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20民终2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山市三乡镇富升五金厂，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西山村西山新路*号。
主要负责人：陈敬国，该厂投资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子恩，广东坦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慧芳，女，1982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中山市，系原中山市三乡镇哆梦家具厂（已注销，以下简称哆梦家具厂）登记的投资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双全，广东泰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黄正兴（MARVINNGCHIAHENG），男，1953年1月2日出生，新加坡共和国公民，住新加坡共和国（#04-224，Block622HougangAvenue8，Singapore）。
上诉人中山市三乡镇富升五金厂（以下简称富升五金厂）因与被上诉人徐慧芳及原审第三人黄正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5）中一法民三初字第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富升五金厂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徐慧芳向该厂支付货款197208.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法院判决指定的支付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且证据不足。1.一审认定哆梦家具厂的实际投资人和控制人是黄正兴而不是徐慧芳，这是站不住脚的，也没有证据证明。从哆梦家具厂的工商档案资料来看，徐慧芳是哆梦家具厂的投资人，所有成立登记的事项都是由徐慧芳亲笔填写和签名。徐慧芳辩称是黄正兴借用了其身份证办理哆梦家具厂的工商登记，其只是哆梦家具厂的挂名投资人，但徐慧芳没有提交股东名册、公司章程等证据证明其不是实际出资人，也没有与黄正兴签订过书面的挂名协议。我国的工商登记具有公示力和公信力，名义投资人亦不得以登记不实对抗善意第三人。徐慧芳应对自己外借身份证、担任公司法人的法律后果有足够的认识，其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一审认定该厂主张哆梦家具厂尚欠2011年期间的货款133095.6元缺乏证据是错误的，因为该厂持有哆梦家具厂盖章的欠款凭证，而哆梦家具厂出示的证据不足以推翻该债权凭证；3.一审以该厂为黄正兴提供借款担保之行为怀疑该厂是非善意第三人，这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4.如果徐慧芳不是哆梦家具厂的投资人，那么本案的一些相关凭证其怎么能够轻易得到，其又怎么会让自己的前夫和父母垫付公司所欠的工人工资，在办理哆梦家具厂的注销手续时，其怎么会承诺“本企业所有债权债务已全部清理完毕，如存在债权债务由投资人承担”。因此，说徐慧芳不是哆梦家具厂的投资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5.一审以该厂提供的订单、送货单大部分无法与哆梦家具厂的付款与转账凭证一一对应，否认哆梦家具厂有欠该厂2011年期间货款的事实，这是错误的，实际上哆梦家具厂支付的是双方2012年6月至2014年7月期间交易的货款，基本上钱货两清，只是时间与数额上先后互有穿插。二、本案存在程序违法。徐慧芳在一审开庭过程中向法庭提供了多份书面证人证词，但相关证人均没有到庭接受询问和质证，按照法律规定，对于没有出庭接受质证的证人证言法庭是不应采信的，但从一审判决的结果来看，一审法官显然采信了这些人的证言，属于程序违法。
被上诉人徐慧芳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一、中山市三乡镇富升家具厂（以下简称富升家具厂）是哆梦家具厂的前身，富升五金厂提交的订单等证据可以证实。另外，黄正兴是富升家具厂和哆梦家具厂的实际投资人和控制人，（2011）华律见字第044号律师见证书、黄正兴签发工资的财务资料、厂房租赁合同以及黄正兴支付厂租、水电费和货款的凭证等证据均可以证实；二、2011年欠款是富升五金厂与富升家具厂发生的，与哆梦家具厂无关。哆梦家具厂虽然于2011年11月4日注册，但挂牌经营和组织生产是在2013年4月之后，2013年4月之前是富升家具厂。所以，富升五金厂经一审要求也不拿出2013年1月10日以前的收款收据和2011年欠款相对应的订单和收货单，因为那些订单和收货单的客户和收货单位都署名富升家具厂，这就是富升五金厂不拿出相关证据的原因；三、2011年欠款富升五金厂应已全部收回，却谎称分文未收。其提交的已付款的收据，富升五金厂自认之后的交易基本上是钱货两清以及富升五金厂为黄正兴借款提供担保的事实，均可以证明富升五金厂是虚假诉讼；四、富升五金厂一审时不按要求提交2011年欠款所对应的订单和送货单，且辩称已遗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五、富升五金厂明知富升家具厂和哆梦家具厂的实际投资人和控制人是黄正兴，不属于民法规定的应受保护的善意第三人。富升五金厂和黄正兴关系特殊，该厂是由黄正兴等6人合资组建成立，该厂的持牌人与黄正兴是合伙关系，且该厂和黄正兴在生意上一直保持着合作关系，该厂的持牌人在一审庭审时表明与黄正兴是好朋友并拒绝追加黄正兴为被告。可见，富升五金厂不是不知情的善意第三人。
原审第三人黄正兴未作陈述。
富升五金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徐慧芳向该厂支付货款197208.3元及利息（计算方法：从2014年8月8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6月4日，富升家具厂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成立，该厂登记的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住所地为中山市三乡镇茅湾村“下架”工业区广湾街6号，该厂登记的投资人为案外人莫振运，但该厂的实际投资人和控制人为黄正兴。莫振运为该厂的员工，并按照黄正兴的要求担任该厂的挂名投资人。富升家具厂与富升五金厂有长期的业务往来，富升家具厂长期向富升五金厂订购五金制品。在富升家具厂经营过程中，莫振运向黄正兴提出不愿继续担任该厂的挂名投资人。2011年3月28日，黄正兴、莫振运与案外人晏中兰经广东华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子恩（即本案富升五金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见证，签署一份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三方同意变更由晏中兰担任富升家具厂的挂名投资人，莫振运不再担任该厂的挂名投资人，协议书还对相关具体事宜作了约定。2011年11月4日，哆梦家具厂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成立，该厂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住所地为中山市三乡镇茅湾村“下架”工业区广湾街6号，该厂登记的投资人为徐慧芳，但该厂的实际投资人和控制人为黄正兴。徐慧芳为该厂的员工，并按照黄正兴的要求担任该厂的挂名投资人，但徐慧芳与黄正兴并未签订书面的挂名协议。哆梦家具厂承继了富升家具厂的财产和人员，但黄正兴并未注销富升家具厂的工商登记。在哆梦家具厂成立后，富升五金厂继续与该厂延续原与富升家具厂的业务往来。在哆梦家具厂成立的前期，该厂仍以富升家具厂的名义向富升五金厂订货，订货单上载明的送货地点亦载明为富升家具厂。2012年9月17日，富升家具厂因逾期未年审而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2014年7月，黄正兴因经营哆梦家具厂资金周转困难，回到新加坡筹措资金，此后便未返回哆梦家具厂。2014年7月30日，徐慧芳将哆梦家具厂注销。
2014年8月8日，富升五金厂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其起诉的货款金额包括两大部分：1.2011年尚欠货款133095.6元，主要依据是一份富升五金厂与哆梦家具厂签署的付款协议，该协议载明的签署时间是2012年6月5日，协议的内容为：“兹有‘中山市三乡镇哆梦家具厂’于2011年欠我司‘中山市三乡镇富升五金厂’货款总金额￥133095.6并于2012年8月底付清，逾期未付清，每月支付万分之五的利息，特此书面证明！”，黄正兴在该协议的客户签章栏签名，并加盖了哆梦家具厂的公章。2.2014年5月至同年7月期间的货款64112.7元（其中5月订单货款为21005元，6月订单货款为23625.7元，7月订单货款为19482元），主要依据是此期间的对账单、订货单、送货单（其中2014年5月对账单的签署时间为2014年6月3日）。富升五金厂向一审法院反映，其与哆梦家具厂的业务往来最早时间是2004年12月，一直到起诉之前；其中2011年因哆梦家具厂欠其的货款未付，双方曾停止了交易，直到哆梦家具厂于2012年6月写了一张欠条后，双方才恢复了业务往来，但一直是现金交易，直到2014年5月哆梦家具厂开始以各种理由拖欠货款，直至2014年7月徐慧芳将哆梦家具厂注销。富升五金厂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交其中2011年欠款的交易单据，理由是有关单据没有保留。另富升家具厂明确，其不要求黄正兴承担本案债务的清偿责任。徐慧芳反映，黄正兴之所以要其担任哆梦家具厂的挂名投资人，是因为富升家具厂原先的挂名投资人晏中兰因车祸死亡。富升五金厂确认徐慧芳反映的晏中兰已因车祸死亡的事实。
徐慧芳主张，富升五金厂的投资人陈敬国与黄正兴之间是合伙人关系，也是朋友关系，陈敬国对其并非哆梦家具厂实际经营人的情况是清楚的，陈敬国不起诉黄正兴而只起诉其属于恶意行使诉权。陈敬国承认其与黄正兴于2002年已经认识，两人是朋友关系，且黄正兴原系富升五金厂的股东之一，但认为黄正兴已于2008年退出了富升五金厂的股份，现该厂的股权全部归其个人所有；另其认为黄正兴并非哆梦家具厂的实际投资人，而只是该厂的员工，具体职务是经理。此外，陈敬国承认曾于2013年11月12日和2014年4月10日、7月19日为黄正兴提供担保向他人借款，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另徐慧芳主张，黄正兴已付清了所欠的富升五金厂的全部货款，其共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以下资料：1.富升五金厂出具的收据8张。其中有3张（日期分别是2012年8月2日、2012年9月15日、2013年7月19日，金额分别是1万元、10095.6元、1422元）注明了付款内容是“支付2011年欠款”，收款金额合计21517.6元。另外5张收据（日期分别是2013年的1月10日、3月6日、4月10日、4月13日、5月2日，金额分别是7961.53元、7000元、18287.39元、2万元、2万元），收款金额合计73248.92元，这些收据上均注明所支付货款的金额及相对应的订单编号，该部分单据显示所涉及的订单的货款均不是一次性付清的。富升五金厂认可载明“支付2011年欠款”内容的收据是支付该期间的货款，但认为余下5张收据并非支付本案诉争货款，并提供了与其认为与其中4张收据相关联的部分订单、送货单予以证明，但有关收据与上述订单、送货单所载明的数额和金额大多不能吻合。2.黄正兴转账到富升五金厂指定账户的转账单据14张（时间由2013年5月14日至2014年6月3日，其中2014年6月3日付款金额为44459.45元），金额共计449946.34元，有关转账凭证上未载明订单编号。富升五金厂承认这14张转账凭证的款项均是哆梦家具厂支付的货款，但认为并非用于支付本案诉争货款，其为此提供了与其认为与其中11笔款相关联的部分订单、送货单予以证明，而有关转账凭证的数额无法与其所主张的订单、送货单一一对应。徐慧芳反映，其所提交的上述收据及转账单据是其在哆梦家具厂倒闭时去厂办公室收集到的，应该只是已付款项的部分单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涉外买卖合同纠纷。双方未约定解决纠纷所适用的法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因富升五金厂和徐慧芳的住所地以及买卖合同的履行地均在我国，我国法律与本案买卖合同纠纷具有最密切联系，本案应适用我国法律作为准据法进行裁决。第三人黄正兴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陈述、举证、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并应由其承担相应的诉讼风险。
根据本案查明的情况，可以认定富升家具厂是哆梦家具厂的前身，黄正兴是富升家具厂和哆梦家具厂的实际投资人和控制人，徐慧芳只是哆梦家具厂挂名的投资人，而并非富升家具厂挂名的投资人，而富升五金厂对上述情况从一开始就是完全清楚的。本案中，富升五金厂起诉的货款金额包括两大部分，包括2011年尚欠货款133095.6元，以及2014年5月至同年7月期间的货款64112.7元。就其主张的2011年尚欠货款133095.6元部分，富升五金厂提交的主要依据是一份富升五金厂与哆梦家具厂签署的付款协议，该协议载明的签署时间是2012年6月5日，协议的内容为：“兹有‘中山市三乡镇哆梦家具厂’于2011年欠我司‘中山市三乡镇富升五金厂’货款总金额￥133095.6并于2012年8月底付清，逾期未付清，每月支付万分之五的利息，特此书面证明！”，黄正兴在该协议的客户签章栏签名，并加盖了哆梦家具厂的公章。首先，哆梦家具厂成立的时间是2011年11月4日，富升五金厂没有提交2011年欠款的交易单据，对此其未能作出合理说明，其所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该欠据所载明的欠款是哆梦家具厂成立后所欠其的货款，而非之前富升家具厂所欠的货款。此外，根据徐慧芳提供的收据和转账凭证，可以证实哆梦家具厂和黄正兴已于2012年8月2日至2014年6月3日期间向富升五金厂支付了超过50多万元的货款（其中有3张金额共计21517.6元的收据明确注明了付款内容是“支付2011年欠款”，其余收据和全部转账单据未载明支付哪笔欠款），富升五金厂承认上述收据和转账凭证的款项均是哆梦家具厂支付的货款，但其认为并非支付本案诉争货款，而其所提供的部分订单、送货单大部分无法与有关收据、转账凭证一一对应，结合富升五金厂与哆梦家具厂在2012年6月至2014年7月期间一直有交易，且富升五金厂确认哆梦家具厂已付清了2012年1月至2014年4月期间的货款，以及富升五金厂并没有提供证据显示其曾向哆梦家具厂追讨，而陈敬国还于2013年11月12日和2014年4月10日、7月19日为黄正兴提供担保向他人借款的情况分析，富升五金厂主张哆梦家具厂尚欠其2011年期间货款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不予采信。哆梦家具厂的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其实际投资人与名义的投资人不同，黄正兴是哆梦家具厂的实际投资人和控制人，徐慧芳只是哆梦家具厂挂名的投资人，而富升五金厂对上述情况从一开始就是完全清楚的。由于哆梦五金厂已经注销，为保护善意第三人的权益，黄正兴和徐慧芳应对善意第三人的合法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而富升五金厂并不属于不知情的善意的第三人，而其明知哆梦家具厂的实际经营状况，却在本案中否认黄正兴是哆梦家具厂的实际投资人和控制人，并明确表示不要求黄正兴承担本案欠款的清偿责任，而只要求徐慧芳承担有关债务，可见其并非是善意地行使诉权，故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驳回富升五金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44元（富升五金厂已预付），由富升五金厂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从黄正兴代表哆梦家具厂签订厂房租赁合同及与富升五金厂进行对账并签订付款协议，审核并签发哆梦家具厂的工人工资，使用其个人账户支付哆梦家具厂的厂租、水电费和欠货款等行为可知，黄正兴是哆梦家具厂的实际投资人。富升五金厂虽称黄正兴只是哆梦家具厂的厂长，但并未提供黄正兴与哆梦家具厂签订的劳动合同等证据加以证明，故对该厂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2.从黄正兴作为富升五金厂的合伙人期间投资开办富升家具厂，富升家具厂与富升五金厂一直保持业务往来，哆梦家具厂在富升家具厂的原址上经营并与富升五金厂继续发生业务往来，黄正兴是哆梦家具厂的实际投资人等事实可知，富升五金厂对于哆梦家具厂的实际投资人是黄正兴是知情的；3.从富升五金厂出具的收取2011年欠货款的收据以及黄正兴出具付款协议后曾多次付款给富升五金厂、富升五金厂自认2012年6月至2014年7月期间的货款哆梦家具厂已结清的事实可知，富升五金厂主张的2011年欠货款哆梦家具厂应已结清。虽然富升五金厂主张黄正兴的付款都是支付2011年之后的货款，但无证据证实且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为涉外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法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适用我国法律作为本案的准据法进行裁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徐慧芳是否应对富升五金厂主张的哆梦家具厂的欠货款承担清偿责任的问题。虽然哆梦家具厂工商登记上的投资人是徐慧芳，但如前所述，黄正兴是哆梦家具厂的实际投资人，且富升五金厂对此是知情的，那么，富升五金厂在本案中极力否认黄正兴与哆梦家具厂的真实关系并明确表示不要求黄正兴承担还款责任，而只要求名义上的投资人徐慧芳承担相关债务，就显然不是善意地行使诉权，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善意第三人的范畴，对该厂主张应不予支持。因此，一审判决驳回富升五金厂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
至于富升五金厂上诉提出的一审程序违法的问题，因一审并没有以徐慧芳提交的离职工人书面证言作为认定案件事实和作出判决的证据使用，故不存在一审没有通知这些工人到庭接受质证而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
综上所述，富升五金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44元，由上诉人中山市三乡镇富升五金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 军
审 判 员 杨雪燕
代理审判员 张 荣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日
书 记 员 谢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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