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辽O2民终44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薛英，女，汉族，1970年10月3日出生，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丰洋，系辽宁开元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联合创业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七贤岭高新街*号。法定代表人：刘平，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亚，系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杰，系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大连威兰德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上海路*号。法定代表人：于文芝，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盛，系辽宁开元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大连威兰德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黄埔路***号**层******室。法定代表人：于文芝，系该公司董事长。原审被告：李洪霖，男，汉族，195年11月20日出生，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原审被告：于春芳，女，汉族，1986年8月3日出生，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原审被告：庄倩茹，女，汉族，1989年11月10日出生，住辽宁省东港市。上诉人薛英因与被上诉人联合创业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集团）、原审被告大连威兰德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兰德船务）、大连威兰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兰德集团）、李洪霖、于春芳、庄倩茹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5）中审民初字第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薛英上诉请求：撤消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薛英不承担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第四项与被上诉人诉请第五项不符，判决结果超出了诉请范围，所判非所请，程序违法。原告第五项诉请为”对于李洪霖应当承担的保证责任要求薛英一并向被上诉人承担”，原告并未要求薛英对威兰德船务所负债务承担责任，而一审判决第四项却判令薛英对威兰德船务应承担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诉请第五项的主责任人是李洪霖，一审判决第四项的主责任人是威兰德船务，李洪霖所应承担的保证责任和威兰德船务所应承担的给付款项责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责任，责任产生的法律关系和法律依据完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因此一审判决结果超出了诉请范围，所判非所请，程序违法。二、案涉借款人不是李洪霖，薛英对案涉借款和李洪霖的保证行为根本不知情，案涉借款也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因此李洪霖的保责任不属于李洪霖和薛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夫妻日常生活所负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他字第9号复函确认”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最高院的复函己将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排除在夫妻共同债务之外。因此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联合集团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此一审正确判决。本案中，李洪霖的担保债务发生在其与上诉人薛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上诉人薛英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联合公司与李洪霖已明确约定此担保债务系李洪霖个人债务，或者李洪霖与上诉人薛英之间就夫妻财产存在书面约定且被上诉人也知悉此书面约定”，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李洪霖的担保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双方共同生活”同时，李洪霖的担保债务亦系因”李洪霖为威兰德船务对外借款提供担保”而产生，而李洪霖系威兰德集团的大股东、威兰德集团又系为威兰德船务的大股东，那么，”威兰德船务的经营收益的多少”势必与”李洪霖与上诉人薛英之间就夫妻共同财产的多少”存在直接关系，有鉴于此，一审判决认定李洪霖的担保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二、本案中，上诉人据以提起本案上诉的”事实及理由”，均不成立。具体如下：（一）一审判决第四项并未超出被上诉人的诉请范围，一审程序并无不当。本案中，如被上诉人的起诉状所述，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共为6项，其中，第4项诉讼请求内容为”判令被告威兰德集团、李洪霖、于春芳、庄倩茹对上述代偿款项、损失以及律师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第5项诉讼请求内容为”判令被告薛英对于被告李洪霖就上述代偿款项、损失以及律师费用所应承担的保证责任，与被告李洪霖一并向原告承担”，此2项请求中合并表述即为”被告威兰德集团、李洪霖、薛英、于春芳、庄倩茹对上述代偿款项、损失以及律师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基于此，一审判决第四项的判项内容并未超出此范围，上诉人主张”一审判决第四项与被上诉人诉请第五项不符，判决结果超出诉请范围，所判非所请，程序违法”，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二）一审判决认定”李洪霖的担保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并据此判令薛英承担责任，在适用法律上，并不存在任何错误。首先，上诉人薛英主张”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担保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系违背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他字第9号复函内容而属法律适用错误，该主张明显不成立，理由如下：所谓的最高人民法院复函，仅是对个案的相关情况所做出的处理意见，根本不具有普遍约束力，对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之规定，并结合案件具体情况予以认定，就个案处理而言，并非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一概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重点还应考量该夫妻共同之债与夫妻共同生活是否密切相关。就本案而言，李洪霖的担保债务系因”李洪霖为威兰德船务对外借款提供担保”而产生，而李洪霖系威兰德集团的大股东、威兰德集团公司又系为威兰德船务公司的大股东，”威兰德船务公司的经营收益的多少”势必与”李洪霖与上诉人薛英之间就夫妻共同财产的多少”存在直接关系，上诉人薛英主张李洪霖因担保而形成的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债务，对此，上诉人薛英负有举证责任（详见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他字第10号答复即《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的答复》：在债权人以夫妻一方为被告起诉的债务中，对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而上诉人薛英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李洪霖并未将威兰德船务公司的经营收益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有鉴于此，一审法院将李洪霖的担保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均无不当。其次，从立法角度看，我国现行法律通过《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及《婚姻法》司法解释（二）之补充规定，采取了”有限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现行法律框架下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定例外情形仅限于四种情形，分别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2月26日颁布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中的两种情形（其一，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情形；其二，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情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1日起施行的《婚姻法》解释(二)之补充规定中新增加的两种情形（其一，夫妻一方与第三方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情形；其二，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情形）。仅仅从这一角度讲，除了上述4种情形之外，只要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均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进行处理。至于所谓的【2015】民一他字第9号复函所述情形，如前所述，因其仅是对个案的相关情况所做出的处理意见，根本不具有普遍约束力，故此后于2017年3月1日施行的《婚姻法》解释(二)之补充规定在新增法定例外情形之时，也并未将该复函内容作为一项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条文予以收纳。具体到本案，上诉人薛英根本无法举证证明李洪霖的担保债务属于上述《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及《婚姻法》司法解释（二）之补充规定所有限列举的四种情形中的任一情形，有鉴于此，仅从这一角度讲，一审判决将李洪霖的担保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在法律适用上并无任何错误。原审被告威兰德船务答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威兰德集团、李洪霖、于春芳、庄倩茹均未作答辩。联合集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威兰德船务”立即向原告给付代偿款项人民币4020000元，”威兰德船务”自原告代偿上述款项之次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每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4倍的标准向原告赔偿损失；2、被告”威兰德船务”立即向原告给付因实现上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费用人民币96000元；3、确认《质押反担保合同》[合同编号：UG-DL2013DB081ZY(F)-1]合法有效，原告对质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4、被告”威兰德集团”、李洪霖、于春芳、庄倩茹对上述代偿款项、损失以及律师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5、被告薛英对于被告李洪霖就上述代偿款项、损失以及律师费用所应承担的保证责任，与被告李洪霖一并向原告承担；6、诉讼费用均由六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被告”威兰德船务”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东港支行签署《授信协议》（编号：2013年连信字第DG050号），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东港支行在2013年12月26日至2014年12月25日的授信期间内，向被告”威兰德船务”提供总额为人民币13000000元整的授信额度，授信额度的具体业务种类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其中授信额度内的贷款、利率及相关费用的收取均按照双方另行签署的具体业务合同的规定执行；二、2013年12月26日，原告与被告”威兰德船务”签定《委托担保合同》，约定了以下事项：由原告为被告”威兰德船务”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东港支行所签《授信协议》项下借款提供保证，并约定原告承担保证责任后可向被告”威兰德船务”主张代偿款项、因承担保证责任而发生的损失、因实现上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费用等；”威兰德船务”负责落实”威兰德船务”的法定代表人李洪霖及其配偶薛英、”威兰德集团”、于春芳、庄倩茹共同就《委托担保合同》项下保证为原告提供保证反担保；三、2013年12月26日，根据被告”威兰德船务”与原告所签《委托担保合同》要求，原告为被告”威兰德船务”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东港支行所签署的《授信协议》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东港支行出具《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承诺为被告”威兰德船务”向其借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四、2013年12月26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东港支行与被告”威兰德船务”基于《授信协议》的约定签署了《借款合同》（编号：2013年连贷字第DG044号），由被告”威兰德船务”自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东港支行处借款人民币4000000元，借款期限为自2013年12月30日至2014年8月30日，同时亦约定了银行有权根据”威兰德船务”的资金回笼情况提前收回贷款等条款。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东港支行依据合同向被告”威兰德船务”发放了借款人民币4000000元；四、2014年3月18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东港支行宣布《借款合同》（编号：2013年连贷字第DG044号）项下借款提前到期且要求原告承担《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编号：2013年连保字第DG050号）项下保证责任。同日，原告代被告”威兰德船务”偿付了应予偿还的款项人民币4020000元，其中借款本金人民币4000000元,2014年3月18日之前的利息人民币20000元。另查，因原告与被告”威兰德船务”签订《委托担保合同》而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东港支行出具《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编号：2013年连保字第DG050号），2013年12月25日，被告”威兰德集团”自愿将其所持有的大连航运在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全部质押给原告作为反担保，其中反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代偿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及其他一切款项，2013年12月27日，被告”威兰德集团”及原告就此股权办理了股权出质登记；2013年12月25日，被告”威兰德集团”、李洪霖、于春芳、庄倩茹分别与原告签定了《保证反担保合同》，自愿就原告基于《委托担保合同》约定而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东港支行出具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编号：2013年连保字第DG050号）项下保证提供担保事宜，为被告”威兰德船务”向原告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其中，保证期限为代为承担偿付责任之日起2年，保证反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代偿借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及其他一切款项。《保证反担保合同》中”薛英”的签名非其本人所为。再查，2014年3月15日，原告与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指派苏亚、付振彤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并约定律师代理费为96000元。2014年4月18日，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向原告开具了发票。1996年8月28日，被告李洪霖与被告薛英登记结婚。2014年3月14日，二人协议离婚。被告”威兰德船务”于2013年8月30日变更投资人情况，变更前内容：1、薛英认缴出资额：800.000000、实缴出资额：800.000000，2、大连威兰德集团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1200.000000、实缴出资额：1200.000000；变更后内容:1、于文芝认缴出资额：800.000000、实缴出资额：800.000000，2、大连威兰德集团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1200.000000、实缴出资额：1200.000000。被告”威兰德集团”于2013年8月29日变更投资人情况，变更前内容：1、薛英认缴出资额：2500.000000、实缴出资额：2500.000000，2、李洪霖认缴出资额：2500.000000、实缴出资额：2500.000000；变更后内容:1、于文芝认缴出资额：2500.000000、实缴出资额：2500.000000，2、李洪霖认缴出资额：2500.000000、实缴出资额：2500.000000。一审法院认为，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威兰德船务”签订了《委托担保合同》，原告依据《委托担保合同》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东港支行出具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在接收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东港支行借款提前到期通知且银行要求原告承担《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的情况下，原告已代为被告”威兰德船务”清偿了贷款，故原告要求被告立即向原告给付代偿款项人民币4020000元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威兰德船务”自其代偿上述款项之次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4倍的标准向原告赔偿损失一节，原告与被告”威兰德船务”签订的《委托担保合同》中约定，被告”威兰德船务”向原告承担因垫付资金所造成的利息损失按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在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其他经济损失的情况下，应按双方约定的标准赔偿损失，故被告”威兰德船务”应自2014年3月19日起（代偿上述款项之次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向原告赔偿损失，但应计付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关于要求被告”威兰德船务”给付因实现上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费用人民币96000元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在《委托担保合同》中已明确约定原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费由被告”威兰德船务”承担，现原告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充分证明原告已向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支付了律师费96000元，故原告的此项请求亦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确认其与被告”威兰德集团”签定的《质押反担保合同》合法有效，并判令原告对质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双方签定了书面的质押合同，并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了出质登记，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判令被告”威兰德集团”、李洪霖、于春芳、庄倩茹对上述代偿款项、损失以及律师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节，与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判令被告薛英对于被告李洪霖就上述代偿款项、损失以及律师费用所应承担的保证责任，与被告李洪霖一并向原告承担一节，李洪霖的保证行为发生在其与薛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在被告薛英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与李洪霖明确约定此担保债务为李洪霖个人债务，或李洪霖与薛英之间存在就夫妻财产的书面约定且原告知晓此约定的情况下，且薛英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李洪霖的保证债务并非用于双方共同生活，同时被告李洪霖系被告”威兰德集团”的大股东，而被告”威兰德集团”是债务人”威兰德船务”的大股东，在被告薛英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推定”威兰德船务”盈利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即”威兰德船务”经营状况直接影响其大股东”威兰德集团”获利的多少，同时影响到被告李洪霖获利的多少，也会与李洪霖和薛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的多少有直接关系，被告李洪霖为”威兰德船务”提供担保是为了公司的经营，也是为了个人利益，故案涉保证债务应属于李洪霖、薛英夫妻二人共同债务，对被告薛英的抗辩不予采纳。被告”威兰德集团”、李洪霖、于春芳、庄倩茹经一审法院公告送达，期限届满未到庭应诉，依法应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七十五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大连威兰德船务有限公司给付原告联合创业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代偿款项人民币4020000元；二、被告大连威兰德船务有限公司给付原告联合创业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代偿款4020000元的利息（自2014年3月1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三、被告大连威兰德船务有限公司给付原告联合创业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因实现上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费用96000元；四、被告大连威兰德集团有限公司、李洪霖、薛英、于春芳、庄倩茹对被告大连威兰德船务有限公司应给付原告上述一、二、三项之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原告联合创业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大连威兰德集团有限公司签定的《质押反担保合同》合法有效[合同编号：UG-DL2013DB081ZY(F)-1]，原告对质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六、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第一、二、三、四项被告大连威兰德船务有限公司、大连威兰德集团有限公司、李洪霖、薛英、于春芳、庄倩茹应给付原告之款项，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诉讼费44330元（含案件受理费37930元，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1400元），由被告大连威兰德船务有限公司负担，大连威兰德集团有限公司、李洪霖、薛英、于春芳、庄倩茹连带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李洪霖在案涉合同签订时系威兰德船务的法定代表人，也是威兰德集团的法定代表人，薛英在案涉合同签订时任威兰德集团监事。本院另查明事实有威兰德集团、威兰德船务的企业变更内容查询卡可以证明。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一审判决第四项是否超出了联合集团的第五项诉讼请求；二、李洪霖的保证责任能否认定为李洪霖与薛英的夫妻共同债务。关于第一个焦点，被上诉人联合集团的第四项诉讼请求为：威兰德集团、李洪霖、于春芳、庄倩茹对上述代偿款项、损失以及律师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第五项诉讼请求内容为：薛英对于李洪霖就上述代偿款项、损失以及律师费用所应承担的保证责任，与李洪霖一并向联合集团承担。结合这两项诉讼请求的内容，被上诉人联合集团对上诉人薛英的诉讼请求实际就是要求上诉人薛英对李洪霖应承担的责任一并向被上诉人联合集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李洪霖对威兰德船务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时认定李洪霖的保证债务属于李洪霖与薛英的共同债务，并据此在一审判决第四判项中一并表述为李洪霖、薛英等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判项并未超出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范围。上诉人薛英此项主张不能成立。关于第二个焦点，也是本案的关键，虽然上诉人薛英主张一审法院违背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他字第9号复函的认定，但该复函仅是针对个案相关情况作出的处理意见。对于夫妻共同债务，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结合实际案情予以认定，就个案处理而言，并非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一概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重点应考虑担保之债是否与夫妻共同生活及共同财产密切相关。本案中保证人李洪霖、薛英系夫妻，均曾作为债务人威兰德船务的股东，薛英也曾作为威兰德船务的监事，李洪霖则在案涉合同签订时系威兰德船务及威兰德集团的法定代表人，同时李洪霖现在也是威兰德集团的股东，而薛英也曾是威兰德集团的股东，在案涉合同签订时其任威兰德集团监事，威兰德集团现在又是威兰德船务的股东，这说明威兰德船务、威兰德集团的经营与李洪霖、薛英密切相关，李洪霖为威兰德船务提供保证是为了公司经营，也是为了个人利益，债务人威兰德船务的经营状况直接影响到李洪霖的个人收益，也影响到薛英的收益，与李洪霖与薛英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的多少具有直接关系。薛英主张李洪霖因保证而形成的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其对此其应承担举证责任，而薛英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李洪霖未将威兰德船务的经营收益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且薛英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的除外情形，即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李洪霖债务，或者李洪霖与薛英达成过夫妻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约定且第三人知晓该约定等情形，故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具体情况，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将案涉债务认定为李洪霖与薛英的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930元，由上诉人薛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宏翔审判员  吴义军审判员  王 歆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六日书记员  尚书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