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0112民初1858号
原告汤迪。
委托代理人周向阳，四川维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郎磊。
委托代理人郎顺德，系被告郎磊父亲。
委托代理人张顺孝，系被告郎磊母亲。
本院于2016年4月14日立案受理原告汤迪与被告郎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周双林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5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双方当事人就案件基本事实争议较大，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继续审理，故裁定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重新指定的举证期限届满后，本院于2016年9月12日、9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两次审理。原告汤迪及其委托代理人周向阳，被告郎磊及其委托代理人郎顺德、张顺孝，证人陈×、李×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汤迪诉称，原被告双方曾经是恋爱关系，被告好赌。2014年世界杯期间，被告打麻将和赌球输了十几万，被告不仅将自己的轿车变卖用于偿还赌债，还陆陆续续从原告处借了9万元用于归还赌债，由于被告恶习不改，最终导致原告于2014年7月和被告结束恋爱关系。2014年4月20日，被告给原告出具了一张总的借条，并承诺在2016年前全额还清，但被告在双方分手后只归还了15000元，尚余75000元未归还。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归还借款75000元，并给付利息，利息从2016年1月1日至还清为止，按年利率6%计算，同时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郎磊辩称，一、被告在原告处取用自己交由原告保管的收入不属民间借贷关系。原被告于2010年1月在成都武侯“汤品一号”酒楼上班相识并恋爱，之后便在成都租房同居生活，被告所得收入均悉数交由原告统一管理。后因酒楼倒闭，在被告父亲郎顺德的帮助下，原被告双方到龙泉驿就业，分别从事房地产销售和婚纱影楼工作。自2010年下半年起，双方即在被告父母家中居住生活。被告每月数千元收入均交由原告保管，如需支取，必须征得原告同意后在原告处支取。因此，被告在原告处支取自己的收入，虽有借条，但本质上不属民间借贷关系，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归还。二、同居期间，被告确在原告处先后支取过20000元，并非原告所称的90000元，之后归还了15000元。因原被告双方均有休闲时到茶馆打麻将娱乐的爱好，故在2013年11月至12月期间，被告先后在原告处拿取共20000元。每次娱乐，原被告都一同前往，原告有时上场，有时观战。在该期间被告赢钱后除留下部分款项用于下次打牌的钱款外，其余钱款都交由原告统一保管，且原告保管钱款只进不出，最终该20000元全部花光。三、90000元借条的形成经过。被告虽然向原告出具了90000元借条，但实际上，只在原告处拿了如前所述的20000元，其余70000元并非真实，它由两部分构成：其中50000元，是因原被告双方打牌在茶馆老板处所借款项，打牌娱乐后，原告承诺她去归还，同时叫被告给她打借条。但被告出具借条后，原告却玩消失，被告父母不得不于2014年7月23日用变卖车辆的钱款归还茶馆老板50000元；另外的20000元，形成经过是，为方便工作，原被告商量后曾于2013年2月24日购买汽车，由被告父母出资60000元、原被告二人出资40000元、以按揭方式支付56000元，凑足车款156000元。购车后，原告于2013年3月23日要求将购车出资款40000元算作被告对于她的借款，并由被告向其出具借据。2013年9月分手时，原告经与被告家人协商，由被告父母支付现金20000元、其余20000元算作原告在被告父母家的生活耗用，了结了该40000元借据事宜。分手后双方又再次交往，双方在商量如何归还所欠茶馆老板50000元款项（上有所述）时，原告强迫被告书写借条，并趁机将已抵扣其生活费的20000元也要求算作被告对于她的借款。所以，借条上90000元的金额构成是三部分，一是确实取用了20000元，双方因打麻将娱乐而消耗；另20000元是2013年9月双方第一次分手时已经解决了的；50000元是双方因打麻将娱乐而向茶馆老板的借款，因双方商定由原告归还老板、由被告向原告书写借条而形成。关于茶馆老板的50000元借款，之后因原告不按约定去归还，而由被告父母通过变卖上述车辆而支付，并向原告打款15000元，原被告实际上只有5000元未了结。四、即便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关系成立，但因系用于归还赌债，不应受法律保护。因此，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汤迪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
1.被告郎磊于2014年4月20日出具的借条1份，拟证明被告借款90000元，且借款与赌博相关。借条的内容是：今借汤迪90000．00（玖万元整），于2016年前全额还清。期间无论本人与汤迪是否结婚，都需归还此笔款。本人向汤迪承诺：不再打牌，如违背此诺言，则于借款之上双倍奉还。
2.中国建设银行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出具的客户名称为“汤迪”、卡号为“*************”的明细清单（3页），拟证明被告于2014年7月23日归还了15000元。
3.原被告双方微信聊天记录（2页），拟证明被告借条写的是90000元，归还了15000元、尚有75000元未归还。
4.原告汤迪账号为*****************、卡号为**************的中国工商银行交易明细11页，拟证明原告汤迪向被告郎磊的3个银行卡即*******************、********************、*******************提供款项。
为此，原告汤迪一方还申请本院依法调取这3个卡号的开户信息。经本院查询，中国工商银行龙泉支行提供的资料显示，此3个卡号的户名分别为汤×强、刘×辉、李×芳，均非被告郎磊。
5.证人陈×的证言：证人于2011年在成都龙泉驿天立广场房地产项目上班时，与原告汤迪共事，之后又在成都彭州另一个房地产项目共事直到2014年12月其辞职。在龙泉驿项目上班时就认识被告郎磊，因为他接汤迪下班。证人与原告在彭州时住在一起，都不会打牌，也从未见过汤迪打牌。
被告郎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
1.被告郎磊于2013年3月25日书写的借条1份，内容是：今本人因购车向汤迪借钱40000元（肆万元整），特立此据！
2.原告汤迪于2013年9月6日书写的收条1份，内容是：今收到郎磊还与本人的40000元人名（民）币（肆万元整），其中20000元现金（贰万元），另外20000元（贰万元）作为本人在对方家借宿和吃饭的费用。现郎磊已经不欠本人一分一毛，立此收条后我二人互不相欠。
3.中国建设银行存款凭条2份，表明于2014年7月23日向户名为“汤迪”的银行账户存款15000元、向户名为“李丹”的账户存款49999元。
4.证人李×的证言：证人李×在成都龙泉驿“花香龙都”小区经营家庭式麻将馆，历时半年多。原告汤迪、被告郎磊周末常到馆玩耍，轮流上场，但未见过汤迪作为一方单独一人玩过。一般打20元基数、320元封顶。没钱时，就由证人提供资金，后来累计欠50000元。郎磊声称，钱都是汤迪管理，其用钱需经汤迪同意。为归还欠款，郎磊将车卖给麻将圈子的向×。
对于上述证据材料，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于原告汤迪提交的证据材料，被告郎磊承认借条系其书写，承认通过银行打款15000元，承认与原告进行过上述微信聊天；对于证4，声称未在工行龙泉支行有银行卡，只是早在北京时持有过工行的银行卡；对于本院调取的工行龙泉支行的资料无异议，对于证人陈×的证言无异议。对于被告郎磊提交的证据材料，原告汤迪一方对证1借条、证2收条、证3存款凭条的真实性等无异议，并认为，既然双方在2013年9月6日作了了结，被告郎磊于2014年7月又向原告还款15000元，这恰恰证明90000元欠款的存在；对于本院调取的工行龙泉支行的账户查询资料无异议；对于证人李×的证言，认为证言虚假成分多，因为原告汤迪当时人在成都彭州，又从事房地产销售，周末不可能耍假。该证言与本案借贷纠纷也无关。
通过质证，本院对于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包括原告方证1（90000元借条）、证2（被告归还15000元的银行明细资料）、证3（微信聊天记录）、证4（证人李×的证言），被告方证1（40000元借条）、证2（40000元收条）、证3（银行存款凭条），对于本院依法调取的工行龙泉支行账户查询资料，均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双方争执的证人李×的证言，结合原告汤迪在2016年9月12日庭审中的陈述（“耍朋友期间去过‘花香龙都’，但没有打牌”“只有一种情况，他那时没有工作，天天在那里，累了，就让我上场，他在旁边指挥”“从我认识他开始，他就打牌，不过打得不大。第一次分手后，加入花香龙都圈子后就打大牌”“因打牌向李×借钱没有亲眼见过，是后来他跟我说的”“我发现他打牌金额和工资不相符，害怕他把工资输完，就管理他的工资，第一次分手后就没有管了”…），本院认定该证人证言具有证据的真实性，且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联系而具有证据的关联性，该证人在提供书面证词的基础上，到庭参加诉讼，接受双方当事人和法庭的询问，其证言在形式上具备合法性，故本院认定该证言具备证据资格、具有证明能力，为本案证据。
基于上述证据，结合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汤迪与被告郎磊于2010年1月在成都因供职于同一家餐饮企业而相识并恋爱，当年下半年均到成都龙泉驿就业，分别从事房地产销售和婚纱影楼销售工作。在成都龙泉驿就业期间，原告汤迪在被告郎磊父母家居住生活。2013年初，通过被告郎磊父母出资60000元、银行按揭贷款56000元、原被告出资40000元，被告家庭购买东风悦达起亚K3汽车一辆，由被告郎磊等使用。2013年3月25日，被告郎磊向原告汤迪出具借条，说明因购车借钱40000元。双方之后经商议结束恋爱关系，原告汤迪于2013年9月6日出具收条，载明已收取被告郎磊现金20000元，被告郎磊借条载明的另外20000元充抵原告汤迪在被告郎磊父母家住宿及饮食耗费。双方分手后，被告郎磊开始与另一女孩交往。2014年初，双方恢复恋爱关系。2014年4月20日，被告郎磊向原告汤迪出具载明金额90000元的借条，承诺无论是否结婚都将于2016年前全额还清，并承诺不再打牌，否则双倍奉还。之后，双方于2014年7月再次分手而结束恋爱关系。被告郎磊使用的车辆被变卖后，于2014年7月23日向原告汤迪银行账户存款15000元，同时向案外人归还因打麻将所借款项50000元。此后，原告汤迪通过微信方式，多次要求被告郎磊归还90000元借条中尚余的75000元。
同时，本院也认定如下事实：被告郎磊喜好以金钱输赢为结果的麻将玩耍活动。原被告恋爱以来，原告汤迪对此即了解，并与被告郎磊一起到证人李×经营的家庭式麻将馆参与玩耍，知道被告郎磊因此而欠账。在第一次恋爱期间，原告汤迪因担心被告郎磊输完工资而对其工资进行管理。
本案的基本问题有二：一是借款90000元是否真实发生，二是原告是否知晓被告的借款目的在于赌博。
本院认为，关于2014年4月20日借条中所涉90000元借款是否真实发生，除了被告郎磊所承认的2014年初两次各10000元借款共计20000元外，其余的70000元因证据不足，本院不能认定。理由在于：（1）原告汤迪声称被告郎磊在与另一女孩交往时麻将越打越大，为避免金钱纠葛而向其借钱，时间持续近一年，这一说法，一未得到被告郎磊承认，二不合常理；（2）原告汤迪就钱款的交付方式，前后陈述矛盾：2016年5月6日庭审中声称是现金交付，且现金系从银行提取，2016年9月12日庭审中声称是经银行转账支付；（3）就原告汤迪所声称的银行转账支付，其所指称的3个账号户名并非被告郎磊，且仅就这3个账号所涉金额而言，据原告方自己评估，金额也仅42000余元，从数额上讲与其诉称90000元也难吻合；更进一步，（4）结合原告汤迪关于在双方恋爱期间是否掌管被告郎磊收入、其是否参与以金钱输赢为结果的麻将玩耍活动等事关原被告交往的基本情况，所作陈述均前后矛盾，因此，如果没有充分证据来消除这些疑点，仅凭借条，本院对其所称借款事实难以认定。更为重要的是，原告汤迪明知被告郎磊喜好以金钱输赢为结果的麻将玩耍活动，而这种活动的实质是赌博，其不仅未能很好地规劝、制止，而且还共同参与，这与社会公德相背反。同时，原告汤迪明知被告郎磊为赌博而向他人借款，即便案涉借条中90000元借款之发生客观存在，无需观察被告郎磊参与赌博的基本背景，仅从原告诉状、原告在庭审中的陈述、借条内容来考察，原告汤迪也应是明知被告郎磊的借款用途是赌博或与赌博紧密关联，这就表明原告汤迪向被告郎磊借款这一民事活动的目的并不正当，该目的违反公序良俗，为我国社会主流价值、民族优良传统、国家政策均不所容，与我国相关法规范的规定相背。因此，原告汤迪所称借款实际金额不论是20000元还是90000元，也不论被告是否归还或者归还多少，基于其明知被告郎磊钱款用途在于赌博或与赌博密切关联，本院均无法满足原告汤迪的诉求。有鉴于此，本院对于原告汤迪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至于被告一方所称被告郎磊系取用保管于原告汤迪处的自己的收入等观点及主张，即便有原告汤迪关于保管被告郎磊工资等庭审陈述，但这一说法与被告郎磊庭审中的相关陈述（如答辩状中“真实借款只有前述20000元，且已实际归还15000元”）矛盾，也无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认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汤迪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704元由原告汤迪负担。原告汤迪已经交纳852元，其余852元本院通知补交后，其申请免交并提交证明，本院决定不再收取。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双林
人民陪审员 刘国文
人民陪审员 张朝中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刘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