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武海法商字第00338号
原告：南京傲江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沿江工业开发区园西路旭升花苑**幢****室。组织机构代码证：55551754-8。
法定代表人：徐东，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春，江苏森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市合川区海丰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合川区钓办处办公楼*楼。组织机构代码证：
法定代表人：何昌树，该公司经理。
被告：杨德炳。
二被告委托代理人：易凯，重庆蓝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南京傲江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江公司）诉被告重庆市合川区海丰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丰公司）、被告杨德炳水路货物运输合同货损纠纷一案，因运输始发地、目的地、被告住所地均在本院管辖范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属本院管辖。本院受理后，由审判员孔令刚独任审判，书记员韩志萍担任记录，于2014年4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傲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东、委托代理人王春，被告海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昌树、被告杨德炳及共同委托代理人易凯均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因责任分担存在争议致调解未果。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傲江公司诉称：2014年1月11日，“海丰56”轮承运原告托运的509.18吨钢材从江苏江阴驶往重庆。1月18日，“海丰56”轮在湖南岳阳城陵矶七弓领处偏离航道，导致船舶搁浅，同时由于该船舶配载不当，将钢材装载在木材上方，导致原告托运的509.18吨价值2036720元钢材落入水中全损。此外，原告还预付被告运费2000元，支付码头吊装费13943元。据查，“海丰56”轮原登记船舶经营人为被告海丰公司，所有人为被告杨德炳，2014年2月14日，被告杨德炳将该船舶所有权登记到被告海丰公司名下。因原告为本批货物投保了货物险，但保险合同约定全损免赔20%，且原告正在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因此，原告在本案中向被告主张的赔偿数额为保险合同约定的全损免赔20%，即423287元（2036720×20%＋2000＋13943）。故恳请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的各项损失423287元，负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
被告海丰公司、杨德炳辩称：第一，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货物的所有人是重庆市林耀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耀公司），原告是一个货物代运公司，如果其仅仅是代理人的身份，那么法律后果应该由被代理人承担，如果是无船承运人，根据《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以下简称《货规》）第四十四条规定，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应该承担连带责任，对造成的损失，原告只有在赔偿货主之后，才能向实际承运人追偿，到目前为止，原告并没有提供向货主进行赔偿的相关证据，因此原告主体不适格；第二、海丰公司、杨德炳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对损失不应承担责任。“海丰56”轮2009年12月8日由杨德炳和杨有才出售给杨秋生、平自凡夫妇，此后杨秋生和平自凡将该轮一直挂靠在海丰公司，但是具体经营风险仍由杨秋生和平自凡承担。2013年12月31日，原告与杨秋生和平自凡签订了水运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即使有损失，也应该由船舶的实际所有人杨秋生和平自凡承担；第三、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是该批货物配载不当，2014年1月10日下午14点30分，“海丰56”轮在太仓港装载木材890立方后，1月12日在江阴港装载钢材，钢材直接装在木材上面，从而增加了货物重心的高度，降低了船舶的初稳性，致使船舶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此次事故船舶稍微倾斜，货物就倾倒在江里，事故是配载不当造成的，不管原告是货运代理人还是契约承运人，原告对装载情况是清楚的，由于装载不当埋下了隐患，因此原告对于船舶的配载负有一定过错，应当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责任；第四，本次事故发生时船舶在航行中突然遇到浓雾，这种浓雾是不可遇见的，“海丰56”轮在处置中发生搁浅，属于不可抗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及《货规》的规定，承运人应当免责；第五、“海丰56”轮属杨秋生、平自凡所有，二人将船舶挂靠海丰公司，根据合同约定，经营过程中造成的损失由杨秋生、平自凡负责，被告海丰公司只是对船舶进行公司化管理，并不是船舶所有人和经营人，故不应承担责任；原告主张损失中包括17%的增值税，原告应提供增值税发票抵扣联，否则不能认定原告产生了该项损失，由于原告持有该证据而拒不提交，故17%的增值税应从原告的请求中扣减。综上，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傲江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工商登记资料复印件。证明被告海丰公司的主体资格。
证据2：船舶国籍证书复印件。证明“海丰56”轮在涉案货物运输期间，被告海丰公司为经营人，被告杨德炳为所有人。
证据3：水路货物运单及证明复印件。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且“海丰56”轮接受了原告交付承运的509.18吨钢材，合同项下的责任应当由合同双方承担。
证据4：码头吊装费票据。证明原告因涉案货物运输支付码头吊装费13743元。
证据5：海事声明、延伸海事声明复印件。证明“海丰56”轮在2014年1月18日发生事故，导致原告托运的509.18吨钢材全部落水受损的事实。
证据6：磅码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原件。证明损失的钢材价值2036720元。
证据7：国内水路货物运输保险单。证明原告为本批货物投保了货运险，因为全损，原告按保险公司免赔的20%向被告主张权利。
经庭审质证，二被告对证据1、2、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据3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认为运单由承运人出具，主要证明一是运输合同的成立，二是收到货物的凭证，原告提交的运单上载明托运人是重庆傲江货运有限公司，而本案原告名称是南京傲江货运有限公司，不能因为笔误就把主体弄错了，故应追加重庆傲江货运有限公司以及运输合同的相对人杨秋生、平自凡为本案被告或第三人；对于证据中提到的货物重量，是509.18吨还是509.8吨应进行核实；对证据4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此次事故的发生经过和原因只有海事部门调查的第一手资料才可以作为有效的证据，建议法庭调取海事部门对事故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和关联性有异议，认为第一，增值税专用发票购货单位是重庆林耀物流有限公司，对于钢材受损的价值，原告提供了增值税发票联，还应该提供抵扣联，如果已经抵扣，就应将17%的增值税扣除；对证据7，原告是以代理人身份、契约承运人身份还是货物所有人身份承运货物，被告不清楚，因此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综上，二被告除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4没有意见外，认为其他证据均不能证明原告对被告享有诉权，原告的主体身份不合法。
本院认为，因二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4没有异议，故本院予以采信，作为认定本案案件事实的依据；对证据3，经核实，重庆傲江货运有限公司并不存在，只有南京傲江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经原告说明后，被告对该证据没有异议，故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5，因是“海丰56”轮在事故发生后向海事部门就事故发生原因、经过、货物受损情况等作的说明，两次声明内容基本一致，比较全面的反映了事故发生原因、经过、货物受损等情况，且对该项证据原告无异议，故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6，磅码单记载的钢材重量与运单上记载的重量以及原告主张的钢材重量一致，并无差异，故对磅码单的真实性予以采集，并以此确认托运的钢材重量为509.18吨；对17%的增值税是否应予抵扣，本院结合查明事实综合认定；对证据7，系原告对托运货物进行投保的保险单，原告根据保险单约定就免赔部分提起诉讼，该证据并未加重被告的责任，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海丰公司和杨德炳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船舶买卖协议》复印件。证明2009年12月8日，被告杨德炳与杨有才将共有的“海丰56”轮出售给平自凡，平自凡与杨秋生是夫妻关系，双方约定船舶的经营风险和责任自交付时转移。
证据2：《船舶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复印件、2010年-2013年“海丰56”轮交纳挂靠费用的收据。证明“海丰56”轮所有人是平自凡、杨秋生，从2012年“海丰56”轮挂靠海丰公司经营，海丰公司每年收取证件管理费6680元，船舶在经营过程中的风险由实际所有人承担。
证据3：《水运船舶运输合同》。证明原告和海丰公司以及杨德炳之间没有合同关系，原告起诉的运输合同相对人应是“海丰56”轮的实际所有人杨秋生、平自凡，原告起诉二被告没有事实依据。
证据4：延伸海事声明。证明原告在明知“海丰56”轮装载木材890方的情况下，仍委托码头将509吨钢材装载在木材上面，造成船舶头重脚轻的配载方式，为事故的发生埋下了安全隐患，原告作为港口作业的委托人，对事故发生的过错十分明显。
经庭审质证，原告认为，对证据1，根据重庆海事局档案登记，2011年7月22日，杨德炳以自己的名义将“海丰56”轮以光船租赁的方式登记在被告海丰公司名下，2014年2月12日，杨德炳申请船舶所有权变更登记时，又以自己的名义将该船以实物出资的方式入股海丰公司，被告提供的该份买卖协议是为了躲避其依法应当承担的责任而伪造的，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2，因与海事部门的登记档案以及被告在海事声明中的自述相互矛盾，可以看出也是被告为了躲避债务伪造的证据，且基于所有权变动登记对抗原则，平自凡将该船委托给海丰公司经营也不能对抗本案的原告；此外，海丰公司2010年3月16号和2011年3月27号收取“海丰56”轮挂靠费用的4份收据时间相隔一年，但票据几乎是连号，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后面两份票据上，该票据属于伪造，且平自凡的交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故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合同系事故发生后，为了向保险公司索赔，原告与当时在船上负责的杨秋生补签的，原告一直不知道平自凡这个人，本案应以运单证明双方运输合同关系的存在；对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海事声明是“海丰56”轮船方对于案件经过的自我陈述，从该陈述可看出原告对船舶装载并不知道，被告为了节省燃油，没有将船在主航道范围航行，而是在辅道航行，从而造成事故，该证据也再次确认“海丰56”轮的经营人是被告海丰公司，所有人是被告杨德炳。综上，被告所举的证据除了海事声明是真实的，其他的证据均非真实，而是为了达到其证明目的而伪造的。
本院认为，对二被告提供的证据1、2，因与本院向重庆海事局调取的“海丰56”号轮登记资料相矛盾，而登记资料显示，2011年7月22日，杨德炳作为船舶所有人，以自己的名义将“海丰56”轮以光船租赁的方式登记在被告海丰公司名下，2014年2月12日，杨德炳在申请船舶所有权变更登记时，又以自己的名义将该船以实物出资的方式入股被告海丰公司，同年2月14日，变更登记后的资料显示船舶所有人和经营人均为海丰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第第（二）项的规定，档案资料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而被告海丰公司、杨德炳对“海丰56”轮档案登记资料的内容并未否认，因此，“海丰56”轮档案登记资料的证明力明显大于杨德炳与杨秋生、平自凡签订的《船舶买卖协议》，故对证据1、2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3，原、被告均承认系事故发生后，原告为了向保险公司索赔，与当时在船上负责的杨秋生补签的，合同上平自凡的签名也是杨秋生代签的，由于该合同系事故发生后为了方便理赔原告与杨秋生补签的，因此双方仍应以运单作为履行合同的依据；对证据4，因系海事发生后，船方为了配合海事部门的调查，就基本事实向海事部门作的说明，而原告对该说明并无异议，故对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
经庭审举证、质证，结合当事人陈述和庭审调查，本院查明如下案件事实：
傲江公司于2010年5月31日经南京市六合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登记成立，经营许可范围为船舶代理、货物运输代理。海丰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2日经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合川区分局批准登记成立，经营业范围为货物中转、沙石加工、销售、水路货物运输。“海丰56”轮于2005年2月2日在重庆市涪陵区李渡造船厂建造，船舶种类为散货船。2011年7月22日，杨德炳作为船舶所有人，以自己的名义将“海丰56”轮以光船租赁的方式租赁给被告海丰公司，租期5年，同年8月8日，双方在重庆海事局办理了光船租赁登记手续。2014年1月2日，杨德炳与海丰公司协商解除光船租赁，由杨德炳将“海丰56”轮以实物方式入股到海丰公司。同年1月6日，杨德炳与海丰公司签订了入股协议，约定杨德炳将“海丰56”轮以实物入股到海丰公司，该船舶的一切证书均以海丰公司名称办理，杨德炳拥有海丰公司注册资金0.5%的股份。同日，双方办理了船舶交接手续。2月12日，杨德炳向重庆海事局提交了注销登记申请书，申请注销光船租赁登记，并将船舶所有人和经营人登记为海丰公司。2月14日，变更登记后船舶基本情况显示“海丰56号”轮所有人和经营人均为海丰公司。
2014年1月初，傲江公司有一批钢材需从江苏江阴运往重庆，傲江公司业务经办人员电话与“海丰56”轮上负责联系业务的人员联系，“海丰56号”轮上负责人员同意承运，双方在电话中达成了口头协议。同年1月10日，“海丰56号”轮在江苏太仓港装载890立方米木材后沿长江上行，次日，“海丰56”轮到达江苏江阴鑫品长江码头钢材城管理有限公司装载钢材，傲江公司委托码头将钢材装上船舶。由于船舶上已装载了木材，“海丰56”轮上人员指挥码头装载人员将钢材装载在木材上面。“海丰56”轮收到托运的钢材后，向傲江公司出具了《水路货物运单》，运单记载，托运人重庆傲江货运有限公司，承运人“海丰56”，联系电话136××××4242，收货人傲江货运有限公司，起运港江阴，到达港重庆，货物名称角钢，重量509.18吨。运单上加盖了“合川市海丰船务有限公司海丰56号船”章和“江阴鑫品长江码头钢材城管理有限公司码头专用单”。随后，“海丰56”轮从江阴港驶往重庆。1月18日2时40分，“海丰56”轮上行至湖南岳阳城陵矶七弓领32#（长江中游里程约245KM处）时，突遇浓雾，船舶偏离主航道，导致船舶右舷搁浅，船上装载的509.18吨钢材全部掉入水中，木材掉入水中400立方米。事故发生后，虽经“方舟9”号船舶打捞，但钢材被流沙覆盖未能打捞出水而全损。为承运该批钢材，傲江公司向“海丰56”轮预付运费2000元，支付码头吊装费13943元。为了完善向保险公司索赔的相应手续，于同年3月下旬，傲江公司与“海丰56”轮上负责人杨秋生在傲江公司重庆分公司办公室补签了《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合同内容与运单内容基本一致，傲江公司在甲方签章处加盖了合同专用章，杨秋生在乙方代表处签了自己和平自凡的姓名。
同时查明，傲江公司委托“海丰56”轮承运的509.18吨钢材所有人为林耀公司，傲江公司将委托“海丰56”轮承运的509.18吨钢材进行了投保，保险合同约定，货物全损，保险公司免赔率为20%。事发后，傲江公司要求保险公司按合同约定赔偿，并对免赔的20%要求海丰公司赔偿，因未达成协议，傲江公司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本案系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的主体身份是否适格，原告是否必须是货物所有人或就损失先向货主赔付后才具有诉权，杨德炳与杨秋生、平自凡的买卖协议是否构成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二、原告对船舶的配载是否存在过错、事故的发生是否属于不可抗力；三、17%的增值税是否应从损失中扣减。
关于第一个焦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以下简称《货规》）第三条规定，托运人是指与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的人；收货人是指在运输合同中托运人指定接收货物的人。根据上述规定，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并未对订立的主体进行严格的限制，除了货物所有人可以订立外，货代公司、受所有人委托的人、以及收货人都可以和承运人订立水路货物运输合同。本案中，傲江公司将货物委托“海丰56”轮承运，双方达成的协议符合《合同法》和《货规》的规定，且未违背法律和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双方达成的协议合法有效。由于双方在运单中明确约定“承运人、实际承运人、托运人、收货人的有关权利、义务适用《货规》”，而根据《货规》第四十四条规定，收货人有权就水路货物运单（以下简称运单）上所载货物损坏、灭失或者迟延交付所造成的损害向承运人索赔，承运人可以适用本规则规定的抗辩理由进行抗辩。因此，傲江公司作为托运人，是否系货物所有人及是否向货物所有人赔偿，并不影响其作为托运人就运单上所载货物损坏、灭失或者迟延交付所造成的损害向承运人索赔的权利，傲江公司的原告主体资格适格，被告主张傲江公司不是货物所有人、未向货物所有人赔偿，没有诉权的抗辩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杨德炳认为自己将船舶卖给杨秋生、平自凡，因此自己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船舶作为特殊动产，其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法律效力。根据海事部门的登记资料显示，“海丰56”轮一直登记在杨德炳名下，且在事发后被其以实物方式入股到海丰公司，并进行了交付。虽然杨德炳称将“海丰56”轮变卖给杨秋生、平自凡，但杨秋生、平自凡对购买“海丰56号”轮后，船舶所有权仍登记在杨德炳名下，杨德炳将“海丰56”轮作为自己的财产入股海丰公司的行为未提出异议，显然不合情理，因此杨德炳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第二个焦点，原告对船舶的配载是否存在过错、事故的发生是否属于不可抗力。《货规》第三十二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妥善地装载、搬移、积载、运输、保管、照料和卸载所运货物。因此装载托运货物的责任并不在托运人，而在承运人。本案中，原告傲江公司将货物存放于江苏江阴鑫品长江码头钢材城管理有限公司，并委托钢材城码头负责钢材的装卸，为吊装原告支付了员装费13943元。被告海丰公司作为多年从事水路货物运输的单位，对船舶积载应具备基本的安全知识，“海丰56”轮上船员在明知船舶装载了木材的情况下，违背船舶装载安全规定，将重量较轻的木材装在下面，较重的钢材装在木材上面，致使船舶稳定性降低，从而对船舶航行安全埋下隐患。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傲江公司实施了装载行为、以及强行要求“海丰56”轮上船员将钢材装在木材上面，二被告认为原告对船舶配载存在过错的抗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不可抗力是指合同签订后，发生了合同当事人无法预见、无法避免、无法控制、无法克服的意外事件（如战争、国家政策改制等）或自然灾害（如地震、火灾、水灾等），以致合同当事人不能依约履行职责或不能如期履行职责，发生意外事件或遭受自然灾害的一方可以免除履行职责的责任或推迟履行职责。“海丰56”轮在船舶装载不合理、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下，在航行过程中，不注意航行安全，在遭遇浓雾时，采取措施不当，致使船舶偏离主航道，船舶右舷搁浅，船舶重心偏移，从而造成事故发生。显然，事故的发生系被告因疏忽或过于自信造成，并非无法预见、无法避免、无法控制、无法克服的意外事件，因此，事故的发生不属于不可抗力，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七条规定的免责情形，对被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由于原告与杨秋生补签的合同系为了向保险公司索赔，并非双方实际履行的依据，因此该合同不能作为事发后被告拒绝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水路货物运输纠纷案件法律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1条规定，在没有签订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的情形下，可以依照运单上承运人的记载判断运输合同的承运人。如果运单上仅仅加盖了承运船舶的船名章，应当认定该承运船舶的登记所有人为运输合同的承运人，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本案原告傲江公司将货物交给“海丰56”轮承运时，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水路货物运输合同，“海丰56号”轮向原告傲江公司出具了运单，运单上加盖的船名章为“合川市海丰船务有限公司海丰56号船”，很显然，根据船名章可以判断海丰公司为承运人。海丰公司作为合同承运人，未安全及时将原告托运的货物运抵目的地，且又未举证证明对货物灭失具有法定免责事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被告海丰公司、杨德炳应对货物灭失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因被告在货物运输过程中不存在《货规》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故被告对已收取的2000元运费应予退还。原告傲江公司对货物灭失没有过错，不承担责任。
关于第三个焦点，增值税是对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实现的增值额征收的一个税种，从计税原理上说，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实行价外税，由消费者负担，有增值才征税没增值不征税。《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除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外，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以下简称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应纳税额为当期销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第十条第（五）项规定，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本案中，虽然原告傲江公司交付被告承运的钢材交纳了增值税，且该批钢材已经受损，但对原告所交增值税是否抵扣，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庭审过程中，被告要求原告提供增值税抵扣联的相关证据，而原告未能提供，因此，原告主张受损货物中17%的增值税是否实际发生没有证据证明，故对17%的增值税81468.80元应从原告主张的受损货物中扣减。原告提供相应证据后，可另行主张。
综上，原告傲江公司将价值2036720元的钢材交“海丰56”轮承运，“海丰56”轮向原告傲江公司出具了运单，双方即形成了事实上的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被告杨德炳作为“海丰56”轮的实际所有人，被告海丰公司作为“海丰56”轮的经营人，其未能将原告托运的货物安全及时的运抵目的地，且未能证明在履行运输合同过程中货物的损坏、灭失或者迟延交付存在《货规》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故对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只向被告主张保险公司免赔的20%的钢材损失，即407344元，原告的该主张是在法律范围内对自己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未违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扣减17%的增值税81468.80元后，原告受到的货物损失325875.20元，此外，为运输该批货物，原告还支付了运费2000元、吊装费13943元，对此被告均应赔偿。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重庆市合川区海丰船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杨德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南京傲江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货物损失325875.20元、运费2000元、吊装费13943元共计341818.20元；
二、驳回原告南京傲江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649元，因适用简易程序依法减半收取3734.5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8734.50元，由被告重庆市合川区海丰船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杨德炳共同负担。原告南京傲江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已经预交的案件受理费和保全费本院不予退还，被告杨德炳在支付上述款项时，将自己应负担的诉讼费用一并支付给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13条第1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汇款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东湖支行，户名：湖北省财政厅非税收入财政专户，账号05×××69-1。银行凭据用途栏注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或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单位编码“103001”。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上诉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孔令刚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韩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