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厦民终字第37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澳丽尔日化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79805324-X。
法定代表人曾罗生，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曾春华，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鸿福天下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流根，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维成、杨清铨，公司法律顾问。
原审第三人李青勇，男，1978年5月10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厦门澳丽尔日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丽尔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厦门鸿福天下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福公司）、原审第三人李青勇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3）湖民初字第58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澳丽尔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鸿福公司、李青勇支付澳丽尔公司垫付的工资款120758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自2013年10月21日起至法院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滞纳金。
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6月19日，澳丽尔公司（甲方）与鸿福公司（乙方）签订一份《劳务协议》，约定：乙方招录并向甲方输入临时劳务工人30至50人，分批入职，每批入职人数按甲方要求；服务时间自入职至2013年9月30日；劳务报酬为综合计费；单价为每小时8.7元，发放时间为次月15日发放在职人员上月报酬；员工薪资和中介费甲方直接支付给乙方，员工薪资由乙方代发放；甲方不负责给乙方输入的劳务个人缴交社保或其他保险，等等。协议签订后，鸿福公司在2013年6月至8月间向澳丽尔公司派遣劳务工人，该期间劳务工人的工资支付都是在李青勇在场的情况下由澳丽尔公司直接支付，之后，澳丽尔公司将5000元的提成转账支付给了鸿福公司。
原审法院另查明，李青勇为鸿福公司员工，为鸿福公司招聘部科长，负责招聘工作。2013年8月27日，李青勇向澳丽尔公司借款4350元，并出具一份《借条》，该《借条》上写明此款用于鸿福公司派遣到澳丽尔公司的彝族劳务工人预发生活费（保证全部预借给彝族劳务工人）。同日，李青勇将该笔款项以借款的方式支付给案外人阿苏克布，阿苏克布向李青勇出具一份《借条》。2013年9月9日，李青勇又向澳丽尔公司借款6000元并出具《借条》，该《借条》上写明其中的4000元用于鸿福公司派遣到澳丽尔公司的彝族劳务工人预发生活费，（此款连同2013年8月27日4350元的借款一起从彝族劳务工8月工资中扣除）另2000元用于预发鸿福公司其他劳务工的生活费。2013年9月12日，李青勇再次向澳丽尔公司借款10000元，并出具《借条》，写明该款项用于预发鸿福公司劳务工的部分工资。此外，李青勇还分别在澳丽尔公司制作的《鸿福临时工9月份工资表》和《鸿福临时工10月份工资表》上签字，9月份的工资表共有28名工人，体现应付工资为86975元，10月份的工资表共有27名工人，体现应付工资33783元，扣2013年10月8日2800元和2013年10月16日3500元，实余27483元。在该二份工资表上签字的还有案外人阿苏克布，上述二份工资表分别注明9月工资已结清、10月工资已结清。
原审法院还查明，2013年10月21日，李青勇向厦门市公安局杏滨派出所报案称：“其在鸿福工作，2013年8月11日左右，一名自称阿苏克布的男子说他有一批工人打算去工厂上班，人在同安西柯，其就联系了澳丽尔公司的张子望、曾春华。当天其与张子望、曾春华一起去同安看这批人，他们俩看后说可以，其就叫阿苏克布用车将这批人带到澳丽尔公司并办理入职手续，9月17日，其与阿苏克布一起到澳丽尔公司找财务领取这批工人8月份的工资，之后其问了这批工人是否领到工资，工人说有领到。10月18日，阿苏克布打电话叫其一起到公司去结算工资，拿完钱后，阿苏克布说要去给工人发工资，之后就离开了”。在派出所对其询问为何与阿苏克布一起去结算工资时李青勇回答：“因为我们公司与澳丽尔签订一份合同，具体内容我不清楚，但工人领工资时需要我们公司的人员与工头一起过去才能领取。”同日，涉案的28名彝族工人在厦门市集美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的组织下领取了由澳丽尔公司发放的2013年9月的工资86975元和10月的工资33321元共计120296元。上述工人领取工资后书面保证不再以任何方式向澳丽尔公司主张任何权利，也不会重复向阿苏克布或任何其他代理人领取在澳丽尔公司期间的工资。
原审法院认为，一、涉案的28名彝族工人为鸿福公司招录后派遣到澳丽尔公司处工作。理由如下：1、澳丽尔公司、鸿福公司于2013年6月19日签订的《劳务协议》约定由鸿福公司方招录并向澳丽尔公司输入临时劳务工人30至50人，分批入职，服务时间为自入职至2013年9月30日，涉案的彝族工人到澳丽尔公司工作的时间在《劳务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内；2、从李青勇在报案时陈述可以看出：澳丽尔公司向该批彝族工人发放工资虽然没有按照协议的约定先由澳丽尔公司支付给鸿福公司后再由鸿福公司发放，但是这批工人8月份的工资是由李青勇与案外人阿苏克布一起到澳丽尔公司公司找财务领取，而李青勇为鸿福公司招聘部的科长，其在报案时亦陈述：工人领工资时需要鸿福公司的人员与工头一起过去才能领取。也就是说澳丽尔公司向彝族工人发放工资需要鸿福公司的员工在场才发放，如果该批工人是由澳丽尔公司直接招录，与鸿福公司没有关系，澳丽尔公司向彝族工人发放工资就无需鸿福公司的员工李青勇在场才予以发放。3、该批彝族工人到澳丽尔公司处工作系李青勇联系的，而李青勇为鸿福公司招聘部科长。在该批彝族工人到澳丽尔公司处工作后，李青勇向澳丽尔公司出具《借条》预支了该批彝族工人的部分生活费，从《借条》的内容看，原审第三人李青勇向澳丽尔公司所借的款项部分系用于预发彝族工人生活费。4、李青勇在报案时亦陈述其与案外人阿苏克布一起去结算工资是因为其知道澳丽尔公司、鸿福公司签订一份合同，虽然对合同具体内容不清楚，但从其上述行为可以看出其代表鸿福公司在履行澳丽尔公司与鸿福公司签订的合同。综上，可以认定涉案的彝族工人系鸿福公司招录后派遣到澳丽尔公司处工作。二、澳丽尔公司主张鸿福公司应支付澳丽尔公司垫付的工资款120758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理由如下：澳丽尔公司、鸿福公司签订《劳务协议》之后，鸿福公司已经派遣部分工人到澳丽尔公司处工作，在2013年6月至8月间，鸿福公司向澳丽尔公司派遣劳务工人，劳务工人的工资支付是在李青勇在场的情况下由澳丽尔公司直接支付，之后，澳丽尔公司将5000元的提成转账支付给了鸿福公司。从双方的上述履行方式可以看出，澳丽尔公司并没有按照与鸿福公司签订的《劳务协议》的约定将劳务工人的工资支付给鸿福公司，再由鸿福公司向工人支付，而是直接支付给工人，上述支付方式表明澳丽尔公司、鸿福公司双方对《劳务协议》中关于劳务工人工资由鸿福公司代发的履行方式已经进行变更，即由澳丽尔公司直接向鸿福公司派遣的工人发放工资。在支付方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澳丽尔公司在发放派遣工人工资时就负有审查注意义务。而造成澳丽尔公司再次向28名彝族工人支付工资正是因为澳丽尔公司在未通过鸿福公司账户而是直接向派遣工人支付工资时没有要求每位工人在工资表上签字。虽然工资表上有李青勇的签字，但同时还有阿苏克布的签字。澳丽尔公司主张阿苏克布为鸿福公司增派的彝族管理人员，但未提供相关证据，故对其主张不予采纳。李青勇虽然在工作表上签字，但结合之前澳丽尔、鸿福公司的履行方式以及李青勇在派出所报案时的陈述来看，李青勇在工作表上签字的行为并不能视为其系代表鸿福公司向澳丽尔公司收取了劳务工人工资。澳丽尔公司主张该笔款项由李青勇领取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纳。澳丽尔公司主张鸿福公司应支付澳丽尔公司垫付的工资款120758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厦门澳丽尔日化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澳丽尔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澳丽尔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理由是：一、涉案的28名劳务工人入职后，2013年8月份的工资是由李青勇领取并发放，李青勇在2013年10月21日的笔录中陈述：我与阿苏克布到了澳丽尔公司找财务领取了这一批人8月份的工资，澳丽尔公司也提供了李青勇签字的8月份工资表，因此，不存在澳丽尔公司直接发放工资的情形。二、原审法院认定李青勇签字的行为不能视为代表鸿福公司收到劳务工资的工资错误。澳丽尔公司与鸿福公司签订的《劳务协议》约定，鸿福公司向澳丽尔公司输送临时劳务工。李青勇系鸿福公司的人事科长，自2012年起便由鸿福公司派驻在澳丽尔公司处负责临时劳务工的相关工作。李青勇每次向澳丽尔公司出具的《借条》明确载明，鸿福公司员工李青勇向澳丽尔借款，所借款项用于鸿福公司派遣到澳丽尔公司的的劳务工人。2013年8月份的劳务工人的工资也是由李青勇领取并全部发放的，鸿福公司与劳务工人均没有任何异议。澳丽尔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李青勇有权代表鸿福公司来办理其所派遣的劳动工人工资审核及领取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李青勇的行为应视为代表鸿福公司向澳丽尔公司收到劳务工人的工资。三、李青勇笔录中的陈述直接证明了阿苏克布与鸿福公司之间的关系，原审法院认定澳丽尔公司没有证据证明阿苏克布系鸿福公司的管理人员错误。
被上诉人鸿福公司答辩称，一、澳丽尔公司与鸿福公司签订的《劳务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李青勇在《鸿福临时工9月份工资表》和《鸿福临时工10月份工资表》上签字及其报案时陈述，不能证明李青勇代表鸿福公司向澳丽尔公司领取涉案劳务工人的工资。澳丽尔公司未履行《劳务协议》中关于“员工薪资和中介费甲方直接支付给乙方，员工薪资由乙方代发放”的约定，其上诉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二、澳丽尔公司违反约定在先，产生的后果应由澳丽尔公司自行承担。澳丽尔公司主张李青勇在非工资支付凭证上签名系领取澳丽尔公司所支付派遣员工的工资没有依据。澳丽尔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鸿福公司指定李青勇与其办理劳务派遣的相关事宜及增派阿苏克布共同办理劳务工人的管理工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澳丽尔公司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
原审第三人李青勇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意见。
经审理查明，各方当事人均未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提出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另查明，二审审理期间，澳丽尔公司提供以下证据：1、鸿福公司《委托书》一份，载明：兹委托我司招聘科长李青勇负责办理我司派遣到贵司劳务人员的入职登记、员工关系维护、考勤核对及工资代领、代发等全部用工相关事宜，并盖有厦门鸿福天下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人事专用章；2、落款日期为2013年9月17日的《收条》一份，载明：厦门鸿福天下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员工李青勇今向厦门澳丽尔日化有限公司领取彝族劳务工8月份全部报酬及服务费人民币伍万贰仟肆佰肆拾元整（52440元），收款人处有李青勇的签名及捺印；3、《鸿福临时工8月份工资表》一份；拟证明鸿福公司出具委托书给澳丽尔公司，确认李青勇负责鸿福公司派遣到澳丽尔公司的劳务人员的入职登记、员工关系、考勤核对及工资代领、代发等事宜，李青勇领取了鸿福公司派遣到澳丽尔公司的彝族劳务工人的2013年8月工资并发放给相应工人。鸿福公司质证认为，人事专用章不代表系鸿福公司授权委托，不是鸿福公司公章，李青勇在《收条》上的签名不能说明是其本人所签。本院分析认为，针对上述证据，鸿福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反驳，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澳丽尔公司提供的《委托书》盖有厦门鸿福天下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人事专用章，结合李青勇向厦门市公安局杏滨派出所报案时“工人领工资时需要我们公司的人员与工头一起过去才能领取“的陈述，及李青勇向澳丽尔公司预借款项用于预发涉案28名劳务工人生活费的事实，可以证明李青勇系鸿福公司派至澳丽尔公司负责办理涉案28名劳务工人工资代领、代发等事宜的工作人员。上述《收条》与《鸿福临时工8月份工资表》也可证明李青勇实际领取涉案28名劳务工人2013年8月份的工资。
本院认为，鸿福公司与澳丽尔公司签订《劳务协议》，双方存在劳务派遣关系。根据澳丽尔公司提供的《委托书》，澳丽尔公司有理由相信李青勇系鸿福公司派至澳丽尔公司办理涉案28名劳务工人工资等专项事务的代理人，故李青勇负有领取、发放涉案28名劳务工人工资的职责。澳丽尔公司提供的《鸿福临时工9月份工资表》及《鸿福临时工10月份工资表》上均有李青勇及阿苏克布的签名，并注明“9月工资已结清”及“彝族劳务人员工资费用全部结清”，可以证明李青勇与阿苏克布向澳丽尔公司领取了涉案28名劳务工人2013年9月、10月工资120758元的事实。根据李青勇2013年8月11日向厦门市公安局兴滨派出所报案时的陈述“10月18日，阿苏克布打电话叫其一起到公司去结算工资，拿完钱后，阿苏克布说要去给工人发工资，之后就离开了”，可认定李青勇领取上述工资后并未实际发放给涉案的28名劳务工人，存在失职的情形，造成澳丽尔公司再次发放涉案28名劳务工人的2013年9月、10月工资。李青勇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其受鸿福公司的委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未尽到监督、管理的职责，相应法律后果应由李青勇的用人单位鸿福公司承担。综上，澳丽尔公司主张鸿福公司支付垫付的工资款120758元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澳丽尔公司主张鸿福公司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自2013年10月21日起至法院确定的给付日止的滞纳金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澳丽尔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其余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3）湖民初字第5897号民事判决；
二、厦门鸿福天下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厦门澳丽尔公司日化有限公司120758元；
三、驳回厦门鸿福天下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及原审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35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705元，均由厦门鸿福天下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南日
代理审判员 袁爱芬
代理审判员 陈贤英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九日
代书 记员 许亦宏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零六条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