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昌邑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昌民再字第5号
原审原告翟玉森。
委托代理人王胜勋。
原审被告窦智林。
委托代理人赵殿彬。
原审原告翟玉森（下称翟玉森）诉原审被告窦智林（下称窦智林）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1998年7月6日作出（1998）昌经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翟玉森不服，上诉至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9月28日作出（1998）潍经终字第348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1998）昌经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1999年5月19日作出（1999）昌经重字第4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于2012年5月31日作出（2012）昌民监字第3号民事裁定书，决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翟玉森及委托代理人王胜勋、窦智林及委托代理人赵殿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1997年12月31日，翟玉森起诉称，我自1995年3月至1995年8月共四次借给窦智林人民币106000元，其中95年3月15日50000元，4月30日10000元，6月21日16000元，8月15日30000元。上述款项多数是我从石埠镇农村基金会借的，其他部分是从亲朋好友处借来的，按月息1%计算，已经产生利息32900元，后来经我多次催要，窦智林均以种种理由拒付，为此，请求判令窦智林偿还借款本金106000元，支付利息32900元，并承担全部诉讼支出。窦智林辩称，翟玉森所诉106000元不是借款，而是我们在合伙经营中出现的收支，借贷关系不成立。
原审查明，1995年3月15日，窦智林从翟玉森处支现金50000元，为其出具“支到翟玉森现金50000.00元”的证明；1995年4月30日，窦智林收到翟玉森现金10000元，为其出具“今收到翟玉森现金1万元整”的证明；1995年6月21日，窦智林又收到翟玉森现金16000元，并为其出具“今收到翟玉森现金16000.00元”的证明，并在证明条的右下角注明“办煤用，实用15680.00元，利息320.00元”；1995年8月15日，窦智林安排张成浩为翟玉森出具“今收到现金叁万元整去山西交付窦智林购煤用”的收条。以上四次共计106000元。除以上四份证明条外，别无其他证明借贷的证据。
另查，翟玉森、窦智林发生现金来往期间曾共同经营过大豆、煤，有证人证言为证。
本院原审认为，翟玉森、窦智林对“收”“支”“借”三字含义均明确，且曾共同经营过大豆、煤，翟玉森以四份收、支条为证据起诉要求窦智林付清借款，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翟玉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88元由翟玉森负担。
重审中，翟玉森诉称，我自1995年3月至8月四次借给窦智林现金106000元，经多次催要仍不予还款，要求其立即偿还借款本金，并按月息1%给付利息49860元。窦智林辩称，翟玉森起诉我收、支款的时间及金额都对，但翟玉森所诉的106000元不是借款而是我与翟玉森及张瑞杰、张志敬、张成浩五人在合伙经营中出现的收支，翟玉森提供的收、支款条证明不了该款是借款，故借贷关系不成立。
重审查明，窦智林先后于1995年3月15日、4月30日、6月21日，分别从翟玉森处支取现金50000元、10000元、15680元，1995年8月15日，张成浩接受窦智林的委托，到翟玉森处支取现金30000元后，通过邮局汇给了当时在山西的窦智林。综上，窦智林共从翟玉森处支取现金105680元，至今未归还。
本院重审认为，窦智林从翟玉森处支取现金10568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窦智林也予以认可，其辩称将该款用于其与翟玉森及张瑞杰、张志敬、张成浩的合伙经营业务，但其未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针对该问题所调查的张志敬、张成浩、张瑞杰、李令见等人的证言前后反复多次，相互矛盾，证言之间不能相互印证，无法据此认定窦智林答辩主张成立，故对窦智林的上述答辩主张不予采纳，且窦智林亦提供不出否认其与翟玉森之间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其他事实和证据，故应认定翟玉森的起诉主张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窦智林欠翟玉森借款105680元及利息9872元（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计算至判决之日），共计115552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3821元由窦智林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821元，由窦智林承担。
再审中，翟玉森诉称，昌邑法院（1999）昌经重字第4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窦智林辩称，昌邑法院（1999）昌经重字第4号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该重审判决认定双方系借贷关系是错误的。昌邑法院（2012）昌民监字第3号裁定再审是正确的。因此我方请求法院驳回对翟玉森的诉讼请求。
再审查明如下事实：
再审中翟玉森、窦智林均无新的证据出示，均以原一审【即（1998）昌经初字第45号】和【（1998）昌经重字第4号】各自所举的证据为再审证据。再审中双方均表示对本案所涉款项的来源各自以原审说法为准。具体如下：
1、1995年3月15日，窦智林给翟玉森出具书面证明一份，证明内容为“支到翟玉森现金50000.00元，计伍万元整。支款人窦智林95.3.15”。
2、1995年4月30日，窦智林给翟玉森出具书面证明一份，证明内容为“今收到翟玉森现金1万元整，￥10000.00元。收款人窦智林95.4.30”。
3、1995年6月21日，窦智林给翟玉森出具书面证明一份，内容为“今收到翟玉森现金16000元，计壹万陆仟元整。95.6.21收款人窦智林”，在证明条的右下方注明“办煤用，实用15680.00元，利息320.00元”。
4、1995年8月15日，证明人张成浩给翟玉森出具书面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现金叁万元整（￥30000.00元），去山西交付窦智林购煤用，经手张成浩。95.8.15”。
5、1995年7月13日，窦智林给本案证明人张瑞杰出具书面证明一份，内容为“因去山西借张瑞杰现金1000.00元，计壹仟元整。借款人窦智林95.7.13”。
6、1995年6月27日，翟玉森向窦智林出具书面材料一份，内容为“今借到现金五仟元，￥5000.00元翟玉森95.6.27”
7、翟玉森自行制作“银行利息记录”一份，起止时间自95年5月27日至97年9月2日，合计利息11900.26元。
8、翟玉森制作“95年3月15日购大豆决算表”一份，载明的制表时间95年7月4日，经结算亏7370.75元。原审开庭中，翟玉森认可该份决算表是由自己所制。
9、1995年10月4日，窦智林向本案证人张瑞杰出具书面证明一份，内容为“今借到张瑞杰现金贰万元整，￥20000.00元，95.10.25日前还清借款人窦智林95.10.4号证明保人张法广”。
10、翟玉森自认文化程度为高中，对“支”“收”“借”三字的含义知悉。
11、证人张志敬在原审中先后于1997年10月4日、10月5日、10月21日、11月4日、1998年4月7日、1999年4月5日六次作证；证人李令见分别于97年5月30日、97年10月7日、98年2月20日、3月12日、99年4月5日等先后作证六次（其中一次未注明时间）；证人李乐新于97年10月12日提交证人证言；证人张瑞杰于97年10月5日、98年4月7日、99年4月2日三次作证；证人张成浩于97年7月30日、97年11月17日、98年4月9日、98年4月28日、99年4月5日五次作证；证人张志孝于1999年4月2日作证；证人李出平1997年11月11日作证。
上述证人证言有的前后作证不一致，有的证明翟玉森与窦智林系合伙关系，有的证明翟玉森、窦智林曾经共同经营，有的表示对翟玉森、窦智林之间的关系不清楚，有的否认本身与翟玉森、窦智林是合伙关系等等不一。总之，这些证人证言的主观随意性较大，且与翟玉森、窦智林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故这些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较弱。翟玉森认可自己妻子曾参与过帮窦智林销售大豆，并收回销售大豆货款，将7万元的销售大豆款以窦智林的名义偿还了证人李令见的借款，与李令见的证言相符，再结合翟玉森制作“大豆决算表”的事实，故可认定翟玉森、窦智林共同经营大豆的事实。
本院再审认为，综观本案原审、重审、再审查明的事实，本案的关键是翟玉森主张的与窦智林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能否成立。本院认为翟玉森现有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借贷关系客观存在。首先，翟玉森提供的用以证明窦智林借款的四份书证不能证明窦智林确实向翟玉森借款。从文义上看“收款条”、“支款条”等均不能代表借款条，如无其他证明佐证仅凭此不能当然证明借款关系的存在。而且翟玉森系高中文化程度，其明确表示理解“支”“收”“借”三字之间的含义，况且其本人于1995年6月27日向窦智林借款5000元时，给窦智林出具的就是借款条。而窦智林分别于1995年7月13日和1995年10月4日向张瑞杰借款1000元和20000元时，也均向张瑞杰出具的借款条。这些事实足以证明翟玉森、窦智林均对借款的含义非常明确，故翟玉森仅以窦智林的支款条和收款条来主张借款证明力不足。翟玉森提供的四份书证中，其中1995年8月15日的收款3万元证明，其经手人是张成浩，从事实上看此笔款没有为窦智林实际占有，也不能证明此笔是窦智林的借款。其次，从翟玉森主张利息月利率1%来看，也没有事实根据，仅是翟玉森的单方主张。从整个案件事实看，翟玉森、窦智林没有就利息进行协商。翟玉森以1995年6月21日的收到条扣减320元利息来主张本案的利息在事实上也是不成立的。翟玉森既不能说明这320元利息的计息方法和标准，也不能证明这320元利息所对应的借款时间，即在什么时间段产生的利息。窦智林称这16000元是由翟玉森从原石埠镇基金会借贷来的，由基金会扣除了320元利息，所以翟玉森只给了他15680元，联系翟玉森自称资金来源大部分为从基金会贷款的事实，应该是比较符合本案实际的。再次，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分析，翟玉森的诉讼主张也是不能成立的。从资金来源上看，原审、重审、再审中翟玉森均主张涉案的款项多数是从石埠镇农村基金会借的，其他部分是从亲朋好友处借的，其自认基金会的借款利率是每月2分，银行的借款利率是每月1分六厘四。结合翟玉森的陈述和自认可以看出其主张借给窦智林的106000元钱大部分是从石埠镇农村基金会借来的，而基金会的借款利率是每月2分，他不可能转手以1分的利息借给窦智林，这不符合生活常识逻辑。同时，翟玉森主张其妻子参与帮助窦智林销售大豆，而且还收取销售的大豆款7万多元直接代替窦智林向李令见还钱，这也不符合常理。至于本案中窦智林主张其与翟玉森之间是合伙经营关系，仅是窦智林对翟玉森诉讼主张的抗辩理由，其对合伙事宜未提出反诉，故对此不作重点审查。窦智林虽对合伙关系提供了证人证言，但各证人证言之间前后不一，相互矛盾，主观随意性大，其证据能力较弱，在现有的证据基础上也难以确认其与翟玉森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最后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证据规则，应由主张权利的一方承担对权利存在事实的举证责任，本案翟玉森主张借款，说到底最终应由翟玉森承担对本案借款关系成立的举证责任，在翟玉森不能充分举证证明借款事实确实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重审中实际上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了窦智林，在窦智林不能充分举证合伙关系存在的情况下，从而反证借贷关系的成立，举证责任分配明显不当。
综上，本院再审认为，翟玉森现有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对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如以后翟玉森能够进一步补强证据，明确证明窦智林借款事实的存在，翟玉森可以另案主张自己的权利。本院重审（1999）昌经重字第4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撤销，本案应予改判。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相关法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1999）昌经重字第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原审原告翟玉森的诉讼请求。
原审案件受理费382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821元，改由原审原告翟玉森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费3821元，上诉于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王 骞
审判员 方 子 德
审判员 王 子 芳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魏佳雨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