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1民终42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昆山大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
法定代表人：李友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仕文，山东招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林锋，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至元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章丘市。
法定代表人：杨青青，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瑜，北京市世联新纪元（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湘，北京市世联新纪元（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昆山大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济南至元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元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2016）鲁0181民初59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昆山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至元公司向我公司返还4590429元。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分配举证责任发生重大偏差，且认定事实不清，未查明本案所涉交易的关键己付款金额。故依法应予改判。一、一审判决将买卖合同关系中“出卖人至元公司应就交货数量及应付款金额的举证责任”，错误地分配给买受人我公司。本案所涉买卖关系中，我公司是买受人，至元公司是出卖人。一审判决认为“昆山公司以增值税发票作为应付款金额，于法无据，无其他相关证据相互印证，且至元公司不予认可”，故认定我公司证据不足。显然，一审判决错误地将“本应属至元公司举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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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款金额”分配给作为买受人的我公司，由此直接导致判决结果发生错误。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公司作为买受人，对已付款金额负有举证责任，而至元公司作为出卖人，应对交付货物的事实及我公司的应付款金额负有举证责任。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该规定也仅是增加了出卖人，即增加了本案至元公司对货物的交付承担举证责任，并未与我公司作为买受人相关。2、现我公司认可已经收到货物39421295.8元，并提交了相应的增值税发票作为印证。也即，我公司自认39421295.8元作为应付款金额，提交增值税发票的目的并非要证明“应付款金额”，而是佐证自认金额。退一步说，即使我公司不提交任何增值税发票作为书面证据，仅口头自认已收到39421295.8元的货物，法院也无理由要求我公司对交货及应付款金额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如上所述，若至元公司认为其交货金额超出我公司自认金额，其应当负有进一步的举证责任，而不能如一审判决所述，反而要求我公司进一步举证交货及应付款金额。3、由于我公司与至元公司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而双方习惯于至元公司交货后，即开出相应价值的增值税发票，并在票据上注明“交易的货物名称、数量、规格型号及相应价款”，并以此作为应付款依据。在长达逾5年的交易过程，双方已经形成交易惯例。因此，按照增值税发票载明的货物数量及金额，即作为应付款金额，显然也是准确的，且有说服力的。二、一审判决未查明我公司的已付款金额，实属认定事实不清。由于我公司与至元公司股东存在交叉，我公司为了支持至元公司发展，在货物买卖过程中，常提前预付货款等。双方一直滚动送货付款，从未进行确认对账。正是因为我公司对至元公司一直以来的业务及资金支持，才会出现货款超付。1、根据一审双方提交的证据：不论我公司自行统计、龚朦作为至元公司财务发邮件自认、还是案件诉讼过程中至元公司盖章自认，都证明至元公司欠付大地公司款项：(1)根据我公司统计的数据，我公司己付款44573392.6元，故至元公司应返还我公司5152096.8元(备注：我公司自行统计因没有计入“提供给至元的原料、2012—2015年的瓶盖、至元公司应付的利息等，导致已付款还少于实际支付的款项)。(2)根据至元公司提交的公证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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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朦发给至元公司经理杨贤的邮件内容载明：龚朦作为至元公司的财务，代表至元公司自认的我公司已付款为45182334.4元，则至元公司应返还我公司5761038.6元。(3)本案诉讼过程中，至元公司盖章提交给法院的统计表自认，我公司已付款为42008885.9万元(通过银行转账、三方转账项)，则至元公司应返还我公司2587590.1元(备注：此金额是在至元公司否认承兑等的前提下计算而来)。2、一审判决应当就双方争议的事实，依据证据规则准确进行认定，而不能因为材料庞杂而另辟蹊径，拒绝审判。
至元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客观公正，应予维持。二、昆山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一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认定昆山公司主张“在本案中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应付款数额”不能成立，是正确的，不存在举证责任分配错误。1、本案中，昆山公司是原告，其主张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应付款数额，按照上述规定，其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义务。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虽然仅明确规定出卖人负有证明义务，但是，根据法律适用的公平原则，在买受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已交付标的物总额，而出卖人不认可的情况下，买受人的自认行为不具有当然的证据效力，买受人昆山公司还应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3、昆山公司在上诉状中称：“双方习惯于至元公司交货后，即开出相应价值的增值税发票，并在票据上注明交易的货物名称、数量、规格型号及相应价款，并以此作为应付款依据”。我公司认为，昆山公司所说的这些增值税发票无法体现其所对应的是何时发送的、哪一笔货物，无法证明交货后即开发票，更无法证明增值税发票与货物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实际上，有部分货物，并未开具增值税发票），因此，增值税发票无法单独作为认定应付款数额的依据，昆山公司的该主张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4、我公司一审提交了证据，证明昆山公司尚欠我公司货款，不存在需要向昆山公司返还款项的问题。一审中，我公司提交了我公司2016年第二次股东会决议及会议记录各一份，证明李友江作为昆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再次确认截止到2016年6月4日昆山公司仍拖欠我公司货款，李友江代表昆山公司承诺6月15日前支付货款30万元，剩余款项于7月31日前全部付清。虽然这两份证据的名称显示是我公司内部决议，但是，正如昆山公司所认可的那样，我公司与昆山公司的股东存在交叉，昆山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友江又是我公司的时任经理和涉案争议业务发生的实际参与和负责人，因此，不应以证据的名称显示为内部决议为由，否定该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效力。我公司认为，该两份证据的存在，应该也是一审判决驳回昆山公司诉讼请求的原因。综上，昆山公司主张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应付款数额是不能成立的，一审判决的认定和处理是正确的。（二）昆山公司就已付款金额所提上诉意见，也不能成立。1、昆山公司所称的“龚朦发给杨贤的邮件”、“至元公司盖章提交给法院的统计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已付款金额，还记载有应付款金额，昆山公司只截取对其有利的内容来陈述，歪曲了我公司的举证目的，不符合客观、公正的原则。2、昆山公司提交的证明其支付货款的证据，存在很多问题，我公司提出异议、不予认可，在此情况下，一审判决不予认定是正确的。3、从逻辑上来说，在昆山公司的应付款数额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已付款金额确定的实际意义可以忽略，一审判决未予明确不属于错误。
昆山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至元公司返还3699439元，后庭审中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至元公司偿还4590429元；2.判令至元公司支付利息，以4590429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提起诉讼之日起至至元公司实际付清之日止；3.诉讼费用由至元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2011年起至2016年止，至元公司与昆山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016年9月6日，至元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昆山公司支付拖欠货款6059313.4元。诉讼过程中，昆山公司提出反诉，要求至元公司返还多付款项44590429元。至元公司于2018年1月22日申请撤回对昆山公司的起诉（另行制作民事裁定书）。
对于应付款总额，昆山公司仅提交相应增值税发票予以证实，至元公司不认可，昆山公司也未提交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对于已付款数额，双方意见不一。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昆山公司称因双方存在预付款的交易方式，已经多支付至元公司4590429元，其计算方式为，已付款总额减去应付款总额，应付款的计算是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之和。但增值税专用发票是记载商品销售额和增值税税额的财务收支凭证，其本身只是交易双方的结算凭证，不是付款的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只表明买卖双方交易成交，而不能证明买受人已经付清所有货款。仅凭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证明标的物已经交付，也不能证明货款已经支付。昆山公司在本案中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应付款数额，于法无据，也未提供其他相关证据相互印证，且至元公司亦不予认可。因此，昆山公司的主张证据不足，故对昆山公司要求至元公司偿还4590429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判决：驳回昆山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76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昆山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提交证据，本院组织质证。昆山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至元公司出具的《2012年-2016年1-7月至元公司应收昆山大地货款》，拟证明至元公司在一审中已自认收到昆山公司款项分别为银行转账41770015.15元、第三方转账238870元。
至元公司对该证据认可，但该证据也能够体现有一部分货物是没有开具发票的，这也是至元公司一直主张昆山公司不能仅仅依据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应付款金额的原因。
至元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昆山公司部分采购单，计六份，内容为：昆山公司通过传真的形式向至元公司发送《采购单》，《采购单》载明货物的品名、规格、价格等，并注明收货公司、交货地址、运输方式、联系人等，至元公司收到传真后加盖公章确认。拟证明：昆山公司与至元公司的合作模式，是昆山公司通过传真向至元公司发送《采购单》，至元公司收到《采购单》后，加工或者制作完成后，将货物按照《采购单》指定的交货地址和收货公司直接送给昆山公司的客户，再与昆山公司结算款项。
证据二、至元公司发货单一份，时间为2016年6月1日（填表人王龙，买方收货人签字）。
证据三、昆山公司发货单十六份，有买方收货人签字，发货的具体项目，拟证明2016年6月后至元公司向昆山公司客户供货。
证据四、包装发货记录及《证明》共十一份，其中：2016年6月27日，客户润丰化工，王龙签名。2016年6月26日，客户山东绿霸，王龙签名。2016年6月24日，客户山东绿霸，王龙签名。山东绿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证明》及入库凭单两份，拟证明至元公司代昆山公司向山东绿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供货的事实。2016年7月1日，客户润丰一厂，王龙签名。2016年6月24日，客户润丰化工，王龙签名。2016年6月28日，客户山东润丰，王龙签名。2016年6月29日，客户润丰化工，王龙签名。2016年6月30日，客户润丰三厂，王龙签名。2016年6月30日，客户郑州雪麦龙，王龙签名。2016年6月30日，客户润丰一厂，王龙签名。拟证明：1、王龙（或者龚朦、周瑞超）填写发货单，将货物直接发送给昆山公司的客户，由客户工作人员签收（有的没有签字）。王龙、龚朦、周瑞超均为李友江从昆山公司带过来的（昆山公司为这些人缴纳社保），这些人目前已不在至元公司工作。其中，王龙为李友江的外甥，一审中出庭为昆山公司作证，目前在昆山公司上班；龚朦为王龙的对象，昆山公司一审的很多证据均是龚朦提供的；周瑞超目前在昆山公司上班。2、昆山公司接受客户订单后，交给至元公司生产（类似代加工厂），至元公司生产后，经办人员填写昆山公司发货单后直接将货发给昆山公司的客户，此后再与昆山公司结算（至元公司向昆山公司开票，昆山公司向至元公司付款）。3、虽然这些发货单、发货记录的证明力可能存在瑕疵，但至元公司陈述的都是客观事实，也与有些证据能够印证，这都是李友江经营、管理至元公司期间管理混乱等原因造成的。
昆山公司对证据一采购单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之前发生过这种模式，但17份发货单中不能确认此种模式。对证据二从形式上说17份发货单仅有一份抬头是至元公司的发货单，其余16份抬头反而都是昆山公司的发货单。因此，暂不论发货单的真实性，昆山公司自己的发货单，显然不能证明至元公司向昆山公司的发货量及货款金额。从内容上说发货单没有载明相应的金额，也没有匹配的买卖合同等作为依据，无法确认发货单载明货物的货款金额。经昆山公司核实，17份发货单上都没有昆山公司的盖章确认或者昆山公司工作人员的签字，真实性不予认可。山东绿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没有确认是代发货，原话为是否为至元公司为昆山公司代加工产品无法确认，所以证明并无确定性。综上，这17份发货单真实性存疑，且无法证明至元公司向昆山公司发货。证据三属于至元公司的内部文件，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记录无昆山公司的盖章确认或者昆山公司工作人员的签字，不能证明发货量和金额。
昆山公司提交的证据，虽然为至元公司出具，但至元公司亦主张其向昆山公司发货的数额，对发货数额昆山公司不予认可，昆山公司对证据中部分数据认可，对部分数据不认可，对至元公司发货的数额，昆山公司亦无证据证明，故单凭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向至元公司超付货款，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至元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反映其与昆山公司之间的交易模式，即双方不签订买卖合同，昆山公司如需货物，发《采购单》传真件给至元公司，至元公司确认后组织生产，然后直接发给昆山公司客户，上述证据能够证明至元公司2016年6月起向昆山公司部分供货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自2012年1月起，至元公司与昆山公司发生买卖关系。在2012年1月起至2017年7月止，双方从未对过账。交易模式基本是昆山公司出具订单，至元公司向昆山公司客户直接供货，昆山公司向至元公司付款，有部分是昆山公司客户代昆山公司付款，至元公司向昆山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昆山公司付款数额与买卖货物的数额、增值税发票数额均不是一一对应关系。
根据至元公司出具《2012年-2016年1-7月至元公司应收昆山大地货款》显示2012年至2016年7月，至元公司向昆山公司发货48068199.25元，昆山公司付货款42008885.85元，昆山公司尚欠货款6059313.4元。昆山公司主张其付货款无异议，对至元公司发货数额不予认可。至元公司与昆山公司对买卖数额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均无证据证明买卖货物的数额。
昆山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友江系至元公司股东、经理。2016年6月4日，至元公司召开股东会议，李友江作为股东参加了会议。会议决议内容为：1、自2016年6月4日起，免去李友江公司经理职务，李友江负责销售工作，李友江对6月4日之前发生的生产经营与债权债务问题负责；2、鉴于公司目前财务账目混乱，原始凭证大量缺失，决定公司开始审计；3、昆山公司于6月15日前支付所欠至元公司货款30万元，剩余欠款于7月31日前全部付清，以后发生的业务款项按当月发货、当月底开发票，第二个月底前付款的模式进行。
2016年6月4日后，昆山公司向至元公司付款1138870元（包括第三方转账238870元）。至元公司向昆山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为753815元，昆山公司主张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系对2016年6月4日以前的买卖行为产生的货款补开的。
至元公司主张2016年6月4日后向昆山公司发货1403216元，昆山公司不予认可。
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昆山公司主张的至元公司应向其返还的货款，系其支付货款后至元公司未发货而导致的超付货款，昆山公司应对其该诉讼请求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至元公司与昆山公司自2012年1月起开始发生买卖关系。双方的交易模式基本是昆山公司出具订单，至元公司向昆山公司客户直接供货，昆山公司向至元公司付款，有部分是昆山公司客户代昆山公司付款，至元公司向昆山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昆山公司付款数额与买卖货物的数额、增值税发票数额均不是一一对应关系。在2012年1月起至2017年7月止，双方从未对过账。双方之间的滚动交易，导致双方之间账目不清，无法通过对账方式确定双方欠款数额。
昆山公司主张其诉讼请求成立的主要证据系至元公司出具的《2012年-2016年1-7月至元公司应收昆山大地货款》，该证据显示2012年至2016年7月，至元公司向昆山公司发货48068199.25元，昆山公司付货款42008885.85元，昆山公司尚欠货款6059313.4元。虽然昆山公司主张其付货款无异议，但其对至元公司发货数额不予认可。因至元公司与昆山公司对买卖数额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均无证据证明买卖货物的数额，故双方之间关于买卖货物的数额无法界定。昆山公司仅以此证据主张至元公司欠其货款，证据不充分。
2016年6月4日，至元公司召开了股东会议，昆山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友江作为至元公司的股东参加了会议。根据股东会决议内容可知，截止到2016年6月4日，昆山公司至少欠至元公司货款30万元以上，否则李友江作为昆山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昆山公司不欠至元公司货款的情况下，其不可能作出清偿债务的承诺。
2016年6月4日后，昆山公司向至元公司付款1138870元，结合本案案情，昆山公司该付款的用途无非两种目的，一是清偿以前债务，二是购买货物，鉴于至元公司主张2016年6月4日后向昆山公司发货1403216元，昆山公司不予认可，且昆山公司也没有提交该1138870元系购买货物的交易合同或指令。根据至元公司股东会可以确认昆山公司欠款的前提下，该款应认定为清偿以前的债务。
通过上述分析，昆山公司上诉主张至元公司应返还其货款4590429元，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驳回昆山公司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762元，由上诉人昆山大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潇
审判员 张伟
审判员 高静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书记员 穆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