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94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广州市荣燊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
法定代表人：李志坚，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何镇波，广东华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曾燕婷，广东华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劳伟光，住广州市番禺区。
委托代理人：甘国良，广东天地正（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皖娜，广东天地正（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市荣燊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燊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劳伟光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5）穗番法石民初字第5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荣某甲公司于2011年6月9日登记成立，其成立前与劳伟光口头约定由劳伟光承揽番禺区南郊雅居乐、南村泵房及南村雅居乐工地运输泥料和铺设道路工程，工期自2010年7月至2011年7月期间。劳伟光称双方于2013年12月20日进行结算，工程款合共303360元，2014年1月2日，荣某甲公司向劳伟光支付材料及机械款34770元，劳伟光称荣某甲公司至今未支付剩余工程款268590元，遂诉至原审法院。
劳伟光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结算单一份、支票（编号为3100443001075545）一张、收据（编号为803763）一张、收据、送货单等七份（编号分别为0073622、0003248、0073624、0003249、0614548、0614555、1514375）。其中，结算单上的11份单据编号分别为：0073623、0073622、0003248、0073624、0003249、0614548、0614555、1514375、0009656、0073710、1802630、1802631，结算单工程款合共303360元，结算单下方的内容为：“今2013年12月20日止核对劳伟光清单共11张，按以上同单号为准。经核单人：李志刚。2013.12.20.参与经手人：劳伟光。”同时，该结算单右边空白处载明了“已扣3单，共34770元”。编号为803763的单据显示金额为34770元，该收据上注明“（4-3工地）单号0073710、0073623、1802630”。编号为0073622的收据，2011年4月26日，金额为3825元，收款单位处有“黄某甲、彭某甲”的签名；编号为0003248的收据，2011年6月10日，金额为22140元，有“黄某甲”的签名；编号为0073624号的收据,2011年4月26日，金额为3875元，收款单位有“黄某甲、彭某甲”的签名；编号为0003249号的送货单，2011年6月10日，金额为29700元，有黄某甲的签名；编号为0614548号的收据金额为3915元，2011年4月26日，金额为3915元，收款单位有“黄某甲、彭某甲”的签名；编号为0614555号收据，2011�5月13日，金额为164800元，收款单位有“黄某甲、彭某甲”的签名；编号为1514375的收据，金额为6650元。上述单据的内容均为南郊4-3、3-3工地清运余泥的车次数量及机器工时。荣某甲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称上述款项已经支付完毕，为此，荣某甲公司提供了收据（编号为1601744）一份、支票存根（尾数为216281、216291、216290）三份拟证明其主张。其中编号为1601744的收据显示劳伟光于2011年7月21日收到荣某甲公司支付的南郊雅居乐（4-3）工地预付款30万元。三支票存根的金额分别为20万元、5万元、5万元，均注明工程款，并有劳伟光的签名。对此，劳伟光确认上述收据及支票的真实性，但认为总工程款超过70万元，荣某甲公司支付的30万元已抵扣了此前的工程款，双方于2013年12月20日所作的结算是扣除30万元预付款后的未支付部分。荣某甲公司则认为该结算单是�未抵扣预付款的情况下对全部工程款进行的结算。
在原审庭审过程中，劳伟光申请原审法院到银行调取编号为00216289的支票，拟证明荣某甲公司于2011年以支票形式向劳伟光支付过部分工程款10万元，诉涉工程总价款不止303360元。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番禺支行于2015年11月17日向原审法院出具上述支票具体情况：“开票人：广州市荣燊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支票号：31004430100216289、支票金额10万元、付款行：浦发广州番禺支行、收款人：佛山市三水永裕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劳伟光认为其收到该支票后转让给他人以支付货款，荣某甲公司认为该支票于本案无关。
劳伟光再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十五份收据复印件，称诉涉工程的总工程款超过79万元。其中相关收据具体情况如下：编号0719872，南村泵房，日期：2011年1月11日，共133车，签名人员：劳伟光、陈�；编号0009656，南郊4-3，日期：2011年3月？日，共75车，签名人员：黄某甲、彭某乙；编号0073626，南郊4-3，2011年4月26日，共408车，签名人员：黄某甲、彭某甲。编号0614547，南郊3-3，日期：2011年4月26日，共136车，签名人员：黄某甲、彭某甲、劳伟光；编号0003245，南郊4-3，日期：2011年6月10日，共267车，签名人员：黄某甲、劳伟光；编号0003247，南郊4-3，日期：2011年6月10日，共85车，签名人员：黄某甲、劳伟光；编号0614682、南郊4-3，日期：2011年6月20日、金额：306800元、收款单位：黄某乙，经手人：李志刚；编号1802629，南郊4-3，日期：2011年7月4日，共240车，签名人员：黄某甲、黄某乙；编号：1802631，南郊4-3，日期：2011年7月4日，共116车，签名人员：黄某甲、黄某乙；编号1802630，南郊4-3，日期：2011年7月4日，共121车，签名人员：黄某甲；编号0073709，南郊4-3，日期：2011年7月24日，共343车，签名人员：黄某甲、黄某乙；编号0073710，南郊4-3，日期：2011年7月24日，共5车，收款人：黄某甲、经手人：黄某乙；编号1601686，日期：2011年11月10日，54立方；编号1601749，南郊雅居乐4-3，日期：2011年12月29日，金额：30万元，签名人员：？。编号为0614547、1601749、1601686、0719872、0003247、0073626收据上均有“本总单已结算（含分单结算），劳伟光，2012年1月4日”的字样。劳伟光称上述十五份单据，除了编号0009656、1802631单据之外，其余单据均已结算完毕，均为荣某甲公司通过支票支付，支付时间为2010年7月至2011年7月19日。对此，荣某甲公司认为上述单据均为复印件，对该单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确认，且认为燊荣公司成立的日期为2011年6月，2011年7月才能签发相关支票。对相关收据上的签名人员黄某乙、黄某甲、彭某甲，劳伟光称黄某乙是其收�人员，黄某甲及彭某甲是荣某甲公司的工作人员，而荣某甲公司则称黄某乙是承包其工程的其他施工人员，但不认识黄某甲及彭某甲。
劳伟光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荣某甲公司立即向劳伟光清偿工程款268590元及自2013年12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利息标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荣某甲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劳伟光与荣某甲公司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诉涉工程款268590元是否支付完毕。首先，劳伟光主张双方之间的工程量不止诉涉的工程量，而荣某甲公司则认为双方之间的工程量就是诉涉的工程量，不存在其他工程量，荣某甲公司仅确认核算单的真实性，对劳伟光提交的编号为0614682、0009656、0003245、0003247、1802629、0073709、0073710、1802631、1802630、0614547、1601749、1601686、0719872、0003247、0073626的15张收据均不予确认，但诉涉核算单中有编号为0009656、1802631的收据与荣某甲公司不确认的十五张单据中的两张能一一对应，可见，荣某甲公司对该十五张单据的质证意见并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其次，劳伟光提供的两批单据在编号、时间上具有连贯性，内容亦一致，多为南郊4-3搬运余泥、砖渣的车次及机械工时记录。再次，虽荣某甲公司抗辩诉涉结算单上的工程款应以2011年7月21日支付的预付款抵扣，但双方之间的合作截至2011年，荣某甲公司在2013年12月20日进行结算的时候未对预付款抵扣加以明确，且荣某甲公司在出具结算单后明知预付款基本能抵扣工程款的情况下，仍于2014年1月3日向劳伟光支付结算单上的三笔单据款项合共34770元，荣某甲公司的作为明显与其抗辩意见不符。虽荣某甲公司不确认劳伟光提供的非诉涉结算单中涉及的单据，但该部分单据基本与结算单中涉及的单据相对应，结合荣某甲公司在结算单出具后的扣划及支付，应认定诉涉工程款尚未支付完毕，因此，荣某甲公司抗辩该30万元应抵扣诉涉结算单工程款的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鉴于荣某甲公司已于2014年1月3日已支付了34770元，劳伟光主张荣某甲公司支付工程款268590元，合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因诉涉工程在2011年已经结束，双方于2013年12月20日进行结算，但现无证据证明双方对付款时间进行约定，且劳伟光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向荣某甲公司进行追讨，故劳伟光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应自起诉之日即2015年5月2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对劳伟光主张的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荣某甲公司反诉请求劳伟光返还31410元，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于2016年3月9日作出判决：一、荣某甲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劳伟光支付工程款268590元及利息（以26859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自2015年5月22日计付至判决确定的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劳伟光的其余诉讼请求；三、驳回荣某甲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如给付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本诉案件受理费5678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92元，合共5970元，由荣某甲公司负担。
判后，上诉人荣某甲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双方讼争的焦点，一是《对账单》(劳伟光证据二之3，亦即荣某甲公司反诉证据2)所反映的内容(10单共303360元)，到底是双方的工程总额，还是应付未结付的余额(原审法院将争议焦点归纳为诉涉工程款268590元是否支付完毕，具有倾向性)。荣某甲公司认为是前者，劳伟光则认为是后者。原审法院采纳了后者的意见，理由主要有二：一是劳伟光提供了15份收据复印件证明工程款超过79万元，虽然荣某甲公司不确认该证据，但《对账单》中存在与0009656、1802631的收据复印件相同编号；二是荣某乙公司出具结算单后明知预付款基本能抵扣工程款的情况下，仍于2014年1月3日向劳伟光支付了结算单上的三笔单据款项合共34770元。荣某甲公司认为，原审法院的认定存在明显的谬误与偏向性：一、荣某甲公司2011年6月9日才登记成立。而劳伟光提�的第二组证据绝大部分标注日期在荣某甲公司成立前，荣某甲公司“公司未成立怎可能发生业务?”的质证意见在原审判决书的“审理查明”部分被严重歪曲。二、劳伟光认为双方工程总量超过79万元(原审庭审中称达两百多万元)，但提供的十五份单据证据均无原件，也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虽然《对账单》中存在与0009656、1802631的收据复印件相同编号的单据，但不能据此认定该相同编号的收据复印件就是《对账单》上所列收据)。三、荣某甲公司出具《对账单》后于2014年1月3日向劳伟光支付34770元，是因劳伟光在2014年春节前称缺钱，荣某甲公司因双方关系正常，数目小且未有结算，未防备对方“挖坑”而支付的，但“已扣3单”及收据上的单号均是劳伟光为诉讼而单方特别设计的，并非荣某甲公司书写。四、劳伟光已在原审最后一次庭审结束前明确，其大部分工程业务�与“长江”公司发生的，也即承认其与荣某甲公司没发生多少业务。这个认定事实的焦点问题，说明劳伟光在认知上存在张冠李戴，但原审判决对此只字未提。
综上，荣某甲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荣某甲公司无需向劳伟光支付工程款268590元及利息；3、改判劳伟光将多收的工程款31410元返还给荣某甲公司。
被上诉人劳伟光答辩称：不同意荣某甲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原审判决，并认为：涉案工程是广州市番禺长江装璜有限公司找到劳伟光做的，后来成立了荣某甲公司，之后的业务一直由荣某甲公司和劳伟光联系，广州市番禺长江装璜有限公司的股东和荣某甲公司的股东是亲戚，荣某甲公司在原审是承认该事实的。荣某甲公司也承认在2011年将案涉工程发包给劳伟光。劳伟光与荣某甲公司进行了案涉工程的对账，且荣某甲公司按照对账单支付了部分工程款。有部分单据是劳伟光付款后交给了荣某甲公司，故劳伟光没有原件，但这些单据与其他证据的形式、内容上能相互吻合。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期间，荣某甲公司补充提交了：原审法院的（2016）粤0113民初2643号《民事判决书》，拟证实广州市番禺长江装璜有限公司有参与案涉工程。劳伟光将其与广州市番禺长江装璜有限公司的相关业务的单据用于向荣某甲公司追讨，这是不当的。对此，劳伟光质证认为：不清楚（2016）粤0113民初2643号《民事判决书》的案情。对该《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承揽合同纠纷。劳伟光主张其已按约定完成合同义务且双方已对涉案工程款进行了结算，为此提交了结算单及与之对应的收据、送�单等一系列证据。荣某甲公司认可上述证据反映的工程量及工程款结算情况。二审中，根据双方的诉辩主张，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劳伟光提交的《结算单》上所涉结算金额303360元，是涉案工程的工程款总额、还是荣某甲公司应付未付之工程款？
关于上述争议，本院认为，首先，涉案工程的工期在2010年7月至2011年7月期间，而劳伟光提交的《结算单》及对应的送货单、收据所涉施工时间均在2011年4月之后，若荣某甲公司的主张成立，则2011年4月之前无施工行为，这与双方设定的工期明显不符。原审中，劳伟光为证实涉案工程的施工情况，追加提交的15张收据虽仅为复印件，但反映了2011年4月之前的工程量情况，且前后两批单据在编号、时间上具连贯性，施工内容也基本一致，多为南郊4-3搬运余泥、砖渣的车次及机械工时记录，《结算单》所涉11张单据中，�号为0009656、1802631的单据亦与上述15张收据中的两张相对应。可见，劳伟光主张的涉案工程的整体工程量的情况有其合理性。第二，《结算单》中明确备注“已扣三单，共34770元。”，可以理解为荣某甲公司对《结算单》中11张单据所涉工程量进行核算并确认扣减34770元的意思表示，其于之后向劳伟光支付34770元则可视为按结算结果付款的行为。荣某甲公司认为上述备注字样系劳伟光自行添加，未能举证证实，本院不予采信。第三，荣某甲公司既未在《结算单》中明确结算款项的性质或对已付款项30万元予以扣减，也未对其支付34770元的行为作出合理解释，这与其主张的《结算单》是对整体工程量结算的意见存在明显冲突，不符合商事交易的惯常规则，令人难以信服。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本院认定劳伟光在本案中的举证效力高于荣某甲公司，劳伟光主张《结算单》确定的结算金额为荣某甲公司当时应付未付之工程款，本院予以采信。劳伟光要求荣某甲公司支付尚欠工程款268590元（303360元-34770元）及相应的利息，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荣某甲公司要求返还工程款31410元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上诉人荣某甲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荣燊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国平平
审判员 徐 艳
审判员 张纯金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何 浩
陶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