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崇民一（民）初字第6795号
原告蔡元珍。
原告张美香。
原告胡彬。
上列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张贤能，上海市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清。
被告谈臻臻。
上列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振侯，上海市恒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蔡元珍、张美香、胡彬与被告徐清、谈臻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0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石金飞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11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美香、胡彬及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张贤能、被告徐清及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振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蔡元珍、张美香、胡彬诉称，三原告分别系死者胡某的母亲、妻子、儿子。两被告系上海某纸品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股东，该公司于2014年9月17日注销登记。2010年1月1日，某公司租用位于崇明县建设镇某村某队的原上海某制线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厂房，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胡某随即进入某公司从事打浆工作。从2010年7月起，胡某兼任门卫值班、仓库、机修、考勤及核算工资等多项工作。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工资起先为每月1500元，从2010年7月起调整为2000元。由于经营不景气，XXX公司于2012年9月停止营业，并辞退了除胡某之外的所有员工。胡某留在厂区进行值班，并每隔一段时间将所有机器设备通电运行以防损坏。2013年12月25日19时许，胡某在厂区爬楼梯时，不慎摔倒跌伤，因伤势严重于当晚不幸去世。之后，因某公司拒绝为胡某申报工伤认定，原告向有关劳动部门申请仲裁要求：1、确认2010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25日期间胡某与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某公司支付胡某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25日期间工资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4000元。上海市金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某公司已自2010年9月起停业为由，于2014年6月25日做出裁决，认定胡某与某公司在2010年1月至2012年8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对胡某的其余请求不予支持。原告认为，2012年9月之后，尽管某公司已经停业，但某公司在厂区内存放了大量的机器设备和各种资料，被告徐清出于对胡某的高度信任而留用其值班并看守、保养上述机器设备，双方形成了雇佣关系。胡某因雇佣活动遭受人身损害，两被告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为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医疗费1698.80元、丧葬费30216元、死亡赔偿金8770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计958954.80元的70%即671268.36元。
原告对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三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亲属关系证明；2、企业承包经营合同一份；3、XXX公司2012年3、5、6、7、8月份工资表；4、某公司支出明细三份；5、郁某某笔录一份；6、施某某情况说明一份；7、陈忠琴证明一份；8、黄某陈述笔录一份；9、顾某陈述笔录一份；10、李某陈述笔录一份；11、谢某陈述笔录一份；12、郑某、袁某证明一份；13、死亡小结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医疗费清单；14、厂房及机器设备照片一组；15、上海市金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书一份；16、档案机读材料一份；17、上海市崇明县医疗急救中心证明一份；18、某公司注销结算报告一份；19、某公司2012年资产负债表一份。
审理中，证人施某某、郁某某到庭作证。
被告徐清、谈臻臻辩称：1、根据上海市崇明县医疗急救中心证明记载的胡某“发病情况（诱因），醉酒后不慎摔倒”的事实，胡某死亡的原因系事发当晚醉酒后失去控制力摔倒所致；2、胡某、张某夫妇自2004年开始便一直居住在胡某死亡时所居住的宿舍内，而某公司从2010年1月起才租赁包含上述宿舍在内的厂房，因此，胡某夫妇在某公司厂区宿舍居住，并非基于被告的安排，而是因胡某夫妇居住困难才借住在该处，原告欲以胡某夫妇居住在厂区宿舍的事实来证明被告雇佣胡某值班看厂的事实，不能成立；3、2012年8月底，某公司口头解除了包括胡某在内的所有员工的劳动关系，某公司经营期间也只有五、六个员工，因业务小且长期亏损，公司被迫关门歇业，因公司厂区内无有价值的财物，故根本无需派专人值班；4、某公司从2012年9月停业至胡某死亡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公司从未向胡某支付过工资，胡某生前也从未向公司主张过工资款，如果公司关门后需继续聘请胡某看厂，胡某不可能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不向公司主张工资报酬，这便足以证明公司停业后未聘请胡某值班看厂，双方在2012年9月后不存在用工关系；5、如果某公司停业后继续聘请胡某值班看厂的事实成立，双方之间应形成劳动关系，不可能是提供劳务关系，因双方的劳动关系已由金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庭裁决，该仲裁裁决已生效并明确双方在2012年9月之后不存在劳动关系，因原告无法提起劳动争议诉讼，继而提起本案诉讼，故完全是在恶意诉讼；6、某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两被告作为公司股东依法承担有限责任，现该公司已办理注销手续，两被告无须再承担清偿责任。综上，胡某的死亡完全系其自身过错所致，胡某死亡时，其与某公司不存在法律上的关系，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经审理查明，三原告系死者胡某的法定继承人。两被告系某公司股东，该公司于2007年3月16日在上海市金山区注册成立，于2014年9月17日注销登记。2004年，胡某在崇明县建设镇某村某队建造厂房1139.4㎡、办公楼328㎡用于开设上海某纱线厂一分厂，后因经营不善胡某于2008年将上述厂房及办公楼转让给施某某，施某某又于2009年转让给郁某，2010年1月起，郁某又将上述厂房及办公楼转让给某公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2010年1月，胡某进入某公司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仅口头约定工资每月1500元，2010年7月起调整为2000元。2012年9月起，某公司停止营业。
另查明，上述厂房为平房；上述办公楼为两层楼房（楼房一侧建有露天水泥楼梯），某公司经营期间，二楼为宿舍区，底楼为办公区。2004年至2013年12月25日，胡某一直居住在上述办公楼的二楼宿舍内。2010年1月起，原告张美香亦生活、居住于此。
又查明，2013年12月25日18时52分许，胡某在从宿舍二楼下楼梯时不慎从楼梯上摔下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再查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崇明分院急救病历中载明（胡某）发病情况（诱因）为：醉酒后不慎摔倒。
还查明，2014年3月11日，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对胡某的死亡做出理赔决定，给付胡某身故保险金及住院费保险金共计78653.42元。因理赔决定通知书显示：本次系通融给付，不作为今后给付之依据。2014年12月16日，本院致电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理赔部门，就胡某死亡后在该公司的保险理赔情况进行了解，该公司理赔人员针对其公司做出通融赔付的理由做如下陈述：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胡某的病历资料显示，（胡某）发病情况（诱因）系醉酒后不慎摔倒，根据保险条款，胡锦昌醉酒摔倒，我公司不承担赔付责任，在理赔过程中，胡某儿子胡彬陈述其父亲当晚只是少量饮酒，且向本公司提供了上海市崇明县医疗急救中心的证明一份，载明：“醉酒”为发病诱因描述，不作为检查诊断后结论。综合以上情况，我公司考虑到胡某死亡的事实并基于商业经营和未来业务发展的需要，做出通融给付的决定，相应的理赔款已给付完毕，申请人对通融给付的结果是接受的。
2013年4月4日，原告向有关机构申请劳动仲裁，要求：1、确认2010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25日期间胡某与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某公司支付胡某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25日期间工资24000元。2014年6月25日，上海市金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如下裁决：胡某与某公司在2010年1月至2012年8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对胡某的其余请求不予支持。该仲裁裁决已生效。
审理中，本院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被告徐清表示其在1998年就与胡锦昌认识，基于多年朋友关系，如原告自行撤诉，其愿意补偿原告20000元。后因原告不同意调解方案至调解未果。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院认为，雇佣关系的成立应具备如下要件：一是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明确的雇佣合意；二是雇员在雇主的授权或指示下从事雇佣活动；三是雇主向雇员支付劳动报酬。原告认为两被告与胡某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但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胡某死亡时两被告与胡锦昌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合意，也不能证明被告向胡某支付劳动报酬的事实，某公司与胡某之间的劳动关系随着该公司2012年9月停止营业而宣告终结，原告也未能举证证明胡某在公司停业后被告安排胡某从事何种雇佣活动。退一步而言，雇佣关系即便成立，若损害的发生非因从事雇佣活动引起，雇主也无需承担责任，本案中，胡某从2004年起便一直生活、居住在由其建造的办公楼内，胡某因下楼梯摔伤而后死亡，对此，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胡某下楼梯的行为与从事被告安排的何种雇佣活动存在何种关联。更何况，胡某的急救病例显示其死亡诱因为醉酒后摔倒，而原告在保险理赔过程中对保险公司通融给付的结果不持异议。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蔡元珍、张美香、胡彬要求被告徐清、谈臻臻赔偿原告医疗费人民币1698.80元、丧葬费人民币30216元、死亡赔偿金人民币8770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50000元计人民币958954.80元中的70%即人民币671268.36元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753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5376.50元，由原告蔡元珍、张美香、胡彬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石金飞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肖文文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
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