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民终52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卫东。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忠喜。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志新，湖北力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卫东因与被上诉人李忠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鄂0191民初2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卫东、被上诉人李忠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志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卫东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刘卫东的原审诉请。事实和理由：刘卫东提交了一套证据证明与李忠喜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已完成举证责任。借款用途最初是刘卫东听李忠喜说的，即使与事实不符，也是李忠喜为了骗取借款而谎称的。李忠喜出具的报警证明是伪证，其虽然文化程度低，但社会经验丰富，且双方之前多次讨论借据内容，聊天记录中也涉及到讨债的内容，一审认定借贷事实不成立的理由都很牵强。
李忠喜辩称，刘卫东利用案件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取得李忠喜的签名及捺印，在空白A4纸上伪造借据内容，该借款关系不真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卫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忠喜支付刘卫东借款50000元；2.李忠喜支付利息和滞纳金（其中以2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从2015年8月11日起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以3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从2015年8月20日起计算至款清之日止）；3.李忠喜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李忠喜因与用人单位武汉祥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劳动争议，委托刘卫东为其诉讼代理人，后双方因代理费发生争议（另案诉讼）。刘卫东持李忠喜签署的两张借据向李忠喜主张偿还借款本金共计50000元及利息。上述两张借据内除尾部“借款人”处有李忠喜手写签名及捺印外，其余借据主文内容及落款处李忠喜签名前“借款人：”的文字和标点符号均为打印。两张借据的借款金额分别为20000元和30000元；落款时间分别2015年8月11日和2015年8月20日。借据主文载明：“本人因急须治病，急需现金救急，今日已／再向刘卫东借到所需款项，并已收到人民币20，000元／30，000元整；本人自愿按贷款2%的月息支付利息；还本付息的日期为本人与武汉祥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官司终审判决生效的那天；到时本人将授权刘卫东直接从执行款中扣去……不论任何原因造成到期不能还款，均由本人负责！即本人自愿按每日1%加付违约金和迟纳金……如发生争议，可请开发区法院判决！此借据内容含收据、合同等相关内容及法律效力，先期经本人再三咨询思考慎重提出，立此字据保证！待收到所借款项时，再签字按手印后，方能生效！”刘卫东自称该两张借据系由李忠喜打印制作并签名、捺印，在刘卫东向其支付现金借款时交付，现金和借据交付时无其他人员在场。李忠喜对于“借据”内“李忠喜”的签名和捺印予以认可，但对“借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李忠喜辩称为便于办理劳动争议诉讼代理事宜，其曾在空白A4纸上签名、捺印后交付原告刘卫东，“借据”内其他内容系刘卫东事后打印添加，对刘卫东所述借款事实不予认可。2015年11月20日，李忠喜向武汉市公安局汉南区分局纱帽街派出所报警称被刘卫东诈骗。李忠喜的文化程度为小学未毕业。刘卫东银行账户显示：刘卫东于2015年8月10日在汉口银行取款15495元，同日在中国银行取款3500元，于2015年8月20日在汉口银行取款80000元。刘卫东与李忠喜发生争议后，刘卫东在与李忠喜之子的QQ聊天记录及除“借据”外的其他证据内均未提及借款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刘卫东主张与李忠喜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事实不成立。理由如下：1.刘卫东仅向法院提交有李忠喜手写签名、捺印的打印借据，对于出借款项和借据的交付无任何其他证据证实；2.借据内所载明的借款用途与刘卫东诉称不符；3.李忠喜对于刘卫东诉称的借款行为不予认可并在诉前报警；4.从李忠喜的文化程度及借据的措辞表述判断，刘卫东关于涉案借据两张系李忠喜出具的主张，不符合常理；5.刘卫东与李忠喜之子在争议发生后的QQ聊天记录以及除“借据”外的其他证据中，均未提及存在借款事实。综合考虑以上事实情节，刘卫东主张与李忠喜存在民间借贷的事实，举证不足，不予采信。刘卫东要求李忠喜偿还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卫东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525元，由刘卫东负担。
二审审理期间，刘卫东提交下列证据：1.刘卫东向李忠喜发送短信的电信查询详单，证明一审所提交的短信内容真实；2.证人张某、圣某的证人证言，证明李忠喜向刘卫东拿钱的经过；3.武汉市公安局汉南区分局纱帽街派出所出具的更正说明及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证明纱帽街派出所原出具的证明是虚假证明。李忠喜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2中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词内容是虚构的且不清楚，村委会的证明不能证明借贷事实成立；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李忠喜不仅向纱帽街派出所报警，也向开发区信访办报了警。本院认为，刘卫东提交的证据1由中国电信湖北武汉神龙营业厅加盖业务印章，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但因双方存在代理费给付的争议，故该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事实；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张某、圣某无法定事由未出庭作证，且书面证言不能明确指向是李忠喜从刘卫东处拿钱，对证据2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李忠喜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证据3的真实性依法予以采信。
二审查明，2016年1月7日8时31分，李忠喜向武汉市公安局汉南区分局纱帽街派出所报警称被刘卫东敲诈。二审审理期间，本院依法调取了由刘卫东代理的李忠喜与武汉祥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2015）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1326号劳动争议二审案卷，在该案卷中，李忠喜提供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反面（空白A4纸）有李忠喜的签名及捺印，其位置与本案借据中李忠喜签名及捺印的位置相同。一审庭审中，法庭询问李忠喜是否曾经在空白A4纸上签署名字并捺印之后交给刘卫东，李忠喜回答“有，签过几张”，刘卫东回答“没有过，绝对不可能”。其他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卫东与李忠喜之间是否存在五万元的借贷事实。
本案中，刘卫东依据两张李忠喜签名、捺印的借据主张向李忠喜出借现金五万元，对此李忠喜辩称刘卫东因代理事宜取得了其在空白A4纸上的签名及捺印，并由此伪造了本案借据。从二审审理情况看，在刘卫东代理李忠喜的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其曾经取得过李忠喜签名、捺印的空白A4纸。结合李忠喜在一审中所提交的反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有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本院认为，作为出借人，刘卫东对于存在借贷关系及借贷内容等事实均负有举证责任，现李忠喜反驳双方存在借贷的合意，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刘卫东所主张的借贷事实真伪不明，故对其要求李忠喜还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刘卫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刘卫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玲
审判员 李行
审判员 叶欣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日
书记员 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