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张民终字第1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维廷，农民。
委托代理人王志刚，河北冀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世军，农民。
委托代理人李剑，河北思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郭梦圆，河北思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光富，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代秀，农民。
委托代理人王世军，男，1966年8月15日出生，住阳原县浮图讲乡弓家湾村***号。系黄光富、李代秀的女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晓琳，学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晓飞，学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晓辉，学生。
法定代理人王世军，男，1966年8月15日出生，住阳原县浮图讲乡弓家湾村***号。系王晓琳、王晓飞、王晓辉的父亲。
上诉人李维廷因公共道路妨碍通行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阳原县人民法院（2014）阳民初字第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维廷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志刚，被上诉人王世军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剑、郭梦圆等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王世军等六人诉称，2012年12月17日13时许，原告王世军和妻子黄昌英、次子王晓辉在王世军母亲家吃过午饭后，王世军驾驶三轮车沿456县道自东向西行驶准备回家，车厢内乘员黄昌英及次子王晓辉。当车辆行驶至马圈堡乡西地村被告李维廷家门口时，王世军发现路前方有一大型横梁悬于路中，王世军低头躲避后继续向前行使，不久发现妻子黄昌英受伤倒在车厢内，王世军立即拨打电话对黄昌英进行抢救，后黄昌英经抢救无效死亡。原告王世军在送妻子黄昌英就医后回到事发地点，发现被告家正在组织人装卸粮食，所使用的工具正是大型传送带。原告王世军报警后向阳原县公安局反映了该情况。后经阳原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法医鉴定，死者黄昌英死亡原因系其后枕部与较大钝性外物相互作用，形成挥鞭样损伤致第1、2颈椎离断伤及脑干，最后造成脑干重度损伤而死亡。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鉴定证实黄昌英死亡时所戴的风雪衣帽子上的蓝色附着物与传送带铁架上的蓝漆成分相同。阳原县公安局经侦查实验证实死者黄昌英的后枕部刚好能够与被告所有的传送带支臂碰撞。因此，六原告认为被告在使用该传送带过程中占用公共道路，没有对其存在的危险作出有效防范，对造成黄昌英的死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六原告因黄昌英死亡造成的损失共计237866.58元。原告王世军等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2013年12月14日阳原县公安局作出的《阳原县公安局关于调查黄昌英死亡一案的情况说明》一份，证实被告家当天使用的粮食传送带直接与死者黄昌英接触并造成其死亡；（2）阳原县公安局对死者黄昌英的尸检鉴定文书一份，证实黄昌英生前系后枕部与较大钝性外物相互作用形成挥鞭样损伤致第一、二颈椎离断伤及脑干，最后造成脑干重度损伤致人死亡；（3）关于死者黄昌英尸检情况补充说明及侦查实验笔录，证实如果案发当天被告家传送带伸至456县道上，传送带支臂能够造成黄昌英后枕部遭受撞击；（4）公安部物证检验报告一份，证明死者黄昌英死亡时所戴的风雪衣帽子上的蓝色附着物蓝漆与被告所有的传送带铁架上的蓝漆化学成分相同；（5）原告王世军与黄昌英的结婚证明及原告王世军、王晓琳、王晓飞的户口本原件，以证明原告王世军与黄昌英系夫妻关系及其二人生育子女情况；（6）黄光富、李代秀户籍证明及黔西县钟山乡金钟社区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关于黄光富、李代秀情况证明，以证明黄光富、李代秀系死者黄昌英父母，二人系农业户口及生育子女情况和出生时间；（7）浮图讲乡弓家湾村委会出具的关于原告王晓辉的情况证明，以证明原告王世军与黄昌英夫妻于2006年12月1日生育一子王晓辉；（8）黄昌英尸检费及停尸、运尸费用票据各一张，以证明尸检费1100元及停尸、运尸费5800元；（9）食宿费票据两张共计400元，交通费票据422张，共计5181元，以证明处理黄昌英死亡一事中原告的交通及食宿支出。
原审被告李维廷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庭审中口头辩称，（一）、原告所诉的由被告传送带造成黄昌英死亡的事实不存在，原告王世军在诉状中陈述的事发地点与报案中陈述的内容不一致。（二）、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无事实依据。（三）、被告无义务赔偿原告主张的赔偿项目。被告李维廷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阳原县公安局2014年5月20日作出的《阳原县公安局关于调查黄昌英死亡一案的情况说明》一份，以证明2013年12月14日《阳原县公安局关于调查黄昌英死亡一案的情况说明》是该局根据调查取证、现场勘查、尸体检验及物证检验等情况所作出的趋向性分析意见。（2）传送带演示光盘一张，以证明传送带工作时不会伸至456县道上。
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12月17日下午2时许，原告王世军驾驶农用三轮车（车厢内乘坐妻子黄昌英及次子王晓辉）沿456县道由东向西行驶，经过阳原县马圈堡乡西地村后，发现黄昌英受伤倒在车厢内，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原告王世军于当日下午5时向阳原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事故科报案，称其驾驶三轮车经过西地村时，遇到一根铁杆子在公路上方横着，王世军当时以为是吊车起重杆，驾车本能低头避让通过。王世军认为其在驾车低头通过横杆时，由于黄昌英背向坐在车厢内面袋上，与横杆相撞受伤后死亡。接到报案后，交警大队民警，马圈堡派出所民警分别赶到事故地点走访群众，未发现事发当时有吊车作业，只有西地村李维廷收粮点雇人装粮，当时有拉粮车和装粮传送带作业。阳原县公安局根据现场情况和传送带支臂特征并结合王世军的报案陈述，分析认为王世军驾车行驶当中，黄昌英头部与传送带支臂接触的可能性较大。2012年12月19日，阳原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法医在阳原县西目连殡仪馆对死者黄昌英尸体进行解剖检验。黄昌英上身穿黑蓝色带帽风雪衣，风雪衣帽子对应后枕部可见蓝色附着物，尸长153cm，后枕部有6×3cm头皮下出血，从尾骨到顶部长85cm，从尾骨处到后枕部皮下出血部长76cm，从后枕部皮下出血处切开，发现第1、2颈椎完全离断。解剖得出解剖意见：黄昌英生前后枕部与较大钝性外物相互作用，形成挥鞭样损伤，导致第1、2颈椎离断伤及脑干，最后造成脑干重度损伤而死亡。2012年12月21日，阳原县公安局做出《关于黄昌英尸检情况补充说明》称，从头部到脚心处尸长153cm，从尾骨处到头顶部85cm，从尾骨处到后枕部皮下组织裂创处76cm。2012年12月20日9时10分，阳原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对事故地点现场进行勘验，可见456县道东西横穿马圈堡乡西地村，李维廷院位于456县道北侧，院门口距公路边沿13米，456县道路面宽6米，李维廷院门西南侧有一地磅，地磅南侧有一电线杆，院内东侧粮库内，有一蓝色可移动传送带，传送带最大伸展后长10米，低端贴近地面，高端距地面195cm，支臂装有起降轮，可升高降低，有一定仰角。勘查时提取传送带左侧支臂前中段有锈迹的蓝色油漆，已备检。2012年12月20日12时，对停放在马圈堡派出所院内王世军所驾驶的三轮车勘验，可见该三轮车五征系列小银虎牌蓝色三轮车，该车厢前端距地面81cm，车厢内前底部靠前围栏处放置两袋面，面袋上可见凹陷状坐压痕迹，该痕迹距车厢底17cm，勘查过程中提取三轮车油漆，已备检。2013年4月22日9时，为了确定王世军驾驶三轮车经过事发地点，坐在车厢内的黄昌英是否能够与传送带支臂相撞，导致黄昌英后枕部受伤，阳原县公安局进行了侦查实验。将与黄昌英体态特征相近似的女同志背对前方坐在王世军驾驶的三轮车上，并由民警将李维廷收粮点的传送带推出院外，当传送带绕李维廷院南电杆向西行进时，传送带支臂伸到公路上面，王世军驾车经过，王世军低头过去，坐在车厢里的女同志后枕部与传送带支臂能够相撞。侦查实验证明：如果案发当天传送带一端伸至456县道上，王世军驾车从传送带下经过，传送带能够致黄昌英后枕部受到撞击。2013年1月8日，阳原县公安局将尸检时提取的黄昌英衣服帽子和现场勘查时提取的传送带支臂上的蓝漆、王世军三轮车上的蓝漆送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检验。结果是：黄昌英帽子上的蓝色附着物与传送带上的蓝漆均为含Al、Si、S、Ca、Ba、Fe元素和铁蓝的聚酯漆，但与王世军三轮车蓝漆成分不同。2012年12月17日、2012年12月19日阳原县公安局对王世军进行询问，王世军陈述：2012年12月17日下午2时许，王世军驾驶农用三轮车，其妻黄昌英其子王晓辉背向靠前栏杆坐在面袋上，王世军驾车沿456县道由东向西行驶经过阳原县马圈堡乡西地村，遇到一根铁杆子在公路上方横着，王世军当时以为吊车起重杆，驾车本能低头避让通过，驶离30多米远后发现黄昌英受伤倒在车厢内，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案发当时开车时王世军戴了个头盔，当时低头避让时误认为是吊车的起重杆，事后回忆感觉不像吊车的起重杆，应该是装粮的传送带铁架子。案发后阳原县公安局对高润斌、王宝、王永军、王永刚、王信、孙宝富、徐华、李忠云、宋宝成、李耀、张志锋、王永新、王印林、赵起超、李维廷进行了询问。上述几人能够证实2012年12月17日下午2时许高润斌、王宝、王永军、王永刚、王信、孙宝富、徐华、李忠云、宋宝成、李耀、张志锋、王永新、王印林等人受雇于李维廷，在李维廷院外用传送带进行装粮作业，拉粮车司机赵起超，装粮前王永刚、宋宝成、李耀、张志锋、徐华、李忠云等人将传送带由李维廷院内推出院外，但是上述几人都没有看见传送带与公路上王世军驾驶三轮车相撞。李耀陈述推传送带时传送带从李维廷院南电杆南绕过地磅。张志锋陈述推传送带时传送带从李维廷院南电杆南绕过，肯定会占公路。王永新陈述推传送带时传送带从李维廷院南电杆南绕过，并且当王世军过去问有无吊车时，王永新听到有人说：“这个人不是刚开车过去的那个人嘛，吐吐吐的声音挺大”。当民警问道把传送带推到院外停放好会影响公路上行人与车辆安全吗？王印林陈述会影响点，但影响不大。2013年12月14日阳原县公安局做出《阳原县公安局关于调查黄昌英死亡一案的情况说明》，其中处理意见为：1、高润斌、王宝、王永军、王永刚、王信、孙宝富、徐华、李忠云、宋宝成、李耀、张志锋、王永新、王印林、赵起超、李维廷等人陈述都没有看见传送带与公路上三轮车相撞，没有看见推传送带时有三轮车经过，甚至有的不承认推传送带时一端伸向公路。审查上述等人提供的证词可靠性不足，不排除串通提供虚假证词。2、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检验结果虽然是种属类鉴定结论，但结合现场勘查、尸体检验、侦查实验和调查取证，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特定的人物情况下，该鉴定结论是具有排他性的，能够作为证明传送带与黄昌英接触的证据。3、王世军无驾驶证驾驶无牌证非载客三轮车造成黄昌英死亡，应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4、李维廷雇用民工推传送带作业，占用道路，影响道路交通安全，致使黄昌英死亡，依据道路安全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014年5月20日，阳原县公安局又做出《阳原县公安局关于调查黄昌英死亡一案的情况说明》称，阳原县公安局于2013年12月14日做出的《阳原县公安局关于调查黄昌英死亡一案的情况说明》是根据调查取证、现场勘查、尸体检验、物证检验等情况做出的趋向性分析意见。庭审中，原告举证提供了《阳原县公安局关于调查黄昌英死亡一案的情况说明》一份、阳原县公安局对死者黄昌英的尸检鉴定文书一份、阳原县公安局关于死者黄昌英尸检情况补充说明一份、阳原县公安局侦查实验笔录一份、公安部物证检验报告一份。被告认为，情况说明中王世军的陈述不具有客观性，公安机关所诉具有推测性，不具有排他性，不具有唯一性，情况说明中也未证明被告的传送带有油漆掉落的情况，对情况说明中处理意见不认可。阳原县公安局所做的侦查试验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因为该侦查试验只能证明传送带支臂与黄昌英碰撞的可能性，而且必须具备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碰撞才能发生。对死者黄昌英的尸检鉴定意见认可，但该结果与被告的行为不具有关联性。因此，黄昌英的死亡与被告的行为无因果关系。根据被告的申请，本院调取了公安机关对王世军、高润斌、王宝、王永军、王永刚、王信、孙宝富、徐华、李忠云、宋宝成、李耀、张志锋、王永新、王印林、赵起超、李维廷等人的询问笔录。经质证原告认为，询问笔录与原告举证提供的其他证据结合，正好展示了公安机关对本案进行侦查的一个逻辑过程，所做出的结果客观公正，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和因果关系的证据。被告认为，所有证人均未见到三轮车及上面的人与传送带发生碰撞，所以王世军陈述的事实不真实。王世军的陈述与起诉状所诉不一致，其推测是被告的传送带碰撞了黄昌英。庭审中，被告举证提供了传送带演示光盘一张、阳原县公安局2014年5月20日做出的《阳原县公安局关于调查黄昌英死亡一案的情况说明》一份。原告认为，案发后公安机关已经做过演示实验，原告相信公安机关的结论。另外，补充情况说明没有推翻上次的情况说明，是根据客观调查得出的科学分析。作为民事案件证据的使用，从或然率上说，原告认为具有较高的可信程度。原告主张，因黄昌英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为：死亡赔偿金161620元（8081元×20年）、丧葬费19771元（39542元÷12×6个月）、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5000元、交通食宿费5181元、鉴定费及其他费用59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92337.4元（5364元×（2＋11＋12）÷2=67050元、5364元×（15＋18）÷7=25287.4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以上共计339809.4元。由于黄昌英的死亡是被告所有的传送带支臂与黄昌英后枕部相撞造成的，传送带属于大型机械，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危险，被告未对危险性进行必要的、合理的防护，最终导致黄昌英的死亡存在主要过错。同时，王世军也不否认在驾驶过程中造成黄昌英死亡存在一定责任。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在此次事故中按70%的赔偿比例承担责任。即339809.4元×70%=237866.58元。被告辩解认为，原告不能证实黄昌英的死亡与被告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应按照2011年的标准计算。对于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因原告没有提供处理丧葬事宜的人员及天数，不予认可。对交通费和食宿费票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停尸运尸费应计算在丧葬费中，对票据中的数额有异议。对尸检费原告应提供合法的票据。精神抚慰金最多不超过3万元。另查明，死者黄昌英于1970年11月12日出生，1995年4月17日与王世军登记结婚。婚后于1996年2月17日生育长女王晓琳；2005年2月20日生育长子王晓飞；2006年12月1日生育次子王晓辉。黄光富、李代秀夫妇系贵州省黔西县钟山乡松柏村五组村民分别于1947年12月23日、1950年1月6日出生，婚后生育子女共7人，死者黄昌英系其长女。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第一百零四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挖掘道路、占用道路施工或者从事其他影响道路交通安全活动的，由道路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恢复原状，可以依法给予罚款；致使通行的人员、车辆及其他财产遭受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六原告在庭审过程中提交了阳原县公安局就黄昌英死亡原因出具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指出：公安机关在接受报案后，对现场人员高润斌、王宝、王永军、王永刚、王信、孙宝富、徐华、李忠云、宋宝成、李耀、张志锋、王永新、王印林、赵起超、李维廷进行了调查取证，了解了传送带推送使用的时间、过程及方法。对黄昌英的死亡原因做出了技术鉴定结论，即黄昌英生前后枕部与较大钝性外物互相作用，形成挥鞭样损伤，导致1、2颈椎离断伤及脑干，造成脑干重度损伤死亡。后又委托公安部技术部门做出了黄昌英衣物与传送带化学物质同一性的检验鉴定，结果为：黄昌英帽子上的蓝色附着物与被告传送带上的蓝漆均为含A1、Si、S、Ca、Ba、Fe元素和铁蓝的聚酯漆，但与王世军三轮车蓝漆成分不同。为了进一步还原现场情况做了现场侦查实验，将与黄昌英体态特征相近似的女同志背对前方坐在王世军驾驶的三轮车上，通过模拟案发现场情况，可以推证如果案发当天传送带一端伸至456县道上，王世军驾车从传送带下经过，传送带能够致黄昌英后枕部受到撞击。阳原县公安局经过对这些证据的分析论证，认为可以证实黄昌英的死亡与被告李维廷家传送带的使用具有因果关系，并做出书面结论。虽被告主张该情况说明不能直接指出黄昌英的死亡原因，但本院认为公安机关作为侦查机关，具备专业侦查人员和科学的侦查方法，依合法程序侦查后得出的结论是排除合理怀疑所得出的客观结论，也是具有公信力的结论。因此本院认为阳原县公安局所做出的结论客观、公正，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经过及黄昌英死亡因果关系的证据，且被告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无过错。因此，对六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因黄昌英死亡造成的损失的主张，本院应予以支持。由于王世军违反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其过错行为与本案事故的发生亦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也是造成本次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双方应当按照事故中的过错，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因此，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酌情认定被告在此次事故中按40%的赔偿比例承担责任。关于原告请求的赔偿项目和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的，还应当赔偿××生活辅助具费和××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本案中，因死者黄昌英生前一直在农村居住，系农村户口，故其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参照受诉法院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8081元计算为8081元／年×20年=161620元；黄昌英死亡，被告理应赔偿丧葬费，计算为39542元÷12×6个月=19771元；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原告主张5000元，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考虑到原告方在处理丧葬事宜中因误工减少了收入，本院酌情认定2500元；食宿费原告主张400元，庭审中，原告提供餐饮票据两张，但票面并未注明用餐日期，不能证明该费用系原告处理丧葬事宜支出，故本院不予认可；交通费原告主张4781元，提供正式的车票7张计631元，其余票据并不属于交通费票据，本院只对正式的7张票据认可，对其余票据不予认可；黄昌英死亡后，阳原县公安局为查明其死亡原因，死者的尸体在公安机关指定的地点存放时间较长，公安机关并对黄昌英的尸体进行了解剖，原告支出了尸检费1100元，运尸、停尸费5800元，并出具了相应的收费票据，本院认为，该费用原告已实际支出且数额较大，应与丧葬费另行计算，故本院对上述费用6900元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被害人有未成年子女或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近亲属需要扶养的，赔偿义务人应当赔付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王世军与死者黄昌英育有三个子女，黄昌英2012年死亡时，长女王晓琳16岁，长子王晓飞7岁，次子王晓辉6岁，故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为（2年＋11年＋12年）×5364元／年÷2=67050元，黄昌英父亲黄光富、母亲李代秀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需要黄昌英等扶养，死者黄昌英姊妹七人，黄昌英2012年死亡时，黄光富64岁，李代秀62岁，故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为（16年＋18年）×5364元／年÷7=26053元。以上共计284525元。因被告应按40%的赔偿比例承担责任，故被告应赔偿的数额为284525元×40%=11381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案中，因本起事故造成黄昌英死亡，确实给六原告造成极大的精神痛苦，应给予适当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本案实际情况，被告应赔偿给原告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以12000元为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一条、第一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八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遂判决：一、被告李维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161620元、丧葬费19771元、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2500元、交通费631元、尸检停尸运尸费69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93103元，以上共计284525元的40%，即113810元；二、被告李维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2000元；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上诉人李维庭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原审法院认定黄昌英的死亡系上诉人所有的粮食传送带造成，认定事实错误。2012年12月17日下午，有人（事后得知问询人正是本案被上诉人王世军）询问正在为上诉人装载粮食的装卸队工人，是否见过有吊车（装载机）经过，当时装卸队的工人告知其未见过后离开。同日下午三点左右，马圈堡公安派出所的工作人员也来和上诉人询问是否见过一辆装载机，傍晚被上诉人的姐夫闰明、晚上交警队的民警、第二天交警队的副队长宋国梁等人也问了上诉人同样的问题，在其姐夫闰明问询过程中上诉人了解到，黄昌英在乘坐被上诉人王世军三轮车过程中被装载机的吊钩撞在脸上，后来上诉人在查阅了被上诉人王世军2012年9月17日在阳原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所做的材料，也证实了闰明的说法。在被上诉人未找到肇事的装载机四天后，开始嫁祸于上诉人，将矛头对准上诉人，改口称是上诉人的粮食传输带撞上了黄昌英。被上诉人为了诬陷上诉人而改口，但同其在公安部门所称的黄色吊车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王世军在2012年9月17日的笔录中称，其走出了三十多米发现其妻黄昌英受伤，在2012年9月19日称其驾驶的三轮车以每小时三、四十公里的速度经过装载机，二、三分钟后发现其妻子受伤，按其所说的行驶速度和行驶时间计算，其两次所说的距离均是三十米左右。试想如果王世军看到的装载机是上诉人的粮食传输带，其当时应该能看到上诉人的传输带，而被上诉人王世军在笔录中承认其返回寻找装载机时，没有看见上诉人的粮食传输带。上诉人认为，其一、如果是上诉人的传输带和黄昌英相撞，三十米的距离完全在王世军的视野范围，其不可能看不见上诉人的传输带；其二、如果是上诉人的粮食传输带和黄昌英相撞，短短的两三分钟上诉人的粮食传输带不可能马上转移。另外，在事发后，公安机关对当时为上诉人装粮的装卸队的工人进行了询问，所有的工人均没有见到上诉人的传输带与黄昌英相撞。通过上述事实可以说明，上诉人的粮食传输带是不可能与黄昌英相撞，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认定。二、阳原县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所采纳的证据不当。阳原县人民法院认定是上诉人的粮食传输带与黄昌英相撞，其依据的证据是2013年12月14日《阳原县公安局关于调查黄昌英死亡一案的情况说明》，上诉人认为，公安机关所做的结论均是推测性的，其结论不具备排他性和唯一性，主观臆断性强。首先，所有的工人都说传输带没有上路，公安人员第一时间勘查现场也未发现传输带有上路的痕迹，公安机关却假定传输带上了路发生了碰撞；其次，其做的模拟实验是在其假设成立的基础上有可能发生，但是阳原县公安局也没有证据证明事发时，其试验中的假设是成立的。在不具备排他性和唯一性具备的情况下，而妄下的结论是不应该采纳的，原审法院作为法律的执行者，有义务对客观事实进行分析认定，而不应该采取拿来主义，以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待每一个案件。另外上诉人的粮食传输带最低离地距离是l95cm，王世军驾驶的三轮车的车厢前端距地面是81cm，车厢内底部靠近前围栏处放置两袋面，面袋上可见凹陷状坐压痕迹，该痕迹距车厢底17cm，黄昌英从尾骨处到后枕部皮下出血部长度是76cm，三处相加长度是l74cm，距离上诉人粮食传输带最低离地距离是195cm相差21cm，上诉人不知道阳原县公安局是如何作出试验，让黄昌英与上诉人的粮食传送带相撞的。这样的证据明显违反了证据的三性原则，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重新认定。阳原县公安局称：提取了黄昌英尸体上的衣服帽子上的蓝漆，上诉人认为应该明确提取衣服帽子上的蓝漆时间、地点以及应该说明该衣服帽子在事发后是否立即进行了封存。试想，王世军能把黄色吊车改口蓝色传输带，能把高度为2-3米的吊车变成l．5-1．6米的传输带，在衣物没有及时封存的情况下，又如何能排除伪造证据的可能。虽然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作出了所谓黄昌英衣帽的蓝漆和上诉人所有的传输带上的蓝漆成分是相同的，但是证据同样不能证明黄昌英衣帽的蓝漆就是上诉人传输带上的蓝漆，也不能证明黄昌英衣帽的蓝漆开始就存在，所以上诉人认为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结论同样不能证明黄昌英的死亡和上诉人有关。另外，公安机关既然能提取黄昌英衣帽上的蓝漆，就应该提取上诉人粮食传输带上与黄昌英衣帽上接触处的掉漆部位以及该部位残留的衣帽纤维的证据，这样才能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但是在本案，《阳原县公安局关于调查黄昌英死亡一案的情况说明》对此没有做任何说明，上诉人认为，在没有做到证据相互印证的前提下妄下结论，纯属乱用职权。上诉人综合认为，阳原县公安局将有利于上诉人的证人证言排除在外，而是凭借主观想象的方式推定上诉人存在过错，严重违反了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三性原则，阳原县人民法院不经过认真审查，对上诉人的证据和观点以及2014年5月20日《阳原县公安局关于调查黄昌英死亡一案的情况说明》补充意见中进一步解释视而不见，主观臆断的妄下结论，是对案件的严重不负责任，更让上诉人不可接受的是，原审法院以上诉人没有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无过错为由，让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分配的举证责任是完全错误的，可以说，随意找一个人都不能证明其与黄昌英的死亡没有关系，难道法院就可以判令不能证明和黄昌英死亡的无关的人承担责任吗三、原审法院在损失认定违反法律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停尸费和运尸费属于丧葬费范畴，法院已经支持了被上诉人的丧葬费用，不应该重复计算，所以上述两项共计5800元不应该支持。其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本案中的被扶养人有数人的，有11年已经超出了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所以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在被抚养人生活费方面判决错误。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是错误的，认定事实所采纳的证据不当，适用法律错误，极大地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为了正确适用法律，依法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对本案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第一百零四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挖掘道路、占用道路施工或者从事其他影响道路交通安全活动的，由道路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恢复原状，可以依法给予罚款；致使通行的人员、车辆及其他财产遭受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六原告在庭审过程中提交了阳原县公安局就黄昌英死亡原因出具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指出：公安机关在接受报案后，对现场人员高润斌、王宝、王永军、王永刚、王信、孙宝富、徐华、李忠云、宋宝成、李耀、张志锋、王永新、王印林、赵起超、李维廷进行了调查取证，了解了传送带推送使用的时间、过程及方法。对黄昌英的死亡原因做出了技术鉴定结论，即黄昌英生前后枕部与较大钝性外物互相作用，形成挥鞭样损伤，导致1、2颈椎离断伤及脑干，造成脑干重度损伤死亡。后又委托公安部技术部门做出了黄昌英衣物与传送带化学物质同一性的检验鉴定，结果为：黄昌英帽子上的蓝色附着物与被告传送带上的蓝漆均为含A1、Si、S、Ca、Ba、Fe元素和铁蓝的聚酯漆，但与王世军三轮车蓝漆成分不同。为了进一步还原现场情况做了现场侦查实验，将与黄昌英体态特征相近似的女同志背对前方坐在王世军驾驶的三轮车上，通过模拟案发现场情况，可以推证如果案发当天传送带一端伸至456县道上，王世军驾车从传送带下经过，传送带能够致黄昌英后枕部受到撞击。阳原县公安局经过对这些证据的分析论证，认为可以证实黄昌英的死亡与被告李维廷家传送带的使用具有因果关系，并做出书面结论。虽被告主张该情况说明不能直接指出黄昌英的死亡原因，但本院认为公安机关作为侦查机关，具备专业侦查人员和科学的侦查方法，依合法程序侦查后得出的结论是排除合理怀疑所得出的客观结论，也是具有公信力的结论。因此本院认为阳原县公安局所做出的结论客观、公正，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经过及黄昌英死亡因果关系的证据，且被告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无过错。因此，对六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因黄昌英死亡造成的损失的主张，本院应予以支持。由于王世军违反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其过错行为与本案事故的发生亦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也是造成本次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双方应当按照事故中的过错，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因此，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酌情认定被告在此次事故中按40%的赔偿比例承担责任。关于原告请求的赔偿项目和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的，还应当赔偿××生活辅助具费和××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本案中，因死者黄昌英生前一直在农村居住，系农村户口，故其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参照受诉法院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8081元计算为8081元／年×20年=161620元；黄昌英死亡，被告理应赔偿丧葬费，计算为39542元÷12×6个月=19771元；处理丧葬事宜误工费原告主张5000元，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考虑到原告方在处理丧葬事宜中因误工减少了收入，本院酌情认定2500元；食宿费原告主张400元，庭审中，原告提供餐饮票据两张，但票面并未注明用餐日期，不能证明该费用系原告处理丧葬事宜支出，故本院不予认可；交通费原告主张4781元，提供正式的车票7张计631元，其余票据并不属于交通费票据，本院只对正式的7张票据认可，对其余票据不予认可；黄昌英死亡后，阳原县公安局为查明其死亡原因，死者的尸体在公安机关指定的地点存放时间较长，公安机关并对黄昌英的尸体进行了解剖，原告支出了尸检费1100元，运尸、停尸费5800元，并出具了相应的收费票据，本院认为，该费用原告已实际支出且数额较大，应与丧葬费另行计算，故本院对上述费用6900元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被害人有未成年子女或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近亲属需要扶养的，赔偿义务人应当赔付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王世军与死者黄昌英育有三个子女，黄昌英2012年死亡时，长女王晓琳16岁，长子王晓飞7岁，次子王晓辉6岁，故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为（2年＋11年＋12年）×5364元／年÷2=67050元，黄昌英父亲黄光富、母亲李代秀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需要黄昌英等扶养，死者黄昌英姊妹七人，黄昌英2012年死亡时，黄光富64岁，李代秀62岁，故被抚养人生活费计算为（16年＋18年）×5364元／年÷7=26053元。以上共计284525元。因被告应按40%的赔偿比例承担责任，故被告应赔偿的数额为284525元×40%=113810元。《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案中，因本起事故造成黄昌英死亡，确实给六原告造成极大的精神痛苦，应给予适当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本案实际情况，被告应赔偿给原告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以12000元为宜。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16元，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敬民
审判员 马瑞云
审判员 武建军
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
书记员 武 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