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043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士贵，男，1964年5月2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狄妍，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爱龙，男，1977年2月2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台市九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二女广场北首100米。
法定代表人夏鸿才，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燕山路152-4号。
负责人黄迎升，总经理。
上诉人朱士贵因与被上诉人胡爱龙、东台市九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公司）、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财险江苏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3）通民初字第169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3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郑慧媛担任审判长，法官邢军、江惠参加的合议庭审理了此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士贵在一审中起诉称：朱士贵系本案事故受害人，胡爱龙系交通事故发生时肇事车辆苏×1和挂车苏×2大型汽车的驾驶人，九州公司系肇事车辆苏×1和挂车苏×2的所有人，浙商财险江苏分公司系肇事车辆的保险人。2013年9月7日14时57分，朱士贵驾驶津×小客车在京沈高速公路进京方向13.1公里处被胡爱龙驾驶的苏×1和挂车苏×2大型汽车撞上，造成朱士贵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后经交通管理部门认定，胡爱龙负事故全部责任，朱士贵不负责任。事故发生后，朱士贵将车辆送往天津市中乒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维修44天，产生修车费12500元，营运损失费9548元，管理费616元，交通费500元，合计23164元。经查，事故车辆苏×1和挂车苏×2大型汽车在浙商财险江苏分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险，且事故发生于保险期限内。朱士贵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依据法律规定，诉至一审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胡爱龙、九州公司、浙商财险江苏分公司赔偿朱士贵损失23164元（其中财产损失12500元、营业损失9548元、管理费616元、交通费500元），本案诉讼费由胡爱龙、九州公司、浙商财险江苏分公司承担。
胡爱龙在一审中未进行答辩。
九州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九州公司认为主体不当。一、胡爱龙是肇事车辆的实际所有人。2010年12月3日，胡爱龙在东台市鸿飞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购买肇事车辆，因购车款不够，向九州公司借款200000元，为控制胡爱龙还款，车辆以九州公司名义登记注册。二、胡爱龙是该车的受益人和实际控制人。九州公司与胡爱龙签订了安全责任合同，明确胡爱龙对该车的安全行驶负全部责任，九州公司不承担责任。三、该车在浙商财险江苏分公司购买了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险，故该车的安全损失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综上所述，朱士贵将九州公司列为被告，主体不当，请求法院驳回朱士贵对九州公司的诉讼请求。
浙商财险江苏分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朱士贵的财产损失应该提供正规的发票，提供发票后浙商财险江苏分公司同意赔偿，营运损失、管理费、交通费是间接损失，浙商财险江苏分公司不同意赔偿。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9月7日14时57分，在京沈高速公路进京方向13.1公里处，驾驶车牌号为苏×1的大货车由南向北行驶时，适逢朱士贵驾驶车牌号为津×小客车由南向北行驶，胡爱龙所驾驶的车辆右前部撞伤朱士贵所驾驶车辆的左侧，两车均受损。此次交通事故经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简易程序处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胡爱龙负事故全部责任，朱士贵无责任。
经查，车牌号为津×小客车登记所有人为天津市海河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河公司），实际所有人为朱士贵，该车系朱士贵出资购买，登记于天津市海河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名下从事客运。胡爱龙所驾驶的车牌号为苏×1的大货车登记所有人为九州公司。该车系胡爱龙从九州公司购买，实际所有人及控制人为胡爱龙，该车在浙商财险江苏分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和商业险（不计免赔），交强险的保险期限为2012年12月3日至2013年12月2日，商业险保险期限为2012年12月8日至2013年12月7日，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商业险赔偿限额为500000元。
事发后，胡爱龙于2012年9月8日将受损车辆津×小客车送往天津市中乒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维修，于2013年10月20日将车辆提走。
经核实，朱士贵的合理损失为财产损失（车辆维修费）12500元，营运损失8800元，交通费200元，以上共计21500元。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公民、法人的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公民、法人由于自己的过错，对他人人身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付限额内予以赔偿。本案中胡爱龙所驾驶车辆与朱士贵所驾驶车辆相撞，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朱士贵实际所有的车辆受损，胡爱龙负事故全部责任，因此胡爱龙驾驶车辆的承保公司应当在承保限额内予以赔偿，超出保险理赔范围的部分由胡爱龙本人予以赔偿。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胡爱龙、九州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相应的权利。
关于朱士贵主张的财产损失，即修车费，因朱士贵提供有正规的修车费发票，该院予以支持。关于朱士贵主张的营运损失，因此次事故导致朱士贵所驾驶营运小客车受损，朱士贵将其送至天津市中乒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维修，维修期间无法正常营运必然造成一定损失；关于损失数额，朱士贵提交了海河公司三公司出具的证明，该证明显示朱士贵月营运收入为6500元，由于该证明系朱士贵的出租车登记公司所出具，且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对此标准该院不予认可；对于朱士贵的营运损失，由该院根据朱士贵所从事的客运行业的一般收入情况予以酌定，对其过高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关于朱士贵主张的管理费，因朱士贵已经在本案中主张营运损失，再主张管理费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关于朱士贵主张的交通费，朱士贵处理此次交通事故必然会产生一定的交通费用，故对朱士贵该项请求该院予以适当支持，过高请求不予支持。关于营运损失、交通费是否应该由浙商财险江苏分公司赔偿的问题，因营运损失、交通费系间接损失，不属于交强险和商业险的赔偿范围，故该损失应当由胡爱龙予以赔偿。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浙商财险江苏分公司支付朱士贵财产损失（车辆维修费）人民币125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执行清；二、胡爱龙赔偿朱士贵营运损失、交通费共计人民币9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执行清；三、驳回朱士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朱士贵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
一、朱士贵提出的营运损失9548元，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当得到支持。（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中的财产损失是否包括被损车辆停运损失问题的批复》规定：“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如果受害人以被损车辆正用于货物运输或者旅客运输经营活动，要求赔偿被损车辆修复期间的停运损失的，交通事故责任者应当予以赔偿。”最高院的这一司法解释确定了受害人享有索赔的权利，也就是说财产损失险中包含着营运车辆停运损失，依法应当赔偿。车辆营运损失应当为9548元。朱士贵提交的海河公司出具的《证明》足以证明朱士贵每月的营运收入为6500元，每天217元。天津海河公司是朱士贵的直接管理单位，其出具的证据可以成为定案的依据，不需要其他证据佐证。同时，胡爱龙、九州公司、浙商保险江苏分公司在原审中对该证据均未提异议，所以该证据可以成为认定朱士贵诉求的证据。事故发生在2013年9月7日，根据朱士贵提供的《车辆维修记录》可以证明交车时间为2013年10月20日，从事故发生至维修结束共计44天，故车辆的营运损失为9548元（计算依据：217×44=9548），合理合法。如果原审法院不予认可朱士贵该证据的证明力，那么对该营运损失的计算方法应当按照天津交通运输行业标准78392元／年计算，其结果也不是原审法院计算的8800元。
二、朱士贵就管理费616元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车辆在2013年9月和10月期间，被天津海河公司征缴管理费410元／月，每天14元（计算方法：410÷30=14），也就是在车辆维修的44天里被征缴了616元（计算方法：14×44=616）。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财产损失是指发生交通事故后，由于侵害了被侵权人财产权益而给被侵权人造成的损失。该法律并未将财产损失定义为仅指营运损失，在本案中财产损失也就是停运所造成的损失，即为营运损失和管理费，故原审法院将管理费排除在赔偿范围属于对法律的缩小解释，应当予以纠正。
三、原审法院就车辆维修以外损失的赔偿主体认定为胡爱龙，属于适用法律和对事实认定的错误。朱士贵就营运损失、管理费和交通费的诉请，依法属于财产损失，应当由浙商财险江苏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一）原审法院以“营运损失、交通费系间接损失，不属于交强险和商业险的赔偿范围，故该损失应当由胡爱龙予以赔偿”的判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中的财产损失是否包括被损车辆停运损失问题的批复》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十五条规定可知，被损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造成的损失属于财产损失，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保险公司应当予以赔偿。浙商财险江苏分公司以营运损失为间接损失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的答辩，理由不成立。浙商财险江苏分公司当庭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既未提交胡爱龙与其签订的保险合同，也未出具其明确告知胡爱龙营运损失为间接损失不予赔偿免责条款存在的证据，所以浙商财险江苏分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更不能成为定案依据。（二）假如浙商财险江苏分公司的答辩意见被法院采纳，那么也不能仅由胡爱龙赔偿，应当由胡爱龙和九州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1.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朝阳交通队高速路大队出具的肇事车辆信息表上明确记载着九州公司是车辆的所有人，也明确记载该车辆使用性质是货运。在货运行业中，“挂靠经营”是指个体经营者购买车辆登记在公司名下，以公司法人的名义向管理机构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车辆运营证》。由此可见，胡爱龙与九州公司如不是雇佣关系，就是挂靠经营关系，依法九州公司应当与胡爱龙承担连带责任。2.九州公司的内部协议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暂且先不论九州公司提交的《借款证明》和《安全责任合同》的真实性，单看这两份证据的效力即可以看出是九州公司为了恶意逃避债务而为，所以对善意第三人即本案的朱士贵而言，九州公司应当连带承担赔偿责任，至于胡爱龙与九州公司的内部责任再由其内部解决。
四、原审法院将交通费酌定为200元，不符合实际。朱士贵是天津人，200元都不能使朱士贵从事故发生地将事故车开回天津，更何况是朱士贵两次前往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朝阳交通队高速路大队和数次前往汽车维修店解决本次事故，朱士贵5**元交通费的诉请仅为适当补偿，理应得到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不论是在事实的认定方面，还是在法律的适用上均存在错误，故朱士贵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胡爱龙、九州公司、浙商财险江苏分公司未到庭参加庭审，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交通事故认定书、修理费发票、施工作业单、结算结果报告单、证明、机动车辆保险损失确认书、保险抄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出部分由侵权责任人赔偿。就本案所涉交通事故，胡爱龙负事故全部责任，浙商财险江苏分公司作为肇事车辆的承保公司，应当在承保限额内予以赔偿，超出保险理赔范围的部分由胡爱龙本人予以赔偿。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确定的损失赔偿数额及赔偿主体是否适当的问题。
关于朱士贵主张的营运损失的数额，朱士贵提交海河公司提交的《证明》，主张其44日天的营运损失为9548元。一审法院根据朱士贵所从事的客运行业的一般收入情况，将其营运损失酌定为8800元，并无不当。关于朱士贵主张的管理费，该费用系朱士贵驾驶出租车进行运营而产生的经营支出，因朱士贵在本案中已主张营运损失，其再主张管理费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朱士贵主张的交通费数额，一审法院将其酌定为200元，朱士贵上诉主张其应获得交通费数额应为500元，但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就上述款项的赔偿主体问题，一审法院认定营运损失、交通费系间接损失，不属于交强险和商业险的赔偿范围，故浙商财险江苏分公司不需对上述费用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朱士贵主张胡爱龙与九州公司系挂靠关系或雇佣关系，九州公司应与胡爱龙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朱士贵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九州公司亦否认其与胡爱龙应承担连带责任，故朱士贵的该项上诉请求，缺乏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由浙商财险江苏分公司支付朱士贵财产损失（车辆维修费），由胡爱龙赔偿朱士贵营运损失、交通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朱士贵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一百九十元，由朱士贵负担二十一元（已交纳）；由胡爱龙负担一百六十九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三百八十元，由朱士贵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慧媛
审 判 员 邢 军
代理审判员 江 惠
二〇一四年五月五日
书 记 员 刘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