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穗天法行初字第668号
原告：彭健，男，1962年2月27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丁冠凯，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华观路1726号。
负责人：欧日文，支队长。
委托代理人：魏麟斌、张升潜，均系该支队民警。
原告彭健不服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的穗公交决字[2015]第440100-2000090777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于2015年12月3日向我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丁冠凯及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委托代理人魏麟斌、张升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彭健诉称：2014年9月24日，我借用朋友的一悬挂粤A×××××的摩托车去买药，在广州市芳村地区和佛山市南海交界处的一个加油站内被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芳村大队扣留，该大队以我上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为由暂扣摩托车。我于2015年6月9日到该大队办证中心接受处理，却被告知该车是报废车，作没收处罚，并罚款和吊销我的机动车驾驶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于2015年8月3日作出穗公交决字[2015]第440100-2000090777号《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具体内容为：罚款144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该行政处罚不仅吊销了我的摩托车驾驶证（D），同时还吊销了我的大型客车、大型货车和小型汽车等车型的驾驶证（A1、A2）。我认为摩托车驾驶证（D）和大型客车、大型货车和小型汽车等车型的驾驶证（A1、A2）是通过不同的考核体系分别取得三个准驾资格，同时也是分开考试取得的，我只是驾驶摩托车违法，无驾驶其他类型车辆违法行为。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并吊销与违法行为无关的A1、A2准驾资格，显然缺乏法律依据，与行政处罚“过罚相当”的基本原则相违背，也显失公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作为行政机关，在未提供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该遵循“法无明文规定不违法”的原则，故不应一并吊销我的A1、A2准驾资格。其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予撤销纠正。为此起诉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被告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于2015年8月6日作出的穗公交决字[2015]第440100-2000090777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
被告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辩称：1.彭健的交通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1）2014年9月24日8时06分，彭健驾驶粤A×××××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在广州市荔湾区龙溪大道（设有禁令标志）行驶，实施了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的违法行为，被芳村交警大队民警当场查获，民警现场开具了编号440111360026925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并依法扣留其车辆，彭健并无提出异议在上述法律文书签名确认，民警将该凭证副本交予彭健。以上事实有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等证据证实。（2）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应用平台查询机动车信息，被查扣的悬挂号牌为粤A×××××号普通二轮摩托为一辆车身颜色为绿色的、品牌为贝德的普通二轮摩托车（发动机号码：×××××、车架号码：×××××），机动车所有人金某，车辆初次登记日期：2000年8月30日；检验有效期止：2006年6月1日；强制报废期：2013年8月30日止；保险终止日期为2005年1月1日。2.对彭健交通违法行为所作的处罚决定，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执法的，该执法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2015年6月9日，彭健前往芳村交警大队处理该交通违法事宜。芳村交警大队依法对彭健进行询问，彭健供述了2014年9月24日在广州市荔湾区龙溪大道驾驶该车的违法行为，并在询问笔录上签名并按指印确认。民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对于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有权要求听证的权利，当场告知彭健。彭健对于告知违法事实事项不提出陈述和申辩，但提出要求听证。2015年6月18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组织对彭健驾驶报废车一案举行听证，7月29日出具《听证报告书》。2015年8月3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对彭健依法作出罚款144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2015年8月6日，彭健在处罚决定书上签名确认。因此，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在作出行政处罚时，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依法告知彭健具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有权要求听证的权利，并按照相关行政法律法规举行了听证，充分保障彭健应有的合法权利。我支队认为，彭健交通安全意识淡薄，不按规定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在车辆已达报废标准的情况下，无视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无视他人生命财产安全仍驾车违反禁令标志上道路行驶，情节严重。综上所述，彭健交通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对其作出穗公交决字[2015]第440100-2000090777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请贵院驳回彭健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4年9月24日8时06分，彭健驾驶粤A×××××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在设有禁止摩托车通行禁令标志的广州市荔湾区龙溪大道行驶，因所驾驶的机动车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被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芳村大队民警查获。民警现场开具了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并扣留该二轮摩托车，彭健签名确认后，民警将该凭证副本交予彭健。该悬挂号牌为粤A×××××号的二轮摩托为一辆车身颜色为绿色的、品牌为贝德的普通二轮摩托车，机动车所有人金某，车辆初次登记日期：2000年8月30日；检验有效期止：2006年6月1日；强制报废期：2013年8月30日止；保险终止日期为2005年1月1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对该车进行查验后，确认该车已达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2015年6月9日，彭健前往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芳村大队处理该交通违法事宜。芳村交警大队依法对彭健进行询问，制作了询问笔录，并告知其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以及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相关权利。彭健未提出陈述和申辩，要求组织听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于2015年6月18日组织听证，于同年7月29日出具《听证报告书》。2015年8月3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对彭健作出罚款144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并于同年8月6日将处罚决定书送达彭健。所吊销的彭健机动车驾驶证上的准驾车型有A1、A2和D。彭健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彭健于1983年7月4日通过增驾申请考试取得B类车型驾驶资格，于1986年10月1日通过增驾申请考试取得A类车型驾驶资格，B类对应驾驶证上的A2，A类对应驾驶证上的A1。彭健于1988年1月25日通过增驾申请考试取得D类车型驾驶资格。A1、A2准驾资格准驾的是汽车类，D驾驶资格准驾的是非汽车类。
本院认为：彭健对其于2014年9月24日8时06分驾驶粤A×××××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在设有禁止摩托车通行禁令标志的广州市荔湾区龙溪大道行驶，所驾驶的机动车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且已达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的事实及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对其所作行政处罚的程序并无异议。本案的焦点在于彭健驾驶摩托车违法，并无驾驶小汽车违法行为存在时，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可否一并吊销与违法行为无关的A1、A2准驾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必须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应遵循合法性原则。实践中，不同的准驾资格，取得的条件、程序及考核体系等均不相同，分别属于不同的行政许可。为了便于管理，才将不同的准驾资格登记在一个驾驶证上，机动车驾驶证是持证人取得相应准驾资格的权利载体，具有独立性和可区分性。彭健通过不同的考核体系，分别取得A1、A2和D三个准驾资格。本案中，只是驾驶摩托车违法，并无驾驶小汽车违法行为存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并吊销与违法行为无关的A1、A2准驾资格，显然缺乏法律依据，亦与行政处罚“过罚相当”的基本原则相违背。其次，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吊销与违法行为无关的A1、A2准驾资格，不符合作出行政处罚只考虑相关因素的要求。本案并不是案件相关因素的A1、A2准驾资格也作为吊销对象，该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再次，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条的规定，在相对人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时，公安机关应吊销相应的机动车准驾资格，还是一并吊销所有的机动车准驾资格，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作为行政机关，在未提供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遵循“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的原则，对涉及行政相对人重要权利的问题存在多种理解时，应采纳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权益的限缩性解释。故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不应一并吊销彭健的A1、A2准驾资格。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六）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对原告彭健作出穗公交决字[2015]第440100-2000090777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
二、责令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在法定期限内对原告彭健于2014年9月24日8时06分驾驶已达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的粤A×××××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在设有禁止摩托车通行禁令标志的广州市荔湾区龙溪大道行驶的违法行为重新作出处理。
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 判 长 许 青
人民陪审员 黎粤花
人民陪审员 顾粉英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马妮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