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桂民四终字第3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孙保霖，台湾地区居民。
委托代理人：苏达池，广西众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徐仪。
上诉人孙保霖因与被上诉人徐仪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贺民三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3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保霖的委托代理人苏达池，被上诉人徐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孙保霖一审诉称：1998年3月31日，徐仪与广西昭平县马江镇、古袍镇人民政府签订《九十九顶林场承包开发合同》，取得了昭平县九十九顶林场承包经营权。2004年9月1日，徐仪与孙保霖签订《协议书》及《关于合作经营昭平县九十九顶林场协议书》，约定：双方以昭平县九十九顶林场作为基地，由孙保霖出资美金21万元成立合资企业“达峰林木开发有限公司”，并由孙保霖出资开发经营该林场，合作开发的纯利润按徐仪占4成，孙保霖占6成的比例分配。同时，徐仪将该林地上的林木开发经营权，以23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孙保霖。2006年10月22日，徐仪以孙保霖未按约定向其支付山根款为由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协议书》及《关于合作经营昭平县九十九顶林场协议书》，2008年7月1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下称广西高院）作出（2008）桂民四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认定双方之间不构成根本违约，《协议书》及《关于合作经营昭平县九十九顶林场协议书》合法有效，驳回徐仪的诉讼请求。根据广西高院（2008）桂民四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可知：徐仪应当履行合同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协助孙保霖注册合资企业，协助孙保霖将林权登记在双方所注册的合资企业名下等等。同时，根据《合同法》关于先后履行义务的原则，孙保霖愿意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孙保霖也多次以书面形式要求徐仪履行协议，但均未达成一致意见，也未形成有效解决双方分歧的方案。综上，请求判令：徐仪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及《关于合作经营昭平县九十九顶林场协议书》；诉讼费由徐仪承担。
被上诉人徐仪一审答辩并反诉称：一、双方不可能再履行2004年9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首先，双方签订协议后，孙保霖存在严重的违约行为，没有依约将注册资金21万美元注入昭平达峰林业开发公司，没有支付剩余的180多万元山根款，不对其砍伐的林地进行补种，而且还从公司消失，无法联系，导致达峰公司瘫痪后被吊销营业执照。在广西高院作出（2008）桂民四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后，徐仪从2008年12月起至2009年7月先后5次发信给孙保霖，但孙保霖拒不回林场商谈合作事宜，也不履行合同义务。在此情况下，徐仪只能自己筹借资金，通过与马江镇政府签订补充协议，增加30多万元承包款给政府，才得以继续履行承包合同。而孙保霖却在2010年3月20日向法院提出诉讼，起诉徐仪侵害其权益，不断将双方关系恶化，双方已没有继续合作的可能。其次，根据协议书的违约条款，如果一方不履行协议义务严重影响生产经营或者无法达到经营目的，可以解除合同。由于孙保霖十年来一直违约，符合解除合同的条件。最后，双方签订的是合作协议，由于彼此之间没有信任，也没有合作的诚意，不可能继续合作；二、孙保霖起诉请求徐仪协助其注册合资企业，而合资企业由于孙保霖没有注入资金，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在广西高院判决之后，孙保霖也没有重新办理工商执照和注入注册资金。办理合资企业是孙保霖的义务，徐仪没有任何义务办理，所以其请求徐仪办理没有法律和合同依据；三、孙保霖主张将林权登记在合资企业名下没有依据。其一，该公司已经吊销；其二，孙保霖只对林场有经营权，对林木没有经营权；其三，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只是徐仪提供林地合作种速生桉。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孙保霖的诉讼请求，并判决：解除双方于2004年9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及《关于合作经营昭平县九十九顶林场协议书》，终止双方基于以上两份协议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孙保霖赔偿徐仪经济损失40万元。
孙保霖针对徐仪的反诉答辩称：一、徐仪反诉要求解除合同的法定条件不足。首先，广西高院（2008）桂民四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已经阐明，不按时缴纳山根款属于一般违约，对整个林场的经营生产及经营目的不构成根本影响，没有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不构成根本违约。其次，徐仪已经实现山根款的合同目的，其已经砍伐价值不低于5000万元的林木，早已实现了230万元山根款的合同目的。最后，双方之间的纠纷对最终实现合作开发经营林场的合同目的没有产生根本影响。虽然双方存在各种纠纷，时间也被耽误了10年之久，但剩下的34年足以开发经营林场，能够实现双方开发经营林场的目，徐仪无权行使法定解除权。二、徐仪要求赔偿其经济损失的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双方是相互违约，均有损失。徐仪通过擅自砍伐林木，已实现其山根款的合同目的，应将多出部分返还给孙保霖。三、徐仪应当全面履行协助孙保霖合作开发经营林场的义务，成立合作开发经营林场的公司，交付合作开发经营林场的各项权利等。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8年3月31日，徐仪与昭平县马江镇人民政府和昭平县古袍镇人民政府签订了《九十九顶林场承包开发合同》，约定甲方（昭平县马江镇人民政府和昭平县古袍镇人民政府）将面积1770公顷的九十九顶林场的土地和现有的林木发包给乙方（徐仪）经营管理，承包期限为伍拾年；承包前原有可砍伐的林木由乙方按有关规定砍伐，调运，销售；乙方向甲方交纳山根款的林木由乙方负责经营管理，砍伐部分（包括纸材、正规材）检尺结清每立方米贰拾元山根款；砍伐时间八年，从1998年11月起至2006年10月底止。
2004年9月1日，孙保霖（乙方）与徐仪（甲方）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以甲方承包的九十九顶林场为合作的基地，乙方负责出资21万美元，负责成立合资企业进行开发合作造林。乙方负责开发林场造林的一切费用。以砍一片，造林一片为原则，甲方同意四年内将现有林木的开发权利及所得归乙方所有（除现有八角林区约200多亩归甲方经营管理其所得归甲方所有，直至承包开发合同期满），乙方向甲方支付山根款人民币230万元且分三年付清。付款方式为：1、签约时付人民币10万整；2、2004年10月3l日付25万元；3、2004年12月31日付25万元；4、2005年2月20日付15万元；5、2005年6月30日付3O万元；6、2005年10月30日付20万元；7、2005年12月31日付35万元；8、2006年9月30日付清75万元。在开发后造速生丰产林，所得利润除去成本、税款、员工工资等后，按甲方：徐仪40％，乙方：孙保霖60％的比例分配。双方合作期限为44年，从2004年9月1日起至2048年8月31日止。徐仪、孙保霖分别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并加盖了广西昭平县九十九顶林场和广西南宁尚壹活性有机肥有限公司的公章。同日，孙保霖（乙方）与徐仪（甲方）还签有一份《关于合作经营昭平县九十九顶林场协议书》，此协议书中除了没有约定乙方需向甲方支付山根款人民币230万元、付款方式及将现有八角林区约200多亩归甲方经营管理其所得归甲方所有，直至承包开发合同期满的事项外，其他的合作经管的范围、合作期满财产处理、协议的修改、变动和解除、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法等约定均与前一份协议书的内容基本相同。此份协议也有双方当事人的亲笔签名。孙保霖从2004年7月11日起分19次，向徐仪的个人帐号付款共计435900元。徐仪认可已经收到孙保霖向其支付的山根款为436800元。2004年和2005年，孙保霖在林场内砍伐林木1000多立方米。孙保霖砍伐林木后，未对已砍伐的林地进行补种。
2006年10月22日，徐仪以孙保霖未按约定向其支付山根款1863200元等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并终止《协议书》及《关于合作经营昭平县九十九顶林场协议书》。2008年7月18日，广西高院作出（2008）桂民四终字第2号终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孙保霖）未注入资金及未补种林木的行为均不构成违约，而上诉人（孙保霖）未按约定时间支付山根款影响的只是被上诉人（徐仪）未能按合同约定及时收取山根款，对合资企业经营生产及经营目的不构成根本影响，被上诉人（徐仪）无权行使约定的合同解除权及法定解除权。但上诉人（孙保霖）未按约定支付山根款的行为构成违约，被上诉人（徐仪）可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在上述判决生效后，孙保霖至今未向徐仪支付剩余1863200元山根款，也未向徐仪支付过其他款项。
2008年7月21日，因不按规定参加2006年企业年度检验，广西昭平达峰林业开发有限公司被贺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2008年12月2日，徐仪向孙保霖、廖香君发函，主要内容为“由于没有参加年审，广西昭平达峰林业开发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已被吊销，请你们立即来梧州与我会面，商议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我们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把公司办下去，这就需要你们亲自来办理有关恢复执照的手续，同时按原来协议的规定，投入相应资金，砍伐林木及造林……”。2008年12月7日，孙保霖复函，主要内容为“根据广西高院作出的（2008）桂民四终字第2号终审判决，本人未按约定汇入注册资金是你不配合办理外汇登记证所致，我不构成违约……现你应按终审判决及协议履行为我办理齐全各种相关手续，以便开展正常的经营活动。鉴于存在以上法律事实，特向你提出先履行合同之抗辩，在收到此函后15日内配合办好外汇登记证并将合法有效的砍伐林木手续和炼山许可手续送达本人，尔后本人会亲自或委托有关人士到工商部门申请重新恢复达峰公司营业执照的手续……”。2009年1月20日，徐仪向孙保霖发函，主要内容为“经本人交涉，与有关部门理顺了关系，得到了林木砍伐许可批准，清山、炼山手续可以同步或跟随申请……由于指标的时限性，所以你方应在指标下放前做好进场准备工作，我方会依法按照有关规定予以配合……”。2009年3月4日，徐仪向孙保霖发函，主要内容为“就合作提出的要求我予以配合的具体事宜，答复如下：你先写好或打印完毕办理外汇登记证的申请书和材料，交由我盖九十九顶林场印章和签名，否则我无法配合。请您尽快到工商机关等部门办理达峰林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恢复手续，或重新联系申请注册登记，砍伐手续的申请正在办理之中，领取批准砍伐林木手续必须支付相关费用。请你做好一切准备，包括资金、人员到位等等，为方便日后业务联系，请你指定一个可随时联系到你的手机电话号码……”。
2009年6月23日，徐仪与昭平县马江镇人民政府签订《昭平县马江镇九十九顶林场现有林木砍伐补充协议书》，约定“甲方（马江镇政府）同意延长林场内超期限尚未砍伐的林木的砍伐时间：延长期限从2009年7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止……乙方（徐仪）分两期缴交林场木材山根款共计20万元，第一期在签订合同前十五天交10万元，剩余部分在2009年6月30日之前全部交完……协议书签订前五天内，乙方（徐仪）需一次性缴交给甲方木材管理费和森林防火经费10万元……”。徐仪分别于2009年6月9日、6月18日、7月2日交纳了上述费用共计30万元，并且预交了相关采伐定金、育林金、伐区设计费等。2009年7月9日，昭平县林业局向徐仪下发了部分林木采伐许可证。
2009年7月20日，徐仪在昭平县公证处的公证下，向孙保霖发函，主要内容为“现林场新一批《林木采伐许可证》已经办妥，开发造林5000亩山地，上级有关部门已批复今年下达指标3000立方米，砍伐及更新任务繁重而时间紧迫，且经费极其缺乏。请你在收到此函拾天内到公司林场所在地面商并解决有关问题”。2009年8月1日，孙保霖复函，主要内容为“（2008）桂民四终字第2号终审判决至今已有一年，但你迟迟不履行判决，致使我的损失继续扩大。如果你是真的诚心合作，请把你说的所谓办好的砍伐证交给我的代理人杨礼诚先生，待杨先生确认你的手续后我则实施下一步的工作计划”。2009年11月25日，孙保霖向徐仪发函，主要内容为“（2008）桂民四终字第2号终审判决载明九十九顶林场的开发权和林木砍伐权属我所有，并且我已向你支付了山根款40多万元。你私自纠集他人砍伐违反了上述判决，构成再次违约和侵权。请把已办好的砍伐手续交给我，我将向你支付足额的山根款……”
2010年3月20日，孙保霖以徐仪、廖东及第三人杨承雄的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为由，向法院起诉，请求制止徐仪的侵权行为，判令徐仪退还已伐林木及卖出所得的款项。2013年12月20日，贺州中院作出（2010）贺民二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孙保霖的诉讼请求。孙保霖不服，提出上诉。2014年10月20日，广西高院作出（2014）桂民四终字第26号民事判决，驳回孙保霖的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孙保霖为台湾地区居民，因台湾地区与中国内地属一国之内不同法域，其法律冲突问题应准用中国涉外法律的相关规定。本案的合同履行地为中国大陆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徐仪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指定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请示〉的批复》，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本案合同履行地为中国内地，且双方当事人都明确同意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本案处理的准据法，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本案的处理适用我国内地的法律。
综合当事人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是应当继续履行还是应当解除。二、如果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应当解除，徐仪反诉请求孙保霖赔偿其损失40万元是否有法律依据。
一、关于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是应当继续履行还是应当解除的问题。根据双方2004年9月1日签订《协议书》及《关于合作经营昭平县九十九顶林场协议书》约定，双方在合作中应当履行的主要义务分别为徐仪负责提供所承包的昭平县九十九顶林场作为造林基地、孙保霖负责出资21万元美金成立合资企业“达峰林木开发有限公司”进行开发经营、合作造林，并负责开发林场及造林的一切费用。简而言之，就是徐仪负责提供符合开发条件的林场，孙保霖负责开发林场及造林的一切出资。虽然双方在上述协议中未明确履行各自义务的期限，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之规定并结合林场开发的时限性因素，在林场开发条件重新具备并且徐仪已催告孙保霖履行义务的情况下，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履行对林场进行开发和投资义务。但从协议签订之后双方履行协议的情况看，在2009年7月徐仪与发包方重新签订了《昭平县马江镇九十九顶林场现有林木砍伐补充协议书》、办好相应的林木采伐许可证，重新开发林场的条件已具备的情况下，孙保霖经徐仪催告后，至今仍未对林场进行过开发或投入过任何款项，应认定其未充分履行协议约定的开发和投资义务。对于为何不履行开发和投资义务，孙保霖主要有两点抗辩意见：1、徐仪未协助其注册合资公司，导致其无法将注册资金从境外汇入；2、（2008）桂民四终字第2号终审判决已认定徐仪构成违约，在徐仪履行其义务之前，其享有先履行合同之抗辩权。
一审法院认为，孙保霖上述两点理由均不能成立。首先，对于徐仪未协助孙保霖注册合资公司问题。从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内容看，双方之所以约定由孙保霖注册合资公司，主要目的是以公司作为双方合作造林的主体，规范双方的合作行为，同时也以此确保孙保霖有充足的投资资金。因此，成立合资公司，以公司为主体进行造林只是双方进行合作以及孙保霖履行投资义务的一种方式，但并不是双方进行合作以及孙保霖履行投资义务的唯一方式，也不是孙保霖履行开发和投资义务的前提条件。所以公司未注册并不能成为孙保霖迟迟不履行开发和投资义务的理由。同时，徐仪在协议中的义务只是配合注册合资公司。而认定徐仪未履行配合义务，需本案存在孙保霖已开始重新办理注册合资公司手续后，要求徐仪配合而其不配合的事实。而孙保霖在2008年底已得知广西昭平达峰林业开发有限公司被贺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的情况下，至今仍未重新办理申请注册新的合资公司的手续。因此，重新办理申请注册合资公司的手续是徐仪履行配合义务的前提和基础，在此前提和基础因孙保霖的原因而不具备，加之孙保霖亦未举证证明徐仪存在孙保霖要求其配合而其不配合的事实的情况下，其以徐仪未配合其注册公司为由，长期怠于履行开发和投资义务无法律依据。其次，对于孙保霖是否享有先履行合同之抗辩权或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问题。第一，根据（2008）桂民四终字第2号终审判决，该判决只认定由于徐仪不配合办理外汇登记及不履行其作为林场承包者所应负有的申请办证义务，在当时的情况下，孙保霖未按协议约定汇入注册资金，未履行砍伐、补种义务的行为未构成违约。但并未明确双方存在先后履行义务的顺序。孙保霖主张依据上述判决其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无事实依据。第二，本案双方签订的是合作协议，双方履行协议约定义务是为了促使合作目的的实现，而不在于相互交换财产，即使合作一方不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另一方也只能通过要求其履行义务的方式进行补救，而不能因此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履行自己应履行的义务，故孙保霖也无理由长期不履行自己的开发和投资义务。第三，如上所述，在（2008）桂民四终字第2号终审判决之后，孙保霖在明知广西昭平达峰林业开发有限公司被贺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后，至今仍未办理重新申请注册新的合资公司的手续，也未履行开发和投资义务。而在徐仪已经与发包方重新签订了《昭平县马江镇九十九顶林场现有林木砍伐补充协议书》，并预先帮孙保霖垫付了相应费用且办理好林木采伐许可证，即徐仪已经先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并预先帮孙保霖垫付了部分费用，重新开发林场的条件已具备的情况下，孙保霖仍然未组织人员入场开发，也未向徐仪支付所垫付的相关费用，显然违反了协议约定。
同时，孙保霖提出合作的时间虽已耽误10年，但剩下34年，剩余的时间足以开发经营林场，协议还可以继续履行的理由亦不成立。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继续履行是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类型。如前所述，本案中，孙保霖并未能举证徐仪在（2008）桂民四终字第2号终审判决之后，存在不履行协议的违约情形。相反，孙保霖本身则存在长时期未履行其主要义务的情形，且致使徐仪与其共同合作开发经营林场的目的迟迟不能实现。在此情况下，孙保霖反而主张徐仪承担继续履行协议的违约责任，理据显然不足。其次，虽然根据协议约定双方合作的期限还有34年，但本案协议为合作开发协议，协议的性质决定了协议的履行及协议目的的实现需要双方当事人紧密配合，通力协作。而本案中，孙保霖与徐仪在合作开发尚未进入实质的造林阶段即产生纠纷。并且在2008年法院就双方的争议作出终审判决之后，双方仍无法就合同的继续履行问题达成合意。在徐仪已先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并垫付相关费用，重新开发林场的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孙保霖仍未履行其应有的开发和投资的义务。而孙保霖在理据不足的情况下，又于2010年3月20日以徐仪侵害其合法权益为由，向法院起诉。由于诉讼问题，在协议签订至今10年多时间里，双方的合作仍未实质开始。故而在一方当事人因另一方当事人长期违约以致失去了继续合作的意愿的情况下，强制双方继续履行本合作协议不仅是难以实现，也是不经济的。
因此，虽然广西高院已生效的（2008）桂民四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认定孙保霖未支付山根款的行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不会对合作经营构成根本性影响，对整个协议书不构成根本性违约，判决驳回徐仪关于解除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但在该判决生效后，孙保霖在经徐仪催告后，至今仍未重新办理申请注册新的合资公司的手续，亦未履行协议书约定的出资及开发林场的义务，出现了新的违约情形。由于孙保霖的违约行为致使徐仪与其合作开发经营林场的目的迟迟不能实现，构成了根本性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及第（四）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规定，徐仪反诉要求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04年9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及《关于合作经营昭平县九十九顶林场协议书》理据充分。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合同解除”之规定，两份协议书解除后，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终止。由于本案两份协议书符合解除的条件，孙保霖要求徐仪继续履行上述协议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二、关于徐仪反诉请求孙保霖赔偿其损失40万元是否有法律依据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之规定，徐仪主张孙保霖赔偿其40万元损失，应对孙保霖因违约对其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可以获得的利益等进行举证。但徐仪在本案中除了提交了三张交款凭据证明其为继续履行与昭平县马江镇人民政府的承包合同补充交纳了30万元费用之外，只是在庭审时笼统地提出40万元损失是因孙保霖违约致使其林场在十年时间里未能开发而造成的损失数额，是一个估算的金额。然而，纵观双方当事人履行合作协议的整个过程：在2008年7月1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桂民四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之前，孙保霖未履行开发和投资义务主要是由于徐仪不配合办理外汇登记及不履行其作为林场承包者所应负有的申请办证义务引起纠纷及诉讼所致，故这段时间未能及时开发林场所增加的30万元费用并非孙保霖违约所造成。而在2009年7月重新开发林场的条件具备而孙保霖违约之后，徐仪业已自行对林场进行了开发。因此，也不存在因孙保霖未能及时开发林场而造成徐仪损失的问题。在徐仪未能提供充分理由及证据证明孙保霖违约对其造成的实际损失金额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对于徐仪反诉孙保霖赔偿其经济损失40万元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对于本诉，孙保霖请求徐仪继续履行双方于2004年9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及《关于合作经营昭平县九十九顶林场协议书》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反诉，徐仪请求解除其与孙保霖于2004年9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及《关于合作经营昭平县九十九顶林场协议书》，终止双方基于以上两份协议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徐仪反诉请求孙保霖赔偿其经济损失40万元理据不足，对该部分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第一百一十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二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解除徐仪与孙保霖于2004年9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及《关于合作经营昭平县九十九顶林场协议书》，徐仪与孙保霖基于以上两份协议所应有的权利和义务终止；二、驳回孙保霖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徐仪的其他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5510元（孙保霖已预交），由孙保霖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7300元（徐仪已预交），由徐仪负担。
上诉人孙保霖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判令解除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书》及《关于合作经营昭平县九十九顶林场协议书》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1、一审法院判决解除上述协议违反一事不再审原则。广西高院（2008）桂民四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徐仪关于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再受理徐仪解除合同的反诉请求，违反一事不再审原则，况且是在孙保霖不构成根本违约的情形下，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2、广西高院（2008）桂民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孙保霖已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愿意履行合同义务。广西高院（2008）桂民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孙保霖自己或者其在大陆的代理人，通过各种方式多次通知徐仪履行合同义务，要求其将林场的经营权、林权等权利交付给孙保霖，但徐仪均采取拖延手段，只要求面谈合作事宜。得知孙保霖不面谈后，徐仪自己砍伐林木，经营林地，并侵占全部收入，为此双方产生了新的诉讼纠纷。3、孙保霖行使先履行抗辩权符合法律规定，且不构成根本违约，构成根本违约的是徐仪。在双方又陷入新的重大诉讼纠纷下，孙保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行使先履行抗辩权，符合法律规定。相反，徐仪通过各种手段，将经营开发的林木、林地的手续办理到其名下，孙保霖稍有怠慢或者是提出抗辩意见，徐仪就擅自用各种手段开发林木与林地，经营所得全部归其所有，其行为严重侵犯孙保霖的合法利益，构成根本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二、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合同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认定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是错误的。根据广西高院（2008）桂民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可知，纵使双方均有不同程度的违约，合同约定的期限仍有30多年，双方本着互让互谅的态度，积极主动履行合同义务，对“实现合同目的即对整个林场的经营生产及经营目的不构成根本影响，一审判决的说理与该判决相矛盾。2、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认定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因而解除合同，属适用法律错误。孙保霖针对徐仪的来函，告知其不面谈，本就是合同法规定的一种抗辩权，不能因为孙保霖行使了抗辩权而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且徐仪始终都没有告知孙保霖不履行某项特定义务而解除合同，一审法院也没有充分考虑孙保霖抗辩理由是否成立即判令解除合同是适用法律错误。三、徐仪通过非法手段已经实现山根款的合同目的。双方合作的目的一是开发林木，二是经营开发林地。徐仪通过各种手段砍伐林木，其所得远远超过230万元的山根款，已实现其合同目的之一。截止至今，徐仪尚未实现的合同目的就是经营开发林地，相对于经营开发林地，合同中剩余的30多年时间足以实现合同目的。一审法院脱离实际认定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是错误的。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孙保霖的诉讼请求，并判令徐仪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徐仪答辩称：一、双方不可能再继续履行《协议书》和《关于合作经营昭平县九十九顶林场协议书》。《协议书》明确约定，孙保霖应在2006年9月30日前支付林木山根款共计230万元，而孙保霖既没有依约将注册资金21万美元投入昭平达峰林业开发有限公司，也没有支付180多万元的山根款余款，又不对其砍伐的林地进行补种，还从公司消失，无法联系，导致昭平达峰林业开发有限公司瘫痪后被吊销营业执照。广西高院（2008）桂民四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徐仪从2008年12月至2009年7月先后5次发信（函）给孙保霖，但其既不回林场商谈合作事宜，也不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在此情况下，徐仪只能自己筹借资金，通过与马江镇政府签订补充协议，增加30多万元承包款给镇政府后才得以继续履行承包合同，而孙保霖却在2010年3月20日向法院提出诉讼，主张徐仪侵害其权益，阻挠徐仪合法经营管理林场，不断将双方的关系恶化。因此，孙保霖既没有继续合作的意图，双方也没有继续合作的可能。并且协议书也约定，“如果一方不履行协议义务或者严重影响经营生产或无法达到经营目的的，可以解除合同”。由于孙保霖自协议签订十年来一直违约，完全符合解除合同的条件。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没有违反一事不再审原则。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之后，孙保霖十年来一直违约，即便在广西高院判决后，孙保霖至今仍未支付山根款余款180多万元，且双方一直无法就合同的继续履行问题达成合意，在徐仪先后履行协议约定义务并垫付相关费用，重新开发林场的条件已经具备情况下，孙保霖仍未履行其应有的开发和投资义务。双方签约至今已经十年多，双方的合作仍未有实质性的开始，而徐仪因孙保霖长期违约已失去了继续合作的意愿，孙保霖在广西高院（2008）桂民四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又出现了新的违约情形，致使双方合作开发经营林场的目的迟迟无法实现，构成了根本性违约。综上所述，由于孙保霖严重违约，造成了双方的协议不能履行，并给徐仪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徐仪保留追究被其违约责任的权利，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上诉人孙保霖对一审查明的徐仪在公证处的公证下，向孙保霖发函有异议，认为该公证函确实存在，但孙保霖没有收到该公证函。孙保霖未提交新证据。
被上诉人徐仪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亦未提交新的证据。
针对上诉人孙保霖对一审查明事实方面的异议，本院认为，徐仪向孙保霖发函内容及过程均有第三方机构公证处的证明，孙保霖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证实函件未到达，故孙保霖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一审查明的其他部分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该部分事实予以确认。
上诉人孙保霖虽然对一审查明的徐仪向其发函部分的事实提出异议，但其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其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一审查明的该部分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其一方当事人孙保霖为台湾地区居民，而台湾地区与大陆属于一国之内不同法域，其法律适用问题应当参照适用我国涉外法律的相关规定。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明确表示选择适用大陆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条“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的规定，本案应适用大陆法律。
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徐仪反诉主张解除合同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二、《协议书》及《关于合作经营昭平县九十九顶林场协议书》应当履行还是应当解除。
一、关于徐仪反诉主张解除合同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问题。
本院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要求当事人在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不得对争议事实再次提起诉讼，主要是为了维护判决的既判力。本院（2008）桂民四终字第2号案做出驳回徐仪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的判决，是基于该案在审理中查明的案件事实及合同继续履行的可能等因素而对当事人之间实体法律关系状态作出的认定，其对该案判决时及判决之前发生的事项具有既判力，但对判决发生之后新发生的事项，并不具有既判力的约束。本案中徐仪反诉要求解除合同，依据的是上述判决生效后，林场重新具备开发条件的情况下孙保霖仍未履行投资、开发林场的义务等事实，属于新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的规定，徐仪反诉主张解除合同未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因此孙保霖主张徐仪反诉解除合同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协议书》及《关于合作经营昭平县九十九顶林场协议书》应当履行还是应当解除的问题
本院认为，徐仪及孙保霖于2004年9月1日《协议书》及《关于合作经营昭平县九十九顶林场协议书》，合作开发经营林场。从双方的合作过程看，签订协议之后双方不久即发生纠纷，徐仪于2006年10月22日以孙保霖未履行出资义务及支付山根款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该案经过本院二审，作出了（2008）桂民四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认定徐仪存在不配合办理外汇登记以致公司注册资金无法汇入的行为，而孙保霖也存在未按约定支付山根款行为，并认为双方合作经营期限为44年，且砍伐现有林木及支付山根款的只是双方合作内容的一小部分，未按约定支付山根款并不会对林场的经营活动或经营目的构成根本影响，因此判决驳回了徐仪关于解除协议书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生效至今已经长达7年，徐仪及孙保霖仍未协商解决上述问题，协议也未实质性履行。达峰林业公司是双方为合作开发经营林场而成立的公司，是合作经营的主体，该公司因不按规定参加2006年企业年度检验而于2008年7月21日被吊销营业执照，但至今孙保霖双方仍未就成立新公司或者重新办理营业执照达成一致意见。此外，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四年内将现有林木的开发权利及所得归孙保霖所有，即双方约定孙保霖开发林木的时间为4年，但因为双方发生纠纷孙保霖并未在期限内完成。本院（2008）桂民四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徐仪与昭平县马江镇人民政府协商，将开发林木的时间延长，办理了部分林木砍伐证，使林场重新具备开发条件，并通知孙保霖协商解决有关问题，但孙保霖并未积极予以协商回应，也未按约定支付山根款，以致徐仪单方将林木进行砍伐，双方继而引发新的诉讼。根据《协议书》及《关于合作经营昭平县九十九顶林场协议书》的约定，徐仪及孙保霖签订协议的主要目的是合作开发林木及经营林场，其中徐仪负责提供符合开发条件的林场，孙保霖负责开发林场及造林的一切出资，包括成立合作公司、支付山根款、补种砍伐过的林地等。而以上事实表明，达峰林业公司因未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孙保霖并未重新办理公司的营业执照或者成立新的合作公司，也没提交证据证实未办理新的营业执照或者成立新的合作公司是徐仪的不配合所致。本院（2008）桂民四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徐仪已经提供了具备开发条件的林场，根据双方的合作模式可知，需先对林场内的林木砍伐、然后是补种，之后才能加工销售及利润分配等。但孙保霖在徐仪的催告下，仍没有履行支付山根款、开发林地等义务，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双方签订协议至今已经10余年，孙保霖仍未支付山根款，未完成林木的开发的义务，双方成立的合资公司也被吊销营业执照，致使合作经营开发林场的目的迟迟未能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及第（四）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规定，双方签订的协议符合解除条件，本院认定应予解除。
对孙保霖提出其未支付山根款是履行抗辩权，且徐仪通过砍伐林木所得超过了山根款，已经实现获取山根款的目的主张，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就本案而言，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中未约定双方先后履行义务的顺序，因此孙保霖未按约定期限支付山根款不符合履行抗辩权的条件。而徐仪砍伐林木所得款项与孙保霖履行支付山根款的合同义务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以此作为拒绝履行义务的理由。对于徐仪砍伐林木的行为，孙保霖也已经提出了诉讼，该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已经另案解决，因此其主张以履行抗辩权为由不支付山根款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孙保霖提出的合同约定的合作期限还有30多年，双方仍可继续合作并实现合同目的的主张，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的性质决定了合作过程中需要双方互相配合，紧密协作；长达44年的合作期限也需要双方当事人有充分的信任基础，对产生在合作过程中的争议能够协商一致。然而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矛盾与冲突，徐仪不配合办理外汇登记致使公司注册资金无法注入，孙保霖未履行支付山根款义务及砍伐、补种林木等义务，双方纠纷还引发了解除合同的诉讼。在本院就双方解除合同的纠纷作出终审判决后，双方并未能协商解决矛盾和争议。虽然期间有过信函往来，但信函表现出很大的相互不满和不信任。双方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导致在11年的时间内，一直未能进行有效的、实质性的合作，合资公司因未年检而被吊销，林木砍伐许可证也因在期限内未砍伐而失效，虽然徐仪补办了许可证，但双方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以致徐仪单方砍伐林木而引发新的诉讼。在审理过程中，徐仪也已经明确表示不同意继续合作。在双方当事人矛盾纠纷不断，合作协议长期得不到正常履行，一方当事人失去合作意愿的情况下，双方已经没有了继续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强制继续履行协议不符合客观实际，也难以实现合作的目的。因此孙保霖认为协议应继续的履行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孙保霖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得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拟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10元（上诉人孙保霖已预交），由上诉人孙保霖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谭庆华
代理审判员 姚中伟
代理审判员 温清华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庞 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