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粤1971行初195号
原告黄彩丽，女，汉族，1986年8月6日出生，住广东省廉江市，
委托代理人朱红娥，陕西唯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忠堂，陕西唯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告东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鸿福东路红棉二路红锋大厦，组织机构代码证：78796617-4。
法定代表人李建武，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钟祥根，该局道滘分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余海培，广东广和（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彩丽不服被告东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安监局”）作出的（东道）安监管罚[2017]B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个人），于2017年4月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7年4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彩丽的委托代理人朱红娥、张忠堂及被告安监局的委托代理人钟祥根、余海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安监局于2017年2月16日作出（东道）安监管罚[2017]B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个人），认为原告黄彩丽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一）、（二）、（三）、（五）、（六）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参考《东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修订），决定对原告作出罚款人民币80708.4元的行政处罚。
原告黄彩丽诉称，2017年2月16日，被告安监局对原告作出（东道）安监管罚[2017]B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个人）。被告认为，“2016年8月9日约15时20分，位于道滘镇南丫村的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胡某在该公司车间工作时触电，后经道滘医院抢救，于8月9日16时30分左右抢救无效证实死亡，造成一人死亡。经事故调查组认定及立案调查，该事故属于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因原告存在未履行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行为。证据材料有：现场检查记录表、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询问笔录。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一）、（二）、（三）、（五）、（六）项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参考《东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修订）的规定，拟对原告作出处罚人民币80708.4元的行政处罚”。原告认为，被告将本案定性为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以及认定原告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均是错误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定性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理由如下：一、原告与胡某之间的主体平等，双方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原告与胡某之间只存在承揽关系，而不具有劳动关系。通过东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道滘仲裁庭作出的东劳人仲院道滘庭案字[2016]247号案《庭审笔录》中的证人证言，佐证了胡某从事搬运工作无需打卡上班，以及胡某对是否接受原告公司的作业安排，取决于自己的意愿，有拒绝的权利是事实。同时，亦佐证胡某的搬运费与原告公司职工的工资领取时间不同。通过胡某亲属在仲裁阶段提供的《收据》，佐证了胡某的搬运费是原告当天发放的事实。由此可见，原告公司职工工资的支付是按月支付的，而胡某的搬运费是当天结算的。二、胡某的作业内容与其死因没有联系，原告对胡某的死亡不存在管理上的过错责任。第一，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载体内容中，概括性的认定胡某是原告公司的从业人员，而没有具体的表述胡某的工种，显然是有意回避胡某的作业内容，以此认定本案事故为一般安全生产事故所需的基本条件。从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7）粤1971行初176号案中由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提交的劳动仲裁裁决书及一审民事判决书的内容来看，胡某家属主张胡某是叉车工，证人则佐证胡某是搬运工的情形来看。由此佐证，胡某的死因与其作业内容没有联系。第二，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用电，没有违反电力管理规定，且在事故发生后，被告已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未检测出电力设施有故障的情形。第三，被告认定胡某的死因为触电死亡，原告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中，已就胡某的死因提出质疑，但被告对原告的辩解和请求不予处理。三、被告制作的案涉《询问笔录》有瑕疵，直接影响案涉劳动关系认定及事故定性和事故责任认定，不具有可采性。被告对黄彩丽询问时所制作的询问笔录有瑕疵，记录的内容与陈述不相符，存在断章取义，歪曲事实的情形。被告以此询问笔录提供给劳动仲裁机构，作为认定东莞市集力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与胡某有劳动关系的证据。之后，被告又据此劳动仲裁裁决及该询问笔录作出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与胡某存在劳动关系的事故调查报告。不难看出，被告制作询问笔录证据的目的，就是与仲裁机构相互提供依据，违反认定事实所需的基本条件。四、案涉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基于前面所述，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与胡某之间没有隶属关系，胡某的死因与其作业内容没有联系。况且，原告虽然作为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胡某死亡问题上，原告所实施的管理行为与其死亡没有联系，不存在过错责任。故此，被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一）、（二）、（三）、（五）、（六）项规定，对原告作出本案处罚决定，属适用法律错误。五、事故调查程序违法，严重影响事故定性及责任认定。1、事故处理期限违法。本案事故发生于2016年8月9日，时至2016年12月8日，被告才完成事故调查及作出处罚告知，有悖于法律对事故处理期限的规定。2、泄露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的商业秘密及调查秘密违法。被告执法人员在案件事故调查处理过程中，违法查扣与案件事故无关的证据材料，即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的《雇请搬运工付费收据》及《入股协议》，并将雇请搬运工付费收据等资料提供给死者胡某的家属。对于该事实，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8月15日向被告安监局法制科进行了投诉。之后，被告在未完成事故调查的前提下，又将对原告的询问笔录提供给东莞市劳动仲裁院道滘仲裁庭。据此事实，原告已在听证程序中，对事故调查程序中存在的违法行为再次向听证会提出质疑，但被告至今没有给原告作出答复。由此可见，被告在事故调查处理程序中的违法情形，有悖法律对事故调查人员所要求的应当遵守事故调查纪律，保守事故调查秘密的约定。3、证据采取违法。2016年8月16日，被告对原告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但被告记录内容与原告陈述不相符。如：黄彩丽回答：他是搬运工，具体什么时候去的，大概是3月、4月那段时间，而询问笔录记载的是：胡某于2016年4月入职的。据此可见被告制作的询问笔录，存在断章取义的情形，由此作出不利于原告公司的记录内容。据此可见，被告作为本案事故的受理单位，其执法人员应当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然而，被告非法采取证据，泄露调查秘密，歪曲案件事实，有悖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属于程序违法。综上所述，被告在事故调查及处罚过程中偏向死者家属，利用行政执法权泄露原告公司的商业秘密及事故调查秘密，为死者家属编造虚假证据及违法提供证据。且在平息死者家属闹访问题上，以损害原告及原告公司利益的方式来息诉、息访，有失公平正义，有悖依法行政所应遵循的“公平正义”、“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的基本要求。由此作出的（东道）安监管罚[2017]B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个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故此，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恳请法院查明本案事实，判如所请。原告请求：1、撤销被告安监局作出的（东道）安监管罚[2017]B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个人）；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黄彩丽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东道）安监管罚[2017]B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个人），证明被告于2017年2月16日对原告作出（东道）安监管罚[2017]B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个人），认定原告未履行安全生产责任，处罚款人民币80708.4元的行政处罚的事实；2、（东道）安监管罚告[2016]12号《行政处罚告知书》、（东道）安监管听告[2016]7号《听证告知书》、（东）安监管听通[2016]13号《听证会通知书》，证明被告于2016年12月29日15时00分举行听证会的事实。
被告安监局辩称，一、被告作出的（东道）安监管罚[2017]B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个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2016年8月9日约15时许，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的从业人员李玉洪与赵雷雷、胡某、王龙飞等人在原告处上白班。李玉洪开叉车把装了颗粒的塑胶袋码起来，赵雷雷过来找胡某未果，后通过拨打胡某的电话循音寻找，发现胡某靠在成品仓右侧的低压配电柜旁一动不动。赵雷雷等人当即怀疑胡某触电，在关掉总电闸后，将胡某送至道滘医院抢救，后证实胡某死亡。经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胡某符合电击死亡。胡某被电击死亡后，东莞市人民政府依法组成事故调查组，经事故调查组及行政机关立案调查，查明胡某于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处从事搬运作业，未签署劳动合同，未购买社会保险，但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给胡某购买了“团体人身险”；案涉的配电柜有漏电的重大安全隐患；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未给从业人员胡某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能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未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因此，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对事故负有责任。而原告黄彩丽作为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未履行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职责，未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导致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法》的主体责任，导致一般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因此，原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一）、（二）、（三）、（五）、（六）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管理职责的，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关于原告黄彩丽上一年年收入的确认问题，因原告原因未能查清客观事实收入情况，依据国家安监总局《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四条第（二）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提供虚假资料或者由于财务、税务部门无法核定等原因导致有关人员的上一年年收入难以确定的，按照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5倍以上10倍以下计算。根据广东统计网发布的广东省统计局数据，2015年广东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44838元，被告确定六倍计算，核定原告上一年度收入为269028元，处罚30%为80708.4元。以上事实，由现场检查笔录与照片、证人证言、《收据》及保险证据等书证、《法医鉴定司法鉴定意见书》等鉴定意见等证据予以证明，并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了原告未履行《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一）、（二）、（三）、（五）、（六）项法定管理职责，导致一起一般事故发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对原告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二、原告的事实与理由不能成立。1、原告起诉的第一项、第二项理由中，认为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与死者属承揽关系，不具有劳动关系，认为从业人员应限于工种，以及触电事故与叉车岗位没有关系，这种理由不能成立。首先，就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关系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范的是从业人员与生存经营单位的法律关系，调整从业人员与生产经营单位之间因生产经营活动而产生的生产安全权利与义务，这是《劳动合同法》等调整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因劳动管理而产生的权利义务的法律关系不同。从业人员包括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但范围又大于劳动者。本案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的搬运作业，不仅包括原料还包括成品，其搬运或装卸是其生产经营内在的一部分，是固定的、长期的、稳定的作业，只要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持续，搬运或装卸就同时持续，因此，死者胡某从事的作业是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营的一部分，当然被认定为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的从业人员，认定从业人员，除具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外，还有不具有劳动关系的派遣员工，实习生等，甚至提供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必须的，维持的活动，都可认定为从业人员，生产经营单位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承担主体责任，而不能以是否具有劳动关系来决定生产经营活动中生产安全责任的承担，不能以不具有劳动关系，而推托或转移本应承担的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安全风险。认定从业人员，无须将认定劳动关系作为前置，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如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义务，隐患排查义务，也不仅仅限于从业人员的作业岗位，而是基于其全面的工作场所、全部的生产经营活动。其次，不具有劳动关系，也只是原告自说自话的自认观点，从原告提交的仲裁裁决书、一审民事判决书来看，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关及司法机关均未支持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的主张，反而认定了劳动关系。2、原告认为被告处罚的法律依据与程序错误，也是不成立的。东莞市人民政府调查组以及被告立案后的调查，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处因触电事故而导致一人死亡，而原告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义务，如未对从业人员教育培训，未保证从业人员掌握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未建立安全隐患排查制度，未消除安全隐患，是有充分证据证明的事实。并且，原告未尽《安全生产法》相关义务，导致事故发生，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处罚，完全合法。本案，无论是事故调查，还是行政处罚，完全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保障了原告的事前告知、听证等各项权利。原告主张行政程序违法完全没有依据。3、关于原告所称经办人员违法采集证据，泄露调查秘密，偏向死者家属等理由，主观臆测，没有法律依据，理由也不能成立。行政机关在进行事故责任认定及行政处罚，严格依法认定事故责任，严格对违法责任人进行行政处罚，过程本身是对死者以及家属的权益保护。但是，原告将行政执法人员正常的调查取证，以及仲裁机关依据相关规定的调查取证行为，强行曲解为违法采集证据以及被告泄露商业秘密与调查秘密，劳动争议仲裁部门本身属人力资源行政机构，人力资源与社保部门本身就属调查组成员，因此，原告的主张属主观臆测，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原告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一）、（二）、（三）、（五）、（六）项规定之法定管理职责，致使发生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主体责任未落实，导致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对其行政处罚合法合理，合乎程序；而原告起诉之事实理由，均无事实支持，理由也不能成立。恳请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安监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委托书、申请书（家属申请死因鉴定）、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法医病理鉴定委托书、函（鉴定费缴费通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公证书》（亲属关系）、《结婚证》（胡某、奉新）、户口簿、亲属关系证明、胡某及奉新身份证复印件，证明：（1）死亡一人之事实；（2）死因为电击死亡；（3）死者身份情况及家属关系情况。2、道安办（函）[2016]9号《关于邀请贵院派员参加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的函》、《关于成立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组的通知》、《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组第一次会议》、《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组织责分工》、《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组第一次会议议程》、《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道滘镇“8.9”事故调查组成员会议纪要》（第1次）、《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组第二次会议》、《道滘镇“8.9”触电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道滘镇“8.9”一般触电事故调查报告》、《道滘镇“8.9”触电事故结案讨论意见记录表》、《关于道滘镇“8.9”一般触电事故结案的请示》、《关于对的审核意见》、《道滘镇“8.9”一般触电事故结案的批复》、文件签收表、（东道）安监管立[2016]11号《立案审批表》、《关于申请调取道滘镇“8.9”一般触电事故相关证据材料的报告》、《行政处罚集体讨论记录》（NO:0015586）、《行政处罚集体讨论记录》（NO：1600234）、《会议纪要》（2016）17号、《关于对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在道滘镇“8.9”一般触电事故中负有责任的案件延期结案的请示》、《关于对东莞市道滘镇“8.9”事故案件延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请示》、粤安监函[2016]575号《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同意延长东莞市道滘镇“8.9”事故行政处罚案件办理期限的复函》，证明：（1）相关部门依法成立调查组；（2）调查组依法履行相关职责；（3）调查组工作情况及相关来往文件。3、死者家属提交的文件：叉车使用注意事项、工厂规章制度、宿舍管理制度、办公用品领取登记表、收据，证明胡某系相关从业人员的事实。4、（东道）安监管罚[2017]B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个人）、（东道）安监管听告[2016]7号《听证告知书》、（东）安监管听通[2016]13号《听证会通知书》、《听证笔录》（NO：1000642）、（东道）安监管罚告[2016]12号《行政处罚告知书》、（东道）安监管催[2017]B01号《罚款催缴通知书》、《申请书》（申请分期缴纳罚款）、《保证书》、（东道）安监管缴批[2017]4号《延期（分期）缴纳罚款批准书》、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东道）安监管回字[2016]12号文书送达回执，证明被告的处罚行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之程序。5、被告对黄彩丽、赵雷雷、李玉洪、曹鸿鹏、林福财、胡万开制作的《询问笔录》及其身份证复印件、道滘公安分局道滘派出所对李玉洪、赵雷雷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明：（1）死亡一人之事实；（2）胡某是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之事实；（3）黄彩丽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相关的主要负责人管理职责的事实。6、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股权转让协议》、《合伙协议》、《厂房租赁合同书》，证明主体情况及主体出资情况。7、现场检查记录、（东道）安监管现决[2016]11号《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事故现场图、团体人身险被保险人清单、投保单、事故现场图片，证明：（1）现场情况；（2）现场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之事实；（3）从业关系。8、2015年广东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44838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证明相关数据及法律文件。
本院依职权调取了以下证据：（2017）粤1971行初176号案中调取了（2016）粤1971民初22570号《民事判决书》、东劳人仲院道滘庭案字[2016]247号《仲裁裁决书》。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3、5的真实性，原告不予确认，本院认为被告提供了证据2的证据原件予以核对，上述证据材料亦有相关部门的盖章确认或相关人员的签名确认，原告未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对证据2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证据3中《叉车使用注意事项》、《工厂规章制度》、《宿舍管理制度》的真实性，原告不予确认，本院认为上述材料没有原告的盖章确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无法确认。被告提供证据5中被告于2016年8月16日及2016年10月14日对原告所作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原告不予确认，本院认为被告于2016年8月16日对原告所作的《询问笔录》上有原告的签名及指模予以确认，原告亦未提出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对该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2016年10月14日对原告所作的《询问笔录》，原告未签名确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本院不予确认。对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及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的真实性，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原告黄彩丽）的员工胡某，2016年8月9日下午在原告公司内工作，当日下午15时许，赵雷雷等人发现胡某靠在成品仓右侧的低压配电柜旁一动不动，即怀疑胡某触电，后将胡某送至道滘医院抢救，后证实胡某死亡。经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胡某符合电击死亡。2016年9月18日，被告安监局立案后，调查收集了本案的证据材料，由于该案涉及问题较多等原因，经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批准同意该起事故行政处罚案件自立案之日起180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被告经审查所收集的证据材料，认为该事故属于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原告存在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行为。被告对本案调查终结后，由其行政处罚案件审理委员会于2016年12月6日对本案进行讨论，拟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2016年12月8日，被告作出并向原告送达了本案的《行政处罚告知书》和《听证告知书》。原告向被告申请听证，被告于2016年12月29日举行听证，并制作了听证笔录。被告的行政处罚案件审理委员会于2017年2月10日对本案进行讨论，决定对原告行政处罚。2017年2月16日，被告作出（东道）安监管罚[2017]B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个人），给予原告处罚款人民币80708.4元。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的规定，安监局作为东莞市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行政部门，依法享有对东莞市区域内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的法定职权，安监局对原告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个人），其执法主体适格，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个人）是否合法。有《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道滘安监分局对黄彩丽、赵雷雷、李玉洪、曹鸿鹏、林福财、胡万开制作的《询问笔录》、道滘公安分局道滘派出所对李玉洪、赵雷雷制作的《询问笔录》、现场检查记录、事故现场图等证据及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粤1971民初22570号《民事判决书》、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19民终3563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可证实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原告黄彩丽）的员工胡某，2016年8月9日下午15时许在原告公司内发生触电死亡。原告存在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一）、（二）、（三）、（五）、（六）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二）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五）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第九十二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根据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事故一般分为以下等级：（一）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二）重大事故，是指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三）较大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四）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的规定，原告存在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依法应予以处罚。因未能查清原告的客观事实收入情况，依据国家安监总局《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四条第（二）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提供虚假资料或者由于财务、税务部门无法核定等原因导致有关人员的上一年年收入难以确定的，按照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5倍以上10倍以下计算。被告根据2015年广东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44838元的六倍计算，核定原告上一年度收入为269028元，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对原告处30%的罚款即80708.4元人民币，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原告提出公司与胡某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本院认为在已生效的（2017）粤19民终3563号《民事判决书》中，已认定东莞市集立生物质颗粒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原告黄彩丽）与胡某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另原告提出其对胡某的死亡不存在管理上的过错，被告对其处罚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综合被告调查的证据，原告作为胡某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方面未依法履行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等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涉案事故的发生具有不可推卸的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原告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另外，被告对本案调查终结后，由其行政处罚案件审理委员会对本案进行讨论，拟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在作出涉案处罚决定前，被告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和《听证告知书》，告知拟对原告进行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原告有陈述、申辩及听证的权利。在原告向被告申请听证后，被告依法举行听证，并制作了听证笔录。其行政处罚案件审理委员会对本案再次进行讨论，决定对原告行政处罚。被告对原告作出处罚决定的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程序合法。原告提出被告事故调查程序违法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被告作出（东道）安监管罚[2017]B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个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原告的诉求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予以驳回。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彩丽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收取诉讼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黄彩丽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余燕飞
审 判 员 李洪朝
人民陪审员 李 恒
二〇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肖 萧
周嘉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