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饶民一初字第1261号
原告刘某，服装设计。
委托代理人吴小杨，江西饶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刘友义，特别授权。
被告游某甲，经商。
委托代理人胡永勇，江西全灵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游某乙，经商，系被告游某甲父亲。
委托代理人胡永勇，江西全灵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周某，家务，系被告游某甲母亲。
委托代理人胡永勇，江西全灵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刘某与被告游某甲、游某乙、周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0月23日立案受理，2015年10月27日原告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方文力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吴小杨、刘友义，被告游某甲、游某乙、周某的委托代理人胡永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某诉称，被告游某甲曾系原告的订婚女友。两人于2014年8月通过世纪佳缘网上认识，当时原告在广州工作，被告游某甲在上饶宝马4S店工作。认识后两人多次通过微信、电话联系，后原告在假期及请假回上饶直接接触了几次，为此原告花费不裴，仅2014年12月下旬开始，原告消费支出不低于2万元，另被告游某甲还以种种理由向原告借款计65,000元。通过接触原告对被告游某甲的印象挺好，两人遂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2015年5月2日双方家长在上饶市信州区御景人家酒店为两人设宴订婚，原告及父母向被告游某甲及其母亲周某给予两张银行卡支付了聘金16万元（其中户名刘友义10万，户名刘某6万），另还按风俗给予见面礼共计58,800元，其中：被告游某甲20,000元、被告游某乙6,000元、被告周某6,000元、被告游某甲的哥哥游世波和他妻子各4,000元、侄女2,000元、其他亲戚28人600元/人=16,800元。但订婚后，被告游某甲却开始以各种方式躲避原告，原告给她发微信不回，打电话也不接。2015年6月13日凌晨被告游某甲突然发微信及短信给原告，说她是结过婚一年多就离婚了的，问原告能否接受她，如不能就让她父亲游某乙把所有订婚收的钱退回给原告，她借的钱会慢慢还给原告。原告十分震惊但未表态。2015年6月20日端午节原告到被告家送节，经与被告游某乙交谈得知被告游某甲有很多东西都在欺骗原告。后来原告父亲知道情况后找被告游某乙协商，被告游某乙的协商意见是让被告游某甲把服装店转掉后跟原告到杭州去生活，原告及家人也同意了。但被告游某甲却迟迟不到杭州，后来干脆把原告的微信拉黑，电话纳入黑名单，两人无法联系至今。综上，原告对被告游某甲接触少了解不够，现在才知她嗜赌如命，利用原告的真情恶意骗取钱财挥霍，更甚者将原告的两张信用卡透支近15万元不偿还，导致原告现在还在分期偿债，对原告伤害巨大。经多次协商要求返还钱财未果，故诉请判决被告返还彩礼218,800元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刘某提交了下列证据：
1、上饶银行对私储蓄帐户明细帐、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分户明细对账单、2015年8月25日晚上原告及其父亲与被告游某甲哥哥游世波和嫂子顾锦文等的协商录音,用以证明订婚被告收取了聘金16万元、见面礼58,800元，共计218,800元；
2、2015年6月13日被告游某甲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被告游某甲陈述自己之前结过婚后一年多就离婚了，由此说明被告有过错；
3、原告与游世波、游某乙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被告返还的5万元是还信用卡透支款，并非返还彩礼。
被告游某甲、游某乙、周某辩称，原告诉称被告游某甲与原告订婚系再婚不实，实际她订婚前并没有结过婚；被告收取的彩礼即订婚时原告给予被告游某甲的聘金总计118,000元，而非16万元，被告是通过订婚时原告给予的二张银行卡支取的，即2015年5月5日分别用上饶银行卡和浙江省农村信用社银行卡支取了10万元、1.8万元。后经协商，被告已主动通过被告游某甲哥哥游世波银行账号转账退还了5万元，剩余的彩礼应作为对被告游某甲的补偿，不需退回；原告诉称的58,800元见面礼并非全部由被告获得，且见面礼不属彩礼范畴，按习俗应视同赠与，不应返还；另被告游某甲至今没有说过要悔婚，而是原告要终止关系，被告游某乙在本案开庭前还在劝和，所以解除婚约的过错并不在于女方。综上，被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被告游某甲、游某乙、周某提交了2015年7月2日游世波汇款给原告的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及游世波出具的说明，用以证明被告已返还了5万元彩礼。
经审理查明，被告游某甲系被告游某乙、周某夫妻的女儿。2014年8月在广州工作的原告刘某与在上饶宝马4S店工作的被告游某甲通过世纪佳缘网上认识，随后两人于2014年12月确定恋爱关系，约2015年2月被告游某甲辞去4S店工作到上饶市信州区开设了一家服装店，2015年5月2日双方家人在上饶市信州区御景人家酒店为两人设宴订婚。订婚前双方商定由男方给予女方聘金18万元以及给予女方及其家人、其他亲戚见面礼。订婚当天原告将两张用于支付女方聘金的银行卡（刘某浙江省农村信用社银行卡、帐号6257，刘友义上饶银行卡、帐号6208）及58,800元见面礼（现金）在被告家交于被告，订婚宴上见面礼由被告游某乙发放，其中被告游某甲20,000元、被告游某乙6,000元、被告周某6,000元、被告游某甲的哥哥游世波和他妻子各4,000元、侄女2,000元、其他亲戚28人600元/人=16,800元。被告用银行卡共支取聘金132,470元，其中：2015年5月5日通过POS机用刘友义的上饶银行卡支取了10万元和用刘某的浙江省农村信用社银行卡到ATM机上分6次支取了18,000元；2015年5月8日被告游某甲因服装店进货用刘某的浙江省农村信用社银行卡到浙江省杭州市的四季青服装市场、杭州杭派服装市场、新中洲女装城等地分5次消费了14,470元。订婚后，两人未同居共同生活,被告游某甲开始躲避原告，2015年6月13日凌晨被告游某甲通过微信告知原告自己结过婚，问原告能否接受她，若不能在一起，她会和父亲说把钱退还给原告，其他开店的钱自己慢慢还给原告,双方的婚约纠纷就此产生。在两人的交往过程中，被告游某甲还借用原告刘某交通银行卡（卡号6236）透支款项，2015年6月29日该交通银行卡被银行督促还款,原告刘某通过微信与被告游某甲的父亲游某乙交涉,要求在2015年7月2日前还款,被告游某乙答复叫其儿子游世波代为还款。2015年7月2日原告与游世波联系督促还款,游世波于当日上午10时30分通过其工商银行卡(卡号6268)向刘某的交通银行卡汇款5万元代为还款，审理中被告提供游世波出具的说明，说明中游世波表示该汇款系其代被告退还订婚聘金。2015年8月25日原告及其父亲刘友义、姑夫徐正伦与被告方代表游世波和他的妻子顾锦文、王照武(顾锦文的表妹夫)商谈解除婚约,商谈中游世波多次表示可以将被告家收取的19万元(扣除其先前代还的5万元,需支付14万元)返还原告,双方签订协议以了结彩礼纠纷。后因借款问题双方未能协商成功。现原告提起本案诉讼。
审理中,本院要求被告游某甲到庭说明情况,但其未到庭；2015年5月1日原告刘某的浙江省农村信用社银行卡通过ATM机上发生了6次取款计18,000元，原告主张系给予被告游某甲的聘金，被告不予认可。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庭审陈述及提供的证据等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庭审中，被告对原告给予被告游某甲的聘金数额有异议，原告主张有16万元,被告确认11.8万元,而对2015年5月1日刘某浙江省农村信用社银行卡支取的18,000元和2015年5月8日被告游某甲进货消费的14,470元不予认可,此系双方的争议点。从本案查明情况看，双方对聘金是通过男方给予女方两张银行卡支取的无异议，原告自认两张银行卡是订婚时即2015年5月2日与见面礼一同交与被告，而双方争议之一的2015年5月1日刘某浙江省农村信用社银行卡支取的18,000元为给卡之前发生，是否属于支付聘金原告应负有举证责任，原告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实，应负举证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原告主张该18,000元为聘金不予采信；至于2015年5月8日的14,470元，系从刘某的浙江省农村信用社银行卡刷卡消费。虽然被告方否认原告在订婚时即2015年5月2日给予银行卡的主张，只承认在订婚后即2015年5月5日给予银行卡支取完款后归还了。从订婚前双方约定订婚时即给予聘金，应该说原告订婚时给卡用于支付聘金符合双方约定，亦符合相关风俗，更具合理性，审理中,本院要求被告游某甲到庭说明情况,但其未到庭，应负相关不利后果，因此本院对原告主张在订婚时给予银行卡予以采信，则被告对何时归还银行卡负有举证责任，被告未能举证，应负不利后果，由此2015年5月8日银行卡仍在被告手中，结合从刷卡情况均与服装有关，而被告游某甲于2015年2月开了一家服装店的情况，判断为被告游某甲进货消费更具合理性，此系游某甲对聘金的使用，不影响聘金的性质，应计入聘金范畴。综上，本院确定原告给予被告游某甲的聘金数额为118,000元＋14,470元=132,470元。若加上58,800元见面礼，男方的花费为191,270元,这与2015年8月25日双方商谈中游世波多次表示返还收取的19万元等于收取的全部返还了的意见是相印证的。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游某甲虽已按照习俗订婚，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应当予以支持之规定，本案原告主张要求被告返还彩礼之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双方对应计入返还彩礼的争议有两部分即聘金与见面礼。被告对聘金属于彩礼范畴是无异议的，只是对数额存在异议及认为是对被告游某甲的补偿，不需退回。聘金数额如前阐述，本院确定为132,470元。而被告聘金系补偿的说法，无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信，因此聘金132,470元应属于返还彩礼的范畴。庭审中被告认为见面礼不属返还彩礼范畴，应认定为赠与，不应返还，见面礼并非全部由被告获得,被告不应全负责。《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十四条规定：“彩礼是以结婚为目的，于婚前给付对方的财产，符合《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的，可以要求对方返还。”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见面礼为双方订婚前商定在订婚时给付，数额巨大，符合上述彩礼规定，应认定为彩礼，原告可以与聘金一同要求被告予以返还。至于赠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十六条有明确规定：“恋爱期间为表达感情而馈赠对方的小额财物，属赠与关系，不在彩礼之列，不得请求返还。”而本案见面礼的事实情况是在订婚期间而非恋爱时发生，不符合上述规定，被告亦无其他证据证明系赠与，故被告的赠与抗辩主张与事实不符，并不成立，不予采信。给付彩礼问题并不单纯是订婚男女之间的事情，而涉及到了双方家庭之间的往来，本案实际情况是订婚前双方家庭商定男方应给予女方聘金和见面礼，因而原告在订婚时将见面礼交由被告，由被告游某乙在订婚时安排发放，可见见面礼的接受人为本案的被告，因而被告负有返还责任，但给予其他亲戚的见面礼600元/人计16,800元，依本地风俗为人情往来，应予以扣除。由此本院确定应计入返还彩礼的数额为聘金132,470元＋见面礼42,000元=174,470元。关于彩礼返还是否酌情与本案相关事实相关，从原告与被告游某甲分居两地，交往时间上跨度10个月，订婚1个月后即分手，未同居生活来看，应该说两人相处为断断续续，时间极短。2015年6月13日被告游某甲通过微信告知原告自己结过婚，问原告能否接受她。虽然从庭审查明的事实上并无证据证明游某甲确属再婚，但该微信却是引起婚约解除的原因。另庭审中被告游某乙虽表示自己一再劝和，原告在陈述中亦表示愿意和好，可事实是游某甲一直予以回避，婚约事实上已无法履行，故被告游某甲对未能缔结婚约是存在过错的。但考虑到婚约解除后，对女方的名声有一定影响，从保护妇女的角度出发，返还彩礼应予以适当扣减。综合以上情况，本院酌定被告返还彩礼的90%即157,023元。关于被告主张通过游世波已返还5万元彩礼，原告对此不认可，认为是返还透支款，而非彩礼。从原告与游某甲父亲游某乙、游世波的微信内容可以确认是返还透支款，而非彩礼，这在本院（2015）饶民一初字第1262号民事判决书也有认定，故被告的相关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该5万元不应在返还彩礼上予以扣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游某甲、游某乙、周某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返还原告刘某彩礼157,023元；
二、驳回原告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582元，减半收取2,291元，财产保全费1,620元，合计3,911元，由原告刘某负担1,104元，由被告游某甲、游某乙、周某负担2,80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同时向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行：农业银行江西省上饶市饶东支行，账号：3614）；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本案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从判决规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计算。
审判员 方文力
二〇一六年元月十三日
书记员 王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