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深中法民终字第13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邓崇汉，男，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伟力，男，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广庆，广东银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邓勇，男，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邓勇因酒楼转让合同纠纷，于1996年4月15日向原审法院起诉邓崇汉与刘伟力，案号为（1996）深南法经一初字第228号（以下简称228号案件），邓崇汉与刘伟力在该案中提起反诉。原审法院经审理并作出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在执行过程中，原审法院发现该判决有错误，报请院长审查。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认为228号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应当再审。原审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案号为（2005）深南法审监民再字第2号（以下简称第2号再审案件）。该再审判决作出后，邓勇不服，提起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06）深中法民一终字第177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第2号案件再审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原审法院据此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案号为（2008）深南法民二初字第325号（以下简称325号案件）。该判决作出后，邓勇对此不服，提起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0）深中法民一终字第61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325号案件判决书，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原审法院又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案号为（2011）深南法民重字第5号。该判决作出后，上诉人邓崇汉、刘伟力对此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228号判决查明，1995年1月7日，邓勇向深圳南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陆公司）租赁了深圳市南油大道美食大都第一栋a号面积为394.3平方米的铺位，并向工商部门申领了个体工商执照，起字号“旺旺酒楼”。邓勇在该铺位投资装修后，该酒楼于同年5月18日开业。后南陆公司与邓勇因铺位减免租金问题发生纠纷，最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5年12月10日作出终审判决，案号为（1995）深中法房终字第108号（以下简称108号案件）。1995年6月28日，邓勇与邓崇汉、刘伟力签订了一份合作经营协议，约定邓勇与邓崇汉、刘伟力合伙经营酒楼，每人占1／3股份，风险共担，利润分享，三方确定邓勇前期投资55万元，邓崇汉与刘伟力签约后支付邓勇8万元股份款，其余部分采用经营方式偿还，即在两人未付清股份款前，利润按2：1：1分成，邓崇汉、刘伟力付清股份款后再按每人1／3分成利润，协议签订后的酒楼开支等费用由邓崇汉、刘伟力支付，该费用作为邓崇汉、刘伟力的投资股份，等等。合作协议签订后，刘伟力支付了8万元给邓勇。此后邓崇汉、刘伟力知道邓勇与南陆公司存有租金诉讼，双方遂于1995年7月2日签订了“关于参与南陆公司诉邓勇房租纠纷一案”协议。同年7月中旬，邓崇汉与刘伟力对酒楼进行部分装修，并将酒楼更名为“梅州旺旺酒楼”（未在工商部门办理合伙登记）。同年8月中旬，酒楼重新开业。双方合伙经营后，由于酒楼管理不善，账目混乱，生意又不好，双方发生矛盾。同年10月12日，邓勇与邓崇汉、刘伟力签订了一份酒楼转让协议，约定：邓勇退出酒楼经营，以50万元价格将酒楼转让给邓崇汉、刘伟力。邓崇汉、刘伟力入伙时支付的8万元作为转让费，尚欠的转让费42万元由邓崇汉、刘伟力分三期向邓勇付清，即于签约之日邓崇汉、刘伟力付邓勇3万元，于1995年12月31日前邓崇汉、刘伟力付邓勇2万元，于1996年6月30日前邓崇汉、刘伟力付邓勇37万元。邓勇交付的南陆公司房屋押金94632元，在租赁合同期满后，由邓崇汉、刘伟力连本带利一次性付给邓勇。1995年6月28日以后的酒楼债权债务由邓崇汉、刘伟力负责，等等。转让协议签订后，邓勇将酒楼财产（电器设备、桌椅、餐具、厨具、食品、装修）及有关清点手续移交给邓崇汉、刘伟力，但未在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酒楼转让后，邓崇汉支付转让费1万元给邓勇，其余转让费未支付给邓勇。
邓崇汉、刘伟力代邓勇支付了双方合伙经营前的水电费5487.78元、签单餐费2937.5元。经评估部门对酒楼经邓崇汉、刘伟力重新装修部分价值进行评估，装修费为90435.73元，现残值为78377.63元。邓勇与邓崇汉、刘伟力合伙经营期间的账目经审计部门审计，计得酒楼经营亏损为88154.47元（含未缴酒楼租金80437.2元）。1996年3月份，邓崇汉、刘伟力停止了酒楼经营，但至今仍未交纳任何酒楼租金，也未将酒楼财产和有关手续以及钥匙交还邓勇。
228号判决认为，邓勇与邓崇汉、刘伟力签订的酒楼合伙、转让协议，未经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合伙、转让登记手续，违反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伙、转让协议无效。对此，双方均有过错，当事人依据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返还对方，并根据双方过错大小，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在无效合同履行中，邓崇汉、刘伟力反诉邓勇请求赔偿损失40万元的主张，无事实依据，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六十一条第一款、《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第九条第二款、《深圳经济特区合伙条例》第五条、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邓勇与邓崇汉、刘伟力签订的酒楼合伙、转让协议无效；二、邓勇返还被告邓崇汉转让费1万元；返还被告刘伟力转让费8万元，并偿还邓崇汉、刘伟力垫付的水电费5487.78元，签单餐费2937.50元；三、邓崇汉、刘伟力经营酒楼期间（1995年10月13日至判决生效后移交酒楼时止）的酒楼租金（按邓勇交纳房主南陆公司的租金标准）由邓崇汉、刘伟力负担；四、合伙经营期间亏损88154.47元（含未交酒楼租金80437.20元）由邓勇及邓崇汉、刘伟力各负担1／3；五、邓崇汉、刘伟力返还邓勇酒楼财产（按原移交财产清单），并补偿邓勇财产使用折旧费（使用期为一年，电器设备月折旧率1.87%，其他设备月折旧率3.75%，装修折旧率分五年分摊），若邓崇汉、刘伟力不能返还，则赔偿（扣除装修费20万元，在30万元范围内赔偿，赔偿部分不补折旧费）；六、邓崇汉、刘伟力返还邓勇酒楼钥匙、营业执照、税务登记、公章等手续；七、邓勇对酒楼原装修残值以及邓崇汉、刘伟力对酒楼部分重新装修残值，各方若有一方继续租赁该酒楼留用，应补偿对方，双方都不留用，其损失各自负担。以上第二、三、四、五、六项判决，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交付（双方相互给付部分可抵除，邓崇汉、刘伟力负担租金部分交付邓勇，由邓勇交纳南陆公司）。案件受理费11717元，由邓勇负担7027元，邓崇汉负担2343元，刘伟力负担2343元；反诉费13160元，邓勇负担2044元，邓崇汉负担8050元，刘伟力负担3066元；审计费12000元，由邓勇及邓崇汉、刘伟力各负担1／3；评估费3000元，由邓崇汉负担。
二、第2号再审案件补充查明，“旺旺酒楼”铺位的出租人为深圳东海美食大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公司），邓勇为承租人。邓勇承租后，将酒楼转租给邓崇汉与刘伟力。因邓崇汉与刘伟力欠租，致邓勇拖欠东海公司房租，故导致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108号案件和本案诉讼。108号民事判决以东海公司与邓勇之间的租赁合同无效为由认定合同终止，并判令邓勇应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酒楼给东海公司，邓勇向东海公司支付截至1996年1月30日的租金。108号判决还认定酒楼每月租金为每平方米60元。第2号再审案件的判决为：维持第28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五、六、七项，撤销第三项，并判令邓崇汉、刘伟力经营酒楼期间（从1995年10月13日起至1996年1月30日止）的酒楼租金（按邓勇交给南陆公司租金标准）由其自行负担。
三、第325号案件补充查明：1、1998年3月31日，邓崇汉向邓勇出具了一份还款计划，内容为：“98年4月30日前每个月还款人民币5万元整。至98年8月30日前还清人民币二十五（万）元整，其余人民币二十八（万）元99年5月30日前还清。如果没有完余款每月10%利息照计。注99年5月30（日）没清余款按月计息。总计人民币五十八万元。”邓勇在还款计划上签名，邓崇汉在还款计划上签名按捺。
2、1998年11月3日，刘伟力向邓勇出具了一份还款计划，内容为：“98年11月还2万，98年12月还3万，99年3月还5万，99年6月还10万，99年9月还10元，99年12月还13万，按期还款，按月息15%计息。余款5万视经济情况好转尽早还，不超过99年底。大写肆拾捌万元正。”刘伟力在还款计划上签名，邓勇在还款计划上签名并注明“请刘伟力按期执行”。
3、在第228号案件执行过程中，邓崇汉共向邓勇支付执行款659950元（不计原审法院从中扣除的3050元诉讼费用），具体明细如下：（1）1998年6月26日支付15000元；（2）1998年10月13日支付2万元；（3）1999年4月5日支付18000元；（4）1999年8月10日支付8万元；（5）1999年8月11日支付3万元；（6）2000年12月15日支付50万元。
4、邓勇确认在上述案件的执行过程中，刘伟力共向邓勇支付执行款8万元，具体明细如下：（1）1999年4月2日支付5000元；（2）1999年6月17日支付1万元；（3）1999年7月25日支付7000元；（4）1999年9月27日支付54000元；（5）1999年11月5日支付3000元；（6）2003年11月8日支付1000元。除以上8万元外，邓勇与刘伟力对三笔款项合计40万元的性质存在争议，刘伟力主张以下三笔款项为其支付给邓勇的案件执行款。邓勇则称此款不属于执行款，实为深圳市宝安区装饰工程联合公司向深圳市南山开发实业公司蛇口建材商场支付的装修款，邓勇仅是经办人，以上款项也并未经过原审法院执行局转交。争议款项包括：（1）2000年1月29日支付20万元；（2）2000年6月2日支付15万元；（3）2000年9月9日支付5万元。在（1997）深南法执字第231号执行案卷中存有邓勇开具的三份收条复印件，内容分别为：“今收到刘伟力先生拿来x款支票贰拾万元正（支票10310290#宝安支行发展行）。此据。收支票人：邓勇。2000年元月29日”、“收到刘伟力先生支票（发展行宝安支行ixvi10335493）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正。此据。收到人：邓勇。2000年6月2日”、“今收到刘伟力先生拿来支票10347230#深发展行，伍万元还款。此据。收到人：邓勇。2000年9月9日。”原审法院依法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鸿瑞支行调取了以上收条所涉的三张支票，出票人均为深圳市宝安区装饰工程联合公司，持票人为深圳市南山开发实业公司蛇口建材商场，票据款项均已转入持票人账下。
5、南陆公司于1994年6月30日登记成立，于1998年11月4日被吊销；东海公司于1994年3月22日登记成立，于1999年12月23日被吊销；南山区旺旺酒楼于1995年4月6日登记成立，于1997年2月24日注销，经原审法院向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无南山区旺旺酒楼的吊销记录。
6、2001年1月17日，原审法院在曾询问邓勇“旺旺酒楼”拆迁时被法院查封的酒楼设备去向。邓勇称：“拆酒楼时，让申请人东海公司拿走了，连酒楼的其他设备也都被他们拿了……”
第325号案件判决内容与第2号再审判决内容一致。邓勇又不服，提起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0）深中法民一终字第616号民事裁定认为，第228号案件的判决时间是1996年11月，此时酒楼尚在邓崇汉与刘伟力经营之下。结合原审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制作执行笔录和当事人自愿订立的还款计划等证据，可以进一步推定酒楼在该案执行过程中还处在邓崇汉与刘伟力经营之下，并且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了和解协议，邓崇汉与刘伟力亦已将这段期间的租金交付给了邓勇。由此，邓勇虽在1996年起诉时主张酒楼租金计算至其起诉当日即1996年1月30日止，但在原审法院进行再审和发回重审后，邓勇已变更诉讼请求，请求将租金计算至1998年11月酒楼拆除时止，原审法院也已将变更后的起诉状附卷。本案从邓勇起诉至今，审理时间较长，当事人在本案再审和发回重审过程中均请求变更诉讼请求，为减少讼累，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四、原审法院在本案中另行补充查明如下：
1、邓崇汉、刘伟力于1995年10月12日向邓勇出具欠条，内容是“欠到邓勇先生人民币叁万元正，95年12月31日前还清。逾期每日加收滞纳金3%”。
2、邓勇提交了两张收款收据以证明其在1996年1月30日后仍向东海公司支付酒楼租金。两张收款收据均盖有东海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一张收据的时间为1996年4月5日，记载收到邓勇交来房租伍万元，一张收据的时间为1996年7月5日，记载收到邓勇交来房租叁万元。
3、邓勇于1997年3月7日向原审法院申请执行，内容包括所欠租金、财产返还、折旧等50万元，执行款利息，酒楼财产和有关证件返还等。邓勇在第2号再审案件审理期间变更了关于租金的诉讼请求，请求判令邓崇汉、刘伟力支付酒楼租金，自1995年6月28日至1998年11月酒楼拆除时止。在本案再审期间，邓勇明确其租金的请求为自1995年6月28日至1997年10月酒楼搬迁时止。关于涉案酒楼何时搬迁，刘伟力于1998年9月向原审法院执行庭提交的书面说明中称，其与邓崇汉签订的清账协议是1997年7月13日，而酒楼被拆是1997年10月3日的事。
4、关于邓勇在执行案件中所收到的款项，邓勇主张其收到邓崇汉付款656900元，收到刘伟力付款8万元，另外40万元是宝安装饰工程公司交给南山建设开发公司蛇口建材商场的款项，不是刘伟力交付的执行款，邓勇和刘伟力仅仅是经手人而已。
原审认为，邓勇在第2号再审案件审理期间变更了关于租金的诉讼请求，请求判令邓崇汉与刘伟力支付酒楼租金自1995年6月28日至1998年11月酒楼拆除时止；在本案再审期间邓勇明确其租金请求为自1995年6月28日至1997年10月酒楼搬迁时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可以合并审理。双方的主要争议在于，邓崇汉与刘伟力是否应当向邓勇支付1996年1月30日后的租金。首先，原审法院作出第228号民事判决时，酒楼尚在邓崇汉与刘伟力经营之下，刘伟力自认酒楼于1997年10月3日被拆；其次，第228号判决判令邓崇汉、刘伟力承担经营期间（1995年10月13日至判决生效后移交酒楼时）的酒楼租金，该判决因双方均未上诉而生效。邓勇申请执行的内容包括“所欠租金、财产返还、折旧等50万元，执行款利息，酒楼财产和有关证件返还等”。在执行过程中，邓崇汉于1998年3月31日向邓勇出具了一份总计58万元（未包括利息）的还款计划，其实际支付了656900元。刘伟力于1998年11月3日向邓勇出具了一份总计48万元（未包括利息）的还款计划，其实际付款了8万元。刘伟力关于三张支票合计40万元系其向邓勇支付的执行款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认定。上述事实表明，邓崇汉与刘伟力分别与邓勇签订执行和解协议，虽然其均并没有在对方的还款协议上签字，但不影响其单独签字的还款协议的效力，且邓崇汉与刘伟力已将1996年1月30日后的租金交付给邓勇；再次，南陆公司与东海公司分别于1998年11月4日、1999年12月23日被吊销，邓勇分别于1996年4月和7月向东海公司缴纳5万元和3万元房租。综上，邓勇要求邓崇汉与刘伟力承担1996年1月30日至1997年10月3日的酒楼租金，符合自愿、公平原则，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之规定，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维持（1996）深南法经一初字第288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五、六、七项判决及案件受理费、反诉费、评估费、审计费的判决；二、撤销（1996）深南法经一初字第28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邓崇汉、刘伟力经营酒楼期间（从1995年10月13日起至1997年10月3日止）的酒楼租金（按邓勇交给房主南陆公司租金标准）由邓崇汉、刘伟力负担。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邓崇汉、刘伟力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将酒楼的经营截止日认定为1997年10月3日是错误的。根据历次判决确认，邓崇汉与刘伟力应承担的酒楼租金应按邓勇交给南陆公司的标准即每月每平方米租金60元计算，租金先交给邓勇，再由邓勇交给南陆公司。同时确认本案与邓勇和东海公司、南陆公司的（1995）深中法房终字第108号民事判决是连环诉讼，本案将108号案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实际上108号案已生效并实际执行，案号为（1996）深南法执字第130号。从相关材料可以得知，东海公司申请法院执行邓勇的租金等上限为25万元，该130号执行案是以邓勇部分履行后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而裁定终结执行。因此，邓崇汉、刘伟力应支付给邓勇的租金按理不应超过邓勇应付给东海公司和南陆公司的租金。108号案明确判定邓勇应承担的租金到该判决送达之日止，而108号案判决书落款时间为1995年12月10日，送达时间是1996年1月30日，第2号再审案件将租金截止日期确定为1996年1月30日，是最接近客观事实的。原审判令邓崇汉、刘伟力支付租金到1997年10月3日，无事实依据，也不合常理，对邓崇汉、刘伟力显失公平公正，且给邓勇不当收取租金营造法律条件。既然邓勇在1996年1月30日后都不用再支付给南陆公司和东海公司租金了，其就无权向邓崇汉、刘伟力收取租金。原审以邓勇在1996年4月和7月还向东海公司缴纳租金的事实推断邓崇汉、刘伟力还在经营酒楼，太过主观臆断。因为130号执行案于1996年3月就已申请执行，邓勇的两次交款行为就是在其与东海公司的租金纠纷案的执行过程中交付的，在此之前，邓勇与东海及南陆公司的租赁合同于1995年8月1日都已终止，铺面也全部由东海公司接管，即双方租赁事实在130执行案件立案前就已终止。原审还以刘伟力陈述称酒楼被拆是在1997年10月3日，就此认定租金支付截止时间为1997年10月3日，毫无依据，酒楼被拆与实际经营终止完全是两码事。
二、原审判决已查明原审法院在执行第130号案件时，曾询问邓勇“旺旺酒楼”拆迁时被查封的酒楼设备去向。邓勇称：“拆酒楼时，被申请人东海公司拿走了，连酒楼的其他设备都被他们拿了……”由此可知，酒楼的财产被邓勇在另案中抵债了。既然事后发生的事实能得知财产的去向，则邓崇汉、刘伟力不应返还也客观上不能返还酒楼财产。该判项应该随着事后发生的事实作相应的改变。且邓勇在执行笔录中还存在以下疑点：一是邓勇陈述酒楼在执行时已被拆除，这与刘伟力的陈述相冲突，原审仅采信刘伟力的自认而不认定邓勇的自认，没有依据；二是邓勇讲到东海公司同意后面的租金不用支付，那邓崇汉、刘伟力就没有依据向邓勇支付租金；三是邓勇讲到查封的财产是其个人的，财产都已被其拿去另案执行抵债了，原审判决第五项还要求邓崇汉、刘伟力返还酒楼财产，客观上不存在可行性。
三、原审没有认定刘伟力支付的三张支票共40万元是本案执行款，是错误的。暂且不论以288号判决为执行依据的（1997）深南法执字第231号案件中，邓崇汉、刘伟力分别所作的执行和解协议是否有效，该执行案是以邓崇汉、刘伟力履行完毕还款协议的形式结案的。本案主执法官在关于执行案件的情况汇报的材料中也有所体现。由此，在执行程序中，原审法院是认可该40万是执行款的。该40万收条全部附在执行案卷中，邓勇在收条中也写明还款的字样，且最后一笔5万元的时间是2000年9月，与执行法官的情况汇报材料是相符合的。在日常生活中，由他人代收代付款项的情形是十分常见的现象。结合支票支付的相关规定，对公账号不能直接转到私人账号，因此由邓勇接手将款项转到以其为负责人的建材商场，也符合常理。
四、在288号判决未推翻之前，邓崇汉、刘伟力对之后的交付租金是没有选择权的，不由得邓崇汉、刘伟力是否自愿交付，是在有执行背景下不得己而为之，原审认定“邓崇汉、刘伟力已将1996年1月30日后的租金交付给了邓勇”，没有依据。另外，执行和解协议是在288号判决未推翻之前所签，现作为执行依据的法律文书都应改判，据此所作的相关协议理应归于无效。邓勇申请执行的标的最高上限也就50万元，但邓崇汉、刘伟力加起来的执行款远远大于执行标的，明显不公。据此，上诉人邓崇汉、刘伟力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邓勇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刘伟力二审时提交了原审法院于2001年4月4日作出的限期履行通知书，告知刘伟力，原审法院在执行第228号案件中认定其已经偿还了本金，尚欠利息71233.79元未付。原审法院同时列明了上述利息的详细计算方式，共9项。其中第6项本金为41.8万元、第7项本金为21.8万元、第8项本金为6.8万元、第9项本金为1.8万元。
原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已经查明的事实，本案目前的争议焦点有二：一为邓崇汉与刘伟力应支付邓勇酒楼租金的截止时间；二为宝安装饰工程公司以支票方式支付给南山建设开发公司蛇口建材商场的40万是否为刘伟力支付的执行款。本院对此分析如下：
一、关于酒楼租金的截止时间。根据各方当事人于1995年10月12日签订的酒楼转让协议，1995年6月28日之后酒楼的债权债务均由刘伟力和邓崇汉负责。该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虽被原审法院以未经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合伙、转让登记手续为由认定为无效，但不影响该协议在各方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根据该协议，该酒楼自1995年6月28日之后由邓崇汉和刘伟力实际控制，其自应自此时起对酒楼铺位的出租人东海公司履行支付租金的义务。虽然本院已生效的（1995）深中法房终字第10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邓勇应向东海公司支付截至1996年1月30日的租金，但该判决并未认定1996年1月30日之后的租金支付情况，亦未否认或免除邓崇汉和刘伟力在1996年1月30日之后的租金支付义务。鉴于邓崇汉与刘伟力在酒楼转让协议签订后仍向邓勇支付了租金，邓勇亦于1996年4月和7月分别向东海公司缴纳5万元和3万元，故本院认定上述生效判决作出后，各方当事人对租金的支付惯例仍为邓崇汉和刘伟力将租金支付给邓勇，邓勇再支付给东海公司。由于东海公司于1999年12月23日被吊销，在酒楼于1997年10月被拆除之前，该酒楼租金的最终收受主体仍然存在，邓勇作为酒楼租金的直接收受主体，有权要求酒楼的经营人刘伟力和邓崇汉向其支付酒楼经营期间的租金。刘伟力和邓崇汉主张其自1996年1月30日之后就没有再经营酒楼，既无证据支持，也与两人在1996年1月30日之后继续向邓勇支付酒楼租金的行为不符，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两人向邓勇支付租金的起止时间为1995年10月13日至1997年10月3日，事实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二、关于宝安装饰工程公司以支票方式分三次支付给南山建设开发公司蛇口建材商场的40万元，经审查，该支票系刘伟力直接支付给邓勇，邓勇向其出具了三张收条。由于支票具有无因性的特点，支票的出票人宝安装饰工程公司与本案是否存在关联，对该款项的支付性质并无影响。该款项虽然由南山建设开发公司蛇口建材商场实际收取，但邓勇当时为南山建设开发公司蛇口建材商场的负责人。在刘伟力向其支付支票时明确以其个人名义出具了收条，在该收条上均未注明款项性质为刘伟力与南山建设开发公司蛇口建材商场之间的经济往来款项，亦未注明邓勇收取该支票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在没有相反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该收条应视为邓勇个人收取的款项。并且，该三张收条已收录于原审法院对本案的执行卷宗之中，原审法院向刘伟力出具的限期履行通知书亦载明刘伟力已经全部偿还了其出具的执行和解协议载明的本金部分，并在利息计算方式中注明第6项本金为41.8万元、第7项本金为21.8万元、第8项本金为6.8万元、第9项本金为1.8万元。可以证实刘伟力分三次支付了本金20万元（41.8万元-21.8万元）、15万元（21.8万元-6.8万元）和5万元（6.8万元-1.8万元），这与刘伟力出具的三张支票和邓勇出具的三张收条一一对应，足以证实涉案40万元款项为刘伟力向邓勇支付的执行款。邓勇主张该款项属宝安装饰工程公司与南山建设开发公司蛇口建材商场之间的经济往来款，但没有提交证据证实两公司之间或刘伟力与南山建设开发公司蛇口建材商场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至于南山建设开发公司蛇口建材商场在收到该款项后有无向邓勇实际支付，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邓勇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不当。鉴于原审判决是对228号民事判决各判项的处理意见，228号民事判决是对双方当事人在酒店转让协议无效的情况下各自返还财产并承担责任的认定。而涉案40万元款项是双方当事人在228号案件的执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故本院对该40万元款项的认定，并不影响原审判决结果，仅作为本案生效后在执行程序中重新评价刘伟力与邓崇汉执行情况的判决依据。对原审判决，本院仍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雅 媛
审 判 员 刘付伟贤
代理审判员 陈 云 峰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胡 旬 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