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95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蒋家英，女，1974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开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辉强，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兰，广东金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卫，男，1971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堂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沛清，广东沛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瑜，广东沛清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增城市新塘百盛发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
法定代表人：黄美玲。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就安，公司员工。
原审被告：罗勇，男，1973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岳池县。
原审第三人：张承斌，男，1989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祁阳县。
上诉人蒋家英因与被上诉人孙卫、原审被告增城市新塘百盛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盛发公司）、原审被告罗勇、原审第三人张承斌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183民初32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蒋家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为驳回孙卫所有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孙卫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不清。（一）一审以（2015）穗增法刑初字1381号判决书认定孙卫与蒋家英、罗勇存在承揽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根据该刑事判决书第八页证人罗勇、蒋家英的证言，蒋家英虽承揽过兆发制衣厂牛仔裤一批，（即550条牛仔裤）进行加工洗水，但已完成并交付给兆发制衣厂，与本案孙卫诉请的（即1487件服装）完全没有关联，一审以此认定蒋家英收取了本案孙卫诉请的服装，完全曲解了（2015）穗增法刑初字1381号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因此，一审认为孙卫与蒋家英构成承揽关系是对基本事实的认定错误。（二）一审对孙卫、蒋家英及张承斌交易工序的认定缺乏充分的依据：首先，根据孙卫提交的证据4三份《加工合同》第五条“乙方在交货前两天内将所剩布料及物料退回给甲方”可推知，湘宇厂（张承斌），完成加工后是将服装交付给兆发洗衣厂（孙卫），并未明确由张承斌交付给蒋家英进行洗水。再者，孙卫及张承斌亦未提供任何的书面合同邮件甚至已完成的交易单据、凭证等，证明孙卫、蒋家英及张承斌之间的交易工序；另外，根据孙卫提供的四份《加工合同》，张承斌是孙卫所诉一批服装的直接接收人，蒋家英与张承斌实质构成了利益冲突，张承斌所作陈述更应谨慎采纳，一审判决（第4页最后一段）仅凭张承斌的陈述（第4页中间部分）就贸然认定了孙卫、蒋家英及张承斌的交易工序，明显有失偏颇。（三）一审认为蒋家英收取了1487条服装，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孙卫提供的证据5的三张《百盛发实业有限公司（顺景洗水厂）收货单》既没有蒋家英本人的签名确认，该3张收货单上的“电话：139××××8600139××××9600”为印刷体，也并非蒋家英本人书写，一审仅以蒋家英在填写法院送达地址确认书的电话为139××××8600，而直接认定该三张收货单是由蒋家英开具的，从而直接认定蒋家英收取了1478条服装，明显逻辑不当、有失公允。其次，孙卫提供的证据6《微信记录》没有经过第三方（如公证处或腾讯公司）认证，其真实性根本无从考证，而且，孙卫没有证据证明该微信记录是连续的或者未经过修改和剪切的，孙卫也没有证据证明该微信对话的当事人的真实身份。退一万步，即使微信截图对话的当事人为蒋家英，但微信截图并未显示蒋家英明确确认收到1478条服装。（四）一审仅依据兆发制衣厂（孙卫）与湘宇厂（张承斌）双方签订的《加工合同》直接认定孙卫所诉货物的价值及损失，实属不当。《加工合同》约定张承斌加工后的服装每条55元，但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该合同里的约定并不能对蒋家英产生约束效力，更不能充分证明该批货物的实际价值，一审法院以孙卫与张承斌的约定作为孙卫所诉损失的认定依据，明显不当。一审法院支持孙卫主张的利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之规定是调整借款合同关系的，一审判决在认定孙卫与蒋家英、罗勇存在承揽关系的前提下，依据该条规定支持了孙卫关于按6％计算利息的主张，明显属于法律适用错误。
被上诉人孙卫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的意见。首先，对于蒋家英与孙卫的承揽合同关系，孙卫提供了已生效的刑事判决书，张承斌的出仓单、裁床单以及由顺景洗水厂的实际控制人蒋家英、罗勇出具的收货单三张，以及孙卫的妻子与蒋家英的聊天记录，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蒋家英、罗勇确实收取了孙卫的1781条牛仔裤且上述事实都有一审张承斌的陈述。其次，关于利息，因为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参考民间借贷标准计算，实际上比司法解释还低，所以一审法院判决合理合法。
原审被告百盛发公司述称：1.百盛发公司作为权利被主张人不适格，导致作为本案被告不适格。2.百盛发公司在本案中与蒋家英和孙卫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综上所述，同意一审法院的判决。
原审被告罗勇、原审第三人张承斌未陈述意见。
被上诉人孙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百盛发公司、蒋家英、罗勇按其承揽加工服装一批的原物价值赔偿孙卫10万元，并自起诉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付清赔偿款之日止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由百盛发公司、蒋家英、罗勇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卫是从事服装制衣行业，是以未工商登记“兆发制衣厂”名义对外营业，蒋家英、罗勇是从事服装加工洗水行业，是以未工商登记“顺景洗水厂”名义对外承接业务，张承斌是从服装加工行业，是以未工商登记“湘宇加工厂”名义对外承接加工业务。
各方及张承斌交易工序为：孙卫将货交给张承斌加工成半成品，然后由蒋家英、罗勇拉货进行洗水，洗水完后由蒋家英送回给孙卫。蒋家英、罗勇开出收货单一式四联，蒋家英、罗勇持客户联拿给张承斌，张承斌签收后，蒋家英、罗勇拉货进行洗水，张承斌持此份单待蒋家英洗水后就与孙卫结算，孙卫确认收到货后在客户联单签名确认，蒋家英、罗勇将货洗完水后就开具送货单送回给孙卫，并由孙卫签收确认。
2015年4月15日，孙卫与张承斌分别签订四份《加工合同》，合同分别约定服装加工型号为8K10076、78、80、83。各型号均为372条、每件加工费为11.5元、每件产品为55元，布料损耗为19.5元，交付期至2015年4月28日完成。同时张承斌立下《兆发制衣厂裁床单》四份给孙卫收执。
事后，孙卫因从事服装犯假冒注册商标罪于2015年4月28日押，于2016年7月19日被一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
孙卫服刑满后，因蒋家英、罗勇仍欠下其服装未交回孙卫，孙卫追讨未果于2017年5月17日诉至法院。
百盛发公司、蒋家英、罗勇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及举证。
一审庭审中，孙卫诉称其持有蒋家英、罗勇开出【百盛发实业有限公司（顺景洗水厂）】收货单三份，收货单载明蒋家英电话为139××××9600、罗勇139××××8600。孙卫并称其是与蒋家英、罗勇进行生意交易，未与百盛发公司交易过，是蒋家英、罗勇租百盛发公司厂房并挂该公司进行经营。但孙卫主张蒋家英、罗勇是百盛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能提供合理合法证据予以证明。
另查，蒋家英、罗勇在填写法院送达地址确认书的电话分别为139××××9600、139××××8600。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承揽合同纠纷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
孙卫与蒋家英、罗勇存在承揽关系，有（2015）穗增法刑初字第1381号判决书为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孙卫将做服装材料交给张承斌加工成半成品，蒋家英、罗勇从张承斌处拉货进行洗水，有孙卫与张承斌签订的《加工合同》及张承斌签下《出仓单》《兆发制衣厂裁床单》予以佐证。蒋家英、罗勇从张承斌处收取服装进行洗水，有蒋家英、罗勇开出的百盛发实业有限公司（顺景洗水厂）收货单为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
蒋家英、罗勇把服装洗水完后应送回孙卫并办理收货手续，但蒋家英、罗勇收取1487条服装后未交回孙卫，有孙卫提供的百盛发实业有限公司（顺景洗水厂）收货单3份、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流水清单为据，以及微信记录予以佐证，一审法院予以认定。
根据《加工合同》约定每条55元计算为81785元。现孙卫要求蒋家英、罗勇因承揽孙卫服装加工损失81785元及从起诉日（2017年5月17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至付清款日止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至于孙卫要求百盛发公司承担清偿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蒋家英、罗勇主张孙卫已超过诉讼时效，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孙卫诉请合理部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不合理的部分予以驳回。百盛发公司、蒋家英、罗勇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应诉及举证，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蒋家英、罗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款项81785元及利息给孙卫。利息从2017年5月17日起以本金8178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还清款日止。二、驳回孙卫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50元（孙卫已预交），孙卫负担65元，蒋家英、罗勇负担1085元。孙卫已预交受理费由法院退回。
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查明：一审期间，孙卫提供的三份收货单，三份收货单页眉处印刷“百盛发实业有限公司（顺景洗水厂）收货单”字样，下方印刷地址为“广州新塘西洲新洲工业园”，再下方印刷的电话为蒋家英和罗勇的手机号，上述三份收货单为第二联客户联，收货人处均有人员签名，但签名模糊无法辨认，开具日期分别为2015年5月2日、2015年4月25日、2015年4月26日。二审庭审中，孙卫称其提供的是黄色联第二联，对方签字是在第一联，三份收货单收货人处均有人员签名，但无法确认该签名人员的具体名字。
另查：二审庭审中，蒋家英称无法确认孙卫提供的3份百盛发实业有限公司（顺景洗水厂）收货单的真实性，因为收货单上没有任何人签名，也没有蒋家应的签名；在经营过程中也没有使用过同样格式的收货单，但使用过类似格式的，因为涉及到刑事犯罪所以已经不记得是否与孙卫交易中有否使用过交易单，且涉及到刑事犯罪货物有部分交给了工商局；与孙卫交易过程中是否存在单据不记得了，因为已经发生三四年左右了。
又查：二审庭审中，孙卫称其所提供的涉案三张出货单，以及补充证据的多份收货单都是由蒋家英、罗勇派其员工到张承斌工厂处收货时出具的，孙卫从2014年开始与蒋家英有交易往来；其在本案当中主张蒋家英、罗勇返还的该批服装（对应的价值）不涉嫌侵犯知识产权，涉嫌侵权的服装全部被收缴了，是在孙卫经营的地方收缴的。
再查：（2015）穗增法刑初字第1381号刑事判决书查明：“…证人蒋家英的证言：我经营的顺景洗水厂于2015年3月25日开始帮兆发制衣厂加工洗水牛仔裤约550条，后分别于3月29日、4月4日送货回去，收取加工费月2200元。…被告人孙卫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我是兆发制衣厂老板。在我厂里扣押的2319条假冒杰克琼斯（JACK&JONES;）牌牛仔裤都是魏孝华的，…对于公诉机关的智控及被告人、辩护人提出的便捷、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被告人魏孝华应以其下单委托生产的全部2319条侵权牛仔裤的价值及1157181元作为犯罪数额，…”。
本院认为：本案系承揽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蒋家英是否欠付孙卫所主张的服装并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围绕争议焦点，孙卫主张蒋家英、罗勇、百盛发公司承揽涉案1487条牛仔裤进行洗水后，至今未交付，故向一审法院诉请相关损失赔偿及利息。各方均未对一审判决中关于百盛发公司非承责主体的认定提出上诉，因此对于该部分的法律事实及处理，本院不予审查。罗勇对于其承责部分亦未提出上诉，故本院对此部分亦不予审查。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首先，孙卫主张其向蒋家英交付要洗水的牛仔裤，提供了三份收货单予以证明。经查，三份收货单页眉处印刷“百盛发实业有限公司（顺景洗水厂）收货单”字样，下方印刷地址为“广州新塘西洲新洲工业园”，再下方印刷的电话为蒋家英和罗勇的手机号，上述三份收货单为第二联客户联，收货人处均有人员签名，但签名模糊无法辨认。蒋家英否认上述三份收货单的真实性，认为收货人处无人员签名，亦无其本人签名，但其并未能提供与孙卫交易往来中曾经使用过的收货单据或者其他交易习惯的证据否定孙卫提供的上述三份收货单。综上，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孙卫已向蒋家英交付1487条牛仔裤的事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其次，蒋家英上诉认为，根据刑事判决书的记载其已将收取孙卫的全部牛仔裤交还予孙卫；但孙卫表示另案刑事判决书中涉及的牛仔裤不包含本案其所主张的牛仔裤。对此，本院认为，经查，（2015）穗增法刑初字第1381号判决书中虽记载蒋家英的证言已将550条牛仔裤交还予孙卫，但蒋家英主张是于2015年3月25日开始洗水牛仔裤约550条，后分别于3月29日、4月4日送货回去；而孙卫在本案中提供的三份收货单开具日期则为2015年5月2日、2015年4月25日、2015年4月26日，现蒋家英并无证据证实在其分别于2015年5月2日、2015年4月25日、2015年4月26日收取了要洗水的牛仔裤后已送还给孙卫的证据，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孙卫主张另案刑事判决书中涉及的牛仔裤不包含本案其所主张的牛仔裤，本院予以采信。最后，关于孙卫主张赔偿的数额认定问题。孙卫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兆发制衣厂出仓单》1份、《兆发制衣厂裁床单》4份、兆发制衣厂与湘宇加工厂签订的《加工合同》等证据予以证明，蒋家英虽主张孙卫依据与张承斌签订的合同载明的牛仔裤价值作为其损失的依据不当，但其亦未能提供可以证实牛仔裤价值的其他证据，一审法院据此判令蒋家英、罗勇按《加工合同》约定的每条55元计算损失81785元及从起诉日（2017年5月17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支付予孙卫，公平合理，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蒋家英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45元，由上诉人蒋家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佩莹
审判员 蔡粤海
审判员 徐 艳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二日
书记员 罗雅之
祝茵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