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6民终83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梦琳，女，1973年4月23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代理人：欧阳达辉，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景阳，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永棠，男，汉族，1961年2月9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委托代理人：杨炽华，广东捷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陆俊希，广东捷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华扬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白岗村工业区。法定代表人：梁大铭。上诉人李梦琳因与被上诉人黄永棠、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华扬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扬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5民初56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梦琳上诉请求：1.撤销（2016）粤0605民初5648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2.改判驳回黄永棠对李梦琳主张的全部诉讼请求，李梦琳无需承担任何还款责任；3.改判李梦琳无需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梁大铭没有为华扬公司的货款向黄永棠提供担保，黄永棠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担保责任成立。一审法院仅根据梁大铭的签名认定梁大铭为华扬公司欠黄永棠的货款承担担保责任属事实查明不清。首先，根据我国担保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梁大铭保证责任成立的依据仅为一份对账单。对账单上除了货款数据外，既没有通过书面形式约定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保证人的责任、保证方式、保证期间等书面保证合同必须具备的内容，也没有梁大铭作出担保意思表示的书面内容，该证据无法证明梁大铭本人同意承担保证责任。这种没有书面形式的保证违反担保法的规定，应属无效。事实是梁大铭签署对账单只是代表华扬公司对对账单上的货款数据予以认可，并没有作出任何担保。其次，梁大铭只是在对账单中签署名字，对账单其他字样包括“担保人”字样均不是梁大铭本人书写。黄永棠的代理律师在一审庭审中也承认“担保人”字样并不是梁大铭书写，是黄永棠另行添加。在此情况下，黄永棠应就其有关梁大铭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进一步举证，一审法院亦应将该举证责任分配给黄永棠。但，一审法院并没有要求黄永棠进一步举证，便认定梁大铭是以担保人身份在对账单上签名，认定其为担保法上的保证人。这显然是对事实的错误认定。再次，按照一般的社会生活习惯和市场交易习惯，公民在处理较大金额的债权债务关系时，除签名确认外，加盖手指指模是必需的确认民事法律行为真实有效的基本形式要件，也应当是债权人明确要求的必须进行的确认行为。本案对账单涉及的欠款高达300多万元，梁大铭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如愿意为公司如此高额债务作担保，则理应加盖指模进一步确认，而不只是签署名字。黄永棠为防止梁大铭否认签名的真实性，进一步确认梁大铭的责任，其理应要求梁大铭在签名处加盖指模，而目前对账单上缺少了这一重要指模，该情况显然不符合交易常理，也不符合黄永棠要求对对账单进行担保的目的。第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借款合同上签字或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承担保证责任，或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梁大铭仅在对账单上签名，没有书写“担保人”字样，也没有书写任何文字表明其是保证人或承担保证责任。黄永棠在一审中也没有进一步举证证明梁大铭为保证人。梁大铭的签名仅能认定为认可企业经营情况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梁大铭为保证人显属证据不足，应予纠正。最后，李梦琳曾在一审中向在对账单中签名的华扬公司财务周剑虹询问。周剑虹证实，该单据是华扬公司与黄永棠对账后对应付货款余额的确认，周剑虹签名时，梁大铭并未签名，对账单上也没有“担保人”字样。这可进一步证明，梁大铭在对账单上签名仅仅是对该单据的数额进行确认。综合上述疑点和事实，梁大铭并没有为华扬公司所欠货款提供担保。二、依据李梦琳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华扬公司在2015年11月至2016年4月已向黄永棠支付货款3043743元，黄永棠也在一审中当庭承认上述货款支付金额，其提交的账目明细表也确认相关事实。故黄永棠主张华扬公司欠付的2015年10月底的货款3352331.71元已大部分获得清偿。已清偿部分不应计入所谓担保责任范围，应予扣除。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处理属遗漏案件事实，查明事实不清。三、对账单没有约定还款时间和保证期间，在所谓保证责任发生前梁大铭已去世，保证义务随之消灭，所谓保证责任不再产生，梁大铭和李梦琳无需承担担保责任。黄永棠提交的对账单并没有约定还款期限，也没有证据显示其在提起本次诉讼前已向华扬公司主张偿还货款，黄永棠更没有证据证明其在提起本次诉讼前已向梁大铭、李梦琳主张承担担保责任，且华扬公司已在2015年11月至2016年4月期间偿还了货款3043743元。因此，黄永棠主张的还款期届满或保证责任的发生应自其提起诉讼的2016年4月5日开始，一审法院亦已对此作出认定。但根据梁大铭的死亡证明，梁大铭在2016年2月9日前已去世，即梁大铭死亡时，主债务还款期限还未届满，所谓保证责任还没有发生。故一审法院判决梁大铭承担保证责任属法律适用错误。四、一审法院错误认定的梁大铭应承担的保证责任与李梦琳没有任何关联。李梦琳没有在对账单上签字作出保证的意思表示，对梁大铭的签字及是否真实作出保证担保并不知情，更没有从华扬公司款项或梁大铭的行为中获益。一审法院对李梦琳所需承担的责任作出的错误认定属事实查明不清。本案债务是华扬公司对黄永棠所应承担的货款之债。李梦琳并非华扬公司的股东，也没有在华扬公司任职，没有参与该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故李梦琳对对账单的内容和签名并不知情。本案的获益者应是华扬公司，不是梁大铭及李梦琳。对账单显示的货物或货款是基于华扬公司的经营活动而产生，没有用于梁大铭和李梦琳的夫妻共同生活，更非因共同生活而产生的担保之债，不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最关键的是，黄永棠并无充分的证据证明梁大铭和李梦琳夫妻双方有共同对外担保的合意以及梁大铭所谓的对外担保之债系用于梁李二人的夫妻共同生活，李梦琳从中受益。此外，夫妻一方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而形成的对第三人清偿债务承担的责任，有别于夫妻一方直接与债权人之间形成的债务。夫妻一方仅以个人信用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夫妻或家庭未能从对外的担保行为获得与担保责任相当的利益。显然，夫妻一方为他人担保的行为不属于夫妻共同生活所需。因此，李梦琳无需为梁大铭对外承担担保责任而形成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五、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梁大铭应承担保证责任，在现行有效的司法解释中，李梦琳无需为梁大铭的所谓对外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的规定，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李梦琳在二审期间提交的大量案例证明，上述司法解释现行有效，且被全国各地法院所采纳适用，是调整特定法律纠纷的有效法律依据。据此，黄永棠主张的梁大铭对华扬公司货款的所谓担保责任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李梦琳不应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黄永棠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李梦琳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黄永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华扬公司向黄永棠支付加工费、材料费3352331.71元及其利息62725.34元（从2015年11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计至2016年4月8日，往后按上述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李梦琳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永棠与华扬公司存在长期合作关系。2015年11月4日，黄永棠与华扬公司对账，双方确认截止至2015年11月4日，华扬公司共拖欠黄永棠加工费和材料费合计3352331.71元。华扬公司向黄永棠出具文件确认欠款总额，同时梁大铭在该文件担保人一栏签名。梁大铭与李梦琳于1996年在内地登记结婚。2016年2月9日，梁大铭被确认死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因李梦琳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属于涉港商事案件，在诉讼程序方面应比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涉外编的有关规定，即本案应按照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处理。关于法律适用，本案当事人未约定处理争议所适用的法律，而本案买卖合同的履行地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本案适用买卖合同的履行地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黄永棠在向华扬公司提供货物过程中，双方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黄永棠主张华扬公司支付货款3352331.71元及从对账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有相应送货单及对账单证明，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华扬公司应予支付。李梦琳是否应承担本案担保责任的问题。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本案中梁大铭在对账单上是以“担保人”身份签名，结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认定梁大铭就是担保法上的保证人。其次，与黄永棠发生交易的是华扬公司，华扬公司已在对账单上加盖账务专用章和公章，梁大铭虽然是华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不是必须签名人员，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梁大铭作为担保人在对账单上签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梁大铭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再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由于双方在对账单上未约定保证方式，梁大铭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然后，由于双方没有约定保证期间，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黄永棠与华扬公司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也没有约定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该宽限期应推定为黄永棠起诉之日，此时保证人的保证期间开始计算，本案中保证人的保证期间没有超出，保证人应依法承担保证责任。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付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从上可知，基于夫妻利益联系的紧密性，为了维护交易安全，促进财产正常流转，我国法律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一方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是以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为原则，以确认为一方个人债务为例外，且例外情形必须由夫妻一方举证证明。在本案中，涉案债务发生于梁大铭与李梦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李梦琳未能举证证明梁大铭与黄永棠就涉案债务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梁大铭、李梦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约定分别财产制且黄永棠知道该约定，故认定涉案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黄永棠主张李梦琳承担本案连带保证责任，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华扬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款项3352331.71元及以该款从2015年11月4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给黄永棠；二、李梦琳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34120.4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9120.45元，由两被告按判项的责任方式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李梦琳在二审期间确认其是华扬公司的董事。本院认为：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有关管辖权和准据法的确定均无异议，本院均予确认。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在于：李梦琳是否应对华扬公司拖欠黄永棠的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李梦琳上诉称其无需对本案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就该上诉主张提出相关理由。本院对李梦琳就其上诉主张提出的理由具体分析如下：一、梁大铭对本案货款的保证责任是否成立李梦琳上诉提出梁大铭没有为本案货款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其仅是基于华扬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在对账单上签名。首先，李梦琳提出“担保人”字样并非梁大铭书写，是黄永棠另行添加，因而梁大铭未有担保货款支付之意。经审查，黄永棠在一审庭审中确认“担保人”字样不是梁大铭所写，但称因梁大铭拖欠款项数额大，故要求其提供担保，对账时应黄永棠要求当场添加“担保人”字样。尽管黄永棠确认“担保人”字样并非梁大铭所写，但其已对“担保人”字样的添加情况作出合理解释，且“担保人”字样及担保人签字由不同人书写不影响担保合同的效力。本案各方当事人对梁大铭签名的真实性亦未提出异议。在李梦琳未能提供有效证据推翻对账单真实性的情况下，本院认定梁大铭在对账单上以担保人身份签名的事实。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本案中，梁大铭在对账单“担保人”处签名，表明其自愿以保证人的身份对本案货款承担责任。结合上述规定，应认定梁大铭为本案货款自愿提供保证担保。二、华扬公司于2015年11月后向黄永棠支付的300多万元是否属于对本案货款的清偿李梦琳上诉称2015年11月至2016年4月间，华扬公司陆续向黄永棠支付货款共计3043743元，该款项应作为对本案货款的清偿予以抵扣。黄永棠确认收到上述款项，但辩称该款项是华扬公司支付自2015年11月4日后产生的新货款，与本案债务无关。黄永棠在一审期间已为此提供了华扬公司付款情况表、送货单及收据等予以证明。经审查，首先，黄永棠提供的送货单证实其与华扬公司自2015年11月至2016年4月间仍陆续发生了多笔交易。其次，华扬公司于2015年11月后向黄永棠支付的300多万元款项是分多笔多次转入，符合用于支付多次交易产生的货款的特征。且每次转入的金额与一段时间内送货单反映的交易总额能基本对应。再次，华扬公司作为本案货款的主债务人及上述300多万元款项的支付方，并未提出其支付的上述款项应抵扣本案货款的辩解。综上，本院对李梦琳的该点理由不予采纳。三、本案债务是否属于李梦琳与梁大铭的夫妻共同债务李梦琳上诉认为其对梁大铭为本案货款作担保并不知情，亦没有从华扬公司与黄永棠的交易及梁大铭的行为中获益，故本案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首先，李梦琳与梁大铭在1996年登记结婚。梁大铭为本案货款作担保的日期为2015年11月4日。经对比，梁大铭的担保发生在其与李梦琳的婚姻存续期间。其次，梁大铭原为华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梦琳为华扬公司的董事。梁大铭为其经营的华扬公司所欠货款提供担保。从经营者与公司的收益关系看，华扬公司通过与第三方交易获取货源，促使公司持续经营与发展；梁大铭作为公司的主要经营者，李梦琳作为公司董事，均可以共同从交易、担保行为中间接获益，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并且其二人从华扬公司经营中的获益应是其夫妻共同生活所需的主要来源。基于梁大铭、李梦琳与华扬公司的上述密切关系，梁大铭为本案债务提供的担保应区别于一般的夫妻一方仅以个人信用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情形。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此处的“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是指夫妻一方个人所负之债务。该债务确立之时，夫妻中的另一方是否知悉在所不问。且如前所述，基于李梦琳、梁大铭与华扬公司的密切联系，李梦琳理应清楚本案债务的情况。此外，李梦琳也没有举证证明梁大铭与华扬公司明确约定本案债务为梁大铭的个人债务，以及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综上，本案债务应属于李梦琳与梁大铭的夫妻共同债务。对李梦琳的该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此外，李梦琳提出梁大铭在本案保证责任发生前已去世，梁大铭和李梦琳均无需对本案货款承担责任。如前所述，梁大铭为本案货款提供担保形成的债务属于其与李梦琳的夫妻共同债务。该债务自梁大铭为本案货款提供担保时起即为梁大铭与李梦琳的夫妻共同之债。因此，尽管梁大铭在本案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前确已死亡，但李梦琳作为该夫妻共同债务的另一方仍须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李梦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120.45元，由上诉人李梦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凯原代理审判员  梁亦民代理审判员  禤敏婷二○二○一七年三月七日书 记 员  何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