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11民终6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ＸＸ都合成革有限公司。住所地：丽水市莲都区水阁工业区惠民街**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00778281966B。
法定代表人：王建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润生、曾国艳，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莉玲，女，1970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丽水市莲都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朝荣，男，1966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丽水市莲都区。
两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有风，浙江银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ＸＸ都合成革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吕莉玲、陈朝荣票据返还请求权纠纷一案，不服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2016）浙1102民初72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26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浙ＸＸ都合成革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润生、曾国艳，被上诉人吕莉玲、陈朝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有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浙ＸＸ都合成革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存在遗漏诉讼请求、重要事实认定错误、程序违法等问题。一、一审判决存在遗漏诉讼请求的情形。上诉人一审所提诉讼请求，不仅包括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八张涉案汇票，还包括如返还不能，则赔偿损失的诉请。但一审判决仅围绕涉案汇票背书转让行为是否合法问题进行认定。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着重强调，上诉人主张请求权基础并非是票据法律关系，而是普通的民事法律关系。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本案应当能够以普通民事法律关系角度判断上诉人的诉请能否成立。被上诉人对于八张涉案汇票的占有及转移行为，不仅无权也是恶意的，因其后续背书转让情形导致无法返还给上诉人，被上诉人也应当依据民事法律关系的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向上诉人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故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票据无法返还的，应当向上诉人释明是否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未予释明反而是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诉请，严重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关键事实认定错误。（一）本案的基本事实是：上诉人因急需资金，并未将案涉八张汇票交给收款人，而是自行委托朱某找被上诉人进行贴现。被上诉人承诺收到汇票后按200万元价格（即八张涉案汇票票面总金额）将款项支付给汇票的权利人。但被上诉人收到汇票后仅支付了30万元款项，便以朱某欠其170万元借款为由强行扣留了上诉人所有的涉案汇票。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扣留涉案汇票时，立即向其主张权利并报案，但被上诉人仍继续恶意占有、转移了涉案汇票。上述事实，有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银行承兑汇票及存根、被上诉人吕莉玲签字的收件单、被上诉人吕莉玲及朱某的公安询问笔录、汇票收款人出具的证明、证人王某及朱某的证言等证实。由此足以证明，在被上诉人扣留涉案汇票时，只有上诉人才是该汇票的权利人，汇票所载收款人与本案的票据没有任何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收款人收到汇票后又以背书的方式将汇票转交给案外人朱某明显错误。（二）一审判决重复引用收款人收到汇票后又以背书的方式将汇票转交给案外人朱某这一根本不存在的事实，去论证涉案汇票的转让过程明显错误，正是由于这一错误的论证方式导致得出了本案所涉汇票所有权事实上已经发生变更、原告主体起诉不适格的错误结论。三、一审判决认定“同日大邦公司在上述八张承兑汇票背书栏上加盖公司财务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陈仁宗章。由案外人朱某将上述8张承兑汇票交给被告吕莉玲（吕莉玲系丽水市波音家用电器有限公司私营业主，以下简称波音公司），被告在收到上述八张承兑汇票后即日将300000元分别以80000元和220000元打入案外人朱某丈夫王路个人帐户，其余1700000元用于抵偿朱某个人借款。”严重错误。本案朱某并非案外人，而是本案的关键证人；一审判决对于朱某如何取得涉案汇票、朱某对涉案汇票是否享有权利等问题均未予评判。第一、朱某是从谁手中拿到涉案汇票问题。对此问题，只有朱某及提供票据这一方当事人最了解情况。在一审中，朱某已明确其是从上诉人财务人员手中拿到的汇票，该事实与上诉人的财务人员王某的证言相一致，且涉案票据的收款人还出具了证明明确表示对涉案汇票不享有任何票据权利。在此情形下，朱某从上诉人手中拿到涉案汇票以及上诉人是该汇票真正权利人的事实非常明确。但一审判决对此采取了回避态度，并且采用了容易混淆的表述方式，让人错误地理解为涉案汇票是朱某从收款人手中拿到的，而这种认定结果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第二、朱某对涉案票据是否享有权利的问题。朱某在公安机关及一审庭审中已明确表示，其仅仅是代上诉人将涉案汇票交给被上诉人进行查验，其对涉案票据不享有任何权利，因此朱某对涉案汇票不享有权利的事实非常清楚。第三、被上诉人在收到涉案汇票时，是否知道朱某对涉案汇票的权利状况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从上诉人向公安机关的报案行为以及被上诉人吕莉玲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被上诉人吕莉玲在收到涉案汇票当日即已知道朱某并非涉案汇票权利人这个事实。第四、一审判决仅凭被上诉人提交的借条来认定被上诉人对朱某享有170万元债权严重错误。被上诉人主张其与朱某之间存在高达百万元的借贷关系，但一审法院并未要求被上诉人提交相应的转款凭证、还款凭证，仅凭借条及当事人双方陈述，确认了朱某向被上诉人交涉案汇票时对被上诉人负债170万元，严重缺乏证据支持。第五、被上诉人吕莉玲不能以涉案汇票抵偿其对朱某享有的所谓债权。银行承兑汇票虽具有一定的流通性，但汇票的取得要严格依照票据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进行。根据在案证据显示，朱某拿到涉案汇票时没有支付对价，其对涉案汇票尚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取得，对于这一事实被上诉人也是完全知晓的，故被上诉人不能以涉案汇票抵偿其对朱某享有的所谓债权。总结上述五点，可以明确被上诉人在明知朱某对涉案汇票不享有权利的情况下，仍以其对朱某享有债权为由，强行占有并转移涉案汇票，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四、一审法院对本案审理的逻辑及案由是严重错误的。一审法院之所以会对本案事实进行错误认定，根源在于对本案审理的逻辑错误。依照最高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根据查明的法律关系性质变更案件的案由。由此可见，本案一审法院审理逻辑仅局限于“票据返还请求权”严重错误。五、一审判决审理本案所适用的法律错误。本案被上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应适用票据法的规定，而应适用普通民事法律规定。被上诉人骗走本案的汇票，不符合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的合理取得票据的规定，而且其并未向上诉人支付对价，因此被上诉人无权取得票据权利。六、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错误的基础上，得出了“被告吕莉玲以丽水市波音家用电器有限公司在背书栏中记载被背书人符合法律规定”的错误结论。被上诉人在未向上诉人支付对价的情况下，其对涉案汇票无权进行占有，更无权处分涉案汇票。此外，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承认其仅是以丽水市波音家用电器有限公司的名义向其他公司转让涉案汇票，用于偿还被上诉人吕莉玲的个人债务，而丽水市波音家用电器有限公司亦未就取得涉案汇票支付过任何对价，因此根据票据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丽水市波音家用电器有限公司取得涉案汇票显然不合法。七、一审判决对涉案汇票的背书情况进行认定是错误的。在一审中，被上诉人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涉案汇票中的两张原件，而对于其他六张汇票，一审法院在客观上无法知晓，但却依据被上诉人的单方陈述作为其所查明事实的依据，由此足以证明一审法院对涉案汇票的背书情况进行认定是错误的。八、一审判决未采信浙江大邦聚氨酯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是错误的。虽然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浙江大邦聚氨酯有限公司证明没有单位负责人签字，但根据最高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仅有单位盖章的证明材料，只有在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拒绝人民法院调查核实或者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情况下，该证明材料才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而本案一审法院未要求上诉人进行补正或直接向浙江大邦聚氨酯有限公司调查核实案件事实的情况下，直接以证明形式缺乏单位负责人盖章为由未予采信，显然与法律规定严重不符。九、一审判决未认定上诉人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是严重错误的。上诉人在一审中已将诉讼请求变更为“如返还不能，则赔偿原告人民币1700000元，”并且该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已在一审庭审中记录在案。一审判决却仍按上诉人原诉讼请求进行审判，明显错误。十、一审判决对本案审理的程序严重违法。第一，上诉人在知道被上诉人吕莉玲已将涉案票据交给他人，而且当庭提交有其他单位背书的涉案票据，上诉人曾向一审法院提出追加被告的申请，但一审法院拒绝追加被告。另外，本案从表面上看是经过两次开庭审理，但第二次开庭仅仅是走过场，合议庭其他成员对案情不曾真正了解也对案件没有任何实质观点和立场，一审法院即作出了判决。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于本案的审理未能正确适用普通程序。第二，本案第二次开庭时间一审法院是口头通知的，并且传唤事由是程序变更，要求上诉人无需准备任何证据即可参加。但上诉人到庭后，一审法院又在庭审中对本案进行了所谓的补充事实审查并当庭作出判决，故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的传唤方式严重违法。综上，一审判决存在重要事实认定、适用法律错误等问题，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吕莉玲、陈朝荣辩称：一、上诉人称委托朱某找被上诉人贴现明显不能成立，对此答辩人在一审中已经详细进行过阐述。至于朱某与收款人或者上诉人之间如何结算，与答辩人无关；朱某如何取得票据，是否支付对价，对票据的后续流通不产生影响，不能以此否定善意持票人的票据权利。而且，上诉人不存在票据权利丧失的情形。二、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无任何基础法律关系，答辩人取得票据是基于与朱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支付对价，合法取得。涉案八张银行承兑汇票记载事项完备，在答辩人收到汇票时，收款人浙江大邦聚氨酯有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在汇票上已经签章记载。从票据记载分析，上诉人是票据的出票人系票据债务人，不是票据的权利人；朱某在公安的笔录中已经明确说到该汇票是从收款人处来的。浙江大邦聚氨酯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与票据上的记载不一致，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不得以票据记载以外的事项否认票据上的记载，这是票据的文义性。依据最高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9条的规定，答辩人取得票据并以自己经营的波音公司的名义背书转让，不违反法律规定。三、在汇票的非背书转让时，体现的是票据有价证券的属性。按照动产的一般性原则交付即转移，占有即所有。朱某持有票据，因其向被上诉人交付票据而发生票据的转移，法律并不禁止个人之间转让票据，故其转让行为是有效的。朱某与答辩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有相关的借条为凭，而且一审庭审中朱某对该债权债务关系已经予以认可；答辩人扣除相应的款项即170万元，并将余款汇入朱某丈夫的账户，其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抵清，答辩人系善意取得。四、上诉人主张的诉讼请求是要求答辩人返还票据，如不能返还则赔偿，系票据返还请求权的法律关系，应优先适用票据法及相关规定。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针对答辩人，涉及的他人不是必要的共同被告，其要求追加他人作为被告，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基于查明的事实及法律关系，认为其票据返还请求权无法成立，故不涉及赔偿损失的事宜，直接驳回诉讼请求，不存在遗漏。综上，答辩人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上诉人主张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原告浙ＸＸ都合成革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被告吕莉玲、陈朝荣返还原告八张银行承兑汇票（票号分别为：31000051/26451058、31000051/26451059、31000051/26451060、31000051/26451061、31000051/26451062、31000051/26451063、31000051/26451064、31000051/26451065），如不能返还，则赔偿原告人民币2000000元；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1月15日，原告浙ＸＸ都合成革有限公司委托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丽水支行签发八张银行承兑汇票（票号分别为：31000051/26451058、31000051/26451059、31000051/26451060、31000051/26451061、31000051/26451062、31000051/26451063、31000051/26451064、31000051/26451065）,该银行承兑汇票记载：出票人均为浙ＸＸ都合成革有限公司，收款人均为浙江大邦聚氨酯有限公司，付款银行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丽水支行，出票金额分别为（350000元、300000元、300000元、250000元、250000元、200000元、200000元、150000元）合计人民币2000000元，到期日均为2017年5月15日。同日浙江大邦聚氨酯有限公司在上述八张承兑汇票背书栏上加盖公司财务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陈仁宗章。由案外人朱某将上述8张承兑汇票交给被告吕莉玲（吕莉玲系丽水市波音家用电器有限公司私营业主），被告在收到上述八张承兑汇票后即日将300000元分别以80000元和220000元打入案外人朱某丈夫王路个人帐户，其余1700000元用于抵偿朱某个人借款。当日吕莉玲以丽水市波音家用电器有限公司名义将上述8张承兑汇票以归还债务的方式背书给丽水市海鹿商贸有限公司，丽水市海鹿商贸有限公司又背书给台州市路桥佳话皮革商行，台州市路桥佳话皮革商行将其中31000051/26451058、31000051/26451059、31000051/26451061、31000051/26451063、31000051/26451064、31000051/26451065再次背书其他公司，现31000051/26451060、31000051/26451062号承兑汇票仍由台州市路桥佳话皮革商行持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浙ＸＸ都合成革有限公司以原告主体起诉是否适格；2、该汇票的背书是否合法；3、诉争汇票的所有权应归属谁。关于争议焦点1，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及证据分析，一、原告浙ＸＸ都合成革有限公司系8张汇票的出票人，而8张汇票的收款人均为浙江大邦聚氨酯有限公司，且该公司对8张汇票已进行背书，根据汇票流通的特点，票据具有无因流转性的特征，一旦背书就意味着票据有继续流转的可能。而原告作为汇票（债务人）的出票人将汇票交付给浙江大邦聚氨酯有限公司后，浙江大邦聚氨酯有限公司作为汇票的收款人对汇票享有所有权，对汇票享有占有与支配的权利。而浙江大邦聚氨酯有限公司收到汇票后又以背书的方式将汇票转交案外人朱某，朱某将已背书的汇票交给被告吕莉玲（丽水市波音家用电器有限公司），虽在背书栏中未记载被背书人的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应视为记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九条“依照票据法第二十七条和第三十条的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故本案所涉的汇票所有权事实上已发生变化。另票据返还请求权是指丧失票据占有的人，对于以恶意或因重大过失而取得票据的人有请求其返还票据的权利。而票据返还请求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丧失票据”。所谓丧失票据是指票据被盗、遗失、灭失。而本案未曾有上述票据被盗、遗失、灭失的事实。故原告浙ＸＸ都合成革有限公司不再是本案事实上和法律上的汇票所有人，其以原告的主体身份提起诉讼与法无据。关于争议焦点2，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本案所涉的8张承兑汇票系由原告浙ＸＸ都合成革有限公司出票，浙江大邦聚氨酯有限公司为8张承兑汇票的收款人，而浙江大邦聚氨酯有限公司在收到承兑汇票后在票据背面第一背书人签章栏中加盖有红色方形的“浙江大邦聚氨酯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和“陈仁宗”法定代表人印章，虽被背书栏中未填写被背书人，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九条“依照票据法第二十七条和第三十条的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被告吕莉玲以丽水市波音家用电器有限公司在被背书栏中记载被背书人符合法律规定。且本案的背书形式连续，所谓背书连续，是指在票据转让中，转让汇票的背书人与受让汇票的被背书人在汇票上签章依次前后衔接，而本案的背书从浙江大邦聚氨酯有限公司到台州市路桥佳话皮革商行依次前后程序衔接。故该案的背书符合法律规定。关于争议焦点3，案外人（异议人）台州市路桥佳话皮革商行作为票面记载的被背书人，其通过背书方式获得讼争票据，且签章规范，背书连续，应依法取得票据权利，现对31000051/26451060、31000051/26451062号承兑汇票依法享有票据权利，因其他六张承兑汇票已被台州市路桥佳话皮革商行背书他人，故其余6张汇票应由最后合法背书人享有票据的权利。因此，原告浙ＸＸ都合成革有限公司是8张承兑汇票的出票人，收款人系浙江大邦聚氨酯有限公司，而浙江大邦聚氨酯有限公司以背书的方式，通过案外人朱某将8张承兑汇票背书给丽水市波音家用电器有限公司，而丽水市波音家用电器有限公司再背书给他人，且背书签章规范、背书连续，后手取得票据合法。现原告浙ＸＸ都合成革有限公司以其是8张承兑汇票的出票人，对8张承兑汇票享有所有权，要求被告吕莉玲、陈朝荣归还承兑汇票的诉讼请求，与法无据，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浙ＸＸ都合成革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公告费150元，合计人民币22950元，由原告浙ＸＸ都合成革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2016年11月15日，浙ＸＸ都合成革有限公司委托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丽水支行签发八张银行承兑汇票（票号分别为：31000051/26451058、31000051/26451059、31000051/26451060、31000051/26451061、31000051/26451062、31000051/26451063、31000051/26451064、31000051/26451065），该银行承兑汇票记载：出票人均为浙ＸＸ都合成革有限公司，收款人均为浙江大邦聚氨酯有限公司，付款银行为浦发银行丽水支行，出票金额分别为（350000元、300000元、300000元、250000元、250000元、200000元、200000元、150000元）合计人民币2000000元，到期日均为2017年5月15日。之后，案外人朱某将上述8张承兑汇票交给吕莉玲（吕莉玲系丽水市波音家用电器有限公司私营业主），吕莉玲在收到上述八张承兑汇票后即日将300000元分别以80000元和220000元打入案外人朱某丈夫王路个人帐户，其余1700000元用于抵偿朱某个人借款。当日吕莉玲以丽水市波音家用电器有限公司名义将上述8张承兑汇票以归还债务的方式背书给丽水市海鹿商贸有限公司，丽水市海鹿商贸有限公司又背书给台州市路桥佳话皮革商行，台州市路桥佳话皮革商行将其中31000051/26451058、31000051/26451059、31000051/26451061、31000051/26451063、31000051/26451064、31000051/26451065再次背书其他公司，现31000051/26451060、31000051/26451062号承兑汇票仍由台州市路桥佳话皮革商行持有。另，上述八张承兑汇票背书栏上加盖有“浙江大邦聚氨酯有限公司”字样的公司财务专用章和“陈仁宗”字样的法定代表人印鉴；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上诉人浙ＸＸ都合成革有限公司称案涉汇票系由其工作人员交给案外人朱某找人“贴现”。
本院认为，上诉人浙ＸＸ都合成革有限公司以被上诉人吕莉玲、陈朝荣恶意占有其所有的案涉八张银行承兑汇票为由，诉请被上诉人吕莉玲、陈朝荣返还该银行承兑汇票，该争议显属票据返还请求权纠纷，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原判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审理本案，有其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在本案中，依据上诉人浙ＸＸ都合成革有限公司自述，其在申请开立案涉银行承兑汇票后因其自主行为而将该汇票交给了案外人朱某。之后，该汇票经由案外人朱某以单纯交付的方式流转至被上诉人吕莉玲处。虽然上诉人浙ＸＸ都合成革有限公司对被上诉人吕莉玲持有案涉汇票的合法性存有异议，但无论是其所提供的报警材料、公安机关询问笔录还是案外人王某、朱某的证人证言，均系案涉争议发生后所形成，且公安机关对于该争议已定性为民间经济纠纷，而证人王某、朱某则与本案争议存在利害关系，故前述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吕莉玲是通过欺诈、偷盗、胁迫等手段取得案涉汇票，或被上诉人吕莉玲明知讼争汇票系非法取得而出于恶意取得；相反，被上诉人吕莉玲则提供了其与案外人朱某之间存在170万元债权债务关系的债权凭证（案外人朱某也认可欠付被上诉人吕莉玲170万元债务），用于佐证其因抵偿债务而取得案涉汇票的主张，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票据诉讼的举证责任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的规定，应由上诉人浙ＸＸ都合成革有限公司承担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据此，原判认定上诉人浙ＸＸ都合成革有限公司要求被上诉人吕莉玲、陈朝荣返还案涉汇票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浙ＸＸ都合成革有限公司主张案涉汇票如不能返还则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诉请，由于该诉请的成立须建立在被上诉人方负有返还案涉汇票之义务的前提下，基于前述上诉人无权要求被上诉人返还案涉汇票的理由，上诉人的该部分诉请也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浙ＸＸ都合成革有限公司提出的原判未依其申请追加台州市路桥佳话皮革商行等为被告、第二次开庭传唤方式违法等程序问题，由于上诉人起诉后所申请追加的被告均为被上诉人吕莉玲的后手，并非法律规定的必须参加本案诉讼的主体，故原审法院未准许追加并无不当；对于原审法院第二次开庭的传唤方式问题，经查原审案卷内确无向上诉人送达开庭传票的相应记载，但上诉人方已实际到庭参与本案原审的第二次庭审，且其在庭审时亦未对送达问题提出异议，故原审法院的该送达程序瑕疵尚不足以认定为系剥夺、限制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严重程序违法情形。上诉人浙ＸＸ都合成革有限公司在二审庭审后向本院提交了要求对案涉汇票背书人栏中收款人签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的申请，由于依据现有证据并不能认定被上诉人方在案涉汇票背书人栏进行了该签章，且票据具有文义性和无因性，票据流转过程中当事人仅能对其与直接前手之间交易关系的合法性及真实性负责，而不可能也无法对向其流转票据的前手是如何在其前手处获得票据的合法性以及交易的真实性负责，故上诉人的前述申请事项与界定案涉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无必然联系，本院对其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上诉人浙ＸＸ都合成革有限公司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可予维持。但原判在分析本案争议焦点时，对被上诉人吕莉玲之后案涉汇票流转关系及效力进行了评判、认定，显然超出了本案审理范围，应予纠正。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800元，由上诉人浙ＸＸ都合成革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永红
审 判 员 程允平
审 判 员 孙雅和
二〇一七年九月六日
代书记员 陈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