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34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京东街9号。
法定代表人庆立军，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凤成，北京市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亚兵，北京市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会敏，男，1954年12月1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志勇，男，1982年4月17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代理人蔡丽萍，北京蔡丽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口可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会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5）大民（商）初字第157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巩旭红担任审判长，法官李晓波、李诚参加的合议庭，并于2016年5月6日、2016年6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可口可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凤成，被上诉人刘会敏的委托代理人刘志勇、蔡丽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会敏在一审中起诉称：2015年9月24日，刘会敏向可口可乐公司支付94000元货款，订购可口可乐公司的可口可乐产品，但可口可乐公司收款后只交付了部分货物，其余65800元货物一直未付，根据法律规定，刘会敏提起诉讼，要求：1、判令可口可乐公司返还货款65800元并支付利息（以65800元为基数，自2015年9月28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可口可乐公司承担。
刘会敏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予以证明：证据1收条1张、证据2从可口可乐公司处拍摄的照片、证据3照片3张、证据4机动车综合信息查询单。
可口可乐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不同意刘会敏的诉讼请求，刘会敏所陈述的全部事实和理由与事实不符，可口可乐公司都不认可。刘会敏与可口可乐公司不存在任何业务往来，也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可口可乐公司从未收到过刘会敏所述的任何货款，也谈不上退款。可口可乐公司所有与经销商的业务往来都是签订正规销售合同的，且在销售合同中都有明确约定，禁止业务员擅自收款，可口可乐公司都是委托第三方公司代收。而且，刘会敏的户籍地是在外地，而可口可乐公司是不得对北京市外部进行销售的，所以可口可乐公司的起诉根本不成立。
可口可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予以证明：证据1可口可乐公司装瓶商合同、证据2合作合同、证据3客户周知函。
经一审法院庭审质证，可口可乐公司对刘会敏提交的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可口可乐公司对刘会敏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认可，经其庭后核实，韩应思系可口可乐公司的员工，现仍在职，可口可乐公司称韩应思不同意出庭，可口可乐公司认为其公司规定禁止业务员代收款、打条，所有未加盖可口可乐公司印章的行为，可口可乐公司均不认可，可口可乐公司都会与商户签订正式的合同，合同里都会约定商户不得将货款交给业务员。一审法院认为，可口可乐公司认可韩应思是其员工，并向韩应思进行了核实，韩应思并未否认收款和出具欠条的事实，在韩应思未到庭反驳的情况下，视为该欠条系韩应思出具，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刘会敏提交的证据2，经核实可口可乐公司认可了韩应思的员工身份，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刘会敏提交的证据3，可口可乐公司对真实性不认可，认为从该照片中体现不出给谁送的货、从哪里来的货、拉的谁的货。刘会敏对可口可乐公司提交的上述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刘会敏认为都是可口可乐公司内部制作，且并未对外公示，与刘会敏没有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可口可乐公司提交的上述全部证据均不能体现与刘会敏的关联关系，亦不能证明其已对外公示且刘会敏明知，因此一审法院对可口可乐公司的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确认。
一审法院根据上述认证查明：刘会敏为证明与可口可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提交了欠条1份，该欠条载明：“今收来可乐600ml货款94000元，玖万肆仟元，作可乐货款2000贰仟箱，三日后发货。可乐业务韩应思。2015.9.24。”一审庭审中，刘会敏称并未与可口可乐公司签订书面合同，就本案，刘会敏将货款94000元现金给了可口可乐公司的业务员韩应思，韩应思收钱后向刘会敏出具了欠条。2015年9月25日，可口可乐公司向刘会敏送货600箱，欠1400箱一直未予发货。刘会敏还称以前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与可口可乐公司合作，每次都是韩应思收钱、安排送货。可口可乐公司虽认可韩应思是其员工，现仍在可口可乐公司处任职，但可口可乐公司称并未收到刘会敏支付的货款，也没有向刘会敏发过货。可口可乐公司还称根据其公司规定，可口可乐公司的业务员没有权利直接从商户处收钱，也无权打条，可口可乐公司与商户的合作都会签订书面合同，然后根据商户要求委托第三方向商户送货或者商户自提，商户都是将货款交给财务，无论送货还是自提均需要相关手续。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刘会敏通过可口可乐公司的业务员韩应思向可口可乐公司购买产品，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刘会敏与可口可乐公司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关系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虽可口可乐公司提出了与其合作的商户均应先签订书面合同、已告知商户不得将货款交给业务员、可口可乐公司的业务员无权收款、打条的抗辩，但可口可乐公司所举证据无法证明刘会敏对此已经明知，因此可口可乐公司与其他商户签订书面合同的行为无法对抗刘会敏，故对可口可乐公司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现可口可乐公司的业务员已收取了货款并出具欠条，但可口可乐公司并未如期向刘会敏交付全部产品，故刘会敏要求可口可乐公司退还剩余货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应退还货款数额为65800元（具体计算方法：94000元÷2000箱=47元/箱，扣除可口可乐公司已发货600箱，未发货1400箱×47元=65800元）。可口可乐公司的业务员韩应思在2015年9月24日出具欠条承诺三日后发货，但却未全部发货，已构成违约，故对刘会敏要求可口可乐公司支付利息（以65800元为基数，自2015年9月28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北京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刘会敏货款六万五千八百元并支付利息（以六万五千八百元为基数，自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八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可口可乐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为：首先，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可口可乐公司与刘会敏不存在任何业务往来，也不存在任何买卖合同关系，可口可乐公司没有收到刘会敏任何货款，刘会敏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双方有业务往来，存在买卖关系或交易习惯，也没有提供可口可乐公司为刘会敏发货的任何证据。第二，韩应思向刘会敏出具收条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韩应思是可口可乐公司的业务员，其工作职责是联系客户，与客户签订有关合同并经可口可乐公司盖章后确认，根据韩应思向可口可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韩应思无权代表可口可口公司收款及打白条，由此造成的损失应当由韩应思自身承担。第三，韩应思没有可口可乐公司的授权代表可口可乐公司出具收条，且韩应思在本案中向刘会敏出具的收条也未经可口可乐公司追认，可口可乐公司对此不应承担责任。可口可乐公司与存在真实销售关系的商户均签订有书面的合同，并在合同中注明可口可乐公司业务人员无权向商户收款或打白条，未加盖可口可乐公司公章的行为可口可乐公司均不认可。因此，韩应思向刘会敏出具收条的行为是无权代理行为，未经可口可乐公司追认，可口可乐公司不应承担责任。第四，韩应思出具收条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表见代理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相对人在客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这两点必须同时具备。本案中，韩应思的行为不具有有代理权的表象，韩应思是可口可乐公司业务员，其工作职责是联系客户，签订合同，合同须加盖可口可乐公司印章后生效，可口可乐公司按照签订的合同收款、发货。韩应思在向刘会敏出具收条时，并未向刘会敏出示任何诸如合同书、公章、介绍信等表明其有代理权客观表象的证据。而刘会敏未核实韩应思是否有收取货款、出具收条的权限，足以说明刘会敏在支付货款时未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及足够的注意义务，刘会敏存在重大过失。而且刘会敏为了贪图价格便宜，将货款交付给韩应思，与韩应思个人进行订货，说明刘会敏主观上具有明显恶意，不属于善意相对人。第五，韩应思是可口可乐公司东南营业部负责人李琦璟的下属，经可口可乐公司询问韩应思，韩应思称将收取的刘会敏的货款交给了李琦璟，就李琦璟侵占可口可乐公司财产一案，可口可乐公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对李琦璟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本案李琦璟通过韩应思卖给刘会敏货物是李琦璟侵占公司财产犯罪行为的销赃行为。综上，可口可乐公司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改判驳回刘会敏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刘会敏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
刘会敏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在二审庭审中口头答辩称：可口可乐公司的销售业务是由其业务员进行交易完成，韩应思作为可口可乐公司业务员对外开展业务收取货款是属于职务行为，可口可乐公司与刘会敏存在业务往来，双方之前的交易也是这么进行的，刘会敏在本案中已经收到的部分货物也是可口可乐公司送货的。在其他几起与本案案情相似的案件中，韩应思有一个录音，说如果当月没有完成任务，他们领导会要求提前向客户收取货款，完成销售量。本案中，可口可乐公司的业务员韩应思收取了货款后，可口可乐公司又提供了部分货物，足以说明韩应思收取货款的行为是职务行为。通过可口可乐公司的陈述，可口可乐公司业务员李琦璟、韩应思能够以其他公司的名义把货物从可口可乐公司提出来，可口可乐公司这些业务人员提出货物后向客户发货，并收取客户货款，这就说明可口可乐公司业务人员可以代表可口可乐公司销售货物。综上，刘会敏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可口可乐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法院判决。
二审审理中，可口可乐公司向本院提交一份新证据：北京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送货单，该送货单载明：“送货日期：2015年9月28日，客户名称：北京云霄旧宫店台球，送货地址：大兴区旧宫镇南小街新建芳源里小区，业代信息：孟宪斌139XXXX****，销售部门：中可北京东南营业部，付款条件：现结，应收款金额：30600元，货物为可口可乐600ML400箱，雪碧600ML200箱。”该送货单上载有签名“刘志勇”。可口可乐公司提供该证据用以证明，2015年9月28日，可口可乐公司向其客户北京云霄旧宫店台球送货可口可乐600ML400箱，雪碧600ML200箱，但该批货物实际是由刘会敏的儿子刘志勇签收，是韩应思、李琦璟私下倒货的行为造成的，韩应思收款行为并非代表可口可乐公司的职务行为。刘会敏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刘志勇作为刘会敏在本案中的委托代理人当×该送货单上的“刘志勇”三个字并非其本人所签，送货单上的“刘志勇”三个字的笔迹与刘志勇真实的签名笔迹存在明显差异，且该批货物的收货人不是刘会敏，可口可乐公司不可能将该批货物发送给刘会敏，刘会敏收到的600箱饮料是在2015年9月25日，并非2015年9月28日。本院认为，因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刘会敏已收到600箱可口可乐的事实并无争议，可口可乐公司提交的该证据不能证明韩应思、李琦璟存在私下倒货行为向刘会敏销售饮料，亦不能证明韩应思收取刘会敏货款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
二审审理中，刘会敏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
证据1，北京东方泰洋农副产品市场出具的证明，证明刘会敏自2010年10月起在该市场内销售包括可口可乐在内的饮料产品。可口可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
证据2，证人王×证言，证明刘会敏经营可口可乐饮料，是由可口可乐公司的业务人员联系业务，经常有可口可乐公司送货，2015年12月份可口可乐公司业务员把刘会敏的钱卷走了，王×是听到刘会敏说的。可口可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证人当×的证言与其书面证言内容上存在明显不一致，且证人陈述其证明的部分内容是听刘会敏说的，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不予确认。
证据3，韩应思录音光盘，证明可口可乐公司允许业务员收取客户货款，业务员与客户联系业务，可口可乐公司向客户发货。可口可乐公司认为该证据并非新证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韩应思未能到庭，可口可乐公司亦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不予确认。
证据4，照片，证明韩应思带着可口可乐公司送货车为客户送货。可口可乐公司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因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
证据5，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1）通民初字第12857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二中民终字第22009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二中民终字第21371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2）二中民终字第17608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法院生效判决查明可口可乐公司的经营方式是通过业务员收货客户货款然后再向客户发货。可口可乐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可口可乐公司主张上述案件均发生在2012年之前，自2012年之后可口可乐公司加强管理，明确规定业务员不许收取客户的货款，并要求业务员签署承诺书。因该证据仅能证明在2012年之前可口可乐公司曾发生业务员直接收取客户货款的事实，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确认。
二审庭审中，可口可乐公司述称，可口可乐公司与韩应思签订了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约定的合同终止日期为2018年12月31日，韩应思于2016年4月5日申请辞职，然后就离开了可口可乐公司，可口可乐公司无法要求韩应思在本案中到庭说明相关情况。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的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刘会敏通过可口可乐公司的业务员韩应思向可口可乐公司购买产品，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刘会敏与可口可乐公司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刘会敏已将货款交付韩应思，韩应思作为可口可乐公司的业务员，其收取货款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虽然可口可乐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否认收到货款，并提出韩应思签署了承诺书，向可口可乐公司承诺不得在无公司书面确认的情况下向客户收取货款，但可口可乐公司所举证据无法证明刘会敏对此已经明知，且可口可乐公司未能让韩应思到庭说明相关情况，可口可乐公司就未收到刘会敏的货款亦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佐证，故本案应由可口可乐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刘会敏已向可口可乐公司支付了94000元货款，可口可乐公司仅交付了部分货物，剩余65800元货物未交付，一审法院判决支持刘会敏要求可口可乐公司返还剩余货款65800元并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可口可乐公司上诉提出的可口可乐公司与刘会敏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韩应思收取刘会敏货款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而是其个人行为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可口可乐公司上诉主张本案李琦璟通过韩应思卖给刘会敏货物是李琦璟侵占公司财产犯罪行为的销赃行为，本院认为，可口可乐公司并未提供法院生效判决对其主张予以佐证，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723元，由北京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至一审法院）。
二审案件受理费1446元，由北京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巩旭红
代理审判员 李晓波
代理审判员 李 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贾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