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皖01民终4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合肥市社会保险征缴中心。
法定代表人：王某，该单位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闵某，该单位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明锋，安徽弘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元。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道。
上�人合肥市社会保险征缴中心（以下简称：社保征缴中心）、王某元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均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11民初62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2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社保征缴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闵捷、徐明锋，王某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社保征缴中心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王某元负担。
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中社保征缴中心根本没有接受王某元返还的两台制氧机、部分药品和面条，一审法院酌情扣减5000元，于法无据。社保征缴中心发现王某元使用误划入其个人账户的部分医保资金后，便要求王某元返还，但其始终不愿意全部退还。社保征缴中心为了尽量化解矛盾，减少王某元的实际损失，为王某元与相关药店从中协调，看能否在不影响药店二次销售的前提下，向药店退还部分医药器材。王某元表示同意，将两台型号为9F-3鱼跃牌制氧机（均已使用）、部分药品和面条带到社保征缴中心。后，社保征缴中心联系药店，就两台制氧机药店同意与供货商联系，帮助王某元办理旧货回收手续，至于药品和面条，药店表示王某元不能提供购物凭证，无法确认出售者，且药品非一般商品，不能按退货处理。最终，药店与王某元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社保征缴中心遂要求王某元将上述物品拿走，但王某元始终没来领取。社保征缴中心认为：上述物品系王某元个人自愿购买，属其所有，而社保征缴中心不是上述物品的出售者，仅出于化解矛盾而从中协调，协调不成，上述物品应由王某元取回，一审却将物品折抵给社保征缴中心，缺乏法律依据。
王某元二审针对社保征缴中心的上诉辩称：同王某元的上诉意见。
王某元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撤销原判，依法改判由社保征缴中心自行负担39784.32元及本案全部诉讼费，并赔偿王某元精神损失费1233元。
事实与理由：第一条、本案经历过二次开庭：分别是第一次在2016年8月15日下午3时。当时庭审中，王某元提出，不当得利应当返还。但是，有过错或故意造成不当得利案的一方，也应当依法承担责任。在第一次以简易程序开庭的庭审质证中，王某元及其委托代理人向社保征缴中心的代理人质问：“你当时提交的证据《王某元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消费明细、商品目录》总额统计也只有33717.20元，与你诉求44792.11元本身相差11074.91元怎么解释”？社保征缴中心的代理人说回去问会计。社保征缴中心的诉�和提供证据自身相差11074.91元，且无购药明细，充分地显示出其证据不足！
第二条、本案于2016年11月21日第二次开庭，由合议庭审理。第二次开庭审理中，王某元在庭上经审判长同意宣读了出庭质证和辩论材料《以辨明理，以论证言》，审判长令签名后递交社保征缴中心一份，社保征缴中心阅读后也未有表示任何意见。王某元及其代理人当庭举着社保征缴中心的民事诉状，指着其中的“事实和理由”部分，并请审判长和陪审员注意：“白纸黑字，是社保征缴中心自己写的，发现10人医保个人账户多输，只纠正9人，唯独王某元个人账户未纠正…”。所谓“误输”是社保征缴中心自己输的，而社保征缴中心明知有10人“误输”，却只修正了9个人的医保账户，唯独王某元个人医保账户不予修正。这很明显，不是所谓“误输”、“误划”，而是社保征缴中心的有关人员的故意行为。同时，据社保征缴中心2016年8月15日第一次开庭时提交法院的证据《王某元医保个人账户误划明细》，其所谓“误划”时间是2015年2月28日18:26分（双休日晚上）。那么据社保征缴中心的民事诉状内容，2015年1月21日社保征缴中心怎能发现2015年2月28日18:26分“误划”呢？这种不可能有的事情，不是说明其有“先见之明”，而是说明是其有关人员的故意行为，是社保征缴中心制造了此不当得利案。因此应按民法通则121条承担责任，按侵权责任法26条和侵权责任法27条，应由社保征缴中心承担以上责任，王某元不应承担责任。
第三条、一审判决书对以下事实认定错误：“经审理查明…2015年10月30日月底结算时，该单位职工潘某反映其医保账户有异常，社保征缴中心扣回了给予潘某等3名职工多划的医保资金，漏纠包括王某元在内的7人的医保个人账户�”。该内容不仅在2016年8月15日第一次开庭无人提及，而且在2016年11月21日第二次庭审中也无人提及。同时，二次开庭社保征缴中心分别提交的诉状和证据也无此相关内容，更未经过质证，这怎么能认为是“经审理查明”呢？
第四条、关于社保征缴中心的民事诉状中…此“该笔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余额已变现…”，一审民事判决书第二页也指出：“…共48513.59元，该个人账户余额已经变现”，既然社保征缴中心认为王某元通过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余额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及保健品共48513.59元已“变现”，根据《合肥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第四十八条：“定点零售药店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规定，可见该“变现”不应向王某元追缴。另外，社保征缴中心第一次开庭�交的证据之一安徽省立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新星药房2016年4月21日《情况说明》，已认为王某元在该药店购药刷卡19702.3元，并愿意退回利润金额计1970元。百姓缘也有此类表述。
第五条、关于王某元2015年10月15日手术当日个人医保刷卡179.1元。第二次开庭时，社保征缴中心“证据”《王某元个人医保账户明细表》第61笔刷卡记录为，在安徽省立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新星药房，不知刷卡购何药，只有金额为179.1元，刷卡时间为2015年10月15日深夜零点（见提交法院的手术记录、出院记录）。但是，王某元当日全麻手术，术后插着导尿管、用着镇痛泵、一天几瓶输液。因系住院手术，根本不可能半夜三更去刷卡购药，也没必要再去刷卡购药。怎么会手术当日出现这179.1元深夜零点刷卡购药记录呢？根据上述情况，这179.1元是谁刷在王某元的账户上的？申请法院帮助调取电�刷卡收费票据，票据上会清晰体现药品名称和购药人姓名。这179.1元不应由王某元承担。
第六条、以上充分说明，原审法院对有些事实认定错误，有的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如“潘某反映…，二次开庭均无人提及，更未经质证，怎能说是“经审理查明”！关于此事，请上级法院查看庭审录音录像。
第七条、在适用法律上，有的该适用的未适用；有的适用法律条款不全。
1、例如，以上提到的所谓“变现”，该适用《合肥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四十八条、三十九条。然而，合肥市人社局对本有立法权的省会城市规章却不闻不问；原审判决书也未提及。
2、鉴于本案具体情况，原审法院对不当得利适用《民法通则》92条并无不当。但是，在具体应用中，还有善意取得和恶意取得之分，善意取得的以现存利益为准。王某元系用�己专用医保卡到定点药房刷卡购药，其卡从未使用过（是老医保卡，非医保金融卡），在2015年9月开始使用卡时，卡内已有数千元。2016年2月5日住院出院（2月7日农历大年三十）持有单位介绍信去合肥市社保征缴中心办理事项，2016年2月14日春节年假后第一天上班，又去合肥市社保征缴中心查询个人医保账户，当天，合肥市医保征缴中心将王某元个人账户余额全部划走，王某元从市征缴中心网上查询系统下载信息并在第一次开庭上交法院。然而，市征缴中心从网上划走这笔钱，6万多已在王某元个人账户中“躺”了一年，而市征缴中心对这笔钱在一年内却无人问津。这充分说明，王某元是善意行为，返还应以现存利益为准。
3、不当得利除应适用《民法通则》92条外，还应适用《民法通则》三十一条、二十一条。有过错即应承担责任，减轻另一方的返还数额。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意见》，不当得利之债，也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中的（过错责任）和二十七条，即受损方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民法通则》第三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民事诉讼法》第八条也规定：“…对当事人在法律适用上一律平等”。我方认为，该不当得利民事纠纷案应适用《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也应适用省会城市规章。这是法治社会性质决定的。社保征缴中心对本案发生有故意行为，重大严重过失，玩忽职守，且给王某元的生活工作家庭造成极大影响和后果，理应适用上述法律条文及政府规章。
第八条、鉴于社保征缴中心诉求返还44792.11元；原审法院认为王某元应返还39784.32元，这二者差额5007.79元已由王某元承担。因此，请求二审法院判决社保征缴中心自行承担39784.32元及全部承担诉讼费，并赔偿王某元精神损失费1233元。
社保征缴中心针对王某元的上诉二审辩称：同社保征缴中心的上诉意见。
社保征缴中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某元返还社保征缴中心误划入其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资金44792.11元；2、王某元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21日，由于社保征缴中心工作人员工作失误，将参保截止时间2014年12月错误输入为2141年1月，社保征缴中心为包括王某元在内的安徽济民肿瘤医院10名参保职工办理社会保险增加业务时多划入1085132元，其中社保征缴中心计算误划入王某元账户108520.69元（含被告自有账户截至2015年7月累计余额为2761.08元产生的利息7.79元和误划本金108384.03元的利息128.87元）。2015年10月30日月底结算时，该单位职工潘某反映其医保账户有异常，社保征缴中心扣回了给潘某等3名职工多划的医保资金，漏纠包括王某元在内的7人的医保个人账户。2016年2月14日，王某元因个人社保账户拨付问题到社保征缴中心处了解情况，当日，社保征缴中心纠正包括王某元在内的7人的医保个人账户余额，因其他6人未进行消费，错划金额全部划回，王某元在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期间使用医保卡消费45342.31元，社保征缴中心在王某元账户扣划回社保资金63178.38元。2016年2月15日，社保征缴中心向安徽济民肿瘤医院发出关于王某元退还医保个人账户的函；2016年3月17日，社保征缴中心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关于追讨医保个人账户基金的请示；2016年6月27日，社保征缴中心以王某元涉嫌诈骗向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报案，未果。此间，社保征缴中心正常向王某元的医保账户划款550.2元，双方也曾协商退款、退�事宜，王某元将两台型号为9F-3鱼跃牌制氧机（均已使用）、部分药品、面条等交给社保征缴中心。
一审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为：1、社保资金错误划入王某元个人医保账户是谁的责任？2、王某元应否返还错误进入到其个人医保账户的资金？3、不当得利中的利息应当如何计算？应当返还的数额如何计算？
1、社保资金错误划入王某元个人医保账户是谁的责任？社保资金是由国家和地方社会劳动保障局统筹的，通过国家、地方、单位集体和个人多渠道筹集的资金，由国家机关统一管理。作为管理上述资金的社保征缴中心有责任按照规范的程序和步骤向参保人员定期发放。2015年1月21日，社保征缴中心的工作人员在为包括王某元在内的参保职工办理社会保险增加业务时，因在电脑错误输入导致1085132元进入个人账户，因此造成了国家的损失，社保征缴中心方工作人员的失职行为是社保资金错误划入王某元个人医保账户的原因，社保征缴中心对于社保资金错误划入王某元账户负有全部责任。社保征缴中心应履行追回社保资金的义务。
2、王某元应否返还错误进入到其个人医保账户的资金？法律明确规定了不当得利的含义：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社保资金是由国家和地方社会劳动保障局统筹的，通过国家、地方、单位集体和个人多渠道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参与社保的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是为参保人员的未来生活提供最基本保障的养老金和未来生命意外抢救或医治的救命钱。社保征缴中心错误划拨至王某元的个人医保账户中的资金是国家的钱，王某元占有或使用上述资金，没有法律依据或合同约定，故王某元应返还错误进入其�人医保账户的资金。
3、王某元应当返还的不当得利中的利息应当如何计算？应当返还的数额如何计算？社保征缴中心计算误划入王某元账户的利息为136.66元（含王某元自有账户截至2015年7月累计余额为2761.08元产生的利息7.79元和误划本金108384.03元的利息128.87元），其中王某元应有账户余额产生的利息7.79元应为王某元所有，社保征缴中心将该部分利息亦计算在不当得利中，计算方法不当，应予以扣除。社保征缴中心错误划入的款额应为108512.9元（108520.69元-7.79元）。
此间，经双方协商，社保征缴中心接受了王某元返还的两台制氧机、部分药品、面条，因药品和面条的保质期问题及制氧机确已使用，均影响二次销售，故相应的价值已减少。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上述商品的价值均未申请评估、鉴定，为减少当事人诉累，及时解决纠纷和矛盾，根据庭审中双方陈述的意见，参考市场价格，酌情认定相应价值为5000元，该部分费用可从王某元需返还的不当得利中予以扣减。
综上，因社保征缴中心操作失误，导致王某元个人社保账户增加款额，王某元应返还给社保征缴中心39784.32元（错误划入108512.9元-已扣回63178.38元-后期扣回550.2元-返还物品折价5000元）。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王某元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合肥市社会保险征缴中心39784.32元；二、驳回合肥市社会保险征缴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0元，由合肥市社会保险征缴中心负担120元，王某元负担800元。
二审期间，王某元对社保征缴中心提供的《王某元个人医保账户明细表》中2015年10月25日王某元医保卡�安徽省立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新星药房消费179.1元的记录提出异议，认为该笔消费记录的“经办时期为：2015年10月25日0：00”，而这个时间其不可能进行消费，并申请法院调查该笔消费记录。经本院咨询，合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计算机信息管理中心于2017年2月27日出具一份《情况说明》，载明：“参保人王某元（社保号：09344455），在征缴业务系统中医保卡刷卡消费记录显示经办日期为2015年10月15日0：00，其原因是医保卡消费记录中经办日期字段只显示到日期，即某年某月某日。医保卡实际刷卡消费时间在数据库有实时记录，可在医保系统药店收费明细中查询。附：王某元医保卡于2015年10月15日在安徽省立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新星药房刷卡消费179.1元的经办日期为：20：49”。
另，王某元申请调取合肥市人社局下属医保经办单位与王某元刷医保卡的有关定点药店签�的服务协议。鉴于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合肥市人社局与定点药店之间的合同关系，与本案无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之规定，本院对此不予准许。
双方在二审期间未提供新证据。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社保征缴中心将不属于王某元的医保资金划入王某元的医保账户，系社保征缴中心的过错，但不能因此改变该部分医保资金属于公共财产的事实。社保部门向个人拨付的医保资金及个人使用医保账户消费的情况，社保部门的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均有明细记录。社保征缴中心提供的《王某元个人医保账户明细表》及《王某元医保个人账户应划明细》，可以反映王某元医保账户的消费额超出其个人应当取得医保资金，该超额消费的资金系公共财产，王某元不享有将该部分公共财产用于消费的权利，依法应当返还。故王某元以社保征缴中心存在过错为由，主张不予返还已经消费的资金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王某元称《王某元个人医保账户明细表》中“2015年10月15日在安徽省立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新星药房0：00刷卡179.1元”这个时间不是其本人消费。首先，该笔消费在明细表中的经办时间虽然载明“2015年10月15日0：00”，但合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计算机信息管理中心对此作出解释：“该系统的经办日期字段只显示到日期，即某年某月某日”，换言之，《个人医保账户明细表》中的经�时间不是实际刷卡时间，只是计算机系统自动生成的时间。其次，该医保账户登记在王某元名下，王某元亦持有该医保卡，故王某元应当对该医保账户中的消费行为在本案中承担法律责任。若王某元认为有他人盗用其医保卡，可依法另行主张。
王某元上诉主张精神损失，属于一审被告在二审期间提出反诉之范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之规定，鉴于双方未能就此达成调解意见，王某元可另行主张。
王某元交给社保征缴中心的两台制氧机、部分药品和面条，上述物品虽然已经使用，药店不�接收，但社保征缴中心对错划资金一事存在过错，一审考量案件事实，确认该部分物品可折抵5000元，基本适当，本院对此不作调整。
综上，社保征缴中心、王某元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45元，由上诉人合肥市社会保险征缴中心负担50元，王某元负担79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丁本华
审判员 钱 岚
审判员 程 镜
二〇一七年三月九日
书记员 崔 阳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