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商终字第18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港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荣泉。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章靖忠、黄恺，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成算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原根。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张军、冯永生，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鑫兆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俞大伟。
上诉人浙江港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杭州成算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算公司）、杭州鑫兆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兆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3）杭萧商初字第15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7月28日，鑫兆公司（德意项目部）［乙方］因德意空港工程施工需要与成算公司［甲方］签订《租赁合同》一份，约定：乙方向甲方租赁钢管、扣件套管，数量按实发数为准（详见租赁账单及收货码单），租赁期从2010年7月28日始至2012年7月27日止；钢管每米每天租金为0.008元，扣件每只每天租金为0.006元，套管每根每天租金为0.006元，钢管按每吨250米计算，扣件按每吨800只计算，如遇市场价格波动在±20%以上，则按季另行签定调整单价的补充协议；乙方如损坏或缺少租赁物的，钢管每缺一米按16元赔偿，扣件每少一只赔6元，螺丝每少一套赔0.55元，扣件保养费每只0.1元，钢管调直费每支2元，装车费每吨10元，卸车费每吨15元；套管0.1米每少一根赔4元，套管0.2米每少一根赔5元，套管0.3米每少一根赔6元；乙方委派陈志荣提取、验收、审核租赁物及对账单签字，其签字代表乙方，甲方委派谢利明、肖红兵作为租赁物归还时验收及审核人，其签字代表甲方；乙方于供货月底与甲方对账，甲方根据月度对账单与乙方结账，当月租费在次月25日前付清，以此类推；若逾期未付，乙方支付所欠租费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直至应付租费款结清止；若超过五个月仍不支付租金，视为乙方违约，应支付所欠总租金每日2‰的违约金；因乙方不按时交纳租金，甲方为催讨租金实现债权产生的费用（包括律师费）均由乙方承担，该合同加盖鑫兆公司合同专用章及德意项目部印章。合同签订后，成算公司按约履行交付钢管、扣件、套管用于德意空港工程工地。后成算公司委托人员肖红兵及鑫兆公司法定代表人俞大伟签订租费确认单一份，载明：自2010年7月28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成算公司累计提供钢管289220.80米、扣件127275只、0.2米套管253根、0.3米套管458根，承租方未归还；自2010年7月28日起至2012年12月1日止承租方累计欠租费2954100元。截至2013年3月31日，鑫兆公司、港升公司尚欠租金3315460.04元，尚有钢管284209.8米、扣件38475只、0.3米套管150根未归还，0.2米套管多归还92根。诉讼中，成算公司自愿将多归还的92根0.2米套管，充抵92根0.3米套管，并自愿放弃主张相应92根0.3米套管的赔偿款。另查明，成算公司为实现本案债权支出了律师代理费15万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租赁合同》中鑫兆公司合同专用章、德意项目部印章真实，原审法院认定成算公司与鑫兆公司、港升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成立，且租赁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各方均应恪守履行合同义务。成算公司要求鑫兆公司、港升公司支付租金及返还租赁物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因鑫兆公司、港升公司逾期付款，成算公司受到的损失为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现成算公司同时主张逾期付款利息及违约金，已高于成算公司实际损失，故原审法院只对成算公司主张的合理逾期付款利息予以支持，对违约金部分不予以支持。各方已约定成算公司因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由鑫兆公司、港升公司承担，成算公司要求鑫兆公司、港升公司支付的律师代理费15万元，符合相关收费标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鑫兆公司、港升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成算公司租金3315460.04元；二、鑫兆公司、港升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成算公司钢管284209.80米、扣件38475只、套管58根；如不能返还则按合同约定的标准支付赔偿金4778554.80元（钢管赔偿标准为16元／米、扣件赔偿标准为6元／只、套管赔偿标准为6元／只）；三、鑫兆公司、港升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成算公司利息877152.70元（自2010年8月25日起至2013年3月31日止）；四、鑫兆公司、港升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成算公司律师代理费15万元；五、驳回成算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港升公司、鑫兆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7363元，成算公司负担14436元，鑫兆公司、港升公司负担72927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鑫兆公司、港升公司负担。
宣判后，港升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租赁合同》中“浙江港升控股集团德意空港国际花苑ⅱ标项目部”印章系伪造。1、港升公司从未刻制过该枚印章。本案所有证据材料中，涉及到港升公司的，共有三颗印章，分别为“浙江港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德意空港国际花苑建筑和安装工程ⅱ标段技术资料专用章”、《租赁合同》第3页、“脚手架班组承包合同”第1页和“架子班补充协议”上的“浙江港升控股集团德意空港国际花苑ⅱ标项目部”（全部字体沿边线刻制）、以及《脚手架班组承包合同》第3页上的“浙江港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德意空港国际花苑ⅱ标项目部”（上部字体沿边线刻制、下部字体横向刻制，多“有限公司”四个字）。其中，“浙江港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德意空港国际花苑建筑和安装工程ⅱ标段技术资料专用章”系港升公司刻制，用来签订涉及德意空港国际花苑ⅱ标段合同的专用公章。而另外两个印章，港升公司从未刻制过。另外根据楼启浩以及俞大伟在公安机关的笔录，能证明港升公司并没有“浙江港升控股集团德意空港国际花苑ⅱ标项目部”和“浙江港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德意空港国际花苑ⅱ标项目部”两个印章。2、俞大伟的陈述真实有效，与其他证据不存在矛盾，可作为证据使用。根据俞大伟在公安机关做的笔录，他承认伪造了“浙江港升控股集团德意空港国际花苑ⅱ标项目部”和“浙江港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德意空港国际花苑ⅱ标项目部”两个印章，并且将“浙江港升控股集团德意空港国际花苑ⅱ标项目部”的印章盖在“脚手架班组承包合同”和“架子班补充协议”上。一审法院认为俞大伟的陈述前后矛盾，尤其是关于徐董良私刻的那枚印章，认为俞大伟的陈述与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的事实相矛盾。但事实上，（2013）东刑初字第74号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是：“徐董良伪造了‘浙江港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德意空港国际花苑ⅱ标项目部’印章一枚，并加盖于出具给何立华的借条上，使用后将该印章扔弃。”首先，徐董良伪造的印章与《租赁合同》上的“浙江港升控股集团德意空港国际花苑ⅱ标项目部”印章内容并不一致，多了“有限公司”四个字，不是同一个章。其次，刑事判决书中只认定徐董良将伪造的印章盖于借条上，使用后即扔弃，并未提到徐董良还把伪造的印章盖在别的地方。再次，俞大伟从未陈述过徐董良的章是由其私刻，真实情况是两个人各自私刻了“浙江港升控股集团德意空港国际花苑ⅱ标项目部”印章。最后，俞大伟在做德意空港工程过程中，基本上就是与楼启浩接触，“脚手架班组承包合同”和“架子班补充协议”也都是和楼启浩签的，和徐董良没有直接接触过，不存在徐董良将伪造的印章盖于“脚手架班组承包合同”和“架子班补充协议”的可能性。因此，徐董良私刻的‘浙江港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德意空港国际花苑ⅱ标项目部’印章，与《租赁合同》上的伪造印章之间并无关联。俞大伟的陈述与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的事实不存在矛盾，因此俞大伟的陈述可作为证据使用，可以证明“浙江港升控股集团德意空港国际花苑ⅱ标项目部”印章系其私刻。一审法院对俞大伟的陈述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系认定事实不清。3、《租赁合同》上的“浙江港升控股集团德意空港国际花苑ⅱ标项目部”印章系伪造。根据俞大伟在公安机关做的笔录，他承认其伪造了一份“架子班补充协议”，同时伪造了楼启浩的签名以及将私刻的“浙江港升控股集团德意空港国际花苑ⅱ标项目部”盖在这份协议上。根据楼启浩在公安机关做的笔录，鑫兆公司提供的“架子班补充协议”并不是其与俞大伟签订的。两人的笔录可以证明一点：“架子班补充协议”的全部内容（包括协议本身、楼启浩的签字和印章）都是俞大伟伪造。而根据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租赁合同》第3页上的“浙江港升控股集团德意空港国际花苑ⅱ标项目部”和“架子班补充协议”上的“浙江港升控股集团德意空港国际花苑ⅱ标项目部”是同一枚印章盖印的。既然“架子班补充协议”上的印章系俞大伟私刻、伪造的，那么作为出自同一枚印章盖印的《租赁合同》第3页上的印章也应是伪造的。二、成算公司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租赁合同》第3页上的“浙江港升控股集团德意空港国际花苑ⅱ标项目部”（全部字体沿边线刻制）是真实的。“架子班补充协议”的全部内容（包括协议本身、楼启浩的签字和印章）都是俞大伟伪造。同时，成算公司提供的证据和庭审时的陈述还存在下述不合理之处：1、成算公司的陈述和楼启浩的笔录相矛盾。在2013年9月26日的庭审过程中，成算公司声称楼启浩将《租赁合同》拿至成算公司后，在合同上加盖公章。而根据楼启浩在公安机关做的笔录，第一，楼启浩只和俞大伟签订过一份正式的内外脚手架工程合同（即“脚手架班组承包合同”），以及一份“架子班补充协议”；第二，楼启浩不知道俞大伟是向哪家建筑材料公司签订钢架等材料合同；第三，楼启浩没有“浙江港升控股集团德意空港国际花苑ⅱ标项目部”和“浙江港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德意空港国际花苑ⅱ标项目部”两个印章，更没有得到授权盖公章，只在正式合同文本上盖“浙江港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德意空港国际花苑建筑和安装工程ⅱ标段技术资料专用章”。因此，楼启浩根本不可能将《租赁合同》拿至成算公司后，并在合同上加盖“浙江港升控股集团德意空港国际花苑ⅱ标项目部”印章。成算公司无法准确说明《租赁合同》的签订情况。2、港升公司无须和成算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港升公司已将德意空港国际花苑ⅱ标工程中的内外脚手架搭设工程以包工包料形式承包给鑫兆公司，并签订了“脚手架班组承包合同”。那就是说，工程中需要的钢管扣件等材料都是由鑫兆公司自己提供的。既然港升公司和鑫兆公司之间已经明确是包工包料，港升公司不需要再向成算公司租赁钢管扣件等材料，也就不存在港升公司和成算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的可能性。3、成算公司提供的《租赁合同》存在较大漏洞。第一，《租赁合同》里提到的工程是“浙江港升控股集团德意空港国际花苑ⅱ标”，签订日期是2010年7月28日。而事实上，2010年7月，该工程使用的名称是“空港国际新城”，直至2010年8月2日，港升公司才得到杭州市萧山区民政局批准使用“空港国际花苑”。第二，《租赁合同》第一页下部写着“第1页，共2页”，第二页下部写着“第2页，共2页”，第三页下部写着“第3页，共3页”，页脚的设置是输入后自动排版的，如果三页是同一个文档打印的，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第三，《租赁合同》中将港升公司和鑫兆公司共同列为承租人，但在盖章时，把“浙江港升控股集团德意空港国际花苑ⅱ标项目部”印章盖在鑫兆公司的印章下面，而不是并排盖章。第四，《租赁合同》中约定：本合同经双方签字或盖章生效，而在《租赁合同》，仅有“浙江港升控股集团德意空港国际花苑ⅱ标项目部”的盖章，并无项目部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签字。既然成算公司声称是楼启浩把《租赁合同》拿过去的，楼启浩没有在《租赁合同》上签字不符合常理。因此，成算公司提供的证据和庭审时的陈述疑点重重，对《租赁合同》的来源、具体签订情况的陈述和本案的其他证据存在矛盾，成算公司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租赁合同》第3页上的“浙江港升控股集团德意空港国际花苑ⅱ标项目部”（全部字体沿边线刻制）是真实的。成算公司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租赁合同》第3页上的“浙江港升控股集团德意空港国际花苑ⅱ标项目部”（全部字体沿边线刻制）是真实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如果成算公司无法证实印章的真实性，也就无法证实《租赁合同》的真实性，进而直接影响到港升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租赁合同》中“浙江港升控股集团德意空港国际花苑ⅱ标项目部”印章真实，《租赁合同》成立，进而判决港升公司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系认定事实不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驳回成算公司对港升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成算公司答辩称：一、港升公司所依据的“俞大伟讯问笔录、楼启浩询问笔录”不具有证据效力。首先，该公安笔录没有合法性。1、该公安笔录的取得缺乏合法性提审、“讯问”犯罪嫌疑人的侦查措施，依法只有在刑事案件立案后采取，而萧山区公安局靖江派出所在既未收到对俞大伟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举报，其也未对俞大伟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立案的情况下，对俞大伟采取了提审、“讯问”的侦查措施，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萧山区公安局靖江派出所采取该违法侦查措施所作的“讯问笔录”理应没有合法性。萧山公安局靖江派出所不仅违法提审、“讯问”俞大伟，而且根据提审、“讯问笔录”记载的时间第一次是连续长达8小时十五分，第二次是3小时16分，时间之长极不正常，完全不排除公安为港升公司针对性取证。2、该公安笔录从证据形式来讲不具有合法的证据形式要件。因为该公安笔录均没有被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作为证据使用，故该公安笔录内容的性质只能是证人证言，又由于上述笔录中的被调查人员未到庭进行质证，且本案亦无其他客观证据可以证实上述笔录所述情况，故上述笔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3、公安笔录涉及公安机关干预经济纠纷。本案原审已经过两次开庭审理，且当事人已作了最后陈述，庭审已经完毕，在这种情况下，港升公司以其项目经理楼启浩涉嫌伪造私刻公章的名义向其当地公安派出所报案，其当地公安派出所在未对俞大伟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刑事立案的情况下，对俞大伟采取提审、讯问的侦查措施，所做的“讯问笔录”不仅违反《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而且明显涉嫌公安机关利用公权力干预经济纠纷案件，为港升公司获取有利的民事案件证据。萧山区公安局靖江派出所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公安部关于严禁越权干预经济纠纷的通知》。4、公安笔录中涉及的沈方逸、楼启浩均是港升公司的工作人员，而且楼启浩是港升公司涉案工程的项目经理，因此，沈方逸、楼启浩与港升公司存在利害关系，该询问笔录的客观性和合法性均无法保证，因此，该“询问笔录”无论从形式和内容上均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其次，从公安笔录的内容本身反映，笔录之间存在前后矛盾，表述内容具有不确定性，与现有的客观证据不符，不具有真实性。1、根据2013年11月4日13时30分至2013年11月4日20时55分的第一份俞大伟“讯问笔录”以及2013年11月8日10时35分至2013年11月8日13时20分的第二份俞大伟“讯问笔录”，其中第一份笔录的第3页第18行至23行，第5页第21行至第6页第4行以及第二份笔录的第3页第12行至19行所反映的内容：2012年6-7月左右，俞大伟与楼启浩签订了“架子班补充协议”，内容是把原来每平方米41元提高到45元（或者是加5元到46元），俞大伟签名盖公司章楼启浩只签了名，一式二份俞大伟与楼启浩各一份；根据2013年12月25日9时46分至2013年12月25日11时54分楼启浩的“询问笔录”第5页第11行至17行所反映的内容：大概在2011年3-4月份左右，楼启浩在徐董良委托下与俞大伟签订了“架子班补充协议”，具体内容有6-7行整整一张纸，主要就是把原始合同中每平方米41元提高5元到46元，楼启浩在补充协议上签名但没有盖任何章，俞大伟是签名盖章。不难看出，俞大伟和楼启浩都说签订过一份只有楼启浩签字，而没有盖任何章，俞大伟是签名并盖章的“架子班补充协议”，但两个人陈述签订该“架子班补充协议”的时间一个是2012年6-7月，一个是2011年3-4月，足足相差一年余三个月，因此俞大伟与楼启浩之间的陈述相互矛盾。2、根据俞大伟第一份“讯问笔录”第3页第18行至26页所反映的内容：大概2012年6-7月份左右与楼启浩签订“架子班补充协议”，之后工程做下去，但楼启浩对于民工工资方面不能按时发放，俞大伟曾在项目部与楼启浩吵架，当时也第一次看见徐董良，徐董良约俞大伟喝茶谈民工工资方面的问题，结果过了两个月徐董良被抓走了。根据该笔录中俞大伟的陈述，徐董良应该是2012年8-9月份以后被抓走的，但根据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2013）东刑初字第74号刑事判决书证实：徐董良是因犯挪用资金罪、伪造公司印章罪于2012年2月20日被东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3月26日依法逮捕。因此，足以说明俞大伟陈述的与楼启浩签订有与本案鑫兆公司提供的“架子班补充协议”不同的“架子班补充协议”的说法，仅从时间上与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不符。更有甚者，俞大伟连上述（2013）东刑初字第74号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的由徐董良私刻的“浙江港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德意空港国际花苑ⅱ标项目部”印章，也陈述是自己私刻的，故矛盾显而易见。3、根据楼启浩“询问笔录”第5页第26行-27行，第6页第7行反映内容：楼启浩与俞大伟签订过正式合同与补充协议各一份，楼启浩将签好的合同都交给由港升公司留底，因此，如果说俞大伟和楼启浩果真签订过与本案鑫兆公司提供的“架子班补充协议”不同的“架子班补充协议”的话，应由港升公司向法庭提供楼启浩交其留底的“架子班补充协议”来证实其主张的真实性，但是本案港升公司并没有提供所谓与本案鑫兆公司提供的“架子班补充协议”不同的“架子班补充协议”，故完全可以说明鑫兆公司提供的“架子班补充协议”就是楼启浩代表港升公司与鑫兆公司签订的“架子班补充协议”。4、根据庭审，现有的客观证据中《租赁合同》只有一份，该合同载明的合同签订时间为2010年7月28日，而按俞大伟自己陈述私刻印章的时间是2012年6-7月（见俞大伟第一份笔录第8页第1行至第13行，第二份笔录第2页第1行至20行），显然，俞大伟所陈述的私刻印章如果是事实，那也无机会将私刻的印章加盖在成算公司持有的《租赁合同》上。5、对于公安为了港升公司取证，讯问俞大伟：“为什么这份合同文本（《租赁合同》）上有你私刻的假公章”？时，俞大伟的回答是：“可能是我后面盖上去的”（见俞大伟第二份讯问笔录第5页第21行至22行），显然，这样的回答是不确定、不肯定的。二、成算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租赁合同》中港升公司的涉案工程项目部章是真实的，本案系鑫兆公司与港升公司共同向成算公司租赁钢管、扣件、套管。因本案租赁物使用所涉及的工程施工总承包商是港升公司，鑫兆公司只是港升公司的一个施工班组，成算公司为了控制今后《租赁合同》履行的风险，特要求由鑫兆公司和港升公司共同作为承租人与成算公司签订《租赁合同》，2010年7月28日，鑫兆公司和港升公司的涉案工程项目部与成算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成算公司在该合同签订后陆续向两承租人交付了租赁物，供涉案工程施工使用。由于两承租人未按约支付租金和未按约归还租赁物，成算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了诉讼。成算公司起诉后，虽然港升公司抗辩认为其未与成算公司签订过本案的《租赁合同》，并且，先是主张《租赁合同》中的港升公司的涉案工程项目部章是其项目部负责人私刻的，后又主张是鑫兆公司法定代表人私刻的，但均未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根据现有的证据，港升公司的涉案工程项目部印章，不仅在本案租赁合同中使用，而且也在其与鑫兆公司签订的《德意空港国际花苑ⅱ标（脚手架班组承包合同）》以及“架子班补充协议”中使用。更何况经成算公司申请，原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的结论证明：《租赁合同》与“架子班补充协议”中的两枚港升公司的涉案工程项目部印章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因此，完全可以证明《租赁合同》中的港升公司的涉案工程项目部章是代表港升公司的，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港升公司与鑫兆公司是本案钢管、扣件、套管的共同承租人。综上，港升公司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审判决，驳回其上诉。
鑫兆公司未进行答辩。
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对于港升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靖江派出所分别对俞大伟所作的讯问笔录、对港升公司工作人员沈芳逸所作的报案询问笔录以及对楼启浩所作的询问笔录，本院认为，该三份笔录系由公安机关在接受港升公司报案后对沈芳逸、俞大伟、楼启浩所制作，俞大伟、楼启浩在笔录中对“脚手架班组承包合同”以及“架子班补充协议”的形成均有陈述，对于能相互印证部分的陈述，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俞大伟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称：2012年6、7月，经和楼启浩协商，提高合同价格，签订了“架子班补充协议”，将41元单价提高至45元（或者是46元）。该协议中，俞大伟签名并加盖鑫兆公司印章，楼启浩只有签名，没有盖任何章。大约2012年7、8月，因为朋友贷款担保需要，用电脑打印，将合同中45元调价为50元，自己签名并加盖鑫兆公司印章，“楼启浩”的签名也是俞大伟签，并加盖了俞大伟私刻的“浙江港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德意空港国际花苑ⅱ标项目部”（全部字体沿边线刻制）印章，落款时间为2012年，几月份忘记了。
楼启浩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称，其在“架子班补充协议”中签名但没有加盖任何印章，俞大伟签名并加盖公司印章。该份架子班补充协议具体内容有6-7行整整一页纸。
截至2013年3月31日，鑫兆公司尚欠租金3315460.04元，尚有钢管284209.8米、扣件38475只、0.3米套管150根未归还，0.2米套管多归还92根。
其余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成算公司要求港升公司和鑫兆公司一并承担租金支付责任，提供的主要证据系加盖了“浙江港升控股德意志空港国际花苑ⅱ标项目部”印章的《租赁合同》。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能否根据在《租赁合同》中加盖的“浙江港升控股德意志空港国际花苑ⅱ标项目部”印章认定港升公司应承担本案付款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一、对于《租赁合同》中加盖的项目部印章真实性问题。经原审法院委托鉴定，《租赁合同》中的项目部印章和“架子班补充协议”上加盖的项目部印章系同一枚，但是该两枚印章即便同一，也不能就此说明该项目部印章真实。根据楼启浩的陈述，其在“架子班补充协议”中仅有签字，并未加盖项目部印章，且楼启浩明确鑫兆公司提供的“架子班补充协议”并非其和俞大伟签订的“架子班补充协议”，而俞大伟则称其在“架子班补充协议”中伪造了楼启浩的签名，并加盖了私刻的项目部印章。俞大伟、楼启浩的笔录形成于俞大伟被逮捕之后，由公安机关分别对两人进行调查时所形成。两人对于“架子班补充协议”中楼启浩的签名、加盖的项目部印章等问题的陈述基本一致，可以说明“架子班补充协议”中的项目部印章并非港升公司加盖，故不能根据《租赁合同》和“架子班补充协议”中项目部印章系同一枚而认定项目部或者港升公司认可该枚印章。事实上，关于“楼启浩”签名是否真实的问题，本院注意到成算公司在一审中曾经申请对“架子班补充协议”中楼启浩的签名是否真实进行鉴定，其主要理由是，如果“楼启浩”签名真实，则不管项目部公章是否有瑕疵，均可证明港升公司认可该项目部印章且在实际使用。但是，成算公司又撤回该鉴定申请，且成算公司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二、公司印章能否直接作为认定公司对外签订合同时真实意思的依据，应当结合签约过程中的相关事实进行认定。从本案《租赁合同》的签订过程看，成算公司称该枚项目部印章是由项目经理楼启浩加盖，但对于楼启浩是否系项目经理，成算公司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根据楼启浩在公安机关中的笔录，其对于俞大伟和哪家建筑材料公司签订钢架等材料的合同并不清楚。如果成算公司所称的《租赁合同》签订当日，有楼启浩参与并加盖印章，那么楼启浩就不应该不知道。另外，即便成算公司所称属实，那么楼启浩是否有权代表项目部或者代表港升公司加盖印章，不论是职务行为还是表见代理行为，成算公司均应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成算公司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合同签订过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成算公司根据《租赁合同》中的项目部印章认为港升公司系承租方，但从《租赁合同》内容本身看，首先，首部明确列明出租人为成算公司，承租人为鑫兆公司，尾部也明确《租赁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根据通常理解，如果港升公司和鑫兆公司同样是承租人，那么，合同中应当并列列明两位承租人，并且合同份数也应为“一式六份，各方各执两份”。其次，从尾部“出租人”和“承租人”设置的身份信息栏目看，出租人和承租人分别只有一位。《租赁合同》内容是经各方协商确认的，如果港升公司确系承租人，各方在形成最终的合同文本时，理应会对合同主体的予以列明，对身份信息等细节予以明确。而本案中，若确如成算公司所述，则相关人员对合同内容的上述安排有违常理。最后，从尾部落款情况看，鑫兆公司和成算公司均加盖了印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签字，那作为港升公司，既然是由楼启浩加盖了项目部印章，为何楼启浩并未同其他《租赁合同》当事人一样签名确认，成算公司并未作出合理解释。四、成算公司根据《租赁合同》中的项目部印章认为港升公司系承租方，但从合同的履行过程看，成算公司向鑫兆公司提供钢管等，在由成算公司填写的发货凭证中明确租用单位系鑫兆公司；由成算公司填写的租费确认单中更是明确，将鑫兆公司作为唯一的承租方，要求对账确认；租赁费用也均有鑫兆公司支付，没有证据表明成算公司在被拖欠租赁费用时向港升公司进行了催讨。可见，成算公司在履行过程中并未将港升公司明确列为履行对象，租赁费用的结算、确认也未和港升公司进行。至于鑫兆公司应当支付的租金数额、应当返还的钢管、扣件以及套管，原审法院已有认定，鑫兆公司亦未提起上诉，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本院认为，本案仅以《租赁合同》中加盖的项目部印章不足以证明港升公司向成算公司租赁钢管、扣件等建筑设备，成算公司要求港升公司和鑫兆公司共同承担租赁费用的付款责任依据不足。港升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3）杭萧商初字第1550号民事判决。
二、杭州鑫兆建设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杭州成算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租金3315460.04元。
三、杭州鑫兆建设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杭州成算建筑材料有限公司钢管284209.80米、扣件38475只、套管58根；如不能返还则按合同约定的标准支付赔偿金4778554.80元（钢管赔偿标准为16元／米、扣件赔偿标准为6元／只、套管赔偿标准为6元／只）。
四、杭州鑫兆建设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杭州成算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利息877152.70元（自2010年8月25日起至2013年3月31日止）。
五、杭州鑫兆建设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杭州成算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150000元。
六、驳回杭州成算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杭州鑫兆建设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87363元，杭州成算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负担14436元，杭州鑫兆建设有限公司负担72927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杭州鑫兆建设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7363元，由杭州成算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负担。浙江港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杭州成算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本院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1202024409008802968）。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依群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黄江平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林叶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