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市商初字第567号
原告王宝霞，女，1972年11月9日生，汉族，无业，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刘华伟，山东弘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许晓琬，女，1990年12月22日生，汉族，山东弘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住济南市。
被告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王官庄支行，住所地济南市。
代表人黄利，行长。
委托代理人张鲁，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玫，女，1974年5月13日生，汉族，该行副行长，住济南市。
被告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王晓春，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鲁，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浩，男，1979年11月16日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济南市。
原告王宝霞与被告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王官庄支行（以下简称齐鲁银行王官庄支行）、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鲁银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2月6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申红旗独任审判，于2015年3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宝霞的委托代理人刘华伟、许晓琬，被告齐鲁银行王官庄支行代表人黄利的委托代理人张鲁、李玫，齐鲁银行法定代表人王晓春的委托代理人张鲁、吴浩到庭参加诉讼。后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23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宝霞的委托代理人刘华伟，被告齐鲁银行王官庄支行代表人黄利的委托代理人张鲁、李玫，齐鲁银行法定代表人王晓春的委托代理人张鲁、吴浩到庭参加诉讼。于2015年8月3日第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宝霞的委托代理人刘华伟，被告齐鲁银行王官庄支行代表人黄利的委托代理人张鲁、李玫，齐鲁银行法定代表人王晓春的委托代理人张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宝霞诉称，2007年11月27日，原告为筹措经营资金在被告处（原济南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王官庄支行）存款55万元（存折账号000000708999900110480、银行卡号6223790570800049122），后得知该55万元存款被他人用卡取走。原告因处理经营纠纷需确定该55万元实际取款人的身份而向被告查询取款记录，被告仅于近期出示了2007年11月27日取款人签名为原告王宝霞的取款凭证，未能提供实际取款的代理人姓名及其身份证件等材料，致使原告至今因不能确定实际取款人而无法解决涉及该55万元的经济纠纷。原告认为，原、被告存在储蓄合同关系，当日取款超过5万元时，被告应审核取款账户户主的身份，代理人取款时，还应审核取款代理人的身份并由取款代理人签署其本人的姓名。而被告在办理该笔取款业务时没有遵守相关法规、规章的规定和储蓄合同的约定，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对此承担违约责任。因多次协商未果，原告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提供2007年11月27日从原告储蓄账户（存折账号000000708999900110480、银行卡号6223790570800049122）提取55万元时代理取款人的身份证明等材料，并判令两被告赔偿原告存款55万元及支付自2007年11月27日起至两被告返还55万元存款止，以55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被告齐鲁银行王官庄支行、齐鲁银行辩称，1、本案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2、涉案存折及银行卡为凭密码支取，密码为取款的重要凭据，在密码正确的情况下涉案55万元已于2007年11月27日进行支取，被告不存在过错，也没有违约。3、原告将存折、银行卡借给其他多人使用，导致无法确定涉案款项的实际取款人，原告应自行承担责任。
经审理查明，2009年4月21日，被告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由原名称济南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现名称，被告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王官庄支行由原名称济南市商业银行王官庄支行变更为现名称。
原告于2007年11月5日在原济南市商业银行王官庄支行开办活期储蓄账户，并取得储蓄存折（账号000000708999900110480）及银行卡（借记卡）。原告本人于2007年11月15日到济南市商业银行王官庄支行凭证办理存款挂失手续，并于2007年11月23日补发新银行卡（新卡号6223790570800049122）及存折，原、被告均认可既可以从上述储蓄存折也可以从银行卡支取款项，但均为凭密码支取。原告自认上述储蓄存折及银行卡没有丢失过。
2007年11月27日，原告上述账户内存入55万元，对应存款凭证载明“还款”字样，同日，案外人（原、被告均不知具体是何人）持上述银行卡凭密码从上述账户内在没有提前预约的情况下一次性支取现金55万元，但在取款凭证客户签名处“王宝霞”的签名并非原告王宝霞本人所签，原、被告均不知该“王宝霞”的签名具体系何人所签。济南市商业银行王官庄支行未留取原告及案外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或身份证号码。原告自认支取本案所涉55万元款项系他人冒取而非盗取。本院告知原、被告就本案所涉有关问题在规定期限内可向有关部门或公安机关报案；对此，原告主张起诉之前咨询过报警，但没有受理，以后再没有报过警；两被告主张去王官庄派出所报过警，但没有受理，也没有立案。
原告自认2007年11月27日上述存折在原告家中存放着，但上述银行卡不在其手中，让当时帮助办理银行卡的人拿走了，2007年11月27日之前银行卡就在该人手里，2007年11月27日当日银行卡在谁手里原告不清楚，是该人取走的55万元存款还是其他人取走的原告无法确定；该人应该知道密码，因为是该人帮助原告开设的上述账户，除了该人之外原告没有告诉过其他人取款密码。原告主张不清楚上述存折自2007年11月开户至今是否始终在其手中。
另，该账户其他交易明细如下：2007年11月5日，原告上述账户内存入5万元；2007年11月6日，凭卡从上述账户内支取43000元；2007年11月7日，凭卡从上述账户内支取7000元；2007年11月12日，上述账户内存入7000元；2007年11月13日，凭卡从上述账户内支取7000元；2008年4月7日，原告上述账户内存入11万元，同日，从上述账户内分别支取89000元和21000元；2008年4月8日，原告上述账户内存入27000元，同日，从上述账户内支取27000元；2008年9月2日，原告上述账户内存入10万元，2008年9月3日，从上述账户内支取10万元；2008年10月10日，原告上述账户内存入2万元，同日，从上述账户内支取2万元；2008年10月20日，原告上述账户内存入102800元，2008年10月21日，从上述账户内支取1400元，同日，从上述账户内支取101400元；2008年10月21日，原告上述账户内存入3万元，同日，从上述账户内支取700元，同日，凭存折从上述账户内支取22000元，2008年10月22日从上述账户内支取7300元；2008年10月24日，原告上述账户内存入58500元，同日，从上述账户内支取58500元。原告提供的存折只记载了2008年10月24日之前上述存款及取款情况，2008年10月25日之后至今没有任何记载内容。原告自认2008年10月25日之后与被告也发生过业务，应当也使用过存折。原告主张该存折打印过几次记不清楚了，最后一次打印是在本案起诉（2015年2月6日）之前一个月左右，并且到被告处查询了取款凭证。两被告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可，并认为该存折是被告老系统配套打印，只能在2009年3月以前打印。原告主张不清楚上述存款及取款是否由其本人完成。
以下八份存、取款凭证客户签名处“王宝霞”的签名非一人所签，系多人所签，分别为2007年11月5日存入上述银行卡5万元的存款凭证、2007年11月7日从上述银行卡支取7000元的取款凭证、2007年11月27日存入上述银行卡55万元的存款凭证、2008年4月7日存入上述银行卡11万元的存款凭证、2008年4月8日存入上述银行卡27000元的存款凭证、2008年10月20日存入上述银行卡102800元的存款凭证、2008年10月21日存入上述银行卡3万元的存款凭证、2008年10月21日凭存折从上述账户内支取22000元的取款凭证。
神州数码融信软件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19日提供证明一份，该证明载明：“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交易凭证打印系统由我公司开发并进行维护。存折打印时，会自动打印补录之前发生但未打印的交易信息。2009年3月，齐鲁银行的交易系统进行了升级，升级后的交易系统无法打印之前发布的存折（老版存折），无法打印存折上发生在2009年3月之前的交易信息如果老版存折上有2009年3月之前的交易信息，必定是在2009年3月系统升级之前进行的打印。以上情况属实，特此证明！”
原告于2015年8月3日本案第三次开庭审理时自认，其大约是2008年知道本案所涉55万元存款已被支取。原告同时主张2007年11月其账户是由一个叫苏殿柱的人帮忙开办的，并拿了原告的银行卡，所以苏殿柱知道银行账户密码；苏殿柱当时是济南市商业银行王官庄支行负责信贷的人；苏殿柱跟原告的丈夫裴斐是很熟的朋友，苏殿柱由于在银行工作的原因，业务资源广泛，所以与原告合作经营，苏殿柱负责投资本案所涉55万元存款，赚钱后双方分成；据以后了解本案所涉55万元存款苏殿柱借给了苏殿柱的朋友尹韶华等人，现尹韶华不知去向；因该借款原告无法收回，找到苏殿柱，苏殿柱对此拒不认账，也不承认本人或派他人办理了该笔取款业务，原告才向被告银行查询取款的原始资料，但是被告银行至今拒不提供代为取款的人员姓名及其他身份信息；原告因没有证据，至今没有起诉过尹韶华等人。两被告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
上述事实，由企业变更情况登记、存折、存款挂失书、存款凭证6份、取款凭证3份、个人大额取款备案报告单、神州数码融信软件有限公司证明、软件产品使用许可合同、技术委托开发合同、更名批复及原、被告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案原、被告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二、原、被告是否存在过错及违约行为。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
原告主张其起诉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理由在于原告此前一直自认为本案所涉55万元存款是苏殿柱取走的，后来与苏殿柱发生纠纷后，苏殿柱拒不承认，原告在无法确定实际取款人的情况下到被告处查询，被告仅提供了一份冒用原告名义的取款凭证，拒绝提供实际取款人的身份信息，直至本案起诉前原告向被告查询，被告仍不提供，双方才产生纠纷，即原、被告之间发生纠纷系在2014年底，未超过诉讼时效。
两被告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并认为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理由在于本案所涉55万元存款被支取以后，后来原告于2008年4月才再发生业务，此时，原告就应当知道该55万元存款已被支取，另外，原告提交的存折显示，2007年11月27日支取55万元存款的交易记录原告至少于2009年3月已经知情，因为存折是被告老系统配套打印，2009年3月以后便无法打印该旧版存折，原告最晚于2009年3月打印的存折即交易记录，并由神州数码融信软件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明予以证实。原告对两被告的上述主张亦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2008年10月21日，凭存折从上述账户内支取22000元，而存折在原告手中，说明该日原告打印过存折，已知道本案所涉55万元存款已被支取。从原告提供存折记载的2007年11月5日至2008年10月24日期间存款及取款情况，可以看出原告对其账户内的存款余额是完全知晓的，原告主张在这段期间不知道本案所涉55万元存款已被支取，明显不符合一般生活常识。从神州数码融信软件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明来看，2009年3月以后原告所提供存折已无法再打印，充分说明该存折最晚系2009年3月以前所打印，即原告最晚2009年3月已知道本案所涉55万元存款已被支取。后来，原告于2015年8月3日本案第三次开庭审理时自认其大约是2008年知道本案所涉55万元存款已被支取。通过以上分析，本院认定原告在早已知道本案所涉55万元存款已被支取的情况下，未在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内向两被告主张权利，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原、被告是否存在过错及违约行为。
原告主张其清楚当时持有原告银行卡的人叫苏殿柱，但是原告无法确定2007年11月27日实际取款55万元的人是谁，两被告有义务提供实际取款人的身份信息，但两被告拒绝提供，违反了储蓄合同的约定。构成违约，双方才发生纠纷。另外，两被告在办理上述55万元存款支取业务中存在过错，理由在于1999年1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银发（1999）17号《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明确规定：“银行卡及其账户只限经发卡银行批准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或转借。”本案所涉2007年11月27日55万元款项非原告王宝霞本人提取，被告不应放款。另外，2009年2月17日银监发（2009）17号《中国银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卡服务和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在本案代理人持银行卡提取款项时，银行应当要求代理人提供代理人本人及银行账户本人的身份证才能办理，由此证明即使在监管部门放宽了银行卡使用条件的情况下，被告银行在明知不是原告王宝霞本人取款的情况下，也应当要求代理人提供其身份证明。1997年9月1日银发（1997）363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第六条、第七条明确规定了涉及本案的取款情况，属于一次性提取现金超过5万元，被告银行必须要求取款人提供身份证件，并且本次提款超过了20万元，必须至少提前一天以电话方式预约，另外发生取款业务后银行必须向其省级分行备案，并由省级分行报当地人民银行备案，备案内容包括取款人的姓名、取款人的有效身份证件，由此可以充分证明本案被告在操作本案所涉55万元取款业务中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
两被告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并认为涉案存折及银行卡为凭密码支取，密码为取款的重要凭据，主要是凭密码支取，在密码正确和提供取款人身份证件的情况下，涉案55万元已于2007年11月27日进行支取，一般情况下取款没有最高限额，不需要留存取款人身份证复印件，被告不存在过错，也没有违约。相反，原告将存折、银行卡借给其他多人使用，导致无法确定涉案55万元款项的实际取款人，原告应自行承担责任，且原告将银行卡借与他人使用，应当知道代理取款人的身份，不应由银行提供。银发（1999）17号《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规定银行卡不得转借，本案中原告将其银行卡转借给他人，并将密码告知他人，违反了上述规定，应当自行承担相应责任。银监发（2009）17号《中国银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卡服务和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5万元以上取款，代理人提供双方身份证件即可办理，但并未要求银行留存双方的身份证复印件，在办理本案所涉55万元取款业务时，银行按照操作规程进行了操作，代理人也出示了双方的身份证件，银行没有任何违规操作，不应承担任何责任。银发（1997）363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第六条要求取款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但并未要求银行留存身份证复印件，电话预约是为了银行准备现金，方便储户取款，在银行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实际操作中可以不电话预约，关于个人大额存款备案，银行已按照规定进行了备案，并提交个人大额取款备案报告单予以证明。该报告单载明：“时间2007年11月27日，开户行（全称）708，取款人姓名王宝霞，取款人有效身份证件号码370121721109346、6223790570800049122，取款金额55万，取款方式活期，填报人朱岩。”
原告对两被告的上述主张亦不予认可，并认为对个人大额取款备案报告单的真实性不提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因为该报告单记载取款人姓名是王宝霞，而王宝霞并非实际取款人，报告单记载错误；另外报告单记载内容不全，报告内容应当包括开户行、取款人姓名、取款人有效身份证件、取款的方式（存单、存折、银行卡）、取款时间、取款金额、被取款账户的情况，该报告单显然不符合上述规定，且支行行长签字处为空白，没有经过领导审批，被告仅凭这份报告单不能证明其已按照规定进行了报告，也无法体现被告向何单位进行了报告备案。两被告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可，并认为银发（1997）363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第七条第二款规定金融机构认为有嫌疑的取款业务，备案的内容才如刚才原告所述，本案中被告并未发现该笔取款业务存有嫌疑，因此备案内容不需要如此全面。原告对两被告的该项主张亦不予认可，并认为被告银行明知取款人不是王宝霞本人，但在取款凭证及报告单上签王宝霞的名，明显存在嫌疑，被告却认为没有嫌疑，只能说明被告经办人与实际取款人存在串通嫌疑。
本院认为，中国人民银行于1999年1月5日颁布从1999年3月1日起施行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9）17号）第二十八条第三款规定：“银行卡及其账户只限经发卡银行批准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或转借。”根据该规定，原告在明知其账户内存款系凭密码支取的情况下，仍将其银行卡转借给案外人并告知密码，充分说明原告首先存在明显过错，也是造成存款被支取的原因，原告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原告主张2007年11月其账户是由一个叫苏殿柱的人帮忙开办的，并拿了原告的银行卡，所以苏殿柱知道银行账户密码；苏殿柱当时是济南市商业银行王官庄支行负责信贷的人；原告大约是2008年知道本案所涉55万元存款已被支取，这充分说明原告对拿走其银行卡的人是明知的，无论原告与该人存在委托、代理或其他法律关系，无论本案所涉55万元存款系该人所支取，还是他人所支取，在原告没有丢失过存折及银行卡，除该人外没有将密码告知过另外的其他人，原告主张本案所涉55万元存款系被冒用而非盗用，原、被告报警后公安机关均未受理的情况下，都与该人有关，如果存在纠纷，原告完全可以向该人主张权利，而非要求银行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主张苏殿柱跟原告的丈夫裴斐很熟，苏殿柱由于在银行工作的原因，业务资源广泛，所以与原告合作经营，苏殿柱负责投资本案所涉55万元存款，赚钱后双方分成；据以后了解本案所涉55万元存款苏殿柱借给了苏殿柱的朋友，据此，足以认定本案所涉55万元款项无论系苏殿柱代为支取还是苏殿柱又委托他人代为支取，原告是同意支取该款项并由苏殿柱进行投资，原告也知道他人持银行卡及凭密码是能够支取款项的，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再要求两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
中国人民银行于1997年9月1日下发《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1997）363号）第六条规定：“办理个人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对一日一次性从储蓄账户提取现金5万元（不含5万元）以上的，储蓄机构柜台人员必须要求取款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并经储蓄机构负责人审核后予以支付。其中一次性提取现金20万元（含20万元）以上的，要求取款人必须至少提前1天以电话等方式预约，以便银行准备现金。”第七条规定：“办理个人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对存款人一日一次性从其储蓄账户提取现金5万元以上（不含5万元）的或一日内数次提现累计超过5万元以上（不含5万元）的，必须向其省级分行备案，并由其省分行报当地人民银行省级分行备案。无省级机构的金融机构，应报人民银行当地分（支）行备案，并由人民银行当地分（支）行报人民银行省分行备案。备案时间要求同本通知第四条。凡金融机构认为有嫌疑的取款业务，必须及时报告。备案内容包括：开户行、取款人姓名、取款人有效身份证件号码、取款方式（存单、存折、银行卡）、取款时间、取款金额、被取款账户情况（包括相关账户情况）。”中国银监会于2009年2月17日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卡服务和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银监发（2009）17号）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对借记卡存款、取款、挂失申请等业务，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开放代办业务；5万元以上（含）取款、挂失申请，代理人提供双方身份证件即可办理。”根据上述规定，被告在办理支取本案所涉55万元存款时，虽然存在一些瑕疵，但该瑕疵系中国人民银行及中国银监会行业内部管理方面的问题，并不能成为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原告将银行卡交给案外人并告知密码，说明其认可该案外人从银行卡账户内支取款项，而该案外人持银行卡凭密码支取款项，银行没有理由不予办理。
综上，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宝霞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原告王宝霞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申红旗
人民陪审员 兰俊兴
人民陪审员 申淑芹
二〇一五年八月四日
书 记 员 陈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