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781民初53号
原告：邓伟贤，男，1956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展聪，男，1979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
被告：台山市深井镇经济发展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台山市深井镇深井圩东头街。
法定代表人：陈健全，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有茂，系广东广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邓伟贤诉被告台山市深井镇经济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深井经济总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伟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展聪，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有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邓伟贤诉称：1996年1月2日，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与台山市工商银行房地产信贷部签订《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抵押贷款合同》，约定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向台山市工商银行房地产信贷部借款50万元，借款期限从1996年1月2日起至同年7月2日止，借款月利率为10.20‰。1997年1月20日，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台山市支行签订《中国工商银行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约定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台山市支行借款60万元，借款期限从1997年1月20日起至同年7月20日止，借款月利率为10.08‰。1997年3月21日，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与台山市工商银行房地产信贷部签订《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抵押贷款合同》，约定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向台山市工商银行房地产信贷部借款10万元，借款期限从1997年3月21日起至同年5月21日止，借款月利率为10.08‰。
上述合同签订后，中国工商银行台山市支行依约将贷款合共120万元交付给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上述借款到期后，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没有依时偿还借款本息。2005年7月20日，中国工商银行台山市支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2010年7月16日该办事处经批准更名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资产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012000000291号的《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中国工商银行台山市支行将其享有的涉案债权及相关权利转让给信达资产公司，并于2005年8月9日在《南方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2014年12月25日，信达资产公司与杨蓉签订编号为信深-B-2014-031号的《债权转让合同》，约定信达资产公司将上述债权及相关权利转让给杨蓉，并于2015年1月27日在《南方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2016年4月25日，杨蓉与原告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杨蓉将上述债权及相关权利转让给原告，并于2016年4月27日在《江门日报》刊登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原告受让上述债权及相关权利后，先后分别于2016年11月8日、同年11月29日向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邮寄送达了债权转让暨催收告知函。
截至2014年9月30日止，上述债权合共4682000元（借款本金120万元+借款利息3482000元）。通过上述债权转让，原告已依法成为该债权的合法权利人。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民事权益，原告遂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1、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立即偿还借款本金120万元及截至2014年9月30日止的利息3482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承担。
原告邓伟贤就其起诉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如下证据：
1、关于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诉讼主体资格适格的事实；
2、1996年1月2日的《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抵押贷款合同》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于1996年1月2日向原贷款人台山市工商银行房地产信贷部借款50万元的事实；
3、1997年1月20日的《中国工商银行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于1997年1月20日向原贷款人中国工商银行台山市支行借款60万元的事实；
4、1997年3月21日的《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抵押贷款合同》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于1997年3月21日向原贷款人台山市工商银行房地产信贷部借款10万元的事实；
5、1996年1月2日、1997年1月20日、1997年3月21日的《借款借据》复印件各一份，拟共同证明原贷款人台山市工商银行房地产信贷部依约向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发放贷款合共120万元的事实；
6、编号为2012000000291号的《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清单》复印件各一份，拟共同证明原贷款人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于2005年7月20日将对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享有的120万元债权及相关利息转让给信达资产公司的事实；
7、编号为信深-B-2014-031号的《债权转让合同》、《标的债权明细》复印件各一份，拟共同证明信达资产公司于2014年12月25日将对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享有的120万元债权及相关利息转让给杨蓉的事实；
8、《债权转让协议》、《债权明细表》、《补充协议》复印件各一份，拟共同证明杨蓉于2016年4月25日将其对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享有的120万元债权及相关利息转让给本案原告邓伟贤的事实；
9、《催收逾期贷款通知书》复印件二十份，拟共同证明原贷款人中国工商银行台山市支行先后分别于1996年6月30日、1997年4月10日、1997年6月20日、1997年12月15日、1998年10月23日、1999年11月5日、2000年5月10日、2002年11月1日、2002年12月6日、2003年11月13日、2004年8月5日、2005年1月15日向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送达了《催收贷款通知书》的事实；
10、《南方日报》分别刊登于2005年8月9日的《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2007年7月27日的《债权催收公告》、2009年7月16日的《债权催收公告》、2011年7月7日的《债权催收公告》、2013年6月21日的《债权催收公告》、2015年1月27日的《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复印件各一份、2016年4月27日的《江门日报》刊登的《债权转让暨催收通告》复印件一份，2016年11月8日、2016年11月29日的《全球邮政特快专递》、《债权转让暨催收告知函》及回执复印件各一份，拟共同证明案涉债权转让后均依法向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履行了通知义务，并催促还款的事实；
11、编号为402755、402773、6003892号的《收款收据》复印件各一份，拟共同证明杨蓉已支付涉案债权转让款310万元给信达资产公司及本案原告邓伟贤已支付涉案债权转让首期款25万元给杨蓉的事实；
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辩称:1、关于诉讼时效。原贷款人中国工商银行台山市支行先后分别于2000年5月10日、2002年11月1日向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送达了《催收逾期贷款通知书》，后一次催收贷款（即2002年11月1日）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2、被告从未明确同意偿还该债务。被告在原贷款人中国工商银行台山市支行送达的《催收逾期贷款通知书》上盖章只是对原来债务的承认，并没有同意偿还该债务的意思表示，涉案《催收逾期贷款通知书》下方载明的“上述通知收悉，我单位将积极筹措资金，尽快归还借款本息”字样是原贷款人中国工商银行台山市支行打印的，不是被告书写的，该盖章行为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断，该债务已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3、被告的住所地与其工商登记的地址一致，原告邓伟贤本可以直接送达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函，但原告邓伟贤受让债权后一直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送达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函；4、被告没有收到原告邓伟贤分别于2016年11月8日、同年11月29日的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函。综上，原告邓伟贤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邓伟贤的诉讼请求。
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没有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邓伟贤提供的上述第1项证据，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表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依法不予确认，但未向本院提供充分的反驳依据，且该项证据载明的内容与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的《营业执照》记载的内容相互印证，故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的该项异议不成立，本院对该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依法予以确认；对原告邓伟贤提供的第2、3、4、5、9项证据，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均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依法予以确认；对原告邓伟贤提供的第6、7、8、10、11项证据，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表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依法不予确认，但未向本院提供充分的反驳依据，鉴于该等证据载明的内容相互印证，构成内在紧密的逻辑联系，故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的上述异议不成立，本院对该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依法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与台山市工商银行房地产信贷部于1996年1月2日共同签订《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抵押贷款合同》，约定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向台山市工商银行房地产信贷部借款50万元，用于建商品房，借款期限从1996年1月2日起至同年7月2日止，借款月利率为10.20‰，利随本清；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台山市支行于1997年1月20日共同签订《中国工商银行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约定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台山市支行借款60万元，用于建商品房购买材料，借款期限从1997年1月20日起至同年7月20日止，借款月利率为10.08‰。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的还款时间归还借款本息的，贷款人可按国家规定对逾期贷款每日计收万分之四利息；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与台山市工商银行房地产信贷部于1997年3月21日共同签订《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抵押贷款合同》，约定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向台山市工商银行房地产信贷部借款10万元，用于购买建筑材料，借款期限从1997年3月21日起至同年5月21日止，借款月利率为10.08‰，利随本清。
上述合同签订后，原贷款人中国工商银行台山市支行依约向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履行了贷款发放义务。原贷款人台山市工商银行先后分别于1996年6月30日、1997年4月10日、1997年6月20日、1997年12月15日、1998年10月23日、1999年11月5日、2000年5月10日、2002年11月1日、2002年12月6日、2003年11月13日、2004年8月5日、2005年1月15日向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催收贷款。截至2005年1月15日止，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确认截至2004年12月20日尚欠原贷款人中国工商银行台山市支行借款本金120万元及利息103万元未予偿还。
2005年7月20日，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与信达资产公司共同签订了编号为2012000000291号的《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将上述涉案债权及相关权利转让给信达资产公司。信达资产公司就上述债权转让先后分别于2005年8月9日、2007年7月27日、2009年7月16日、2011年7月7日、2013年6月21日在《南方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通知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该债权转让的事实，并要求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向债权受让人信达资产公司履行偿还借款本息的义务。
2014年12月25日，信达资产公司与杨蓉共同签订编号为信深-B-2014-031号的《债权转让合同》，约定信达资产公司将包括上述债权及相关权利的41项债权标的以总转让价310万元转让给杨蓉。杨蓉就上述债权转让先后分别于2014年12月16日、同年12月30日向信达资产公司支付债权转让款41万元、269万元（两笔合共310万元）。事后，信达资产公司与杨蓉于2015年1月27日就上述债权转让在《南方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通知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该债权转让的事实，并要求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向债权受让人杨蓉履行偿还借款本息的义务。
2016年4月25日，杨蓉与本案原告邓伟贤共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杨蓉将包括上述债权及相关权利的36项债权标的以总转让价450万元转让给本案原告邓伟贤。同日，杨蓉与本案原告邓伟贤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杨蓉与本案原告邓伟贤约定上述36项债权整体转让价款450万元，鉴于原台山市川岛试验区进出口公司等41项债权包是双方按1：1的比例共同投资，并以杨蓉的名义从信达资产公司购入并持有，故本次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实际为原告邓伟贤按现状收购杨蓉所有的对上述36项债权包的权益份额，原告邓伟贤实际应向杨蓉支付225万元；双方同意该款项按以下期限分期支付：（1）首期债权转让款25万元，应于2016年4月30日前支付；（2）第二期债权转让款100万元，应于2016年5月1日至2017年4月30日前支付；（3）第三期债权转让款应于2017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前支付……。2016年4月25日，原告邓伟贤向杨蓉支付首期债权转让款25万元。杨蓉与本案原告邓伟贤就上述债权转让共同于2016年4月27日在《江门日报》刊登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通知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该债权转让的事实，并要求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向原告邓伟贤履行偿还借款本息的义务。
原告邓伟贤先后分别于2016年11月8日、同年11月29日向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邮寄送达《债权转让暨催收告知函》及回执各一份，通知涉案债权转让的事实，并要求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向原告邓伟贤履行偿还借款本息的义务。通过上述债权转让，原告邓伟贤已成为该债权的合法权利人。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民事权益，原告邓伟贤据此遂诉至本院。
另查明，涉案信深-B-2014-031号的《债权转让合同》载明信达资产公司将涉案债权转让给杨蓉时至基准日，即2014年9月30日止的债权本金为120万元及利息3482000元。
本院认为：本案属债权转让合同纠纷。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向原贷款人中国工商银行台山市支行借款12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有其双方签订的《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抵押贷款合同》、《中国工商银行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借款借据》为凭，依法应予确认。上述债权先后由原贷款人中国工商银行台山市支行将债权120万元剥离给信达资产公司、再由信达资产公司将案涉债权转让给杨蓉，最后由杨蓉将案涉债权转让给原告邓伟贤。每次转让均有转让方与受让方订立的债权转让协议为凭，其并没有违背转让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每次债权转让，相关债权转让人、受让人均依法通知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相关债权转让的事实，并要求其向新的债权人履行还款义务。故上述各次债权转让均符合法律有关规定，对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已发生法律约束力。截至2014年9月30日止，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尚欠原告邓伟贤债权本金120万元及利息3482000元未偿还，此债权债务事实清楚，本院对此依法予以确认。
至于涉案债权有无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首先，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主张原贷款人中国工商银行台山市支行先后分别于2000年5月10日、2002年11月1日向其送达《催收逾期贷款通知书》，由于上述前后两次催收间隔超过两年时间，致使涉案债权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7号）关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九十条规定的精神，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到法律保护”的规定，本案中，原贷款人中国工商银行台山市支行于2000年5月10日向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直接送达《催收逾期贷款通知书》，在上述贷款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况下，原贷款人中国工商银行台山市支行又于2002年11月1日向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直接送达《催收逾期贷款通知书》，且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均在该通知单上盖章、签字，依据上述规定，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到法律保护。其次，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主张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与信达资产公司就涉案债权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并于2005年8月9日在《南方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后至今，相关后续债权受让人仅在《南方日报》、《江门日报》上刊登债权催收公告，没有向债务人直接送达催收通知函。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信达资产公司受让涉案债权后先后分别于2005年8月9日、2007年7月27日、2009年7月16日、2011年7月7日、2013年6月21日在《南方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信达资产公司将涉案债权转让给杨蓉后，信达资产公司与杨蓉于2015年1月27日共同在《南方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通知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该债权转让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法函[2002]3号）关于“……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全国有资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全国或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有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所构成的诉讼时效中断，可以朔及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原债权之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已承接的债权，可以在上述报纸上以发布催收公告的方式取得诉讼时效中断（主张权利）的证据。……”的规定，本案中，信达资产公司作为国有金额资产管理公司受让涉案债权后，依据上述规定，可以在《南方日报》上刊登债权催收公告，其数次催收均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至最后一次催收即2015年1月27日，涉案债权的诉讼时效从2015年1月28日起另行计算2年。最后，原告邓伟贤受让涉案债权后，先后分别于2016年11月8日、同年11月29日向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邮寄送达《债权转让暨催收告知函》及回执各一份，通知涉案债权转让的事实，且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已签收了上述通知函。综上，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的上述主张，理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邓伟贤起诉请求被告深井经济总公司偿还债权本金120万元及利息3482000元（本息合共4682000元），事实和法律依据充足，依法予以支持。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台山市深井镇经济发展总公司应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邓伟贤偿还债权本金120万元及利息3482000元，两项合共4682000元。
如果被告台山市深井镇经济发展总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4256元，由被告台山市深井镇经济发展总公司负担（该费用原告邓伟贤已预交，由本院退还原告邓伟贤，被告台山市深井镇经济发展总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直接向本院缴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 伟
人民陪审员 袁艳姿
人民陪审员 梁玉华
二〇一七年三月七日
书 记 员 伍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