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猗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临民孙初字第161号
原告赵根源，男，1968年10月25日生，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黄志峰，男，1952年3月19日生，汉族，农民。
被告临猗县庙上乡山东庄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临猗县庙上乡山东庄村。
法定代表人隋晓黑，系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第三人临猗县庙上乡山东庄村第一居民组，住所地临猗县庙上乡山东庄村。
负责人朱广收，系该居民组组长。
原告赵根源与被告临猗县庙上乡山东庄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山东庄村委会）、第三人临猗县庙上乡山东庄村第一居民组（以下简称山东庄村一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4年3月12日受理后，于2014年6月16日作出（2014）临民晋初字第595号民事判决书。2014年11月25日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运中民终字第113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案件发回重审。本院依山东庄村一组及其47户居民的申请，将第三人由山东庄村一组47户居民变更为山东庄村一组，另行组成由审判员冯全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毛旭辉、人民陪审员丁晓珍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5年5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根源及其委托代理人黄志峰，被告山东庄村委会法定代表人隋晓黑，第三人山东庄村一组负责人朱广收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经审理完毕。
原告赵根源诉称：原告村与被告村的村南地紧邻，大约是1995年，被告村的村南地对外发包，因村南地浇地用的是原告村的井水，被告村紧邻原告村的村南地无人承包。由于耕作方便，原告便承包了被告村的8.7亩村南地，当时是每年交一次承包款。第二年原告又在同一片地承包了14亩土地。2000年被告村委会换届后，李百朝担任山东庄村委会主任，让他人给原告捎话说，山东庄村要修水塔、安水管需要资金，所有承包地的承包户重新签订长期土地承包合同，于是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村南8.7亩地和14亩地的土地承包合同。8.7亩地的合同约定：承包期限23年（2000年11月至2023年11月），承包金额20250元，承包款一次交清，任何一方不得反悔。14亩地的合同约定：承包期13年（2000年11月至2013年11月）。2001年原告在承包地上栽植了枣树。2002年4月因被告欠村民枣款，又将原告名下的14亩村南地续包了8年，原告又一次性交纳了11200元承包款。2013年冬季，原告给7亩枣树搭建了大棚。2014年3月3日乡政府打电话让原告领取合同确认书。原告认为该确认书完全不顾事实，是违法的，原告的合同从签订到现在已履行了十几年，原告在地里也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乡政府不能说无效就无效。现依法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撤销临猗县农业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临农认定（2014）第1号、第4号无效合同确认书；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双方2000年11月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和2002年4月20日签订的村南地承包合同。
被告山东庄村委会辩称：认定原告承包合同无效的单位是临猗县农业合同仲裁委员会，不是山东庄村委会，所以原告应当向仲裁委员会的上级单位申请复议或者以仲裁委员会为被告提起诉讼，而不应当起诉山东庄村委会，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山东庄村一组述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首先，原告所承包的土地属山东庄村一组所有，山东庄村委会无权对外发包。其次，原告的承包合同既未经群众代表大会讨论决定，也未公开对外发包。第三，依据原告给法院递交的证据，承包地的承包款应当是200元／亩或是150元／亩，而原告并不是按照该标准交纳的承包款。综上，原、被告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实为无效合同，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1、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用以证实原告的身份。
2、临猗县农业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3月3日出具的临农认字（2014）第1、4号无效承包合同确认书各一份，用以证实临猗县农业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接受庙上乡政府委托，所做的无效合同确认书违反法律规定，结果也是错误的。
3、2000年11月的土地承包合同、2000年11月15日的收款凭证各一份，用以证实原告承包了被告的8.7亩村南地，承包期限23年，承包款20250元一次性交清。
4、2002年4月20日村南地土地承包合同及2002年6月18日收款收据各一份，用以证实原告续包了被告的14亩村南地，续包期限8年，即2014年至2022年，承包款11200元一次性交清。
5、山东庄村委会2001年5月15日的通知一份，用以证实山东庄村委会为解决村民吃水问题，向该村村民通知清理历年拖欠以及承包地如何承包、每亩年承包款以及承包年限等规定。
6、李百朝于2014年3月12日出具的书面证言一份，用以证实2000年村委会将8.7亩村南地发包给原告23年、14亩村南地发包给原告13年，当时经过了支村委及群众代表讨论通过；2002年针对14亩土地续包8年是为解决群众的枣款。
7、隋全仁于2014年3月13日出具的书面证言一份，用以证实2000年下半年村委会召开了群众代表会，讨论通过了以延长土地承包期限筹措群众吃水问题资金的方案，后村委会通过广播给村民进行了告知；原告的8.7亩和14亩村南地就是此情况下进行了续包，并签订了书面合同。
8、李保家于2014年3月15日出具的书面证言一份，用以证实2000年下半年村里为解决吃水问题资金，把原告承包的村南地中8.7亩续包至2023年、14亩地续包到2013年；2002年因需支付枣农枣款，又将原告的14亩承包地续包至2023年。
9、刘福进、邵月胜于2014年3月16日出具的书面证言各一份，用以证实2000年村委会决定用延长土地承包期限方法筹措资金的方案，经过了群众代表的讨论通过，原告的土地就是按照该方案执行的。
10、周长胜、周辽、王新平的书面证言各一份，用以证实枣树塔棚时原告支出了竹杆费8200元、塑料布费用4900元、工钱6300元。
11、收款收据二份，用以证实枣树塔棚时原告支出了水泥柱费用14300元、钢丝520元。
12、临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6月23日出具的临农裁字（2014）第6号仲裁裁决书一份，用以证实王福进在2001年续包的合同和原告的合同性质一样，被法定机关认定为有效合同。
13、照片4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施行日期一份、2015年土地补偿标准一份，用以证实国家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性以及国家对枣树的补偿标准。
被告山东庄村委会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1、土地承包合同及收据复印件一份，用以证实山东庄村委会2001年、2002年关于机动地承包的制式合同及收据样式。
2、山东庄村委会2005年元月3日的公告一份，用以证实山东庄村151户居民中有126户居民没有见过村委会关于提留地承包的公示；129户居民同意将提留地全部分包到户。
3、照片二张，用以证实原告的土地承包合同中加盖的村委会的公章与山东庄村委会同时期使用的公章不一致。
4、2008年1月10日原告与王小会的土地承包合同一份，用以证实原告知道土地承包期限届满的日期是2012年年底。
5、隋果玲于2007年7月8日书写的承诺书一份，用以证实原告妻子承诺在2013年土地承包期限届满后不再续包。
6、李明会于2015年3月1日的书面证言一份及当庭陈述，主要内容是其是原告妻子的表哥，2007年其经手将原告承包被告的村南地转包给王小会时，原告将转包期限定于其和村委会的承包期限届满时，即2012年年底。
第三人山东庄一组为证实自己主张，提供如下证据：
1、山东庄村委会于2014年3月22日出具的关于机动地的处理意见一份，用以证实村委会不再留用机动地，原从各居民提留的机动地返还给居民组，权属仍归各居民组，由居民组按规定分包到户。
2、山东庄一组40余户签名的的意见书一份，用以证实山东庄村一组绝大多数居民同意将原村提留的机动地按规定分包到户。
3、邵立社、李明春出具的书面证言一份，用以证实原告承包的8.7亩和14亩村南地是山东庄村一组上交给村委会的提留地。
4、隋公社、李向臣出具的书面证言一份，亦用以证实原告承包的8.7亩和14亩村南地是山东庄村一组上交给村委会的提留地。
5、1995年5月18日山东庄村委会的会议记录一份，邵立社、李明春等五人出具的书面证言一份。用以证实山东庄村委会1995年制定土地发包政策时，规定承包地内必须栽植枣树，承包到期后枣园必须无代价保留，如不遵守，抽回承包地，另行发包。
6、证人吴枝玲、隋果玲、赵孟源于2007年7月8日出具的承诺书各一份，用以证实该三人的土地承包是2013年到期，到期后三人均自愿放弃优先承包权。
7、临猗县农业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3月3日出具的临农认字（2014）第1、4号无效承包合同确认书各一份，用以证实临猗县农业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接受庙上乡政府委托，已经确认原告和山东庄村委会签订的两份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
本院依职权调取了以下证据：
1、2014年5月22日在庙上乡政府干部樊天元、祁建民在场的情况下对原告的承包地进行了查看，原告在承包地内栽植了21行枣树，共3029棵；地中间有一小路，路南17行树、路北4行树；从北往南数有7行树搭建了塑料大棚，棚下的枣树为1093棵。
2、2014年5月22日本院相关人员走访了庙上乡南贯村张博、庙上乡南街晓博农资店、庙上乡北街茶庄三家专业枣树搭棚处，枣树塑料大棚每亩地水泥柱、竹杆的花费是5000元左右，塑料布和人工的花费是1000元左右，竹杆可使用4年，塑料布可使用2年。
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和第三人对原告的证据1、5、12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的解释是不正确的，两份合同确认书合法有效。对证据3、4认为两份合同和同时期乡政府制作的土地承包格式合同不一样，所以不具有真实性；特别是证据3中村委会的公章不是山东庄村委会同时期使用的公章，原告的交款凭证应当是加盖村财务章的收据，不应当是加盖村委会公章的证明。对证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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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认为几位证人均是当时的村干部，和案件有利害关系，他们对事实的证明应当依据当时的书面材料，而不能仅凭他们几人的口头证言，而且证人均未出庭作证，不能确定证言的真实性。对证据10、11表示不清楚，不发表质证意见，但搭建大棚的费用和案件没有关联性。对证据13中的照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施行日期没有异议；但2015年的补偿标准不知道来源，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原告对被告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隋洪越和村委会签订的是制式合同，不能表明自己和村委会的合同是不真实的；山东庄村居民现在的意见不能说明2000年村委会和自己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没有经过群众代表讨论通过。对证据3表示不清楚，自己和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交纳承包款是客观事实，而且多年来也一直实际履行。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双方在2008年曾发生过纠纷，且在法院进行过诉讼，合同中的名字不是其本人所签。对证据5认为不真实，承诺书不是隋果玲所书写，从形式上看三个人的承诺是一个人写的。对证据6中李明会当庭陈述的内容没有异议，但认为书面证言中的承包期限截止2012年与客观事实不符，不是真实的。原告对第三人的证据1认为仅有村委会的公章，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名，而且这份通知是庙上乡政府以山东庄村委会名义出具的，不能代表村委会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证据2认为只能表明一组居民现在的意见，不能说明2000年的合同是假的。对证据3、4认为恰恰可以表明一组在当时已经把土地提留给村委会，不是由一组行使支配权，土地由村委会支配，所以自己和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对证据5认为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不能确定证据的真实性。对证据6认为隋果玲本人根本不清楚此事，承诺书不是本人所书写。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两份确认书适用法律错误，而且也不应当由乡政府委托，结果当然是错误的。原告对本院调取的证据无异议。被告及第三人对本院调取的证据表示不清楚。
经审理查明：2000年11月原告赵根源与被告山东庄村委会签订了一份土地承包合同，合同载明山东庄村委会村南地8.7亩承包给赵根源。2000年11月15日，原告向村委会交纳了全部承包款20250元，村委会给原告出具了一份收据，加盖了村委会的公章。原告提供的该份合同不能看出合同中关于承包期限和承包费标准的约定；临猗县农业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作出临农认字（2014）第4号无效合同确认书中认定该8.7亩承包地的承包期限为23年。2002年4月20日原、被告就原告承包的14亩村南地签订了一份续包合同，合同载明村南地14亩从2014年续包给赵根源，到2022年到期，总承包款项为11200元整，其中含农业税，其他费用赵根源一概不承担，款额一次性交清，合同生效。2002年6月18日原告向村委会交纳了全部承包款，村委会给原告出具财务收据。现原告在所承包的22.7亩耕地上栽植了枣树，其中8亩地为子弹头品种，其余的为冬枣。以上枣树是2009年原告在原来栽植的梨枣枣树上嫁接而成，现已经产生收益。2013年冬季原告用石灰桩、竹竿和塑料布在从北往南数7行冬枣树地上搭建了大棚，现该大棚投入使用。审理中，原告主张其大棚投资了35000元，经本院了解，枣树搭建塑料大棚一亩地的花费大约是6000元。
2014年3月3日临猗县农业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依据庙上乡政府的委托，作出临农认字（2014）第1号、4号无效合同确认书，认定山东庄村委会与赵根源所签订的两份土地承包，因未召开群众代表会议，也未经公开发包程序，双方所签订的两份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2013年3月12日原告诉至本院，要求依法撤销临猗县农业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出具的临农认定（2014）第1号、4号无效承包合同确认书，继续履行原、被告于2000年11月签订的村南地8.7亩承包合同以及2002年4月20日原、被告所签订的村南地14亩续包合同。本院受理后，山东庄一组47户居民于2013年3月20日以第三人身份申请参加诉讼，本院予以准许。本次重新审理中，山东庄村一组的47户居民同意由山东庄村一组作为第三人参加案件的审理，并变更了相关手续。另查明，山东庄村委会共有居民组三个，一、二居民组组成一个“小村”，在一块地方生活，第三居民组在另外一块地方生活，被告承包给原告的土地系山东庄第一居民组的机动地，后被抽调到村委会。
本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发包方与承包方就集体享有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等自然资源所订立的承包经营合同，是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的方式分为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承包两种，法律对两种承包方式的承包方案、期限、流转、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等均作了不同的规定。农村土地发包时承包方案需要经过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即民主评议、公开发包等民主议定程序。但在其他方式的承包中，以招标、拍卖方式的，通过公开竞标、竞价确定承包费；以公开协商等方式的，承包费由双方协商确定。本案原、被告之间的承包标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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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庄村的8.7和14亩村南地，该土地是被告从第三人处提留上来的机动地，不属于记载于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家庭方式承包性质的土地，土地由被告统一对外发包，目的是解决村委会的相关费用，所以涉案承包方式是公开协商方式的承包，土地承包期限、费用可以由双方自行协商。
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的争执焦点问题是2000年11月份和2002年4月份原、被告签订的两份土地承包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问题发生纠纷后可调解可仲裁可起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是一种全新的仲裁模式，不需要当事人事先达成仲裁协议，也不是诉讼的前置程序，裁决和诉讼是并列的两种解决方式。当事人对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不服，自收到裁决书30日内依法提起诉讼的，仲裁裁决不发生效力，法院不对仲裁裁决进行评断，仅就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和义务作出判断，不存在维持或撤销仲裁裁决的问题，所以本院对原告要求撤销临猗县农业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2014年3月3日出具的临农认字（2014）第1、4号合同无效确认书的请求不予审理。
关于2000年11月份的8.7亩土地承包合同，2000年11月份原、被告就土地承包事宜达成协议后建立了书面合同，合同中加盖了被告的公章，被告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亦在合同中签具了自己的名字，后原告交纳了相应的承包费，被告将土地交由原告耕种收益，双方一直按照合同履行，至今已经履行14年有余。2014年3月份被告及第三人提出该承包合同违反了民主议定原则，没有经过公开发包程序，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是无效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规定。效力性强制规定是只有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合同不成立的规范；或者是法律及行政法规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这些禁止性规范后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但是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范后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现行的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的相关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民主议定程序的后果是土地承包合同无效；而且本案合同有效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只是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有关，该规定只能是管理性规定。所以被告及第三人以发包土地时没有经过民主议定程序要求认定承包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该合同的承包期限，原告提供的合同中看不出双方约定的承包届满日期，被告亦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承包合同期限截止日期。从本院调取的被告2001年的帐目审计表上记载的同期村民承包8.75亩土地承包期限和承包款额的情况，可推算当时的亩年承包额为115元，原告所交款项20250元，折算后期限应为20年，即原、被告关于8.7亩土地的承包期限届满日期应确定为2020年11月。
关于2002年4月份的土地承包合同，原、被告虽然建立了书面合同，合同中加盖了被告的公章，被告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亦在合同中签具了自己的名字，原告也交纳了承包款，但双方约定的内容是2014年被告才向原告交付土地。该土地是被告从第三人处提留上来的机动地，机动地这一标的物在合同签订后的12年，即2014年是否存在，是否还由被告行使支配权，并不确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山西省人民政府的《关于认真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依法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意见》等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均明确规定了机动地只允许在限额内提留，主要用于解决人地矛盾。事实上，2014年以后被告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不再对14亩土地享有处分权，已经不能够为原告提供履行合同的14亩土地，而14亩土地的所有权人第三人山东庄村一组并不同意将土地发包给原告，不对被告当时的行为予以追认，所以原、被告在2002年4月份就14亩村南地签订的续包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原告现在继续占有14亩土地没有了合法依据，理应返还给被告，由被告依法处理；而原告在2002年交纳的11200元承包款，被告应予退还。2014年、2015年原告一直占有耕种收益该土地，按照被告当年通知的承包价款，原告应当支付两年的承包费用4200元（150元／亩*年×14亩×2年），该款从承包款中扣除。由于2015年枣树收获季节已临近，一审判决并不一定产生法律效力，考虑到农作物收获前需要大量的投入，为减少双方的矛盾和不必要的争执，原告于2015年枣树收获后将土地和枣树返还给被告。
对于原告在承包地上栽植的枣树，因被告交付给原告土地时地上没有枣树，原告在随后的经营管理过程中栽植了枣树，枣树挂果后本身具有经济价值，而原告对枣树是具有所有权的。考虑土地交还给被告后被告将因此而受益，枣树的价值应由被告支付给原告。参考临猗县人民政府关于征地补偿标准及地面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给予原告每亩地6000元的补偿为宜，即被告共补偿原告84000元（6000元／亩×14亩）。由于被告按照相关政策和法律是将土地返还给第三人，所以被告和第三人有义务共同返还原告的上述款项。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赵根源与被告临猗县庙上乡山东庄村民委员会2000年11月份签订的8.7亩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双方继续履行至2020年11月份。
二、原告赵根源与被告临猗县庙上乡山东庄村民委员会2002年4月份签订的14亩土地承包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
三、被告临猗县庙上乡山东庄村民委员会和第三人临猗县庙上乡山东庄村第一居民组共同返还原告赵根源承包款6920元、枣树补偿款84000元。
以上款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临猗县庙上乡山东庄村民委员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冯 全
审 判 员 毛旭辉
人民陪审员 丁晓珍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冯万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