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余干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5）干行初字第6号
原告邵某。
委托代理人谌建平，江西民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李望，江西民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告余干县公安局，住所地余干县玉亭镇永安路2号，组织机构代码01479059—2，
法定代表人陈关华，余干县公安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万永杰，余干县公安局法制大队教导员。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白正文，余干县公安局法制大队民警。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原告邵某不服被告余干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本院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4年3月10日中午，原告在余干县古今宾馆楼下遇见朋友张某，应邀前往508号房间休息，后被余干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干警叫醒，才知房内有一人为涉嫌贩卖毒品的杨某。在公安干警的要求下，原告来到公安局办公室做完笔录后就回家了。然而2015年4月16日，原告突然接到余干县纪检监察部门作出的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及行政撤职处分决定书，依据是被告余干县公安局认定原告在2014年3月10日吸食毒品并作出了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2014年3月10日原告只是在房间内休息，并未吸食过毒品，被告未曾对原告进行尿检，却依此认定原告吸毒，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且行政处罚决定书也未送达给原告。原告直到2015年5月5日才收到处罚决定书复印件，其中被处罚人签名、落款时间非原告所签，严重侵犯了原告的知情权和申辩权，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因此，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诉请依法撤销余公（禁）决字（2014）第14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邵某身份证复印件；证据二、余干县纪委（2015）29号文件，余干县监察局（2015）02号文件；证据三、余干县公安局余公（禁）决字（2014）第1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原告在受案后补充二组证据：一是录音整理3份（其中办案民警刘岳松2份，彭国胜一份），录音光盘一份；二是律师询问李某甲笔录一份，李某甲、李某丙证词各一份。
被告辩称，一、该案已过诉讼期限，建议法院驳回其起诉。原告起诉过程中，宣称没有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直到2015年5月5号被告才将处罚决定书复印件交给原告，这是不符合事实的。首先，2014年3月20日，在余干县余公（禁）决字（2014）第14号公安处罚决定书上签字，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和其他行政处理决定，应当在宣告后将决定书当场交付被处理人，并由被处理人在附卷的决定书上签名或者捺指印，即为送达”。其次，被告调取的余干县禁毒大队配合余干县纪检对原告的询问材料反映原告在2014年3月份已经知道公安机关对其进行处罚一事；再次，通过调查原告所提供的证人李某甲、李某乙、李某丙的材料，证明原告知道余干县公安局在2014年3月份对其吸毒行为进行过处罚。由此可见，原告在收到公安处罚决定书后已经知道了该处罚决定书的内容，但没有在规定时间内主张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综合本案，原告并没有在规定的法律期限内向上饶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余干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等于说放弃了自己的诉讼权利，该案已过诉讼期限，故申请法院驳回其起诉。
二、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法律适用准确。2014年3月20日，余干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民警接到举报称有人在余干县古今宾馆508号房间吸毒，民警遂赶往现场，并将现场的邵某、李某甲、李某丙传唤至余干县公安局进行调查。经查明，邵某有以下违法事实：2014年3月10日左右，和李某丙、杨某三人在余干县古今宾馆508房间内吸毒，2014年3月19日，和一外号叫“兵兵”的男子吸食了毒品。以上事实证据确实充分，有邵某本人的供述和申辩材料、公安机关询问证人材料、尿液检测呈阳性的结果、现场检测报告书等证据证实。公安机关在履行了相关法律程序后，依法对进行了处罚。
三、原告对事实认识不清，起诉的事实和理由和事实完全不符。原告提出我公安机关系2014年3月10日在余干县古今宾馆将邵某查获，我公安机关查获等人的时间系2014年3月20日；原告歪曲事实，称未收到我公安机关对其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并称该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的签名、落款时间非自己所签，从该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可以看出该签名流畅，确系原告本人签名且留有指纹清晰可见，落款时间为2014年3月20日，和公安处罚时间一致；原告称该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系2015年5月5日才收到的复印件，这毫无法律依据。2015年5月5日原告到余干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对办案人员谎称该处罚决定书原件丢失，要求办案人员重新给他一份处罚书的复印件，办案人员满足了他的要求，反而成了其没有收到处罚决定书的理由。原告称自己没有做尿检，这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实。办理案件时，我公安机关对的尿液进行了检测，制作了尿检结果照片、现场检测报告书，以上均有本人的签名确认，指纹也清晰可见。
被告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余干县公安局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据二、1.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2.行政处理审批表3.受案登记表4.行政处罚告知笔录5.缴纳罚款票据6.对邵某的违法犯罪记录查询说明；证据三、1、询问邵某第一次笔录2、现场检测报告书3、邵某尿液检测照片4、询问李某丙第一次笔录5、2014年10月16日对邵某吸毒的现场检测报告；证据四、邵某常住人口信息表，证据五、1.询问李某甲笔录2.询问李某乙笔录3.询问笔录；证据六、余干县纪检委对办理邵某案件经过的情况说明；证据七、讯问李某丙笔录。
本院认为，原告邵某在余公（禁）决字（2014）第14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签署了姓名、时间并捺指印，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可以视为已送达。原告否认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被处罚人签名、落款时间系其所签，但在举证期限内未申请笔迹鉴定；其委托代理人认为该处罚决定书确实未送达，原告当日也未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和送达回证上签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必须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和送达回证上签字才视为送达，被告适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认定处罚决定书已送达，系适用法律错误。由于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注明了违法嫌疑人邵某拒绝签字，二办案人刘岳松、王辉签名，并签署时间2014年3月20日，因此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应是合法有效的；至于原告没在送达回证上签收，被告适用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的送达证明方式与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否相悖，由于《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条明确该规定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制定，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法律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系公安部部门规章，因此被告适用此规章送达正确。被告为证明原告起诉已过诉讼期限，还调取了余干县禁毒大队配合余干县纪检对原告的询问材料及证人李某甲、李某乙、李某丙的材料，以证明原告在2014年3月份已经知道公安机关对其进行处罚一事。以上证据是行政处罚作出后调取，但也是被告应原告邵某提出新主张，新证据所调取的，因此可以认定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告2014年3月20日对其作出了行政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因此原告起诉已过诉讼时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邵某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志颖
审 判 员 吴茂长
人民陪审员 徐彩云
二０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林文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