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牡民终字第5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牡丹江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住所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景福街68号，组织机构代码E6853841-5。
法定代表人武东，男，牡丹江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振奎，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博岩，男，1952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牡丹江市体育设施管理中心退休干部。
委托代理人关荣伟，黑龙江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牡丹江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体彩中心）因与被上诉人孙博岩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4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上诉人体彩中心的委托代理人陈振奎、被上诉人孙博岩及其委托代理人关荣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博岩在一审中诉称：1995年9月，原牡丹江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体委，现名称变更为牡丹江市体育局，简称市体育局）下属牡丹江市体育馆劳动服务公司等下属单位，在经营管理期间经审计对外亏损、欠款达185万余元、呆死账40余万元、51名职工下岗，10余起案件被起诉，导致市体委、体育开发公司、劳动服务公司和所属商店银行账户被查封，严重影响了市体委的正常工作。为转变被动局面，市体委于1995年9月16日与原告签订了承包合同，约定由市体委提供房屋给原告，承包处理公司遗留问题，承包范围为市体育馆劳动服务公司及所属的体育用品商店、市京徽羽绒产品经销部、市欧亚达经济贸易公司，期限为处理完毕所有债权债务合同为止。原告的义务为补亏90万元和安排五名职工的就业。最后，原告个人承担了原公司亏损185万余元，除尚有部分应付款及个人借款外，基本完成了原告应承担的合同义务。在原告个人承包经营期间，市体委成立体彩中心，因体彩中心无办公场所，市体委领导找到原告协商租赁原告个人承包的房屋作为办公场所，并于2001年1月15日以市场价格的一半与体彩中心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主管领导受市体委委托代表体彩中心签字。合同约定承租期为10年，原告将个人承包的大部分房屋租赁给被告使用。被告自1996年7月1日起，每年应向原告交纳租金3万元，2003年12月2日后，每年租金调整为4.2万元。合同签订后，由于体彩中心资金紧张，始终未向原告支付租金，市体育局于2014年2月27日对此债务予以确认，并希望原告能够通过诉讼解决，故原告提起诉讼，要求：1.被告体彩中心立即给付自1998年7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期间的房屋租赁费313000元；2.根据合同约定被告支付自2008年8月28日至2014年3月4日期间的违约金共计309900元；3.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上诉人（原审被告）体彩中心在一审中辩称：1.2001年1月15日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订立合同的主体不合格，没有合同相对人即能够独立主张权利的当事人。签订合同时，孙博岩即是出租人又是承租人。且双方并非平等主体，对租金标准的公平性无法考量；2.房屋租赁合同没有实际履行。1996年至2008年期间，孙博岩即是牡丹江市体育馆劳动服务公司的经理，又是体彩中心的主任，体彩中心账面上有200多万元，孙博岩完全有能力处理房屋租赁费却没有处理。并且孙博岩在工作交接时，体彩中心账面没有体现欠房屋租赁费。故申请对体彩中心的财务账目进行审计。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孙博岩原系市体委干部，1995年9月16日，原告孙博岩与牡丹江市体育运动委员会签订承包合同书一份，主要内容：市体委对其所属的牡丹江市体育馆劳动服务公司由孙博岩实行个人承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承包范围包括太平路9号房产、牡丹江市体育馆劳服公司所属的市体育用品商店、市京徽羽绒产品经销部、市奥亚达经济贸易公司，孙博岩每年向市体委交纳5万元房租用于偿还牡丹江市体育馆劳服公司原有债务，安置包括孙博岩在内的五名职工，至债务处理完毕，此合同终止。1996年12月8日，牡丹江市体育馆劳动服务公司、孙博岩为进一步区分该公司与孙博岩的责任，根据1995年9月16日的承包合同另行订立承包合同书一份，该合同约定自1995年9月16日签订承包合同书日期起，牡丹江市体育馆劳动服务公司不再承担该公司，包括所属的市体育用品商店、市京徽羽绒产品经销部、市奥亚达经济贸易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审计清算后物品处理的权利和责任，及用于弥补原承包合同书承包范围亏损的太平路9号房产的使用权。明确市体委主任办公会决议及原承包合同中约定的“个人承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条款。该合同由市体委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太平路9号房产坐落于原牡丹江市太平路9号，共分三部分，其中一部分面积为82.44平方米，产权所有人为市体委，性质为全民；一部分面积为98平方米，产权所有人为市体委，性质为全民；一部分房屋约350平方米，原为市体委所属的体育场用地，1972年牡丹江市政府建设办公用房时占用部分场地，1974年牡丹江市政府办公楼回迁后，将其中的350平方米房屋划归市体委所有，1982年用于开办体育用品商店，该房未办理产权证照。1996年5月，市体委成立体彩中心，聘任孙博岩为体彩中心主任，工资采取自收自支形式。1996年，体彩中心使用太平路9号房产作为其办公用房。2001年1月10日，孙博岩向市体委作出请示报告，在该报告中要求完善其与体彩中心的房屋租赁关系。该报告中，市体委副主任任慧群书写：“2001年1月12日，与徐主任沟通后，同意我与之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并加盖市体委公章。2001年1月15日，任慧群代表体彩中心同孙博岩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该合同约定：孙博岩将自己承包的太平路9号的部分房屋即走廊、办公室、车库租赁给体彩中心作为办公用房及库房使用，租期为10年，自1996年7月1日至2006年6月30日止，体彩中心每年向孙博岩交纳房租3万元，逾期交纳租金体彩中心需按日万分之五交纳滞纳金。任慧群在该合同中签名。2003年12月，体彩中心增加两间房屋的租赁，房租增加到每年4.2万元。2006年7月10日，体彩中心出具“关于2001年1月15日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执行情况的说明”一份，该说明中记载1996年7月1日至2006年6月30日期间租金共计331000元，至今未付。体彩中心加盖公章及财务章，并由时任体彩中心党支部书记武东及财务人员张新华签字。体彩中心使用诉争房屋至2007年。在孙博岩承包市体育馆劳动服务公司期间，其工作关系调出原市体委，工资收入由其个人自行解决。2008年1月28日，市体育局向牡丹江市委组织部提交关于孙博岩同志调转问题的请示，请求将孙博岩的工作关系调入市体育局夏季运动项目管理中心。2008年8月8日，经体育局党组决定，免去孙博岩体彩中心主任职务。现孙博岩的工作关系已调回市体育局。孙博岩离任后分别于2008年9月3日、2009年12月31日、2010年2月9日、2010年6月23孙博岩向体育局提交申请，要求市体育局处理其在体彩中心工作期间的遗留问题，其中包括房屋租金问题。2014年2月27日，市体育局为孙博岩出具书面答复，认为房屋租金应为体彩中心拖欠市体育馆劳服公司，不属于拖欠孙博岩个人。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孙博岩要求被告体彩中心给付1998年7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期间的房屋租金313000元的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原告孙博岩于1995年同市体委签订承包合同，由孙博岩个人承包牡丹江市体育馆劳动服务公司，包括太平路9号的房屋使用权，并且用经营所得偿还劳动服务公司债务，故孙博岩在签订承包合同后具有使用太平路9号房屋出租、收益的权利。体彩中心成立后，使用太平路9号的部分房屋作为其办公用房，孙博岩作为房屋使用权人同市体委主管体彩中心的副主任任慧群代表体彩中心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双方均为平等民事主体，该合同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体彩中心应按照合同约定给付租金。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体彩中心给付房屋租金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租金数额，根据孙博岩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的每年房租3万元、2003年12月起增加租赁面积房租为4.2万元，结合原告出具的证据三“关于2001年1月15日所签房屋租赁合同执行情况的说明”，本院确定自1996年7月1日至2003年12月1日，年租金为3万元，2003年12月2日至2007年租赁合同终止时，年租金为4.2万元。原告主张体彩中心使用房屋至2007年6月30日，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被告不予认可，根据庭审查明，本院确定体彩中心使用房屋至2007年1月。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终止期限即2006年6月30日后，由体彩中心继续使用诉争房屋，双方未补签房屋租赁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故应沿用原租金标准确定1998年7月1日至2007年1月期间房屋租金共计为29.20万元（65个月×3万元÷12个月＋37个月×4.2万元÷12个月），本院对此数额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租金数额超过部分不予保护。关于原告孙博岩要求体彩中心给付自2008年8月28日至2014年3月4日期间的违约金共计3099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原、被告双方在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逾期交纳租金，体彩中心需按日万分之五交付滞纳金，体彩中心未按照约定履行给付租金义务，系违约行为，应支付孙博岩违约金。关于违约金的计算期限，在原告提供的证据三“关于2001年1月15日所签房屋租赁合同执行情况的说明”中，体彩中心对截止至2006年6月30日的房屋租金进行了确认，该说明中最后一次确认日期为2008年6月30日，孙博岩在此份证据中签字，能够证明孙博岩对2008年6月30日未支付租金予以认可，但双方对何时给付租金未明确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一“关于兑现和处理在体彩中心工作期间效益工资等及设施中心工作期间遗留问题的申请”，能够证明原告于2008年9月3日已向被告体彩中心的主管部门市体育局提出申请，要求给付租金，故本院依此确定体彩中心应给付租金的时间，自2008年9月3日至2014年3月4日，此期间的违约金体彩中心应当支付。关于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案审理中，被告体彩中心认为违约金过高，要求调整违约金的金额为日万分之二，本院综合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依照日万分之二的标准计算未给付期间（2009年9月3日至2014年3月4日）的违约金共计117208.80元［（182天＋365×5年）×29.2万元×0.0002），本院对此数额予以确认，超过部分不予支持。被告体彩中心抗辩称，孙博岩在任职体彩中心主任期间有能力履行租赁合同而未履行，要求对体彩中心的财务账目进行审计，本院认为，体彩中心的财务状况同体彩中心是否应当支付租金无直接因果关系，故本院对体彩中心的此项抗辩不予支持。关于体彩中心提出的孙博岩起诉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三）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体彩中心于2006年至2008年均在“关于房屋租赁合同执行情况的说明”对租金未付的情况予以确认，原告在2008年离任后，多次向体彩中心的上级主管部门市体育局上访，要求解决体彩中心拖欠的租金，至2014年2月27日市体育局为孙博岩出具书面答复，原告一直在主张权利，故原告于2014年7月3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本院对被告的此项抗辩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二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牡丹江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给付原告孙博岩房屋租金292000元，违约金117208.80元，共计409208.80元，此款被告牡丹江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完毕；二、驳回原告孙博岩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29元，由被告牡丹江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负担7449元，原告孙博岩负担2580元。
一审宣判后，原审被告体彩中心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
上诉人体彩中心上诉称：一、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在本案中没有诉权。被上诉人不是本案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人，没有权利以自己名义对外起诉。房屋实际所有人为牡丹江市体委，如果存在纠纷，应由牡丹江市体委作为原告起诉。被上诉人不能基于与牡丹江市体委的内部承包协议以自己名义对外主张权利。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只是牡丹江市体委的代理人。二、原审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在2001年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合同租期到2006年6月30日，本合同是一份有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原审中，上诉人没有提供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证据，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明确提出本案诉讼时效问题，因此被上诉人已经丧失了对上诉人的民事诉讼的实体权利，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应认定为无效。由于本案争议房屋属于牡丹江市体育局掌管的国有资产，故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第6条、第8条的规定，双方没有进行招标和审批手续，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四、原审未受理上诉人提出的对被上诉人承包财务鉴定申请是错误的。上诉人在一审中申请对被上诉人承包的账目进行审计，以确定被上诉人是否按照《承包合同》约定履行对承包单位的债务进行清偿的义务。但原审未予答复，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鉴于此鉴定涉及到国有资产是否流失等问题，故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启动鉴定程序，对被上诉人在承包期间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以查明被上诉人是否按照合同约定偿还债务。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裁定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孙博岩答辩称：一、答辩人主体适格。房屋所有权人可以对外租赁自己的房屋，但房屋承租人在征得所有权人同意的情况下有权对第三人转租房屋。根据我国合同法第224条的规定，答辩人征得房屋所有权人同意后，将房屋给被答辩人，转租房屋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应受法律保护。二、答辩人起诉没有超过法定时效期间。答辩人将自己承包租赁的房屋转租给被答辩人使用期满后，与被答辩人于2006年7月10日对拖欠租金进行了确认，并达成一份没有还款期限的“房屋租赁合同执行情况说明（即被答辩人欠缴租金的决算）”。在此之后，答辩人始终在向被答辩人及其主管上级主张权利。其主管上级于2014年2月27日为答辩人出具了书面答复。答辩人于2014年7月30日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条的规定，答辩人提起诉讼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三、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有效。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印发的《国家体育总局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是国家体育总局内部文件，对各省市政府资产管理没有约束力，该“通知”是2013年7月25日印发实行的，对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没有溯及力。四、对被答辩人提出的“对被上诉人承包账目审计”的要求不应支持。答辩人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足以证明答辩人在承包期限内已完成全部义务，在此情况下被答辩人还要求进行审计，如被答辩人怀有其他目的，可通过其他程序进行，不是民事诉讼程序解决的问题。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争议的焦点：1.被上诉人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是否有效；4.原审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剥夺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5.原审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二审中，上诉人体彩中心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及复述原审证据如下：
证据一，2014年1月23日《关于转办孙博岩反映奖金及职称问题信访事项的函》一份；2014年1月23日被上诉人向信访局提供的《关于兑现和处理在市体育局工作期间遗留问题的申请》一份。复述被告原审证据三，牡丹江市体育局《关于孙博岩同志上访问题的答复》一份。意在证明：在2014年1月23日，被上诉人向牡丹江市人民政府信访局提出信访，牡丹江市体育局根据该信访申请，于2014年2月27日作出对上访问题的答复。
被上诉人孙博岩质证称，形式要件没有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1.2014年1月23日牡丹江市信访局给体育局的函与本案无关。2.2014年1月23日孙博岩给信访局的处理遗留问题的申请，申请中明确提出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房屋租赁33万元的事实，说明被上诉人不仅向上诉人及上诉人的主管单位体育局主张其房屋租赁费的权利，而且也向信访局提出解决问题的请求。牡丹江体育局2014年2月27日对被上诉人的答复中体育局已经认可了上诉人欠租赁费的事实，但只是说不欠被上诉人的，而欠被上诉人承包的劳动服务公司的租赁费，被上诉人认为此组证据不能推翻已经生效的判决。我2014年2月28日接到上访问题的答复的当时，我就提出了反对意见，表示不同意此答复，认为上诉人和上诉人的关系单位没有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问题，此答复的第三天我专门写了报告递交到体育局，要求体育局重新答复，为着慎重起见，我以挂号信的形式要求体育局重新答复，到信访局上访完全是按照上诉人的主管单位要求进行的。
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二审中，被上诉人孙博岩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一，牡丹江市体育局于2015年6月24日出具的《说明》一份。意在证明：上诉人租用被上诉人房屋租赁合同于2007年1月结束后，就房屋租赁费用一事被上诉人曾多次与体育局局长汤明吉多次提出解决房屋租赁费用一事，在2010年班子调整交接过程中，汤局长已对被上诉人租赁费一事向新领导班子隋红江局长等人提出，新班子达成后2010年至2014年被上诉人多次向体育局领导多次提出处理房屋租赁费一事，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没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限。
上诉人体彩中心质证称，1.该说明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规定，单位出证，根据民诉法规定应当由出具单位加盖公章及出具人应当签字予以确认，仅仅凭被上诉人单方说是隋局长出示的，我们不能相信，形式上和证据来源上均不符合法律规定。2.该说明的原件现存于原审卷宗，说明一审法院在作出一审判决的时候采纳并引用了该说明的相关内容，根据民诉法规定，证据应当开庭质证，原审法院对该证据没有开庭质证的前提下程序违法。3.该说明不能证实被上诉人所要证明的问题。
本院认为，该《说明》虽然加盖牡丹江市体育局的公章，但没有单位负责人或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盖章，其形式要件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结合一审诉辩主张、一审认证证据及二审审理情况，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1年1月15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中出租人为孙博岩（甲方）、承租人为牡丹江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乙方），并在第一条中约定：“甲方将自己承包的太平路9号的部分房屋……租赁给乙方做办公室及库房使用”。根据该合同约定，上诉人体彩中心系与被上诉人孙博岩个人之间形成租赁关系。上诉人体彩中心主张被上诉人孙博岩是牡丹江市体委的代理人，但其未举示证据证实其该项主张，应负举证不能的责任，故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的诉讼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上诉人已实际占有、使用其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的房屋，且其未举示证据证实该合同存在法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因此上诉人关于其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但其在二审中举示的被上诉人孙博岩在《关于兑现和处理在市体育局工作期间遗留问题的申请》中称：“此申请部分内容从发生到现在，特别是2008年9月2日递交市体育局第一份申请后，我通过各种方式，不间断找过体育局及有关部门……”，牡丹江市体育局在《关于孙博岩同志上访问题的答复》中对上述内容未予否认，且综合本案证据，能够认定被上诉人孙博岩在持续主张权利，故对于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上诉人要求审计被上诉人任体育馆劳动服务公司经理期间本案涉诉房屋财务账的应收、应付账款，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的相对人并不是体育馆劳动服务公司，因此审计该机构的账目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因此上诉人的该项申请不应予以准许。原审未准许上诉人的该项鉴定申请并未剥夺上诉人的诉讼权利，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牡丹江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上诉的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438元，由上诉人牡丹江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晓光
代理审判员 李冬梅
代理审判员 李慧宇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李维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