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青海法海商初字第462号
原告：于国礼，男，汉族，1958年2月22日出生，住山东省文登市。
委托代理人：于昌远，山东联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海波，男，汉族，1967年8月28日出生，住山东省文登市。
委托代理人：杨玉林、王彦婷，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王建华，男，汉族，1964年3月25日出生，住山东省文登市。
第三人：于海，男，汉族，1969年5月23日出生，住山东省乳山市。
第三人：包红光，男，汉族，1968年12月19日出生，住山东省文登市。
原告于国礼诉被告李海波、第三人王建华、于海、包红光船舶权属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国礼及其委托代理人于昌远、被告李海波及其委托代理人杨玉林、王彦婷、第三人王建华、于海、包红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于国礼诉称：2013年2、3月份，原告通过于海等介绍委托王建华、包红光分别从外地购买八条木质渔船，并全额付清购船款。为便于办理船舶的过户登记手续，原告与被告李海波达成口头协议将船舶暂挂靠登记在李海波名下，船舶落户登记为鲁文渔67780、67801、67802、67803、67804、67813、67814、67824。上述船舶已于2014年1月份进行了拆解。申请船舶名号、船检验证书、所有权登记、捕捞许可等手续均由原告签署（以李海波名义）办理。依据国家渔船燃油补助政策，上述渔船2013年度（1月-12月）共计应发放燃油补助款650180.76元，该款项现已实际拨发并由文登区海洋与渔业局监管。海洋捕捞渔船买卖合同约定：2013年度所有未发放及应当发放的国家燃油补助等利益随船转移。因船舶过户登记在李海波名下，便以李海波的名义进行领取燃油补贴的申报。现李海波主张油补应归其所有，因而发生争议。综上，原告认为上述船舶由原告出资购买，虽当时过户登记在被告名下，但原告为船舶实际所有人，船舶及其所附属权益包括国家给予的燃油补贴利益均应归原告所有，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依据相关法律请求法院判决：一、依法确认登记在被告李海波名下鲁文渔“67780、67801、67802、67803、67804、67813、67814、67824”号渔船的实际所有人为原告于国礼。二、确认上述八条渔船2013年度燃油补贴款650180.76元归原告于国礼所有。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李海波承担。
庭审中，对于为何将上述八条渔船挂在被告李海波名下，原告于国礼补充解释为：当初到文登海洋渔业局办理购买渔船接收手续时，碰到了被告李海波，他说让我用他的户头（挂名），因我名下渔船较多，怕主管机关不给过户，当时我还很感激被告。后来渔船申请拆解被告一直拖了2个月让我给他30万他才去照相，最后通过王某、张某等人调解说明，达成协议给了被告10万余元才办成。现主管机关说燃油补贴款也可打到八条船最后的登记所有权人王建华、包红光名下，但被告李海波作为渔船挂名户却不给签字，后悔在埠口调解时没让被告签字同意燃油补贴款打到别人名下。
原告于国礼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举证如下：
证据一、文登区海洋渔业局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涉案八条渔船因转让原因于2013年过户登记在被告李海波名下，上述渔船2013年度国家油补因权属争议暂未下发。
证据二、海洋渔业捕捞合同八份，分别由第三人王建华、包红光与原船东签署的，该合同与涉案八条渔船及证据一表明的更名情况一致，用以证明原告委托第三人与原船东签署了涉案船舶的买卖合同。涉案八条渔船的买卖合同除原告提交的版本外，在船舶档案备案的合同版本与该版本略有不一致，是为将渔船登记挂名在李海波名下，船舶备案版本中“买受人”由第三人于海以被告李海波的名义签署的，出卖人及船舶基本情况一致。
证据三、补充协议八份，用以证明涉案八条渔船原船东于2015年1月与原签订合同的第三人王建华、包红光进一步确认了涉案渔船的燃油补贴款随船转移。
证据四、山东农信银行转账单四张、农业银行业务汇单两张，用以证明原告通过第三人于海将购船款支付给了原船东，原告共计先后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第三人于海590万元，该590万元包括了涉案八条渔船的价款。
证据五、文登市渔政监督管理站非税收入收款收据两张、文登渔港监督非税收入收款收据五张，用以证明涉案渔船所产生的行政管理性收费包括渔业资源费、登记费、检验检疫等费用均由原告缴纳。
证据六、渔业船网工具指标转移证明书两份，用以证明2014年1月涉案八条船舶被告李海波以转让并拆解的形式将权利转让给第三人王建华、包红光。
证据七、渔业船舶拆解销毁和处理证明八份，用以证明涉案渔船已被实际拆解。
证据八、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用以证明涉案渔船拆解后第三人王建华、包红光用原先的马力指标并综合其他船舶拆解指标经申请获得了新的渔船网具指标。证据六、七、八共同证明涉案渔船实际购买人是原告于国礼，原告购买船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收购小船拆解后组建并造建新船，登记在被告李海波名下只是暂时挂靠行为，被告李海波无条件将船舶转让给第三人王建华、包红光正是其履行挂靠义务的具体表现，即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并未发生实际的金钱交易。
证据九、第三人王建华、包红光的书面声明，用以证明涉案渔船均受原告于国礼的委托而购置，权利义务归原告于国礼享有和负担。
证据十、从文登市海洋与渔业局涉案船舶档案中复印的2013年年底被告李海波为领取油补向海洋渔业局提交的由第三人王建华、包红光及原告、案外人刘静、于方伦与被告签署的油补归属协议一份，该协议中所有相对人的签字均系伪造的，用于说明被告李海波是明知涉案渔船包括油补非归其本人所有，而为骗取油补向主管部门提交虚假说明。
被告李海波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证据证明涉案船舶登记在被告名下，被告就应享有船舶所产生的收益权。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渔政备案的合同不一致，被告认为系原告和第三人为诉讼而伪造的，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对证据三的质证意见同证据二。
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系支付的购船款，第三人与出卖方签订合同，付款应为第三人王建华、包红光，而不应由于海支付。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无法证明系原告缴纳的费用，不能证实原告的主张。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证据证明了系被告与第三人办理的渔业船网工具指标转移手续，可以证明被告对船舶享有所有权。对证据七、八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不予质证。对证据九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客观性有异议，认为该声明陈述存在矛盾不符合逻辑，首先王建华和包红光均陈述其受原告委托，以自己名义与他人签订了渔船买卖合同，但在渔政船检备案合同上所签名字为被告，并非第三人王建华和包红光。既然原告委托其购买船舶，为何不签原告名字而签被告名字。恰恰证实了第三人王建华和包红光也知道系被告委托购买船舶而不是原告。其次，诉争渔船最后由王建华和包红光购得，二人要购买渔船为何不直接购买而是代原告购买后再从原告处回购，逻辑不通，且第三人是否支付给原告款项也不得而知，被告认为原告与第三人王建华、包红光存在利害关系，不排除其恶意串通损害被告合法权益的可能，第三人的声明中对被告不利的陈述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证据十有异议，不承认是被告李海波自己的签字。
针对被告代理人对证据九客观性的质疑，原告反驳为：首先，第三人王建华、包红光系为原告于国礼买船，但并未参与挂名户的登记，之所以登记在被告李海波名下，是因为其当初同意为原告挂名；其次，关于为何又将挂名户从被告李海波名下转移至第三人王建华、包红光名下，是因为被告向原告索要过多“挂名费”所致，原告为了掌控渔船所有权，在第三人王建华、包红光亲笔书写了书面声明即证据九后，才将渔船再次挂名在王建华、包红光名下。第三，被告李海波将渔船过户给王建华、包红光而不收取分文卖船款的行为更充分足以说明其仅是“挂名户”。鉴于其诉讼中仍歪曲事实混淆视听，原告保留追究被告李海波刑事诈骗罪的权利。
第三人王建华、包红光、于海对原告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用以证明的内容皆无异议。
本院对原告证据一、四、五、六、九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原告证据七、八、十同渔业主管机关存档资料一致且经过各方当事人质证，对其真实性本院亦予以确认。
对证据二、三，本院评判为：首先，原告提交的“渔业船舶买卖合同”的卖方与在主管机关备案的合同上的卖方姓名、船号等一致；其次，被告李海波当庭也承认在办理了“渔业船舶船名申请表、渔业船舶国籍和所有权登记业务”申请表之后的备案其他材料中的“李海波”的签字都不是其本人所签；第三，第三人于海当庭明确指证渔业船舶买卖合同中买方“李海波”的签字系其代签；第四，第三人王建华、包红光当庭明确承认系受原告通过于海委托其二人买船，他们都不认识被告李海波。上述指证和记载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原告证据二、三的真实性，即：原告通过于海委托王建华、包红光买船，王建华、包红光分别与八条渔船船主签订渔船买卖合同。因渔船拟过户、挂名在被告李海波名下，于海又到主管机关以“李海波”的名义在备案合同上签字、摁手印。本院对原告证据二、三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于2015年5月22日依法到文登渔港监督、文登区海洋渔业局等部门调取了相应的渔业船舶船名申请表、渔业船舶买卖合同、渔业船舶拆解销毁或处理证明（同原告证据七）、渔业船网工具指标（同原告证据八）、被告李海波申领燃油补贴款协议书（同原告证据十）等存档资料。原告对上述证据材料无异议，认为上述调取的材料可以印证原告的主张，涉案八条渔船的存档买卖合同均由第三人于海受原告于国礼的指示以李海波名义与原船东签署，合同落款乙方“李海波”的签字为于海代签;船舶船名号的申请、船舶证书的申请、所有权登记、船舶检验相关材料的申报均由原告以被告名义申报，“李海波”的签字由原告于国礼代签，这与被告主张的“船舶过户及其他手续均由被告办理”明显不符。“渔业船舶销毁处理证明及网具指标批准书”进一步印证原告购买船舶的初衷为收购淘汰废旧小船组建符合马力规定的大船，其中之所以登记在王建华名下是因为用于组建大船所需指标包括涉案渔船在内另有原登记在王建华名下的两艘船舶，该船因为沉没无法办理正常转移登记手续，故将上述购船指标组合登记到了王建华名下，但建造新船的所有权仍归原告，王建华出具声明对此也无异议。登记在包红光名下也是受原告指示，原告购买了包红光的两条船，为便于组建大船而登记在包红光名下。足以说明：被告李海波与第三人王建华、包红光之间均不存在事实的船舶买卖交易。文登区海洋渔业局出具的书面证明，可以证实原告证据十无论签字人是否为李海波本人签署，都足以证实该文件是因李海波为申领涉案船舶油补而亲自向行政管理部门提供的申报材料，因此即便李海波提供书面质证意见及当庭否认签字不是“李海波”本人所签，也能认定和支持原告证据十的主张，即被告李海波是明知涉案渔船包括油补不归其本人所有，而为骗取油补向主管部门提交了虚假“协议书”。
被告李海波对法院调取的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渔业船舶船名申请表、渔业船舶国籍和所有权登记业务”申请表均系被告本人申请办理，上面的签名也系被告所签。只有办理了渔业船舶船名申请表后，才能办理渔业船舶检验申报书及证书。该证据证明被告委托原告购买船舶的事实，而并非原告主张的挂靠在被告名下。渔业船舶检验申报书及渔业船舶买卖合同均系原告在被告授权并办理了申请表以后以“被告名义”办理的，证明被告委托原告购船的事实。对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指标书系第三人王建华及包红光在2014年1月购买涉案渔船后办理的，与本案诉争的船舶归属以及2013年燃油补助无关。
第三人王建华、包红光、于海对上述法院调取的证据真实性皆无异议。
被告李海波答辩称：一、本案事实上是被告委托原告收购渔船，船舶所有权及燃油补贴应归被告所有。二、诉争船舶登记在被告名下且船舶过户及其他手续均为被告办理，按照物权法等法律规定，被告享有船舶的所有权。三、被告当初是因为资金不足无力付清购船款，才同意上述船舶由原告进行处理的，被告可以无条件配合原告办理各种手续，但上述船舶当年燃油补贴款以及处分船舶利润的20%应归被告。
被告李海波为支持其抗辩，申请证人于维国出庭作证，用以证明被告委托原告收购渔船。证人于维国，男，汉族，1975年3月15日出生，住黑龙江省鸡东县兴农镇兴农村。其当庭声称：2013年年前，被告李海波上我家给我打电话，让我帮他收船，我说我收不齐那么多。他说委托原告于国礼代他收船，让我不用收太多，他说原告非要现金，我上车看后座有个箱子，过了一会原告上车了，我也认识他，被告说箱子里是收船的定金50万给原告，原告说不够再要，可以打条给被告，被告说不用打条，都认识很多年了，拿钱还能跑了么。原告说有事先走，就拿着箱子走了。
原告对该证人证言真实性有异议，其不认识证人，认为该证言与本案也不具有关联性，不能直接证明所谓“被告李海波委托原告收船”就是收购的本案争议的几艘渔船。且该证据中对“箱子里有定金50万元”的表述，证人本人并没有亲眼看到，只是听被告李海波自己口述而已，属于“道听途说”的传来证据，请求法庭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和采信。第三人王建华、包红光、于海皆称不认识此人，不予发问和质证。
对该证人证言，本院评判为：首先其系孤证，且原告当庭明确声明不认识证人；其次，证人仅是听到被告李海波口述，属于传来证据、间接证据，既不能证明所谓委托收购的渔船就是本案争议的渔船，也未亲眼看到箱子里装有定金50万元；第三，原告关于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十日提出，并由法院向证人发出出庭通知，证人方可出庭作证”的异议符合法律相关规定，观点成立。故，本院对该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皆不予采信。
第三人王建华称：其不认识被告，本案是原告购买的渔船，且船舶拆解时原告也让我去了。同意原告的诉讼主张。
第三人于海称：同意原告的陈述，其不认识被告。2013年2、3月份，原告通过我介绍委托王建华、包红光分别从外地购买八条木质渔船，并全额付清购船款。官方备案的渔政船检买卖合同中，买方“李海波”的名字系我代签。
第三人包红光称：同意原告的陈述，其不认识被告。
庭审中，三位第三人无证据向本院提供。
根据上述可采信的证据及双方的质证等，结合庭审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自认等，本院认定以下相关事实：
2013年2、3月份，原告于国礼通过于海等介绍委托王建华、包红光分别从外地购买了八条木质渔船，并通过于海及王建华、包红光向原船东全额付清购船款人民币240余万元（不包括中介费）。
在之后的几个月，原告于国礼又以被告李海波的名义办理了相应的申请“鲁文渔XXXXX”系列船名、船检验证书、所有权登记、捕捞许可等手续，第三人于海和原告于国礼先后在备案渔船买卖合同和相关材料文书上代签了渔船拟登记挂名户“李海波”的名字，上述八条渔船遂登记到了被告李海波名下。由此而产生的相关行政管理性收费包括渔业资源费、登记费、检验检疫等费用均由原告于国礼个人缴纳。
2014年1月，上述渔船又在被告李海波配合下，通过再一次“渔船买卖”的形式，从挂名船东被告李海波名下过户至第三人王建华、包红光名下。被告李海波作为名义上的卖方，第三人王建华、包红光作为“买方”签名、摁手印。并申请将渔业船网工具指标一并过户到王建华、包红光名下。被告李海波当庭亦承认并没有收取王建华、包红光“卖船款”。
应新的挂名渔船所有权人王建华、包红光的申请，上述八条渔船鲁文渔“67780、67801、67802、67803、67804、67813、67814、67824”于2014年1月17日、18日经主管机关同意后在文登区埠口渔业公司进行了拆解、销毁，并由主管机关出具了“渔业船舶拆解、销毁或处理证明书”。2014年2月17日经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批准，第三人王建华、包红光取得了相应的《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
另查：依据国家渔船燃油补助政策，上述八条渔船2013年度共计应发放燃油补贴款人民币650180.76元，该款项现已实际拨发至威海市文登区海洋与渔业局。因被告李海波主张2013年燃油补助款的20%应归其所有，双方遂发生争议。主管机关文登区海洋与渔业局遂将该款暂停发放。
本院认为：
一、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于国礼依法应为涉案渔船的实际所有权人，有权获得八条渔船所有权项下的从属权益---
2013年度燃油补贴款650180.76元。理由主要为：1、第三人王建华、包红光、于海皆明确认可上述渔船皆是原告于国礼实际出资购买，被告李海波并未支付相应对价；2、第三人于海当庭明确指证官方备案的渔业船舶买卖合同中买方“李海波”的签字系其代签，同意原告于国礼关于被告李海波系渔船挂名户的主张；3、办理渔船过户登记的相关行政管理性收费包括渔业资源费、登记费、检验检疫等费用均由原告于国礼个人缴纳，而被告李海波不能举证证明上述费用系其委托原告于国礼代付；4、被告李海波当庭也承认所谓其与王建华、包红光的最后一次“渔船买卖”不是真实的交易，仅是过户给王建华、包红光，并没有收取王建华、包红光支付的所谓“卖船款”；5、上述渔船最后的挂名船东王建华、包红光当庭及庭前出具的“书面声明”都认可上述渔船实际权属和相关权益归原告于国礼所有。6、按照民法、物权法等规定，动产所有权的取得和转移以交付为准。上述八条渔船在登记挂名在被告李海波之前，第三人王建华、包红光已实际交付给了原告于国礼，动产所有权已转移给了原告，原告依法取得了上述渔船的实际所有权。综上，足以证明被告李海波系渔船“挂名户”，原告于国礼作为渔船的实际所有人，有权获得渔船所有权项下的从属权利之一，即上述八条渔船2013年度燃油补贴款共计人民币650180.76元。
二、被告李海波抗辩主张其为上述渔船的真正所有权人及有权获得2013年度燃油补贴款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主要为：1、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李海波不但未参与上述渔船的购买、过户的具体办理，而且其在答辩状、庭审笔录中也多次提及同意“渔船由原告进行处理”,足以证明其对渔船不具有真正所有权意义上的支配权、处分权；2、假设其是渔船真正所有权人，但2014年1月其作为“卖方”将价值240余万元的上述八条渔船出卖给了第三人王建华、包红光，未收取分文卖船款，明显不符合常理和一般认知；3、船舶登记可以对抗第三人，但不能对抗实际所有权人。即，船舶登记只有外部对抗效力，没有内部对抗效力。在第二次庭审笔录中当原告向被告李海波发问“你回答一下2013年原告将船舶从外地运回本地后是否与你进行了船体交付手续，在哪如何交付的”时，被告李海波明确回答：原告当时把手续给我看了一下，让我签字，我就委托他过户，不存在交付船舶。按其陈述，除了“渔业船舶船名申请表、渔业船舶国籍和所有权登记业务”申请表上的“李海波”系被告自己签字外，其他渔船过户所需的材料上的签字“李海波”皆非李海波本人所为，这也与原告于国礼主张的办理过户手续材料上的“李海波”系由其代签的观点相符。4、如果是李海波委托于国礼购船，那么于国礼在完成了购船并向李海波交船后其义务就已全部完成。至于办理渔船过户，因被告李海波本身就是文登人，去文登海洋渔业局办理相关手续无论路程还是时间都非常方便、宽裕，价值240余万元的财产过户，按照普通公民的法律认知水平，相应材料中的“李海波”也不可能出现由原告于国礼和第三人于海两人代签的情况。5、假设行政主管机关允许“代办渔船过户”，但所有材料上应该由李海波签字的地方，按照相关要求，应当由李海波本人亲自签字，出现他人代签问题首先就不合规。相关的行政管理性收费等大额费用也应当由委托人李海波本人支付，而查明的事实却是由原告于国礼支付并持有相关缴费单据，被告李海波无法给出合理地解释。6、按照被告李海波庭审时陈述，“其有很多船”，则其应当非常熟悉渔船登记、过户等基本程序，其没有必要再委托他人办理过户等手续，既要产生额外的花费，更会失去对巨额财产的亲自掌控，更加不符合常理，对此被告李海波也无法“自圆其说”。7、退一步讲，假设李海波陈述完全属实，2013年度的燃油补贴款依法也不应再归其所有。按照被告李海波的庭审答辩，其因无力支付原船东大额购船款，只能同意渔船由原告于国礼处理。在此情况下，其作为卖方将渔船卖给了第三人王建华、包红光，在“渔船买卖”双方没有明确约定燃油补贴款归属的情况下，应当是“（从权利）油补随船（主权利）走”，即，尽管该油补账户仍登记在李海波名下，但依法应归买受人王建华、包红光所有。而买受人王建华、包红光无论诉讼前还是庭审中都明确声明：认可该2013年度燃油补贴款归原告于国礼所有。故，即使被告李海波陈述完全属实，原告于国礼依法仍然是该燃油补贴款的最终权益人，被告李海波无正当理由拒不给付已构成侵占他人财产。因被告李海波的抗辩缺乏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支持。
三、关于被告李海波主张曾与原告于国礼口头约定“上述船舶当年燃油补贴款以及处分船舶利润的20%应归其所有”的主张，因原告于国礼不予认可，被告亦无证据予以佐证，且本案中被告李海波也未提出反诉，本院依法亦不应予以支持和处理。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一、确认鲁文渔67780、67801、67802、67803、67804、67813、67814、67824号渔船实际所有权人为原告于国礼；
二、确认发放到被告李海波名下的上述渔船2013年度燃油补贴款人民币650180.76元归原告于国礼实际所有。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302元，由被告李海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八份上诉状正本，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孙 鹏
审判员 丁启学
审判员 李俊锋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谭天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