述不应被采信。一审判决以任×不真实及有利害关系的证言，认定任×不构成职务行为，否定了任×因职务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法人承担的法律规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杨高军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杨高军与中铁航空港公司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而驳回杨高军的诉讼请求错误。二、一审法院法律适用存在错误。因一审法院关于本案的事实认定存在错误，故法律适用亦存在错误。杨高军在一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杨高军与中铁航空港公司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本案杨高军的诉讼请求应予全部支持。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杨高军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鉴定费均由中铁航空港公司负担。
中铁航空港公司针对杨高军的上诉理由及请求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二审审理中本院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二审审理中，杨高军表示2006年11月22日及2014年3月25日收到的还款，均是任×直接向杨高军支付现金。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还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杨高军上诉主张任×的签字属于职务行为，故杨高军与中铁航空港公司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本院认为，经司法鉴定，杨高军所提供借条中“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第五工程分公司”印章并非中铁第五分公司的印章，一审审理中证人任×虽称借条中加盖的“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第五工程分公司”印章是中铁第五分公司的印章，但司法鉴定结论否定了任×该部分证词。任×在一审审理中出庭作证时否认中铁第五分公司向杨高军借款的事实，其所出具的借条、打款说明均未经中铁第五分公司、中铁航空港公司授权或认可。另从资金走向上看，杨高军是向北京科博智能仪表有限责任公司汇款，而非汇入中铁第五分公司账户或者中铁航空港公司账户，杨高军表示还款也均是任×向其直接支付现金，并非由中铁第五分公司或者中铁航空航公司进行直接转账。据此，综合本案现有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杨高军不能证明其与中铁航空港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六万二千六百五十八元，由杨高军负担（已交纳）。一审鉴定费三万一千五百元，由杨高军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六万二千六百五十八元，由杨高军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邹 明 宇
代理审判员 杨 清 惠
代理审判员 刘 海 云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王昕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