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太仆寺旗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内2527民初1021号
原告：刘忠，男，1955年6月10日出生，汉族，原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锡林郭勒电业局太仆寺供电分局电工，内蒙古自治区人，现住内蒙古自治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继有，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锡林郭勒电业局太仆寺供电分局，住所地太仆寺旗宝昌镇。
法定代表人：刘喜龙，该分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作魁，该分局法律顾问。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斌，该分局副局长。
被告：锡林郭勒盟虹桥劳务派遣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锡林浩特市额办阿日嘎朗图街209商铺。
法定代表人：伊向东，该公司总经理。
原告刘忠与被告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锡林郭勒电业局太仆寺供电分局（以下简称”太旗供电分局”）、被告锡林郭勒盟虹桥劳务派遣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虹桥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继有，被告太旗供电分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作魁、被告虹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伊向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太旗供电分局单方解除与刘忠的劳务关系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即无效行为；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太旗供电分局、虹桥公司继续履行与刘忠订立的劳动合同、劳务合同中二被告未履行义务部分，即补发从2010年12月至刘忠退休之日（2015年6月10日）止期间的最低生活保障工资，补交此期间的医疗保险费用及滞纳金，退付此期间刘忠自己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3、请求人民法院判决因被告太旗供电分局强行解除与刘忠的劳务合同，其二被告互为连带赔偿刘忠双倍经济补偿金（刘忠2010年的平均工资或2010年地区最低工资标准×22个月）；4、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虹桥公司对刘忠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损失包括刘忠被太旗供电分局单方解除合同起至其退休之日（2015年6月10日）止期间的工资全部项，已交的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应领取的失业金和被单方解聘前一个月的工资。事实和理由：1992年起，原告刘忠在内蒙古自治区太仆寺旗原千斤沟乡电管站从事电工工作。2000年，原太旗供电分局因电网合并，实施电业统一管理及进行农网改造，收回各乡电业所的财产及各乡镇苏木的电工，统一建立职工档案。从此，刘忠同其他乡镇电管所职工成为太旗供电分局的职工，双方在被告太旗供电分局的主导下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但是，此《劳动合同》形式上是一式两份，但被告太旗供电分局自始至终未将刘忠应执的一份合同文本交付刘忠手中。2007年，被告太旗供电分局为规避劳动法等法律责任以及劳动用工风险，被告虹桥公司为其公司经济利益，二被告联手采取欺骗、压迫等手段迫使农电工与其签订劳动、劳务等合同。在此两份合同的基础上，被告太旗供电分局成了用工单位，被告虹桥公司成了用人单位。两份合同自始至终也未将原告刘忠应执的合同文本交付刘忠。到了2010年年底，刘忠去太旗供电分局领工资，被告太旗供电分局会计告知，太旗供电分局不再给其发放工资。从此，原告走上了一条信访、申诉之路，期间刘忠找了主管、行政等部门。2016年9月8日，太旗供电分局给了一份《关于劳务派遣工信访情况的答复》，答复内容是不支持刘忠等人的诉求。综上所述，原告刘忠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被被告侵害，将被告诉讼到太旗法院，请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全部请求。
被告太旗供电分局辩称，一、太旗供电分局及虹桥公司与刘忠的法律关系应当明确。第一，太旗供电分局的前身是太仆寺旗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太仆寺旗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前身是太仆寺旗农电局，这是由电力系统改革发生的变化。第二，在2007年12月份之前，刘忠作为农村电工从事农村用电的抄表收费和低压线路维护等辅助性工作，平时在家务农，有事临时通知和按规定每月定期抄表收费，属于亦工亦农形式，由当时的太旗农电局进行管理。第三，为规范劳动用工关系，太旗农电局在2007年12月份与刘忠签订了《终止事实劳动关系协议》，并经锡盟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鉴证备案。此后，刘忠的用工方式转为劳务派遣工。2007年12月至2010年底由虹桥公司与太旗农电局签订《劳务派遣协议书》，刘忠与虹桥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太旗供电分局作为用工单位指定劳务派遣工刘忠实施农村查表、收费、维护等辅助性工作。可以看出太旗供电分局是用工单位，虹桥公司与刘忠系劳动法律关系。二、太旗供电分局是按照《劳务派遣协议》、《上岗责任协议书》的约定将不符合用工条件的刘忠退回虹桥公司，是否解除劳动关系与太旗供电分局无关。按照太旗供电分局与虹桥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书》对劳务派遣人员所要达到的用工条件进行明确约定，其中条件之一就是”满18周岁至55周岁之间”，只有在这个年龄段的人员才能被派遣至太旗供电分局工作。符合用工条件的劳务派遣工在上岗之前还与太旗供电分局签订了《上岗责任协议书》，对劳务派遣工的上岗条件进行明确约定，即”年龄在18周岁至55周岁之间”，太旗供电分局按照刘忠的身份证信息确认的时间将其退回劳务派遣公司，不存在违法退回的情形，且退回劳务派遣工与是否解除劳动关系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三、本案中原告刘忠要求太旗供电分局与虹桥公司对其要求的双倍经济赔偿金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已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决定》进行修改，第九十二条修改为：”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违反本法有关劳务派遣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以每人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对劳务派遣单位，吊销其劳务派遣业务经营许可证。用工单位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此可见，用工单位、劳务派遣单位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是”用工单位给被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而太旗供电分局是按照《劳务派遣协议》、《上岗责任协议书》的约定将不符合用工条件的原告等人退回劳务派遣公司，不存在损害被派遣劳动者人身、财产权益的情形。四、仲裁时效的问题。《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的仲裁时效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刘忠在2010年12月被停发工资，其在法定仲裁时效一年内并未主张权利，因此劳动仲裁委不予受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刘忠所诉请求与太旗供电分局无关，太旗供电分局在本案中无过错，不存在侵害劳务派遣人员人身、财产权益的违法行为，在本案中不应承担民事责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太旗供电分局的所有诉讼请求。
被告虹桥公司辩称，一、刘忠于2008年1月与我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于2010年12月劳动合同期满后没有再续签，合同期限内我公司未有任何违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规定的问题。刘忠未在有效的仲裁和诉讼期内向我公司提出诉讼请求，现合同期满已过4年，早已超出了仲裁和诉讼时效期，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关于原告诉状中的几点说辞，答辩如下：1、我公司没有与太旗供电分局”联合采取欺骗、压迫等手段，迫使农电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劳务合同”。如果原告主张，原告应出具相应的证据。2、我公司与原告刘忠签订的劳动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责任均进行了约定，并不是原告起诉状所述的只有农电工的责任和义务而没有我公司的责任和义务。3、关于原告在诉状中所述的在原告上访、申诉期间找过我公司属原告编造，原告从未找过我公司反映情况，原告主张找过我公司，应举证证明。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原告刘忠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有：太旗供电分局于2016年9月8日出具的《关于劳务派遣工信访情况的答复》一份，证明刘忠已向太旗供电分局主张了自己的权利，其诉求并未超过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
被告太旗供电分局的质证意见为：原告提交的证据恰好证明太旗供电分局是在2016年8月1日收到的信访材料，原告有效的仲裁期限应在2010年12月-2011年12月内，原告的诉求仲裁时效已超5年之久。
被告虹桥公司的质证意见与太旗供电分局的质证意见一样。
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认证意见为：证据具有真实性，但与原告的诉求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太旗供电分局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1、太旗供电分局与虹桥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书》两份，协议期限分别为2007年12月26日至2008年12月25日和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证明太旗供电分局与虹桥公司建立了劳务派遣关系，太旗供电分局作为用工单位在该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原告刘忠等农电工上岗条件是年龄在18周岁至55周岁之间的派遣人员，达到55周岁的供电分局可以将其退回派遣公司；2、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的身份及年龄；3、太旗供电分局与刘忠签订的《终止事实劳动关系协议书》一份，证明刘忠与太旗供电分局在2007年12月26日已终止了劳动关系；4、太旗供电分局与刘忠签订的《岗位责任协议书》一份，证明该协议明确约定刘忠的上岗年龄上限为55周岁，太旗供电分局退回刘忠是有依据的，是双方同意后签字确认的，不存在违法单方解除的问题。
原告刘忠的质证意见为：太旗供电分局提交的证据1是被告太旗供电分局与虹桥公司之间的事情，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3、证据4中的姓名均为原告本人签字，但协议内容并没有完全向原告刘忠等人明示，太旗供电分局也没有将两份协议交给刘忠本人，两份协议不具备合法性。
被告虹桥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太旗供电分局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本院认证意见为：对太旗供电分局提交的4份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对4份证据要证明的问题，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虹桥公司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太旗供电分局前身名称是太仆寺旗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太仆寺旗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前身名称是太仆寺旗农电局。2007年12月26日前，原告刘忠在太旗供电分局从事电工工作。2007年12月26日，太旗供电分局与原告刘忠签订了《终止事实劳动关系协议书》，约定甲方（太仆寺旗农电局）乙方（刘忠）存续的事实劳动关系，经双方协商一致，于2007年12月26日事实劳动关系的权利和义务终止。乙方自愿到锡盟虹桥劳务派遣中心（锡林郭勒盟虹桥劳务派遣有限责任公司前身）工作，并派遣到太旗供电分局工作。2007年12月26日，锡林郭勒盟虹桥劳务派遣中心与太旗供电分局签订了《劳务派遣协议》，约定从2007年12月26日起包括刘忠在内的122名劳务人员到太旗供电分局工作。2010年12月，太旗供电分局按照《岗位责任协议书》约定，以刘忠年满55周岁为由退回虹桥公司。从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刘忠与锡林郭勒盟虹桥劳务派遣中心签订了《劳动合同》，按照合同约定，刘忠作为该中心的劳务派遣人员，被派遣到太旗供电分局工作，一直到2010年12月合同期满，刘忠与该中心未续订《劳动合同》。2016年8月1日，刘忠等23人向太旗供电分局提交了上访材料，2016年9月8日，太旗供电分局作出了《关于劳务派遣工信访情况的答复》,答复内容之一是太旗供电分局终止了与刘忠的劳务关系，不再与刘忠签订上岗协议。
2016年11月15日，原告刘忠向锡林郭勒盟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申请（被申请人为：太旗供电分局、虹桥公司、锡林郭勒盟竭诚人才劳务派遣有限责任公司），当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了锡劳人不仲字（2016）62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刘忠仲裁请求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为由不予受理。
本院认为，第一，2007年12月26日，太旗供电分局与刘忠签订了《终止事实劳动关系协议书》，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2008年1月原告刘忠与被告锡盟虹桥劳务派遣中心签订《劳动合同》，锡盟虹桥劳务派遣中心与被告太仆寺旗农电局签订《劳务派遣协议》，协议约定从2007年12月26日起包括原告刘忠在内的122名劳务人员到太旗供电分局工作。至此，原告刘忠与被告虹桥公司成立劳动关系，原告刘忠与被告太旗供电分局成立劳务关系。原告刘忠诉称被告太旗供电分局、虹桥公司联手采取压迫等手段迫使其签订上述劳动、劳务合同，二被告行为违法，原告对该主张因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原告刘忠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告的工资、社会保险金等应向虹桥公司主张。第二，从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原告刘忠与被告虹桥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按合同约定，原告刘忠作为该公司的劳务派遣人员，被派遣到太旗供电分局工作，一直到2010年12月31日合同期满，原告刘忠与虹桥公司未续订《劳动合同》，原告刘忠工资被停发。原告刘忠请求保护权利的期限应从2010年12月31日起向有关部门提出，然而原告提供的《关于劳务派遣工信访情况的答复》证实其2016年8月1日向太旗供电分局信访，2016年9月8日太旗供电分局作出答复，原告刘忠的主张已超过法定时效。原告刘忠在诉讼中主张从停发工资后一直在有关部门信访申诉，二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原告刘忠也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时效中止或中断，本院对原告刘忠的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忠对被告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锡林郭勒电业局太仆寺供电分局、被告锡林郭勒盟虹桥劳务派遣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0元（原告已预交），减半收取5.00元，由原告刘忠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徐景明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张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