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黑01民终4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涛，男，1979年7月26日出生，住哈尔滨市南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术，黑龙江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大勇，男，1978年8月11日出生，住哈尔滨市南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华（与马大勇系夫妻关系），女，1981年3月4日出生，住哈尔滨市南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润泽，黑龙江孟繁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涛因与被上诉人马大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2016）黑0103民初50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术，被上诉人马大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华、王润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或中止诉讼；2.案件受理费由马大勇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重大遗漏。一审判决遗漏了案涉车辆刘涛与马大勇买卖之前已经经过几次交易，并经哈尔滨市车辆管理所三次检验均为正常车辆这一关键事实。2015年11月初，毕某到哈尔滨市二手车交易市场出售一台黑色奥迪A6L轿车，车号黑AB75**。邢某某购买了该车。该车经哈尔滨市车辆管理所检验后从毕某更名过户到邢某某名下。2015年11月3日，邢某某与王某某签订协议，将该车又转卖给王某某。2015年11月3日，王某某与哈尔滨市龙江二手车有限公司副经理那某某又签订了协议书，王某某将该车以34万价格转让给了那某某。2015年11月4日，毕某与刑某某在哈尔滨市车辆管理所办理了车辆所有权变更登记，转让后的车号变更为黑AE75**。那某某与刘涛同系哈尔滨市龙江二手车有限公司的合伙人，为了交易的连续性，2015年11月4日，那某某与刘涛签了车辆转让协议，转让价格仍为34万元。2015年11月4日，刘涛与马大勇签订了购车协议书，将该车以37万价格转让给了马大勇。2015年11月9日，邢某某与马大勇在哈尔滨市车辆管理所办理了车辆的更名过户手续，车辆所有权人由邢某某变更为马大勇，变更登记后的车号为黑×××1。案涉车辆经哈尔滨市车辆管理所一系列检验、审查均为合法车辆。一审判决对这样一个定案关键的事实没有审查，判决中丝毫没有提及属于遗漏重大事实，直接导致判决不公。二、本案涉嫌毕某及哈尔滨市车辆管理所两个刑事犯罪案件，根据“先刑事后民事”的原则，本案应当中止审理。一审判决违背“先刑事后民事”原则，在刑事案件没有结果的情况下直接做出民事判决违法。2016年2月，案涉车辆被哈尔滨市公安局道里分局以涉嫌盗抢车辆套牌犯罪扣押。公安机关确认该车初始登记为毕某，毕某以一系列伪造的材料骗取了哈尔滨市车辆管理所的登记注册。一审判决中马大勇提供了公安机关扣押物品、文件清单。一审法院也调取了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支队对案涉车辆的检验报告及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保存的案涉车辆档案，证明案涉车辆车架号及发动机号均被改动过。毕某现在逃，公安机关正在追捕。本案还涉及哈尔滨市车辆管理所公安管理人员的渎职及受贿犯罪。刘涛在一审提交了中止审理申请书，并在一审两次开庭时均强调应当先刑事审理，等待刑事案件结果的意见。但是一审法院没有考虑上述意见，认为两起刑事案件都与本案无关，判令刘涛赔偿违反法律规定。三、一审判决遗漏了本案重要主体，程序违法。邢某某、王某某、那某某都是本案涉案当事人，与本起民事诉讼的法律关系在主体、权利义务和法律事实上均有牵连，本案的处理结果与上述人员均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不追加上述人员参加诉讼就不能分清当事人之间责任，案件事实亦难以查清。另外，刘涛与那某某系合伙关系，共同经营二手车公司。那某某对合伙业务应承担连带责任，应为必要共同诉讼人。一审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无理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理由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既未追加也未作出裁定，直接判决刘涛承担法律责任属于遗漏重要主体，程序违法。四、一审判决关于本案法律关系及刘涛的法律地位定性不准。刘涛只是车辆买卖中介人，本案属于行纪或居间合同法律关系。刘涛并非真正的卖主。刘涛、那某某是哈尔滨市龙江二手车经营有限公司的共同经营者、合伙人，与王某某、邢某某均系二手车经营者，是二手车中介人。刘涛负责将案涉车辆卖给马大勇，中间的差价即是佣金。刘涛虽然是以自己的名义签订买卖协议，但行纪合同也可以以自己名义作出法律行为，况且在哈尔滨市车辆管理所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的是邢某某和马大勇。所以，本案看似系车辆买卖，但实际上是行纪或居间法律关系。五、刘涛在本案中没有过错，不应承担法律责任。案涉车辆经过车检合格，刘涛有充分理由确认该车为正常车辆，根本无法识别是否为盗抢车辆，更无法知晓车辆管理部门存在一系列管理人员的串通渎职行为。刘涛已经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返还37万元车款的法律责任。
马大勇辩称，一、一审判决并未遗漏案涉车辆在本案当事人买卖之前经过几次交易，并经哈尔滨市车辆管理所三次检验均为正常车辆这一关键事实。根据一审判决书的第2页、第3页、第5页和第6页的记载，一审判决如实记录了刘涛关于“涉案车辆在本案当事人买卖之前已经经过几次交易，并经哈尔滨市车辆管理所三次检验均为正常车辆”的答辩意见及所提出的相关抗辩证据，并对刘涛提出的两份证据予以采信。在“事实认定”部分，对“案涉车辆系刘涛从案外人处购买后，出售给马大勇。刘涛与案外人未办理更名过户手续”的事实也予以了认定。刘涛所称的“遗漏事实”与本案争议的问题没有关联性，不属于“关键事实”。二、关于本案是否应根据“先刑事后民事”的原则中止审理的问题。“先刑后民原则”并非法定原则，任何一部法律并未对这一原则作出明确规定。实行“先刑后民”有一个条件，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即“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才能“先刑后民”。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应“刑民并行”审理。就本案事实而言,马大勇之所以提起诉讼，主要是因为刘涛出售给马大勇的车辆因属于涉嫌犯罪赃物（车架号及发动机号均被改动过；原车架号及发动机号被打磨较深，未能显出）被公安机关依法扣押，致使马大勇购买车辆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刘涛出售给马大勇的车辆构成涉嫌犯罪的赃物，不仅与马大勇没有关系，与刘涛也没有关系。本案纯属于马大勇和刘涛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纠纷，本案的审理无需以马大勇和刘涛所买卖车辆涉及的犯罪即盗抢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至于刘涛所称哈尔滨市车辆管理所的有关干警涉嫌渎职、受贿，只是其自己的看法，并没有进入刑事立案侦查或行政起诉程序，更不能成为中止审理本案的理由。三、关于一审判决是否遗漏了本案重要主体，是否存在属于程序违法问题。本案纯属于马大勇和刘涛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纠纷。尽管在刘涛将本案诉争车辆出售给马大勇之前，该车历经了几轮的买卖，但此前的数个买卖合同关系与本案诉争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完全是彼此独立的合同关系，本案的诉讼标的或案件处理结果与此前数个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任何关系。此前数个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既不属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也不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一审法院没有支持刘涛提出追加第三人的申请，有充分的事实与法律依据，程序完全合法。四、关于一审判决所涉合同是买卖合同，还是行纪合同或居间合同，刘涛是否是案涉车辆真正的出卖人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买卖合同、经纪合同和居间合同存在明确区别。尽管案涉车辆于2015年11月9日在哈尔滨市车辆管理所办理车辆转移登记发票体现的出卖人是案外人邢某某，但此时的邢某某只是名义上的车主，实际上在2015年11月3日邢某某就已经将本案诉争的车辆出卖给案外人王某某，这一点刘涛在上诉状中也已经自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买卖合同生效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关于动产所有权转移的规定，机动车买卖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起生效，机动车的所有权自交付时转移，是否变更机动车所有者的登记，不影响车辆买卖合同的效力及车辆所有权的转移。就本案事实而言，马大勇与刘涛于2015年11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的内容完全符合买卖合同的特征，与行纪合同或居间合同没有任何关联性。本案诉争车辆买卖合同的卖方只有刘涛一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刘涛是以中介人的身份与马大勇签订合同。刘涛收取了马大勇购车款并将本案诉争车辆交付马大勇。一审判决认定刘涛是本案诉争车辆唯一或真正的卖主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院（2000）执他字第25号《关于执行案件中车辆登记单位与实际出资购买人不一致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精神，公安交管部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开展的机动车强制登记仅是一种行政管理措施，并不能作为车辆权属认定的依据。在车辆登记名义人与实际出资人不一致时，应根据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确定机动车辆的实际出资人为车辆所有人。五、刘涛在本案中没有过错，是否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在违约责任中,行为人只要实施了违约行为，且不具有有效的抗辩事由，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只要因合同相对方的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守约方就可以提出解除合同。刘涛提出因其没有过错，就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的抗辩理由没有法律依据。
马大勇马担1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马大勇与刘涛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2.刘涛返还37万元购车款；3.刘涛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马大勇与刘涛于2015年11月4日签订《车辆买卖协议》一份，约定刘涛将车牌号为黑AE75**奥迪车（发动机号×××2）卖给马大勇；车辆产权属于马大勇，没有产权纠纷，一旦发生问题由马大勇负责；车款为37万元，双方同意车款一次付清。协议签订后，刘涛向马大勇支付购车款37万元，并办理了更名过户手续，车牌号登记为黑×××1(发动机号×××2)，车架号为×××3。2016年3月2日，黑AE79**车辆涉嫌系盗抢车辆，被哈尔滨市公安局道里分局扣押。
根据马大勇与刘涛的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了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支队对案涉车辆的检验报告及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保存的案涉车辆档案。检验报告记载，黑×××1号奥迪A6车辆车架号位置处打印有“*×××3*”、发动机号位置处打印有“*×××2*”,字迹打印不规范，排列不整齐，该两处号码为打磨掉原车架号及发动机号打印形成。检验意见为：黑×××1号奥迪A6轿车的车架号及发动机号均被改动过；原车架号及发动机号被打磨较深，未能显出。案涉车辆档案记载，刘涛办理更名过户手续时提交的发票显示的卖方为案外人邢某某。案涉车辆系刘涛从案外人处购买后，出售给刘涛。刘涛与案外人未办理更名过户手续。一审法院认为，马大勇与刘涛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双方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马大勇已依约向刘涛支付购车款，刘涛自认案涉车辆系其从案外人处购买，马大勇已经收到刘涛的足额购车款，且未向马大勇收取购车手续费及中介费，马大勇与刘涛告之间具备买卖合同关系存在的要件，故马大勇主张其与刘涛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系行纪关系或居间关系不成立。马大勇与刘涛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刘涛应负权利瑕疵担保义务。现案涉车辆涉嫌盗抢车辆，被公安机关扣押，且根据公安机关的检验报告，刘涛对案涉车辆的权利存在瑕疵。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马大勇有权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购车款。马大勇办理车辆更名过户手续时，发票体现的卖方为案外人邢某某，但马大勇与邢某某未签订买卖合同，未向邢某某支付购车款，且刘涛自认其从案外人处购买车辆未办理更名过户手续，故刘涛主张马大勇与案外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应追加案外人为第三人，不予支持。刘涛认为本案系车辆管理部门审查不严导致，马大勇应提起行政诉讼，与本案无关，不予处理。判决：一、解除马大勇与刘涛于2015年11月4日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书》；二、刘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马大勇购车款37万元。一审案件受理费6,850.00元、保全费2,370.00元，由刘涛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刘涛提交的2015年2月至2017年2月刘涛与那某某之间219笔关于共同合伙购车、卖车，经营二手车银行转帐汇款单据，其中包括本案诉争的2015年11月4日刘涛转给那某某159,500.00元一半车款及证人那某某的证言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刘涛与马大勇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又无导致合同无效的其他因素，合法有效。马大勇已依约向刘涛支付购车款，刘涛应对交付的案涉车辆负权利瑕疵担保义务。但马大勇收到案涉车辆后，案涉车辆涉嫌系盗抢车辆被公安机关扣押，且根据公安机关的检验报告，刘涛对案涉车辆的权利存在瑕疵，现致使马大勇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构成根本违约。一审判决解除合同，刘涛返还购车款正确。刘涛上诉主张应追加案外人为本案当事人，因马大勇与案外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且马大勇只与刘涛签订了车辆买卖合同，刘涛此项上诉主张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刘涛上诉主张本案应适用“先刑事后民事原则”中止审理，因没有法律对“先刑事后民事原则”作出规定，且本案的审理无须以另案的审理结果作为依据，故本院对刘涛此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刘涛与马大勇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没有居间及行纪合同的内容，刘涛上诉主张其与马大勇之间的法律关系系居间合同及行纪合同关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刘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850.00元，由上诉人刘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孔祥群
审 判 员 唐新元
审 判 员 丁剑峰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薛 甜
书 记 员 刘美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