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1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江岸社会保险管理处，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二七小路新江岸五村2号。
法定代表人岑泽秀，女，该处处长。
委托代理人陈绍武，男。
委托代理人邓勇，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国庆，系袁聪之父，黄石市国泰客运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成燕，系袁聪之母，无职业。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雷蕾，系袁聪之妻，武汉华博创景硅材料有限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锦乐，系袁聪之子，河北省唐山市。
法定代理人雷蕾，系袁聪之妻，武汉华博创景硅材料有限公司员工。
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黎，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程鹏，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武汉市工伤生育保险中心，住所地武汉市汉口建设大道***号中奇大厦***楼。
法定代表人涂仁清，男，该中心主任。
委托代理人谢砚超，男。
上诉人武汉市江岸社会保险管理处（以下简称江岸社保处）因原审原告袁国庆、李成燕、雷蕾、袁锦乐诉其与原审被告武汉市工伤生育保险中心（以下简称市工伤生育保险中心）工伤保险行政给付一案，不服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4）鄂江岸行初字第0003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4年8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江岸社保处的委托代理陈绍武、邓勇，被上诉人袁国庆、李成燕、雷蕾、袁锦乐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黎、程鹏，原审被告市工伤生育保险中心的委托代理人谢砚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9月12日，光大银行武汉分行职工袁聪欲搭乘飞机参加该行总行在厦门举办的“2012年零售授信业务风险管理培训会议”，在乘坐出租车前往机场的途中发生车祸，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同年9月25日，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江汉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车辆驾驶人在事故中负全部责任。同年10月31日，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袁聪的死亡属工伤。同年11月22日，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四原告与武汉邦成汽车出租有限公司、李文桥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经审理后，判决武汉邦成汽车出租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包括医疗费2，689.24元，丧葬费16，025.00元，死亡赔偿金367，48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11，894.00元，共计498，088.24元。2013年4月，光大银行武汉分行向被告江岸社保处申请给予袁聪工伤保险待遇，经被告江岸社保处初审及被告市工伤生育保险中心复核，核定袁聪家属享受一次性工亡补助金436，200.00元，抵扣民事死亡赔偿金367，480.00元后，余68，720.00元；丧葬补助金19，213.80元，抵扣民事丧葬费16，025.00元后余3，188.80元，以上两项合计71，908.80元；袁聪之子袁锦乐享受供养亲属抚恤金2882.07元／月，但因民事赔偿中已包含一次性被扶养人生活费111，894.00元，目前不具备支付条件，预期经核定的供养亲属抚恤金在38个月后可形成支付。2013年7月15日，经与光大银行武汉分行结算，被告市工伤生育保险中心就袁聪家属可享受的一次性工伤保险待遇向该单位支付71，908.80元。四原告认为二被告对袁聪核定的工伤保险待遇过低，核定的金额不应与民事赔偿相抵扣，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亲属在获得民事赔偿后是否还可以获得工伤赔偿问题的答复》（（2006）行他字第12号）的规定，故诉至法院。
原审法院另查明，被告市工伤生育保险中心负责全市工伤保险待遇审核业务的组织、实施与指导，被告江岸社保处承担本区工伤保险待遇审核业务。被告江岸社保处收到用人单位、工伤人员（家属）提出的工伤待遇申请后，经审核及验证相关资料后，应填制《武汉市工伤人员伤残（工亡）待遇申报审核表》，并报被告市工伤生育保险中心复核。
原审法院认为，1、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及《武汉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的规定，被告江岸社保处及市工伤生育保险中心作为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下设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有办理其辖区内工伤保险事务的法定职责。本案中对袁聪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系分别由江岸社保处进行初审及市工伤生育保险中心进行复核，且工伤保险待遇的支付由市工伤生育保险中心完成，四原告因对袁聪工伤保险待遇核定及支付有异议，有权将江岸社保处及市工伤生育保险中心作为共同被告一并提起诉讼。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劳动者基于工伤事故享有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同时，基于第三人侵权享有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二者虽然基于同一损害事实，但存在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之中，互不排斥，在法律上是并行不悖的。且是否请求获得人身损害赔偿和实际获得赔偿的多少与请求工伤保险给付并无法律规定之竞合选择关系。因此，四原告从侵权人处实际获得民事赔偿后，仍有权向社保经办机构申请享受工伤保险待遇。3、工伤保险是一种隶属于劳动法体系下的社会保险制度，对职工而言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性的福利制度。单位为职工缴纳了工伤保险费用后，职工在发生工伤事故时有权依照法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职工因公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从工伤保险基金中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该条例并未对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设置任何附条件的法律障碍。职工因工死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严格依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核定工伤保险待遇。二被告主张其对袁聪进行工伤保险待遇核定时，将民事赔偿中确认的对应款项从中扣除，符合《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及《武汉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的规定，但上述二规定对职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设置了附条件的法律障碍，与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和宗旨相悖，因此，二被告在对袁聪进行工伤保险待遇核定时将四原告先行获取的民事赔偿相应款项予以扣除，并最终依据核定的数额予以支付的行政行为适用法律依据不当，依法应予撤销。四原告主张撤销二被告作出的工伤赔偿待遇决定及要求二被告依法核定袁聪工伤保险待遇的请求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武汉市江岸社会保险管理处于2013年6月11日对袁聪作出的工亡人员待遇审核意见以及被告武汉市工伤生育保险中心于2013年6月28日对袁聪作出的工亡人员待遇审核意见。二、责令被告武汉市江岸社会保险管理处及武汉市工伤生育保险中心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袁聪工伤保险待遇进行重新审核。
上诉人江岸社保处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缺乏法律依据；法律层面否定了因第三人造成的工伤（亡）时，可获取双重赔付的观点；原审判决支持工亡者可获双重赔付的观点有失社会公平；本案是一起工伤保险待遇行政支付案件，而不是普通民事伤害赔偿案件，应当优先使用行政法律法规，原审判决不符合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原则；原审法院援引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并不能确定被上诉人可同时获得工伤基金和第三侵权人的双重赔偿。上诉人处理袁聪死亡工伤待遇案件适用法律依据有效、准确无误，应当予以维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请求撤销原判；维持上诉人依据国家和省、市相关规定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袁国庆、李成燕、雷蕾、袁锦乐辩称：现行《工伤保险条例》是双赔，上诉人有权在获得民事赔偿后再行申请工伤保险赔偿。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市工伤生育保险中心述称：上诉人处理袁聪死亡工伤待遇案件适用法律依据合法有效，应当予以维持；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
诉讼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和法律依据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坚持原审的质证意见。本院采信证据的理由与原审无异。根据有效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及《武汉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的规定，上诉人江岸社保处及原审被告市工伤生育保险中心作为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下设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有办理其辖区内工伤保险事务的法定职责。四被上诉人虽已获得民事赔偿，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第三人造成工伤死亡的亲属在获得民事赔偿后是否还可以获得工伤保险补偿问题的答复》（（2006）行他字第12号）以及《工伤保险条例》的精神，四被上诉人作为近亲属除可以依法获得第三人的侵权民事赔偿外，还可以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申请工伤保险待遇补偿。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武汉市江岸社会保险管理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 明
审判员 曹 波
审判员 姚建勇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王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