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鄂05民终27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宜昌华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宜昌市夷陵区夷兴大道20号。组织机构代码56434571-7。法定代表人：董怀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道炎，湖北三立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湖北三立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爱民，男，1968年6月27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宜昌市夷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坚勇，湖北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上诉人宜昌华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邓爱民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2013）鄂夷陵民初字第001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宇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华宇公司不承担原材料与安装欠款225000元及利息，并由邓爱民承担一、二审诉讼费。其理由为：1、案涉门窗安装工程合同并不是华宇公司签订的，邓爱民在一审过程中提交的合同及结算单上的盖章也非华宇公司的合同章，华宇公司从未向邓爱民支付过工程款，也未出具过任何结算单，华宇公司与邓爱民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华宇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责任承担主体。2、在本案诉讼之前，邓爱民一直向白建舟主张权利，而且邓爱民提交的“2009年1月17日结算单”系白建舟出具，2009年1月17日之后，邓爱民从未向华宇公司主张权利，邓爱民于2013年2月25日以华宇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3、华宇公司在一审过程中申请对《彩铝门窗安装工程合同》、《结算单》上加盖的“宜昌华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同意该申请后又以邓爱民不同意不配合为由作出不予鉴定决定，导致本案事实无法查清，属于程序违法。邓爱民答辩称，1、白建舟作为香山凤凰城1#、2#楼的项目经理，其以华宇公司的名义将该工程的彩铝门窗制作安装工程分包给邓爱民，并签订《彩铝门窗安装工程合同》，该合同上盖有华宇公司印章，工程完工结算单上亦有华宇公司签章，因此，涉案门窗安装工程欠款应由华宇公司支付。2、白建舟作为华宇公司香山凤凰城工程项目的代理人，邓爱民向白建舟主张权利的行为可以视为邓爱民向华宇公司主张，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形。3、邓爱民与华宇公司签订的《彩铝门窗安装工程合同》上有白建舟的签名，亦有华宇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即便公章与华宇公司备案公章不一致，但白建舟的签名足以代表华宇公司，华宇公司亦应承担相应付款责任，因此，对该公章是否进行鉴定已无必要，一审法院作出不予鉴定决定并无不当。综上，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华宇公司的上诉。邓爱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华宇公司向邓爱民支付彩铝门窗安装欠款225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由华宇公司承担一审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5月，华宇公司与宜昌弘洋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GF-1999-0201），宜昌弘洋集团有限公司将香山凤凰城1#、2#楼及1#、2#临街建筑安装工程发包给华宇公司承建。华宇公司承包前述工程后，任命白建舟为前述工程的项目经理，徐文权为技术负责人。2007年3月15日，白建舟以华宇公司的名义将前述工程的1#、2#楼彩铝门窗制作安装单项工程分包给邓爱民，双方签订《彩铝门窗安装工程合同》，约定邓爱民以承揽包工包料的方式承包，按实际施工窗形面积进行结算等等。白建舟在合同甲方处签名并加盖“宜昌华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合同签订后，邓爱民进场施工，华宇公司于2007年4月25日向邓爱民转账支付49500元、华宇公司第九工程处于2008年1月16日向邓爱民转账支付2万元。后因白建舟下落不明，邓爱民多次持一张2009年1月17日的《结算单》找白建舟索要工程款，《结算单》上打印内容“宜昌弘洋集团开发的香山凤凰城1号楼、2号楼铝合金门窗及5号楼天窗安装工程款项经双方核对，余欠22.5万元未付款，大写贰拾贰万伍仟元。负责人：白建舟”，《结算单》上加盖“宜昌华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邓爱民向白建舟催讨工程款时，项目部技术负责人徐文权于2010年9月12日在前述《结算单》上注明“邓爱民多次找我问白建舟情况，催要上述工程款”，于2012年6月20日在前述《结算单》上注明“邓爱民因香山凤凰城门窗工程款，2010年、2011年、2012年多次找我问白建舟下落，索要凤凰城工程款事项”。邓爱民多次索要工程款无果，遂向一审法院提起前述诉讼。一审中，华宇公司要求对前述《彩铝门窗安装工程合同》、《结算单》上加盖的“宜昌华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与华宇公司的合同专用章的同一性进行鉴定。邓爱民提出鉴定的检材只能是白建舟负责项目时的合同专用章，并申请法院到城建档案馆调取涉案工程相关材料。一审法院在宜昌市夷陵区城建档案馆调取白建舟作为华宇公司代表与宜昌弘洋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GF-1999-0201）作为鉴定对比检材，委托司法鉴定科对邓爱民提交的《彩铝门窗安装工程合同》、《结算单》上加盖的“宜昌华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与在宜昌市夷陵区城建档案馆存档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GF-1999-0201）上加盖的“宜昌华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同一性进行鉴定。邓爱民认为很多公司都有几个合同专用章，结算单上加盖的公章确实可能不是华宇公司在工商、城建等部门备案的公章，但确实是白建舟加盖的，不同意进行鉴定。一审法院认为，白建舟作为香山凤凰城项目的项目经理，在该项目施工期间，以华宇公司的名义与邓爱民签订合同，是为承建该工程所实施的行为。邓爱民作为善意相对人，有理由相信白建舟有权代表华宇公司对外签订合同。邓爱民按合同约定在香山凤凰城项目工地进行门窗安装施工，华宇公司也曾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邓爱民支付工程款项，前述合同已实际履行。白建舟以华宇公司的名义与邓爱民签订的《彩铝门窗安装工程合同》应视为职务行为，对华宇公司有法律拘束力，合同相关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华宇公司承担。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邓爱民确实承建了香山凤凰城项目的部分门窗安装工程，华宇公司也曾向邓爱民支付工程款。《结算单》上的内容虽系打印，但香山凤凰城项目技术负责人徐文权在《结算单》上注明“邓爱民多次找我问白建舟情况，催要上述工程款”，“邓爱民因香山凤凰城门窗工程款，2010年、2011年、2012年多次找我问白建舟下落，索要凤凰城工程款事项”，能间接证明此《结算单》的真实性，也能证明邓爱民一直向香山凤凰城项目部相关人员主张工程款。综合全案考虑，邓爱民提交的《结算单》应当认定有效，华宇公司应当按结算单支付工程款22.5万元。华宇公司要求对前述《彩铝门窗安装工程合同》、《结算单》上加盖的“宜昌华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与华宇公司的合同专用章的同一性进行鉴定，该院认为不论该印章是否是华宇公司授权白建舟使用，邓爱民基于以上事实，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白建舟系代表华宇公司给其出具的《结算单》，故华宇公司要求对该印章的真伪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不应予以准许。基于前述理由，一审法院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华宇公司在判决生效后立即向邓爱民支付原材料及安装欠款225000元，并从2009年1月17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675元，由华宇公司负担。二审期间，邓爱民向本院提交了案外人徐文权于2016年12月8日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实邓爱民在涉案彩铝门窗安装工程完工后，一直在向白建舟主张权利。经质证，华宇公司认为该证明系打印好后由徐文权签名，有可能不是徐文权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徐文权未出庭作证，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二审中，华宇公司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同时查明，徐文权系香山凤凰城1#、2#楼及1#、2#临街工程的技术负责人，负责全面技术安全管理工作。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华宇公司是否为涉案欠付工程款的责任承担主体；二、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针对前述争议焦点，具体评述如下：一、关于责任承担主体问题。本案中，白建舟持有华宇公司出具的《项目经理委托书》及华宇公司合同专用章，并以华宇公司名义与邓爱民签订了《彩铝门窗安装工程合同》，并就该门窗安装工程进行了完工结算，《彩铝门窗安装工程合同》上盖有华宇公司合同专用章及白建舟签名，《结算单》上盖有华宇公司合同专用章。作为合同相对方的邓爱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白建舟于华宇公司具有代理权。作为合同相对方的邓爱民主观上是善意的，已尽到相应的审慎义务，不存在过失，其在签订合同时无法对合同中所涉的华宇公司印章的真伪作出判断。同时，华宇公司分别于2007年4月25日及2008年1月16日向邓爱民支付了部分门窗安装款，因此，应当认定华宇公司为《彩铝门窗安装工程合同》的相对人，白建舟作为华宇公司代理人，其在本案所涉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的行为均为代表华宇公司的职务行为，华宇公司应承担支付欠付工程款的义务。华宇公司上诉称《彩铝门窗安装工程合同》及《结算单》上的华宇公司合同专用章非华宇公司所有，其不应当承担支付工程款义务，该主张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华宇公司称香山凤凰城项目于2007年就已完工，即便华宇公司对门窗工程欠款应当承担支付责任，但邓爱民自2007年至本案起诉之时（2013年2月）从未向华宇公司主张过权利，也没有提交诉讼时效中断的相关证据，因此丧失了胜诉权。本院认为，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即“邓爱民向白建舟催讨工程款时，项目部技术负责人徐文权于2010年9月12日在前述《结算单》上注明‘邓爱民多次找我问白建舟情况，催要上述工程款’，于2012年6月20日在前述《结算单》上注明‘邓爱民因香山凤凰城门窗工程款，2010年、2011年、2012年多次找我问白建舟下落，索要凤凰城工程款事项’，表明邓爱民一直在找白建舟主张工程欠款，如前所述，白建舟作为香山凤凰城工程的项目经理，作为合同相对方的邓爱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白建舟于华宇公司具有代理权，邓爱民向其主张工程款，并无不当。因此，本案不存在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综上所述，华宇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75元（宜昌华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已预交4675元），由宜昌华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玲玲审判员  李淑一审判员  胡建华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冀琦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