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少民终字第0895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金汉建业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滨河南路3号382室。
法定代表人侯会亮，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逊，北京市翔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1，女，2004年2月2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2，男，2007年1月21日出生。
上列二被上诉人之法定代理人赵×1（郭×1、郭×2之母），1983年4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同郭×2。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1，女，1943年2月1日出生。
上列三被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温泉，北京首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利宝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39号院2号楼3层03单元。
负责人梁欣鑫，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振，北京市亦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燕小民，男，1981年4月3日出生。
上诉人北京金汉建业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汉公司）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5）大民初字第21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金汉公司、被上诉人郭×1及郭×2、潘×1之委托代理人温泉、利宝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利宝北分公司）、燕小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1月，郭×1、郭×2、潘×1诉至原审法院称，2014年6月30日4时53分，王星驾驶重型自卸货车（京AP17**）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路与科创十四街路口处由东向西行驶，适逢燕小民驾驶小型轿车（冀F8K5**）内乘郭×3由南向北行驶，王星驾驶的重型自卸货车左侧前部与燕小民驾驶的小型轿车右侧相撞，致使燕小民驾驶的小型轿车内乘车人即郭×3当场死亡。潘×1系郭×3之母，郭×3于2004年育有一女名为郭×1，于2007年育有一子名为郭×2。经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开发区大队（以下简称开发区交通队）认定，王星负主要责任，燕小民负次要责任，郭×3无责任。因王星所驾驶的车辆系金汉公司所有且在利宝北分公司投保交强险，故请求判令：1、金汉公司、利宝北分公司、燕小民赔偿郭×1、郭×2、潘×1医疗费390元、交通费4733.07元、住宿费1000元、误工费2600元、丧葬费34956元、死亡赔偿金8782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40776.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共计1362655.57元；2、对前述损失，要求利宝北分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赔偿，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要求利宝北分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赔偿，超出部分由利宝北分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70%的赔偿责任，仍有不足，由金汉公司和燕小民按70%和30%的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3、诉讼费用由金汉公司、利宝北分公司、燕小民承担。
金汉公司辩称，在保险责任范围外同意承担不超过70%的赔偿责任，对医疗费以发票为准；交通费明显过高，且与处理丧葬事务的合理支出差距过大，不应超过800元；住宿费过高，且郭×1、郭×2、潘×1主张的住宿费系赵×1的弟弟赵×2支出，赵×1在北京居住，赵×2可以住赵×1家，所以不应产生住宿费；主张误工费但未提供劳动合同、社保证明及银行流水予以佐证；丧葬费标准无统计数据，应按2013年标准计算6个月，共计34758元；死亡赔偿金按2013年北京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叠加计算，导致超过法律规定的年平均标准，应按2013年的标准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不同意承担诉讼费用。
利宝北分公司辩称，京AP17**车辆在利宝北分公司投保，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利宝北分公司按保险合同约定在交强险外仅承担不超过70%的赔偿责任。对医疗费以发票为准；交通费明显过高，且与处理丧葬事务的合理支出差距过大，不应超过800元；住宿费过高，且郭×1、郭×2、潘×1主张的住宿费系赵×1的弟弟赵×2支出，赵×1在北京居住，赵×2可以住赵×1家，所以不应产生住宿费；原告主张误工费但未提供劳动合同、社保证明及银行流水予以佐证；丧葬费标准无统计数据，应按2013年标准计算6个月，共计34758元；死亡赔偿金按2013年北京农村居民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叠加计算，导致超过法律规定的年平均标准，应按2013年的标准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不同意承担诉讼费用。
燕小民辩称，对事故发生的事实及责任认定无异议，对郭×1、郭×2、潘×1的诉讼请求无异议，同意在保险责任范围外承担30%的赔偿责任。
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本次事故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处理，认定王星负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燕小民负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郭×3无责任。郭×1、郭×2、潘×1，金汉公司，利宝北分公司，燕小民均认可交通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此法院不持异议。金汉公司认可王星与其系雇佣关系，认可王星是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其作为雇主同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此法院亦无异议。故对郭×3的损失，应先由利宝北分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利宝北分公司按照事故责任比例（70%）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进行赔偿，仍有不足，由金汉公司和燕小民按照事故责任比例（70%和30%）进行赔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之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之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根据郭×1、郭×2、潘×1提交的北京市医疗门诊收费票据，其主张医疗费390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认定；关于金汉公司、利宝北分公司、燕小民提出的前述票据上的姓名显示为无名氏，与本案无关的抗辩意见，原审法院认为，虽然门诊收费票据及救护车专用收据上未写明郭×3的姓名，但鉴于发生交通事故时郭×3的受伤的具体情况及交通事故现场的综合情况，医院救护人员在情况紧急且无法获知郭×3姓名的情况下在票据的姓名处书写“无名氏”符合常理，且前述票据的时间与交通事故发生时间相符，故在金汉公司、利宝北分公司、燕小民未提交相反证据证明前述票据与本案无关的情况下，对金汉公司、利宝北分公司、燕小民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第三十五条规定，“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2014年度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为77560元，故郭×1、郭×2、潘×1主张丧葬费34956元合理，法院予以确认。
死者郭×3系农业户口，但郭×1、郭×2、潘×1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郭×3生前长期在城镇生活且收入来源于城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对其死亡赔偿金，以2014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910）乘以20年，结果为878200元。
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额”。对郭×3之母潘×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2014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自2015年1月1日起计算，每年28009元，8年为224072元，其由3名子女扶养，除以3，结果为74691元；对郭×3之女郭×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2014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自2015年1月1日起计算，每年28009元，8年共计224072元，由2人共同抚养，除以2，结果为112036元；对郭×3之子郭×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2014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自2015年1月1日起计算，每年28009元，10年共计280090元，由2人共同抚养，除以2，结果为140045元；因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能超过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经调整，被扶养人生活费总计为252081元。
关于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综合考虑治丧人员人数及治丧时间，对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酌定为1000元，关于住宿费，经询问，郭×1、郭×2、潘×1明确要求被告赔偿赵×2到北京处理丧葬事宜的住宿费，但根据郭×1、郭×2、潘×1提交的赵×2的误工证明，赵×2在北京马驹桥家和人和超市工作，故对郭×1、郭×2、潘×1主张的住宿费，不予支持；关于误工损失，酌定为150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郭×3在此次事故中死亡，对其亲属造成精神损害，综合考虑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酌定为50000元。前述各项共计1218127元（含金汉公司和燕小民已经赔偿郭×1、郭×2、潘×1的40000元）。
对上述损失，利宝北分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郭×1、郭×2、潘×1医疗费390元，死亡赔偿金110000元，对不足部分1107737元，先由利宝北分公司按照事故责任比例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即赔偿500000元，剩余607737元，由金汉公司赔偿275415.9元，由燕小民赔偿332321.1元，扣除金汉公司和燕小民各已支付的30000元，金汉公司还应向郭×1、郭×2、潘×1支付245415.9元，燕小民还应向郭×1、郭×2、潘×1支付322321.1元。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6月判决：一、利宝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限额内赔偿潘×1、郭×1、郭×2保险赔偿金十一万零三百九十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利宝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赔偿限额内赔偿潘×1、郭×1、郭×2保险赔偿金五十万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三、北京金汉建业商贸有限公司赔偿潘×1、郭×1、郭×2经济损失二十四万五千四百一十五元九角（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四、燕小民赔偿潘×1、郭×1、郭×2经济损失三十二万二千三百二十一元一角（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五、驳回潘×1、郭×1、郭×2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金汉公司对原判不服，上诉至本院称，原审法院按照北京市城镇居民标准赔偿不当，应当按照北京农村标准进行赔偿。第一，郭×3是农村户口，只是提交了租赁合同，虽然北门口村委会出具证明郭×3经营废品收购，但是没有经办人签章。既然是村委会出具的证明郭×3不可能是居民。且郭×3亦没有办理暂住证。第二，虽然郭×1、郭×2提供红星小学开具的就读证明，证明二人是红星小学学生，但是在起诉状中并没有写清楚地址，是否还在该校上学不能确定。第三，郭×3的住址与燕小民的陈述不一致。死者住所是否在通州区所谓的城镇，应该按照通州区的市政规划以及证据来综合判断。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死者居住地是北京市通州城镇，而且收入来源地是北京城镇。所以，应当以北京农村标准进行赔偿。如按照北京市农村标准进行赔偿，在保险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后，上诉人将无需再向被上诉人赔偿，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利宝北分公司同意金汉公司上诉理由，但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潘×1、郭×1、郭×2、燕小民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2014年6月30日4时53分，王星驾驶重型自卸货车（京AP17**）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路与科创十四街路口处由东向西行驶，适有燕小民驾驶小型轿车（冀F8K5**）内乘郭×3由南向北行驶，重型自卸货车左侧前部与小型轿车右侧相接触，造成燕小民受伤，郭×3当场死亡，两车损坏。
潘×1、郭×1、郭×2提交了时间为2014年6月30日的北京市医疗门诊收费票据及救护车收费专用收据各一张，证明郭×3死亡前支付医疗费390元，救护车费用390元。前述票据载明的姓名均为无名氏，救护车的行程为亦庄至科创十四街至平房法医。
2014年8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开发区交通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星驾驶重型自卸货车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行驶且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划有导向车道的交叉路口，未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通过路口的过错行为是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王星负事故主要责任，燕小民驾驶小型轿车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行驶且超过规定时速的过错行为，是此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燕小民负事故次要责任，郭×3无责任。
2014年7月24日，郭×3的遗体在北京市东郊殡仪馆火化。
2014年7月30日，北京马驹桥家和人和超市出具证明载明，“兹有赵×2，男，1985年3月11日出生，因其姐夫郭×3发生车祸身故，请假处理郭×3后事等事宜。该员工自2014年6月30日至2014年7月25日共请假26天处理其姐夫后事，该员工每月工资3000元，单位扣发其请假期间全部工资2600元”。
2014年8月20日，河南省固始县蒋集镇兴隆村村民委员会、河南省固始县蒋集镇民政所、河南省固始县公安局蒋集派出所出具证明，载明，“兹有我辖区村民潘×1，年龄72，身份证号为×××，其有3名子女，其中一人为郭×3，身份证号为×××。目前潘×1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
2014年8月21日，河南省固始县蒋集镇兴隆村村民委员会、河南省固始县蒋集镇民政所、河南省固始县公安局蒋集派出所出具家庭关系证明，载明，“兹有郭×3，身份证号×××，有一结婚12年的配偶赵×1（但一直未办理结婚证），身份证号为×××，二人共育有两子女，长女郭×1，身份证号为×××，长子郭×2，身份证号为×××，有一母亲潘×1，身份证号为×××”。
2014年8月28日，北京市通州区红星小学开具就读证明两份，证明郭×1，身份证号为×××，自从2009年9月份至今一直就读于其校，目前是其校五年级三班学生；郭×2，身份证号为×××，自从2011年9月份至今一直就读于该校，目前是其校二年级三班学生。
本院审理期间、潘×1称郭×1于2015年9月1日转至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截流乡陈郢中学初一年级就读。
潘×1、郭×1、郭×2提交了2009年9月10日郭×3与北京市通州区顺达运输队签订的出租合同及北京市通州区顺达运输队与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北门口村村民委员会于2014年8月5日共同出具的居住证明，证明郭×3承租了北京市通州区顺达运输队临街房，自2009年9月至今，郭×3与其母潘×1、其子女郭×2、郭×1及赵×1共同租住在前述房屋内。郭×3多年在此经营废品回收业务。潘×1、郭×1、郭×2提交了出租车发票、加油费发票、高速公路收费票据等证据证明其因本次事故支出了交通费用，提交了北京通运佳园宾馆于2014年8月27日开具的发票两张，证明其因本次事故支出住宿费1000元。
庭审中，金汉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道路交通事故经济赔偿执行凭证一张，证明其公司于2014年7月21日赔偿潘×1、郭×1、郭×230000元；燕小民提交道路交通事故经济赔偿执行凭证一张，证明其于2014年7月23日赔偿潘×1、郭×1、郭×210000元。另，经询问，燕小民述称其与郭×3同在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南堤村居住，郭×3在该处经营废品回收业务。燕小民作为此次事故的另一名伤者，明确表示同意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优先赔偿潘×1、郭×1、郭×2损失，其不要求法院为其损失预留相应的赔偿份额。
另查，京AP17**重型自卸货车（识别代码为×××）在利宝北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险（保险限额为50万元，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前述保险期限内。金汉公司认可王星与其系雇佣关系，认可王星是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其作为雇主同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再查，郭×3和潘×1的户口性质均为农业家庭户口。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火化证明、死亡证明、北京市医疗门诊收费票据、北京市救护车收费专用票据、证明、交强险保单、商业三者险保单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受害人因交通事故所受合理损失由致害方机动车交强险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以内不区分事故双方过错大小，直接向受害人承担相应保险责任；超出致害方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各自过错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投保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本次事故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处理，认定王星负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燕小民负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郭×3无责任；王星与金汉公司系雇佣关系，王星是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金汉公司作为雇主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郭×3的损失，应先由利宝北分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燕小民按照事故责任比例30%进行赔偿，利宝北分公司按事故责任比例（70%）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进行赔偿，仍有不足，由金汉公司赔偿。死者郭×3虽系农业户口，但其来京后从事的工作系非农业生产，故原判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于法有据。综上，原审法院认定损失数额及确定责任比例适当，应予维持。金汉公司的上诉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8113元，由潘×1、郭×1、郭×2负担411元（已交纳），北京金汉建业商贸有限公司负担5391元，燕小民负担2311元（均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1981元，由北京金汉建业商贸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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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周建忠
代理审判员 管元梓
代理审判员 施 忆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祁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