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铜鼓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铜民初字第12号
原告：刘华琴，女，1988年1月3日出生，汉族，铜鼓县人，个体工商户。
委托代理人：刘智龙，男，1963年3月7日出生，汉族，铜鼓县人，农民，系原告刘华琴父亲。
委托代理人：李新正，男，1963年1月31日出生，汉族，铜鼓县人，铜鼓县科协干部。
被告：谢昌生，男，1952年11月4日出生，汉族，铜鼓县人，铜鼓县顺达货运部业主。
委托代理人：赖爱萍，广东尚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昌市洪城大众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南昌市灌婴路象湖2008大厦第12层10号、11号房。
法定代表人：ＸＸ俊，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周颦，江西洪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华琴（以下简称原告）诉被告谢昌生（系铜鼓县顺达货运部业主）（以下简称顺达）、被告南昌市洪城大众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众物流）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刘刚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过程中，发现案情较为复杂，当事人对案件主要事实存在较大争议，不宜继续适用简易程序，本院依法裁定转为普通程序，由杨宪辉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刘刚、兰旺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智龙、李新正，被告谢昌生及其委托代理人赖爱萍，被告大众物流的委托代理人周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3年10月22日下午，原告将132件换季服装打包后运至顺达货运部，交给了顺达的收货员冯辉六，要求将包裹托运往杭州市的宁波古柏服饰有限公司。冯辉六填写了顺达的货物托运单，将货运单的客户联交给了原告。顺达将货物运至南昌后，委托大众物流转运往杭州。大众物流在转运途中，将原告托运的服装遗失，造成原告损失16535元。货物遗失后，原告多次找二被告索赔未果。现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赔偿因重大过失遗失原告货物的实际损失16535元。
被告谢昌生辩称：顺达将原告托运的货物从铜鼓运至南昌后，即委托大众物流转运往目的地杭州。货物在大众物流运输期间遗失，应由其承担赔偿责任。另外，顺达的托运单上明确约定：单件货物价值1000元以上应投保，未投保的货物属承运方责任范围的视情况给予补偿，但最高不超过运费的8倍赔偿。已投保的货物发生责任事故，按中保赔偿条款赔付。托运单当时即给了原告，原告接受后即视为接受约定的条款。顺达仅收取10元的运输费，原告只能按约定请求不高于运价8倍的赔偿。并且原告在托运时，没有声明货物的实际价值，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确认货物的真实价值，因此，原告要求赔偿16535元损失的主张不符合双方约定，也没有事实依据，不应支持。
被告大众公司辩称：2013年10月23日，顺达委托大众物流中转服装1件到杭州，而不是132件。原告主张的服装132件，价值16535元，没有运输合同印证。顺达委托大众转运的1件服装确实丢失，但顺达在办理托运手续时，没有按照大众的要求保价运输，且未声明货物价值，使丢失货物的实际价值无法确认，应由其承担相应责任。根据物流行业的惯例及货物运单的约定，大众只能按实际运价20元的5倍100元赔偿给托运人顺达。
庭审中，原、被告对下列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2013年10月22日，原告在铜鼓顺达货运部托运一件包裹至杭州市的浙江宁波古柏服饰有限公司，收货人为邹建军。2013年10月23日，顺达将货物运至南昌后，委托大众物流转运往目的地，货物在大众物流从南昌运往杭州的途中遗失。
上述事实，有原告与被告谢昌生分别提交的“铜鼓顺达货运部货物托运单”，二被告分别提交的“大众物流货物运单”予以证实，本院确认两份货物运单为有效证据。
结合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院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1、原告所遗失货物的数量及价值如何确定？
2、对遗失货物的赔偿金额是根据运输合同的约定，还是按照货物的实际价值来确定？
针对争议焦点1，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
对顺达收货员冯辉六的调查笔录一份（调查人卢磊律师已身故），以证明顺达知道原告托运的1件（包）货物是100多件衣服；
王翠萍，吴琼的两份证词，以证明包装内是132件服装；
宁波大丰服饰有限公司的授权书一份、宁波古柏服饰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两份、古柏公司COOPOOL服装管理系统中输出的退货审核清单一份，以证明原告退货的数量及价值。
二被告没有提交证据。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被告谢昌生的质证意见为：事实部分没有异议，但认为原告将服装打包时，顺达并没有人员在场，对服装的数量无法确定。被告大众物流认为：证人应到庭作证，且调查人与记录人为同一人，形式不合法；证据（二），被告谢昌生认为：证人身份不明，且没有出庭作证，无法证明其真实性，被告大众物流认为二位证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对证词不能采信；证据（三），被告谢昌生认为，授权书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确认，且系未与原件核实的复印件，古柏公司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其出具的证明不宜采信，证据中证明的原告的实际损失也与原告起诉时的主张有较大差异，说明原告自己对损失的具体数额也无法确认。被告大众物流认为：授权书没有原件，出具证明的古柏公司与托运单上的收件人不一致，退货审核清单只能证明原告与古柏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与大众物流没有关系。
法庭辩论之后，原告补充了与珂珀商品部ADＸＸ的QQ聊天记录，大众货运公司到货交接清单等证据，因已超过举证期限，本庭没有组织质证。
本院结合原告的举证情况及被告的质证意见，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综合认证，认为：
证据（一），调查人与记录同为一人，不符合律师调查笔录的法定形式，只能作为冯辉六的证人证言审查。证人冯辉六是顺达货运部的收货员，理应不会作对被告谢昌生不利的虚假陈述。冯辉六又是运输合同关系中货物交接的第一经办人，其证言中对原告托运包裹大小的描述以及托运过程的叙述，直接、客观，说明了原告托运的包裹足以容纳下100多件衣服这一事实。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二）的两份证词，内容一模一样，显系一个模板复制而来，二位证人的身份也未表明，内容的真实性难以确定，本院不予采纳；证据（三）包含四份书面材料，其中大丰公司的授权书仅有复印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的规定，未经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其目的是为了证实珂珀品牌的经营权在中国大陆归宁波古柏公司所有，关联原告退换的珂珀品牌的服装的相对方是古柏公司的事实，对此，二被告并没有异议，对该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其二，古柏公司出具的加盖印章的退货审核清单，是古柏公司服装软件管理系统对经销商退换货申请及审核的原始记录，实质是书证原件，被告虽提出异议，但没有提交反驳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规定：对于书证原件，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确认其证据效力。因此，本院确认其为有效证据。古柏公司的另两份证明，内容大致相同，均为从退货审核表归纳出来的结论性事实，与审核表是同一证据的不同表现形式，属于原告重复提交的证据，本院不再审查。原告庭审后提交的与珂珀商品部ADＸＸ10月23日的QQ聊天记录，没有经过质证，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但其内容可进一步确认证据（三）的古柏公司的退货审核清单所证实的原告于2013年10月22日申请退换132件服装的事实。
综上，原告提交证据虽尚未达到清楚证明大众物流遗失的顺达托运的1件包裹就是原告退换的132件服装的程度，被告大众物流提出反驳，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反驳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的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适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独立地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中，原告提交的证据虽不能完全证明原告的事实主张，但可以证实下列事实：1、2013年10月22日，原告向宁波古柏服饰有限公司申请退换132件服装，并已发运；2、10月22日，原告在铜鼓顺达货运部托运1件内为服装的包裹至古柏公司；3、10月23日，原告通过QQ询问古柏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否收到其退换的132件服装；4、原告在顺达托运的1件内为服装的包裹被大众物流遗失。上述原告在托运包裹前后的一系列行为，均发生在其知晓包裹被遗失之前，从各个事件发生的时间性及关联性上，足以反映原告主张成立的可能性大于不成立的可能性。由此推定：原告向宁波古柏服饰有限公司退换的132件换季服装，在大众物流从南昌至杭州的运输途中丢失，实际价值16535元。
根据本院认定的有效证据及原、被告陈述，确认以下案件事实：
2013年10月22日，原告将价值16535元的132件换季服装打包后，委托被告谢昌生的铜鼓顺达货运部运往杭州市的宁波古柏服饰有限公司。顺达的收货员冯辉六接收货物后，填写了顺达货运部货物托运单并将客户联交给原告。托运单载明：发货人：珂珀，收货人：邹建军（邹是珂珀商品部指定的接收退货的联系人），收货地址：杭州，货物名称：服装，等内容。托运单上印制了货物托运协议：有单件货物在1000元以上请投保。未投保的货物属承运方责任范围的，视其情况给予补偿，但最高不超过运费的8倍赔偿。已投保的货物发生责任事故时，按中保赔款条例赔付。双方约定的运费支付方式为全程提货方付款。同日，原告将退换服装的品种、数量、金额录入古柏公司的珂珀服装软件管理系统，提交并通过审核。次日，顺达货运部将货物运抵南昌，并以顺达的名义委托被告大众物流转运往杭州，也办理了托运手续。大众物流货物单记录：发货人：顺达，收货人：邹建军，到达地杭州，货物名称及数量为服装1件。运单上还印制了双方协定事项，其中第2条：托运货物必须参加投保；第3条：未委托保价运输的货物，如发生意外，本公司只按货物运价的5倍进行赔偿。大众物流在将货物从南昌运往杭州途中遗失。原告于2013年12月18日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谢昌生赔偿损失20669元。本院受理后，根据被告谢昌生的申请，依法追加大众物流为被告。庭审中，原告变更赔偿金额为16535元。
本院认为：被告谢昌生的顺达货运部在接收了原告托运的货物，约定了运费的支付方式，填写了货运单并将货运单交给了原告后，双方即建立了运输合同关系。顺达中途将货物委托大众物流转运，大众物流接受顺达的委托后，三者之间又形成了联运合同关系。将货物如期完好地运至指定的收货人，是运输合同中承运人的主要义务，货物遗失，承运人应当按照《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因托运的货物在运输途中遗失而提出的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依据，且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两个以上承运人以同一运输方式联运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对全程运输承担责任。损失发生在某一运输区段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和该区段的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被告谢昌生是与原告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应与损失发生区段的承运人大众物流承担连带责任。其认为货物在大众物流运输期间丢失，应由大众物流赔偿，顺达因主要义务已履行完毕不应承担责任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2：是按照原告的实际损失赔偿还是按照托运单上的协议条款赔偿？
本院认为：顺达货运部及大众物流所提供的货物运单都是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合同。作为提供格式合同的一方，在运输协议中，均以保价条款不合理或不正当地排除了托运人的主要权利，免除了承运人的部分赔偿责任。且提供格式合同的二位被告，均无证据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已采取合理和必要的方式提醒条款的接受方给予注意。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如不能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已采取合理和必要的方式，引起对方注意格式条款中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内容的，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无效。因此，二份托运单上的保价条款均为无效条款。二被告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按照遗失货物的实际价值承担赔偿责任。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南昌市洪城大众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华琴遗失货物的损失16535元；
二、由被告谢昌生承担连带责任。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照本判决履行，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若逾期给付，原告可在二年内向法院申请执行。
案件受理费316元，由原告刘华琴负担63元，被告南昌市洪城大众货物运输有限公司负担253元，被告谢昌生对被告南昌市洪城大众货物运输有限公司负担的受理费亦承担连带责任。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款汇至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024401040000848，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宜春市分行营业部袁山大道分理处。如逾期不交纳，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杨宪辉
审判员 刘 刚
审判员 兰 旺
二〇一四年五月八日
书记员 王德志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二百九十条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
第三百一十一条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百一十二条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法律、行政法规对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和赔偿限额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三百一十三条两个以上承运人以同一运输方式联运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应当对全程运输承担责任。损失发生在某一运输区段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和该区段的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