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1民终75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建邺城镇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建邺区集庆门大街36号云河湾花园2幢一单元101室。
法定代表人：吴凯波，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军，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辰菲，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庄维义，男，1941年1月30日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雍太祥，江苏天之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晶宁，江苏天之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庄勤，女，1943年8月28日生，汉族，鼓楼区副食品公司退休工人，住南京市秦淮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金宝（系庄勤丈夫），住南京市秦淮区。
原审被告：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南京市江东中路269号。
法定代表人：闵一峰，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雨石，江苏兢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南京建邺城镇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邺城镇开发）因与被上诉人庄维义、庄勤以及原审被告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建邺区政府）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2016）苏0105民初字24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建邺城镇开发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建邺城镇开发负有解决原告户的拆迁遗留问题的义务没有事实依据。1、上诉人不是被上诉人房屋的折迁人，从没有与被上诉人签订过迁安置补偿协议，事后也没有对被上诉人作出过任何安置补偿的承诺。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亦可证明其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是与“南京市建邺路拓宽改造工程指挥部”所签订，其申请在“建邺路西延止马营39号相毗邻建50平店房”，是经建邺区政府办公室批准同意。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上诉人不是一审适格被告。2、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承继了指挥部与被上诉人的拆迁遗留问题的义务。不应将受委托处理相关问题与对相关问题应承担履行义务，这二个不同的法律责任主体相淆。（1）指挥部不是上诉人成立的“指挥部”，与上诉人是二个不同的单位，没有任何批文或协议要求上诉人代原指挥部履行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的义务。（2）1994年6月，建邺区监察局向上诉人曾发放过一份（94）监建字第1号建议书，要求对庄正儒名下房定性错误进行纠正，向庄维义收回私房作价款3626.24元。该份建议书只是要求上诉人收回私房作价款3626.24元，不能改变拆迁人和责任人。上诉人在改制前属于政府国有房地产开发公司，受政府机关委托处理一些涉及房屋建房建设、拆迁事务也属于正常。二、上诉人有新的证据证明不应承担对被上人履行拆迁安置义务。1、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的经办人，当时不是上诉人公司员工，不是代表上诉人履行职务行为。2、被上诉人提供的产权人“金淑英”面积66.24平，价款3626.64元这份私房收购审批表和“金淑英”私房收购书是虚假的。建邺路211号产权人是庄正儒，只有三间瓦房，面积65.9平方公尺，其中在拆迁前己有3间被原下关法院判决没收。一审中，金淑英没有提供在拆迁前其在建邺路211号有房产66.24平的相关证据，建邺区政府在答辩时亦提出金淑英名下有房产66.24平无证据支撑。三、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在止马营39号相毗邻处建筑面积50平方营业用房办理安置分配手续，但该50平方营业用房仍存在，说明有关部门对其己作了安置，不应由上诉人再为其安置。上诉人公司改制后系民营企业，无权批准其建房，对其己建好的50平方房屋，既无权力，更无义务和能力为其办理安置分配手续。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庄维义辩称：关于止马营50平方米营业用房，是由建邺区政府办公室批给庄维义一家用以经营的，也是拆迁中给予被上诉人商业用房补偿的替代方案，上诉人对该地区的拆迁遗留问题有解决的义务。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庄勤辩称：我们家一共是一百多平方米，除了庄正儒的房屋面积外还有60多平方米，当时房屋拆迁时只有我们一家符合条件，即自己的房屋自己家经营。原来拆迁部门批了一块水西门的地给我们，后来水西门的地块被建邺区政府盖房了，所以又重新批了一块地给我们盖房经营。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建邺区政府述称：上诉人止马营39号50平方米房屋已经安置分配，被上诉人庄维义已经实际拥有该房屋的使用和经营权。因此，一审判决要求再行安置和分配与事实不符，无法予以执行。
庄维义、庄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将××幢103室（预估价值为140.4万元）安置分配给原告并补偿原告132.6万元房屋差价（双方拆迁协议中约定的安置分配房屋与原告实际安置分配房屋的价值差额）。2、判令被告将止马营39号100平方米的门面房（二层楼房占地面积50平方米，预估价值为一层房屋300万元，二层房屋150万元，共计450万元）安置分配给原告。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止马营39号房屋二层50平方米被拆除的建造损失20万元，以及因此造成的营业损失和一层房屋的修缮费3万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坐落本市建邺区建邺路211号房屋（房屋丘号：427007；房屋建筑面积为126.08平方米）系原告父亲庄正儒（庄正儒已于1972年去世）名下房产，其配偶名金淑英（即原告母亲，已于2012年去世），其夫妻二人共生有三名子女，长女庄美萍（已于2017年3月去世），长子庄维义，次女庄勤。1965年庄正儒因犯投机倒把罪，被原南京市下关区人民法院判处3年有期徒刑，同时被判处没收其名下坐落本市建邺区建邺路211号前进瓦房三间（建筑面积为65.9平方公尺）。此后，原告及父母仍居住在建邺路211号房屋内，且金淑英在该地点领有个体户营业执照并经营餐饮。
又查明，为加快原属建邺区建邺路拓宽工程建设，建邺区区委于1990年3月成立“南京市建邺路拓宽改造工程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同年该指挥部依法对建邺路拓宽改造进行拆迁。1990年11月，指挥部分别同原告庄维义（由其代表其母金淑英）签订两份“私房收购书”，即由指挥部对金淑英“名下”的66.24平方米房屋、对庄正儒“名下”的59.84平方米房屋进行收购。收购价款分别为3626.64元和3276.24元。1991年2月12日指挥部与金淑英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一份，约定：“该户系个体饮食户，因拆迁申请在水外大街购买商品门面房一间，经指挥部研究决定同意该户要求购买门面房一处（四十平方左右）单价为1400元/平方米，地点在水外大街北侧“针三”工程以东至北伞巷口地段。待该地段动迁，房屋竣工后办理购买手续。如该地段规划有变更，则应服从指挥部安排向左右推移”；同时约定按原告家庭5人（金淑英、庄维义及其妻子、女儿、儿子）标准发放搬家费、过渡费、附着物补偿费等；同时约定用建邺区茶南工程B10幢103室大套房屋对原告家庭进行公租房安置。后该公租房于1993年1月交付给原告户承租使用，该公租房户籍门牌为××幢103室（该房使用面积为54.4平方米）。后因涉案拆迁指挥部未能在其与金淑英拆迁“协议书”中约定的地点建商业用房，指挥部也未在其它地点安排金淑英按“协议书”约定的价格购买四十平方米左右的门面房，原告为此多次找建邺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求解决购买门面房一事，均未果。1993年4月，原告以其家属生病，家中生活困难为由，向建邺区政府递交“申请报告”一份，要求在原建邺区建邺路西延止马营39号相毗邻的空地处搭建约50平方米店房供原告户临时营业用房使用。同年4月建邺区政府办公室在上述“申请报告”上盖章，并由相关领导批复同意原告户在上述地点搭建两间临时营业用房（面积为45-50平方米），并发临时建筑执照。同年，原告依照建邺区政府办公室要求和规定，自行出资，在与止马营39号相毗邻的空地处建成约50平方米临时营业用房。后原告未经政府相关部门批准，在没有合法建房手续的前提下，又陆续在上述50平方米临时营业用房前后、左右私自建成约300平方米左右、二层楼结构的临时营业用房，由原告对外出租并收取租金。
还查明，因建邺路道路拓宽工程完工，原建邺区区委设立的“南京市建邺路拓宽改造工程指挥部”这一临时机构被取消，有关建邺路拓宽改造遗留问题由建邺区政府交由建邺城镇开发处理。1994年6月，建邺区监察局向建邺城镇开发发出（94）监建字1号建议书，要求纠正在建邺路拓宽改造拆迁过程中，对原建邺路211号前进叁间瓦房(即原下关区人民法院在1965年判决没收庄正儒名下的房产)产权定性错误予以纠正，即将上述房产应定性为公有，并要求由建邺城镇开发向庄维义收回上述房屋被拆除的“私房折价款”3626.24元。同年6月，建邺城镇开发给庄维义“通知”一份，“要求庄维义在同年7月底前将本公司按私房收购所付给你的折价款3626.24元送交本公司茶南指挥部。”后庄维义未按“通知”要求将上述款项退还建邺城镇开发。
又查明，2015年3月，南京市秦淮区朝天宫街道环境整治指挥部向原告发出“拆除出新通知”，同年夏季该指挥部将止马营39号旁由原告私自搭建的临时营业用房（约300平方米）予以拆除，经建邺区政府相关部门与秦淮区政府相关部门沟通，环境整治指挥部暂时未将由建邺区政府办公室在1993年批准原告在止马营39号处搭建的约50平方米的临时营业用房予以拆除。因原告遭遇上述情况，曾于2015年4月以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政府为被告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令建邺区政府安置分配给其房产一套，并赔偿相关损失等。2016年3月，原告以漏列当事人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起诉。后原告又于2016年4月复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鉴于庄勤系金淑英遗产继承人之一，一审法院向其询问是否参加本案诉讼，庄勤向一审法院明确要求以原告身份参加本案诉讼，但其明确表示对庄维义要求的各项经济赔偿不参与，只要求按份继承母亲金淑英的遗产。审理中，一审法院于2016年5月25日与庄美萍（后庄美萍于2017年3月病逝）作有谈话记录，其表示不参加原告庄维义提起的本案诉讼，并表明其若享有权利，则全部赠给庄维义。被告建邺城镇开发应诉后坚持认为，其公司非原告房屋的拆迁人，也未与原告订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要求法院驳回原告对建邺城镇开发的诉请。被告建邺区政府应诉后则认为，原告故意回避被拆迁房屋有部分不具有房屋所有权的事实，原“建邺路拓宽工程指挥部”与原告母亲金淑英签订的“安置补偿协议书”，在现有证据的情况下已得到全面、正确的履行，相关单位并无任何违约情形；且原告诉请已过诉讼时效，并认为建邺区政府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要求法院驳回原告对建邺区政府的诉讼请求。因原、被告三方就原告诉请是否应予支持等问题，意见不一，至本案调解不成。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原“南京市建邺路拓宽改造工程指挥部”依法对建邺路部分地段实施拆迁，除原告父亲庄正儒“名下”所有的65.9平方米房屋不应以私有房屋性质得到私房着价收购补偿外，原告母亲金淑英名下的房屋属被拆迁范围，指挥部就金淑英及原告户的房屋收购、搬家补贴、过渡费的发放、附着物的补偿以及上述人员的公有承租房的安置分配、允许金淑英在建邺区相关地段购置营业用房等问题已达成协议，其后指挥部及建邺区政府相关部门在1993年之前已就上述协议内容部分除允许金淑英购置营业用房一事未及时履行外，其余均已按时正确履行。后金淑英及原告户被安置到建邺区××小区××室公租房内进行居住，该房屋门牌为户籍编号，其户籍门牌虽与“协议书”中约定的房号不一，但“协议书”中房号只是工程编号，原告现承租使用的上述房屋即为“协议书”中约定的安置房，且该房为大套住房，指挥部安置此房给金淑英及原告户承租使用符合南京市相关拆迁政策，指挥部此安置方案合法，故对原告庄维义要求被告建邺城镇开发和建邺区政府向其补偿“协议书”中约定的安置分配房屋与原告实际安置分配房屋的价值差额款132.6万元之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鉴于指挥部在“协议书”中约定的地段未建商业用房，后根据原告的申请建邺区政府已于1993年4月批复同意原告在原建邺区止马营39号相毗邻处自行建成50平方米的商业用房，原告经过批准建成上述房屋，应视为指挥部同原告户将“协议书”中在建邺区相关地段、由金淑英出资购置营业用房的约定作了变通和修改，修改后的上述内容双方均应遵照履行；另原告在上述房屋周边所私自搭建的临时营业用房已于2015年被秦淮区人民政府相关部门作为违建予以拆除，上述50平方米营业用房经建邺区政府与秦淮区政府沟通予以保留，故原告在本案中要求判令两被告将止马营39号毗邻处100平方米的门面房（原告自行估值为450万元）安置分配给原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只在其合法诉请范围内予以支持；另相关违建拆除系秦淮区政府实施，与本案无关，故原告要求两被告赔偿原告因止马营39号房屋二层50平方米房屋被拆除的建造损失20万元，以及因此造成的营业损失和一层房屋的修缮费3万元的要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被告建邺区政府关于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已过诉讼时效之观点，因原告为其家中房屋拆迁遗留问题多年来一直要求建邺区政府相关部门予以解决，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被告建邺区城镇开发关于其不应承担为原告户解决拆迁遗留问题之意见，经查自1994年起被告建邺城镇开发已承继指挥部与原告户的拆迁遗留问题的解决义务，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因被告建邺区城镇开发负有解决原告户拆迁遗留问题之义务，该义务解决与被告建邺区政府无涉，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建邺区政府在本案中承担相应责任之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金淑英、庄正儒夫妻二人生有庄美萍、庄维义和庄勤三子女，因庄正儒、金淑英和庄美萍已先后去世，且庄美萍已表示其继承金淑英的财产份额赠与庄维义，故对庄维义与庄勤在本案中因诉讼所获得的原由金淑英应该获得的相关拆迁权益，应由庄维义和庄勤继承，但其二人各自应继承金淑英财产的份额问题不属本案审理内容，应由其二人另行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六条之规定精神，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南京建邺城镇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内为原告庄维义户、庄勤就坐落南京市秦淮区止马营39号相毗邻处建筑面积50平方米的营业用房办理安置分配手续。二、驳回原告庄维义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4020元，由原告庄维义、被告南京建邺城镇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各负担32010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建邺城镇开发向本院提交了房地产登记声明书、房地产转移变更声明书、南京市政府印发换契存根，证明金淑英在建邺路211号没有房产，金淑英伪造了“南京市房产管理局私房收购审批表”和“南京市房产管理局拆迁私房收购书”，骗取了建邺路拆迁指挥部与其签订拆迁补偿协议。被上诉人庄维义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金淑英没有房产，也不能证明金淑英伪造了证据。被上诉人庄勤同意庄维义的质证意见。原审被告建邺区政府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下文综合论述。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主张其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本院认为，虽然金淑英系与南京市建邺路拓宽改造工程指挥部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书，但因建邺路道路拓宽工程完工，原建邺区区委设立的南京市建邺路拓宽改造工程指挥部这一临时机构已被撤销，根据2014年5月31日建邺区国资房地产企业退出一般商品房开发领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纪要以及上诉人2014年5月13日出具的《拆迁遗留事项预计发生费用的情况说明》，上诉人均承诺对拆迁遗留问题负责到底，并承诺对此后新暴露出的拆迁遗留问题所产生的费用，由其统筹解决，测算的拆迁安置费用由其包干使用（包括但不限于其估算拆迁预留费用所列事项）。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建邺城镇开发具备被告主体资格，负有解决被上诉人的拆迁遗留问题的义务，并无不当。
关于上诉人主张金淑英在建邺路211号没有房产，金淑英伪造了“南京市房产管理局私房收购审批表”和“南京市房产管理局拆迁私房收购书”，骗取了指挥部与其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本院认为，上诉人仅以其查询的建邺路211号无金淑英房产的登记，即认为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金淑英拆迁私房收购书和私房收购审批表是伪造的，依据不充分；且即使金淑英在建邺路211号没有房产，1991年指挥部和金淑英已经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书，此后指挥部对该协议书的内容并未提出异议；1993年建邺区政府办公室在“申请报告”上盖章及领导批复也表明建邺区政府对被上诉人方的拆迁权益予以认可，故上诉人认为不应对被上诉人进行拆迁安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鉴于指挥部未按照拆迁安置协议书在约定地段建成商业用房供被上诉人购买，建邺区政府1993年批复同意被上诉人在原建邺区止马营39号毗邻处自行建成50平方米的商业用房，故双方应根据该批复内容遵照履行，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就止马营39号相毗邻处建筑面积50平方米的营业用房办理安置分配手续，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建邺城镇开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4020元，由上诉人南京建邺城镇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飞鸽
审判员 许云苏
审判员 马 帅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汪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