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05民终7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海盛邦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为北海市海城区北部湾东路新力海星花园A幢1层A10商铺。
法定代表人：高传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其艺，广西圆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付马，男，l990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所地黑龙江省通河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春英，女，1963年7月l3日出生，汉族，住所地为长春市关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强，广西海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海盛邦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邦公司）、王付马因与被上诉人魏春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一初字第5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盛邦公司的上诉请求：l.撤销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一初字第52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原审原告对上诉人盛邦公司的诉讼请求（即对被上诉人王付马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王付马、魏春英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正确，且存在违反程序的规定，应当依法改判。
一、一审法院存在多处程序违法之处。第一，一审法院准予被上诉人魏春英撤回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市银海支公司的诉讼缺乏法律依据，属程序违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应当将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但该保险公司已经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且当事人无异议的除外；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当事人请求将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在本案中，被上诉人魏春英在一审提起的诉讼请求第1项即是请求判令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市银海支公司先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魏春英的相关经济损失，且优先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不足部分才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市银海区支公司在商业第三者险的限额内赔偿。由此可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市银海区支公司既是涉案车辆桂Ｅ×××××号车辆交强险的承保公司，也是该车辆第三者责任险的承保公司，魏春英将该保险公司列为被告是有依据的。在本案中，因被上诉人魏春英与该保险公司就交强险范围内限额达成和解而撤回对该保险公司的诉讼，其所撤回的仅仅是对保险公司承保交强险的被告身份的撤回，但是并未对该保险公司作为涉案车辆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承保公司的被告身份予以撤回，该保险公司是否应当在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仍然应当作为本案查明案件事实的争议焦点。但是一审法院却直接裁定准许被上诉人魏春英撤回对该保险公司的全部诉讼，上诉人认为该裁定在程序上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第二，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超出魏春英的诉讼请求，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商事纠纷案件，应当依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并在当事人争议范围内进行，即“不告不理”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再审。在本案中，被上诉人魏春英在一审时提出的诉讼请求为“不足部分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市银海支公司在商业者险的限额内赔偿，仍有不足，由被告王付马赔偿，被告北海盛邦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对被告王付马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即魏春英的诉求认为本案超出交强险、商业第三者险范围内的第一责任人是被上诉人王付马，盛邦公司承担的是连带责任。但是一审判决第一项却将上诉人盛邦公司列为承担责任的第一责任人，被上诉人王付马承担连带责任。虽然两种陈述均是认定盛邦公司与王付马承担连带责任，但是二者的首要责任主体以及法律依据是完全不一致的。第三，本案涉及刑事犯罪，一审法院应当依法中止审理，但其却忽略犯罪事实，继续作出判决，属于程序违法。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发现涉嫌犯罪，且该刑事犯罪嫌疑案件确认的事实将直接影响民事纠纷案件的性质、效力、责任承担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法院应裁定中止审理，将犯罪线索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等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恢复审理。在本案中，被上诉人王付马在本案事故发生时已经离开上诉人盛邦公司，并非盛邦公司的员工。在王付马已经离职的情形下，其未经盛邦公司审批即盗窃公司的车辆并造成本案交通事故且肇事逃逸，其行为涉嫌刑法中的盗窃，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于机动车被借用的情形，车辆的所有人仅仅在有过错的情形下才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并且该责任并非是属于连带责任。在本案中，被上诉人王付马并非盛邦公司的员工，其私自盗窃涉案车辆的行为造成侵权与盛邦公司无关，盛邦公司对其行为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本案的交通事故的责任。且被上诉人王付马的行为可能构成的刑事犯罪行为是查清盛邦公司是否存在过错的重要事实，应当依法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待案件事实查实后才能确定本案的责任。一审法院却不顾上述事实，擅自作出裁决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依法改判。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第一，一审认定上诉人盛邦公司与被上诉人王付马之间存在雇佣关系错误。一审质证阶段，对王付马提供的《劳动合同书》，被上诉人魏春英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应当结合工资发放情况、社保等资料来配套证实双方之间的雇佣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并据此判定上诉人应当承担本案事故的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魏春英各项损失费用有误，魏春英提供的医疗费证据中的诊断证明反映出其在住院期间的治疗包括××、脊柱退行性变，××。在吉林省中医院住院治疗的包括右肩部外伤、右肱骨大结节撕脱性骨折、××等。由此可知，魏春英在住院期间不仅治疗涉案交通事故造成的伤情，也治疗其本身疾病的伤情，对于该部分的医疗费、护理费以及住院期限等应当予以扣除，一审判决没有扣除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一初字第52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魏春英对上诉人盛邦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魏春英针对上诉人盛邦公司的上诉，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判决也没有超出被上诉人魏春英的诉讼请求。交通事故发生后，即使侵权驾驶人逃逸，也不影响民事案件的审理。关于两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根据上诉人王付马二审提供的新证据，认可两上诉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但不管怎样，两上诉人均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关于魏春英的医疗费用计算是正确的，应予维持。
上诉人王付马针对上诉人盛邦公司的上诉，答辩称：同意盛邦公司关于保险公司应该继续承担责任以及魏春英医疗费用计算错误的意见。盛邦公司明知王付马没有驾驶执照，仍误导王付马在上班时间开车办业务，才造成本案事故，故盛邦公司应该承担主要责任。此外，王付马与盛邦公司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不同意盛邦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
上诉人王付马的上诉请求：撤销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一初字第52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并改判上诉人王付马与被上诉人盛邦公司对本案债务不用承担连带责任。
事实与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民事责任”。上诉人王付马是盛邦公司的工作人员，其在工作时间驾驶盛邦公司的车辆外出造成事故，属职务行为，王付马致人损害的后果应当由被上诉人盛邦公司全部承担，上诉人王付马不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王付马只须对被上诉人魏春英的损失承担10%的赔偿责任。
交通事故中有重大过错，其都应与盛邦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交通事故中有重大过错，其都应与盛邦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上诉人盛邦公司针对上诉人王付马的上诉，答辩称：盛邦公司与王付马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本案赔偿责任应该全部由上诉人王付马承担。不同意王付马的上诉请求。
魏春英一审的诉讼请求：l.依法判令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市银海支公司先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魏春英医疗费43105.68元、医药费435元、电动车维修200元、清洁费60元、住院期间护理费6368.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000元、误工费41885.1元（自2014年4月21日起至2015年4月9日止，共计352天）、交通费3000元、营养费2000元、残疾赔偿金l48014元，（暂以九级伤残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合计274068.18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优先赔偿。不足部分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市银海支公司在商业第三者险的限额内赔偿，仍有不足，由王付马赔偿，盛邦公司对被告王付马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王付马和盛邦公司承担。
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王付马和盛邦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4年4月21日11时50分，魏春英驾驶无号牌王力二轮电动车沿茶亭路由东往西行驶至上海路口时，适遇王付马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桂Ｅ×××××号牌江淮牌小型普通客车沿上海由路北往南行驶至茶亭路口右转弯进入茶亭路时，两车发生侧面碰撞，造成魏春英受伤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王付马驾车逃离现场，2014年5月13日王付马到海城大队投案。经北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海城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付马承担全部责任，魏春英无责任。魏春英受伤后被送往北海市中医院治疗，诊断为：右肱骨大结节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处理意见：建议门诊治疗l周，定期复查；治疗产生医疗费l64元，魏春英没有办理住院。魏春英继续在北海市人民医院治疗，并于2014年7月17日至7月23日住院6天，出院诊断为：l.××，2.肱骨骨折，3.臂丛神经损害出院医嘱：建议回当地医院继续治疗。魏春英在北海市人民医院共产生医疗费6969．2元。魏春英出院后返回家乡吉林，途中于2014年7月30日、31日在天津市天津医院治疗产生医疗费1285.53元原告于2014年8月6日至8月18日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住院治疗共l2天，出院诊断为：右××脊柱退行性变，股××出院医嘱：继续肩关节功能性锻炼，病情变化随诊，共产生医疗费l4183.32元。魏春英于2014年9月1日至9月18日在吉林省中医院住院治疗17天，出院诊断为：右肩部外伤、右肱骨大结节撕脱性骨折、颈××出院医嘱：1.出院后继续对症消肿止痛治疗，2.建议出院后继续寻求专业康复医师指导治疗，行右肩关节功能锻炼，3.全休1个月，4.病情有变化随诊；共产生医疗费14672．81元。魏春英于2015年3月30日在吉林大学第三医院治疗，产生医疗费86元；于2015年10月10日至2015年l1月4日在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住院治疗共25天，出院诊断为：肩××陈旧性肱骨大结节骨折，尿路感染。出院注意事项：1.全休1个月，2.继续康复治疗，必要时就诊于专科手术治疗，3.病情变化随诊；共产生医疗费5744.82元。魏春英在住院期间由其儿子护理。事故发生后，王付马向魏春英赔付了医疗费3000元，没有赔付其费用，为此魏春英诉至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另查明，魏春英事故发生前在长春市南关区魏氏汽车配件商店经营汽车配件批发零售，是个体工商户，其营业执照有效期自2010年12月8日至2014年12月7日。桂桂Ｅ×××××牌江淮牌小型普通客车的所有人为盛邦公司，事故发生时王付马是盛邦公司的员工。桂桂Ｅ×××××牌江淮牌小型普通客车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市银海支公司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l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保险期间为2013年7月25日至2014年7月24日。魏春英于2016年4月9日与该保险公司达成了和解协议，保险公司已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赔偿120200元给魏春英（其中医疗赔偿限额l万元，死亡伤残赔偿l10000元，财产损失限额赔偿2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l.王付马与盛邦公司应如何承担赔偿责任；2.魏春英请求的各项费用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
依据。
春英请求的各项费用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该院认为，对于魏春英与王付马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付马负全部责任，魏春英无责任。王付马的过错是造成魏春英人身及财产损害的原因，应由王付马对魏春英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盛邦公司系桂桂Ｅ×××××小型普通客车的车主，王付马是盛邦公司的员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王付马是盛邦公司的员工，其在工作时间驾驶盛邦公司的车辆外出造成交通事故，可以推定其是在从事雇佣活动，盛邦公司辩称王付马是擅自使用车辆，应由其承担全部责任，但盛邦公司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实，且王付马没有驾驶证，不具备驾驶小型普通客车的资格，盛邦公司作为雇主，在雇佣工作期间没有尽到管理与监督的职责，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王付马不具备驾驶资格，在驾驶车辆致人损害后逃逸，具有重大过错，应当与盛邦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桂桂Ｅ×××××小型普通客车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市银海支公司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对于原告因此次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首先应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予以赔付，现保险公司已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赔付完毕，则不足部份由被告盛邦公司承担，王付马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要求两被告承担赔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该院认为，本案中，魏春英应获得的赔偿为：医疗费，根据票据确定为43105.68元，魏春英主张的药费435元，因其提供的票据不是正式的发票，对该费用该院不予支持，王付马辩称部份医疗费与本案交通事故无关，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反驳，对其辩解该院不予采纳；护理费，魏春英的住院时间为60天，参照《2015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年平均工资38741元计算1人，护理费为6368元（38741元÷365天×60天=636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参照《2015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规定的每天100元计算60天，即6000元；误工费，魏春英从事批发零售业，门诊及住院治疗时间共计70天，医嘱全休2个月，误工时间130天，魏春英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因伤残持续误工，其主张误工时间计算至定残前一日，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参照《2015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批发和零售业年平均工资43432元计算，误工费为l5469元（43432元÷365天×l30天=15469元）；残疾赔偿金，魏春英是农村户口，但在城镇生活一年以上，参照《2015年度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城镇居民人均年纯收入24669元计算，则为l48014元（24669元×20年×30％=148014元）；交通费，魏春英未能提供相应票据，根据魏春英的伤情及治疗情况，其主张3000元应属合理，予以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魏春英的伤残程度，该院酌情确定为15000元；营养费因没有医嘱，该院不予支持；修理费根据票据确定为200元；清洁费，没有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上述费用合计237156元，扣除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市银海支公司已赔付的120200元，余下ll6956元由盛邦公司承担，王付马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魏春英要求赔偿的上述费用数额中，超出该院确认的数额部分，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
条、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北海盛邦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ll6956元给原告魏春英，被告王付马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驳回原告魏春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74元，鉴定费1500元，合计3674元，由两被告承担3160元，原告承担514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盛邦公司向本院提供以下新证据：1.上诉人盛邦公司于2014年1月29日发出的一份《通知》；2.上诉人盛邦公司2014年1月至4月工资发放表共22页；3.上诉人盛邦公司在中国银行北海市北部湾东路支行开设的单位人民币活期基本帐户存款单及开户许可证各一份。三组证据均证实王付马于本案事故发生时已被公司开除，不是盛邦公司的员工。被上诉人魏春英对该三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形式没有异议，但该通知王付马是否收到、是否生效无法确定；证据2、3不是盛邦公司原始工资表，工资表应该有员工亲笔签字确认签领，盛邦公司提供的这些证据可以临时单方制作，不具真实性，而且证据3是2015年、2016年的银行流水帐，不能证实2014年事故发生时的情况。上诉人王付马对该三组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是伪造的，其本人从来没见过该通知；证据2、3也是伪造的，这些工资表公司可以随便制造盖章，都不是真实的，同意魏春英的质证意见。
造盖章，都不是真实的，同意魏春英的质证意见。上诉人王付马向本院提供以下新证据：1.荣誉证书四份；2.中国工商银行薪金卡一张；3.三份借记卡号为662×××91帐户历史明细清单。三组证据均证实王付马于本案事发时是盛邦公司的员工。上诉人盛帮公司对该三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记不清楚，证据2、3无法确认是盛邦公司发放的工资。被上诉人魏春英对该三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
二审期间，上诉人盛邦公司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有以下异议：1.魏春英于2014年7月30日、31日在天津市天津医院治疗产生的医疗费1285.53元、2014年9月1日至9月18日在吉林省中医院住院治疗产生的医疗费14672.81元、2015年3月30日在吉林大学第三医院治疗产生的医疗费86元、2015年10月10日至11月4日在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住院治疗产生的医疗费5744.82元，这四笔医疗费用与本案交通事故造成魏春英的损伤没有关系，不属于被赔偿的范围；2.一审认定魏春英发生事故时系从事汽车配件商店经营汽车配件批发零售的个体工商户不属实；3.一审认定王付马事发时是盛邦公司的员工不属实。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
上诉人王付马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有以下异议：同意盛邦公司对一审查明事实的第1、2点意见，但王付马当时是盛邦公司的员工。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
被上诉人魏春英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
本院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对各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上诉人盛帮公司主张与王付马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并于二审提供三组证据以证实其主张。上诉人王付马否认了盛邦公司该说法，也于二审提供了三组证据反驳盛邦公司的主张。本院认为，盛邦公司提供的证据1通知王付马否认收到，盛邦公司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王付马已经收到，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系公司单方制作，也没有公司员工亲笔签字确认，不能作为原始证据采信；证据3虽具有真实性，但该证据只反映出上诉人盛邦公司于2015年、2016年开立基本存款帐户的情况，而本案事故发生在2014年，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上诉人王付马提供的三组证据，盛邦公司未能进行反证，本院采信为定案证据使用。故本院对本案事发时王付马系盛邦公司员工的事实予以确认，且王付马系在从事公司业务时发生了本案交通事故。
综合诉辩各方的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归纳为：1.上诉人盛邦公司与上诉人王付马应否于本案中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被上诉人魏春英请求的医疗费、护理费有无事实与法律依据；3.一审法院准许被上诉人魏春英撤回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市银海支公司的起诉以及一审未中止审理本案是否程序违法。
关于第1个争议焦点，即上诉人盛邦公司与上诉人王付马应否于本案中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
本院认为，上诉人盛邦公司否认与上诉人王付马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主张其于本案不应该与王付马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诉人王付马主张与盛邦公司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但本案中其只应承担10%的赔偿责任，且不应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二审进一步查明的事实，两上诉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王付马系在从事公司业务时发生了本案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其存在逃逸行为，且王付马属无证驾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据此，本案中，盛邦公司应对魏春英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王付马无证驾驶，且出事后有逃逸行为，存在重大过错，应依法与盛邦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所以两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2个争议焦点，即被上诉人魏春英请求的医疗费、护理费有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的问题。
求的医疗费、护理费有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盛邦公司上诉主张被上诉人魏春英在住院期间的治疗包括右××脊柱退行性变，股××颈××而××治疗与涉案交通事故给魏春英造成的伤病治疗无关，对于该部分的医疗费、护理费以及住院期限等应当予以扣除。鉴于盛邦公司对自已的主张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一审
关于第3个争议焦点，即一审法院准许被上诉人魏春英撤回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市银海支公司的起诉以及一审未中止审理本案是否程序违法的问题。
诉以及一审未中止审理本案是否程序违法的问题。本院认为，肇事车辆桂桂Ｅ×××××牌江淮牌小型普通客车只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市银海支公司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并没有购买商业第三者险。该保险公司已就其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的赔偿责任与被上诉人魏春英达成协议，并没有损害其他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一审法院准许魏春英撤回上诉，并没有违反法律程序。上诉人盛邦公司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盛邦公司还主张一审判决超出魏春英诉请也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因为，被上诉人魏春英一审的诉讼请求就是要求两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连带赔偿责任并没有第一责任人与第二责任人的区分，一审法院根据法律的规定判决盛邦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王付马承担连带责任合法有据，盛邦公司该上诉主张亦不能成立。至于盛邦公司主张王付马私自盗窃公司车辆而造成本案侵权事故的发生，王付马的行为涉嫌犯罪，本案应该中止审理，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等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恢复审理，因上诉人盛邦公司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实体处理均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盛邦公司与上诉人王付马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74元，由上诉人北海盛邦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王付马各负担1087元（二审受理费两上诉人均已预交，本院各退还108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汪海敏
审判员 张意凤
审判员 周润生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五日
书记员 龙新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