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体黑体仿宋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拟稿纸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苏中商终字第000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雷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乐某
上诉人雷某因与被上诉人乐某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法院（2012）沧商初字第00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12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雷某的委托代理人应乐，被上诉人乐某的委托代理人臧世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乐某一审诉称：2011年6月，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通知乐某参加法院（2009）吴执字第1657号案件的听证程序。听证中，法院告知乐某系甲公司，即原乙公司的股东。在审理中，乐某向法院陈述自己不是该公司的股东，也不知道该公司的状况，但是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仍然追加乐某为（2009）吴执字第1657号案件的被执行人。2011年9月30日，乐某到苏州市吴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甲公司的档案得知，2005年7月20日，乐某持有的甲公司的12％股份以人民币12万元转让给雷某，且转让行为已经在苏州市吴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备案，甲公司也变更了股东名册，修改了公司章程。根据工商局调档得知，雷某此后一直在甲公司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乐某认为，既然雷某已经受让了乐某在腾田公司的股权，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相应的价款和违约金，雷某应当向乐某支付股权受让款。乐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雷某支付乐某欠款人民币12万元，判令雷某支付乐某违约金人民币6000元，判令雷某支付乐某上述欠款的利息至判决生效之日，暂计算至2011年10月20日，合计人民币46130元，判令雷某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乐某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以下证据：
1、出资协议书，证明乐某系乙公司的原始股东。
2、企业设立申请书，组织机构设置决定书以及法定代表人任职证明，证明乐某系乙公司的股东，在全体股东签名盖章处，乐某系本人签名的事实。
3、乙公司的验资报告、现金解款单、对账单、银行询证函以及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证明乐某认缴注册资本23万元，占实际出资比例为23％，实际出资23万元。
4、股份转让协议书，证明乐某与雷某约定股权转让事项，并约定违约金。
5、2005年乙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证明乙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乐某将其占有公司23％的股份（23万元）分别转让给被告（12万元）、王某（10万元）、张某（1万元）。
6、公司股东（发起人）名录，证明雷某受让乐某的股份后，雷某成为乙公司的股东。
7、乙公司章程修正案，证明雷某参加股东会，行使股东权利。
8、乙公司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经理情况表，证明雷某是乙公司的执行董事。
9、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证明乙公司变更为甲公司。
10、2007年甲公司股东会议决议，证明甲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雷某将30万元股权转让给王某，免去雷某在腾田公司的执行董事职务。
11、甲公司聘任经理的决定，证明雷某在甲公司行使股东权利。
12、甲公司变更登记申请表、核发营业执照及归档情况、苏州吴中工商局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证明雷某在甲公司行使股东权利的事实。
13、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2009）吴执字第1657－1号民事裁定书以及（2009）吴执异字第1657号民事裁定书，证明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乐某具有股东的身份。
雷某一审辩称：乐某在诉状中称其不知自己是甲公司（原乙公司）的股东，已表明其在乙公司初期乐某并没有实际出资过，既然乐某在公司成立初期没有实际投资，乐某何来股权用以转让，因此，乐某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诉讼中，乐某称其于2005年7月20日将名下12％股权转让给雷某，然而，时隔六年多才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其权利不受法律保护；根据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2009）吴执字第1657－1号民事裁定书查明，乐某在2004年1月6日将投资款项存入指定账户后，次日，就将投入资金撤回，属于抽逃注册资金，在此情况下，乐某应先将23万元资金投入公司后才有资格向雷某索要股权转让费。综上，乐某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雷某为支持其答辩理由提供以下证据：
1、甲公司的创立协议，证明甲公司是由丙公司与原乙公司的股东出资成立，并不是乙公司变更的。
2、丙公司的验资报告，证明雷某系该公司股东，已经实际出资30万元。
3、甲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乐某一直未将投资款23万元投资到位，公司也没有将工商登记上的转让款交给乐某，只是将股权转让事宜告诉他。
4、乙公司的股份比例表，证明乐某没有实际出资。
5、甲公司实际费用统计，证明雷某实际出资30万元。
6、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2012）吴木商初字第0041号的庭审笔录中关于证人范某的作证的摘录，证明乐某、雷某签订的转让协议中乐某的签名是范某代签的，乐某虽登记为乙公司股东，但未实际投入。
庭审中，乐某、雷某对证据的质证意见：
雷某对乐某举证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上述证据证明乐某没有实际出资。
乐某对雷某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的待证事实无关；对证据3的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乐某已经实际出资到位；对雷某举证的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系复印件，不予质证；证据5没有乐某的签名，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原审法院的认证意见：
雷某对乐某举证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法庭对乐某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
乐某对雷某举证的证据1、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证据1证明丙公司与王某、范某等人在2005年3月5日有过设立苏州腾田的合意，根据甲公司的工商登记，甲公司是由乙公司因股权转让而产生的公司名称的变更演变形成的，故该证据与本案审理的股权转让不具有关联性，证据2是证明雷某投资丙公司，与待证事实也没有关联性，法庭对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关联性均不予认定；证据3属于书证，雷某的证明对象为乙公司变更为甲公司时的实际资金的组成、乐某在乙公司成立时没有将注册资金投资到位，乐某不是该公司的股东。因该证据中关于乐某不是该公司的股东与工商档案中关于乐某的股东记载有误，法庭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证据4记载的是乙公司在2004年5月25日的各股东的出资比例，该证据得到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定的确认，法庭对该证据予以认定。证据5是关于甲公司在2005年4月1日至2005年10月1日期间帐务移交的统计，因未能向法庭提供原件予以质证，乐某不予质证，法庭对该证据不予认定。证据6中记载的是范某在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木渎法庭审理张某与乐某股权转让纠纷中，为张某作证时的证人证言，法庭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该证据证明乐某与张某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乐某的签字是其代签的事实，与本庭审理的乐某与雷某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乐某的签字是否是范某代签字不具有必然性，法庭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定。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3年11月28日，范某、俞某、乐某、张某签订出资协议书，约定共同投资拟设立苏州三鑫机电有限责任公司，范某出资30万元，占注册资金30％；俞某出资24万元，占注册资金24％；乐某出资23万元，占注册资金23％；张某出资23万元，占注册资金23％。2003年12月10日，经苏州市吴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预核准登记公司名称为乙公司。2003年12月22日，范某、俞某、乐某、张某按上述出资额缴存于乙公司在苏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横泾信用社开设的临时账户内，苏州永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苏永会验（2003）字第512号验资报告。2004年1月6日，乙公司批准设立，各股东出资数额不变，范某为乙公司法定代表人。
根据乙公司的工商档案记载，2005年7月20日，转让方乐某与受让方雷某签订乙公司出资转让协议书，约定转让方同意转让对公司出资12万元给受让方，转让金额12万元，并保证该出资无法律瑕疵，即没有办理任何让第三方收益的抵押、质押等担保，也未被任何机关查封、冻结；受让方保证于2005年7月20日之前，将上述转让金12万元支付给转让方，任何一方违约均应承担5％违约金，并可以解除本协议。转让方签名处有乐某的签字，受让方签名处有雷某的签字。乐某在庭审中对出资转让协议书中的签名有异议，认为不是其本人签字，同时，对该出资转让协议书的内容予以确认。
同日，乙公司召开股东会，通过股东会决议，主要内容为公司名称变更为腾田公司；同意乙公司股东张某将其占有公司23％的股份（23万元）转让给雷某，股东范某将其占有公司25％的股份（25万元）分别转让给雷某（7万元）、雷某（18万元）；股东乐某将其占有公司23％的股份（23万元）分别转让给雷某（12万元）、王某（10万元）、张某（1万元）；股东俞某将其占有公司24％的股份（24万元）分别转让给谷某（20万元）、杨某（4万元）。
同日，乙公司依法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手续，乙公司的公司名称变更为甲公司，住所、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以及股东都作了相应的变更。
2007年7月16日，甲公司召开股东会，通过股东会议决议，同意公司股东雷某将股权30万元转让给王某，杨某将股权4万元转让给范某，张某将股权1万元给范某，谷某将股权20万元转让给范某；转让各方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其他股东自愿放弃该出资的优先购买权。至此，股东王某占有甲公司的股份40％，雷某占有公司股份30％，范某占有公司股份30％，王某为甲公司法定代表人。
2009年12月30日，甲公司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上述事实有出资协议书，银行征询函、现金解款单、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乙公司的验资报告，出资转让协议书，乙公司、甲公司的工商档案证明。
另查明，谷某与甲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向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09年4月23日，该院作出的（2009）吴民一初字第809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该民事调解书确定甲公司应于2009年6月15日前支付谷某欠款本息合计123700元，并负担案件受理费。因甲公司未按民事调解书履行义务，谷某于2009年7月7日向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要求甲公司支付欠款。该院在执行过程中，作出（2009）吴执字第1657－1号民事裁定书以及（2009）吴执异字第1657号民事裁定书，认定乙公司的原始股东在验资结束后的次日将公司注册资金全部转走，导致该公司变更后的甲公司对外债务无法偿还，其行为已构成抽逃公司注册资本，追加甲公司（原乙公司）原始股东范某、张某、俞某、乐某为该案被执行人，其中乐某在23万元范围内对甲公司的债务互负连带赔偿责任。
上述事实有（2009）吴执字第1657－1号民事裁定书以及（2009）吴执异字第1657号民事裁定书予以证实。
本案的争议焦点：一、乐某是否因抽逃出资而丧失乙公司的股东身份。
股东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东对公司的出资是法定义务，股东的出资必须经过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验资证明。本案中，乐某对乙公司的企业设立申请书、组织机构设置决定以及法定代表人任职证明中的全体股东的乐某的签字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乐某对其作为乙公司的股东身份没有异议，故可以认定乐某在乙公司设立时，对出资协议书中乐某的出资数额以及出资比例是知晓的。2003年12月22日，乐某、范某等人按照出资协议书中各人应缴的出资额，合计100万元，缴存于乙公司的验资账户，当日，苏州永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并以股东身份办理登记备案，至此，乐某取得乙公司的股东地位，是乙公司的股东。次日，乙公司将验资款100万元全额转出，将其中的40万元汇入横泾镇后巷村经济合作社，60万元汇入苏州市锦和染织有限公司。上述款项均是归还为设立乙公司时所需的注册资金的对外借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在公司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乐某等人的行为属于将注册资金抽逃的行为。乙公司可以要求抽逃出资的股东补交出资额，乙公司的债权人也可以要求抽逃出资的股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乐某的股东身份并不因其抽逃出资的行为而丧失，乐某属于瑕疵股东。
二、出资转让协议的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该合同有效。本案中，案外人未经乐某同意，以乐某的名义与雷某签订出资转让协议，将乐某在乙公司的股权转让给雷某，雷某通过出资转让协议，已经将乐某在原乙公司的股权转让到其名下，公司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并办理了工商登记备案，雷某取得了乐某在原乙公司的股份，并享有乙公司的股东权利，参与公司管理，履行股东的义务。庭审中，乐某以陈述的方式追认该出资转让协议的效力，乐某的追认行为以及出资转让协议的内容未违反法律规定，属有效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的规定：“公司法实施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和新受理的民事案件，其民事行为或事件发生在公司法实施以前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本案诉争的出资转让协议发生在2005年7月20日，乐某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发生在公司法实施后，故本案适用的法律法规应当适用199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原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乐某、雷某在合同签订后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雷某应当根据出资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股权对价。庭审中，雷某自认其未针对该出资转让协议履行股权对价，应当认定雷某未能按约支付股权转让款，乐某要求雷某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由于雷某未能支付股权转让款，乐某要求雷某承担违约金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损失，乐某诉称，其实际损失，即自出资转让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起至诉讼时止的利息损失超过约定的违约金，要求法院予以增加。该院认为，出资转让协议是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在执行谷某与甲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件，追加乐某为被执行人时才知晓，该协议的效力自签订之日起处于待定状态，乐某可以选择追认或者拒绝追认该协议。乐某在本案中以诉讼方式追认该协议，该协议的成立时间为乐某向该院提起诉讼之日，经法庭核算，乐某的实际损失未超过约定的违约金，乐某请求雷某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
雷某辩称，乐某在成立乙公司时没有实际投资，不对该公司享有股权的辩论观点有悖法律规定，法院不予支持。雷某辩称，出资转让协议中约定付款期限为2005年7月20日，诉讼时效应从付款期限起算，至诉讼时止，乐某的诉讼请求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该院认为，向人民法院请求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计算。出资转让协议是无权处分人冒用乐某名义与雷某签订的，乐某对协议内容，包括约定的付款期限无从知晓，即乐某并不知道其在乙公司的股权被侵害，乐某在庭审中陈述，其在2011年9月30日通过查阅工商登记材料，才知晓其在原乙公司的股权被他人转让给雷某，雷某也未能提供证据，以证明乐某通过向其主张权利等其他方式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股权被侵害的证据，故该院认定乐某知道其在原乙公司的股权被侵害时起算时间为2011年9月30日，至诉讼时止，尚未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故雷某的该辩论观点，该院不予采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一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款、第三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遂判决：一、雷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乐某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2万元以及违约金6000元。二、驳回乐某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04元，由雷某负担。
上诉人雷某提起上诉的主要理由为：一、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认定事实不清。关于乐某是否实际出资，一审法院认为由于通过了验资机构的验资，且得到了工商行政机关的认定，故认定乐某已实际出资。但工商行政机关的登记仅仅是证权性登记，旨在向社会宣示股东资格的证权功能，而不具有设权性功能。其证明效力对于公司股东以外的第三人有无所争议的证明力，但对股东内部而言并不具有绝对的证明效力。结合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表明，当初乙公司变更为腾田公司时，原股东以设备出资作价30万元，上诉人雷某、雷某分别出资30万元，王某出资10万元。由于以设备作价需评估，因此直接以原先股东各自名下股份分别部分或全部转给新股东。具体变更事宜由当时乙公司法定代表人范某操作。当时范某告知上诉人乐某从来都没有出过一分钱。而上述雷某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均以与工商登记不符而未予认定。属认定事实不清。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1、一审法院作出上述判决主要依据的是2005年7月20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乐某将其12万元出资转让给雷某，雷某支付12万元对价，该协议雷某签字是真实的，乐某签字是他人代签的。一审法院认为由于乐某对该协议效力的追认，使得该协议具有法律效力。雷某认为，该协议是由范某起草好后让雷某签字的，称工商登记的需要，并称其会去告知乐某并让乐某签字，乐某在公司成立时没有出资，因此，当时雷某是将三十万元交给公司财务的。而在乐某提起诉讼后，雷某才知道该字不是其签的，说明该协议自始至终没有生效。况且，签订该协议时，雷某也不是出于购买乐某名下股份的意思表示。二是由于雷某实际出资三十万之后，想要成为股东，而工商登记需要该材料，因此才签订了该协议。一审法院完全忽略了“双方当事人”、“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这两个重要的合同成立的要件。2、关于时效的问题，一审法院仅依据乐某的关于其在2011年通过查阅工商登记后知道自己股权并转让给他人的陈述，就认定乐某知道股权被侵害的时间为2011年9月30日。雷某认为，乐某以股东身份起诉，作为公司股东，应参与公司股东会，这既是股东的权利，又是股东的义务，况且，公司的章程里有明确约定，每三个月召开定期股东会，乐某应该参与，应当知晓股权已转让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他连续多年拒不参与股东会，造成其不知道股份被转走，是其咎由自取，在法律上，他应当知道。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其知道时间为2011年9月30日忽略了民诉法时效中关于应当知道的规定。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提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乐某的主要答辩意见：1、乐某出资全部到位，无任何瑕疵，一审时乐某已经提供了出资转让协议书、企业设立申请书、乙公司验资报告、现金解款单、对账单、银行询证函、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上述证据均已证明乐某认缴注册资本23万元，占乙公司实际出资比例23%实际出资23万元整的事实。上述出资额缴存于乙公司在苏州农村信用合作社横泾信用社开设的临时账户，苏州永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苏永会验（2003）字第512号验资报告，2004年1月6日，乙公司批准设立后，乐某出资数额没有任何变化，上述所有证据证明乐某出资到位，是乙公司的股东。2、上述证据全部来源于苏州市吴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对于股东乐某来说有理由相信苏州市吴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的信息真实、有效、合法。3、《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合同有效”，乐某的股权由案外人处分给本案的雷某，雷某受让股权后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并且受让股权的事实经工商局登记备案，乐某知道自己的股权由案外人处分给雷某以后进行追认，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雷某应当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4、乐某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是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两年，乐某知道自己的股权被雷某和案外人处分的时间是2011年9月30日，雷某在一审开庭期间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乐某早于2011年9月30日以前知道自己股权被转让的事实，因此乐某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没有过。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雷某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符。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1、乐某是否具有乙公司股东身份。2、乐某与雷某之间出资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3、乐某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乐某是否具有乙公司股东身份。本院经审理认为：从苏州市吴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有关乙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中明确记载乐某系该公司的股东，出资23万元，占注册资金23％。2003年12月22日，乐某等人按上述出资额缴存于乙公司在苏州市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横泾信用社开设的临时账户内，苏州永信会计师事务所于2003年12月22日出具了苏永会验（2003）字第512号验资报告。2004年1月6日，乙公司批准设立，各股东出资数额不变。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2009）吴执字第1657-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乙公司的股东在验资结束后的次日将公司注册资本全部转走。乐某的股东身份并不因其或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的行为而丧失，只是属于瑕疵股东，如乐某存在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的行为，则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承担补足出资等相应的法律责任，并不影响其股东身份认定，原审法院确认乐某具有乙公司股东身份并无不当。
关于乐某与雷某之间出资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乐某与雷某于2005年7月20日签订出资转让协议，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及双方确认该协议上转让方乐某的签名非乐某本人，而是由时任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范某冒用乐某名义所签，受让方雷某是其本人所签。但乐某以提起本案诉讼的方式对范某的冒用其名义的签字行为和出资转让协议予以追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合同有效。”故乐某与雷某之间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为有效。
关于乐某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乐某与雷某的出资转让协议的签订日期为2005年7月20日，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为2005年7月20日，但因系是无权处分人范某冒用乐某名义与雷某签订的。乐某称是在2011年9月30日到工商行政机关查档时才得知其持有的股权被转让给了雷某，当时乐某对协议内容，包括约定的付款期限并不知晓。民诉法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计算，雷某称乐某早已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股权被转让，但未能提供以证明乐某通过向其主张权利等其他方式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股权被侵害的证据，综合本案事实和相关证据，可认定乐某知道其在乙公司的股权被侵害的时间为2011年9月30日。故原审法院认定乐某提起本案诉讼尚未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并无不当。
综上，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亦无不当。雷某的上诉理由经查不能成立，故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04元，由上诉人雷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骆利群
审判员 孙鲁江
审判员 唐 蕾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八日
书记员 王勤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