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仁化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4）韶仁法行初字第29号原告：周海林，男，住仁化县。委托代理人：周志善，男，住仁化县。被告：仁化县扶溪镇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詹碧清，镇长。委托代理人：刘东，男，仁化县扶溪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修瑞，男，仁化县扶溪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第三人：王耀生，男，住仁化县。委托代理人：刘日红，男，仁化县周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周海林不服被告仁化县扶溪镇人民政府于2014年5月30日作出的扶府（2014）14号《关于“老虎垇”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林业行政裁决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0月28日受理后，于当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2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周海林及其委托代理人周志善，被告仁化县扶溪镇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刘东、李修瑞，第三人王耀生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日红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仁化县扶溪镇人民政府于2014年5月30日对原告、第三人争议的山林权属作出了扶府（2014）14号《关于“老虎垇”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认为原告提供的1983年的自留山证“老虎垇”登记的四至与原告自己所主张的山林四至中南面是与厚塘的邓培悠岭的“蓝水坑”山林北面交界，而原告证中没有登记与厚塘人邓培悠岭交界的内容，西面是与谭善初的“下把岭”东面交界，以大崩岗为界，而证中记载与谭善初是南面交界，且通过与相邻山主周耀才的自留山“均岭”的四至中的西面是与王六金（王耀生之父）相邻，因此，原告证中登记的四至与实际地形不相符。原告主张的争议山林与第三人的山林交界线为南面软垇横路下从南向北数起第二个窝（图中标号②）作为双方山岭的交界线不予认可，争议范围的山林不在原告主张的“老虎垇”山林之内。争议双方对争议范围山林经营管理方面的事实依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第十七条第二款、原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一）项、第十条等有关规定，裁定原告周海林的自留山“老虎垇”山林四至是：东至横路，南至天水，西至窝心直上天水，北至田至窝为界。（具体范围的山林见《争议“老虎垇”山林地形勘察示意图》黑色标号④林地）被告仁化县扶溪镇人民政府于2014年11月6日向本院提供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林权争议案件调解处理申请书》复印件，证明请求处理山林权属事项；2、户主为王六金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复印件，证明“老虎垇”是第三人的土改山；3、户主为周耀才编号为NO.0020430的1983年《自留山使用证》第一栏复印件，证明周耀才山林西面与王耀生“老虎垇”交界；4、户主为周克谦地名为“荷杓岭”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复印件，用以证明周耀才老证记载的山林西面与王耀生“老虎垇”交界；5、经手人为罗润昌的2008年10月13日的官波水板材厂松木《收据》复印件，用以证明王耀生对争议范围山林的管理事实；6、2008年12月29日《关于“老虎垇”山林争议申请》复印件，用以证明“老虎垇”是第三人王耀生经营的土改山；7、2011年11月21日《关于“老虎垇”的山场案情》复印件，用以证明第三人对“老虎垇”山场管理事实；8、2012年5月20日《证明》复印件，用以证明林业“三定”时期古夏村第十组自留山、责任山是根据1953年土改证来划定的，农户责任山都没有《责任山合同书》；9、2012年6月26日古夏村委会出示的《证明》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全村十三个村小组除八组外，其余的村小组村民的责任山都未签订《责任山合同书》；10、2012年9月23日《证词》复印件，用以证明林业“三定”时期，古夏村十组（原古夏九队）没有另外重新划分山林；11、林业生产活动停止通知《签收回执》复印件，用以证明调处程序；12、2009年3月16日对王耀生的《调查笔录》复印件，用以证明调查事实；13、2010年1月23日对周福田的《调查笔录》复印件，用以证明村委会干部对本案调处情况；14、2010年1月2日对周耀才的《调查笔录》复印件，用以证明山场与王耀生山林交界；15、2009年12月29日对周海林的《调查笔录》复印件，用以证明调查事实；16、2010年4月14日《调解不成功协议书》复印件，用以证明扶府对本案调解没有成功；17、2011年12月14日对王耀生的《调查笔录》复印件，用以证明调查事实；18、2011年12月15日对周海林的《调查笔录》复印件，用以证明调查事实；19、2012年9月19日对周海林的《调查笔录》复印件，用以证明调查事实；20、2012年9月23日对王耀生的《调查笔录》复印件，用以证明调查事实；21、2010年9月16日周耀才《“均岭”山林勘查登记卡》复印件，用以证明与王耀生“老虎垇”交界；22、周耀才《“均岭”勘查图59号》复印件，用以证明“均岭”四至界限与王耀生山林交界；23、2009年2月20日《调解协议》复印件，用以证明第三人“老虎垇”与李孝发山林无争议；24、1981年《自留山使用证》户主周啓瑞（周海林父亲）NO.0011430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填报地名与1953年土改证登记地名、四至内容相同；25、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户主为周福贵的复印件，用以证明土改证登记山林地名、四至与1981年自留山使用证相同；26、1981年《自留山使用证》NO.0011445，户主王耀生第二栏复印件，用以证明地名、四至与1953年土改证登记地名四至相同；27、2013年4月25日周海林《笔录》复印件，用以证明重新调查；28、2013年4月24日王耀生《调查笔录》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重新调查；29、李进华1983年《自留山使用证》NO.0010806第二栏复印件，用以证明李进华“谭官前”山场南面与第三人山岭交界；30、2014年2月5日对谭牛福的《调查笔录》复印件，用以证明谭牛福确认自己的山场与原告“老虎垇”交界位置；31、1981年扶溪公社扶中大队第四生产队《山权林权所有证》NO.0002245第一栏复印件，用以证明谭牛福“下把岭”与原告的山场交界；32、2014年邓培悠《调查笔录》复印件，用以证明邓培悠确认自己的山场北面与原告交界；33、邓培悠1983年《自留山使用证》NO.0020320第三栏复印件，用以证明邓培悠“蓝坑水”与原告的山场交界；34、扶府（2014）14号文件引用法律法规复印件。原告诉称：1、原告山场座落在仁化县扶溪镇古夏村委会第十村小组，地名“老虎垇”，持有证据为（户主周福贵（原告祖父）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四至为：东至周克谦（周耀才父亲），南至谭善初，西至周梅生，北至王六金（第三人父亲）；（户主周海林1983年编号为NO.0020407的《自留山使用证》，四至为：东至周耀才，南至谭善初，西至田，北至王耀生；（广东省仁化县人民法院（2013）年韶仁法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2、本案被告先后三次作出的处理决定均被县行复办依法撤销，第四次作出（2013）5号《决定》，原告起诉到仁化县人民法院，经人民法院立案审理，于2013年11月14日依法判决被告扶府（2013）5号《决定》违法。3、被告作出（2014）14号的《决定》与原告持有证据记载不相符。原告持有证据记载东至周耀才，无论从实地勘察或是从示意图中都是可以清楚看出《决定》中所指有一小段距离，但实际上一点都没有。再者，按《决定》中指出原告证据记载四至中的南、西面不相符，证据记载周梅生的田哪里去了？那可是本村第十一村小组村民的责任田，况且原告查阅有关资料及实地勘察，《决定》中的示意图与实际地形都有出入。因此，原告山场四至如按《决定》图标，则东面无法与周耀才山相连，西面也连不到周梅生的田。4、原告认为，被告引用原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七条第（一）项及第十条等对本案作出决定是错误的。第三人家并非是未持有林权证者，其证编号NO.0011445。根据《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以及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稳定山权林权和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的决定（一）》粤发（1981）34号第一条原则坚持“五个维护”、“五个不准”的精神。因此原告持有的1983年编号为NO.0020407《自留山使用证》才是合法有效的凭证，而第三人持有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林业“三定”时期已终止无效。而在古夏村委会第十村小组几十户农户竟没有农户有责任山情况下，仅凭第三人持有的土改证就认定“老虎垇”属第三人的责任山是错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有关规定，农村承包责任山涉及的不仅是使用权，实质上是包括使用权在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适用民事调整的范畴。若无充分证据证实第三人持有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老虎垇”为责任山还是自留山，则无法认定本案是否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适用法律范畴，以及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在职权范围内亦无法确认。关于原告在“老虎垇”林地中的四至界址问题。因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划定林地林权权属工作的工作组成员在操作时没有携带指南针等工具到山上作业，致使原告自留山证登记的四至方位与现在标准的等高图方位有出入，但山林的四至界线几十年来都是得到认可的。如按被告作出的（2014）14号《决定》，那原告的山场上是东面无法与周耀才山场相连，下是西面无法与周梅生的田交界，即整个四至界线都发生了变化。这是不尊重实际，无视法律，是完全错误的。被告在（2014）14号《决定》中指第三人确实有块山岭座落在“老虎垇”。请问没有依法领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核准的林权证，是哪来的山？同时在本案中，被告只字未提第三人所提供的证据、证明等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分明是有袒护一方的嫌疑，违反了《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调解处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据原告调查，被告在调处山林纠纷案中采用“双重标准”。例如，扶府（2008）11号《决定》是本村李美宜和谭锦宏一案，扶府（2011）25号《决定》是本村委会第七小组刘冠权与刘冠田一案，这两案都是以林权证确定权属而土改证无效。就扶府（2008）11号一案而言，谭锦宏是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迁至本村小组的，他没有土改证，但他持有林权证，而李美宜持有土改证但未持有林权证，这就充分证明第三人提供的知情人《证明》、《证词》和古夏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不属实。因此，原告认为被告在调处本案中，千方百计想将死的东西说成是活的东西，颠倒是非，歪曲事实，只听取一面之词作出（2014）14号《决定》是违法的行为。综上所述，原告认为：一、被告调查事实不清，造成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第一，我持有仁化县人民政府依法颁发合法有效的《自留山使用证》，林权证编号为NO.0020407，证中第二栏明确记载着：地名“老虎垇”，四至为东至周耀才岭，南至谭善初岭，西至田，北至王耀生，四至界限清楚包括现争议山林。林业“三定”时领取了林权证以来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家对这片山林（包括现争议地）一直在经营管理着，即每年的秋冬季到“老虎垇”山上除草、松土、抚育毛竹，春季到山上巡山，防止野兽偷吃竹笋。另外，我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兴建的住房部分木材也取之于该山。这就充分证明自留山使用证登载的四至范围是清楚、正确的。第二，被告在处理此宗山林权属争议案中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以下简称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林业部关于山林定权发证有关问题的答复》（林函策字（1992）165号）第一条规定：确定森林、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应以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为准。有前后数次确定权属情况的，应以最近一次确定的权属为准。这些规定明确了处理山林争议的确权依据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颁发的林权证，林权证以最近一次确定的权属为准。2、1981年6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稳定山权林权和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的决定》粤发（1981）34号第一条：稳定山权林权，应以现在的权属和经营范围为基础，个别地方确实需要调整，也不要牵动面过宽，以免造成新的破坏。原则上要坚持“五个维护”、“五个不准”，即：维护生产队所有的集体山林，不准分山毁林；维护“四固定”时和“四固定”后签订的山林合约、协议，不准要回“土改山”、“祖宗山”；维护现有的国营林场、社队林场，不准分割侵占；维护山林资源，不准乱砍滥伐；维护安定团结，不准挑起封建宗族纠纷。而被告却无视上述法规、政策之规定，将王六金的“土改证”——《土地房产所有证》作为此宗山林权属争议案的确权依据，这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众所周知，1953年土改时期所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只能代表该时期国家确定了公民的不动产所有权，土改时期的登记制度并未延续至今。1953年土改时期，国家将耕地和林地等分给农户所有，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期，国家将农户的耕地、林地转为农民集体所有，1962年四固定时期，国家将耕地、林地等固定给生产队集体所有和使用，沿用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落实林业“三定”为止。同时，土改时期的登记是对不动产的综合登记，包括房屋、耕地等。土改后，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即林业“三定”时期，国家对林木、林地进行了专项登记。这次登记是在土改、四固定等总登记后的又一次总登记，所以土改、四固定之后重新登记的林权证优于土改证。这完全符合司法的基本原则，即后证优于先证。不仅如此，一方对争议地持有林权证而另一方没有林权证，恰好说明了一方享有权属而另一方不享有权属，亦符合一物一权规则。而被告反而确定没有林权证一方的权属，林权证的登记有何作用？这不仅违反了国家有关法律的规定，也不符合逻辑。另外，第三人家在林业“三定”时期与村里的绝大部分村民一样领取了编号为NO.0011445《自留山使用证》，只是该证没有登记有“老虎垇”山场而已。可被告却以第三人家《自留山使用证》里没有登记有“老虎垇”山场为理由而错误的认定第三人家没有领取林权证。被告错误的适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七条规定，该条规定是在双方都没有取得林权证的前提下才以土改证作为确权的依据，县法院在审理同一村小组山林争议案中就明确了这一观点（详见（2012）韶仁法行初字第7号的第11页最后一行至第12页第一行）。第三，第三人提供的2012年5月20日和9月23日的《证词》，提出扶溪古夏第十村小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林业“三定”时期，村民的自留山、责任山的划分仍是按照1953年土改时划定的不变，各户自管土改山，这是罔顾历史事实。在《证词》中签名的周礼在林业“三定”时期还没有出世，而邓兴财等人在林业“三定”时期还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证词》签名的谭锦宏家于1964年才从当时的附城公社中心大队迁到我村落户，他家自然没有土改山，却在林业“三定”时期分得了自留山，编号为NO.0011428。同样谭祖全家即原周仕文家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从古夏第七村小组迁移到我村落户，他家自然没有土改山，却在林业“三定”时期分得了自留山，编号为NO.0020090。周锦全家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从扶中大队迁移到我村落户的，同样在林业“三定”时期分得了自留山。此外，李美宜家的《土地房产所有证》里的土改山有多处没有登记在林业“三定”时期的林权证里，邓兴财家的土改山也没有自然变成他家的自留山，第三人家持有的土改证也有几处没有自然变成所谓的“自管土改山”，即现在的自留山、责任山等等。这就充分说明古夏第十村小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展林业“三定”时是按照当时上级的政策规定进行的，农户的自留山、责任山的划分是在1953年土改证的基础上，做了调整、重新分配。这也说明第三人《证词》里所谓的“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古夏第十村小组村民的自留山、责任山是依据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划定的不变”这一违反政策法规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如按此处理方式，第三人家提出其土改证里所登记的位于现在蛇离上里舍村小组的地名为刀窝、庙场等两处没有登记在第三人家林权证内的山场林权主张时，被告也应予以肯定。同样的，如李美宜家提出原登记在她家土改证里的多处没有登记在她家林权证里的山场林权主张时，被告也应一视同仁的肯定李美宜家的林权主张，还有邓兴财家提出其原土改山的林权主张时，被告也应一视同仁的肯定邓兴财家的林权主张。第四，被告在调处“老虎垇”山林权属争议案时，勾绘的争议范围勘察图与实际争议地有较大出入，测得的争议范围面积与实地面积相差很大，争议范围实际面积最多是12亩，与被告测得的19.5亩有很大出入。被告的目的是利用这张与实地地面、面积不相符的争议图掩盖其偏袒第三人的用意。因为争议范围大了就验证被告所谓的第三人家的土改山不与周耀才家的自留山交界的事实，但只要到现场客观的看，在依法将争议地归属原告的情况下，第三人家的土改山仍与周耀才家的自留山交界。第五，被告在调处同一村小组类同的山林纠纷案时采用双重确权标准。如“关于‘茶山窝’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扶府（2011）25号）、“关于‘河背岭’（河背）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扶府（2013）31号）等，被告在处理同一村小组的山林纠纷案时，以林业“三定”时期县政府颁发的林权证作为确权依据，而对1953年土改证不予采纳。如扶府（2011）25号文的第二页第三段第五行是这样表述的：“申请人所提供的1953年土改证，本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关于山林定权发证有关问题的答复》（林函策字（1992）165号）第一条规定：‘确定森林、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应以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森林、林木、林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为准。有前后数次确定权属情况的，应以最后一次确定的权属为准’，本府不予以采纳作为处理本案的依据”。对照本案，被告在处理同类案件中使用截然不同的法律条文，这说明被告并不是不理解土改证适用的实际意义，而是在掩盖其偏袒第三人的事实。因此，被告仅凭第三人持有的《自留山证》里没有登记有“老虎垇”山场，以及《证词》相关人员的调查证明，就错误的以第三人持有的土改时期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作为确权依据，这充分说明被告在调处同一村小组的山林纠纷案时采用双重确权标准，这也违反同类案件适用相同法律办案原则。第六，关于原告持有《自留山使用证》登记“老虎垇”林地的四至界线问题。林业“三定”时，划定自留山确定使用权的工作组成员在操作时，不像现在那样规范，没有带指南针等工具到山上作业，致使原告自留山登记的四至方位与实地有点差位，但“老虎垇”林地中的四至范围几十年来都是得到认可的，并且原告也是严格按照林权证所规定的范围经营管理着的，与其他相邻农户没有争议。只是到了本世纪初，第三人看到老虎垇山场的林木不错，山上有出产了，同时也找到了户主为王六金的土改证，才提出争议。而王六金于1973年已病逝，那时还是生产队时期，老虎垇山场的林地林权自然属生产队所有，其名下的土改证在其死后是如何被第三人继承的？那是被告违法认定的。根据《森林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发放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这说明林木、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并非自然取得，也不因当事人之间的处分便自动产生权属确立或者变更的法律效力。依照国家法律的规定，林木、林地权属的确定或者变更，必须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核确认后，经过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等程序，才能发生法律效力。而被告无视国家法律法规之规定，对第三人无理提出的林地争议不但不依法处置，反而认定第三人提出的主张。另外，被告仅凭另一村小组村民周耀才随口说其自留山与原告不交界而否定由县人民政府依法确定的山林界线，实属可笑、荒唐。且不说当初划定林地、林权工作的工作组成员的业务水平如何，即使是现在有丰富经验的林业工作者在不携带指南针等工具的情况下进山作业，也不可能百分百的准确确定山林的东、南、西、北的四至方位。在我们这带地方，林权证记载的山林四至方位与实际方位有差位以及习惯用人名等传统叫法登载界线是非常普遍现象，包括周耀才等绝大多数农户的林权证皆是如此。如周耀才家的林权证记载的山林四至中的北至周福珍，而我们这带地方根本就不存在周福珍这个人。这就说明我们这带地方林权证记载的山林四至方位与实际方位有差位且界线的名称也有出入是很普遍的事情。此外，如果按被告处理后的仲裁线，那原告老虎垇山场根本无法与田（这里强调的是：现在被告所裁定的我家的山场北至田，它所指的田是近些年来才被开垦出来的，原来并不是田。而我家山场与田交界的田是原土改时分给周梅生的田，即后来成为古夏第十一村小组的耕地的田）交界，也无法与周耀才自留山接壤，即整个四至范围发生了根本变化。这完全是不尊重实际，不尊重法律的行为，难道就扶溪镇政府享有特权，可以不依法行政，可以随意更改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确定的山林界线？所以说被告的处理决定是错误的。第七，被告认定第三人“有块山岭座落在‘老虎垇’，并持有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证中登记地名叫‘老虎垇’（详见扶府（2014）14号第五页第四、五行）”。请问第三人的这块山岭是自留山还是责任山？自留山的话，林权证在哪？如果是责任山，那请拿出与村集体依法签订的合同责任书。难道一级政府也可以信口开河，不依法行政，认定你有山就在没有取得林权证的情况下也同样有山，认定你没有山，即使你已依法取得林权证你也没有山。如此行政，政府的公信力还有？法律的权威安在？程序不合法。被告在处理决定中，将没有争议属原告的自留山进行确权，且没有明确裁定争议地使用权属的归属。也就是说，争议林地使用权没有做出确权，使用权仍待定，这明显程序不合法。所以，被告2014年5月30日作出《关于“老虎垇”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扶府（2014）14号处理决定书），是一份不具有行政行为的裁定书，也是一份毫无意义的裁定书。违反办案原则。本案被告以同样的调查、同样的条文，经多次行政复议或诉讼法院被撤销，仍作出同样的处理决定，显然违反了不能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以及同样的调查结果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办案原则。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处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所以作出错误的处理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2项规定，特向法院提出如下请求：1、请求仁化县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扶溪镇人民政府2014年5月30日作出的《关于“老虎垇”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扶府（2014）14号），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处理。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原告在诉讼中提交的证据有：1、扶府（2014）14号复印件，用以证明《决定》是违法的；2、仁府行复（2014）4号复印件，用以证明《决定》违法；3、原告持有的《林权证》复印件，用以证明有主权；4、原告持有的《土改证》复印件，用以证明有主权；5、《行政判决书》（2013）韶仁法行初字第4号复印件，用以证明依法确认被告违法；6、原告持有的《身份证件》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身份；7、仁复《送达回执》复印件，用以证明收到的日期。被告辩称：本府于2013年10月28日自行撤销扶府（2013）5号《关于“老虎垇”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后，重新调查取证。镇山调办依法受理后，于2008年12月10日组织争议双方到现场勘察，勾绘1：10000争议地形勘察图。争议范围勘察图中号地，四至为：东至横路，南至窝，西至田，北至窝，测得实际面积约19.5亩。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有：1、日期为2012年5月20日的《证明》一份，内容为证明在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古夏村委会第十村小组自留山、责任山是依据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划定的不变，古夏第十组全部农户的责任山都没有责任合同书，王六金名下的《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登记的“老虎垇”山林是王耀生的责任山，该组有40户村民户代表签名；2、2012年6月26日古夏村委会出示的《证明》一份，内容为证明全村十三个村小组，除企岭村小组外，其余的村小组村民的责任山都未签订《责任山合同》，包括官波水（含古夏十组、十一组）在内都未曾完善，责任山实际由农户各自经营管理；3、日期为2012年9月23日的《证词》一份，内容为证明在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古夏村第十村小组（原古夏九队）没有另外重新划分山林，村民的自留山、责任山的划分仍是按照1953年土改时划定的不变，各户自管土改山；4、王六金（王耀生父亲）为户主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证中从右向左数起第四栏，地名为“老虎垇”，登记四至为东至周克谦，南至周福贵，西至周梅生，北至李进华；5、日期为2008年12月29日形成的《关于“老虎垇”山林争议申请》，内容为证明“老虎垇”是王耀生的责任山，并一直经营管理二十多年的事实；6、日期为2008年10月13日的官波水板厂收购松木《收据》（经手人罗润昌）一份，内容为证明第三人发现“老虎垇”争议位置大松树被人砍伐后，立即向扶溪林业森工站报案，把松木卖给了官波水板厂的收据；7、日期为2011年11月21日形成的《关于“老虎垇”山场实情》一份，内容为证明第三人对“老虎垇”山场管理事实经过；8、旁证周耀才的证据有：（1）周耀才持有的1983年12月10日《自留山使用证》NO.0020430第一栏，地名为“均岭”，登记四至为：东至周福贵山岭，南至周开明，西至王六金岭，北至周福珍岭，内容为证明周耀才山林西面与王耀生的“老虎垇”交界；（2）、周克谦（周耀才父亲）为户主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登记从右向左数起的第二栏，地名为“荷杓岭”，登记四至为东至周福贵（周海林祖父），南至周开明，西至王六金（王耀生父亲），北至周福贵，内容为证明周耀才山林的西面与王耀生交界，即软垇横路为界。原告提供的证据有：1、周海林为户主的1983年12月10日《自留山使用证》NO.0020407第二栏，地名为“老虎垇”，四至为东至周耀才岭，南至谭善初岭，西至田，北至王耀生岭。2、周福贵（周海林祖父）为户主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从右向左数起第五栏，登记地名为“老虎垇”，四至为东至周克谦，南至谭善初，西至周梅生，北至王六金。根据原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等有关规定，本府着重查清的事实有：（1）确认原告与第三人主张的双方山场实际交界线，（2）全面核实查清原告主张的“老虎垇”林地实际范围及相邻山林交界情况，确认原告“老虎垇”在实地的四至界限。在现场，第三人主张的山林范围为图号地＋号地，四至为：东至横路（与周耀才岭交界，见图标号），南至窝（即南面软垇横路下从南向北数起第一个窝，见图标号），西至田，北至种有黄竹的田角子梗直上（与李进华岭交界，见图标号）。在现场，原告主张的山林范围为号地＋号地，四至为：东至横路（与周耀才岭交界，见图标号），南至天水（与厚塘的邓培悠岭交界，见图标号），西至窝心（与扶中的谭善初岭交界，见图标号），北至田至窝（即出水窝，与王耀生岭交界，见图标号）。经调查，谭牛福（谭善初的儿子）证实自己的“下把岭”山林东面与原告山林交界，以大崩岗为界；厚塘村二组村民邓培悠的“蓝水坑”山林北面与原告山林交界，以天水为界；周耀才证实自己的山林西面与第三人山林交界，以横路为界，不与原告山林交界。根据原告证中记载四至内容，证中没有登记与厚塘人邓培悠岭交界内容，而其现场主张的山林范围南面与邓培悠岭交界，西面与谭善初岭交界，北面与田交界，再与第三人岭交界（出水窝为界），东面与周耀才横路交界。这证实原告证中登记的四至与实际地形不相符。经查明，第三人确实有块山岭座落在“老虎垇”，并持有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证中登记地名叫“老虎垇”。在现场，第三人主张南面软垇横路下从南往北数起第一个窝作为双方山岭的交界线（见勘察图标号），原告主张南面软垇横路下从南向北数起第二个窝图标号作为双方山岭的交界线。经核实，第三人主张的山林交界线（图标号）与横路交叉点，距离横路软垇（图标号）有一小段距离，若以第三人主张的图标号作为双方山场的交界线，则周耀才山岭西面横路（大部分）与原告交界，横路的小部分与原告交界。若以原告主张的图标号作为双方山场的交界线，则第三人山岭东面无法与周耀才岭交界。因此，原告主张的南面软垇横路下从南向北数起第二个窝（图标号）作为双方山岭的交界线，本府不予认可。关于双方的经营管理事实，本府查明，双方主张的经营管理情况都只是各自表述，都没有提供经营管理的具体事实证据，所以对双方主张的管理事实，本府不予认可。综上所述，本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第十七条第二款，原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一）项以及第十条的有关规定，作出（2014）14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准确，是公平、公正、合法的处理决定，请仁化县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被告的处理决定。第三人述称：一、被告仁化县扶溪镇人民政府作出《关于“老虎垇”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的行为，主体适格，程序合法，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裁决适当，请予维持。二、原告起诉状的观点不能成立，请法院不予采纳：（一）原告称：“原告山场四至如按《决定》图标，东面无法与周耀才山相连，西面也连不到周梅生的田”。第三人认为：1、原告的自留山证登记的“老虎垇”的四至的方位、界址（特别是“东至”）本身就是错误的。用原告自留山证“老虎垇”的四至去套原告主张的范围，只能在西北方向套出一条S形的线条，无法形成面积。2、只能在西北方向套出一条S形的线条情况下，被告对原告“老虎垇”的东南方向界址只能根据其他证件做限制性的理解，而不能由原告作扩大性的解释。3、按被告的决定，即图标为界，原告自留山证“老虎垇”的四至中“至王耀生岭”、“至谭善初岭”、“至田”三面与实地吻合，加上原告认可的与厚塘邓培悠交界的“天水”，四面相连，形成一块完整清晰的面积。被告《决定》的一个O型可以确定面积（图标），原告主张的S线无法形成面积。所以，原告山场四至按《决定》图标，东面无法与周耀才山相连，原告就只有一条S形的线条而没有山林面积了。原告山场四至按《决定》图标，西面连不到周梅生的田是正常的，因为周梅生的田在北面不在西面。按《决定》图标，原告山场北面连着周梅生的田。4、第三人就争议的“老虎垇”未持有林权证，第三人的“土改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合法依据、证据。5、关于第三人的“老虎垇”是责任山问题。原告不认为第三人的“老虎垇”是自留山，古夏村第十村小组的户代表承认第三人的“老虎垇”是责任山，古夏村第十村小组（林地所有权人）从未否认第三人的“老虎垇”是责任山，从未要求第三人返还“老虎垇”山林，当然是第三人的责任山。从没有合同书是历史原因，要按照“尊重历史”的法律原则办事。6、被告《决定》处理的是原告自留山四至，不是第三人的“老虎垇”是责任山。7、划分自留山的时候，原告的父亲是填证代表之一，本地人没有指南针就分不清楚东南西北的观点不足信。8、关于“《决定》中指第三人确实有块山岭座落在老虎垇”，这符合事实，原告的自留山证、土改证就是“北至王耀生”、“北至王六金”（王耀生之父）的。经审理查明：原告与第三人均是同一村小组村民。本案争议地座落于仁化县扶溪镇古夏村十组地名为“老虎垇”的部分山林，争议山林的四至为：东至横路，南至窝，西至田，北至窝，争议面积约19.5亩，主要树种为毛竹。原告提供作为本案确权的依据是户主为周海林的1983年12月10日NO.0020407《自留山使用证》第二栏记载，地名为“老虎垇”，四至为：东至周耀才岭，南至谭善初岭，西至田，北至王耀生岭。第三人提供的作为本案确权的依据是户主为王六金（第三人王耀生之父）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附页第四栏，地名为“老虎垇”，登记四至为：东至周克谦，南至周福贵，西至周梅生，北至李进华。2008年12月2日因他人在争议范围内砍树，第三人与原告发生纠纷后由第三人向被告提出权属调处申请，被告受理后，于2011年12月28日、2012年11月29日分别作出了处理，但经行政复议均被撤销并重做。2013年5月6日被告再次作出处理决定，在原告提起的行政诉讼中，被告自行撤销了该处理决定。2014年5月30日被告经调查重新作出扶府（2014）14号《关于“老虎垇”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仁化县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2014年9月24日仁化县人民政府作出仁府行复（201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作出的扶府（2014）14号《关于“老虎垇”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原告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并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另查明，第三人父母均已过逝，第三人还有一个姐姐在仁化县扶溪镇厚塘村生活。本院认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本案中，原告持有登载有本案争议地“老虎垇”的1983年12月10日仁林证NO.0020407《自留山使用证》，该证是合法有效的山林权属证，应做为本案确权的合法依据。由于当时颁证时受客观条件的制约，没有以明确的标志物或者以等高图标示证载四至界线，被告在受理原告及第三人之间的林权争议后，经过实地勘察，认为原告所持证载四至与现场实际地形不相符，遂根据与原告“老虎垇”山岭相邻的与原告没有纠纷的其他山主的界址来确定原告“老虎垇”山岭的实际四至，并无不妥。但是被告对自认是责任山的第三人的山岭四至界线予以确权，属超越职权，且本案被告对“老虎垇”山林权属争议受理后在进行调处过程中，对诉争的主体没有调查清楚。在第三人提供的“老虎垇”《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户主不是第三人本人，没有查清户主是否还在世或者去世后是否还有其他合法继承人的情况下，直接将王耀生列为争议主体，这样会导致侵犯“老虎垇”山林其他合法继承人的合法权益，本案遗漏了有利害关系的相关其他当事人。因此，本案被告做出的诉争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不清，超越职权，违反法定程序，应予撤销。原告要求被告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1、3、4目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仁化县扶溪镇人民政府于2014年5月30日作出的扶府（2014）14号《关于“老虎垇”山林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二、责令被告仁化县扶溪镇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朱玉明审判员  刘才新审判员  朱艳群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书记员  李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