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宁民终字第78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梁玉城，汉族，1959年1月6日生，退休。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永彬，汉族，1968年3月6日生，自由职业。
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友余，汉族，1930年9月12日生。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龚拥军，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铁路局，住所地在上海市天目东路80号。
法定代表人郭竹学，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博炜，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瑞成，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梁玉城、李永彬、梁友余因与被上诉人上海铁路局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15）雨民初字第7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铁路局原审诉称：1979年2月20日，原南京铁路分局南京铁路炼铁厂留守处将其控制的南京铁路炼铁厂职工住房（以下简称原南京铁厂职工住房）移交给了原南京铁路分局。2004年12月1日，原上海铁路局南京铁路分局取得上述职工住房土地权属证书。2011年6月，上海铁路局为惠及南京地区铁路职工，在该土地上兴建南京西善桥铁路安居工程，在对原南京铁厂职工住房清退拆迁过程中，发现李永彬强行占住了一间职工住房。经查，原南京铁厂职工住房座落在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铁路货场内，门牌号为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北路111号，由原南京铁路炼铁厂兴建，用于解决当时南京地区铁路职工住房问题。李永彬并非上海铁路局职工也非铁路系统职工，系在梁玉城处承租的涉案职工住房。上海铁路局认为，梁玉城、李永彬占用原南京铁厂职工住房无法律依据，理应在收到上海铁路局通知后自行迁出，但一直强占致使建设工作无法继续顺利进行，已损害上海铁路局及其职工合法权益。上海铁路局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1、梁玉城、李永彬、梁友余从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北路111号职工住房区内迁出；2、诉讼费用由梁玉城、李永彬、梁友余承担。
梁玉城原审辩称：2011年6月起，上海铁路局就至我家中登记房屋情况，并与我父亲梁友余商谈拆迁安置问题，上海铁路局当时同意给我们解决二套产权房，后因我要求解决三套产权房，上海铁路局并未同意。我家住房系向上海铁路局承租的，上海铁路局认可并已经进入拆迁谈判程序；李永彬居住该房屋系向我父亲梁友余承租。综上，本次诉讼系由拆迁谈判未果引起的，上海铁路局诉我强占住房无据无理且不合法，不应在法院受理的范围之内，请求驳回上海铁路局的诉讼请求。
梁玉城、李永彬、梁友余原审还共同辩称：2011年6月10日上午，南京铁道发展集团储运分公司与上海铁路局到我们家登记房屋并填写了附着物调查清单6张，双方均有签字。2011年7月20日左右，铁发集团、储运分公司及梁友余在储运分公司商谈我们家拆迁安置问题，同意给我们家二套产权房，我们提出要解决三套，他们并未同意，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并没有和我们联系。综上：1、本次诉讼因拆迁谈判未果引起；2、我们家的六间承租房是上海铁路局认可的并且已经进入拆迁谈判程序；3、上海铁路局诉我们强占住房无据无理不合法，不应当在法院的受理范围内，请求驳回其诉请。
原审法院查明：
梁友余系梁玉城父亲，李永彬系涉案房屋承租户。本案所涉房屋座落在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北路111号铁路货场内的家属区，在芜建35号房三楼由东向西数第二间。该房屋由原南京铁路分局南京铁路炼铁厂兴建，用于解决当时南京地区铁路职工住房问题。1979年2月20日，原南京铁路分局南京铁路炼铁厂留守处将其控制的原南京铁路分局南京铁路炼铁厂职工住房全部移交给了原上海铁路局南京铁路分局。2004年12月1日，原上海铁路局南京铁路分局取得雨花台区西善桥铁路货场土地权属证书，土地面积69915.60平方米。2005年4月21日，原上海铁路局南京铁路分局被撤销。
原审法院另查明，梁友余为上海铁路局退休职工，在本案所涉房屋家属区中享有二间房屋的居住权，上海铁路局已根据住房政策分配给其位于南京市水关桥323号的44.80平方米房屋；梁玉城弟弟梁玉忠为上海铁路局职工，在本案所涉房屋家属区中享有一间房屋的居住权，该房屋已经根据上海铁路局清退安置政策进行清退，并对梁玉忠进行了安置。李永彬所居住的一间房屋并未包含在上述三间房屋中。
原审法院又查明，2007年上海铁路局下属公司以分配房屋未达标向梁友余、案外人杨德珍（系梁友余妻子，原炼铁厂职工，现已过世）发放了住房补贴，后因上海铁路局同意给梁友余再分配一套房屋而收回。
原审法院认为：
本案所涉房屋为原南京铁路分局南京铁路炼铁厂兴建的铁路职工住房，移交给原上海铁路局南京铁路分局，后原上海铁路局南京分局取得土地权属证书，虽未领取所有权证，仍对该房屋享有合法权益。原上海铁路局南京分局撤销后，由上海铁路局取得相应的权利。梁玉城、梁友余辩称其占有的该处房屋系原单位分配。原审法院认为，首先，上海铁路局未认可此房系单位分配给梁友余；其次，从2007年上海铁路局下属单位向梁友余、案外人杨德珍发放住房补贴这一行为来看，单位也认为其占有的房屋非单位分配给职工的住房，虽然之后将住房补贴收回，但上海铁路局陈述其是因为要再分配一套住房给梁友余，而不是认可现占有的房屋系分配给梁友余；再次，梁玉城、李永彬、梁友余申请出庭的证人许某也当庭陈述，其所占房屋原系炼铁厂职工宿舍，1993年炼铁厂关闭，人员分流，房屋空置很多。一些职工存在住房困难就向领导申请居住，领导同意就行，不需办理手续，人员离开后也只要说一下，不需要办理退房手续。因此涉案房屋应属单位借用，而不能认定为分配。故原审法院对上海铁路局要求李永彬、梁玉城、梁友余迁出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李永彬、梁玉城、梁友余要求驳回上海铁路局诉请的辩称意见不予采纳。
据此，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李永彬、梁玉城、梁友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腾空、迁出其所占有控制的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北路111号铁路货场内的家属区房屋一间（房屋位于芜建35号房三楼，由东向西数第二间）。原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梁玉城、李永彬、梁友余负担。
梁玉城、李永彬、梁友余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上海铁路局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上海铁路局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理由如下：一、原审认定“涉案房屋应属单位借用，而不能认定为分配”错误。涉案房屋是上海铁路局分配给梁友余居住的。1、涉案房屋系由上海铁路局因杨德珍工伤二级（1972年）瘫痪后，生活需要子女照顾居住困难向上海铁路工业公司和原铁路炼铁厂领导申请，由单位分配而取得居住使用权，在使用性质及权利和义务上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上海铁路局分配给梁友余的两间房屋完全相同。事实上单位分配给梁友余、杨德珍及子女居住的是六间住房，每间使用面积27平方米左右，水电费也是六间房屋一起支付的。上海铁路局不能因为内部管理问题，而否认涉案房屋是单位分配的事实。2、当时上海铁路局对于座落在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北路111号铁路货场内的家属区房屋的管理使用方式只有一种，即由单位分配给职工居住。职工提出住房分配申请，领导批准就是分配居住。上海铁路局没有证据证明梁友余是以其他方式获得涉案房屋居住权的，也没有明确的文件显示上海铁路局对该片家属区有“分配居住”和“临时借用”两种管理模式。上海铁路局也不认为是借给梁友余使用，原审法院定性为“借用”没有事实依据。二、本案系房屋拆迁补偿纠纷，上海铁路局的诉讼请求错误。上海铁路局称上诉人一直强占使用房屋，要求返还于理不合。上海铁路局诉称，2011年6月，其为在该土地上兴建南京西善桥铁路安居工程，在对原南京铁厂职工住房清退拆迁过程中，才发现上诉人强行占住了一间职工住房，与事实不符。梁友余一家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居住使用涉案房屋，每月房租费一直都在梁友余工资中扣除。直到1992年企业停产，职工分流，单位停止收取房租。上海铁路局按月收取水电费用，40余年从没有人提出异议，说明上海铁路局早已知道并认可该房屋是分配给梁友余使用的，并非强占。只是该居住区拆迁，双方因拆迁补偿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在上诉人居住的家属区所有住户都未办理过住房手续。上海铁路局就是以上诉人无法提供租房手续，才向法院提出上诉人强占房屋，要求返还。上海铁路局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固定资产移交记录存在重大瑕疵，完全与事实不符。唐兆兵、刘海林等住户姓名不在移交记录中，但拆迁协议显示他们被拆的住房门牌号××幢107和5幢108，可见上海铁路局提供的1996年登记的固定资产移交记录不能作为证据证明职工实际有几间住房的详细情况。就此认定梁友余、杨德珍在铁厂家属区享有两间住房（实际上是六间），有失公正，不符合常理，普通住户有的都有三间房。因此，梁友余与上海铁路局之间的纠纷本质上是房屋拆迁补偿纠纷，上海铁路局的诉讼请求错误。三、梁友余对涉案房屋的使用具备合法性，上海铁路局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上海铁路局称上诉人是“强占使用”，即上诉人的行为具备非法性。原审判决认定属“单位借用”，即梁友余对涉案房屋的使用具备合法性。原审判决从本质上已经否定了上海铁路局诉讼请求的合理性，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上海铁路局答辩意见为：上诉人无权占有控制涉案房屋，应当从涉案房屋中迁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二审中，上诉人梁玉城、李永彬、梁友余提供了朱月琴、江靳华、李辉的《清退协议》、《住房确认表》及《住房清退补偿方式选择表》复印件各一套，水电费收据3页。上海铁路局对水电费收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并提交书面质证意见，认可上诉人提供的上述三套材料的真实性，但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这些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案外人朱月琴、江靳华、李辉的《清退协议》、《住房确认表》及《住房清退补偿方式选择表》与本案所涉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占有物返还纠纷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作本案证据采信；水电费收据上诉人提交了原件，且其中显示的“梁有余”、“三楼”、“上海铁路局内部收款收据”等信息与上诉人的抗辩意见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本院作为本案证据采信。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上海铁路局不持异议。上诉人梁玉城、李永彬、梁友余对“1979年2月20日，原南京铁路分局南京铁路炼铁厂留守处将其控制的原南京铁路分局南京铁路炼铁厂职工住房全部移交给了原上海铁路局南京铁路分局”有异议，认为1979年2月20日的时间有误，上海铁路局亦认为该时间是笔误，实际是1997年，上诉人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对“梁友余为上海铁路局退休职工，在本案所涉房屋家属区中享有二间房屋的居住权”，“梁玉城弟弟梁玉忠为上海铁路局职工，在本案所涉房屋家属区中享有一间房屋的居住权”有异议，认为梁友余享有居住权的房屋应为六间，梁玉忠是否有房屋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原审法院认定梁友余在本案所涉家属区中享有二间房屋的居住权、梁玉忠享有一间居住权的事实有上海铁路局提交的1996年5月15日的《固定资产接收移交记录》予以证实，故对上诉人的异议理由不予采信。至于上诉人提到的梁玉忠享有的一间房屋居住权与本案争议的房屋是否有关，原审判决已作出认定，即李永彬所居住的一间房屋并未包含在上述三间房屋中。上诉人还对“后因上海铁路局同意给梁友余再分配一套房屋而收回”有异议，认为住房补贴被收回的原因是杨德珍去世后，其住房由梁玉城及其弟弟继承，并没有再分配一套住房。本院认为，原审判决在说理部分进一步阐述“虽然之后将住房补贴收回，但上海铁路局陈述其是因为要再分配一套住房给梁友余”，故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在查明事实部分应当表述为“上海铁路局陈述后因其同意给梁友余再分配一套房屋而收回”为妥。
本院二审另查明：
二审中，上诉人梁玉城、李永彬、梁友余提交了水电费收据3页6张，显示2005、2009、2010、2011等年份中部分月份缴纳水电费的情况，这些收据中记载了“梁租”、“三楼”、“上海铁路局内部收款收据”等字样，其中有1张收据记载交款单位为“梁有余”，上诉人陈述“梁有余”中“有”系笔误，应为梁友余。
以上事实有上诉人提供的水电费收据、本院的谈话笔录在案为凭。
本院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上海铁路局请求梁玉城、李永彬、梁友余从涉案房屋中迁出，并提交了《固定资产接收移交记录》证明梁友余在本案所涉房屋家属区中只享有二间房屋的居住权。上诉人认为梁友余享有居住权的房屋应为六间而非二间，当时是由领导批准分配居住的。本院认为，在上海铁路局不认可梁友余享有六间房屋居住权的情况下，上诉人应当举证予以证明。梁玉城、李永彬、梁友余提供了唐兆兵、刘海林、朱月琴、江靳华、李辉的《清退协议》、《住房确认表》及《住房清退补偿方式选择表》，水电费收据等证据，并认为这些职工已经分配了住房，但仍然享受其他房屋拆迁政策，且上诉人已经在涉案房屋中实际居住40多年，双方当事人之间实质是房屋拆迁补偿纠纷。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案外人的《清退协议》、《住房确认表》及《住房清退补偿方式选择表》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即便上诉人陈述案外人同时享受了分配住房和房屋拆迁的政策属实，也只能反映被上诉人与案外人之间的关系，上海铁路局对于其他单位职工实行何种房屋政策与涉案占有物返还纠纷无关。上诉人提交的水电费收据即便全部对应于涉案房屋，也仅能证明上诉人在涉案房屋中实际居住，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涉案房屋系梁友余经单位分配取得。故原审法院未支持上诉人认为涉案房屋系原单位分配的抗辩意见并无不当，上诉人应从涉案房屋中迁出。至于梁玉城、李永彬、梁友余上诉所称的拆迁补偿事宜，与本案所涉的占有物返还纠纷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本院在本案中不予理涉。
综上，梁玉城、李永彬、梁友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上诉人梁玉城、李永彬、梁友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晔
审 判 员 张旭东
代理审判员 王 路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日
书 记 员 汪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