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宜昌中民二终字第005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毕军。
委托代理人蔡轩，湖北三雄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海军。
委托代理人王明华，湖北民基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毕军因与被上诉人韦海军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葛洲坝人民法院（2015）鄂葛洲坝民初字第002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朱红洲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邓爱民、代理审判员聂丽华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5年3月19日，毕军与韦海军签订《合伙经营协议》约定：双方合伙投资经营老成都纸上烤鱼馆，韦海军投资50000元，占10%的份额；每月8日分配利润。同日，韦海军将投资款50000元交给毕军，毕军出具收条。在店面装修时，韦海军再次投资10000元。之后，韦海军提出退伙，毕军2015年5月15日出具借条，承诺于2015年7月2日之前将韦海军投资的60000元退还。由于毕军未如期依承诺退还投资款，引起纠纷。韦海军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毕军偿还借款60000元，并承担从2015年7月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原审法院认为，韦海军退出合伙，毕军予以同意并承诺退还韦海军投资款60000元的协议有效。毕军未依承诺履行付款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据此，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毕军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韦海军退还投资款6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7月3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原审并同时决定一审案件受理费652元、保全费620元（合计1272元），由毕军负担。
毕军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审判程序违法，实体处理不公，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韦海军的诉讼请求或依法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1、涉案的宜昌百汇鱼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汇鱼餐饮公司）工商登记注册地在宜昌市西陵区福绥路，毕军亦居住于该公司，故依“合同纠纷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的一般原则，本案应属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管辖。毕军在一审期间也向原审法院提出了管辖权异议，但一审承办人要求毕军不要提交该申请，未对异议申请予以处理，属严重程序违法。2、毕军系法定代表人，毕军于2015年3月19日与韦海军签订《合伙经营协议》及收款时，是以百汇鱼餐饮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在该协议上签字并出具收条，因此，韦海军的合同相对方为百汇鱼餐饮公司而非毕军，韦海军不应向毕军主张权利。3、毕军于2015年5月15日同意韦海军退伙并出具借条，系因为受到了韦海军的胁迫，此可从借条上载明“现已结算”得到印证，因为双方根本就没有结算（说明毕军出具该借条时受到胁迫而作出了与事实不符的陈述）。
毕军为证明其曾向原审人民法院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的申请，二审期间提交了其书写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载明书写时间为2015年8月4日。
韦海军辩称，原审认定的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实体处理恰当，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毕军的上诉，维持原判。韦海军与毕军达成合伙协议时，既不知道毕军与百汇鱼餐饮公司间的关系，也不知道老成都纸上烤鱼馆与百汇鱼餐饮公司间的关系或老成都纸上烤鱼馆的股份构成。韦海军只与毕军间就入伙或退伙达成合意，故毕军应就本案债务承担责任。
经审理查明：1、2015年3月19日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首部载明“甲方：毕军百汇鱼餐饮公司”、尾部由毕军在“甲方法定代表人处签字”并加盖了百汇鱼餐饮公司印章；同日毕军出具的收条尾部载明“收款人毕军”并加盖了百汇鱼餐饮公司印章；毕军于2015年5月15日出具的《借条》载明“由韦海军投入老成都纸上烤鱼馆60000元，占10%的股权，现已结算（终止），不再占老成都纸上烤鱼馆10%的股权。韦海军60000元由老成都纸上烤鱼（宜昌百汇鱼餐饮服务有限（毕军）［注：此系原文］在7月2日之前退还韦海军60000元正”。2、百汇鱼餐饮公司系毕军注册的个人独资公司，其主要经营实体为老成都纸上烤鱼馆（该经营实体系在原“有盐有味餐厅”场所通过更换经营招牌为“老成都纸上烤鱼”而设立并以百汇鱼餐饮公司名义缴纳税费及管理费，故未另行办理工商登记手续），老成都纸上烤鱼馆股东为三人，其中毕军占60%份额，另外两股东（张勇、喻洪艳）共占40%份额。韦海军与毕军协商，由韦海军出资5万元并交给毕军，由毕军将其所持份额中的10%份额转让给韦海军，但韦海军只担任厨师长而不参与管理工作；后来毕军为韦海军办理退股手续时也未告知其他股东。
前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一审期间提交的《合伙经营协议》、《借条》，二审期间当事人的当庭陈述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毕军虽陈述“其在原审人民法院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的申请”，并在二审期间提交了其书写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拟加以证明。但本院认为，由于一审卷宗材料（含庭审笔录）并未载明毕军曾在一审期间提出了管辖权异议申请，而其提交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上因无一审承办法官签收记载也不能证明其实际递交了该申请书，故该陈述没有证据支持。
毕军虽陈述其系受到韦海军的胁迫而出具了借条，并以借条上载明的“现已结算”之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作为其受到胁迫的证据，但本院认为，由于毕军陈述的“受到胁迫”的事实只是“其担心韦海军会在经营场所闹事，故出具了借条”的主观心态，并未提交有关“受到胁迫”具体事实方面证据；同时，由于“借条上载明的部分事实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不足于证明其是否受到胁迫（因为不排除合同任一方基于达成某种协议而自愿作出与事实不完全相符的记载）。故，本院对毕军的有关“其因受到韦海军胁迫而出具借条”的陈述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的为合同相对方及责任主体问题。1、现查明，《合伙经营协议》首部载明“甲方：毕军百汇鱼餐饮公司”且毕军在该协议尾部“法定代表人处”签字、《收条》尾部载明“收款人毕军”并加盖百汇鱼餐饮公司印章，上述行文并不规范并易引起歧义，即既可作出“合同相对方为百汇鱼餐饮公司，毕军系代表百汇鱼餐饮公司签署合同并出具收条”或“合同相对方为毕军，毕军以其个人名义与韦海军签订协议并出具收条，但加盖了其保管的百汇鱼餐饮公司印章以证明其个人信息”，也可作出合同相对方为“韦海军、毕军、百汇鱼餐饮公司”等。同理，由毕军出具的《借条》中有关归还60000元投资款的责任主体也语义不明，单从文义上看可将债务主体理解为毕军、老成都纸上烤鱼馆、或百汇鱼餐饮公司等。因此，毕军辩称单从前述书证的文义即应得出“韦海军的合同相对方为百汇鱼餐饮公司”的理由并不能成立。2、从双方陈述的“韦海军与毕军协商，由韦海军出资5万元并交给毕军，由毕军将其所持份额中的10%份额转让给韦海军，但韦海军只担任厨师长而不参与管理工作；后来毕军为韦海军办理退股手续时也未告知其他股东”之内容看，韦海军入伙或退伙并未经过老成都纸上烤鱼其他股东同意，韦海军仅通过“将投资款交付毕军并从毕军处取得相应股份”形式而成为老成都纸上烤鱼馆的隐名股东。就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间的关系而言，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由其双方约定而与合伙组织无涉，即双方形成合同关系。3、退而言之，即便毕军确系以百汇鱼餐饮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履行涉案合伙协议（即履行职务行为），但如前述，因毕军的职务代表行为并不明确，此时，毕军的该代表行为应准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隐名代理”之规定，即韦海军依该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第二款“受托人以自己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之规定而选择向毕军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亦应对该请求予以支持。综前述，由于毕军的上诉理由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故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法律适用正确，实体处理恰当，应予维持。经合议庭评议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费1303元（毕军已预交），由毕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红洲
审 判 员 邓爱民
代理审判员 聂丽华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张鹏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