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苏中商终字第007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查日刚。
委托代理人杨云龙，江苏铠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长柱，江苏铠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苏州市东运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嘉元路1018号1801室。
法定代表人沈林生，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查日刚因与被上诉人苏州市东运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运公司）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4）相商初字第010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查日刚一审诉称：其与东运公司于2009年3月26日签订一份车辆《挂靠协议》，约定其将其所有的车辆苏E×××××挂靠在东运公司处对外租赁经营，并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以及争议管辖作出明确约定。挂靠期间，东运公司与凯美特电子（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美特公司）签订服务合同，并安排其的挂靠车辆为凯美特公司提供客运服务。其按照《挂靠协议》的约定及东运公司要求完成了为凯美特公司提供的客运服务。故东运公司理应支付其2011年3月至2011年12月期间的运费262410元，扣除东运公司已支付的及为其垫付GPS等费用共计135530元。余款126880元经其多次催讨未果，故起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1、东运公司支付运费12688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23555元（自2011年12月30日起，以12688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用类贷款利率暂算至起诉之日，要求继续计算至生效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在原审庭审中，查日刚当庭将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明确为：以欠款126880元为基数，自2012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至东运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止。
东运公司一审答辩称：查日刚的诉请及事实理由无事实及法律根据，其已经支付查日刚135530元，按照其与凯美特公司的实际受偿比例20%计算，其已经多支付查日刚84048元，该款项虽已经相城法院判决，但其认为查日刚仍应退回该款项，请求法院驳回查日刚的诉讼请求。同时，东运公司提起反诉，认为双方在2013年1月30日签订的《挂靠协议》中约定，挂靠期间为2013年1月1日至2016年2月6日，挂靠车辆管理费为每月400元以及未按期缴纳管理费应承担的违约责任等事项。后反诉被告查日刚未按约支付管理费，且不接受反诉原告的经营管理规定，无正当理由殴打反诉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沈林生，并致其受伤。其认为查日刚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且其拒付管理费的行为已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解除双方于2013年1月30日签订的挂靠协议；2、查日刚交还车辆营运证；3、查日刚支付管理费、保险费11802元及逾期付款滞纳金17703元，合计为29505元。
查日刚针对反诉辩称：首先，东运公司要求解除挂靠协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查日刚未缴纳的费用可从东运公司拖欠的款项中扣除或抵消。如认定双方之间前后两份挂靠协议的同一性，则查日刚享有对东运公司主张的先履行抗辩权，所以不存在查日刚拒付相关费用的事实，而且双方约定的滞纳金比例过高，如果成立的话，请求法庭调整至按照同期同档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其次，东运公司声称查日刚殴打其法定代表人沈林生，是发生在2013年1月30日前，与挂靠协议无关。最后，查日刚仍有2300元返还保险费在东运公司处，应抵销挂靠费。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东运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3月26日，东运公司作为甲方与查日刚作为乙方签订《挂靠协议》一份，约定甲方确认乙方拥有车型亚星、车牌号苏E×××××的车辆所有权和自营项目的经营权，乙方承诺遵守甲方所有的规章制度，车辆的运营权、标志牌所有权归甲方，乙方只具有使用权；乙方每月向甲方交纳挂靠费300元；乙方在挂靠甲方期间内，乙方自营项目的经营收入完全归乙方所有，需要甲方代开发票的，甲方将根据税务部门的规定代收税金，乙方个人所得税自理。后，查日刚作为驾驶员以其所有的车辆苏E×××××以东运公司的名义对外租赁给凯美特公司使用。
2010年4月6日，东运公司向包括查日刚在内的其他挂靠人发出《协议书》一份，载明：“现本公司发放凯美特司机2010年1月份班车费用，因凯美特公司2009年11月份的帐未汇入本公司账户，2009年12月，2010年1月，均未到账。考虑到凯美特公司最近经营状况不太良好。所以，自今天开始，如凯美特汇钱入本公司，则发放当月班车费用，否则不予结算。公司与司机都应及时向凯美特公司追讨班车费用。”
2012年3月19日，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向东运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一份，指出因凯美特公司停业，其股东向该院申请破产，经清算小组进行清理并召开债权人会议，确定普通债权人的受偿比例为20%。2012年4月5日，东运公司的挂靠人于对甫出具收条一份，确认其车辆苏E×××××挂靠于东运公司并租赁给凯美特公司使用，对于2011年7月至12月凯美特公司未予结算的租车费用78388元，同意按照20%的受偿比例即15677元进行结算。
后东运公司作为甲方与凯美特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和解协议》一份，载明：截止至2012年1月1日，凯美特公司结欠甲方运输款共计898420元，现双方同意按照20%的比例即179684元予以结算，甲方在收到上述款项后，与乙方所有纠纷全部了结，对于未受偿部分全部放弃主张。上述款项898420元为凯美特公司结欠被告东运公司2011年3月至12月的运输款，具体包括：车辆苏E×××××的款项262410元、车辆苏E×××××的款项261600元、车辆苏E×××××的款项168744.80元等共计7辆车辆的运输款。
另查明，东运公司分别于2011年6月、7月、8月、10月、12月向查日刚的银行账户汇入款项共计132630元。查日刚所有的车辆苏E×××××在2011年6月至12月期间应支付东运公司的挂靠费为2100元、GPS费用为950元及可成4月一车营业额为150元。在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查日刚仅收到款项135530元，该款项已抵扣查日刚应支付东运公司于2011年6月至12月的挂靠费及GPS费用等费用2900元，因此查日刚实际收到款项为132630元；且查日刚于2011年3月至12月在凯美特公司的运营款合计为262410元。
再查明，2012年2月22日，经苏州市相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苏州工业园区东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将公司名称变更为苏州市东运旅游客运有限公司。
又查明，2013年1月30日，东运公司作为甲方与查日刚作为乙方再次签订《挂靠协议》一份，约定乙方现拥有车型亚星、车牌号64070的车辆所有权，愿意将该车登记在甲方名下使用并承诺遵守甲方所有的规章制度，车辆的营运证、标志牌及相关证件及资料归甲方，乙方只具有使用权；本协议自2013年1月1日至2016年2月6日止；乙方每月向甲方交纳管理费用400元；若乙方不按时缴纳管理费、保险及养老金、风险保证金等应支付的费用，超一天加收管理费2%，超两个月每天加收5%，超过三个月未缴纳、甲方有权收回车辆营运证，该无营运证车辆拍卖或转出甲方；乙方在经营期间内，乙方自营项目的经营收入完全归乙方所有，甲方仅为乙方代签合同，并根据税务部门的规定代收税金，其余一切事务与纠纷与甲方无关，乙方个人所得税自理，乙方做甲方指定业务的，甲、乙方双方明确共营业务以甲方出具的财务凭证为主，经营收入根据实际签订的服务合同按约定按实分配，其经营收入风险根据双方各自收益比例各自对外承担责任；若乙方出现拒不接受甲方的有关经营管理的相关规定及以任何形式妨碍甲方工作秩序和经营活动的，则视为违约，甲方可以提前解除协议并收回营运证及标志牌；双方发生争议，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选择签约地即甲方所在地相城区人民法院解决。
还查明，2013年2月1日，查日刚与东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沈林生因涉及本案挂靠经营合同的纠纷而发生肢体冲突，造成沈林生受伤。2013年2月3日，经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查日刚和沈林生进行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一份，载明：“查日刚承认打伤沈林生的事实，愿意一次性赔偿沈林生医疗、误工费共计1813.50元；双方明确表示经济纠纷通过协商或打官司解决；如有一方采用过激行为，将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
以上事实，由东运公司提供的挂靠协议一份、车辆行驶证一份、（2014）相商初字第019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情况说明一份、银行对账清单一份、查日刚提供的协议书一份、挂靠协议一份、调解协议一份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
原审法院归纳本诉部分主要争议焦点为：东运公司是否应支付查日刚运营款126880元。
查日刚认为，依据双方签订的挂靠协议，其已按约为东运公司的客户凯美特公司提供了客运服务，东运公司理应支付拖欠的运营款126880元。虽然凯美特公司已经破产，但双方在挂靠协议未约定经营风险负担问题，因此东运公司不能以其与凯美特公司之间的协议来拘束查日刚，东运公司也不应把其自身的经营风险转嫁给查日刚承担。
东运公司则认为，双方之间签订的挂靠协议未对运营款如何承担进行约定，因此应按照2010年4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履行。但在签订该协议书后，查日刚多次向东运公司预支费用，故查日刚应返还东运公司多支付的83048元。因此，东运公司不应再支付查日刚运营款。
原审法院认为：在已生效的（2014）相商初字第0195号民事判决中，已确认查日刚于2011年3月至12月在凯美特公司的运营款合计为262410元，扣除查日刚已收到东运公司支付的运营款132630元以及抵扣查日刚应支付东运公司于2011年6月至12月的挂靠费及GPS费用等费用2900元，故东运公司尚结欠查日刚运营款126880元。但因凯美特公司已破产，从东运公司与凯美特公司签订的和解协议、凯美特公司结欠东运公司租车费用的情况说明及东运公司其他挂靠人于对甫的收条可以看出，东运公司从凯美特公司按照20%的比例受偿了2011年3月至12月期间7辆车辆的租车费用后，另行按照20%比例支付了其他挂靠人之一于对甫在2011年7月至12月的运营款78388元＊20%即为15677元（于对甫挂靠车辆在2011年3月至12月期间的运营款实际为168744.80元）。以上可见，东运公司按照20%比例清偿其他挂靠人的运营款系2011年3月至12月的扣除其已支付运营款部分的剩余运营款。且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首先，查日刚作为涉案车辆的驾驶员参与到车辆的日常客运服务当中，其对客运对象即凯美特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理应知晓；其次，东运公司在庭审中提供的协议书亦可以看出，在查日刚等挂靠人在为凯美特公司提供客运服务的过程中，东运公司明确告知过查日刚等挂靠人凯美特公司的经营现状；最后，再结合东运公司与查日刚双方未对运营款风险承担问题进行约定的情况，参照以东运公司名义为凯美特公司提供客运服务的其他挂靠人之一于对甫就剩余运营款的处理方法以及东运公司从凯美特公司按照20%比例受偿租车费用的实际情况，查日刚的剩余运营款应为（262410元-135530元）＊20%即为25376元。因此，在查日刚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无法收回剩余的运营款系因东运公司的过错而导致的情况下，同时结合公平原则，即东运公司在仅收取每月300、400百元的管理费也就是挂靠费的情况下让其承担几万甚至是几十万的运营款无法收回的风险，显然是有失公平的。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东运公司应支付查日刚的运营款为25376元。
原审法院归纳反诉部分主要争议焦点为：双方于2013年1月30日签订的挂靠协议能否解除？
反诉原告东运公司认为，其签订挂靠协议的目的即收取管理费及其他费用，查日刚未能按期缴纳，经其多次催告后仍不予缴纳，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且查日刚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同时查日刚殴打东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扰乱公司的经营秩序，因此其要求解除与查日刚签订的挂靠协议。
反诉被告查日刚认为，双方之间签订的两份挂靠协议，是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因东运公司拖欠查日刚运营款，故查日刚未支付东运公司管理费是在行使先履行抗辩权。且东运公司对于自己的到期债权依法享有抵销权。至于查日刚殴打东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非是无端生事，是查日刚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不同意解除挂靠协议。
原审法院认为，东运公司与查日刚之间签订的挂靠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双方于2013年1月30日签订的挂靠协议中明确约定，查日刚每月应向东运公司缴纳管理费400元。在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2013年9月至2014年9月，查日刚尚结欠东运公司管理费4740元、保险费6702元、GPS费360元，合计为11802元，且上述费用的结算均是在运营费中予以扣除的。因此，东运公司提出，查日刚未能按约缴纳管理费及其他费用，导致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已构成根本违约，双方之间的挂靠协议应予以解除。本院认为，虽在双方签订的挂靠协议中规定查日刚每月应向东运公司缴纳管理费400元，若不及时缴纳管理费、保险等其他费用的，超过三个月的，东运公司有权收回车辆营运证的约定，但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查日刚并未实际缴纳过管理费、保险费等费用，均是在东运公司应支付给查日刚的运营款中予以扣除的。因此，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东运公司以查日刚连续一年未缴纳管理费、保险费等费用为由要求解除挂靠协议，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在庭审中，东运公司还陈述，查日刚多次殴打及威胁其公司法定代表人沈林生，导致沈林生受伤，对此查日刚也当庭予以认可，且双方均明确表示除了挂靠经营协议纠纷之外再无其他经济纠纷。综上，再结合双方因挂靠协议纠纷多次涉及诉讼，可见，东运公司与查日刚之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同时查日刚多次殴打及威胁东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也违反了双方关于“查日刚不得任何形式妨碍东运公司工作秩序和经营活动”的约定，因此，原审法院确认查日刚与东运公司于2013年1月30日签订的挂靠协议予以解除。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为，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查日刚将其购买的车辆挂靠在东运公司处，由东运公司对外以其名义进行出租。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的权利义务为东运公司在车辆出租的运营款中扣除管理费等其他费用后，将剩余的运营款支付给查日刚。关于查日刚的本诉请求。第一，查日刚主张东运公司应支付其运营款126880元的诉讼请求。东运公司在2011年3月至12月应支付查日刚为凯美特公司提供客运服务的运营款为262410元，扣除已支付的135530元，剩余126880元。但东运公司实际从凯美特公司是按照20%的比例受偿查日刚在2011年3月至12月的租车费用，且东运公司支付为凯美特公司提供客运服务的其他挂靠人之一于对甫的运营费也是对剩余的运营款按照20%比例进行支付即78388元＊20%即为15677元。因此，在双方未对运营款风险承担问题进行明确约定、查日刚作为驾驶员对凯美特公司的经营状况知晓以及东运公司收取较少的管理费若承担运营款无法收回的风险显然是加重其义务而显失公平的情况下，参照以东运公司名义为凯美特公司提供客运服务的其他挂靠人之一于对甫就剩余运营款的处理方法以及东运公司从凯美特公司按照20%比例受偿租车费用的实际情况，东运公司应支付查日刚运营款为（262410元-135530元）＊20%即为25376元。第二，查日刚要求东运公司承担逾期支付运营款即自2012年1月1日起至东运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并未对支付运营款款项的时间进行约定，因此东运公司理应在查日刚提供完成客运服务后支付运营款，故东运公司应支付查日刚自2012年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至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关于东运公司的反诉请求。第一，东运公司主张查日刚应支付其管理费等其他费用11802元的诉讼请求。在庭审中，查日刚确认结欠东运公司2013年9月至2014年9月的管理费等其他费用合计为11802元，故其理应支付。关于东运公司主张查日刚应按照协议约定支付未按期缴纳管理费等其他费用的滞纳金17703元（自2013年9月起至2014年9月止）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因双方在挂靠协议履行过程中，管理费等其他费用均是在运营款中予以扣除的，且东运公司尚拖欠查日刚的运营款金额实际高于管理费等其他费用的金额，故东运公司完全可以参照交易习惯直接在运营款中扣除，因此不存在滞纳金的情况，故对东运公司的该项诉请不予支持。第二，东运公司要求解除与查日刚于2013年1月30日签订的挂靠协议的诉讼请求。双方因挂靠协议纠纷多次涉及诉讼，同时查日刚亦多次殴打及威胁东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也违反了双方关于“查日刚不得任何形式妨碍东运公司工作秩序和经营活动”的约定。可见，东运公司与查日刚之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因此，确认查日刚与东运公司于2013年1月30日签订的挂靠协议予以解除。在合同解除后，双方即不存在挂靠经营关系，查日刚理应返还东运公司车辆运营证，因查日刚的挂靠车辆实际为其出资购买，故应将车辆行驶证登记车主变更为查日刚。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苏州市东运旅游客运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查日刚运营款人民币25376元，并承担该款自2012年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二、查日刚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苏州市东运旅游客运有限公司费用人民币11802元；三、确认苏州市东运旅游客运有限公司与查日刚于2013年1月30日签订的挂靠协议予以解除；四、查日刚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苏州市东运旅游客运有限公司的车辆运营证。查日刚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至车辆管理部门办理手续将苏E×××××客车行驶证登记车主变更至查日刚名下，苏州市东运旅游客运有限公司应当予以协助。本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1654元，由查日刚负担1201元，苏州市东运旅游客运有限公司负担453元。反诉案件受理费收取人民币269元，由苏州市东运旅游客运有限公司负担121元，查日刚负担148元。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上诉人查日刚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违反诉讼法规定，超过法定审理期限。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三个月内审结，但本案2014年10月9日立案，知道2015年3月16日作出判决书。二、原审将挂靠经营合同与东运公司与凯美特电子（苏州）有限公司的客运服务合同两个法律关系混为一谈。案涉2009年3月26日的《挂靠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东运公司与凯美特公司客运服务合同亦合法有效。合同具有相对性，东运公司作为提供客运服务的合同当事人应依法、依约享有合同权利、承担合同义务，享有合同权益，承担合同风险。凯美特经营不善导致营运款的损失应当由东运公司自行承担，不能转嫁给查日刚，查日刚在挂靠协议中无权干涉东运公司的任何经营活动。即便双方存在2010年4月6日的协议书，只能说明双方知道凯美特公司经营不善，查日刚仍然是客运合同之外的第三方，原审认定查日刚明知客运服务合同的经营风险，苛求承担东运公司自己业务的风险毫无依据。东运公司从凯美特公司获取合同款项的20%，是其自愿协商接受的结果，一审以此为依据并以公平为由进行判决不妥，东运公司的行为是自主经营活动，与查日刚无关。实际上东运公司并非仅收取较少的管理费，其从凯美特公司以20%获得价款，再支付给挂靠人查日刚，是稳赚不赔的。三、双方2013年1月30日签订的挂靠协议不应解除。本案双方确实多次涉及诉讼，查日刚殴打和威胁东运公司法定代表人也违反了不能妨碍公司工作秩序的约定，但并没有达到矛盾不可调和的程度，因为上述时间发生在2013年1月30日双方签订挂靠协议之前。如果关系不可调和，怎会签订新的协议。双方因经济纠纷导致的肢体冲突已经有调解协议书解决，该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东运公司法定代表人也表示不再提出民事赔偿补充的要求。综上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东运公司二审答辩认为：1、在一审中主审法官因为客观原因造成的时间延误，我认为不是程序违法。2、我方2007年就开始与凯美特公司合作，但是没有签署协议，对方公司管理不善。我方只收取上诉人管理费。实际上，我方在2010年4月6日召集大家到我司开会通报了相关情况的。在合同中除了约定乙方要服从甲方，但是也约定了乙方可以自营业务，只不过要提前告知。我司的7个挂靠人，除查日刚外都已顺利解决。3、我同意原审判决解除合同，除了原审中查明的双方出现冲突，在2013年7月份还有未在原审中提交的冲突证据。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原审法院在审理中两次扣除审限，第一次自2014年12月12日至2015年1月12日，事由为调取新证据；第二次自2015年2月2日至2015年3月9日，事由为调解。在原审中双方当事人曾明确表示同意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调解。
上述事实由原审法院副卷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查日刚与东运公司于2009年3月26日签订的挂靠经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按约履行。该协议中约定乙方每月向甲方交纳管理费用300元；第四条第9点第（5）项约定，如客户单位破产倒闭，甲乙双方共同追讨并承担相应责任。由此可见，首先，根据原审法院已经查明的事实，凯美特公司清算小组召开债权人会议所确定普通债权人的受偿比例为20%，因此东运公司从凯美特公司能够实际取得的款项不超过所欠运营款的20%，按照合同约定东运公司确实在积极向破产倒闭的公司追讨欠款，无法全额收回款项并非东运公司的过错导致，故原审法院判令东运公司将取得的款项支付给查日刚并无不当。其次，合同中同时约定了共同追讨并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在2011年3月-12月期间，查日刚在凯美特公司的运营款合计262410元，而该十个月东运公司收取管理费总计不超过3000元（10＊300），故原审法院认为东运公司收取较少管理费若承担运营款无法收回的风险显失公平并无不当。况原审庭审中，查日刚自认之前的管理费、保险费和GPS费都是从运营费中扣除的，对于当前结欠东运公司管理费4740元、保险费6702元、GPS费360元均予以认可，并认为也应抵扣运营款。因此，在东运公司已向查日刚告知凯美特公司业务的运营风险的情况下，依照合同约定并参考东运公司与查日刚的收益对比，凯美特公司运营款不能全额收回的经营风险不应由东运公司承担。
参考双方于2013年签订第二份协议可知，对于经营款的分配，合同中明确，乙方做甲方指定业务的，甲乙双方明确共营业务以甲方出具的财务凭证为主，经营收入根据实际签订的服务合同按约定按实分配，其经营收入风险根据双方各自收益比例各自对外承担责任。本案中东运公司指定查日刚和案涉车辆开展为凯美特公司提供客运服务的业务，系甲方指定业务，故该份合同是前一份合同的延续，是对内容的细化，其有助于解释前一份合同中“共同追讨并承担相应责任”的真实意思。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在程序上因法定事由扣除审限，客观上延长了审理时间，但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审限调整并不影响案件的审理和判决结果的正确性。上诉人的上诉意见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78元，由上诉人查日刚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骆利群
审 判 员 孙晓蕾
代理审判员 李 诚
二〇一五年八月七日
书 记 员 钱 曦
附录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