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79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宁，男，1991年11月19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巍，北京凯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韩磊，女，1982年5月7日出生，户籍地北京市东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17号。
负责人：冯贤国，总经理。
上诉人安宁因与被上诉人韩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北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128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安宁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巍、被上诉人韩磊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依法传唤，人保北分公司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安宁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由韩磊、人保北分公司承担一、二审相关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安宁事故后支付给韩磊的2万元不属于修车费用，该事实认定错误；此外，一审判决的2000元交通费也应该计算进修车费用当中。
韩磊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安宁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
人保北分公司未到庭，亦未作出答辩。
韩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判令安宁、人保北分公司赔偿韩磊车辆维修费28616元、交通费4067元、误工费3571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10日20时30分许，韩磊驾驶×××小客车行驶至北京市朝阳区东苇路口时，安宁驾驶×××机动车前部与韩磊车辆后部相撞，韩磊车辆前部又与案外人潘光生车辆后部相撞，造成三车损坏。事发后，韩磊、安宁、潘光生三方签订《机动车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协议书》，对于当事人的责任达成一致意见：安宁负事故全部责任，韩磊和潘光生无责任。事发后，韩磊与安宁签署《协议书》一份，内容为：“2016年3月10日9时52分，在北京市朝阳区京旺路口，当事人安宁驾驶×××号车由南向北行驶，与同向正在等候信号灯的当事人韩磊驾驶的×××号车发生追尾事故，此事故造成韩磊车辆损坏。事故后，经双方协商达成协议，由安宁赔偿韩磊，负责将韩磊车辆全部修好，保证全部使用原厂配件，此外事故的车辆赔偿损失费共计人民币贰万元整，￥20000，此事故今后出现任何问题与交通队无关。贰万元赔偿损失费已付。并受到修车押金1万。当事人签名并按手印，韩磊，身份证号：×××当事人签名并按手印：安宁，身份证号：×××。”该协议达成后，安宁向韩磊支付了3万元。韩磊车辆于2016年3月12日送往北京车豪汽车有限公司维修，人保北分公司于2016年3月14日进行了定损，在扣除残值后定损金额为38616.87元，之后韩磊车辆进行了维修。诉讼中，安宁提交车辆维修费发票和维修结算单，欲证明其已将事故中另一方潘光生的车辆维修完毕，费用亦由其垫付。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该院认定如下：
1.关于双方事发后签订的《协议书》中“事故的车辆赔偿损失费共计人民币贰万元整”所指费用项目的问题，韩磊称系赔偿的韩磊车辆因事故发生的折旧费，不包含修车费；安宁认为包含了所有损失，刚开始说是2万元，后来不够又给加了1万元押金，多退少补。该院认为，从该《协议书》的表述来看，先是约定“由安宁赔偿韩磊，负责将韩磊车辆全部修好，保证全部使用原厂配件”，然后又单独约定“此外事故的车辆赔偿损失费共计人民币贰万元整”，之后又单独约定“贰万元赔偿损失费已付。并受到修车押金1万。”这些约定在逻辑关系上为并列关系，每一项均为单独的约定，故安宁关于2万元赔偿损失费包括所有损失的意见与《协议书》约定的文本内容不一致，该院对其陈述不予采纳，并对韩磊的意见予以采信，认定该2万元不包含韩磊的修车费。
2.关于韩磊主张的交通费问题，韩磊称其车辆维修后于2016年4月22日提车，并依据打车费票据主张该期间的交通费，安宁只认可2016年3月15日至3月28日期间的交通费。根据韩磊提交的“一汽马自达售后服务维修合同”显示，预估交车时间为2016年3月28日，单据打印时间为2016年4月8日。该院据此认定韩磊车辆实际于2016年4月8日已经维修完毕，韩磊未能及时提车而发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应由其自行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举证和对对方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中，人保北分公司分公司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不影响该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判决。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财产损失的，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若系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过错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的交通事故双方自愿达成快速处理协议，确定安宁负事故全部责任，故该院认定其对于事故发生存在过错，故其应当对韩磊的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安宁驾驶的车辆事发时在人保北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故其应当先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对韩磊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根据保险合同在商业三者险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对于韩磊主张的各项损失，该院依法确定。车辆修理费系韩磊合理损失，应于支持，韩磊在主张时已将安宁先行支付的1万元修车押金抵扣，该院对此不持异议，剩余部分仍应赔偿。韩磊车辆系非经营性车辆，车辆维修期间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安宁应予赔偿。但该项费用并非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故韩磊要求人保北分公司予以赔偿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该项费用的数额，该院根据韩磊的举证情况和修车情况酌情支持。韩磊在事故中并未受伤，其关于误工费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安宁事发后垫付的车辆维修费可与人保北分公司之间单独解决。
据此，一审法院于2017年5月判决：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韩磊车辆维修费二万八千六百一十六元；二、安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韩磊交通费二千元；三、驳回韩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安宁提交协议书照片一份，主张此是原协议，而韩磊一审提交的协议书系在原协议的基础上增加内容而形成，即韩磊在原协议上增加了“贰万元损失费已付，并收到修车押金1万”的内容，此外还在原协议中“事故的赔偿损失费共计人民币贰万元整”中增加了“车辆”二字。韩磊对原协议的真实性认可，主张是因事故发生后第二天安宁向其支付了3万元现金，故在原协议上添加了“贰万元损失费已付，并收到修车押金1万”的内容。经本院询问，安宁认可在事故发生后第二天向韩磊支付3万元的事实。
韩磊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安宁向韩磊支付的二万元的现金性质应当如何认定。韩磊主张该二万元系指因事故产生的车辆折旧损失，不包含车辆维修费；而安宁则认为该二万元包含了包括车辆维修费在内的所有损失。从查明的事实来看，双方在发生交通事故当天签订的处理协议中约定，“由安宁赔偿韩磊，负责将韩磊车辆全部修好，保证全部使用原厂配件”，然后又单独约定“此外事故的赔偿损失费共计人民币贰万元整”。从字面意思来看，“由安宁赔偿韩磊，负责将韩磊车辆全部修好，保证全部使用原厂配件”的约定含义是，由安宁负责韩磊车辆维修的全部费用，维修标准是“全部使用原厂配件”，而对维修费用总额并未确定上限；而“事故的赔偿损失费共计人民币贰万元整”之前专门加上了“此外”两字，表示该部分约定内容与车辆维修的相关约定是属于并列关系。因此，即使从安宁提交的原协议内容来看，亦能得出“此外事故的赔偿损失费共计人民币贰万元整”中的二万元费用并未包含车辆维修费的结论。
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虽然韩磊确在原协议书中增添了“贰万元赔偿损失费已付，并收到修车押金1万。”的内容及在“事故的赔偿损失费共计人民币贰万元整”中增加了“车辆”二字，但这些增添内容并未改变原协议约定的含义；此外，韩磊对其增添行为给出了合理解释，即因事故发生后第二天安宁向其支付了3万元现金，故在协议中增加了关于收款的内容。而安宁亦认可其向韩磊支付3万元的时间是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即付款时间与原协议签订时间并不一致。因此，韩磊在安宁向其付款后，在原协议中增添关于付款的内容，具有合理性。考虑到安宁手中并无韩磊向其出具的其他付款凭证，故韩磊的解释可以成立，本院对韩磊的相关主张予以采信。
因双方签订的原协议中关于“事故的赔偿损失费共计人民币贰万元整”并不包含车辆维修费，故一审判决人保北分公司赔偿韩磊车辆维修费28616元，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韩磊主张的交通费，一审法院根据韩磊的举证情况及修车情况酌情支持2000元，并无不当。安宁主张该项费用亦应计算进修车费当中，于法无据，本院对其该上诉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安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66元，由安宁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咸海荣
审 判 员 程 磊
审 判 员 郑吉喆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刘佳钰
书 记 员 蔡佳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