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5）晋中中法行初字第28号
原告张玉生。
委托代理人武子雄，山西日月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晋中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晋中市榆次区新华街199号。
法定代表人胡玉亭，市长。
委托代理人张亮梅。
委托代理人范翔，山西正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王永吉。
委托代理人王勤应。
委托代理人梁志华，山西中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玉生不服原榆次市人民政府2001年3月7日为王永吉颁发榆次市房权证字××号房屋所有权证，于2015年7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于2015年7月29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于2015年7月31日向第三人王永吉送达了参加诉讼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玉生及委托代理人武子雄，被告晋中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张亮梅、范翔，第三人王永吉的委托代理人王勤应、梁志华到庭参加诉讼，晋中市人民政府的法定代表人因公未出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榆次市人民政府2001年3月7日为王永吉颁发了榆次市房权证字××号房屋所有权证。
原告张玉生诉称，原告原为晋中市榆次区xxx村民，1986年取得本村一宗宅基地，位于现晋中市榆次区xxx，并领取了《宅基地使用证》，1992年换领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使用者原告。2015年1月30日，原告因确�合同无效一案将第三人之父王勤应起诉至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王勤应向法院递交了原榆次市人民政府为第三人颁发的榆次市房权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榆次市房屋所有权交易登记批表、纳税凭证等证据材料以证实原告起诉主体错误，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份将该情况告知原告。2015年7月6日，原告代理律师向榆次区人民法院复制了第三人之父递交的上述证据材料。原告查看后认为原榆次市人民政府的变更登记行政行为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其违法之处有以下几点：原晋中地区和原榆次市于1999年9月24日经国务院批准后撤销，设立地级晋中市，所属榆次市改为榆次区。2000年10月，晋中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至此，原榆次市人民政府已丧失行政主体资格，无权行使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等行政职权；涉案房屋原为原告在农村宅基地上�建房屋，该处宅院只在1986年申领《宅基地使用证》并于1992年换领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从未也不可能申领房屋所有权证，榆次市房屋所有权交易登记表中所载编号为3000033的原房屋产权证并不存在，是虚假的；榆次市房屋所有权交易登记审批表中只有一枚刻有原告名字的名章，但原告从未与第三人前往房屋产权登记机关办理过变更登记，该名章不是原告的。综上，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撤销原榆次市人民政府为第三人颁发的榆次市房权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原告张玉生提交了以下证据：1、晋中市榆次北关实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1月20日出具的证明。证明诉争的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权人是张玉生。2、张玉生于1992年7月24日的土地登记申请书；3、张玉生的土地登记户主证明书；4、张玉生的0124330号宅基地使用证及土地登记收件单；5、地籍调查；6、土地登记审批�。2-6号证据证明涉案土地使用权人是张玉生，反驳政府在89年颁发房产证收走的宅基地使用证，因为92年换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也收走宅基地使用证，以证实政府为张玉生颁发的300033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材料为不真实的。7、榆次市房权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8、张玉生和王永吉的卖房契约；9、张玉生和王永吉的房屋所有权交易登记审批表；10、王永吉的房屋评估费、房产交易手续费、私产登记费、测量费、工本费收据；11、王永吉的契税纳税申报表12、王永吉的契税完税证。以上证据是第三人向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提供，原告向法院复制的，证明被告登记行为违法。13、晋中市榆次北关实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20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原告从未办理过房屋所有权证；14、晋中市榆次北关实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20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原告的卖房未经原北�村村委同意。
被告晋中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原告应先行解决其与第三人的民事争议，再解决房屋行政登记一案。依据原告的起诉状可知，2015年1月30日，原告因确认房屋合同无效一案将第三人之父王勤应起诉至榆次区人民法院。也就是说，原告是以作为房屋登记行为基础的买卖、共有、赠与、抵押、婚姻、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为由，对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先行解决民事争议，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已经受理的，裁定中止诉讼。因此，原告应首先解决与第三人之间的民事争议是提起本案诉讼之前提。（二）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北关村作为榆次区城中村早已经历“撤村转居”，�关集体也早已不复存在，原告应当自将该房屋转移于第三人之时即知道或应当知道涉案房屋进行了转移并进行了转移登记，其时隔十多年后提起的行政诉讼显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三）原榆次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房屋登记行为合法有效。依据晋中市发（2002）8号《关于撤地设市后市、区机构调整和事权划分若干问题的意见》以及（2002）17号《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原榆次市房屋登记部门自2002年才开始上划，相应的行政职权才开始交接，相应公章的变更也需要时间。本案所诉的房屋登记行为发生在2001年，房屋登记行为仍由过渡期间的现榆次区人民政府办理。（四）涉诉登记行为合法有效，依法应当予以维持。原告依据合同行为转移房产，被告依据施行的相关法律法规依据第三人申请及提供的材料进行相关审查后，予以了转移登记，该登记行为程序合法，于法有据�依法应予维持。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晋中市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供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包括：1、第30××33号房屋所有权证存根；2、张玉生的原榆次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及房屋所有权其他情况；3、房屋四面墙界申报表、房地产分户分间平面图、建筑面积及占地面积计算公式；4、原北关村民委员会向榆次市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办公室的证明；5、张玉生的宅基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发证登记费、测量费、工本费收据及申请登记证件收据。以上证据证明涉诉房屋的初如登记情况，即张玉生领取30××33号房产证的登记材料。第二组证据包括：6、王永吉的榆次市私人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及平面图，证明第三人向房屋登记部门提出转移登记申请的事实。7、王永吉的契税纳税申报表，证明房屋转移登记系基于双方自愿交易行为，交�双方为本案原告及第三人，交易价格为5万元。8、张玉生和王永吉的房屋所有权交易登记审批表，证明房屋登记部门就原告与第三人基于交易行为申请房屋转移登记以及房屋权属部门对房屋进行审核。原房屋登记日期发生在2001年，张玉生就上述登记行为进行签章确认，其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时间，本案提起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9、王永吉的常住人口登记卡、王勤应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房屋登记部门就现有房屋所有人的身份信息及监护人信息进行备案。第二组证据证明涉诉登记行为合法。第三组证据包括：10、中共晋中市委、晋中市人民政府关于撤地设市后市、区机构调整和事权划分若干问题的意见。11、晋中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02）17号）。第三组证据证明撤市设区后原榆次区相关职能上化至建设局，原告所诉房屋登记行为发生在职能上划之前。
第三人王永吉述称，原告在诉状中所述与客观事实不符。客观事实是，原告早在1989年2月23日经榆次区郭家堡乡北关村村委证明向原榆次市房屋管理部门办理了私有房屋产权登记，原榆次市人民政府给其颁发了第30××33号房屋所有权证，在1994年9月25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卖房契约。2001年3月6日原告同第三人父亲共同去榆次市房屋交易所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原告不仅向房屋交易用所提交了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在交易用登记审批表上签章；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其诉讼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与第三人早已与1994年9月25日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至今已二十一年，2001年3月6日双方到房屋产权登记部门办理房产转移登记也已超过14年；原榆次市人民政府为第三人颁发房屋所有权证于法有据，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依法应予维持。综上，请求驳回原�的诉讼请求。第三人王永吉提供了以下证据：1、榆次市房权证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2、张玉生和王永吉的卖房契约，证明交易日期是1994年9月25日，有原告张玉生签字和手章；3、张玉生和王永吉的房屋所有权交易登记审批表；4、王永吉的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5、王永吉的契税纳税申报表；6、张玉生身份证复印件；7、张玉生原来的3000033号房屋所有权证，证实房屋交易时要将旧证交回房产部门；8、王永吉常住人口的户口本复印件。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张玉生没有申领过被告所提供的房产证，从被告所提供的材料中也反应不出来原告向被告申领过3000033号房屋所有权证，这些材料没有原告的任何一个签字，没有申请人的身份信息，同时第一组证据的最后一页，有一个申请登记证据收据出具日期是“88”年的12月，在该收据下注明0124330证件已收，如果是真实的，那么该证已经在1988年被收走，而事实是原告在1992年换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时，宅基地证又被收走，二者存在矛盾。被告陈述，1988年办理房产初始登记时，只是查看土地登记情况，对原宅基地复印件进行备案。原告对被告提供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亦不予认可，这组证据材料当中仅有原告一个签章，没有原告的任何签字。这套证据中第四页纳税申报表里面有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00年。交易行为是在1994年，显然纳税申报表是虚假的，只有第三人及其父亲的相关身份信息，没有契约，没有原告的身份证，不能证实原告到场，原告否认自己到场办证。被告陈述，当时榆次市有房产交易所和发证办两个部门，分别备案，被告仅提供了发证部门的存档材料。原告对被告提供的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能证明其目的，反而能证明原告的主张，通过这两份文件可以看出，在2000年已经是撤地改市了，在2002年之前已经没有榆次市这一级政府了。原告陈述，依文件规定职能上化的相关内容，实践当中转化需要一个过程，印章更换也需要一个时间，在更换过程中政府不可能停止办理公民申领登记的相关事宜。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三组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1号、13号、14号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北关村于2002年已经撤村改居，北关实业有限公司无权出具证明。2-6号证据与本案登记行为无关，不予认可。7-12号证据的真实性认可。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一致。
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不予认可，房屋登记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是被告，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当中并没有第三人提供的3000033号房屋所有权证、卖房契约、张玉生的身份证�印件等证据，这些证据来源合法性我们就持有异议，我们认可被告所提供证据来源的合法性，房屋所有权交易登记审批表与被告提供的房屋所有权交易登记审批表虽然内容一样但有明显区别，审批表不可能出现两份，如果当时的政策允许有两份审批表，请被告拿出证据证明。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
经合议庭评议认为，原告提供13号、14号证据系涉诉行政行为十几年之后作出，晋中市榆次北关实业有限公司不是一级村级组织且与被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相矛盾，不予认可。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被告提供的证据、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有关联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张玉生原为晋中市榆次区北关村村民，在本村有房产一处，位于现晋中市榆次区铁路沿巷东80号，并领取了0124330号《宅基地使用证》�1992年换领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1989年3月10日原榆次市人民政府为张玉生就上述房屋颁发了第3000033号房屋所有权证。1994年9月25日第三人王永吉在其父王勤应的监护下与原告张玉生签订了卖房契约，约定价格为5万元。2001年3月6日张玉生与王永吉共同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并提交了原第3000033号房屋所有权证、卖房契约、张玉生的身份证复印件、王永吉的户口簿复印件等材料。原榆次市人民政府于2001年3月7日颁发了涉诉的房屋所有权证。2015年1月30日，原告因确认合同无效一案将第三人之父王勤应起诉至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13日作出（2015）榆民四初字第87号民事裁定，准许张玉生撤回起诉。2015年7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从第三人王永吉提供的证据中有张玉生本人的身份证复印原件和原第3000033号房屋所有权证，结合被告的证据，可以视为原告张玉生对本案涉诉房屋行政登记的内容自转移登记之日就知晓，而其于2015年7月23日才提起行政诉讼明显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张玉生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五十元退还原告。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雪平
审 判 员 张晓峰
代理审判员 赵保军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六日
书 记 员 赵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