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一中民终字第084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月荣，女，1956年12月2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吕凤刚，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久喜，男，1963年7月1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杜玉霞（宋久喜之妻），女，1964年4月2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炳华，男，1954年8月1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杨振林，河北省涿州市清凉寺办事处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王月荣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14）门民初字第22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月荣及其委托代理人吕凤刚，被上诉人宋久喜及其委托代理人杜玉霞，被上诉人董炳华之委托代理人杨振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月荣在原审法院诉称：我与董炳华系夫妻关系。2000年5月8日，董炳华与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煤集团）签订协议书，京煤集团将3号房屋出租给董炳华，后我与董炳华成为3号房屋的共居人和承租人。如该房屋拆迁，所得的拆迁利益应为我与董炳华的夫妻共同财产。2011年1月12日，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董炳华与宋久喜签订协议，处理了3号房屋的拆迁利益。我认为：一、董炳华与宋久喜存在恶意串通，损害我合法利益的情形；二、我系3号房屋拆迁利益共有权人，董炳华无权处分我的财产；三、根据拆迁政策的规定，公房的拆迁利益只能给承租人和共居人，宋久喜既不是3号房屋的承租人，也不是共居人，无权获得相应的拆迁利益，故董炳华与宋久喜的协议违反了拆迁政策的规定。故我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董炳华与宋久喜于2011年1月12日签订的协议无效。
宋久喜在原审法院辩称：3号房屋原系我承租的京煤集团的公房。我于1998年将3号房屋借给董炳华居住，后董炳华私自与京煤集团订立租赁协议。我与董炳华就3号房屋承租问题产生争议，为了解决这个事情，董炳华向我承诺3号房屋拆迁给我一套一居室。我认为，此事发生争议多年，王月荣作为董炳华的妻子，完全应该知道其丈夫的行为是他家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故我不同意王月荣的诉讼请求。
董炳华在原审法院辩称：我是被宋久喜欺骗才写的这份协议，我同意王月荣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王月荣、董炳华系夫妻。3号房屋系京煤集团所有的公房。3号房屋原系宋久喜的父母、宋久喜夫妇及二人之子居住。1998年，宋久喜全家搬出3号房屋。1998年9月起，3号房屋由董炳华居住至拆迁。2000年5月8日，董炳华与京煤集团订立协议书，约定3号房屋出租给董炳华。2011年1月12日，董炳华书写一张字据，字据内容为：承诺本次拆迁给宋九喜最低壹居室。2012年6月27日，董炳华作为被拆迁人就3号房屋签订拆迁协议，其所获得的拆迁利益包括两套一居室房屋。
宋久喜及其妻子杜玉霞曾于2011年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董炳华与京煤集团订立的协议书无效。法院作出（2011）门民初字第9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宋久喜、杜玉霞的诉讼请求。现该判决已生效。董炳华曾于2012年诉至法院，主张其于2011年1月12日书写的字据系其与宋久喜订立的赠与合同，并以赠与合同尚未实际履行为由请求撤销该赠与合同。法院于2012年6月1日作出（2012）门民初字第3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认定上述字据系宋久喜与董炳华就3号房屋如遇拆迁时对拆迁利益如何处理的约定，其性质并非赠与协议，故而驳回了董炳华的诉讼请求。现该判决已生效。
本案中，王月荣主张上述字据存在董炳华与宋久喜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但未就其该项主张向法院提交相应证据。王月荣亦主张3号房屋的拆迁利益系夫妻共同财产，董炳华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系无权处分的行为，当属无效。宋久喜主张双方就3号房屋产生争议多年，董炳华书写上述字据时，王月荣应当知情。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有王月荣、周明、宋久喜、杜玉霞、董炳华的陈述，字据、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判决认定：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董炳华于2011年1月12日书写的字据是否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关于恶意串通：现王月荣主张董炳华与宋久喜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但未就其主张的通谋行为向法院提交相应证据，故对于其该项主张，法院不予认可。关于无权处分：王月荣作为董炳华的妻子，自1998年起与董炳华共同在3号房屋居住，其应当了解3号房屋的承租人情况、居住情况的演变过程；在此种情况下，宋久喜有理由相信董炳华就3号房屋拆迁利益的分配所书写的字据系董炳华与王月荣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故对于王月荣关于上述字据系无权处分的主张，法院不予认可。此外，上述字据系董炳华对自身财产利益的处分，并不存在违反拆迁政策或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综上所述，法院认为王月荣主张董炳华于2011年1月12日书写的字据无效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月荣的诉讼请求。
王月荣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是：撤销原审法院判决，改判支持王月荣的原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上诉理由是：1、宋久喜不是3号房屋拆迁的被安置人，也不是3号房屋的承租人，其不应得到该拆迁利益；2、3号房屋的拆迁利益为董炳华、王月荣一家人共有，其他共有人对董炳华的处分行为不予认可；3、董炳华于2011年1月12日书写的字据约定不明确，具体是几居室，位置在哪里均未说明；4、宋久喜和妻子在别处另有承租的房屋，不存在住房困难；5、宋久喜明知其没有得到拆迁利益的资格还坚持主张拆迁利益，主观上不是善意的，客观上也没有支付相应的对价；6、宋久喜和董炳华是好朋友，其明知董炳华有妻子和孩子，而且也知道拆迁利益不是董炳华一个人的利益，还仅让董炳华一个人签字，亦说明宋久喜不是善意的。上诉人一家五口人安置了两套一居室房屋，在住房面积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拿出一套一居室房屋给宋久喜不符合常理；7、宋久喜到法院起诉要求确认承租合同无效，说明其已经知晓租赁关系的变更，因此其将3号房屋借给董炳华居住的说法不能成立，且该说法已被生效判决所否认，因此，宋久喜所称董炳华出于感激让出了一套房屋的说法不能成立。综上，应当认定该字据无效。
被上诉人宋久喜服从原审法院判决并针对王月荣的上诉答辩称：宋久喜没有转让过承租权，也没有将3号房屋交还过单位，是董炳华串通单位背着宋久喜变更了承租人。王月荣和董炳华对于房屋承租的来源非常清楚，宋久喜不借给王月荣和董炳华房屋王月荣和董炳华是无法入住的，双方发生争议多年，王月荣早就知道董炳华的行为是真实有效的，给宋久喜一套房屋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上诉人主张宋久喜为恶意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生效判决认定了董炳华的行为合法有效，最低一居室是按照董炳华的承诺的最低标准认定的，董炳华每次所称的写字据的原因都不同，故不同意上诉人王月荣的上诉理由和请求。
被上诉人董炳华述称：认可上诉人王月荣的上诉请求和理由。这个房子是京煤集团的周转公租房，分了新房旧房子就得交回，董炳华是京煤集团的老职工，董炳华在京煤集团只有一套福利分房，法院认定王月荣知道董炳华为宋久喜书写字据是错误的，董炳华的字据是在吃饭喝酒的情况下写的，王月荣不可能知道董炳华所写的字据，董炳华也没有告知王月荣，董炳华在法律上没有单独处分的权利。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承诺”字据的效力问题。
首先，已生效的判决认定该”承诺”系对3号房屋拆迁利益如何分配的约定，因此，不应考虑宋久喜是否为被安置人的资格问题，上诉人王月荣认为宋久喜不是被安置人就不应享有该拆迁利益的说法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关于上诉人王月荣是否对董炳华书写该”承诺”字据知情一节，由于王月荣自1998年与董炳华入住3号房屋起直至拆迁，一直在3号房屋居住，对3号房屋的来源、使用等具体情况是熟知的，且其在董炳华以该”承诺”字据系赠与提起撤销赠与的诉讼中，其为董炳华的诉讼代理人，其亦认可该”承诺”字据为赠与，并未主张董炳华系无权处分，根据禁反言的诉讼原则，其现在提出董炳华的书写的”承诺”字据为无权处分，亦为不当，本院不予支持。
再次，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在家庭重大事项的处理中夫妻共同协商后由一人出面去代理家庭其他成员从事民事行为是符合日常生活习惯的。董炳华与王月荣夫妻关系尚属和睦，因此，宋久喜有理由相信董炳华给其书写”承诺”字据系代表家庭全体成员所为。上诉人王月荣坚称其不知晓该”承诺”字据的存在不符合生活经验法则，本院不予采信。
最后，宋久喜是否属于善意一节。由于董炳华书写”承诺”字据系对3号房屋拆迁利益的分配问题，如何分配是当事人的契约自由。上述已论证董炳华书写”承诺”字据应当已经取得家庭成员的认可，故在此不应考虑宋久喜是否为善意的问题。因此，上诉人王月荣称宋久喜未支付对价，不属于民法上的善意，应认定该”承诺”字据无效的说法与法相悖，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王月荣之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由王月荣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王月荣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洁芳
审判员 时 玲
审判员 刘国俊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黄 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