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苏中商终字第00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晓玉。
委托代理人来云龙，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云明，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昆山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住所地昆山市玉山镇昆城中欣广场2号楼54、55室。
法定代表人沈庆良，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国平，江苏鼎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吕璐，江苏鼎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施惠元。
委托代理人朱强，江苏沉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根林，江苏海联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晓玉、昆山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城建公司）因与施惠元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昆山市人民法院（2012）昆商初字第05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月7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孙晓玉的委托代理人来云龙、李云明，施惠元的委托代理人朱强，城建公司委托代理人王国平、吕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施惠元一审诉称：城建公司在2001年转制成个人出资公司，总股本金为860万元，当时孙晓玉和施惠元约定，在其出资的65万元中，施惠元出资25万元，享受股东权利和义务。在2005年2月26日，孙晓玉向施惠元出具授权委托书，由施惠元直接向城建公司承担义务、享受权利，并得到城建公司同意。现公司已几次增资扩股，从860万元增加至5088万元。2010年1月18日，公司为了把施惠元等人变成显明股东，让孙晓玉和施惠元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工商局据此协议和股东会决议，登记施惠元为显名股东，记出资为25万元。2010年底，城建公司第三次扩股至10088万元，孙晓玉股权为1120万元。2011年12月，城建公司又把注册资本从10088万元减少为5088万元，孙晓玉股权变更为420万元，施惠元仅为25万元。据施惠元了解，城建公司两次增资均没有由股东个人出资，而且各股东仍按原来出资比例分配红利。根据同股同权的原则，施惠元有权要求同比例扩股，扣除已经登记的股权25万元，应增加的股权为147.908万元。孙晓玉侵犯了本应由施惠元享有的股东出资权利，故起诉要求：孙晓玉把其增资部分中147.908万元登记在施惠元名下，城建公司负登记配合责任。一审审理过程中，施惠元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判决在施惠元向孙晓玉返还出资144.908万元后，孙晓玉把在工商登记中的420万元股权中的144.908万元股权登记在施惠元名下，其余诉请未作变更。
孙晓玉一审答辩称：关于施惠元所说的25万元投资并不是事实。孙晓玉系城建公司改制前企业的副经理，在公司改制时享有认购65万元职工股的权利，施惠元提出投入孙晓玉名下25万元以分红利，孙晓玉基于朋友关系同意。但2001年1月11日的协议及2005年2月26日的授权书都约定施惠元仅仅享有内部结算红利的权利。实际上，施惠元也不可能行使其他股东权利，并且施惠元应得的红利也全部结清。关于三次增资，施惠元所称也不是事实，第一次增资孙晓玉实际并没有增加出资，第二及第三次增资孙晓玉分别增加出资528.9637万元和700万元。三次增资都是采用邀请出资的方式，而不是施惠元以为的股东出资平均分摊的方式，三次出资的方法和程序都符合法律以及章程规定，且第三次增资施惠元本人也签字同意。施惠元提到的检察院调查的事不是事实，施惠元也无证据证明。综上，施惠元的诉请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要求予以驳回。
城建公司一审答辩称：城建公司系根据工商局登记的持股比例对登记在册的股东负责，事实上也尽到了相关义务，对施惠元的诉请不能满足。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城建公司在2001年转制成个人出资公司，注册资本为860万元，股东由沈庆良（375万股权）孙晓玉（65万股权）等25位股东组成。孙晓玉与施惠元在2001年达成协议一份，明确施惠元投入孙晓玉名下资金25万元，双方风险共担，红利按照投入资金如实结算。2005年2月26日，孙晓玉出具授权书一份，再次明确其投入公司的股本金其中25万元系施惠元以其名义投资，同时孙晓玉授权施惠元直接向公司结算和承担权利义务，该份协议书由施惠元、孙晓玉及城建公司法定代表人沈庆良签字确认。
2001年10月8日，城建公司股东大会形成决议，公司注册资本由860万元增加至2088万元，增资额均由沈庆良个人出资，该份股东大会决议有全体股东签字，随后城建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2088万元，沈庆良个人出资增加至1603万元。2005年9月18日，城建公司再次形成股东大会决议，增加注册资本，由2088万元增加至5088万元，其中沈庆良出资增加至2346.6087万元，孙晓玉出资增加至593.9637万元，其余部分股东的出资也分别予以了增加，该份股东大会决议由沈庆良、孙晓玉等18位股东签字，随后按照该份股东大会决议，城建公司注册资本及股东出资进行了相应变更。
2010年1月18日，城建公司股东会形成决议，同意孙晓玉在公司占注册资本0.491%的股权即25万元转让给施惠元，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该份决议由全体股东签字。此后，施惠元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被登记为城建公司股东，出资额为25万元。
2010年12月，城建公司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注册资本再次增加，由5088万元增加至10088万元，孙晓玉出资增加至1120万元；2011年11月城建公司又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减少注册资本5000万元，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5088万元，孙晓玉名下出资减少至420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城建公司的增资、减资行为均通过股东会决议，其增资、减资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法院予以确认。施惠元与孙晓玉之间，根据2001年1月11日的协议书以及2005年2月26日的授权书，双方之间系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的关系，其权利义务关系的调整应当依据双方之间的约定或者有关法律规定进行。上述2001年协议书双方约定“风险共担，红利按投入资金如实结算”，2005年授权书明确孙晓玉“投入公司股本金人民币七十万元，其中人民币贰拾伍万元系施惠元同志个人出资以本人名义投资。……由施惠元承担贰拾伍万元人民币的权利和义务，……直接向公司结算和承担权利和义务”。法院认为上述协议可以说明施惠元与孙晓玉之间权利义务的调整应当按照施惠元当时的出资份额25万元进行。孙晓玉的出资及股权份额在公司增资过程中，实际已增加至420万元的股权，该股权份额的增加，系基于其最初与施惠元共同投入公司的65万元股权，在施惠元未增加股权比例的情况下，孙晓玉上述股权的增加，对双方之间的权利享有比例势必产生巨大影响，故从公平原则的角度考虑，施惠元有权按照其与孙晓玉之间最初形成的股权比例同比要求增加其持有股权比例。因施惠元现已变更为城建公司显名股东，上述增加的股权施惠元有权要求直接登记在其名下，施惠元同时应当向孙晓玉支付上述诉请股权的实际出资款项。关于施惠元主张的登记在其名下的股权份额，其诉请计算有误，按照其与孙晓玉最初的股权内部比例（25：40），以及孙晓玉现在持有的城建公司的420万元股权，施惠元有权要求登记在其名下的股权为136.54万元。综上，按照《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的规定，判决：施惠元支付孙晓玉出资款项136.54万元，孙晓玉将其名下昆山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136.54万元股权登记至施惠元名下，昆山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负登记配合责任。上述义务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80元，由孙晓玉负担。
孙晓玉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法院认为孙晓玉股权份额的增加系基于最初与施惠元共同投入的股权，属认定事实错误。2005年2月26日的授权书表明施惠元将股权从孙晓玉的股权中分离，双方独立行使权利义务。在公司增资扩股过程中，孙晓玉以自己的40万股权为基数增加出资，累积取得了420万元的股权，这与施惠元及其股权没有关系，孙晓玉完全独立持有该些股权。2、施惠元不具有公司在职职工的身份，依据相关文件及公司章程，没有资格参加公司的增资扩股，且施惠元历年来将其分红取走而未投资到公司，因此其股权份额始终为25万元，不应有增加。孙晓玉作为公司在职职工，符合增资扩股条件，而且公司增资扩股不是全部股东都认缴，也不是按照最初的出资比例认缴，且施惠元的股权在增资之前就从孙晓玉的股权中分离且独立计算，因此孙晓玉的股权与施惠元无关。3、施惠元通过授权书将股权从孙晓玉的股权中分离后，在2005年至2009年公司十余份分红及增资扩股等文件上，施惠元均签字认可其仅持有25万元股权，认可孙晓玉每期独立增加投资额并取得股权的事实。在2010年1月《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施惠元再一次认可其在孙晓玉名下仅25万元股权，当时也未主张其余股权份额。施惠元的上述行为均表明其认可自己只持有25万元股权，孙晓玉自己出资取得的股权与其无关，现施惠元的诉讼请求与之前的行为相悖，应予驳回。4、基于上述事实，原审判决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依据公平原则判决孙晓玉将部分股权登记至施惠元名下，属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施惠元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施惠元承担。
城建公司上诉称：1、城建公司系转制企业，依据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关于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及昆改发（2000）32号《批复》等文件及转制方案，公司只吸收原有职工投资入股。施惠元并非转制前公司职工，不能投资入股，也不能成为公司股东，而孙晓玉系正式职工，享有参与认购公司股份的权利。因此公司转制时施惠元不可能被允许投资入股。2、施惠元经2010年1月18日股东会决议才成为城建公司合法股东，之前其并非公司合法股东，不具有相关权利及义务。3、城建公司的增减资行为系公司登记股东合法享有的权利，施惠元并不享有其成为股东前的股东权利。4、即使孙晓玉同意将部分股份转让给施惠元，该转让行为也必须经股东会表决通过，且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享有优先受让权，否则城建公司没有权力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因此原审法院无权责令城建公司承担配合登记责任。请求二审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施惠元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施惠元承担。
施惠元二审答辩称：1、出资时施惠元与孙晓玉约定，各自按出资比例享受股东权利和义务，根据同股同权的原则，施惠元有权要求孙晓玉把占有的施惠元配额的股权予以返还。2、施惠元作为隐名股东，仍可按股份比例取得相应的权利，现施惠元已成为显名股东，当股权依法调整后，公司应配合登记，这不影响其他股东的权益。3、授权书的出具是因为孙晓玉拖延支付红利，故由施惠元直接向公司领取，但在孙晓玉股份增加期间施惠元仍是隐名股东。孙晓玉已经出资，这并不影响施惠元应得的权利保护。4、《指导意见》仅为意见，且上面明确股份合作制企业主要由本企业职工个人出资，未排除少量非职工参股，且城建公司在实际操作中也未按上述规定办理，给少部分大股东扩股，扩大了持股差额，违反了《指导意见》中关于职工之间持股数不宜过分悬殊的规定。5、每个股份所对应的权利、资产在企业资产不变的情况下应是相对固定的，在本案中，部分股东通过增资扩股使其股份得到大大的扩张，导致施惠元在内的其他股东的利益受到减损，这是不公平的。综上，一审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维持。
一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2005年2月26日孙晓玉出具的授权书中明确，其投入公司股本金人民币70万元中25万元为施惠元个人出资以孙晓玉名义投资，经其与施惠元协商一致，施惠元出资仍挂在孙晓玉名下，但由施惠元直接与公司财务结算，同时承担25万元的权利和义务，为此特授权施惠元从即日起直接向公司结算和承担权利和义务。孙晓玉与施惠元分别在落款授权人与被授权人一栏签字。沈庆良在该授权书下方记载“财务（科）部请照此办理沈庆良3.1”。
2005年9月18日城建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从2088万元增加至5088万元。该决议中未有施惠元的签字。同年10月19日，昆山公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载明：截止2005年10月9日止，城建公司变更后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5088万元；变更前孙晓玉出资金额为65万元，出资比例为3.11%，变更后出资金额为593.9637万元，出资比例为11.67%。
2010年1月18日城建公司关于部分股东转让公司股权的股东会决议载明，孙晓玉将其部分股份转让给施惠元、李锋等六人，总计转出股份为1739637元，其中转让给施惠元25万元。施惠元在该决议中未有签字。同日，在关于通过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的股东会决议的后附股东签字页中，施惠元予以签字。
2010年12月28日城建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决定增加注册资本5000万元，其中孙晓玉新增认缴出资700万元。在该决议后附股东签字页中，施惠元予以签字。2011年1月8日，昆山公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载明：截止2011年1月7日止，城建公司变更后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10088万元；变更前孙晓玉出资金额为420万元，出资比例为8.255%，变更后出资金额为1120元，出资比例为11.102%。
2011年11月25日城建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决定减少注册资本5000万元，其中孙晓玉减资700万元。在该决议后附股东签字页中，施惠元予以签字并注明“没有理由”。2011年12月16日，昆山公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载明：截止2011年12月16日止，城建公司变更后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5088万元；变更前孙晓玉出资金额为1120元，出资比例为11.102%，变更后出资金额为420万元，出资比例为8.255%。在2011年11月25日修订的章程最后一页，施惠元签字并注明“没有理由，本人反对”。
二审中，孙晓玉提供了如下证据：1、2005年3月至2013年1月城建公司的分红及扩股登记表，用以证明孙晓玉目前的股权420万元都是其个人实际投资形成的，与施惠元无关，且施惠元在历年的表格上签字确认其股权为25万元，其只领取分红而没有增资扩股。2、城建公司于2013年1月18日出具的说明一份，用以证明施惠元只有分红权，不享有扩股权。3、昆改发（2001）29号《关于同意昆山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扩大股本的批复》、城建公司2010年、2005年的章程各一份，用以证明施惠元无权增资扩股。4、2010年1月18日关于城建公司部分股东转让公司股权、通过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的股东会决议各一份及相应的公司章程一份，2010年12月28日的股东会决议及公司章程修正案，2011年1月18日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正案，用以证明施惠元确认其只有25万元的股权，且没有增资扩股的权利。
施惠元质证认为：对证据1、表格上的签字是其签的，但当时签字是为了领取分红并对数额进行确认，关于扩股的情况没有看到，也不知道孙晓玉等其他股东的扩股情况。对证据2，仅是诉讼中的一份文件，不能证明当时的情况。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4上面施惠元签字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签字是隔页的，与其他内容不在一起。
城建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
本院认为：孙晓玉与施惠元于2001年1月协议约定，施惠元投入孙晓玉名下在城建公司的出资金额为25万元，风险共担。2005年2月，双方通过授权书进一步明确，当时孙晓玉在城建公司的股本金70万元中有25万元系施惠元实际出资，该出资挂在孙晓玉名下，但授权施惠元直接与财务结算并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城建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占城建公司过半数股份的股东沈庆良在该授权书上签字予以认可，至此，施惠元的实际出资情况已为城建公司知晓，城建公司也认可施惠元实际享有股东权利承担相应义务，仅工商登记未作相应的变更。2005年9月，城建公司的注册资本从2088万元增加至5088万元，孙晓玉的登记股份也由65万元增加至593.963万元，之后，城建公司的注册资本又经历了增加与减少，现为5088万元，孙晓玉的登记股份也经历了转让、增加与减少，现为420万元。现城建公司注册资本已从2005年2月的2088万元增加至现在的5088万元，施惠元理应同比享有增资扩股权，而施惠元的登记股份仅为25万元，该权利实际被孙晓玉享有并实现，施惠元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因此在施惠元支付孙晓玉相应增资出资款后，城建公司应将相应股份变更登记至施惠元名下，孙晓玉应积极加以配合，以恢复施惠元的增资扩股权利。关于增资数额的计算方式，应按施惠元在2005年2月占城建公司当时注册资本的比例同比增加即3000万＊（25：2088），具体数额为359195元。原审法院按施惠元与孙晓玉最初的出资比例及孙晓玉的现有股份确定施惠元的增资数额，未考虑到孙晓玉的实际增资比例超过了2005年2月其登记股份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也未考虑到孙晓玉曾在2010年1月向施惠元以外的其他人转让过部分股份，因此原审法院该认定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孙晓玉上诉认为其系以40万元股权为基数增加出资，与其上诉提供的扩股登记表及工商登记记载均不符。城建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大股东沈庆良在授权书中对施惠元的实际股东身份予以确认，之后施惠元也部分享有了股东权利，在2010年1月也被工商登记为公司股东，所以城建公司及孙晓玉以施惠元非公司职工为由否认施惠元入股及增资的权利，与城建公司之前的一系列行为相悖，城建公司认为增减资行为仅系公司登记股东合法享有的权利，也无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孙晓玉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数次增资扩股均明确告知施惠元且施惠元明确表述放弃该权利，故其认为施惠元已自认仅持有25万元股权也不能成立。综上，孙晓玉与城建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法院确认的施惠元增资数额及对应的股份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昆山市人民法院（2012）昆商初字第0582号民事判决。
二、施惠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孙晓玉出资款359195元。
三、昆山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自孙晓玉收到上述款项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孙晓玉名下359195元股权变更登记至施惠元名下，对此孙晓玉予以协助。
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孙晓玉负担40元，由昆山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负担4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0元，由孙晓玉负担80元，由昆山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负担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秋荣
代理审判员 管 丰
代理审判员 李晓琼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 诚
附录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六十五条集体所有制的各类公司的管理、按照国家有关公司的法律、法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