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8民终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茂名市红旗印刷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茂名市茂南开发区工业加工区富民路西侧。法定代表人：梁柱，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江，广东海法（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忠，男，1962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吴川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韶，广东通法正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川市湛凌电器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吴川市覃巴米朗工业开发区。法定代表人：陈忠。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嘉明，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韶，广东通法正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茂名市红旗印刷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红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忠、吴川市湛凌电器工业有限公司（下称湛凌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吴川市人民法院（2015）湛吴法民二初字第1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红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江，被上诉人陈忠、湛凌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红旗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2、请求判决陈忠、湛凌公司共同承担偿还货款232694.43元给红旗公司；3、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陈忠、湛凌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认定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的货款是132694.43元不符合事实。1、欠款及对帐的事实是:2015年3月27日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交付的10万元的支票（这是第一张支票），在2015年4月3日上诉人财务人员打印的对帐单中（该对帐单未经被上诉人签字），到2015年4月3日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货款244471.15元，扣减去2015年3月27日的支票10万元，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货款144471.15元（这在2015年5月19日的对帐单中得以证实，该对帐单被上诉人已签名确认）。在2015年5月19日的对帐单中写明上期欠款144471.15元、4月份出货小计79175元，这两项合计为223646.15元，在该对帐单中，扣减去上诉人在2015年4月7日收到的被上诉人的10万元支票后，被上诉人就应是欠上诉人的货款123646.15元，但在2015年5月18日上诉人又退还了那张已扣减了10万元的在2015年3月27日收到的支票，所以被上诉人就应将该未付的支票款10万元支付给上诉人，加上原所欠的款项共应支付的欠款是223646.15元，这一欠款与2015年4月7日收到的被上诉人的10万元支票无关的。2015年6月27日被上诉人分别偿还7万元和3万元，共10万元，被上诉人就尚欠上诉人货款123646.15元，这本应没有什么问题的了，但是问题却出在被上诉人在2015年4月7日交给上诉人的10万元支票却无法兑现，也即是空头支票，但该支票的款项上诉人已在2015年5月19日的对帐单中予以扣除，因此，由于该支票是空头支票，所以被上诉人应填补该空头支票的10万元给上诉人，至此，就很清楚，被上诉人应填补的支票10万元，加上对帐单中所欠的123646.15元，被上诉人到2015年6月27日之后共欠上诉人货款223646.15元，这一事实是非常清楚的，但一审法院却不顾这些客观事实，把本来两张支票说成是一收一退，这不是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吗，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关于支票数量的问题。第一、已退还的支票其出票日期是2015年5月9日（即第一张支票，2015年3月27日交付上诉人的支票），而该票退还日期是2015年5月18日，也就是过了出票日期无法兑付，所以该支票退还给被上诉人;而第二张没有退还的支票（还在上诉人手中持有的，2015年4月7日交付给上诉人的支票）的出票日期是2015年6月3日，也就是在2015年5月19日双方对帐时该支票的出票日期未到，并不能说明其不能兑付，也就不可能退还给被上诉人。第二、该两张支票的编号是不同的，收回的支票的编号是28226755，而第二张没有收回的支票的编号是28226772，从这两张编号不同的支票说明一审法院所说的2015年5月19日的两张支票是一收一退的说法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第三、被上诉人在2015年6月5日的对帐单的后面写上：“6月20日前支付支票款10万元、6月底支付支票款10万元。”这就证明被上诉人交给上诉人的支票前后共两张而不是一张，一审法院却认定是一张支票，这一认定不符合事实。3、2015年5月19日的对帐单中列明收到支票和退还支票的情况，但在2015年6月5日的对帐单中却没有说到支票的事，也就是说，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的货款227875.23元，是不包括被上诉人未支付的2015年4月7日的支票的款项在内的，如果加上该支票款项，则被上诉人在2015年6月5日共欠上诉人的货款327875.23元，加上2015年6月2日的货款4819.2元，到2015年6月5日被上诉人的货款共计是332694.43元，减去被上诉人在2015年6月27日分两次支付共10万元，被上诉人至今尚欠上诉人货款232694.43元。4、一审法院称“综合分析原告（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及所作陈述，原告称第二张金额为10万元的支票于2015年6月3日已向银行申请兑付。如果第二张支票在2015年6月3日已向银行兑付而未能兑付，为何在2015年6月10日对帐时未将支票金额加上到欠款金额？第一张支票在对帐单上记载，为何第二张支票没有在对账单上记载？”一审法院这一陈述不符合事实：第一，第二张金额为10万元的支票不是在2015年6月3日已向银行申请兑付，而是在2015年6月4日到银行申请兑付；第二，该张支票不是上诉人到银行申请兑付，而是上诉人将该支票作为货款转交给了广州市建豪印材商贸有限公司，是广州市建豪印材商贸有限公司作为背书人向银行申请兑付的，其当时未能兑付并没有在当天及时的告知上诉人，所以上诉人在2015年6月5日交付对帐单给被上诉人时并未知道该支票不能兑付，上诉人是在2015年6月5日将对帐单交付给被上诉人的，被上诉人是在2015年6月10日才回签给上诉人的，一审法院却说是上诉人在2015年6月10日对帐时未将支票金额加上到欠款金额。被上诉人拖延回签对帐单是一种习惯，因为2015年5月19日和2015年6月5日上诉人送给他的对帐单都是在2015年6月10日回签的；第三，一审法院说上诉人第一张支票在对帐单上记载，第二张支票在对帐单上没有记载，这不符合事实，前面已说过，在2015年5月19日的对帐单中，关于2015年4月7日收到货款10万元的对帐单就是第二张支票的记载，这一点前面己经详述，而退还的支票也是在2015年5月19日的对帐单中记载的，所以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所谓查明的事实其实就不是真实的事实，是没有证据证明的凭自己推测作出的事实陈述，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明显属认定事实不清。5、支票是指发票人签发的委托银行等金融机构于见票时支付一定金额给收款人或其他指定人的一种票据。被上诉人交付了第二张支票给上诉人后，上诉人在对帐时相应扣减有关货款是符合常理的，也是财务制度所规定的。由于被上诉人交付的支票不能兑付，由此产生的责任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也就是被上诉人应将该支票的面额款项支付给上诉人。二、第二张支票即上诉人在2015年4月7日收到被上诉人交付的票面面额10万元的支票（编号是28226772)是查清本案事实的关键。由于被上诉人不承认该张支票是其交付给上诉人的，一审法院也不予确认，因此，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将该张支票的出票人佛山市南海区美普电器厂追加为本案的被告或者第三人。因为，根据有关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的有关规定，当汇票遭到拒付时，被背书人有权向其直接的背书人以及曾在汇票上签名的其他背书人直至出标人进行追索。所以，上诉人请求将出票人佛山市南海区美普电器厂追加为本案的被告或者第三人才能查清本案的事实，分清有关的责任，从而作出公正的判决。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明显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陈忠、湛凌公司共同辩称：1、本案是定作合同,上诉人于2015年5月15日与同年6月5日发出的对账单中，付款数额都是对应的，且同年6月5日亦是在上诉人所说的支票不能兑现之后，如果存在该支票不能兑现，上诉人应加上该支票的数额才合符情理。2、对账单是确认债权债务的凭证，若上诉人认为第二张支票不能兑现，应通过票据关系的诉讼解决。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红旗公司向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陈忠、湛凌公司承担共同责任偿还货款232694.43元给红旗公司；2、陈忠、湛凌公司负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红旗公司按湛凌公司的要求为其制作产品包装盒，于2015年6月10日双方签订了两张对账单，一张对账单显示截至2015年4月份，湛凌公司尚欠红旗公司货款223646.18元，另一张对账单显示2015年5月份出货4229.05元，加上这笔货款，湛凌公司欠款为227875.23元。除该两份对账单外，红旗公司亦提供2015年6月2日货款为4819.2元的送货单，加上该笔货款，湛凌公司欠款为232694.43元。湛凌公司对此予以确认，并提供于2015年6月19日、2015年6月27日的汇款7万元和3万元共10万元的汇款凭证，主张已还款10万元给红旗公司，尚欠132694.43元。红旗公司承认湛凌公司该笔还款，但称当时对账时共收到湛凌公司的两张金额为10万元的空头支票，第一张未能兑付而在对账时显示一收一退，接着湛凌公司又提供第二张支票也未能兑付，但在对账时未予记载，故在湛凌公司还款10万元之前，湛凌公司实欠332694.43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在立案时立为买卖合同纠纷，确切来讲本案案由应为定作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湛凌公司还款10万元后，是仍欠红旗公司232694.43元亦或是只欠132694.43元？红旗公司主张在对账时收到湛凌公司第二张金额为10万元的空头支票，因当时相信该支票可以兑付而在对账单的欠款金额中已减除，但该支票不能兑付，湛凌公司的实欠金额应在对账单的欠款金额基础上计算上该10万元。综合分析红旗公司所提供的证据及所作陈述，红旗公司称第二张金额为10万元的支票于2015年6月3日到银行兑付时，银行口头告知由于出票人账户被法院查封导致无法兑付。如果第二张支票在2015年6月3日已向银行申请兑付而未能兑付，为何在2015年6月10日对账时未将支票金额加上到欠款金额？第一张支票一收一退在对账单上记载，为何第二张支票没有在对账单上记载？红旗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以上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湛凌公司现尚欠红旗公司货款132694.43元。关于陈忠是否应对本案债务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问题。陈忠系湛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对账单上签字应属于职务行为，系其代表公司对外所作出的民事法律行为，该行为的法律效果应归属于公司。本案显属红旗公司与湛凌公司之间的定作合同关系，湛凌公司具有独立法人主体资格，应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故红旗公司诉请陈忠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于法无据，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限吴川市湛凌电器工业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茂名市红旗印刷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32694.43元；驳回茂名市红旗印刷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790.41元，财产保全费1670元，合计6460.41元（茂名市红旗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已预交），由茂名市红旗印刷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800.41元，由吴川市湛凌电器工业有限公司负担3660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定作合同纠纷。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是：2015年6月10日，红旗公司与湛凌公司结算对账前，红旗公司是否收到湛凌公司第二张金额10万元的支票及双方间欠款应怎样认定。红旗公司主张其于2015年6月10日与湛凌公司结算对账前收到湛凌公司10万元支票一张，故在结算对单时已把湛凌公司的欠款扣减10万元。由于支票不能兑现，所以湛凌公司应将不能兑现的支票款10万元偿还给红旗公司。但湛凌公司否认其有交付第二张金额10万元的支票给红旗公司，且红旗公司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红旗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红旗公司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如果红旗公司认为其收到的出票人为佛山市南海区美普电器厂的金额为10万元支票不能兑现，可通过票据法律关系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红旗公司上诉无理，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90.41元，由茂名市红旗印刷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杜友裕审 判 员  李建明代理审判员  卢珍桥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五日书 记 员  李皓冰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