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舒民二初字第00052号
原告：郭雷，男，1975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现住舒城县。
委托代理人：费礼，安徽元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丁伟，男，1953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户籍地舒城县，现住舒城县。
委托代理人：张同元，安徽永诚律师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郭雷诉被告丁伟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2月17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韦政适应简易程序于2014年1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雷及其委托代理人费礼，被告丁伟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同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郭雷诉称：原告承包的农田位于干汊河镇荣年家庭农场，承包农田面积为265亩，种植“嘉花一号”水稻。2014年6月份，原告与被告签订了10万左右的农资产品购销服务合同，被告为原告提供农资产品、药品及相关用药信息、技术支持，合同期暂定3年。2014年8月上旬，原告发现田间杂草未处理干净，就找被告咨询原因，被告告诉原告要打农药，原告在被告的指导下购买了被告的产品农多斯（二甲四氯钠）、骠马（精恶唑嗪禾灵）、双草醚、杀捭丰（二氯喹啉酸）等，农药买回去后，原告就按被告的指示要求方法进行药物喷施。大约在9月30日左右，原告发现使用除草剂的水稻不正常抽穗结实，而未喷施农药的水稻正常抽穗结实，由于错误用药导致水稻未正常抽穗结实，原告所承包的农田产量降低，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经舒城县农委鉴定原告“嘉花一号”受灾减产水稻面积合计243.1亩。2014年10月10日，舒城县农业部门组织专家调查人员现场取样调查，出具调查报告，结论为：“导致水稻不正常灌浆结实，是在错误的时间使用错误除草剂品种所导致的药害”。2014年11月5日上午，安徽省农业委员会又组织专家组赶赴干汊河正安，春秋、文王村等地对原告及其他三户水稻结实粒低的田块进行了实际调查，出具最终鉴定结论：“水稻结实粒低主要是农药使用不当引起，因为农药使用不当，引起水稻幼穗分化和花粉发育受阻，降低了水稻的结实率，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1、农药品种使用不当，2、用药时间不当，3、使用方法不当。”从上述鉴定报告可以看出，原告的损失是由于被告销售农药品种不当和指示用药时间不当所导致，被告应对原告的农作物经济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利，特具状起诉，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农作物经济损失213786.57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向本院提共下列证据：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2、被告的人口信息一份，证明被告诉讼主体资格；
3、村委会证明一份、原被告签订的农资产品购销服务合同一份，证明（1）、原告在干汊河镇正按村承包农田的事实，（2）、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农资产品购销服务合同，约定由被告提供信息及相关服务和技术支持；
4、药品售货清单三份，证明被告向原告销售农药及农药的品种；
5、舒城县农业委员会出具的调查报告一份、安徽省农委出具的安徽省农作物质量纠纷田间现场质量鉴定书一份，证明（1）、原告水稻绝收或减产的原因被告指示用药品种不当和用药时间不当造成的，（2）、被告应对该起事故承担主要责任及主要民事赔偿责任；
6、农户受灾情况确定书一份和现场录音资料一份，证明（1）、原告水稻受灾面积为75.4亩绝收并且得到被告的签字确认，（2）、录音证明被告自己承认过错并认可原告水稻损失亩数的事实；
7、舒城县统计局证明一份、舒城县物价局文件一份、在全国农产品商务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的嘉花一号信息一份、嘉花一号种子外包装图片一份、计算方式结果一份，证明（1）舒城县2012年、2013年中稻和一季晚稻每亩单产量为469.93公斤／亩和448.14公斤／亩，计算出2014年舒城县晚稻平均亩产918.07斤，（2）证明舒城县粳稻的最低收购价为1.55元／斤，（3）证明“嘉花一号”品种为粳稻产品，应当按粳稻的价格计算相应损失，（4）证明被告给原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213786.57元【附：郭雷的损失数额计算方法，分为两块田：1、每亩的平均产量减去其收成（每亩）400斤，为518.07斤，损失亩数为157.5亩，每斤价格为1.55元，总计损失数额为126473.839元。2、还有一块田是85.6亩，每亩仅收260斤，损失为81596.02元。两块田总计损失为213786.567元】。
被告丁伟辩称：第一、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合同》并不包含提供技术支持的内容。
首先，2014年原告在舒城县干汊河镇正安村（正安村与月牙村合并）总承包170亩土地种植水稻。双方于2014年6月签订《合同》，该合同对“供货地点”、农产品“交接手续”、“商品价格”、“商品质量”、“结帐时间”；“担保人责任”作了明确约定。从《合同》的整个内容来看，答辩人只为原告提供产品到货信息，只承诺保证所销售农药、化肥等农产品质量。《合同》中并不存在原告在诉状中所称的答辩人为原告提供技术支持的内容。
其次，《合同》第四款提醒并告诫原告，在使用农产品过程中，应注意使用季节、气象温度、数量比例及使用方法等。这实际上是答辩人对原告如何使用农资产品及在使用中应注意的事项所作的特别提醒和安全警示。
由此可见，答辩人与原告签订的只是一份农产品购销《合同》，并不含有提供技术支持内容。
第二、被告从未对原告用药除草，实际提供过技术指导和用药指示。
原告是多年在外承包农村土地的种粮大户，具有丰富的施肥、除草，等农业生产经验。更何况，化肥和农药等农资产品的包装袋上都有醒目的“产品使用说明书”，产品的使用方法使用时应注意事项都标注得一清二楚。即使无农业生产经验，只要遵循产品使用说明书行事即可。答辩人作为农资产品的销售者，只有保证所销售给原告的化肥和农药等农资产品合格的义务。原告在诉状所诉称答辩人指导前来咨询的原告如何用药从而导致施药农田绝收，这完全是原告为了将粮食减产“嫁祸于答辩人”而捏造的事实。
第三、原告所种植的“嘉花一号”晚稻品种，属于未经安徽省农业主管部门审定非法种子。
“嘉花一号”晚稻品种，未经安徽省农业主管部门审定，系不得在我省推广和种植的晚稻品种，原告擅自购买未经审定的种子进行种植后果自负。
第四，原告所种植的粮食减产或绝收与被告无法律上因果关系。
首先、答辩人所销售给原告的农药和化肥都并不存在质量问题。
其次、原告从答辩人处购买的“农多斯”和“杀稗丰”农药，不到其实际用药总量的四分之一。原告有何证据来证明正是由答辩人出售的不到25%用药量，而不是另购的75%的用药量导致粮食减产或绝收呢！
再次，骠马（精恶唑嗪禾灵）本来只适用于冬小麦或春小麦田苗后常见的禾本科杂草防除。在本案中，原告却将其用于“嘉花一号”晚稻田间除草，这完全属于自己错误用药，其后果也只能由原告自担。
第四、原告提供的所谓县农委《关于黄根松等三人反映水稻不灌浆结实问题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并不具有证据的证明价值。理由是：
1、该《调查报告》开头没有单位委托的称谓，结尾也没有单位署名或盖章，不能证明该报告是受舒城县农委委托作出，只能视为是个人行为。
2、在《调查报告》上签名的“调查人”真实身份不明，是否有调查资格无从知晓；三调查人是否都实际进入调查现场情况不明，且报告上是否为本人真实签名也不清楚。
3、答辩人与《调查报告》有利益关系，却对该调查情况毫不知情，事前未得到任何通知，也未被受邀参与现场调查。
4、《调查报告》依据的是未经证实的原告单方口述，在未考虑气候、种子、栽培等影响粮食减产的综合因素情况下，就作出涉案的粮食减产与未经审定的“嘉花一号”晚稻种子无关的结论。
由于《调查报告》的程序不合法，所得出的结论不仅片面，且荒谬，故该报告在本案中根本不具有证据证明价值。
第五、安徽省农委出具的《安徽省农作物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书》（以下简称《现场鉴定书》）因存在程序违法而不具有合法性。
1、原告申请鉴定未依法缴纳申请鉴定费，依法不应受理。
国务院农业部《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以下简称《鉴定办法》）明确规定，不按规定缴纳鉴定费的，职能部门对现场鉴定的申请不予受理。在本案中，原告申请鉴定并未依法缴费，故该鉴定不能视为单位委托只能视为个人行为。
2、鉴定人员的组成不合法。
农业部《鉴定办法》规定，进行现场鉴定应由职能机构组织种子、植保和栽培方面的专家共同参与。在本案中《现场鉴定书》上签名的三人只是农业植保即农药方面的专家，种子和栽培方面的农业专家被未被邀请参与，其鉴定人员组成明显不合法。
3、鉴定人未依法通知利害关系人到场
《鉴定办法》）明确规定，专家鉴定组进行现场鉴定时，应当通知申请人及有关当事人到场。可本次鉴定，答辩人作为现场鉴定的利害关系人，并未受邀参与鉴定，鉴定人此举明显违法。
4、鉴定结论未考虑相关因素；
本次鉴定，因仅有植保方面专家到场，没有种子和栽培方面的专家参与进来，《现场鉴定书》只考虑到农药使用因素，完全没有考虑气候、土壤、水源、种子、田间管理等综合因素，此鉴定程序完全不合法。
5、《现场鉴定书》不是受安徽省农业职能机构委托作出。
《现场鉴定书》上既没有单位署名或也未加盖单位公章，且未依法邀纳鉴定费，不能证明《现场鉴定书》是受安徽省农业职能机构委托，只能视为是个人行为。
综上所述，原告起诉答辩人要求赔偿其农作物经济损失107294.841元，既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为此，要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告丁伟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被告身份证及营业执照各一份，证明被告丁伟身份情况及丁伟从事农药化肥等农产品经营，领取营业执照；
2、农产品购销合同一份，证明（1）、该合同只是一份农产品购销合同，不包括给原告提供技术支持的内容，（2）、合同只是提供产品到货信息并保证产品质量，不包括提供技术支持，（3）合同第四条已就原告在使用农产品时应注意使用季节、气象温度比例及使用方法等给予原告特别提示；
3、三种农药的外包装，证明（1）、农药“农多斯”、“杀捭丰”、“骠马”的包装袋对产品性能、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等均作了清楚的标注，（2）农药“骠马”适用的作物为冬小麦和春小麦，原告将此药用于晚稻除草属于用药错误；
4、舒城县农委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证明（1）“嘉花一号”经营户因经营未经审定的水稻品种受到行政处罚的事实，（2）、证明“嘉花一号”晚稻品种未经安徽省国家审定，是导致粮食减产或绝收的原因之一；
5、江苏农业科技报《近期我省较大面积水稻结实不良问答》文章一份，证明2014年9月中旬，江苏、安徽等地因气温偏低、对抽穗的水稻产生“寒露风”危害，原告晚稻的减产或绝收是气候因素造成的；
6、六安市农委水稻田间现场鉴定书一份，证明（1）该《水稻田间现场鉴定书》是在考虑气候、种子、农药、等综合因素的基础上对原告粮食减产作出科学的分析和客观的判断，（2）、该《水稻田间现场鉴定书》的结论以表明，原告的粮食减产是因为水稻生育期气温偏低，使用了未经审定的种子及用药不当等综合因素叠加导致，农药的使用不当只是间接原因，（3）、该《水稻田间现场鉴定书》程序合法、结论客观公正，应当作为定案依据。
对原告方提供的7份证据，被告丁伟发表以下质证意见：
证据1、2无异议；证据3，《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因为该合同从内容上看，只是一份农资产品购销合同，并不是一份技术服务合同，合同第一款所讲的提供信息有一个前提，被告提供的信息也就是产品的到货信息，并不是使用方法的信息，原告对这个提供信息进行扩大解释是错误的。该合同第四款实际上是对原告使用产品的注意事项进行特别提醒和安全警示。合同没有被告为原告提供技术服务的内容。对村委会证明无异议；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原告购买的三种农药从数量来看，只占其实际应使用数量的四分之一不到，还有四分之三是在别处购买的。该销售清单并不能证明受损或者绝收的田块就是用该药实施后导致了受损或绝收；证据5，舒城县农委的调查报告的内容真实性无法确认，基本情况一栏的名字是张根松，与原告黄根松是否为同一人呢？这个调查报告不能证明是受县农委委托，“通过田间调查”是通过谁委托的呢？三个人是不是深入田间调查了不能确定，被告对此不知情。这个调查报告的结论明显违法、不客观，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安徽省农委的现场鉴定书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没有种子和栽培方面的专家到场，被告未获通知到场参与鉴定，不能证明是经省农委委托的；证据6，上面虽有被告签名，但并不说明这个损失就是被告导致的。被告只是受邀到场见证的。损失有多大并不是靠视觉上看看就能确定的。视听资料存在瑕疵，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录音的，谁在讲话无法确认，只是平时的聊天谈话；证据7，舒城县统计局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不具有关联性，本案的减产或者绝收应通过鉴定。舒城县物价局文件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实际损失不能通过指导价格来确定。嘉花一号的查询信息不能证明该种子通过了可以在安徽省种植的审定。这一组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对被告方提供的6份证据，原告发表以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1，被告丁伟身份证的三性无异议，被告营业执照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份证据刚好能反证我方观点。营业执照上写的是马河口科普服务部，而不是农药销售服务部，经营范围清楚地记载着“农业科技普及及推广服务”，这份营业执照再配合我方合同第一款的“提供信息”，虽然合同未能清楚列明被告提供技术支持，但两者结合在一起证明了被告不仅提供农药，也提供农业科技普及及推广服务；证据2，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即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合同签订时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为甲方既提供合同中约定的产品也提供产品的使用信息；证据3，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证据结合我方的7组证据，恰恰证明了被告未提供使用信息，未明确提示原告如何使用。包装袋上清楚地列明了使用方法，作为科普服务部，有义务也有责任予以提供和提醒。农民有部分不识字，打这个农药主要还是靠卖药的人来提供技术支持，不能把这种责任推到原告身上。农药“骠马”只能用于冬小麦和春小麦的杂草防治，但被告仍然把这个农药卖给原告，其存在一定的过错。被告提供的推算方法中把原告的亩数搞错了，原告黄根松购买的农药刚好足够用于全部农田；证据4，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不予质证；证据5，三性均有异议，这份问答是否是有权机关的答复？且这个是江苏省大面积水稻结实不良问题，此案例不能推论或推断到安徽省也有此情况，即便是气候问题，每个地方情况还不一样，不具有关联性。根据我们从安徽省气象局和舒城县及六安市气象局调查了解的情况来看，2014年全年舒城县没有出现大的气候波动及大范围的气候变动，与往年气候相差无几。即使有气候的原因，也只能导致小部分减产，而不可能导致绝收；证据6，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结合我方提供的七组证据，更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更能客观真实地反映此次农作物事故的事实真相。该份鉴定结论第三点清楚写明了骠马这个药的特性是不能用于水稻的喷施，结合被告的举证意见（六安市农委出具的该份报告真实合法有效），佐证了原告主张的被告在错误的时间销售给原告农药是导致本次农作物灾害的原因。
对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对原告方提供的证据1、2被告方无异议，予以确认；证据3，村委会证明一份，被告方无异议，予以确认，对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农产品购销合同，主要购置产品为农药和化肥，其中农药的购销，应当包含用药的信息和技术指导等内容，另外，从被告提供的营业执照上也能说明这一点；证据4，被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予以确认，被告辩称，原告从被告处购买的农药只占原告用药量的1／3，因被告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证据5，能够证明，原告的水稻减产或绝收，与原告用药品种不当及用药时间不当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被告存在一定的用药指导过失；证据6，能够证明原告水稻受灾后绝收面积为75.4亩，对原告方提供的录音，因听不出对话人的姓名、对话时间、地点等内容，被告对对话内容亦不予认可，故对该份录音资料本院不予认可；证据7，原告的损失计算方法基本正确（原告只计算了两年，一般应为三年的平均质）予以确认。
对被告方提供的证据1，身份证，原告方无异议，予以确认，营业执照上注明为“马河口科普服务部”经营范围也记载着“农业科技普及及推广服务”，这份营业执照能够证明被告不仅提供农药，也提供农业科技普及及推广服务等；证据2，结合证据1，该份农产品购销合同，主要购置产品为农药和化肥，其中农药的购销，应当包含用药的信息和技术指导等内容；证据3，真实性原告方无异议，予以确认，但被告不能以此完全推脱其应当向原告提供用药信息和技术指导的责任；证据4，能够证明原告使用的“嘉花一号”水稻品种未经安徽省国家审定，是否适宜在安徽播种，无法确认；证据5，能够证明2014年9月份的低温，影响了水稻的正常生长，对造成水稻减产或绝收存在一定影响；证据6，被告方无异议予以确认，主要证明原告的粮食减产或绝收是因为水稻生育期气温偏低，使用了未经审定的种子及用药品种不当时间不当等综合因素叠加导致的。
经当事人当庭陈述、当庭举证、质证以及本院认证，查明事实如下：
原告承包的农田位于干汊河镇荣年家庭农场，承包农田面积为265亩，种植“嘉花一号”水稻。2014年6月份，原告与被告签订了10万左右的农资产品购销服务合同，被告为原告提供农资产品、药品及相关用药信息、技术服务，合同期限暂定3年。2014年8月上旬，原告发现田间杂草未处理干净，就找被告咨询并在被告处购买了农多斯（二甲四氯钠）、骠马（精恶唑嗪禾灵）、栓草醚、杀捭丰（二氯喹啉酸）等农药，回去后，原告就进行药物喷施。2014年9月30日左右，原告发现使用除草剂的水稻不正常抽穗结实，原告所承包的农田产量降低，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经舒城县农委鉴定原告受灾减产水稻面积合计243.1亩。2014年10月10日，舒城县农业部门组织相关人员到现场进行取样调查，出具调查报告，结论为：“导致水稻不正常灌浆结实，是在错误的时间使用错误除草剂品种所导致的药害”。2014年11月5日上午，安徽省农业委员会又组织专家组赶赴干汊河正安，春秋、文王村等地对原告及其他三户水稻结实粒低的田块进行了实际调查，出具鉴定结论：“水稻结实粒低主要是因为1、农药品种使用不当，2、用药时间不当，3、使用方法不当引起的，因为农药使用不当，引起水稻幼穗分化和花粉发育受阻，降低了水稻的结实率。”2014年10月28日，由舒城县农业委员会委托六安市农业委员会作出“水稻田间现场鉴定书”，出具鉴定结论：认为造成原告水稻减产或绝收的主要原因是水稻生育期气温偏低，使用了未经审定的种子及用药品种不当时间不当和方法不当等综合因素叠加导致的。对舒城县农业委员会委托六安市农业委员会作出“水稻田间现场鉴定书”，出具鉴定结论，原被告双方均无异议，应当作为定案的依据。2014年12月17日，原告起诉来院，请求判如所请。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农资产品购销《合同》中关于农药的部分，应当包含用药信息、技术指导等相关内容，原告在向被告反映了田间杂草未除干净后，经被告允许，原告在被告处购买了农多斯（二甲四氯钠）、骠马（精恶唑嗪禾灵）、双草醚、杀捭丰（二氯喹啉酸）等农药，经专家鉴定，这些农药均不宜在水稻抽穗时使用，特别是农药“骠马”，还没有在水稻中使用的先例，只能在小麦中使用，被告存在用药指导过失，存在错误，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根据六安市农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对该份鉴定结论原被告均无异议），造成原告水稻减产或绝收的主要原因是：水稻生育期气温偏低，使用了未经审定的种子及使用农药品种不当、时间不当、和方法不当等综合因素叠加导致的。其中水稻生育期气温偏低、使用了未经审定的种子、农药的使用方法不当均不是被告的过错，且被告在卖给原告的农药上均附有农药使用说明书，对此，原告应当承担水稻损失的主要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丁伟赔偿原告郭雷水稻损失213786.57元的40%，即85514.63元，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255元，原告郭雷承担1355元，被告丁伟承担9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韦 政
二〇一五年七月六日
书记员 查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