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川民申194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陶涛，女，1970年8月9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烨，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成都市新闻培训中心，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庆云南街**号。
法定代表人：廖联清，该中心主任。
再审申请人陶涛因与被申请人成都市新闻培训中心（以下简称新闻培训中心）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1民终10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陶涛申请再审称，（一）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书面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一审法院未按规定送达不予准许通知书，二审判决明确一审法院程序违法却维持原判，错误。因陶涛与原成都新闻经济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原经开公司）、成都新闻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闻实业公司）之间是劳动合同关系，陶涛在《清算报告》上签字是履行职务行为。案涉“移动”、“深蓝”两笔债务并非陶涛本人承办的业务，故陶涛对其真实性和具体情况不清楚。新闻培训中心和新闻实业公司向陶涛表示经冲抵后陶涛仅需向新闻培训中心补交10万元即可。上述情况表明陶涛客观上不能自行收集新闻培训中心和新闻实业公司的账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三项之规定。（二）二审判决认定“该款项转由陶涛承担属于债务转移”系法律适用错误。本案债务人“移动”、“深蓝”不知晓《清算报告》，没有将债务转移给陶涛的意思表示，且不能排除若该债务真实但“移动”、“深蓝”已经偿还了该债务。本案情况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关于债务转移之规定。（三）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清算报告》不能作为债务转移的凭证，原审判决认为该报告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合法有效，缺乏证据证明。该报告是原经开公司自行委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并非原经开公司与他人的协议。且会计师事务所会进行与事实不符的账目操作，因此该报告无法证明债务的真实性以及双方有债务转移的意思表示。2.《清算报告》明确说明了“应收陶涛款项为其本人负责的业务”，可见这部分不是陶涛的个人债务，而是其工作职责范围内原经开公司的应收账款。且会计术语中“转入”是指从一个科目转到另一个科目，在没有债务转移凭证或陶涛明确意思表示的基础上，仅凭会计师事务所对账目的调整，不能证明债务转移。（四）新闻实业公司与新闻培训中心表面上是独立的主体，事实上同属成都传媒集团。成都传媒集团网站介绍：新闻培训中心是成都传媒集团直属直管的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下属单位包括成都东郊记忆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新闻实业公司是成都传媒集团的文化地产开发建设平台，开发建设东郊记忆。可见二者系关联单位，且经营业务重合，因此二者冲抵账目符合情理，陶涛也举示了二公司间对账的电子邮件。新闻培训中心为清算原经开公司，将原经开公司部分账目名称调整为员工陶涛的姓名并要求陶涛签字。后新闻培训中心和新闻实业公司冲抵了账目。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陶涛在原审及申请再审阶段均主张新闻培训中心与新闻实业公司系关联公司，但仅凭该事实不足以证明新闻培训中心与新闻实业公司之间存在主体混同、债权债务混同等影响民事主体独立人格的情形，因此上述二公司系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陶涛与新闻培训中心的债权债务关系、陶涛与新闻实业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新闻培训中心和新闻实业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系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陶涛于2014年7月24日向新闻培训中心发出的《回函》不仅佐证了新闻培训中心和新闻实业公司系相互独立的主体，也证明了三方之间不存在抵扣，因此新闻培训中心和新闻实业公司之间进行的账务冲抵与陶涛无关，不影响新闻培训中心与陶涛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
本案中，《清算报告》载明了新闻培训中心与陶涛之间债权、债务构成情况并对金额进行了确认，表述清晰，内容明确，陶涛在报告上签字确认，对债务构成、金额及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陶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在将自己列为债务人的文件上签字确认行为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后果，其辩称签字并非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仅是作为清算组成员的职务行为的理由，不符合常理。该《清算报告》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认可。陶涛认为该报告载明的情况与真实情况不符，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陶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此后，陶涛给付新闻培训中心10万元的行为也反映出其对《清算报告》所载债务的认可。陶涛对其诉称的“培训中心和新闻实业公司向陶涛表示经冲抵后陶涛仅需向培训中心补交10万元即可”的事实，在原审和申请再审阶段均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2014年7月24日，陶涛向新闻培训中心发出的《回函》载明：“……对本人账务问题进行清算后，认为我本人应当负责向深蓝公司、移动公司等收回公司应收款，故认定本人欠经开公司款项为914090.95元。在当时清算时，对于应由我负责收回相关应收款项这一点上，本人予以认可。但本人同时提出，因本人负责经营四川网通语音增值业务，新闻实业公司应当向我支付该项目由我垫付的项目成本和费用。相互冲抵后，本人所欠经开公司的金额则应大大低于该金额。但经开公司领导认为，新闻实业公司的资金由本人与新闻实业公司进行结算，不要与经开公司的资金交叉，避免产生混淆。因此，我也没有坚持，签字认可了欠款金额。”可见，陶涛再次确认了《清算报告》载明的相关内容。在原审和申请再审阶段，陶涛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债务结清、债务虚假等足以推翻《清算报告》的情形，一、二审法院结合上述情况及全案证据，根据《清算报告》确认陶涛欠付新闻培训中心814090.95元，并无错误。
关于陶涛承担上述债务的性质。陶涛辩称案涉债务并非其个人债务，仅是工作中的应收款项。本院认为，《清算报告》第2页载明“应收陶涛款项为其本人负责的业务（应收深蓝、移动等公司款项转入）”，上述内容仅是说明新闻培训中心对陶涛享有的债权的来源，并非债务转移。原经开公司将陶涛对单位承担的职务责任量化为陶涛应承担的金钱给付义务并得到了陶涛的认可，该行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有效。因此上述内容仅是处理原经开公司与陶涛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涉及深蓝、移动等外部关系。原审将其认定为债务转移，不妥，但不影响本案实体处理结果，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条规定的“导致判决、裁定结果错误”的情形，陶涛据此主张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根据上述分析，陶涛在一审中申请法院调取的证据材料对确定本案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并无关联，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五项规定的“主要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之规定，一审法院未调查收集并无错误。对此，二审法院亦在判决中明确回复，认为一审法院存在的程序瑕疵不影响本案实体处理结果。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陶涛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陶涛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赵爱民
代理审判员 张 杨
代理审判员 贾 欢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宋良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