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6民终9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襄州支行（以下简称建行襄州支行）。住所地：襄阳市襄州区航空路***号。
代表人：黄俊，建行襄州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小元，男，1966年1月19日出生，建行襄州支行员工，住襄阳市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继红，湖北元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贺英，女，1963年10月19日出生，住襄阳市襄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鲁金国、张龙，均系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建行襄州支行因与被上诉人常贺英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5）鄂襄州民三初字第007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建行襄州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小元、邹继红，被上诉人常贺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鲁金国、张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建行襄州支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张俊杰是被上诉人常贺英的亲妹夫，常贺英将其身份证原件、涉案银行卡及密码放在张俊杰处，他们之间形成授权代理关系，原判认定张俊杰代为转帐的行为不是授权代理行为是错误的；2、原判认定张俊杰的取款行为是职务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是错误的。张俊杰取款的去向，无论是到李行农业公司或者他人，或者被张俊杰挥霍，都不影响转款行为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关系。本案转款行为发生于2014年5月19日，金额为2720000元，常贺英的涉案银行卡开通有短信提醒功能，而常贺英直到2015年11月才起诉至法院，这足以说明，转此款是张俊杰代理常贺英的一种民间借贷行为，与上诉人无关。常贺英起诉上诉人是在李行农业公司无力还款后的损失转嫁行为。3、原判所提到的《建设银行员工从业禁止若干规定》不知从何而来，原判未经质证即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是错误的；且其不是法律法规，对外不具有约束力，不能作为判案依据。4、即使上诉人在取款行为中存在过错，被上诉人的过错更大。只要有银行卡及密码，就可以取出存款，而常贺英将其身份证原件、涉案银行卡及密码均交给张俊杰，过错谁大谁小，一目了然。原判却让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明显错误。5、本案处理结果与李行农业公司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但原审未追加李行农业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且，为查明案件事实，上诉人请求原审法院通知被上诉人本人到庭接受询问，但原审未予准许，程序均违法。综上，原判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判决结果显失公平公正。
被上诉人常贺英当庭口头答辩称，1、上诉人认为常贺英与张俊杰之间存在表见代理关系，没有法律依据；且张俊杰并没有提供自己的身份证以代理人的身份出现。2、上诉人在转款行为中明显违背了相关规定，存在重大过错。3、上诉人认为常贺英与李行农业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没有证据证明，纯属主观臆断。4、常贺英在自己的存款被转走后，一直在找上诉人。5、上诉人要求常贺英到庭接受询问没有依据；李行农业公司与本案没有关系，没有必要追加其为本案第三人。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常贺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建行襄州支行立即支付原告存款本金2720000元，并按约定支付利息、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常贺英在被告建行襄州支行办理有一张卡号为4340622670019811的建行理财白金卡（下称9811银行卡），并用此卡多次在被告处办理了存、取款业务。2014年5月19日，原告常贺英到被告处欲将上述卡内的存款转至其女儿的账户时，因在被告处办理业务的人员较多，遂将9811银行卡、身份证交给在被告处任副行长的妹夫张俊杰，并告知银行卡密码，委托张俊杰代为办理。同日，因案外人李行农业公司在建行襄州支行的贷款到期，无力偿还贷款本金2980000元及利息。张俊杰作为建行襄州支行分管信贷业务的副行长，在李行农业公司承诺次日保证偿还全部贷款本息后，为了避免因客户贷款逾期造成本单位KPI考核的影响及全行经营业绩考核（主要是第一责任人、经营主负责人受到经济处罚等不良影响），未征得原告常贺英同意，就将原告常贺英的9811银行卡、身份证交给本行职员徐秀芬、并要求该行职员丁凌蔚给予业务授权办理了柜台转账业务。在办理该业务时，张俊杰未提供自己的身份证件，以原告常贺英的名义办理了相关业务的签名手续，被告从原告常贺英9811银行卡转账支取2720000元至李行农业公司在该行的42001646508053007687账户。因该款不足以偿还李行农业公司在被告处的贷款本息，被告建行襄州支行的客户经理ＸＸＸ另筹集资金310000元也转入李行农业公司的上述账户。同日，建行襄州支行通过特种转账借方凭证直接将上述转入李行农业公司账户的资金扣收偿还了该公司的贷款本息3023224.99元。当日，原告常贺英收到转账信息后，多次要求被告建行襄州支行向其支付银行存款。被告借故推拖至今，为此引起诉讼。
一审庭审中，被告建行襄州支行陈述，客户委托他人在银行代办业务必须提供被代理人的银行卡、身份证、密码并提供代理人的身份证方可办理。中国建设银行《建设银行员工从业禁止若干规定》（建总发（2010）88号）规定，“严禁员工以个人名义代客理财或违规代客办理业务、代客保管重要物品”。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银行卡是由商业银行向社会发行的具有消费信用、转帐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或部分功能的信用支付工具。原告常贺英取得被告建行襄州支行发放的9811银行卡，并使用该银行卡存取现金、转账结算，原、被告之间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该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基于对其妹夫张俊杰的信任，将银行卡、身份证及银行卡密码交给或者告知了张俊杰，委托其代为办理给原告女儿转账的业务时，作为原告的妹夫和被告单位副行长双重身份的张俊杰，均应按照本单位的相关从业规范严格办理，如作为原告授权的代理人身份，办理原告上述储蓄卡中的存、取款业务，也应按照普通客户代理人的规范向被告提供作为代理人的身份证在被告处办理相关手续。否则，被告有权拒绝办理。而本案中，时任被告副行长的张俊杰及其他两名工作人员，在办理上述业务时，不仅张俊杰没有以原告代理人的身份办理，而采取冒用原告的名义并签名，其他两名工作人员也共同配合，将原告的存款转入案外人李行农业公司在被告处开设的存款账户，继而被告将该款划抵了该公司在被告处的贷款。从上述事实来看，原告与张俊杰间虽然存在授权代理关系，但张俊杰并没有依原告的授权为原告的女儿办理转账业务，说明该代理行为并没有实际发生。然后张俊杰利用其是被告单位副行长的职务便利，将原告的9811银行卡、身份证交给本行职员徐秀芬，并要求该行职员丁凌蔚给予业务授权办理柜台转账业务，将原告的银行卡中的存款转账至李行农业公司用于偿还所欠被告的贷款本息。在办理转账业务的整个程序中，张俊杰及另两名业务人员均违反了银行操作规程，不遵守《建设银行员工从业禁止若干规定》“严禁以个人名义代客办理业务、代客保管重要物品”之规定；业务人员明知张俊杰系本行工作人员，未查验、留存张俊杰的身份证件；更重要的是张俊杰为了银行的利益恶意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将原告银行卡转账支取2720000元用于偿还李行农业公司所欠被告贷款，而银行职员徐秀芬、丁凌蔚也在办理业务中滥用工作职权。再者，被告将原告的银行卡转账，根本原因是为了偿还李行农业公司拖欠被告的逾期贷款，被告是直接受益人，且与原告的损失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综上，原告的存款损失是被告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存在重大过错所致，因三人均是被告单位的工作人员，故应由被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因原告的损失包括存款及从2014年5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存款损失2720000元及上述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原告还请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因未举证证实，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本案的纠纷系被告建行襄州支行未加强对员工的职业培训和业务监督，被告单位的分管业务领导及办理业务的员工，都未严格执行《建设银行员工从业禁止若干规定》，且主观上贪利、贪誉而造成的，否则即使掌管了再多客户银行卡及相关密码信息等，都不会使任何一个客户在该行的存款存在风险，故被告的辩称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采信。被告要求“通知原告本人到庭接受讯问、追加李行农业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因本案的事实非常清楚，没有必要传唤当事人本人到庭接受讯问，而李行农业公司与本案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没有必要追加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故对被告的上述请求不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襄州支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赔偿原告常贺英存款损失2720000元，并自2014年5月19日起至付清欠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常贺英的其它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建行襄州支行当庭提交一份证据即欠条复印件，内容为“欠到张俊杰现金272万元，币贰佰柒拾贰万元整。定于2014年6月24日前还清。李永强2015.5.19日”，以此证明被上诉人常贺英与李行农业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张俊杰的行为系代理常贺英理财。被上诉人质证称：其一，该证据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其二，该证据不属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张俊杰之前就跟银行说过李行农业公司给张俊杰出具过欠条，所以上诉人在一审中就知道，故依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三，即使事后李行农业公司向张俊杰出具欠条，也是张俊杰为挽回损失采取的善后救济措施。本院认为，该欠条系复印件，且欠条内容涉及的权利义务人均非本案当事人，也未得到李永强、张俊杰的核实认可，但结合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即张俊杰向上诉人及其行长递交的“情况反映”与“思想汇报”以及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可以认定，张俊杰在事出后确实找到李行农业公司的负责人李永强，李永强给其出具了一张欠条，但是否上诉人提交的该张欠条，因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能确认。二审经开庭审理查明：除原判认定被上诉人常贺英于2014年5月19日到上诉人建行襄州支行处欲将9811银行卡内的存款转至其女儿账户时，因办理业务的客户较多，遂委托张俊杰代为办理这一节事实没有证据证明外，原判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事发后，张俊杰多次找李行农业公司的负责人李永强，李永强给其出具了一张欠条，承诺还清2720000元，但至今未还。
本院认为，本案中张俊杰以常贺英名义转款的行为是否委托代理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以及在2720000元转帐业务办理过程中上诉人建行襄州支行是否有过错，本案是否应当追加李行农业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是解决本案纠纷应当判定的四个焦点问题。而判断前三个问题，应从2720000元转款业务办理时的情况来分析。本案中，2720000元的转款凭证载明，客户签名确认处签署的是“常贺英”，而非“张俊杰”或“张俊杰代常贺英”，张俊杰本人也承认其将2720000元转帐至李行农业公司系擅自转帐，张俊杰这样签名以及银行另两名工作人员没有要求张俊杰留存身份证复印件，其共同目的应是为了让他人以为该笔转帐是常贺英本人所为，故原审法院认定张俊杰的行为属冒用常贺英之名转款，而非代理转款，并无不妥。同时，在本次转款中，张俊杰作为上诉人分管信贷业务的副行长，主观上是为了及时收回李行农业公司在该行的到期贷款，以免上诉人的KPI考核及全行经营业绩受到影响，客观上，也确实反映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徐秀芬、丁凌蔚在将2720000元转至李行农业公司账户的同时，即操作扣收了李行农业公司欠该行的到期贷款。因此，原审认定张俊杰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并无不妥。上诉人称张俊杰的行为系代理常贺英的投资理财行为，没有证据证实；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供的欠条复印件，若内容属实，也只能说明，在事隔一年后即2015年5月19日李行农业公司的负责人向张俊杰而非被上诉人常贺英出具了一张欠条，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因此，上诉人主张张俊杰的行为不是职务行为而是代为常贺英的投资理财行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在2720000元的转款行为中，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包括张俊杰、徐秀芬、丁凌蔚在主观上均有重大过错，且属明知故犯：其一，张俊杰承认，因轻信李行农业公司第二天就能钱款到位因而在没有征得常贺英同意的情况下，擅自签署“常贺英”之名冒名转款，同时，银行另两名工作人员明知张俊杰签署“常贺英”之名不符合规定，而仍然操作转款；其二，中国建设银行为了保障客户资金安全，专门颁布了《建设银行员工从业禁止若干规定》，该规范性文件对建设银行员工具有约束力，建设银行员工应予遵守执行。本案中，即使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以为张俊杰是代理常贺英转款，那么按照上述规定中关于严禁建设银行员工代客办理存取款、转帐等业务的规定，另两名工作人员也应照章行事，拒绝办理，而他们不但没有拒绝，反而放任张俊杰签署“常贺英”之名，以达到掩盖该三人有违从业禁止规定之目的。很显然，这两名工作人员主要是因张俊杰是副行长而明知故犯，更何况，转款的目的是为了收回李行农业公司欠该行的到期贷款，从而最终导致2720000元转款的成功办理。因此，常贺英2720000元资金的流失，责任在张俊杰和上诉人的另两名工作人员，而他们的行为均属职务行为，他们的过错就是上诉人的过错。上诉人上诉称，被上诉人常贺英对其资金流失也有过错，即没有妥善保管自己的身份证原件、涉案银行卡及密码。本院认为，常贺英并没有将自己的身份证原件、涉案银行卡及密码泄露给他人，而是交由自己的亲妹夫即担任上诉人副行长的张俊杰，委托他代办某项业务，正如上诉人所说，常贺英曾委托张俊杰代办过多次存取款业务，张俊杰都为她成功办理了，她不知道张俊杰是不能代办的，因此，她不存在明知道张俊杰不能代办而仍然委托其代办；而张俊杰作为银行副行长，不但没有带头严格遵守从业禁止规定，拒绝代办，反而还让属下跟他一起冒着风险动用客户的资金，尽管当时是为了银行的利益，但终因李行农业公司失信而导致常贺英资金损失。综上，对被上诉人存款流失的损失，错不在被上诉人，而在上诉人，且属重大过错。
针对应否追加李行农业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中，被上诉人常贺英的一审诉讼请求是判令上诉人支付其存款本金2720000元及利息，并赔偿经济损失，即本案纠纷系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该纠纷的当事人应是本案合同双方当事人，李行农业公司与该纠纷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上诉人认为与李行农业公司有关，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因此，上诉人的此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上诉人建行襄州支行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被上诉人常贺英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上诉人应切实保障被上诉人的资金安全，其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从业禁止规定，遵循职业操守，否则其客户资金将时时面临风险，由于上诉人及其工作人员的重大过错给客户即被上诉人造成的存款流失的损失，被上诉人依法应予赔偿。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但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关于利息的诉讼请求是从2014年5月19日起按约定支付利息，原审判决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予以支持，明显不符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因常贺英的存款在上诉人处，双方之间的利息结算应当按中国建设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利率标准计算。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5）鄂襄州民三初字第0074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将“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襄州支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赔偿原告常贺英存款损失2720000元，并自2014年5月19日起至付清欠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变更为“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襄州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赔偿被上诉人常贺英存款损失2720000元及其利息损失（自2014年5月19日起至付清存款损失之日止按中国建设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利率计算）”；
二、维持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5）鄂襄州民三初字第0074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常贺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28560元共计57120元，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襄州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正臣
审判员 褚玉梅
审判员 李 锐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八日
书记员 张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