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绍商终字第138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新昌县华安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住所地：新昌县羽林街道董余村。
法定代表人：潘才兵，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王永军，浙江兴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潘才兵。
委托代理人：章欣联，浙江兴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亚荣。
委托代理人：石巨兵，新昌县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英南。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思丁。
上诉人新昌县华安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公司）、潘才兵为与被上诉人王亚荣、陈英南、蒋思丁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2015）绍新商初字第4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陈键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张靓、王瑜参加的合议庭，后因工作原因合议庭成员变更为审判员陈键，代理审判员张靓、丁叶莎，于2015年12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李佳丽担任记录。上诉人华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永军，潘才兵的委托代理人章欣联，被上诉人王亚荣及委托代理人石巨兵，被上诉人陈英南、蒋思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4年6月23日，由被告潘才兵召集并主持召开被告华安公司股东会议，经被告潘才兵、陈英南、蒋思丁一致通过公司的组织机构以及公司章程。被告华安公司于2014年6月23日成立，工商登记时公司章程规定注册资本为100000元，股东为陈英南、潘才兵、蒋思丁，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额分别为30000元、40000元、30000元，章程还对公司名称、公司住所、经营范围、股东会职权等作了明确规定。原告王亚荣分别于2014年5月31日、2014年6月9日向被告陈英南账户转账汇入100000元、50000元，共计150000元。原告王亚荣提供编号为0911394收款收据一份，上面记载：客户名称为王亚荣，时间为2013年6月5日，品名及规格为华安驾校集资款（股金），金额为￥150000.00元，合计金额（大写）为壹拾伍万，备注为占总股份4.6431%，收款人为陈英南，被告华安公司在收款收据上盖章。被告陈英南提供的客户名称为胡名益、叶银亚、蒋思丁、陈英南、童时栋、胡小雨、张世明、俞垚进、王志、祝达增、干三才、王友东、胡声炉、刘备法的收款收据记载形式与原告王亚荣提供的一致。2014年9月14日新昌华安驾校总费支出记载：潘才兵200316元贰拾万零叁佰陆拾元整陈英南2902790元贰佰玖拾万贰仟柒佰玖拾王友东95149元玖万伍仟壹佰肆拾玖元整蒋思丁32325元叁万贰仟叁佰贰拾伍元整尚有欠款陆万元整（60000元）以上共支出叁佰贰拾玖万零伍佰捌拾元（3290580元），包括原告王亚荣、被告潘才兵、陈英南、蒋思丁等人在全体股东审查签字一栏签字按印。2014年9月14日华安驾校股份注册上记载：王友东3股叶银亚1股胡声炉2股胡小雨1股刘培法1股童时栋1股俞垚进1股祝达增1股胡名益0.5股陈英南2股王亚荣1股宋如中1股吕钢2股潘锡明2股张世明0.5股王志0.5股干三才1股潘才兵2股蒋思丁0.5股，按每股（137500）壹拾叁万柒仟伍佰元整，股金不足者必须在二○一四年九月一九号下午四点前缴足，逾期者按原有股金定股。各股东多余股金在全部股金到位后三天后退还。包括原告王亚荣、被告潘才兵、陈英南等人在股东签字一栏签名按印，被告蒋思丁未签名按印。原告王亚荣提供的2014年6月5日华安公司股东清单（造册）上记载：王亚荣的出资金额为150000元，出资比例为4.66%，出资时间为2014年6月5日，除被告潘才兵未签字外，包括原告王亚荣、被告陈英南、蒋思丁等人均在上面签字，出资金额合计为3219200元。
另查明，被告陈英南、蒋思丁等人曾分别于2014年5月25日、2014年7月1日、2014年10月8日、2014年10月25日组织召开股东会议，被告潘才兵均未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被告华安公司于2015年4月8日通知被告陈英南、蒋思丁召开股东会议。原告王亚荣曾因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向原审法院起诉后撤诉。现原告再次向该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原告为被告华安公司的股东，拥有公司股权4.66%；2、判令三被告协助办理上述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综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三个：第一、本案中涉及的新昌县华安驾校是否与被告华安公司为同一个主体；第二、原告王亚荣是否系被告华安公司的隐名股东；第三、若原告王亚荣系被告华安公司的股东，如何确定其股权份额。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根据原告提供的收款收据上品名及规格一栏记载为“华安驾校集资款（股金）”，而被告华安公司在收款收据上盖章确认，并且被告华安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潘才兵对公章的真实性以及加盖公章非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等也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可以视为被告华安公司对该品名及规格的认可；其次，根据被告华安公司章程中记载的经营范围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将其简称为新昌县华安驾校符合通常理解，即使解释为因工商登记的需要将“新昌县华安驾校”名称改成“新昌县华安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也较合理；再次，被告华安公司以及潘才兵辩称的新昌县华安驾校与被告华安公司系两个独立主体，而实际上由被告潘才兵、陈英南、蒋思丁参与组建的新昌县华安驾校也并没有独立存在，而是成立了华安公司。综上，应认定新昌县华安驾校与被告华安公司系同一个主体。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股权是公司股东依法享有的资产收益、参与公司重大决策以及选择管理者等综合性权利，取得股东资格是享有股东权利的前提和基础。本案系实际出资人主张股东资格提起的股权确认诉讼，属于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权属争议，故应当遵照意思自治以及实质要件优先于形式要件的原则，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和实际履约行为作为确认股东资格的依据，而不能单纯依据公示主义或外观主义原则来认定。出资行为应为取得股东资格的实质性证据，公司章程、工商登记、股东名册、出资证明等属于证明股东资格的形式化证据。虽然工商登记具有对抗效力和证权功能，但它并非一种设权程序。工商登记明确记载股东、持股份额等内容，并将相关手续和材料予以登记备案，只不过起到一种社会公示的作用，并不能改变公司股东组成的实际构成。本案中，原告王亚荣将出资款汇入被告陈英南的账户，编号为0911394收款收据上记载的时间2013年6月5日虽在被告华安公司成立之前，但被告华安公司在该收款收据上盖章确认，应当视为被告华安公司已认可原告王亚荣的出资行为、金额以及相应的出资款性质为股金。虽然2014年6月5日华安公司股东清单（造册）上未加盖公司公章以及没有被告潘才兵的签名，记载存在一定瑕疵，但该清单记载的股东姓名及出资金额与被告陈英南提供的相关收款收据记载的内容基本能够相互对应。另外，包括原告王亚荣、被告潘才兵、陈英南等人在内于2014年9月14日签字按印的华安驾校股份注册清单记载的股东人数、姓名以及依据相应的股份数计算得出的总股金与2014年6月5日股东清单记载的金额虽有细小出入，但该股份注册清单同时亦明确载明“股金不足者必须在2014年9月19日前缴足，逾期者按原有股金定股”。况且，被告潘才兵作为华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清单记载股份数的用途、目的以及真实意思表示和含义在庭审中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并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出具该份清单并非让原告王亚荣等实际出资人享有股权权利，故应认定收款收据及2014年6月5日股东清单（造册）、2014年9月14日股份注册清单系被告华安公司对实际出资人出资行为及具体金额的认可。由于2014年9月14日股份注册清单对总出资额记载尚欠具体、明确，故总出资额应以2014年6月5日股东清单（造册）记载的金额为准。虽然被告华安公司工商登记股东为三人，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未记载原告等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身份，但工商登记内容与全体实际出资人认可的股份注册清单及股东清单（造册）显然不相符。根据公司意思自治原则，应当尊重全体实际出资人的意思表示，由于相应的注册资本不能具体判定来源于谁的出资，故应属于全体实际出资人共同所有，三位登记股东仅属办理工商登记需要的名义股东。并且，在公司成立前后，原告实际均以股东身份多次参加股东会议，行使股东权利。综上，被告华安公司、潘才兵以工商登记显示的公司股东仅为潘才兵、陈英南、蒋思丁三人为由，提出抗辩认为原告王亚荣即不具有该公司股东资格，不予采信。该院认定原告王亚荣完成了实际出资行为，并且已经全体出资人及公司认可，为被告华安公司的隐名股东。鉴于被告陈英南、蒋思丁作为持有公司股权60%的名义股东对原告要求显名成为被告华安公司股东的请求无异议。故原告诉请要求被告华安公司及潘才兵、陈英南、蒋思丁协助办理相应的股东变更登记手续，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根据华安公司章程规定以及工商登记记载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0元，仅属于总投资款3219200元中的一部分，并且该100000元注册资本具体来源于实际出资人中谁的出资或哪部分出资款实际难以区分和判定，故应认定该100000元注册资本为全体实际出资人共同所有，至于各实际出资人具体占据的出资比例，应以2014年6月5日股东清单（造册）记载的出资比例为依据予以认定。据此，原告王亚荣实际出资150000元，在总投资款款3219200元中占股4.66%。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王亚荣为被告华安公司的股东，占该公司股份4.66%；二、被告华安公司、潘才兵、陈英南、蒋思丁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协助原告王亚荣办理上述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案受理费80元，由被告华安公司负担，限于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向法院缴纳。
上诉人华安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证据不足。（一）王亚荣不是上诉人的股东，在公司不享有股权。1、王亚荣不是隐名股东。隐名股东依隐名出资人与显名人之间的合同关系而产生，王亚荣与公司的股东潘才兵、陈英南、蒋思丁之间没有借名的协议，不存在借名义出资的情形。2、上诉人自成立后没有增资扩股。上诉人自成立之日起的注册资本为10万元，根据公司章程第10条规定，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上诉人从未有过增资扩股的股东会决议，王亚荣不是新加入的股东。（二）一审判决认定总投资款3219200元错误。1、新昌县华安驾校不等于上诉人。2、股东清单（造册）真实性无法确定，潘才兵没有签名，上诉人亦没有盖章，不具有真实性，与本案明显缺乏关联性，不具有证明力。3、总投资款3219200元无依据，而且总投资款不当然是股权。根据一审认定，王亚荣将150000元支付给了陈英南，但上诉人迄今未收到上述款项，该款项系王亚荣与陈英南之间的经济往来，不是对上诉人的投资款。（三）认定王亚荣占股4.66%证据不足。假设王亚荣占股4.66%，其他股东占股是多少，公司的股份如何分配，按此判决工商局该如何登记？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为《公司法》第四条，《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公司法》第四条规定的是在成为公司股东之后可享有的权利，而西安是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在尚未确定是否具有股东资格之前，谈何股东权利？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一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判决将公司三股东列为被告错误。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规定，请求确认股权应当证明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股权的事实。本案中，王亚荣提供的证据及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王亚荣是将款项支付给了陈英南，公司并没有收到，故本案不适用该条款。至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与本案明显不存在关系。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王亚荣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人潘才兵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华安公司与被上诉人王亚荣等人筹建的新昌县华安驾校是两个独立的主体，一审判决将两者混为一体显然系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并不否认，上诉人曾与被上诉人王亚荣、陈英南、蒋思丁等人筹建过新昌县华安驾校的事实，但新昌县华安驾校并没有成立。事实上，王亚荣与潘才兵、陈英南和蒋思丁等参与组建新昌县华安驾校而导致的债务纠纷，案由应该是公司设立纠纷，而不是王亚荣与其毫无关系的华安公司之间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二、被上诉人王亚荣并没有向华安公司出资，也没有参加过华安公司的股东会议，不具备该公司的股东资格。王亚荣提供的收款收据，其开具的时间为2013年6月5日，而当时华安公司还没有成立，也不可能有公章，显然没有真实性。如果该15万元是被上诉人陈英南收取，那也是由于新昌县华安驾校没有设立而产生的纠纷，而不是王亚荣与华安公司之间的纠纷。另一方面，公司成立前，发起人根本还没有股东资格，公司成立后才可能成为股东，而华安公司成立后被上诉人没有参加过股东会议。即使参加过所谓的股东会议，也都是无效的，因为这些会议都不是作为公司执行董事的上诉人召集和主持，也没有通知上诉人参加，显然严重违反公司法的规定而无效。三、从有关公司法规定和司法实践认定股东资格取得的条件来看，被上诉人王亚荣也不具备华安公司股东资格。股东资格的取得方式有原始取得与继受取得。本案中，被上诉人王亚荣并无证据证明其与华安公司三个原始股东之间存在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也无证据证明华安公司股东之间已就该公司增资扩股达成协议。所以，被上诉人王亚荣主张的股东资格既非原始取得，也非继受取得，并非适格的出资主体。四、被上诉人王亚荣对上诉人潘才兵没有诉的利益，一审判决无现实履行可能性。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王亚荣实际出资150000元，在总投资款3219200元中占股4.66%，而判决主文第一项则确认王亚荣为华安公司的股东，占该公司股份4.66%。在华安公司没有增加注册资本的情况下，该公司股份4.66%相对应的出资金额只有4660元，显然与被上诉人的出资金额相矛盾；如果认定实际出资金额为15万元，那么超过了原审被告华安公司的注册资本，因为华安公司的注册资本也只有10万元。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王亚荣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王亚荣答辩称：上诉人华安公司和潘才兵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上诉人认为华安公司与华安驾校是两个不同的主体不成立，华安驾校是华安公司的简称，相关的凭证都可以证明。王亚荣是否是股东以及出资情况等也有相应的证据可以证明。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陈英南答辩称：不同意潘才兵的说法，筹备驾校时是由被上诉人管财务的，王亚荣的钱打到被上诉人的账号上，用来筹备驾校。
被上诉人蒋思丁称与陈英南的答辩意见一致。
被上诉人王亚荣在二审中提供了照片一组，证明上诉人华安公司对外就是华安驾校，是同一个主体两个名称，华安驾校是华安公司的简称。上诉人华安公司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不是新证据，如果法庭认为是新证据，对真实性有异议，不清楚几组照片的来源，无法核实真实性。上诉人潘才兵质证认为，认同华安公司的意见，这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质证。本院认为，两上诉人对照片的真实性未提出实质性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被上诉人陈英南提供了帐册及发票若干，证明包括王亚荣在内的其他股东的钱全部打到被上诉人账上，钱全部用于筹备驾校上，被上诉人跟王亚荣个人之间没有经济往来。被上诉人陈英南在二审开庭时当庭提交该些证据，原件收回，表示庭后提交复印件，但嗣后并未提交；两上诉人要求向当事人核实后再提交书面质证意见，嗣后亦未提交，故本院对该些证据不予认定。
其他当事人在二审中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二审审理，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王亚荣是否系上诉人华安公司的股东以及具体份额是多少。首先，当事人请求确认其原始取得股权的，应当证明其已经向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现被上诉人王亚荣已提供银行转账凭证和收款收据等证据，证明其向华安公司出资的事实，收款收据上加盖了华安公司的公章，两上诉人未对该公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鉴定，登记股东之一的陈英南作为款项经手人对此亦无异议，应认定被上诉人向华安公司出资的事实。其次，两上诉人称华安驾校与华安公司系两个相互独立的主体，被上诉人王亚荣主张的出资事实均系筹建华安驾校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与华安公司无关。但是，被上诉人王亚荣等人交纳出资款的收款收据上记载的品名及规格为“华安驾校集资款（股金）”，却由华安公司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同时，华安公司入口处及教练车上均有“华安驾校”字样。而且，华安公司的注册资本仅为10万元，两上诉人未对公司租赁场地、购买车辆等费用的来源作出合理解释并提供相应证据。上诉人潘才兵曾确认华安驾校总支出达300多万元，但并未对费用支出的去向作出合理说明，也未提供华安驾校与华安公司分别租赁或购买不同的经营场地和车辆的相应证据。以上事实均证明华安驾校与华安公司为同一个主体，华安驾校即为华安公司的简称。再次，根据被上诉人王亚荣提供的股东清单，华安公司实际出资人共19人，出资金额3219200元，其中王亚荣出资15万元，占出资比例4.66%，但因注册资本仅为10万元，本院仅确认其股权份额为注册资本10万元中的4.66%，至于其余部分出资，系通过增资方式，还是作为资本公积或借款处理，属公司自治范围，本案中不作评判与处理。又次，被上诉人王亚荣作为隐名股东要求显名化，鉴于持有公司登记股权60%的名义股东无异议，应当予以支持。最后，被上诉人王亚荣起诉要求确认股东资格，应当以公司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其第二项诉讼请求为要求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对此，除公司之外，对应的显名股东亦有协助义务。由于本案中王亚荣作为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非一一对应关系，故各登记股东均有协助义务，因此，被上诉人王亚荣起诉时列所有登记股东为共同被告，并无明显不当。综上，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各80元，由上诉人新昌县华安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和潘才兵各自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键
代理审判员 张 靓
代理审判员 丁叶莎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李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