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一中民（商）终字第89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长立，男，1946年4月5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刘长焕，女，1952年2月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寿路支行，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61号东侧综合楼。
负责人王金花，行长。
委托代理人沙洪洲，男，1986年3月8日出生，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职员。
委托代理人薛恺，男，1983年6月6日出生，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职员。
原审第三人刘长玲（刘长立法定代理人），女，1949年5月23日出生。
上诉人刘长立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寿路支行（以下工行万寿路支行）、原审第三人刘长玲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商）初字第1960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0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邹明宇担任审判长，法官刘海云、法官黄占山参加的合议庭，后因工作调整，本案合议庭成员变更为由甄洁莹担任审判长，法官刘海云、吕云成组成。本院于2014年11月2日就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长立的法定代理人刘长焕、被上诉人工行万寿路支行的委托代理人沙洪州、原审第三人刘长玲到庭参加了诉讼。
刘长立在一审中起诉称：刘长立患精神残疾，住院治疗。因医院同意出院，需购买经济适用房，办理购房中要提供退休养老金明细，因兄妹沟通无效，为尽快参加购房摇号，刘长焕在2011年4月27日将刘长立账号为×××的退休养老金存折挂失，并交纳挂失手续费用。挂失后，工行万寿路支行应履行刘长立填写“个人客户挂失业务申请书”的程序，7天后办理新的存折。但工行万寿路支行以刘长立有两人管理而拒绝办理。现购房政策已停止，失去机会，同时刘长立自2011年4月27日至2012年12月30日也没有领到退休养老金，现该笔钱在工行万寿路支行处，故刘长立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工行万寿路支行继续履行挂失义务返还刘长立退休养老金39484.77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工行万寿路支行在一审中答辩称：第一，工行万寿路支行依据人民法院变更监护人的判决、监护人刘长焕的申请变更挂失手续，后在另一个监护人刘长玲提出异议并出示存折原件后，工行万寿路支行不予办理挂失处理手续，合法并合理。第二，本案中依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刘长立有两位监护人，监护职责应由二人共同行使，但在本案中两位监护人意见不一致，工行万寿路支行不宜依一方监护人的申请办理挂失手续，因此不同意刘长立的诉讼请求。
刘长玲在一审中陈述称：不同意刘长立的诉讼请求。经过人民法院判决的生效法律文书均没有同意由刘长焕管理刘长立的账户。刘长玲手里有刘长立的存折，并且管理的很好。刘长焕使用将存折挂失等手段想管理账户，而刘长玲不同意挂失。现在有银行存折和法院判决作为证明，刘长玲认为不应当由刘长焕保管存折、管理账户。
一审经审理查明：2009年12月29日，刘长立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白广路支行（以下简称工行白广路支行）开立账号为×××活期存折。2010年12月24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西民特字第101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一、驳回申请人刘长玲要求撤销刘长英监护人资格的申请；二、指定申请人刘长玲、被申请人刘长英为刘长立的监护人。2011年4月25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西民特字第0922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撤销被申请人刘长英作为刘长立监护人的资格；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刘长立的监护人由申请人刘长焕担任。2011年4月27日，刘长焕代刘长立在工行万寿路支行填写了个人客户挂失业务申请书，挂失账号为×××，挂失原因写明为丢失。2011年7月20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西民特字第1723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驳回申请人刘长玲要求撤销被申请人刘长焕监护人资格的申请。
一审诉讼过程中，刘长玲向该院出示了账号为×××的存折，用以证明本案诉争存折一直由其保管。此外，刘长玲表示不同意由刘长焕办理挂失，也不同意就存折款项支取问题与刘长焕协商解决。一审诉讼中，工行万寿路支行称该行与工行白广路支行之间是通兑关系，在法律上属于代理关系。
以上事实，有刘长立提交的（2011）西民特字第101号民事判决书、（2011）西民特字第09225号民事判决书、个人客户挂失业务申请书，刘长玲提交的存折及该院开庭笔录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裁定认为：本案案由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存折是双方合同关系的证明凭证，亦载明了储蓄存款合同法律关系中各方当事人的主体身份。本案存折开户银行为工行白广路支行，故就该存折内款项的支取应向开户银行主张。本案中，工行万寿路支行代办挂失业务尚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且工行万寿路支行亦自认其与工行白广路支行之间属于代理关系，故刘长立与工行万寿路支行之间并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因存折相关权益的行使问题所产生的纠纷亦应向开户银行进行主张。据此，刘长立起诉工行万寿路支行属诉讼主体不适格。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刘长立的起诉。
刘长立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刘长立一审诉讼请求经过变更，最终为仅要求工行万寿路支行继续履行挂失义务。一审法院认定刘长立一审诉请为要求工行万寿路支行继续履行挂失义务，返还刘长立退休养老金是错误的。二、刘长立在工行万寿路支行挂失，其已经与工行万寿路支行形成挂失合同关系。工行万寿路支行的挂失行为并非基于其与工行白广路支行的代理关系，所谓的代理关系事实上也不存在。刘长立有权要求工行万寿路支行继续履行挂失义务，工行万寿路支行是适格主体。三、刘长玲并非本案适格当事人，且一审法院追加刘长玲参加诉讼并未通知刘长立，程序违法。据此，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实体审理。
二审期间，刘长立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材料：1、刘长立养老金存折。证明涉案账户开立时间为1998年12月7日；工行白广路支行认可并证明其于1999年1月4日与刘长立工作单位建立代理关系，与工行万寿路支行无关；2009年12月29日公章显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街口支行，与工行白广路支行无关；刘长立尾号为1232的账号的使用时间是2001年8月13日。2、神华国华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热电分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其与工行白广路支行建立代理关系。3、一审庭审笔录。证明一审法官诱导工行万寿路支行说出代理关系，这一说法前后矛盾，无证据支持，且一审没有询问刘长立对于原审第三人刘长玲出庭是否有异议。4、一审裁定书。证明一审适用法律错误。5、一审法院开庭传票。证明传票上写明案由为借记卡纠纷，因此应当适用关于借记卡的相关规定，即挂失手续办妥，挂失即生效。6、（2014）朝民初字第19577号民事调解书。证明一审期间刘长立欲提交该调解书供法庭参考，遭一审法院拒绝。7、2014年9月9日刘长立法定代理人刘长焕所写的两份情况反映信函。证明刘长立一审期间曾将这两封信函交由一审法院，并希望一审法院能够转交二审法院，但是一审法院拒收。
工行万寿路支行服从一审裁定。其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但其针对刘长立的上诉意见口头答辩称：如刘长立要求返还资金，其应当向开户行工行白广路支行主张，工行万寿路支行不是适格主体。如果刘长立要求工行万寿路支行继续履行挂失义务或者解除挂失，工行万寿路支行均能够办理。
刘长玲服从一审裁定，其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但其针对刘长立的上诉意见口头陈述称：刘长立所说与事实不符。涉案存折没有丢失，刘长焕不应该代刘长立办理挂失。工行万寿路支行不给钱是正确的。
经本院二审期间询问，刘长立陈述其诉请要求工行万寿路支行继续履行挂失义务指的是由工行万寿路支行完成挂失后续义务。对此，工行万寿路支行陈述，刘长立挂失业务尚未处理完毕，挂失仅是业务的一步，之后包括开立新存折等均是挂失业务的处理方式。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刘长焕以刘长立法定监护人身份到工行万寿路支行办理刘长立涉案养老金挂失手续，工行万寿路支行受理了该挂失申请，表明刘长立与工行万寿路支行之间基于该挂失行为已经形成合同关系，现刘长立起诉要求工行万寿路支行继续办理挂失手续，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案件受理条件，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刘长立起诉不当。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7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商）初字第19600号民事裁定；
二、指令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审 判 长 甄洁莹
代理审判员 刘海云
代理审判员 吕云成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丁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