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宁民终字第39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启清，男，汉族，1955年6月25日生，临时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官友，男，汉族，1962年7月3日生。
上诉人杨启清因与被上诉人杜官友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4）鼓民初字第6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启清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杜官友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启清原审诉称：其与杜官友系十多年前相识。2011年2月28日，杜官友向杨启清借款1万元，杨启清当时没钱，就请周某帮忙借款1万元，同时，杨启清为借款作口头担保。其后，周某将1万元借给杜官友，杜官友向周某出具了一份借条。因一直未能偿还借款，杜官友在2012年2月4日又换写了借条。后由于杜官友仍然未履行还款义务，周某在2013年1月下旬要求杨启清履行担保义务。故杨启清代杜官友向周某偿还了1万元，同时，周某将杜官友出具的借条交给杨启清。此后，杨启清履行追偿权，要求杜官友偿还1万元，但是杜官友一直未履行。2013年1月6日，杨启清向南京市鼓楼区江东派出所报案，公安部门要求杨启清通知周某到场说明情况，周某到派出所后，在接待民警在场的情况下，在杜官友出具的借条背面写了“该1万元借款已由担保人杨启清归还”。综上，杨启清作为担保人代杜官友履行了还款义务，因此，依法享有追偿权。故杨启清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杜官友偿还杨启清借款1万元，并支付借款利息（自2014年1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息至判决确认的给付期限的最后一日）；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杜官友承担。
一审中，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杜官友未到庭。庭后杜官友到原审法院陈述：杨启清所述不是事实。杜官友是在开麻将档时与杨启清相识的。2011年，杜官友向杨启清借款1万元，同时出具了借条；2012年2月4日晚上，周某找到杜官友，称杨启清借给杜官友的1万元实际是其所出，因杜官友当时还在开麻将档，不想把事情扩大，故也向周某出具了一份1万元的借条。此后，杜官友曾向杨启清归还了5000元，由于杜官友帮助过杨启清，因此杨启清放弃了剩余的5000元。综上，杨启清并未就涉案借款1万元为杜官友做口头担保，杜官友认可1万元借款向杨启清所借。
原审法院查明，杨启清与杜官友在2011年相识。2012年2月4日，杜官友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到周某人民币壹万元整。（归还时间：4月10日前还清）”。在该借条杜官友署名下方注明：“身份证：××，地址：江苏盐城阜宁县阜城镇杜庄村一组27号。原、2011.3.1、借”。2014年1月6日，周某在上述借条的背面书写了一份便条，其内容为：“该壹万元借款已由杨启清（担保人）还清，下面由担保人杨启清向杜官友追还该壹万元借款”。
对于周某出具的“情况说明”，杨启清当庭陈述，在2013年1月，杨启清将借款1万元还给周某，其后，杨启清多次与杜官友联系，追讨借款无果，于2014年1月6日向南京市鼓楼区公安分局江东派出所报警，后周某到场出具了“情况说明”。为此，杨启清提供鼓楼公安分局出具的接处警工作登记表作为证据予以证明。该登记表载明：“2014年1月6日，报警人杨启清来所报：2011年2月28日，朋友周某借了1万元给其另外一个叫杜官友的朋友，后在2012年将借条转为2012年2月4日，现马上两年了，最后期限要到了，杜官友还是不还钱，报警人要求备案。民警做材料登记备案。民警通知债权人周某到江东所核实杨启清代为还款的情况，周某当场出具代为还款的证明便条”。
原审法院认为，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杨启清主张其为杜官友向周某借款作口头保证，并提供周某的便条以及公安部门的接处警登记表予以证明。原审法院认为，周某出具便条的内容只能证明杨启清曾向其支付过1万元，便条中，周某认可杨启清为其与杜官友之间借款的保证人，只是其单方面陈述；而公安部门的接处警登记表中载明的内容也只能证明便条的形成过程。因此，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杨启清系杜官友向周某借款1万元的保证人；且杜官友亦否认杨启清保证人的身份；加之，我国担保法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某故杨启清主张其为保证人证据不足，不予采纳。综上，杨启清基于追偿权，要求杜官友偿还1万元，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判决如下：驳回杨启清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杨启清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的主要事实与理由是：一、本案诉争标的为同一笔钱，只是杨启清、杜官友、周某对该笔钱的理解差异导致本案法律关系混乱，但可以确定杜官友认可欠款事实存在。本案存在两种法律关系，即杜官友向周某借款，杨启清作为担保人承担了还款责任，或者，杨启清从周某取得1万元钱，并将该1万元借给杜官友，杨启清作为借款人向周某履行了还款责任。以上两种情形反映该1万元来源于周某，最终借款人是杜官友，而杨启清已代杜官友归还此款，故杨启清有向杜官友追偿的权利。二、原审法院没有依法履行释明义务，导致杨启清在事实清楚的情况下因法律关系的理解差异而败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时，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而原审法院未履行释明义务。三、原审判决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存在错误。杜官友称已归还5000元，另5000元是杨启清主动放弃，对此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杜官友称其向杨启清借款后，周某找到杜官友说这1万元是周某的，杜官友就同一笔钱向周某出具了借条，该陈述可证明杜官友认可向杨启清借款的事实，又同意将该笔钱直接归还给周某。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杜官友向杨启清偿还1万元。
被上诉人杜官友未予答辩。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杨启清申请证人周某、胡某出庭作证，周某证人证言的主要内容为：周某与杜官友只发生过一笔借款，大概两年前，杜官友开麻将档，周某通过杨启清在麻将档认识杜官友，胡某对周某说杜官友向周某借1万元，问可不可以，称过2个月就还，周某就同意了。周某在杜官友家将1万元现金交给杜官友，杜官友给周某打了条子。当时有杨启清、胡某以及周某在场，当时借钱时杜官友将身份证拿出来给周某看。杨启清在场作为担保人。借给杜官友之后，周某找杜官友很多次，都没有还。因借款期限快要到了，就让杜官友重新写了一张条子，后周某找到杨启清，杨启清拿自己的钱还给周某。周某就把条子给杨启清，让杨启清去找杜官友要1万元钱。
胡某证人证言的主要内容为：胡某与杜官友在麻将档认识的，杨启清和杜官友是好朋友，杜官友称差别人房租害怕没有钱缴，但杨启清没有钱，就找周某借1万元。当时借款时有胡某、周某、杨启清在场。杜官友打了条子，条子内容是向周某借钱，杨启清作为担保人。
经质证，杨启清认可周某证人证言和杨启清陈述一致的部分，对胡某的证人证言，杨启清认为含含糊糊。
二审中，杨启清提交2011年8月20日杜官友向杨启清出具的欠条（内容为：欠到老杨人民币贰仟陆佰柒拾陆元整）和2012年2月4日杜官友向杨启清出具的欠条（内容为：欠到杨启清人民币肆仟伍佰元整），以证明杜官友曾经支付过杨启清5000元，但该5000元是杨启清为杜官友打工的工资款，该5000元与本案1万元借款没有关系。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借条、情况说明、公安部门接处警登记表、证人证言、欠条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本案中，杜官友出具的借条载明“借到周某人民币壹万元整”，可以证明周某对杜官友享有1万元债权。借款到期后，杜官友未偿还该款，而由杨启清向周某偿还了该1万元借款，周某同意该笔债权转让给杨启清，故杨启清有权要求杜官友偿还该笔借款。杜官友在一审期间陈述其已经向杨启清偿还了5000元，而另5000元杨启清已经放弃。对此本院认为，杨启清对于杜官友曾支付给其5000元予以认可，但杨启清认为该5000元是其为杜官友打工的工资款，并提供了杜官友出具的欠条予以证实，故本院认定该5000元并非偿还本案所涉借款；关于杜官友陈述杨启清已经放弃另5000元的意见，无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对于杨启清要求杜官友归还1万元借款的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4）鼓民初字第668号民事判决；
二、杜官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杨启清1万元；
三、驳回杨启清的其它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杜官友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杜官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伟峰
代理审判员 叶 存
代理审判员 周家明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魏 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