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吉中民一终字第6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甲，住吉林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乙，住吉林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丙，住吉林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丁，住吉林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某戊，住吉林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甲。
上述六名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玉芬，吉林市诚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某。
委托代理人：王志学，吉林寒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月，吉林保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乙。
委托代理人：王志学，吉林寒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月，吉林保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丙，住吉林市。
上诉人于某甲、于某乙、于某丙、于某丁、于某戊、杨某甲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2011）昌民一初字第9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于某甲、杨某甲及上诉人于某甲、于某乙、于某丙、于某丁、于某戊、杨某甲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刘玉芬，被上诉人刘某某、杨某乙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志学、王月，被上诉人杨某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某甲、于某乙、于某丙、于某丁在原审时诉称：被继承人张亚贤与杨成发均系再婚。杨某丙、杨某甲、杨文生、于某丙、于某戊、于占芹、于某乙、于某甲系两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杨文生（于2008年7月去世），刘某某、杨某乙系杨文生的妻女。被继承人张亚贤早在1987年去世。杨成发1999年5月去世后，两人遗留位于吉林市昌邑区通江街铁路铁东北区47号楼4单元5层13号私产房屋，一直由刘某某、杨某乙母女居住使用。现我们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依继承法之规定，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分割被继承人位于吉林市昌邑区通江街铁路铁东北区47号楼4单元5层13层私产房屋。
刘某某在原审时辩称：一、被继承人无遗产可供原告和其他被告继承。现纷争的房屋是我与我丈夫杨文生（于2008年去世）和我公公在共同生活期间，由我们夫妻出资在1999年3月购买的公改私房产，产权人落在我公公的名下，即此案的被继承人杨成发。我公公杨成发从房改前到房改后都由我们赡养，一起生活到送终。张亚贤于1987年去世，当时还不存在该房的事实，是我们家与我公公共同生活期间购买的房屋，属于我们家与被继承人杨成发共同共有（即按份共有）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1999年5月12日，杨成发在病重去世前和房屋改革后，都曾口头表示过该房由被继承人享有的份额由赡养人杨文生一家继承，在被继承人病危期间，在邻居、朋友在场的情况下，口头留下遗嘱，将其本人享有的份额由杨文生一家继承。所以，该纷争的房屋不存在原告所诉遗产继承问题，已无原告和其他被告所继承的财产。二、该纷争房屋不存在张亚贤的遗产，张亚贤作为被继承人不能成立。张亚贤于1987年去世，该房于1999年取得，在张亚贤去世后十多年才有的该私有房屋，不是张亚贤生前留有的遗产。三、作为原告以继承人的身份起诉从诉讼时效上看，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法院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四、诉讼费不应由我承担。
杨某乙在原审时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出书面答辩意见。
于某戊在原审时辩称：我放弃我应该继承的份额，并将该房屋我应继承的份额归于某甲继承。
杨某甲在原审时辩称：我要求放弃分割本案中的房屋，将我应继承的法定份额转给于某甲。
杨某丙在原审时辩称：事实同刘某某答辩意见。我对所争议的房屋听从法院的判决，该我继承的份额由我本人享有。
原审判决认定：被继承人杨成发与张亚贤于1968年再婚，于某甲、于某乙、于某丙、于某丁及于某戊系张亚贤子女，系杨成发继子女。杨某甲系杨成发和张亚贤婚生子女，杨文生、杨某丙系杨成发与张亚贤再婚前子女，刘某某、杨某乙系杨文生配偶和女儿。1987年张亚贤死亡，杨成发于1999年5月12日死亡，杨文生于2008年7月18日死亡。杨成发与张亚贤再婚时，双方子女均未成年。1999年3月21日，杨成发对原集资（1996年6月17日集资）的本案争议房屋提出《职工购买公有住房申请审批书》，经审批，对该房屋实现房改售房和全部产权。同日，与原产权单位吉林铁路分局签订《购买现住房契约书》，并于1999年3月31日交纳职工购房款5696.00元和职工购房维修储备金316.00元。2003年7月1日，杨成发取得吉林市房地产管理局颁发的《吉林市房权证昌字第S2200507**号产权证书》。杨成发1999年5月12日死亡后，2005年8月12日，杨成发之子杨文生通过吉林市船营区公证处公证，该公证处出具了（2005）吉船证字第1186号继承权公证书，该公证书记载：“经查，被继承人杨成发于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二日去世，死后遗留有坐落在昌邑区通江街铁路铁东北区47号楼4单元5层13号，建筑面积：63.28平方米，房证号：吉林市房权证昌字第S2200507**号的私有房产。被继承人生前无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之规定，被继承人的上述遗产应由其父母、配偶、子女共同继承，因被继承人的父母、配偶均已去世，又因其长女杨某丙、次子杨某甲均放弃继承，故被继承人的上述遗产应由其长子杨文生全部继承。杨文生基于此继承权公证书，于2005年8月12日，对本案争议房屋取得吉林市房地产管理局颁发的《吉林市房权证昌字第S1200410**号产权证书》。杨文生2008年7月18日死亡，2009年2月4日刘某某通过吉林市江城公证处公证，取得（2009）吉江城证字第76号公证书，基于该公证书，刘某某于2009年2月18日对本案争议房屋取得吉林市房地产管理局颁发的《吉林市房权证昌字第S0000426**号产权证书》。2011年9月15日，吉林市江城公证处在《江城日报》发布公告，公告内容为：原船营公证处于2005年8月12日出具的（2005）吉船证字第1186号公证书，经我处研究决定予以撤销。该公证书至始无效。2011年9月22日，四原告起诉来院，要求按照法定继承原则分割此争议房屋。另经庭审查明，于某甲与杨成发、张亚贤共同生活至1987年张亚贤死亡，；于某乙与杨成发、张亚贤共同生活至1977年；于某丙与杨成发、张亚贤共同生活至1970年；于某丁与杨成发、张亚贤共同生活至1980年；杨某甲与杨成发共同生活至张亚贤死亡；杨某丙与杨成发、张亚贤共同生活至1981年。刘某某与杨文生1986年结婚后即与杨成发、张亚贤共同生活，直至杨成发死亡。在张亚贤死亡后，杨成发于1988-1990年期间患有脑血栓病症至死亡。杨成发死亡后，丧葬事宜由杨文生、刘某某、杨某丙三人处理。本案争议标的物经在庭审中向双方当事人询价，双方当事人对坐落在吉林市昌邑区通江街铁路铁东北区47号楼4单元5层13号，建筑面积：63.28平方米，房证号：吉林市房权证昌字第S2200507**号的私有房产共同认价为22万元。
原审判决认为：一、位于吉林市昌邑区通江街铁路铁东北区47号楼4单元5层13号（建筑面积63.28平方米、所有权证号S000042622）的房屋应视为被继承人杨成发死亡后遗留的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二项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双方当事人所争议的房屋，系在张亚贤（1987年死亡）死亡后，由杨成发所在单位对原集资（1996年6月17日集资）房屋在1999年3月21日进行房改售房，杨成发实现了全部产权。刘某某虽主张该房屋是我们家与杨成发共同生活期间购买的房屋，属于与被继承人杨成发按份共有，且被继承人在病重去世前和房屋改革后，以及1999年5月12日，均曾口头表示该争议房屋遗留给赡养人杨文生一家继承，但刘某某在庭审中提供的关于自己借款交纳购房款及被继承人杨成发口头留有遗嘱的证人证言无法予以采信，故其关于与被继承人对该争议房屋存在按份共有，及存在口头遗嘱将遗留房屋遗留给其一家继承的主张，因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而无法予以支持。杨成发死亡后，该房屋应视为其个人遗留的合法财产。二、继承人的确定及争议遗产的继承分配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继父母与继子女间，不得虐待或歧视。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父母和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力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本案中于某甲、于某乙、于某丙、于某丁与于某戊均为被继承人杨成发的继子女，且与被继承人杨成发已形成抚养教育的关系。因此，上述五人均应认定为被继承人杨成发的法定继承人。杨某甲、杨某丙系被继承人杨成发的子女，属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刘某某、杨某乙基于被继承人杨成发的法定继承人杨文生死亡，且杨成发先于杨文生死亡，从而取得转继承权，亦为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本案中，杨成发死亡，继承开始。于某甲、于某乙、于某丙、于某丁及于某戊作为被继承人杨成发的继子女，接受了被继承人杨成发的抚养教育，但在被继承人杨成发需要享有被赡养的权利之前，即与被继承人分别生活，庭审中亦查明，于某甲、于某乙、于某丙、于某丁及于某戊虽系有赡养能力和有赡养条件的继承人，但无法认定上述继子女对被继承人杨成发在日常生活中尽到实际赡养义务，根据继承法的有关精神，在分配遗产时，应当按照不分或者少分的原则处理。杨某丙对被继承人虽尽了一定的赡养义务，但在日常生活中亦未尽到完全的义务。依照上述原则，按照比例可分得部分遗产。杨某甲虽对被继承人未尽到赡养义务，但按照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的原则，可按照比例适当分配部分遗产。刘某某、杨某乙作为杨文生的转继承人参与继承。按照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的原则，杨文生在被继承人杨成发死亡前，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且与被继承人始终共同生活，应该按照比例多分被继承人的遗产。因杨文生已死亡，其继承份额比例应由刘某某、杨某乙分别发生转继承取得。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该争议遗产房屋共同认价22万元。为此，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酌情分配被继承人杨成发的遗产，于某甲、于某乙、于某丙、于某丁及于某戊各分得遗产份额5%，折合人民币11000.00元（220000.00元×5%），杨某丙、杨某甲各分得遗产份额7.5%，折合人民币16500.00元（220000.00元×7.5%），刘某某、杨某乙各分得遗产份额30%，折合人民币66000.00元（220000.00元×30%）。《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九条规定“遗产分割应当有利于生产和生活需要，不损害遗产的效用。不宜分割的遗产，可以采取折价、适当补偿或者共有等方法处理。”按照上述规定，本案争议遗产为房屋，属不易分割的遗产，且该房屋自被继承人杨成发取得所有权后，刘某某和杨某乙即在此房屋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居住使用，且其取得的遗产份额较多，故该房屋所有权归刘某某、杨某乙所有较为适宜，并由刘某某、杨某乙向其他继承人支付被继承人遗产的折价款。因于某乙、于某丙、于某丁及于某戊、杨某甲书面声明将其所应继承的遗产份额转让给于某甲，此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予以确认。关于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的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2年，自继承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本案中，涉及诉争房屋的公证书于2011年9月15日被吉林市江城公证处在《江城日报》发布公告予以撤销，2011年9月22日原告来院告诉，要求按照法定继承分割房屋，故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二项、第八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作出判决。
原审判决：一、位于吉林市昌邑区通江街铁路铁东北区47号楼4单元5层13号（建筑面积63.28平方米、所有权证号S000042622）的房屋归被告刘某某、杨某乙所有；二、被告刘某某、杨某乙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于某甲财产折价款人民币71500.00元；三、被告刘某某、杨某乙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被告杨某丙财产折价款人民币16500.00元；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00.00元，原告于某甲负担2242.50元，被告杨某丙负担517.50元、刘某某、杨某乙各负担920.00元。
原审判决后，上诉人于某甲、于某乙、于某丙、于某丁、于某戊、杨某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请求及理由为：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被上诉人伪造公证书，在进行公证时，隐瞒杨成发还有其他继承人的事实取得公证书，属于骗取遗产，所以也应当少分遗产。其次，杨某甲是没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而杨某丙是有劳动能力的正常人，所以原审判决二人等额继承遗产不当。第三，上诉人虽未与杨成发共同生活，不能证明就没有尽到赡养义务。上诉人都与杨成发共同生活过，后来虽然不在一起生活了，但一直尽赡养义务。原审判决以上诉人没有尽到赡养义务判决上诉人少分遗产错误。
被上诉人刘某某、杨某乙答辩认为：我们不存在少分遗产的情形。首先，我们没有伪造公证书。公证处是依据社区出具的证明作出的公证书，所以不存在杨文生隐瞒其他继承人的情形。而且社区出具的证明书证明内容也与事实相符，被继承人杨成发确实只有杨文生、杨某甲、杨某丙三名血亲子女，该证明也能从侧面反映出上诉人没有尽到赡养义务。上诉人认为杨某甲所分遗产比例应高于杨某丙所分遗产比例错误。杨某丙基于尽到赡养义务比其他上诉人多分得部分遗产，杨某甲基于无劳动能力比其他上诉人多分得部分遗产，所以二人分得遗产份额相等并无不当。各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尽到赡养义务，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杨文生与被上诉人对杨成发尽到了赡养义务，多分遗产并无不当。
被上诉人杨某丙答辩认为：同意刘某某、杨某乙的答辩意见。
在本院审理本案过程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杨某甲的残疾证；2、杨某甲在养老院居住，养老院的收费票据一份；3、通江街道出具的证明二份；4、杨某甲与养老院签订的协议书一份；5、证人于某己和、李某某、文某某出庭作证。其中证据1-4证明杨某甲没有收入，没有劳动能力，在分配遗产时应当特殊照顾。证据5证明上诉人于某甲尽到了赡养义务。
经质证，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1-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对证据5表示有异议，认为证人与上诉人于某甲有利害关系，证言不真实。
本院经审查认为，因双方当事人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杨某甲身有残疾的事实亦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上诉人提供的证据5缺乏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通江街道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船营区公证处是依据街道证明作出的公证，被上诉人不存在伪造公证书的情形；2、杨某甲、杨某丙在公证处的谈话笔录一份，证明二人以于2005年将其应继承的遗产份额赠与给杨文生；3、房屋登记历史产权信息一份，证明杨文生已经接受赠与。4、杨成发住院病历一份，证明杨成发1990年就得病了。
经质证，上诉人对上述证据均提出异议，认为公证处的公证行为存在瑕疵，在公证处的谈话笔录也是无效的，杨文生将房屋产权变更到自己名下，是基于无效的公正取得的，不是接受赠与取得的，病历也只能证明杨成发当时刚形成脑血栓，没有高血压，也没有向被上诉人主张的脑血栓恶化。
本院经审查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3取自船营区公证处的公证卷宗，是当时进行公证而形成的，该公证书已经被撤销，故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4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本院亦不予采信。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伪造公证书，在进行公证时，隐瞒杨成发还有其他继承人的事实取得公证书，属于骗取遗产，应当少分遗产的主张。首先，船营区公证处作出的公证书是杨文生办理的，而非被上诉人刘某某、杨某乙办理；其次，该公证书是依据通江街道铁北社区出具的证明作出的，无法认定杨文生存在隐匿、侵吞或者争抢遗产的故意行为；再次，即使杨文生存在上述行为，按照继承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也只是可以酌情减少其应继承的遗产份额，而不是应当减少其应继承的遗产份额。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的杨某甲是没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而杨某丙是有劳动能力的正常人，所以原审判决二人等额继承遗产不当的上诉主张。原审判决以上诉人未尽到赡养义务为依据，确定于某甲、于某乙、于某丙、于某丁、于某戊分得遗产份额的5%，以杨某甲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为依据，确定杨某甲分得遗产份额的7.5%，以杨某丙尽到一定赡养义务为依据，确定杨某丙分得遗产份额的7.5%。从比例上看，杨某甲、杨某丙所分得的遗产份额均已经超过于某甲、于某乙、于某丙、于某丁、于某戊分得的遗产份额，即已经分别考虑到上述当事人的不同情况，故比例划分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各上诉人都与杨成发共同生活过，后来虽然不在一起生活了，但一直尽赡养义务，所以不应当少分遗产的主张，因其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况且被继承人杨成发的丧事亦由杨文生一家操办，故该上诉主张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在确定遗产、确定继承人及确定遗产分配原则上均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00.00元，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石 刚
代理审判员 刘欣莹
代理审判员 孙 伟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六日
书 记 员 张殿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