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川民终85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成都众和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升街89号4楼2号。
法定代表人：梁忠兰，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健，四川律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成都博瑞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领事馆路8号。
法定代表人：徐晓东，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箫，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成都众和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和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成都博瑞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瑞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1号民初4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众和信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1民初46号民事裁定，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二审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所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等司法解释的有关条文，均是规定当事人对债权文书本身的“内容”、“权利义务”有争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本案上诉人起诉涉及的事实是在合同签订之后，上诉人发现在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之外，被上诉人作为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有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的行为，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向法院提出合同无效诉讼。故一审法院应该对被上诉人与成都宏昌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昌公司）、刘启贵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事实进行实质审查，而不是引用似是而非的条文简单武断地驳回上诉人的起诉。
博瑞公司述称，上诉人众和信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本案中保证合同系经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上诉人众和信公司无权提起诉讼。根据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经公证的以给付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依法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人或者债务人对该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上诉人众和信公司屡次通过异议、复议、诉讼、控告，其目的都是干扰执行，让被上诉人错失执行良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明确了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作为人民法院执行的依据，同时赋予了人民法院对该项文书的司法审查权，即对错误文书排除其强制执行。上诉人众和信公司就公证债权文书错误为由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并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均被驳回。上诉人众和信公司是一家融资担保公司，审查并接受了宏昌公司提供的价值3000万元反担保物，且收取了担保业务费才提供担保；在此笔业务中，被上诉人是基于上诉人众和信公司的推荐，按贷款业务操作流程，以信用担保即被上诉人在上诉人众和信公司自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前提下才发放贷款。上诉人众和信公司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保证合同承担保证责任。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众和信公司的上诉请求。
众和信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被告双方2014年4月23日签订的为宏昌公司与被告之间的2500万元借款提供保证担保的《保证合同》无效；2.确认原、被告双方2014年3月27日签订的为刘启贵与被告之间的500万元借款提供保证担保的《保证合同》无效；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于2014年4月8日出具两份《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2014]川成蜀证内经字第56825号、[2013]川成蜀证内经字第56821号），对众和信公司与博瑞公司签订的两份《保证合同》的签约行为予以公证，并赋予上述合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关于“……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依法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人或者债务人对该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就争议内容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关于“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民事权利义务有争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受理。但是，公证债权文书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除外”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条第三款关于“公证债权文书被裁定不予执行后，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就债权争议提起诉讼”之规定，原告众和信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前提应是上述《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本案中，原告众和信公司未提交上述《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相关证据，故原告众和信公司不能直接提起诉讼。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成都众和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91800元，依法予以退还。
本院审查查明，2014年3月27日，博瑞公司与宏昌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同日，博瑞公司分别与四川攀星绿色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星公司）、众和信公司、刘启贵签订《保证合同》。上述合同中约定：宏昌公司向博瑞公司借款2500万元，月利率为1.4%，借款期限自2014年3月28日起至2014年7月27日止，攀星公司、众和信公司和刘启贵为宏昌公司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14年3月28日，博瑞公司通过银行账户向宏昌公司转入借款2500万元。经上述当事人向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申请公证，2014年4月8日，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分别作出（2014）川蜀证内经字第56822号、56833号、56824号、56825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公证文书载明：博瑞公司与宏昌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博瑞公司分别与攀星公司、众和信公司、刘启贵签订《保证合同》上的签名、印鉴均属实，借款人和保证人确认合同的内容，并作出自愿接受强制执行的意思表示。在履行借款合同中，博瑞公司将约定借款通过银行转账到宏昌公司指定账户，宏昌公司仅支付利息630000元。2014年7月27日借款到期，借款人、担保人未履行合同义务。
2014年3月27日，刘启贵、众和信公司、攀星公司分别与博瑞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约定，刘启贵向博瑞公司借款人民币500万元，月利率为1.4%，借款期限自2014年3月28日起至2014年7月27日止，攀星公司、众和信公司为刘启贵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经各方当事人申请，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对上述合同进行公证，并作出（2014）川蜀证内经字第56819号、56820号、56821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公证文书载明：博瑞公司分别与刘启贵、众和信公司、攀星公司于2014年3月27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上的签名、印鉴均属实，借款人和保证人确认合同的内容，并作出自愿接受强制执行的意思表示。在履行借款合同中，博瑞公司将约定借款通过银行转账到刘启贵指定账户，刘启贵仅支付利息126000元。2014年7月27日借款到期，借款人、担保人未履行合同义务。
为此，博瑞公司向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提出出具执行证书申请。2014年9月10日，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分别作出（2014）川蜀证执字第560、561号《执行证书》。博瑞公司依据该《执行证书》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执行法院）申请执行，执行法院受理了博瑞公司申请执行两案。
2014年12月22日，众和信公司以博瑞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称，众和信公司为宏昌公司与博瑞公司2500万元借款和刘启贵5**万元借款提供保证担保签订的两份《保证合同》，宏昌公司除支付博瑞公司利息之外，还以咨询费的名义额外支付了巨额费用。博瑞公司与宏昌公司恶意串通，对众和信公司隐瞒事实真相导致签订保证合同，损害其合法权益。请求判令确认双方签订的两份《保证合同》无效。2015年4月8日，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区分局立案侦查博瑞公司涉嫌违法发放贷款一案。2015年8月1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成民初字第199号民事裁定，认为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犯罪情节涉及两份《保证合同》，该案有经济犯罪嫌疑，遂裁定：驳回众和信公司的起诉。
2015年8月24日，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区分局作出成公锦（经）撤案字[2015]003号《撤销案件决定书》，内容为：“我局办理的成都博瑞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违法发放贷款案，因没有犯罪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决定撤销此案。”
在执行法院执行程序中，众和信公司提出申请，请求不予执行涉案公证债权文书，解除对其在中国银行成都实业街支行三个帐户的冻结。执行法院经审查后，分别作出（2015）成执异字第24号、第25号执行裁定，驳回众和信公司的不予执行申请。众和信公司向本院提出执行复议申请，本院分别作出（2015）川执复字第102号、（2016）川执复25执行裁定，驳回众和信公司复议申请。
2016年1月4日，众和信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公证机关依照国家赋予的权力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对于追偿债权、物品的文书，经过审查，认为事实清楚、双方并无争议，经当事人申请，可以依法制作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公证机关出具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文书是权利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依据。博瑞公司分别与宏昌公司、刘启贵签订《借款合同》，与攀星公司、众和信公司、刘启贵签订《保证合同》后，自愿对借贷行为进行公证。在公证程序中，出借人、借款人、保证人对《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的内容均予以确认，并作出了自愿接受强制执行措施的意思表示后，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作出《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因所涉借款人、保证人未履行偿还借款及其保证义务，博瑞公司依据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出具的《执行证书》向执行法院申请执行，符合法律规定。
上诉人众和信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两份《保证合同》无效，诉讼目的是要求法院对已经由公证机关作出公证的两份《保证合同》的效力进行裁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九条关于“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向出具该公证文书的公证机关提出复查。公证书的内容违法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公证机构应当撤销该公证书并予以公告，该公证书自始无效；公证书有其他错误的，公证机构应当予以更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之规定，明确了请求撤销公证书确定的效力提起诉讼的例外情形，即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书提起诉讼的条件：一是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公证书；二是公证书的内容违法或者与事实不符的，被公证机构予以撤销的。符合上述条件之一的公证书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就债权争议可以提起诉讼，即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就债权争议提起诉讼，应以公证债权文书被裁定不予执行或被公证机构撤销为前提，不能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执行本案所涉公证书的程序中，上诉人众和信公司针对公证书提出不予执行的异议和复议申请后，执行法院和本院对公证债权文书进行审查并作出驳回其请求的裁定，明确执行公证书的依据符合法律规定。且目前作出公证的机关并没有对本案所涉公证书作出撤销或者更正的相关文书。上诉人众和信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
综上，众和信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向杜梅
审判员 肖黔蜀
审判员 王学东
二〇一七年九月八日
书记员 卢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