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太民初字第0418号
原告张秀华。
原告张建新。
委托代理人孙秋江（代理上列两原告），江苏德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孙富明。
委托代理人王敏，江苏众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顾俊杰（实习），江苏众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进。
委托代理人徐丹洁（被告徐进之女），女，1988年12月5日生，汉族。
被告吕介明。
委托代理人邵挺杰，广东天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秀华、张建新与被告孙富明、徐进、吕介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5月8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秀华、张建新及两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孙秋江，被告孙富明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敏、顾俊杰，被告徐进及其委托代理人徐丹洁，被告吕介明的委托代理人邵挺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秀华、张建新诉称：2012年7月25日，被告徐进委托孙富明修理房屋，孙富明叫张建华到浏家港三里村18组修理房屋。7月27日下午3时左右，张建华在干活时从屋顶上摔下受伤，后被送到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经抢救无效死亡。后原告经过调查得知，修理的房屋系吕文虎所有，且系吕文虎之子吕介明委托徐进叫人对房屋进行修理。原告认为，被告孙富明、徐进、吕介明共同雇佣张建华，没有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导致事故发生，对张建华的死亡存在过错，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要求被告孙富明、徐进、吕介明赔偿医疗费10465.88元、死亡赔偿金526820元、丧葬费20252.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1955元，合计649493.38元，并要求三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要求三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10465.88元、死亡赔偿金650760元、丧葬费22993.5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0927.50元，合计785146.88元，并要求三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后原告向本院明确表示放弃向被告主张医疗费10465.88元和被扶养人生活费50927.50元的诉讼请求。
被告孙富明辩称：1、死者张建华并不是我让他到吕家干活的，而是张建华自己去的。我告诉张建华浏家港有一个房屋需要修缮，当时张建华没有答应。第二天张建华是和邹忠良一起去吕家干活的。2、我们维修这个房屋是一个劳务关系，不是承揽关系。但我与死者张建华都是打工者，我们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不存在雇佣关系。3、事故发生时，死者张建华和邹忠良在房顶上浇油膏，我是在另外的地方浇场地，事故发生时我不在现场，对其死亡也没有过错。4、听徐进说维修的房屋是广东人的，故实际的雇主是东家委托方，是广东方委托徐进来维修房屋的，所以应当由广东方来承担责任。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承担雇主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徐进辩称：1、我是受吕介明的委托，再联系孙富明找人施工的，我不是房屋修缮的受益方及承包方。2、我没有直接叫死者来做活，我与死者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并且，事发当时我是不在场的。3、我方认为安全防范措施是需要由原告本人做到的，并不是任何被告需要提供的。
被告吕介明辩称：1、我不存在共同雇佣死者的事实。维修的房屋不是我的，张建华也不是我找来维修房屋的，事情的经过我也不知道，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死者与我之间存在雇佣关系。2、房屋修缮是承揽关系，死者张建华自带工具维修房屋，他和被告徐进之间构成承揽关系。3、事故发生前死者有酗酒，且上房作业后未到相对安全的位置作业，自身存在过错，自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4、原告认为三被告没有为死者提供安全措施，但没有说明相应的法律依据。本案的损害后果与我方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我方不存在过错。5、本案事发时是2013年，原告主张2011年的赔偿标准没有提供依据。原告也未能证明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赔偿金额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2012年6月份，被告徐进找到被告孙富明，告知需要维修太仓市浏家港三里村十八组的房屋，让其找几个人来维修。维修房屋的内容具体包括翻新屋面、更换门窗、浇水泥场和砌围墙。2012年7月，死者张建华与孙富明、邹忠良、杨玉林等人为上述房屋进行维修。2012年7月27日下午3时左右，张建华酒后在为该房屋浇后阳台的天沟时不慎从屋顶上摔下，后张建华被送至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经抢救无效死亡。
死者张建华与被告孙富明都是泥瓦工。本案事发前几年两人经常一起出去做活，其中一个人接到活就联系另外一个人一起去做。每次劳动的报酬由联系该业务的人领取，然后与其他人平均分配。
就维修涉案房屋和本次事故的发生情况，被告徐进向本院陈述：维修的房屋是吕文虎的，是吕文虎之子即被告吕介明让我维修房屋的。吕介明和我联系，问维修该房屋要多少钱，我说要16×××00元，吕介明汇完钱之后还告诉我钱已经打到银行卡上了。在电话里说好这个钱是多退少补的，但我没有证据证明。我后来联系到孙富明，至于孙富明叫了谁来干活我后来才知道。中午我提供一顿伙食。在维修房屋过程中，我给过孙富明2400元让他买水泥、黄沙和石子，其中的400元是让孙富明购买屋面防水材料的。事发当天中午我到过维修的房屋中，我去的时候干活的人都快吃完了，我和他们也吃饭喝酒的。酒是我在开工一两天的时候去购买的。
被告孙富明向本院陈述：徐进当时找到我，说吕文虎家给他钱，让我找人修缮房屋。徐进和我约定大工是160元每天、小工是100元每天，并且提供一顿午餐。当时一共是五个人干活，我和张建华、邹忠良三个是大工，杨玉林和徐惠民两个是小工。干活的时候，徐进告诉我们有哪些活，然后我们自己去做，干活的时候徐进一般是不在场的。徐进预付过2000元让我买黄沙、水泥，每天吃饭的钱也含在里面。在涉案房屋吃饭喝酒都是徐进负责的。事发当天干活的除了我们5个人，还有王彩芳，她是过来做饭的。事故当天中午张建华喝了两瓶啤酒和两瓶黄酒，是和徐进等人一起喝的。我喝了一瓶啤酒就去睡觉了。喝酒当天没有劝酒的情况。
2013年6月5日，本院分别对邹忠良和王彩芳（系被告孙富明的妻子）进行调查。其中，邹忠良陈述：我和孙富明一起干活，我有活叫他一起干，他有活也叫我一起干。此次修理涉案的房屋是孙富明叫我去做的。据了解，房屋的房东好像是在广东，被告徐进以前借住过该房屋。2012年7月孙富明叫了我、两个小工（王彩芳和一个姓杨的）来修房屋，徐进的父亲有时候也过来工地上帮忙，大概后来第二天，死者张建华也过来干活，但不知道是谁叫过来的。当时约定的是大工是160元一天，小工就不知道了，工资是徐进给孙富明，然后孙富明再给我们，我们和孙富明的工钱是一样的。事发当天中午吃饭，张建华、徐进、孙富明还有姓杨的一起喝了点酒，酒是徐进买好了放屋里的，每天中午干活他们都喝酒。当天下午3点，我和张建华一起在浇后阳台的天沟，我看他喝了点酒怕他出事，让他从东边往中间浇，他没有听，他从中间往东边浇，后来就掉下去了。王彩芳陈述：涉案的房屋是徐进叫我们做的，房屋的房东好像是在广东。2012年7月徐进叫了他自己的父亲、邹忠良、我、孙富明和死者张建华一起去修房屋。当时约定的是点工，大工是160元一天，小工是100元一天，工程结束后结账发工资，工资是徐进给孙富明，孙富明再统一分配给其他人的，孙富明和我们的工资是一样的。之所以给孙富明再分配是因为乡下的习惯都是这样的。事故的当天，张建华是喝了黄酒和啤酒，喝了蛮多，徐进、徐进的父亲、孙富明也一起喝酒。酒是徐进买好了放在屋子里，每天中午他们都喝酒。
2013年9月27日，本院对案外人沈仁保进行调查，其向本院陈述：死者张建华维修的房屋是吕文虎的，我是吕文虎的生前好友。2012年6月份的时候，我老婆接到吕介明的电话，吕介明说老家的房子漏了要修理，让我们去帮忙看看。我就去看了看房子，房子的屋面漏了，阳台也坏了，屋内原先装修的木板也塌了。后来吕介明就让我们找人去维修房屋，让我们先做一个预算。我就找了一个施工队，在本村搞施工的，叫浦家兴。浦家兴就带人去屋子看了，写了个预算单给我，是16×××00元。我后来找到了钱雅芳，我知道他的女婿徐进曾经住过吕家的房子。我把16×××00元的单子给了徐进，徐进把这个单子传真给了吕介明。后来吕介明给我打电话，说单子收到了，钱也已经汇给徐进了。吕介明还告诉我，我年纪大了，就不要去帮他找人修房子了，就让徐进去弄。房屋是吕家要修的，本来吕家让我找人修，都找好了，是浦家兴。后来徐进说他找人修便宜，那么徐进就去修了。如果当时是我们找施工队修，承包给别人施工，出了事就好点了。吕介宝是吕介明的兄弟，16×××00元是根据我提供的预算单汇给徐进的。针对该调查笔录，被告孙富明和徐进均无异议。
徐进认为其系受吕介明委托维修房屋，为此向本院提交了一份预算单，内容为：“毛竹脚手=1500元，翻屋面连材料=2200元，前后天沟浇砼=1200元，阳台栏杆重砌每米150元，前半围墙每米150元，后围墙每米300元，前后场地连三合土每平方50元，修补另算，总价壹万陆左右。”在该预算单下方有“沈仁保送房东”几个字。2013年9月27日在本院向沈仁保调查时，沈仁保确认该预算单就是浦家兴写的，由徐进将这个单子传真给了吕介明。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被告吕介明称其并没有让徐进找人来维修房屋，对于死者来维修房屋是不清楚的。16×××00元是从兄弟吕介宝的账户汇给徐进的，与吕介明本人无关。关于本院对沈仁保制作的调查笔录以及徐进提交的预算清单，吕介明陈述其从未找到过张建华维修房屋，对于沈仁保陈述的事实不予认可，对于预算的清单也不知道。为查明涉案房屋的维修缘由以及吕介宝（吕介明兄弟）为何向徐进账上汇入16×××00元，本院于2013年10月25日向被告吕介明发出举证通知，要求其提供吕文虎其他子女的身份信息。被告吕介明在收到该通知后拒绝向本院提供。
另查明：1、张秀华、张建新、张凤娣分别系死者张建华的配偶、儿子和母亲。2013年5月8日，三人就本案共同作为原告诉至本院。在本案诉讼期间，张凤娣于2013年10月20日去世。张凤娣生前育有张建华、张玉英二人。张玉英向本院明确表示，其放弃以张凤娣法定继承人的身份参与本案诉讼，并放弃相关权利。
2、太仓市浏家港三里村十八组的房屋系吕文虎生前所有。
3、2012年7月7日，被告徐进的账户收到16×××00元，汇入方账户显示为吕介宝。
4、就施工时的安全防范措施，原告主张三被告应当提供脚手架，并且施工现场的四面要围起来。而本案中脚手架的宽度只有1米，难以起到保护作用。被告孙富明认为，和死者一起干活的时候从来没有这种要求；徐进则认为是有脚手架的，是孙富明去弄的，是用自来水管做出的1米见方的脚手架。
5、本案事发后，被告徐进向原告支付过1万元，原告表示同意该1万元在被告徐进应付的赔偿款中抵扣。被告吕介明在庭审中表示，在不承担责任的前提下，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愿意支付原告20000元作为死者家属的慰问金。
以上事实有原告张秀华、张建新提供的浏家港派出所的情况说明、证明、处警记录、死亡记录、户口注销证明，被告徐进提供的太仓县农村宅基地登记申请书、银行卡明细对账单、浮桥镇茜泾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预算单，本院的调查笔录，当事人陈述等在卷佐证，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的主要争议在于事发时三被告和死者张建华之间就维修涉案房屋形成了何种法律关系，以及三被告对张建华的死亡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起诉主张张建华受三被告雇佣从事维修房屋事务，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孙富明认为，维修本案房屋不是承揽关系，是劳务关系，实际的雇主应当是广东方。徐进认为其是受吕介明委托，帮忙找人维修涉案房屋，故本案事故发生与其无关。吕介明认为，死者张建华与徐进构成承揽法律关系。
就当事人争议的法律关系，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吕介明和徐进之间的法律关系。为查明该二人之间关系，本院虽经多次庭审调查，但被告吕介明对于维修房屋的事实称完全不知情。被告徐进称其维修该房屋是受吕介明委托。虽然孙富明、邹忠良等人对此也有所陈述，但孙富明等人的陈述均是间接来自于徐进，不具有直接证明力。因而吕介明与徐进之间的关系以及二人是如何约定的，本案中仅吕介明和徐进二人知晓。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作为建立维修事务纽带的被告徐进在本院再三要求下才出庭参加诉讼，而另一被告吕介明本人始终未到庭参加诉讼。为了解维修房屋的过程，本院向案外人沈仁保进行了调查，沈仁保陈述系吕介明让徐进维修涉案房屋的。对于沈仁保的陈述，被告吕介明的委托代理人表示不清楚此事。本案中，吕介明本人始终未到庭参加诉讼，就被告徐进陈述的内容也未提供证据进行反驳，且针对本院发出的举证通知也未向本院提供相应证据。因此，在被告吕介明消极诉讼且有能力提供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拒不提供，以及徐进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吕介明间关系的情况下，本院对于事实的认定只能主要借助于徐进与沈仁保等人的陈述。同时考虑到沈仁保作为与原、被告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之人，其陈述相对客观，具有较强的可信性，故本院采信沈仁保的陈述，认定系吕介明要求徐进维修涉案房屋且16×××00元系吕介明汇给徐进。虽然可以认定系吕介明要求徐进维修涉案房屋，但无法判定吕介明和徐进之间是如何约定的，因为沈仁保并没有陈述且其客观上也无法知晓吕介明和徐进之间就维修该涉案房屋是如何进行约定的。故在本案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有效证据的前提下，本院只能更多地借助于间接证据和合理推断从盖然性上认定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吕介明和徐进之间在法律上究竟构成何种关系，本院分析如下，（1）在沈仁保的陈述中，沈仁保提到了“吕介明让我找人去修房子”、“吕家让我找人修”、“我就找了一个施工队，在本村搞施工的，叫浦家兴”、“如果我们找施工队修，承包给别人施工队，出了事就好点了”，从他的陈述中可以初步判定吕介明当时找沈仁保的时候，是让沈仁保帮其找其他人维修该涉案房屋，沈仁保也是准备将该工程承包给施工队来施工。吕介明本人在主观上并无直接雇佣他人维修房屋的意思表示。（2）从16×××00元这个金额的来源看，该金额来自沈仁保找的施工队浦家兴做的维修房屋的预算单，预算的总价是16×××00元。然而该预算单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项目列举，并没有详细的数字最终加成为16×××00元。从预算单的内容以及施工队具有的盈利性可知，该预算的16×××00元应包含部分利润在内。根据上述分析，吕介明汇给徐进16×××00元让徐进去维修房屋，维修业务已全部交由徐进处理。另外，徐进对该16×××00元具有完全的支配权，其在庭审中也陈述给了孙富明2400元买材料。结合本案查明的大工160元／天、小工100元／天的事实，实际上徐进购买材料的款项和支付维修房屋人的报酬，与预算单中的16×××00元无法对应，且徐进也没有对此作出合理解释。虽然徐进主张该16×××00元“多退少补”，但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主张。并且，根据沈仁保的陈述“徐进告诉我，他认识人，修房子可能便宜点”、“本来吕家让我们找人修，都找好了，是浦家兴，后来徐进说他找人修便宜，那么徐进就去修了”可知，徐进维修该房屋的价格与预算单中的16×××00元也是不一致的。（3）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来看，仅能得出吕介明要求徐进维修房屋并给付徐进16×××00元的事实。从举证责任上看，徐进虽然陈述其系受吕介明委托但始终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二人系委托合同关系。在事发后，徐进向原告支付过1万元，徐进的委托代理人在庭审中陈述徐进本人就该1万元的支付曾与吕介明联系过，但徐进也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4）被告徐进认为其受吕介明委托，二人构成委托关系。但从委托合同的含义和特征来看，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受托人以委托人的名义从事法律行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而孙富明、邹忠良、张建华等施工人在维修涉案房屋之时均是受徐进安排，与吕介明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关系。徐进在收到16×××00元之后，即找孙富明等人施工，未就维修该房屋的具体事宜与吕介明进行联系，也未向吕介明披露具体施工人员等相关信息，该维修房屋的事宜全部是由徐进在负责。因此，吕介明和徐进之间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委托合同关系。故将吕介明支付给徐进的16×××00元认定为吕介明要求徐进维修房屋给付的价款更符合实际状况，即吕介明将维修房屋的业务发包给徐进，二人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2、关于孙富明与张建华之间的法律关系。从庭审中原告和孙富明的陈述来看，张建华生前和孙富明经常一起干活，通常是一人联系到业务，与另外一人共同干活。二人的报酬都是相同的，是联系到业务的人领取到报酬后再平均分配。在本次维修涉案房屋中，邹忠良等其他施工人以及徐进也均陈述，张建华和孙富明同作为大工，工作性质和工资报酬是完全相同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孙富明存在多拿报酬的情况，故不能仅仅基于孙富明领取报酬后再行分配的事实来认定张建华是受孙富明雇佣。因此，结合二人长期的合作方式和本次共同维修涉案房屋的过程，不宜认定孙富明在维修房屋过程中处于与包括死者张建华在内的其他维修人员不同的地位。对于为涉案房屋提供维修服务的劳务者来说，孙富明只是一个召集人的身份，其召集张建华、邹忠良等人共同维修涉案房屋。3、关于张建华、孙富明和徐进之间就维修涉案房屋形成的法律关系。基于第1点和第2点认定的关系，吕介明将维修房屋的工程发包给徐进，与徐进构成承揽法律关系，故就维修涉案房屋而言，张建华、孙富明实际上是与徐进存在某种法律关系，与吕介明并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从当事人的陈述和实践中的客观情形来看，该二人与徐进的关系在法律上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徐进雇佣张建华、孙富明二人维修房屋，二人提供劳务，与徐进构成雇佣关系；二是张建华、孙富明二人共同承揽，与徐进构成承揽法律关系。原告认为受三被告雇佣，被告孙富明认为维修房屋并不是承揽关系，而是劳务关系（即雇佣关系）。通过前述分析可知，徐进作为承揽人从定作人吕介明处领取16×××00元价款，然后找来孙富明、张建华等人来维修涉案房屋。对于孙富明、张建华等人的报酬结算方式，徐进采取的是点工的形式（大工160元／天，小工100元／天），并非徐进一次性给付维修房屋的费用。同时，购买材料的款项也是由徐进支付的。因而，徐进一方面承接维修业务继而组织人员实施，另一方面存在支配、占有从事劳务人员劳务价格以外剩余价值的可能。虽然在维修过程中，张建华等人自带维修工具，且相互之间并没有明确的指挥和分工，但此系该维修业务本身的简单属性造成的，仅是本案的个别特征。因此，徐进与孙富明、张建华等人之间应以雇佣关系加以认定为宜。综合以上3点，各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下：吕介明将维修房屋的定作业务交给徐进，与徐进构成承揽法律关系；徐进雇佣孙富明、张建华等人维修涉案房屋；孙富明、张建华等实际施工人系同工同酬，均为提供劳务者，孙富明系此次提供劳务活动的召集人。
张建华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因事故死亡，原告作为其法定继承人及相关费用的实际支付人，依法有权获得赔偿。本院对本案原告主张的相关损失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被告吕介明对此持有异议，其认为原告系农村户籍人员，经常居住地也是农村，不应适用城镇标准。考虑到太仓地区城乡一体化的程度以及长期的司法实践，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标准计算并无不妥。故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和方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死亡赔偿金650760元（32538×20）予以确认。2、丧葬费。原告主张按照2011年度江苏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45987元，计算六个月，主张丧葬费为22993.50元。本院认为，原告主张按照2011年的标准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主张的22993.50元丧葬费也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本院予以确认。3、精神损害抚慰金。考虑到张建华死亡的事实，本院确定原告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50000元。综上，本案原告的损失合计为723753.50元。
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次事故中，张建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长期从事泥瓦工业务，酒后忽视自身安全登高施工，最终导致事故发生，其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其对事故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自身应承担主要的责任。被告徐进雇佣孙富明、张建华等人施工，在联系孙富明等人维修房屋的过程中，为孙富明、张建华等施工人提供酒水，并且在事故发生当天参与饮酒，在张建华饮酒之后未尽适当提醒义务，也未采取相应安全措施以防事故发生，对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至于被告孙富明，其作为本次维修房屋活动的临时性召集人，虽然并不统一指挥张建华等人如何维修，但根据农村从事此类劳务的特点和孙富明、张建华等人相互协作的情况来看，其对施工流程、施工安全、劳动报酬的结算等起到一定的带头作用。张建华酒后高处施工，孙富明作为召集人未加以提醒也未采取必要安全措施防止事故的发生，与张建华的死亡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故孙富明应适当承担一定的责任。至于被告吕介明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本案维修的系农村房屋，内容仅包括翻新屋面、更换门窗等简单劳务，并不需要相应的资质，吕介明将业务发包给徐进，在选任上并不存在过错。因此，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吕介明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酌情判定被告徐进、孙富明对于原告的损失分别15%和5%的赔偿责任，其余损失由原告自行负担，故徐进赔偿原告108563.03元，被告孙富明赔偿原告36187.68元。事发后被告徐进向原告已支付10000元，原告同意将该款从徐进的应付赔偿款中扣除，本院予以确认，故被告徐进实际应支付原告98563.03元。被告吕介明自愿补偿原告20000元，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徐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张秀华、张建新985**.03元。
二、被告孙富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张秀华、张建新361**.68元。
三、被告吕介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张秀华、张建新200**元。
案件受理费4019元，由原告张秀华、张建新负担3215元，被告徐进负担603元，被告孙富明负担201元。案件受理费原告已预交，本院不再退还，被告负担部分由被告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开户行：农业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营业部，账号：10×××99）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长 王 坤
人民陪审员 汪德符
人民陪审员 汤建荣
二〇一四年五月八日
书 记 员 张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