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津高民再字第0007号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何平，男。
委托代理人田金龙，天津华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何影，女。
委托代理人田金龙，天津华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存河，男。
委托代理人马黎，天津耕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贾东初，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天津市宝运通物流有限公司（原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原住所地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西姜井村庆安里12号，该公司已于2010年9月注销。
何平、何影因与李存河及天津市宝运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运通公司）股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22日作出（2009）一中民二终字第6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本院于2011年6月27日作出（2011）津高民申字第244号民事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何平、何影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16日以（2013）民监字第52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何平、何影及其委托代理人田金龙；李存河及其委托代理人马黎、贾东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9年3月2日，李存河向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起诉称，宝运通公司于2005年3月4日正式成立，虽然股东名义上是何平、何影，但公司实际出资人是李存河，在经营过程中主要问题都要与李存河协商认可，上述事实何平、何影均予承认，同时何平、何影也同意在适当时机将该公司股权、执照等全部变更为李存河。
何平、何影一审辩称，宝运通公司成立四年多，李存河没有投入一分钱或一件物品，其要求法院确认其在该公司股权100万元纯属无中生有。其还虚构我们同意将该公司股权、执照等全部变更为李存河，实属居心叵测。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05年3月4日，宝运通公司成立。该公司的股东名册及章程均载明股东为何平、何影。股东名册中反映何影出资55万元占55％，何平出资45万元占45％。但何平、何影认可其二人在该公司成立时的投资款是向他人所借，公司成立后，已将该款抽回偿还完毕。2006年，在宝运通公司审计之时，何平、何影又向李存河为法定代表人的天津市宏达利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利德公司）借款100万元，以备审计之用。之后，该款已偿还宏达利德公司。宝运通公司日常经营由何平负责。
另查，李存河为证实其为宝运通公司的实际股东，向一审法院提交有何平于2005年2月26日签字的“承诺”一份；以及有李存河与何平签字，发生在双方之间的“收条”、“借条”若干。“承诺”载明：1、起宝运通公司一切费用是由李存河出资；2、车队队长何平承诺宝运通公司车辆、场地、车间宿舍、办公地点都是属于李存河所有，车队运营的一切费用也是由李存河所出，宝运通公司实际股东是李存河；3、车队队长何平承诺把户口落户天津以后，到户口合法年限，将注册工商执照的股东变更为李存河。何平否认“承诺”中的签字是其所为。经一审法院委托天津市天意物证司法鉴定所进行文字鉴定，天津市天意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天津市天意物证司法鉴定所（2009）鉴字第17号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检材中“何平”签名的字迹与样本中何平的签名的字迹为同一人书写。何平向一审法院提供了购买车辆的相关协议，均由何平签字；何平、何影的户口证明，其二人户口仍为辽宁省海城市；还提交了发生在与李存河之间的“收条”、“借条”。
一审庭审中，李存河认为宝运通公司是宏达利德公司的延续，何平是宏达利德公司车队队长，与李存河是一种雇佣关系，何平所购买的车辆是李存河授权的结果；对于发生在其与何平之间的“收条”、“借条”，属于领导与属下正常账目签批过程，所提交的何平的“承诺”说明了李存河是宝运通公司的实际股东。宝运通公司、何平、何影认为，宝运通公司的股东由工商档案中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已经得到证明，该公司股东有何平、何影组成，李存河并不在其中，宝运通公司与宏达利德公司是各自独立的法人，其非宏达利德公司的延续。至于发生在李存河与何平之间的“收条”、“借条”，只能说明二者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并不能证实李存河为宝运通公司投资。何平对“承诺”并不认可，认为其内容与事实并非一致，何平、何影的户口至今仍在原籍。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股东是持有公司股份的人或向公司出资的人。股东是公司存在的基础，是公司的核心要素。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对于本案，宝运通公司的工商档案中股东名册和公司章程均为何平、何影，从而应认定何平、何影为宝运通公司的合法股东。由于宝运通公司的工商档案没有载明李存河为公司股东，能够证明其为显名股东的可能性已被排除。因为对公司的投资是成为公司股东的前提，而李存河提交的“收条”、“借条”只能证明其与何平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并不能证明李存河对宝运通公司进行了投资。故在此条件下，李存河不能成为公司的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关于李存河提供何平“承诺”来证明其为宝运通公司股东的问题，从“承诺”的内容分析，1、该承诺是何平所为的承诺，不包括作为宝运通公司大股东的何影，不是公司全体股东的认可；2、承诺中载明车辆为李存河所有，而何平提交的证据证明宝运通公司的绝大部分车辆为何平在公司成立之后购买，不能证明是李存河购买；3、承诺中阐明由何平、何影作为宝运通公司的股东，是为给何平、何影办理天津市户口，但截至目前，何平、何影的户口仍在原籍。综上所述，“承诺”中指明李存河为宝运通公司股东，缺乏实质基础，该“承诺”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判决：驳回李存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全部由李存河负担。
李存河不服一审判决，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何平出具的“承诺”证明李存河是宝运通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是宝运通公司的股东。一审法院对李存河要求追加宏达利德公司为第三人的申请不予理睬，违反法定程序。故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李存河的原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宝运通公司、何平及何影共同答辩称，李存河没有向宝运通公司投资，没有参加公司经营，不具备股东的根本条件。一审法院不予追加宏达利德公司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部分事实清楚，但对双方当事人是否实际出资、承诺的真实性等认定有误，应予重新认定。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作为有限公司的股东，出资是成为股东的必要的实质要件。虽然宝运通公司的工商登记中记载股东为何平、何影，但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何平、何影在公司成立之初已实际出资。李存河主张其是公司的出资人，但其证据亦不充分，对其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
在此情形下，本案对股权权属的确认之关键证据即为何平签字的承诺的真伪及法律效力问题。该承诺中的签字经鉴定确为何平本人签字，因此应认定承诺是何平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在双方当事人均不能证明其在公司成立过程中实际出资的情形下，该承诺亦是对公司成立之初，双方当事人对股权权属约定和确认的真实情况的反映。何平、何影均不能证明其已实际出资，且何平对车辆的所有权并不等同于其对公司的出资，不能因此而确认其股东身份。何平、何影户口是否仍在原籍，是承诺中何平所作承诺，并非承诺所附条件及为李存河设定之义务。因此，何平、何影称其户口至今仍在原籍，但不能作为否认李存河成为公司股东的前置条件。综上，依据承诺中所反映的客观事实，何平、何影在公司成立之时已经明知其并不是公司的真正股东，只是约定的显名股东，李存河是约定的隐名股东，将公司股东注册为何平、何影的唯一目的即为其二人办理天津市户口。公司的真正股东应为李存河。因此，原审法院否认承诺的真实性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李存河要求确认其拥有宝运通公司全部股权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2009）青民二初字第218号民事判决；二、确认李存河为宝运通公司的股东（李存河、何平、何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手续）。
何平、何影及宝运通公司不服，以二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承诺”缺乏实质基础且无效等为由，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本院于2011年6月27日作出（2011）津高民申字第244号民事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何平、何影及宝运通公司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称，被申诉人李存河的主张不成立，二审根据“承诺”改判，违背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何影并未在“承诺”上签字，“承诺”对何影无法律约束力。请求依法再审改判驳回李存河的诉讼请求，并承担所有诉讼费用。
本院再审查明事实与原审相同。
另查明，本案在一审审理期间，李存河申请对宝运通公司财产进行诉讼保全并提供担保，一审法院口头告知何平在案件审理期间不得擅自处分宝运通公司财产。但何平在一审判决后，二审审理期间（2010年7月）将宝运通公司注销。并于2009年3月23日注册成立鑫宝运通物流公司，股东为何平与何维久（何平之父）；后鑫宝运通物流公司股东又变更为何维久与张秀荣（何平之岳母）。
本案二审判决后，李存河向公安机关举报何平职务侵占罪，公安西青区分局于2011年5月5日立案侦查。西青区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4月11日提起公诉，西青区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3年8月22日将该案移送至本市红桥区人民法院审理，目前该案处于中止审理状态。
再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为：谁是宝运通公司的合法股东？围绕争议焦点双方进行了举证质证。
再审中，申诉人何平提交两份新证据：即在二审判决后申诉人就承诺书中“何平”签字真伪单方委托所作笔迹鉴定书两份：1、天鼎事务所鉴定书，证明承诺书中“何平”签字不是何平所签，系伪造；2、天宏事务所鉴定书，鉴定结论也是承诺书中的“何平”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2015年5月26日，本院再审合议庭通知双方当事人及何平单方委托的两家鉴定单位（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和天津市天宏物证司法鉴定所）的鉴定人到庭，对何平一方提供的两份新证据进行质证，通知鉴定人到庭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询问。对于所作鉴定检材如何取得，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的鉴定人赵金辉陈述是委托单位何平原审委托代理人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提供的，后又说是通过原件扫描等手段取得的样本，“是别人去扫描的，不是我去的。”鉴定人本人承认未现场取样。关于比对样本，鉴定人赵金辉称“调取西青区法院档案材料，现场看并复印。”对于检材如何取得，天津市天宏物证司法鉴定所鉴定人马振洲陈述，其所作鉴定的检材是用扫描件，且鉴定人本人未亲自取得检材。对于比对样本，是找了7份有何平签字的报销单据，又让何平书写37个字，比对样本不是出自一审法院案卷材料。经质证，何平代理人对于其单方委托的两份鉴定意见表示认可，李存河一方对此不予认可。李存河代理人认为，检材不是原件不可靠，比对样本从何平单方取得，未经双方确认，不能作为鉴定的材料，检材和样本不可靠不能保证鉴定的真实性。且一审法院已经做出鉴定，何平在二审中亦未提交鉴定申请，其在几年后单方委托鉴定，在程序上不合法。李存河一方对一审法院所作的鉴定结论表示认可。
经本院去西青区人民法院档案科核实，本案一审案卷卷宗一直存放于该院档案科，何平对“承诺书”所委托鉴定的检材系从西青法院存档案卷拍照、复印取得。
再审中被申诉人李存河一方提供三份新证据：1、天津市公安西青区分局预审对何影的询问笔录，证明何影只是挂名股东，不是实际股东，进一步证明承诺的真实性及其法律效力；2、公安西青区分局预审对宝运通公司原会计姜仲龙的询问笔录，证明宝运通公司的财产与何平个人财产混同，原宝运通公司财产注入鑫宝运通公司；3、姜仲龙的证言，证明宏达利德公司的人员和业务延续到宝运通公司，宝运通公司实际股东是李存河及购车过程。经质证，申诉人一方认为该三份证据为复印件，证人姜仲龙未出庭作证，对上述三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李存河一方向本院申请调取公安预审卷宗中的原件，本院从红桥区人民法院调取了何平职务侵占罪一案的案卷；从西青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调取何影的笔录，该笔录系补充侦查期间民警去新疆阿勒泰市询问何影所作的笔录，未随何平刑事案卷移送。该笔录中何影承认其既未出资也未参与经营，只是宝运通公司的挂名股东，不是实际股东，宝运通公司注销时的签字也不是其本人签字。调取笔录后，经开庭质证，何平一方对此不认可。何影对西青区公安分局预审所作笔录记载的其本人的陈述予以否认，并称是民警诱导其所作笔录。对于出资问题，何影承认是找中介代办的；对于“承诺”问题，何影否认其真实性，理由是其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平不能代表她，且她也未在“承诺”上签字。
本院再审认为，按照《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规定，司法鉴定提取检材应不少于两人，且包括鉴定人本人，并通知委托人到场见证。何平一方委托的鉴定机构未按照《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规定提取检材，所作鉴定的检材并非原件，其单方委托鉴定的检材不合格，故再审中对其单方委托的两份鉴定的效力不予认定。在再审中，经本院释明，申诉人何平对于“承诺”的真伪问题也未向本院提出重新进行鉴定的申请。
关于何平、何影提出的何影未在“承诺”上签字，“承诺”对何影无法律约束力的问题。从本市公安局西青分局预审补充侦查所作何影的笔录看，何影自认其既未出资也未参与经营，只是挂名，宝运通公司的一切（成立及注销）均与其无关。虽然在再审开庭时何影否认该笔录的真实性，主张该笔录是受公安机关诱导所陈述。但何影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公安机关的笔录存在诱供的情形下，应认定何影在公安机关陈述的真实性，即认定何影只是原宝运通公司的挂名股东。由此可以得出李存河只要求何平一人在“承诺”上签字的合理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李存河作为本案的原审原告，其对于自己的主张首先负有举证责任。李存河所举证据中最核心的证据就是何平向其出具的“承诺”。关于“承诺”的真实性问题，是确认本案股东权的关键证据。一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承诺”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结论为“承诺”是何平本人所签。本案股东权纠纷，属于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发生争议，即何平、何影系约定的显名股东，李存河系约定的隐名股东，双方的争议可以参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进行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收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结合本案情况，宝运通公司在成立之前，对于公司股东及公司归属双方就有明确约定，即何平与李存河双方签订的“承诺”，经鉴定已经确认其真实性，且不存在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故应认定其合法有效。正因为有“承诺”在先，李存河在原审提交的大量“收条”、“借条”能够证明是对原宝运通公司的投资，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与何平之间系一般债权债务关系。二审判决确认李存河为宝运通公司的股东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再审应予维持。
再审中，虽经本院多次调解，但终因双方当事人各持己见，未能达成和解意向。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维持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一中民二终字第623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合计13880元，全部由何平负担。
审 判 长 肖 琳
代理审判员 李 喆
代理审判员 乔双红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七日
书 记 员 杨洪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