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宁民终2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皮丽媛，女，1965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澍，宁夏黄河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瑞玺，宁夏黄河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视通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
法定代表人：张静，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欲晓，宁夏永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淑琴，宁夏永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效平，男，1977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进逵，宁夏三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皮丽媛为与被上诉人视通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视通公司）、杜效平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银民商初字第2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皮丽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澍、韩瑞玺，被上诉人视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欲晓、张淑琴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杜效平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皮丽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由被上诉人视通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请求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杜效平未承认私刻印章，一审判决却认定为私刻，属于对相关事实的误判。杜效平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仅仅承认印章系施工必要“自刻”，并没有明确说明是否得到视通公司的许可，一审法院也未就该问题进行确认，在缺乏当事人明确自认且无任何证据的基础上，杜效平“自刻”印章不符合“私刻”印章的法律特征；2.视通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主张对杜效平盖章行为不知情不能成立。涉案印章于2012年启用延续至2015年，视通公司与杜效平之间为发包人与承包人的关系，涉案印章必然不止用于与皮丽媛之间的合同，而是大量出现在登记、结算等各个场合；3.从另一个方面讲，印章是怎样出现的，并不影响上诉人主张权利。杜效平与视通公司是内部关系，其相互之间的行为不能对抗第三人。在签订涉案合同时皮丽媛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去验证印章的真伪，合同签订及履行地皆位于视通公司总包工地内，工地门牌及围墙显示为视通公司。上诉人理应认为杜效平代表视通公司，若无实际委托协议，那就是表见代理；4.杜效平和视通公司是违法分包关系。施工合同关系无论主体如何变化，最终的受益者和获利者就是视通公司，上诉人的租赁物在视通公司承包的工地上使用，因杜效平为表面上的合同相对人，就免除视通公司的责任有违公平。
视通公司辩称：一、在一审庭审调查阶段中，杜效平的代理律师讲到印章是杜效平私刻的，而不是“自刻”的；二、皮丽媛提出的主张应举出相应的证据来予以证实，而不是主观猜测，另外，杜效平既不是视通公司的人员也不是项目经理，其所使用的印章也是私刻的，所以根本不存在授权和授权不明的问题；三、皮丽媛认为杜效平与视通公司是内部关系，杜效平代表视通公司的观点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杜效平与视通公司是不是内部关系，不是靠主观臆断的，如果皮丽媛去看了工地，她就应当清楚的知道，杜效平无权代表视通公司，杜效平既不是项目经理，也不是视通公司的人员，不能仅凭看了工地，就认为杜效平的行为是表见代理，更何况看没看工地，是事前看的，还是事后看的，也仅仅是皮丽媛的一面之词。认定表见代理，皮丽媛是要承担主要举证责任的，而不是随意认为的，且皮丽媛在一审中并没有认为杜效平的行为是一种表见代理行为。2.皮丽媛提到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利去验证印章真伪的问题。首先，皮丽媛如果去了工地，就应当知道工地的项目是“福润苑”，而不是“福瑞苑”；其次，到了工地，皮丽媛就可以了解到6#楼并不是杜效平承包的，仅凭项目名称的错误、承包楼号的错误，皮丽媛完全可以认识到印章的真伪，不存在无能力和无权利去验证的问题；四、杜效平和视通公司是违法分包关系，答辩人予以认可，但即使是违法分包，并不代表视通公司应当承担责任。综上所述，视通公司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结果客观公正，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杜效平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皮丽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杜效平、视通公司支付皮丽媛租赁费2716625元；2.杜效平、视通公司偿付钢管、扣件赔偿2187705元；3.杜效平、视通公司偿付滞纳金183413.35元，以上合计5087743.35元；4.杜效平、视通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7月16日，皮丽媛与杜效平签订一份《租赁合同》，合同约定：杜效平租赁皮丽媛钢管架和扣件，钢管架日租金0.014元／米，租具原价值15元／米，扣件日租金0.009元／只，租具原价值金6元／米。用于中卫市予钢大道东侧福瑞苑B区1标段3号、6号工地。租赁期限自2012年7月16日至2013年7月13日。（杜效平）乙方必须按月向（皮丽媛）甲方支付租金，乙方必须在每月10日前将上一个月的租金结清，逾期每日加收3‰的滞纳金。租期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计算租金，超过一个月按实际天数计算租金，出（退）货当天计租。乙方应缴纳所租物抵押金2万元（以甲方开具的押金收据为依据）。经双方签字认可的出货单（提货单）和退货单（还货单），均为本合同结算租金的凭证。皮丽媛在出租方签字，承租方加盖“宁夏视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福瑞苑B区1标段3、6号楼项目部”印章并由杜效平在委托代理人处签字。2013年7月14日，皮丽媛与杜效平签订一份《租赁合同》，合同内容与2012年7月16日所签合同内容一致，杜效平在担保人处签字。
自2012年7月31日起至2013年6月20日止，皮丽媛共向杜效平提供钢架管140668米，扣件83910只。截至2015年7月31日，杜效平共向皮丽媛退还钢架管26793米，扣件3980只，未还钢管架113875米，扣件79930只。期间共产生租金，再计入顺延合理的诉讼期间，截至2016年1月31日，皮丽媛自认的杜效平已支付租金125300元，杜效平尚欠租金2713354.4元，实际欠付租金2588054.4元（2713354.4元-125300元）。两份租赁合同均约定，租赁原价值钢架管15元／米、扣件6元／只，未还钢管、扣件价值为2187705元（113875米×15元／米+79930只×6元／米）。皮丽媛主张滞纳金时间自2013年6月20日至2013年8月20日共计61天，以日租金2724.5元租金为基础，按合同约定的日3‰计算。
另查明，2015年5月8日，杜效平、皮丽媛、张兰欣签订了《钢管赔偿协议书》，约定2015年底，杜效平将剩余钢管、扣件全部还清。
一审法院认为，2012年7月16日皮丽媛与杜效平签订的《租赁合同》，杜效平在委托代理人处签字，虽加盖有“宁夏视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福瑞苑B区1标段3、6号楼项目部”印章，但杜效平自认该印章系其本人私刻，且视通公司主张盖章行为公司不知情，与其公司无关，皮丽媛亦无证据证明在签订该合同上杜效平取得视通公司授权，故该盖章行为应认定为杜效平个人行为。同时杜效平又在《租赁合同》第一页承租人处签字，根据合同相对性，故承租人应为杜效平个人。2013年7月14日皮丽媛与杜效平签订的《租赁合同》，该合同与2012年7月16日内容一致，但在备注：皮丽媛为我代租他人钢管每米每天为0.016分，扣件为0.01分。签字内容与合同其他部分签字不一致，皮丽媛指出该备注内容为杜效平所签，但杜效平予以否认，故对该备注内容不予采信。尽管杜效平在担保人处签字，但该租赁关系一直存在，故2013年7月14日皮丽媛与杜效平的《租赁合同》是对2012年7月16日《租赁合同》的延续。自2012年7月31日起至2013年6月20日，皮丽媛共向杜效平提供钢架管140668米，扣件83910只，虽然提货单中有19份为张兰欣和刘国川为发货人（出货人），但皮丽媛提供的证据显示，张兰欣和刘国川为其员工，故均应认定为提供的租赁物的证据。截至2015年7月31日，杜效平共向皮丽媛退还钢架管26793米，扣件3980只，未还钢管架113875米，扣件79930只。皮丽媛对租赁费主张2716625元，因其提供证据证明，截至2016年1月31日，杜效平共欠付皮丽媛租赁费2713354.4元，扣除皮丽媛自认杜效平已支付的125300元，故杜效平应欠付租金2588054.4元。在皮丽媛主张的租赁费2716625元中，包含代付装卸费2860元。皮丽媛提供的代付装卸费8张单据、总金额2860元，杜效平、视通公司均予以否认，且皮丽媛不能说出该8张单据合法来源，该部分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合同约定，租赁物原价值计算方式，未还钢管、扣件价值为2187705元（113875米×15元／米+79930只×6元／米），予以确认。皮丽媛主张滞纳金按合同约定的日3‰计算过高，现调整为日0.5‰，故滞纳金应为5068.9元（日租金2724.5元×61日×0.5‰×61日）。关于诉讼时效问题，自2012年7月31日起至2013年6月20日皮丽媛不断向杜效平提供租赁物，在2015年5月8日杜效平、皮丽媛、张兰欣签订的《钢管赔偿协议书》，视为诉讼时效的中断，故案件未超过诉讼时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三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判决：一、杜效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皮丽媛支付租赁费2588054.4元，赔偿未还钢管、扣件价值2187705元、滞纳金5068.9元；二、驳回皮丽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414元，杜效平负担44553.8元，皮丽媛负担2860.2元；案件保全费5000元，由杜效平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皮丽媛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14）兴民商初字第946号判决书一份，证明：杜效平系视通公司在中卫富润苑项目中违法分包商，其以视通公司中卫富润苑项目的名义，签订其他合同，而视通公司该案件中对合同均予以认可并自愿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证据二、照片十二张，证明：杜效平及其胞弟杜效鹏是该工程实际施工人，并在该项目工地设有办公场所，杜效平本人系项目经理，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工程属于视通公司；证据三、（2016）最高法民高申425号民事裁定书，证明：最高法院认为虽公章系伪造，但只要该枚公章用于实际经营活动，相关款项用于该工程建设，可以推定挂靠公司对该枚印章知情，足以使合同相对人对公章形成合理信赖，应当受到保护，以挂靠公司名义签订的合同，挂靠公司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视通公司质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在此案中视通公司之所以愿意承担连带责任，是因为视通公司当时还欠杜效平的一部分工程款未付，在征得杜效平同意的情况下，才为其支付的款项，所以才有了只支付货款而不支付违约金的结果。该判决书从法律关系上认定，欠款是杜效平的个人行为，与视通公司无关；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证据与杜效平没有任何关系，也无法证实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三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最高院发布的指导性判例才对各地法院具有一定的指导参照意义，非指导性案例并不代表最高院的主流观点，且中国并不实行判例法制度。最高院裁定书认定的事实与本案的事实完全不一样，所以不能适用本案，也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视通公司提交证据：中卫市沙坡头公安分局的受理案件回执一份，证明：视通公司就杜效平私刻印章一事，多次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在2016年9月30日受理。皮丽媛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另，印章的真假并不是判断发包人承担责任的依据，关键是从事实和证据进行判断。
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皮丽媛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举证意图。所提交的证据二照片十二张反映，视通公司承建涉案工程标牌为“福润苑”B区Ⅰ标段3、4、8、9、10号楼。视通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公安机关受理其报案的事实。二审经审理查明，皮丽媛与杜效平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第五条租赁货物的交付、运输、验收及费用。1、甲方根据乙方提前所报计划准备租赁货物，租赁货物的交付、归还地点均为甲方库房（或甲方指定地点）。”2012年视通公司中卫福润苑项目部（发包人）与杜效平（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杜效平承揽中卫市“福润苑”保障房建设项目一标段3#、8#楼。视通公司承建涉案工程标牌载明“福润苑”B区Ⅰ标段3、4、8、9、10号楼。
二审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视通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
首先，皮丽媛与杜效平签订两份《租赁合同》承租人均为杜效平，合同亦由双方实际履行，后达成《钢管赔偿协议》，视通公司并未参与其中；其次，第一份《租赁合同》落款处加盖视通公司公章，但杜效平在一审庭审中认可印章系其私刻，视通公司对杜效平的行为不予认可，而皮丽媛也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杜效平为视通公司工作人员，或杜效平经视通公司授权签订合同；第三，皮丽媛上诉认为，其没有能力验证印章真伪，工地明确有视通公司标牌，其有理由相信杜效平即代表视通公司。从本案证据看，《租赁合同》写明施工地点为“福瑞苑B区Ⅰ标段3、6号工地”，加盖视通公司“福瑞苑B区Ⅰ标段3、6号楼项目部”公章，皮丽媛二审提交证据显示视通公司承建工程名称为“富润苑”项目B区Ⅰ标段3、4、8、9、10号楼，实际的项目名称、楼号与《租赁合同》不符，对于该问题皮丽媛并未其尽到合理审查的义务，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有理由相信杜效平即代表视通公司；最后，依据《租赁合同》的约定，租赁物的交付、归还地点均为皮丽媛库房（或皮丽媛指定地点），本案皮丽媛提交证据并不能充分证明所有钢管均用于涉案工地。综上，从涉案合同签订、履行等情况综合判断，杜效平与皮丽媛签订合同的行为对视通公司不应发生效力，应由杜效平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皮丽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046元，由皮丽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耀方
代理审判员 李 梅
代理审判员 李鼎鼎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程绍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