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湘01行终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竹生，男，1956年9月1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浏阳市。
委托代理人罗谦（系罗竹生之子），男，1985年2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址同上。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浏阳市关口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浏阳市道吾东路。
负责人黄琦，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世友，系浏阳市关口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贝晓玲，湖南浏阳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罗竹生因与被上诉人浏阳市关口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为关口街道）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2017）湘0181行初5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1日立案受理。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因长兴片区10、11号统征开发用地的需要，在征收范围内，有罗竹生室外生产用房及室外设施需要拆迁。2017年5月11日，拆迁方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与被拆迁方罗竹生签订了2份《室外设施补偿协议》，协议约定，拆除罗竹生室外生产用房71.1平方米及室外设施，分别补偿100720元、8640元。约定协议签订后，罗竹生须自行拆除室外生产用房及室外设施腾出土地交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罗竹生自行拆除室外生产用房及室外设施后，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经验收合格开具拆除验收单，并一次性将室外生产用房及室外设施补偿款直接拨付到罗竹生账户。房屋拆除后，罗竹生在征收土地青苗、苗木、花卉、生产设施补偿表上签字确认并领取了补偿款项。罗竹生认为浏阳市关口街道办事处强行拆除其房屋违法，遂向本院提起诉讼。
原审认为：本案争执焦点是拆除房屋行为是否合法。从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与罗竹生签订的《室外设施补偿协议》来看，明确了协议签订后应自行拆除室外设施，经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验收合格并开具拆除验收单后，再领取补偿款。本案中，罗竹生签订上述协议后，按照协议约定自行拆除了室外设施，并领取了补偿款项。故罗竹生称其签订的《室外设施补偿协议》是受到威胁、强迫所签，且其房屋系浏阳市关口街道办事处强行拆除的理由，与事实、证据不符，该院不予采信。罗竹生要求确认浏阳市关口街道办事处拆迁行政行为违法及赔偿经济损失的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罗竹生提出对责任人给予处分，因该请求不属于行政审判权限范围，该院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三）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罗竹生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罗竹生负担。
罗竹生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采信错误，对被上诉人行政行为是否违法错误判断，包庇被上诉人。1、一审对于“罗竹生提交的证据1、2、5不予采信，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及继承问题不是本案审理范围”的认证意见错误。首先，罗竹生之子在一审庭审时要求提交上述证据加盖相关部门公章的原件被一审审判长制止。其次，不能因为涉案房屋产权及继承问题不是本案审理范围而否定证据的真实性。第三，上述证据不仅能证明涉案房屋的产权及继承问题，更能证明被上诉人制造伪证逼迁协议；2、一审对于罗竹生证据4的“对证据4予以采信，证明信访及回复的事实”的认证意见避实就虚，掩盖了被上诉人承认与上诉人进行协商和开展相关调查的行政行为，但又不承认实施任何行政行为的前后矛盾之处；3、一审对于罗竹生证据6以及关口街道证据2的认证意见故意忽略被上诉人的行政违法行为。首先罗竹生的证据6从合同名义和内容上均证明拆迁仅针对室外设施作出的补偿。其次被上诉人没有归还上诉人证据6原件属违法行政行为。被上诉人未补偿上诉人继承的主屋属滥用职权，侵占他人财产的违法犯罪行为，应移送检察院查处；4、一审不予采信视频（2）、（3）、（4）、（5）、（7）、（8）、（9）没有说明理由，我方不予认同；5、一审不予采信音频（10）错误，该证据属于合法证据，且罗贤初没有出庭，法院也没有出示传票，违反程序法律；6、一审判决对罗竹生证据8的认证意见没有事实依据。涉案房屋已经纳入城市规划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应该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货币补偿方式应当参照当地同地段房屋基准价。结合涉案房高激光测试仪测量的房高5.95米、同地段奥园广场商品房价格以及土地使用证面积135.6㎡的情况，可知房屋补偿费至少为135.6万。对于被上诉人行政违法导致上诉人人身伤害赔偿、财产损失赔偿在证据8中有详细说明，一审法院却故意忽视；7、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的认证意见与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3、4的认证意见前后矛盾，相关证据均说涉案房屋不属于罗竹生。此外，还有对被上诉人故意混淆是非、伪造证据的行为姑息纵容；8、一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证据2、3、4的认证意见错误。其一，被上诉人提供的室外设施补偿协议原件与其提供给上诉人复印件不一致，复印件第一页上手写有曾海龙、罗某、黄某名字字样。其二，上诉人提供的视频音频证据都可以证明关口街道是该行政区域内行使行政拆迁权力的机构，并且做出了拆迁的行政行为。其三适用法律错误，涉案房屋属于集体土地房屋而非国有土地上房屋，虽有法律规定纳入国有规划的土地参照国有土地房屋价格进行赔偿，但是是针对价格而不是拆迁主体，一审法院在合法行政拆迁权力机构的判断上错误采信被上诉人的意见，并且，能不能做出拆迁行政行为和有没有做出拆迁行政行为是两码事，有没有做出拆迁行政行为应以事实为依据。
二、一审对伪证欺诈错误判断，对被上诉人行政行为是否违法错误判断，包庇被上诉人。1、程飞的报告、结婚申请书、常住人口登记表、居委会结婚证明是伪造的，被上诉人伪造证据诈骗上诉人属于行政行为违法。其一，一审书记员故意漏记曾海龙承认送予程飞伪造报告给上诉人的事实。其二，伪造证据欺诈罗竹生称房屋归他人所有；2、伪造证据（继承证明），被上诉人伪造一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后，被上诉人代理律师却说是上诉人提供，并要证明涉案房非上诉人所有。上诉人当庭指出上面缺少相关公章。3、伪造室外设施补偿协议复印件。
三、一审故意漏记开庭笔录，包庇被上诉人，并禁止上诉人要求补充，多次制止上诉人辩论。书记员故意漏记了笔录第12页第8行、第12-15行的部分内容，上诉人在庭审中要求出示相关原件、作出解释、说明依据等均被审判长制止，禁止阅读被上诉人代理人和审判人员笔录，不允许补充笔录。
四、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对被上诉人行政行为是否违法判断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包庇被上诉人。1、原审认定2017年5月11日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与罗竹生签订两份室外设施补偿协议与事实不符，相关视频证据可以证明协议上没有签时间。2017年5月2日的音频可以证明涉案房屋在2017年5月11日前就已经被强拆；2、一审法院认定“罗竹生自行拆除室外生产用房及室外设施后，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经验收合格开具拆除验收单”事实错误。一审上述认定意见没有证据，且2017年5月2日的音频可以证明房屋是被强拆的；3、一审法院认定“罗竹生在征收土地青苗，苗木等生产设施补偿上签字后并领取了补偿款项。罗竹生认为浏阳关口街道办事处强行拆迁其房屋违法，遂向法院起诉”属事实错误。音频证据（7）证明强拆，青苗设施补偿与强拆无关；4、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有误；5、一审法院认定“罗竹生签订了上述协议后，按照协议约定自行拆除了室外设施，并领取了补偿款项。故罗竹生称签订《室外设施补偿协议》受到威胁、强迫所签，其房屋系浏阳市关口街道办事处强行拆除的理由与事实证据不符”事实错误。罗竹生提交的视频证据（9）证明存在恐吓、威胁，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主张与事实、证据不符，但没有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给予说明；6、一审法院认定“罗竹生要求确认浏阳市关口街道办事处拆迁行政行为违法及赔偿经济损失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罗竹生提出对责任人给予处分，因该请求不属于行政审判权限范围，本院亦不予支持”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应该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货币补偿方式应当参照当地同地段房屋基准价。结合涉案房屋激光测试仪测量的房高5.95米、同地段奥园广场商品房价格以及土地使用证面积135.6㎡的情况，可知房屋补偿费至少为135.6万。根据《浏阳市征地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规定，罗来煌及吴四英2人货币安置费41.6万，周转费、搬迁费、装修补偿费共22万，再加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对被上诉人的罚款0.8万，以上共计200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第四条规定财产损失4.8万，误工费25.2万元，共计30万。
五、一审判决程序违法。1、一审没有通知证人罗某、黄某出庭，未通知程飞、罗贤初出庭；2、一审被上诉人方代理人与一审法院书记员互加微信；3、将曾海龙这一本案被上诉人相关责任人列为诉讼代理人，未经上诉人同意，将本案被上诉人责任人陈世友改为刘学辉；4、曾海龙以上厕所为名破坏庭审纪律，一审法院未制止，且未继续向曾海龙追问为何要和上诉人签订室外设施补偿协议这一关键问题。5、一审书记员故意漏记开庭笔录，审判人员滥用职权制止上诉人查看和补充。
综上，上诉人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直接依法改判；2、被上诉人相关责任人陈世友、曾海龙等人，涉嫌渎职侵权贪污犯罪，应依法移送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查处；3、原审审判长魏晓玲、审判员黄卫国、陪审员唐文波及书记员黎萍滥用职权包庇违法犯罪，应依法移送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查处；4、依法判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房屋赔偿200万元，人身伤害赔偿10万元，财产损失30万元；5、被上诉人提供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批准文件、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存款证明文件、拆迁目的文件给上诉人；6、被上诉人提供搬迁协议原件、房屋交接协议原件、房屋补偿协议原件给上诉人；7、被上诉人归还上诉人室外设施补偿协议原件；8、被上诉人提供签订室外设施补偿协议的全程视频录像给上诉人，同时在法庭审理时公开；9、注销贝晓玲律师的律师资格证和律师执业证；10、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关口街道答辩称：上诉人上诉的第2、3、5、6、7、8、9项请求不属于行政案件的管理范围。1、4、10项上诉请求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具体理由是一审已经查明的事实，一审程序没有违法的地方，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无异。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第五条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本案中，罗竹生在一审中向关口街道提出赔偿请求，主要涉及强制拆除涉案房屋以及强迫签订房屋补偿协议造成的人身伤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房屋和其他财产损失。但从本案双方举证的情况来看，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强制拆除房屋行为以及强迫签订房屋补偿协议行为存在，罗竹生代理人在本院询问时，亦未能就其主张强制拆除行为过程形成完整、具体的描述，不能确认罗竹生所主张赔偿所针对的行政行为存在，其赔偿请求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
此外，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其他问题。
1、上诉人在本案二审上诉状中，增加提出了2、3、9项上诉请求，认为被上诉人相关工作人员、诉讼代理人及原审法院工作人员存在违法行为，请求移送相关部门查处的问题。本院审查后认为，上诉人二审增加提出的上述上诉请求不属于诉讼请求，也未提供相关问题线索，故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2、上诉人在本案二审上诉状中，增加提出了5、6、7、8项上诉请求，要求被上诉人提供涉案征地项目相关审批文件及搬迁协议、房屋交接协议、房屋补偿协议原件给上诉人，并归还室外设施补偿协议原件及订立该协议的全程视频录像并在法庭公开。本院审查后认为，上诉人二审增加提出的上述上诉请求不属于诉讼请求，对于上诉人提出上述要求的意见，本院作为其辩论及质证意见予以审查。
3、关于上诉人提出原审法院未通知证人出庭问题。本院审查后认为，上诉人上述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当事人双方在一审期间均未向原审法院申请证人出庭，本院对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罗竹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罗竹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贺元芳
审 判 员 陈蔚宇
代理审判员 董强强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刘朋飞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