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津0116民初212号原告：天津市腾坤运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区金钟河大街704号。法定代表人：宋志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延磊，天津茗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天津广通开泰旅游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延安路1号增4号102号。法定代表人：张兰芬，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延磊，天津茗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忠良。被告：天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空港经济区东九道6号。法定代表人：卞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莎娜，天津德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田，天津德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荣泽纺织分公司，住所地天津空港经济区中环南路127号。负责人：邢建平，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莎娜，天津德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田，天津德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天津市腾坤运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坤运业”）、天津广通开泰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通开泰”）、张忠良与被告天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纺公司”）、天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荣泽纺织分公司（以下简称“天纺荣泽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20日受理后，于2016年6月21日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后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7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腾坤运业、广通开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延磊、原告张忠良、被告天纺公司、天纺荣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莎娜、刘春田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腾坤运业、广通开泰、张忠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违约后的各项经济损失，包括固定费用损失191660元，员工工资41400元，车辆折旧费248885元，营业利润1941863.7元，合计损失赔偿2423808.7元。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原告与被告解除合同。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8年4月22日，原告张忠良与被告天纺荣泽公司商谈该公司所用班车事宜，并达成口头协议，由原告张忠良为该公司出资购买4辆大客车作为企业员工上下班交通专用班车。原告张忠良购车后为办理车辆的营运证，将4辆车挂靠在原告腾坤运业名下，车辆登记注册时亦登记在腾坤运业名下。后于2008年5月14日以原告腾坤运业的名义与被告天纺荣泽公司签订了《运业企业联合经营班车合作协议书》，合同期限为10年，自2008年5月14日起至2018年5月14日止，并于2008年7月1日正式营运，运营行驶路线、时间站点由被告公司制定，原告张忠良遵照运营。运营过程中，由于腾坤运业只有市内包车资质许可证，办理不了省际包车运营，经双方协商原告张忠良将4辆车变更登记至原告广通开泰名下，并由原告广通开泰申请并办理了4辆车的营运证，为此原告张忠良又与原告广通开泰签订了车辆挂靠协议。被告公司表示在原告张忠良对案涉车辆变更挂靠单位后，对原先腾坤运业与天纺荣泽公司所签订的合同继续有效执行，并对此出具了书面证明予以确认。之后双方一直按照所签订的合同履行相应的义务。自2015年7月1日起被告天纺荣泽公司由于经营、管理等多方面原因，告知原告张忠良暂时停业，后经双方协商三个月以后恢复生产。被告天纺荣泽公司停业期间，被告向原告每月支付25000元补偿金作为原告暂时经营周转的费用。2015年9月原告张忠良询问被告在2015年10月是否能够开工，被告答复需要延期并同意继续支付补偿金，但由25000元／月减至20000元／月，并说没有开工的可能，原告张忠良于2015年9月26日向被告天纺荣泽公司发送了一份继续履行合同建议书，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合同，但未有结果。被告天纺荣泽公司于2015年11月23日向原告发出了终止协议函。因被告违约导致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给原告造成了损失，为维护原告自身合法权益，故成讼。被告天纺公司辩称，请求依法驳回三原告对天纺公司的起诉，本案诉讼费由三原告承担。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被告天纺荣泽公司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而被告天纺公司从未与原告有过任何合同与经济关系，原告不应将天纺公司列为本案被告。故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天纺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天纺荣泽公司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原告承担。答辩理由如下：1、广通开泰、张忠良作为本案原告存在主体不适格的问题。2008年5月14日，天纺荣泽公司与腾坤运业就员工班车客运服务等事宜达成一致并签订了协议书。至2015年11月23日，天纺荣泽公司发出《终止该协议书之函》，以书面方式通知腾坤运业提前解除诉争协议，期间诉争协议未作任何变更。因此广通开泰、张忠良不是诉争协议的合同相对人，作为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庭审中，原告腾坤运业、广通开泰明确表示由原告张忠良主张其民事诉状中的全部诉讼请求的实体权利或权益，表明该二原告已放弃全部诉讼请求的实体权利或权益。2、天纺荣泽公司与腾坤运业所签订的诉争协议已于2010年11月15日被终止。诉讼过程中，被告发现腾坤运业的营业执照早已于2010年11月15日被吊销，其已不具备从事经营活动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更不能继续从事客运经营活动。然而原告却隐瞒这一重要事实，在无营业资质、无营运证的情形下，继续为被告提供客运服务，违反法律规定。因此诉争协议因原告腾坤运业营业执照被吊销而于2010年11月15日被终止。3、原告张忠良的挂靠行为违反我国禁止性法律规定。原告张忠良将其购置的车辆先后挂靠于腾坤运业、广通开泰，以挂靠形式进行客运经营，违反了我国行政法规所作出的禁止性规定。因此原告所提起的诉讼请求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4、被告天纺荣泽公司在实际履行合同中遇到了法律规定的“情势变更”情形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被告在不知道腾坤运业已被吊销营业执照的情况下，于2008年5月至2015年6月始终在实际履行双方签订的诉争协议，从未欠付任何租金。2014年5月6日天津空港经济区环境保护局对被告天纺荣泽公司下发了津空环改字（2014）016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由于被告废水排放总口排放污染物PH值超过《天津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12／356-2008）三级排放标准规定的限值，空港环保局责令被告于2014年5月8日前改正违法行为。2014年7月15日空港环保局对被告下发津空环限字（2014）003号《限期治理决定书》，由于被告水污染物处理设施与处理需求不匹配，导致水污染物超标排放。空港环保局责令被告于2014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治理任务。2015年3月31日下发津空环改决字（2015）041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以及津空环听告字（2015）008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如被告拒不改正将实施按日连续处罚。被告天纺荣泽公司在本就经营困难的情况下根本无力整治环保问题，故依据上级单位天津纺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要求于2015年1月13日及2015年6月27日分别将被告天纺荣泽公司的染纱工序及浆纱、织布生产线全部停产。被告认为在履行诉争协议期间由于客观情况发生了在双方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被告天纺荣泽公司明显不公平，且被告公司停产后员工分流空置的厂房已无员工上班，其丧失了履行诉争协议的基础，诉争协议目的已无法实现。因此被告天纺荣泽公司在停产后于2015年11月23日向原告腾坤运业发出了《终止该协议书之函》，因发生情势变更的情形致使诉争协议无法履行，故被告不应承担任何违约及赔偿责任。5、被告天纺荣泽公司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原告不应将被告天纺公司列为本案被告之一。被告天纺荣泽公司为天纺投资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公司，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因此不应将被告天纺公司列为本案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班车协议书，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是承揽班车合同的合法关系。证据2、车辆产权证，证明原告车辆是合法注册登记车辆。证据3、车辆行驶证，证明原告车辆是合法年审记录车辆。证据4、车辆营运证，证明原告是合法运营车辆。证据5、购车原发票，证明原告车辆是按被告指定所购买的安源牌车。证据6、公司挂靠协议，证明原告是合同约定4部大客车的唯一合法购买人。证据7、被告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被告在2010年就已明确与原告的合同关系并给予证明。证据8、被告公司出具的班车路线表，证明被告指定班车行驶路线、站点、时间。证据9、2014年7月-2015年6月收支及利润汇总（内含11项明细证据），证明原告收入支出的利润及明细。证据10、催款通知书，告知书，证明被告拖欠班车费。证据11、要求被告履行合同建议书，证明原告要求被告公司继续履行义务的书面函。证据12、向被告要求答复通知，证明原告在无条件等待的同时向被告书面要求被告给予答复。证据13、被告终止协议函，证明被告以书面形式通知原告终止协议，系被告单方面终止协议，存在违约行为。证据14、员工打车费的证明，证明原告在班车运行中，车辆突发故障，原告自行采取措施以保障被告生产不受影响，证明原告履行了合同义务。证据15，银行进账单，证明原告付款及原告是此合同的合法签约人。证据16、照片（六张），证明被告天纺荣泽公司恶意违约。证据17、照片（四张），证明涉案车辆在停车场已经存放了一年。证据1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际车主肇事后其挂靠单位应否承担责任的复函，证明营运车辆挂靠行为合法。为证明其主张，被告天纺公司向被告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营业执照两张，证明荣泽分公司是有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符合作为诉讼当事人的情形。天纺与本案三原告没有任何诉争关系与经济往来。为证明其主张，被告天纺荣泽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市场主体基本信息，证明腾坤运业于2010年11月15日被吊销，不具备从事经营活动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证据2、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证明国家禁止挂靠经营。证据3、收款收据，证明2011年1月至2013年年底，荣泽公司依据诉争合同向腾坤运业支付相关的班车租金，腾坤以收妥。证据4、2014年1月至12月荣泽向腾坤的付款凭证与收款收据，证实2014年1月至12月底荣泽向腾坤支付了相关的班车费用，并以收妥。证据5、2015年1月至6月30日以及7月至12月期间荣泽向腾坤运业及凯太汽车公司支付四辆车的租金及收款凭证，证明2015年1月至6月30日以及7月至12月期间荣泽公司向腾坤运业以及凯太汽车公司支付相关租金，并均已收妥。证据6、2014年7月15日天津空港经济区环保局出具的《限期治理决定书》，证明荣泽公司的排放水污染物不符合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标准，责令限期治理。证据7、2016年5月17日天纺集团控股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由于荣泽公司的水污染问题，被环保局责令限期治理，因此公司于2015年1月13日至6月27日全部停产。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相关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告天纺荣泽公司对原告提价的证据1、2、5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3、4、6、13、18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对被告天纺公司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被告天纺荣泽公司提交证据1、2、3、4、5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4能够证实涉案车辆年审记录情况及具有合法的运营资质，能够证明待证事实，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予以认定。2.对原告提交的证据6，能够证明原告将所购车辆挂靠于原告广通开泰的事实，对其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3.对原告提交的证据7、8、9、10、11、12、15，被告虽对真实性不认可，但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4.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4无法证实与本案有关，故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定。5.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6、17均为照片，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待证事实，故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定。6.对被告天纺荣泽公司提交的证据6、7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上述证据是否能够证实待证事实，在本判决论理部分予以详述。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2008年5月14日被告天纺荣泽公司（合同甲方）与原告腾坤运业（合同乙方）签订了《运业、企业联合经营班车合作协议书》，约定由乙方出资购买4辆大客车作为甲方员工交通专用班车，甲方租用乙方班车，每天按甲方规定的行车路线和行车时间运行。为确保双方共同利益，班车合同期限为10年，车辆采用不调换制。该协议同时约定，运行固定费用的计算标准为：1.单休每日10运程，每运程380元／车；2.双休每日10运程，每运程400元／车；3.公休日每运程500元／车；法定假日每运程680元／车。对结算方式约定，每月乙方开具发票交于甲方，甲方审核无误后须于当月20日前向乙方付清全款。如甲方延误付款，按每日3‰加付滞纳金。该协议第六条还约定，班车协议期限为10年，自2008年5月15日至2018年5月14日止。车辆采取不调换制，但乙方在协议期内确保车辆各种设施完好无损，机械性能、各项参数达标灵敏有效。在合同运行期间，如遇国家经济政策性（物价）调整，租车运营价格则按照实际情况及时进行相应调整。双方有一方违约，由违约方赔偿另一方损失，赔偿额度按违约时段所产生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该合同尾部甲方签章处盖有被告天纺荣泽公司的公章及刘学斌的签名，在被告签章处盖有原告腾坤运业的公章及原告张忠良的签字。庭审中，原告张忠良称案涉《运业、企业联合经营班车合作协议书》是其本人与被告天纺荣泽公司进行磋商并达成一致合作意见，该协议项下的4辆班车均由其本人出资购买，因车辆均挂靠于原告腾坤运业名下，故以原告腾坤运业名义与被告天纺荣泽公司签订了协议，但车辆的所有权及实际运营均由原告张忠良享有和支配，案涉合同也一直由原告张忠良在实际履行。庭审过程中，原告腾坤运业对原告张忠良的上述陈述表示认可。2008年7月1日案涉班车依协议约定正式运营，协议履行过程中，据原告张忠良陈述，由于原告腾坤运业无法办理省际包车营运证，其将车辆变更挂靠至原告广通开泰名下，并以广通开泰名义办理了运营证。2009年6月5日案涉4辆班车均变更登记至原告广通开泰名下，2009年11月20日原告张忠良与原告广通开泰签订挂靠协议书，约定车辆所有权及承包业务营运权均归原告张忠良。2010年5月10日被告天纺荣泽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该证明记载“2008年张忠良个人出资购买4辆安源牌大客车与我单位签订班车合同，于2008年7月1日正式运营车牌号为津A×××××、津A×××××、津A×××××、津A×××××。由于当时挂靠单位是天津市腾坤运业公司，所以我们的合同单位就签订为天津市腾坤运业公司，签订人张忠良，所以现变更为天津市广通开泰旅游客运有限公司，张忠良合同延续有效执行”。2015年11月23日被告天纺荣泽公司向原告腾坤运业出具了《终止该协议书之函》，载明双方于2008年5月15日签订的《运业、企业联合经营班车合作协议书》“因荣泽公司已依照出资者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单位的决定，提前退出市场，并要求做好分流安置员工的工作。为此，双方已不具备履行该协议书的前提条件。亦就是说，由于荣泽公司退市分流安置员工，根本不具备员工再利用贵司班车进行上、下班了。鉴于如上，荣泽公司正式向贵司发出本函，敬请垂注有关内容为盼：1.自即日起，终止贵、我双方签订的该协议书；2.所有租用贵司班车的费用将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庭审中双方确认，案涉合同的班车运营至2015年6月30日，运费亦结算至2015年6月30日。自2015年7月1日起因被告天纺荣泽公司通知原告其暂时停业，经双方协商，停业期间被告天纺荣泽公司于2015年7月至9月每月向原告支付25000元，10月至12月每月向原告支付20000元，共计支付135000元的补偿金作为原告经营周转费用。另查，被告天纺荣泽公司系被告天纺公司的分支机构。2014年7月15日天津空港经济区环保局向被告天纺荣泽公司发出限期治理决定书，因被告天纺荣泽公司水污染物超标排放，限其于2014年12月31日前完成水污染物达到间接排放限制要求。2015年3月31日天津港保税区环保局、天津空港经济区环保局向被告天纺荣泽公司发出责任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因被告排放污染物超出规定限值，故责令其停止违法排放污染物行为，立即改正违法排放污染物行为。庭审中，原告腾坤运业、广通开泰一致认可，案涉合同项下的4辆班车均系原告张忠良实际所有，该二公司与张忠良系挂靠关系，案涉合同权利义务的实际承受及履行均为原告张忠良，故一致同意案涉合同权利由原告张忠良进行主张。本院认为，案涉《运业、企业联合经营班车合作协议书》系缔约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合法有效，缔约双方均应依约诚信履行。关于被告辩称因原告腾坤运业于2010年11月15日被吊销营业执照，案涉班车合作协议应于2010年11月15日后解除的抗辩理由，本院认为，案涉合同项下的4辆班车已于2009年6月变更登记至被告广通开泰名下，且被告天纺荣泽公司于2010年5月10日出具的证明能够证实被告公司对案涉合同项下4辆班车挂靠单位的变更是已经知晓且认可的，故对被告的该项抗辩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张忠良是否为适格主体一节，本院认为，原告张忠良所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案涉合同项下的4辆大客车均系其个人出资购买，依次将车辆挂靠在原告腾坤运业及原告广通开泰名下，案涉合同虽以原告腾坤运业的名义与被告天纺荣泽公司订立，但结合相关证据及合同履行情况，原告张忠良系案涉合同权利的实际享有者及义务的实际履行者，故对被告天纺荣泽公司来说，其合同的实际相对方应是原告张忠良，对此，从被告天纺荣泽公司2010年5月10日出具的证明亦能看出，被告天纺荣泽公司对合同实际的履行者为原告张忠良亦是认可的。同时，庭审中，原告腾坤运业及广通开泰均同意案涉合同项下的权利均由原告张忠良行使，赔偿的损失亦由原告张忠良进行受偿，不违反法律规定，对此本院予以照准。故，被告辩称原告张忠良不是合同相对方，不能作为本案原告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辩称其并未违约，被告终止案涉合同是基于情势变更，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一节，本院认为，契约严守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只有由于不可归责于合同当事人的原因导致合同缔约时的基础动摇或丧失，强行维持合同原有效力将导致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均衡关系受到破坏，严重违背公平诚信原则时，才能适用情势变更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对情势变更定义为“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本案中，被告辩称存在情势变更的事实是由于被告天纺荣泽公司多次因排放物超标被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经上级公司即被告天纺公司的要求，被告天纺荣泽公司退出市场，将员工进行分流。本院认为，被告天纺荣泽公司因排放物一直未达到环保要求，虽被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但并未被责令强制退出市场，且做出退出市场的决定系其集团公司内部的行为，因此并不属于不可归责于一方导致的合同履行的客观环境发生变化，故，本案并不存在情势变更的情形，被告辩称因情势变更终止合同，不承担违约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天纺荣泽公司在涉案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根本违约，应否承担违约责任一节，案涉《运业、企业联合经营班车合作协议书》的合同期为10年，即自2008年5月15日起至2018年5月14日止，但自2015年7月1日起被告天纺荣泽公司便以暂时停业为由，停止了涉案班车的运营，于2015年11月23日向原告发出《终止该协议书之函》，声明终止双方所签订的班车合作协议书，运费结算至2015年6月30日。此举表明，天纺荣泽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前，通过“终止该协议书之函”的形式，向原告明确表示不再履行《运业、企业联合经营班车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主要义务，而原告也确于2015年7月1日起停止经营至今，其行为实质上已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构成根本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因此原告依法有权解除合同，并有权要求被告天纺荣泽公司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关于原告所主张各项经济损失的赔偿问题一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法律确立可预见性标准，要求违约当事人仅对其在订约时能够合理预见到的损失负责，从而合理地确定赔偿范围和交易风险，鼓励当事人从事交易活动，维护当事人利益。本案中，被告天纺荣泽公司于2015年11月单方解除合同，对其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应当予以赔偿，但其赔偿数额应当以其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为限。对于原告所主张的营业利润损失（总收入减固定费用减车辆折旧费减员工工资），是预期利润损失。由于被告天纺荣泽公司的违约行为，客观上使原告丧失了继续从事班车运输服务，并获取商业利润的机会；而且，原告亦因《运业、企业联合经营班车合作协议书》的签订，对将来的预期利益产生了合理期待，故被告天纺荣泽公司应赔偿原告相应的预期利润损失。对于预期利益的期限，鉴于如果双方都能按照合同履行义务，原告应获得的经营利润会持续性地直到合同期限届满，故预期利益的期限应为合同剩余的履行期间，即35个月。对于预期利润损失的计算，被告所能预见到的因解除合同造成的损失应当是合同剩余的履行期限内原告可能获得的运费款，但该损失应当扣除原告履行合同义务所需要支付的必要成本和费用。本院认为原告所主张的以2014年7月至2015年6月一年的运费总额1731270元作为计算基数较为合理，但运营成本并不是仅涉及原告所主张固定费用、车辆折旧及员工工资，还应包括运输经营过程中的其他各种消耗及支出，故从维护市场交易的诚信和安全秩序的角度出发，在充分考量商品经济的理性标准、影响运输成本的可变因素及双方当事人履约情况、主观过错程度的基础上，参照交通运输行业应税所得率（行业平均应税所得额与行业收入总额之比），本院酌情确定原告的年利润率为14%，据此认定原告依照合同约定期限充分履行，其所能获得的期待利益应为1731270元／年×14%÷12个月×35个月=706935元。但上述可得利益应当扣除被告天纺荣泽公司于2015年7月至12月已经支付给原告的135000元补偿金，故本院支持原告的预期利润损失为706935元-135000元=571935元。至于原告主张1941863.7元的预期利润损失额，缺乏合理性，本院不予认可。关于原告所主张的损失中固定费用损失（即保险费、车船税、验车费、二保、存车费、挂靠费相加之和按剩余未履行合同期限进行折算）、车辆折旧费（按购车价格除以使用寿命15年再乘以剩余未履行合同期限）及员工工资均属于合同正常履行情况下的运营成本，从商业交易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来看，正是基于车辆折旧、固定费用、人员工资等各类运营要素成本，市场主体才有获取利润最大化的机会和空间。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已充分考虑到原告在合同正常履行的情况下，所能获得的履行利益，该履行利益实际上已经能够使其各种营运耗费得到合理补偿，并获取合理的预期利润。因此即使合同正常履行，上述费用均应计入运营成本中，而不能作为损失进行主张。虽然案涉合同已无法继续履行，但案涉的4辆班车并没有灭失，损毁，仍具有使用价值。因案涉合同双方仅为班车运输服务合同关系，原告始终享有所涉车辆的所有权，在合同没有明确约定接受运输服务一方根本违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应当赔偿案涉车辆剩余价值的情况下，原告主张合同解除后，被告应赔偿固定费用损失、车辆折旧费及员工工资，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关于被告天纺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一节。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该条规定明确了分公司民事责任的归属，即分公司不能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被告天纺公司虽辩称被告天纺荣泽公司系独立的民事诉讼主体，但被告天纺荣泽公司作为被告天纺公司设立的分公司，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故，即使被告天纺荣泽公司有清偿能力，被告天纺公司亦应对被告天纺荣泽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因此被告天纺公司的抗辩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中被告天纺公司应对被告天纺荣泽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上述债务的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二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被告双方于2008年5月14日所签订的《运业、企业联合经营班车合作协议书》解除；二、被告天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荣泽纺织分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给付原告张忠良因合同解除产生的预期利润损失571935元；三、被告天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对被告天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荣泽纺织分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上述债务的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天津市腾坤运业有限公司、天津广通开泰旅游有限公司、张忠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受理费26190元，由原告负担19904元（已交纳），由被告天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荣泽纺织分公司负担6286元，被告天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对被告天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荣泽纺织分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原告已交纳，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直接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耿亮人民陪审员  殷新人民陪审员  曹婧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路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