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南川法民初字第04516号
原告郑泽书，男，1962年2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南川区。
委托代理人谭众书、张春梅，重庆春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市南川区春阳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川区水江镇石茂村，组织机构代码20870146-3。
法定代表人周明生，该公司经理。
被告郑敏行，男，1967年6月1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南川区。
委托代理人邓全芳，男，1965年8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南川区。
原告郑泽书与被告重庆市南川区春阳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春阳煤业）、郑敏行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9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秦先俊独任审判，分别于2015年10月22日、2015年11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原告郑泽书以及委托代理人谭众书、张春梅，被告重庆市南川区春阳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双茂煤矿（以下简称双茂煤矿）委托代理人赵大坤，被告郑敏行委托代理人邓全芳到庭参加了诉讼。因重庆市南川区春阳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双茂煤矿于同年9月17日被注销，本院依法将被告双茂煤矿变更为被告春阳煤业。第二次庭审，原告郑泽书以及委托代理人谭众书、张春梅，被告郑敏行以及委托代理人邓全芳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重庆市南川区春阳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郑泽书诉称，双茂煤矿原系郑敏行个人出资的采矿企业，我于2004年到该矿从事地面管理工作，其中2010年月工资为3000元；2011年月工资为4000元；2013年之后的月工资标准为5000元。我在被告单位工作期间，被告在2010年拖欠我3—12月工资27000元；在2011年拖欠我5—9月的工资16000元；在2012年7—11月拖欠我工资20000元；在2013年6—12月拖欠我工资35000元；在2014年1—12月拖欠我工资60000元；在2015年1—5月拖欠我工资25000元，前述共计183000元。2015年1月7日，郑敏行将双茂煤矿整体转让给了瞿华银，后因经营不善向政府申请关闭，在清理拖欠职工工资时瞿华银对原告应获得的劳动报酬不予认可，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的劳动报酬183000元。
双茂煤矿在第一次庭审中辩称，一、双茂煤矿是春阳煤业有的一个分支机构，而不是郑敏行个人所有。二、原告陈述的欠薪事实是不属实的。首先，双茂煤矿是在2009年才整合的，整合之前工资是处理好了的，2009年之前的欠薪都不算。其次，双茂煤矿承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但认为应当从双茂煤矿提供的工资表来看原告的工作年限，具体是否下欠原告工资，以及欠薪的月份和工资标准。在2014年7月停产后至2015年5月关闭之间的工资已经足额的发放，本案的定案依据应该是由双茂煤矿提交的工资表为准。根据工资表煤矿只下差郑泽书2014年3、4、5、7月这几个月的工资，并且郑泽书每月工资标准只有3000元。三、2015年1月煤矿整体转让给瞿华银时，并不知有财务章专用章，郑敏行也没有移交财务专用章。2015年5月煤矿关闭后，煤矿对职工进行了清理和处置，但没有授权郑敏行处理工人的相关职责，所以欠薪证明不具有证据三性。四、原告诉称的复训费、学习费原告应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实。五、被告郑敏行向原告出具的欠薪证明属于恶意诉讼目的是串通骗取煤矿资金，损害煤矿的利益的行为。
被告郑敏行则辩称，其是2015年1月7日转让的煤矿，“欠薪工资”上记载的是该日以前所欠的工资，其当时为煤矿的负责人，有权利出证明，故，双茂煤矿拖欠原告的工资属实。2014年7月停产后，原告仍然在负责厂里的相关事务，所以停产后的工资仍然计算的。而在2015年被告将煤矿转给瞿华银后一直没有正式办理移交，原告仍然在管理厂内事务，故2015年1-5月的工资也应该支付而没有支付。并且被告与瞿华银等人签订的的煤矿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中约定了煤矿的会计等事务还是由其管理，其有权管理财务章。郑敏行还辩称其已将煤矿整体转让，按法律规定受让煤矿不仅应当继续履行原有劳动合同，必须以实际经营者的身份，对转让前所拖欠的工资承担偿付责任，原告的工资应由双茂煤矿承担支付义务。
被告春阳煤业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没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经审理查明，原告于在煤矿关闭前在双茂煤矿从事地面管理工作。双茂煤矿原工商登记的负责人为郑敏行，2014年7月已经停产。被告郑敏行于2015年1月7日与瞿华银签订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将双茂煤矿的所有资源型资产和资产型资产转让给瞿华银，并将煤矿负责人变更为瞿华银。《双茂煤矿产权转让协议》中转让人（甲方）郑敏行，受让人（乙方）瞿华银，协议第四条：“债权债务：1.截止2015年1月7日之前，甲方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债权债务，包括社会保险费用、职工工资、税费等概由甲方自行承担，因甲方未及时清偿债权债务给乙方造成损失的，乙方有权以应支付给甲方的48万元作为支付保证。该款不足以清偿甲方所负债务的，乙方有权继续向甲方追偿。2.甲方在转让之前的在册职工全部由乙方接收安置，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险关系延续。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自行负责。”2015年5月29日，甲方双茂煤矿与乙方瞿华银等九人签订补充协议，协议第三条约定“双茂煤矿在瞿华银经营期间，所有经营收入打入本厂出纳李毅账户控制，生产时所需资金由瞿华银签字后支付，经营所产生的剩余资金由郑敏行签字后方能支付。”第五条约定“双茂煤矿会计、采购、生产矿长、煤坪由郑敏行安排人员负责。”第八条：“如瞿华银在经营双茂煤矿期间以收回投资款749.5万元后无条件归还给郑敏行。”第九条：“已付郑敏行的749.5万元是由以下组成：1.瞿华银150万元·····备注：一、以上全部借款由双茂煤矿关闭基金支付，如不足按比例分配，下差部分由郑敏行负责。·····”甲方签字处为郑敏行，乙方签字处为瞿华银等九人。2015年5月31日，双茂煤矿依政策正式封井关闭。2015年7月15日，被告郑敏行向本案原告出具欠薪证明，落款有郑敏行亲笔签字，并盖有双茂煤矿的财务专用章，欠薪证明载明拖欠工资以及其他费用情况：2010年3—11月工资27000元（3000元／月×9个月）；2011年5—8月工资16000元（4000元／月×4个月）；2012年7—11月工资20000元（4000元／月×5个月）；2013年6—12月工资35000元（5000元／月×7个月）；2014年1—12月工资60000元（5000元／月×12个月）；2015年1—5月工资25000元（5000元／月×5个月）。前述共计183000元。
在第一次庭审结束后，双茂煤矿提供了其核实的工资发放情况，认为其是2014年3、4、5、7共计4个月未发工资，每月工资标准3000元，欠原告的工资合计12000元。
另查明，双茂煤矿系春阳煤业的分公司，是其下设的机构，已于2015年9月17日注销。故，本庭将被告双茂煤矿变更为春阳煤业。春阳煤业法定代表人为周明生，公司登记股东为韦会兵和郑敏行，前者出资比例为23.60％，后者为76.40％。
再查明，重庆市南川区春阳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双茂煤矿财务专用章经我院工作人员依职权到公安机关核实后，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出具了证明一份，证明了该章“于2011年10月8日经由我局批准刻制，情况属实”。
双茂煤矿在第一次庭审中提供了2009年至2014年的记账凭证和工资发放册，记账凭证载明地面管理人员工资，工资发放册由基本工资、工资合计、实得工资、实发金额等组成，后盖章栏有职工签字。制表人为李常模。双茂煤矿提供该证据证明原告的工作年限、工资标准及所下欠的金额。2013、2014的工资发放册有双茂煤矿的公章，其余没有。双茂煤矿提供工资发放册的年月有：2009年2－3月、5－12月；2010年1－2月、2010年3月（没有地面管理干部的工资表）、2010年4－6月；2011年12年；2012年1－9月；2013年1月、2013年3－12；2014年1月、2014年2－4月、2014年5月和7月（均没有地面管理干部的工资表）。其余年月双茂煤矿表明是停工停产期间，并没有发放工资，但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佐证。根据记账凭证和工资发放册，2009年2－3月、5－12月、2010年1－6月、2011年12月、2012年1－2月工资表中均没有郑泽书的名字。2012年3－5月、7-9月郑泽书基本工资1200－2300元不等，盖章栏有郑泽书签字，但郑泽书在2012年工资表记载为双茂煤矿矿下职工，工资由基本工资、附加工资、出勤天数和实得工资组成。2013年1月、2013年3－12月、2014年1、2月的工资表有郑泽书的名字，工资标准1000-3000不等，且工资发放册盖章栏处有郑泽书签字。2013年起郑泽书工资表载为双茂煤矿管理干部、地面人员。原告对记账凭证和工资发放册的三性均不予认可，对工资表上的签名表示有的是本人签的有的不是，但并不申请鉴定。原告还认为，双茂煤矿举示的工资表载明的工资与原告从事的煤矿高级管理工作的工资实际收入存在明显差别，且被告不能提供劳动合同和工资制度等佐证。被告郑敏行对记账凭证和工资发放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表明上面载明的只是基本工资，实发的不止这么多，管理干部的工资是到其本人处领取的现金，领取了后会去会计处签字，至于记账凭证和工资发放册上的字是不是原告签的他并不清楚。
庭审过程中，经本院依法释明虚假诉讼的法律风险，原告与被告郑敏行当庭表示无异议，并自愿签订了《当事人据实陈述保证书》，承诺对以上陈述承担法律责任，如有虚假陈述愿意接受处罚。
在开庭前承办人依法向春阳煤业的法人周明生调取了笔录，周明生负责管理春阳煤业下设另一煤矿多年。他表示，他管理的煤矿副矿长级别的工资大概是6000－8000左右，矿长、总工一般是8000－12000之间，一般总工还高些。发工资一般都是发现金，以工资表签字为准，但是工资表上的金额和实际领的工资金额不一样，实际领的工资金额要高很多，但是签了字就表示那个月就代表他领了当月工资。如果没领工资的月份要不就是做了工资表没签字，要不就没有造那个月的工资表。停产、停工期间要留一部分人值班，值班的人是有工资的。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欠薪证明，双茂煤矿提供的记账凭证和工资发放册，被告郑敏行提供的《重庆市南川区春阳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双茂煤矿产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原告、被告郑敏行签订的《当事人据实陈述保证书》及双方当事人陈述，本院依法向春阳煤业的法人周明生调取的笔录等，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已经庭审质证和本院审查，其证明力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原告在煤矿关闭前系双茂煤矿的职工，双茂煤矿对拖欠原告的工资依法负有支付义务。但因双茂煤矿系春阳煤业有限责任的分公司，是其下设的机构，已于2015年9月17日注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的规定，故，原告郑泽书请求由春阳煤业支付其劳动报酬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因原告系与双茂煤矿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与郑敏行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劳动关系，郑敏行并非本案劳动关系的用工主体，不应当对双茂煤矿下欠的劳动报酬承担民事责任，故，对原告郑泽书要求被告郑敏行支付其劳动报酬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春阳煤业所下欠的具体工资等费用的问题。对于所下欠的具体工资等费用原告郑泽书提供了欠薪证明。而2015年1月以前，郑敏行作为双茂煤矿的负责人，其对管理干部的劳动关系情况和工资发放情况应当是比较清楚的，且在2015年5月29签订的补充协议中也明确约定会计等事务仍然由郑敏行负责，欠薪证明中所盖的双茂煤矿的财务专用章经核实也并非是私自雕刻的，至于双茂煤矿否认财务专用章的存在，却没有举示证据佐证，故，欠薪证明具有一定的证明效力。双茂煤矿在第一次庭审中提出了应以工资表载明为准来确认原告的工作年限以及下欠的具体金额。其提供的工资表中有原告的签字确认，且郑敏行作为前业主对工资表的真实性也予以认可。综合全案情况来看，根据民事诉讼中的事实认定标准优势证据原则，双茂煤矿提供的工资发放册载明的工资发放情况更有证明力。而工资发放册上记载的工资标准与煤矿的高级管理工作人员工资不相符，且郑敏行和春阳煤业的法人周明生都表明工资册上的工资低于实际领取工资，欠薪证明中载明的工资标准也没有明显高于周边煤矿的工资标准。故，对于双茂煤矿提供了工资发放册上有原告签字确认的月份，本院认定原告已经领取了当月的工资。对于2015年以前双茂煤矿未能提供工资发放册或者发放册上未签字的月份工资，或者未能提供相反证据的部分，采纳原告所提供的欠薪证明上所载明的欠薪情况。而2015年双茂煤矿已经转让给现任业主瞿华银，郑敏行也一直强调其对转让前下欠管理干部工资情况当然了解，加之双茂煤矿现任负责人瞿华银对郑敏行出具欠薪证明中载明2015年下欠郑泽书工资的事实不予认可，而原告也并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故，原告以郑敏行出具的欠薪证明来证明双茂煤矿下欠其2015年工资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可。经对双茂煤矿提供的工资发放册核实，2012年7－9月；2013年6－12月、2014年1-2月，以上月份工资发放册盖章栏处有郑泽书签字确认，本院确认以上月份原告已经领取了工资。据此，被告春阳煤业拖欠原告的工资以及其他费用认定为：2010年3—11月工资27000元（3000元／月×9个月）；2011年5—8月工资16000元（4000元／月×4个月）；2012年10—11月工资8000元（4000元／月×2个月）；2014年3—12月工资50000元（5000元／月×10个月）。前述共计101000元。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重庆市南川区春阳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郑泽书支付下欠劳动报酬101000元。
二、驳回原告郑泽书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已预交），减半收取5元，由重庆市南川区春阳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同时，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0元，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受理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
代理审判员 秦先俊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谭丽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