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7民终423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方达炜，男，1985年6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西省弋阳县。现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倩，浙江哲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松，男，1983年10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区。现住浙江省义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国良，浙江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兴科，男，1988年7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现住浙江省义乌市。
上诉人方达炜因与被上诉人刘松、李兴科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6）浙0782民初69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方达炜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二、本案诉讼费用由刘松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弋飞公司与方达炜签订的租赁合同之权利义务不及于刘松错误。合同的相对性规定合同只对缔约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签订本合同时，弋飞公司具有租赁汽车的资质，且签订时并未向润达公司表明弋非公司与刘松之间的关系，签订的租赁合同上没有刘松的签名只有弋飞公司及润达公司负责人的签名，因此不能认为刘松有权就租赁合同向润达公司主张。2、本案刘松是以租赁合同请求立案但以返还原物的侵权主张，其审理法律关系基础为物权法及侵权之内容，而非合同法。刘松应当向其所有物的实际占有人叶余诉侵权责任，而非润达公司主张权利权。3、一审有关“涉案车辆目前下落不明，无法返还原物，也无法对原物价值委托鉴定”的认定存在前后矛盾。一审先认定车辆确已灭失，但又认为“下落不明”，对于车辆是否返还能找到尚未明确，不能认定润达公司应进行赔偿。2016年9月27日义乌刑侦大队电话通知了方达炜，车辆实际占有人叶余因在福建涉合同诈骗案，已被公安机关采取了强制措施。义乌刑侦大队正在联系福建，需要实际车主刘松配合，因此车辆可以找回。一审在未查明是否确实灭失的情况下作出裁判是不当的。假如涉案车辆确实灭失，但该车辆的同型号车辆市场价格仍然可以确定，而一审法院仅以刘松购买的二手车价格来推定涉案车辆灭失时的价值没有法律依据，属违法认定。4、本案中，刘松特意购买车辆进行出租获利，其却在购置车辆后未依法申请办理营运手续而实际将车辆交由租赁公司进行出租，其对自己的行为本身存在过错和对车辆给其他不确定不熟悉的陌生人使用可能存在灭失的风险必然是明知的。刘松与弋飞公司签订的委托协议中也明确约定了车辆的灭失出租人只承担10%的责任，应当认定刘松存在甘冒风险的行为，车辆的灭失也存在过错，应当减轻赔偿责任。
方达炜二审辩称，1、关于合同相对性问题，根据合同法第402、403条规定，本案不适用合同相对性的规定，而应该根据上述法条的规定按本案事实进行裁判。本案中弋飞公司和方达炜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作为承租方的方达炜是无权将车辆进行转租的，因此方达炜存在过错。合同法第224条关于租赁合同的约定，承租人转租第三人对租赁物造成损失的，承租人应该赔偿损失。本案中方达炜因为私自转租保管不善造成租赁物毁灭、毁损，应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此方达炜应该向弋飞公司依据合同的约定赔偿涉案车辆的全部损失。而刘松和弋飞公司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刘松可以行使受托人弋飞公司对方达炜的权利。因此，刘松可以行使向方达炜主张赔偿的权利。2、关于涉案车辆价值的认定。在义乌公安局刑侦大队的笔录，方达炜报案时明确声称涉案车辆价值13、14万左右，而结合一审中提交的二手车买卖合同及过户转让的依据，可以明确当时二手车价值是13万元。一审法院结合车辆使用的情况，综合认定价值为13万的90%即117000元，合理合法，也符合一般的社会常识和常理。3、方达炜上诉提出的刘松特意购买车辆进行租赁从中获利不是事实。如果方达炜承租后进行了妥善的保管，没有私自进行转租，而涉案车辆也不会丢失。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兴科二审辩称，方达炜将汽车租赁公司转让我之前，我未接受任何资产。公司在2016年1月13日在办理注销登记前已做清算。请求驳回上诉。
刘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两被告返还原告起亚牌K5浙Ｇ×××××汽车一辆（发动机号BS232057，车架号LJDKAA246C0037245）；若不能返还，则赔偿原告损失13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17日，原告通过二手车市场向案外人胡赛因购得起亚牌小型轿车一辆，发动机号BS232057，车架号LJDKAA246C0037245，车牌号浙Ｇ×××××，转让价130000元。次日，车辆办理了过户登记，车牌号变更为浙Ｇ×××××。2015年4月10日，原告与弋飞公司签订《代管协议书》，约定原告将其所有的上述车辆委托弋飞公司代为管理（出租），代管期限自2015年4月10日至2016年2月10日止，管理服务费按每日出车的15%计算；如果车辆被骗，弋飞公司将尽全力配合并协助原告寻找车辆，车主为事情的最后承担者，车辆被骗一年内没有找回的，弋飞公司最高承担车辆现折价的10%。2015年7月12日，弋飞公司与被告方达炜签订《弋飞汽车租赁合同》，约定弋飞公司将上述车辆租赁给被告方达炜，租赁期限自2015年7月12日20时57分开始，租金为人民币每日260元。同时约定，被告方达炜在租赁期间，应妥善保管租赁车辆，若发生被骗或失窃，应及时报案，弋飞公司一切费用和损失由被告方达炜承担；若失窃车辆在公安部门的查找下，还不能追回，被告方达炜应承担车辆总价的赔偿责任。同日，被告方达炜经营的润达公司与案外人叶余签订《润达汽车租赁合同》，约定润达公司将涉案车辆转租给叶余，租赁期限自2015年7月12日20时45分开始，租金为人民币每日300元。2015年7月15日，被告方达炜向义乌市公安局报案，称涉案车辆被骗，义乌市公安局于次日受理该案。目前，涉案车辆下落不明。另查明，润达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方达炜，公司注册资本3万元。2015年7月20日，被告方达炜将润达公司转让给被告李兴科，同年7月28日办理了变更登记。2015年11月23日，润达公司经股东会决议解散。2016年1月13日，润达公司办理了注销登记。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刘松与弋飞公司系委托合同关系，弋飞公司与被告方达炜系租赁合同关系。承租人应当妥善保管租赁物，因保管不善造成租赁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此，被告方达炜应当向弋飞公司承担车辆灭失的损害赔偿责任。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因此，原告可以行使弋飞公司对被告方达炜的赔偿权利。弋飞公司系与被告方达炜而非润达公司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原告向润达公司的受让人即被告李兴科主张赔偿权利，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涉案车辆目前下落不明，无法返还原物，也无法对原物价值委托鉴定，根据涉案车辆的使用情况和期限，该院酌定其于2015年7月15日灭失时的价值为原告于2015年3月17日购买时的价值的90%，即117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二条、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方达炜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刘松损害赔偿款117000元。二、驳回原告刘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50元，由被告方达炜负担1320元、原告刘松负担130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对于刘松和弋飞公司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上诉人方达炜并无异议，一审法院认定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受托人以自己名义与第三人签订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本案中，涉案车辆由弋飞公司出租给方达炜，方达炜再将车辆出租给他人，现车辆下落不明且无法找回，刘松基于其和弋飞公司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以及弋飞公司和方达炜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有权向方达炜主张权利，要求赔偿损失。二审中，刘松明确向方达炜主张赔偿权利后放弃对涉案车辆的所有权的主张，原审根据涉案车辆的使用情况和期限等因素酌定灭失时价值为117000元并据此判决方达炜予以赔偿并无不当。至于方达炜上诉主张的刘松未办理营运手续而将涉案车辆用于出租经营的问题，该情形属于政府职能部门管理的范围，不属于法院民事案件管辖的范畴，也不能因此减轻其责任。
综上所述，方达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40元，由上诉人方达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玲玲
审 判 员 叶金龙
代理审判员 盛 伟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代书 记员 施金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