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8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毕宿鑫。
委托代理人：刘辛，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田华，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邱国保。
委托代理人：庄军元，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张小荣。
委托代理人：刘辛，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田华，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毕宿鑫因与被上诉人邱国保、原审第三人张小荣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3）穗番法民二初字第7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案涉广州市xx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电子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毕宿鑫，原股东有两人，分别为邱国保、毕宿鑫，两人出资额均为5万元，分别持有该公司50%的股份。2011年2月24日，毕宿鑫和邱国保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邱国保将其持有的在某某电子公司全部股权（包含所持有固定资产及流动资产）给毕宿鑫，毕宿鑫支付现金70万元（含原始本金10万元），转让后，公司债权债务归毕宿鑫承担。以上70万元现金，毕宿鑫需在一年内分三期付给邱国保：1、签订本协议且办好相关股权转让手续当天支付50%即35万元（注：在本协议签订前，邱国保实际已持有某某电子公司现金合计252805.43元，即邱国保首次实际应该支付给毕宿鑫现金97194.57元）；2、协议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后，在邱国保没有违反本协议其应遵守的条件下，毕宿鑫应在2011年8月25日前再支付25%即175000元；3、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个月后，在邱国保没有违反本协议其应遵守的条件下，毕宿鑫应在2011年12月25日前再支付剩余25%即175000元。协议还约定了其他相关内容。邱国保称，前述股权转让协议履行过程中，其按照毕宿鑫的指示，将其持有的某某电子公司50%的股权转让至毕宿鑫的妻子张小荣名下，并已办理了相关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是毕宿鑫至今只支付了双方约定的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余下两期款项35万元至今未付。
毕宿鑫对此不予确认，并提交向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番禺分局调取的2011年3月4日《广州市xx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前述2011年3月4日《广州市xx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决议事项如下：1、同意邱国保将占公司注册资本50%共5万元的出资转让给新股东张小荣，转让金额为5万元，并批准了原股东邱国保与新股东张小荣之间的股份转让合同；2、同意增加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由原10万元增加到100万元，原注册资本（实收资本）10万元分别由毕宿鑫出资5万元，占注册资本50%；邱国保出资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0%，新增注册资本90万元分别由股东毕宿鑫出资25万元，张小荣出资65万元，变更后，股东出资情况为：毕宿鑫出资3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0%，张小荣出资7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70%。前述股东会决议由毕宿鑫、邱国保、张小荣签名确认。前述《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载明，邱国保作为转让方与张小荣作为受让方，约定邱国保股东将原出资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0%）的5万元转让给张小荣，转让金5万元，2011年3月4日，受让方需将转让金全部付给转让方。2011年5月10日，某某电子公司的股东变更为毕宿鑫与张小荣，其中毕宿鑫出资30万元，出资比例30%，张小荣出资70万元，出资比例70%，《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拟定日期为2011年3月4日。毕宿鑫称，由其提交的前述证据可见，经毕宿鑫和邱国保双方及张小荣同意，邱国保与张小荣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取代了邱国保与毕宿鑫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已解除，邱国保与张小荣实际约定股权转让价格为40万元，由于毕宿鑫与张小荣系夫妻关系，毕宿鑫已经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向邱国保支付第一期35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双方同意已支付的该35万元转为张小荣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故在《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中股权转让价格只将未付的5万元写入，约定股权转让价格为5万元。邱国保对此不予确认，称《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中邱国保的签名均非其本人所为，毕宿鑫提交的2011年3月4日《广州市xx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及2011年3月24日出具给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番禺分局的《签字确认书》都是为配合股权过户，便于在工商行政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而作出的，当时是应毕宿鑫要求，邱国保将股权过户至其配偶张小荣名下，根本不存在《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取代《股权转让协议》，更不存在邱国保以40万元转让其持有的某某电子公司50%的股权给张小荣，且毕宿鑫提交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是工商行政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格式文本。
毕宿鑫及张小荣主张《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的股权转让款5万元，张小荣已以现金方式支付，但是不能提交相关支付凭证，仅提交了一张2011年3月25日邱国保向毕宿鑫借钱4万元的借条，毕宿鑫认为在张小荣未付清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邱国保向毕宿鑫借钱不可能再出具借条，以此反证张小荣已付清5万元。邱国保对该张借条不予确认，并认为与本案属不同法律关系，即使借条是真实的，与本案也不具有关联关系。
对于股权转让价格由70万元变更至40万元，毕宿鑫及张小荣解释理由是：毕宿鑫和邱国保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公司负责销售的员工和负责技术的员工雷某被邱国保挖走，离开了某某电子公司，并与邱国保的弟弟邱某某一起创办了广州市贝某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某某公司），与某某电子公司直接进行同业竞争。在没有负责销售的员工和技术人员的情况下，对毕宿鑫来说如果用70万收购股权，其销售是非常困难的，发展前景是不好的，毕宿鑫必须加大技术资金的投入，某某电子公司股权的价值产生重大的变化，因此双方就对于某某电子公司转让股权的价值进行重新约定，毕宿鑫认为某某电子公司的股权价值并不值70万元，如果用70万元转让某某电子公司的股权，会导致某某电子公司的日后经营非常困难，发展前景不良，如果邱国保不同意重新调整股权转让的价款的话，那么将导致解散公司，那么邱国保不仅没有获得利益，还会承担债务，因此毕宿鑫就和邱国保协商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重新调整股权转让的价款，所以才会有在2011年3月份签订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该合同书约定邱国保同意将股权转让给张小荣，股权转让价格为40万元，由于毕宿鑫和张小荣系夫妻关系，毕宿鑫已向邱国保支付35万元，所以在股权转让出资合同书中，股权价格只写了5万元。邱国保对此不予确认。
原审法院另查明：某某电子公司现股东情况为：股东两名，分别为毕宿鑫、张荣华，持股比例为毕宿鑫占10%，张荣华占90%。
原审审理过程中，邱国保申请对毕宿鑫提交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中邱国保的签名是否其本人所签进行笔迹鉴定，原审法院依法委托中国广州分析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出具编号为穗司鉴字2014060080011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前述《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中“邱国保”的签名并非邱国保本人所签。
以上事实，有邱国保提交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企业注册基本资料打印件、《股权转让协议》、企业注册基本资料、公司变更（备案）记录打印件、（2011）穗番法民二初字第1188号民事判决书、育龄信息卡打印件、毕宿鑫提交的关于“公司重组期间”相关规定、企业注册登记资料、商标查询信息网络打印件、加盖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番禺分局档案资料查询专用章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及2011年3月4日《广州市xx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签字确认书》、借条、企业注册登记资料复印件、中国广州分析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原审法院庭审笔录予以证明。
邱国保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毕宿鑫立即支付邱国保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5万元及利息（自2011年12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全部款项付清为止）；2.毕宿鑫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为：邱国保与毕宿鑫之间于2011年2月2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对于双方权利义务约定清楚、明确，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毕宿鑫和邱国保均确认毕宿鑫已经向邱国保支付第一期的股权转让金35万元，可见《股权转让协议》已经生效并开始履行，如无特别事由发生，应保护此《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毕宿鑫称《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毕宿鑫和邱国保及张小荣就前述股权转让达成新的合意，股权转让价格由70万元变更至40万元，股权转让对象由毕宿鑫变更至张小荣，是属合同约定事项的根本改变，毕宿鑫与张小荣虽系夫妻关系，但是两人是属独立的法律关系主体，按照常理，若前述变更属实，毕宿鑫理应与邱国保约定解除原《股权转让协议》，并在邱国保与张小荣之间新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股权转让价格，明确毕宿鑫已支付的35万元股权转让款视为张小荣支付的。但是毕宿鑫仅提交其向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番禺分局调取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2011年3月4日《广州市xx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从该组证据中并不能得出解除原《股权转让协议》的意思表示，亦不能得出邱国保与张小荣之间股权转让价款为40万元的意思表示，仅能得出邱国保与张小荣之间股权转让价款为5万元的事实。根据毕宿鑫的陈述，股权转让价格之所以由70万元变更至40万元，是由于原《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某某电子公司负责销售、技术的员工被邱国保挖走，并与邱国保的弟弟一起创办了与某某电子公司具有同业竞争的公司，某某电子公司前景堪忧，此情况下，毕宿鑫、张小荣要求与邱国保重新协商达成新的股权转让合意，必然是毕宿鑫和邱国保双方矛盾胶着并最终调和的产物，按照一般常理，对于此结果，各方当事人理应以书面形式清晰准确的确认，而对此，毕宿鑫提交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中“邱国保”的签名并非邱国保本人所签、《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及2011年3月4日《广州市xx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均是毕宿鑫向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番禺分局调取的档案资料，且该组证据并不能明确印证毕宿鑫抗辩的事由。毕宿鑫对其提交的证据不符常理之处的解释不能使人信服，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足以证明《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已取代原《股权转让协议》。综上，综合全案事实及双方当事人的证据及抗辩，原审法院认为邱国保提交的证据证明力大于毕宿鑫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毕宿鑫提交的相关证据不足以推翻邱国保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原审法院对邱国保所称的在《股权转让协议》履行过程中，其根据毕宿鑫的指示，将其持有的某某电子公司5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张小荣名下，《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2011年3月4日《广州市xx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及《签字确认书》是为了配合股权变更登记而出具的抗辩予以采信，对毕宿鑫提交的前述证据不予采信，认定邱国保与毕宿鑫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现邱国保已按照毕宿鑫的指示将其持有的某某电子公司5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毕宿鑫的妻子张小荣名下，已经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现在毕宿鑫并无证据证明邱国保存在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付款条件的情形，毕宿鑫理应按照约定向邱国保履行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35万元。《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最后付款期限为2011年12月25日，邱国保请求自2011年12月2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要求毕宿鑫支付迟延付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于2014年9月9日作出判决：毕宿鑫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邱国保支付股权转让款35万元及利息（以35万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自2011年12月26日起计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鉴定费5260元，由毕宿鑫负担。
判后，上诉人毕宿鑫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实际情况是，2011年2月24日，毕宿鑫与邱国保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毕宿鑫以70万元的价格向邱国保购买其在某某电子公司享有50%的全部股权，价款需在一年内分三次付清。《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由于邱国保挖走了某某电子公司负责销售和技术的员工，并与其弟弟开办了和某某电子公司有直接竞争关系的贝某某公司。考虑到某某电子公司日后发展的前景，双方协商解除了《股权转让协议》，重新约定由邱国保以40万元的价款将某某电子公司50%的股权转让给张小荣，邱国保也按照该约定办理了股权转让手续，同时，毕宿鑫也将余款5万元支付给邱国保。为证明以上事实，毕宿鑫提供了2011年3月4日各方签订的《广州市xx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签字确认书》、借条等证据，上述证据形成时间晚于《股权转让协议》，更重要的是，双方在股权变更的实际履行中，邱国保已按新的约定将股权转让给张小荣。毕宿鑫原审时提交的证据中，关于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中邱国保的签名是真实的，是某某电子公司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个股东会决议的内容说明，邱国保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给张小荣，转让价格是5万元，并且该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与在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登记的相关内容相一致，应当以上述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来认定本案协议的交易主体和交易价格。因此，毕宿鑫与邱国保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被双方合意变更，双方亦已按照变更后的约定实际履行。（二）即使双方应当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履行，邱国保存在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付款条件的情形，据此毕宿鑫亦有权拒付余下的股权转让款。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4条的约定，邱国保在协议生效之日起一年内不得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某某电子公司所经营的相关行业或同类项目；不得借用或转让某某电子公司任何资源，尤其是客户、公司在职人员及相关销售资源；不得外泄某某电子公司机密，尤其是客户资料、产品及技术机密等；如有违反，毕宿鑫有权拒绝支付二期及三期款项等。邱国保在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后即与他人开办了与某某电子公司具有同业竞争的公司；挖走某某电子公司负责销售和技术的员工和客户；泄露某某电子公司的资料，产品技术机密；使用某某电子公司的商标；更甚者盗用了某某电子公司的域名和网站。据此，鉴于邱国保的行为已严重违反双方约定，给某某电子公司造成严重损失，致使某某电子公司的市场价值产生贬损，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毕宿鑫有权拒付第二、三期的转让款共计35万元。故毕宿鑫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驳回邱国保的诉讼请求；3.原审、二审受理费由邱国保承担。
被上诉人邱国保答辩称：（一）毕宿鑫没有证据证明毕宿鑫和邱国保之间就变更股权价格达成协议，而且，原审法院对《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中邱国保的签名进行了笔迹鉴定，鉴定结果是该签名并非本人签名。综合邱国保原审时的举证，已证明不存在毕宿鑫所称的变更协议的情况。邱国保在《广州市xx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上签名的原因，在于毕宿鑫要求邱国保将股权过户到毕宿鑫的配偶即张小荣的名下，为了配合毕宿鑫的过户手续，所以邱国保才签名。至于变更工商登记资料当中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为5万元，是因为如果要按70万转让，溢价65万元，要交相应的所得税，为了避税，因此在工商登记时降低了股权转让价格。（二）本案邱国保不存在违约行为，毕宿鑫应依约履行。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毕宿鑫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张小荣的陈述意见与毕宿鑫的意见一致。
经审理，本院对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另查明以下事实：
毕宿鑫与邱国保于2011年2月2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4条有以下约定：“乙方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应遵守的条什如下：a、一年内不得直接或间接从事广州市xx电子有限公司所经营的相关行业或同类项目。b、不得借用或转让广州市xx电子有限公司任何资源，尤其是客户、公司在职人员及相关销售资源。c、不得外泄原公司（广州市xx电子有限公司）的公司机密，尤其是客户资料、产品及技术机密等）d、本着诚信友好的原则，不得以任何形式对甲方及广州市xx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攻击或诽谤，同时须严格保密本协议的具体内容。e、以上四项，乙方不得违反，否则甲方有权拒绝支付二期及三期款项（第2条b／c两项），并依法追究乙方相关法律责任及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上述协议“第2条b／c两项”即原审法院查明的以下内容：“2、协议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后，在邱国保没有违反本协议其应遵守的条件下，毕宿鑫应在2011年8月25日前再支付25%即175000元；3、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个月后，在邱国保没有违反本协议其应遵守的条件下，毕宿鑫应在2011年12月25日前再支付剩余25%即175000元。”
根据毕宿鑫向原审法院提交的由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番禺分局出具的某某电子公司和贝某某公司的《企业注册基本资料》分别显示，某某电子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电子技术研究、开发；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贝某某公司的成立日期为2011年5月6日，其经营范围为：电子技术的研究、开发；批发、零售：音响设备。
毕宿鑫二审时向本院补充提交证据及证明内容如下：1.邱国保的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拟证明邱国保2011年6月起在贝某某公司工作；2.贝某某公司股东会决议，拟证明雷某曾系贝某某公司股东；3.雷某身份资料及证言，拟证明邱国保系贝某某公司实际股东，其有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4.何某身份资料及证言，拟证明邱国保为贝某某公司联系业务；5.佛山市某某潽某音响设备厂（以下简称潽某厂）的营业执照及证明、发票，拟证明邱国保为贝某某公司联系业务；6.（2013）穗南法知民初字第551号民事判决书、（2014）穗中法知民终字第333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邱国保侵犯某某电子公司网络域名权；7.陕西华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证明及合同，拟证明邱国保为贝某某公司联系业务；8.发货单，拟证明邱国保为贝某某公司工作；9.制造厂家授权书，拟证明贝某某公司使用“toppa”商标；10.产品销售合同，拟证明贝某某公司使用“toppa”商标；11.报告书，拟证明某某电子公司常年亏损。邱国保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上述证据都不是新证据，证据形成时间在原审之前。证据1，三性均不予确认，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邱国保在贝某某公司工作，邱国保退出某某电子公司后，没有找到工作，但不想断社保，因此就把社保关系挂靠在贝某某公司中，邱国保没有实际在贝某某公司工作；证据2，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恰恰证明邱国保不是贝某某公司的股东或者高管；证据3，三性均不予确认，证人证言受很多因素影响，不具有客观真实性，而且毕宿鑫提交的证据2已证实邱国保不是公司股东，从证据3的形式上看，证人证言是电脑打印后由雷某签名，证人证言的形成缺乏客观真实性；证据4，三性均不予确认，具体意见同证据3，而且，该证人证言中有陈述，相关情况是听别人说的，证明不是证人自己知道的事实；证据5，三性均不予确认，这是潽某厂单方制作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邱国保代表贝某某公司与该厂交易；证据6，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无任何关联；证据7，三性均不予确认，这是陕西华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单方面出具的，没有相应的书面证据佐证邱国保代表贝某某公司与其洽谈业务，而且也没有邱国保的签名证明贝某某公司与邱国保之间的授权关系；证据8，确认真实性，但不确认关联性，与本案无关，该发货单的时间是2014年10月出具的，即使现在邱国保在贝某某公司工作，也不能证明其在离开某某电子公司一年内已在贝某某公司工作；证据9、10，三性均不予确认，没有邱国保的签名，与邱国保没有关系；证据11，三性均不予确认，这是毕宿鑫单方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不具有客观真实性。
何某提供的两张《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均载明购货单位为“广州市贝某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销货单位为“佛山市潽某音响设备厂”，其中一张开票日期为2011年12月23日，另一张开票日期为2012年10月25日。
本案二审时，毕宿鑫申请证人雷某和何某出庭作证，本院依法同意该申请并于2014年11月11日传唤证人雷某和何某出庭作证。本院当庭向两位证人释明其应当如实陈述其所知道的事实，并告知证人如作伪证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雷某和何某当庭表示清楚，并承诺将如实作证。雷某证言为：“本人原系某某电子公司技术员，2008年5、6月份我入职某某电子公司，担任技术员职务。2011年3月从某某电子公司离职。邱国保原来是某某电子公司的股东，他2011年2月份卖掉某某电子公司股份，离开了某某电子公司，此后他创办了贝某某公司，因为他卖xx股份的时候签有竞业禁止协议，所以他在贝某某公司没有挂名做股东，但他是贝某某公司的创办人和实际老板，贝某某公司的登记股东邱某某是邱国保的亲弟弟，邱某某名下的股份邱国保是有份的，邱某某代持这部分股份。我原来没有离开某某电子公司的时候，邱国保拉我离开某某电子公司创办贝某某公司，说出来做老板比打工好，当时承诺给我工资和股份。在他的鼓动下，我离开某某电子公司与邱某某、李某某、曾某某共四个股东合股开办贝某某公司。邱某某名下的股份，有很大一部分是邱国保出资，邱某某只出资一小部分。邱某某代持股份。李某某以前也是某某电子公司的，是邱国保的女朋友，跟着邱国保从某某电子公司出来的。曾某某是邱国保的同学。邱国保在贝某某公司办公，主要负责新供应商的开拓和联系，为了规避卖掉某某电子公司股份时的竞业禁止义务，对外他出面比较少，邱国保对外联系业务有时不用自己的名字，用曾某某的名义，有时也用过我的名义。邱某某在贝某某公司不参与管理，负责收发货、印刷产品logo。听说现在他也离开贝某某公司了。江苏某某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陕西某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贝某某公司有业务往来。2012年底，我向曾某某和邱国保提出离开贝某某公司并退掉股份，到2013年7月，我将持有的6%的贝某某公司的股份转让给邱某某，从此离开了贝某某公司。以上内容均是本人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作证，如有虚假本人愿承担法律责任。特此证明！”何某证言为：“本人系潽某厂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潽某厂与某某电子公司及贝某某公司有长期业务往来。潽某厂生产功放机，某某电子公司和贝某某公司都是潽某厂的客户，都有从潽某厂采购功放机。邱国保原来是某某电子公司的股东，他离开某某电子公司后，与别人创办了贝某某公司，他是贝某某公司的老板之一。这个情况我是听生意圈里其他朋友说的。2011年至今，邱国保多次代表贝某某与潽某厂联系业务，具体包括送功放机返修、电话联系采购功放机。潽某厂与贝某某公司之间的功放机买卖业务，贝某某公司方面的经办主要就是邱国保。通常是贝某某公司采购前，由邱国保出面联系我，谈好数量，贝某某公司派人到潽某厂取货，再以月结的方式汇款给我们，我们收到款项后开具发票给贝某某公司。以上内容均是本人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作证，如有虚假本人愿承担法律责任。特此证明！”对于以上两名证人的证言，邱国保认为，两名证人与某某电子公司均有业务往来，其与某某电子公司有利害关系，因此证言带有偏向性。
二审第一次庭询后，邱国保致电本院称雷某和何某出庭作证是受毕宿鑫的胁迫所致，并称其有录音为证。为查清本案事实，本院于2014年11月26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并在庭前告知双方当事人必须亲自到庭，且告知毕宿鑫需通知雷某和何某出庭作证。开庭当天，邱国保及其代理人、张小荣及其与毕宿鑫的共同代理人以及证人何某均到庭。何某当庭补充陈述，邱国保在2011年-2014年间与潽某厂均有业务往来，联系业务的是邱国保，交易相对方是贝某某公司。为证明贝某某公司和潽某厂曾完成交易，毕宿鑫当庭提交的两张潽某厂开具给贝某某公司的发票原件，何某称该发票是通过快递方式交给贝某某公司的。另一证人雷某未到庭作证，毕宿鑫表示因雷某受到邱国保胁迫因此无法到庭。邱国保当庭提交三份录音资料及雷某书写的《证明》，为核实录音资料和《证明》的真实性，本院要求邱国保在该次庭审后三个工作日内通知雷某出庭作证，并告知双方当事人若雷某逾期不到庭作证，本院将根据现有证据依法作出裁判。邱国保没有在本院限定的时间内通知雷某到庭对邱国保提供的录音资料及《证明》予以核实。
二审开庭时，邱国保当庭补充提交六份证据，分别是：1.工资表，拟证明邱国保没有在贝某某公司领取工资；2.商事登记信息，拟证明雷某与毕宿鑫存在利害关系；3.李某某、邱某某、曾某某出具的《证人证言》及贝某某公司出具的《证人证言》，拟证明贝某某公司不存在股东代持股，也不存在隐名股东；4.业务受理单、合约书、采购合同，拟证明贝某某公司的业务合同都是由曾某某或李某某经办的；5.验资报告，拟证明贝某某公司是由邱某某、李某某、雷某、曾某某出资设立的；6.录音光盘及雷某于2014年11月23日出具的《证明》，拟证明雷某与毕宿鑫有业务往来和利害关系，雷某出庭作证的证言不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毕宿鑫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三性不予认可，邱国保自己承认其2013年在贝某某公司工作，作为公司股东，邱国保一开始就清楚认识到《股权转让协议》中的竞业竞争限制，因此邱国保从贝某某公司成立起就注意回避前述责任，不留证据。而且，工资条名单中没有邱国保名字不能证明其未违反上述约定中的竞业禁止限制。证据2，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3，三性均不予认可，证人证言中的证人应当到庭接受质询，同时，作证的三人分别是邱国保的女朋友、亲弟弟、同学，均与邱国保有利害关系，证言的真实性存疑。证据4，三性均不予认可，邱国保选择性地提交证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5，不足以证明邱国保不是隐名股东。证据6，无法确认录音里的对话人员是雷某，三段录音都不是完整的对话，音频是经过截取的，不能排除邱国保删减对话内容的可能。雷某的陈述应以其在法庭上的陈述为准。邱国保承认其提供的录音材料中仅有第二段中出现了所谓的雷某否定了其在庭询中的证言的内容，但实际上，从邱国保所说的那部分录音内容来看，对话人说得非常含糊，言辞间有很多模糊的表达，而且从具体语境看，该对话邱国保问对话人的是书面证词问题，对话人对此也没有明确的回应。邱国保对毕宿鑫的上述意见回应如下：1.工资表记录的是贝某某公司工资发放的真实情况，不是事后制作的；2.雷某的公司刚刚成立，很多业务需要借助毕宿鑫公司的帮助，因此雷某和毕宿鑫之间有利害关系；3.邱国保提供的关于贝某某公司股东情况的证据和工商登记信息相对应，而且，是否隐名股东，需要通过确权诉讼来确定；4.雷某亲笔书写的《证明》中，其已经把其为何出庭的原因都写清楚了。
邱国保在二审开庭时当庭陈述，其在2011年-2012年没有在贝某某公司工作，直到2013年才进入贝某某公司工作。关于邱国保2011年6月起已经在贝某某公司缴纳社保的问题，邱国保解释称，由于其在2011年6月-8月期间没有工作，因此要在贝某某公司挂靠三个月的社保，2011年9月其有工作后就迁走社保关系了，到2013年6月才进入贝某某公司交社保。邱国保当庭承认贝某某公司的全部三名股东与邱国保的关系分别是：邱某某和其是亲兄弟关系，李某某和其近两年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曾某某是其同学。邱国保当庭确认邱国保、李某某、雷某以前都在某某电子公司工作。邱国保当庭陈述，邱某某在贝某某公司做股东之前做的是五金相关的工作，也做电子元器件之类，邱某某入股贝某某公司是其第一次参股做公司股东。
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毕宿鑫与邱国保于2011年2月2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根据毕宿鑫的上诉以及邱国保的答辩，现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毕宿鑫与邱国保是否已约定变更《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股权转让款总额；（二）邱国保是否存在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违约行为；（三）邱国保是否有权要求毕宿鑫支付其股权转让余款35万元。
（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毕宿鑫为证明其和邱国保已协商变更了《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重新约定由邱国保以40万元的价款将某某电子公司50%的股权转让给张小荣，提供的证据有《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广州市xx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签字确认书》、借条等。就上述证据的证明力问题，本院分析如下：1.关于《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张小荣和邱国保于2011年3月4日签订的《某某电子公司股东协议》中“邱国保”的签名已由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认定为非邱国保本人书写，因此不能证实该协议是邱国保的真实意思。2.关于《广州市xx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以及《签字确认书》，虽然《广州市xx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中载有“同意邱国保将占公司注册资本50%共5万元的出资转让给新股东张小荣，转让金额为5万元，并批准了原股东邱国保与新股东张小荣之间的股份转让合同”的表述，《签字确认书》也有邱国保对其签名真实性的确认，但邱国保对其在上述文件中签名的原因已作出解释，双方实际上是为了避税而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股权变动情况时降低了股权转让价格。对此，本院认为，鉴于毕宿鑫与张小荣之间的夫妻关系以及商业行为中当事人为避税目的而采取相应措施的可能性，邱国保的解释更符合常理和商人的逐利心态，可信度较高，本院予以采信。3.关于借条，该借条只能证明邱国保曾向毕宿鑫借款的事实，借款合同关系和本案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在邱国保对该借条不予确认的情况下，本院对毕宿鑫关于双方借款关系可以反证股权转让款已支付完毕的主张不予采纳。综合以上证据分析，本院认为，毕宿鑫的举证不足以证实毕宿鑫与邱国保之间已经就变更《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股权转让款总价为40万元达成一致意见，故本院对毕宿鑫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双方当事人仍应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履行。
（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双方当事人围绕邱国保是否违反了《股权转让协议》第4条a、b、c款的约定，向本院提交了多份证据，本院对双方的证据作如下分析：
1.邱国保是否违反a款“一年内不得直接或间接从事广州市xx电子有限公司所经营的相关行业或同类项目”的约定。毕宿鑫主张邱国保违反上述约定的主要事实是邱国保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年内在与某某电子公司有同业竞争关系的贝某某公司从事业务。对此，本院认为，第一，某某电子公司和贝某某公司的《企业注册基本资料》分别显示，某某电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电子技术研究、开发；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而贝某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电子技术的研究、开发；批发、零售：音响设备”，上述两公司所处行业和经营项目基本一致。第二，《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日期是2011年2月24日，而贝某某公司的成立日期为2011年5月6日，贝某某公司成立在涉案协议签订之后。第三，关于邱国保与贝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的关系，邱国保当庭承认贝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某某与其是男女朋友关系，李某某原为某某电子公司的员工；贝某某公司股东雷某原来和其是某某电子公司的同事关系；贝某某公司股东邱某某和其是亲兄弟关系，邱某某原来主要从事五金行业工作；贝某某公司股东曾某某与其是同学关系。第四，关于邱国保的社保关系，根据毕宿鑫提交的邱国保的社保登记资料来看，邱国保分别于2011年6月之后至2014年7月之间在贝某某公司以员工的名义购买过社保。邱国保辩称其只是挂靠社保关系，实际未在贝某某公司工作。对此，本院认为，社保关系是证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成立劳动关系的重要证明，邱国保的陈述不足以推翻其与贝某某公司间劳动关系的成立，故本院对邱国保的辩解不予采信。至于邱国保提供的贝某某公司的工资单，一方面，该证据是邱国保单方制作，真实性存疑；另一方面，即使邱国保未在贝某某公司领取工资，亦不足以排除其与贝某某公司之间的重大关联。至于邱国保提供的业务受理单、合约书、采购合同等，只能证明曾某某和李某某有代表贝某某公司对外进行业务，不能证明贝某某公司所有对外业务都是曾某某和李某某经办的。因此，对于上述证据，因证据内容与拟证明的事实间缺乏必要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第五，关于雷某出庭作证的证言，雷某作为毕宿鑫申请出庭的证人已经到庭当庭确认了其所出具的书面证言的真实性。虽然邱国保在二审庭后主张雷某是受毕宿鑫胁迫而出庭作证，并提供邱国保和雷某的电话录音以及雷某书写的《证明》予以证明。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雷某作为证人，已于2014年11月11日出庭作证并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如果雷某要推翻原来的证言则必须出庭接受本院的质询，但邱国保在本院限定的时间内没有通知雷某到庭接受质询。故本院对于雷某的证言以其在2014年11月11日出庭作证时的陈述为准。雷某的证言证明了邱国保不但自己离开了某某电子公司、以邱某某的名义实际持有与某某电子公司业务相同的贝某某公司的股份、为贝某某公司开拓业务，还鼓动雷某离开某某电子公司。第六，关于证人何某的证人证言，何某于2014年11月11日和2014年11月26日两次出庭作证，均称邱国保在2011年就有和何某进行业务往来，且何某称与其开办的潽某厂的交易相对方是贝某某公司，邱国保是负责联系业务的。何某对此提供两张《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为证，其中一张开票日期为2011年12月23日，时间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日2011年2月24日后的一年内，发票上载明购货单位为“广州市贝某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销货单位为“佛山市南海潽声音响设备厂”。邱国保认为因何某和毕宿鑫有业务往来，因此何某的证言不足以采信。对此，本院认为，本院已当庭向何某释明其应当如实陈述其所知道的事实，并告知其如作伪证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何某当庭表示清楚，并确认其在法庭上的陈述均为真实的。至于何某和毕宿鑫之间存在业务往来关系问题，本院认为，根据现有的证据看，何某不仅与毕宿鑫有业务往来，何某与邱国保也有业务往来，仅以证人与当事人有业务往来为由，尚不足以否定何某当庭陈述的真实性。因此，对于何某的证言，本院予以采信，对于邱国保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综合以上六点情况分析，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已形成证据链，足以证实邱国保违反了《股权转让协议》第4条a款的约定，构成违约。
2.邱国保是否违反b款“不得借用或转让广州市xx电子有限公司任何资源，尤其是客户、公司在职人员及相关销售资源”的约定。前述本院确认的雷某出庭作证的证言以及其于2014年11月2日的书面证言中，雷某已证明其与李某某均是受邱国保某某电子公司鼓动而离开某某电子公司并合股开办贝某某公司的，邱国保本人也当庭确认其与雷某、李某某三人原来是某某电子公司的人员，从时间上看，贝某某公司的成立时间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日期之后；从人员组成上看，贝某某公司的股东与邱国保均有密切关系，邱国保的从事五金行业的弟弟邱某某更是第一次参股做公司股东；从经营范围看，某某电子公司和贝某某公司的业务范围几乎一致。由此分析，本院认为，邱国保违反约定从某某电子公司处挖掘该公司人力资源的可能性非常大、盖然性极高，因此，本院对毕宿鑫主张邱国保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第4条b款的意见予以采纳。
3.邱国保是否违反c款“不得外泄原公司（广州市xx电子有限公司）的公司机密，尤其是客户资料、产品及技术机密等”的约定。毕宿鑫主张何某的证言及其提供的发票可以证明邱国保违反上述约定，因为何某及其开办的潽某厂原来是某某电子公司的客户。本院认为，根据何某在法庭上的陈述，其与邱国保相识很久，其与某某电子公司以及贝某某公司均有业务往来，虽然贝某某公司成立于某某电子公司之后，但对于何某是先成为某某电子公司的客户还是先成为贝某某公司的客户这一事实，毕宿鑫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由于毕宿鑫的举证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同理，毕宿鑫在本案中的其他证据也不足以证实邱国保存在泄露某某电子公司的公司机密的违约行为，因此，本院对于毕宿鑫主张的邱国保有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第4条c款的行为的意见不予采纳。
（三）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即邱国保是否有权要求毕宿鑫支付其股权转让余款35万元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上文的分析，邱国保的违约事实清楚，其行为已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第4条a、b款的约定，依据该条e款的约定，毕宿鑫有权拒绝支付二期及三期（第2条b、c两项）的款项。又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2条b、c两款的约定，b、c条款中约定的款项数额均为17.5万元，共计35万元，即，毕宿鑫有权拒绝向邱国保支付上述35万元的股权转让款。现双方均确认毕宿鑫之前已支付邱国保股权转让款35万元，因此，《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毕宿鑫的付款义务已履行完毕，邱国保要求毕宿鑫向其支付剩余的35万元股权转让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由于毕宿鑫二审期间提出的新证据、新事实对本案的处理有重大影响，因此，本院在查明新事实的基础上予以改判。
综上所述，本案因二审期间出现新证据、新事实，本院依法对原审判决予以纠正。毕宿鑫的上诉有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3）穗番法民二初字第77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邱国保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均由被上诉人邱国保负担；原审鉴定费5260元，由上诉人毕宿鑫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会峰
审判员 陈舒舒
审判员 张纯金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五日
书记员 何海涛
刘稀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