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民申字第292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三冶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住所地：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钢城**号。
负责人：东宏安，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闻芳谊，辽宁华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铸。
委托代理人：李建华，辽宁弘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陶凤文。
委托代理人：盖晓杰，辽宁钢城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杨继军之妻、二审被上诉人）：王淑霞。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杨继军之子、二审被上诉人）：杨光。
委托代理人：王淑霞，基本情况同前。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杨继军之母、二审被上诉人）：佐淑华。
委托代理人：王淑霞，基本情况同前。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书德。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中国三冶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建材路***号。
法定代表人：刘德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康平，辽宁法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中国三冶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三冶二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李铸、陶风文、王淑霞、杨光、佐淑华、王书德、中国三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冶集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4日作出的（2015）辽民二终字第1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三冶二公司向本院申请再审称：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且适用法律不当。主要理由是：（一）杨继军等人向李铸购买钢材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李铸、陶凤文在签订钢材买卖合同时，只有杨继军、陶凤文等人的签字，而三冶二公司五处的字样是在合同签订后加上去的。虽然李铸在杨继军、陶凤文等人的办公室中看见了所谓的“王处长、杨处长、陶处长”等名牌字样，但原判决同时认定杨继军、陶凤文等人向李铸购买钢材的行为没有三冶二公司的书面授权，事后也没有得到三冶二公司的追认，且后续的一系列支付钢材款的行为中没有任何三冶二公司支付的，均是由杨继军、陶凤文个人向李铸支付的。作为本案钢材买卖合同的供货方，李铸仅凭进货地点是三冶二公司的施工现场就认定是三冶二公司向其购买钢材也不符合善意认定的特征；最重要的是，三冶二公司与鞍山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二分公司（以下简称五建二公司）是签有分包合同的，杨继军、陶凤文即便是原判决认定的实际施工人，但其行为也受到双方分包合同的限制，而该合同中明确规定钢材是由三冶二公司统一采购。其不能以己方怕三冶二公司钢材供应不够时导致工程延误而代三冶二公司履行专属的合同义务。（二）本案是李铸与杨继军、陶凤文等人之间的钢材购销合同纠纷，三冶二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判决认定三冶集团、三冶二公司承担给付义务于法无据。（三）五建二公司或杨继军、陶凤文等人与三冶二公司（三冶集团）发生纠纷，应当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属于另一个法律关系。原判决在买卖合同纠纷中，没有任何人向其诉请对建设工程分包合同进行审理的情况下，径行判决另一法律关系的合同相对人承担与己无关的债务违反了不诉不理的基本原则。综上所述，三冶二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请求依法再审，改判三冶二公司不承担责任，驳回李铸对三冶二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李铸提交书面意见称：（一）三冶二公司是涉案项目工程钢材采购的唯一单位，李铸供应的钢材是由杨继军、陶凤文、王书德代替三冶二公司所购买并已经用于工地建设，三冶二公司是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三冶二公司第五工程处系行政编制，而不是区域。（二）李铸有理由相信杨继军、陶凤文等人代表三冶二公司，已经尽到了一个善意相对人的注意义务。同时，依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即便杨继军等人没有代理权，但他们以三冶二公司五处的名义与李铸订立了合同，三冶二公司已经履行了收货和部分付款义务，应视为三冶二公司对购销合同的追认。（三）根据李铸提交的录像可证明，三冶集团项目部经理徐德印承认杨继军等人购买钢材是经过三冶二公司同意的，其行为代表三冶二公司。（四）《钢材购销合同》打印时，购货方一栏因三冶公司的名称叫不准，由杨继军、王书德回公司进行确认后，在签名当天添加上的，并非在要账时填上的。综上，请求驳回三冶二公司的再审申请。
陶凤文提交意见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陶凤文不是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不承担合同责任。
王淑霞、杨光、佐淑华一并提交意见称：杨继军施工的工地是三冶二公司所承包的，杨继军购买的钢材也是用于建筑工地，应当由三冶二公司承担责任，请求依法驳回三冶二公司的再审申请。
三冶集团提交意见称：同意三冶二公司意见，本案应当再审。
本院认为，结合三冶二公司申请再审的请求及理由，本案的焦点问题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存在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本案系鞍山中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骏公司）与三冶集团于2011年6月19日签订《施工合同书》后，基于实际施工人与供货方之间产生的钢材买卖合同纠纷。首先，按照中骏公司与三冶集团之间《施工合同书》的约定，涉案项目建设施工中所需钢材均由承包人三冶集团负责。在实际履行中，三冶集团又将具体的施工工作转交其下属三冶二公司负责。第二，虽然三冶二公司与案外人五建二公司之间存在时间为2011年6月20日的、由陶凤文签字的《工程分包合同》及《工程质量保修书》，但依据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五建二公司的代表人周志飞自称该份合同系陶凤文于2011年9月份找到其后签订，五建二公司从未实际履行过该合同。对此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且陶凤文在本院询问中所陈述的事实与周志飞上述陈述相符。经进一步审查有关工程款支付的情况，三冶二公司自认九次支付涉案工程款时，其仅是按照陶凤文的指示转入案外人辽宁城建第二劳务工程有限公司的账户；在三冶集团的“借款单”中，也仅有陶凤文签字，未出现五建二公司的印章或委托材料。此外，在三冶二公司支付五建二公司的“分包工程款明细”中，明确把陶凤文的个人名字注明在五建二公司之后。综合以上事实可见，五建二公司仅为涉案工程名义上的分包人，亦非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而三冶二公司也明确知晓该事实的存在。第三，杨继军自称其为涉案分包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且陶凤文亦称其是受杨继军之委托而代为签订分包合同并收取工程款，认可杨继军实际施工人的身份，三冶二公司虽未承认杨继军的实际施工人身份，但认可杨继军为涉案分包工程的施工负责人。经审查，杨继军所负责的涉案工程区域对外称为三冶二公司第五工程处，且有证据证明在涉案分包工程施工现场的展示牌中显示“项目经理：陶凤文、项目部副经理：杨继军”，亦有证据证明涉案分包工程有关材料的对外采购等具体施工工作均由杨继军负责。第四，2011年7月24日、31日，杨继军两次向三冶二公司递交的“关于进场钢材情况的报告”中说明，涉案工程的钢材短缺、影响工程进度，希望领导给予敦促答复。在三冶二公司项目部副经理徐德印签字后，2011年8月12日杨继军以三冶二公司第五工程处的名义与鞍山市君旺物资经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旺公司）签订了《钢材购销合同》，君旺公司认可该合同系替李铸而签订。在2011年8月13日至2011年9月25日期间，李铸将合同约定的全部钢材送至施工现场，目前尚欠李铸钢材款数额为4，544，060.13元。第五，按照《工程分包合同》的约定，“钢筋、混凝土等主要材料均由三冶二公司统一供应。”因此，无论是按照《施工合同书》还是《工程分包合同》的约定，涉案项目中的钢材全部应由三冶集团、三冶二公司负责购买并支付款项。此事实，通过三冶二公司向五建二公司（陶凤文）支付工程款时扣除钢材材料款的行为可进一步得到证实。第六，尽管徐德印在情况报告上的签字并未明确允许杨继军代为购买钢材，但，基于涉案工程全部钢材应当由三冶二公司负责、在钢材急缺的情形下，负责涉案分包工程的杨继军在向三冶二公司作出情况报告后实际购买了涉案钢材并全部用于涉案分包工程、三冶二公司对此钢材的进场及使用从未提出异议等事实，再结合三冶二公司在之后支付工程款时明确的将涉案钢材款从中予以扣除的行为，本院认为，虽然杨继军无书面之委托，但综合考虑三冶二公司钢材买卖前后之行为，可以认定三冶二公司在杨继军向其说明涉案工程急需钢材后，已经在事实上委托了杨继军代为采购涉案钢材。综合以上认定，原判决确认的相关基本事实正确，判决由三冶集团、三冶二公司共同承担连带给付钢材款的认定存在事实和法律依据，并不不当，不存在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的问题。
二、关于原判决认定由三冶二公司承担钢材款给付义务是否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本案在审理中分析三冶集团、三冶二公司、五建二公司、杨继军、李铸等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属于查明本案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和基础，且一、二审整体的审理过程亦未脱离买卖合同这一核心法律关系，故不存在违反不诉不理原则之情形。经审查，涉案建设施工工程的全部钢材本应当由三冶集团、三冶二公司负责，但作为三冶二公司第五工程处的负责人，杨继军在钢材急缺的情形下经三冶二公司项目部负责人的签字确认，购买了涉案钢材并全部用于涉案项目，此行为属于杨继军取得合法授权后从事的代理行为，相应的《钢材购销合同》的权利义务均应归属于三冶集团、三冶二公司。因此，原判决认定由三冶集团、三冶二公司共同承担连带给付钢材款并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三冶二公司的此项再审申请不能成立。
综上，三冶二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中国三冶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张志弘
审 判 员 汪国献
审 判 员 李明义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裴 跃
书 记 员 张 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