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终100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畅星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1016号第二幢北部一至三层。
法定代表人：杜晓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敏，上海儒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溪云实业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松江区新浜镇叶新公路5715号-35。
法定代表人：李杰林，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奇，上海祺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畅星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畅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溪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溪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5）闵民二(商)初字第19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畅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敏，被上诉人溪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畅星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本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或改判驳回溪云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小王”系畅星公司员工，缺乏依据；2、畅星公司已支付的款项大于溪云公司主张的欠款，如一审未包含的2013年1月30日支付的60,072元以及2013年3月29日支付的3万元；3、在畅星公司处刷信用卡消费的不仅是李杰林，还有顾某，且为真实的消费行为，并不是非法的信用卡套现行为；4、顾某收取的507,000元，应当视为溪云公司收到的货款。
溪云公司辩称，1、“小王”系畅星公司员工，目前仍在畅星公司从事财务工作；2、李杰林等存在信用卡套现行为，并非是刷卡消费；3、顾某与杜晓军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4、畅星公司二审中所称的60,072元和3万元两笔货款，不属于一审法院的认定范围。
溪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畅星公司向溪云公司支付货款681,693元；畅星公司向溪云公司支付以681,693元为本金，自2013年4月12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杜晓军对畅星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共同支付责任。一审中，溪云公司撤回了对杜晓军的起诉，一审法院裁定予以了准许。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溪云公司向畅星公司供应洋酒多年。畅星公司法定代表人杜晓军于2013年4月11日签署结算单确认，截至2012年1月，溪云公司共计向畅星公司供货2,383,577元，畅星公司已付款1,701,884元，尚余货款681,693元未付。
2013年1月始，溪云公司又陆续向畅星公司供货。溪云公司提供的送货单显示，溪云公司于2013年1月供货6万元、2月供货29,976元、3月供货9,552元、4月供货11,880元、5月供货4,130元（已扣空瓶费70元）、7月供货23,760元、8月供货33,912元、9月供货15,780元（溪云公司提供的送货单相加为17,040元，畅星公司“小王（七星）”短信确认为15,780元）、10月供货10,900元、2014年1月供货5,840元、2月供货6,520元、3月供货36,376元。
畅星公司向溪云公司付款情况为：2013年6月7日向溪云公司支付29,976元、6月20日支付15,232元、8月20日支付27,960元、9月27日支付30,889元、11月20日支付10万元、11月28日支付22,570元、2014年7月22日支付4,640元、7月28日支付8,480元、8月5日支付7,360元、8月12日支付69,125元、8月13日支付1万元、8月18日支付39,500元、8月19日支付26,376元及1万元、9月5日支付59,250元、9月11日支付5万元、9月16日分别支付了44,437元及7万元。
一审法院另查明，溪云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杰林先后五次在畅星公司处使用信用卡刷卡交易，于2013年11月17日刷卡10万元、2014年8月11日分别刷卡3万元及4万元、8月13日刷卡4万元、9月2日刷卡6万元、9月13日刷卡4.50万元。
一审法院还查明，2013年11月26日，溪云公司工作人员向畅星公司发送短信，内容为：“七星皇宫9月销售15,780元，10月销售10,900元。”同年12月3日，畅星公司工作人员“小王（七星）”向溪云公司发送短信，内容为：“15,780+10,900=26,680-芝华士99只1,980-百年坛44只880-刷卡手续费1,250=22,570。”2014年8月14日杜晓军向李杰林出具借据，载明于该日收到李杰林借款35万元，该款于同年8月30日前归还。”
一审法院认为，畅星公司举证的两组付款凭证均形成于结算单确认的截止日之后。其中，由杜晓军向李杰林的妻子顾某支付的款项，一审法院无法认定为畅星公司向溪云公司支付的货款。相关理由一审法院已在认证意见中予以阐述，在此不再赘述。若付款人认为顾某收取款项没有依据，可以通过其他法律途径予以救济。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畅星公司直接向溪云公司支付的款项是否为结算单记载的债务。鉴于畅星公司已经举证其向溪云公司支付了部分款项，故溪云公司主张该些款项实为返还刷卡金、归还借款、支付结算单之后的货款均需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现一审法院依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对该部分争议事实分析如下：
一、畅星公司向溪云公司支付的款项中，是否存在李杰林在畅星公司处刷信用卡消费，畅星公司扣除手续费后向溪云公司返还的刷卡金的情况。
溪云公司认为畅星公司返还刷卡金的争议款项，畅星公司提交的银行流水单显示如下：1、11月20日支付10万元（摘要：货款）；2、8月12日支付69,125元（摘要：货款，手续费1.25）；3、8月18日支付39,500元（摘要：货款）；4、9月5日支付59,250元（摘要：货款，手续费750）；5、9月16日支付44,437元（摘要：手续费1.25）。畅星公司认为，李杰林在畅星公司处刷信用卡的行为是真实的消费行为，包括购买充值卡、现场消费等，并认为2013年11月20日畅星公司向溪云公司支付了10万元，与溪云公司所述需扣除1.25％手续费相矛盾。
首先，从2013年12月3日，畅星公司工作人员“小王（七星）”回复的短信中显示，畅星公司与溪云公司结算货款时扣除了所谓的刷卡手续费1,250元。对于为何存在该刷卡手续费，是刷何种卡需要手续费，畅星公司并未做出合理解释。且该1,250元与畅星公司支付的第1笔10万元对应的1.25％手续费正好吻合。其次，畅星公司支付的上述第2、3、4、5笔款项，畅星公司向溪云公司支付的金额也能与溪云公司举证的刷卡金额扣除1.25％手续费相吻合，从畅星公司支付时间上看，也均支付于溪云公司刷卡后很短的数日之内。再次，第2、4、5笔款项畅星公司在支付摘要中更注明了手续费比率或手续费金额。畅星公司虽称李杰林系在畅星公司处正常刷卡消费，但未举证与刷卡金额相吻合的消费凭证。由此，溪云公司与畅星公司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一审可以确认溪云公司所述属实，认定该五笔款项实为畅星公司向溪云公司返还扣除1.25％手续费后的李杰林信用卡刷卡金，而非向溪云公司支付的货款。
二、畅星公司于2014年9月16日向溪云公司支付的7万元是否为杜晓军个人归还李杰林的借款。
溪云公司举证的收据虽然可以证明李杰林与杜晓军确实存在借款关系。但借款关系发生于个人之间，而系争的7万元转账发生于溪云公司与畅星公司之间，且转账的金额与借条记载的金额不符。现畅星公司亦否认该笔款项系代杜晓军归还借款。故一审法院无法认定该7万元的汇付与李杰林及杜晓军之间的借款关系存在关联性。由此，溪云公司认为该笔款项系归还借款的观点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该7万元为畅星公司向溪云公司支付的货款。
三、关于畅星公司支付的金额与2013年1月之后的送货单金额一致的款项。
2013年11月28日畅星公司支付的22,570元，系经畅星公司工作人员“小王（七星）”确认支付的款项，其中包括了2013年9月、10月的货款。由此可见，双方存在对结算单之后的部分货款先行偿付的事实。由此，畅星公司于2013年6月7日向溪云公司支付的29,976元（与2013年2月的货款吻合）、同年8月20日向溪云公司支付的27,960元（与2013年5月至7月的货款吻合）、2014年8月19日向溪云公司支付的36,376元（与2014年3月的货款吻合），因付款金额明显具有特定性和针对性，且与送货单显示的货款总额高度一致，故一审法院采纳溪云公司的观点，认定该三笔款项均系支付结算单之后的货款。此外，溪云公司主张2014年8月13日及9月11日，畅星公司分别支付的1万元及5万元，系支付2013年1月的总货款6万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虽然畅星公司支付的两笔款项总计6万元与2013年1月的货款金额相吻合，但该6万元并非一次性支付，且该两笔付款金额均为简单整数，两次支付时间间隔将近一个月。且从支付时间看，2014年8月、9月才支付2013年1月的货款，间隔时间已超过一年半，而从畅星公司支付其他几笔货款的情况看，均支付于送货单形成后的半年之内。故一审法院从支付款项的时间及金额上均无法认定该两笔款项与2013年1月的货款具有关联性，故认定该6万元系支付结算单确认的欠款。
四、关于畅星公司支付的金额与2013年1月之后的送货单金额不一致的款项。
2013年6月20日畅星公司支付15,232元（溪云公司认为系支付2013年3月至4月的货款21,432元扣除截至4月30日止的空瓶费）、9月27日畅星公司支付30,889元（溪云公司认为系支付2013年8月货款33,912元扣除空瓶费）、2014年7月22日畅星公司支付4,640元（溪云公司认为系支付2014年1月货款5,840元扣除空瓶费）、7月28日畅星公司支付8,480元（溪云公司认为系支付2013年11月货款，但未提供送货单）、8月5日畅星公司支付7,360元（溪云公司认为系支付2014年2月货款6,520元及2013年12月货款840元，但溪云公司未提供2013年12月的送货单）。上述畅星公司付款与溪云公司举证的送货单金额均不一致，溪云公司或未提供送货单，或未举证空瓶费的结算依据，故一审法院认为该些付款与溪云公司提交的相关送货单无关，认定该些付款均为支付结算单确认的欠款。
综上，一审法院确认畅星公司已支付溪云公司的结算单欠款为：2013年6月20日15,232元、9月27日30,889元、2014年7月22日4,640元、7月28日8,480元、8月5日7,360元、8月13日1万元、9月11日5万元、9月16日7万元，合计196,601元，故尚欠溪云公司结算单欠款485,092元。因双方在买卖关系存续期间未约定货款支付期限，根据合同法的规定，畅星公司应当即时结清货款，拖欠不付应当向溪云公司承担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现溪云公司自结算单签署的次日起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畅星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溪云公司支付货款485,092元；二、畅星公司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溪云公司支付以485,092元计，自2013年4月12日始至畅星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一审案件受理费12,275.9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7,275.93元，由溪云公司负担4,982.40元、畅星公司负担12,293.53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畅星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1、中国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欲证明畅星公司支付的货款已经超过了溪云公司的主张，在一审认定的基础上，畅星公司多支付了891,051元；
证据2、畅星公司与溪云公司对账单汇总表，欲证明2012年3月，畅星公司累计欠款681,693元，根据溪云公司提供的2013年1月-2014年的送货单，送货金额为99.1721万元；
证据3、畅星公司向溪云公司支付的汇款与现金总额表，欲证明自2012年3月20日起，畅星公司向溪云公司汇款金额为1,586,846元，畅星公司向溪云公司支付的货款大于溪云公司的供货。
溪云公司对畅星公司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上述款项系本案系争之外的款项，溪云公司已提供了对应的送货单，该部分款项已经结清；对证据2、证据3，认为均系畅星公司自行制作，且其中所涉及的款项并非本案争议货款，双方已经结清，上述证据无法证明畅星公司支付的金额能够冲抵一审认定的货款。
溪云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1、溪云公司作出的情况说明，欲证明“小王”是畅星公司的财务人员；
证据2、送货回单及入库单，欲证明畅星公司所称2013年1月30日支付的60,072元，2013年3月29日支付的3万元，送货日期均在2012年12月及2013年1月；
证据3、杜晓军出具的借条、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业务回单，欲证明杜晓军与李杰林及顾某之间还存在其他交易关系；
证据4、溪云公司制作的付款情况说明表，欲证明溪云公司的供货金额大于畅星公司的付款金额；
证据5-11、溪云公司对畅星公司的销售明细及相应送货回单、物品入库单以及溪云公司出具的返利通知等，欲证明畅星公司二审中所称已支付的货款应当是本案诉争之外的货款。
畅星公司对溪云公司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份材料为溪云公司自行制作；对证据2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畅星公司已经不欠溪云公司货款；对证据3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畅星公司支付的货款大于溪云公司的供货；对证据5-1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畅星公司的付款包括了涉案款项。
本院认证认为，上述证据均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溪云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杰林及顾某在畅星公司处使用信用卡刷卡交易。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余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畅星公司应当向溪云公司支付的本案所涉货款是多少？
第一，关于畅星公司主张其已支付的货款多于欠款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中，溪云公司所主张的货款为畅星公司2010年-2012年3月累计所欠的货款，金额为681,693元。其依据为畅星公司法定代表人杜晓军于2013年4月11日出具的欠条。二审中，畅星公司提交了中国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欲证明畅星公司已经支付的货款金额大于溪云公司主张的金额，但本院注意到，上述对账单中所涉款项的付款时间均在2013年4月11日之前。且畅星公司二审中所称其支付的两笔款项，即2013年1月30日支付的60,072元以及2013年3月29日支付的3万元，支付日期亦在杜晓军出具的欠条之前。在欠条出具之前支付的款项不能被认定为可从欠款金额中扣除。故，畅星公司认为其已付货款大于欠款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第二，关于李杰林等信用卡刷卡所涉款项是否系畅星公司支付的货款。据在案证据显示，李杰林及顾某在畅星公司使用信用卡刷卡交易后，畅星公司又向溪云公司支付了款项，而各笔往来的款项之间存在对应性，且在部分银行流水单中的摘要部分注明了手续费1.25、手续费750等。畅星公司主张李杰林具有消费行为，但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定上述款项不能作为畅星公司支付的货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第三，关于畅星公司于2013年6月7日、同年8月19日以及8月20日支付的货款系支付杜晓军出具欠条之后产生的货款的问题。一审法院依据“小王”发出的短信内容以及畅星公司相应的付款时间及付款金额，认定“小王”为畅星公司的员工，并无不当。上述三笔款项不属于本案系争范围之内的款项，一审法院对此已进行详细阐释，所作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维持。
此外，关于顾某收取的507,000元，因顾某仅系溪云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妻子，畅星公司并未证明顾某有权代收畅星公司支付给溪云公司货款，对畅星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畅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275.93元，由上诉人上海畅星娱乐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清
代理审判员 庞建新
代理审判员 胡玉凌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吴娟娟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