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粤01民终1150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邓尊，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花都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华美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
法定代表人：刘小红。
委托代理人：王晋，系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唐东燕，系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州市盛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
法定代表人：周岳强。
上诉人邓尊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华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美公司）、广州市盛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驰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5）穗花法民二初字第203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华美公司委托王晋以黄某涉嫌犯罪，挪用和侵吞公司资产，并骗取华美公司新股东朱伟强财物等为由向广州市公安局举报，广州市公安局已于2014年5月30日出具《立案告知书》告知其决定立案侦查。
华美公司委托王晋以黄永权涉嫌挪用资金犯罪为由向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举报，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已于2014年9月5日出具《立案告知书》告知其决定立案侦查。
邓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解除邓尊与华美公司之间2010年12月19日的《抵押借款协议》（标的额为1017270元）及2011年10月10日《补充协议》（标的额为600000元）；2、判令华美公司向邓尊返还购房款1017270元；3、判令华美公司立即向邓尊赔偿可得利益损失5226330元；4、判令华美公司赔偿邓尊两个车位价值损失30万元；5、判令华美公司赔偿邓尊两套房屋的装修损失价值30万元；6、判令盛某公司对华美公司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7、判令本案诉讼费由华美公司、盛某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本案相关人员因涉嫌经济犯罪被立案侦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的规定，因本案可能涉嫌经济犯罪，需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故法院对邓尊的起诉予以驳回。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以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二）项的规定，作出裁定：驳回邓尊的起诉。
邓尊不服上述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本案的基本事实。华美公司名下拥有位于花都区新华镇新华路192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证号为花国用(2004)第720153号】，该公司从2007年初开始在该地块上开发“碧海明珠花园”(又名“水岸花城”)商品房住宅项目。2007年4月11日，邓尊与华美公司达成协议，邓尊以每平方米3000元的价格购买水岸花城面积156.09平方米的商品房一套，并一次性付清房款。2010年12月29日，华美公司第二次对外预售该项目房屋，邓尊又按每平方米4500元的价格购买一套面积122平方米的房屋。同时，邓尊与华美公司就前后两套房屋预售事宜统一签署了《借款抵押房屋协议》，邓尊按照约定全部支付借款1017270元，所有付款都有银行转账记录为证，而华美公司也出具收据给邓尊，确认了已收到款项的事实。而后因华美公司未能按时交付商品房，邓尊与其于2011年10月10日签署《补充协议》，约定房屋交付时间延至2013年8月底，第二套122平方米房屋面积应增加至156.09平方米，并且华美公司向邓尊提供两个地下停车位及该两套房屋的标准装修，作为迟延交付房屋的补偿。但华美公司至今未按协议履行交付房屋的义务，从而直接导致了本案的诉讼。二、华美公司前、后股东之间的纠纷，属于公司内部事务，与公司的外部合同相对方没有丝毫关系，不应当影响合同的效力，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认为本案可能涉嫌经济犯罪，需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对邓尊的起诉予以驳回，使邓尊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一审法院的上述裁定，实际上完全采信了华美公司的主张。该公司在庭审中称，由于为其经手本案系争合同的前任法定代表人及股东黄某涉嫌职务侵占及挪用资金，其未实际获得相关款项，邓尊无权对其提起诉讼。邓尊认为，不管黄某涉嫌的罪名是职务侵占还是挪用资金，均与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无关，也不影响该合同的效力。从华美公司主张的刑事案件看，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是基于华美公司报案作出立案告知书，黄某涉赚职务侵占和涉嫌挪用资金是华美公司怀疑其前股东及前法定代表人黄某侵占或挪用公司资金而向公安机关报案的。邓尊与华美公司最初签订《抵押借款协议》，华美公司收到借款后，若借款被黄永权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或挪用，这是公司内部的事务，其当事人应当为华美公司、黄某及其他股东，与该刑事案件的案外人邓尊无关，与本案也毫无关系，华美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其义务。华美公司主张，邓尊与华美公司之间的合同所盖的公章为黄某私刻，该合同对该公司不具有约束力。但是，华美公司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该公章是伪造的。即使该公章不是真实的，合同仍应对华美公司产生约束力。《合同法》第50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在邓尊与华美公司签订本案系争合同时，黄某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合同有华美公司公章及黄某的签字，而黄某在合同上签字属于其职务行为，即使合同上没有华美公司的公章，合同也应当约束华美公司。从法律上讲，即使合同上的公章是不真实的，黄某的行为也构成表见代理，华美公司应为其内部管理不善而承担相应的后果。公安机关之所以对黄某进行刑事立案，均是因华美公司举报黄某职务犯罪、挪用公司资金导致。现华美公司以此作为本案抗辩的理由，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摆脱自己在诉讼中的不利地位，并试图通过这一手段赖掉对邓尊应当承担的合同责任，达到侵吞邓尊购房款及逃避赔偿责任的目的。根据华美公司提交的证据，公安机关启动的刑事调查程序，仅针对华美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黄某，而非针对华美公司本身，与邓尊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是华美公司，这是公司行为，而非黄某的个人行为，与黄某无关。因此不应以刑事案件作为借口，为华美公司开脱责任。三、本案应当定性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而非“借款合同纠纷”，与华美公司举证的其他案例有本质的区别。虽然邓尊与华美公司之间于2010年就本案系争两套房产事宜签订的合同被命名为《借款抵押房屋协议》，但从该协议及此后签订的补充协议条款及内容方面分析，双方因该协议而建立的关系并非是借款关系而是商品房买卖关系。《借款抵押房屋协议》明确约定，邓尊向华美公司购买水岸花城两套商品房，同时约定了商品房的交付标准(均按毛坯房标准交付)、交付时间(2012年8月30日前)、结算方式(华美公司在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十日内通知邓尊办理登记手续及房款结算)；华美公司还在协议中保证其具有合法的建房手续。双方于2011年10月1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房屋交付时间延至2013年8月底，第二套122平方米房屋面积应增加至156.09平方米，并且华美公司向邓尊提供两个地下停车位及该两套房屋的标准装修，作为迟延交付房屋的补偿。以上主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条款，均以商品房作为交易标的，而不是将借贷资金作为交易标的，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商品房买卖合同”所作的定义。该解释第一条规定：“本解释所称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以下统称为出卖人)将尚未建成或者已竣工的房屋向社会销售并转移房屋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因而本案应当定性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而非“借款合同纠纷”，其性质与其他针对华美公司起诉的、纯粹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有着本质的区别，一审法院不应采用“同案同判”的原则来处理本案。四、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华美公司应予遵守；在其存在根本违约行为的情形下，应当无条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双方建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华美公司在花都区拥有一大片地皮(花都区新华镇新华路192号），案涉商品房规划在土地使用证号为花某(2004)第720153号地块的范围内。当时，华美公司具有各种合法的建房手续，有地皮、有建设用地即商业用地规划建房图纸、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并且已经动工建设（包括前期地质勘探，经公安部门审批进行爆破等)，同时还起了墙基脚，其中第一期工程有九栋基脚底层基础工程已完工建好。这些事实均可以通过现场查看予以证实。而且华美公司在合同中也承诺，其具有合法的建房手续，其员工曾带邓尊去看过建房现场。本案系争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在邓尊确信华美公司具有建房能力及履约能力的情形下才签订的。邓尊与华美公司签订的借款抵押房屋协议以及补充协议中，已明确约定了具体交易的房产，即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新华路192号地块商品住宅电梯房(又名水岸花城)碧海明珠花园第一栋十一楼(江边)的两套房屋312．18平方米。《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综合上面所述的情况，邓尊与华美公司签订的合同条款具体明确，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对华美公司具有约束力。在邓尊已经依约履行付款义务的情况下，华美公司也应按约定忠实履行其合同义务，向邓尊交付房屋。五、华美公司因其违约的事实，使邓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邓尊有权解除合同，其应当返还购房款及赔偿邓尊损失。本案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华美公司在《借款房屋抵押协议》及《补充协议》及收据中一再确认，邓尊已经依约支付了全部购房款1017270元。在整个过程中，华美公司一再承诺其具有合法的建房手续，也一再承诺会按约定向邓尊交付房产，并承诺就延期交付房屋一事向邓尊进行补偿。同时，邓尊与华美公司之间的合同也明确约定，如邓尊放弃该二套商品房，则华美公司应按每平方米10000元的价格回收，或者按随行就市的价格双倍赔偿邓尊的损失。《合同法》第9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但自双方签订《借款房屋抵押协议》至今已过5年时间，华美公司仍无法向邓尊交付商品房，造成邓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邓尊有权援引《合同法》的上述规定解除合同。同时，《合同法》第113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据此，合同解除后，邓尊完全有权主张华美公司、盛某公司返还全部购房款1017270元，及要求华美公司、盛某公司按可预期利益损失5826330元(包括房产升值利益损失5226330元、两个车位价值300000元及两套房产的装修价值30000O元)。因此，无论是从法律规定还是从合同约定的角度看，华美公司、盛某公司均应当承担返还购房款及赔偿邓尊损失的责任。六、盛某公司应当对华美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华美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盛某公司为华美公司的唯一股东，及华美公司为《公司法》规定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第64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为了保障“一人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公司法》规定的有关“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举证责任，由公司股东承担；若股东不能举证证明，则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就要求“一人公司”的股东在日常公司的经营中，规范运作，保持“一人公司”人格的独立性。在盛某公司无法证明的情况下，应当对华美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邓尊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判令一审法院审理本案，本案诉讼费由华美公司、盛某公司负担。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因本案可能涉嫌经济犯罪，需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故一审法院对邓尊的起诉予以驳回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曾文莉
审判员 庄晓峰
审判员 吴 湛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记员 薛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