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3民终99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万静静，女，1982年4月1日出生，住河北省廊坊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焱，北京市银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增宝，男，1945年4月12日出生，住山西省屯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辰桦，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华鼎泰富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19号楼27层3110。法定代表人：张艳芳，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辰桦，北京市蓝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万静静因与被上诉人常增宝、原审第三人华鼎泰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鼎泰富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829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万静静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追加常增宝为（2016）京0105执7018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在其未依法出资的1200.24万元范围内向万静静承担清偿责任，由常增宝承担本案诉讼费、公告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的规定，华鼎泰富公司是2011年设立的投资公司，法院在审理认定常增宝作为发起人缴纳出资的数额及履行期限等民事行为时，应适用2006年颁布的《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而不是2013年修订后的《公司法》。根据2006年颁布的《公司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常增宝作为华鼎泰富公司的发起人其缴纳出资的履行期限应是2016年4月12日。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并未适用2006年颁布的《公司法》，而是适用2013年修订后的《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但常增宝作为华鼎泰富公司的发起人其缴纳出资的数额及履行期限等出资行为是在2011年华鼎泰富公司设立时产生的，而不是在2016年3月10日其将股权转出时产生的，因此一审法院在审理常增宝缴纳出资的数额及履行期限等民事行为时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其次，（2016）京0105执7018号执行案件的执行依据（2016）京03民终3569号民事判决书于2016年3月10日签发，常增宝在2016年3月10日当日将其股权以零对价转出，并且以修改公司章程的方式将实缴出资期限延长至2030年12月31日，随后又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常增宝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一系列行为均属于逃避自身出资义务致使公司缺乏偿还债务能力，已经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根据《民法总则》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及上述司法解释的精神，目前华鼎泰富公司经法院强制执行，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常增宝未依法履行缴足出资的义务即转让股权，常增宝作为华鼎泰富公司的发起人应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常增宝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万静静的上诉请求。本案常增宝是在认缴期限之前转让股权，不存在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情形，该转让和延长期限的行为符合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关于转让对价属于商业秘密，不在工商备案进行登记。华鼎泰富公司述称，陈述意见与常增宝一致。万静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撤销（2017）京0105执异389号执行裁定书，并追加常增宝为（2016）京0105执7018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1200.24万元范围内向万静静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28日，法院对华鼎泰富公司与万静静劳动争议一案做出（2015）朝民初字第521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确认2013年4月24日至2014年10月13日期间华鼎泰富公司与万静静存在劳动关系；二、华鼎泰富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万静静2013年10月24日至2014年10月13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8464.37元；三、华鼎泰富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万静静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2000元；四、驳回华鼎泰富公司之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万静静之其他诉讼请求。之后，华鼎泰富公司提起上诉，2016年3月10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之后，万静静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7年4月7日，法院做出（2016）京0105执7018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载明：法院在执行万静静与华鼎泰富公司民事纠纷一案中，法院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执行人向法院申请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之后，万静静向法院申请追加常增宝为（2016）京0105执7018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2017年11月24日，法院做出（2017）京0105执异38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申请追加人万静静的追加申请。华鼎泰富公司的工商档案显示公司成立于2011年4月14日，2011年4月13日的公司章程记载注册资本5001万元，股东及其出资情况为王某认缴2000.4万元（2011年4月13日缴付400.08万元，2016年4月12日缴付1600.32万元），常增宝认缴3000.6万元（2011年4月13日缴付600.12万元，2016年4月12日缴付2400.48万元）。2011年4月13日的验资报告记载截至2011年4月13日止，华鼎泰富公司已收到常增宝以货币出资人民币600.12万元，王某以货币出资人民币400.08万元。截至2011年8月12日止，华鼎泰富公司收到常增宝第2期出资600.12万元，收到王某第2期出资400.08万元，累计实收资本常增宝为1200.24万元，王某为800.16万元。截至2011年8月25日止，华鼎泰富公司收到常增宝第3期出资600.12万元，收到王某第3期出资400.08万元，累计实收资本常增宝为1800.36万元，王某为1200.24万元。2016年3月10日，常增宝将其在华鼎泰富公司的股权3000.6万元转让给张艳芳，王某将其在华鼎泰富公司的股权2000.4万元转让给魏某,同日，华鼎泰富公司修改公司章程，修改后的章程记载股东出资情况为张艳芳出资数额3000.6万元、出资时间2030年12月31日，魏某出资数额2000.4万元、出资时间2030年12月31日。一审法院认为，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常增宝与王某设立华鼎泰富公司时约定的首次出资额及其余部分的缴足期限符合法律规定。2013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该条文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条文没有对首次出资额和其余部分的缴足期限作出规定，所以，2016年3月10日的华鼎泰富公司章程修正案对其余出资的缴足期限的修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法律、行政法规也未禁止股东在认缴出资缴付期限到期前转让股权，故常增宝将华鼎泰富公司股权转让给张艳芳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规定被申请人或申请人对执行法院依据该条款规定作出的变更、追加裁定或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针对万静静提起的本案诉讼，法院认为，常增宝向张艳芳转让股权、王某向魏某转让股权并不属于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况，常增宝也不属于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万静静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万静静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2015）朝民初字第52188号民事判决书、（2016）京03民终3569号民事判决书、（2016）京0105执7018号执行裁定书、（2017）京0105执异389号执行裁定书、华鼎泰富公司工商档案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常增宝与王某设立华鼎泰富公司时约定的首次出资额及其余部分的缴足期限符合法律规定。2016年3月10日，常增宝将其在华鼎泰富公司的股权3000.6万元转让给张艳芳，在华鼎泰富公司并未出现股东应当提前履行出资义务的法定情形的情况下，鉴于常增宝在其对华鼎泰富公司的出资期限未届满前转让股权，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表明本案符合法律规定的股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故万静静以此为由请求追加常增宝为（2016）京0105执7018号案件被执行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万静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正当，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万静静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静审 判 员  潘 蓉审 判 员  孙 妍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卫孚嘉法官助理  佳 丽书 记 员  田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