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12民终1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城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财险通城支公司），住所地通城县隽水镇玉立大道79号。
负责人：毛伟勇，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替，湖北关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华雄，男，1975年6月5日出生，汉族，湖北省通城县人，户籍地址通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四国，湖北泰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华财险通城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华雄保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通城县人民法院（2017）鄂1222民初10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0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华财险通城支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成立保险合同关系，保险合同明确约定的免责条款包含交通事故发生后，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形下离开现场。肇事逃逸属于法律明文禁止的行为，一审法院将肇事逃逸认定为属于“依法措施”显然违背常理和法理。保险合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明确约定“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被上诉人肇事后逃逸已得到交警大队的认定。依据常理，发生交通事故应当及时报警、营救伤者，在警察到来时积极配合，经许可后离开现场。被上诉人即使不确定是否是自己肇事，但已确定知道与死者车辆很可能发生剐蹭与碰撞，依法应告知交警并协助其确认，而非直接离开现场。二、保险合同属于合同的一种，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为公序良俗原则，如果购买车险后可以大胆肇事逃逸，并有保险公司包揽责任，对社会是一种怎样的价值导向，希望法院予以考量。任何法律的价值就在于引导人们的行为，如果购买车险后可以大胆肇事逃逸，并有保险公司公司的包揽全部责任，对社会是一种可怕的价值导向，零违法成本和犯罪成本将对社会产生错误的引导。三、保险合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免责条款已明确约定，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故原审判决中认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明显不合理。综上，鉴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成立保险合同关系，保险合同约定了免责条款，被上诉人肇事逃逸的行为已认定成立，故免责条款生效，上诉人不应承担保险赔付责任，请求二审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请。
华雄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在事故发生后，答辩人及时拨打了110报警和120救护，采取了法律规定的相关措施，一直在现场维持秩序并等候交警处理和120救护，并未离开现场，因各种原因造成误判，并非主观逃避责任，既没有延误对伤者的救治，也未使保险公司的财产损失扩大，并不是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情形，且保险条款属于格式条款，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且应适用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保险公司免责的前提条件是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离开事故现场；但事故发生后，答辩人在合理时间内及时拨打了110和120进行报警和救助，并积极组织现场抢救和维护秩序，等候交警处理，及时采取了合法措施，从前提上也符合保险公司主张免责的约定。二、法律法规对逃逸行为人的处罚不是免除保险人责任的理由。本案答辩人因各种原因造成误判，并非主观上逃避责任，既没有延误对伤者的救治，也未使保险公司的财产损失扩大，即使有交通逃逸行为认定，其行为违反的是行政法律法规，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并未犯罪，也没有给保险公司造成新的损失，保险公司以逃逸为由免除自己的责任，违反公平原则、诚信原则及保险法的规定，不符合保险法的立法本意。三、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认定问题。精神损害抚慰金为我国法律规定的赔偿项目，上诉人应按比例承担。综上，答辩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华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中华财险通城支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限额范围内向原告赔付保险金共计人民币25万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6日，鄂Ｌ×××××号小车在被告中华财险通城支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含不计免赔险）500000元，保险期间自2016年7月11日零时起至2017年7月10日24时止。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特别约定“该车行驶证车主为熊旺奎，现由投保人华雄使用，并办理投保索赔等事宜”。《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的相关内容：“第一章机动车损失保险。责任免除第八条第二款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免除第二十四条第二款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
2017年3月7日18时40分左右，原告华雄（准驾车型C1）驾驶鄂Ｌ×××××号小车沿南大公路由东向西行驶至大坪乡青山村11组路段时，与对向行驶由邱鹏驾驶的鄂Ｌ×××××号二轮摩托车发生刮蹭致两车损坏，邱鹏受伤。事故发生后，原告华雄将车辆停在路边立即拨打了急救电话120和报警电话110，并一直维护事故现场等待120和110的人员到场。当晚，交警部门在23时59分至3月8日0时32分对原告华雄询问时，其作为过路人陈述交通事故经过，没有认为自己是事故当事人。2017年3月8日13时46分至15时50分，交警部门再次对华雄进行询问时，其作为事故当事人陈述了交通事故经过。
2017年3月8日，通城县公安局作出隽公（交）行罚决字（2017）38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造成交通事故后，华雄驾车逃逸，对违法行为人华雄罚款壹仟元”。在该决定书上通城县公安局回复“交通事故发生后，违法行为人华雄到交警大队第一次询问时谎称自己不是事故当事人，是目击者。明知自己驾驶小车与死者驾驶摩托车有接触划痕，仍到修理店修车，掩盖证据，其行为构成了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
2017年3月22日，通城县交警大队作出第2017（030701）号事故认定书，认定“交通事故发生后，华雄逃逸。华雄、邱鹏均负事故的同等责任”。
邱鹏，男，公民身份号码,经湘汉社区居委会、隽水派出所、隽水农贸市场管理办公室共同证实其在本县隽水镇居住、经商。经通城县交警大队调解，原告华雄赔偿邱鹏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被抚养人黎三员生活费等共计陆拾伍万元整，由华雄支付53万元，中华财险通城支公司支付12万元。尔后，原告华雄、被告中华财险通城支公司均已支付了赔偿款。
2017年3月27日，被告中华财险通城支公司根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八条第二款及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予以拒赔。
一审法院认为，鄂Ｌ×××××号车辆在被告中华财险通城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原告华雄系投保人及合法驾驶人，已与被告中华财险通城支公司形成保险合同关系，该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应受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的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华雄向被告中华财险通城支公司主张的是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被告中华财险通城支公司以《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八条第二款拒赔的理由不能成立，该条款约定的是机动车损失保险。《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免除第二十四条第二款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原告华雄采取了拨打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等救助措施，并没有驾驶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其情形不符合责任免除范围，也未使保险的财产损失扩大和延误对受伤人员的救治。交通管理部门认定“事故逃逸”存在多种情形可以构成，双方合同中约定的免责情形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形，并非所有的事故逃逸行为都是责任免除的范围，被告中华财险通城支公司以“事故逃逸”作为责任免除事由不符合合同的约定，其拒赔理由不能成立，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赔偿义务。原告华雄因此次事故所支付的费用，应该按照法定的赔偿项目及交通事故赔偿标准核定，符合规定标准的费用，应由被告中华财险通城支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不符合规定标准的费用由原告自己承担。
参照2016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具体赔偿项目和款项如下：死亡赔偿金27051元／年×18年＝486918元；丧葬费47320元÷2＝23660元；黎三员的生活费9803元／年×5年＝4901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以上合计609593元，被告中华财险通城支公司已在交强险内赔偿了110000元，余额499593元，原告华雄应承担承担50％的赔偿责任，即249796．5元，由被告中华财险通城支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1、被告中华财险通城支公司赔偿原告华雄249796．5元，在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履行完毕。2、驳回原告华雄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00元，由被告中华财险通城支公司承担。
经二审审理后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财险通城支公司与华雄之间系保险合同关系，则双方应受保险合同的约束。《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1项规定驾驶人在“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属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情形，本案焦点为华雄的行为是否符合该免责条款规定的免责情形。本院认为，华雄在事故发生后，并未离开现场，及时拨打了110报警和120救助，一直在现场等候交警的到来和处理。因此，本院认为，华雄及时和积极采取了拨打报警电话和急救电话等救助措施，未使财产的损失扩大和延误受伤人员的救治，其行为不符合“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免责情形。因此，中华财险通城支公司应按保险条款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上诉人中华财险通城支公司提出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赔偿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人身伤亡，是指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等人身权益所造成的损害，包括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各项损害。”，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以上法律条款明确表明，精神损害赔偿金属于民事赔偿范围。因此，一审判决上诉人中华财险通城支公司承担精神损害赔偿金具有法律依据，本院继续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中华财险通城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中华财险通城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凯群
审判员 侯欣芳
审判员 艾 军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一日
书记员 吴佳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