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融安行初字第23号
原告韦庆格，农民。
委托代理人赵土明。
被告融安县大将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罗财政，镇长。
委托代理人黄应迁，男。
委托代理人覃宗，男。
第三人韦余伦，农民。
第三人韦有文，农民。
原告韦庆格不服被告融安县大将镇人民政府于2014年1月6日作出的将政处字（2014）3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于2014年8月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韦庆格及其委托代理人赵土明，被告融安县大将镇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黄应迁、覃宗，第三人韦余伦、韦有文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融安县大将镇人民政府于2014年1月6日作出的将政处字（2014）3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认定韦庆格和韦余伦、韦有文争议地位于争议地处在大将镇富乐村一屯“桑茶岭”（地名，又名“响来脸”、“桑来脸”）面积为23．3亩，其四至界限是：东与梁顶为界；西以多杈米椎树平行线为界；南边与龙村屯山场为界；北以林改图216号、213号宗地为界。争议地的植被主要是杂木林，其次是少量的杉幼林，杉幼林面积约一亩，为原告所种植。韦有文、韦余伦提交的证据材料有；两户人1985年的《土地承包使用证》。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有：韦付生1982年《社员自留山证》以及自留山分山底册。（韦付生是原告韦庆格的祖父，已去世。）经审查：韦余伦户的证书的相关文字记录是：“类别：杉山；座落地名：桑来脸；东邻：山顶；西邻：横路上：比邻：有文杉山；南邻：山顶”。第三人韦有文证书相关文字记录是：“类别：杉山；座落地名：响来脸：东邻：界顶破梁；南邻余伦杉山：北邻明山自留山；西邻：付生汉果地”。韦庆格户《社员自留山证》的界限记录是：“地点：高桥冲；东：樟树；南：与龙村队交界处；西：大路；北：余忠自留山”。经现场勘查，韦有文、韦余伦的证书填写了争议地全部的权属内容。韦庆格的证书未填写有争议地的权属内容，只是能证明上述自留山处在争议地的西面。韦庆格的证书与本案相关的文字记录仅仅是“东：樟树”，而其他三方的界限记录均与本案无关。“东；樟树”应该理解为东面的界限线与樟树平齐，即原告韦庆格自留山东面是以樟树为界的。虽然该樟树早年已经被砍伐、挖根，但当年挖根留下的痕迹如今仍然清晰可辨，樟树遗迹地的旁边生长有一株成年的多杈米椎树，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该多杈米椎树处在原樟树的同一界限线上。经查实：未发现韦有文、韦余伦的证书存在撕页、换页，添加、涂改的问题，而且当时还通过了当时的大将乡政府盖公章认可。镇人民政府认为：韦有文、韦余伦提供的《土地承包使用证》填写有争议地的权属内容，四至界限清楚。韦有文、韦余伦的权属主张，因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镇人民政府应该予以支持。韦庆格提供的《社员自留山证》，有关争议地的记录四至界限记录清楚，但是没有包含争议地的权属内容，镇人民政府不予采纳；因《土地承包使用证》是法定的权属凭证，在没有证书的情况下才会以底册作为确权的参考依据，故韦庆格以韦有文、韦余伦未能提供“分山底册”为由，主张韦有文、韦余伦的《土地承包使用证》不真实之观点，镇人民政府不予支持；韦庆格认为本户在自留山内分得杉树，证实争议地是本户的白留山。镇人民政府认为在自留山内分得杉树，不等于在争议地内分得杉树，这与争议地的权属归属不存在因果关系，镇人民政府对此观点不予支持。韦庆格的权属的主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镇人民政府不予支持。依据“三个有利”的原则，镇人民政府对韦庆格争议地杉幼林所占的部分林地应予以综合考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三条（一）项、第三十四条（十一）项、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林木林地争议处理处理办法》（林业部10号令）第十二条之规定，结合本案实际，经集体研究作如下处理决定：一、确认争议地内，除韦庆格所种幼杉林范围之外的全部争议地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归属韦余伦、韦有文两户所有，其四至界限已附图为准。二、本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之前，双方当事人必须维持争议地利用现状。
被告向本院提供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如下：1、韦余伦、韦有文分别提供的《确权申请书》；2、答辩通知书、确权申请书的送达回执；3、韦余伦、韦有文提供的权属证书（土地承包使用证）；4、韦庆格提供的权属证书（社员自留山证及其登记表）；5、争议地勾画图；6、现场勘查笔录；7、分别对宾龙池、韦余轩、韦余学的调查笔录；8、对韦明山的询问笔录；9、调解笔录；10、林改图复印件。
原告韦庆格诉称：融安县大将镇人民政府将政处字（2014）3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首先根据现场所查的事实跟第三人韦余伦、韦有文土地承包使用证书文字记录的山场类别不同，现场查看所得的事实是其争议地内的植物主要是杂木林‘其次才是少量的杉幼林，而第三人韦有文、韦余伦证书所填的类别却是杉山，以此便充分说明第三人的证书所填的地名，根本不是争议地，其次决定书认定了第三人韦有文、韦余伦的证书填写了争议地的全部权属内容，而否定了原告证书所填包含争议地在内的相关文字记录，并说其它三方的界限记录与本案无关，事实上原告韦庆格的《社员自留山证》所填的四至界限明显的包括了争议地在内，处理决定完全否定了这一事实。由于处理决定事实认定不清楚，适用法律不当。综上所述，原告特依法向融安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融安县大将镇人民政府将政处字（2014）3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判令其对争议地桑茶岭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2、融政复字（2014）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其送达回证；3、社员自留山证及存根；4、卢凌忠等人的书面证明材料、一份吴自芬等人书面证明材料一份；5、韦庆陆、韦小任的身份证复印件及韦庆标的户口薄复印件，韦庆陆、韦小任、韦庆陆、韦庆标对处理决定异议材料一份。
被告融安县大将镇人民政府答辩称：原告韦庆格不按证经营，是导致本权属纠纷案产生的直接原因。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土地权属证书，其界限记录均是极为明确的，照理说根本就没有纷争的必要。但原告韦庆格偏要越界经营，抢种杉苗（面积约一亩），并且还索要界限线之外的其他林地权属。由此可见，原告韦庆格主张争议地权属的理由是没有依据的。原告韦庆格极力回避本案“以樟树为界”的焦点问题，而第三人权属证书中“林种类别”说事，第三人土地权属证记录当时的林种类别是“杉木林”。但是在第三人长达三十年经营管理的情况下，地面植物的种类也就不可能永恒不变。原告韦庆格有意回避其土地权属证书的界限记录，以植物种类不符来推定所谓的“地点不符”，这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原告韦庆格一方面认可双方的界限是以“樟树为界”，另一方面又要跨越界限线主张所谓的权属，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原告韦庆格在明知界限位置的情况下（有现场勘查笔录为凭），仍然越界经营，抢种界限之外的林地，依据相关规定，抢种行为不受法律保护。但被告经过耐心做通了第三人的思想工作，在第三人愿意做出让步的情况下，照顾原告韦庆格的利益，并依据“三个有利”的原则，仍然将其越界抢种的林地林木确权给原告韦庆格。综上所述，被告对本案的确权处理，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融安县人民法院对被诉处理决定予以维持。
第三人韦余伦、韦有文述称：争议地的东面是以梁顶为界，西面是“以樟树为界”，这与第三人的土地权属证书四至界限记录“东以梁顶为界；西面以横路和原告韦庆格的汉果地边为界”相吻合。而原告韦庆格户的自留山证书四至界限记录是“东以樟树为界；西以大路（公路）为界”，这与争议地的地理位置完全不相符。由此可见，该证书只能证明原告韦庆格的林地与争议地相邻。第三人的土地承包使用证书在1985年登记时，其林种确实是“杉山”，但经过第三人三十年来的经营管理，地面植物种类发生了变化：这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原告韦庆格以植物种类的变化来推定所谓的“地点不相符”，则完全是强词夺理。原告韦庆格对双方证书记载的界限内容，只字不敢提及，对“以樟树为界”的焦点问题更是极力回避，这证实原告韦庆格诉讼是没有事实，没有道理的。原告韦庆格在明知“以樟树为界”的情况下，仍然越界抢种杉苗，抢种面积约1亩。按照法律规定，抢种行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镇政府将抢种的林地确权给原告韦庆格，实际上是侵犯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第三人愿意作出让步，但仍遭到原告韦庆格的无理纠缠，第三人感到非常的失望。综上所述，镇政府作出的将政处字（2014）3号行政处理决定，本争议林地已全部在第三人的土地权属证书范围内，应属第三人的全部林地，现政府仍将原告方抢种的少许林地确给原告，第三人愿意吃点亏，第三人仍然请求县人民法院对被告作出的将政处字（2014）3号行政处理决定予以维持。
第三人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被告召集当事人在现场制作的现场勘查笔录；2、黄章铭的证明材料；3、争议地勾画图；4、第三人的《土地承包使用证》；5、社员自留山登记表。
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以下证据合法有效，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本院予以确认：1、争议地勾画图；2、调解笔录。
经审理查明：原告韦庆格和第三人韦余伦、韦有文争议林地位于融安县大将镇富乐村一屯“桑茶岭”（地名，又名“响来脸”、“桑来脸”），面积为23．3亩，四至界限：东与梁顶为界；西以多杈米椎树平行线为界；南边与龙村屯山场为界；北以林改图216号、213号宗地为界。争议地的植被主要是杂木林，其次是少量的杉幼林，杉幼林面积约一亩，为原告所种植。被告在调处过程中，原告韦庆格提供其祖父韦付生（已故）1982年《社员自留山证》主张林地权属，第三人提供1985年《土地承包使用证》主张林地权属。被告经现场勘查认定，第三人韦有文、韦余伦的证书填写了争议地全部的权属内容。原告韦庆格的证书未填写有争议地的权属内容，原告权属证书上的自留山处在争议地的西面。被告融安县大将镇人民政府组织双方调解未果，于2014年1月6作出将政处字（2014）3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融安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4月10日作出融政复字（2014）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融安县大将镇人民政府作出将政处字（2014）3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的同胞兄弟韦庆陆、韦庆标、韦小任认为被告在调处过程中，未通知他们作为利害关系人参加，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为此对被告的处理决定提出了异议。
本院认为：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必须清楚、证据充分。被告融安县大将镇人民政府对原告韦庆格与第三人韦余伦、韦有文之间的山林权属争议处理过程中，作出的将政处字（2014）3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对争议地的经营状况存在事实认定不清。原告请求撤销被告的处理决定书，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的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融安县大将镇人民政府于2014年1月6日作出的将政处字（2014）3号山林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由被告融安县大将镇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本案诉讼费50元，由被告融安县大将镇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覃亿东
代理审判员 林随干
代理审判员 韦恩宏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黄小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