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20民终5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琦胜，男，住四川省住成都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超，男，住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
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鸿文（特别授权），四川建设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科（一般授权），四川建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麒，男，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峰，四川壮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涛，四川壮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琦胜、刘超因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麒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人民法院（2017）川2002民初9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琦胜、刘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鸿文、被上诉人袁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琦胜、刘超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2017）川2002民初987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上诉人撤销《酒吧转让协议》，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转让款18万元；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经济损失26万元；3、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未查明案件关键事实。上诉人主张酒吧经营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即无法办理营业执照而要求解除《酒吧转让协议》。一审中上诉人将无法办证的事实向法院如实陈述，因工商部门未出具书面材料，属于上诉人举证困难。上诉人愿意提供相关部门的对外联系方式以便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但一审法院未核实上诉人所述事实的真实性。此外，被上诉人在成都市温江区法院审理的上诉人与第三人房屋租赁纠纷案诉讼中，自认该转让酒吧的真实原因在于无法办理营业执照进行正常经营。一审法院调取的该案庭审笔录虽然未记录被上诉人自认的事实，但现有录音证据完整记录了庭审过程及被告承认知晓酒吧无法办证的事实。本案合同目的能否实现直接决定上诉人是否享有解除权。而合同目的能否实现，直接由能否办理营业执照所决定。一审法院未查明案件关键事实，为查明案件事实，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采纳该录音证据。（2）一审法院错误认定试营业的概念及时间范围。所谓试营业，因没有办理营业执照，仅是调试设施设备，仅对认识的朋友开放，并不对外开放。一审法院错误认定试营业与正式营业的概念，先入为主的认定上诉人在没有办理营业执照的情况下违法开业经营，有违居中裁判的中立原则。（3）诚实信用原则是所有民事活动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上诉人开展酒吧经营的合同目的已是各方确认的事实，被上诉人为转嫁经营失败的风险，在签订合同时故意隐瞒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无法经营的客观事实，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依据诚信原则，合理信赖被上诉人陈述的事实及合同条款并无不妥；即使如一审法院所述，应当知晓该事实，但被上诉人确实存在隐瞒行为，存在一定过错，也是责任分担问题，被上诉人应当在其过错程度范围内对上诉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2、一审法院参照《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合同解除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4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酌情认定上诉人的合同解除权合理期限为1年，该认定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的解除权不应当受到期限限制。直至上诉人起诉日止，酒吧的执照仍未办理完毕，该协议仍在履行过程中，被上诉人仍然负有协助办理相关执照的义务，在合同义务仍在履行过程中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贸然认定上诉人的解除权期限为1年，与法律规定不符（指导意见第2条），同时也不利于维护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2）指导意见赋予人民法院对于解除权行使期限自由裁量权，但根据指导意见12条、14条的规定，合理期限应当根据案件综合因素认定：上诉人受让酒吧目的在于进行酒吧经营，办理酒吧经营相关手续及验收标准比一般经营场所手续更加复杂、严格。酒吧的营业执照须在消防验收合格后，以及其他相关手续办理完毕后才能办理。上诉人签订转让协议后进行了消防整改、房屋装修备案等一系列与经营相关的活动。在上述活动结束后，上诉人向有关部门了解得知无法办理执照，时间节点上合情合理合法。②被上诉人未举证证明已履行协议所约定的义务。由于被上诉人未履行合同义务直接导致上诉人办理执照的难度增加。上诉人基于合理信赖原则，出于酒吧经营的目的与被上诉人签订转让协议。而被上诉人在签订合同之前已知晓因违反禁止开设的条件而无法进行酒吧经营，为了转嫁自身经营损失故意隐瞒，直接导致上诉人惨重的经济损失。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甚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二审庭审中，二上诉人的特别授权代理人陈述：对方说上诉人是撤销转让协议，上诉人的真实意思是解除。
被上诉人袁麒辩称，1、二上诉人不具有合同解除权。（1）二上诉人一直没有明确请求解除合同的法律依据。上诉人一直主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行使解除权，根据《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只有因不可抗力或另一方的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受损的一方才有合同解除权。本案中无法办证或不好办证既不是不可抗力，也不是答辩人的违约行为导致，而是转让合同订立前就已经存在的客观状态，故上诉人主张解除合同不符合《合同法》第94条的情形。（2）上诉人主张在签订合同时答辩人“隐瞒了酒吧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无法经营的客观事实”，导致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行使解除权，因合同一方隐瞒事实，属于欺诈行为，根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一方欺诈订立的合同，属于可撤销或变更的合同，合同相对方享有合同的撤销权或变更权而非合同解除权，故二上诉人以答辩人有欺诈行为而享有解除权不符合法律规定。（3）二上诉人认为答辩人酒吧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无法经营不是事实。二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酒吧不能办证，也没有指出酒吧违反了法律的什么规定，二上诉人作为酒吧的经营者，对酒吧设立的相关法律、政策应当主动了解、知道，答辩人没有告知的义务，二上诉人以对法律的不知的责任只能由其自身承担，与答辩人无关。二上诉人在接受答辩人酒吧资产时，对酒吧的现状（包括酒吧没有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不好办）都是清楚明白的，二上诉人受让酒吧资产，是真实意思的表示，是自愿承担风险的行为，这从二上诉人受让酒吧后从未要求过答辩人协助办证，也无证据向相关部门提出过办理酒吧证照申请可以印证。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由于被上诉人未履行协助办证的义务，而导致二上诉人办理执照难度增加”与事实不符，二上诉人在一审中未提供证据证明二上诉人要求过答辩人协助办证。本案纠纷的背景实际是二上诉人酒吧经营管理不善，从2015年10月开始拖欠房租，2016年6月被房东起诉，二上诉人为了转嫁经济损失，才提起本案。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二上诉人没有解除权，且提出解除合同，早已过了一年的除斥期间。（1）一审判决认定二上诉人最迟应在酒吧开业即2015年1月时知道不好办证事实正确。从2015年1月起至2017年3月，二上诉人才要求解除合同，早已超过解除合同的除斥期间。（2）本案转让合同签订于2014年11月，转让酒吧资产时，酒吧无证、不好办证的状态已经客观存在，二上诉人在2年4个月后即2017年3月再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并辩称到2016年4月才知晓不好办证，不符合常理，且与上诉人在一审的起诉状中主张的事实矛盾。根据上诉人在起诉状中的主张，上诉人在消防验收未合格时就已经知道不好办证，据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酒吧在2015年2月就开始消防整改，而整改的前提是消防不合格，故从二上诉人的陈述也可推定其是在2015年2月之前，就已经知道证不好办的事实。综上，二上诉人无解除权，且要求解除合同已明显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即使有解除权，也已经消灭。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
原审原告王琦胜、刘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酒吧转让协议》，返还原告转让款18万元；2、判令被告承担原告的房屋租金损失26万元；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4年11月25日签订《酒吧转让协议》，将被告经营的位于温江南熏大道三段155号商会大厦的TNT酒吧转让给原告，转让款18万，包括装饰装修、设施设备，同时约定被告负有协助原告办理相关经营所需各种证件的义务。而原告受让酒吧后，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适当装修，与业主重新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在原告为酒吧正常经营做到所有预备工作即将开业时，向相关部门办理经营手续时得知，该酒吧距离学校不足200米，同时消防不合格，无法办理酒吧经营所需执照。而被告袁麒明知原告是要开设酒吧，而故意隐瞒这一重大事实，导致原告签订合同，投入资金而无法开设酒吧，产生大量房租损失（每年租金128490元，共计两年）。故被告有隐瞒行为、有合同约定的办证义务，而不能为原告办取营业执照，造成原告合同根本目的不能实现，特诉至法院。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对其主张的事实予以变更，主张原告在装修后，仅试营业了2个月。因为消防需要整改，所以整改到2016年4、5月，才向相关部门进行了咨询，得知不足200米，不能开办酒吧，因此原告的请求，未超过时效。消防整改最终也没合格。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4年11月25日，原告王琦胜、刘超与被告袁麒签订《酒吧转让协议》，约定：将被告袁麒经营的位于温江南熏大道三段155号商会大厦51、52、55、76号的TNT酒吧转让给原告，原告一次性支付被告酒吧附属设施设备及装修折价款18万元。该酒吧所涉的四间房屋，租赁到期日分别为2014年11月15日、12月2日、12月2日以及12月4日，到期后，由原告与房主另行签订租赁合同。受让后，原告与四商铺业主重新签订租赁合同，酒吧随即开始产生大量电费，其中2014年12月31日到2015年1月31日，共用电3270度。2017年3月8日，原告诉至我院，诉状称“原告受让酒吧后，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适当装修，与业主重新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在原告为酒吧正常经营做到所有预备工作即将开业时，向相关部门办理经营手续时得知，该酒吧距离学校不足200米，同时消防不合格，无法办理酒吧经营所需执照”。
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当事人，可根据法律规定，在对方的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行使解除权。但解除权的行使，应有期限，解除权人应在解除权产生后的合理期限内及时行使，解除权人未在合理期限内行使的，该权利消灭。而该合理期限，参照《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合同解除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4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酌情确定为一年。原告主张，因为酒吧距离学校不足200米，无法办理营业执照，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因此要求解除合同。但原告未举证证明该事实，且在温江法院庭审笔录中，无论原告或被告，陈述的均是“不好办理”证件，而非不能办理。即便确因不足200米而不能办理，原告的解除权，也早已因一年的合理期限的经过而消灭。具体理由为：1、学校与酒吧的距离是客观存在的，二原告作为温江本地人，作为一个开业前应慎重考察周边环境的投资人，理应在签订合同时，已对如此近距离范围内学校存在的事实知晓。2、即便原告签订合同时不知晓，其最迟也应在2015年1月时知道或应当知道。综上，即使酒吧确因距离学校过近而不能办理证件，该事实，原告至迟于2015年1月，也已知道或应当知道，故至起诉时，该权利已经消灭，对此诉请，不予支持。因原告自2015年1月起，对不能办证的事实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故其诉请的损失，亦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不能得到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超、王琦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900元，减半收取计3950元，由原告刘超、王琦胜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王琦胜、刘超围绕上诉请求提供了证据：1、庭审录音光盘；2、温江区人民法院（2016）川0115民初2775号、2778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并已经履行）。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庭审录音光盘所反映的基本内容与温江区人民法院庭审笔录基本一致，但因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录音是经温江区人民法院同意后录制，因此该证据的来源不合法，不予采信；对于温江区人民法院的两份生效判决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是否具有关联性将结合本案一审在卷的其他证据综合考虑。
综上，经二审审理查明：2014年11月25日，上诉人王琦胜、刘超与被上诉人袁麒约定：袁麒将其位于温江南熏大道三段155号商会大厦51、52、55、76号商铺（原为：TNT酒吧）转让给王琦胜、刘超；转让后店铺现有的装修、装饰及其他所有设备全部归王琦胜、刘超所有；王琦胜、刘超一次性支付袁麒转让费18万元，该费用包括前面所述的装修、装饰、设备及其他相关费用；袁麒协助王琦胜、刘超办理该店铺的工商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等相关证件。该酒吧所涉的四间房屋，租赁到期日分别为2014年11月15日、12月2日、12月2日以及12月4日，到期后，由上诉人与房主另行签订租赁合同。受让后，上诉人与四商铺业主重新签订租赁合同，酒吧随即开始产生大量电费，其中2014年12月31日到2015年1月31日共产生电费4316.40元；2015年1月31日至2月28日共产生电费3927元；2015年2月28日至3月31日共产生电费2827.44元。2017年3月8日，上诉人向雁江区人民法院起诉称“原告受让酒吧后，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适当装修，与业主重新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在原告为酒吧正常经营做到所有预备工作即将开业时，向相关部门办理经营手续时得知，该酒吧距离学校不足200米，同时消防不合格，无法办理酒吧经营所需执照”。以上事实有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上诉人王琦胜、刘超主张“酒吧经营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即无法办理营业执照”、“被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故意隐瞒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无法经营的客观事实”而要求解除合同、且“解除权不应当受到期限限制”；而被上诉人袁麒辩称“二上诉人不具有合同解除权，且提出解除合同，早已超过了一年的除斥期间”。因此，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本案合同解除权是否成立？
合同解除必须符合法律规定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的解除有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案涉转让协议没有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因此只存在法定解除的可能，即：合同生效后，在没有履行或者未履行完毕前，合同当事人在符合法律规定的解除条件出现时，行使解除权而使合同关系消灭。对于合同的法定解除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本案中，被上诉人袁麒以18万元的价格转让了酒吧的装修、装饰、设备给上诉人王琦胜、刘超，且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再次表示该18万元转让款就是酒吧的设施、设备资产的价值。由此可见，二上诉人受让的是酒吧资产，二上诉人在明知酒吧无经营许可执照的情况下，仍然接受酒吧资产的转让，应当预见其投资行为可能存在的风险。同时，根据协议约定，被上诉人袁麒的义务是协助二上诉人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等，而非为二上诉人办理、办妥工商营业执照。
现二上诉人既没有提供证据（如向政府相关部门申办酒吧营业执照被拒办的材料等）证明无法办理营业执照致酒吧经营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袁麒有违约行为不协助办理营业执照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是案涉合同因不可抗力（如自然灾害或是政府行为（即合同订立后，政府颁布新的政策、法律，采取行政措施导致合同不能履行）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这些情形出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判决作出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二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案涉合同不具有“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关于合同的法定解除条件的情形，本案合同解除权不能成立，被上诉人相应的抗辩意见成立，故对上诉人相应的“酒吧经营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即无法办理营业执照要求解除合同”的主张不予支持。
至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在签订合同时故意隐瞒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无法经营的客观事实，致使上诉人遭受包括转让款在内的巨大经济损失”的上诉意见，因合同一方隐瞒事实，属于欺诈行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合同。”的规定，如果合同是因一方采用欺诈手段订立的，属于可撤销或变更的合同，合同相对方享有合同的撤销权或变更权而非合同解除权。本案中，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对于一审法官两次要求其明确是“解除合同”还是“撤销合同”，均表示是解除合同；且二审庭审中也再次表示虽然上诉请求是“判令撤销案涉酒吧转让协议”，但其真实意思是解除，且其上诉状的事实和理由所反映的内容也是解除合同，因此，二上诉人以被上诉人有欺诈行为而请求行使解除权不符合法律规定。同时，二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案涉酒吧存在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无法经营的情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鉴于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存在瑕疵，但裁判结果是正确的，故对原审判决存在的瑕疵予以纠正。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900元，由上诉人刘超、王琦胜负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柯 劲
审判员 彭 敏
审判员 苏振宇
二〇一七年九月八日
书记员 官晓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