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621民初2148号
原告：王旭，男，1981年9月16日出生，住河南省新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杰，上海市中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泽宇，上海市中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崔恒涛，男，1971年4月4日出生，住江苏省海安县。
原告王旭诉被告崔恒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4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泽宇，被告崔恒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旭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16万元。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上海乐城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城公司）的股东，2016年2月18日，原告王旭作为出让方，被告崔恒涛作为受让方,双方订立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受让方在2016年3月30日付5万元，于2016年6月30日付余款11万元。后经原、被告合意，被告手写变更了付款时间，改为于2016年12月30日付款6万元，于2017年6月30日付款10万元。现因被告迟迟不履行付款义务，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提起诉讼。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含乐城公司股东身份信息）。证明原、被告均系乐城公司的股东，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为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应认定为合法合规。
2、股权转让协议（2016年2月18日签订）。证明股权转让系原、被告真实意思表示，明确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于该股权转让协议中所记载的“乙方将乐城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原告陈述系笔误导致,应为“乙方将乐城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甲方”。
经庭审质证，被告意见如下：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均不予确认，原告王旭在乐城公司确有20%的股权，但股权转让协议中崔恒涛的签名并非被告本人所签。
被告崔恒涛辩称：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不是我的意思表示，且协议中的关于我的签字并不是我本人所签，原告起诉于法无据。
被告为证明其抗辩，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上海市宝山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的收件凭证一份。证明原告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是虚假的，原告在2016年2月22日申请办理了娱乐经营许可证。
2、合作协议书、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证明2013年原、被告之间的合作真实有效，上述合作协议书中的签名均系被告本人所签。
3、内资公司变更（备案）登记、档案机读材料、乐城公司章程、股权转让协议（2013年7月30日签订）。证明原告王旭在乐城公司担任的职务。
经庭审质证，原告意见如下：
1、对被告提供的收件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2、对被告提供的合作协议书、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合作协议书、董事会决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股东会决议系案涉原、被告股权转让之间形成，可以印证原告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
3、对被告提供的内资公司变更（备案）登记、档案机读材料、乐城公司章程、股权转让协议（2013年7月30日签订）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在乐城公司所担任的职务与其是否是乐城公司的股东不具有身份上的对应性。且从公司章程可以看出，股东之间可以互相转让股权，故案涉股权转让并未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
庭审中，因被告崔恒涛对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中有关崔恒涛的签名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故本院依法向被告释明，要求被告崔恒涛在合理期限内，就原告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有关被告崔恒涛的签名的真实性向本院提出书面的笔迹鉴定申请，逾期不提供，将要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被告崔恒涛回答：“听到了，但是我没有钱鉴定。”
本院结合原、被告举证、质证及庭审陈述，对当事人提供的上述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2013年7月3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合作协议书及工商部门的内资公司变更（备案）登记、档案机读材料、公司章程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供的签订于2016年2月1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被告崔恒涛对其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经本院将该股权转让协议中崔恒涛的签名与被告提供的合作协议书中崔恒涛的签名进行直观比对，确认二者具有高度相似性。而被告崔恒涛在举证期限内未能举证证明其上述抗辩意见，且经本院释明后又未在合理期限内就其签名的真实性向本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本院认定2016年2月1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崔恒涛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同时，因该协议中手写部分内容后均有被告崔恒涛的签名确认，故本院对该手写部分内容的真实性亦予以认可。对于该协议中所记载的“乙方将乐城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结合原告持有乐城公司20%股权的情况和被告崔恒涛作为甲方承诺分两期付款的情况，原告陈述系笔误造成，本院予以采信，应认定协议本意为“乙方将乐城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甲方”。
综合以上证据，本院查明如下事实：2009年2月13日，案外人王森林、高洪梅、马进与被告崔恒涛投资设立乐城公司，注册资金为20万元，其中王森林、崔恒涛、马进各出资4万元（各占公司出资比例的20%），高洪梅出资8万元（占公司出资比例的40%）。
2013年7月30日，王森林、高洪梅、马进、崔恒涛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决定将高洪梅、王森林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崔恒涛，将马进持有的股权转让给王旭。同年8月1日，经有权部门进行变更登记确认，乐城公司股东依法变更为崔恒涛和王旭，其中崔恒涛持股80%，王旭持股20%，公司注册资金仍为20万元。
2013年7月30日，原告王旭（乙方）与被告崔恒涛（甲方）签订合作协议书一份，其中约定：甲方原股份为20%，现再出资43.08万元，乙方出资14.36万元，都以现金形式出资，甲方在新成立的公司占股份80%，乙方占股20%；投资股份总价为71.8万元，经营卡拉OK；如股权转让，必须经双方同意，否则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10万元。该协议中还约定了补充协议：1、公司从3月1日起内部改建装修费用由甲方先行垫资，待公司经营盈利后从利润中扣除甲方装修垫资款，然后再按股份分成；2、甲方既是股东又是房东，向乙方保证自有的商铺房租费为每平方米2元/天计算，此价格仅限于两人合作的终身价。
2016年1月17日，原、被告召开董事会形成董事会决议，确定将乐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文化经营许可证的法定代表人均变更为崔恒涛。
2016年2月18日，出让方王旭（乙方）与受让方崔恒涛（甲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其中约定：乐城公司由崔恒涛、王旭从2013年3月1日共同投资设立，总投资80万元，法定代表人崔恒涛，其中甲方股份80%，乙方股份为20%。从2013年3月1日成立后，公司一直由甲方负责经营管理，现甲、乙双方共同协商，乙方将乐城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16万元；付款方式为在2016年3月30日付5万元，在2016年6月30日付余款11万元，余款付完后，乙方去工商进行变更登记过户手续。在该股权转让协议下部甲、乙双方签字处的上方空白处，增加手写部分文字“2016年12月30日付6万元（崔恒涛），2017年6月30日付11万元（崔恒涛）”。
2016年2月22日，被告崔恒涛至上海市宝山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申请办理娱乐经营许可证并变更法人代表。
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已经本院庭审质证，并综合其他证据认定其真实性，该股权转让协议系原、被告真实意思表示，不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虽然乐城公司注册资金为20万元，原告王旭只持有该公司20%股权，但结合被告崔恒涛提供的合作协议书的内容可以确认，在2013年3月1日起双方约定对乐城公司进行经营性投资，故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中，原、被告就原告持有的乐城公司股权进行转让所约定的价格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本院予以确认。依据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的转让款为16万元，崔恒涛承诺于2016年3月30日付5万元，于2016年6月30日付余款11万元，余款付完后，原告去工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后崔恒涛变更付款时间为2016年12月30日付5万元，于2017年6月30日付11万元，原告对此予以认可。现付款期限已届满，被告未能履行给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故原告有权要求被告给付转让款16万元，故原告王旭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被告崔恒涛的抗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崔恒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给付原告王旭股权转让款16万元。
如果被告崔恒涛未按规定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还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500元，减半收取1750元，由被告崔恒涛负担（此款已由原告垫付，被告于履行上述义务时一并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3500元（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46×××65，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
代理审判员 吉振宇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