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民一终字第24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志明，住广州市荔湾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瑞琳，住广州市荔湾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希，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春燕，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慧婵，住广州市。
委托代理人：赵绍华，广东博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邹秀球，广东博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志明、黄瑞琳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4）穗荔法民一初字第12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志明、黄瑞琳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希律师、陈春燕律师、被上诉人刘慧婵的委托代理人赵绍华律师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上诉人黄志明和死者李某是夫妻关系，两人生育了女儿黄瑞琳。李某于2014年5月29日死亡，死亡医学证明记载其死因是猝死。刘慧婵（甲方）和广州市汇爱家庭服务有限公司（乙方）、李某（丙方）在2014年4月26日共同签订了《广州市家政服务合同》，根据该合同约定，甲方一次性支付乙方中介服务费1680元，丙方和乙方是劳务合同关系，甲方和乙方是家政服务合同关系。合同期限是在2014年4月28日至2015年4月27日期间，丙方服务方式实行钟点制，从16：30-19：30。另据上诉人被上诉人一致确认，刘慧婵每月支付给李某的报酬是1500元，工作内容是上班后由被上诉人的家人拿煲汤的材料给李某去煲汤，然后开始搞卫生。下午5时半开始做饭和做菜，下午6时半被上诉人家人吃饭，李某先喂3岁小孩吃饭，然后被上诉人的家人和李某一起吃饭，李某一边吃饭一边在喂小孩吃饭。因为被上诉人下班已经晚上7点多，不用等被上诉人夫妻吃饭。晚上7时吃完晚饭后，李某开始收拾餐具，还要在饭厅拖地，收拾好垃圾后晚上7时半就下班。2014年5月29日，李某在刘某甲家中工作时晕倒，后被送往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李某死亡后其亲属在荔湾区站前派出所表示不同意对李某的尸体做法医解剖。
原审庭审中，陆某总医院医生周某作为被上诉人的证人出庭，据其陈述，事发当日被上诉人丈夫王某甲正在他家看病，王某甲接到家里电话后叫他一起去被上诉人处，两家距离步行只需5-6分钟，到场后见到李某躺在地上，马上做了呼吸检查并施行抢救和人工呼吸，当时李某心跳已停止。被告刘某乙述称事发时候听到一声响，出客厅就见到李某倒在地上，马上叫公公拨打其丈夫王某甲的电话，叫他回家。她自己就用固定电话拨打120。老人家有为李某擦过白花油。然后她打电话给上诉人黄志明，上诉人告诉他可以试试用力捶打李某的背心，周某来了就马上施行心肺复苏术抢救，后来120救护车来将其送往医院抢救。
经原审法院调查，广州市汇爱家庭服务有限公司反映李某是2014年4月24日到该公司填表要求介绍雇主从事家政服务业，该公司并不对李某进行管理，只是为其提供中介服务，但没有向其收取费用，只向雇主收取中介费。如果双方在合同期限内对对方不满，家政公司可以为有意见的一方重新介绍人员。刘慧婵要求介绍家政人员的时候，公司同时推荐了两人给其面试，刘慧婵从中选了李某。另原审法院经上诉人的申请曾到事发地查看事发现场。
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黄志明虽然是肢体××人士，但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被上诉人方对其主体资格的质疑毫无依据，原审法院不应采信。李某与刘慧婵通过广州市汇爱家庭服务有限公司的中介而订立家政服务合同，双方构成劳务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李某死亡的原因。根据现有证据显示，李某是在为刘慧婵提供钟点服务的时候突然死亡的，但由于李某死亡后没有进行法医检查，无法判断其确切的死因。根据现场勘查，事发的房屋并不属于空气极不流通的地方，而且事发时候该房屋内还有老人和小朋友，所以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家居环境因素与李某的死不存在直接关联。至于上诉人所主张的事发当天被上诉人家工作量大增及被上诉人不允许李某饮用家中凉水是导致李某晕倒和死亡的原因，因李某当天工作的时间至其晕倒时并没有超过3小时的日常工作时间，故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至于被上诉人主张的可能因为李某自身疾病已导致其死亡，没有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亦不予采信。因此，现原审法院确定李某是在提供钟点服务过程中晕倒并抢救无效死亡，但现有证据不足以判断出李某的死亡原因。二、刘慧婵应否负赔偿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致使自己受到伤害的，适用过错责任，即根据提供劳务一方和接受劳务一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刘慧婵要求李某提供的服务不具有危险性，其对李某的晕倒不存在过错。在李某晕倒后，亦已及时采取了合乎常理的措施去救助。本案中上诉人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存在过错，故被上诉人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依据公平责任原则，根据受害人的实际情况、损害程度、双方的财产状况等其他相关情况，被上诉人应给予上诉人方适当补偿。原审法院酌定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补偿50000元。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于2015年1月13日作出判决：一、驳回黄志明、黄瑞琳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刘慧婵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黄志明、黄瑞琳支付补偿款50000元。本案受理费100元，由黄志明、黄瑞琳负担。
判后，上诉人黄志明、黄瑞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在死者晕倒后“亦已及时采取了合乎常理的措施去救助”，完全忽视了被上诉人在此期间拖延急救时间、采取不当急救措施以及隐瞒伤情的重大过失行为，而一审判决全部回避了这些事实，明显属于错判。
本案中判断被上诉人的过失行为及过失程度即要考察被上诉人的注意义务。而民法理论上将注意义务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普通人注意义务，以一般人在通常情况下是否能够注意为标准，一般人难以注意而没有注意不能认定行为人存在过失：一般人能够注意而没有注意，行为人即存在过失，且为重大过失。二是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注意义务，该注意义务较普通人的注意义务要求要高，它要求行为人在行为过程中要尽到与处理自己的事务一样的同一注意义务，违反该注意义务称具体轻过失，也即一般过失。三是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该注意义务不以行为人的主观意志为标准，而是以客观上应否做到某一程度为标准，是特定人依其特定职业的要求所应负的注意义务，其要求又高于前两种注意义务，违反该注意义务为抽象轻过失，也即轻微过失。然而，被上诉人在死者晕倒后出现了拖延急救时间、采取不当急救措施以及隐瞒伤情的行为，明显属于重大过失。
（一）被上诉人没有在死者晕倒后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拖延了重要的6分钟急救时间
首先，根据被上诉人、其母亲何某乙、公公王某乙、婆婆李贵芝的《询问笔录》以及死者事发当晚的《病历记录》显示，姑且可以推定死者出事的时间大约在2014年5月29日晚上19时10分，而被上诉人却在事发6分多钟后即19时16分30秒（详见被上诉人提供的固定电话通话记录清单）才拨打120急救电话，拖延了6分钟的急救时间。
其次，被上诉人作为成年人，又是一名公职人员，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理应知道遇到突发事件应采取的正确应对措施，然而，在事发当晚，被上诉人不但没有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还在19点14分零3秒（详见被上诉人提供的其丈夫王某甲电话通话记录清单）先拨打其丈夫的电话，这与被上诉人最终拨打120急救电话的时间相差了2分多钟。
令上诉人不解的是，第一，为何被上诉人、其母亲何某乙、公公王某乙、婆婆李贵芝的《询问笔录》中对死者的出事时间能够惊人地一致表述为2014年5月29日晚上19时10分他们是否刻意隐瞒了死者出事的真正时间，从而掩盖了他们拖延了比6分钟某的急救时间第二，退一步而言，如果事发时间的确是晚上19时10分，为何被上诉人在死者出事后没有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却拖延了6分多钟之长后才意识到呢在这期间被上诉人及在场其他三名成年家人到底在干什么呢第三，如果事发突然，被上诉人及在场其他三名成年家人尚未能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那为何要先打电话给被上诉人的丈夫呢其丈夫提出要拨打120急救电话，为何又拖延了2分多钟才拨打呢这一切是否因为被上诉人及其家人商量要刻意隐瞒死者出事的时间、原因等
针对上述事实，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并没有做出合理的解释，上诉人认为，上述事实说明了被上诉人根本没有及时采取合乎常理的措施去救助死者，正因为被上诉人能够拨打而没有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将死者及时送往医院救治，在急救的黄金时间内为死者争取更多的生存机会，一再拖延及争取急救时间，其行为对死者因迟延救治导致死亡存在重大过失，一审法院也完全回避了被上诉人拖延急救时间这一事实进行审理及判决，因此，一审判决明显是错判。
（二）被上诉人采取不当急救措施，对死者造成二次伤害
根据被上诉人、其母亲何某乙、公公王某乙、婆婆李贵芝的《询问笔录》显示，死者倒地后，被上诉人及在场人员并未将死者仰面平卧，保持死者呼吸顺畅，而是扶起死者，不停按其人中，用白花油涂抹身体，还喂吃冰糖等。显然，这些急救措施是失当的，因为猝死病例近年来有上升的趋势，因而各大报纸媒体都经常刊登有关猝死的急救常识，如不要忙于搬运病人，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讲清病人所在的详细地址，说清病人的主要病情或伤情：在非医疗环境下一旦发现有心跳骤停的患者，应当机立断、分秒必争、就地进行复苏抢救。
××患者翻身仰面平卧、解松衣领，如果不是××患者进行胸外心脏按压。而错误的急救法不仅延误救援时机，甚至还会造成二次伤害，所以医学专家们都提醒在情况不明时，在场人员不应当轻举妄动。但被上诉人在未能判断死者当时的情况即采取不正确的急救措施，而未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延误了急救的黄金时间，也对死者造成了二次伤害（详见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死者面部照片）。
（三）被上诉人隐瞒伤情，导致急救人员的急救措施及用药等的错误
根据被上诉人母亲何某乙、婆婆李贵芝的《询问笔录》以及死者的衣物可知，死者倒地前是脸部撞到客厅的茶几上，造成出血的情况，血迹逦布其上衣胸前（详见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照片）：而周某的《询问笔录》也显示，其有听到在场人员提及“摔倒”二字。但死者事发当晚的病历和急救单中均没有关于被上诉人有曾向急救人员提及死者摔倒及导致出血事实的记录，可见被上诉人没有如实反映，且极有可能刻意隐瞒死者的伤情，导致急救人员的急救措施及用药等的错误。这也解释了为何被上诉人在死者出事后没有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反而打给其丈夫求救，为的就是商讨如何如何隐瞒实情及保持口径一致。
因此，一审法院完全回避了对被上诉人在死者晕倒后出现了拖延急救时间、采取不当急救措施以及隐瞒伤情的重大过失行为进行审理及判决，明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是错判，依法应予发回重审或改判。
二、一审判决适用公平责任原则酌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补偿50000元过低，不足以弥补上诉人因死者突然离世所造成的伤害。
首先，死者的突然离世令两上诉人陷入沉重的悲痛，生活也因此陷入困境，上诉人黄志明是死者的丈夫，为二级肢体××人，双腿无法行走，生活起居、饮食、出行等均由死者生前照料，无法完全自理；死者女儿即上诉人黄瑞琳才刚大学毕业进入社会工作，无暇照顾上诉人黄志明。黄志明身残多病，但每月只有微薄的退休金，根本无法承受人住老人院或雇请专人照料的费用。原本经济并不宽裕的家庭更因本次事故遭受重创，两上诉人不但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生活和经济上更是出现严重困难，因此，50000元的补偿根本不足以弥补死者突然离世对两上诉人造成的重大损失，也不符合公平原则的立法意图。
其次，被上诉人作为死者生前的雇主，其与丈夫均为现职国家公职人员．事发后自始至终口口声声说人道主义，却从未向两上诉人作出任何慰问和赔偿，只是一直找各种理由推卸责任，实在让两上诉人寒心。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本案判决结果错误。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依法发回重审或者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即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医疗费、交通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抚养费、精神损失费合计人民币489053.6元；三、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刘慧婵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与死者之间是否存在侵权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若要认定被上诉人对死者构成侵权行为，不仅需要证明被上诉人因过错实施了侵权行为而对死者造成损害结果，还需要证明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从本案现有证据分析可知，死者是在为被上诉人家庭提供劳务的过程中突发性死亡，因上诉人于死者死后不同意公安机关对死者进行法医检查，无法认定死者死亡时间及死亡原因。而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存在拖延救助时间、不当急救等行为基本只是推测，并无充分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对死者实施了积极或消极的过错行为而导致死者死亡，也无直接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述行为与死者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因此，上诉人相关证据和意见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存在过错，故其要求被上诉人承担侵权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原审法院依据公平责任原则，根据受害人的实际情况、损害程度、双方的财产状况等其他相关情况，酌定被上诉人给予上诉人方50000元的适当补偿，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636元，由上诉人黄志明、黄瑞琳负担（免予缴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晓航
代理审判员 徐 满
代理审判员 何润楹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日
书 记 员 李淑贤
郭桂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