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2民再0000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诉人）：史定友，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被申诉人）：秦来根，个体经商。
委托代理人：钱梁，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斯语馨，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史定友与原审原告秦来根合同纠纷一案，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18日作出（2013）甬慈商初字第957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原审原告史定友不服，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2015年5月21日，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甬检民（行）监（2015）33020000039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2015年6月15日，本院作出（2015）浙甬民抗字第6号民事裁定，指令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再审。2015年11月11日，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作出（2015）甬慈商再字第5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史定友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5月8日，原审原告秦来根起诉称：2009年8月11日，秦来根见到《都市快报》刊登的分类广告后，通过史定友与杭州东成宾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成公司）就承包东成宾馆事宜进行接洽，并于同年8月18日与东成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协议》及补充协议各一份，约定由秦来根承包经营东成宾馆，每年向东成公司支付固定金额利润。2009年8月17日，秦来根与史定友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史定友作为原承包人在收取秦来根所给付的300000元补偿金后退出经营，并约定承包期限按甲方期限同步进行至2014年6月15日。后，秦来根依约支付承包款及补偿金。然，2009年12月23日，东成公司在未经秦来根同意的情况下，突然强行将秦来根工作人员驱逐出宾馆，单方面终止了承包经营协议的履行。秦来根于2010年11月17日向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于2011年4月15日作出一审判决，查明东成公司及其股东在与浙江预备役步兵师签订的军队房地产租赁合同中均约定，该公司的场所租赁权截止于2011年4月，无法同步至2014年6月15日。秦来根认为史定友作为东成宾馆客房的原承包人显然应当知晓东成公司场所租赁期限截止于2011年4月的事实，但史定友为谋取秦来根支付的补偿款而未向秦来根告知，致秦来根无法通过签订合同实现长期承包经营至2014年6月15日的目的。现秦来根诉请：1.判令解除双方于2009年8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2.判令史定友返还秦来根支付的300000元补偿款；3.本案诉讼费由史定友负担。
原审被告史定友未作答辩，亦未提供证据。
原审查明：2009年8月11日，秦来根在见到《都市快报》刊登的分类广告后，通过史定友与东成公司就承包东成宾馆事宜进行接洽。2009年8月17日，秦来根与史定友签订协议书，约定史定友作为东成宾馆的原承包人在收取秦来根支付的300000元补偿金（包括因史定友退出东成宾馆的承包经营会造成的一定损失）后退出经营，并协助秦来根与东成公司达成承包经营协议，且承包期限同步进行至2014年6月15日。在未全面审查并完全掌握史定友向东成公司承包经营东成宾馆的截止期限以及东成宾馆场所租赁期限的情况下，秦来根于2009年8月18日与东成公司贸然签订《承包经营协议》及补充协议各一份。后，秦来根依约支付承包款及补偿金。但因秦来根与东成公司就合同履行问题发生纠纷以及东成公司在签约时隐瞒其场所租赁权截止至2011年4月的事实，导致秦来根实际承包经营东成宾馆期限未能实现至双方约定的2014年6月。
原审认为本案讼争焦点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是秦来根与史定友于2009年8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能否解除？二是史定友应否返还秦来根支付的补偿款以及返还多少？
对于第一个问题，综合审查秦来根、史定友签订的协议书，主要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史定友退出承包经营，秦来根接续经营；二是史定友协助秦来根与东成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宾馆协议；三是秦来根与东成公司签订的宾馆承包经营期限进行到2014年6月15日。协议书签订后，史定友确实如约退出东成宾馆的承包经营，且已促成了秦来根与东成公司订立了东成宾馆承包经营合约。2009年12月23日，秦来根因与东成公司之间就承包经营协议的履行问题发生矛盾而起诉至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15日就该纠纷作出的民事判决书中确认东成公司与浙江预备役步兵师签订的军队房地产租赁合同仅约定东成公司的租赁权截止于2011年4月，导致秦来根实际经营东成宾馆至2014年6月15日的预期目的不可能实现。故从客观上讲，协议书只是实现了订约的部分目的，因史定友未能如约确保秦来根的实际承包经营期限至2014年6月，以致双方签订协议书的目的不能全部实现，故从合同解除的法定情形考量，秦来根有权要求解除该协议书。
对于第二个问题，在2009年8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可予解除的基础上，根据合同解除的后果，“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综合考量本案中，协议书签订后，史定友确实退出了承包经营，也放弃了对宾馆场所内相关使用设备的所有权以及可得利益等，已履行了部分协议书内容，仅是客观上未能确保双方协议内容的全部实现，就像秦来根承包东成宾馆一样，史定友在其承包东成宾馆当初，非必然对东成宾馆经营场所的租赁情况有充分了解和完全掌握。根据秦来根提供的证据及庭审中的陈述，并不能证明史定友存在主观上的故意，亦无充分证据证明史定友对东成宾馆租赁期限截止于2011年4月的事实已当然知晓；况且，根据秦来根陈述，其在与史定友签订协议书过程中，虽曾要求史定友及东成公司就承包经营期限等出示书面协议，但在仅仅得知东成宾馆的场所是由东成公司向浙江预备役步兵师租赁的情况下，未再进一步确认东成宾馆场所的租赁期限以及史定友与东成公司之间确切的承包经营期限，便盲目与史定友签订协议书，秦来根亦未能尽到充分审慎审查的义务，故秦来根在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完全实现这一结果上亦负有一定责任。
原审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史定友未全面履行合同，客观上存在协议书约定的目的未能完全实现的实情；秦来根在缔约过程中也未能尽到全面审慎审查的义务，致其与东成公司的合同未能全面履行，双方对此均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并对由此造成的后果承担相应损失。综合考量双方在协议书签订过程中的过失以及对合同解除所负责任，史定友应承担主要损失。史定友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原审予以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解除秦来根与史定友于2009年8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二、史定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秦来根经济损失200000元；三、驳回秦来根的其余诉讼请求。
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史定友在履行《协议书》中并不存在导致秦来根合同目的落空的违约行为，慈溪市人民法院（2013）甬慈商初字第957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法律适用不当。理由如下：一、史定友已经履行其在《协议书》中所约定的合同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审法院认定史定友未全面履行合同系事实认定有误。根据史定友与秦来根签订的协议书内容，史定友作为转让人应负的无争议的合同义务有：其一，退出东成宾馆客房部的经营；其二，协助秦来根直接与东成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且促成双方订立的承包经营协议中的承包价格不变（156万／年）。史定友不负有确保转让的承包经营权能实际持续至2014年6月15日的义务，其仅负有确保秦来根与东成公司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中约定的承包经营期限进行至2014年6月15日的义务。根据本案前后两份合同签订的实际情形，史定友与秦来根签订《协议书》的主要目的在于转让承包经营权，即将史定友原享有的承包价格为每年156万元、承包期限进行至2014年6月15日的东成宾馆客房部承包经营权转让给秦来根，该目的的实现有赖于秦来根与东成公司签订的《东成宾馆客房承包经营协议》有效成立。在《东成宾馆客房承包经营协议》签订之后，《协议书》约定的史定友作为转让人应负的义务即履行完毕。至于秦来根的承包经营权是否能实际持续至2014年6月15日，这是秦来根与东成公司之间履行《东成宾馆客房承包经营协议》的问题，应为东成公司应负的主要义务，若将东成公司应负的主要义务苛加于史定友，使史定友在仅取得30万元补偿对价的情况下，确保转让的经营权实际持续近五年，明显有违法律的公平原则。二、从涉案《协议书》的内容看，该《协议书》的性质为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合同目的是受让人秦来根取得承包经营权，且该合同目的已经实现。该《协议书》具备转让合同的基本法律特征，是双务、有偿、诺成合同，合同标的为东成宾馆客房部的承包经营权，合同目的是受让人秦来根取得承包经营权，且该承包经营权的承包价格为每年156万元、承包期限进行至2014年6月15日。根据秦来根与东成公司于2009年8月18日签订的《东成宾馆客房承包经营协议》涉案《协议书》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因此，本案不存在“当事人一方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法定解除事由，原审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系法律适用不当。三、即使史定友转让的承包经营权存在瑕疵，使《协议书》存在可撤销的事由，该瑕疵也因秦来根怠于行使撤销权而归于消灭。根据秦来根在原审庭审中的陈述，其认为《协议书》约定的承包期限未能实现的原因在于史定友在签订协议时“刻意的欺诈”，未如实告知东成宾馆客房部可实际经营的期限。本案中，根据秦来根在原审庭审中的陈述，其知道受到欺诈的时间节点是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审理（2010）杭江商初字第1063号其与东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此，即使从江干区人民法院作出（2010）杭江商初字第1063号民事判决书的时间2011年3月22日起计算，秦来根能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止于2012年3月21日。因秦来根怠于行使撤销权，使撤销权归于消灭，《协议书》从效力待定合同转化成有效合同，在双方各自已将合同义务履行完毕的情况下，法院也不能判决解除合同。
原审再审过程中，申诉人史定友对检察院的抗诉书没有意见。
被申诉人秦来根辩称：首先，抗诉书及史定友申诉意见错误地理解了涉案合同的合同性质。该合同并非居间协议，史定友所需要履行的义务也并非仅限于为秦来根与东成宾馆提供签约的机会，该协议书在本质上是申诉人将其与东成宾馆签订的承包协议的权利义务转让于被申诉人，其转让标的为东成宾馆的承包经营权，而承包经营权的外在表现不可能仅止于签订一纸承包经营合同，而应当包括了合同的签订之后的整个履行过程。抗诉书及史定友单纯地将史定友义务理解为促成秦来根与东成宾馆缔结合同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对此，涉案协议书第四条也有明确的体现，该条明确约定“承包期限按甲方期限，同步进行2014年6月15日”，由此可知，协议中就史定友的义务是有明确约定的。显然在秦来根没有获得截止于2014年6月15日的承包权的情况下，史定友的行为构成违约。而秦来根之所以没有取得完整的承包经营期限，并非由于自身过错，而是史定友在签约过程中没有告知秦来根该承包经营权所实际存在的缺陷。基于前述的论述，在秦来根与史定友所约定的承包经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况下，史定友的义务没有履行完毕，协议书也没有因权利义务履行完毕而终止。本案原审在合同尚未履行完毕的情况下，判决解除该协议书，完全符合法律事实。而史定友在获得30万元对价的情况下，确保转让的经营权实际持续近五年，并未违反公平原则。30万元补偿款的对象是史定友在其自身承包经营期间已经作出的投入，而对于转让之后由于承包经营本身具有赢亏风险，该权利本身没有必然的经济价值，此时史定友转让经营权的行为不存在违反公平原则之处，而其保障经营权持续近五年，是经营权本身剩余年限所需，更不存在不公平的说法。综上，抗诉书及史定友的申诉意见，错误的理解了涉案协议书的实际性质，也错误的理解了协议书所转让的标的物，片面地认为在秦来根与东成宾馆签订承包经营协议后的义务已经完结，进而引发本案讼争。故请法院驳回史定友之申诉。
原审法院再审查明：2009年8月17日，秦来根与史定友签订《协议书》一份，双方就东成宾馆客房承包事项约定：史定友原承包经营的东成宾馆客房部自2009年8月17日退出经营，由秦来根承接经营；由于史定友退出承包会造成一定损失，故秦来根同意一次性补偿史定友30万元；史定友协助秦来根直接与东成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协议，承包价格不变为每年156万元；承包期限按史定友期限同步进行至2014年6月15日，如需要延续，具体事项和发包方协商；秦来根补偿金应在协议签订后2日内一次性支付；秦来根进验后，双方交接清楚后，所有事务均与史定友无关。当日，史定友出具收条一份，确认秦来根补偿金30万元已收悉。次日，秦来根与东成公司签订《东成宾馆客房承包经营协议》一份，双方约定：东成宾馆客房房间承包给秦来根，承包期限自2009年8月18日至2014年8月17日，承包金为每年156万元；合同另就承包金付款方式、相关费用承担、添置装饰设施等物品归属及双方责任、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东成公司同日交付客房经营权。后因秦来根与东成公司对合同履行发生争议，东成公司向秦来根提出解除合同，《东成宾馆客房承包经营协议》于2009年12月23日终止履行。秦来根与东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秦来根于2010年11月17日诉至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要求撤销其与东成公司间的承包经营协议，并要求东成公司返还房租及押金82万元、赔偿其经济损失30万元。该院于2011年3月22日作出（2010）杭江商初字第1063号民事判决书，以东成公司在签订客房承包经营合同时未向秦来根披露其实际可享有的房屋使用权期限，客观上已构成欺诈为由，判决撤销秦来根与东成公司间的承包经营协议；同时认为因合同已撤销，秦来根主张损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判决驳回了秦来根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的请求。东成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该院组织调解于2011年8月11日双方达成协议［即（2011）浙杭商终字第667号］，由东成公司支付秦来根18万元，东成公司与秦来根间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
原审法院再审认为：秦来根与史定友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成立且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全面履行。涉案协议书虽非直接的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但与秦来根和东成公司之间的承包经营协议存在有机联系，该协议以秦来根以同等价格获得期限至2014年6月15日的承包经营权为合同目的。基于该合同目的，秦来根向史定友支付了30万元补偿金，史定友收取补偿金应负有实现该合同目的的相应义务。本案中，秦来根实际未能依约取得完整期限的承包经营权，该协议书的合同目的未能完全实现，故从合同解除的法定情形考量，秦来根有权要求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协议书。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协议书签订后，秦来根向史定友给付了补偿金30万元，就该补偿金的性质、内容，双方未在协议书中予以明确约定。根据日常生活经验中，该类转让经营权的补偿金受原经营者先期支出的装修费等费用、经营环境、对原经营者的补偿及原经营者的承包经营年限等诸多因素影响，一般承包经营年限越短转让费越低。现史定友认为该款仅是对其先期投入的补偿与承包经营年限无涉，却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对史定友该项说法，本院难以采纳。故综合考虑本案中，合同目的未能全部实现，客观上秦来根、史定友均存在审慎审查上的过失，史定友退出了承包经营、转让其对客房相关设施所有权以及可得利益等协议履行情况，及原告实际承包经营的时间等因素，原审酌定被告赔偿原告损失20万元并无不当。综上，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2013）甬慈商初字第957号判决。
宣判后，上诉人史定友不服原再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1.史定友已经履行其在《协议书》中所约定的合同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全面履行合同系事实认定有误。本案有争议的是，上诉人作为转让人是否有确保转让的承包经营权能实际持续至2014年6月15日的义务，上诉人认为不负有该义务。《协议书》中有关承包期限的约定并非上诉人需要履行的给付义务。从被上诉人与东成公司签订的《东成宾馆客房承包经营协议》内容来看，被上诉人已经取得了承包价格每年156万元、承包期限进行至2014年8月17日的承包经营权，至于被上诉人的承包经营权是否能实际持续至2014年6月14日，是被上诉人与东成公司之间的履行问题，与本案上诉人应履行的义务无关；2.从涉案《协议书》的内容看，该协议书的性质为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合同目的是受让人秦来根取得承包经营权，且该合同目的已经实现；3.即使上诉人转让的承包经营权存在瑕疵，使《协议书》存在可撤销事由，该瑕疵也因被上诉人怠于行使撤销权而归于消灭；4.上诉人取得30万元的转让补偿款，不仅仅是转让的补偿款，还包括房屋装修、空调、电视机、床铺等新添置的设备补偿款，然而原审法院却对此避而不谈。综上，原再审判决认定事实不请，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判决错误，希望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秦来根辩称：1.史定友的合同义务应当包括确保被上诉人的实际承包经营期限能够达到2014年6月15日，这一点从双方的协议书约定以及秦来根向史定友支付的补偿金金额达到30万可以看出；2.2011年12月27日秦来根以撤销权纠纷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在法院释明后撤回诉讼，另行起诉要求解除协议书；3.上诉人没有能够保障被上诉人完整的承包期限，即没有完整履行合同义务；4.原审判决将设施设备作为转让补偿款的考量因素之一，酌定赔偿损失20万元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二审期间上诉人史定友和被上诉人秦来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二审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再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史定友是否违约，即其是否负有确保秦来根在东成宾馆的承包经营权能实际持续至2014年6月15日的合同义务。首先，史定友与秦来根之间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根据协议书的内容，史定友的合同义务是退出东成宾馆的客房承包经营，协助乙方直接与东成宾馆签订承包价格每年156万元，承包期限至2014年6月15日的承包经营协议，而史定友的合同权利是取得30万元的对价。秦来根在此期间确实在史定友的协助下与东成公司签订了内容为承包价格每年156万元，承包期限至2014年6月15日的东成宾馆客房承包经营协议，至此史定友已经完成其合同义务。而秦来根与东成公司之间签订的是独立的合同，史定友虽然在协议签订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协助作用，但是其并没有保证该协议完全履行的义务。相反，秦来根在与东成公司签订协议之时，其已得知东成宾馆的场所系东成公司向浙江预备役步兵师租赁，其应该进一步确认东成宾馆的租赁期限以及史定友与东成公司之间确切的承包经营期限。后因东成公司的原因造成秦来根无法继续经营东成宾馆，并给秦来根造成损失，系秦来根与东成公司之间的合同履行纠纷，秦来根也已就该合同向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起诉，最终与东成公司达成调解协议，系其对自己的实体权利已经作出了处分。因此，秦来根已在该案中主张了自己的权益，至于史定友，其并没有义务也无能力来确保东成公司与秦来根之间的合同履行情况。对于30万补偿款的内容，虽双方各执一词，但是本院认为该30万元款项系史定友和秦来根自愿协调的结果，双方在协议上也写明是因为史定友退出承包经营造成一定的损失而予以补偿，所以与秦来根和东成公司的承包经营之间也不存在关联性。再者，史定友和秦来根的协议中还约定了“乙方进验后，双方交接清楚后，所有事务均与甲方无关。”更进一步说明史定友没有保证秦来根承包经营至2014年6月15日的义务。原审法院认为史定友的行为使双方的合同目的未能完全实现，符合合同解除的法定情形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上诉意见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2013）甬慈商初字第957号及（2015）甬慈商再字第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秦来根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合计10100元，均由被上诉人秦来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项 红
审 判 员 董俊慧
审 判 员 陆慧慧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一日
代书记员 杨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