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闵民二（商）初字第412号
原告王临川。
委托代理人陈易，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庆，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绿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勇。
委托代理人蒲舜勃。
委托代理人佟文忠，上海创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李勇。
委托代理人佟文忠，上海创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徐培娟。
委托代理人佟文忠，上海创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临川与被告上海绿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浥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2月21日受理后，依法追加李勇、徐培娟为本案第三人，由代理审判员张文星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临川的委托代理人陈易，被告绿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蒲舜勃、佟文忠，第三人李勇及徐培娟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佟文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临川诉称，2010年6月，原告、李勇及其他7名自然人共同投资设立了被告绿浥公司，其中李勇出资人民币（币种下同）260，000元，原告和其他7名自然人每人各出资30，000元，共计出资500，000元。由于当初除李勇外，其余8人均在同一家公司供职，尚未离职，故股权均由李勇代持，未签署过书面协议。原告及其他7名股东共同委托李勇办理公司登记注册事宜并成立绿浥公司，同时原告及其他7名股东同意李勇作为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在绿浥公司经营过程中，原告作为投资人参与了公司的一些业务工作，同时公司也对原告进行了部分分红，其中有60，000元分红作为投资款，参与了被告的增资。从2012年开始，被告置原告股东权利不顾，不按比例对原告进行分红。2013年12月，被告书面发文要求终止与原告的员工关系且不承认原告的股东身份，故涉诉。请求法院：1、确认原告为被告绿浥公司的股东；2、确认原告持有被告绿浥公司0.9%的股权，出资额为90，000元；3、判令被告履行向原告签发出资证明书、将原告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以及将原告作为公司股东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之义务；4、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增加一项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第三人李勇、徐培娟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被告绿浥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股东为第三人李勇、徐培娟，二人是通过合法程序成为被告股东的，享有合法的股东权利。原告没有以任何出资方式向被告出资，也没有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被告股权，原告具有股东权利与事实及法律相违背。当时，除了李勇外有11个人分别向李勇合计出资300，000余元，李勇出资600，000余元，其中500，000元作为被告公司注册资本，另外100，000元和11人的借款用于公司经营。目前该11个人已经退出了，均是由李勇个人将本金还掉的。由于11个人与李勇之间有竞业关系，那些钱属于保证金，如该11人的行为损害被告利益，则李勇有权将本金退还。2013年，原告至被告处工作，不存在竞业关系了，保证金不需要了，故李勇以个人名义给了原告干股，并按照0.9%的比例予以提成，原告如离开公司，则应当将干股兑现，但是没有股权之说。
第三人李勇陈述，李勇与原告是借贷关系，是集资合作，原告并非为绿浥公司股东。
第三人徐培娟陈述，徐培娟增资入股是根据公司的经营状况，徐培娟从不知道原告作为隐名股东的存在，也不同意原告与李勇协议增加绿浥公司的股东。根据章程约定，增加股东需要修改公司章程，而修改章程需要全体股东同意，没有经过股东会同意，单方股东无权决定股东变动。另外，即使李勇转让股权，徐培娟也享有优先受让权。
原告为支持其诉请，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被告公司档案机读材料、2010年7月9日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及股东名录、2011年4月25日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及公司股东出资信息、2012年7月16日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及公司股东出资信息一组，证明被告成立于2010年7月27日，成立时注册资本为500，000元。股东为李勇一人，被告目前的注册资本为10，000，000元，股东为李勇和徐培娟；被告在2011年4月和2012年7月分别增过资；
2、2010年6月23日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一份，证明原告向被告出资30，000元，并汇入李勇的账户；
3、2011年5月至7月的工商银行对账单、2013年6月至7月工商银行卡账户明细清单各一份，证明被告于2011年向原告分红210，000元，其中150，000元的分红用于抵云南办事处的装修款，60，000元作为原告对被告的增资；被告于2013年7月12日又向原告支付过31，680元的分红；
4、云南省昆明市真元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一份，证明在李勇与原告之间的往来邮件中，李勇确认原告作为被告股东向被告共出资90，000元，原告在被告经营期间取得过被告支付的部分分红；原告作为被告的投资人参与过公司的日常经营；
5、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一份，证明李勇在QQ聊天记录中确认原告作为被告股东向被告出资90，000元，确认原告持有被告公司股权份额及出资款的构成，确认原告享有分红权、查阅被告财务报表的权利；
6、彭青松的证人证言一份，证明原告、李勇等八人共同出资成立了被告公司，是该公司的隐名股东；
7、2014年1月2日银行对账单一份，证明原告起诉后被告向原告退还了出资90，000元，说明被告对90，000元金额是无异议的；
8、工商银行明细清单一份，证明被告通过公司账户向原告支付工资和业务提成；
9、被告制定的销售提成制度一份，证明被告是按照1.5%计算销售提成的；
10、来源于QQ聊天记录中李勇向原告发送的财务报表两份，证明原告享有股东的权利，被告会定期向原告提交财务报表供原告查阅，被告向原告支付的2012年的分红是按照其提供的2012年利润表上的利润总额为基础，依照原告的持股比例得出的分红结果。
被告对原告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原告提供的档案机读材料不是最新的；对证据2、3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公司成立时有很多人与李勇发生款项往来，不能证明原告要证明的事实；证据3中15万元载明是“办事”系装修款，不是分红款；证据3中7月12日的汇款是股东李勇个人对原告的业绩分红，并非原告作为股东的分红；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邮件不同于其他法律文件，不具有完整性，原告从双方长期的邮件往来中截取了三封断章取义；证据5是李勇与原告之间的聊天记录，但是聊天时间是2012年9月，李勇仅是公司股东之一，不能完全代表被告；对证据6不予认可，证人未出庭作证，并且证人陈述的不符合事实，当时不是8个人而是11个人；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是原告离开公司时股东李勇给予的干股兑现90，000元，不认可原告的证明内容；对证据8的真实性认可，其中4，430元是工资、9，179元和10，616元是提成；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制度是从2012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对证据10的真实性不认可，内容也与被告的实际状况不符。
第三人李勇、徐培娟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
被告为支持其抗辩，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被告企业档案机读材料、公司章程、验资报告一组，证明公司股东系李勇、徐培娟二人，公司注册资本全部系二人经过合法程序出资，原告不存在任何向股东出资的行为，不享有任何股东权利；
2、股东决定及股东会决议一组，证明公司股东会由李勇、徐培娟组成，依法行使股东权利；
3、银行汇款记录一份，证明股东李勇个人向原告允诺奖励90，000元，已于原告离职时支付给原告；
4、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证明协议中人才是李勇真正的隐名股东；
5、薛建洪的证言一份，证明包括原告在内的11人与李勇之间系借款关系；
6、2011年4月15日的验资报告，证明公司第一次增资时的投入是现金，不是由公司净资产增资的；
7、2010年、2011年、2012年被告的年检报告，证明三年内公司的净利润，按照比例分红则不可能有这些利润分配；
8、劳动合同一份，证明原告在被告处从事销售工作，工作岗位在外地，因此发生装修费；
9、2010年至2012年原告的业务统计表各一份，证明除2013年外，原告在被告公司开拓的业务总共是3，430，000余元，销售费用为2%，提成是1.5%。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3无异议，并且证据3印证了原告提供的证据，说明被告对原告90，000元出资金额无异议，被告想撇清关系就急于汇款给原告；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签署时间是2013年1月6日，与公司刚成立的隐名股东没有关系；对证据5的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与原告证据6完全矛盾；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当初将分得60，000元分红作为增资是得到李勇确认的；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李勇在聊天记录中将2012年的实际报表发给了原告，其中提到了利润为3，520，000元；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9中“云南利农”的收款数有异议，其他金额均无异议，该证据恰恰证明被告是按照1.5%的比例提成，与原告获得的分红无关联。
第三人李勇、徐培娟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
第三人李勇、徐培娟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经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并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事实如下：
2010年6月23日，原告向李勇账户汇款30，000元。
2010年7月27日，绿浥公司成立，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500，000元，公司登记的股东为李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李勇。
2011年4月25日，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将注册资本变更为3，000，000元，登记的股东为李勇、徐培娟，二人认缴出资分别为2，940，000元和60，000元，持股比例为98%和2%。
2012年绿浥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0，000，000元，其中李勇认缴9，800，000元、徐培娟认缴200，000元，持股比例分别为98%和2%。
2012年9月10日，原告与李勇之间的QQ聊天记录显示：被告公司因为要报补贴，门槛是5，000，000元，所以李勇将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至10，000，000元，10，000，000股中原告有90，000股。目前，被告公司实际到位4，400，000元，在注册资本达到10，000，000元以前投进被告公司的钱，均会增加到原告的股本里。2015年前，原告的股份由李勇代持，2015年1月1日前给原告正式变更。如果原告2015年1月1日前离开被告公司，公司盈利的话，则退回原告原始股本金额；如果亏损，那么只能按净资产比例退；2015年1月1日以后，就算原告离开公司，股份也为原告留着。
2013年4月15日，原告与李勇之间的QQ聊天记录显示：李勇称原告可以随时看报表，并将2013年3月报表及2012年实际报表发送给原告查看。原告称其最早在被告公司的股权比例是五十分之三，李勇称五十分之三其实是一百分之三，因为投入是一百。李勇又确认，之后是三百分之三，目前是一千分之九。2010年没有分红，累加到2011年后分给原告，留了60，000元，就构成了90，000元。原告询问李勇今年分红是多少，李勇回复352＊0.9%。李勇又称2011年的分红原告已经分得，不然哪来的60，000元，还有抵原告150，000元房子装修等。
2013年4月22日，李勇向原告发送邮件：此封邮件正式确认你有绿浥的股份比例90，000股，目前总股数10，000，000元，占比0.9%。
2013年7月12日上午10：26分，李勇向原告发送邮件：……去年的分红，你回复我一下，你有发票提供，我就全额汇给你，没有，我就扣除10%汇给你，请尽快答复。原告收到邮件后回复：……2012年分红，我希望你今天汇到我卡上，发票我已经找到一部分，没有问题。……李勇收到该回复后又回复：分红我马上汇，你再发以下账号，以防搞错。……原告又回复：我的工行卡号是XXXXXXXXXXXXXXXXXXX，户名王临川。
当日，李勇向原告卡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的账户上汇款31，680元。
当日11：54分，李勇又向原告发送邮件，询问：款已汇，3，520，000元＊0.9%=31，680元。
2014年1月21日，李勇向原告账户汇款90，000元。
庭审中，双方确认被告于2011年6月13日、14日汇给原告的150，000元系装修款；被告及李勇确认李勇除经营绿浥公司外，再无经营其他公司。
另查明，2012年7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
本院认为，本案有以下争议焦点：
1、原告与李勇之间为何法律关系。原告称，被告公司设立前，原告向李勇账户汇款30，000元，系其对被告公司的原始出资。被告、第三人李勇、徐培娟认为，原告与被告公司股东李勇之间存在借款关系，30，000元系原告给李勇的借款。本院认为，虽然被告及第三人均称该款项性质为借款，但并无相应证据证明原告与李勇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而在原告与李勇之间的QQ聊天记录中，被告确认了最早在公司的股份比例为五十分之三，之后为三百分之三。这与30，000元占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的比例也相吻合。表明原告与李勇之间，曾对30，000元钱款的性质为投资款有过确认和合意。另外，在原告与李勇的往来电子邮件及QQ聊天记录中，李勇曾多次向原告确认原告在被告公司中的股份比例，更加印证了系争款项为投资款的事实。该聊天记录又显示，李勇曾向原告承诺：原告在被告公司的股份由李勇代持，于2015年1月1日前给原告正式变更，原告承担公司盈亏的风险，就算原告离开公司也保留股份。诉讼中，原告对于0.9%的股份系由李勇为原告代持的事实也表示认可。本院认为，原告与李勇之间虽未签订书面的代持股协议，但存在代持股关系。由于该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未违反被告公司的章程。故该约定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2、原告是否领取过分红。原告认为，被告公司曾向原告进行过两次分红，第一次分红是针对2010年和2011年度的，一共是210，000元，其中150，000元抵了原告的装修款，另外60，000元作为原告投入被告公司的增资款；第二次分红是针对2012年度的，原告于2013年7月12日分得31，680元。被告及第三人认为，被告公司成立至今没有分过红，150，000元是被告给原告在云南办事处的装修款，60，000元系李勇对原告入职前业绩提成，31，680元是占用原告资金的奖励。本院认为，李勇就系争款项为提成和奖励的说法不能提供确实依据，对于款项的性质也始终含糊其辞、前后矛盾。但根据原告与李勇之间的QQ聊天记录及往来电子邮件显示，双方曾就150，000元、60，000元以及31，680元的性质系分红款有过确认。但由于系争分红款均从李勇个人账户向原告支付，因此原告享受公司的分红系基于其与李勇之间的代持股关系。
3、原告的投资金额及比例。原告认为，基于李勇与原告的往来QQ聊天记录以及电子邮件，李勇曾确认原告享有被告公司0.9%的股份。被告及第三人认为，邮件和QQ聊天记录只能代表李勇个人的意思，由于该意思未经股东会同意，故不能确认原告的股东身份。本院认为，李勇与原告对于李勇为原告代持股份曾有过合意，由于代持股关系的约定发生在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仅对原告与李勇具有约束力，并不需要第三人同意。双方往来的QQ聊天记录以及电子邮件均确认，李勇为原告的代持股比例为0.9%，出资额为90，000元，并且该约定也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4、关于原告要求显名的主张。本案中，李勇在其与原告的QQ聊天记录中明确：代持股关系至“2015年1月1日前”为原告变更。但徐培娟在庭审中表示，不同意原告成为被告公司股东。本院认为，在公司设立过程中，实际投资人通过隐名的方式，以他人作为公司的股东，并不违背法律的规定。学理上将该实际投资人称为“隐名股东”，但“隐名股东”并非“股东”，只有显名后才是公司的“股东”。现原告请求法院确认其为被告公司股东身份、确认其持有股权的比例、向原告签发出资证明书、将原告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即为主张显名。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基于公司内部的人合性，隐名股东要求显名，须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由于被告公司目前的股东为李勇和徐培娟，故应经徐培娟同意，原告才得以显名。虽然李勇与徐培娟系夫妻关系，但并不能以此推定徐培娟对于原告股东身份认可，而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徐培娟对原告的股东身份曾表示确认和默许。由于徐培娟明确表示反对，故原告要求显名的主张，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难以支持。但原告仍可以依据与李勇之间的代持股约定，另行主张相应的权利。
5、关于2014年1月21日李勇向原告的汇款90，000元。原告认为，该款项系原告起诉后被告公司返还原告的出资款，但不接受被告公司的退款，同意将该90，000元重新注入公司。被告认为，被告从未支付原告90，000元，该款项系原告与李勇之间的自行结算款。李勇表示，该款项是李勇个人支付原告的。本院认为，由于双方对于90，000元款项的性质不能统一，而从该款项的支付来看系李勇个人名义支付原告，被告、李勇在庭审中也表示该款项系李勇与原告之间的往来结算，故李勇有权另案主张，本案不作处理。
据此，原告的诉讼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临川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025元，由原告王临川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张文星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姚 磊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三十二条……
……
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二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