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商终字第23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电通资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振军，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振军。
以上二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曾成安。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
代表人：王俭。
委托代理人：谢俊。
原审被告：杭州中宝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勇。
原审被告：杭州宝时骏铭品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瑾。
原审被告：杭州梅城宝衣服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勇。
原审被告：张瑾。
原审被告：张勇。
上诉人浙江电通资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通公司）、李振军因与被上诉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及原审被告杭州中宝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宝实业公司）、杭州宝时骏铭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时骏贸易公司）、杭州梅城宝衣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城宝衣服饰公司）、张瑾、张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4）杭余商初字第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4年1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2月26日，浙商银行余杭支行作为债权人与电通公司、宝时骏贸易公司、梅城宝衣服饰公司、张瑾、李振军、张勇作为保证人签订编号为（331115）浙商银高保字（2012）第0007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2年12月26日至2015年12月25日期间，在人民币3520000元最高余额内，债务人中宝实业公司与债权人形成的债务；保证人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同日，浙商银行余杭支行作为贷款人与中宝实业公司作为借款人签订编号为（331115）浙商银借字（2012）第00192号《借款合同》一份，约定：中宝实业公司向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借款3200000元，借款用途为周转还款，借款期限自2012年12月26日至2013年12月20日，借款利率为借款期限所对应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35%，具体利率以相应借款凭证记载为准，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20日，借款到期后利随本清；借款人未按约归还借款本金，贷款人有权对逾期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百分之三十计收罚息，对应付未付利息，贷款人有权依据人民银行规定计收复利，对借款逾期或违约使用期间未按期支付的利息，按本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计收复利；本合同项下借款支付采取贷款人受托支付方式。上述协议签订后，2012年12月27日，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向中宝实业公司发放借款3200000元，该借款凭证上载明利率为8.1%。借款到期后，中宝实业公司未按约归还本金，截至2014年2月19日，中宝实业公司需返还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借款本金1974665.62元，支付欠息44602.19元。2013年12月30日，浙商银行余杭支行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一、中宝实业公司归还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借款本金人民币3174665.62元、支付欠息5573.43元（利罚息、复息计算至2013年12月26日，以后的利罚息、复息按合同约定计算至本息还清日止）；二、中宝实业公司支付律师费80000元；三、中宝实业公司支付保全费5000元；四、中宝实业公司承担案件受理费；五、电通公司、宝时骏贸易公司、梅城宝衣服饰公司、张瑾、李振军、张勇对上述第一、二、三、四项诉讼请求在最高余额为3520000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审理中，因中宝实业公司归还借款本金1200000元，故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中宝实业公司归还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借款本金人民币1974665.62元、支付欠息44602.19元（利罚息、复息计算至2014年2月19日，以后的利罚息、复息按《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至本息还清日止）。
原审法院认为：浙商银行余杭支行与中宝实业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与电通公司、宝时骏贸易公司、梅城宝衣服饰公司、张瑾、李振军、张勇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原审法院确认合法有效。浙商银行余杭支行依约发放了贷款，中宝实业公司未按约归还，浙商银行余杭支行有权要求中宝实业公司返还借款本金，并支付相应借款利息。电通公司、宝时骏贸易公司、梅城宝衣服饰公司、张瑾、李振军、张勇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对中宝实业公司的上述债务在最高限额3520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中宝实业公司、宝时骏贸易公司、梅城宝衣服饰公司、张瑾抗辩涉案借款系以贷还贷，但因中宝实业公司与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在本案所涉借款之前并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其向案外人付款不构成以贷还贷的情形，故原审法院对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电通公司、李振军抗辩因涉案借款系以贷还贷，且电通公司、李振军作为保证人并不知情，故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因其主张的以贷还贷的事实不成立，原审法院对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电通公司、李振军抗辩因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在本案审理中变更了诉讼请求，相应的律师代理费也应调整，因浙商银行余杭支行主张的律师费金额在合理范围内，原审法院对该项抗辩意见亦不予采信。张勇未到庭抗辩，视为对浙商银行余杭支行起诉陈述的事实理由、诉讼请求及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综上，浙商银行余杭支行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宝实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借款1974665.62元。二、中宝实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借款利息44602.19元（暂计至2014年2月19日，此后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按《借款合同》约定另计）。三、中宝实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因本次诉讼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80000元。四、电通公司、宝时骏贸易公司、梅城宝衣服饰公司、张瑾、李振军、张勇在最高限额3520000元范围内对上述第一、二、三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59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28594元，由中宝实业公司负担，电通公司、宝时骏贸易公司、梅城宝衣服饰公司、张瑾、李振军、张勇负连带责任。
宣判后，电通公司、李振军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一）金融借款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1、保证人与债权人、债务人约定为债务人的新增贷款提供担保，并未同意为债务人的旧贷款提供担保。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二条第（一）项约定：保证人自愿为债务人自2012年12月26日起至2015年12月25日止，在债权人处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务的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352万元整提供担保。从该约定可以看出，保证人提供保证的真实意思是为债务人的新增贷款提供担保，也即在2012年12月26日至2015年12月25日期间债务人实际形成的债务。而本案中，表面上看债务人又贷了320万，形成了一笔﻿320万元的新债务，但本质上却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串通，利用“借新还旧”的手段达到贷款变相展期的目的。2、“借新还旧”实际上债务人并未拿到贷款的钱，导致保证人的风险聚然增加。如果案涉贷款用于生产经营，则会有些收益，保证人的风险也会小很多。二、上诉人并不知道借款用于“借新还旧”，对债务人实际“以贷还贷”的行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1、本案系先签《最高额保证合同》，后签《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载明“鉴于杭州中宝实业有限公司与债权人将按本合同第二条约定的期间及最高额签订一系列债权债务合同，保证人愿为债务人依上述主合同与债权人形成的债务提供担保”。从该内容可以看出，在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借款主合同并未签署。2、债务人只是跟上诉人说过需要到债权人处贷一笔钱用于生产经营，无论是债权人还是债务人均未告知该笔贷款是用于“借新还旧”即以贷还贷。事实上，案涉借款是由杭州盛时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时实业公司）向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借款并由宝衣实业公司提供担保，后宝衣实业公司为履行保证责任，委托关联公司中保实业公司归还借款。2012年12月26日中宝实业公司向杭州中睿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睿金融公司）借款3200000元后打入盛时实业公司账户，并由盛时实业公司归还浙商银行余杭支行。2012年12月27日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向中宝实业公司发放案涉贷款3200000元，后受托支付给中睿金融公司，即中宝实业公司为盛时实业公司归还给浙商银行余杭支行的款项。上诉人为中宝实业公司向浙商银行余杭支行所借款项提供担保时，并不知情该款项的用途，也不是中宝实业公司借款合同中所载明借款用途的周转还款。实际上，中宝实业公司以新贷款偿还之前为关联企业宝衣实业公司而向中睿金融公司所借款项，该贷款直接付给了中睿金融公司，形式上符合广义上的以贷还贷。一审法院未查清以上事实，判决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错误。现上诉请求对一审判决第四项即电通公司、李振军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之内容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浙商银行余杭支行负担。
浙商银行余杭支行答辩称：一、电通公司、李振军称案涉金融借款主合同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一、借款人中宝实业公司与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在发生案涉借款前从未有任何借贷关系，不可能存在贷款逾期的情形，也不可能存在浙商银行余杭支行与中宝实业公司串通，利用“借新还旧”达到贷款变相展期的目的。第二、由于中宝实业公司在借款人处并无其他贷款，案涉借款属于新增贷款，电通公司、李振军提供保证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骗取保证的情形，此全系其自行编撰，意图据此推卸担保责任。二、电通公司、李振军称其并不知道本案借款用于“借新还旧”，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一、先提供保证后再签订《借款合同》系银行业的常规贷款流程，只有借款人先提供相应的担保措施，银行才会决定是否放贷。本案中，先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再签订《借款合同》并无任何问题。第二、《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二条第一款明确约定，电通公司、李振军为中宝实业公司自2012年12月26日起至2015年12月25日止，在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处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务的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352万元整提供担保。而案涉贷款系中宝实业公司在上述期间及最高余额范围内在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处的人民币贷款，属上述担保范围。第三、本案借款人并非浙商银行余杭支行与盛时实业公司金融借款纠纷一案中的借款人或者担保人，因此该案的处理结果与本案无关。第四、电通公司、李振军以浙商银行余杭支行与盛时实业公司金融借款纠纷案的担保人宝衣实业公司与本案借款人中宝实业公司系关联公司，推定本案借款系“以贷还贷”不能成立。理由如下：首先，盛时实业公司、宝衣实业公司、中宝实业公司均系独立法人，并不存在法律人格的混同。其次，即使如电通公司、李振军人所述，中宝实业公司向中睿金融公司借款后再转借给盛时实业公司，最终盛时实业公司归还了浙商银行余杭支行的借款，但那也只是上述三家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与宝衣实业公司无涉，且中宝实业公司与盛时实业公司均可自由支配资金的流向。在此期间，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并未发放案涉借款，故上述几家公司之间的关系与浙商银行余杭支行无关，与本案无关。第五、中宝实业公司向浙商银行余杭支行申请贷款的用途系周转还款，且浙商银行余杭支行也根据中宝实业公司的委托书采用受托支付的方式履行了交付借款的义务，并不存在任何“以贷还贷”的行为。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中宝实业公司、宝时骏贸易公司、梅城宝衣服饰公司、张瑾、张勇均未提供答辩意见。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二条，保证人为中宝实业公司自2012年12月26日起至2015年12月25日止，在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处办理的人民币贷款业务，在最高余额人民币352万元内提供担保。案涉贷款系中宝实业公司于上述期间，在最高余额范围内在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办理的人民币贷款，符合双方约定。《最高额保证合同》并未约定中宝实业公司的借款用途，案涉借款用途即周转还款并不违背双方约定，电通公司、李振军上诉称之前约定借款用途为生产经营，中宝实业公司与浙商银行余杭支行串通骗取其提供保证一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除案涉贷款之外，中宝实业公司在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处并无其他贷款，对此电通公司、李振军并无异议，至于浙商银行余杭支行向中宝实业公司发放案涉贷款后受托支付给中睿金融公司，即中宝实业公司所称归还中睿金融公司借款，与浙商银行余杭支行无关，故案涉贷款不构成法律所禁止的以新贷偿还旧贷之情形，电通公司、李振军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594元，由浙江电通资讯有限公司、李振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钱 晴
审判员 朱 梅
审判员 夏明贵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书记员 俞 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