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晋0502民初1878号
原告晋城市金华特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晋城市城区。
法定代表人秦瑛瑛，任经理。
委托代理人田新庆，晋城市城区新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运城市经济开发区好汉锁具经销处，住所地运城市。
负责人侯新峰，任经理。
被告山西信合丰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运城市豪。
法定代表人侯新峰，任总经理。
被告卢姗，女，1985年8月1日生，汉族，山西省运城市人，住山西省运城市。
委托代理人尚晓格，山西韶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晋城市金华特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城金华特公司”）诉被告运城市经济开发区好汉锁具经销处（以下简称“运城好汉锁具经销处”）、被告山西信合丰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信合丰公司”）、被告卢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晋城金华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秦瑛瑛、委托代理人田新庆和被告运城好汉锁具经销处的负责人暨被告山西信合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侯新峰及三被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尚晓格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第一、第二被告均是由侯新峰先后注册成立的经营实体，第三被告与侯新峰系夫妻关系，该夫妻二人共同经营第一、第二被告门店实体。2013年12月11日，经双方协商一致，我公司与第一被告在晋城市城区签订了一份《普罗巴克智能锁购销合同》。合同约定我公司向第一被告订购383套普罗巴克A800款智能门锁，每套单价3300元人民币，总价款1263900元人民币。合同还约定了分期交货的期限、套数。随后我公司分批支付了锁具价款，我公司行使了不安履行抗辩权。截至2017年6月19日，我公司共向三被告支付了1161700元计352套锁具价款，但三被告仅仅向我公司发运交付了103套锁具，仍有230套锁具未交付。2017年6月19日，第二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第三被告共同与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晋城市城区又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再次约定了三被告发运锁具的期限，但三被告的违约行为依旧在延续。三被告的违约行为直接导致了我公司对房地产开发商的违约，给我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三被告互负连带责任退还我公司721800元锁具价款，从2017年7月30日起按照月息2%支付利息直至执行完毕。请求判令三被告互付连带责任向我公司赔偿因其违约行为给我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1263900元。
被告运城好汉锁具经销处辩称：2017年6月19日，经原告同意，被告运城好汉锁具经销处已经将《普罗巴克智能锁购销合同》中我方的全部供货义务转移给山西信合丰公司，由山西信合丰公司向原告供货，故被告运城好汉锁具经销处不应承担退还锁具价款的责任和违约责任。我方与原告签订合同后，原告陆续支付货款以及其他款项总计108万元，运城好汉锁具经销处按照原告的指示向其交付104把锁具后，根据原告的指示停止供货。期间原告还向被告好汉锁具经销处购买替代锁具405套，单价48元，价值19440元，并且还把剩余的283套锁具的锁体全部供完。2017年6月，原告要求继续供货，因好汉锁具经销处名称变更，经原告同意，把合同约定的供货义务全部转移给了山西信合丰公司，于是原告与山西信合丰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双方对供货时间进行了重新约定。之后，由山西信合丰公司与原告进行供货和结算。原告请求被告好汉锁具经销处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并没有提出解除双方的合同，双方签订的合同仍然有效，被告仅有供货义务，原告要求返还锁具价款没有法律依据。
被告山西信合丰公司辩称：截至2017年9月11日，信合丰公司欠原告锁具价款255940元，并非其诉称的69万元，也不应该承担利息。2013年12月11日，原告与被告运城好汉锁具经销处签订《普罗巴克智能锁购销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运城好汉锁具经销处支付货款以及其他款项总计108万元，运城好汉锁具经销处按照原告的指示向其交付104把锁具后，根据原告的指示停止供货。期间原告还向被告好汉锁具经销处购买替代锁具405套，单价48元，价值19440元，并且还把剩余的283套锁具的锁体全部供完。2017年6月，原告要求继续供货，因运城好汉锁具经销处名称变更，经原告同意，被告运城好汉锁具经销处把《普罗巴克智能锁购销合同》中约定的供货义务全部转移给被告山西信合丰公司，于是原告与被告山西信合丰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双方对供货时间进行了重新约定。之后，山西信合丰公司又向原告支付锁具面板50套。至此，被告总计向原告交付锁具154把。2017年8月11日，双方协商被告山西信合丰公司向原告退还货款10万元。综上，截止2017年9月11日，被告向原告交付锁具154把（价值508200元）及锁体230套（价值196420元），还有替代锁具价值19440元，加上退还给原告的10万元货款，现欠原告货款255940元。原告要求支付违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双方重新约定供货时间后，被告按照双方的约定积极履行了部分供货义务，因双方未进行结算，剩余锁具的供货数量和供货时间双方仍在协商中，被告不存在违约。其次，合同也并未对违约责任明确约定。原告并没有提出解除双方的合同，双方签订的合同仍然有效，被告仅有供货义务，原告要求返还锁具价款没有法律依据。
被告卢姗辩称：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卢姗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法院应该驳回原告对被告卢姗的诉请。被告卢姗并非《普罗巴克智能锁购销合同》和《补充协议》的签订主体，原告无权对被告卢姗提起诉讼。运城好汉锁具经销处系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按照法律规定，原告起诉该个体工商户为被告并列明经营者即可，被告卢姗并非适格被告。被告运城好汉锁具经销处营业执照明确记载经营者为侯新峰，组织形式为个人经营。可见该个体工商户系侯新峰个人经营，产生的债务应由其个人财产承担，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卢姗的诉请。
审理查明：2013年12月11日，原告与被告运城锁具经销处签订《普罗巴克智能锁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运城锁具经销处订购383套普罗巴克A800款智能门锁，每套单价3300元人民币，总价款1263900元人民币。合同还约定了分期交货的期限、套数。按照约定，被告运城好汉锁具经销处应于2013年12月12日至2014年4月15日期间分三批向原告交付383套锁具，原告应分批支付相应价款。该购销合同第十一部分约定，未使用且保护完好的产品，被告运城好汉锁具经销处无条件负责收回。截至2017年6月19日，原告共向被告运城好汉锁具经销处支付了1161700元。对截至2017年6月19日交付原告的锁具套数，原告称共103套，被告称以上款项中部分款项不是购销合同的货款，有其他经济往来，原告称都是合同价款。被告运城锁具经销处称共104套。2017年6月19日，原告与被告山西信合丰公司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内容为：由于被告山西信合丰公司把原告的货款挪用，未付给厂家，导致厂家未能发货，被告的原因使原告受到经济损失，应负全责。被告向原告承诺交货时间。第一批50把，28号到晋城；第二批100把，7月23号发到晋城；第三批80把，7月28号发到晋城。如任何一批未按照约定时间交付，原告的经济损失应由被告山西信合丰公司全部承担。同时约定，为使合同有约束力，经双方协商，将被告山西信合丰公司所有的位于人民北路某某北区3号楼2单元601室房产和位于机场路与安中路交汇处豪德贸易广场一区一街6号房产抵付给原告。被告山西信合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另在补充协议后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秦瑛瑛出具借条1支，借款内容为：“今借到秦瑛瑛人民币690000元，使用到2017年7月30日，如果7月30日前未归还，则按照每月百分之二利息直至归还。下落款为侯新峰并附有身份证号，落款日期为2017年6月19日。对此借条，双方均认可借款没有实际发生，系原告担心被告拒绝履行协议而要求被告出具。2017年7月原告向被告交付50把锁，此50把锁与之前被告向原告交付的锁手柄不同。原告称指纹头也不一样，要求退货。审理中经核实，该50把锁均未使用，存放于原告库房。2017年8月11日，被告向原告退还货款10万元。
另查明，被告山西信合丰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侯新峰。被告山西信合丰公司和原告于2017年6月19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约定抵付给原告的人民北路某某北区3号楼2单元601室房产系侯新峰和被告卢姗的夫妻共同财产。2017年7月3日，侯新峰和房屋买受人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将以上房产出售。同日，侯新峰和被告卢姗与该房屋受让人一起向运城市房地产管理局提交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将该房屋转让。
以上事实，有双方签订的《普罗巴克智能锁购销合同》、《补充协议》（附借条）、原告提供的转账明细、手机网银清单、被告提供的原告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收据等及当事人双方当庭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原告要求退还货款、支付利息并赔偿损失，实质上包含了要求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原告与被告山西信合丰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显示被告山西信合丰公司把原告的货款挪用，未付给厂家，导致厂家未能发货，被告的原因使原告受到经济损失，应负全责。可以说明被告运城好汉锁具经销处未能按照与原告签订的《普罗巴克智能锁购销合同》的约定履行供货义务，且被告山西信合丰公司挪用原告支付的货款。之后被告山西信合丰公司仍未履行其与原告签订的《补充协议》，且一直未能明确履行的具体期限。符合合同法规定的“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这一合同解除的情形。侯新峰在补充协议签订十几天后就将约定抵付的房产转让，属就抵付房屋约定的违约行为，系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约定的房屋抵付义务。所以原、被告签订的《普罗巴克智能锁购销合同》和《补充协议》应予以解除。
原告与被告运城锁具经销处签订《普罗巴克智能锁购销合同》第十一部分约定，未使用且保护完好的产品，被告无条件负责收回。被告于2017年7月向原告交付的50把锁与之前被告向原告交付的锁手柄不同，原告要求退还。50套锁具未使用且保护完好，原告要求退还基于正当理由且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
被告运城好汉锁具经销处的负责人、被告山西信合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侯新峰，且被告山西信合丰公司为自然人独资，在未解除原告与被告运城好汉锁具经销处购销合同的情况下，被告山西信合丰公司直接与原告签订补充协议，就购销合同的基本权利义务重新约定，补充协议还明确显示被告山西信合丰公司挪用了被告运城好汉锁具经销处之前收取原告的货款，约定将属于侯新峰、被告卢姗的夫妻共同财产进行抵付，并且侯新峰为此以个人名义为原告法定代表人出具借条，足以说明被告运城好汉锁具经销处、被告山西信合丰公司和侯新峰个人存在严重的财产混同。被告卢姗作为侯新峰的妻子，对于侯新峰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以上债务，应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所以原告要求判令三被告互付连带责任，本院予以支持。
截至2017年6月19日，原告共向被告运城锁具经销处支付了1161700元。被告称其中部分款项不是购销合同的货款，有其他经济往来，但未举证证明，本院不予认定。对截至2017年6月19日交付原告的锁具套数，原告称共103套，被告运城锁具经销处称共104套。由于被告未能就其主张的锁具套数举证证明，本院按照原告的自认认定为103套。按照双方约定，每套锁具价款为3300元，103套锁具计339900元。被告称另向原告提供有锁体230套（价值196420元），还有替代锁具价值19440元，但未举证证明，本院不予认定。原告将2017年7月收到的50把锁具退还后，被告应该退还原告货款821800元（1161700元-339900元）。再减去2017年8月11日，被告向原告退还的货款10万元，被告还应该向原告退还货款721800元。所以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货款721800元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侯新峰与原告法定代表人秦瑛瑛2017年6月19日约定，如果借款7月30日前未归还，则按照每月百分之二利息直至归还，双方均认可没有实际借款，该约定实质上系双方对被告所欠货款在2017年7月30日后未退还的情况下，就原告利息损失做的约定。所以原告要求被告从2017年7月30日起按照月息2%支付利息直至清偿完毕，符合双方约定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因其违约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1263900元，但未就此举证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晋城市金华特商贸有限公司和被告运城市经济开发区好汉锁具经销处签订的《普罗巴克智能锁购销合同》、原告和被告山西信合丰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均解除。
二、被告运城市经济开发区好汉锁具经销处、被告山西信合丰商贸有限公司向原告晋城市金华特商贸有限公司退还锁具价款7218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721800元为基数，按照月息2%从2017年7月30日起计算至款项清偿完毕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付清。被告运城市经济开发区好汉锁具经销处、被告山西信合丰商贸有限公司和被告卢姗互付连带清偿责任。
三、被告山西信合丰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将2017年7月向原告晋城市金华特商贸有限公司交付的50把锁取回。
四、驳回原告晋城市金华特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7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5700元，由原告晋城市金华特商贸有限公司承担11000元，被告运城市经济开发区好汉锁具经销处、被告山西信合丰商贸有限公司和被告卢姗共同承担47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田海根
人民陪审员 韩 义
人民陪审员 杨淑芳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张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