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云05民终5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礼标，男，1965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保山市隆阳区人，住隆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左文明、张艳，云南吉昌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麻宽（系死者余有平妻子），女，1981年11月5日出生，景颇族，保山市隆阳区人，住隆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段付珍（系死者余有平母亲），女，1955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保山市隆阳区人，住隆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某1（系死者余有平之女），女，2009年5月11日出生，景颇族，保山市隆阳区人，住隆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某2（系死者余有平之子），男，2003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保山市隆阳区人，住隆阳区。
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华云朵，隆阳区永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杨礼标因与被上诉人麻宽、段付珍、余某1、余某2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2018）云0502民初5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礼标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被上�人的诉讼请求，并判决被上诉人返还其多支付的60000元。理由是：一、原判程序违法。1、原判以“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立案，却按“合同纠纷”判决，剥夺了上诉人的举证权。2、原审原告要求支付经济损失173141.50元，是给付之诉，没有要求确认合同效力，原审违背“不告不理”原则。3、即使以合同纠纷判决，应按合同纠纷立案、审理，原审与立案案由不符。二、《2015隆龙交调字第12号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协议书》不合法，不应作为判案依据。1、2015年3月4日调解协议内容是杨礼标支付6万元后，剩余部分由保险支付，余有平家属领取，多少金额与杨礼标无关。后被上诉人的亲戚杨朝华说认识保险公司的人，为让保险公司多进行理赔，双方于2015年6月29日又重新签订了一份协议，�不满60岁的段付珍赡养费及精神损失费30000元列入其中，导致保险公司不按协议理赔。被上诉人领取了保险公司赔偿的200012元，收取了上诉人的60000元，合计260012元，双方纠纷已经终结。2、调解协议未按同等责任划分赔偿比例，对上诉人不公。三、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应以“事故认定书”为处理依据，交警认定事故原因是杨礼标、余有平承担事故同等责任，但原判对责任划分只字不提。2、原判对2015年3月4日的调解事实未予查明。3、原判对保险公司赔款200012元包含的费用未予查明。4、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赔款应先归于投保人，而不是直接赔给受损失人。5、保险公司是按各50%责任分担理赔，并对段付珍赡养费及精神损失费未予理赔，原审未查明认定。四、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麻宽、段付珍、余某1、余某2答辩称：1、被上诉人是以双方达成的协议起诉，一审确定的案由不影响其依照合同向上诉人主张权利。2、双方为赔偿事宜进行多次磋商，最后达成了2015年6月29日的协议，该协议已替代2015年3月4日的协议，应作为定案依据。3、一审时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龙泉法律服务所出具的证明，证明被上诉人多次向杨礼标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已中断。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原告麻宽、段付珍、余某1、余某2一审诉讼请求是：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履行（2015）隆龙调字12号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协议书，赔偿四原告各项经济损失173141.5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的本案事实是：2015�3月2日，被告驾驶云Ｍ×××××号轻型仓栅式货车沿沙丙线由隆阳城区往瓦度方向行驶，23时00分许,至隆阳区米时，与对向行驶的余有平所骑行的电动三轮车先相撞,后又与对向驶来的杨金勇驾驶的云Ｍ×××××号轻型普通货车相撞。造成余有平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2015年3月3日13时10分死亡,三车不同程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2015年6月29日，双方经隆阳区龙泉法律服务所主持达成调解协议，双方约定：死者余有平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费用合计433153.50元，由杨礼标全部承担支付。被告于2015年3月4日、3月6日分别支付30000元，合计60000元后，剩余373153.50元待保险公司保险报销后一次性付清。2015年8月26日，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直接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200012元。之后，被告未按协议履行义务。2018年1月26日，四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按照协议赔偿各项经济损失173141.50元。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法律保护。被告杨礼标与余有平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余有平死亡的后果，事故给四原告造成的损失，应得到民事赔偿。原告麻宽、段付珍就经济赔偿与被告杨礼标在龙泉法律服务所主持下达成协议，该协议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义务人应严格依照协议履行义务。故对原告主张被告按照协议予以赔偿的请求予以支持。对于被告主张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被告对协议内容有误解和协议部分违法的辩解主张，原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根据法律适用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项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的该项内容所取代，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故被告关于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能成立；对于被告的其余辩解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被告没有提供辩解主张成立的相关证据，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原审判决如下：由被告杨礼标赔偿原告麻宽、段付珍、余某1、余某2各项经济损失173141.5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付清。
二审中，除上诉人认为一审遗漏认定当事人曾于2015年3月4日达成调解协议的事实外，双方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无异议，本院对双方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归纳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是：1、《2015隆龙交调字第12号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协议书》是否能成为判案依据？2、本案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上诉人杨礼标二审向本院提交双方2015年3月4日调解协议一份，证明双方达成的协议内容是由杨礼标支付10万元，余款19万余元由保险公司赔付。后杨礼标受杨朝华误导签订了2015年6月29日协议，交警部门及保险公司均以2015年3月4日协议存档，即使按协议履行，也应以3月4日的协议为定案依据。
被上诉人对双方于2015年3月4日达成协议的事实予以认可，但认为双方进行了多次磋商，应按最后达成的协议履行，对杨礼标的证明观点不认可。
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龙泉法律服务所《证明》一份，证明其曾多次向杨礼标主张债权，诉讼时效中断。
上诉人质证认为，其未曾接到过上诉人或龙泉法律服务所主张债权的电话，该证明内容不真实，其不认可。
本院认为，双方2015年3月4日达成的协议各方当事人无异议，本院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该协议并不妨碍双方在此后达成新的协议，故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龙泉法律服务所是主持双方调解的单位，与双方当事人并无利害关系，本院对其出具的《证明》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当事人双方在有关部门主持下，分别于2015年3月4日及2015年6月29日达成《2015隆龙交调字第12号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协议书》，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故双方2015年6月29日签订的协议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上诉人认为该协议受杨朝华误导，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无证据证实，且受欺诈或显失公平的合同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申请变更或者撤销，但自杨礼标于2015年3月4日、3月6日分别支付60000元，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8月26日支付被上诉人200012元后，杨礼标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至今没有行使撤销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其撤销权已经消灭，杨礼标主张该协议不应成为定案依据的理由不成立。
关于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将诉讼时效期间调整为三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诉讼时效的指导意见，诉讼时效在2017年9月30日以前届满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两年诉讼时效的规定，诉讼时效在2017年10月1日以后届满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三年时效的规定。本案自保险公司2015年8月26日支付被上诉人200012元起算，诉讼时效于2017年8月26日届满，但龙泉法律服务所出具的《证明》证实被上诉人在此期间曾多次向杨礼标主张债权，诉讼时效发生中断，应从被上诉人最后一次主张债权的2017年10月开始计算诉讼时效，被上诉人于2018年1月26日提起诉讼，故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63元，由上诉人杨礼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明
审判员 张 燕
审判员 茶晓皎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王山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