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2民终7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主恩神立铝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景田北大街民华大厦1605、1606室。
法定代表人段晓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孙锁堂，北京市天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无锡竹宇橡塑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玉祁街道黄泥坝村。
法定代表人李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丁凯琳，江苏锡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主恩神立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无锡竹宇橡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竹宇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2015）惠前商初字第000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2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竹宇公司一审诉称，自2007年起主恩公司向其定作各种规格、颜色的保护膜。截至2015年1月30日，主恩公司尚结欠其货款438512.93元未付，故要求主恩公司立即如数支付该款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438512.93元为基数，自2015年2月2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主恩公司一审辩称，2007年至2014年2月之间的加工款双方均已结清。虽然主恩公司与竹宇公司曾于2014年2月12日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一份，但之后双方实际并未发生业务往来，故主恩公司无付款义务。
一审法院查明：主恩公司自2007年起向竹宇公司定作各种规格、颜色的保护膜。截至2014年8月22日，竹宇公司共向主恩铝业公司开具总额为4531846.45元的增值税发票，主恩公司共支付货款4093333.52元。主恩公司于2015年1月30日前全部抵扣了竹宇公司所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后双方因货款支付问题产生争议，竹宇公司遂于2015年2月2日诉至本院。
庭审中，竹宇公司为证明交货事实，向本院申请对主恩公司的生产技术部负责人白科进行调查取证。本院于2015年6月23日向白科制作谈话笔录一份，白科陈述自己系主恩公司生产技术部的负责人，负责生产计划和采购。主恩公司向竹宇橡塑公司采购保护膜是由白科在负责，双方的交易方式为先送货后开票。白科负责对竹宇公司送到的货进行清点，清点后通知财务科货已收到，然后再由财务科通知竹宇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竹宇公司的货物已经全部送到。
以上事实，由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谈话笔录、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出具的社保费缴纳清单证明及开庭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竹宇公司与主恩公司的加工定作关系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主恩公司在收取竹宇公司交付的定作物后理应及时付清货款。现竹宇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及增值税发票，且根据2015年6月23日一审法院向主恩公司的生产技术部负责人白科制作的谈话笔录内容，可以证明竹宇公司已向主恩公司交付相应的定作物。竹宇公司要求主恩公司支付货款438512.93元并赔偿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以438512.93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该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主恩公司辩称2014年2月12日之后双方并未实际发生业务往来，但主恩公司抵扣了竹宇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也从未对增值税发票的金额提出过异议，故一审法院对该辩解意见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主恩公司判决书生效后立即向竹宇公司支付加工款438512.93元并赔偿该款自2015年2月2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475元，诉讼保全费2520元，合计5995元，由主恩公司承担。
主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歪曲案件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对白科的谈话笔录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1、一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对被上诉人放弃提供的证据再行传唤双方当事人质证。一审法院6月23日制作的谈话笔录，在本案7月28日开庭审理时被上诉人没有出示，被上诉人不向法庭出示该证据，表明其放弃该证据。既然当事人不举证，法院庭审结束后再行传唤上诉人，并由法院宣读谈话笔录让双方当事人发表意见，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基本原则。2、一审法院将白科追加为当事人没有法律依据，又未依法传唤其到庭参加诉讼，以所谓的谈话笔录代替当事人出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谈话笔录显示“当事人：当事人白科……”，说明法院追加了白科为本案的当事人，但其充其量为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系诉讼参与人，而非当事人。一审法院既然追加其为当事人，就应当传唤其到庭参加诉讼，而不能以谈话笔录代替当事人到庭参加诉讼。3、退一步而言，假设白科为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法院对白科制作谈话笔录，以所谓的谈话笔录代替证人出庭作证亦没有法律依据。该谈话笔录既未告知白科作伪证的法律后果，又未责令其签署保证书，致使白科在谈话笔录中作虚假陈述，法院的调查取证行为严重违法。4、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拒绝上诉人对谈话笔录发表质证意见。5、白科在谈话笔录中作虚假陈述。白科自称在法院找其谈话时仍是上诉人员工，但法院出具的社保资料证实，白科于2008年8月至2014年4月系上诉人的员工，2014年4月下旬已辞职，其作证时并不是上诉人的员工。白科称其为上诉人生产技术部负责人，只是一面之词，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提供的往来凭证显示，2007年1月至2014年8月期间双方一直有相互往来，2007年1月至2008年7月，2014年4月至2014年8月期间白科并未在上诉人处工作，他是如何知道这期间被上诉人是否向上诉人交付了货物，显然白科的回答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属于虚假陈述。白科称两公司之间定期进行对账，但被上诉人却拒不向法庭提供上诉人签字确认的对账单。6、白科在谈话笔录中的陈述与本案待证事实没有关联。其在谈话笔录中既没有证实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多少货物，又没有证实上诉人是否拖欠被上诉人货款。因此其陈述的内容既不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又未到庭接受质证，对本案待证事实没有证明力，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以对白科的谈话笔录作为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了足额的定作物，上诉人拖欠货款的依据，认定事实明显错误。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诉人抵扣了税款，不能作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定作物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作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工作成果的直接证据。现实生活中先开票后发货、先发货后开票、开票后未发货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比比皆是。上诉人将被上诉人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了税款，亦不能作为认定被上诉人交付定作物的证据。三、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向上诉人交付了定作物，未完成举证义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1、双方争议的合同为加工合同，属于承揽合同的一种。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交付工作成果是承揽人的主要义务，只有交付了工作成果，才能主张定作报酬。现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向上诉人交付了定作物。2、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及证据规定，被上诉人必须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上诉人交付了符合要求的定作物，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已向上诉人履行了交付定作物的义务，未完成举证义务，对此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一审法院在审理中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故意偏袒被上诉人，歪曲案件事实，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故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5）惠前商初字第00049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竹宇公司辩称：其在一审中提供了买卖合同及明细，双方往来自2007年开始，因间隔时间较长，且双方一直是先送货后开具发票，对方员工也认可收到了我方所有货物。上诉人单凭没有送货单就称没有收到竹宇公司货物，理由牵强。双方确实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竹宇公司也有证据证明确实送货了。对方抵扣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其实是认可了竹宇公司的送货。如果如上诉人所称从2007年开始所有的增值税发票对方都抵扣了，但是却没有收到货物，那如何说明其为何要向竹宇公司付款，所有的发票抵扣行为依上诉人的意思都是虚开虚抵。故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主恩公司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有两点异议：1、将增值税发票额4531846.45元减去主恩公司已支付的货款4093333.52元即视为主恩公司应付的货款，但对增值税发票数额及已支付的货款数额无异议；2、白科的谈话笔录不能被采信，其内容不能作为查明的事实。主恩公司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竹宇公司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
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双方无异议部分予以确认。
主恩公司在二审中提交如下新证据：1、竹宇公司与丰拓（河南）轻合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拓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的谈话笔录，证明2015年6月23日上午10点，白科正在接受竹宇公司与丰拓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的主审法官金民的调查，同一时间白科不可能再接受本案主审法官张微的调查。因此上诉人有理由怀疑本案谈话笔录伪造的嫌疑。2、竹宇公司与丰拓公司一案的庭审笔录及竹宇公司在该案中提交的送货单，证明竹宇公司应当持有主恩公司签字确认的送货单，却拒不向法庭提供，应当作出不利于其的判决。
竹宇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认为均是主恩公司主观臆测。
竹宇公司在二审中申请白科作为证人出庭接受主恩公司质询。本院依法传唤白科于2016年4月21日上午9：30到庭，但白科以在重庆工作为由未到庭。经竹宇公司申请，本院采取微信视频的方式，由主恩公司对白科进行质询。主恩公司对白科证言的质证意见如下：1、证人未到庭，竹宇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不同意采取微信视频的方式进行质询，证人应当出庭作证；3、白科有虚假陈述的情形。故白科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竹宇公司认为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到庭，民事诉讼法允许使用双向传输技术对证人进行质询，其对白科证言的真实性无异议，且认为足以证明所有的货物都是先确认盘点之后阶段性的对账，再通知竹宇公司开票。
本院认证：主恩公司补充提交的证据1、2，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其证明目的将综合全案予以认定。
至于白科通过微信视频方式所作证言，本院认为，具有证据能力，可以予以采信。理由如下：1、白科在一审时已经到法庭接受承办法官的调查，二审传唤其到庭仅是核对其在一审所做陈述的真实性以及让其在庭上接受对方质询，其所作证言并未添加新的事实。因此在作证形式上不应予以苛求；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通过书面证言、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一）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的；（二）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不能出庭的；（三）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不能出庭的；（四）其他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白科现在既非竹宇公司员工，亦非主恩公司员工，而是在重庆德佑服装公司工作，与双方无均无利害关系，其以工作离不开且路途遥远难以及时到庭为由，符合上述规定的第（四）种情形；3、本院于2016年3月29日即通过竹宇公司代理人向白科寄交了传票及证人保证书，其也签署了保证书并予以寄回。在庭上，本院通过微信视频亦告知其证人作证的义务，并核对了其本人及身份信息，主恩公司也在法院的要求下将其准备的问题一一进行了质询。白科的证言与一审法院所作调查笔录中陈述的主要事实并无矛盾。作证的形式和内容均符合法律规定；4、在已有一审法院对白科所作谈话笔录的前提下，二审中白科的证言并非定案的唯一关键证据，为节省诉讼时间、资源和成本，采取微信视频的方式便捷高效。
二审另查明：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2015年6月23日谈话笔录、2015年10月27日开庭笔录显示：2015年6月23日上午10：00在前洲人民法庭调解室，由审判人员金民、书记员崔逸骏就竹宇公司与丰拓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向白科进行调查；2015年10月27日下午14：30，在竹宇公司与丰拓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开庭中，竹宇公司向法院提交了涉该案的送货单。
白科通过微信视频的方式接受主恩公司、竹宇公司及本院的质询，确认其去过一审法院接受一审承办法官的调查。同时陈述其之前在主恩公司和丰拓公司上班。2007年10月至2014年4月在主恩公司担任生产主管兼职原辅材料的采购，主恩公司向竹宇公司采购的膜都是由其负责。主恩公司与竹宇公司的交易方式为主恩公司先下采购单，竹宇公司送货，由白科确认后，再根据送货金额开具发票，先采购后开票。关于开票的流程，白科陈述为其先下采购单到竹宇公司，竹宇公司送完货到涿州，白科确认数量后签送货单的回单，然后到一定时间双方对账。对完账后白科通知竹宇公司，竹宇公司就开具发票寄送给财务，财务那边再付款。
综合双方当事人一、二审诉辩主张，本案的二审争议焦点为：主恩公司是否结欠竹宇公司货款438512.93元。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竹宇公司提供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2007年至2014增值税发票、主恩公司付款凭证，并申请一、二审法院对白科进行调查取证，以证明主恩公司确实结欠竹宇公司货款438512.93元。主恩公司辩称其自2013年1月6日至2014年8月22日即无业务往来，竹宇公司并未交付那期间的货物，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且对于为何会抵扣上述期间的发票缺乏合理解释。因此，竹宇公司的举证足以形成证据优势，使本院相信双方存在真实贸易往来，竹宇公司交付货物后，双方进行对账、开票和付款行为。根据竹宇公司的开票及主恩公司付款情况，本院确认主恩公司尚欠竹宇公司货款438512.93元，一审法院认定亦无不当。主恩公司主张竹宇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交付了定作物，未完成举证义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主恩公司还主张一审法院制作的谈话笔录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理由并不充分，本院亦不予采纳。1、谈话笔录没有在开庭审理时出示交由双方质证，而是庭后另行安排质证，虽然影响司法效率，但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且谈话笔录是由法院主导对白科进行事实调查而形成，有别于竹宇公司自己提交的证据，况且当事人也有补充提交证据的自由和权利，主恩公司以竹宇公司未在庭审时要求出示即放弃该证据为由，主张该谈话笔录不能采信，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2、追加诉讼当事人有严格的诉讼程序，并非在笔录中将其记为当事人即具有当事人身份。一审法院虽然在谈话笔录首部当事人栏由书记员打印成“当事人白科”，但并未将其依法定程序追加为当事人，白科也并非本案当事人。3、法院制作的谈话笔录在证据形式上有别于证人证言，法院制作的笔录只要交由当事人质证，即符合证据规则，可以予以采信。主恩公司认为白科未到庭签署保证书，即作虚假陈述，纯属臆测，本院不予采纳。4、一审法院并未剥夺主恩公司对谈话笔录发表质证意见的权利，除制作质证笔录外，还允许其提交书面质证意见，且主恩公司也提交了书面质证意见，其质证的权利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主恩公司主张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拒绝其发表质证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5、白科现在与竹宇公司、主恩公司均无利害关系，其所作陈述具有一定可信度。主恩公司主张其虚假陈述，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仅凭笔录中的“抠字眼”不足以使本院相信白科存在虚假陈述。二审中白科通过微信视频方式所作证言与其在一审中陈述的主要事实并无出入，也印证了其在一审时陈述的真实性；6、白科在谈话笔录中虽未陈述竹宇公司具体送货数量，但陈述竹宇公司与主恩公司的交易习惯是先送货再开票，即与竹宇公司的其他证据形成锁链，证明增值税发票的形成事因系竹宇公司先送了货，而非虚开虚抵。主恩公司认为其陈述与待证事实没有关联，不具证明力，本院不予采纳。另外，主恩公司还提出谈话笔录时间与其他谈话笔录冲突，因此该笔录有伪造嫌疑，因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且同一法庭就关联案件的同一证人先后制作笔录，但记载同一时间，虽不够精确，但也符合常理。
主恩公司还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竹宇公司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主恩公司抵扣了税款，不能作为竹宇公司向主恩公司交付定作物的证据。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上述条款的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本案显然并不适用此条。首先，竹宇公司除了诉争的增值税发票，还有主恩公司确认的增值税发票及付款凭证，根据该组发票和付款凭证，可以确认双方有长期的业务往来；其次，白科在一、二审所作陈述也印证了诉争增值税发票并非虚开，其与增值税发票、付款凭证一起构成竹宇公司向主恩公司交付定作物的证据。主恩公司认为其在关联案件中提供了送货单，在本案中就必须提供送货单，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再次，主恩公司虽提出抗辩意见，但未提供任何反驳证据，对其进行发票抵扣行为也未能作合理解释。最后，竹宇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是自2007年至2014年，诉争的货款438512.93元也是由若干增值税发票累积而成，而非金额为438512.93元的一张发票，主恩公司显然也非一次抵扣，如果没有发生真实交易却对每笔发票进行抵扣，既违反相关法律也不合常理。
综上，主恩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上诉请求均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28元，由主恩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浩
代理审判员 酆 芳
代理审判员 包文炯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陶梦婕
本案援引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