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皖01行终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滁州市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会峰东路122号，组织机构代码71393753—0。法定代表人杨玉年，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陈凤山，广东开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滁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会峰西路83号,组织机构代码00320564-2。法定代表人杨军，局长。委托代理人汪清，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王保安，安徽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宁国路112号，组织机构代码00298622-1。法定代表人朱斌，局长。委托代理人张晓庆，该局工作人员。上诉人滁州市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滁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登记和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11行初16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滁州市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陈凤山，被上诉人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委托代理人张晓庆，被上诉人滁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杨军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以及委托代理人汪清、王保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1995年12月8日，中国扬子集团有限公司经（以下简称扬子集团）登记成立，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1999年4月27日，安徽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向滁州市经济贸易委员会作出批复，同意设立滁州市旧机动车交易中心。2000年1月10日，滁州市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制定公司章程，规定该公司由扬子集团全资设立，注册资本为30万元。2000年3月2日，滁州市经济贸易委员会致函滁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关于设立滁州市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的意见。2000年3月3日，滁州市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申请设立登记，股东（发起人）为扬子集团，出资额为30万元，占100％，杨玉年为执行董事，经营范围为旧机动车交易，滁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准予设立登记的决定。同日，滁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确认滁州市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为国有独资公司，投资人为扬子集团。2000年4月10日，扬子集团作为甲方，滁州市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作为乙方，双方订立《分流协议》，内容包括：一、乙方于2000年3月依法登记注册，注册资本由乙方自筹，甲方未向乙方投资，不持有乙方的股份。二、自2000年4月1日起，乙方与甲方分立，脱离隶属关系，实行个人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2003年9月15日，滁州市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申请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为400万元，经营范围变更登记为旧机动车交易、陪护驾驶，滁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准予变更登记的决定。2003年9月17日，滁州市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申请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为旧机动车交易、陪护驾驶、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销售，滁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准予变更登记的决定。2004年2月18日，扬子集团向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决确认《分流协议》无效。2004年12月20日，该院制作（2004）滁民二初字第55号民事调解书，所列原告为扬子集团，所列被告为滁州市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所列案由为经营合同纠纷，确认的调解协议内容为：一、《分流协议》有效，被告享有旧机动车交易经营权。二、被告考虑到原告前期所作大量工作，一次性补偿原告25万元，该款交付法院后结算。三、被告履行该付款义务后，双方权利义务消灭，被告即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凭《分流协议》与民事调解书）。同日，该院民二庭确认收到上述补偿款25万元。2011年8月9日，滁州市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申请将股东由扬子集团变更登记为杨玉年，公司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变更登记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并提交下述申请文件、材料：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及其相关身份证明、新股东的身份证明、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营业执照正副本、关于转发《2000年第2次总裁办公会议纪要》有关精神的通知、《分流协议》、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滁民二初字第55号民事调解书。同日，滁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准予变更登记的决定，并换发注册号为341100000035883（1—1）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记载的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2012年3月20日，滁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原告滁州市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作出《关于撤销滁州市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变更登记的函》（工商注函字[2012]09号），内容为：根据“滁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2012年3月14日的批示精神”，决定撤销其于2011年8月9日作出的准予变更登记决定。2014年1月13日，滁州市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向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撤销该决定并恢复原状。2015年1月20日，滁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关于撤销的函》（工商注函字[2015]07号），内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五款的规定，决定撤销《关于撤销滁州市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变更登记的函》（工商注函字[2012]09号）以及据此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同日，滁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滁州市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换发注册号为341100000035883（1—1）的营业执照，记载的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同日，滁州市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向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申请撤诉，该院裁定予以准许。2016年2月24日，滁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向滁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行政执法督查书，内容为：该局在无扬子集团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或者股权交割证明，亦无人民法院执行裁定的情形下，仅凭民事调解书与《分流协议》等材料，即准予将滁州市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的股东由扬子集团变更登记为杨玉年，不符合法律规定，责成该局依法处理。2016年3月10日，滁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滁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提出异议，认为该局于2011年8月9日作出的准予变更登记决定并不违法。2016年4月26日，滁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向滁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行政执法复查决定书，决定维持上述行政执法督查书。2016年6月7日，滁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滁州市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作出工商注字[2016]79号《关于撤销滁州市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变更登记的决定》（以下简称79号《撤销决定》）。滁州市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不服该决定，向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2016年7月26日，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予以受理，并向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2016年9月21日，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2016年10月20日，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皖）工商复决字[2016]3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30号《决定书》），维持原行政行为。2016年11月3日，滁州市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不服该复议决定，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之相关规定，认为，本案中滁州市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在设立时依法登记为国有独资公司，扬子集团作为其唯一股东，有权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全部股权，但必须依法进行。具体而言，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因作为国有独资公司的原告不设股东会，对于转让全部股权这样的重大事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的相关规定，须由滁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者滁州市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并按法定程序进行。以此为标准衡量滁州市旧机动车交易于2011年8月9日提出的变更登记申请，可以看出其申请文件、材料并不齐全，且不符合法定形式。故滁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为公司登记机关，决定撤销其于2011年8月9日作出的准予变更登记决定，并不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滁州市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申请确认该行政行为无效，该院不予支持。滁州市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认为，杨玉年系其实际出资人，具有股东权利，此种主张与设立登记显示的信息不符，且迄今亦无生效法律文书可以证明杨玉年具有股东资格，因此，滁州市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的该项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案涉的复议决定，该院认为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作为复议机关，自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之日，其所实施的步骤、形式、顺序和时限等程序事项，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九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滁州市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要求确认被告滁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79号《撤销决定》无效并责令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驳回滁州市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要求撤销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30号《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滁州市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撤销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11行初164号行政判决；二、撤销被上诉人一于2016年6月7日作出的79号《撤销决定》；三、撤销被上诉人二作出的30号《决定书》。上诉人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一作出的同一工商登记行为三次核准登记、两次予以撤销登记的行为是否构成严重违法、是否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确定的信赖保护原则予以回避，不予认定、不予评定错误的。本案上诉人按照滁州市中级法院（2004）滁民二初字第55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55号《民事调解书》）裁定的股权变更条款向被上诉人一申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被上诉人一予以受理并于2011年8月9日予以核准，上诉人股东由扬子集团变更为杨玉年。随后，上诉人股东又由被上诉人一核准变更为杨玉年和其他两位自然人。被上诉人一先于2012年3月20日以《关于撤销旧机动车交易有限公司变更登记的函》（工商注函字[2012]09号）注销该变更登记，后于2015年1月20日以《关于撤销的函）（工商注函字[2015]07号）恢复该变更登记。再于2016年6月7日以79号《撤销决定》将该变更登记再次撤销，但对股东由杨玉年变更为杨玉年、孙艳的变更登记予以回避，侵犯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于2016年7月18日向被上诉人二提起复议，被上诉人二却未纠正被上诉人一的违法行为，作出30号《决定书》维持了被上诉人一的撤销决定。被上诉人一对同一工商登记事项三次核准、两次又予以撤销的行为严重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确定的信赖保护原则要求：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一经作出，未有法定事由和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撤销、废止或改变；对行政相对人的投益性行政行为作出后，事后即使发现违法或者对政府不利，只要行为不是因为相对人的过错所造成的，亦不得撤销、废止或改变；行政行为作出后，如事后发现有较严重违法情形或可能给国家、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必须撤销或改变此种行为时，行政机关对撤销或改变此种行为给无过错的相对人造成的损失应给子补偿。因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取得的行政许可要予以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决定。二、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一作出的同一工商登记行为三次核准登记、两次予以撤销登记的行为的起因是权力干预的结果，且在证据十分充分的情况下不予认定、不予置评、不予纠正是错误的。从一审被上诉人一提交的证据能够看出，2012年3月2日，滁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滁国资函（2012）2号文件，认为，旧机动车交易公司是国有独资企业，国有企业产权转让应根据相关规定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或报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后，方可编制转让方案，按规定程序进行转让。上诉人改变性质、转让产权和变更登记均未按上述规定履行手续。滁州市纪委于2012年3月14日在该函上也作了批示，要求被上诉人一撤销2011年8月9日的变更登记行为。被上诉人一在向滁州市纪委作出书面《情况说明》说明为上诉人办理股权变更合法有据的情况下，仍按照纪委意见撤销了上诉人的股权变更登记。被上诉人一第一次撤销上诉人的工商变更登记的理由是：“我局根据滁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2012年3月14日批示精神，决定撤销你公司2011年8月9日的变更登记。请你公司配合办理相关手续”。后上诉人于2014年1月13日向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就该行政违法行为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被上诉人一撤销该工商变更登记行为的行为。2015年1月19日，被上诉人一的局长办公会第一次《会议纪要》的第三项中明确：经集体讨论，决定撤销2012年3月20日的错误决定，恢复上诉人2011年8月9日的登记状况。2015年1月20日，被上诉人一下发函撤销违法行为，恢复上诉人合法登记，上诉人向滁州市南谯区法院申请撤回行政诉讼。2016年2月24日，滁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向被上诉人一出具《行政执法督查书》，认为“滁州中院《民事调解书》不是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且滁州中院《民事调解书》、《脱离协议》等材料没有确认或约定将扬子集团持有的交易公司股份转让给杨玉年个人。因此，你局在没有人民法院执行裁定，或者扬子集团书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或股权交割证明的情况下，仅凭滁州中院《民事调解书》和《脱离协议》等材料，核准了交易公司股东变更登记申请，将交易公司股东由扬子集团’变更为‘杨玉年’不符合法律规定。”并责成被上诉人一依法处理。文中强调了“本督查书为行政机关内部监督意见，不作为你局对外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被上诉人一在收到《行政执法督查书》后，向市政府法制办提交一份《异议申请书》，提出“①自2011年8月核准上诉人的工商变更登记以来，未收到任何异议，该变更登记未侵害到行政相对人的权利；②扬子集团并非上诉人的实际出资人，滁州中院《民事调解书》认定的《脱离协议》以及《2000年第2次总裁办公会议纪要》足以证明杨玉年是当时设立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无从谈《股权转让协议》；③《内资企业登记申请提交资料规范》只是国家工商总局对企业登记材料的指导性文件，并不是法律法规，该规范不可能穷尽罗列在企业登记实践中所有的登记资料；④《异议申请书》对隐名股东与实际出资人因出资权益归属发生争议也明确提出如下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应为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如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该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故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各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注册证载、工商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司法解释确认了实际股东和名义股东之间的划分。实际股东可以其为实际出资人请求确认股东权利，名义出资人不得以其已列入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为由作出抗辩。这条规定明确了实际出资人（隐名服东）最终享有实际出资对应的股权，厘清了实践中的混乱、是一个重大进步，对促进公司的设立，活跃商业活动具有重要意义。采用隐名的方式有方方面面的理由和考量，只要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且不存在其他导致合同无效的事由，即可承认持股协议的效力。市场经济就应当张扬这样的私法自由，促进效率的理念，理直气壮地承认隐名股东的效力。”。但被上诉人一的上述异议并没有被市政府法制办所采纳，市政府法制办于2016年4月26日又下达《行政执法复议决定书》，执意要求被上诉人一第二次撤销已核准的股权变更登记，被上诉人一没有再坚持其向市政府法制办提出的异议意见，于2016年6月7日向上诉人送达79号《撤销决定》，再次撤销2011年8月9日的工商变更登记，理由与滁州市政府法制办的《行政执法复查决定书》完全一致。综上，被上诉人一对本案同一工商变更登记的两次撤销均是依据上级部门的意见所作出的，是非常典型的行政干预的结果。被上诉人一朝令夕改的行为违反我国《宪法》第五条规定。三、一审判决只进行形式审查，不进行实事求是的实质性审查，即扬子集团作为上诉人原始的发起股东“没有实际投资，只是挂名股东”这一重要事实予以查明和认定是错误的。上诉人于2000年3月经被上诉人一核准登记，2000年4月5日，扬子集团又向上诉人专门下达《关于转发有关精神的通知》，明确从2000年4月1日开始，同意滁州市旧机动车交易中心脱离扬子公司，集团公司要求其安置10名职工就业，每安置一名职工借给其一万元费用，但自滁州市旧机动车交易中心脱离扬子公司之日开始其所有职工必须全部与扬子公司脱离关系，同意将原扬子电气有限公司的皮卡车（皖Ｍ×××××）提供给旧机动车交易中心使用，并折成相应金额记账。以上所有费用（指每安置一名职工所借给的一万元费用、皮卡车折价数额及前期开办费用）由杨玉年本人向扬子公司财务部办理借款手续，算作杨玉年本人借款。扬子公司借给杨玉年本人的所有费用一年之内给予无偿使用，从第二年开始按当时贷款利息计算实行有偿使用，要求其三年还清所有贷款（连本带息）。关于杨玉年个人筹资用于上诉人成立时的验资，借款单位向杨玉年出具证明，证实杨玉年个人的二十万借条是用于注册验资，并有被借款单位负责人的证明材料、银行转账凭证等。这些凭证足以证明杨玉年是当时上诉人的实际出资人。2000年4月10日，上诉人的发起股东扬子集团即与杨玉年个人签订《关于滁州市旧车交易有限公司脱离中国场子集团有限公司及部分人员分流的协议》（以下简称《分流协议》），第一条明确上诉人的注册资本由杨玉年自等，扬子集团未向上诉人投资，不持有上诉人的股份。第二条明确，自2000年4月1日起，上诉人与扬子集团分立，实行个人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个人承担上诉人的债权债务和经济责任，扬子集团不承担上诉人的一切债权债务和经济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0】49号）第七部分关于“国家出资企业”的界定中明确要求应遵循“谁投资、谁拥有产权”的原则进行界定。企业注册登记中的资金来源与实际出资不符的，应根据实际出资情况确定企业的性质。本案扬子集团没有出资的事实，滁州中院《民事调解书》也予以确认。一审判决故意回避扬子集团没有投资，并对这一重要事实不予查明显然是错误的。四、上诉人起诉诉请的是确定被上诉人一于2016年6月7日第五次作出的79号《撤销决定》严重违法应予撤销，而一审判决认定的“行政行为”却是2011年8月9日被上诉人一第一次作出的核准登记的行为的合法问题，并叙述了2011年8月9日，被上诉人一准予上诉人予以股权变更登记是错误的四点理由，这一认定和表述显然是错误的，是不公正的。一审判决刻意回避79号《撤销决定》严重违反“信赖保护原则”而不审、不评、不予认定，将认定的重点放在不是本案被诉的2011年8月9日被上诉人一作出的正确核准登记行为上，以四点理由认定不是本案被诉的被上诉人一于2011年8月9日的核准登记的行政行为是错误的，从而认定本案79号《撤销决定》的行政行为“不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以这样的推论去判决显然错误。一审判决认定非本案被诉的被上诉人一于2011年8月9日的核准登记行政行为是错误的四点理由，没有引用任何法律予以支持。对此，上诉人的反驳意见如下：第一，关于股权转让无滁州市国资委或滁州市政府的批准文件的问题。这一条件设定的前提是上诉人是由国家投资设立或是扬子集团投资设立。上诉人于2000年3月设立后，时隔一个月，扬子集团即同杨玉年个人签订《分流协议》（注意：《分流协议》上只有杨玉年个人的签名，没有加盖上诉人的公章。）明确扬子集团对上诉人没有投资一分钱，全是杨玉年个人投资，注册资金由杨玉年个人筹集。由杨玉年个人对上诉人自负盈亏，扬子集团不承担任何债权债务和连带责任。同时，扬子集团又专门向上诉人下发《2000年第2次总裁办公会议纪要》通知，进一步明确《分流协议》的内容，上诉人是杨玉年个人筹资成立，自负盈亏，上诉人从扬子集团分立出来，独立经营。上诉人的设立滁州市政府也没投入一分钱，扬子集团只是个挂名股东，所以，一审判决的第一个理由忽视“谁投资”的事实是错误的。第二，扬子集团的《2000年第2次总裁办公会议纪要》通知、《分流协议》以及滁州中院《民事调解书》都确定扬子集团对上诉人没有投资，不是上诉人的股东，非股东的扬子集团凭什么有理由再同杨玉年签股权转让协议呢?扬子集团对2011年8月9日的变更登记行为从没有提出过异议，也可以充分说明扬子集团对上诉人没有投资的事实。第三，关于未显示有资产评估手续的问题。由于滁州市政府没有投资，扬子集团没有投资，上诉人是杨玉年个人投资成立的，扬子集团只是上诉人的挂名股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0】49号）中第七部分规定，一审判决认定股权变更要评估手续，显然无任何法律依据。第四，关于无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裁定的问题。滁州中院《民事调解书》第三条已非常明确地写了凭《分流协议》和滁州中院《民事调解书》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双方当事人已自觉履行调解书所载明的义务，双方都无需申请法院执行，当然也就不可能有法院的执行裁定。在滁州中院《民事调解书》中，除股权变更以外，并无其他需要变更的事项。一审判决对当事人自愿履行民事调解书内容的行为不予认可，没有法律依据五、79号《撤销决定》明确上诉人的公司类型恢复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上诉人的营业执照作废”，一审判决仍认定上诉人为“国有独资公司”，对上诉人处于因营业执照作废的无证经营状态不予置评，显然错误。一审判决认定部分（见判决书第12页第16行），仍认定上诉人是国有独资公司，而79号《撤销决定》明确“上诉人公司类型恢复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被上诉人一在《撤销决定》中都认定上诉人为“法人独资”了，一审判决仍认定上诉人为“国有独资公司”，这显然是错误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法人独资”和“国有独资”的规定。79号《撤销决定》认定上诉人营业执照作废，自那日起因被上诉人的违法的行政行为致上诉人至今处于“非法”经营状态，一审判决对此“不法行为”引发新的“非法”经营状态不予置评和裁决，显然是错误的。六、一审判决没有认定被上诉人二维持被上诉人一作出的行政决定的行为属于错误，显然失当。综合上述六个方面的上诉理由，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被上诉人滁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答辩意见：一、上诉人申请变更登记材料不符合法定要求。上诉人提交的《民事调解书》不是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其所提供的相关材料没有确认或者约定将扬子集团持有的的交易公司股份和股权转让给自然人杨玉年；在没有扬子集团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也没有人民法院执行裁定的情况下，其所提交的文件材料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及国家工商总局《内资企业登记申请提交材料规范》中股东变更登记规定的条件，滁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为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依法予以撤销。二、撤销变更登记符合法律规定。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对于不符合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可以撤销该行政许可。案涉撤销变更登记的行为符合该规定的要求；2.案涉股权转让不符合法定条件。上诉人系根据国家内贸部（1998）33号文件精神，经省经贸委（1999）148号文件批准，以中国扬子集团为依托设立的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国有独资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的规定，作为国有独资公司，对股权转让的重大事项必须由滁州市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或者滁州市人民政府的批准，且具有国有资产转让应当遵循的资产评估手续，并按法定程序进行，上诉人申请股东变更登记材料并无股权转让所需要的批准文件，也没有资产评估手续。3.股权转让的主体不符合要求。案涉的分流协议订立于股东与其出资设立的公司之间，而非转让股东与受让股东之间，不符合股权转让的主体要件。三、上诉人与杨玉年是不同的主体。上诉人与杨玉年是两个享有不同财产权的主体，不能混同。根据目前登记材料和工商最初设立的信息，均不能证明自然人杨玉年具有股东资格，案涉分流协议也并非股权转让协议，不能将本案上诉人等同于自然人杨玉年，案涉《民事调解书》或者分流协议等材料均没有确认或者约定将扬子集团持有的在上诉人处的股份和股权转让给自然人杨玉年个人。四、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与二审诉讼请求不一致。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是请求确认案涉撤销决定无效；二审的诉讼请求则是请求撤销案涉撤销决定。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诉讼请求，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也违背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应依法予以驳回。综上，被上诉人滁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认为，上诉人2011年8月9日的股东变更登记申请材料不符合相关规定，被上诉人滁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在2016年6月7日作出的撤销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答辩意见：实体处理答辩意见与被上诉人滁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一致。复议程序也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维持原判决。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相同，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行政机关的同一具体行政行为涉及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其中一部分利害关系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没有起诉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2011年8月9日变更登记和2016年的79号《撤销决定》均涉及扬子集团和杨玉年两个主体，故在对被诉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之时，应当通知上述主体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而原审法院并未通知。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6）皖0111行初164号行政判决；二、发回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施光远审判员  潘 攀审判员  张 俊二〇一八年七月二日书记员  程 文附本裁判文书引用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行政机关的同一具体行政行为涉及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其中一部分利害关系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没有起诉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第三人有权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主张，对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不服，有权提起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