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徐民五（民）初字第447号
原告朱琴娥。
委托代理人魏安学。
委托代理人顾丽君，上海市新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法定代表人李林。
委托代理人李小良，上海市万隆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晨光，上海市万隆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琴娥诉被告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人事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7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之后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琴娥及其委托代理人魏安学、顾丽君，被告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的委托代理人李小良、张晨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琴娥诉称，2010年7月1日，原告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生化细胞所）签订聘用合同，主要约定：合同期限自2010年7月1日起至2012年6月30日止；聘用部门为生化细胞所XXX组。2012年5月底前，被告拟继续聘用原告。但2012年6月20日，原告被确诊怀孕后，被告未与原告续签聘用合同，并且安排原告进行工作交接，致使原告失去工作岗位，双方第一期聘用合同于2012年6月30日期满后，被告未安排原告新的工作岗位，并且要求原告不再上班。原告怀孕期间多次要求正常上班均遭到拒绝，被告要求原告休息但不支付工资，致使原告“在职失业”。原告是被告处事业编制内人员，对于事业编制人员是有相关的纪律约束和年终考核程序的，被告在年终考核时未对原告未上班的行为作出处罚，可以证明是被告提出让原告在家休息。双方签订的第一期《聘用合同》规定，合同期满，没有办理终止聘用合同手续而存在事实聘用工作关系的，视为延续聘用合同，延续聘用合同的期限与原合同期限相同。被告提供的2012年6月21日作出的《关于朱琴娥合同续签申请的说明》可以证明双方达成续签合同的合意，双方合同顺延至2014年2月28日。被告应在2014年1月31日前通知原告顺延结束，由于被告迟至2014年3月20日才通知原告二期聘用关系于2014年2月28日终止，实际上被告否决了自己的顺延，事实上就是续签，如果顺延应该办理顺延手续，实际就是事实二期聘用。原告符合被告处的住房补贴办法，并且原告应当享有的住房补贴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120，250元已于2012年4月公示通过，公示时原告为未婚，不应当以公示后原告变化的婚姻状态为依据认定原告的住房补贴，被告应当向原告发放住房补贴。原告可以要求与被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要求被告支付拖欠的工资及相关待遇。现起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一、从2014年3月1日起恢复聘用关系；二、支付住房补贴120，250元（1，850元／平方米＊65平方）；三、补发2012年7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期间工资85，684.08元（按月工资4，284.20元计算）；四、补发2012年7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期间第十三个月工资9，179.60元（其中2012年及2013年均为4，589.80元）；五、补缴2010年7月1日至2010年9月30日期间的社会保险；六、补发2010年7月1日至2010年9月30日期间工资10，500元；七、补发2012年7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期间高温费1，600元（2012年800元、2013年800元），过节费7，000元（2012年中秋节、国庆节、2013年春节、中秋节、五一节、国庆节、2014年春节各1，000元）。
被告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辩称，双方签订的聘用合同到期日为2012年6月30日，被告在到期日前一个月已通知原告不续签聘用合同。原告于2012年6月20日告知被告其已怀孕，并于同年6月26日登记结婚，被告据此将原告的聘用合同顺延至哺乳期满。原告是先收到被告不继签聘用合同的通知，再怀孕并领取结婚证，并非被告在知道原告怀孕后才告知原告不续签聘用合同。被告于原告哺乳期满的2014年2月28日终止双方聘用合同，于法有据，原告要求自2014年3月1日起恢复聘用关系没有法律依据。双方签订的系聘用合同，双方间的争议属于人事争议，根据《人事争议处理规定》，原告主张住房补贴的诉讼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处理的范围。另，原告登记结婚前在被告处的工作年限不满2年，不符合被告处享受住房补贴的条件，原告登记结婚后，其配偶已全额享受了住房补贴政策，故原告在婚前、婚后均不符合在被告处享受住房补贴的条件。2012年7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原告未至被告处上班，也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对于原告的缺勤行为，被告考虑原告处于“三期”，并且鉴于原告丈夫越级信访主张住房补贴，被告从照顾原告情绪及避免矛盾升级等方面考虑，未据此解除双方聘用合同，而是出于人性化考虑为原告缴纳了社会保险费并为原告垫付了原告个人应承担的部分，但被告从未以任何形式要求原告不上班，也从未以任何形式同意在原告不上班的情况下按照上班标准支付其工资及相关待遇，并且是否行使合同解除权也是被告的自主权利，在提起仲裁前原告也未向被告主张过工资及其他待遇。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上述期间的工资、十三薪、高温费、节日费等均于法无据。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补缴社会保险费的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且原告为非本市户籍人员，原告于2010年9月15日才取得上海市居住证，在原告取得居住证之前，被告客观上也无法为原告缴纳城镇社会保险费，被告对此不存在任何过错。被告已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足额支付了2010年7月1日至同年9月30日的工资，其中2010年8月20日支付了2010年7月份工资3，108元，2010年9月30日支付了2010年8月至同年10月的三个月工资8，608.80元，原告在收到款项后随即进行了取现和消费，表明原告对此是明知的，原告对此再行提起诉讼，做法不妥。综上，不同意原告所有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被告为事业单位法人，生化细胞所为被告下属部门之一，生化细胞所为非独立法人。2010年7月1日，原告至被告处工作。同日，原、被告及生化细胞所签订聘用合同，主要约定：合同期限自2010年7月1日起至2012年6月30日止，试用期为2010年7月1日至同年8月31日；聘用部门为生化细胞所XXX组；从事科研岗位的工作；原告的工资构成和标准为，按生化细胞所“三元”结构工资方案执行，每月试用期税前薪酬为3，200元（含440元车贴，20元／天，每月按22天计），试用期后税前薪酬为3，500元（含440元车贴，20元／天，每月按22天计）；原告工资调整、奖金、津贴、补贴以及特殊情况下的工资支付等，均按照国家政策和被告及生化细胞所的有关规定执行；被告及生化细胞所不续订聘用合同，应在合同期限届满前30日，将终止聘用合同决定以书面形式通知原告；聘用合同终止后，被告及生化细胞所应当为原告开具《终止聘用合同证明书》，并办理相关手续；合同期满前，三方协商一致，可以按照规定的程序续签聘用合同，续签聘用合同应当在聘用合同期满前30日内办理。续签的聘用合同的期限和工作内容等由三方协商确定，并签订《聘用合同续签书》。聘用合同期满，没有办理终止聘用合同手续而存在事实聘用工作关系的，视为延续聘用合同，延续聘用合同的期限与原合同期限相同，但最长不超过原告达到退休年龄的年限；该合同还就其他事项作了约定。2010年10月13日，被告为原告办理了上海市事业单位聘用人员登记，原告成为被告编制内人员，登记的聘用合同日期为2010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
2012年6月21日，生化细胞所作出《关于朱琴娥合同续签申请的说明》，内容为“朱琴娥系上海生科院生化与细胞所XXX研究组职工，2010年7月入所，合同自2010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止。联办（即生化细胞所联合办公室）和课题组已于5月底正式通知其合同到期将不再续签合同。6月20日接朱琴娥通知，在医院妊娠诊断结果为阳性，据此提出延长合同申请。特此说明。”原告于同日在上述说明上签字确认。原告在仲裁庭审时称，原告是在被告的逼迫下签名。在本院庭审时，原告称上述说明中载明的“已于2012年5月底正式通知原告合同到期将不再续签合同”的事实并不存在，5月底前双方已达成续签聘用合同的意向，后来被告认为原告未婚先孕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才导致原告不能正常上班。原告在5月底前已申请到中科院另外一个部门工作。
2012年7月中旬，双方协商后，被告打印了《工资和福利调整协议》，主要内容为，合同到期前一个月（5月29日）被告已通知原告合同到期不再续签合同，原告同意。2012年6月20日，原告因怀孕向被告提出续签合同。但原告怀孕无法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同时考虑至病毒学工作和化学试剂的潜在危险性，双方约定如下：自2012年7月1日起，原告将暂离工作岗位，全时在家休养至产假（或妊娠）结束，在此期间，被告除负责缴纳社保外，暂停工资发放，直至产假（或妊娠）结束，产假期间，原告享受生育生活津贴和医疗津贴，被告不再支付产假工资，其他福利参照被告处相关规定执行。产假（或妊娠）结束之后原告承诺自愿解除与被告的聘用关系。该协议还载明了其他内容。庭审中，被告称上述协议是在双方均认可“原告不上班，被告仅承担四金”的前提下，被告交原告签署的，因原告的原因未签署。庭审中原告称因对暂停发放工资有异议，故未在协议上签名。
2013年2月1日，原告与被告就原告聘用事宜进行了沟通，形成如下意见：1、双方一致认为应该严格按照单位职工房改住房补贴相关规定执行；2、鉴于原告于2012年6月21日（原告聘用合同至2012年6月30日期满）向单位提交了妊娠证明材料并提出顺延合同申请，单位与原告协商后形成如下原则并履行至今，单位根据国家规定将原告聘用合同期限顺延至三期（孕期、产期、哺乳期）结束，期间原告不到岗工作，单位仅承担四金；3、未尽事宜将加强沟通与协商。2013年2月16日，原告向被告发电子邮件称，根据上述谈话补充说明如下：1、课题组行使用人自主权。2012年7月初所里已经口头通知原告终止聘用合同，此后原告未能正常上班；2、目前原告依然属于正常在职状态，希望包括工作信息通知、住房补贴、薪酬奖金福利和生育待遇等，正常进行。其中住房补贴批次按2012年4月26日公示原告的事实状况，依照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统一规定正常发放房改补贴，公示以后及工作年限等将来的不确定因素，不予考虑；3、希望2年合同期满后，即2014年6月30日后，聘用关系正常延续。若不能回到生科所，请人事处在上海中科院系统内推荐。请求易老师等同志进一步协调。
2014年3月，生化细胞所向原告发出《聘用关系终止》通知，主要内容为，原告的聘用合同自2010年7月1日起至2012年6月30日止。生化细胞所于2012年5月正式通知原告合同到期不续签。6月20日原告告知单位在医院妊娠结果为阳性，已怀孕。单位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关于女职工“三期”保护的相关规定，将原告的聘用合同顺延至三期（孕期、产期、哺乳期）结束，即2014年2月28日止，此次顺延不视作续签。现原告与单位的聘用关系已于2014年2月28日终止，单位停止发放工资、福利及缴纳社会保险和公积金。请尽快到单位人事部门XXX老师处办理离职手续。落款日期为2014年3月。庭审中，原告称其在2014年3月20日收到该通知。原告未至被告处办理离职手续，原告称因对被告发出的上述通知有异议，故未去被告处办理离职手续。
另查明，2012年6月20日，原告在医院妊娠诊断结果为阳性。2012年6月26日，原告与魏安学登记结婚。2013年3月1日，原告生育一女。双方确认原告的哺乳期至2014年2月28日。2012年7月1日起，被告停发原告的工资，被告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至2014年2月，2012年7月至2014年2月期间原告个人应承担的社会保险费部分亦由被告垫付。
2011年12月13日，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印发了《新职工住房货币补贴实施办法》，该办法规定，2011年度新职工住房补贴适用对象为，1998年12月31日后、2009年12月31日（含）前进入生命科学研究院，服务期满2年，未列入各研究所、中心原职工住房分配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范围、实施时在岗并由生命科学研究院承担社保成本的职工。庭审中，原告称其系依据上述办法主张房贴。2012年12月31日，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又印发了《职工住房货币补贴实施方案》，该方案规定：1999年1月1日（含）后进入该单位的，需在该单位连续工作满2年（含）以上；已享受的职工住房货币补贴（含配偶方合计）需据实扣除；享受货币补贴者为单位累计服务期需满十年，因辞职、辞退等导致服务期未满十年者，按比例退还补贴；该方案还就其他事项作了约定。
原告配偶魏安学工作单位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审计局，2006年10月，魏安学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审计局按补贴单价2，800元标准享受住房补贴21，504元。1996年5月，魏安学在盐城市审计局获得分配房屋建筑面积72.32平方米。
被告每月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发放工资，其中2010年8月20日至2010年12月5日被告向原告银行卡转账支付注释为工资的款项如下：8月20日3，108元、9月30日8，608.80元、11月5日3，094.30元、12月5日3，094.30元。庭审中，被告称2010年9月30日发放的8，608.80元工资中包含向原告补发的2010年8月和9月的工资，其中8月份应得工资为3，200元、9月份和10月份应得工资均为3，500元，扣除原告个人承担的社会保险费等费用后，应发金额为8，608.80元。庭审中，原告称银行卡是被告帮原告办理的，原告2010年10月份才拿到工资卡，原告拿到工资卡的时候，上面的钱如何存取搞不清楚，亦不知道2010年8月20日发放的工资是哪个月份的。
原告提交的从浦东发展银行调取的其办理消费贷款用的《个人经济收入状况证明》记载有手写的“2012年7月起待产，休息在家”，落款处加盖有生化细胞所公章，落款日期2013年3月15日。庭审中，原告称上面所写的“2012年7月起待产，休息在家”与事实不符，原告当时提出了异议，但被告经办人称如不这样写就不给原告开具收入证明。被告对原告上述说法不认可，称原告在拿到上述证明时，对“2012年7月起待产，休息在家”的记载未提出任何异议。
再查明，2014年4月2日，朱琴娥以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为被申请人，向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1、从2014年3月1日起恢复聘用关系；2、支付住房补贴120，250元；3、补发2012年7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期间工资85，684.08元；4、补发2012年7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期间第十三个月工资9，179.60元；5、补缴2010年7月1日至2010年9月30日期间的社会保险费；6、补足生育生活津贴差额3，972.40元；7、补发2010年7月1日至2010年9月30日期间工资10，500元；8、支付因拖欠工资赔偿金105，363.68元；9、补缴2013年4月起减少缴纳和应该正常递增的社会保险费；10、补发2012年7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期间高温费、春节、中秋节、五一节及国庆节等节日费用10，000元。该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5月27日作出裁决：对朱琴娥的仲裁请求（除不予处理外）不予支持。该仲裁委员会以朱琴娥第2项、第4项、第5项、第6项、第9项、第10项仲裁请求不属于人事争议的仲裁处理范围为由，未予处理。裁决后，朱琴娥不服，起诉至本院。
2014年4月29日的仲裁庭审中，被告称原告从2012年7月起未至被告处上班也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原告回答其一直要求上班，但被告不让其上班。2014年5月15日的仲裁庭审中，仲裁庭询问原告：“2010年7月之后没有去上班，有无提交病假证明？”原告回答：“没有提交，我一直要求上班的。”仲裁裁决书查明事实部分载明“申请人（即原告）于2012年7月1日起未上班”。2014年7月22日，本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时，本院询问原告对仲裁查明的事实及当事人在仲裁庭审所作的陈述是否异议，原告称没有异议。2014年11月19日，本院第二次开庭审理时，原告则称2012年7月份继续在被告处上班，当时感觉到被告不想让原告上班，因为都知道原告怀孕，在这个过程中被告多次要求原告交接工作，期间原告也因为要去杭州办理生育证明请过几次假。7月20日左右被告拿出一份要求原告在家休息、被告不发工资仅承担四金的协议让原告签，原告未同意，因为原告在课题组里等于被架空了一样，故坚持了一段时间，2010年8月之后未到过被告处。本院第二次开庭审理时，原告还陈述2012年7月1日后原告都是正常在被告处上班的直至同年的9月中旬才不正常了。本院询问原告在被告处实际工作至何时，原告代理人称原告工作至2012年8月31日，这个日期是根据现在倒推的。原告本人称在被告处工作至2012年8月中旬左右。
以上事实，除双方当事人一致的陈述外，另有原告提交的聘用合同、聘用关系终止通知、仲裁庭审笔录、电子邮件、工资和福利调整协议、个人经济收入状况证明，被告提交的上海市事业单位聘用人员名册、关于朱琴娥合同续签申请的说明、结婚证、新职工住房货币补贴实施办法、职工住房货币补贴实施方案、职工配偶方单位住房补贴情况核实表、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证明，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因原、被告与生化细胞所签订的聘用合同载明，被告与生化细胞所在聘用合同的订立、履行、解除和终止方面享有同样的权利与义务，且生化细胞所为非独立法人属于被告下属部门之一，故在本案中生化细胞所作出的相关决定可视为被告作出。原告于2012年6月21日签名的《关于朱琴娥合同续签申请的说明》载明被告已于2012年5月底正式通知原告合同到期不再续签，原告称其系在被告逼迫下签名，被告并未通知过原告不续签合同，2012年5月底前双方已达成续签聘用合同的意向，因被告对原告上述主张不予认可，原告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故本院对原告上述主张不予采信，本院依据该说明认定被告已于2012年5月底前正式通知原告双方聘用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签，被告该行为符合双方聘用合同中关于被告不续签聘用合同时应在合同期限届满前30日通知原告的约定。又因，原告于2012年6月20日告知被告其已怀孕，原告于2013年3月1日生育，双方确认原告的哺乳期至2014年2月28日，故被告于2014年3月以原告的聘用合同顺延至孕期、产期、哺乳期三期结束日即2014年2月28日终止，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及双方聘用合同的约定。虽然被告在2014年3月通知原告双方聘用关系于2014年2月28日终止，但因2012年7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期间为双方聘用合同的法定顺延期间，在该顺延期间双方未签订《聘用合同续签书》，原告也未到被告处工作，原告未向被告办理过请假手续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同意原告在家休息，故本院对于原告关于被告应在2014年1月31日前通知原告顺延结束，由于被告迟至2014年3月20日才通知原告二期聘用关系结束，实际上被告否决了自己的顺延，事实上就是续签的主张不予采纳。综上，原告要求被告自2014年3月1日起恢复聘用关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被告称自2012年7月1日起原告未到被告处工作，被告从未以任何形式要求原告不上班，从未以任何形式同意在原告不上班的情况下支付其工资及相关待遇，原告也从未以任何形式要求到被告处上班，亦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原告对被告上述主张不予认可，称系被告要求原告休息不到被告处上班，原告多次要求上班均遭到被告的拒绝。原告为证明其该主张仅提交了被告于2013年2月1日发给原告的电子邮件及原告于2013年2月16日向被告发送的电子邮件，但从两份电子邮件分析，被告向原告发送的邮件中表述双方达成的意见是“鉴于原告于2012年6月21日向单位提交了妊娠证明材料并提出顺延合同申请，单位与原告协商后形成如下原则并履行至今，单位根据国家规定将原告聘用合同期限顺延至三期（孕期、产期、哺乳期）结束，期间原告不到岗工作，单位仅承担四金。”原告在其2013年2月26日回复被告的电子邮件中，亦未明确提出要求去被告处上班，故依据原告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上述主张成立。另，原告在仲裁及本院庭审过程中，对其在被告处的最后工作时间作了多种相互矛盾的陈述，本院结合仲裁庭审笔录中原告的相关陈述，及原告在本院2014年7月22日庭审中对于仲裁查明原告于2012年7月1日起未上班的事实无异议的陈述，认定2012年7月1日之后原告未至被告处工作。综上，因2012年7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原告未向被告提供劳动，也未办理请假手续，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系被告不让原告上班，并且被告同意在原告不上班的情况下仍向原告支付工资及相关待遇，故原告要求被告补发上述期间的工资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
对于原告主张的补发2010年7月1日至2010年9月30日期间工资10，5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分析如下：首先，被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被告于2010年8月20日、同年9月30日向原告银行卡分别汇入3，108元、8，608.80元，该银行卡为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领取工资的银行卡，交易注释为工资，被告称3，108元系向原告发放的2010年7月工资、8，608.80元为向原告发放的2010年8月至10月的工资。原告称银行卡是被告帮原告办理的，原告2010年10月份才拿到工资卡，原告拿到工资卡的时候，上面的钱如何存取搞不清楚，亦不知道2010年8月20日发放的工资是哪个月份的；其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有义务保留员工出勤记录及支付工资财务凭证的期限为2年，原告于2014年4月2日提起仲裁主张上述权利，已超出被告有义务保留原告出勤记录及向原告支付工资财务凭证的2年法定期限，故被告对于是否足额支付原告上述期间的工资不负有举证责任。而原告对其该主张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亦无法说明原告银行卡中上述款项的存取情况，根据双方聘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核算，被告已足额支付了原告2010年7月1日至2010年9月30日期间的工资，原告要求被告补发上述期间工资10，5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因被告为事业单位法人，原告为被告编制内人员，故双方间的争议属于人事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因双方在聘用合同中未对住房补贴、十三个月工资、高温费、过节费等作出过约定，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住房补贴、十三个月工资、高温费和过节费等的诉讼请求，均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人事争议案件的处理范围，本院对此均不予处理。因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欠缴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的争议，是征收与缴纳之间的纠纷，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补缴2010年7月1日至2010年9月30日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处理。
双方当事人对仲裁不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补足生育津贴差额及支付因拖欠工资赔偿金的申诉请求，均未提起诉讼，视为服从，因该裁决无执行内容，故本院不在判决主文中表述。双方对仲裁未处理原告关于补缴2013年4月起减少缴纳和应该正常递增的社会保险费的裁决，均未提起诉讼，视为服从，因该项裁决无执行内容，故本院不在判决主文中表述。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朱琴娥要求被告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自2014年3月1日起恢复聘用关系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原告朱琴娥要求被告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补发2012年7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期间工资85，684.08元工资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原告朱琴娥要求被告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补发2010年7月1日至2010年9月30日期间工资10，500元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免予收取。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马勇刚
审 判 员 赵永桥
人民陪审员 任立群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陈 琪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九十六条事业单位与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未作规定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