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福清民初字第308号
原告：于淑珍，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张配海，山东晨之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鹿伟，男，汉族。
原告于淑珍诉被告鹿伟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刘萍萍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淑珍委托代理人张配海、被告鹿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于淑珍诉称，1987年原告与被告登记结婚，2010年4月9日双方因感情不和登记离婚，双方并对财产问题达成协议。2014年9月16日，被告因琐事将原告殴打致伤后，与原告又订立一份《赔偿协议》，该协议签订后，被告未按约定为原告出具欠条和付款，被告理应按照约定的65万元支付原告离婚协议款项，为此原告诉来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给付原告离婚协议款6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鹿伟辩称，本案原告于淑珍起诉我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2014年9月16日签订的赔偿协议是在我受到原告于淑珍胁迫要挟的情况下被迫签订的，不应具有法律效力，退一步讲即使2014年9月16日双方签订的赔偿协议合法有效，该赔偿协议也清楚的约定：“鹿伟给于淑珍的实付款中应该减掉于吉梅在农业银行开户的银行卡2张中所往来的金额（取钱也包括在内），计算出实际金额后，鹿伟给于淑珍开出相应金额的欠条一张，鹿伟在计算出实际金额后，如果未打欠条也未按实际金额付款，鹿伟即按照补偿于淑珍离婚协议款65万元承担”，可见退一步讲，即使2014年9月16日双方签订的赔偿协议合法有效，原告于淑珍要求我按照2014年9月16日双方签订的赔偿协议补偿其离婚协议�65万元也是附条件的，所附条件是只有减掉于吉梅的二张农行卡中的往来金额，计算出实际金额后，如果我未打欠条也未按实际金额付款，原告于淑珍才能要求我按照2014年9月16日双方约定的赔偿协议款65万元给付。本案的实际情况是，原告于淑珍至今仍拒绝提供于吉梅在农行的二张银行卡，造成双方即无法减掉于吉梅二张农行卡中的往来金额，也无法计算出实际金额，所以才造成我无法根据计算出实际金额来付款或打欠条，由此可见，2014年9月16日双方签订的赔偿协议中所约定的付款条件至今未成就，故不存在我应支付原告于淑珍离婚协议款65万元问题，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2、我认为我不仅不欠原告的所为离婚协议款，反而是原告欠我的款，我准备另案起诉本案原告于淑珍。因为，根据我初步打听掌握的情况，于吉梅的二张农行卡中的往来金额远远超过一�万，所以，根本不存在我欠本案原告于淑珍，而是本案原告于淑珍欠我的款；3、2014年9月16日签订的赔偿协议是我在受到本案原告于淑珍以让我若不再给她八十万就要判刑坐牢胁迫要挟的情况下被迫签订的，不应具有法律效力，本案事实真相是，在签订离婚协议时，原告于淑珍已实际得到人民币捌拾万元，所以原告于淑珍才会在离婚协议书财产处理中写明“一切全清”。一切全清的意思就表明财产的事已经已经处理完毕，不再有任何纠纷。但是原告于淑珍却无事生非，在离婚后仍经常故意纠缠我，不让我过安定生活。2014年5月的一天，原告于淑珍又故意找茬和我厮打，然后强迫我再给她八十万元，否则就以受伤追究我刑事责任后被判刑坐牢，才不得不被迫同意原告于淑珍的不合理的赔偿要求，并被迫于2014年9月16日签订了赔偿协议，该协议不应具有法律效力。综上，本案原告于淑珍起诉我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2014年9月16日的赔偿协议也没有法律效力，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于淑珍的起诉。
经审理查明，原告于淑珍与被告鹿伟原系夫妻，双方于2010年4月9日登记离婚，离婚协议书财产部分处理双方约定“归女方所有的有：位于福山区崇文街77号1-4-3号住宅一套、人民币现金80万元，4月9日起于淑珍名下，一切全清……”
2014年9月16日，被告将原告打伤，并签订赔偿协议两份，其中一份赔偿协议载明：双方于2010年4月9日办理离婚，离婚协议双方所约定事项一直未履行，现双方进行调解，经调解，双方自愿达成以下协议：离婚协议中约定给于淑珍的80万元现金，现在双方同意减掉给于淑珍养老保险的10万元以及受伤住院养病所花费的5万元，剩余65万元；鹿伟给于淑珍的实付款中应该减掉于吉梅在农业银行开户的银行卡2张中所往来的金额（取钱也包括在内），计算实际金额后，鹿伟给于淑珍开出相应金额的欠条一张；鹿伟在计算出实际金额后，如果未打欠条也未按实际金额付款，鹿伟即按照补偿于淑珍离婚协议款65万元承担。另，于吉梅系原告于淑珍姐姐。
被告主张该赔偿协议系在原告于淑珍胁迫要挟的情况下被迫签订的，并提交录音材料一份为证。对于该证据，原告质证称，对真实性没有异议，（1）、原告在录音中清楚的说明，在于吉梅名下只有一张卡；（2）、被告在录音中对侵权、拖欠原告80万离婚协议款的事实都认可；（3）、原告在起诉中诉讼请求是65万元整，而双方在录音结尾达成的一致意见是，除人身损害赔偿款外，一致认为是70万元整，因�原告的诉请不超过双方达成口头协议约定的数额；（4）、通过该录音可以看出在整个过程中原告从未对被告进行恐吓和胁迫。
关于以上协议中扣减于吉梅农业银行卡两张中往来金额的约定。（1）、关于为何作出该约定，原告主张，是被告主张原告可能使用于吉梅的银行卡进行了个人款项的使用，实际原告并未使用于吉梅的银行卡来存取个人款项，原、被告双方已经离婚，离婚之后于吉梅个人银行卡中的收支信息与本案原被告双方没有任何关系，于吉梅在农业银行的银行卡仅是其新农保卡，被告的主张和想法没有法律依据；被告主张，真实的情况是我与原告离婚后还住在一起，我发现原告有两张户名为于吉梅的银行卡，原告也承认其用姐姐的户名开的卡，她将我个人的钱存到了这两张卡上。（2）、关于在签订协议时双方是否知道约定中两张卡的信息，原�主张，对两张银行卡的信息不清楚，当时约定该条款只是为了促使被告尽快给付80万元的款项；被告主张，不知道两张卡的信息，只是原告承认，我也不清楚，而且原告在协议中两张银行卡处按了手印。（3）、关于协议中扣减金额的起止日期，原告主张，在签订协议时，双方当事人并不知道这两张卡的信息，在录音中原告也说明了就是一张卡，原告也未使用两张卡，原告在录音中还清楚的说，提醒是被告自以为是两张卡，并没有两张卡，所以起止日期我方不清楚；被告主张从开卡日到最后。（4）、关于签订该协议后由何方提供于吉梅的卡进行计算，原告主张当时没有约定，也没有协商过金额的计算问题，被告主张当时约定的是让原告提供，我们三人一起打过一份于吉梅的详单，庭审时已经提交，原告第二天还和于吉梅一起打过一份详单，在原告手里。
�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于2014年4月27日对案外人于吉梅进行了调查，于吉梅称：我与本案的原告系姐妹，我并不知晓原、被告二人关于赔偿协议的相关约定，我在农业银行有两张银行卡，但是是我和我家属的积蓄，与鹿伟无关，开户行是在福山区哪个农行记不清楚了，具体卡号也记不清楚了。经本院调查核实，于吉梅在农业银行烟台福山支行共开户有三张借记卡（其中一张为原告提交的新农保卡）。
以上事实有离婚协议书、赔偿协议、录音资料、调查笔录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证明。
本院认为，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原告鹿伟与被告于淑珍于2014年9月16日签订的赔偿协议系双方为处理离婚后财产纠纷达成的合意，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协议，原、被告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应义务。被告主张该协议系在原告以不签订该协议即追究其刑事责任的状况下签订并提交录音材料进行证明，但该证据并未体现出被告系受到胁迫签订的该协议，故对被告的该项抗辩本院不予支持。
法律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生效。本案在赔偿协议中双方约定被告给原告的实付款中应该减掉于吉梅在农业银行开户的2张银行卡中所往来的金额，计算出实际金额后，被告给原告开出相应金额的欠条一张，被告在计算出实际金额后，如果未打欠条也未按实际金额付款，被告才按照补偿原告离婚协议款65万元承担，根据以上约定�被告支付原告65万元系附条件给付，只有在所附条件（被告计算出实际金额但未开具欠条或未径行给付实际金额）成就时，原告才可以请求被告给付该65万元款项。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对被告如何履行该约定及履行的具体期限均未明确，对于未明确履行步骤及履行期限的附条件约定，作为协议的双方应依据诚实信用原则积极协助对方履行。本案原、被告已经离婚，于吉梅系原告姐姐，被告在无原告配合的情形下难以自己获取于吉梅农业银行卡信息，但原告在本案协议签订后并未积极提供于吉梅的银行卡信息以便与被告核算、扣减银行卡中的往来金额，且在庭审中原告坚持只知道于吉梅一张农业银行卡即农保卡，但根据本院调查于吉梅自述其有农业银行卡两张，本院依法查证于吉梅在农业银行开户的卡包括该农保卡共三张，可见原告并无协助被告共同完成计算实际�额的诚意，过错不在被告方。被告坚持要求本院对于吉梅名下农业银行卡的详细信息调查核实以便进行扣减，本院认为，于吉梅系案外人，为保障其合法权益，其详细的银行卡明细不宜在本案中予以查明。综上，现赔偿协议所附给付条件因被告未能计算出实际金额而未成就，故原告要求被告按照赔偿协议约定给付65万元离婚协议款，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二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于淑珍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300元、保全费3，92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刘萍萍
二〇一五年××月××日
书 记 员 张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