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75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福英，女，1965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童超，男，1989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二上�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彭振刚，浙江泰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637号。
法定代表人：郑翰献，总指挥。
委托代理人：胡孝辉、田丽，浙江腾飞金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上城区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管理办公室，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惠民路**号。
负责人：ＸＸ，主任。
委托代理人：詹国樱，浙江洪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官福，男，1963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原审第三人：宋福芝，女，1967年12月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杭州市上城区。
上诉人宋福英、童超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以下简称建�指挥部）、杭州市上城区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管理办公室）、宋官福、原审第三人宋福芝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2民初32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认定，宋福英与宋官福、宋福芝系兄弟姐妹关系。童超系宋福英之子。1987年3月，宋官福申请对坐落于原本市江边路××号房屋进行翻建，申请表载明家庭成员包括：宋木根、蒋伯益、宋福英、宋福芝。1998年10月，宋官福申请对坐落于原江边路××号房屋进行翻建，申请表载明家庭成员包括：宋木根、蒋伯益、倪美菊、宋钰箐。原杭州市上城区望江街道望江村村民委员会及原杭州市上城区土地管理局审批，同意原地翻建二楼，占地面积125平方米。2013年1�17日，宋官福（作为乙方）与建设指挥部（作为甲方）、原杭州市上城区征地事务所（作为丙方，后更名为管理办公室）订立《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乙方将坐落于杭州市江边路××房屋（原××）交给甲方拆迁，房屋补偿面积356.73平方米，拆迁补偿总金额755675元。各方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后建设指挥部依约对宋官福进行了安置，安置人口为：宋官福、倪美菊、宋钰箐、宋木根、蒋伯益、金袆程。
一审法院另查明，2001年3月1日，童志根（作为乙方，系宋福英前夫，童超之父）与杭州市上城区河道整治动迁指挥部（作为甲方）签订《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调产安置协议书》，约定乙方将坐落于秋涛路327号交给甲方拆迁。后杭州市上城区河道整治动迁指挥部对童志根进行了安置，安置人口包括宋福英及童超。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宋福英、童超主张其享有原坐落于江边路××号房屋所有权，对此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杭州市上城区望江街道望江村村民委员会及原杭州市上城区土地管理局于1998年10月审批，坐落于原江边路××号房屋进行翻建，申请表载明家庭成员包括：宋官福、宋木根、蒋伯益、倪美菊、宋钰箐，其中并不包括宋福英、童超。宋福英、童超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是案涉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亦不能证明案涉《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具有无效情形，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同时，宋福英、童超作为《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调产安置协议书》项下的被安置人，已于新开河河道整治工程项目中享受了集体土地拆迁安置相应的待遇，其要求再行予以安置亦不符合拆迁政策的要求。综上，宋福英、童超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6年10月25日作出判决：驳回宋福英、童超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宋福英、童超负担。
宣判后，宋福英、童超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一审中上诉人已举证证明1987年3月建造的位于江边路××（后××为××）的房屋宋福英系共有权人之一，至1998年10月翻建时该房屋一直存在直至被拆迁，且对1987年建造的房屋直至被拆迁前仍然存在及上诉人�福英系共有人之一的事实宋官福及第三人宋福芝均予以认可。为了进一步证明该事实，上诉人申请法庭从被上诉人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调取该房屋拆迁前的录像及丈量资料，但一审法院未予准许。一审法院以上诉人证据不足为由认定上诉人非被拆迁房屋的共有人，显属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两上诉人已于新开河河道整治工程项目中享受了集体土地拆迁安置相应的待遇，其要求再行予以安置不符合拆迁政策的要求。一审法院作出上述判决依据为市委办法[2002]80号文件《杭州市撤村建居农转居多层公寓建设管理实施办法》，该办法规定的“已享受过公房分配、房改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货币分房等待遇的不再享受本建房指标”与《杭州市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的“被拆迁人是指对被拆迁房屋及其附属物的合法所有�人”，“安置人口按照被拆迁人家庭常住户口人数确定”相冲突。《杭州市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属于较大市地方性法规，《杭州市撤村建居农转居多层公寓建设管理实施办法》属于地方性规范文件，当二者冲突时应当适用效力层级较高的地方性法规。上诉人根据《杭州市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应被列为安置对象。综上，请求：1、撤销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浙0102民初325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建设指挥部答辩称：一、案涉拆迁协议合法有效，且已经履行完毕。二、上诉人对于案涉房屋并不享有所有权。三、根据《杭州市撤村建居农转居多层公寓建设管理实施办法》第七条规定“已享受过公房分配、房改房、经济适用房、廉�房、货币分房等待遇的不再享受本建房指标”，上诉人在2001年新开河建设中已经享受过拆迁安置，故在该次拆迁安置中不应再重复享受。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被上诉人管理办公室答辩称：根据杭州市上城区农村村民建房用地申请表编号（99）上用字19号，载明江边路××号（后更名为江边路××号）房屋在1998年申请翻建时家庭人口情况为宋官福、宋木根、蒋伯益、倪美菊、宋钰箐。被上诉人作为丙方与房屋所有权人同时也系该户户主的宋官福进行《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调产安置）签订，就被拆迁的房屋进行补偿，并无不当，不存在侵害所有权事宜。另，两上诉人在《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调产安置）签订前，已于新开河整治工程项目中享受过拆迁安置待遇，根据相关拆迁政策，两上�人并非本次安置人口，不将其列为安置对象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被上诉人不存在损害两上诉人拆迁安置利益的情形。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宋官福答辩称：管理办公室一直说宋福英、童超是没有安置待遇的，但其未拿出书面依据。其与管理办公室一直沟通，后因拆迁部门要直接强拆，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只能签订安置协议书。与本案上诉人一样情况的同区域另一人员是享受了拆迁安置待遇的。上诉人一直住在案涉房屋内，也应当享受拆迁安置，其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宋福芝发表意见称，案涉房屋在1987年3月的时候批建房屋面积84平方米，实际建造楼房三间共82.3平方米，建筑面积164.6平方米。1993年以后，还批了两间辅助房，占地面积20平方，之后在两间辅助房上面又加了一层，跟正房齐平。1998年在正房另一侧建了22.7平方米的二层楼房，形成了落地面积125平方米，建筑面积250平方米的房屋。以前建造的房屋一直没有拆过，其房屋并非翻建，审批时的申请表是村里要求这么写的。该区域与上诉人情况相同的另一人员享受了拆迁待遇。其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新的证据。
对一审判决的事实认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首先，本案争议的《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系因对集体土地上的自建房屋进行拆迁所签订，建设指挥部、管理办公室系适格的拆迁主体，宋官福系被拆迁房屋的户主，建设指挥部、管理办公室依据拆迁许可与宋官福订立了以上协议并实施了拆迁的事实清楚，各方当事人无争议；其次，上述协议的具体内�系以有效的《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市委办发[2002]80号文件等规范为依据，经平等协商自愿签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三，本案中的“建房申请表”及“农村村民建房用地申请表”系农村建房经行政审批的有效证明，亦系案涉被拆迁房屋合法性的关键证据，其内容不仅证明了房屋二次翻建的事实及其合法面积，亦证明了房屋的权利主体，本案中的家庭协议及成员间的权利认可仅系家庭成员内部权利处分的依据，不具有替代行政许可、确认的效力，建设指挥部、管理办公室以档案显示的最后一次行政审批的内容，即1998年10月的“农村村民建房用地申请表”记载的内容为依据，确认该房屋的权利人并无不当；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宋福英、童超系案涉被拆迁房屋的共有权人，当属正确；第四，建设指挥部、管理办公�在《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对安置人口及相应补偿安置面积的确定，符合《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市委办发[2002]80号文件中的相关规定，且本案《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第十二条的约定，与市委办发[2002]80号文件第7条中“已享受过公房分配、房改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货币分房等待遇的不再享受本建房指标”的规定一致，现有证据证明了宋福英、童超于案涉房屋拆迁之前，已经在本市上城区新开河整治工程项目中享受过拆迁安置待遇，故建设指挥部、管理办公室不将宋福英、童超列为安置对象，并不存在损害其拆迁安置权益的情形。综上所述，本案《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主体适格、内容合法、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系合法有效；宋福英、童超的上诉事由不能成立，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宋福英、童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骏
审判员 陈 艳
审判员 丁 晔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袁其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