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民终27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葛塘种畜禽养殖场，住所地在南京市六合区葛塘工农郜庄。
投资人黄兴忠。
委托代理人王仁桃，江苏恒冠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3201200910207899。
委托代理人胡天成，江苏谢满林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3201199920877458。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省高速公路经营管理中心，住所地在南京市鼓楼区江苏路****号。
法定代表人顾德军，江苏省高速公路经营管理中心主任。
委托代理人王兴元，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3201200210927664。
委托代理人周玉，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3201201011770293。
上诉人葛塘种畜禽养殖场（以下简称葛塘养殖场）与上诉人江苏省高速公路经营管理中心（以下简称高速公路管理中心）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2015）六环民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6年3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李兵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宋振敏、代理审判员赖传成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5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孙皓担任法庭记录。上诉人葛塘养殖场投资人黄兴忠及其委托代理人王仁桃、胡天成，上诉人高速公路管理中心委托代理人王兴元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黄兴忠与南京市大厂区葛塘街道办事处养殖场签订了《承租协议》一份，约定，甲方（葛塘养殖场）将现有成鸡舍二十四间、雏鸡舍十间、饲料房三间租给乙方（黄兴忠）使用；租赁期限自2002年6月至2007年12月底止；租金每年上交给甲方壹万元。协议签订后，黄兴忠以葛塘养殖场为经营主体领取了营业执照并以葛塘养殖场的名义办理了动物防疫合格证，从事蛋鸡养殖。合同期满后，原告仍使用此房养殖。2008年12月31日，原告与南京市六合区葛塘街道办事处工农社区居委会郜庄居民小组（下称郜庄组）又签订《承租协议》一份，约定：甲方（郜庄组）将现有的鸡舍22间租给乙方使用，期限五年，自2009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乙方每年上交甲方租金壹万元。合同期满后双方未再续签合同。原告在租赁期间于2002年曾新建了部分鸡舍、蛋库、车库、办公室和住宅，但无相应的建房手续，此外原告还购买了邻近的拆迁遗留房作为饲料房。
2003年11月5日，南京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与六合区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征地拆迁协议》一份，征用了六合区土地总面积4867.32亩用于建设宁淮高速公路（六合段），2006年12月宁淮高速公路建成投入试运行；2009年4月5日，该建设项目竣工并通过环境保护验收。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现场勘验，高速公路边缘距原告的鸡舍最近距离为15.5米。
自2007年4月始，葛塘养殖场陆续出现死鸡现象。2010年3月12日和3月13日，南京市六合区环境监测站应原告的请求，对原告葛塘养殖场鸡舍的交通噪音进行监测，监测期间车流量为570辆/小时，其中2010年3月12日昼间的监测结果为Leq54.1dB，Lmax78.3dB，夜间监测结果为Leq58.8dB，Lmax77.4dB，2010年3月13日全天（0时至19时）监测结果Leq为57.2dB-69.4dB，Lmax为71.6dB-87.4dB。2010年7月，原告邀请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徐立仁教授和王小龙教授以及南京富得草业科技研究所的李增位高级畜牧师，就宁淮高速公路对原告鸡群生长造成的影响进行调研，同年7月4日，徐立仁、王小龙、李增位共同出具了《关于宁连高速公路葛塘马汊河段运营对“南京葛塘种畜禽养殖场”鸡群影响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认为：1、宁连（淮）高速公路葛塘马汊河段距离葛塘种畜禽养殖场约40米，超过（小于）500米的建设标准，过近；2、根据养殖场的产蛋、生产记录，高速公路运营后，鸡场产蛋率下降了18%；死淘率由年均约8%，升高至25%；蛋料比由1:2.2上升为1:2.71，饲料成本大大增加；3、根据南京市六合区环境检测所出具检测噪声数值对蛋鸡群存在很大程度的影响；4、葛塘养殖场过于靠近高速公路，不适宜再继续进行饲养和经营。2011年9月，原告向南京六合区畜牧兽医站等部门反映其距离高速公路过近，要求予以解决未果，遂诉至法院。
原审法院另查明，2011年原告在南京市六合区农业局备案登记的畜禽存栏量为20000只，原告主张其中产蛋鸡12000只，雏鸡6000只；江苏省农委畜牧总站有关工作人员接受法院调查时认为：蛋鸡是高产畜禽，在集约化养殖情况下，对环境要求较高，响声和光对鸡群影响较大，鸡蛋的销售收入与成本相当，蛋鸡的利润一般与老鸡的价值相当约20－30元；江苏省农委畜牧总站还向法院提供了2006年以来农贸市场鸡蛋价格变化表，2006年至2012年6年间的鸡蛋平均零售价为7.95元/公斤。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陈述、原告提供的动物防疫合格证、证明、承租协议、噪声监测情况汇总、陈述报告；被告提供的征地拆迁协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报告，原审法院的调查笔录、勘验笔录等证据予以证明。
原审法院认为，保护环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城市规划部门在确定建设布局时，应当依据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和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合理划定建筑物与交通干线和防噪声距离，并提出相应的规划设计要求；不同功能区国家制定的声环境质量标准不同。原告系合法从事畜禽养殖人，宁淮高速公路工程在征用土地和拆迁建筑物时，未将原告的经营场所纳入声环境敏感点，也未考虑原告生产经营的特殊性采取相应降噪措施，致使高速公路建成后，原告经营的畜禽养殖场距离交通干线过近，没有缓冲区，其与交通干线距离未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颁发的《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第五条规定的500米要求；环境行政机关检测的鸡舍交通噪声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批准的《畜禽声环境质量标准》中规定的雏鸡60dB、成鸡80dB行业标准；现原告提供的照片、证人证言及生产记录等证据可以表明，原告饲养的蛋鸡产蛋率下降、死淘率上升，三位专家证人也进一步证实了交通噪声对畜禽养殖的影响，因此，被告在没有证据否定上述现象与交通噪声关联性的情况下，应当对原告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关于损失计算，可以参照原告向有关部门备案的存栏数、专家证人出具的报告、原告向有关部门对蛋鸡养殖的成本利润证言等因素予以确定。但自2010年7月始，原告即已知晓此养殖场不再适合从事畜禽养殖，此后产生的损失应当视为原告自行扩大的损失，不应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原告的损失计算期限应为2007年至2010年共四年，其中产蛋率下降的损失为12000*（83%－65%）*7.95元/斤*4年＝68688元；死淘率损失为20000*（25%－8%）*25元*4年＝340000元，合计408688元。由于被告高速公路管理中心系宁淮高速公路经营管理人及收益人，其有义务对高速公路运营过程产生的影响环境情形组织“后评价”并有针对性的采取改进措施，但被告在原告畜禽场出现死淘率上升等情形后，未采取相应的措施，故对其主张被告非经营性企业，也非污染企业，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搬迁费，因原告系租赁他人场地及房屋进行经营，且租赁期限也已届满，其新建房屋缺少合法的建房手续，故原告要求以每平方800元标准给予搬迁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法判决：一、被告江苏省高速公路经营管理中心于本判决生效十日内赔偿原告南京葛塘种畜禽养殖场损失408688元。二、驳回原告南京葛塘种畜禽养殖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917元，由原告葛塘种畜禽养殖场负担5656元、被告江苏省高速公路经营管理中心负担11261元。
上诉人葛塘养殖场上诉称：1、养殖场在高速公路建造前就已合法存在，基于养殖场与高速公路的实际距离，高速公路管理中心对于养殖场在高速公路建造前、建设中、建成后均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导致高速公路的建设和通车给养殖场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致使我方遭受重大损失。该损失是可以通过司法鉴定加以确认的，我方也提出司法鉴定申请，法院以无法鉴定予以驳回。2、由于该损失没有进行司法鉴定，原审法院对于我方损失的计算错误。3、我方的损失应包含养殖场搬迁、异地重建等费用，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错误。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我方的诉讼请求；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高速公路管理中心承担。
上诉人高速公路管理中心上诉称：1、原审判决认定葛塘养殖场“鸡舍交通噪声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批准的《畜禽声环境质量标准》中规定的雏鸡60dB、成鸡80dB行业标准”错误。根据南京市六合区环境监测站出具的噪声监测情况汇总，2010年3月12日，该养殖场区监测的噪声数据为昼间等效声级（leq）为54.1分贝，最大声级（lmax）为78.3分贝；夜间leq为58.8分贝，lmax为77.4分贝；2010年3月13日监测昼间leq为61.41分贝；但该日夜间监测明显遗漏了22：00至23：00时的数据，因此2010年3月13日夜间leq充其量为58.11分贝。根据《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第4.2条第（六）项及5.2条第（十二）项规定，鸡场舍区噪声分析方法采用声级计测量法确定，即成鸡leq为80分贝，雏鸡leq为60分贝。参照《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第4.2.5条中外窗（包括未封闭阳台的门）空气声隔声最低不得低于25分贝的规定，即室外噪声传递室内时应自然衰减25分贝。故参照该噪声室内室外衰减规律，本案鸡舍的噪音也明显均低于60分贝。2、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明显存在错误。原审判决依据《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第五条第三款中动物养殖距离公路等主要交通干线500米以上的规定，认定“葛塘养殖场的畜禽养殖距离交通干线过近，没有缓冲区，且系我方未将葛塘养殖场的经营场所纳入声环境敏感点，也未采取相应降噪措施。”明显违背了该办法的立法本意。该办法并非认定交通干线构成环境污染的依据。本案养鸡场并非《声环境质量标准》规定的五类声环境功能区，也非该标准所规定的噪声敏感建筑物。3、原审判决违反了基本的举证规则，举证责任分配明显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环境噪声侵权须具有超过国家规定的噪声排放标准的违法性，才承担噪声污染侵权责任。涉案养鸡场区噪声监测结论及我方聘请专业机构出具的噪声检测报告能够相互印证证明，涉案高速公路噪声排放值低于《畜禽声环境质量标准》中规定的成鸡80dB行业标准，我方当然不构成噪声污染侵权。原审法院仍违法释明由我方举证证明排放的噪声与葛塘养殖场的损害不存在因果关系，并判令我方承担赔偿责任。其做法明显违背了举证规则。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葛塘养殖场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葛塘养殖场承担。
双方当事人提起上诉后，原审法院将双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及（2013）六环民初字第5号案件的卷宗证据材料均随案移送本院。
上诉人葛塘养殖场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上诉人高速公路管理中心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亦无异议，但认为原审判决遗漏了葛塘养殖场未提供承租主体变更和全部租金材料等事实。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针对本案的下列争议焦点发表了辩论意见。1、高速公路管理中心所管理的宁连高速公路是否存在噪声污染侵权行为的事实；2、葛塘养殖场是否因高速公路的噪声污染造成鸡的死亡率上升和产蛋量下降的后果，其损失是否应由高速公路管理中心赔偿；3、原审法院认为自2010年7月以后，葛塘养殖场的损失属自行扩大的损失是否正确；4、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葛塘养殖场因高速公路噪声污染所造成的损失数额是否正确。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高速公路管理中心所管理的宁连高速公路是否存在噪声污染侵权行为的事实”。
上诉人葛塘养殖场认为，根据2010年3月12日和3月13日南京市六合区环境监测站出具的南京葛塘养殖场噪声检测情况汇总，说明监测站检测到的噪音值已经超过了被告所承认的国家环境四类的标准，同时部分时点的检测值也超出了《畜禽声环境质量标准》中关于鸡的最大极限标准。2010年3月13日的检测时间即08：00、10：00、12：00、13：00均超过80分贝。等效声级也有很多时点超过了60分贝。证明高速公路存在噪声污染侵权行为的事实。
上诉人高速公路管理中心认为，农业部《畜禽声环境质量标准》规定的80分贝，指的是等效声级的限制，而不是最大声级的限制。六合环境监测站出具的3月12日的昼间和夜间的等效声级分别是54.1分贝和58.8分贝，低于农业部标准。3月13日的统计表没有进行平均计算，只是把所有数字列出，而且时间点不符合测量标准，有遗漏。我方提供的证据东南大学专家证人出庭证言证明对鸡的养殖应当按照等效声级进行确定，而不是按照人的标准来进行确定。另外所有的监测是在室外，而所有的鸡是在鸡舍中的，有自然衰减的事实，应当进行扣减。另，专家指出监测报告没有把鸡本身发出的噪音扣除。根据2015年苏交集团的等效测量报告，测量结果是等效声级白天为63.9分贝，夜间为60.5分贝，考虑到噪声的衰减和背景噪声，我方认为实际排放的噪音不会超过40分贝。依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环境噪声要超过国家规定的噪声排放标准，才具有违法性，才能承担噪声污染违法责任。综上，我方认为，高速公路所排放的噪声未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未构成侵权。
本院认为，根据南京市六合区环境监测站对上诉人葛塘养殖场鸡舍的交通噪音进行监测的数据，2010年3月12日昼间结果为Leq54.1dB，Lmax78.3dB，夜间为Leq58.8dB，Lmax77.4dB，2010年3月13日全天（0时至19时）监测结果Leq为57.2dB-69.4dB，Lmax为71.6dB-87.4dB。另有四个时点均超过80分贝，已超过了农业部《畜禽声环境质量标准》中规定的雏鸡60dB、成鸡80dB行业标准。应认定高速公路管理中心所管理的宁连高速公路存在噪声污染侵权行为的事实。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葛塘养殖场是否因高速公路的噪声污染造成鸡的死亡率上升和产蛋量下降的后果，其损失是否应由高速公路管理中心赔偿”。
上诉人葛塘养殖场认为，根据我方在原审法院庭审中所提供的产蛋鸡生产记录卡（2005年和2009年各一本，用于高速公路修建前后的对比），购买苗鸡的记录本（2006年至2013年），及邻居柏友权、张正勇的证明以及相关死鸡的照片，可以证实我方损失的情况。关于损失大小和多少，就是通过2005年和2009年的记录卡，以及购鸡苗记录，通过三个专家的报告计算得出的数额。根据2010年7月4日专家出具的《调查报告》及在原审法院庭审中的证言，可以证实我方所遭受的损失与高速公路运行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高速公路管理中心应赔偿我方损失。
上诉人高速公路管理中心认为，判断证据首先要从关联性上判断，葛塘养殖场提供的生产记录卡是上海某养殖场的记录，并不是葛塘养殖场的记录，我方认为这个证据和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而且时间上也不是在主张的时间范围内。另外照片是大量的死鸡堆积，显然是瘟疫死亡，和记录卡中每天死了几只是矛盾的。三位专家出具的《调查报告》是以自然人出具的报告，不符合法定要件的形式，且其所依据的所谓相关证据均未经过庭审质证，不能作为认定高速公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在未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前提下，原判决判令我方承担噪声侵权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的受害者应对污染者有侵权的事实和因污染者的侵权行为造成己方损失的后果承担举证责任，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负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不论污染者有无过错，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污染者以排污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法庭上提出的意见，经当事人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案中，涉案的《调查报告》及三位专家等证人在原审法院开庭时所作的证人证言，可以认定葛塘养殖场因高速公路的噪声污染造成了鸡的死亡率上升和产蛋量下降的后果。因《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条第二款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污染者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故上诉人高速公路管理中心辩称其噪声排放未超过国家标准，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因上诉人高速公路管理中心未能提供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高速公路噪声污染行为与上诉人葛塘养殖场鸡的死亡率上升和产蛋量下降的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故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高速公路管理中心应该赔偿上诉人葛塘养殖场的损失正确。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自2010年7月以后，上诉人葛塘养殖场的损失属自行扩大的损失是否正确”。
上诉人葛塘养殖场认为，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规定错误，我方养鸡是为了生活、根本不存在希望发生鸡死亡或者鸡不下蛋的故意。
上诉人高速公路管理中心认为，原审法院认定正确。
本院认为，根据2010年5月1日施行的《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选址应距离公路、铁路等交通干线500米以上。上诉人葛塘养殖场在该办法实施之前并不知晓该办法的规定，所养鸡死亡率上升及产蛋量下降的损失应由上诉人高速公路管理中心赔偿。但根据2010年7月4日专家《调查报告》，上诉人葛塘养殖场在已经知晓养殖场过于靠近高速公路，不适宜再继续进行饲养和经营后，仍然继续养殖，其所造成的损失应属于自行扩大的损失。原审法院判决不予赔偿正确。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葛塘养殖场因高速公路噪声污染所造成的损失数额是否正确”。
上诉人葛塘养殖场认为，原审判决对事实认定错误，原审被告的侵权行为一直在持续发生，我方的损失也是一直在产生，我方对原审判决赔偿4年损失而不是7年损失不予认可。
上诉人高速公路管理中心认为，原审法院依据12000只蛋鸡和共养20000只鸡计算损失没有充分证据，且计算方法不科学，没有讲明产蛋鸡中有没有包含死亡的鸡。
本院认为，上诉人葛塘养殖场2010年3月向专家咨询的目的是要查明鸡死亡率上升及产蛋量下降原因，故其向专家提供的养鸡规模应当是真实可信的。原审法院根据上诉人葛塘养殖场提供的与他人签订的租赁合同，产蛋鸡生产记录卡，购买苗鸡的记录本，三位专家出具的调查报告，2011年8月六合区农业局备案登记的葛塘养殖场畜禽存栏量等证据材料，结合向江苏省农委畜牧总站有关工作人员接受调查时的陈述及提供的2006年以来农贸市场鸡蛋价格变化表，计算出上诉人葛塘养殖场的损失共计408688元正确。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葛塘养殖场和上诉人高速公路管理中心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16917元，由上诉人葛塘种畜禽养殖场和上诉人江苏省高速公路经营管理中心各负担80458.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兵
审 判 员 宋振敏
代理审判员 赖传成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孙 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