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105民初423号
原告：文毅，男，1976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辉章，湖北斯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熊晨，男，1990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旌，系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坤，系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被告：杨烨，女，1988年7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现住所地武汉市汉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旌，系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坤，系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原告文毅与被告熊晨、杨烨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8日立案受理后，被告熊晨在答辩期间向本院提出了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8年3月5日驳回了被告熊晨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4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文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辉章，被告熊晨及被告熊晨、杨烨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左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文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原告与被告熊晨于2017年4月25日、2017年7月5日签订的两份《个人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被告熊晨向原告文毅返还股权转让款450,000元；2、判令被告杨烨对被告熊晨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原告经朋友介绍认识被告，并得知被告熊晨在武汉市武昌区绿地国际金融城经营健身俱乐部后表示有意加入。2017年4月25日、2017年7月5日，原告与被告熊晨签订了《个人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被告熊晨将其拥有的武汉福生福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绿地店（以下简称福生福绿地店）30%的股权以450,000元转让给原告，原告在合同签订当日付款，被告熊晨在合同签订90日内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协议签订后，原告完成了付款，但被告熊晨却未将福生福绿地店30%股权转让过户到原告名下。
2017年底被告熊晨有意转让福生福绿地店。原告到武汉市工商管理局查询得知福生福绿地店只是武汉福生福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生福公司）的一个分公司，不能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属于不可抗力，导致原告购买福生福绿地店股权的目的根本不能实现。由于被告熊晨无法履行协议的内容，原告通过手机微信向被告熊晨发送了解除协议的通知，而被告熊晨对此予以拒绝。被告杨烨与被告熊晨系夫妻关系，依法对夫妻共同债务应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为维护原告利益，故原告起诉至法院。
被告熊晨、杨烨辩称，1、2017年初原告与被告熊晨经朋友介绍相识。原告觉得被告熊晨经营的福生福公司有发展潜力，便有意参股经营。后双方分别于2017年4月25日、2017年7月5日签订了两份《个人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将福生福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原告，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450,000元。2、原、被告于2017年9月11日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时又签订了一份针对前述两份协议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熊晨将福生福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原告。后双方完成了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的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被告熊晨占比50%、曹凡占比10%、沈文龙占比10%、原告文毅占比30%。3、原告在起诉状中所述不是事实，双方之间的协议并不是针对福生福绿地店的股权转让，而是福生福公司的股权转让。同时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且已履行完毕。另本案也不存在约定解除或法定解除的情形，现原告要求解除已履行完毕的合同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4、原告在作为福生福公司股东期间，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但由于公司经营管理不善，从2017年底至2018年初出现亏损，此时公司股东之间协商按持股比例追加投资，以维持公司的正常经营，但原告却以各种理由予以拒绝。原告最初觉得“公司经营规模和经营状况还比较可观，如果参与可能会盈利”便想加入公司，而后因为公司亏损便觉得其“赚取利润的目的不能实现”，便想退出公司，明显违反诚信原则。5、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该股权转让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被告杨烨不应承担返还450,000元股权转让款的义务。两被告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且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已履行完毕。因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的两份个人股权转让协议、建行交易明细、手机微信支付截屏、手机银行转账截屏、福生福绿地店登记信息、谈话录音、解除协议通知、婚姻登记信息表，两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两被告提交的三份股权转让协议、福生福公司工商内档信息、两份微信聊天记录，原告亦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答辩和经庭审质证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4月25日，原告（受让方、合同甲方）与被告熊晨（转让方、合同乙方）签订了《个人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协议约定：“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和武汉福生福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绿地店（以下简称该公司）章程的规定，…签订本股权转让协议…；甲方占有公司80%的股权，甲方将其占公司10%的股权以150,000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应在合同签订当日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甲方；甲乙双方在合同签订90日内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该股权转让协议还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违约责任以及争议解决的方式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熊晨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50,000元。2017年7月5日，双方再次签订了《个人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协议约定被告熊晨将其占公司20%的股权以300,000元转让给原告，协议约定的其他内容与双方于2017年4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完全相同。该协议签订后，原告再次向被告熊晨支付了股权转让款300,000元。2017年9月11日，原、被告在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转让方熊晨愿意将在福生福公司的30%股权2,100,000元出资转让给受让方文毅；受让方文毅愿意接受转让方熊晨在福生福公司30%2,100,000元出资”。2017年9月13日，武汉市江岸区行政审批局出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载明：福生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刘汝沛变更为原告余毅；股东由被告熊晨、曹凡和沈文龙变更为被告熊晨、原告余毅、曹凡和沈文龙。其中原告余毅持股比例为30%，被告熊晨持股比例为50%。后福生福公司股东会变更决议，公司章程修改案，股东会关于公司执行董事、经理、监事的任免职决定，原告均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名确认。2018年1月3日，原告通过“微信”联系的方式向被告熊晨提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要求，被告熊晨确认收到了原告发送的信息，但并未理睬。
另查明，被告熊晨与被告杨烨于2016年9月8日登记结婚。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引起的诉讼。原、被告均对原告与被告熊晨之间签订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原告向被告熊晨支付总计450,000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不持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告与被告熊晨于2017年4月25日、2017年7月5日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涉及转让的是福生福公司的股权还是福生福绿地店的股权，双方之间签订的上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已经解除以及原告可否要求被告熊晨返还股权转让款。
一、关于原告与被告熊晨于2017年4月25日、2017年7月5日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涉及转让的是福生福公司的股权还是福生福绿地店的股权问题。
法院对事实作出认定，要结合多个证据进行综合认定。结合原、被告提交证据以及庭审笔录，本院认为虽然原告与被告熊晨于2017年4月25日、2017年7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出现了“依据武汉福生福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绿地店章程的规定”的字样，但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的所有条款再未出现“福生福绿地店”的字样，本院综合所有证据和查明的事实认定原告与熊晨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涉及转让的仍然是福生福公司的股权，而非福生福绿地店的股权，理由如下：
1、在本案中，福生福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其股权依法可以转让；而福生福绿地店则是福生福公司的分公司，依法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亦不存在股权转让的问题。原告与被告熊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被告熊晨明确表示通过手机查询了福生福公司各股东的持股比例信息，并将该信息告知了原告；而原告则称其并不知道被告熊晨持股的具体情况。本院认为原告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在并不知道被告熊晨是否持有案涉公司股权以及持有股权具体比例的情况下，就与被告熊晨签订了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并向被告熊晨支付450,000元转让款，显然有违常理。
2、关于原告与被告熊晨于2017年4月25日、2017年7月5日签订的个人股权转让协议与2017年9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关系问题。原告认为二者系两个独立的民事行为，而被告熊晨则认为2017年9月1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对上述两份个人股权转让协议的综合。本院更倾向于被告熊晨的说法。首先，前述两个股权转让协议转让股权的比例为30%，这与后一股权转让协议中转让股权的比例是一致的；其次，前述两个股权转让协议中股权转让款为450,000元，原告向被告熊晨支付的转让款也恰恰为450,000元，这就意味着原告并未就后一股权受让行为支付任何款项；再次，从时间上看，双方在2017年7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双方在合同签订90日内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而双方于2017年9月11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恰好在约定的“90日”。故本院认为被告熊晨的说法更具有可信性。
3、2017年9月13日，原告成为福生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持股比例为30%。自此后原告多次行使了作为福生福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的权利。在福生福公司股东会变更决议，公司章程修改案，股东会关于公司执行董事、经理、监事的任免职决定，原告均签名确认。据此本院可以认定原告是知道自己受让的就是福生福公司的股权，而非福生福绿地店的股权。原告在庭审中表示其并不知晓自己是如何在不知情且未支付任何款项的情况下占有了福生福公司30%股权，且亦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行使法定代表人和股东权利的说法，显然是不合常理的。
二、关于原告与被告熊晨于2017年4月25日、2017年7月5日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已经解除以及原告可否要求被告熊晨返还股权转让款问题。
根据前述分析，原告与被告熊晨于2017年4月25日、2017年7月5日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转让的是福生福公司的股权，而非福生福绿地店的股权。原告与被告熊晨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原告履行了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被告亦将福生福公司30%股权转让与原告，且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至此，双方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已经履行完毕。同时原告于2018年1月3日向被告熊晨提出了解除协议的要求，被告熊晨并未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非因法定原因或当事人协商一致不可随意解除，故原告无权解除其与被告熊晨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原告虽然于2018年1月3日向被告提出了解除协议的要求，但协议内容已经履行完毕且被告熊晨并不同意的情况下，该两份股权转让协议认仍未解除。
综上，原告要求本院确认原告与被告熊晨于2017年4月25日、2017年7月5日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并要求被告熊晨返还股权转让款450,000元，被告杨烨对被告熊晨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既无事实依据，又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余毅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8,050元（原告余毅已预交），减半收取计4,025元，由原告余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黄丽明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罗曼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