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潍商终字第4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潍坊佳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海波。
委托代理人王秀梅，山东瑞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潍坊盛源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强。
委托代理人王国正，山东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潍坊佳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潍坊盛源电线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源公司）票据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2012）潍城商初字第1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王秀梅，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王国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6月6日，佳孚公司提起诉讼称：2012年5月21日，盛源公司为还款给佳孚公司出具转账支票一张，金额为70万元，佳孚公司取款时被告知该支票为空头支票，导致佳孚公司无法支取支票上的金额，故请求依法判令盛源公司支付转账支票票面金额7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盛源公司辩称：该公司与佳孚公司没有业务关系，也不存在借款关系，佳孚公司所诉借款不存在，盛源公司也从未向佳孚公司出具转账支票，应当驳回佳孚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查明：2012年5月22日，佳孚公司持潍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转账支票一张到银行取款，该转账支票编号为40203720／04368466，出票日期为2012年5月21日，收款人为潍坊佳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票面金额为700000元，用途是还款，出票人为潍坊盛源电线电缆有限公司。2012年5月28日，潍坊市潍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出具退票理由书，理由是存款不足。关于支票的来源，佳孚公司称，2012年4月16日，盛源公司的经理于强与担保人刘倬羽到佳孚公司借款70万元，盛源公司为保证借款到期后还款，交付了该转账支票，金额是70万元，印章齐全，收款人、日期空白，佳孚公司的财会人员填写了收款人名称。佳孚公司另提供借条一份，借条上载明：今借王海波人民币7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2年4月16日起至2012年5月15日止。借款人处盖有盛源公司公章，联系电话处有于强的签名，债权人处盖有佳孚公司公章，担保人处有刘倬羽的签名。佳孚公司的财会人员在借条上书写“借款人指定将借款汇入保证人帐户中”。盛源公司认为，借条系伪造，借条上借款人处的公章与盛源公司的公章不符，如果是盛源公司向佳孚公司借款，不可能要求佳孚公司将借款汇入担保人刘倬羽的帐户，而且这句话也未加盖借款人的公章。盛源公司称与佳孚公司不存在借款关系，也未向佳孚公司出具转账支票，并申请对借条上借款人的公章、于强的签名以及转账支票上出票人签章、尹翠莲的私章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委托日照浩德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于2013年1月25日作出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该转账支票上的出票人签章“潍坊盛源电线电缆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尹翠莲印”私章与各自样本（银行预留印章）不是同一印章；借条上“潍坊盛源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公章与盛源公司在工商局存档的公章不是同一印章；于强的签名系于强所写。盛源公司支付鉴定费8000元。盛源公司称，本案涉及的空白支票是刘倬羽曾经答应给盛源公司办理贷款，刘倬羽向于强陈述贷款需先留下联系电话，于强便在刘倬羽提供的借条上签下电话及名字；刘倬羽提出办理贷款需要给他相应好处费，由于盛源公司当时没有现金，刘倬羽提出可以先将支票预留在他那里，等贷款到帐后于强再在支票上填写数额、加盖印章，刘倬羽当时共拿走了3-4份转账支票，后贷款未办理成功，刘倬羽也因诈骗被公安机关拘留，支票也未能及时收回。
原审查明的上述事实，有佳孚公司提供的借条、转账支票、转账凭据、退票理由书，鉴定意见书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佳孚公司提供的转账支票上加盖的盛源公司财务章及尹翠莲的私章经鉴定与其各自样本（银行预留印章）不是同一印章盖印。虽然佳孚公司提供的借条上借款人联系电话处“于强”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但借条中的借款人主体是盛源公司，经鉴定，借条中的借款人盛源公司公章与盛源公司在工商局存档的公章不是同一印章盖印，且佳孚公司财会人员在借条上手写“借款人指定将借款汇入保证人帐户中”是对借款人权利的处分，也未加盖借款人公章，因此，不能充分证明该借条内容是盛源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能充分证明涉案支票是盛源公司交付给佳孚公司，佳孚公司要求盛源公司支付支票金额70万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曾建议佳孚公司到公安部门报案，佳孚公司不同意，并坚持通过民事诉讼解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八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佳孚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800元，财产保全费4020元，鉴定费8000元，合计22820元，由佳孚公司负担。
上诉人佳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已经查明，借条上于强的签字是本人所签，于强是被上诉人的经理，借条上也加盖了被上诉人的公章，涉案支票也属于被上诉人所有，足以让上诉人相信于强可以代表被上诉人借款。被上诉人认为没有委托于强借款以及没有将支票交给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2、被上诉人应当就自己出具的与其预留本名的签名式样或者印鉴不符的支票，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被上诉人不但要支付支票的70万元，还应当支付诉讼费和鉴定费。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盛源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依法维持原判。
二审查明：在涉案借条的下方，刘倬羽书写了自己的开户行即寒亭农行以及帐号。借条中的债权人名称、数额、借款期限等主要内容均是佳孚公司的会计书写。
刘倬羽因犯集资诈骗罪现在潍坊监狱服刑，二审期间，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对刘倬羽进行了调查，并从刘倬羽的刑事案件卷宗中调取了对刘倬羽的讯问笔录和对于强的询问笔录。于强在询问笔录中陈述：2012年3月份到4月份期间，刘倬羽以帮助盛源公司办理贷款的名义，从盛源公司拿走了三份空白支票，这三份支票是作为盛源公司应付给刘倬羽好处费的保证，当时刘倬羽说能贷款四五百万元，约定的好处费是10%。刘倬羽在讯问笔录中陈述：刘倬羽帮盛源公司贷款500万元，于强说500万元到帐后借给刘倬羽200万元，因刘倬羽急着用钱，就向于强要了四份转账支票，金额分别是96万、130万、70万、10万，刘倬羽将70万元的支票（票号是40203720／04368466）给了王海波作为向王海波借款的抵押，这份支票是于强在佳孚公司加盖的印章，并接着交给了王海波。刘倬羽在本院调查时陈述：于强经刘倬羽介绍到王海波处借款70万元，因于强与王海波不认识，便由刘倬羽作担保；2012年4月16日，于强和刘倬羽来到佳孚公司，佳孚公司的财会人员填写了借条内容，于强在借条上加盖盛源公司的印章，并在联系人处签上自己的名字；同时，于强在转账支票上加盖盛源公司的印章并交付给了佳孚公司的财会人员。在佳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海波对刘倬羽的调查笔录进行质证之前，本院要求王海波陈述借款及交付转账支票的过程，王海波的陈述与刘倬羽的陈述一致。佳孚公司对三份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可以证明借条和转账支票上的印章是于强加盖的，盛源公司应当偿还涉案借款。盛源公司对三份笔录的真实性也没有异议，但认为根据于强的笔录，于强与王海波不相识，也没有业务关系，涉案支票的实际支付情况是于强将支票交付给刘倬羽，作为贷款的好处费的许诺，另外，根据刘倬羽的讯问笔录，可以看出支票的交付方式是刘倬羽付给了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王海波，是刘倬羽与王海波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并非两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刘倬羽在调查笔录中的陈述与公安机关的笔录陈述不一致，刘倬羽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对借款主体有推脱责任的嫌疑，因此不能依据刘倬羽的调查笔录和讯问笔录来确认案件事实。
上述事实，有刘倬羽的讯问笔录、于强的询问笔录、刘倬羽的调查笔录，开庭笔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为证。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佳孚公司以盛源公司开具的还款的转账支票为空头支票为由提起诉讼，要求盛源公司支付票面金额70万元。盛源公司作为佳孚公司的直接前手以双方不存在基础交易（借款合同）关系为由进行抗辩。因此，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盛源公司关于与佳孚公司之间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的抗辩理由是否成立。2、盛源公司应否向佳孚公司支付票面金额70万元。
关于焦点问题一，即盛源公司与佳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的问题。一审期间盛源公司先否认支票非该公司所有，后又否认借条上借款人联系人处于强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但经调查，支票确为盛源公司所有，经与于强本人出具的样本进行鉴定，该借条上于强的签名也是本人所签。于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担任盛源公司的经理，其应当知道在借条上签字的法律后果。虽然借条上盛源公司的印章经鉴定与工商局备案的印章不一致，但佳孚公司对于于强加盖的印章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从外在表象上来看，于强作为盛源公司的经理向佳孚公司借款并加盖了盛源公司的印章，此时，盛源公司的股东是尹翠莲和于强，两人是母子关系，尹翠莲是法定代表人，鉴于于强与尹翠莲的母子关系以及在盛源公司所担任的职务，于强向佳孚公司借款并在借条上加盖盛源公司印章应当认定为职务行为，相应的还款责任应当由盛源公司承担。况且，于强当时已经将转账支票作为还款的保证交付给佳孚公司，转账支票的用途一栏中也明确载明了是“还款”。
借条中除于强的名字及其联系电话是于强书写外，其他内容如债权人名称、数额、借款期限等都是佳孚公司的会计书写，因此，“借款人指定借款汇入保证人帐户中”的约定，由佳孚公司的会计书写也符合当时的情况，而且在借条的下方刘倬羽本人也确实书写了自己的开户行和帐号，佳孚公司按约定的履行方式将70万元汇入刘倬羽帐户，应当视为履行了提供借款的义务，盛源公司关于双方不存在票据基础交易的抗辩不成立。盛源公司虽主张于强在借条上签名是因为刘倬羽帮忙从银行贷款，刘倬羽要求于强先出具借条，于是于强在空白的借条上签名，并将该公司的支票交给刘倬羽以支付刘倬羽的好处费。但是按照众所周知的从金融机构贷款的程序，应当是金融机构与借款人签订书面借款合同，而非以借条的形式，盛源公司的该项抗辩理由，不符合常理。另外，盛源公司称将转账支票支付给刘倬羽是为了支付好处费，但按照于强在刑事卷宗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当时给刘倬羽的好处费是贷款额500万元的10%左右，即50万元左右，一共给了刘倬羽三份空白支票作为预付好处费，而仅涉案的一份转账支票即70万元，已经超过于强许诺支付给刘倬羽的好处费数额。盛源公司关于将转账支票交付刘倬羽是为了支付好处费的陈述，前后矛盾，而且盛源公司就上述主张也没有提供证据印证，与刘倬羽和王海波的陈述也均不一致，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问题二，即盛源公司应否向佳孚公司支付票面金额的问题。佳孚公司要求盛源公司付款的理由是与盛源公司之间存在票据法律关系，并提交了出票人为盛源公司、收款人为佳孚公司的转账支票予以证明，该转账支票必要记载事项完备，盛源公司也认可该转账支票是该公司所有，虽然经过鉴定，该转账支票上加盖的盛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尹翠莲的个人印章与该公司在银行预留的签章不一致，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因出票人签发空头支票、与其预留本名的签名式样或者印鉴不符的支票给他人造成损失的，支票的出票人和背书人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因此，佳孚公司要求盛源公司支付票面金额70万元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
综上，上诉人佳孚公司要求被上诉人盛源公司支付票面金额70万元的上诉主张成立，予以支持。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予以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2012）潍城商初字第185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潍坊盛源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支付上诉人潍坊佳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票面金额款700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财产保全费4020元，鉴定费8000元，合计22820元，由被上诉人潍坊盛源电线电缆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被上诉人潍坊盛源电线电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路志明
代理审判员 郭明明
审 判 员 邢伟明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赵泓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