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西中民二终字第014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中心支公司。
委托代理人曹育飞。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桂芹。
委托代理人王军龙，陕西博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鄂某甲。
法定代理人刘桂芹，系鄂某甲之母。
委托代理人王军龙，陕西博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鄂某乙。
法定代表人刘桂芹，系鄂某乙之母。
委托代理人王军龙，陕西博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鄂万仓。
委托代理人王军龙，陕西博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康珍贤。
委托代理人王军龙，陕西博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翟亚峰（又名翟亚锋）。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渠三女。
上诉人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永安财险大同支公司）与被上诉人刘桂芹、被上诉人鄂某甲、被上诉人鄂某乙、被上诉人鄂万仓、被上诉人康珍贤、被上诉人翟亚峰、被上诉人渠三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户县人民法院（2013）户民初字第027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永安财险大同支公司之委托代理人曹育飞，被上诉人刘桂芹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军龙，被上诉人鄂某甲、被上诉人鄂某乙之法定代理人刘桂芹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军龙，被上诉人鄂万仓、被上诉人康珍贤之委托代理人王军龙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翟亚峰、被上诉人渠三女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8月10日23时10分，鄂红旗驾驶映AF7495号中型普通货车沿西汉高速公路向汉中方向行驶至1161Km＋943m（秦岭一号隧道内）处，因超速、超载行驶，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及，致所驾车与前方同车道因故障停驶的翟亚峰驾驶的晋B673**／晋BT9**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重型仓栅式半挂车首尾相撞，陕AF74**号车驾驶员鄂红旗及其车上乘坐人陈保祥、韩秀民三人当场死亡，两车损坏，造成重大交通事故。本次事故经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大队于2013年9月10日作出的“西公交认字高（2013A］第081011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该事故，鄂红旗驾车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翟亚峰驾车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应负事故的次要责任；韩秀民、陈保祥无事故责任。刘桂芹系死者鄂红旗之妻，鄂某甲系死者鄂红旗之女，鄂某乙系死者鄂红旗之子，鄂万仓系死者鄂红旗之父亲，康珍贤系死者鄂缸旗之母亲。另查明，翟亚峰驾驶的事故车辆，其中晋B67**l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系翟亚峰所有，晋BT9**挂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原系渠三女所有，2012年lO月20日，渠三女与翟亚峰签订“购拖车协议书”，将晋BT9**挂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转让给翟亚峰并已完成交付。翟亚峰为晋B673**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在永安财险大同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保险期间自2012年11月19日O时至2013年11月18日24时止）和商业三者险（保险期间自2012年11月19日O时至2013年11月18日23时59分59秒止），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为500000元，并购买不计免赔率特约险；翟亚峰为晋BT9**挂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在永安财险大同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保险期间自2013年1月14日O时至2014年1月13日24时止）和商业三者险（保险期间自2013年1月15日0时至2014年1月14日23时59分59秒止），商业三者险限额为500000元，并购买不计免赔率特约险。事故发生后，翟亚峰向死者鄂红旗家属垫付丧葬费6000元。
2013年11月12日，刘桂芹、鄂某甲、鄂某乙、鄂万仓、康珍贤诉至陕西省户县人民法院称，2013年8月10日23时10分，翟亚峰驾驶晋B67**l／晋BT9**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重型仓栅式半挂车沿西汉高速公路向汉中方向行驶至1161Km＋943m（秦岭一号隧道内）处时，因其在行车前对车辆部件及技术性能检查不周，致车辆在正常行驶中制动管路突然爆裂、刹车抱死而停车，导致后方同车道、同方向鄂红旗驾驶的陕AF74**号中型普通货车因超速、超载行驶，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及而首尾相撞，致鄂红旗及其所驾驶车辆上的乘坐人韩秀民、陈保祥三人当场死亡。该事故经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大队认定，鄂红旗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翟亚峰负事故的次要责任，韩秀民、陈保祥无事故责任。刘桂芹、鄂某甲、鄂某乙、鄂万仓、康珍贤认为，翟亚峰驾驶的事故车辆有安全隐患，应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事故发生后，鄂红旗的遗体被存放在第四军医大学，后被火化暂存在殡仪馆。事故处理期间，只有翟亚峰通过交警队支付6000元。经查，翟亚峰驾驶的事故车辆中的晋B673**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系翟亚峰所有，晋BT9**挂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系渠三女所有，该牵引车和半挂车均在永安财险大同支公司投保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综上，鄂红旗的死亡系其驾驶事故车辆与翟亚峰驾驶的事故车辆相撞所致，翟亚峰对本次事故的发生有相应的过错，翟亚峰、渠三女、永安财险大同支公司应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赔偿刘桂芹、鄂某甲、鄂某乙、鄂万仓、康珍贤的各项损失。鄂红旗的死亡，对刘桂芹、鄂某甲、鄂某乙、鄂万仓、康珍贤身心造成了极大伤害，现起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翟亚峰、渠三女、永安财险大同支公司共同赔偿停尸费5000元，丧葬费22165元（44330元／年÷12个月×6个月），死亡赔偿金457160元（22858元／年×2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133440元（鄂某甲：16680元／年×3年÷2人=25020元；鄂某乙：16680元／年×3年÷2人=25020元；鄂万仓：16680元／年×6年÷3人=33360元；康珍贤16680元／年×9年÷3人=50040元），办理丧葬事宜费用9329元（其中交通费3000元，误工费1600元，伙食费600元，火化费4129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共计677094元，根据本次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刘桂芹、鄂某甲、鄂某乙、鄂万仓、康珍贤的诉讼请求为24846l.30元；诉讼费由翟亚峰、渠三女、永安财险大同支公司承担。
翟亚峰辩称，对于本次事故发生的经过、事故责任的认定及驾驶之事故车辆投保的保险情况，均无异议。其驾驶的车辆在永安财险大同支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商业三者险的保额为55万元，因此对于刘桂芹、鄂某甲、鄂某乙、鄂万仓、康珍贤的损失应由永安财险大同支公司赔付。其在事故发生后为受害人垫付丧葬费计6000元，请求法院判决由保险公司将该款直接支付给自己。本案中，因鄂红旗的户口为农村居民，故死者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居民的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应不得超过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刘桂芹、鄂某甲、鄂某乙、鄂万仓、康珍贤主张的办理丧葬事宜的费用中的火化费属于丧葬费的范围，不应重复主张；办理丧葬事宜期间的交通费、伙食补助费不予认可，误工费应按照三人三天计算所支出的费用；精神抚慰金请求数额过高，只同意赔付20000元，另外，精神抚慰金应在交强险中优先赔付；我方车辆反光标准不符合规定，不是造成本次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鄂红旗驾驶车辆超速、超载才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因素，故主张按照事鼓责任的划分，只按20％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渠三女缺席无答辩。
永安财险大同支公司辩称，对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无异议，翟亚峰驾驶的事故车辆的主挂车分别在其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和商业险，商业险限额为5万和50万元。如果刘桂芹、鄂某甲、鄂某乙、鄂万仓、康珍贤有合法的证据，其公司同意在交强险分项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本次事故造成三人死亡，对另外两名死者，交强险应预留相应的份额；对超出交强险部分的损失，按照商业险保险台同的约定并根据事故责任划分确定的赔偿比例在商业险限额内予以赔偿。因死者鄂红旗的情况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农村居民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的情形，故刘桂芹、鄂某甲、鄂某乙、鄂万仓、康珍贤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农村居民6503元／年的标准计算；对于刘桂芹、鄂某甲、鄂某乙、鄂万仓、康珍贤主张的停尸费，因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没有停尸费这个赔偿项目，其公司不予赔偿；对刘桂芹、鄂某甲、鄂某乙、鄂万仓、康珍贤主张的丧葬费无异议；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费用属于丧葬费的范畴，刘桂芹、鄂某甲、鄂某乙、鄂万仓、康珍贤主张的该笔费用属于重复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应不得超过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精神抚慰金应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根据相关规定死亡赔偿金其公司认可20000元；刘桂芹、鄂某甲、鄂某乙、鄂万仓、康珍贤主张超出交强险部分的损失，其公司同意在商业险限额内按照20％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诉讼费其公司不予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交通事故责任人应按所负事故责任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依法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当事人按事故责任确定的赔偿比例承担责任。本案中，造成刘桂芹、鄂某甲、鄂某乙、鄂万仓、康珍贤的家属鄂红旗死亡系其驾驶陕AF74**号中型普通货车与翟亚峰驾驶的晋B673**／晋BT9**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重型仓栅式半挂车发生交通事故所致，该事故经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大队认定，鄂红旗负事故主要责任，翟亚峰负事故次要责任，韩秀民、陈保祥无事故责任。经依法审查，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制作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法院予以确认，作为事故当事人承担责任的依据，对刘桂芹、鄂某甲、鄂某乙、鄂万仓、康珍贤提出事故责任划分有误的说法不予采信。翟亚峰驾驶的晋B67**l／晋BT9**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重型仓栅式半挂车中的牵引车系翟亚峰所有；挂车原系渠三女所有，后其与翟亚蜂签订购车协议，将挂车转让给翟亚峰，虽末办理转移登记，但已完成交付。综上，晋B673**／晋BT9**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重型仓栅式半挂车的主车和挂车的车主均为翟亚峰，且事故车辆受翟亚峰支配控制，故翟亚峰应对本次交通事故中刘桂芹、鄂某甲、鄂某乙、鄂万仓、康珍贤的损失按其所负的事故责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翟亚峰在永安财险大同支公司为晋B67**l／晋BT9**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重型仓栅式半挂车的牵引车和挂车均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故对本次事故中翟亚峰应对刘桂芹、鄂某甲、鄂某乙、鄂万仓、康珍贤承担的损失，永安财险大同支公司在相应的保险限额内负有赔偿义务。因本次事故造成鄂红旗、韩秀民（另案处理）、陈保祥（另案处理）三人死亡，永安财险大同支公司在主挂车交强险分项限额内按三人受损害程度，分别向受害人赔偿损失；不足部分由永安财险股大同支公司在主挂车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按照翟亚峰承担刘桂芹、鄂某甲、鄂某乙、鄂万仓、康珍贤损失30％的比例并结合上述三人受损害程度予以赔偿。刘桂芹、鄂某甲、鄂某乙、鄂万仓、康珍贤主张停尸费5O00元，有相应的证据证明，予以支持；丧葬费22l65元，双方均无异议，予以支持；死亡赔偿金以2013年陕西省城镇居民入均可支配收入22858元为标准计算20年，共计457160元，予以支持；被扶养人生活费，鄂红旗之女鄂某甲的为25020元（16680元／年×3年÷2人），鄂红旗之子鄂某乙的为25020元（16680元／年×3年÷2人），鄂红旗之父鄂万仓的为33360元（16680元／年×6年÷3人），鄂红旗之母康珍贤的为50040元（16680元／年×9年÷3人），共计l3344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故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应为100080元；刘桂芹、鄂某甲、鄂某乙、鄂万仓、康珍贤主张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费用9329元，其中伙食费600元无相应的证据证明，不予支持；火化费4129元有相应的证据证明，予以支持；交通费确属实际发生，法院酌定为1000元，误工费根据当地风俗习惯酌定为800元；精神抚慰金，因鄂红旗在本次事故中死亡，对刘桂芹、鄂某甲、鄂某乙、鄂万仓、康珍贤造成了严重精神损害，酌情认定精神抚慰金数额为20000元。以上损失共计610334元，由永安财险大同支公司在主车和挂车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赔偿刘桂芹、鄂恩雨、鄂某乙、鄂万仓、康珍贤70769.18元；剩余损失539564．82元，按事故责任划分确定的赔偿比倒，由永安财险大同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161869.45元。因事故发生后翟亚峰向鄂红旗家属垫付丧葬费6000元，该笔费用应由刘桂芹、鄂某甲、鄂某乙、鄂万仓、康珍贤向翟亚峰返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遂判决：一、被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向原告刘桂芹、鄂某甲、鄂某乙、鄂万仓、康珍贤赔偿损失70769.18元：二、被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在商业三者险的范围内赔偿原告刘桂芹、鄂某甲、鄂某乙、鄂万仓、康珍贤损失161869.45元；三、原告刘桂芹、鄂某甲、鄂某乙、鄂万仓、康珍贤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给付被告翟亚峰6000元；四、驳回原告刘桂芹、鄂某甲、鄂某乙、鄂万仓、康珍贤其余的诉讼请求。如果末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80元，原告刘桂芹、鄂某甲、鄂某乙、鄂万仓、康珍贤负担3486元，被告翟亚峰负担1494元。因原告刘桂芹、鄂某甲、鄂某乙，鄂万仓、康珍贤己交案件受理费230元，故原告刘桂芹、鄂某甲、鄂某乙、鄂万仓、康珍贤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将所负担之案件受理费3256元直接向本院立案庭交纳，被告翟亚峰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将所负担之案件受理费1494元直接向本院立案庭交纳。
宣判后，永安财险大同支公司不服陕西省户县人民法院（2013）户民初字第027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称，死者鄂红旗及刘桂芹等系农村户口，且长期居住在农村，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能够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应包含处理丧葬事宜的一切费用，原审法院确认丧葬费以及办理丧葬事宜费用及停尸费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依据抚养人的经常居住地确定赔偿，鄂万仓、康珍贤户籍与鄂红旗不在同一户口本上，其没有提交家庭关系证明，故不能证明其存在抚养关系。精神抚慰金应按照20000元×30%确定，且应当在其他赔偿项目满足以后才可以赔偿，而且精神抚慰金应当由侵权人承担。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处不当。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其公司只承担100000元的赔偿。
刘桂芹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永安财险大同支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鄂某甲辩称同上。
鄂某乙辩称同上。
鄂万仓辩称同上。
康珍贤辩称同上。
翟亚峰未作答辩。
渠三女未作答辩。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行为人因过错造成他人伤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并应赔偿因此而产生的损失。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应由承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予以赔偿；在承保交强险保险公司赔偿之后，应该明确侵权责任的性质，明确加害人基于侵权行为所应承担的赔偿范围，在此基础和范围内，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合同对侵权人（被保险人）依法承担的赔偿责任部分进行赔偿；在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作出赔偿后，仍有不足部分的，剩余不足部分的侵权责任由侵权人承担。鄂红旗驾驶陕AF74**号中型普通货车与翟亚峰驾驶的晋B673**／晋BT9**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重型仓栅式半挂车发生交通事故所致，该事故经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大队认定，鄂红旗负事故主要责任，翟亚峰负事故次要责任，韩秀民、陈保祥无事故责任。故翟亚峰应按照责任划分承担赔偿责任。因翟亚峰为晋B673**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晋BT9**挂号重型仓栅式半挂车在永安财险大同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故原审法院判决永安财险大同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商业险合同约定范围内按照翟亚峰应承担责任赔偿刘桂芹、鄂某甲、鄂某乙、鄂万仓、康珍贤的各项损失正确。永安财险大同支公司上诉认为丧葬费应包含处理丧葬事宜的一切费用，原审法院判处鄂红旗丧葬费以及办理丧葬事宜费用及停尸费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因此，永安财险大同支公司该项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永安财险大同支公司上诉称死者鄂红旗及其家属均系农村户口，不能够按照城镇居民计算相关费用，鄂红旗生前和刘桂芹、鄂某甲、鄂某乙、鄂万仓、康珍贤均系系陕西省周至县马召镇东火村村民，该村村民虽系农村户口，但鄂红旗与陈保祥、韩秀民系同一次事故发生的伤亡，因陈保祥、韩秀民均按照城镇居民计算相关费用，故其赔偿标准应与陈保祥、韩秀民的保持相同，原审判决按照城镇居民计算相关费用正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永安财险大同支公司上诉认为鄂万仓、康珍贤户籍与鄂红旗不在同一户口本上，因当事人没有提交家庭关系证明，故不能证明其存在抚养关系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上诉人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中心支公司已经预交），由上诉人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中心支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俊岗
代理审判员 李美红
代理审判员 辛 娟
二０一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陈 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