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52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钟国基，住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区智杰，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崇辉，广东德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丽萍，住广州市芳村区。
上诉人钟国基因与被上诉人郭丽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4民初123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钟国基于2015年1月14日下午向郭丽萍出具《借据》，载明“借到郭丽萍女士人民币55000.00元（伍万伍仟元某）特此借据。订于2015年4月15号前归还。”郭丽萍为证明《借据》所涉款项已实际交付，提供了其名下广发银行信用卡对账单一份，主张其中2014年12月10日收款人为广州市花都区狮岭臻靖织的一笔54949元的款项是其应钟国基要求交付的借款，并陈述付款时间与《借据》不一致是因之前钟国基每次向其借款均按时归还，因此都没有签订借据，本案所涉款项是2014年12月10日钟国基向其所借，其于同日按钟国基指示委托朋友盘某刷卡交付给钟国基，钟国基承诺一个月内归还，并于借款当日先行支付了2750元利息，但借款期满后钟国基未按约定归还款项，在郭丽萍催讨之下才补写《借据》，并且按照以往的惯例将交付款项取整写为55000元，但之后钟国基并未归还过任何款项。
钟国基确认《借据》为其本人所写，但主张本案所涉款项并未实际交付，对于郭丽萍提交的对账单，钟国基质证认为其付款时间是在2014年12月10日，而借据签订时间是在2015年1月14日，时间上无法吻合，而且对账单显示的收款单位既不是钟国基也不是钟国基所在的长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额也不是借据对应的55000元，因此无法证明该转账即是《借据》所涉款项。
郭丽萍申请证人盘某出庭作证，证人陈述：其于2014年12月10日受郭丽萍委托，持郭丽萍名下的广发银行信用卡，前往钟国基位于大南路2号的长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到公司后见到钟国基本人，在钟国基拿出的刷卡机上刷了54949元，当时钟国基承诺借期一个月，并即付一个月利息2750元，一个月期满后，钟国基未按承诺归还，于是其于2015年1月14日下午代郭丽萍到钟国基公司追还借款，钟国基提出再借三个月，并立即写了借条，借款金额写为55000元，并当场签名按指模。郭丽萍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钟国基对证人证言质证认为：证人陈述并不能证明本案借款有实际发生，仅证明借据是钟国基签的字，且郭丽萍陈述与证人陈述不能相互印证已交付一个月利息后才补的借据。因此对证人证言的三性均不予确认。
郭丽萍在原审时的诉讼请求为：钟国基归还借款本金55000元。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之间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债务应当清偿。郭丽萍为证实钟国基向其借款55000元的事实，提供了钟国基所立的《借据》、相应的刷卡记录及证人证言，钟国基虽辩称《借据》所涉款项并未实际收到，但其在《借据》中载明为“借到郭丽萍女士人民币55000.00元”，之后亦未采取任何方式取回《借据》，钟国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其所出具的《借据》负责，《借据》中“借到”按一般常理推断应为款项已实际交付，且郭丽萍对于款项已交付亦提供了证人作证，故原审法院对郭丽萍所主张的借款事实和提供的证据予以采信。郭丽萍与钟国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钟国基应按约定向郭丽萍履行还款义务。现郭丽萍依据《借据》主张钟国基返还欠款55000元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准许。郭丽萍及证人另陈述钟国基于借款当日即给付郭丽萍一个月的利息2750元，因钟国基并不认可本案借款双方有约定利息，亦未主张其已支付利息并要求返还，因此本案对此不作审查。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于2016年11月24日判决：钟国基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郭丽萍返还借款本金55000元。如钟国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175元由钟国基负担。
判后，上诉人钟国基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郭丽萍所主张的借款并未实际发生，《借据》没有生效。钟国基与郭丽萍之间不成立借贷关系。郭丽萍于起诉状中指出，钟国基于2015年1月14日下午向郭丽萍借款55000元。郭丽萍指出其广发银行信用卡2014年12月10日刷卡54949元的交易对手是广州花都区狮岭臻靖织，是按照钟国基的要求交付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无论是转账时间、转账金额、转账对手都不能证明上述交易行为与本案有关，更不能证明郭丽萍向钟国基支付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之相关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是出借人完成出借行为，收款人收到借款。郭丽萍作为出借人应当就其已经出借款项的行为进行举证，举证不能的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现郭丽萍提供的借据和银行流水之间无法相互印证，也没有其他证据证实款项已实际借出，钟国基与郭丽萍之间的借贷关系不成立。原审法院仅凭“借到”二字认为钟国基收到款项，郭丽萍已经完成举证责任是草率的、有失偏颇的。二、证人盘某的证人证言不得作为本案的审理依据。盘某与郭丽萍是认识十多年的朋友，关系匪浅，其证言并不能反映客观事实。证人陈述其受郭丽萍的委托刷卡，对于本案钟国基与郭丽萍之间的借款缘由不清楚，也没有委托证人参与借款前的磋商。且钟国基与证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钟国基并不知晓证人当天是刷谁的卡。即证人仅能证明借据为钟国基所写，但是其并不能证明刷卡的54949元就是借款，故证人证言不得作为本案的审理依据。三、盘某刷卡的54949元，钟国基已经还清。钟国基上诉请求驳回郭丽萍的诉讼请求，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郭丽萍承担。
被上诉人郭丽萍答辩称，一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合理，应予以维持。钟国基在2014年12月10日向郭丽萍借款，当时钟国基称因公司需要资金周转，所以委托证人盘某帮忙筹集借款。于是郭丽萍拿出广发信用卡委托盘某代郭丽萍去钟国基公司刷卡借55000元给钟国基。盘某是郭丽萍及钟国基认识多年的朋友，郭丽萍也就因此通过盘某认识了钟国基。因为郭丽萍信任双方的关系，所以郭丽萍之前有过几次借款给钟国基都是委托盘某前去刷卡借款给钟国基，且均采取同一借款形式，即一个月期满归还，也没有要求写借据或借条。并且，郭丽萍借款给钟国基有多次刷卡都不是刷整数金额，是因为钟国基声称不刷取整数金额是公司惯例，但期满一个月钟国基还款是还整数金额，而且是将还款金额打到郭丽萍的信用卡账户。郭丽萍也只负责借款给钟国基，没有去追查钟国基的借款去向以及怎样使用借款。所以，现在郭丽萍去查之前每次刷卡借款给钟国基的银行流水，都是钟国基用不同公司的刷卡机刷卡借款的，而且一个月期满都有钟国基的还款记录。但在2014年12月10日借款期满一个月后，钟国基并没有归还借款，于是郭丽萍于2015年1月14日下午委托盘某前去钟国基公司催促钟国基归还借款。但是钟国基以公司资金周转暂时有困难为由，提出再借三个月，并立即出具借条。所以郭丽萍所出示的2015年1月14日下午所立下的借条，事实上钟国基已于2014年12月10日收到郭丽萍对其的借款。正因如此，钟国基当时是确认收到了郭丽萍的借款才立下借条。钟国基也清晰知道2014年12月10日是刷了郭丽萍信用卡借的款，所以借条上才写上是借到郭丽萍女士55000元的借据。因此，盘某在证词中所表达的都是事实，郭丽萍出示的2014年12月10日刷卡54949元借款记录与2015年1月14日下午钟国基立下的借据是有事实根据的。钟国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也知道该对其所出具《借据》负责。如果钟国基没有收到款项，之后也理应采取任何方式取回借据。但钟国基不但没有要求取回借据，而且郭丽萍在未满三个月已开始催钟国基还款时，钟国基均以公司资金周转暂时有困难为由，一直拒不还款。盘某也多次帮郭丽萍催促钟国基还款均无果。后来，钟国基如同失踪一般找不到人，就连原本留下的手机号码也停机了。郭丽萍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提出了起诉。钟国基称借款并未实际发生是歪曲事实，企图达到借款不还的目的。钟国基没有还款给郭丽萍。郭丽萍请求驳回钟国基的全部上诉请求。
二审经庭询，双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二审庭询时，钟国基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钟国基的银行流水清单两页，拟证明钟国基已归还涉案借款本息56822元给盘某，盘某的账号为62×××65；证据2、《2014年11月11日投资还本还息分润合同书》原件和2015年3月15日《投资合作还息分润合同书》复印件，拟证明钟国基在2015年3月12日偿还的56822元是偿还2014年12月10日刷卡的54949元，因为在2014年11月11日到2015年3月15日盘某和钟国基确认的还款是两万元，如果还款56822元是偿还钟国基与盘某之间的款项，双方不可能确认还款是2万元。郭丽萍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钟国基转账给盘某的56822元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钟国基这笔还款不是还给郭丽萍的，钟国基和盘某之间也有借贷关系，钟国基也有向盘某借款，所以钟国基还款给盘某是正常的，是钟国基还盘某的借款，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的三性不予确认，是盘某和上诉人之间的关系，与郭丽萍无关。
郭丽萍提交其银行对账单5页作为证据，拟证明钟国基和郭丽萍除本案借款外还有其他借款，借款期限都是一个月，都是借款的时候有零头，还款的时候还整数，所以本案借款54949元在借据中写55000元。钟国基质证称，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郭丽萍提交的对账单都没有显示钟国基的账号，盘某在一审时也称其拿了郭丽萍的卡去刷卡，也是盘某去向钟国基追讨借款，所以钟国基认为是盘某借给他的，所以在偿还款项的时候，支付到盘某的账号，因此涉案借款和利息，钟国基已经偿还了。
再查明，二审第一次庭询时，钟国基称，涉案借据对应的是盘某2014年12月10日刷卡54949元，涉案借据是出具给盘某的；是盘某要求在涉案借据上写借到郭丽萍55000元，盘某说卡是郭丽萍的，借期一个月，利息是每月5%；钟国基2015年3月12日还款56822元，利息对应不上每月5%，是钟国基与盘某对数按月息2%计算的；2015年1月14日钟国基还了2750元利息，是现金支付给盘某的。二审第二次庭询时，钟国基称，盘某刷卡的54949元投资款，是盘某投资到钟国基旗下的一个项目，但钟国基没有证据证明。
又查明，二审庭询时，盘某出庭作证称，钟国基于2015年3月12日向盘某转账56822元，其中有2750元是偿还郭丽萍涉案借款55000元2015年3月份的利息，其余款项都不是对涉案借款的还款；钟国基支付了2015年4月14日之前的利息。钟国基对盘某证言的真实性不予确认。郭丽萍对盘某证言的证据三性均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钟国基与郭丽萍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及钟国基是否已还清涉案借款。
对此争议，根据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首先，钟国基出具《借据》，明确表示借到郭丽萍55000元，钟国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完全具备理解《借据》内容的能力，应当承担签署《借据》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其次，二审庭询时，钟国基称涉案借据对应的是盘某2014年12月10日刷卡54949元，而一审期间盘某已出庭作证表示是受郭丽萍委托持郭丽萍的信用卡到钟国基公司刷卡，表明钟国基已实际收到郭丽萍借款54949元。钟国基主张盘某刷卡的54949元是投资款，也未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本院认定郭丽萍与钟国基之间存在54949元民间借贷关系。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结合本案实际，钟国基上诉称已还清涉案借款，依法应当由钟国基承担举证责任。钟国基主张于2015年3月12日向盘某转账56822元已还清涉案借款，但郭丽萍及证人盘某只确认其中2750元是用于偿还涉案借款的利息，故不能据此表明钟国基已还清涉案借款。最后，因郭丽萍确认钟国基已支付2015年4月14日之前的利息，而郭丽萍主张每月2750元的利息标准过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郭丽萍收取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应用于冲抵本金，经计算，本院认定钟国基尚欠的借款本金为51649元，钟国基依法应当向郭丽萍返还。
综上所述，因郭丽萍二审期间确认钟国基已支付2015年4月14日之前的利息，致使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钟国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相应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4民初12373号民事判决为：钟国基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郭丽萍返还借款本金51649元。
二、驳回郭丽萍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175元，由钟国基负担1103元，郭丽萍负担7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75元，由钟国基负担1103元，郭丽萍负担7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 湛
审判员 谢欣欣
审判员 吴晓炜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邝俊能
吴云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