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体黑体仿宋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苏商终字第01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市东亚橡塑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常州市中吴大道515号。
法定代表人徐建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凡，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万巍，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住所地在江苏省常州市延陵中路500号。
负责人金建明，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吴持民，该行风险合规部副处长。
委托代理人蒋晓飞，该行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衫布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留道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王军，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军，男，汉族，1960年3月1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顾华，女，汉族，1962年3月17日出生。
上诉人常州市东亚橡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常州衫布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衫布公司）、王军、顾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常商初字第1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3年8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东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建伟及委托代理人王凡、万巍，江苏银行常州分行的委托代理人吴持民、蒋晓飞到庭参加诉讼。衫布公司、王军、顾华经本院公告送达传票，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一审诉称：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于2012年1月21日、4月13日、5月10日分别向衫布公司发放贷款200万元、180万元及120万元，合计500万元。上述贷款由东亚公司、王军、顾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因衫布公司停止经营且其法定代表人王军下落不明，江苏银行常州分行遂于2012年7月19日函告衫布公司，宣布贷款提前到期，并要求其按约归还贷款本息。后因衫布公司未能履行还款义务且保证人也未能履行保证责任，江苏银行常州分行特诉请法院判决：一、衫布公司立即偿还其所欠贷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30499.09元（暂算至2012年7月20日，要求利息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二、东亚公司、王军、顾华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诉讼费用由上述被告承担。
东亚公司一审辩称：一、东亚公司虽然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章，但该保证合同在签署时是空白的，东亚公司只是在后面盖了两枚章，一枚是公司法人章，一枚是个人私人印鉴。二、东亚公司认为这三笔款项有借新还旧的可能。三、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与衫布公司签订的《打包贷款合同》无效。本案中衫布公司与相关人员恶意串通开立信用证，利用信用证向江苏银行常州分行骗取打包贷款，将资金用于其他用处。东亚公司已向相关部门举报衫布公司的这一骗取行为，相关部门正在审查尚未立案，待有结果后呈报法院。四、就信用证打包抵押贷款合同而言，江苏银行常州分行未就信用证项下的监管义务履行相应的职责，由于江苏银行常州分行未能提供信用证项下的相关单据，东亚公司有理由相信衫布公司是与相关第三人恶意串通开立信用证，骗取打包贷款。五、衫布公司将打包发放的贷款转至常州福茹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茹达公司），系将贷款挪作他用，变更了贷款用途，而该变更行为未经过保证人东亚公司书面同意，所以东亚公司应该免除担保责任。
衫布公司、王军、顾华一审未作答辩。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1年10月24日，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与衫布公司签订编号为SX062711000581的《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一份，约定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向衫布公司提供最高额度为500万元的授信，授信期限自2011年10月24日起至2012年10月23日止，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含罚息和有关费用）由东亚公司、王军、顾华与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另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和《最高额个人连带责任保证书》作为合同的附件，为全部债务提供担保。2012年1月21日，4月13日、5月10日，经衫布公司申请，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与衫布公司分别签订《打包贷款合同》各一份，约定由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向衫布公司提供200万元、180万元和120万元的贷款，贷款期限均为6个月；贷款利率均为年利率7.32%，贷款出现逾期，江苏银行常州分行有权自逾期之日起按合同利率加收50%计收罚息至本息清偿为止；衫布公司出现未能全面和按时履行合同及其他相关文件项下的任何义务的，江苏银行常州分行有权宣布本合同及其他合同项下尚未偿还的贷款、融资款项本息和其他应付款项全部或部分立即到期；衫布公司未能按时偿还贷款本息，导致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为催收贷款及其利息所需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律师费、诉讼费等，由衫布公司承担。三份《打包贷款合同》签订后，江苏银行常州分行按约向衫布公司分别发放贷款200万元、180万元和120万元，合计500万元。
2011年10月24日，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与东亚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东亚公司为SX062711000581号《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项下2011年10月24日至2012年10月23日期间衫布公司实际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责任最高额为500万元，保证最高额仅指授信总额扣除已还部分所形成的授信本金余额，并不包括授信本金之外的利息、复利、罚息等各项应付款项；保证范围为衫布公司在SX062711000581号《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复利、罚息、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律师费以及衫布公司违约或江苏银行常州分行要求衫布公司提前清偿时发生的债务等。此外，《最高额保证合同》还约定保证人承诺监督借款人使用贷款（授信），如果债务人改变贷款（授信）用途，保证人仍承担担保责任。2011年10月24日，王军、顾华向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出具《最高额个人连带责任保证书》一份，自愿以其所拥有的全部财产（包括家庭财产）为SX062711000581号《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项下衫布公司的实际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责任最高限额为500万元借款本金；保证范围为2011年10月24日至2012年10月23日期间衫布公司实际发生的债务本金、利息以及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等。
2012年7月19日，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以特快专递形式向衫布公司发出《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宣布其与衫布公司签订的三份《打包贷款合同》提前到期，要求衫布公司履行还款义务。同日，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以特快专递形式向东亚公司发出《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向王军、顾华发出《督促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要求保证人东亚公司、王军、顾华承担保证责任。后因衫布公司未归还任何借款，保证人也未承担保证责任，江苏银行常州分行遂诉至原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
本案一审争议焦点为：保证人东亚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借款合同纠纷，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与衫布公司签订的编号为SX062711000581的《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及其项下的三份《打包贷款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衫布公司有权以信用证质押贷款，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对衫布公司提供的信用证进行审查后，应向衫布公司履行放贷义务。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向衫布公司发放贷款500万元，履行了相应的放款义务，衫布公司未能按约还本付息，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与东亚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以及王军、顾华向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出具的《最高额个人连带责任保证书》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因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与东亚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东亚公司自愿为SX062711000581号《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项下衫布公司在2011年10月24日至2012年10月23日期间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王军、顾华出具的《最高额个人连带责任保证书》明确约定，王军、顾华自愿为SX062711000581号《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项下衫布公司在2011年10月24日至2012年10月23日期间形成的债务以其全部财产包括家庭财产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故在衫布公司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江苏银行常州分行有权要求保证人东亚公司、王军、顾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东亚公司主张其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章时系空白合同，东亚公司并无为衫布公司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因《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徐建伟”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东亚公司的公章也是真实的，而东亚公司也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与江苏银行常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该合同为空白合同，故对东亚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关于东亚公司辩称衫布公司在本案所涉的借款中存在以新贷还旧贷的情形，东亚公司无需承担保证责任，因江苏银行常州分行提供了衫布公司的银行往来明细，证明衫布公司在授信额度之内，均是在还清旧贷之后再申请新的贷款，不存在以新贷还旧贷的情形，故对东亚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东亚公司抗辩衫布公司未经其同意擅自变更贷款用途，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一方面，衫布公司与江苏银行常州分行签订《打包贷款合同》后，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均是将贷款发放至衫布公司的帐户，而东亚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衫布公司存在变更贷款用途的情形；另一方面，东亚公司与江苏银行常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明确约定，“保证人承诺监督借款人使用贷款（授信），如果债务人改变贷款（授信）用途，保证人仍承担担保责任”，故东亚公司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关于东亚公司辩称，衫布公司存在信用证诈骗，其不承担保证责任，因东亚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衫布公司存在信用证诈骗情形，故其上述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江苏银行常州分行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支持。衫布公司、王军、顾华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可以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该院判决：一、衫布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归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30499.09元（暂算至2012年7月20日），并支付自2012年7月2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届满之日止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二、东亚公司、顾华、王军对判决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衫布公司追偿。一审案件受理费4701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52614元，由衫布公司、东亚公司及王军、顾华共同负担。
东亚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判决将案涉贷款认定为一般授信贷款错误。本案中，东亚公司与江苏银行常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三条约定：东亚公司提供的担保种类是500万元的贸易融资打包贷款。《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仅是形式上的主合同，本案借款法律关系所依据的主合同权利义务，应以《打包贷款合同》的约定为准，东亚公司仅应对三份《打包贷款合同》中贸易融资打包贷款承担保证责任。因此对东亚公司而言，东亚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应以《打包贷款合同》的约定为依据。原审判决已经认定衫布公司与江苏银行常州分行签订《打包贷款合同》的情况下，仍将本案借款合同认定为一般授信贷款，而未对东亚公司所担保的借款种类性质作出认定显然错误。东亚公司认为，本案所涉三笔贷款是打包贷款，而不是一般授信贷款所发生的实际债务。2、衫布公司以欺诈手段骗取东亚公司的担保。衫布公司与江苏银行常州分行签订的三份《打包贷款合同》约定，衫布公司必须将贷款用于合同约定的贸易用途，否则构成违约。但衫布公司向江苏银行常州分行申请打包贷款后，直接将三笔贷款汇入与信用证项下基础交易无关联且早已于2010年12月即被吊销营业执照的福茹达公司，显然与打包贷款合同约定的用途无关联。因此，衫布公司以欺诈的手段骗取了东亚公司的担保。3、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与衫布公司已实际变更了主合同，明知衫布公司存在欺诈骗取东亚公司担保的事实，担保人东亚公司应免责。首先，江苏银行常州分行明知衫布公司发放的贷款用途与《打包贷款合同》约定的用途毫无关联，衫布公司并未发生真实的出口业务，故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已和衫布公司变更了主合同约定的借款种类，未经东亚公司同意，衫布公司应免责。其次，江苏银行常州分行明知衫布公司以欺诈手段骗取东亚公司的担保，仍然发放贷款，东亚公司应当免责。江苏银行常州分行《贸易融资业务审核及发放操作暂行办法》第十条第一项规定，在发放打包贷款过程中，“申请人需提交以下全部或部分资料：1、具体贸易融资合同或协议、申请书。2、进出口合同、国内采购或销售合同等。3、国外银行相关函电。4、信用证”，因此在发放打包贷款过程中，审核衫布公司提供的相应单据资料是银行的义务。但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向衫布公司发放打包贷款过程中没有审核与基础交易相关的进出口合同、采购合同，对衫布公司无基础资料的打包贷款申请，径行发放贷款，对衫布公司将款项汇给福茹达公司的行为也未制止，故江苏银行常州分行违反贷款操作规程，明知衫布公司采用欺诈手段骗取东亚公司担保，仍然发放贷款，造成贷款无法收回，东亚公司应免除担保责任。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前述情况，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在明知衫布公司欺诈保证人的情况下发放贷款，且《打包贷款合同》的内容已经实际发生变更，故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东亚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三、原审法院程序违法。在衫布公司未对是否存在真实交易进行答辩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没有要求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举证证明相应事实，也未责成衫布公司到庭举证说明，程序违法。东亚公司向二审法院申请对衫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军（因涉嫌经济犯罪被羁押）和福茹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周玲凤（只愿接受二审法院调查）进行调查取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判决东亚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
被上诉人江苏银行常州分行辩称：一、根据借款人衫布公司的申请，按照贷款要求，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对《打包贷款合同》的相关要素进行了调查。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已经按照规定对相应业务和保证合同进行了审查，完成了审查义务。二、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发放的是信用证打包贷款，款项的划付是企业自主行使权力的范围，是正常的业务往来，不是东亚公司所说的变更主合同的情形。三、原审法院程序合法，不存在违法情形。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东亚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衫布公司、王军、顾华二审未作答辩。
二审中，东亚公司认为，原审判决关于“三份《打包贷款合同》签订后，江苏银行常州分行按约向衫布公司分别发放贷款200万元、180万元和120万元，合计500万元”中“按约”表述不明确，原审判决对担保范围的表述错误，应当是贸易融资打包贷款，而不是实际发生的债务。
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无异议。东亚公司、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对原审判决中无异议的事实部分，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东亚公司提供下列新证据：1、福茹达公司的企业资料查询表、常州市武进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江苏银行常州分行贸易融资业务审核及发放操作暂行办法》。拟证明衫布公司向江苏银行常州分行贷款后，直接将钱汇给与信用证基础交易无关，且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的福茹达公司，没有用于打包贷款的规定用途，故江苏银行常州分行没有尽到打包贷款相应审核义务。2、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3）武刑初字第1276号刑事判决。拟证明王军因财务问题存在多次诈骗相关当事人财物，用以抵偿衫布公司债务的行为，而被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刑。在本案，王军同样假借打包贷款进行欺诈，骗取贷款用来抵偿债务。
江苏银行常州分行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福茹达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与本案无关。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已经按照该行《贸易融资业务审核及发放操作暂行办法》要求，审查衫布公司的贷款申请、信用证、借据，并且审查了衫布公司与福茹达公司的采购合同，尽到了审查义务，且与衫布公司签订了《打包贷款合同》，故江苏银行常州分行按照规定审核并发放了打包贷款不存在过错。
二审中，江苏银行常州分行提供下列新证据：2011年9月19日、2012年4月8日、2012年5月4日衫布公司与福茹达公司签订的棉纱产品购销合同复印件三份。拟证明衫布公司申请打包贷款用于订购产品。
东亚公司质证认为：1、江苏银行常州分行提供的合同是复印件，不是原件，这不是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发放打包贷款时审核的基础资料，江苏银行常州分行没有进行贷款审核。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在一审庭审中已经承认在打包的时候不需要审查基础合同，其又提供了所谓的三份合同，表明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作虚假陈述，所提供证据也是虚假的。2、三份购销合同签订时间和打包贷款发放的时间不一致，三份购销合同的金额和打包贷款主合同不一致，故三份购销合同与本案的打包贷款没有关系。退一步讲，即便江苏银行常州分行是按照审核打包贷款方式审核三份购销合同，也表明江苏银行常州分行明知衫布公司的贷款性质不是打包贷款，故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与衫布公司已经实际变更了主合同。
本院认为：1、福茹达公司的企业资料查询表、常州市武进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3）武刑初字第1276号刑事判决虽然证实福茹达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衫布公司在打包贷款中将款项汇往福茹达公司及王军因合同诈骗犯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并不能证明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与衫布公司及王军存在串通骗取东亚公司担保的行为，故对东亚公司的意见不予采纳。2、虽然江苏银行常州分行提供的是衫布公司与福茹达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的复印件，但该复印件和信用证等资料相互印证，证明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在发放打包贷款过程中已经履行了相应的审查义务，且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东亚公司负有监督衫布公司使用贷款用途的义务，故即便可能存在衫布公司改变贷款用途，也是东亚公司未尽到监督责任，而不能认定为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与衫布公司变更了主合同。故东亚公司认为江苏银行常州分行违背《贸易融资业务审核及发放操作暂行办法》规定，未尽审核义务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另查明：1、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与衫布公司签订编号为SX062711000581的《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第二条“授信内容”约定：“授信人（指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向受信人（指衫布公司）提供的最高额授信额度人民币伍佰万元，包括：1、贷款；2、商业汇票贴现；3、商业承兑汇票；4、贸易融资；5、银行保函；6、其他授信业务”。第三条“授信额度的使用”约定：“1、受信人需要使用本合同项下授信额度时，须逐笔向授信人提出申请，授信人有权根据自身资金情况、受信人经营状况及授信用途等因素进行审核。审核同意的，双方另行签订单项授信业务合同。本合同项下各单项授信业务合同及相应的凭证构成本合同的有效附件。2、……”。
2、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与东亚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三条“保证最高额”约定：“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承担的保证最高额为最高不超过人民币伍佰万元（贸易融资打包贷款）。在此，保证最高额仅指在本合同所述债务人与债权人签订的主合同项下及合同期间内债务人实际使用贷款或授信总额（指扣除保证金部分的授信敞口额度）扣除已归还部分所形成的贷款（授信）本金余额，并未包含本合同第二条规定的除贷款（授信）本金之外的利息、复利、罚息等各种应付款项，但保证人对该部分款项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与衫布公司签订的《打包贷款合同》中对打包贷款的定义为：“打包贷款是基于乙方（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可接受的信用证发放的、用于信用证项下货物采购、生产、装运的专项贷款”。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一、东亚公司是否应对《打包贷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承担担保责任；二、衫布公司与江苏银行常州分行是否存在串通骗取东亚公司担保的行为；三、原审审判程序是否合法。
本院认为：
一、东亚公司应对《打包贷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承担担保责任。1、本案所涉《打包贷款合同》不构成对《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的变更。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与衫布公司签订的《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中已经明确约定授信额度的使用方式为包含贷款在内的多种形式，并约定每笔授信业务均由衫布公司单独提出申请。此后衫布公司在业务开展过程中也依照《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约定向江苏银行常州分行申请打包贷款，双方也另行签订了《打包贷款合同》，此系对《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中约定的信用额度的具体使用方式，并未违反《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约定，故《打包贷款合同》并不构成对《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约定债务的变更，保证人仍应依照《最高额保证合同》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故东亚公司以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与衫布公司签订的《打包贷款合同》已对《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约定的主要条款进行变更而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2、《打包贷款合同》项下的贷款属于《最高额保证合同》所担保的债务。东亚公司与江苏银行常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三条“保证最高额”中明确约定：“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承担的保证最高额为最高不超过人民币伍佰万元（贸易融资打包贷款）”。而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与衫布公司签订的三份《打包贷款合同》对打包贷款的定义为：“基于乙方可接受的信用证发放的、用于信用证项下货物采购、生产、装运的专项贷款”。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向衫布公司发放的打包贷款与《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贸易融资打包贷款并无本质区别，故打包贷款所形成的债务应属东亚公司所担保债务的范围。
二、东亚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与衫布公司存在串通骗取东亚公司担保的事实。首先，《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均是在2011年10月24日签订，东亚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与衫布公司存在串通行为从而骗取东亚公司提供担保的事实。其次，东亚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审查衫布公司提供的贷款资料过程中存在与衫布公司串通的行为。衫布公司在打包贷款中提供了信用证、合同复印件等资料，表明衫布公司申请贷款资金的使用用途符合《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用途，江苏银行常州分行据此向衫布公司发放打包贷款并不违反《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此后，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将贷款打入衫布公司的账户，放贷义务即已完成，至于衫布公司如何使用资金，与江苏银行常州分行无关。在此过程中，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并不存在违背审核义务的行为。虽然衫布公司向江苏银行常州分行提供的购销合同所涉主体被吊销营业执照，但此系衫布公司针对江苏银行常州分行提供不真实交易资料的行为，即便可能存在欺诈的情况，也是衫布公司和福茹达公司串通欺诈江苏银行常州分行，而不能得出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与衫布公司存在串通行为的结论。且福茹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玲凤作为证人而言，应当庭作出陈述，此不属于法院依职权收集的证据。故对东亚公司在二审中申请本院对周玲凤进行调查，本院不予准许。第三，东亚公司负有监管衫布公司使用资金的义务。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与东亚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诺监督借款人使用贷款（授信），如果债务人改变贷款（授信）用途，保证人仍应承担保证责任”，由此可见，监管衫布公司如何使用款项应属东亚公司的义务，而非江苏银行常州分行的义务。本案中，东亚公司并未依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对衫布公司的资金使用履行监管义务，故东亚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退一步讲，即便江苏银行常州分行负有一定的资金监管义务，该义务也只是保证资金进入衫布公司的交易对象福茹达公司的账户。而从本案资金流向上看，资金最终也是进入福茹达公司，东亚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在此过程中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与衫布公司存在串通的事实，故不能得出江苏银行常州分行明知衫布公司使用欺诈手段骗取东亚公司担保仍然发放贷款的结论。综上，东亚公司主张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与衫布公司存在串通骗取东亚公司担保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三、原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首先，东亚公司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案件相关事实的查明不仅依赖于当事人陈述，更依赖于主张事实成立的一方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东亚公司主张衫布公司与江苏银行常州分行欺诈骗取东亚公司的担保，即应提供相应证据证明相关的事实存在，而不应由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对此承担举证责任。故原审法院未要求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对东亚公司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正确。其次，衫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军虽因涉嫌犯罪而被羁押，但并不影响其委托代理人参加本案诉讼。而衫布公司及王军经原审法院依法送达后仍不到庭参加诉讼，原审法院据此作出缺席判决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而且即便衫布公司和王军到庭后作出不利于江苏银行常州分行的陈述，因王军及衫布公司均系江苏银行常州分行的债务人，系江苏银行常州分行诉讼利益的对立方，其所陈述的针对江苏银行常州分行不利的事实性质上属于当事人的抗辩，与东亚公司的陈述性质相同，在无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王军及衫布公司的陈述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的事实依据，故王军的陈述不属于法院依职权调查的证据，对东亚公司在二审中申请本院对王军进行调查，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东亚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014元，由东亚公司负担。二审公告费用560元，由东亚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史承豪
代理审判员 孙晓琳
代理审判员 韩 祥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李 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