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97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男，1936年5月2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吕笑微，北京市才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强，北京市才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2，女，1949年8月1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陈旭，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昕，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1，女，1931年6月1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8，女，1948年11月2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3，女，1952年3月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4，女，1958年4月2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5，男，1966年8月1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6，女，1936年3月1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7，女，1942年9月7日出生。
以上七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代国华，北京市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3）西民初字第227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10月，苏×诉至原审法院称：我的生母在我三周岁时因病去世，我的生父于1940年被日本人逮捕关押后即不知所踪。我的养母苏×1是我的姑母，在我生母去世后就收养了我，与我的祖母共同居住于河北省保定市××院祖屋中，我们三人主要靠养母教书维持生计。1947年祖母去世后，养母与养父李×9结婚，婚后二人共同抚养我。1948年我随养父母来到北京，先后租房居住于×寺×号、×街×号、×胡同×号、×街×1号，直至养母将河北省保定市××院祖屋出售，并以部分售房款购买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号的房产（以下简称××号），全家方才定居此处。来北京后，全家主要靠经营杂货铺及手工业维持生计。1949年养父母生有一女，即李×2。1956年养父因患肺结核无法工作，全家生活一度比较拮据，我参加工作后，每月向家中寄钱补贴家用。后因病于1959年被调回北京治病、工作，并在养母的介绍和主持下，于1960年与管××结婚。婚后我与妻子仍居住于××号，直到我妻子单位分房，两人才搬离该处，但仍经常回家探望养父母。后养父母先后去世，遗产始终没有分割。此后，××号变更为××1号。2012年我得知××1号的房产已经拆迁，拆迁补偿款项约3000万元。遂就拆迁补偿款的继承问题与李×2协商，但李×2仅向我支付了30万元，后经双方多次协商至今未果。另外我的养父与养母结婚前，与前妻共同育有子女三人，分别为长子李×8、长女李×6、次女李×7。长子李×8与刘×1结婚后，育有子女四人，分别为长女李×8、次女李×3、三女李×4及儿子李×5。李×8已于2010年死亡。我与苏×1、李×9成立事实收养关系，因此我对于养母苏×1、养父李×9的遗产即位于××1号房产的拆迁补偿款享有法定继承权，就上述遗产的继承问题，双方未达成协商意见，故起诉要求依法继承苏×1、李×9位于××1号房产的拆迁补偿款百分之三十的份额，诉讼费由李×2负担。
李×2辩称：我认为苏×所述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法律上都是不能成立的。其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依法应当驳回。苏×在起诉书中将相关事实进行了陈述，并据此从法律上论证苏×对李×9的相关遗产有继承权，而我方认为苏×的陈述是背离客观事实的。首先李×2的父母从来没有认定苏×是其养子，苏×的身份也根本不是什么养子身份。事实上苏×仅是李×2父母一个亲属而已。其次，涉案房屋在拆迁时已经不是遗产，而是李×2个人和他人的合法财产，李×2在涉案房屋所获得的拆迁利益，应当属于其个人所有，其性质并不属于李×2父母的遗产。另外我们需要说明苏×在诉状中声称其对李×2的父母尽到了赡养义务，这个说法是不属实的。客观的说苏×从来没有以养子的身份对苏×1和李×9尽过赡养义务，在老人去世火化苏×都不在身边。李×2的母亲在去世前苏×确实来探望过，但并×陪护至去世。苏×在陈述了相关事实之后试图论证苏×与李×2父母存在养父母子女的关系，我们认为由于其养子身份并不成立，所谓继承遗产的前提条件并不存在，苏×主张要求依法分割遗产之说，在事实上立不住脚，法律上没有依据。我们也注意到苏×在诉状上提到，李×2在获得拆迁利益后曾经付给苏×30万元，我们需要说明这30万元并不是基于身份关系的分享，而是我方对苏×的关爱和双方的以前来往关系，基于对苏×的照顾给予苏×经济上的帮助，因此这不是分割遗产的行为。在本案中除李×2以外的另外被告，李×2此前并×听说过，只是在诉讼中才知道。李×2对于其他当事人的身份是不认可的，在父母生前填写的人事档案中从来没有记载存在其他当事人。不同意苏×的诉讼请求。
刘×1、李×8、李×3、李×4、李×5、李×6、李×7辩称：首先我们作为继承人的资格参加诉讼没有问题。刘×1等保定市的七人对李×9个人的遗产份额是有继承权的。我们要求我方对李×9享有遗产继承权的份额进行确认。同意苏×的诉讼请求，要求对李×9享有遗产继承权的份额进行确认。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继承人苏×1与李×9系夫妻关系。李×2系苏×1与李×9之女。被继承人苏×1系苏×之姑母、被继承人李×9系苏×之姑父。被继承人苏×1于1970年1月26日去世，李×9于1993年11月19日去世。××1号原产权人为苏×1。根据北京市西城区房屋管理局房屋档案材料中记载，××1号（旧门牌：××号）房屋12间（其中北房两间、西房六间、东房三间、南房一间）原产权人为苏×1，1984年6月25日文革落实私房政策发还产权时，登记产权人为李×9。1990年4月李×9将该院西房（幢号7）一间出售与案外人。1994年3月李×2通过公证继承的方式将××1号房屋11间过户至自己名下。2005年7月29日××1号幢号1房屋一间的产权人登记为李×2名下。在此之间李×2通过买卖及赠与的方式将该院其余10间房屋产权转移至多名案外人名下。原审法院审理中，根据苏×的申请，法院从北京中信房地产有限公司处调取了××1号的房屋拆迁档案手续，经调查：北京中信房地产有限公司（甲方）与李×2（乙方）于2011年12月3日就××1号（幢号1）签订了《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一）》，该协议约定，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宅房屋1间，建筑面积18.2平方米。经北京宣房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确定，被拆迁房屋拆迁补偿费为147831元，甲方支付乙方拆迁补助费19489元，扣除相关费用后甲方向乙方实际支付钱款167320元。同日作为被拆迁人李×2与拆迁人北京中信房地产有限公司协商，拆迁人给予被拆迁人补助费2432680元，其中市场评估差价补助费434569元、综合补助费1998111元。李×2领取拆迁款后，曾于2012年1月23日给苏×汇款300000元。北京中信房地产有限公司在给法院的调查回函中称：“经查询档案得知××1号院内共12套房屋，其中只有一套房屋登记在案件诉讼当事人李×2名下，其余11套房屋均登记在案外人名下，与本次诉讼无关，因涉及个人隐私，在未取得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我司无权提供该11套房屋的拆迁补助协议及其他材料文件。”
原审法院庭审中苏×为证明收养关系存在，向法院提交了北京市西城区××街道社会保障事务所存档的人事档案材料、证明信等证据，在人事档案材料中记载李×9系苏×之姑父、苏×1与苏×系姑母关系、李×2系苏×表妹，该人事档案件中没有苏×与被继承人苏×1、李×9之间存在收养关系的记录。同时苏×向法院提供了证人李×8、刘×2、刘×3的证言，但主张上述证人因×，无法到庭。李×2对于上述证言不予认可。刘×1、李×8、李×3、李×4、李×5、李×6、李×7对此证人证言予以认可。刘×1、李×8、李×3、李×4、李×5、李×6、李×7为证明与李×9存在亲属关系，向法院提交了××村村民委员会证明，该证明中记载：“李×9（曾用名李×10）于1910年生于本村，在本村生有一子二女，其子李×8（已去世），儿媳刘×1生有子女四人：长女李×8、次女李×3、三女李×4、儿子李×5；其长女李×6、其次女：李×7。以上子孙六人均生于本村。”苏×对于上述关系予以认可。李×2对该证明系村委会出具的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出具公民身份关系的不应当由基层村委会出具，而应当由派出所或单位人事机关出具，不认可上述当事人的身份关系。现苏×持诉称理由主张权利，李×2持辩称理由进行抗辩。
原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苏×以其为苏×1、李×9的养子身份，要求继承苏×1、李×9位于××1号房产的拆迁补偿款百分之三十的遗产份额。因苏×提供的人事档案中仅记载苏×与苏×1、李×9系姑侄关系，未存在收养关系的记载，且李×2对于双方是否存在收养关系不予认可，虽然苏×提供了证人证言，但该证人并×到庭，且苏×亦未提供证人本人因×，存在行动不便的证据，因此在苏×没有提供充足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法院无法认定苏×与苏×1及李×9之间存在收养关系。再者，北京中信房地产有限公司支付的拆迁款系基于李×2于2005年7月取得的××1号幢号1房屋一间的所有权。该房屋在拆迁前已非被继承人苏×1和李×9的遗产。现苏×主张按照继承法的规定依法继承被继承人苏×1、李×9位于××1号房产的拆迁补偿款百分之三十的遗产份额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6月判决：驳回苏×的全部诉讼请求。
判决后，苏×不服，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其在原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主要理由为：一、苏×与被继承人苏×1、李×9之间有收养关系；二、证人在原审中虽未到庭，但法院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对证言予以核实；三、李×2擅自处理遗产，不影响苏×等法定继承人主张继承的权利。李×2表示同意原判，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主要答辩意见为：一、苏×并非苏×1、李×9的养子，而是姑侄关系；二、苏×未与苏×1、李×9长期共同生活，只是共同生活过几年，不能据此改变双方之间的身份关系；三、被继承人从未认可过与苏×之间系养父母子女关系，也无给其分配遗产的意愿；四、苏×并未赡养过被继承人；五、证人未到庭接受质询，证言不能采信，证言也不能形成群众公认收养关系成立的效力；六、本案其他当事人身份不明，其认可苏×的意见无效；七、拆迁款不是遗产，是李×2个人财产；八、苏×在苏×1去世四十多年、李×9去世二十年未主张权利。刘×1、李×8、李×3、李×4、李×5、李×6、李×7亦表示不同意原判，但未提出上诉。主要理由为：一、苏×与苏×1、李×9共同生活，形成了收养关系；二、刘×1等人提供了证据，证明系李×9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继承李×9的遗产，原审法院未对我方请求予以审查，我方打算就此另行提起诉讼。
本院审理中，苏×向本院申请，因证人李×8、刘×2、刘×3年龄较大，希望法院通过其他方式对证言予以核实。李×2表示其在一审中未举证证明证人有×出庭的原因，不同意再对证人证言质证。本院审理中，李×2称苏×早年母亲去世，其父亲仍在世，并已再婚，认为苏×并未与苏×1、李×9形成收养关系。本院另查，苏×在原审法院2014年5月16日庭审中陈述：“我只知道我姑姑将保定的祖屋出卖后才买了涉案房屋。后来我继母不干，要告我姑姑，我姑姑给了我继母当时的500元。”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
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陈述、北京市西城区××街道社会保障事务所档案材料件、证明信、证人证言、村民委员会证明、账户明细账单、首都医学院附属友谊医院证明书、死亡医学证明书、照片复印件、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房屋所有权证、北京市西城区房屋管理局房屋档案材料、拆迁档案等相关材料及庭审笔录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有权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其中子女既包括亲生子女，也包括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苏×称自己是苏×1、李×9的养子，有权继承苏×1、李×9的遗产，其应当举证证明其与苏×1、李×9之间形成了收养关系。苏×与苏×1、李×9之间并未办理收养手续，苏×主张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这一规定，确认其与苏×1、李×9之间收养关系成立。但根据苏×提供的证据，苏×虽曾与苏×1、李×9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但双方始终以姑侄相称，在苏树人的档案材料记载中，也载明双方是姑侄关系。双方并未以父母子女关系共同生活及办理户籍、上学、工作等事宜，故苏×与苏×1、李×9之间不符合该规定中“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要求。苏×本人在原审陈述中也认可其亲生母亲去世后，其父亲再婚并有继母。对于其已由其亲生父亲和继母送养，而与苏×1、李×9另行形成父母子女关系的事实，苏×亦未能提供相应证据。综上，苏×主张其与苏×1、李×9之间形成收养关系证据不足，其无权作为养子继承苏×1、李×9的遗产。另，苏×1、李×9去世后，李×2已通过公证办理了继承，取得了诉争拆迁款涉及房产的合法产权，并已将部分房产处分给他人。现苏×等主张全部拆迁款系遗产，与事实不符，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刘×1等人主张其均系李×9的继承人，因其提供的证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法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苏×负担（已交纳35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苏×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屠 育
代理审判员 石 磊
代理审判员 李凤凤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李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