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5民终43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东京时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经济开发区太平南路14号。
法定代表人八重泽隆，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姜亚军，江苏金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红梅。
上诉人苏州东京时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京公司）与被上诉人李红梅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2015）太民初字第011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李红梅原系东京公司员工，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并参加了社会保险。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自2014年8月1日至2015年7月31日止，合同约定基本工资为每月1530元。
2014年9月起，东京公司因生产经营困难、订单不足等原因陆续出现停产放假状况，2015年1月、2月均全月停产放假。在此之前，东京公司曾于2014年9月向全体职工公告，表示愿意以支付50%经济补偿金的方案与员工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但大部分员工不同意该方案。之后，东京公司再次发布公告，又表示愿意以支付70%经济补偿金的方案与员工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至2015年春节前，东京公司以该方案与200多名员工解除了劳动合同，剩余在职员工人数42人。
2015年2月27日，东京公司在公司内张贴《裁员公告》，内容为：“各位员工，本公司因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符合并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二项，经董事会决议，于2015年2月27日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宣布裁员35人。被裁人员工资支付至2015年3月，社会保险、公积金缴纳至2015年3月，公司协助办理失业金等手续。经济补偿金按在公司的合同年限，每满1年按1个月工资的标准支付。……被裁人员需在2015年2月28日完成工作交接。”当日，东京公司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公布了裁员名单，李红梅在裁员名单之中。同年3月，东京公司支付李红梅经济补偿金，并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合计17520元。
原审法院另查明：1、李红梅2013年9月、2014年3月、4月、6月、7月、8月应发工资分别为2963.03元、1530元、1224元、2690.79元、2220.72元、1294元。2014年5月26日李红梅工资卡中入账12355.81元，李红梅陈述该笔款项系东京公司向其补发其产假期间（2013年10月至2014年3月）工资及报销的医疗费。
2、2008年8月6日，李红梅在东京公司自愿离厂工资结算单签字，该结算单记载李红梅离厂时间2008年8月1日，离厂原因为三年合同已满（厂内），备注一栏载明合同到期2007.8.1-2008.7.31。同日，东京公司向李红梅支付现金10360元，东京公司处的现金支款凭证载明用途为“退还2005年8.1-2008.7.31社保、公积金10000元，利息360元”。
3、2014年10月至12月期间，李红梅出勤时间分别为92.5小时、128小时、72小时；2014年10月，李红梅应发工资为1674元，包括基本工资1530元和公积金144元；2014年11月、12月，李红梅应发工资均为1824元，包括基本工资1680元和公积金144元；2015年1月、2月，李红梅应发工资均为1488元，其中包括基本工资1344元和公积金144元。
4、目前，东京公司已经全面停止了生产经营活动。
5、2013年7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太仓市月最低工资标准为1530元/月；2014年11月1日起，太仓市月最低工资标准为1680元/月。
李红梅为证明其在东京公司在裁员时正处于医疗期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病历、上海长征医院（第二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病历及出院证，出院证载明李红梅患有××综合征。东京公司提供了一份李红梅请假单汇总表，载明李红梅自2014年4月1日起因患有××陆续请假。对于李红梅请假的时间，李红梅、东京公司均确认李红梅因患有××请假时间累计为3个月左右。
李红梅陈述其在东京公司工作前，曾于2002年起在“华夏服装厂”工作，东京公司对此予以确认。
关于东京公司经济性裁员的情况，太仓市劳动监察大队工作人员陈述：对于东京公司经济性裁员一事，公司已向我队报备过，在裁员前向我队提供了裁减员工花名册、董事会决议、裁减人员报告书、企业劳动用工和裁减人员情况统计表、裁员实施方案、财务审计报告。企业裁减人员报告书载明“现有职工人数：42人，拟裁员人数：35，占全体职工比例：83%，裁员拟开始日期：2015年3月1日，裁员拟完成日期：2015年3月31日，工资支付情况：支付至2015年3月；社会保险缴费情况缴纳至2015年3月……用人单位裁员主要理由：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用人单位向工会或职工说明情况的日期与方式：2015年2月27日。
上述事实，由李红梅提供的放假安排、裁员公告、裁员名单、银行交易明细、工资单、离厂工资结算单、现金支款凭证、病历卡、医疗费票据，东京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考勤记录，原审法院调的裁减员工花名册、董事会决议、裁减人员报告书、企业劳动用工和裁减人员情况统计表、裁员实施方案、调查笔录及李红梅、东京公司原审当庭陈述等证据予以证明。
原审原告李红梅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判令确认东京公司与李红梅解除劳动关系违法，并判令东京公司支付李红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70350元、医疗补助费20100元、2014年10月至2015年3月期间工资差额17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用人单位因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需要裁减人员二十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可以裁减人员。但是，第四十二条同时规定，××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不得以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
本案中，李红梅主张东京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如下：一、在裁减人员时并未提前一个月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且未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程序不合法。二、李红梅现患××，正在治疗，处于医疗期内，属于不能裁员的范围，故东京公司裁员行为违法。
针对李红梅第一项理由，原审法院认为，东京公司于2014年9月陆续出现停产放假状况，2015年1月、2月均全月停产放假，现已全面停产，原审法院认为可以认定其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2015年2月27日，东京公司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宣布裁员35人（包括李红梅）。东京公司并就裁员方案向太仓市劳动监察大队提交了裁减员工花名册、董事会决议、裁减人员报告书、企业劳动用工和裁减人员情况统计表、裁员实施方案、财务审计报告，已履行了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的职责。对于东京公司是否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因李红梅的工资及社保、公积金，东京公司均已支付、缴纳至2015年3月，且依据东京公司向劳动行政部门提交的企业裁减人员报告书载明裁员拟开始日期为2015年3月1日，裁员拟完成日期为2015年3月31日，可以认定东京公司以经济性裁员的形式解除与李红梅劳动合同的时间为2015年3月31日，东京公司于2015年2月27日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宣布裁员行为，亦符合经济性裁员的程序要求，可以认定东京公司裁员的程序合法。
对于李红梅第二项理由，依据相关规定，××休息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限”，是一段解雇保护期。××适用医疗期，法律虽未明确界定，××休息”的限定条件，××。本案中，依据李红梅的病历及请假记录，李红梅在东京公司工作时身患××，××，其中时间最长的病假天数为45天（2014年7月17日至8月31日）。依据李红梅的病情及治疗情况，××休息”的限定条件，可以适用医疗期。关于李红梅在东京公司的工作年限，根据李红梅签字的2008年8月6日的自愿离厂工资结算单所载，离厂原因为三年合同已满，故原审法院推算李红梅的入职时间为2005年8月。至2015年3月，期间李红梅一直在东京公司工作，2008年8月的结算单亦未对工作年限的相关经济补偿金作出处理，应认定李红梅在东京公司处的工作年限为九年八个月，而双方又确认李红梅实际工作年限在十年以上，××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的通知》第三、四条的规定，李红梅可享有九个月的医疗期。李红梅2014年4月因患××陆续请假，2015年3月李红梅尚在医疗期内。因此，东京公司虽符合经济性裁员的情形，但不得以此为由解除尚在医疗期的李红梅的劳动合同。
现李红梅主张东京公司于2015年3月31日与其解除劳动关系违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东京公司应当按照李红梅在其处的工作年限（九年八个月）向李红梅支付赔偿金。
2014年9月起，因东京公司经营原因开始产生陆续停产放假的情况，故原审法院以李红梅2013年9月至2014年8月期间的平均工资，作为其经济补偿金计算的标准，该期间有数月李红梅曾因休产假东京公司未正常发放工资，而补发的产假期间工资亦与报销医疗费费用混同，无法区分工资金额，故原审法院在计算经济补偿金的平均工资时，对于该部分予以剔除，即以李红梅2013年9月、2014年3月、4月、6月、7月、8月工资作为计算经济补偿金的标准，经原审法院核算为1987.09元/月，李红梅在东京公司处工作九年八个月，故东京公司应支付李红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为39741.8元（1987.09×10×2）。鉴于东京公司已经支付17520元，扣除2015年3月东京公司应发放李红梅的工资1155.52元，东京公司尚需补足赔偿金差额23377.32元。
对于李红梅主张补发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因公司放假，不足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1700元。根据《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用人单位非因劳动者原因停工、停产、歇业，在劳动者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应当视同劳动者正常劳动支付其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用人单位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当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支付劳动者生活费。本案中，2014年10月至12月期间李红梅分别出勤92.5小时、128小时、72小时，东京公司应支付李红梅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现依据李红梅提供的工资明细，东京公司发放工资金额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2015年1月、2月，东京公司已全月停产放假，东京公司亦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支付发放了工资，故对于李红梅要求补发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1700元工资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李红梅主张依据劳动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六条“××或者非因工负伤，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而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发给不低于六个月工资的医疗补助费”之规定，要求东京公司给付医疗补助金20100元。原审法院认为，李红梅身患××，但东京公司与李红梅解除劳动合同，已被原审法院确认为违法，故不属于上述情形，因此，李红梅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原审法院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违法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十一条，××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之规定，判决：一、东京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李红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差额23377.32元；二、驳回李红梅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东京公司承担。
宣判后，东京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计算李红梅经济补偿金自2005年8月开始缺乏证据。李红梅提交的病假表并不是其开始请病假记录，其实际2013年间就已经开始请病假了，故原审认定李红梅2015年3月处于医疗期是错误的。原审部分计算数额有误。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李红梅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李红梅则表示服从原判。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用人单位不得以经济性裁员形式解除劳动合同。故本案二审期间主要争议焦点为东京公司于2015年3月以经济性裁员形式解除与李红梅劳动合同时，李红梅是否处于医疗期。李红梅在东京公司工作期间因患××，于2014年4月起多次请假治疗，××或非因工负伤而予给其医疗期的法定情形。而具体医疗期限应根据职工实际参加工作年限和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予以认定。关于李红梅实际参加工作年限。鉴于李红梅陈述其在东京公司工作前，曾于2002年起在“华夏服装厂”工作，东京公司对此未持异议，故本院认定李红梅实际工作年限为十年以上。关于李红梅在东京公司工作年限。由于李红梅签字的2008年8月6日的自愿离厂工资结算单载明离厂原因为三年合同已满，故本院认定李红梅入职东京公司的时间为2005年8月。东京公司对该入职时间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任何相反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因李红梅2005年8月至2015年3月期间一直在东京公司工作，且2008年8月双方并未对李红梅之前工作年限的经济补偿金进行处理，故本院认定李红梅在东京公司的工作年限为九年八个月。因此，根据相关规定，李红梅享有9个月的医疗期。东京公司在原审中提供的李红梅请假单汇总表载明李红梅自2014年4月1日起因患××陆续请假，且双方在原审中一致确认李红梅因患病请假时间累计为3个月左右，××休时间计算，故2015年3月李红梅尚处医疗期。东京公司对尚在医疗期的李红梅以经济性裁员形式解除劳动合同，系属违法解除，应支付李红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原审法院据此认定东京公司应支付李红梅赔偿金差额23377.32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上诉人东京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苏州东京时装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蔡燕芳
代理审判员 林李金
代理审判员 姚栋财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韦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