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济商终字第3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均安，男，1948年12月5日出生，汉族，济南市政府口岸办公室退休职工，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商和永，山东诚信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阳，山东诚信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蓝诚，男，1948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济南市城市管理局退休干部，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商和永，山东诚信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阳，山东诚信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振铎，男，1949年7月7日出生，汉族，济南供电局退休职工，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唐海，山东诚信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化山，男，1961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郑延海，北京市君致（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均安、杨蓝诚、李振铎与被上诉人李化山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2）槐商重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6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9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均安、杨蓝诚及其委托代理人商和永、陈阳，上诉人李振铎及其委托代理人唐海，被上诉人李华山及其委托代理人郑延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1997年10月份，张均安、杨蓝诚与姚福臣发起，欲在济南市槐荫区段店镇小饮马村成立济南三友畜牧基地（以下简称三友畜牧基地）。当月19日，姚福臣代表上述基地与济南市槐荫区蔬菜局（以下简称槐荫蔬菜局）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一份，约定：“乙方（即三友畜牧基地）租赁甲方（即槐荫蔬菜局）蔬菜科技园土地40亩（方位图纸附后），用于畜牧业生产。租期二十年。”同年11月30日，姚福臣代表上述基地与李化山签订土建工程合同书一份，约定：由李化山承建三友畜牧基地的猪舍及加工房工程。工程内容如下：1、工作房、母猪舍3栋，53间，1030平方米，其中平房2间，39平方米。坡顶房檐高3米、顶高4.8米，平顶房与坡顶房房檐同高。母猪舍设室内前后排粪沟16立方米，加盖漏缝地板。砖墙外表水泥沙浆勾缝，室内1米以下及排水沟水泥抹光，1米以上白灰墙皮，地面夯实，在三七灰土或碎砖石基础上打6厘米厚砼。2、育肥猪舍4栋64间，1248平方米，其中平顶房4间78平方米。北4米为双坡房顶，南为
3：7砖柱顶梁，北为24砖墙至房檐，高2.5米，房顶高3.8米。南墙高1.2米。室内每间设漏粪池一个，加盖漏缝地板，南墙外侧设封闭式排粪沟8立方米。猪栏隔断用红砖墙，高1米，北隔断墙底部为食槽。墙面、地面处理同母猪舍。3、总排粪管道打
3：7灰土稳固。化粪池108立方米，水泥沙浆砌石并勾缝。4、容积15立方米以上水塔一座。5、围墙214.5米，均为2.5米高24砖墙。6、砼路面405平方米（其中宽4米、厚0.15米的27米，宽3米、厚0.15米的49米，宽3米、厚0.08米的50米），该工程总造价为36万元，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后李化山组织施工队伍对上述工程进行了施工，并于1998年5月份交付使用。1997年12月27日，张均安、杨蓝诚、姚福臣、李化山、任善忠、吴钢草签了合伙协议书一份，约定：“杨蓝诚、姚福臣、张均安、李化山、任善忠、吴钢自愿合伙创办济南三友畜禽基地，畜禽基地设在槐荫区蔬菜局科技示范园，占地40亩，集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为全体合伙人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对于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合伙企业。三友畜禽基地采取全体合伙人平均出资方式，开业前每位合伙人缴付人民币伍万元作为合伙企业的启动资金，以后根据企业需要每年平均增加，或者集体筹款，视企业需要并经全体合伙人协商、评估、可以接纳货币之外的出资。”后杨蓝诚、姚福臣、张均安均依上述约定进行了出资。1998年2月，姚福臣退伙，姚福臣将其合伙人的权利义务均转让给杨蓝诚。次月26日，张均安、杨蓝诚作出“关于重签《土地租赁合同》的说明”一份，载明：“济南三友畜禽基地执行事务人，姚福臣同志九七年十月十九日与槐荫区蔬菜局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后因工作需要，于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合伙人大会改选张均安同志为执行事务人，确定为本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鉴于姚福臣现已退出合伙企业以及租赁数目有所变化的实际情况，双方协商决定，重新打印合同签字。三友畜禽基地合伙人大会考虑到企业安全保卫工作的需要，委托合伙人李化山同志代表执行事务人张均安同志在《土地租赁合同》及有关文件上签字。”1998年5月22日，李化山代表合伙人与济南市槐荫区蔬菜局重新签订了一份土地租赁合同，合同约定：“乙方（即三友畜牧基地）租赁甲方（即槐荫蔬菜局）蔬菜科技园土地40.6亩（方位图纸附后），用于畜牧业生产。租期二十年，自1998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租金前十年每年每亩200元。第十一至十五年每年亩230元，第十六年二十年每亩260元，租金连同农业税每年一交，且于每年一月一日前一次性交足，逾期每年缴纳3%滞纳金。”该合同于当日经济南市槐荫区公证处进行了公证。三友畜牧基地交付使用后，经上述合伙人同意，并经山东省畜牧局批准，合伙人为该基地办理了名为“济南大梅种猪场”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自1999年6月21日至2002年6月20日，但该猪场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1999年6月26日，张均安、田福江、李振铎、吴钢、杨蓝诚、田增敏签订了济南大梅种猪场（即三友畜牧基地）合伙协议书一份，约定：“杨蓝诚、张均安、李化山、吴钢、李振铎、田增敏、田福江自愿合伙创办、经营济南大梅种猪场。该猪场设在济南市槐荫区段店镇小饮马村。已建成设施3500平方米，属全体合伙人共同出资、共同管理、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合伙企业。每100元人民币为1股，合伙人的出资和所有以合伙企业名义取得的收益，均为合伙企业的财产，由全体合伙人共同管理和使用。合伙企业的财产每年清算一次，利润按股分配，亏损按股分担。合伙人根据出资多少享受合伙企业的受益权和管理权。”李化山当时未在该份协议上签字。
另查明，张均安、田福江、李振铎、吴钢、杨蓝诚、田增敏签订上述合伙协议书后，田福江、吴钢、田增敏均未履行出资义务，亦未参与济南大梅种猪场的经营。杨蓝诚、张均安、李振铎等人则先后以现金的形式分数次履行了出资义务，其中张均安出资196580.39元（包括1997年12月5日的2万元；1998年1月至1999年3月的155730.39元；1998年5月至同年12月的4850元；1999年9月17日的5000元；1999年11月5日的5000元；2000年1月30日的2000元；2000年2月2日的4000元）；杨蓝诚出资178404元（包括1997年10月18日至1998年9月1日期间的116406元；1998年8月30日的148元；1998年5月至同年12月的2350元；1998年9月7日至9月17日的5万元；1999年9月17日的1500元；2000年1月30日的8000元）；李振铎出资27000元（包括1999年4月7日的1万元；1999年5月10日的7000元；1999年8月23日的1万元）。李化山完成上述养猪场工程的建设后，李化山（即乙方）与张均安（即甲方）对该工程建设进行了结算，双方签署的结算情况载明：“36万元工程规定项目，实际完成338127元，本工程视为98年5月份交付使用，应付款百分之八十为270501.6元，甲方已付193500元，未付部分为77001.6元；36万工程外续建部分为84878元；乙方以现金出资66879.64元，实物出资1500元，上述四项款计230259.24为李化山、任善忠向合伙企业出资额”。审理过程中，经征询任善忠的意见，其表示其当时是系受雇于李化山建设上述基地，该基地所欠工程款的债权人系李化山，与任善忠无关，其未对济南大梅种猪场进行出资，亦未参与该猪场的经营。诉讼中，张均安、杨蓝诚、李化山及李振铎均认可李化山对济南大梅种猪场出资总额共计为238271.56元。
又查明，李振铎及其妻王桂英曾于2000年诉至法院，要求张均安偿还其欠款123000元、支付利息18000元、赔偿其他损失4000元，并要求其偿还为济南大梅种猪场购买物品所支出的449.30元，原审法院以（2000）槐民初字第132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张均安向李振铎夫妇借款81000元，且张均安除上述借款外，曾另向李振铎夫妇收取过37000元现金，其中收条中注明向上述合伙企业出资的为27000元，未注明出资的为1万元，并作出如下判决：“一、张均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李振铎借款67000元，支付利息9267元；二、张均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王桂英借款14000元，支付利息1860元；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张均安以此判决主张其还向济南大梅种猪场出资81000元；诉讼中，张均安还提交了李化山于1999年8月31日为其出具的收条，其中载明：“今收到猪场建筑工程款计壹万元整”，其以此收条主张其还向济南大梅种猪场出资1万元用于支付李化山的工程款，李化山对此不予认可。李振铎则依（2000）槐民初字第1322号民事判决书中确认的张均安为其夫妇出具的未注明出资的2张收条中所载明的1万元主张此款亦系其对济南大梅种猪场的出资，李化山对此亦不予认可。
还查明，张均安、杨蓝诚、李化山及李振铎等其他合伙人签订协议以后，养猪场继续扩大经营，但后由于种猪市场不景气，至2000年春天，合伙人决定将猪变卖，偿还厂里的部分债务及支付部分工人工资，2000年4月，养猪场宣告停产，但众合伙人始终未签署合伙终止协议，亦未对合伙事宜进行清算，猪场处于无序状态。2005年，济南市槐荫区段店镇小饮马庄村民委员会将其承包给济南市槐荫区蔬菜局的上述土地收回，同年8月1日，李化山（即乙方）以个人名义与该村委会（即甲方）签订了承包土地合同书，约定：“甲方现有本村土地（在东北洼）荒地共计10亩，承包给乙方，由乙方自行投资建设，承包时间自2005年8月1日始至2025年8月1日止。承包上交款项一年一交，每亩每年上交甲方2000元。在合同期内，如有国家占地、集体规划等，所有地上物、树木等补偿费由乙方所得。”庭审过程中，李化山自认其承包的此10亩地即坐落于三友畜禽基地承包槐荫区蔬菜局上述40余亩土地范围内的西南角方向，因济南大梅种猪场已破乱不堪，其遂将原猪舍及4间房屋推平，后在猪场的原址上重新建设了被拆迁的房屋及地上物，用于制作下水井盖的厂房、展厅等。
2009年3月31日，李化山（即乙方）与槐荫区房产管理局（即甲方）签订了西客站片区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约定：“甲方需拆除归乙方所有的位于段店镇小饮马村村外的非住宅房屋，1、甲方向乙方支付房屋补偿款总计1018120元。2、甲方向乙方支付搬迁损失费152718元。3、甲方向乙方支付地上附属物补偿款183740.30元。以上补偿款合计1354578.30元。”李化山于2009年4月3日领取了上述拆迁补偿款。张均安、杨蓝诚及李振铎认为李化山领取的上述补偿款系对济南大梅种猪场进行拆迁所获得的补偿，应属合伙人的共同受益款项，应按各合伙人的出资比例共同分配，其遂找到李化山协商分配事宜，李化山认为上述补偿款系对其本人于2005年8月承包上述10亩荒地后所建厂房等地上物的补偿，与其他合伙人无关，为此双方各执一词，形成本案诉讼。
再查明，原审法院从槐荫区房产管理局调取的涉案房屋拆迁补偿的相关档案中显示：被拆迁房屋位于小饮马村拘留所南4个院落，其中西1院落（档号为5-0825）地上附着物清点补偿表中标明：乱石基础墙高2-2.5米围墙11.99米、盛果期果树30棵（果树包括：苹果、梨、桃、杏、核桃、樱桃、柿、枣等树种）；房屋坐落平面图中显示该院落中符合房屋规范建筑面积的为107.89平方米，不符合规范建筑面积（即竹搅板建筑面积）的为3.75平方米；水塔一处。西2院落（档号为5-0826）地上附着物清点补偿表中标明：乱石基础墙高2-2.5米围墙22.91米、松柏树6-10厘米的1棵、松柏树10厘米以上的成材树12棵；房屋坐落平面图中显示该院落中符合房屋规范建筑面积的为429.71平方米（其中砖混平建筑面积房屋为44.15平方米、砖木一层建筑面积为385.56平方米），不符合规范建筑面积的为57.26平方米（其中水泥瓦建筑面积为54.93平方米、竹脚板建筑面积为2.33平方米）。西3院落（档号为5-0840）地上附着物清点补偿表中标明：乱石基础墙高2-2.5米围墙6.36米、胸径小于5厘米的松柏树2棵；房屋坐落平面图中显示其中砖木一层建筑面积为127.92平方米，不符合规范建筑面积（即水泥瓦建筑面积为137.91平方米。西4院落（档号为5-0829）地上附着物清点补偿表中标明：乱石基础墙高2-2.5米围墙166.56米、胸径小于5厘米的松柏树50棵、一年生以上的灌木9墩、香椿数量为1；房屋坐落平面图中显示该院落符合房屋规范建筑面积的为1318.35平方米（其中砖混平建筑面积房屋为134.57平方米、砖木一层建筑面积为1183.78平方米），不符合规范建筑面积的为29.6平方米（其中玻璃钢瓦建筑面积为22.72平方米、竹搅板建筑面积为6.88平方米）。上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附属的地上附属物补偿明细表中载明：“竹搅板棚12.96平方米，补偿金额1296元；水泥瓦棚147.92平方米，补偿金额14792元；玻璃钢瓦棚22.72平方米，补偿金额2272元；规格大于2.5米的墙为4.55米，补偿金额682.50元；规格为2-2.5米的墙207.82米，补偿金额27016.60元；小于5厘米的乔木53棵，补偿金额318元；10-20厘米的乔木1棵，补偿金额50元；大于20厘米的乔木12棵，补偿金额720元；灌木9墩，补偿金额90元；盛果期果树30棵，补偿金额9000元；机井50米，补偿金额13000元；水塔补偿金额10243元；电话2部，补偿金额240元；空调2台，补偿金额360元；太阳能1个，补偿金额150元；水泥地面3438.34平方米，补偿金额103150.20元；池4.50立方米，补偿金额360元。”上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附属的房屋拆迁补偿明细表中载明：“砖木房屋5.71平方米，补偿金额2569.50元；砖木房屋1701.41平方米，补偿金额850705元；砖混房屋213.24平方米，补偿金额127944元；水泥瓦顶房46.72平方米，补偿金额21024元；简易砖木房63.51平方米，补偿金额15877.50元。诉讼中，张均安、杨蓝诚及李振铎均认可5-0840号档案中并无原猪场建设物，5-0825号档案中所示的影壁墙与竹胶板棚亦非原猪场所建，但水塔一个确系济南大梅种猪场的原建附属物，5-0829号档案中所附的房屋坐落平面图中标明的1318.35平方米即为济南大梅种猪场原已建成的母猪舍、保育舍，5-0826号档案中所附的房屋平面图中所示部分是上述种猪场原已建成的加工房，但该图中标注的水泥瓦及竹搅板部分并非上述种猪场原建。张均安、杨蓝诚及李振铎在庭审调查时还自述在猪场经营期间，合伙体在猪场位置栽种的数目除杨树、梧桐树、垂柳及花椒树以外，未再栽种其他树种。庭审过程中，拆迁时受济南市槐荫区段店镇小饮马庄村民委员会指派，协助房管局参与测绘的该村村委委员＊＊＊出庭证实拆除的涉案房屋系厂房，拆迁时已无猪场。
原审法院认为，合伙法律关系的成立、变更、终止，主要表现为入伙、退伙、合伙终止三种形式。本案张均安、杨蓝诚、李振铎及李化山等人自愿合伙创办、经营种猪场，并签署书面合伙协议，在实际经营过程中也履行了出资义务，双方应为合伙关系。由于济南大梅种猪场并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故认定张均安、杨蓝诚、李化山及李振铎之间应为个人合伙关系。从调取的涉案房屋的地上附着物清点补偿表中可以看出，畜禽舍一栏中的数量及补偿金额均为空白，对被拆迁场地的地上附属物的补偿中涉及的树种亦与张均安、杨蓝诚及李振铎陈述的合伙体栽种的树种不符，且拆迁时受济南市槐荫区段店镇小饮马庄村民委员会指派，协助房管局参与测绘的该村村委委员＊＊＊亦证实拆迁时已无猪场，拆除的涉案房屋系厂房，故依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张均安、杨蓝诚及李振铎关于李化山领取的1354578.30元补偿款均为济南大梅种猪场的拆迁补偿款的主张。但张均安、杨蓝诚、李化山与李振铎的陈述以及涉案房屋的拆迁档案均可证实被拆迁的地上附属物中所载明的水塔一处即系原济南大梅种猪场为经营需要所建设，故该处水塔所获得的补偿金额10243元应属上述猪场合伙体的剩余财产，在张均安、杨蓝诚、李化山及李振铎之间应按各自的出资额依法予以分割。李化山主张张均安已经退伙，无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对此不予采信。鉴于（2000）槐民初字第1322号民事判决书中确认的是张均安曾向李振铎夫妇借款81000元以及收到现金1万元的事实，李化山于1999年8月31日为张均安出具的收条载明的内容系收到的工程款，故张均安主张的出资额中，此91000元不足以认定系其对上述猪场的出资；李振铎主张的1万元亦不足以认定为其对上述猪场的出资。因此，根据各方的出资比例，张均安应分得的此项补偿金额为3144.95元{即10243×（196580.39÷（196580.39＋178404＋27000＋238271.56）］}；杨蓝诚应分得的此项金额为2854.16元{即10243×（178404÷（196580.39＋178404＋27000＋238271.56）］}；李振铎应分得的此项金额为431.95元{即10243×（27000÷（196580.39＋178404＋27000＋238271.56）］}。其主张的利息应自张均安、杨蓝诚及李振铎提起诉讼之日即2009年5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李化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均安应分得的补偿款3144.95元。二、李化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均安上述应分得补偿款自2009年5月14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以3144.9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三、李化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杨蓝诚应分得的补偿款2854.16元。四、李化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杨蓝诚上述应分得补偿款自2009年5月14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以2854.16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五、李化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振铎应分得的补偿款431.95元。六、李化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振铎上述应分得补偿款自2009年5月14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以431.9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七、驳回张均安的其他诉讼请求。八、驳回杨蓝诚的其他诉讼请求。九、驳回李振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092元，张均安负担10521元，杨蓝诚负担7553元，李化山负担50元，李振铎负担968元。保全费5000元，由张均安、杨蓝诚负担。
上诉人张均安、杨蓝诚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作出的判决错误。1、原审法院没有对济南市段店镇小饮马村委会的《证明》出具情况以及该证据证明内容的事实进行查实，就作为判案依据是错误的。该《证明》证据中所谓的“四个院落”与事实不符，是不存在的，每个档案号所对应的不是一个独立院落，四个档案号中所有的拆迁资料实际是一处房产，因为这四份档案资料是作为一处房产，以一份拆迁补偿协议补偿的。2、原审判决没有查明小饮马村委会出具该《证明》的事实依据。3、我方向原审法院申请对上述事实调查取证，并查实原审证据丢失的情况，但原审法院未依职权调取，致使重要事实无法查清。二、被上诉人李化山领取的拆迁补偿款是猪场的事实清楚，原审判决以证据不足为由做出判决认定是错误的。1、我方已经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拆迁的是猪场。2、原审判决以“本院调取的涉案房屋的地上附着物清点补偿表中可以看出，畜禽舍一栏中的数量及补偿金额均为空白”为由，认定拆迁的不是猪舍是错误的。我方所建猪场情况是按照房屋的标准建设的，显然不能登记为畜禽舍，因此拆迁时没有登记为畜禽舍是合理的。三、被上诉人李化山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拆迁的是其在与小饮马村委会承包的10亩荒地上于2005年新建的厂房。1、被上诉人李化山提交其与小饮马村委会租赁10亩地的合同是虚假的。2、被上诉人李化山所谓的2005年房屋建筑合同依法亦不能认定，该合同系复印件，且承建人不具备建筑资质，被拆迁地区因涉及西客站的土地征用，2005年已经冻结，村委会不可能在土地冻结后和被上诉人李化山签订租赁合同，允许其盖新建筑。假如被拆迁建筑是被上诉人李化山的，摸底调查时又怎会将这些房屋登记在村委会的名下。被上诉人李化山也未提交新建厂房的建筑图纸以及地上附属物的证明，可见李化山根本没有证据证明在2005年新建过房屋及在猪场进行了其他的投资和建设。四、原审判决对上诉人张均安的猪场的出资额认定错误。（2000）槐民初字第1322号判决将李振铎投入猪场资金中81000元及利息11127元判由张均安偿还，这部分钱并非上诉人张均安对李振铎夫妇的个人借款，而是因为当时上诉人张均安是猪场的合伙执行人，负责对所有猪场的出资条上打条签字工作，这81000元就是李振铎当时对猪场的合伙出资，但上诉人张均安已经按照判决书全部以个人财产支付给了李振铎夫妇，因此这笔实际已经用于对猪场出资的款应当认定是上诉人张均安对合伙的出资，原审判决对这部分出资的认定是错误的。综上，请求：1、维持原审判决第一、二、三、四项判决中被上诉人李化山应当向上诉人张均安、杨蓝诚支付水塔的拆迁补偿款及支付利息的判决，但支付数额应当改判。2、撤销原审判决第七、八、九项，依法分割拆迁补偿款并判令被上诉人李化山向上诉人支付应分得拆迁补偿款及利息；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李化山负担。
上诉人李振铎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与事实不符，我应当按照投资比例全部分割拆迁猪场的拆迁补偿款1354578.30元。原审判决已经查明我与上诉人张均安、杨蓝诚及被上诉人李化山系合伙关系，合伙经营猪场。因市场情况不佳，2000年后猪场不再经营，猪场一直由被上诉人李化山管理，因此合伙关系一直没有终止，因合伙财产而取得的拆迁补偿款应当全额由全体合伙人按出资比例进行分割才符合法律的规定和事实情况。理由为：1、根据涉案房屋拆迁补偿相关档案中显示被拆迁房屋的居住年限为11年，而被上诉人李化山陈述房屋系2005年后所建，而且2005年房产所在位置的土地已经被征用，不可能翻建新建筑，因此原审判决认为拆迁房屋系被上诉人李化山新建的认定是错误的。2、被上诉人李化山所谓的2005年的房屋建筑合同也是虚假的，因房屋的承建公司没有建筑资质，且合同中的承建公司的公章比注册的时间还早。3、被上诉人李化山的证人＊＊＊的证言前后矛盾，说话反复，不应作为判决的依据。4、上诉人张均安的录音证据显示被上诉人李化山系依据和槐荫区蔬菜局的40亩地的合同领的补偿款而非10亩地的合同。5、被上诉人李化山没有证据证明其在猪场进行了其他投资和建设。二、原审判决对我对猪场的出资额认定错误。（2000）槐民初字第1322号判决认定李振铎投入猪场资金共27000元，还有未注明的1万元，这37000元上诉人张均安及杨蓝诚都证明这37000元已经实际应用至猪场，因此这笔款应当认定是我对合伙的出资。综上，请求：1、维持原审判决第五、六项判决中被上诉人李化山应当向我支付水塔的拆迁补偿款及支付利息的判决，但支付数额应当改判。2、撤销原审判决第七、八、九项，依法分割拆迁补偿款并判令被上诉人李化山向上诉人支付应分得拆迁补偿款及利息；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李化山负担。
被上诉人李化山辩称，一、关于四个院落是否存在的问题，该《证明》是拆迁时经过拆迁部门现场勘察出具的原始证据，不是后来诉讼过程中出具的证明，表明了证据的真实性，上诉人如果欲推翻这个证据应当提供相反的证据，而不是上诉人的推断和说明。二、小饮马村委会的证明是出具给拆迁调查部门的，经过了拆迁部门集体组织的调查，采取了拍照、留取书证等正常的合法的程序，具有事实依据。上诉人所说的原始证丢失不是事实，因为该原始证据不存在，更加证明了上诉人无权获得所请求的补偿款。三、本案实际上存在着两次“拆”，第一次是小饮马村委会与槐荫区蔬菜局协商收回40亩土地的“拆”，第一次“拆”涉及到上诉人。而第二次“拆”，是我承包后拆迁部门的“拆”，不涉及到上诉人的利益，两次拆迁的主体和被拆迁的内容都不一样。四、所涉的居住房屋拆迁登记中显然有笔误，因为被拆迁的不是居住的房屋，而是生产用的房屋，所以也不会出现居住年限为11年的情况。我方的证人证言所证明的内容在法庭经过了合法的质证程序，＊＊＊的证言与拆迁部门的存档证明是一致的，应当采信。四、施工合同不是唯一证据，结算支付工程款的证明佐证了重新建设的事实是存在的，而承建方的资质则是另一法律关系，不在本案审查的范围内。上诉人提出的土地征用冻结问题，是上诉人的推断与本案小饮马村委会把土地租赁给我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目前并没有发现房产登记给小饮马村委会，事实上补偿款是支付给我个人，如果补偿款是支付给了小饮马村委会，上诉人应起诉小饮马村委会，而不应起诉我个人。对上诉人李振铎的上诉意见同前面的答辩意见。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本院认定，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张均安、杨蓝诚、李振铎、李化山之间系合伙关系，在合伙经营停止后，各方对合伙经营后合伙的财产的状况均没有证据证明，特别是李化山经营管理的财产被拆迁部门拆除后，更无法判定拆迁补偿款中，哪些属于合伙财产，哪些属于李化山个人的财产。对此主张拆迁补偿款属于合伙财产的张均安、杨蓝诚、李振铎负有举证的义务。现张均安、杨蓝诚、李振铎举证不能，只能依据目前的拆迁记录来认定。根据涉案房屋的拆迁档案记载，除了水塔属于合伙财产外，其他财产并无证据证明属于合伙财产，特别是协助拆迁部门参与测绘的小饮马村委会委员＊＊＊证实拆迁时亦无猪场，故原审判决认定拆迁补偿款中除水塔一座属于合伙财产外，其他均不属于合伙财产并无不当。张均安、杨蓝诚、李振铎主张拆迁补偿款1354578.30元均属于合伙财产，证据不足，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李化山在自己管理猪场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拆除猪场的行为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如果张均安、杨蓝诚、李振铎认为李化山侵害了其财产权益，可另行主张权利。
除原审判决认定张均安、李振铎的出资数额外，并无证据证明张均安、李振铎还进行过其他的出资，故原审判决依据张均安、李振铎实际的出资额分割水塔的拆迁补偿款亦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张均安、杨蓝诚、李振铎的上诉请求，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092元，由上诉人张均安负担10521元，上诉人杨蓝诚负担7578元，上诉人李振铎负担99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伟
代理审判员 孙延东
代理审判员 吴 魁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王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