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浦行初字第454号
原告上海浦东航头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玉良。
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司法局。
法定代表人李宝令。
委托代理人秦岭。
委托代理人吕静。
原告上海浦东航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头公司）不服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司法局（以下简称浦东司法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于2014年11月1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经审查后于同年11月17日立案受理，并于同年11月19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2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刘玉良，被告的委托代理人秦岭、吕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浦东司法局于2014年5月27日对原告航头公司作出沪浦司信2014-6《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以下简称被诉答复），主要内容为：经被告申请执行并督促，上海市恒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恒信所）已向法院履行法定义务。另，原告请求被告对恒信所及鲍培伦加重处罚直至吊照等诉求，没有依据。
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依据：1、谈话笔录；2、投诉举报信；3、受理告知单；4、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5、上海市司法局信访复查意见书；证据1-5证明被告接待原告来访，收到原告投诉信后予以受理，并依法作出书面答复；6、被告对恒信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第XXXXXXXXXX号）；7、（2013）浦非执字第63号行政裁定书；8、恒信所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相关凭证；9、被告对宋文莘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第XXXXXXXXXX号）；10、（2011）浦行初字第6号行政判决书；11、（2011）沪一中行终字第271号行政判决书；12、（2013）沪一中行申字第182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13、（2012）浦执字第1013号、（2014）沪一中执复议字第10号执行裁定书；14、被告2013年12月4日、2014年9月16日向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寄送的信件；以证据6-14证明被告已对恒信所、宋文莘作出处罚，法院对宋文莘处罚已作出一审、二审判决，两份处罚决定均已生效，被告已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并两次信函要求法院加强执行力度，恒信所已于2014年4月10日履行；15、起诉状、民事裁定书，证明对相关处罚决定涉及的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487万元中50%由宋文莘提成，另50%由恒信所留存后根据律师事务所章程、合伙协议等约定作相应处理，原告所述的恒信所与宋文莘的民事诉讼系他们之间另行签订的协议所引发的诉讼，不能证明恒信所伪造证据；16、《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第四条，证明被告作出答复的依据。
原告航头公司诉称，2014年3月24日，原告向被告发出《投诉举报信》，被告于同年5月27日作出被诉答复，认为原告诉求没有依据。原告不服，向上海市司法局申请复查，市局于同年7月17日作出《信访复查意见书》，维持被告答复。原告不服，向上海市人民政府申请复核，市政府作出《信访复核告知书》，认为原告申请的事项属于举报事项，不属信访复核受理范围。原告认为，原告投诉举报信中详细说明了原告要求对恒信所和宋文莘进行处罚的理由，尤其是相关处罚涉及的487万元违法所得均被宋文莘取得，恒信所并未留存，恒信所为帮助宋文莘减少没收金额，同意留存一半的说法，恒信所存在帮助宋文莘伪造证据的事实。被告不支持原告投诉错误，且针对原告投诉，被告不应按照信访程序处理，应当按照举报程序重新处理。故诉至法院，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沪浦司信2014-6《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
被告浦东司法局辩称：被告收到原告投诉举报信后，进行了调查，对于原告第一项投诉内容，被告在处罚生效后因恒信所未自觉履行处罚决定，被告已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被告已经履行了应尽的法定义务，恒信所于2014年4月已经履行了处罚决定；对于第二项投诉内容，经向恒信所了解及调取案卷，恒信所在宋文莘双方代理中共收取487万元，其中宋文莘直接提成243.5万元，其余243.5万元由恒信所留存后，由该所根据财务程序、协议约定等进行分配，对此宋文莘、恒信所均无异议，被告的处罚认定也经过法院判决确认，对于恒信所与宋文莘之间民事诉讼系因宋文莘离开恒信所时签订的协议引发，属他们之间的民事争议；对于第三项投诉内容，恒信所、鲍培伦是否违反高消费限制令，应当由法院认定、处理；对于第四项投诉内容，被告在2014年年检结束前，恒信所已经缴纳违法所得，故被告不存在不作为。因被告按照信访作出答复，故答复内容没有细化。原告要求对恒信所及鲍培伦加重处罚直至吊照等诉求，没有依据。被告答复内容合法，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6、9的两份处罚决定认为因恒信所、宋文莘勾结作伪证，故被告认定恒信所、宋文莘违法所得各半，实质上归宋文莘一人所得。现恒信所起诉宋文莘，要求返还243.5万元，被告应当对此进行核实，恒信所存在帮助宋文莘伪造证据事实，据此原告投诉要求被告依据《律师法》的规定加重对恒信所和鲍培伦的处罚。
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庭审质证、陈述，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2014年3月24日，原告航头公司向被告发出《投诉举报信》投诉，认为恒信所未履行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该所主任鲍培伦不符合《律师法》品行良好的条件；根据被告对恒信所作出的处罚决定，违法所得243.5万元在恒信所，现恒信所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宋文莘承担损失243.5万元，说明违法所得487万元全部归宋文莘所有，恒信所伪造证据帮助宋文莘逃避处罚；法院对恒信所和鲍培伦发出限制高消费令，但鲍培伦仍乘坐飞机；对于恒信所和鲍培伦不执行处罚决定的行为，被告没有在每年“审照、验照”等方面采取措施，属不作为。原告要求加重对恒信所及鲍培伦的处罚直至吊销执业证书。被告收到原告的投诉材料后，经调查于同年5月27日作出被诉答复。原告收到后不服，申请信访复查，上海市司法局于同年7月17日作出《信访复查意见书》，维持了被诉答复。原告仍不服，向上海市人民政府申请复核，上海市人民政府作出《信访复核告知书》，告知原告反映事项属于举报类事项，不属信访复核受理范围。原告遂起诉至本院。
另查明：被告于2010年3月29日对宋文莘作出第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给予宋文莘停止执业三个月，没收违法所得243.5万元的行政处罚；2012年9月11日对恒信所作出第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给予恒信所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243.5万元的行政处罚。宋文莘不服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1年8月10日作出维持处罚决定的判决，宋文莘不服，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宋文莘仍不服，提起再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予以驳回。恒信所对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未提起复议和诉讼。因宋文莘、恒信所均未自觉履行处罚决定，被告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2013年5月10日对恒信所处罚决定裁定准予强制执行。2013年12月4日、2014年9月16日，被告以书面形式要求法院加大执行力度。恒信所于2014年4月10日履行处罚决定，向本院缴纳违法所得243.5万元，宋文莘未履行处罚决定。
再查明，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恒信所诉宋文莘、朱茵其他合同纠纷案，恒信所诉请要求判令宋文莘履行2011年1月12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约定之义务，给付恒信所243.5万元；判令朱茵对宋文莘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目前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
本院认为，根据《律师法》第四条的规定，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据此，被告具有对原告投诉事项进行受理和处理的职权。
被告收到原告投诉后予以受理，并作了相应的调查，认为被告对恒信所及宋文莘作出的处罚决定生效后，在恒信所和宋文莘未履行处罚决定的情况下，被告已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也曾以书面形式要求法院加大执行力度，被告2014年对恒信所年检时，恒信所已经履行了处罚决定；恒信所与宋文莘的民事诉讼，系因恒信所与宋文莘达成的民事协议而发生的争议，不能证明恒信所存在伪造证据，协助宋文莘逃避处罚的行为。对于鲍培伦是否违反法院发出的高消费令，不属其处理范围。综上，被告认为原告投诉要求被告对恒信所及鲍培伦加重处罚直至吊销执照等诉求，没有依据，并无不当。被告对针对投诉举报遂出具书面答复告知原告，其已经履行了相应的职责。原告要求被告根据其投诉事项对恒信所及鲍培伦加重处罚直至吊销执照等诉求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本案中，原告的投诉请求事项尚属明确，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信访。被告接到原告投诉举报后，进行了调查，虽以信访的方式对原告的投诉进行答复，但该答复对原告投诉举报作出了基本明确的处理决定。本院注意到被告作出的答复内容过于笼统，接到原告投诉后未严格区分投诉举报和信访，希望被告在以后的工作中予以注意。
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海浦东航头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原告已预缴），由原告上海浦东航头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澄宇
代理审判员 田 勇
人民陪审员 董桂菱
二〇一五年一月六日
书 记 员 王 冰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五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
（四）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