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二中民终字第161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瑞心，女，1943年2月2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陈殿生，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红莲羊绒衫厂，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路曙光西里*号。
法定代表人孟泽，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旭，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胡晓，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瑞心、北京红莲羊绒衫厂（以下简称红莲羊绒衫厂）因劳动争议一案，均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2）朝民初字第064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1月，王瑞心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于1964年8月中专毕业分配到北京羊绒衫厂工作。担任北京羊绒衫厂供销科会计时，因被他人诬告于1984年3月22日被拘传后羁押，1985年2月4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1984）朝刑字第590号《刑事判决书》，判决我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刑期到1985年4月6日。1985年3月8日，北京羊绒衫厂根据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做出《关于开除王瑞心厂籍的决定》。我自知自己并未贪污厂里的一分钱，对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不服，出狱后一直申诉，最高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多次对此做出过批示。2010年12月17日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0）朝刑监字第2505号再审决定，经过再审审理。2011年5月16日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朝刑再初字第320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本院（1984）朝刑字第590号刑事判决；二、原审被告人王瑞心无罪”。北京羊绒衫厂于1994年7月更名“北京市九达纺织集团公司羊绒衫厂”，2000年5月16日再次更名为“北京红莲羊绒衫厂”。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特提起本诉讼，要求判决：1、红莲羊绒衫厂做出撤销《关于开除王瑞心厂籍的决定》（1985年3月8日的决定），恢复王瑞心的北京红莲羊绒衫厂的厂籍，恢复王瑞心与北京红莲羊绒衫厂在1984年到1998年退休之前期间的劳动关系，确认王瑞心被错判期间的工龄；2、红莲羊绒衫厂为王瑞心办理退休手续，王瑞心依法享受社保；3、红莲羊绒衫厂补发王瑞心被错押期间赔偿544227.73元，1985年4月7日到1998年2月28日应办理退休之前的工资待遇70086元及利息160452元；补发自1998年3月1日起至2011年5月16日应享受退休待遇321339元及利息154000元；4、2011年5月17日起至正式享受待遇之日止的退休待遇。
红莲羊绒衫厂辩称，1、我厂1985年3月8日依据朝阳法院（1984）朝刑字第590号判决书、《北京羊绒衫厂工厂管理法》开除王瑞心厂籍，随后和王瑞心履行了开除厂籍职工的手续，按规定，1983年4月27日将王瑞心人事转至其户籍所在地北京市公安局中关村派出所（回执复印件），故自1985年3月8日起，王瑞心与我厂没有任何关系。2、因为目前王瑞心与我厂无任何关系，档案也不在我厂，王瑞心提出撤销“决定”的书面决定，无法律依据更无法操作。之前我们去了王瑞心所在的户籍派出所，了解王瑞心档案中的相关内容，但是去了两次均未看到档案，负责人称没有找到档案。3、王瑞心提出恢复厂籍及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自1985年3月8日起，我厂与王瑞心既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不存在权利、义务的事实劳动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也就不存在恢复的问题。厂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名词，随着劳动法的颁布，现如今已不存在厂籍问题。4、王瑞心于2011年5月16日被朝阳法院改判无罪，按照劳动部1997年4月29日“关于复函”的规定，从法院判决当事人无罪之日起可以与企业遵照协商一致、平等自愿的原则重新建立劳动关系并履行权利义务，而王瑞心2011年5月16日被改判无罪时，其年龄已达到68周岁，不具备《劳动合同法》等法律规定的劳动年龄，不具备履行劳动合同的自身条件，故我厂无法恢复其自2011年5月16日后的劳动关系。5、王瑞心提出的补发工资没有法律依据，工资是指基于劳动关系，用人单位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按照法律规定或劳动合同约定，以货币形式定期直接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没有劳动关系没有提供劳动就没有报酬。王瑞心提出补发工资的时间段，与我厂没有劳动关系也就没有提供劳动，所以不存在发放或补发的问题。6、按照劳人薪局（1985）第12条规定、劳动部（1997）40号复函，补发原判期间的工资，王瑞心是1984年被判犯罪，原判期间是10个月，补发标准是原判期间的工资标准，按照同等人员工资标准当时是每月64元，合计640元，王瑞心计算的赔偿金无法律依据。7、目前办理退休手续是按照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支付管理办法规定执行，由参保人所在的企业、职介、人才、街道社保所等人事档案保管单位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批退休，我厂目前不是王瑞心的参保单位也不是人事档案保管单位，故不能为其办理退休手续。8、按照北京市的规定退休金也是养老金是由社会保险基金支付，任何企业都不存在发放或补发退休金的情况。综上，我们认为，我厂于1985年作出的《关于开出王瑞心厂籍的决定》是依据当时的厂规和已经生效的法院判决，我厂不存在任何过错和过失。依据客观条件和企业的实际情况，我们确实无法满足其撤销开除决定、恢复厂籍、恢复劳动关系等要求。另外，根据基本法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等相关规定，没有过错就没有责任，王瑞心提出的赔偿要求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王瑞心自1964年8月入职原北京羊绒衫厂，双方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王瑞心因贪污于1984年3月22日被羁押，3月27日被宣布拘留，4月2日被监视居住，6月19日被宣布逮捕。1985年2月4日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原北京羊绒衫厂以王瑞心严重触犯刑律为依据于1985年3月8日作出将王瑞心开除厂籍的决定，同时将决定向王瑞心送达。至此，原北京羊绒衫厂作出的开除决定并无不当，双方的劳动关系予以解除。2011年5月16日法院再审判决宣告王瑞心无罪后，即原北京羊绒衫厂作出开除王瑞心厂籍决定所依据的事实被法院再审判决否定，故原北京羊绒衫厂作出的开除厂籍决定，缺乏事实依据，王瑞心要求撤销该决定，予以支持。王瑞心于1998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故确认自1984年至1998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因1984年至1998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故红莲羊绒衫厂应当补发王瑞心自1984年4月至1998年2月期间工资，由于王瑞心自被羁押后至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未再为红莲羊绒衫厂提供劳动，故此期间的工资标准法院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及本案具体情况酌情判处。王瑞心要求此期间工资的利息，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王瑞心关于补发自1998年3月1日起至2011年5月16日应享受退休待遇321339元及利息154000元、2011年5月17日起至正式享受待遇之日止的退休待遇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王瑞心要求恢复厂籍、确认被错判期间的工龄、由红莲羊绒衫厂为其办理退休、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均不属于人民法院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范围，不予审处。据此，原审法院于2013年8月判决：一、撤销北京红莲羊绒衫厂于一九八五年三月八日作出的“关于开除王瑞心厂籍的决定”；二、确认王瑞心与北京红莲羊绒衫厂于一九八四年至一九九八年二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三、北京红莲羊绒衫厂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王瑞心一九八四年四月至一九九八年二月期间工资一万五千八百八十八元；四、驳回王瑞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王瑞心及红莲羊绒衫厂均不服原审法院判决，王瑞心上诉至本院称，原审法院判决红莲羊绒衫厂支付工资过低；我被错判，被开除厂籍是红莲羊绒衫厂故意侵权行为造成，应当承担给我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办理退休，享受社保待遇应当予以支持。红莲羊绒衫厂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我厂作出开出王瑞心厂籍的决定因缺乏事实依据而应被撤销，以及确认我厂与王瑞心自1984年至1998年存在劳动关系，认定事实错误，判决支付王瑞心工资没有任何依据，请求法院予以改判。
经审理查明，王瑞心于1964年8月入职原北京羊绒衫厂（后更名为“北京红莲羊绒衫厂”），担任供销科会计。1984年3月22日，王瑞心因贪污被羁押，3月27日被宣布拘留，4月2日被监视居住，6月19日被宣布逮捕。原审法院于1985年2月4日作出（1984）朝刑字第590号判决，认定王瑞心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刑期自1984年6月19日至1985年4月6日）。1985年3月8日，原北京羊绒衫厂作出“关于开除王瑞心厂籍的决定”的通告，内容为：“王瑞心女41岁，吉林省吉林市人。原任我厂供销科会计（助理会计师）因贪污于1984年3月22日被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拘传后羁押，3月27日宣布拘留，4月2日监视居住。同年6月19日宣布逮捕。经审理，确认王瑞心有贪污罪。王在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采取各种手段，进行贪污活动。先后共贪污羊绒衫16件；羊绒围巾153条，毛线14斤，共折合人民币1665.10元。朝阳区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之规定，于一九八五年二月四日依法判处王瑞心有期徒刑十个月。根据《北京羊绒衫厂工厂管理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经厂职代会常任主席团扩大会议，厂长办公讨论决定：将王瑞心开除厂籍”。1985年4月27日，原北京羊绒衫厂将王瑞心档案转移至北京市公安局中关村派出所。
王瑞心对（1984）朝刑字第590号判决不服，提出申诉，原审法院于2010年12月17日作出（2010）朝刑监字第2505号再审决定，对该案进行再审。再审经审查后认定：“原北京羊绒衫厂在案发时经手销售货物和交厂财务科货款的只有被告人王瑞心一人，原判依据的财会鉴定未说明查账的范围和原北京羊绒衫厂销货和收取货款的情况，且没有核实仓库盘点情况。鉴定依据不充分。后通过对原北京羊绒衫厂的财会账目进行审计，确认原判认定被告人王瑞心贪污数额中的人民币911.70元，可以确认该部分销售货款已由其上交厂财务科。因此，原判认定被告人王瑞心贪污人民币1665.1元中的人民币911.7元证据不够确实、充分，不能认定。原审被告人王瑞心的行为，尚不构成刑事追究标准，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应认为是犯罪”。遂于2011年5月16日作出（2011）朝刑再初字第320号刑事判决，判决：一、撤销（1984）朝刑字第590号刑事判决；二、原审被告人王瑞心无罪；三、扣押的人民币一千一百七十元一角六分，退回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该刑事判决现已经生效。
北京羊绒衫厂于1994年7月更名“北京市九达纺织集团公司羊绒衫厂”，2000年5月16日再次更名为“北京红莲羊绒衫厂”。
原审法院审理中，红莲羊绒衫厂为证明王瑞心工资情况，提交了与王瑞心同期进厂的职工马叙的“1983年企业职工调整工资审批表”，王瑞心认可该证据，亦表示可以参照马叙的工资标准补发自己的工资。
2011年1月5日，王瑞心以红莲羊绒衫厂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朝阳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1、裁定红莲羊绒衫厂做出撤销《关于开除王瑞心厂籍的决定》（1985年3月8日）的决定，恢复王瑞心的红莲羊绒衫厂的厂籍，恢复王瑞心与红莲羊绒衫厂在1984年到1998年退休之前间的劳动关系，确认王瑞心被错判期间的工龄；2、红莲羊绒衫厂为王瑞心办理退休手续，王瑞心依法享受社保；3、红莲羊绒衫厂补发王瑞心被错押期间赔偿544227.73元，1985年4月7日到1998年2月28日应办理退休之前的工资待遇70086元及利息230498元；补发自1998年3月起到2011年5月16日应享受退休待遇321339元及利息154000元；以上合计760064元；4、2011年5月17日起到正式享受待遇之日止的退休待遇。2012年1月11日，朝阳仲裁委作出京朝劳仲不字（2012）第0032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王瑞心的请求决定不予受理。王瑞心不服诉至原审法院。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关于开除王瑞心厂籍的决定”的通告、转移档案材料回执单、（2011）朝刑再初字第320号刑事判决书、“1983年企业职工调整工资审批表”、京朝劳仲不字（2012）第0032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原北京羊绒衫厂对王瑞心做出的开出厂籍的决定，其所依据的事实情况系法院认定王瑞心犯罪，并被刑事处罚，现定罪刑事判决已被撤销，并宣告王瑞心无罪，故该开除决定当时所依据的事实情况已不存在，对王瑞心做出的开除决定应当撤销。在开除决定被撤销后，原北京羊绒衫厂与王瑞心退休之前的劳动关系应当延续，故原审法院所确定的劳动关系及工资支付并无不当。对红莲羊绒衫厂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王瑞心被错判是否为原北京羊绒衫厂故意行为造成，现王瑞心被宣告无罪，确定当时部分证据认定错误，但不能由此即确定原羊绒衫厂的故意行为所致，且王瑞心所请求的侵权之诉的赔偿问题，非劳动争议审理的范围。对于王瑞心的社会保险问题、办理退休手续问题，亦非法院审理的范围。王瑞心的工资标准问题，原审法院参照与王瑞心同期进厂职工的工资标准予以确定是适当的，王瑞心要求迟延利息230538元缺乏依据。故对王瑞心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王瑞心负担5元（已交纳），北京红莲羊绒衫厂负担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王瑞心、北京红莲羊绒衫厂各负担5元（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晓云
代理审判员 窦江涛
代理审判员 朱 涛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金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