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金商终字第25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宝丰路1号3304-07。
法定代表人：崔恒杰，系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红峻、鄂艳萍，湖北大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经济开发区永顺路15号。
法定代表人：吴俊呈，系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情理，系公司员工。
原审被告：崔恒杰。
原审被告：司琳。
二原审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周红峻、鄂艳萍，湖北大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崔恒杰、司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4）金义商初字第40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与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曾于2009年至2012年均签订了《大巴鼠经销代理合同》，合同中约定了经销代理权权限期限、销售额销售奖励、款项结算提货交换、退货换货、违约责任等。2014年3月11日，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与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对账，确认从2009年7月至2014年3月11日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累计欠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货款2930734.1元，对账单中写有“我公司账户余额与贵公司相符，金娟梅”并盖有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2014年7月10日，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崔恒杰在对账表的客户签字确认处签名捺印，对账单中显示2014年3月27日上海波顺汇入300000元，扣除该30万元，确认从2009年7月至2014年7月10日武汉丰登客服工�有限公司累计欠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货款2630734.1元。同时崔恒杰在该账目表的担保人处签名捺印，承诺愿意以个人全部资产对上述货款承担保证清偿责任。2014年7月24日，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向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汇款10万元。剩余货款2530734.1元至今未付。
2014年10月10日，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530734元，并支付自2013年4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2、崔恒杰、司琳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原审中答辩称：我公司认为不存在欠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货款的事实，依照代理合同我公司也不应该向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支付该笔费用，我公司也并不存在应向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的事实，这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
崔恒杰原审中答辩称：我不存在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息的行为，不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且我进行担保是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进行担保的。
司琳原审中答辩称：我不存在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息的行为，不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原审中提起反诉，请求判令：1、解除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与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签订的两份《大巴鼠经销代理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DBS11-20110201、DBS12-20120801）；2、由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收回留存于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的库存服装共计22790套，并判决确认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无需再就前述货物向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支付任何价款及违约金。
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原审中就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的反诉答辩称：一、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关系，而不是代理合同关系。《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经销代理合同》约定的交易方式符合买卖合同的法律规定。双方已经进行过多次对账，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多次确认欠款的事实。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支付货款的银行汇款凭证中注明的用途是“货款”。二、本案所涉的货物没有质量问题。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没有在合同约定期限提出质量异议，也没有在约定期限提出退货，证明货物没有质量问题。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没有提出质量异议，反而是陆续支付货款，这说明事实上货物并没有质量问题。且2013年5月2日，双方再次以协议形式明确确认货物没有质量问题。处罚决定书、测试报告、罚没收据、检验结果告知书、检验报告、罚款缴纳收据，根本不能证明本案货物有质量问题，上述这些处罚、检测、检验程序的产生及经过都没有我公司的参与，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也没有通知我公司参与，被抽查及被测试的产品是否是我公司提供的无法确认。程序不合法，结果也不会合法。从川工商处字（2013）第454号处罚决定书来看，当事人是上海波顺服饰有限公司，并非本案的任何一个当事人，上海波顺服饰有限公司所销售的服装并不能确定来源于我公司，故因此而产生的罚款与本案无关联。上海波顺服饰有限公司也没有及时申请复议或者起诉，自己放弃了申请复议或者起诉的权利，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也放弃了提出书面复检的权利，由此而产生的不利后果应当由其承担，不能强加给我公司。三、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已经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1、根据《经销代理合同》约定，如果逾期的，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即从2013年4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付利息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双方对于库存货物的处理进行了明确约定：如果到2013年3月31日止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有库存的，库存总数不得超过2012年发货款数额的20%，超过部分的，其要通过现金的方式买下来。四、崔恒杰应依法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崔恒杰自愿对其作为法定代表人和股东的公司拖欠的货款提供担保，对其所提供的担保的债务的情况具有清醒的认识，并不存在被胁迫担保的情况。崔恒杰并没有提供公安机关出警记录或者笔录，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被胁迫过；没有向公安机关提出过被胁迫的控告；于2014年7月10日签字担保之后，于2014年7月24�仍旧支付10万元货款。五、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的反诉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1、DBS11-20110201，DBS-20120801两份合同已经履行，不具备可以解除的条件，也违反了双方关于合同解除条件的约定。《合同法》第95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并未按照约定的条件及期限行使合同解除权，已经丧失了要求解除合同的条件。2、我公司已经按照合同履行了自己交货的义务，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已经将货物销售出去，根本不存在退货的情形。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仍应承担继续支付货款并承担违约金的责任。3、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我公司货物存在质量问题。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公司是否欠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货款2530734元？二、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提供给被告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的货物有无质量问题，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是否有权要求收回库存表中显示的22790套服装？三、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应否支付尚欠的货款？四、崔恒杰、司琳是否应对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焦点一，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提供的两份2014年度客户账目表中已明确显示截至2014年7月10日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尚欠货款2630734.1元，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承认此后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支付了10万元货款，尚欠2530734.1元。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称本案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而是经销代理关系，从双方提供的合同中看，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是获得了“大巴鼠”在湖北省的经销权，这并非一�的代理行为，从合同中关于信誉保证金、预付款、货物运输及验收、款项结算等约定看，实际上系买卖合同关系，故认为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尚欠货款2530734元是事实。关于焦点二，1、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提供了许多检验报告、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罚款依据等，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认为上述检验行为均与本案无关，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也没能说明被检验的货物系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提供，原审法院问及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在上述几份检测报告的检测过程中有无通知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其代理人称不清楚，问及发现质量问题后有无通知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其代理人称不清楚，问及得出检测结果及被处罚之后有无通知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其代理人称不清楚；2、上述检验报告、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罚款依据等均是在2014�3月11日前，即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在其认为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提供的货物有质量问题并受行政处罚情况下，仍于2014年3月11日、2014年7月10日两次对账，且在对账表中未提到货物质量问题；3、武汉丰登客服法定代表人崔恒杰在对账单中确认于2014年3月27日通过上海波顺汇给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30万元，且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于2014年7月24日汇款10万元；4、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认为有质量问题的货物为2009年度至2012年度的货物，2013年5月2日，其作为乙方与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了协议，载明“今甲、乙双方协商决定，甲方给予报销乙方所产生的一起费用及损失，由甲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金额为人民币壹万玖仟捌佰元整，小写￥19800元。到此为止，乙方对甲方的货品无质量及其他方面的异议，今后也不能提出任何异议”，协议书中盖有双方的公章，而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提供的一些检验报告及处罚决定在签订该协议书之前。综上，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无法证明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提供的货物有质量问题，且无法证明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提供的货物的库存数量，因此，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要求收回留存于其处的22790套服装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结合以上几点，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没有理由不支付其陈述22790套货款的货款1750450.16元，因此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仍应支付货款2530734元。在2012年8月1日签订的合同中双方对回款时间约定了余款在2013年3月31日前结清，如逾期支付按违约责任处理。款项结算中约定未按时支付全部货款的，则从逾期之日以货款总额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违约金，因此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要求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支付从2013年4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的诉请予以支持。关于焦点四，崔恒杰在客户账目表中的担保人处签名捺印，其应对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的上述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至于司琳，其虽为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的股东，但无证据及法律依据证明其应对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的上述货款承担责任，故司琳在本案中无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要求解除其与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签订的两份《大巴鼠经销代理合同》的反诉请求，原审法院认为上述两份合同的合同期限均已到期，无需解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2530734元及利息（从2013年4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崔恒杰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6965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崔恒杰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0277元，由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负担。
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不服原审法院�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双方为委托代理销售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自2009年起即与被上诉人通过口头协商的方式商定合作从事服装销售，具体的合作方式是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其生产的服装，上诉人作为销售代理方将服装对外销售再与被上诉人进行结算。后双方分别于2011年、2012年签订了两份《大巴鼠经销代理合同》，均明确约定若被上诉人提供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属于残次品的，则上诉人有权要求退货，而且该合同无论从合同名称、交易及结算方式，还是履行事实等方面均应属于“销售代理合同”。二、原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单方提供的存在重大争议及可能涉嫌刑事犯罪的证据认定“欠款”事项及金额，要求上诉人支付“货款”，并要求崔恒杰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诉人及崔恒杰在原审过程中均对上诉人单方提供的账目表所列金额存在重大质疑且不予认可，并已在原审过程中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崔恒杰在担保人处签名捺印是被胁迫的。三、原审法院在同一涉案事实中针对上诉人、被上诉人作出了截然相反的认定。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无法证明被上诉人提供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却又在同一判决书中提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曾于2013年5月2日签订了协议，协议中约定“到此为止，乙方对甲方货品无质量及其他方面的异议，今后也不能提出任何异议”，原审法院也以此认定了双方就货物质量曾存在异议的事实进行了了解，即对双方就货物曾存在瑕疵的事实作出了认定，在同一案件中对同一事实进行了截然相反的认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在查清事实后依法予以改判，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四项，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支持上诉人一�全部反诉请求。
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在二审中答辩称：一、原审被告崔恒杰并未提起上诉，请求对上诉人要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的要求不予审理。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被上诉人证据充分，足以证明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1、被上诉人提供给上诉人的货物在交付之前就对价格进行了确定，对货款金额的结算也是按该价格进行的。2、被上诉人销售出去的服装是在被上诉人提供的服装的价格基础上加价出售的，这个差价全归上诉人，上诉人只是按交付时的价格支付货款。3、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支付货款的期限，没有约定支付货款的条件，除有质量问题在限定时间内退货外不存在退货的可能。三、双方经多次结算确认上诉人拖欠货款金额的事实清楚，不存在涉嫌犯罪的情形。崔恒杰所提供的证据也无法证明其是被胁迫的。四、被上诉人提供的货物不存在问题。1、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缺乏真实性和关联性，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提供的服装存在质量问题。2、在多次要求上诉人对账并且支付货款后，上诉人起初迟迟不肯支付货款，后来上诉人直接提出扣减货款，被上诉人迫于无奈只能答应。但是为了防止上诉人再次以其他理由要求扣减货款，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诺“到此为止，乙方对甲方的货品无质量及其他方面异议，今后也不能提出任何异议”。这也不代表被上诉人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而是为了让上诉人确认货款及时支付迫于无奈才答应的。
崔恒杰、司琳二审中答辩称，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异议。
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崔恒杰、司琳二审中均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和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崔恒杰在2014年7月10日对账单上的签字系被胁迫，应认定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对该对账单本院予以确认。该对账单系合同双方对尚欠货款的核对确认，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应根据对账单确定的数额支付货款。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提供的处罚决定书、检验报告系对极少数几套服装进行的抽检，不能证明其库存的服装均存在质量问题，且双方已于2013年5月2日协议对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给予了经济补偿，2014年7月10日进行结算时公司法定代表人崔恒杰亦未提出存在质量问题并对应付货款进行了确认，故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拒绝支付货款的抗辩理由及要求浙江丰蝶针织品有限公司回购库存服装22790套的反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4484元，由上诉人武汉丰登客服工贸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建旭
代理审判员 李 茜
代理审判员 虞 行
二〇一六年三月一日
代书 记员 范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