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终字第029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兼孟×6之法定代理人，女，1973年6月29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孟×6，女，2011年11月2日出生。
以上二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徐华宾，北京市宝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孟×4，男，1990年11月2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孟×5，男，2004年3月29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吴×，女，1965年7月28日出生。
以上二被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郑德华，北京市众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孟×1，男，1924年12月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女，1932年4月27日出生。
以上二被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孟×2，男，1954年2月8日出生。
上诉人吕×、孟×6因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078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兼上诉人孟×6的法定代理人吕×及其委托代理人徐华宾，被上诉人孟×4、孟×5之委托代理人郑德华，被上诉人孟×1、冯×之委托代理人孟×2，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3月，吕×、孟×6起诉至原审法院称：吕×的前夫名叫孟×3（曾用名孟××3），孟×6是吕×与孟×3的女儿。北京市×××15号3幢1层（建筑面积20.7平方米）、×××15号4幢等2幢（建筑面积40.8平方米）、×××15号6幢1层（建筑面积12.8平方米）等三处房产均购于吕×和孟×3婚后，登记在孟×3名下，应为吕×和孟×3的共同财产。吕×与孟×3因感情不和于2011年4月19日离婚，离婚时对上述共同财产未进行分割。2014年1月16日，孟×3因病死亡，其法定继承人另有长子孟×4、次子孟×5、之父孟×1、之母冯×。现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位于北京市×××15号3幢1层、×××15号4幢等2幢、×××15号6幢1层房产的一半归吕×所有。
孟×4、孟×5辩称：一、本案的实质法律关系为离婚后财产纠纷，而非物权确认纠纷。虽然是有关物权方面的争议，但应适用婚姻法而非物权法，法院应围绕婚姻法及离婚后财产纠纷进行审理，吕×、孟×6的主张已经超过离婚后财产纠纷的诉讼时效。二、退一步讲，即使抛开上述法律适用问题，从物权真正归属角度讲，本案诉争房产亦非吕×与孟×3的夫妻共同财产，而系孟×3以婚前及婚后个人财产及个人承担债务之借款购买，应属于孟×3的个人财产。物权法上的物权登记仅是物权外部公示公信的要求和证明，而非内部真正权属的唯一确定的证明，仅凭物权登记即确定内部物权归属是错误的，吕×应对购买房产的财产来源以及房产真正属于共同财产而不仅仅是法律形式上的登记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三、吕×对购房是明知的，对诉争房产系由孟×3个人财产购买，房产属于孟×3个人财产是认可的，双方离婚时对房产归属于孟×3有明确的约定。四、吕×与孟×3双方的权利义务应以离婚时签署的离婚协议为准，超过离婚协议约定范围的，不应受到法律保护。五、吕×在孟×3生前从未主张过分配房产，在其去世后主张权利要求分割事实难以查清，难以避免其隐瞒及虚假陈述关键事实，如支持其诉求缺乏事实依据，且违背最基本的公平原则。综上，吕×、孟×6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孟×1、冯×辩称：我们对孟×3和吕×的婚姻状况了解不多，对诉争房产购买及产权登记情况不清楚。故对吕×、孟×6的诉讼请求不发表意见，同意由法院依法处理。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吕×于2009年9月18日与孟×3登记结婚，2011年4月18日，双方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其间仅一年零七个月。在双方协商后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确定了双方共同所有的夫妻联名账户上外币的归属及孟×3给付吕×补偿费的数额，其后孟×3履行了付款义务。上述事实证明，吕×与孟×3离婚时已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诉争房屋中的北京市×××15号3幢1层房屋和北京市×××15号4幢（1层）和7幢（1层）房屋购买时间发生在孟×3与吕×协商离婚并达成协议前，北京市×××15号6幢1层房屋则是在双方离婚后由孟×3出资购买。根据吕×当庭陈述，其于2012年初即知晓孟×3购买了诉争房产，但其并未在孟×3生前向孟×3主张相关权利。庭审中，吕×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诉争房产系使用其与孟×3的共同财产购买，故吕×主张诉争房产的一半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依据不充分，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12月判决：驳回吕×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吕×、孟×6不服，以原判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为由上诉至本院，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孟×4、孟×5，孟×1、冯×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孟×3与吴×原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二子即孟×4和孟×5。孟×1、冯×系孟×3之父母。孟×3与吴×于2007年11月离婚。吕×与孟×3于2009年9月18日登记结婚。2014年1月16日，孟×3因病死亡。
2011年4月18日，孟×3与吕×签订《离婚协议书》，其上记载，因双方性格不合，无法共同生活，夫妻感情已经完全破裂，自愿离婚，并约定：一、孟×3与吕×自愿离婚；二、孟×3与吕×在香港汇丰银行的夫妻联名账户上有加拿大币125610元，孟×3同意该笔款项离婚后归吕×个人所有，另外，孟×3同意给吕×人民币100万元作为离婚补偿，并于离婚当日全部给予吕×；三、夫妻无共同子女；四、夫妻无共同债权及债务。当日，孟×3与吕×在朝阳区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后，孟×3履行了《离婚协议书》约定的金钱给付义务。
2011年3月29日，孟×3作为买受人与出卖人穆薇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孟×3以207000元价格购买位于北京市×××15号3幢1层房屋（建筑面积20.7平方米），并于2011年4月6日取得该房屋所有权证。同日，孟×3与出卖人穆宝璋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孟×3以408000元的价格购买位于北京市×××15号4幢（1层）和7幢（1层）房屋（建筑面积共40.8平方米），并于2011年4月6日取得该房屋所有权证。2011年5月9日，孟×3与出卖人穆×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孟×3以128000元的价格购买位于北京市×××15号6幢1层房屋（建筑面积12.8平方米），并于2011年5月10日取得该房屋所有权证。
诉讼中，吕×主张诉争房产是吕×与孟×3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系夫妻共同财产。为证明其主张，原审期间吕×提供房屋买卖合同以及房产证复印件予以证明。其另提供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婚内吕×曾于2010年4月25日和同年5月10日分两次将90万元人民币转入孟×3账户用于买房。孟×4、孟×5对吕×上述主张及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称诉争房产系孟×3个人财产，因房产证上明确写明系孟×3个人所有，且吕×与孟×3结婚时间一共是1年7个月，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诉争房屋是不可能的。吕×称婚后其与孟×3经营承德大宅门酒楼、鹿港小镇咖啡厅，其收入足够支付购房款。孟×4、孟×5对此不予认可，称其无证据证明。就此，吕×未提供证据。
关于离婚时有无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原审期间，吕×称双方离婚时未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孟×3仅给其补偿款100万元，并称其与孟×3离婚后仍有联系，其于2012年3月与孟×3参加一次餐饮场地招投标会填报财产时才知晓孟×3购买了诉争房产。本院审理期间，吕×称吕×之母为了让其和孟×3好好过日子，曾把自己的卖房款180多万给二人用于买房，离婚协议中的100万补偿款以及联名帐户中的钱实际为归还其母的卖房款。为证明其主张，吕×提供《房屋买卖合同》、委托卖房的《公证书》、尾号为11225的工行账号明细（复印件，无银行公章）、吕×向孟×3帐户汇入65万元的业务凭证（复印件）、吕×向户名为吕×和孟×3的汇丰银行帐户汇款共计75万元的业务凭证（复印件）、吕×及其母中国银行存取款回单及凭条（原件）、汇款和汇款申请书（原件）等证据。孟×4、孟×5对上述证据中有原件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并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吕×之证明目的。关于离婚协议，吕×称离婚协议是在孟×3在吕×之母自杀去世十几天后提出离婚，其十分悲痛混乱的情况下草拟的，当时其怀着孕，孟×3还用言语威胁，其只想尽快摆脱，当时就是想把母亲卖房的钱要回，因孟×3坚持才没有写成归还房款而写成补偿款，离婚协议不是其慎重考虑的结果。孟×4、孟×5、孟×1、冯×称不清楚吕×与孟×3离婚的具体情况。
另查：原审庭审中，吕×称孟×6系其与孟×3所生之女，并提供北京通达首诚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在排除同卵多胞胎、近亲及外源干扰的前提下，支持孟×3、吕×是孟×6的生物学父、母亲。孟×4和孟×5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孟×1、冯×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
上述事实，有房屋所有权证、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结婚证、离婚协议书、离婚证、转款凭证、出生医学证明、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当事人陈述等相关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有责任对其提出的主张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吕×、孟×6称诉争房产系吕×与孟×3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时未进行分割，故要求确认诉争房产的一半归吕×所有。但离婚协议显示，吕×与孟×3在离婚时对夫妻联名银行帐户中的款项进行了处理并在同一条款中约定孟×3给予吕×人民币一百万元作为离婚补偿，结合离婚协议中关于双方无共同子女以及无共同债权及债务的约定，可以认定吕×与孟×3离婚时对夫妻共同财产问题进行了处理。吕×称其离婚时并不知道诉争房产存在，然而，根据其陈述，其至迟在2012年4月份即已知诉争房产存在，但其在孟×3生前并未向孟×3主张相关权利，结合其有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参与孟×3餐厅经营以及离婚后与孟×3仍有联系的陈述，本院对其该项意见难以采信；吕×上诉称离婚协议第二条并非二人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而系其要求孟×3归还的其母的卖房款，但其提供的证据即使全部成立，亦不能直接证明离婚协议中的款项即为卖房款，故在孟×3已去世，双方离婚协议中已记载双方无共同债务，且吕×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吕×的上述主张难以采信。综上所述，吕×、孟×6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人有关诉争房产的一半归吕×所有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原判未予支持，正确。但原判在判决主文部分仅表述判决驳回吕×的诉讼请求，而未驳回孟×6的诉讼请求，不妥，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786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吕×、孟×6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7400元，由吕×、孟×6负担（已交纳8700元，余款87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7400元，由吕×、孟×6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于阳春
代理审判员 王艳芳
代理审判员 杜传金
二〇一五年五月五日
书 记 员 张邵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