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赣07行初159号
原告石城县龙岗乡新龙村龙塘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龙塘组”）。
诉讼代表人邓汝宗，该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王安荣，江西凯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邓汝荣，男，1962年10月2日生，汉族，住石城县。村民。
被告石城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尹忠，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许斌斌，系石城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干部。
委托代理人温波阳，江西保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曾文明，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王积香，系赣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干部。
第三人石城县龙岗乡新龙村新屋小组（以下简称“新屋组”）。
诉讼代表人邓广东，该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邓伙根，男，1951年5月1日生，汉族，住石城县。村民。
原告龙塘组不服被告石城县人民政府林业行政裁决、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林业行政复议，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9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龙塘组的诉讼代表人邓汝宗、委托代理人王安荣、邓汝荣，被告石城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许斌斌、温波阳，赣州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王积香，第三人新屋组的诉讼代表人邓广东、委托代理人邓伙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石城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2月19日作出石府字[2016]3号《石城县人民政府关于龙岗乡新龙村龙塘小组与新屋小组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一、窖前至鸡婆山，其四址：东至程益明房屋至珠抚排，南至程益明屋背破埂至广上田，西至中真埂田垅，北至岭背田垅为界的林地所有权归新屋小组所有，珠抚排山林包含在“窖前至鸡婆山”范围内，其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及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归新屋小组所有。二、南山岭至外排山林，面积34亩，其四址：东至公社农机站，南至破窝槽与巫发根山为界，西至山脚田垅，北至山脚小溪为界，已包含在“龙塘里至新屋里屋背栗树破岽”山林范围内，其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及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归新屋小组所有。龙塘组不服该处理决定，向赣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6月23日作出赣市府复字（2016）3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石城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
原告龙塘组诉称，1.本案争议的南山岭至外排山场应当由原告与第三人共同共有。六十年代初期，原告与第三人因扩社并队合二为一，称龙塘生产队。1980年农村生产责任制改革期间，龙塘生产队又拆分为龙塘生产队和新屋生产队，也就是现在的龙塘小组和新屋小组。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原告与第三人分别对山林、土地进行了划分。本案所涉的南山岭至外排山场，在划分前之前属于原告与第三人共同所有的事实，原告与第三人没有争议。1981年6月25日，原告与第三人对山场权属进行了划分，其中原告分得6块山场，第三人分得11块山场。双方分得的山场都填写了《石城县龙岗公社新龙大队山林登记表》，当时的龙岗公社新龙大队在该表上加盖发公章，并签署了“同意该队的山权和经营权的划分”的意见。因南山岭至外排山场是石山，无法种树，对该山场就没有进行划分，没有登记在原告和第三人的《石城县龙岗公社新龙大队山林登记表》中，故该山场在“林业三定”时被漏登权属。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土地价值不断上升，第三人在未经我组同意的情况下，许可他人在该双方共有的南山岭至外排山场上私自进行房地产开发，严重的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发现上述情况后，立即向第三人提出了异议，第三人竟然以该山场属于该组的“龙塘里至新屋里屋背列树破岽”山场的范围内为由，主张权属归该组所有。根据该组持有的《石城县龙岗公社新龙大队山林登记表》（经营证号0001401）记载的“龙塘里至新屋里屋背列树破岽”山场四至可知，该山场的北至界限为高汗里屋背破岽，直至原公社农机站。很明显，南山岭至外排山场的位置在“龙塘里至新屋里屋背列树破岽”山场的北至界限“高汗里屋背破岽”的北面，不包含在第三人的“龙塘里至新屋里屋背列树破岽”山场。原告向被告石城县人民政府提起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后，被告石城县人民政府作出了石府字[2016]3号《石城县人民政府关于龙岗乡新龙村龙塘小组与新屋小组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该决定以第三人的“龙塘里至新屋里屋背列树破岽”山场北至界限“高汗里屋背破岽”无法与东、南、西界址形成闭合圈为由，适用《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九“四至界址范围有争议时，按四至载明的最近地标物为准，确定四至界址。”的规定，将“龙塘里至新屋里屋背列树破岽”的北至“高汗里屋背破岽”往北延伸至“山脚小溪”为界，进而将双方争议的南山岭至外排山场包含到第三人的“龙塘里至新屋里屋背列树破岽”山场的范围内，将权属确定给第三人所有。原告认为，被告石城县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遂向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6月23日作出了赣市府复字[2016]3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石城县人民政府所作的处理决定。原告认为，第三人持有的“龙塘里至新屋里屋背列树破岽”证照中的北面界址非常清楚，不存在不清的问题。不存在以“推定”方法确定北面界址的前提条件。从高汗里屋背往东破岽与东至的原公社农机站可以相连并闭合，四至与实地完全相符。故二被告所作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当依法纠正。原告认为，原告与第三人均无证据证明该山场所自已单独所有，依法应当根据是否长期经营管理等历史和现实情况，结合自然地形，合理确定山权的权属，该争议山场应当确定为原告与第三人共同所有。2.珠抚排山场也是属于漏登山场，该山场不在第三人所有的“窑前至鸡婆山”的四至界址内。二被告认定该争议山场包含在第三人所有的“窑前至鸡婆山”的四至界址内与事实不符。该争议山场应属于原告与第三人共同所有的山场。原告诉请：1、判决撤销赣州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7月8日向原告送达的赣市府复字[2016]3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判决撤销石城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石府字[2016]3号《石城县人民政府关于龙岗乡新龙村龙塘小组与新屋小组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赣市府复字[2016]3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石府字[2016]3号处理决定。3.第0001399号山林登记表。证明原告龙塘组在林业三定时期分得六块山场，本案讼争山场未登记在原告龙塘小组的山林登记表中。4.第0001401号山林登记表。证明第三人新屋组在林业三定时期分得11块山场，及与本案讼争山场相邻的“龙塘里至新屋里屋背列树破埂”山场的四至界址等情况。5.《申请书》、《关于邓期松建房签名人员说明书》。证明：（1）1982年5月19日，原告龙塘组村民邓其松在龙塘里排建房时向当时的大队及公社管委会提交用地申请；（2）原告与第三人在林业“三定”时期分完山之后，1982年5月28日，时任第三人新屋组的组长邓伙根签字、时任原告龙塘组组长的邓志宏盖章同意用地，并要求报上级批示。（3）证明发邓其松要求建房的地点属原告与第三人共同所有的未分的山场，且与被告石城政府的证据十一中邓伙根所述的南山岭至外排争议山场属漏登的情形一致。6.山林权属签字确认书。证明原告龙塘组及第三人新屋组村民签字证明案涉山场权属系龙塘组与新屋组双方共有。7.图纸。证明：（1）原告勾绘的讼争的南山岭至外排山场的具体范围；（2）原告勾绘的龙塘里至新屋里屋背列树破岽山场的范围。8.《证明》。新龙村委会证明原告与第三人新屋组原系一个生产队，1980年冬分为龙塘和新屋两个村民小组。9.林权更正登记通知书，石林更字[2015]001号。证明第三人村民邓东根非法办理本案争议山场的林权证，被告石城县政府撤销。
被告石城县人民政府辩称，1.上世纪60年代初期新龙大队的新屋队和龙塘队因扩社并队合二为一，称龙塘生产队。1980年农村生产责任制改革期间，龙塘生产队又拆为二个队，即龙塘生产队（即龙塘组）和新屋生产队（即新屋组）。林业三定时期，龙塘队获得6块山场权属，新屋队获得11块山场的权属（有1981年6月24日新屋队山林权登记表及1981年6月21日龙塘生产队山林权登记表为证）。原告诉争山场包括在“龙塘里至新屋里屋背栗树破岽”山场范围内。“南山岭至外排山场”，面积为34亩，其四至为：东至农机站，南至破窝槽与巫发根山为界，西至山脚田垅，北至山脚小溪为界。对诉争山场界址，原告龙塘组组长邓汝宗到场指认，认可北以山脚小溪为界，并非被告故意将北延伸山脚小溪。2.根据新屋组1981年0001401号山林执照登记的“窑前至鸡婆山”山场四至，对照实地，“珠抚排”山场包含在新屋组“窑前至鸡婆山”山场范围内，原告称该山场是漏登山场的说法不能成立。3.被告石城县政府受理调处申请后，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到现场进行了勘察，所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被告石城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申请书，证明对象：龙塘小组的山林权争议已申请。证据二、龙塘队山林登记表，证明对象：证明龙塘组在81年林业“三定”时有六块山场。证据三、新屋队山林登记表，证明对象：证明新屋组在81年林业“三定”时有11块山场，其中包括争议山场。证据四、龙塘小组邓汝宗指认的山场界址，证明对象：证明邓汝宗到实地确认界址。证据五、新屋小组邓广东指认的山场界址，证明对象：证明邓广东到实地确认界址，证明争议山场在第3、6块山场内。证据六、邓汝文、邓九红建房申请表，证明对象：证明邓汝文、邓九红建房在新屋小组的山林权属范围内。证据七、龙塘组邓汝周山林申请表，证明对象：证明龙塘组邓汝周与新屋组邓存女的山林相邻，新屋组邓存女的山场在诉讼争议山场范围内，并且证明龙塘组承认该山场是新屋组的山场。证据八、证明材料，证明对象：证明诉讼争议山场为新屋小组所有。证据九、石山纠字（2013）2号调解处理意见，证明对象：证明朱抚排山场属新屋小组所有。证据十、石林调函字（2016）1号，证明对象：诉讼争议山场经过多方调解，证明程序合法。证据十一、争议协调会议记录，证明对象：诉讼争议山场经过多方调解，证明程序合法。证据十二、石府字（2016）3号处理决定，证明对象：证明为诉讼争议山场作出处理决定。证据十三、送达回证，证明对象：证明程序合法。
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辩称，一、市政府作出的赣市府复字〔2016〕39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本案争议山场坐落在石城县××××村新屋村民小组，争议山场共两块，第一块山场原告称“珠抚排”，第三人称“窖前至鸡婆山”，四至为:东至程益明屋边至珠抚排、南至程益明屋背破埂至广上田、西至中真埂田拢、北至岭背田拢。第二块山场原告称“南山岭至外排”，第三人称“龙塘里至新屋里屋背栗树破岽”，四至为:东至龙岗乡政府屋后沿山脚至北面农田、小溪，南至从高汗里屋背257.6米山顶直破对面窝槽与巫发根山为界，西至从257.6米破岽至小溪，北至山脚、农田为界。六十年代初期，新龙大队新屋生产队与龙塘生产队合并为一个生产队，称龙塘生产队。1980年农村生产责任制改革期间，龙塘生产队又拆分为二个队，分别叫龙塘生产队(即申原告)和新屋生产队(即第三人)。林业三定时期，龙塘、新屋生产队对山林、土地进行了分割，并分别进行了山林登记。2013年7月，第三人村民邓东根将争议范围内的部分山场使用权转让给案外人黄运华建房，在动工时遭到原告村民和第三人少数村民联合阻工，引起山林权属争议，原告向石城县政府提出山林权属调处。经实地调查核对，原告出示的1982年0001399号山林登记表，登载的六块山场的地名及四至界址均与实地不符;与两块争议山场均不具有关联性。第三人出示的1982年0001401山林登记表，登载的第一块“窑前至鸡婆山”山场，面积40亩，四至界址与实地基本相符，并包括了争议山场。登载的第二块山场“龙塘里至新屋里屋背栗树破岽”，执照所载的东、南、西三边界址与实地相符，北边界址与实地不符。2016年1月8日，石城县政府组织双方当事人到实地进行指界，分别绘制了地形图，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随后，石城县政府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因分歧过大，无法达成一致。2月19日，石城县政府作出石府字〔2016〕3号山林权属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复议期间，市政府办案人员组织原告和第三人进行了实地调查，石城县林业局、法制办、龙岗乡林业管理站及争议双方代表均到场，争议双方代表对争议山场的四至界址进行了指认，办案人员按照原告、第三人的指认分别绘制了地形图，并由当事人签字确认。经市政府审查认为:本案争议山场有两块，第三人出示了登载有这两块山场的1982年0001401号山林登记表，载“窑前至鸡婆山”，登记表所载界址与实地吻合，包括了原告“珠抚排”山场;第二块“龙塘里至新屋里屋背栗树破岽”，登记表所载界址东、南、西与实地基本相符，但北面与实地不符，石城县政府将北面界址认定为从高汗里山脊线向北破岽，再以山脚、小溪为界，与东面界址农机站可以形成闭合界线，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出示的1982年0001399号山林登记表所载六块山场的地名及四至界址均与实地不符。石城县政府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二十九条规定作出处理决定将争议山场确权归第三人所有，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主张争议山场属双方共有，但在行政复议期间并未提供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市政府不予支持。二、市政府作出赣市府复字〔2016〕39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2016年4月25日，市政府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撒销石城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石府字〔2016〕3号山林权属处理决定。同日，市政府依法受理向原告送达了赣市府复字〔2016〕39号《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向石城县人民政府迭达了赣市府复字〔2016〕39号《行政复议通知书》，向第三人迭达了赣市府复字〔2016〕39号《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石城县人民政府在收到《行政复议通知书》后，在规定时间向市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和作出石府字〔2016〕3号山林权属处理决定的相关证据材料。经市政府审查，认定石城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2016年6月23日，市政府作出维持石城县人民政府作出石府字〔2016〕3号山林权属处理决定的赣市府复字〔2016〕3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综上，市政府作出的赣市府复字〔2016〕39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处理适当，请求法院予以维持。
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向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证据二、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证明市政府作为复议机关在行政复议阶段依法受理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证据三、县政府向市政府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石城县政府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答复。证据四、市政府作出赣市府复字（2016）3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石城县政府作出的石府字（2016）3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证据五、行政复议法律文书送达回证，证明市政府依法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及市政府作出了复议决定书。
第三人新屋组述称，诉争林地属于新屋组所有，原告诉请缺乏依据，两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提交了2007年“林改期间”邓存女“龙塘里屋背”山场的林权证作为证据，证明争议山场属于第三人所有。
经质证，两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二、三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没有意见，对证据四真实性没有意见，关联性、合法性也没有异议，对证据五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漏登的情况，对证据六的真实性、证明对象均有异议，我们不清楚他是不是真实的，且上面叫人家签字的内容没有说清楚，对证据的合法性、证明对象、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七的图标所做的备注及争议的地段大致没有争议，对证据八的证明的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九与本案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争议的山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原告对被告石城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一、证据1《申请书》不属于证据。二、证据2龙塘队山林登记表，对该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三、证据3新屋队山林登记表，对该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证据中的“龙塘里至新屋里屋背列树破岽”不包含本案讼争的“南山岭至外排山场”。四、证据四的“三性”无异议，邓汝宗的指界范围证明了讼争山场“南山岭至外排山场”的范围。五、证据五的真实性有异议。第三人的指界错误。1、根据地形图和“龙塘里至新屋里屋背列树破岽”山场名称可知，该山场的走向是从北面的龙塘里沿西南方向至新屋里屋背的列（粟）树为止。而原告主张的南山岭至外排山场在龙塘里的北面，与“龙塘里至新屋里屋背列树破岽”山场的北南相邻。2、新屋队山林登记表中载明“龙塘里至新屋里屋背列树破岽”山场的北至为“高汗里屋背破岽”，地形图中的“高汗里屋背”与西至相连，具体在海拔257.6米的等高线上（山顶），证明“龙塘里至新屋里屋背列树破岽”西至的终点在“高汗里屋背”。登记表中的西至载明为“列树破埂”，即从新屋里屋背的列（粟）树沿山埂从西南方向往北向破埂，至高汗里屋背的山顶为止。第三人的指界图，西至为从新屋里屋背的列（粟）树沿山埂从西南方向往北向破埂越过高汗里屋背的山顶继续往下破埂至小河，这一指界既与山林登记表中载明的西至、北至不符。登记表中的“龙塘里至新屋里屋背列树破岽”北至的界限载明为高汗里屋北破岽，不是破埂，证明了“埂”与“岽”所指的内容是不同的，故西至界限终于高汗里屋背的山顶后不能继续向北破埂而下也不符合划分山林界限以山顶等地标物为界限的习惯。3、新屋队山林登记表中载明“龙塘里至新屋里屋背列树破岽”山场的东至为“公社农机站”。从地形图中和登记表中可判断出，东至的界限南起于下迳水马路，北终于公社农机站。第三人指认的东至界限是南起于下迳马路，经过公社农机继续向北延伸后，终于小河。第三人的指界显然于登记表所载明的四至，以及对应地形图的位置不相符。4、山林登记表中载明的“龙塘里至新屋里屋背列树破岽”北至为高汗里屋背破岽，从地形图中可以看出，北至界限应是从西边起于高汗里屋背257.6米的山顶，然后向东破岽延伸，正好终于东至“公社农机站”。综合以上几点意见，足见第三人的指界与客观事实不符。5、未勾绘“珠抚排”山场的界址。六、证据六邓九红、邓汝文建房《人个建设用地申请表》首页载明新第三人于2016.5.19号向被告石城县人民政府提提供。被告的处理决定作出的时间为2016年2月19日，送达给原告和第三人的时间为2016年3月17日，该证据不属于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所采用的证据，不具有证据效力。七、邓汝周的《林权登记申请表》，被告在调处本案期间，未向原告出示过和质证过这份所谓的证据。该证据在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书中并未载明有此份证据，更未作评析和认定，所附的地形图无任何当事人签名和指界，故此《林权登记表》不属于被告石城县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时使用了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八、1、证据八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其中邓汝文、邓九洪的《证明》系2016年5月19日出具，该证据并不属于被告《处理决定书》中列明的第三人第交的第二组证据中的内容，系被告作出行政行为后非法加入，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2、山林权属应以山林权证照为依据。九、证据九《关于龙岗乡新龙村新屋小组与龙塘小组及新屋小组社员邓存汝山林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意见》。对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因为1、该文件的收文单位是龙岗乡新龙村委会，非本案的原告和第三人，对原告和第三人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2、该意见属于石城县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委员会的意见，不是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作出处理决定，不属于确权依据。十、对证据十石林调函字（20161号）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十一、对证据十一《争议协调会议记录》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该证据第2页（证据目录中的第26页）证明，林业“三定”时期担任第三人的小组组长邓伙根发言称“南山岭至外排山场情况，该林地属无林地，当地老表在山上种果树、种菜等，该林地属我小组漏办山场……”，证明了该山场确属“漏登”的山场，与原告所称该山场属于“漏登”的情况相吻合。十二证据12是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被告的证据，而是属于被诉人具体行政行为。十三对证据13《送达回证》无异议。另外需要补充：《处理决定书》五（一）、龙塘小组提供的权源依据及有关证据材料部分写明原告提交了自留山登记表（经营证号0008929）一份，1953年的土地证存根一份，石府办字（1991）9号《关于印发龙岗粮管所用地争议问题协调会记要的通知》1份，但被告未附在证据目录中，要求被告提供。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及第三人新屋组对被告石城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原告、第三人及被告石城县人民政府对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复议程序的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据不持异议。
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证件上邓存女的名字不一致，对林权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意见，但是对其关联性有意见，山名的具体位置证明不清楚。石城县政府的证据九中曾经对邓存女的山场作出了处理决定。两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证：原告提交的证据六其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不予认可，证据七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其余证据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被告石城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为调处过程中原告和第三人提交的相关权属凭证、被告调处过程中形成的相关记录等，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可以作为证明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复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采信。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
经审理查明，本案争议山场坐落在石城县××××村新屋村民小组，争议山场共两块，第一块山场原告称“珠抚排”，第三人称“窖前至鸡婆山”。第二块山场原告称“南山岭至外排”，第三人称“龙塘里至新屋里屋背栗树破岽”，四至为：东至龙岗乡政府屋后沿山脚至北面农田、小溪，南至从高汗里屋背257.6米山顶直破对面窝槽与巫发根山为界，西至从257.6米破岽至小溪，北至山脚、农田为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新龙大队新屋生产队与龙塘生产队合并为一个生产队，称龙塘生产队。1980年农村生产责任制改革期间，龙塘生产队又拆分为二个队，分别叫龙塘生产队（即原告）和新屋生产队（即第三人）。“林业三定”时期，龙塘、新屋生产队对山林、土地进行了分割，并分别进行了山林登记。2013年7月，第三人村民邓东根将争议范围内的部分山场使用权转让给案外人黄运华建房，在动工时遭到原告村民和第三人少数村民联合阻工，引起山林权属争议。
原告提交石城县原龙岗公社新龙大队龙塘生产队1981年6月21日第0001399号《山林登记表》作为证据。该登记表登载六块山场，分别为：①“坳子脑上”山场，四至为：东破岽、南洞门破埂、西田垅、北破岗河；②“高汉里门上”山场，四至为：东田坎、南路、西草坪、北路；③“沙排窝里”山场，四至为：东田垅、南大仙岭、西破岽、北晒坪；④“走马排至粉叉岽”山场，四至为：东破岽、南马路、西田垅、北晒坪⑤“银坑洋古坑”山场，四至为：东银坑田、南银坑田、西银坑田、北银坑山；⑥“杉山下庙子窝”山场，四至为：东岽、南埂、西埂、北河。
第三人提交了石城县原龙岗公社新龙大队新屋生产队1981年6月24日第0001401号《山林登记表》记载的“窖前至鸡婆山”“龙塘里至新屋里屋背栗树破岽”山场主张争议林地的权属。登记表记载的“窖前至鸡婆山”四至为：东程益明房屋至珠抚排、南程益明屋背破埂至广上田、西中真埂田垅、北岭背田垅；“龙塘里至新屋里屋背栗树破岽”的四至为：东公社农机站、南下迳马路、西新屋里屋背栗树破埂、北高汗里屋背破岽为界。
经调查核对，原告出示的1982年第0001399号山林登记表，登载的六块山场的地名及四至界址均与实地不符，与两块争议山场均不具有关联性。第三人出示的1982年0001401山林登记表，登载的“窑前至鸡婆山”山场，四至界址与实地基本相符，并包括了争议山场。登载的“龙塘里至新屋里屋背栗树破岽”山场，执照所载的东、南、西三边界址与实地相符，双方无争议，对北边界址在实地的界定问题，双方存在争议。2016年1月8日，石城县政府组织双方当事人到实地进行指界，分别绘制了地形图，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随后，石城县政府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因分歧过大，无法达成一致。2016年2月19日，石城县政府作出石府字〔2016〕3号处理决定，将争议山场确权归第三人所有，原告不服，向赣州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市政府维持了石城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原告不服起诉至本院。
在本院2016年11月18日组织的现场勘查过程中，原告进一步明确：第三人“林业三定”时期“龙塘里至新屋里屋背栗树破岽”山场北至“高汗里屋背破岽”，是指从西边起于高汗里屋背257.6米的山顶，然后向东破岽延伸，横跨中间山坑，横切东西两座山头，终于东至“公社农机站”，该山场并未包含原告所称的“南山岭至外排”争议山场，该争议山场属于两小组共有，是“林业三定时期”的漏登山场，所以原告无法提供相关的林属凭证；“珠抚排”争议山场包含在第三人“林业三定”时期确权的“窑前至鸡婆山”范围内，但属于第三人私自将两小组共有的山场进行登记的行为。另，当事人对“高汗里”的指认一致，原“农机站”即为现在的龙岗乡人民政府所在地。
本院认为，《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林业部第10号令）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本案中，对于“珠抚排”争议山场，第三人提供了“林业三定”时期“窑前至鸡婆山”山场的林权登记表主张权属，且原告亦认可“珠抚排”争议山场在第三人“窑前至鸡婆山”山场四至范围内，而原告方并未提供相关的权属凭证，被告石城县人民政府据此将“珠抚排”争议山场确权归第三人符合上述规定。对于“南山岭至外排”争议山场，第三人提供了“林业三定”时期“龙塘里至新屋里屋背栗树破岽”山场的林权登记表主张权属，该山场所载的四至地物标在实地存在，且能相互形成闭合线，原告方并未提供相应的权属凭证，其对第三人“龙塘里至新屋里屋背栗树破岽”山场四至的指认界定过于牵强，被告石城县人民政府对“龙塘里至新屋里屋背栗树破岽”山场北至的界定并未超出该山场北至表述的含义，石城县人民政府据此认定第三人“龙塘里至新屋里屋背栗树破岽”山场包含了“南山岭至外排”争议山场并无不当。原告提出“南山岭至外排”争议山场属于两小组未进行划分的共有山场，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被告石城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告赣州市人民政府按照法定程序受理复议申请，在法定期限内做出复议决定并送达当事人，其复议程序合法，结论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石城县龙岗乡新龙村龙塘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石城县龙岗乡新龙村龙塘村民小组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费（收款单位：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账号：14×××42，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昌市象南广场支行），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小光
代理审判员 王丽琼
代理审判员 高 霞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九日
代理书记员 童子风
书 记 员 谢贤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