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冀11民终20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某甲，男，1982年7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故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红（系曹某甲之嫂子），1974年4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故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建，故城县顺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某乙，男，1963年4月1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故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汉青，故城县方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第三人：故城县甲镇乙庄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曹宝东，村委会主任。
上诉人曹某甲因与被上诉人曹某乙、原审第三人故城县甲镇乙庄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乙庄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故城县人民法院（2016）冀1126民初5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曹某甲及其委托代理人李艳红、王洪建、被上诉人曹某乙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汉青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乙庄村委会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曹某甲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撤销。1、上诉人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发生过土地代耕的法律关系，应驳回其起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都有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而被上诉人合同档案中显示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于1999年即归属上诉人方所有。一审法院凭对案外人曹某的调查笔录确定本案事实明显错误，该调查笔录应属证人证言范围，证人应到庭接受各方当事人的当庭质询后方可决定是否采信。一审为普通程序，只有主审法官询问而没有其他合议庭成员在场，程序错误。
被上诉人曹某乙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乙庄村委会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曹某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被告返还原告耕地1.34亩，并退还1.34亩耕地的国家各项直补款。事实和理由：原告在第一轮土地承包中全家五口人分得口粮田10.77亩，其中包括诉争的1.34亩耕地。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又取得了上述耕地的合法承包经营权，并领取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后由于家中劳力少，交由被告代耕。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所在的乙庄村的土地是1994年最后一次调地，原告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了诉争耕地“老棉花”地1.34亩的承包经营权。该地南北长228米，东西长3.92米，计1.34亩，东邻曹文森（现被告耕种），南邻田间道，北邻曹文亮，西邻曹士栋（原为曹文会）。该地于1997年秋后交由曹忠杰（被告曹某甲之父）耕种，2004年秋后曹忠杰交由被告曹某甲耕种至今，并交纳各项税费，领取各项直补款。1999年国家实行土地二轮承包，乙庄村委会将该诉争土地发包给了原告，并于1999年3月30日与原告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核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告即取得了诉争耕地的承包经营权。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耕地及土地直补款未果，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原告自1999年3月30日与乙庄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生效时，即取得了诉争耕地的承包经营权，该承包经营权，受国家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被告曹某甲辩称诉争耕地系由乙庄村委会承包取得，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曹某甲返还诉争耕地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其要求退还诉争土地的各项直补款，不符合国家政策，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曹某乙享有诉争地东至曹文森（现被告耕种），西至曹士栋（原为曹文会），南至道，北至曹文亮1.34亩耕地的承包经营权。被告曹某甲待本判决生效时的当季农作物收获后五日内将上述1.34亩土地返还原告曹某乙耕种。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曹某乙提交了证据一、从甲镇农经管理站调取的曹某乙土地承包合同书底账一份；证据二、申请证人曹某出庭作证，其主要证言为：“我1989年至2005年、2009年至2011年任乙庄村村支书。1994年我们村调整了土地，以后再没有调整过土地，1996年至1997年期间我们村退地的比较多，当时村里为了交纳三提五统，谁种地谁就交纳三提五统，但是由各户自由结合。2014年我们村进行大面积土地流转，村里许多户没有土地种，所以造成村民之间的矛盾，土地流转不包括诉争土地。曹某乙的1.34亩土地是四等地，为老棉花地，东邻曹文森，南邻田间道，北邻曹文亮，西邻曹文会。我们村1994年有调地委员会，主任曹某，副主任曹金才，委员曹文山、曹西明、李瑞深、曹文周。我给双方提个建议，曹某乙让曹某甲种到2017年麦收，之后再将地收回。双方不能因此成为仇家。”。经质证，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为：证据一记载的诉争土地的四至情况与2015年2月10日一审法院的勘验笔录中确定的诉争土地的四至一致，而曹某乙、曹某甲对上述勘验笔录的内容均无异议，故本院对证据一中记载的诉争土地的四至情况予以确认。关于证据二，双方对曹某在村里的任职情况并无异议，其证言与其当时参与的相关工作及具体职责相符，属于对其所了解情况的陈述，本院亦予以确认。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的事实除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被上诉人曹某乙持有1999年二轮土地承包时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其中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记载其承包了“老棉花”地1.34亩土地。1999年二轮承包时，上诉人曹某甲的土地是由其父亲曹忠杰为户主分得的，其中承包了“老棉花”地1.96亩土地。上诉人曹某甲认可诉争土地与其父亲名下的二轮承包经营权证书中记载的“老棉花”地不是同一块地。2015年2月10日，一审法院对诉争土地的四至等情况进行了现场勘验，双方当事人均签字确认。双方当事人所在村自1994年调整土地后，至今村委会未调整过土地。
本院认为：1999年二轮承包时，上诉人曹某甲的土地是由其父亲曹忠杰为农户代表人分得的，曹忠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记载的“老棉花”1.96亩土地现由上诉人曹某甲的嫂子耕种。双方当事人对2015年2月10日一审法院的勘验笔录中确定的诉争土地的四至为北至曹文亮、西至曹士栋（原曹文会）、东至曹文森、南至道均无异议，故本院依法认定诉争土地的上述情况。被上诉人曹某乙持有的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记载其承包了10.77亩土地，其中包括“老棉花”地1.34亩，双方认可的1999年的地亩帐中被上诉人曹某乙的一栏中记载其承包地共10.77亩，并载有“忠杰1.34亩”。经证人曹某证实，乙庄村自1994年调整土地后，村里从未再调整过土地，上述“忠杰1.34亩”是为收三提五统所写。故被上诉人曹某乙通过举证证实了其在二轮承包时承包了诉争土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的规定，被上诉人曹某乙享有诉争土地30年的承包经营权。上诉人曹某甲的代理人称诉争土地是曹某甲从其父亲处获得的，与被上诉人曹某乙没有关系，但其未举证证明被上诉人曹某乙已将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自愿退回了村委会，其主张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是合法的。
综上，上诉人曹某甲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判决结果得当，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曹某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许晓芬
审判员 吕国仲
审判员 刘万斌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四日
书记员 蒋红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