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25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侯某。
委托代理人陈乘贝，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甲。
法定代理人曾某甲，女，汉族，1979年7月27日出生，系李某甲母亲。
委托代理人顾萍，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侯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某甲抚养费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3）深罗法民一初字第12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原告的母亲曾某甲与被告曾经存在恋爱关系。2008年7月28日，原告出生并跟随母亲生活。××××年××月××日，原告的母亲曾某甲与案外人李某乙结婚。2012年10月27日，原告与被告进行亲子鉴定，鉴定结果为：亲子关系“肯定”。
原告提交《欠条》一张，该欠条内容为：截止2013年1月16日，本人侯某尚欠曾某甲人民币180万元，经协定从2013年1月16日起分18期（以月为单位，定于每月底偿还本期欠款，逾期不还，利息10％）。被告在该欠条上签名，并注明为债务人，落款时间为2013年1月16日，债权人为曾某甲。被告主张该欠条是被原告母亲诱骗到宾馆后被胁迫的情况下，并且被告有报案。原审法院到东莞市长安新民边防派出所调查，在该派出所有被告所作的报案笔录，但派出所并未立案调查。
原告提交的车辆信息显示被告名下有奥迪A6汽车及别克汽车一辆。原告提交的工商信息资料显示被告持有三家公司的股份。被告主张在知悉原告是其女儿后，在2012年11月17日通过银行转帐支付被告母亲曾某甲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10万元。被告就此主张提交银行转款记录。
原告李某甲向原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被告一次性支付原告抚养费180万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
原审认为，本案为抚养费纠纷。根据亲子鉴定结果及被告的庭审陈述，原、被告之间为父女关系。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被告出具的欠条是否为胁迫所写；二、该欠条所指的180万元是否指抚养费。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原审法院到公安机关调取的材料，除被告报案陈述外，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系在原告母亲胁迫下出具欠条，因此对被告该抗辩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焦点，被告出具欠条的时候已经知悉其与原告存在亲子关系，由于原告的年龄尚幼，原告不可能要求被告出具欠条，而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原告母亲与被告之间有其他经济往来，因此法院对原告主张该欠条所指的180万元系被告承诺支付的抚养费予以采信。但该数额过高，法院予以调整。结合深圳的生活水平、原告的实际需要、被告的经济能力等情况，法院认定被告应支付原告至十八周岁的抚养费120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候某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李某甲抚养费120万元；二、驳回原告李某甲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负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上诉人侯某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要求一次性支付抚养费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的事实和理由是：（一）一审法院依据上诉人被胁迫出具给被上诉人法定代理人曾某甲的“欠条”判决上诉人一次性向被上诉人支付抚养费120万元严重违反法律规定，适用法律严重错误。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七条规定：子女抚育费的数额，可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根据《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本案，被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其实际每月具体需要多少抚养费，而依据在深圳生活的实际情况，小孩的教育费在幼儿园阶段每年10000元左右，到小学、初中阶段所需的教育费用则少很多，到高中阶段，一年几千元足够；而生活费每月2000元已属很多，加上其他零散的费用，分摊到父母身上，每年每人支出17000元的抚养费已足够，依据深圳市政府部门统计的深圳市实际生活水平的数据也可以很好的证明这点。深圳市统计局2014年4月8日公布的《深圳市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3年度深圳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4653元，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8812元。依据该统计标准，抚养费按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计算，每年是15000元左右。而按一审法院判决的抚养费金额，被上诉人每年的抚养费是20万元（被上诉人现6岁，至18岁，共12年），这远远超过被上诉人的实际生活需要及深圳市实际生活水平，也大大超过了上诉人实际的负担能力。对于上诉人的负担能力，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上诉人虽拥有一辆奥迪A6及一辆别克车，但该两部车均为2006年所购买，现在的残值合计也只有十来万元。另，一审法院查明的所谓上诉人持有的三家公司股份，该三家公司的股份状况：一家是××国际有限公司（下称“××国际公司”），该公司注册于香港，注册资本为港币1万元，上诉人原持有其65%的股权，但早在被上诉人一审起诉之前（诉状日期2013年5月13日），王某就已受让了××国际公司100%的股权，上诉人已不再持有××国际公司的股权；另一家是深圳市××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科技公司”），××科技公司是××国际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诉人本来就没有持股，王某受让了××国际公司全部股权后，××科技公司的所有权益相应的最终归新股东王某所有；还有一家是东莞市××光电有限公司（下称“××光电公司”），上诉人原持有××光电公司52%的股权，但在2013年12月2日，因××光电公司经营困难，一直亏损，上诉人无力继续经营，只好将持有的××光电公司全部股权转给冷某。由此，上诉人根本就不持有任何公司股权。对于该事实，一审法院在第二次开庭（2014年5月5日）是明知的，但一审法院为了达到严重偏袒被上诉人的目的，无视客观事实，在证据上恶意断章取义，作出认定上诉人仍持有三家公司股权的错误事实。可见，一审法院的判决完全无视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需依据被上诉人的实际需要、上诉人的负担能力和深圳市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被上诉人的抚养费，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八条规定，抚育费的给付是以定期给付为原则。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抚养费是未成年人生活、教育等费用的重大保障，最大限度保护被抚养人的健康成长是抚养费支付的初衷和目的。一次性给付巨额的抚养费会带来严重的风险，一旦该抚养费用被直接抚养子女一方挪用或者挥霍的情况，被抚养人的生活就会陷入困境，必然对孩子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侵害。本案，一审法院的判决显然严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试想，先不论上诉人是否有负担能力的情况下，依一审法院的判决，如果被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曾某甲将该笔抚养费挥霍一空，被上诉人生活由此陷入了困境，若被上诉人再次向法院起诉主张抚养费，那法院应如何判决？依一审法院判决，一审法院是否可以保证该笔巨额的抚养费能用在被上诉人身上呢？很显然，一审法院的判决作不了这样的保证，显然，一审法院的这一判决也将严重侵害被上诉人的利益。而且，如前所述，对于一审法院的判决，上诉人根本就没有实际的负担能力。可见，一审法院的判决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于理于法不符。再次，一审法院判决一次性支付120万元所依据的欠条也是无效的，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该欠条也是被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曾某甲将上诉人诱导至东莞市长安银利商务宾馆后，伙同他人武力逼迫上诉人所写的，是敲诈勒索行为，该欠条所写的欠款是虚假的，内容是无效的。第四，从欠条内容“截止至2013年1月16日，本人侯某尚欠曾某甲人民币180万元，……，债务人侯某，债权人曾某甲”看，该欠条所写欠款更是与抚养费扯不上任何的关系。从文字看，欠条压根就体现不出抚养费的内容，欠条的“截止至2013年1月16日，本人尚欠……”，这明显是一个过去欠款，即在2013年1月16日前的欠款，而抚养费是将来的费用，二者有根本不同，而落款处的所写的债务人、债权人签名栏证明了这是债务，与抚养费无关。但一审法院的认定是上诉人出具欠条时已知道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亲子关系，所以出具的欠条所写的债务是抚养费。一审法院的认定明显不符合逻辑，依常理，上诉人在知道与被上诉人亲子关系后，若是自愿写的欠条，那更应该直截了当写愿意支付多少的抚养费，而不是写欠债务，同时肯定将明确抚养费支付的起止时间。否则，即使上诉人依该欠条支付了费用，被上诉人不是还可以再次主张抚养费吗？可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严重错误。最后，依一审法院认定的欠条所写的“债务”是抚养费，那本案的被上诉人也不是适格主体。根据欠条内容，欠条的债权人是被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曾某甲，不是被上诉人，有权依欠条起诉是曾某甲，不是被上诉人。但一审法院却以被上诉人年幼，不可能要求上诉人出具欠条这么荒唐的理由来驳斥法律明文规定的本案有权依欠条起诉的诉讼主体是被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曾某甲的事实，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二）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应一次性支付抚养费人民币120万元所依据事实认定不清。第一，如前第一点第一小点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名下有奥迪A6汽车及别克车各一辆、以及持有三家公司股份，并以此认定上诉人具有负担能力，事实认定不清。奥迪A6及别克车均为2006年所买，两部车的残值合计也只有十来万元，一审法院故意忽视了车的具体价值。另外，上诉人根本就不持有任何公司的股权，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持有三家公司股权。第二，如前第一点第四点所述，一审法院将“欠条”所写的债务认定为抚养费，事实认定不清。无论是从“截止于……”的文义判断，还是从欠条所写的债权、债务文字看，欠条的债务与抚养费根本无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不清。（三）从欠条的内容看，欠条上明确写明是“偿还”，偿还的是欠款，并不是抚养费，抚养费应当用“支付”，因此欠条与抚养费无关系。此外，原审认定被上诉人的实际生活需要以及上诉人经济能力没有任何客观事实、证据支持。原审对上诉人已支付的10万元也没有认定。
被上诉人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原审查明部分确认上诉人于2012年11月17日支付过10万元。
另查，上诉人在原审提交了东莞市长安银利商务宾馆于2013年1月16日出具的138元客户名称为何某的房费发票，上诉人在二审时称客户名称应为侯某，是宾馆出具发票时打错字；上诉人并提供了其招商行账户2013年1月16日的交易明细，上诉人称交易明细拟证明曾某甲当晚要求上诉人给一笔钱及转款到曾某甲配偶账户。
再查，上诉人二审提交的公司登记资料显示，深圳市××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于2011年4月7日由候某（占有99%股份）、梁川（占有1%股份）变更为××国际有限公司（占有100%股份）；2013年12月2日东莞市××光电有限公司股东侯某转出原持有52%股份，不再为该司股东。
本院认为，本案为抚养费纠纷，争议焦点为欠条的效力以及抚养费的标准及支付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第二款）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第三十七条规定“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用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根据上述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生父或生母应当负担生活费和教育费，生父和生母分开后，双方可以通过协议约定上述费用的多少和支付方式。本案，被上诉人主张欠条是其生父即上诉人与其生母曾某甲对抚养费的约定，而上诉人主张欠条是在胁迫下所签订，内容也与抚养费无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上诉人主张欠条是在胁迫下所签订，应负有举责任。上诉人提供了开房发票、银行交易明细，以及原审法院根据上诉人申请调取的派出所询问笔录。派出所询问笔录只是记录了上诉人向派出所陈述的事情经过，但派出所未立案调查，因此该笔录仅仅是上诉人单方陈述的记录，不能证明上诉人陈述内容的真实性。房费发票和银行交易明细本身与胁迫不具有直接关联性。故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未能证明胁迫的存在、胁迫的具体方式以及对受胁迫人意思表示的影响。
另一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被胁迫签订的合同并非无效，只是受损方可以请求变更或者撤销，但在合同被变更或者撤销前，仍是有效的合同，权利人仍可以根据合同请求义务一方履行合同。该条同时规定了申请撤销的方式，即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提出请求。而本案，欠条并未被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撤销，欠条的权利义务对双方有效。
由于本院认可欠条的真实性和效力，因此上诉人应履行欠条载明的义务。欠条虽然未载明是对抚养费约定形成的债务，但欠条是被上诉人生父与生母之间就债务达成的协议，被上诉人及其生母均确认欠条是对抚养费的约定，而本院已确认欠条的效力，上诉人又无相反的证据证明非抚养费的约定，本院因此采纳被上诉人的意见，认定欠条是对抚养费的约定。
综上，被上诉人的生母与被上诉人的生父即上诉人对抚养费的金额及给付方式作出约定，符合法律的规定，原审认为约定的抚养费过高，予以适当调整，也无不当。故上诉人上诉称欠条为胁迫所签订、与抚养费无关、抚养费应当分期给付等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00元，由上诉人侯某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黎康养
审判员 梁 媛
审判员 刘向军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记员 陈 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