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4民终408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顾亚平，男，1956年8月16日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正华，江苏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州市恒荣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工业集中区。法定代表人：华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凤媛，该公司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华英，该公司会计。原审被告：常州超淼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常州市新北区河海路78号西单元506室。法定代表人：倪春娣，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顾亚平与被上诉人常州市恒荣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荣公司）、原审被告常州超淼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淼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6）苏0412民初33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顾亚平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关于顾亚平是否需要共同担责问题。原审在判决顾亚平个人需承担责任的事由是：“被告顾亚平个人名义支付了部分货歙，且还于2015年11月12日作出承谱，对恒荣公司与超淼公司往来款承担付款义务“（见判决书第9贞末段倒数第二行开始）。l、在原审明确了”顾亚平是常州超淼纺织品有限公司的直接经办人后“（在这里回避了“代理人”的法定术语而以”直接经办人”），顾亚平以个人名义部分付款是否会产生”共同承担”的法律后果？首先是超淼公司从未否认与恒荣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且在所有结算中都是把顾亚平个人付款作为公司支付的一部分一并结算的；以货抵款的货物也全是超淼公司的货物：而作为一种交易行为或习惯，在当地的纺织领域和行业，经常会采用公司支付与个人支付混同做法，这也是为大家所熟悉和公知的。原审凭顾亚平曾部分付款进而得出应该共同担责的结论是差强人意的，判决书所适用的合同法第六十条、一百五十九条采用断章取义，对其中所包含的六十一、六十二条中的交易习惯规定枉顾不管，缺乏宣传教育意义。2、原审判决顾亚平与超淼公司需共同担责的另一事由是2015年11月12日作出承诺，对此，也正是顾亚平认为原审判决事实不清的要点。承诺书落款时间为2015年11月12日，对帐单反映时间是2015年11月30日，从时间上判断，应以对帐单为准。且承诺书明确注明：“具体以对帐单为准”。“对帐单”约定的“双方签字生效“后的签字人，并未改变以往的合同主体，双方仍然是公司，顾亚平仍是需方公司的代理人。承诺书反映需要继续供应的纱也仍是超淼公司为需方，结算也是公司支付，尤其是承诺书此后的以纱抵款依据全是超淼公司的货物（见”转贷说明“），顾亚平作为超淼公司的”直接经手人”办理以货抵款的代理行为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不清还反映在：“本院认定”中一方面强调“上述货物只能认定是被告常州超淼纺织品有限公司和顾亚平作为其有履行支付贷款的能力保证”，紧接着还是认可“被告常州超淼纺织品有限公司应当支付原告货款1814276.30元”（见判决书第9页倒数第八行），但在此后的判决中却又作出了共同承担的判决。3、以上事实反映，“对帐单“不是债务（人）转移，作为本案债务人的超淼公司从无债务转移给我的意思表示。而法定的债务（人）转移义务的情况下，债务人全部转移义务后就退出了原合同关系，不应同时判决顾亚平个人与超淼公司共同承担责任。4、在原审中恒荣公司诉状仅把顾亚平个人作为买卖合同成立的需方当事人，否认超淼公司是合同相对方。只是在原审授意下追加了超淼公司为被告，但是原审无法回避已出具的巨额增值税发票。增值税发票虽然不能完全证明双方的合同关系，但当事实证明确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发票上的记载要素构成了买卖合同成立的主要内容，这时的发票就可以作为合同主体的证明依据，不仅是结算凭证。除去无法解释已经开具的所有发票购货人为我超淼公司外，还存在双方约定对尚欠发票仍需由恒荣公司开具给超淼公司，而不是开给顾亚平个人，且“对帐单”上仍由公司签字礴认，原审判决突破合同相对性的原则规定是显然的。恒荣公司所依据的“承诺书”，认定与顾亚平个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显属对事实认定的错误，诉讼主体有误，由于未能提供经由三方约定或有法律规定顾亚平个人与超淼公司需共同承担债务的前提条件，依法理应驳回对顾亚平个人的诉讼和诉讼请求，然而一审判决不顾法庭调查的事实和效果，与判决结果大相径庭。二、关于以以货抵款是否成立的问题。原审判决“本院认为”：“上述货物只能认定是被告常州超淼纺织品有限公司和顾亚平作为其有履行支付货款的能力保证”：1、原审判决事实不清反映在所有抵算货物是谁的货物问题上，含糊其辞混同为是我个人和公司的，但事实反映全是超淼公司的货物，恒荣公司全无证培反映其中是顾亚平个人的货物，原审之所以要混同．是为了判决顾亚平个人与公司共同担责作的铺垫。2、原审判决“本院认为”：“上述货物只能认定是被告常州超淼纺织品有限公司和顾亚平作为其有履行支付货款的能力保证”，这种认定全是为了迎合恒荣公司庭审中多次强调的以货质押关系，但是这种所谓的质押关系是不存在的：首先是质押的主体问题，买卖合同相对人是超淼公司，欠款人是超淼公司，如果存在质押关系，则出质人应是超淼公司，不应是顾亚平个人；其次是质押物的所有权人问题，抵款的货物证据证明所有权人是超淼公司的，在恒荣公司否认是与超淼公司发生的合同关系下，如果是质押关系，则出质货物应是顾亚平个人：再则，已经抵押货物的依据是“送货单”，这与恒荣公司供应给超淼公司的送货单是一样的性质，为何一样的送货单作出的结论不—样？如果是质押或“履行保证”为何是买卖关系最常用的送货单，原审认可的质押关系或“保证关系”成立的依据何在。3、2016年4月24日“通知函”内容证实了以货抵款关系的成立，如果是质押或履行合同的保证，为何有此内容，同时更进一步证实了该通知函上注明的送货单反映的送货单位是超淼公司，顾亚平仅是公司的代理人。4、原审事实不清还明显反映在2016年3月24日已经恒荣公司提取16041米灯芯绒抵款128328元，2016年3月25日提取8155.2米灯芯绒抵款65241.6元，该两笔货物早已被恒荣公司外销，试问如果没有以物抵款的合意恒荣公司会擅自提取而销售？但原审偏听偏信，仍然认定是所谓存货保证关系，并要求我方取回。5、当时恒荣公司愿意以货抵款时的货物行情是对其有利的选择，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价格已有变化，在这样的情势下，恒荣公司才出尔反尔，是原审作出了所谓的“支付货款的能力保证”的不公平认定，完善了恒荣公司想都没有设想到的效果。综上，原审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恒荣公司辩称，一、关于顾亚平个人是否需要共同担责问题。1、2015年11月12日，顾亚平出具承诺书，明确写明“本人欠款”，因此必须对此承诺承担履行责任，《合同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21条：“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第23条：“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据此可见，顾亚平所写的承诺书就是合同的一种形式，由此可证明顾亚平是该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再则在与恒荣公司发生的往来中，顾亚平个人支付的货款为91万，占总支付货款135.6万的67%以上，也更能证明顾亚平是该合同关系的主体；因当时未对账，欠款金额未确定，写了一个大约数（约170万左右）故在此数值后括号标注具体以对账单为准，这里的“具体”指的是具体数值，而顾亚平现在断章取义，显然目的是为了将欠款人主体转移，逃避责任。2、2015年11月30日对账，对账单上明确注明顾亚平欠常州市恒荣纺织有限公司货款1828276.30元，当时顾亚平未到场，说先让会计把账对清楚后自已再签字，后顾亚平补上了签名。该对账单明确对账主体为顾亚平，故将顾亚平列为被告；当时对账单上上诉方会计签字为：“超伦倪春娣”，而超伦公司早在2015年5月13日已注销（据查法人代表为聂玮，不足所谓的倪春娣）（附超伦纺织企业信息查询被告），据此，我们认为该签字（超伦倪春娣）不具备法律效力，带有恶意欺骗性质，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在此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情况下，不管是从对账单的内容表述来看还是签字的有效性看，合同关系的主体只能是顾亚平，也就不存在顾亚平所谓的债务转移。但超淼公司收受了增值税发票，并且向一审法庭提交申请证明，要求承担付款责任，再则，在上诉方证据中，送货单7521721#，收货单位写“顾亚平发常州恒荣纺织有限公司”，送货单位为“常州超淼纺织（顾亚平）”，转货说明中写“常州超淼纺织品有限公司（顾亚平）……同意转入常州市恒荣纺织有限公司户头，顾亚平转入薛风媛户头……，”，从中我们只能看出顾亚平与超淼公司是作为一个并列关系的存在，同时是主体，而不是像顾亚平所说的顾亚平只是公司的代理人，而且，如果只是公司代理人的话，在明确写明是其顾亚平个人欠款的承诺书和对账单上是不可能签名的，由此，恒荣公司认为超淼公司与顾亚平之间存在直接的，不可分割的利害关系，根据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由此，超淼公司与顾亚平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3、而且，自2014年10月发生业务往来，一直都是顾亚平以个人名义与我们联系，当时应顾亚平要求，在送货单上同时写个人名字与公司抬头，说是为了今后交易开票的方便，在顾亚平提供的证据中，既顾亚平所谓的开毛厂的发布送货单，我们可以看到，荣信纺织350#、35l≠送货单，送货人为“代顾亚平发”达来纺织的送货单加工单位也为“顾亚平”；建基纺织也注明“代顾亚平发”说明顾亚平对外开展业务一贯是以个人名义进行的，而且在与恒荣公司发生的往来中，顾亚平以个人名义支付了大部分货款，顾亚平也承认，在当地的纺织领域和行业，存在不规范的交易行为或交易习惯，恒荣公司认为，卖方开具增值税发票是合同的从给付义务，卖方的发货与对账单是合同主给付义务，我方提供的送货单有顾亚平的名字，对账单上顾亚平也签字确认，还有顾亚平所签的承诺书，上诉方单凭发票开具给了超淼公司，超淼公司也支付了一部分货款，就认定顾亚平不是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顾亚平与超淼之间存在不可分割，不可推卸的连带关系，理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二、关于以货抵款不能成立这个问题，事实非常清楚：1、双方是于2015年11月30日对账的，而在此之前的2015年10月3日，顾亚平就将27657米的23W灯芯绒存放在我处，在对账时未予扣除，也未提及到以布抵款的意思，这充分说明双方没有以货抵款的合意；2、顾亚平提供的录音光盘中，顾亚平打电话给我方，说有2万7千多米布存放在我处，想要提走，说有客人要，想要卖，如果是以布抵款了，就不可能再要求提走去卖，这也说明双方没有以货抵款的合意；3、双方未签订以货抵款的协议或结算单，也没有确定价格。当时的情况是顾亚平因不能履行付款约定，在我方多次催要的情况下，称市场不好，暂时资金周转不过来，无货币支付，愿意用一定数量的布作为保证存放我处，让我们放心，也就是作为其有履行支付能力的保证。4、关于顾亚平认为原审判决事实不清反映在货物是谁的问题上，顾亚平认为货全是公司的，那请问顾亚平提供的证据中，荣信、建基开毛厂的发布单上为何标注的是“代顾亚平发”达来纺织的发布单上标注的加工单位也是“顾亚平”？5、目前所有的布我方一寸未动，顾亚平所谓的已被外销，是没有根据的。基于以上的事实和理由，恒荣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顾亚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超淼公司同意顾亚平的上诉意见。恒荣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顾亚平支付恒荣公司货款1814276.30元；在一审诉讼中，恒荣公司申请追加超淼公司为被告，请求判令顾亚平和超淼公司共同支付原告货款1814276.3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恒荣公司自2014年10月9日起至2016年3月29日供给超淼公司及常州超纶纺织品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5年5月13日申请注销）氨纶纱3177176.30元。超淼公司和常州超纶纺织品有限公司及常州超淼纺织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倪春娣、超淼公司的业务经办人共计支付恒荣公司货款1356000元。期间，顾亚平于2015年10月30日将27657米的23W烧毛坯灯芯绒发至恒荣公司处，该送货单上载明规格、数量，并在客户栏载明“代顾亚平发恒荣纺织代收”；顾亚平于2015年11月12日向恒荣公司出具承诺书，该承诺书载明“本人前面已欠常州市恒荣纺织有限公司氨纶纱款约壹佰柒拾万左右（具体以对账单为准），现需要17470″氨纶纱约10吨，该单价约定为23000元/吨，该10吨货款约定为现款（2015年12月底前付清），其余货款在2016年2月8日前支付（双方约定欠款数最高不超过伍拾万元正）。特此承诺。承诺人顾亚平”等内容；顾亚平出具承诺书后，恒荣公司与超淼公司于2015年11月30日进行对账，该对账单载明“经双方核对，截止2015年11月30日止，顾亚平欠常州市恒荣纺织有限公司氨纶纱款壹佰捌拾贰万捌仟贰佰柒拾陆元叁角（￥1828276.30），余发票壹佰壹拾万零陆佰捌拾柒元叁角未开（￥1100687.30），双方签字生效。核对人：超纶倪春娣恒荣：华英”等内容，嗣后，顾亚平在该对账单签写“顾亚平”名字。对账后，恒荣公司还向被告供了三次货，超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倪春娣于2015年12月30日支付恒荣公司货款60000元。2016年3月24日、2016年3月25日常州荣信纺织有限公司代顾亚平分别向恒荣公司发16W无弹灯芯绒16041米和8155.2米；2016年3月29日，常州市达来纺织有限公司又代顾亚平发灯芯绒7372.5米；2016年3月29日，超淼公司的倪春娣与原告方的薛凤媛签署转货说明，该转货说明载明如下内容“兹由常州超淼纺织品有限公司（顾亚平）24W弹力色纺仿平绒存放在泰达染厂的烧毛坯现同意转入常州市恒荣纺织有限公司户头，顾亚平转入薛凤媛户头的烧毛坯米数总计51860.7米，常州超淼纺织品有限公司倪春娣常州市恒荣纺织有限公司薛凤媛”，并附码单。2016年4月10日，顾亚平发原告24W坯布7927米、单价15元/米，该送货单上收货栏有薛凤媛签字，并签写了“有少量变质，有织厂负责”的内容，恒荣公司收取2016年4月10日的坯布后于2016年4月24日发通知函给顾亚平，该通知函载明“顾亚平：2016年4月10日在贵处所提的坯布（你方送货单号：NO：7521721），发现型号与所商定的规格有差异（原应为24W一底一毛全棉弹，实发品种为24W人棉），单上所注价格有误，且坯布上有霉烂，品种中杂乱，当天已通知你，事发当天至今已多次通知你来协商处理，但你一直迟迟未来处理，请你见函于10天之内速来协商处理，逾期我公司将该批坯布按废布3元/米处理，特此通知。常州市恒荣纺织有限公司”；顾亚平收函后未与恒荣公司协商处理，恒荣公司向被告催要货款未果，起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恒荣公司与超淼公司间的买卖合同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各自的义务，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本着自愿、合法、诚信的原则从事交易活动。恒荣公司履行交货义务，超淼公司应当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现超淼公司结欠恒荣公司货款1814276.30元的事实由恒荣公司提交的送货单及被告确认已付款1356000元予以证明，对于超淼公司、顾亚平认为其以2015年10月31日的23W灯芯绒27657米、2016年3月24日以16W灯芯绒16401米、2016年3月25日的16W灯芯绒8155.2米、2016年3月29日的灯芯绒7372.5米、2016年3月29日24W灯芯绒51860.7米、2016年4月10日24W坯布7927米抵货款1846218.30元；而恒荣公司认为，超淼公司、顾亚平的上述货物是用于作为其有履行付款能力的保证，其中有2015年10月31日的23W灯芯绒27657米存放在恒荣公司处，其余货物均存放在超淼公司的原加工单位（泰达染厂及开毛厂）；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恒荣公司、超淼公司、顾亚平就上述货物未能达成以货抵款的协议，理由如下：一、2015年10月31日的23W灯芯绒27657米的货款，在双方于2015年11月30日对账时未予抵扣，双方没有以物抵款的合意；二、上述货物的送货单上（除2016年4月10日的送货单外）均只注明了品名和数量，未注明单价，无法认定双方达成了以货抵款的数额；三、超淼公司、顾亚平提供的录音光盘的内容反映双方未有以货抵款的合意。四、双方未签订以货抵款的协议或结算单、对账单。因此，上述货物只能认定是超淼公司和顾亚平作为其有履行支付货款的能力保证，超淼公司应当支付恒荣公司货款1814276.30元。对于上述货物，超淼公司和顾亚平可以取回或另行与恒荣公司协商处理。故一审法院对超淼公司辩称货款已付清的意见不予采信。顾亚平在恒荣公司与超淼公司的业务往来中既是超淼公司的直接经办人，又以顾亚平个人名义支付了部分货款，且还于2015年11月12日作出承诺，对恒荣公司与超淼公司往来款承担付款义务，因此，恒荣公司要求顾亚平与超淼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与顾亚平的承诺相符，该院予以支持。综上，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判决：顾亚平、超淼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恒荣公司货款1814276.3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09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6090元，由顾亚平和超淼公司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顾亚平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提供常州市荣信纺织有限公司的《说明》（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给荣信公司加工的产品是超淼公司的，不是顾亚平的，顾亚平仅仅是超淼公司的经办人，恒荣公司已经提取的24196.2米布是超淼公司的不是顾亚平的；2、提供《通知函》（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51860.7米布是超淼公司的不是顾亚平的，为了该批布曾多次催促恒荣公司提取，不是催促顾亚平，转抵关系一旦成立货物所有权归恒荣公司；3、提供常州恒荣纺织品有限公司提顾亚平布明细表（复印件）一份，称该证据来自倪春娣发给华英的短信内容，用以证明超淼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了以物抵款发了信息给恒荣公司具体说明了布的规格、品种、单价和金额，并且对方认可，恒荣公司之后的通知函中没有否认该短信内容，没有对金额和价格提出异议。经本院组织质证，恒荣公司认为：1、证据1和证据3矛盾，证据1是为了证明布是超淼的，送布明细是写的提顾亚平的布，因此和证据3矛盾，顾亚平和超淼公司是并列的关系，一审中让两方共同偿还责任是正确的；2、当时我们问了发函人，发函人说仓库要修补，不仅通知了恒荣公司也通知了顾亚平，无论谁来提货都可以，超淼公司认为布是抵给我们了，但是我们认为布的所有权归属不是浩基鼎泰公司可以确定的；3、三份证据不能达到顾亚平的证明目的。本院经审理后对上诉人顾亚平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认定如下：证据1常州市荣信纺织有限公司的《说明》，仅证明了常州市荣信纺织有限公司认为所涉货物为超淼公司所有；证据2、证据3不能证明超淼公司与恒荣公司之间存在以物抵款的合意。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应予确认。本院认为，恒荣公司与超淼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并有效。超淼公司尚欠恒荣公司货款1814276.30元，应予支付。本案中，超淼公司认为其所欠货款已经以物抵款，对此，恒荣公司不予认可，且超淼公司提出以物抵款中的部分货物及其所称价款，在事后其与恒荣公司双方对帐时并未予以抵扣。故超淼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恒荣公司存在以物抵款之合意。顾亚平于2015年11月12日向恒荣公司出具承诺书，其承诺内容为“本人前面已欠常州市恒荣纺织有限公司氨纶纱款约壹佰柒拾万左右（具体以对账单为准），现需要17470″氨纶纱约10吨，该单价约定为23000元/吨，该10吨货款约定为现款（2015年12月底前付清），其余货款在2016年2月8日前支付（双方约定欠款数最高不超过伍拾万元正）。特此承诺。承诺人顾亚平”；嗣后，顾亚平在载明内容为“经双方核对，截止2015年11月30日止，顾亚平欠常州市恒荣纺织有限公司氨纶纱款壹佰捌拾贰万捌仟贰佰柒拾陆元叁角（￥1828276.30），余发票壹佰壹拾万零陆佰捌拾柒元叁角未开（￥1100687.30），双方签字生效。核对人：超纶倪春娣恒荣：华英”的对帐单上签名。据此，顾亚平承诺其尚欠恒荣公司货款1828276.30元及相应付款期限系其意思自治，故恒荣公司主张顾亚平对相应欠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顾亚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案件受理费21090元，由顾亚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施 义审判员 赵德升审判员 熊 艳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吴倩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