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1民终6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魏宝珠，女，1955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通诺意仓储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浦口区石桥桥北路8号。法定代表人：魏宝珠，该公司执行董事。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令勇，江苏禾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梅德辉，男，1957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玄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哲，江苏驰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魏土生，男，1964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健，江苏众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魏宝珠、南京通诺意仓储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诺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梅德辉，原审被告魏土生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6）苏0102民初62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2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魏宝珠、通诺意公司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令勇，被上诉人梅德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哲，原审被告魏土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宝珠、通诺意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梅德辉一审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以《关于合资经营仓储公司的股东协议》（以下简称合资协议�为依据认定案涉股权份额于法无据。2009年3月31日，通诺意公司尚未成立，魏宝珠、魏土生和梅德辉签订的合资协议并非成立后原股东转让股权或者公司增资扩股时的认购出资协议，不应作为认定案涉股权份额的依据。该协议仅系三方约定拟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范畴。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魏宝珠之后成立通诺意公司时不愿与该二人一起作为股东，违反的也只是合同法的规定，该二人可以主张违约责任。不能因为合同法中的全面履行原则就剥夺出资人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所享有的“人合”或者“资合”的选择权，将公司尚未成立时签订的，日后可能不实际履行的协议作为认定通诺意公司股东身份和股权份额的依据，没有法律依据。2.股东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应以全体股东达成一致为�提。出资是股东取得公司股权的实质条件，履行出资义务应以所有出资人一致同意为准，而非强行出资。魏宝珠在成立通诺意公司时未将梅德辉登记为股东，是以行为明示不愿和梅德辉一起成立公司。即使梅德辉将款项汇给魏土生，且魏土生确认系出资款的情况下，由于未能获得魏宝珠的认可，也不应将该出资行为作为认定股东身份和股权份额的依据。3.一审判决认定梅德辉实际出资的依据不足。合资协议约定的出资份额是每人115万元，先期每人出资50万元。梅德辉实际汇给魏土生65万元，无证据证明魏土生收到款项后的用途；且魏土生作为工头，建造厂房是其正常经营，除口头陈述垫付资金以外，并无证据加以证明。故三方合计的总出资额、各自有无实际出资、出资比例各是多少均不清楚，且向公司出资和为公司垫资属于不同的法律性质，一审判决仅依据合资协议即认定三人各占通诺意公司三分之一的股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现有证据证明，通诺意公司系魏宝珠一人出资设立，魏宝珠应当享有该公司的全部股权。4.通诺意公司财务制度等文件不应作为认定股东身份的依据。相关文件均系公司行政管理文件，并非股东会议记录、股东名录，本身就不需要股东签字，哪怕是出于对他人股东身份的认知错误而在相关文件中出现了签字，属于公司管理中的不规范行为，不能因此一错再错或者将错就错，以不规范管理形成的文件作为认定股份身份的依据。5.通诺意公司曾经汇给梅德辉、魏土生的款项并非分红款。魏宝珠、通诺意公司在一审中己作合理解释，退一步说，即使魏宝珠过去愿意分钱给其余二人，现在不愿意了，也不应改变对于公司股东身份、股权份额认定的标准。此外还在二审中补充陈述，虽然梅德辉向魏土生付款的事实有银行流水为证，因梅德辉在一审中陈述称魏土生收款后分三次向其出具收条，注明“合资款”“出资款”等用于说明款项的性质，但是在一审过程中并未见收条原件，因为梅德辉没有提交原件，导致上诉人无法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故合理怀疑这三份收条有可能系事后倒签。梅德辉辩称，1.案涉合资协议明确约定三方共同出资，创建仓储经营公司，向南京大德怡然园大酒店（以下简称怡然园酒店）租赁部队用地，自建仓库房和部分办公用房，用于仓储房及办公用房的租赁业务。之后，通诺意公司于2009年6月设立，并对外经营租赁业务。可见，通诺意公司就是三方履行案涉合资协议的结果。2.梅德辉已经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且出资已经用于通诺意公司的实际经营。3.梅德辉在通诺意公司经营过程中已经行使了股东的权利，主要包括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并获取股权收益。4.通诺意公司在补充上诉意见中关于三份收条的陈述，梅德辉在一审中已经当庭出示了原件并且经过质证。魏土生述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其不持异议。梅德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魏宝珠、魏土生共同向其返还通诺意公司三分之一的股权；2.判令通诺意公司配合办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3月31日，梅德辉与魏宝珠、魏土生签订合资协议一份，约定三方自愿共同出资经营仓储有限责任公司从事租赁仓储库房业务，注册资金为300万元，按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原则，三方一致达成如下协议：1.梅德辉、魏宝珠、魏土生每人出资115万元合资共同创建仓储经营公司，总投资额为345万元，每人各占公司33.33%股权，公司所有资产归三方出资股东共同拥有。2.投资方式：梅德辉、魏宝珠、魏土生于2009年4月1日各付现金30万元，2009年5月20日再各自支付现金20万元，剩余投资以收回的仓储房租费作为抵扣，若2009年房屋租赁所得不能按时收回，则所差投资资金应由梅德辉、魏宝珠、魏土生再平均分摊以现金方式投入补足。3.梅德辉、魏宝珠、魏土生三方共同商定拟租用部队（怡然园酒店）用地15亩，年租金为每亩3万元，合计年租金为45万元。4.在所租的用地上，自建仓库房及部分办公用房面积为9000平方米，总造价为340万元。5.公司主要经营项目为：仓储库房和办公用房的租赁业务，由三股东共同管理和经营，重要事宜由股东会即三股东协商决定，少数服从多数。6.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由魏宝珠负责，财务支出由梅德辉具体负责监管，要求收支帐目清晰明了。每月至少召集一次股东协调会，通报经营状况及向每位股东提供一份经营报表，公司股东均可对公司日常经营进行监督和问责。每月从公司经营成本中支付魏宝珠1000元作为其劳务补贴。7.梅德辉、魏宝珠、魏土生三股东不得私自转让和处理各自股权，若有特殊情况，股权仅限梅德辉、魏宝珠、魏土生三股东内部转让或处理。8.利润分配：公司每年经营所得利润中用于分成部分不得少于95%，梅德辉、魏宝珠、魏土生三方股东平均分配等。2009年6月，通诺意公司注册成立。根据工商登记资料记载，通诺意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其中魏宝珠认缴出资35万元，魏土生认缴出资15万元。但通诺意公司的工商注册资料中魏土生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而是由魏宝珠代为办理。2009年8月1日，通诺意公司与怡然园酒店签订租赁合同，约定怡然园酒店将位于南京市双拜巷路98号南苏字第一4343号坐落的场地面积1万平方米出租给通诺意公司使用。租赁�途为仓储、物流，租赁期限自2009年8月1日起，年租金为45万元（不含水、电、暖、煤气、设备等费用）。租金按年结算。租赁期内，怡然园酒店保证出租的房地产符合军队房地产租赁条件，权属清楚，没有纠纷，发生权属纠纷负责处理，负责向军队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租赁合同审核手续，申请军队房地产租赁许可证等。2009年3月31日，梅德辉向魏土生交付30万元本票，魏土生收款后向梅德辉出具收条，称：今收到梅德辉合资仓库投资金额计30万元。2009年6月12日，梅德辉向魏土生交付17万元和3万元的本票各一张，魏土生收款后出具收条，称：今收到梅德辉工程款计20万元正（合资款）。2009年8月12日，梅德辉再次以本票方式给付魏土生15万元，魏土生收款后出具收条，称：今收到梅德辉工程款15万元整。2015年6月，梅德辉、魏土生以合伙协议纠纷为由在一审法院起诉魏宝珠，诉请：1.魏宝珠将2014年9月14日之前的收益80万元在梅德辉、魏宝珠、魏土生之间均分，之后的租金在扣减会计及门卫工资、税费、房屋维修费用后由梅德辉、魏宝珠、魏土生均分；2.解除合伙关系，并按原合伙协议的约定份额分割合伙期间约9000平方米的仓储用房和办公用房。2016年8月3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玄孝民初字第225号（以下简称225号）民事判决书，认为：首先，梅德辉、魏土生与魏宝珠签订的合资协议系双方自愿签订，从该协议内容可以看出，该协议是关于成立仓储公司从事租赁仓储库房业务的约定，后通诺意公司于同年6月19日注册成立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该案中注册成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是通诺意公司，而非合伙企业，公司成立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其次，在运营过程中，无论是案涉土地的租赁合同，还是在案涉土地上建房后的房屋租赁合同，均是以通诺意公司名义对外签订，梅德辉、魏土生所称曾收到过的分红款亦是以通诺意公司名义支付的，期间双方还相继签订了通诺意公司财务制度、通诺意公司财务管理补充规定、会议纪要等文件。虽然通诺意公司在运营过程中存在不规范之处，但实际运营的主体仍是通诺意公司，在运营过程中形成的财产和产生的利润均为通诺意公司所有，而非双方个人所有，如梅德辉、魏土生认为其权益受到侵害，可向通诺意公司另行主张。综上，梅德辉、魏土生主张双方存在合伙关系，现要求解除合伙关系，并基于合伙关系要求分割合伙财产及要求魏宝珠向梅德辉、魏土生支付合伙利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梅德辉、魏土生的全部诉讼请求。2015年4月，梅德辉以合伙协议纠纷为由在一审法院起诉金光荣，称：2010年其与魏宝珠租赁一块土地合伙进行仓储服务，2013年10月，魏宝珠将自己50%的股权转让给金光荣。之后梅德辉与金光荣签订“关于股东经营双拜巷98号仓储库房协议书”，双方约定各占50%的股权，但自2013年10月以来，金光荣未将收取房租的50%支付给梅德辉，故诉称要求：1.确认双方签订的“关于股东经营双拜巷98号仓储库房协议书”有效；2.判令金光荣按照协议将其自2013年10月16日起至2015年6月16日间收取的房租的50%支付给梅德辉。2016年5月2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玄孝民初字第13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金光荣与魏宝珠于2013年10月16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时虽未经梅德辉同意，但之后被2014年9月15日签订的“关于股东经营双拜巷98号仓储库房协议书”所追认，且2014年9月15日的协议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未侵害第三人的权益，该协议应为有效。由于梅德辉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拜巷98号仓储库房自2014年9月15日至今的出租收益及成本支出，也未提供其主张分得165127.5元房租款的具体计算方法，也未提供该期间的房租系由金光荣收取的证据，故对梅德辉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判决确认梅德辉与金光荣于2014年9月15日签订的“关于股东经营双拜巷98号仓储库房协议书”有效，同时判决驳回梅德辉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中，梅德辉、魏宝珠、魏土生争议的事实在于：1.梅德辉是否履行了合资协议约定的出资义务；2.梅德辉是否实际行使了通诺意公司股东权利。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主张享有公司股权的当事人应当证明其已经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故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是取得公司股权的实质条件。而股东权利的享有和股东义务的履行是取得股东资格结果的表现，因此，在确认是否具有公司股东资格和股权时，该事实能够起到认定股东资格的辅助作用。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梅德辉系通诺意公司股东，理由如下：1.出资人取得公司股权的基础是出资人之间认购出资协议。案涉合资协议是梅德辉与魏宝珠、魏土生于2009年3月31日签订，该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协议约定三人共同出资设立公司，向怡然园酒店租赁15亩土地自建仓库及办公用房，用于仓储库房和办公用房的租赁经营。现通诺意公司于2009年6月注册成立后，于2009年8月向怡然园酒店承租1万平方米（约15亩）土地，并由魏土生进行仓储库房和办公用房建设后被通诺意公司用于对外租赁经营。因此，通诺意公司的设立应是依据该合资协议而设立，梅德辉具�取得通诺意公司股权的合同依据。2.梅德辉在签订合资协议后，于2009年3月31日、6月12日、8月12日共交付魏土生款项65万元，该款应认定为梅德辉履行向通诺意公司的出资义务。首先，通诺意公司登记注册资金为50万元，合资协议约定梅德辉、魏土生、魏宝珠先期现金出资各为50万元，因此通诺意公司注册或验资时无需出资人将认缴出资全部汇入公司验资帐户。其次，梅德辉出资款项已全部用于通诺意公司的经营。魏宝珠虽然否认梅德辉的出资用于通诺意公司经营，但魏土生作为通诺意公司仓库及办公用房的实际施工方，在向梅德辉出具收条及本案审理中均认可上述款项已用于通诺意公司仓储设施建设，在魏宝珠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款项系用于梅德辉与魏土生间的借款、或通诺意公司仓储设施建设未使用上述款项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魏宝珠该项辩解意见不予采信。3.通诺意公司注册成立后，梅德辉已实际享有了股东权利并履行了股东义务。首先，根据梅德辉提供的通诺意公司的财务制度、补充规定、会议纪要、股权转让协议等证据，可以证明梅德辉已经以通诺意公司股东的身份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及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合同的签订。其次，根据通诺意公司会计金成的陈述，可以证明通诺意公司会计按照魏宝珠的要求，对公司收益进行分红，其中梅德辉基于公司股东身份于2014年取得分红款20万元。再次，魏宝珠辩称与梅德辉之间的款项往来是基于双方间合作经营600平方米仓库而发生的往来款。但其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魏宝珠与梅德辉之间存在上述库房的合作经营，以及魏宝珠将其在合作经营该库房中的权益转让给金光荣的事实，不能证明20万元分红款与上述仓库的经营和权益转让存在关联，故魏宝珠提供的�据不足以否认梅德辉于2014年从通诺意公司取得的20万元不是基于公司股东身份取得的分红款。虽然魏宝珠提供了孝陵卫派出所的接处警登记表，但登记表不能证明通诺意公司门锁被更换系梅德辉所为，因此，既使该次门锁被换且公司财务帐册遗失，致其无法完成举证义务，亦应由魏宝珠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梅德辉依照案涉合资协议履行了向通诺意公司出资的义务，且实际享有了股东权利并履行股东义务，因此，梅德辉应当为通诺意公司的股东，并享有通诺意公司三分之一的股权，通诺意公司亦应当履行其法定的股权登记义务。由于通诺意公司股权登记为魏宝珠享有公司70%的股权、魏土生享有公司30%的股权，魏土生的登记股权未超出合资协议约定的比例，故对梅德辉要求魏土生承担返还公司股权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确认现登记于魏宝珠名下的通诺意公司三分之一的股权应为梅德辉所有。二、通诺意公司将登记于魏宝珠名下的上述股权变更登记至梅德辉名下。三、驳回梅德辉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620元、保全费1520元，共计5140元，由魏宝珠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除上诉人补充陈述的收条原件问题及相应答辩意见以外，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不持异议，本院对于各方当事人均予确认的一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依法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庭审笔录记载梅德辉提交的证据2中包含三份收条，一审法院组织�证时将梅德辉提供的证据原件交由魏宝珠、魏土生、通诺意公司核实后当庭退回。魏宝珠、通诺意公司对三份收条的质证意见为：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该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该三份收条既没有通诺意公司的盖章，也没有魏宝珠的签字，只能证明梅德辉和魏土生之间的借贷关系。未见其就收条形成时间以及没有出示原件提出异议。二审中，上诉人要求梅德辉一方提供收条原件，因梅德辉本人未到庭，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一审庭审结束以后已将收条原件退还给当事人，本院依据前述记载向当事人明确已经一审质证过的相关证据，本院不再重复组织质证，各方当事人表示清楚。因上诉人确认梅德辉支付给魏土生这三笔款项系客观事实，经一审组织质证，其未就收条形成时间提出质疑，虽然在二审中对此表示合理怀疑，但并未就此申请司法鉴定，故就上诉人关于收条问题的补充陈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并就一审判决查明的该部分事实依法予以确认。另查明，魏宝珠、魏土生确认其间未就设立注册资本为50万元的通诺意公司签订过合同。魏宝珠确认设立通诺意公司的手续系其委托他人经办，事先未与魏土生沟通，事后也未告知魏土生。再查明，魏宝珠在225号案件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与本案相同。225号判决载明梅德辉、魏土生的起诉意见为：“2009年3月31日合资协议成立后，梅德辉、魏土生、魏宝珠按约定比例共同出资建造了约9000平方米仓储用房和办公用房。为对外经营需要，由魏宝珠做主找了代办公司注册了相应的仓储公司，但梅德辉、魏土生未到场签字确认。事后才得知章程没有按实际出资的比例33.33%来表明梅德辉、魏土生的股权份额。合伙实体的租赁业务几年来都很好，但魏宝珠不公开账目……。”魏宝珠的答辩意见为：“本案所涉及的财物均属通诺意公司所有，且所建房屋租赁的土地也是以通诺意公司的名义与第三方签订，承租户的房屋租赁合同也是与通诺意公司所签，故本案应当属于与公司相关的纠纷，应当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如果按照合伙的相关规定处理，必然将影响到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也影响到通诺意公司本身的合法经营权，特别是如果支持梅德辉、魏土生分割财物的诉请，那么整个公司必然会解散，而公司解散在公司法上是有严格规定的。至于梅德辉、魏土生所称的返还收益款，也是公司的收益。即使按照梅德辉、魏土生的说法，也是三人合伙成立了有限公司，三人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亦不存在合伙收益和合伙财产。现梅德辉、魏土生基于合伙主张权益，显然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二�争议焦点为：梅德辉请求通诺意公司确认其为该公司持有三分之一股权的股东并请求公司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是否充分。本院认为，本案系梅德辉在225号案件败诉以后，依据225号判决说理意见的指引，以公司法相关规定为其请求权基础提起的诉讼。故两起案件的区别在于原告的请求权路径不同，但所审理的基础事实的范围相同，相关当事人在前案诉讼中就基础事实所作陈述在本案中对其仍具有拘束效力。通过梅德辉在225号案件中陈述的起诉意见来看，其主张魏宝珠委托他人代办设立的注册资本为50万元的通诺意公司系该三人的合伙实体。如魏宝珠在本案中的抗辩陈述属实——其委托他人代办设立通诺意公司之时即意在设立股东仅为其一人的有限公司，与案涉合资协议无关——其完全可以在225号案件中就该关联性提出抗辩。但魏宝珠在225�案件中并未否认通诺意公司与合资协议的关联性，反而认为依据合伙关系分割通诺意公司的财产会影响通诺意公司作为独立法人的合法权益，进而认为解散公司应当符合公司法的严格规定。本院认为，魏宝珠未在225号案件否认合资协议与通诺意公司的关联性，明显削弱其在本案诉讼中就关联性提出抗辩的效力。2009年6月，魏宝珠委托他人代办设立了通诺意公司，事先未与魏土生沟通，事后也未告知魏土生。虽然魏宝珠在本案中主张该司实为其一人公司，但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借用魏土生的名义设立该公司，故其仅以该公司注册资本的金额、股东构成、持股比例不同于合资协议的约定为由，对抗案涉合资协议系通诺意公司设立依据的事实认定，理由并不充分。反之，合资协议约定2009年5月20日前三人各应支付50万元出资款，魏宝珠于2009年6月操作设立通诺意公司时，登记的注册资本50万元并未超出其个人应付的金额，无须梅德辉、魏土生再将应交付的出资先用于验资，再用于公司建设用房。此外，通诺意公司设立后与怡然园酒店发生租赁关系，魏土生将股东实际出资结合其个人部分垫资承建仓储用房和办公用房，以通诺意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主营业务，向股东分配利润，三人共同定制通诺意公司的财务制度和补充管理规定等事项，均与合资协议的约定内容相符，故一审判决认定合资协议系通诺意公司的设立依据，梅德辉对该司履行股东义务并享有股东权利，正确无误。魏宝珠操作设立的通诺意公司不能如实反映三人合资设立公司时约定的持股比例，通诺意公司在梅德辉确其系股东的情况下，拒绝为其办理公司登记，均应依法予以纠正。综合以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20元，由上诉人魏宝珠、通诺意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陆正勤审判员  董岩松审判员  曹廷生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陈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