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皖0603民初758号原告:余正荣，女，1973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振华，安徽亚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钦佩，安徽亚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余琴，女，1966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太军，安徽华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常，安徽华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安徽省淮北市国信公证处，住所地安徽省淮北市建安路中段。法定代表人：徐东，该公证处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峰，安徽众星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余正荣与被告余琴、安徽省淮北市国信公证处（以下简称国信公证处）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鸿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3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正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振华，被告余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太军，被告国信公证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正荣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判令余琴与国信公证处共同向我支付银行存款本金13万元及利息（按年利率6%标准支付至款清之日止，其中10万元自2017年8月25日起计息，3万元自2017年12月7日起计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送达费、调查费、律师费等费用。事实与理由：我与余学海系叔侄关系。多年来，我一直照顾扶养余学海。2017年1月6日，余学海与我在安徽龙兴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约定：……银行存款16万元在遗赠人去世后全部赠与给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北东区支行本金10万元，到期日2017年8月25日，淮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庄支行本金3万元，到期日为2017年12月7日。在存单到期我去银行取款时，得知余琴隐瞒余学海生前留有遗赠扶养协议的事实申请公证，国信公证处未经核实便出具公证书，载明：被继承人余学海名下中国工商银行、淮北农村商业银行存款均由余琴继承，后余琴持有该公证书将银行存款领走。综上，余琴隐瞒事实申请公证，国信公证处违法出具与事实不符的《公证书》，造成余正荣享有的银行存款本息被领走，给余正荣造成财产的损失。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余琴在庭审中辩称：一、余正荣主张继承余学海的合法财产已超过诉讼时效。余学海于2017年8月12日去世，余正荣对此是知情的，余正荣现在提出履行遗赠扶养协议，早已超过法定两个月期限，应视为放弃接受遗赠；二、余琴与其姊妹前往国信公证处公证，是行使其自身合法权利。被继承人余学海生前未告知子女与余正荣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受遗赠人余正荣在余学海去世后，亦未告知余琴要求继承余学海的财产；三、余正荣与余学海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是不真实的，并非余学海的真实意思表示。余正荣与余学海没有任何血缘关系；遗赠扶养协议中称余学海的子女没有尽到赡养义务与事实不符；余学海在遗赠扶养协议中所涉及的房地产及存款，并不是余学海个人财产，其中房地产系余学海与其妻子共同共有，另余学海无固定职业，在妻子去世后，生活来源主要为抚恤金及房租，存款实际系其妻子的；四、律师见证存在瑕疵，遗赠扶养协议不能作为余正荣接受遗赠的依据。余学海身患脑梗死及肺癌，不能正确作出意思表示；见证过程中未全程录音录像，无法证明余学海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五、余正荣也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余学海生前，余正荣经常对其进行打骂，余学海去世后，所有的丧葬费及接待费均系余琴姊妹负担的。综上，余琴进行公证是其依法行使继承父母财产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余正荣主张继承余学海的财产，无任何法律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被告国信公证处在庭审中辩称：一、本案应属于继承纠纷，公证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立案的前提条件目前不具备，国信公证处并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第一，余正荣以与余学海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为由，主张的是受遗赠财产的权利，其权利主张与余琴法定继承权利相冲突，其要求余琴支付相关款项显然属于继承权纠纷。国信公证处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是未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或者明知虚假材料或恶意串通导致当事人经济损失后承担的过错补充责任或者连带赔偿责任。第二，国信公证处承担责任的前提是余正荣产生了实际损失。本案中，余正荣所持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待定，是否可以对抗余琴的法定继承权以及其所主张的损失均未得到确认。第三，司法实践特别是相山区人民法院类似生效判决表明，余正荣应先行以继承权纠纷向余琴主张权利，如其诉请因案涉公证书的因素未得到支持或者其诉请得到支持并经强制执行仍未实现造成经济损失的，才可以向国信公证处主张公证损害责任。二、国信公证处出具的案涉公证书，已经充分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符合法律规定，国信公证处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义务。第一，国信公证处办理案涉继承公证事项符合法定的程序要求；第二，遗赠扶养协议是否存在以及存在时提交的义务在于公证申请当事人余琴，国信公证处对此向包括申请人余琴在内的其他继承人均进行书面告知义务和问询；第三，遗赠扶养协议是否现实存在以及受赠人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公证机关不具备广泛社会核查的条件和规则要求。三、余正荣诉请国信公证处与余琴共同承担支付责任缺乏依据。从现有证据仅能反映遗赠扶养协议的存在及国信公证处为余琴办理公证过程的事实，对于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及国信公证处是否存在明知而为或者恶意串通的行为没有任何证据予以佐证。综上，余正荣起诉国信公证处主体不适格，相关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起诉。经审理查明：余学海与刘德英系夫妻关系，余学海于2017年8月12日死亡，刘德英早于2002年死亡。其二人生育子女四人：余晓玲、余小平、余琴、刘伟伟，刘伟伟先于余学海于2014年1月15日死亡，刘伟伟育有一子何涛。余学海死亡时遗留存款两笔：一笔10万元定期三年存款，到期日2017年8月25日；一笔3万元定期三年存款，到期日2017年12月7日。2017年8月25日，余琴向国信公证处申请继承公证。国信公证处受理后，通过向余学海生前所在社区相城社区、东山街道办事处调查确认其父母先于余学海死亡，向刘德英同事张士美询问了余学海的父母、配偶及生育子女情况，以及查阅余学海及刘伟伟的档案材料，刘伟伟的居民死亡推断书、刘德英的火化证明，确认继承人为余晓玲、余小平、余琴、何涛，并对该四人进行询问，该四人均确认余学海生前未立遗嘱及未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余晓玲、余小平、何涛均表示放弃继承，后国信公证处出具了（2017）皖淮国公证字第7955号公证书，证明：被继承人余学海名下上述存款均由其女儿余琴继承。后余琴持该公证书将案涉两笔存款取走。现余正荣以案涉款项余学海已经与其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明确表示赠与其，而余琴隐瞒该事实申请继承公证及国信公证处为不真实事项作出公证的行为显系侵犯其合法权益，遂诉至本院。上述事实，有余正荣提供的遗赠扶养协议书、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北东区支行、淮北农村商业银行马庄支行存单、火化证明、（2017）皖淮国公证字第7955号《公证书》，以及国信公证处提供的（2017）皖淮国公证字第7955号公证档案材料以及当事人的陈述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余正荣以余琴隐瞒余学海生前签订遗赠扶养协议而申请案涉法定继承公证为由主张余琴在公证过程中存在过错，对此其应当负有举证责任。从其提供的现有证据仅能反映余学海与余正荣签订过遗赠扶养协议以及余琴办理公证事项的过程，关于余琴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余学海与余正荣签订案涉遗赠扶养协议的事实目前缺乏证据予以证明，对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余琴作为被继承人余学海法律上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对余学海是否设立遗嘱及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均不知情的前提下，据此申请法定继承事项公证符合法律规定。故对余正荣要求余琴承担公证损害责任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市国信公证处的责任承担问题。余正荣主张国信公证处为不真实事项进行公证存在过错，其主要理由为国信公证处在余学海与其已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的前提下仍为余琴办理法定继承公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申请公证致使公证书错误造成他人损失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证机构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未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具体到本案中，即案涉余正荣与余学海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是否属于公证处在办理余琴申请法定继承事项公证过程中审查、核实义务的范围之内。本院认为，遗赠扶养协议的受赠人为法定继承人之外的任意自然人或组织，其存在的广泛性以及遗赠扶养协议签订的私密性，决定了公证机构难以通过相关途径得知该遗赠扶养协议的存在，将该不确定的信息纳入公证机构的审查、核实义务的实质范围之内，不具有合理性。经查，在余琴申请办理公证过程中，国信公证处在其余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均表示放弃的过程中，国信公证处亦进行了程序上的询问，应当认定国信公证处在办理案涉过程中尽到相应地审查、核实义务。综上所述，余正荣所举证据并不能证明余琴隐瞒案涉遗赠扶养协议以及国信公证处在办理公证过程中未尽到审查、核实义务，故余正荣要求余琴、国信公证处共同承担公证损害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其诉请不予支持。如余正荣认为其作为受遗赠人享有的继承权理应优先于余琴的法定继承权，其可以另行诉讼解决，以维护其合法权益。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十三条第（一）项、第三十一条第（五）项、第四十四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余正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67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633.50元，由原告余正荣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鸿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日书记员 刘国庆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规定：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十三条公证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一）为不真实、不合法的事项出具公证书；第三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证机构不予办理公证：（五）当事人虚构、隐瞒事实，或者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第四十四条当事人以及其他个人或者组织有下列行为之一，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违反治安管理的，依法给予治安行政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提供虚假证明材料，骗取公证书的；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申请公证致使公证书错误造成他人损失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证机构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未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明知公证证明的材料虚假或者与当事人恶意串通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