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21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调顺。
委托代理人：陈于华，湖北国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忠全。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永兵（曾用名黄斌）。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皇庭鸿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号聚豪华庭**层*号。
法定代表人：周忠全，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李调顺为与被上诉人周忠全、黄永兵、武汉皇庭鸿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庭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4）鄂武昌民商初字第008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皇庭公司成立于2008年11月18日，注册资本50万元，股东黄永卫和周忠全各占50%股权。
2011年2月24日李调顺与周忠全、黄永兵签订《合伙注资协议》，约定：三人自愿组成股份制企业皇庭公司，公司总投资10万元，其中李调顺投资33333元，公司经营管理由三人共同协商，集体决定，合伙人依法组成股份制企业，周忠全负责办理相关证件及负责政府相关部门事宜，本次合伙股份制企业经营期限为三年，合伙人三方共同经营管理，共同承担风险，共同负担盈亏，盈利和亏损按照各自投资比例分配，如退出公司，投资本金不退还，但公司财产按三方评估退还。
协议签订当日，李调顺向周忠全缴纳了33330元，周忠全出具的《收据》载明收款事由为公司合伙经营股份，含5000元项目经理押金，皇庭公司在收据上加盖了财务专用章。李调顺、周忠全、黄永兵以皇庭公司名义对外承揽装修工程，皇庭公司的股东登记没有发生变更。
2012年1月21日李调顺、周忠全、黄永兵签订《财务清算协议》，约定：皇庭公司三方股东周忠全、黄永兵、李调顺于2011年2月24日依法自愿组建合伙企业，由于客观原因无法继续经营，三方协商终止合伙经营关系，皇庭公司2011年度经营财务清楚明了，三方无异议；截止2012年2月7日全年经营无利润分红，尚有未收回工程尾款32826元，待收回后按参股比例分成；项目经理加盟押金由周忠全经手办理，且资金未入公司账户，押金退还事宜由周忠全经手办理，与李调顺、黄永兵无关；公司预留资金1500元作为自营工地质保维修费用，由黄永兵负责工程维修事宜，若维修资金不够，三方另行分摊，每个工地维修时，黄永兵必须告知周忠全、李调顺详情；项目经理质保金5526元由周忠全保管，李调顺负责项目经理工地保修工作的安排落实，若项目经理不能及时维修，李调顺安排维修并从其质保金中扣除费用，保修到期后，质保金根据保险情况退还项目经理。2014年9月15日，李调顺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解除《合伙注资协议》；周忠全、黄永兵、皇庭公司退还李调顺参股资金33333元、支付自起诉之日至退款之日止的延迟利息（按照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原审法院认为：合伙、有限公司、股份公司是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合伙的显著特征是合伙人以其全部财产对合伙债务负连带责任，有限公司、股份公司的股东以其投资为限对公司债务负有限责任。周忠全、黄永兵、李调顺签订的《合伙注资协议》中同时使用合伙、股份制企业、有限公司，可见三人对合伙、有限公司、股份公司三个法律概念的内涵并不清楚。从《合伙注资协议》的内容看，三人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并不以投资为限承担有限责任，符合合伙的企业特征，且《财务清算协议》明确约定终止合伙经营关系，使用的是合伙概念，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三人形成合伙关系。
诉讼中，原审法院向李调顺释明其与周忠全、黄永兵是合伙关系，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李调顺在指定期间没有申请变更，认为周忠全、黄永兵欺瞒皇庭公司已经成立的事实、双方是亲属关系、黄永兵签协议时使用别名，两人恶意串通，依然主张《合伙注资协议》无效，要求退还参股资金、支付利息。
李调顺在诉状中陈述周忠全应依法办理股东变更手续，由于没有得到皇庭公司股东黄永卫同意不能办理，由此陈述可以推论李调顺在签订《合伙注资协议》时是知晓皇庭公司已经成立的，自己只是从其他股东处受让股权，或者通过增资入股。李调顺诉讼中又提出不知道皇庭公司已经成立，周忠全、黄永兵欺瞒自己，由于该陈述在后，根据禁止反言的诉讼规则，原审法院认定诉状中陈述属实，李调顺关于欺瞒的陈述不属实。签订合同使用别名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存在亲属关系也不必然发生恶意串通，对李调顺关于《合伙注资协议》无效的主张不予确认，对其要求确认合伙注资协议无效、退还参股资金、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李调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3元，由李调顺负担。
上诉人李调顺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原审全部诉讼请求。其上诉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l、一审法院对《合伙注资协议》的性质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为《合伙注资协议》是属于合伙合同，而不是公司参股协议是错误的。《合伙注资协议》明确约定三方自愿组成股份制企业，合伙人依法组成股份制企业，企业的盈利和亏损按照各自投资的比例分配。周忠全收取李调顺的注资款时使用的是“武汉皇庭鸿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字样的财务章。结合协议约定条款以及交、收款方式来看，李调顺的真实意思是成立按投资比例享受利益和分担风险的有限公司，而不是无限连带责任的合伙企业。2、一审法院认为李调顺在签订协议时就了解皇庭公司存在的事实，周忠全、黄永兵不存在合同欺诈纯属主观臆断。李调顺一开始并不知道皇庭公司已经存在，也不知道黄永兵的真实姓名，直到双方发生争议后，2014年5月委托律师调查才知道皇庭公司早已成立，且黄永兵签订合同时使用的是假名字。3、一审法院认为周忠全、黄永兵虽是亲属关系但并不存在恶意串通欺瞒李调顺的认定也是错误的。4、一审法院对李调顺33330元的注资款的去向没有查明。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l、由于周忠全向李调顺隐瞒了皇庭公司已经成立的事实，而且其转让股权的行为也没得到皇庭公司的另一股东黄永卫的书面同意，其股权转让的行为也根本无法实现，因此，33330元注资款理应依法返还李调顺。2、周忠全和黄斌（即黄永兵）在与李调顺签订合同时，恶意串通、隐瞒真象的事实明确，证据确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规定，周忠全、黄永兵、皇庭公司应将33330元注资款返还给李调顺并赔偿损失。
被上诉人周忠全、黄永兵、皇庭公司未到庭应诉也未提交答辩意见。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查明：李调顺在一审开庭笔录中自述“他们（指周忠全、黄永兵）跟我说（皇庭公司）以前存在过，但是我不是很清楚，就是想着一起搞”；李调顺以皇庭公司名义对外签订装修合同并加盖皇庭公司印章。本案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李调顺与周忠全、黄永兵签订的《合伙注资协议》，系当事人之间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当事人各方均应全面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虽然《合伙注资协议》约定周忠全、黄永兵、李调顺三人组建股份制企业，嗣后周忠全也未为李调顺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但从协议书名称来看，李调顺系向合伙关系中注资；再从协议书内容来分析，三人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且周忠全出具的《收据》载明向李调顺收款事由为公司合伙经营股份；协议履行中，李调顺以皇庭公司名义对外签订装修合同并加盖皇庭公司印章；另外，《财务清算协议》确认周忠全、黄永兵、李调顺于2011年2月24日依法自愿组建合伙企业，由于客观原因无法继续经营，三方协商终止合伙经营关系；上述事实均说明李调顺与周忠全、黄永兵之间是合伙法律关系。故本院认为原审认定三人系合伙关系并无不当。李调顺上诉称其不知道皇庭公司早已成立，但从其在诉状中述称周忠全应依法办理股东变更手续，由于没有得到皇庭公司股东黄永卫同意不能办理，且其在一审开庭笔录中自述“他们（指周忠全、黄永兵）跟我说（皇庭公司）以前存在过，但是我不是很清楚，就是想着一起搞”，以及《合伙注资协议》签订当日周忠全出具的《收据》上加盖有皇庭公司的印章，李调顺未提出异议，上述事实表明李调顺对皇庭公司早已存在是明知的。李调顺上诉还称周忠全、黄永兵是亲戚关系，及黄永兵使用别名签订《合伙注资协议》，本院认为上述情形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故李调顺上诉认为周忠全、黄永兵是恶意串通并主张《合伙注资协议》无效的理由不成立。另根据《合伙注资协议》约定“如退出公司，投资本金不退还，但公司财产按三方评估退还”，李调顺上诉请求周忠全、黄永兵、皇庭公司退还其参股资金33333元及利息，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李调顺的上诉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635元，由上诉人李调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伟
审判员 张 静
审判员 李 娜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李雯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