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青民二商终字第7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原市盛达隆轮胎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建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利军，北京市华贸硅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建明。
委托代理人杨利军，北京市华贸硅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双星轮胎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军赤，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高峰，山东舜翔（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侯梁栋，山东舜翔（青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太原市盛达隆轮胎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达隆公司）、上诉人张建明因与被上诉人青岛双星轮胎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星销售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黄岛区人民法院（2014）黄商初字第649号民事判决，于2015年5月21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24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琳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徐慧主审，与审判员杨传令共同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盛达隆公司、上诉人张建明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杨利军，被上诉人双星轮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高峰、侯梁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双星销售公司一审诉称，2012年1月1日，双星销售公司、盛达隆公司双方订立《2012年度轮胎购销合同》。合同约定盛达隆公司在山西地区销售双星销售公司生产的“双星”牌轮胎，价格按《青岛双星轮胎销售有限公司2012年度供货价格表》执行，如果有调整，以双星销售公司即时价格表为准，必须当月结清所有货款。张建明为盛达隆公司的付款责任提供了担保。盛达隆公司尚欠双星销售公司货款208万元。另外2013年购销合同约定发生纠纷由双星销售公司方的法院管辖。双星销售公司请求判令盛达隆公司、张建明支付货款208万元及利息，诉讼费用由盛达隆公司、张建明承担。
盛达隆公司一审未予书面答辩，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盛达隆公司不认可双星销售公司起诉金额，应当依据双方合同履行的相关证据来确定双方的债权债务金额。在2012年度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星销售公司存在诸多违约之处，表现之一为在山西省有串货行为，双星销售公司没有制止；其二，2012年尚有三包胎279条、价值459618元没有处理，该部分款项应予扣除；其三，根据双方2012年销售合同，双星销售公司应当按照销售额的0.5%返利128万元，该部分款项没有兑现；其四，双星销售公司承诺在合同履行中赠送双星鞋20000余双，价值398万元，该承诺亦未履行。总之，双星销售公司与盛达隆公司之间的合同履行应依据合同约定办理。
张建明一审未予书面答辩，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张建明没有为双星销售公司与盛达隆公司之间的2012年度合同提供担保，双星销售公司要求张建明承担连带责任依法不能成立。
针对盛达隆公司、张建明的答辩意见，双星销售公司称2012年度销售合同买受人和担保人签字为同一人所签，系张建明所签。双星销售公司起诉时已经将返利折扣、三包胎予以扣除；盛达隆公司主张的三包胎、返利等，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实。
原审查明：双星销售公司作为甲方，盛达隆公司作为乙方，张建明作为丙方，三方于2012年1月1日签订《2012年度轮胎购销合同》（以下简称2012年合同），约定盛达隆公司向双星销售公司购买双星系列轮胎，销售区域为山西省，销售目标为每月275万元，全年销售额合计3200万元。2012年合同第五条“担保事项”约定：“1、丙方同意以其全部财产为乙方提供担保，承担乙方归还甲方全部货款及本合同项下责任的连带清偿责任。2、丙方提供担保的时间与甲乙双方购销关系的法律时效相一致，直至甲乙双方货款全部结清为止。”2012年6月19日，双星销售公司作为甲方，盛达隆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给予乙方全年全钢子午胎总销售回款额0.5%的专卖商业折扣；协议书第二条约定：“乙方承诺在2012年度做到以下几点……保证完成规定甲方规定的全年销售任务基数（具体见双方签订的《2012年商业折扣政策》）；”第三条约定：“双方一致同意，乙方如完不成以上几点，甲方有权随时取消其专卖资格，并取消专卖奖励。”2013年1月1日，盛达隆公司与青岛双星名海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海公司）签订《2013年度轮胎购销合同》（以下简称2013年合同），除出卖人名称为名海公司之外，2013年合同与2012年合同内容完全相同，名海公司未在合同盖章。2014年10月8日，名海公司出具证明，证实其已将2013年合同项下债权转让给双星销售公司。双星销售公司、盛达隆公司双方就业务往来进行了对账，截至2013年3月30日，盛达隆公司欠款金额为4310580.04元。
另查明，2012年合同担保方“张建明”签字非张建明本人所写。
本案诉讼过程中，根据双星销售公司的申请，原审依法作出（2014）黄商初字第649-1号民事裁定书，冻结盛达隆公司、张建明银行账户存款2080000元或查封其价值相当的其他财产。
原审认为，根据庭审调查及双方证据，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2013年合同是否成立并履行；2、双星销售公司是否履行了债权转让告知义务；3、双星销售公司与盛达隆公司之间的欠款事实是否成立；4、张建明应否承担连带责任。
对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根据盛达隆公司2013年1-3月往来明细账的记载，截至2013年3月30日，盛达隆公司尚欠双星销售公司4310580.04元。盛达隆公司虽然称该明细账并无合同依据，2013年合同也未履行，但本案货值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对于金额如此巨大的交易，按照交易惯例及常理，只有在首先确定货物名称、规格、交易价格、交付等基本买卖条款的情况下，才会产生货物交付、付款等交易行为。2012年合同于2012年12月31日有效期满，名海公司于2013年1-3月向盛达隆公司交付轮胎，但盛达隆公司并未能举证证实除2013年合同外，其与双星销售公司或名海公司就上述基本买卖条款还存在其他书面或者口头约定。因此，原审认为，虽然名海公司并未在2013年合同上盖章，但其已经以实际履行的方式对盛达隆公司要约进行了承诺，2013年合同成立并已履行。该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性法规强制规定，为有效合同，依法应予维护。
对于第二个焦点问题，盛达隆公司、张建明称债权转让未通知盛达隆公司、张建明。双星销售公司则称债权转让的事实已通知盛达隆公司、张建明，因为依据盛达隆公司2013年1-3月往来明细账，可以证实盛达隆公司对于债权转让的事实是清楚的。原审结合相关证据，对此进行具体分析。首先看往来明细账的记载，往来明细账载有2013年期初余额，2012年盛达隆公司未与名海公司发生业务往来，2013年期初余额只能是双星销售公司对盛达隆公司的债权金额，由此可见该明细账系盛达隆公司向双星销售公司出具。其次，该明细账同时记载了截至2013年3月30日盛达隆公司与名海公司的交易往来，依常理判断，对账时双方必然会对各自作为债权人或债务人的身份进行确认。若双星销售公司和名海公司未将名海公司2013年合同项下债权已转让给双星销售公司的事实告知，盛达隆公司必不会将上述债权和交易记载于其向双星销售公司出具的明细账中。盛达隆公司对该明细账盖章确认，说明其知道债权转让的事实，认可双星销售公司享有该明细账所显示的名海公司债权。再次，该明细账虽未载明形成日期，但双星销售公司在起诉时提交，显然其形成于双星销售公司起诉之前，可以认定起诉前盛达隆公司就已知悉债权转让的事实。第四，自双星销售公司2014年2月27日起诉至2015年4月2日本案第二次庭审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盛达隆公司和张建明在答辩和法庭调查时从未对双星销售公司享有2013年合同项下债权提出异议，其仅对双星销售公司起诉金额、2013年合同的成立及张建明的担保人身份不认可，亦可佐证盛达隆公司知悉名海公司转让债权的事实，认可双星销售公司作为债权人的身份。由此，原审认定，双星销售公司和名海公司于本案起诉前履行通知义务具有高度盖然性，且双星销售公司起诉亦可视为通知盛达隆公司债权转移的特定方式，双星销售公司和名海公司履行了债权转移通知义务。双星销售公司据此取得了2013年合同项下债权，盛达隆公司应依法向双星销售公司履行相关合同义务。
对于第三个焦点问题，盛达隆公司虽不认可2013年合同已经履行，但对往来明细账真实性并不否认。往来明细账记载截至2013年3月30日，盛达隆公司欠款4310580.04元。双星销售公司在此金额中扣除223万元三包胎理赔款、各项返利及费用等，仅要求支付208万元，系双星销售公司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原审对此予以认定。双星销售公司主张由盛达隆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标准承担上述欠款自起诉之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原审予以支持。
盛达隆公司所主张128万元返利，因盛达隆公司未提起反诉，本案不予处理，盛达隆公司可另行主张。
对于第四个焦点问题，2012年合同担保人处“张建明”签字经鉴定并非张建明本人所写，双星销售公司、张建明对此均无异议。故原审认定张建明不承担2012年合同项下债务的保证责任。2013年合同合法有效且已经实际履行，张建明作为担保人在合同上签字，应承担2013年合同项下债务的连带保证责任。虽然名海公司将上述债权转让给双星销售公司，但该债权转移并不影响张建明承担保证责任。根据往来明细账的记载，2013年1-3月被告盛达隆公司购买价值3591095元轮胎，支付了110万元货款，尚欠2491095元货款未支付。依据上述2491095元欠款在往来明细账记载的4310580.04元欠�总额的比例，原审认定张建明对双星销售公司主张欠款额208万元中的1202037.22元及相应利息部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太原市盛达隆轮胎销售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青岛双星轮胎销售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0800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前述欠款自2014年2月28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相应利息。二、张建明对上述第一项债务中的1202037.22元及相应利息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440元、保全费5000元，由太原市盛达隆轮胎�售有限公司负担。因青岛双星轮胎销售有限公司已向原审法院预交，太原市盛达隆轮胎销售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给青岛双星轮胎销售有限公司28440元。张建明在156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宣判后，盛达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判关于盛达隆公司与被上诉人“2013年合同成立并已经履行”的内容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明其与盛达隆公司存在书面《轮胎购销合同》上所记载的合同三方分别是：买受人盛达隆公司、出卖人青岛双星名海商贸有限公司以及保证人张建明。其中盛达隆公司以及张建明在该书面合同上分别盖章、签字。作为出卖人的青岛双星名海商贸有限公司并未签字盖章。由于该书面合同并未加盖被上诉人的公章且该合同记载的出卖方亦非被上诉人，故该合同未成立、生效，盛达隆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2013年书面合同，原判认定盛达隆公司与被上诉人2013年合同成立并生效的判决内容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判关于被上诉人“据此取得2013年合同项下债权，被告应当依法向原告履行相关合同义务”的判决内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一，原判在盛达隆公司与被上诉人法律关系的认定上存在矛盾。原判一方面认定盛达隆公司与被上诉人2013年合同成立并生效，即盛达隆公司与被上诉人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向盛达隆公司主张权利的法律关系基础为买卖合同。而另一方面，原判又同时矛盾地认定被上诉人与案外人青岛双星名海商贸有限公司履行了债权转移通知义务，即被上诉人向盛达隆公司主张权利的法律关系基础为转让债权。可见在此问题上，原判存在认定事实不清楚。第二，原判认定2013年合同项下债权已经转让的证据不足。为了证明取得了2013年合同项下的权利，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案件的审理期间，被上诉人向法庭出具了一份案外人青岛双星名海商贸有限公司证明其已经将2013年合同项下的债权转让给被上诉人的证明。首先从时间上讲，该份证明的出具时间为2014年10月8日，此时被上诉人已经在法院立案，本案存在倒签时间的问题；其次，被上诉人未提供青岛双星名海商贸有限公司向盛达隆公司履行了所谓“债权转让”通知义务的证据，同时又鉴于盛达隆公司明确否认收到了该证明，故原判在此问题上存在认定事实不清楚，证据不足。三、原判关于盛达隆公司与被上诉人欠款金额的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第一，盛达隆公司原审提供的往来明细账不能证明之间买卖合同的欠款金额。首先，从内容上看，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明双方欠款金额的证据表述为往来明细账，该证据仅是双方往来款项金额的记载，双�之间的欠款金额应当综合依据买卖合同确定的交易价款及合同履行情况的证据来确定，不能仅凭该往来明细账确定盛达隆公司的欠款金额。其次，被上诉人原审提供的证明2013年发货情况的证据仅仅能够证明被上诉人交付的货物规格及数量，由于该证据中没有交易价格，因此该证据既不能证明双方2013年的交易金额，更不能证明双方的欠款金额。总之，原判在认定盛达隆公司与被上诉人欠款金额的问题上存在认定事实不清。四、原判判令盛达隆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签署欠款自2014年2月28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至的相应利息”的判决内容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盛达隆公司与被上诉人未就货款的支付约定具体的付款时间；其次，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在其提起本案诉讼之前曾要求盛达隆公司支付货款的证据，应当认定盛达隆公司不存在迟延付款的违约行为，被上诉人要求盛达隆公司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在原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并未明确提出要求盛达隆公司承担利息的标准，被上诉人的该项诉讼请求不明确、不具体。原判在被上诉人未提出具体请求的情况下，迳行裁判有悖“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双星销售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盛达隆公司与青岛名海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2013年度轮胎购销合同》成立并生效。青岛名海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海公司）虽然未在《2013年度轮胎购销合同》（以下简称2013年度合同）上盖章，但名海公司履行了2013年度合同约定的交货义务，盛达隆公司收取货物并支付了部分货款。按照合同法第三�七条和第四十四条的规定，2013年度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二、一审判决并未认定双星销售公司与盛达隆公司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双星销售公司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从名海公司取得了2013年度合同项下对于盛达隆公司的债权。盛达隆公司向双星销售公司出具往来明细账，确认双星销售公司享有对盛达隆公司的债权。盛达隆公司在一审期间从未否认双星销售公司所享有的债权，可见盛达隆公司知晓2013年度合同项下转移给双星销售公司的事实。一审判决对此事实的认定是非常清楚的。三、往来明细账是对双星销售公司与盛达隆公司之间业务往来金额的详细记载，足以证实双星销售公司与盛达隆公司所享有的债权金额。盛达隆公司虽然否认该明细账的证明效力，但却未提交任何关于合同履行的证据以证实其具有合法的抗辩事由。因此，一审判决以该明细账为依据认定盛达隆公司的欠款金额符合法律规定。四、2013年度合同第四条第1项明确约定：“乙方（盛达隆公司）当月不回款或连续两个月货款未清零，甲方（双星销售公司）有权收回全部欠款……”从该条约定可以看出，盛达隆公司应在双星销售公司交货当月开始支付货款并在次月支付全部货款，也就是说货款支付期限为交货后2个月内。盛达隆公司2013年4月开始拖欠双星销售公司货款，双星销售公司从起诉之日即2014年2月28日要求盛达隆公司承担逾期付款的利息完全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综上，双星销售公司认为盛达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
针对盛达隆公司的上诉，张建明辩称其同意盛达隆公司意见。
张建明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判以太原市盛达隆轮胎销售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2013年合同成立并已经履行”为由，据此认�上诉人对2013年合同项下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判决内容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第一，原判存在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明其与太原市盛达隆轮胎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达隆公司）存在书面《轮胎购销合同》上所记载的合同三方分别是：买受人盛达隆公司、出卖人青岛双星名海商贸有限公司以及保证人上诉人。其中张建明以及盛达隆公司在该书面合同上分别盖章、签字，作为出卖人的青岛双星名海商贸有限公司并未签字盖章。由于该书面合同并未加盖被上诉人的公章且该合同上记载的出卖方亦非被上诉人，故该合同未成立、生效。盛达隆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2013年书面合同，原判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3年合同成立并生效的判决内容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第二，原判存在法律适用错误。张建明签字的2013年合同并未成立生效，被�诉人无权依据该合同要求张建明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即本案不存在张建明对盛达隆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判以盛达隆公司与被上诉人“2013年合同成立并已经履行”为由判令张建明对盛达隆公司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违反“保证不能推定”的担保法原则，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判关于被上诉人“据此取得2013年合同项下债权，被告应当依法向原告履行相关合同义务”的判决内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一，原判在盛达隆公司与被上诉人法律关系的认定上存在矛盾。原判一方面认定盛达隆公司与被上诉人2013年合同成立并生效，即盛达隆公司与被上诉人存在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向盛达隆公司主张权利的法律关系基础买卖合同，被上诉人有权向盛达隆公司主张合同权利。而另一方面，原判又同时矛盾地认定被上诉人与案外人青岛双�名海商贸有限公司履行了债权转移通知义务，即被上诉人向盛达隆公司主张权利的法律关系基础是其取得了转让债权。第二，原判认定2013年合同项下债权已经转让的证据不足。被上诉人为了证明其取得了2013年合同项下的权利，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案件的审理期间，向法庭出具了一份案外人青岛双星名海商贸有限公司证明其已经将2013年合同项下的债权转让给被上诉人的证明。就该证据而言，首先从时间上讲，该份证明的出具时间为2014年10月8日，而此时被上诉人已经在法院立案，本案存在倒签时间的问题；其次，被上诉人未提供青岛双星名海商贸有限公司向张建明以及盛达隆公司履行了所谓“债权转让”通知义务的证据，同时又鉴于张建明及盛达隆公司明确否认收到了该证明，故原判在此问题上存在认定事实不清楚，证据不足。三、原判关于张建明对盛达隆公司1202037.22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范围的判决内容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判未查明盛达隆公司与被上诉人2013年的买卖合同的欠款金额。首先，从内容上看，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明双方欠款金额的证据表述为往来明细账，该证据仅是双方往来款项金额的记载，双方之间的欠款金额应当综合依据买卖合同确定的交易价款及合同履行情况的证据来确定，不能仅凭该往来明细账确定盛达隆公司的欠款金额。其次，被上诉人原审提供的证明2013年发货情况的证据仅仅能够证明被上诉人交付的货物规格及数量，由于该证据中没有交易价格，因此该证据既不能证明双方2013年的交易金额，更不能依据该证据认定盛达隆公司与被上诉人2013年所谓的买卖合同的欠款金额。最后，原判通过司法鉴定已经查明，2012年合同担保人处“张建明”签字并非上诉人所写，据此，原判未支持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对盛达隆公司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根据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的基本原则，原判未对上诉人已经预付的鉴定费作出处理亦属于错误。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双星销售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太原市盛达隆轮胎销售有限公司与青岛名海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2013年度轮胎购销合同》成立并生效。青岛名海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海公司）虽然未在《2013年度轮胎购销合同》（以下简称2013年度合同）上盖章，但名海公司履行了2013年度合同约定的交货义务，太原市盛达隆轮胎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原盛达隆公司）收取货物并支付了部分货款。按照合同法第三十七条和第四十四条的规定，2013年度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二、双星销售公司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从名海公司取得了2013年度合同项下对于太原盛达隆公司的债权。太原盛达隆公司向双星销售公司出具往来明细账，确认双星销售公司享有对太原盛达隆公司的债权。太原盛达隆公司在一审期间从未否认双星销售公司所享有的债权，可见其知晓2013年度合同项下转移给双星销售公司的事实。一审判决对此事实的认定是非常清楚的。三、名海公司将2013年度合同项下债权转让给双星销售公司，张建明仍应承担保证责任。张建明在2013年度合同上作为保证人签字，应承担相应的保证义务。虽然名海公司将债权转让给双星销售公司，但依据担保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张建明对于双星销售公司通过转让方式取得的债权，仍应按照2013年度合同的约定承担保证责任。四、往来明细账是对双星销售公司与太原盛达隆公司之间业务往来金额的详细记载，足以证实双星销售公司对太�盛达隆公司所享有的债权金额。太原盛达隆公司虽然否认该明细账的证明效力，但却未提交任何关于合同履行的证据以证实其具有合法的抗辩事由。因此，一审判决以该明细账为依据认定太原盛达隆公司的欠款金额符合法律规定。五、2013年度合同第四条第1项明确约定：“乙方（太原盛达隆公司）当月不回款或连续两个月货款未清零，甲方（双星销售公司）有权收回全部欠款……”从该条约定可以看出，太原盛达隆公司应在双星销售公司交货当月开始支付货款并在次月支付全部货款，也就是说货款支付期限为交货后2个月内。太原盛达隆公司2013年4月开始拖欠双星销售公司货款，双星销售公司从起诉之日即2014年2月28日要求太原盛达隆公司承担逾期付款的利息完全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六、张建明预付的鉴定费不属于诉讼费用，一审判决无需对该费用作出处理。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六条的规定，鉴定费不属于诉讼费的范畴，应由张建明自行承担。一审判决未对此进行处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双星销售公司认为张建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
针对张建明的上诉，盛达隆公司辩称其同意张建明意见。
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提交证据一，鉴定费收据及付款凭证原件及复印件。证明上诉人张建明一审交纳鉴定费15000元，一审对鉴定费未处理。被上诉人质证称，对鉴定费收据无异议，但张建明提交的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账户明细上未加盖鉴定所的公章，无法确定该账户明细的真实性，因此也无法确定张建明将剩余的13000元鉴定费支付给了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上诉人张建明补充意见称，我方提交的这些证据已经达到概然性标准，我方有付款的记录，尽管账户明细上面没有加盖鉴定机构�公章，但是金额是真实存在的。从常理上讲，如不把15000元支付给鉴定机构，鉴定机构也不会出鉴定结论，所以请求法庭依法确定。
本院认为，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附有张建明交纳鉴定费的收据，收据加盖有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财务专用章，收据备注栏记载“共计15000元，尚欠13000元。”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的司法鉴定许可证上载明法定代表人是栾文杰，张建明提交的账户明细虽未加盖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公章，但账户明细中载明栾文杰个人账户信息38×××34，张建明于2015年2月2日向栾文杰个人账户38×××34转账13000元，由此，可以确认张建明已向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交纳了13000元的鉴定费，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证据二，2013年1-3月份由双星名海公司开具给盛达隆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七份，证明2013年1-3月份双星名海公司与盛�隆履行了2013年轮胎购销合同。两上诉人质证称，对真实性予以认可，凭增值税发票只能证明双方之间有买卖合同关系，不能证明盛达隆公司与双星名海商贸公司有书面买卖合同关系，更不能证明张建明应当对盛达隆公司2013年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因两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被上诉人双星销售公司和名海公司是同一母公司之下的子公司，同属双星集团。
盛达隆公司确认《发出商品回执联》系其出具的，其中有四份手写标注为“双星轮胎工业公司”，一份手写标注为“双星销售公司”，二份手写标注为“名海公司”。二审审理过程中，两上诉人明确其不清楚2013年的轮胎购销合同系盛达隆公司与双星的哪一个公司履行的。
两上诉人明确2013年1-3月往来明细账系盛达隆公司出具给被上诉人双星销售公司，并认可名海公司开具的七份增值税发票所记载的金额与2013年1-3月往来明细账所记载的金额能一一对应。
张建明提交的收据显示张建明交文检鉴定费2000元，收据备注栏载明“共计15000元，尚欠13000元”，并加盖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财务专用章。
张建明向青岛正源司法鉴定所的法定代表人栾文杰的账户38×××34转账13000元。
二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2013年度轮胎销售业务是发生在双星销售公司与盛达隆公司之间还是发生在名海公司与盛达隆公司之间。二、盛达隆公司应支付给双星销售公司的欠款及利息分别是多少。三、张建明是否应对盛达隆公司与双星销售公司2013年合同项下的欠款承担连带�证责任。
关于焦点问题一，2013年度轮胎销售业务是发生在双星销售公司与盛达隆公司之间还是发生在名海公司与盛达隆公司之间。
二审审理过程中，双星销售公司和盛达隆公司对《青岛双星名海商贸有限公司2013年度轮胎购销合同》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双方均认可2013年购销合同已实际履行，两上诉人认为2013年盛达隆公司和双星销售公司系买卖合同关系，双方虽无书面买卖合同，但是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履行合同的主体是被上诉人双星销售公司和盛达隆公司。被上诉人认为2013年盛达隆公司和双星销售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基于债权转让，履行合同的主体是名海公司和盛达隆公司，名海公司将上述债权转让给被上诉人，双星销售公司基于名海公司的债权转让向盛达隆公司主张2013年1-3月份的货款。本院认为，2013年度业务实际在名海公司与盛达隆公司之间，被上诉人系基于债权转让向两上诉人主张权利，理由如下：
从业务实际发生情况来看，一是一审被上诉人提交2013年1月21日-3月24日《发出商品回执联》七份，该七份《发出商品回执联》系上诉人盛达隆公司收到商品的回执联，盛达隆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其中有两份标注为“名海商贸”，四份标注为“双星轮胎工业”，一份标注为“双星销售公司”。二是盛达隆公司确认《太原盛达隆公司2013年1-3月往来明细账》系其出具给被上诉人的，该明细账记载2013年期初余额及2013年1-3月份盛达隆公司欠付款情况。三是被上诉人双星销售公司提交七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系名海公司开具给盛达隆公司2013年1月至3月销售轮胎的增值税发票，该七份增值税发票所记载的金额与盛达隆公司出具的往来明细账所记载的2013年1-3月份账目均能一一对应起来。四是盛达隆公司于2013年1月24日、2013年3月5日以银行承兑汇票分别支付50万元、5万元、5万元，2013年4月7日通过银行转账向名海公司付款50万元。被上诉人认可盛达隆公司已付款110万元。最后，双星销售公司提交名海公司出具的《债权转让证明》，主张名海公司将其对盛达隆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了双星销售公司。该证明记载“双星名海已于2013年12月将购销合同项下对太原盛达隆所享有的全部债权转让给青岛双星轮胎销售有限公司”。盛达隆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明的形成时间是2014年11月8日，且盛达隆公司没有实际收到。
综上，两上诉人虽不能确定其支付给业务人员的60万元承兑汇票系代表名海公司还是双星销售公司，亦不能确定2013年度轮胎购销合同系盛达隆公司与名海公司还是双星销售公司实际履行的，但名海公司开具给盛达隆公司2013年1-3月份增值税发票，往来明细账记载有盛�隆公司欠付被上诉人2013年期初余额及2013年1-3月份往来账目，该明细账与名海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记载的金额均能一一对应，上诉人盛达隆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名海公司付款50万元，因此，从双方提交的证据综合分析判断，本院确认2013年轮胎购销合同的履行主体系盛达隆公司与名海公司。盛达隆公司将2012年欠付被上诉人的账目与2013年1-3月份账目连续记载并向被上诉人出具明细账，盛达隆公司对名海公司将2013年1-3月债权转让给双星销售公司系明知的，并认可该债权转让。因此，原审认定双星销售公司和名海公司履行了债权转移通知义务，双星销售公司据此取得了2013年合同项下债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焦点问题二，盛达隆公司应支付给双星销售公司的欠款及利息分别是多少。盛达隆公司2013年1-3月的往来明细账记载了2013年期初余额1919495.04元，两�诉人确认2013年1-3月往来明细账系盛达隆公司发送给被上诉人。两上诉人对其出具的2013年1-3月往来明细账记载的未付款4310580元和已付款110万元无异议，但认为盛达隆公司和被上诉人对三包胎理赔款和返利等扣减项目存在争议，4310580元并非最终结算数额，应该扣减三包胎理赔款和返利。根据双星销售公司和盛达隆公司的轮胎购销合同3.2.2条约定“轮胎销售后出现的质量问题，由甲方（双星销售公司）指定的售后服务人员核准”，第3.2.3.5约定“根据甲乙双方约定，乙方（盛达隆公司）进行买断三包产品的售后服务及理赔费用已包含在产品价格中，因此该产品产生的售后服务和理赔费用均由乙方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两上诉人应当对其扣减的三包胎理赔款及返利的依据和金额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上诉人对两上诉人提交的《青岛双星轮胎销售有限公司市场规范�理通报》及《双鞋联动促销品配比通知》和三包胎统计表不认可，盛达隆公司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应扣减的三包胎理赔款及返利的依据和金额，其提交的三包胎明细，未经被上诉人指定的售后服务人员核准，无法作出认定；且根据双方的销售合同约定，盛达隆公司买断三包产品的售后服务及理赔费用已包含在产品价格中。因此，两上诉人主张从应付款中扣减三包胎理赔款和返利，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应扣减的金额和依据，两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被上诉人主张从4310580元中扣减三包胎理赔款、各项返利及费用等223万元，诉请上诉人支付货款208万元，系对其权利的处分，本院对被上诉人诉请盛达隆公司支付欠款208万元予以支持。上诉人盛达隆公司逾期支付被上诉人货款，被上诉人诉请上诉人盛达隆公司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起诉之日至判决生效之�止的逾期付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焦点问题三，张建明是否应对盛达隆公司与双星销售公司2013年合同项下的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张建明在名海公司与盛达隆公司的2013年度轮胎购销合同上担保人处签字，名海公司与盛达隆公司实际履行了2013年轮胎购销合同，双星销售公司受让了2013年1-3月份名海公司对盛达隆公司的债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依法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保证人在原保证担保的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根据2013年度轮胎购销合同第5.2条约定“丙方（张建明）提供担保的时间与甲乙（盛达隆公司、名海公司）双方购销关系的法律时效相一致，直到甲乙双方货款全部结清为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依据上述规定，本案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双星销售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属于主债务履行期限内，双星销售公司主张张建明就本案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系在保证期间内。因此在名海公司将其对盛达隆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双星销售公司后，保证人张建明仍然应当对盛达隆公司2013年的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张建明承担担保责任后，依法有权向盛达隆公司追偿。因双星销售公司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扣减的三包胎理赔款、各种返利及费用223万元中所包含的2013年1-3月份应扣减的金额，上诉人盛达隆公司和上诉人张建明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2013年1-3月份应扣减的三包胎理赔款、各种返利及费用的金额，因此�原审依据盛达隆公司2013年1-3月份欠款数额与往来明细账记载的4310580.04元欠款总额的比例确定张建明应对欠款208万元中的1202037.22元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鉴定费用问题，一审对2012年合同中张建明签字进行鉴定，确认不是张建明本人所签，并据此认定张建明对2012年债务不承担保证责任，张建明预缴的鉴定费用15000元应由被上诉人承担。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23440元、保全费5000元，由太原市盛达隆轮胎销售有限公司负担，张建明在156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二审案件受理费23440元，由上�人太原市盛达隆轮胎销售有限公司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0元，由张建明承担。鉴定费15000元，由青岛双星轮胎销售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琳
审 判 员 杨传令
代理审判员 徐 慧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彭晓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