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辽河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辽河中民二初字第17号
原告厦门庐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莲花新村路口庐山大厦5楼。
法定代表人熊贻德，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邓海虹，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志民，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辽河石油勘探局物资公司，住所地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渤海街供应委。
负责人郭占文，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琳琳，辽宁油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凤，辽宁油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厦门庐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庐山公司）与被告辽河石油勘探局物资公司（以下简称物资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厦门庐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熊贻德及其委托代理人邓海虹、刘志民和被告辽河石油勘探局物资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琳琳、刘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庐山公司诉称：1996年初，经厦门市大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辽公司）介绍原告与被告达成购买钢材意向，并达成购买钢材的口头协议。由于当时钢材紧俏，原告先向被告支付部分货款，于1996年1月17日和18日，向被告物资公司开具了两张银行承兑汇票，汇票金额均为400万元，合计800万元，收款人均为被告物资公司。开具后直接交付给被告，被告随即予以兑付。被告在收到800万元货款后迟迟没有发货，嗣后，原告多次发函和派人到被告处协商发货，被告以各种理由拒绝发货，经原告数十次索要，被告亦拒绝退还货款，占用资金长达十九年之久，给原告造成巨额的经济损失。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货款本金800万元，支付逾期还款损失2000万元（自1996年9月至2015年10月期间）。
物资公司答辩称：一、原被告双方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原告将物资公司诉至法院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错误诉告。原、被告之间未建立任何口头、书面买卖合同关系。根据（2004）厦民初字第55号和（2006）厦民初字第29号两份民事卷宗资料显示，与原告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是大辽公司，被告是接受大辽公司的指令开具承兑汇票。因此，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应向大辽追索诉请款项。二、原告向物资公司承兑汇票是代大辽公司履行债务。1995年11月22日大辽公司与物资公司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合同总价款为4800万元，大辽公司给付4000万元后，剩余800万元由原告代其履行。三、即使原告误认与物资公司存在法律关系，其主张已过诉讼时效。物资公司与原告、大辽公司之间的纠纷已于2006年9月13日经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原告的本次错误诉告已远远超过诉讼时效，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驳回。
诉讼中，原告庐山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银行承兑协议》2份，用以证明原告与被告达成口头购买协议后，原告通过银行承兑汇票向被告支付了800万元货款。
2.大辽公司出具的说明信函，用以证明大辽公司与原、被告的买卖关系无关。
3.被告单位的记账凭证及被告单位金属材料公司向财务科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被告私自将原告的货款冲抵被告与大辽公司之间的债务。
4.公司往来函件和律师函及EMS底单，用以证明原告在收到被告回函后十几年不间断要求被告退还货款、赔偿损失。
5.民事诉状2份、（2004）厦民初字第55号民事裁定书和（2006）厦民初字第29号之二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原告在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后被裁定驳回。
上述证据，被告质证对1、3、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1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达成口头买卖协议；证据3金属材料公司向财务科出具的证明，已说明原告代大辽公司预付定金，而非原告自己预付定金。对证据2的真实性被告提出质疑，该证据取得方式不清楚，其落款时间为1996年6月25日，但该证据出现的时间为第二次诉讼期间的2006年9月14日，大辽公司出具该说明也是为了免除自己的还款义务，因此该证据不具有客观性。对证据4，被告称2006年第二次诉讼结束后，被告未曾收到原告的任何邮件。
被告物资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2004）厦民初字第55号案件和（2006）厦民初字第29号案件的相关材料，用以证明与原告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是大辽公司、大辽公司与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接受大辽公司的指令将800元承兑给被告。
2.鞍钢、被告和大辽公司三方“抹账协议”，《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大辽公司给付被告的4张总面值4000万元的银行汇票，原告给付被告的2张总面值800元银行承兑汇票，被告给大辽公司发货的货运票据，被告给大辽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用以证明被告与大辽公司之间的买卖交易情况。
3.冲抵余款22340.83元给付原告的汇款凭证，用以证明被告与大辽公司结清账目后将余款退还原告。
4.《辽河石油勘探局合同管理规定》（辽油发（1995）第6号），用以证明被告单位要求除即时清结的，不允许订立口头合同。
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仅根据证据1无法认定与原告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是大辽公司，因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未对案件进行实体审理，只是在程序上驳回了原告的起诉，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原告可以使用相反证据推翻。证据2中，原告给付被告的2张总面值800元银行承兑汇票，不能证明系原告替大辽公司履行债务，因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在汇票形成之前大辽公司不欠被告任何款项；被告单位的记账凭证记载800万元是被告对原告的预收账款，说明该款是原告向被告的预付货款。证据3，20248号记账凭证中领款人签名系金属材料公司符杰代大辽公司翁德荣签字，原告当时并不知道被告已擅自将货款冲抵被告与大辽公司之间的债务；若如被告所主张是原告替大辽公司履行债务，事隔2年才将余款给付原告，不符合正常逻辑。证据4是被告内部管理文件，不能凭此否定双方形成口头买卖合同关系。
此外，物资公司申请证人刘振虹、符杰、邢世刚出庭作证，证明原告代大辽公司付款800万元的事实和原告向被告交付8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的过程，对证言原告质证不予认可，被告质证认为基本属实。
原、被告均提供了其委托代理人对大辽公司翁德荣的询问笔录，对其回答内容，双方相互不予认可。
经双方当事人申请，本院向中国银行厦门市支行调取1996年1月17日、18日原告在向被告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时，所附交易背景的备案材料。得到回复为：附1995年11月14日原告与大辽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和大辽公司对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的函告。对此证据，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原告称，原告与大辽公司约定《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在全部货款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到位后生效，故该合同并未生效。
对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以及证人证言和本院调取的证据进行审查，结合质证意见，认证如下：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3、5和被告提交的证据1、3的真实性对方均无异议，且与本案纠纷具有关联性，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使用。对于证人证言，邢世刚、符杰虽具有被告单位工作人员身份，但原告法定代表人熊贻德陈述此二人为形成口头协议的经办人，其证言在认定本案事实时作为参考。本院向中国银行厦门市支行调取的原告向被告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时，所附交易背景的备案材料，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使用。
本院根据以上确认的证据，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查明以下事实：
1995年11月14日，原告与大辽公司签订一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原告向大辽公司购买鞍钢产线材6000吨，其中，规格Φ6.5的5000吨，规格Φ8的1000吨，合同总价1620万元，付款方式为开具六个月银行承兑汇票。同年11月22日，大辽公司与被告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大辽公司向被告购买各类钢材，其中鞍钢产规格Φ6.5-10的线材5000吨，单价2600元，付款方式为开具六个月银行承兑汇票。1996年1月17日、18日，原告向被告开具了两张金额为4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在开具这两张银行承兑汇票时，原告向承兑行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提交了原告与大辽公司1995年11月14日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和大辽公司对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的函告，函告内容为：大辽公司与物资公司、鞍钢供销公司三方建立了供油、供钢材、顶抹帐的协议。同时，大辽公司与庐山公司签订了钢材供销合同，该公司开具的承兑汇票（承兑期六个月）可直接开给物资公司。其后，大辽公司董事长翁德荣和庐山公司董事长熊贻德将两张4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交付物资公司。被告于1996年7月17日、18日将两张银行承兑汇票收取入账，1998年3月12日，物资公司在将该款冲抵大辽公司的欠款后，将剩余22340.83元退还原告。
因庐山公司未得到货物，庐山公司于2004年、2006年先后两次在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大辽公司和物资公司请求返还货款。在两次起诉的起诉状中，庐山公司均称：为履行其与大辽公司1995年11月14日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其向物资公司开出两张金额均为4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2006年，庐山公司以大辽公司和物资公司为被告起诉，诉讼中撤回对大辽公司的起诉，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庐山公司与该案已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驳回了其对物资公司的起诉，庐山公司服从该驳回裁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口头买卖合同关系。
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庐山公司主张与物资公司之间存在口头买卖合同关系，物资公司予以否认，庐山公司应当对原被告之间达成口头买卖协议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庐山公司仅有熊贻德的当庭陈述称经翁德荣介绍，其与物资公司金属材料公司的邢世刚和符杰商谈达成口头协议，未提供其他证据，也不能说明购买钢材的型号、数量、价格，交付期限、方式等合同主要内容。故原告尚不能证明与被告口头达成买卖钢材的合意或意向。
原告于2004年、2006年先后两次在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大辽公司和物资公司请求返还货款时，在起诉状中原告均称：为履行其与大辽公司1995年11月14日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其向物资公司开出两张金额均为4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在2004年的起诉状明确称：“为便于交易，大辽公司指令原告直接向石油公司付款提货”，“原告认为，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构成连环购销合同的法律关系”。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厦民初字第29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认为庐山公司与该案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驳回庐山公司对物资公司的起诉。两次诉讼，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即原告向被告开具8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的原因是为履行原告与大辽公司之间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依照大辽公司的要求而直接向被告开具的，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正是作出该判断而裁定驳回庐山公司对物资公司的起诉。对此，原告本次诉讼虽陈述发生变化，但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推翻自己在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状中的陈述。在原告向被告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时，其向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提交的原告与大辽公司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和大辽公司对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的函告，充分印证了原告上述陈述的客观真实性。上述证据证明，原告向被告开具8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是为了履行其与大辽公司之间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依照大辽公司的要求而为。原告与大辽公司为该合同的当事人，本案原告无权要求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他人承担合同责任。关于原告所称其与大辽公司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未生效，并不能成为被告作为800万元收款人承担合同责任的理由；被告因收取原告银行承兑汇票而为原告设立了账目，并将剩余22340.83元退还原告的事实不能证明原被告即存在口头买卖关系。被告与大辽公司之间履行买卖合同及抹账情况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大辽公司是否欠被告债务，与被告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返还货款责任不具有关联性。
综上，对原告关于其与被告存在口头买卖协议的陈述，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与被告之间无买卖合同关系，为了履行原告与大辽公司之间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原告依照大辽公司的要求向被告开具8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原告无权请求本案被告物资公司承担合同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厦门庐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81800元，由原告厦门庐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丁 相 永
审 判 员 陈 华 伟
代理审判员 肖 波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蔡跃（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