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民终51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章国华，男，1969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志恒，男，1963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委托代理人：侯建亮，浙江凯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章国华因与被上诉人赵志恒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5）杭富城商初字第8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章国华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撤销案涉借条或确认上诉人对案涉借条有拒绝履行的抗辩权；二、本案一、二审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胁迫事实不存在理由完全不充分。(一)一审认为在公安笔录中，虽然去慈溪虾塘时虾农将上诉人的车钥匙拿走交给赵志恒，但到了慈溪虾塘后，章国华也认可是在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双方进行了协商，虾农和赵志恒、钱某并未对其进行任何人身、财产威胁，其也可以自由上厕所、吃饭。到晚上12点，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赵志恒、上诉人和钱某一起返回萧山舍头，途中赵志恒将车钥匙返还给章国华。借条系从慈溪返回萧山舍头后书写，故虾农将车钥匙拿走，与章国华等人一起去慈溪看虾塘的行为并不能对章国华后来在萧山舍头出具借条的行为产生威胁。凌晨3点左右，到了萧山舍头后，赵志恒、钱某、章国华等人又开始协商赔偿事宜，在公安笔录和整个庭审过程中，章国华均表示并未受到任何人身、财产伤害，而是因为其自己认为对方气势逼人，可能存在危险，故先写欠条再说。根据章国华的陈述，此时为凌晨4点，双方仅协商了一个小时。若章国华坚决不愿承担赔偿责任或认为被上诉人等人存在胁迫行为，按常理应多次提出要求离开或拖延时间，在尝试无果后再行出具借条。但章国华并未如此做，而是直接出具了借条。在协商过程中，双方发生争执是符合常情的，并不能就此认定存在胁迫。在出具借条时，双方己协商好，故是否是他人说章国华写也并不能说明系受胁迫。对该段论述，章国华基于生活常识提出这样几个疑问:1.上诉人有自认人身、财产没有受到威胁？如果人身、财产没有受到威肋，上诉人主张的胁迫是什么？2.如果上诉人是自由的，为什么被上诉人等要强制拿走属于上诉人钥匙，直到回来途中才返还？3.到慈溪虾塘后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由走动、上厕所就能表明是自由的？如果是这样，是否可以认为罪犯被关进监狱也是自由的，因为他也没有被绑住，可以吃饭、上厕所。4.借条系离开慈溪回到萧山后所写，就可认为与之前强制被带去慈溪无关？如果是这样，那是否可以认为把一个人带到山崖边以推下去威胁，然后再带他回来写借条，也与之前行为无关。5.若章国华坚决不愿承担赔偿责任或认为被上诉人等人存在胁迫行为，按常理应多次提出要求离开或拖延时间，在尝试无果后再行出具借条?上诉人对此常理实在无法理解，难道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受到胁迫，故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常识?6.协商过程中发生争执虽是常情，但最终一方无条件放弃己见也属常情？（二）一审又认为案涉借条出具时间系2014年9月1日，而章国华称其在2014年9月13日报案，即使是真实的，那么在受到胁迫出具300000元借条后，理应在第一时间报案，而章国华却是在时隔两天后才报案，与常理不符。在公安并未出具任何结果的情况下，章国华亦未及时向法院提起确认该借条无效之诉。故该借条系受胁迫书写的盖然性不大。受胁迫后向公安机关报案系虽属常情，但不报案并非即与常情不符，此应结合受肋迫人本身情况及其解释进行判断，但原审全然没有对此分析即擅断与常情不符。综上，一审认定胁迫事实不存在全属牵强附会，堆砌理由，按其对民法上胁迫所见，一句话即可概括其裁判理由：在出具借条前后没有证据表明被上诉人或第三人有对上诉人人身、财产进行威胁、侵害的行为，故胁迫不存在。一审对民法因胁迫而为法律行为可撤销制度显有误会。私法自治，当事人可依自己意思缔结法律关系，并受该法律关系约束，因为自己是自己利益的最佳维护者，但此须以当事人意思、自由为前提，若当事人意思表示不自由，私法自治即失其作用，必须由法律给予必要干预，此即为受胁迫法律行为可撤销制度的设立的原因。故受胁迫法律行为可撤销制度的设立重在维护当事人意思自由，而非保护当事人人身、财产本身不受侵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即体现了该制度的宗旨，在认定受胁迫而为法律行为中应予适用。其所谓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系指有无实施胁迫行为的客观可能；所谓排除合理怀疑系指排除维护自身利益的可能。就上述两点，上诉人认为（一）有无实施胁迫行为的客观可能。在各方笔录及证言中均有这样的情节：在被上诉人、上诉人及钱某商谈过程中，突然来了4、5个虾农，拿走了上诉人的车钥匙，将其带到慈溪看虾，并商谈赔偿问题，但未达成协议，至次日凌晨，被上诉人、上诉人及钱水样又回到被上诉人的舍头，继续商谈赔偿事宜，因上诉人要把9200元钱还给被上诉人和钱某，钱某火了，认为上诉人逃避责任，叫来其哥哥一起商谈，最后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在此过程中，钱某及虾农强制上诉人承认赔偿责任的意图是明显的，上诉人孤身一人深夜处此私密情境，拒不配合或强力否认赔偿责任遭受伤害的危险是现实存在的。上诉人事后向公安机关报警亦可印证。（二）上诉人出具借条有无可能系为维护自身利益。本案被上诉人出具借条系无因的债务承认行为，出具该借条后，被上诉人即放弃基于原法律关系的一切抗辩。据被上诉人所述，本案原法律关系为买卖合同，则上诉人系向被上诉人承认违约损害赔偿责任，违约事由为质量不符约定，且据被上诉人诉状所述，上诉人系在2013年6、7月份将案涉肥水膏出卖予被上诉人，而被上诉人卖给虾农系在此后较长时间。依照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诉人瑕疵担保的主体仅为被上诉人，担保的范围为符合双方约定。上诉人仅因第三人使用肥水膏致虾死亡即向被上诉人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则其放弃的抗辩有：①损失数额究为多少，并未看到。②是否系肥水膏瑕疵所致。③致损害的肥水膏是否系上诉人交付。④该瑕疵是否可归责于上诉人。⑤被上诉人承担责任后有无向上诉人追偿的权利。该些要件被上诉人均负有举证责任，任何一项要件的缺失，都将导致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瑕疵担保责任不能成立。被上诉人与虾农协商赔偿事宜并承诺予以赔偿，如欲承担赔偿责作后向上诉人追偿，必然保存相关证据。但在出具借条前后，并未有证据证明前述事实。上诉人仅因4200元的肥水膏交易，却轻易出具了30万元之巨的债务承认借条，未有理由表明上诉人行为的合理性。综上所述，上诉人己证明胁迫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并能排除合理怀疑，应认定该事实存在。双方之间赔偿争议应基于原法律关系另行解决，不应据该债务承认协议直接认定。或有为认为被上诉人出具借条己逾1年，己逾撤销权行使的除斥期间。上诉人认为，胁迫行为系侵权行为，与公序良俗有违，如承认因侵权行为而取得债权的效力，则上诉人势将履行其债务，被上诉人得强制实现其债权，此项结果，衡诸法理，应为欠妥，比较法上对此种情形都设有债务人得拒绝履行的规定。赵志恒辩称，一、关于章国华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首先，案涉的肥水膏来源于章国华，至于章国华自己生产还是从别处购买，赵志恒也不得而知，但案涉的肥水膏来源于章国华，各方对此并无异议。本案实质上系产品质量存在问题而引发。二、关于章国华应承担多大的法律责任，也即《借条》效力的问题。章国华、赵志恒及钱某与虾农一起实地查看虾塘损失情况后，章国华给赵志恒写了金额为30万元的《借条》，并明确注明了借款为买卖肥水膏纠纷赔款。赵志恒及钱某给虾农写了金额总计为32.5万元的《借条》。赵志恒及钱某均认可借条的效力，虽然开始时没有履行对虾农的付款义务，但在虾农分别向慈溪市人民法院及萧山区人民法院起诉后，经过法院调解赵志恒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一审依据《询问笔录》及《借条》判决章国华按照赵志恒实际支付的赔偿款数额向赵志恒履行付款责任无误。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赵志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章国华支付赵志恒300000元；2.章国华支付赵志恒逾期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按年贷款利率5.6%暂计算至2015年7月底计10个月为14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章国华承担。审理中，赵志恒将案由变更为合同纠纷，并将第二项诉讼请求明确为：章国华支付赵志恒逾期利息自2014年9月3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按年贷款利率5.6%暂计算至2015年7月底计10个月为14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章国华有肥料堆放在赵志恒位于萧山区围垦十七工段的舍头处（以下简称萧山舍头）。2014年6月份左右，案外人钱某以35元每桶的价格从赵志恒处购得肥水膏120桶，共计4200元。钱某将该些肥水膏出卖给施某、赵某、曹某等虾农。虾农称，在使用该肥水膏之后，出现了虾大量死亡的情况。2014年9月10日，赵志恒与章国华及案外人钱某一起在赵志恒位于萧山区围垦十七工段舍头。午饭后，赵志恒将卖给钱某肥水膏所得的4200元款项及另外5000元肥料款，共计9200元交付给了章国华。下午，购买钱某肥水膏的虾农也到了该舍头，称因使用肥水膏导致虾大量死亡要求赔偿。当天下午3点左右，赵志恒与章国华及钱某与虾农一起到慈溪虾塘现场进行了查看，后一直在虾塘的一个房间内洽谈赔偿事宜，但并未达成协议。当晚12点左右，赵志恒与章国华及钱某返回萧山十七工段舍头。赵志恒与章国华及钱某在该舍头内对赔偿事宜再次进行了协商，其间，钱某的哥哥也到场。最终，章国华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赵志恒人民币叁拾万元整，还款期限，贰拾万在九月十七号付清，壹拾万在九月三十号前付清。借款人：章国华。立据日期：2014.9.11日。此据借款为买卖肥水膏纠纷赔款，有赵志恒已代付。证明人：钱某。”章国华称其在2014年9月13日晚上打电话给新湾派出所报警，9月14日其本人到新湾派出所报案。2014年9月17日，章国华在新湾派出所做了笔录。10月18日，赵志恒及钱某在新湾派出所做了笔录。赵志恒与章国华在笔录中均确认：如果赔偿多于300000元则多出部分无需章国华承担，若赔偿少于300000元，则剩余款项需返还给章国华。2015年1月23日，虾农施某向慈溪市人民法院起诉称：施某在宁波杭州湾新区承包虾塘，养殖南美对虾。2014年6月，施某经人介绍向钱某、赵志恒购买培藻膏60桶，施某用于虾塘后，导致对虾大量死亡。施某联系钱某、赵志恒，钱某、赵志恒实地查看情况后，与施某达成口头赔偿协议，约定钱某、赵志恒赔偿施某225000元。因钱某、赵志恒一时无法足额支付赔偿款，双方约定225000元作为借款，并出具借条两份，其中2014年9月15日前支付100000元，同月30日前支付125000元。期限届满后，钱某、赵志恒未按约履行。故施某诉请判令：1、钱某、赵志恒立即归还施某借款225000元，并支付自2014年9月16日起至2014年9月30日止以1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233.33元，以及自2014年10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225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钱某、赵志恒承担。审理中，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钱某、赵志恒于2015年6月10日前归还施某借款140000元；如钱某、赵志恒按期如数履行，则双方之间再无其他纠纷；二、如钱某、赵志恒未按期如数履行，则施某有权就借款本金225000元、利息233.33元以及自2014年10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225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三、案件受理费2340元，由施某负担。事后，赵志恒于2015年6月10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汇给施某140000元。2015年12月25日，曹某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要求赵志恒、钱某立即归还曹某借款50000元，并承担申请费。该院于2015年12月29日发出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5）杭萧瓜督字第584号支付令：赵志恒、钱某自收到本支付令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曹某借款50000元。2016年2月25日，钱某支付给曹某45000元。2016年3月1日，赵某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要求赵志恒、钱某共同归还赵某借款50000元，并承担申请费。该院于2016年3月1日发出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9民督112号支付令：赵志恒、钱某自收到本支付令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赵某借款50000元。后赵志恒于2016年5月9日共计支付50000元给赵某。现赵志恒认为，章国华并未依约支付款项的行为侵犯了赵志恒的合法权益，故2015年8月19日，赵志恒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解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章国华于2014年9月11日出具的借条是否系在受胁迫情况下出具的，即该借条效力如何。对于该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评析如下：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的规定：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本案中，章国华认为其受到胁迫的主要理由有：1、虾农将其车钥匙拿走，并将其强制性带到慈溪虾塘；2、在与钱某、赵志恒谈判过程中，钱某“火了”，叫来其哥哥一起商谈；3、章国华孤身一人深夜在私密情境，拒不配合或强力否认赔偿责任存在受伤害的危险；4、出具借条时系他人如何说章国华如何写。一审法院认为，在公安笔录中，虽然去慈溪虾塘时虾农将章国华的车钥匙拿走交给赵志恒，但到了慈溪虾塘后，章国华也认可是在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双方进行了协商，虾农和赵志恒、钱某并未对其进行任何人身、财产威胁，其也可以自由上厕所、吃饭。到晚上12点，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赵志恒与章国华和钱某一起返回萧山舍头，途中赵志恒将车钥匙返还给了章国华。借条系从慈溪返回萧山舍头后书写，故虾农将车钥匙拿走、与章国华等人一起去慈溪看虾塘的行为并不能对章国华后来在萧山舍头出具借条的行为产生威胁。凌晨3点左右，到了萧山舍头后，赵志恒、钱某、章国华等人又开始协商赔偿事宜，在公安笔录和整个庭审过程中，章国华均表示并未受到任何人身、财产伤害，而是因为其自己认为对方气势逼人，可能存在危险，故先写欠条再说。根据章国华的陈述，此时为凌晨4点，双方仅协商了一个小时。若章国华坚决不愿承担赔偿责任或认为赵志恒等人存在胁迫行为，按常理应多次提出要求离开或拖延时间，在尝试无果后再行出具借条。但章国华并未如此做，而是直接出具了借条。在协商过程中，双方发生争执是符合常情的，并不能就此认定存在胁迫。在出具借条时，双方已协商好，故是否是他人说章国华写也并不能说明系受胁迫。第二，案涉借条出具时间系2014年9月11日，而章国华称其在2014年9月13日报案，即使是真实的，那么在受到胁迫出具300000元借条后，理应在第一时间报案，而章国华却是在时隔两天后才报案，与常理不符。在公安并未出具任何结果的情况下，章国华亦未及时向法院提起确认该借条无效之诉。故该借条系受胁迫书写的盖然性不大。综上，案涉借条系章国华的真实意思表示，其理应按约支付款项，现章国华没有支付，违反法律规定及双方约定，应承担支付款项及相应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民事责任。现赵志恒已赔偿虾农损失共计235000元，根据赵志恒与章国华的陈述，赔偿数额超过300000元的，超过部分无需章国华负担，少于300000元的，章国华只需赔偿实际数额，故赵志恒要求章国华立即支付款项300000元中的235000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章国华未按约支付款项，给赵志恒造成损失，该损失实际为逾期利息损失，故一审法院确定逾期利息计算方式为自逾期之日起，即自2014年10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章国华支付赵志恒款项235000元及利息损失（自2014年10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暂计至2015年7月31日为10778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赵志恒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受理费6010元，由赵志恒承担1306元，由章国华承担4704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章国华出具的借条载明：“今借赵志恒人民币叁拾万元整，还款期限（贰拾万在九月十七号付清，壹拾万在九月三十号前付清）。……此据借款为买卖肥水膏纠纷赔款，有赵志恒已代付。”该协议上有章国华签名并捺手印。结合赵志恒与章国华在公安机关所做笔录中记载的陈述内容，赵志恒、钱某与章国华在协商过程中确曾有过争执，但尚无有效证据证实章国华出具借条时系受到胁迫。章国华于2014年9月11日出具借条，其称直至三天后的2014年9月13日才电话报警。公安机关接警后对赵志恒、钱某也进行了询问调查，并未认定该二人行为属于胁迫，也未对该二人做出相关处理。且在此之后章国华也未向人民法院起诉撤销该借条，直至赵志恒起诉再就此进行抗辩，故一审法院认为该借条并非系收胁迫书写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据另案生效判决，赵志恒须赔偿虾农损失235000元，原审判决章国华支付赵志恒235000元亦无不当。综上所述，章国华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87元，由章国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文玲审判员  张一文审判员  盛 峰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赖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