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民再19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台州乾鸿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临海市巾山东路**号。
法定代表人：赵万彬，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天野，浙江几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嘉英，男，1973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临海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朱朝辉，男，1965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临海市。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临海市实佳工艺品厂。住所地：临海市大田街道东方大道与大田北路转角。
负责人：朱朝辉，该厂投资人。
再审申请人台州乾鸿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鸿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王嘉英、朱朝辉、临海市实佳工艺品厂（以下简称实佳厂）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台商终字第476号民事判决，向我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6月20日作出（2016）浙民申116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2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请再审人乾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天野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王嘉英、朱朝辉、实佳厂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乾鸿公司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王嘉英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及诉讼保全费均由王嘉英承担。具体理由：一、本案争议房产的所有权人为案外人徐松、赵万中，实佳厂不享有争议房产的所有权。1.物权法第28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生效时发生效力。杭州仲裁委员会（2013）杭仲裁字第128号裁决书已确认徐松、赵万中对争议房产享有共同所有权。2.登记取得不动产物权是基本依据，但不是唯一依据。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二、案外人徐松、赵万中与乾鸿公司及实佳厂的关系为委托代理关系，争议房产的过户行为系代理人根据委托人的指示所实施的代理行为。实佳厂、乾鸿公司均与徐松、赵万中都签订了约定明确的书面代持产权协议书，建立了委托代理关系，临海市人民法院已对此做了确认。本案争议房产从实佳厂过户至乾鸿公司名下的行为实为实佳厂和乾鸿公司根据房屋所有权人徐松、赵万中的指示所实施的代理行为。二审法院将该行为认定为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是错误的。三、争议房产的所有权人为案外人徐松、赵万中，过户行为系各方对代持产权协议的履行，该行为不能撤销。实佳厂的财产没有因为代持产权协议的履行实际增加或减少，不存在损害他人债权的情况。
王嘉英于2014年7月2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称：实佳厂系朱朝辉开办的个人独资企业，企业的财产是朱朝辉的个人财产，朱朝辉也以个人全部财产对企业承担无限责任。朱朝辉因实佳厂生产经营的需要，于2010年5月至2011年4月期间向王嘉英借款650万元。朱朝辉以实佳厂的名义于2010年12月购得临海市云水山庄云水居6幢（购房合同为云水居5幢）304、308、310、311、313、314、326、336、408、410、411、426室和锦水居6幢（购房合同为锦水居5幢）303、310、316、318、319、320、403室及云湖路36-3、36-4号（购房合同为碧水居6幢B6-4、B6-6）等多处房产，价值约1200万元。2011年9月，朱朝辉及其开办的企业因为其他企业担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而造成资金链断裂，为逃避王嘉英等人的债务，实佳厂于2011年9月27日将其购买的上述房产除锦水居6幢320室外，在无买卖事实存在的情况下恶意转让给第三人乾鸿公司，在这些房产过户给第三人乾鸿公司后，朱朝辉开办的企业都关门停业，第三人乾鸿公司显然明知被告的转让行为存在恶意但仍受让上述房产。即使实佳厂的行为是为了抵债，实佳厂也不能将抵押给银行以外的房产几乎全部转让给一个债权人。被告与第三人房屋产权的转让行为对王嘉英的财产利益造成严重损害。请求判令：撤销实佳厂与第三人乾鸿公司就临海市云水山庄云水居6幢303、310、316、318、319、403室和云湖路36-3、36-4号房屋所发生的产权转让行为，标的额价值约为410万元。
实佳厂在一审中答辩称：一、实佳厂与王嘉英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王嘉英无权撤销实佳厂的转让行为。王嘉英提供的证据材料中涉及的借条与浙江泰隆商业银行付款委托书中均未出现实佳厂的名称，实佳厂也未对其中任何一份借条或浙江泰隆商业银行付款委托书予以盖章确认。实佳厂既非借款人，也非担保人，其作为一家合法注册的企业经营机构，具有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实佳厂的财产、责任与投资人的财产具有相对独立性，王嘉英仅因朱朝辉为实佳厂的投资人就将实佳厂与朱朝辉的债务混同违背了实佳厂作为个人独资企业人格、财产的相对独立性。《个人独资企业法》第31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其它财产予以清偿。这表明对企业债务立法上在坚持投资者承担民事责任的同时，并非如王嘉英所称的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的做法，而是采取了补充主义。这意味着只有当个人独资企业的财产不足清偿时，才以投资人个人的其它财产承担责任，法律已将个人独资企业和投资人作为不同的责任相分离，其责任财产也相分离。民事诉讼法允许实佳厂作为个人独资企业以独立的主体参加诉讼也与上述立法目的相印证，即实佳厂的人格和财产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故实佳厂与王嘉英不存在债杈债务关系，本案中王嘉英将实佳厂列为被告系故意混淆投资人与个人独资企业的债务。因此本案王嘉英越过朱朝辉直接向实佳厂主张撤销权不符合债权人撤销权的主体要件，王嘉英无法作为债权人撤销权诉讼的主体对本案被告及第三人进行起诉。二、本案所涉房屋为案外人徐松、赵万中所有，并非实佳厂的财产，并且实佳厂已经根据徐松、赵万中的指示将房屋转让给本案第三人并办理了过户登记，转让行为只是基于对《代持产权协议》的履行，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并且上述事实应经公安机关查实，不存在徐松、赵万中与被告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的情况。1、案外人徐松、赵万中为本案所涉房屋的实际购买人与出资人，实佳厂并不享有本案所涉房屋的实际所有权。2010年案外人徐松、赵万中向浙江台州高速公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了本案所涉房屋在内的房屋共21套，因考虑限购限贷问题2010年12月2日与实佳厂签订了《代持产权协议》约定由实佳厂受徐松、赵万中委托代持包括本案涉案房屋在内的21套房屋及车位产权。《代持产权协议》明确约定案外人徐松、赵万中作为实际出资者对上述房屋享有实际产权，实佳厂仅为代持人，不享有任何收益权或处置权，徐松、赵万中有权将产权转移到自己或自己指定的任何第三人名下。徐松、赵万中或者其指定的第三人无需向实佳厂支付上述产权的转让款项。上述房屋的购房款总计9628223元，也是由案外人徐松向销售上述房屋的浙江台州高速公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际支付的。2、实佳厂对本案所涉房屋的无偿转让行为只是基于对其与案外人徐松、赵万中签订的《代持产权协议》的履行，是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因实佳厂在代持期间出现重大债务纠纷，案外人徐松、赵万中为保护其对上述房产的所有权益、避免风险，要求实佳厂将代持的房产过户给其指定的本案第三人乾鸿公司。实佳厂根据《代持产权协议》约定于2011年9月将本案所涉房屋转移到徐松、赵万中指定的本案第三人名下是为履行《代持产权协议》中约定的义务，并非处分自身财产的行为。综上，王嘉英并不能证明其对朱朝辉享有650万元的债权；实佳厂既非借款人也非保证人，其对朱朝辉具有相对独立性；且本案所涉房产的实际出资人及购买人并非实佳厂，本案所涉房屋为实佳厂代持而并非实佳厂的实际财产，且该等房屋已经实际转让过户。因此王嘉英作为债权人提起撤销权纠纷之诉的各方面要件均不符合，王嘉英的诉讼请求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无法律依据，无权要求撤销实佳厂与第三人之间合法有效的转让行为。实佳厂恳请法院查明事实，驳回王嘉英诉讼请求，维护实佳厂的合法利益。在此基础上实佳厂补充以下意见：1、本案审理的是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成立的条件必然是债权人处分财产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害，本案的债权人是朱朝辉而不是实佳厂，实佳厂并非王嘉英的债务人。2、本案涉案财产并非是实佳厂的财产，理由是2013年3月22日临海市公安局调查报告显示涉案财产是徐松、赵万中支付房款，2013年6月26日经杭州仲裁委确认财产的所有人为徐松，赵万中，杭州仲裁委员会作出（2013）杭仲裁字第128号裁决书。3、因本案涉案财产不是实佳厂的财产，因此无论该产权证变更为谁，实佳厂都无法取得该房屋的款项，因此也不对王嘉英造成损害。4、本案中实佳厂、乾鸿限公司只是受徐松、赵万中委托对此涉案房屋代持，实佳厂只是受托人的地位，并非处分自身财产的行为。5、退一万步讲如果撤销权成立，涉案房屋的产权将回归到实佳厂的名下，必然导致一个物上有两个所有权人，导致所有权冲突。
朱朝辉在一审中未作答辩。
乾鸿公司在一审中陈述称：一、王嘉英与朱朝辉的债权债务关系尚未得到法律的确认。1、王嘉英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朱朝辉向其借款650万元。王嘉英提交的三张借条借款总金额为500万元，但并无相应的交付凭证。王嘉英提交的四份浙江泰隆商业银行付款委托书收款人均为陈艳，而不是借条中的借款人朱朝辉或临海市回浦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也不是实佳厂，且总数额为650万元。借条与付款委托书无论从次数、总额、交付对象都无法对应。虽然有两张借条中注有“请存入泰隆商业银行陈艳622141000082166”的字样，但其为手写且位于借条主内容之下，并无相关的签章或手印进行确认，对其是否为借条中借款人指定付款的真实意思难以认定。按照法律规定，借条应自借款交付之日生效。王嘉英提交的证据不能够证明其已经交付了借条中的款项。因此不能确认王嘉英对朱朝辉享有650万元债权。2、本案中朱朝辉是否能够作为债务人还未经过法律确认，且王嘉英提交的相关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享有对朱朝辉的650万债权，因此不符合债权人撤销权的主体要件。王嘉英无法作为债权人撤销权诉讼的主体对本案被告及答辩人进行起诉。二、本案所涉房屋为案外人徐松、赵万中所有，并非实佳厂的财产，其与乾鸿公司之间的转让行为只是基于对《代持产权协议》的履行，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1、案外人徐松、赵万中为本案所涉房屋的实际购买人与出资人，实佳厂并不享有本案所涉房屋的实际所有权。2010年案外人徐松、赵万中向浙江台州高速公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了本案所涉房屋在内的房屋共21套，因考虑限购限贷问题2010年12月2日与实佳厂签订了《代持产权协议》约定由其受徐松、赵万中委托代持包括本案涉案房屋在内的21套房屋及车位产权。《代持产权协议》明确约定案外人徐松、赵万中作为实际出资者对上述房屋享有实际产权，实佳厂仅为代持人，不享有任何收益权或处置权，徐松、赵万中有权将产权转移到自己或自己指定的任何第三人名下。徐松、赵万中或者其指定的第三人无需向实佳厂支付上述产权的转让款项。上述房屋的购房款总计9628223元，也是由案外人徐松向销售上述房屋的浙江台州高速公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际支付的。2、实佳厂与乾鸿公司之间对本案所涉房屋的无偿转让行为只是基于对双方分别与案外人徐松、赵万中签订的《代持产权协议》的履行，是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因实佳厂在代持期间出现重大债务纠纷，案外人徐松、赵万中为保护其对上述房产的所有权益、避免风险，要求实佳厂将代持的房产过户给其指定的第三人即乾鸿公司。2011年9月10日，案外人徐松、赵万中与乾鸿公司签订了《代持产权协议书》，约定由乾鸿公司受徐松、赵万中委托代持其实际出资购买与所有的上述房屋产权。实佳厂将本案所涉房屋转移到乾鸿公司的名下是为履行《代持产权协议》中约定的义务，并非处分自身财产的行为。综上，乾鸿公司恳请法院查明事实，驳回王嘉英诉讼请求，维护乾鸿公司的合法利益。在此基础上补充与实佳厂答辩意见一致。
临海市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实佳厂成立于2006年3月22日，系朱朝辉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2010年12月2日，买受人实佳厂与出卖人浙江台州高速公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云水山庄19套住宅、2套商铺及车位，房地产公司于2010年12月10日开具19份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12月11日开具2份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发票号码为00156305至00156325。发票载明的付款方名称为实佳工艺品。该付款行为经临海市公安局调查，系案外人徐松和赵万中在2010年12月7日、2010年12月9日、2011年1月28日、2011年3月3日，从泰隆商业银行的个人账户分别汇入房地产公司账户2743958元、100万元、4884265元、100万元，合计9628223元。案外人徐松、赵万中与实佳厂在2010年12月2日签订《代持产权协议书》。2010年12月29日，21套房产初始登记在房屋产权所有人实佳厂名下。2011年9月10日，案外人徐松、赵万中与第三人乾鸿公司签订了《代持产权协议书》，而后于2011年9月28日实佳厂将锦水居6幢320室除外的上述房产全部转让给第三人乾鸿公司，登记的转移方式为房屋买卖，第三人乾鸿公司仍以代持方式登记为房屋所有权人，变更登记过程中没有向实佳厂支付对应转让款。
王嘉英与朱朝辉、临海市回浦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经法院（2013）台临商初字第2625、2626、2627号民事调解书调解生效。
在一审案件审理过程中，案外人徐松、赵万中曾向杭州市仲裁委员会申请就讼争房屋权属问题进行确认，经杭州市仲裁委员会（2013）杭仲裁字第128号裁决书裁决：申请人徐松、赵万中对临海市大洋街道云水山庄锦水居6幢303、301、316、318、319、403室，云水居6幢304、308、310、311、313、314、326、408、410、411、426室，云湖路36-3、36-4号房屋享有共同所有权。该裁决自2013年6月26日作出后，已具备法律效力。
临海市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为：买受人实佳厂向房地产公司购买房屋，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和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载明的付款人。实佳厂及乾鸿公司主张徐松、赵万中是房屋的实际购买人与出资人。房屋所有权人的身份应当依法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实佳厂依法办理了房屋所有权登记，应当认定为云水山庄19套住宅、2套商铺及车位的所有权人。徐松向房地产公司汇款经查证属实，但债权不能等同于不动产的物权，故支付房款不是取得房屋物权的依据，不能据此确认为房屋的所有权人。徐松、赵万中先后与实佳厂、乾鸿公司签订的代持产权协议书对外没有约束力。王嘉英与朱朝辉之间借贷关系成立，王嘉英的债权人身份可以确认。实佳厂系朱朝辉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企业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也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实佳厂转让财产，实则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朱朝辉转让财产，登记的转移方式为房屋买卖，而乾鸿公司没有支付转让款，故朱朝辉的行为损害了债权人利益。对于《代持协议书》，根据公安机关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讼争房屋的购房款来源系来自于徐松、赵万中。故而不排除徐松、赵万中以实佳厂名义购买的可能性。但该约定仅属于徐松、赵万中与实佳厂内部之间就房屋权属进行的约定，其不能否定实佳厂实际对外享有讼争房屋物权的客观事实。故而，在实佳厂对应承担合法债务时，《代持协议书》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即朱朝辉及其实佳厂的合法债权人。杭州市仲裁委员会（2013）杭仲裁字第128号裁决书确定徐松、赵万中对讼争房屋享有所有权，该认定应属于徐松、赵万中与实佳厂之间内部的权利确认，该权利确认不能否定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法定效力。本案中，第三人乾鸿公司获得物权登记的来源并非来自于真实的买卖合同，也不是等价有偿取得，而是再次根据徐松、赵万中与之签订的《代持协议书》，故第三人乾鸿公司获取讼争房屋的物权应属于无偿转让取得范畴。在朱朝辉及实佳厂对外存在合法债务的情况下，其名下的登记财产应属于执行对象。案外人徐松、赵万中将自有财产登记在他人名下，虽不违反法律规定，但对于代登记中可能产生的风险，也应予以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故王嘉英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王嘉英要求撤销实佳厂与第三人乾鸿公司之间房屋转让行为的理由成立，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于2015年1月29日作出如下判决：撤销实佳厂与乾鸿公司之间就临海市云水山庄云水居6幢303、310、316、318、319、403室房屋产权和云湖路36-3、36-4号商铺产权的转让行为。一审案件受理费396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44600元，由实佳厂负担。
乾鸿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不当。一、本案争议房产的所有权人为案外人徐松、赵万中，实佳厂对外不享有争议房产的所有权。1、在法律适用上，若在基本条文之外，有“但书”的，应当优先适用“但书”的规定，就如同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的适用。《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恰恰就是第九条“但书”的一种：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因此，该法第二十八条应当优先适用。本案争议房产的所有权，已在杭州仲裁委员会裁决书确认，案外人徐松、赵万中对争议房产享有共同所有权。根据《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案外人徐松和赵万中才是本案争议房产的所有权人。上诉人认为，“登记”这一表现形式不能掩盖徐松和赵万中为实质上的所有权人这一客观事实。2、《物权法》第九条中的“但书”也表示，登记取得不动产物权是基本依据，但这不是唯一依据。该法的第二十八条、二十九条、三十条，也是从立法层面对“登记取得不动产物权是基本依据，但不是唯一依据”这一立法意旨的诠释。因此，本案争议房产的所有权人为案外人徐松、赵万中，实佳厂对外不享有争议房产的所有权。二、案外人徐松、赵万中与乾鸿公司及实佳厂的关系为委托代理关系，本案争议房产的过户行为系代理人根据委托人的指示所实施的代理行为。实佳厂与徐松、赵万中，以及上诉人与徐松、赵万中都签订了约定明确的书面代持产权协议书，建立了委托代理关系。所以，本案争议的房产从被上诉人实佳厂过户到上诉人名下的行为实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实佳厂根据委托人即房屋的所有权人徐松、赵万中的指示所实施的代理行为。一审法院将该行为认定为实佳厂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是错误的。三、本案争议房产的所有权人为案外人徐松、赵万中，过户行为系各方对代持产权协议的履行，该行为不能撤销。《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了撤销权行使的要件，即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且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具体说，债务人的行为必须是使其财产减少的行为，且该行为有害债权。本案争议房产的所有权人为案外人徐松、赵万中，实佳厂对该房产并不享有实际权利；且整个过程中，实佳厂的财产都没有实际的增加或减少，因此，不存在损害他人债权的情况。所以，将争议房产从实佳厂过户至乾鸿公司名下的行为不符合撤销权行使的要件，该行为不能撤销。一审法院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不当，导致作出错误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王嘉英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嘉英承担。
王嘉英答辩称：在一审中陈述的观点在二审不再重复。新的理由：一、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物权法所作的判决适用法律正确。1、乾鸿公司认为杭州市仲裁委员会裁决书符合物权法但书的内容，这是乾鸿公司对物权法第九条的误解，不动产物权如果不以登记为条件，有两个情况，一是无需登记，还有一种是通过其他法律文书确认。本案物权已经登记，不存在但书规定的情况。物权已经登记成立，不能在同一物权上再更改。仲裁裁决违背了物权法的规定，不能成为上诉理由。2、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都规定了物权具有排他性，登记的物权在法律上具有外观公示力，即便后来证明该项登记错误，也有相同法律效力。王超华、叶敏、王嘉英与朱朝辉的借款是基于上述物权的公示效力，是有条件的，在这种情况下，王超华、叶敏、王嘉英将款项借给实佳厂和朱朝辉。二、王嘉英认为一审判决引用的法律依据正确，但对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对于本案代持协议的真实性要运用证据高度盖然性规则来认定，对于房产登记在实佳厂的事实以及实佳厂与乾鸿公司的过户行为，王嘉英提供了房屋契证，成交金额等相关依据，王嘉英提交的证据保存在国家机关，经过国家机关确认，更具有法律效力。对于两份涉案的代持协议，落款时间并不一定是签订协议的时间，两份协议相差一年时间，但包括纸张、签字的笔都一样，不具有真实性。该两份协议书是朱朝辉为逃避债务伪造。2010年前后，没有限购政策，退一步讲，如果有限购政策，签订代持协议也违反国家税法。因此，从证据的高度盖然性来看，王嘉英提交的证据更加具有效力，更接近事实。现登记在实佳厂名下的房产已经被转，朱朝辉资产已经减少，或者说已经消失，该事实侵害了债权人的权利，符合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撤销。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实佳厂答辩称：同意乾鸿公司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
实佳厂答辩称：同意乾鸿公司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
朱朝辉在二审中未作答辩。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未提交新的证据。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实佳厂与房地产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及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载明的付款人，实佳厂系涉案房屋的买受人，乾鸿公司认为涉案房屋的实际出资人系案外人徐松和赵万中，且案外人徐松和赵万中与实佳厂签订了代持产权协议书，案外人徐松和赵万中对涉案房屋享有实际产权。对于实佳厂代持案外人徐松和赵万中房屋产权的问题，在一、二审案件审理过程中，上诉人乾鸿公司及被上诉人实佳厂均无法作出合理说明，在二审中乾鸿公司及实佳厂的解释是为了规避政府的房屋限购、限贷政策，但涉案房产的当地政府在当时并没有该项政策，案外人徐松和赵万中完全没有必要冒着代持的法律风险将涉案房产登记在实佳厂名下，且从证据来看，在代持法律风险可以为常人预见的情形下，双方在签订代持协议时不对协议出具的时间进行证据保全也极不合常理。以上分析结合物权法规定的物权公示原则，二审认为，即使案外人徐松、赵万中及实佳厂对代持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代持协议的效力仅在其内部发生效力。就涉案房屋的外部产权而言，应当按照物权的登记公示原则来认定，涉案房产物权的变动，也应根据物权的公示原则予以认定，涉案代持协议的效力不对本案的物权及物权变动的认定产生影响。基于上述理由，本案中，实佳厂转移涉案房产给乾鸿公司基于买卖合同，但乾鸿公司在取得涉案房屋产权后并没有向实佳厂支付对价，故应当认定实佳厂的转让行为属于无偿转让行为。关于杭州市仲裁委员会（2013）杭仲裁字第128号裁决书的问题，从本案各方的诉辩主张来看，本案所涉的实体内容已经涉及涉案房产产权的归属问题，而根据案卷材料反映的仲裁裁决书内容，案外人徐松、赵万中以及实佳厂、乾鸿公司对申请裁决的标的并无争议，实佳厂、乾鸿公司在仲裁过程中也未提及涉案房产涉诉情况，乾鸿公司、实佳厂在本案诉讼中无法对上述仲裁行为及目的作出合理解释。（2013）杭仲裁字第128号的裁决内容与涉案房产登记的内容不相一致，在涉案房产物权登记没有被依法撤销的情形下，该裁决书的内容应当理解为系对徐松、赵万中与实佳厂之间内部的权利确认，该权利确认不能否定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法定效力，也不能对本案的物权及物权变动的认定产生影响。朱朝辉系实佳厂的投资人，该厂系非法人企业，该厂的财产处置情况直接增加或减少朱朝辉的个人财产。综上分析，实佳厂在对外负有到期债务的情形下，无偿转让登记在其名下的涉案房屋，实际上减少朱朝辉的财产，对朱朝辉债权人的债权受偿造成损害，朱朝辉的债权人根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行使债权人撤销权要求撤销涉案房屋的过户行为于法有据，应当予以支持。乾鸿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二审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处得当，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600元，由乾鸿公司负担。
本院再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供。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根据乾鸿公司提出的再审理由，本案争议的焦点是：
一、本案是否存有债务人朱朝辉无偿转让财产之行为？经查，案外人徐松、赵万忠与实佳厂于2010年12月2日签订了《代持产权协议书》，明确约定案外人徐松、赵万中作为实际出资者对包括本案涉案房屋在内的21套房屋及车位享有实际产权，委托实佳厂为代持人，不享有任何收益权或处分权。徐松、赵万忠有权将产权转移到自己或指定的任何第三人名下。且案涉的房产购买款项系由案外人徐松、赵万忠支付。协议签订后，依上述协议书的约定将案涉的21套房屋产权所有权人于2010年12月29日登记于实佳厂名下。此后，乾鸿公司与徐松、赵万忠签订了《代持产权协议书》。2011年9月28日，实佳厂根据徐松、赵万忠的要求，将案涉房产的所有权人登记为乾鸿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的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本案中案涉房屋代持人实佳厂只是购房人徐松、赵万忠的受托人，基于受托关系而取得的房屋所有权应归委托人即实际购买人享有，徐松、赵万忠有权根据《代持产权协议书》约定，要求代持人实佳厂履行相关义务。实佳厂依据委托人徐松、赵万忠的要求将案涉房产所有权人变更登记为乾鸿公司，属于履行受托人的义务。故本案不存有实佳厂无偿转让财产之行为。至于案涉房产的所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不动产物权登记是取得所有权的基本依据，虽然杭州市仲裁委员会出具了（2013）杭仲裁字第128号仲裁裁决书，但其并不构成不动产物权的变动，该裁决书并不影响乾鸿公司房产登记的公示效力。根据现有证据，尚不能推翻房产登记载明的所有权人。若对此有争议且有其他证据，可另通过其他途径解决。
二、原判支持王嘉英的诉请依据是否充分。经查，王嘉英一审起诉时系以债务人朱朝辉开办的个人独资企业实佳厂将案涉房产恶意转让给乾鸿公司，依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诉请实佳厂与乾鸿公司就案涉房屋发生的产权转让行为予以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的规定，结合本案，王嘉英依法享有对朱朝辉的债权，而实佳厂系朱朝辉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企业财产为投资人朱朝辉所有，朱朝辉以个人财产对实佳厂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但实佳厂与徐松、赵万忠签有《代持产权协议书》，实佳厂依据该协议书，并按照委托人徐松、赵万忠的要求，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登记至乾鸿公司，且在本案诉讼前已在房产部门予以了登记。根据现有证据，亦不能印证实佳厂与乾鸿公司存有串通，损害王嘉英的合法利益，故本案不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王嘉英诉请实佳厂与乾鸿公司的转让行为予以撤销，依据不充分。原判支持王嘉英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
综上，王嘉英主张实佳厂与乾鸿公司的转让行为予以撤销的之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原判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再审申请人乾鸿公司提出的再审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台商终字第476号民事判决。
二、撤销临海市人民法院（2014）台临商重字第6号民事判决。
三、驳回王嘉英的一审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96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44600元，由王嘉英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9600元，由王嘉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汤玲丽
代理审判员 钱晓红
代理审判员 樊清正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陈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