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黑0804民初332号
原告：佳木斯惠尔橡塑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佳木斯市东风区农机产业园朝阳路东段。
法定代表人：王宏达，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忠辉，黑龙江郝忠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春鸿，女，1969年3月29日出生，回族，佳木斯市向阳区鸿运收割机配套销售部负责人，住佳木斯市。
原告佳木斯惠尔橡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尔公司）与被告张春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25日作出（2017）黑0804民初359号民事判决，被告张春鸿不服该判决，向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18日作出（2017）黑08民终896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郝忠辉、被告张春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惠尔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330928.90元；2.被告向原告按年利率6.53%（按年利率4.53%上浮50%）支付自2016年11月1日至本息还清时止逾期付款损失；3.被告承担所有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开办的佳木斯市向阳区鸿运收割机配套产品销售部于2015年4月16日签订《赊欠协议》，双方约定2016年度被告开办的销售部赊货金额320000元，并在2016年10月底前一次性付清，原告已按赊货协议约定将合同中约定的三角带交付给被告。2015年8月3日被告开办的销售部被注销，后经原、被告双方对账，被告共欠原告三角带货款330928.90元，被告出具欠据并承诺在2017年2月底前还清。约定的还款期限已过，原告多次找到被告索要货款，被告以各种理由拒不还款，故诉至法院。
被告张春鸿辩称，姜士君出具的收货款收条可以证明其已将货款给付原告，2017年3月28日，佳木斯市向阳区公安局刑警大队的笔录也能够证实姜士君已收到张春鸿所给付的货款。其与原告订立的赊货协议，并没有约定支付货款方式，也未达成补充协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当按照交易习惯确定支付货款方式。其与原告自有交易往来开始，均是通过原告的员工收取货款，其中，自2015年7月至案发前，被告均是将货款以现金或转账的方式支付给原告的销售人员姜士君，因该支付方式已有多年，早已形成一种习惯，且原告方也认可。因此，其已经履行了支付货款的义务，至于姜士君是否将货款给付原告，是原告的内部管理问题，与其无关。综上，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惠尔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5年4月16日张春鸿与惠尔公司签订的《赊货协议》及2017年1月20日张春鸿为惠尔公司出具的《欠条》，证明经惠尔公司同意，张春鸿于2016年度可以在惠尔公司赊货320000元，张春鸿未向惠尔公司支付至2017年1月20日止累计为330928.90元的货款；从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月20日，张春鸿与惠尔公司间交易为张春鸿单方赊欠货款，双方不存在货款往来。被告张春鸿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赊货协议中的320000元货物，是分一批或者两批一次性到位，在这期间，被告如果在需要补充货物，需拿现金或者通过转账方式向原告购买。2、原告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张春鸿银行卡流水及姜士君流水记录五笔：①2016年4月27日张春鸿通过邮储银行卡62×××62向姜士君农业银行卡62×××19转款60000元；②2016年5月26日张春鸿通过农业银行卡62×××19向姜士君农业银行卡62×××19转款40000元；③2016年9月月22日张春鸿通过农业银行卡62×××19向姜士君妻子曹伟农业银行卡62×××72转款30721元（电子版62×××19银行流水序号783）；④2016年10月27日张春鸿通过邮储银行卡62×××47向姜士君邮储银行卡62×××36转款100000元；⑤2016年11月26日张春鸿通过邮储银行卡62×××92向姜士君邮储银卡62×××36转款10000元。证明2016年，张春鸿转款给姜士君及其妻子曹伟合计240721元，结合证据1可以证明该款与惠尔公司无关，张春鸿与姜士君除了存在客户与惠尔公司业务员的关系外，还存在基于私人关系的经济往来。被告张春鸿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问题有异议。该组证据均是被告向原告支付的货款，其与姜士君不存在私人关系的经济往来。3、原告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张春鸿农业银行卡62×××19电子版流水记录序号119、120、133、139、140、149、154、172、173、203等记录，该记录显示张春鸿于2011年向惠尔公司财务人员任坚贞账户10次汇入“货款”，分别为2011年9月3日26367元、9月9日2000元、9月28日8151元、10月9日51411元、10月9日10299元、10月15日11768元、10月23日23600元、11月14日51353．76元、11月14日100000元、12月28日4977元。张春鸿另案提交法庭的2017年3月26日打印的其邮储银行卡62×××47中显示的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流水记录，此期间张春鸿共向惠尔公司财务人员任坚贞账户5次汇入“货款”，金额分别为：803元、13340元、4567元、13527元、13340元，证明张春鸿自2011年起与原告形成了将货款汇入原告财务人员任贤贞账户的交易习惯，且该交易习惯至2015年、2016年仍在保持；无论货款金额大小，张春鸿均是银行转账汇款，即双方货款交付习惯为电子货币支付，并注明货款，且金额都有零头并非整数，这与他购买货品性质有关，基本不会是整数，但被告与姜士君支付的款项基本都是大额整数。被告张春鸿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2009年原、被告之间开始经济往来，被告向任坚贞账户汇货款，并不是每笔汇款都标注货款，原、被告之间因长期合作，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信任度，交易习惯也不单一，有时候原告给被告连送几次货，被告一次性给原告汇款，有时候被告先支付货款，原告分几次送货。4、被告在佳木斯市东风区法院起诉原告时向法院提交的银行转款记录，证明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4月月30日流水记录显示，此期间张春鸿共向惠尔公司财务人员任坚贞账户5次汇入“货款”，金额分别别为：803元、13340元、4567元、13527元、13340元，该证据也证实2017年1月份之后，被告分多笔向原告财务人员李红梅卡内转款金额较小，且精确到分。张春鸿自2011年起与惠尔公司形成了货款汇入公司财务人员任坚贞账户的交易习惯，且该交易习惯至2015年、2016年仍在保持；无论货款金额大小，大至51353．76元，小至803元，张春鸿都是银行转账汇款，双方货款交付习惯为电子货币支付。被告张春鸿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2011年的时侯，原、被告双方合作业务不忙，都是单笔交易，2017年将货款汇入李红梅账户的原因是2016年货款交付出现问题后，原告重新规定单笔交易，将每笔货款都汇入李红梅账户，该组证据仅是个例不代表全部。5、《鸿运2016年销售明细》及《销售出库单》，证明张春鸿于2016年在惠尔公司进货的全部明细,分别为：1、以现金方式支付货款（标准价下调20%）发生额为1776.75元；2、以预存款（2015年度张春鸿销售金额的返点转为预存款）扣付方式支付货款（标准价下调25%）发生额为40581.62元，该预存款于2016年6月29日用尽；3、以现金方式支付但享受“预付款一倍额度拿货待遇（标准价下调25%）”发生额为9268.23元，因张春鸿的预付款于6月29日用尽，所以该种支付结算方式也从6月29日开始；4、以赊货方式拿货（标准价下调18%）发生额为330929.91元，此即为惠尔公司与张春鸿于2016年4月16日签订的《赊货协议》的实际履行，《赊货协议》约定的赊货额度为320000.00元（叁拾贰万元），该额度由张春鸿自2016年4月23日开始使用，到2016年5月29日赊货额度被张春鸿用尽。结合证据二，法院调取的张春鸿银行卡流水记录五笔，可以证明，2016年4月23日至5月29日张春鸿在惠尔公司使用赊货权限拿货，同时其在惠尔公司尚有没有使用完的预存款，所以在此期间不存在张春鸿向惠尔公司实际支付货款的事由，因此2016年4月27日及5月26日张春鸿合计向姜士君转款的100000元，结合姜士君钱款进出记录，该笔款项系二人间私人金钱往来，与惠尔公司货款完全无关；2016年9月22日张春鸿系以现金方式向惠尔公司支付货款135.43元，因此张春鸿于该日向姜士君妻子曹伟转款的30721元也系二人间与惠尔公司无关的钱款往来；自2016年8月1日以后，虽然惠尔公司三角带销售进入旺季，但是此后张春鸿仅在惠尔公司拿货两笔，分别为9月22日135.43元、11月1日315.02元。因此张春鸿于10月27日对姜士君转款100000元，11月26日对姜士君转款10000元，均系二人间的私人钱款往来，与惠尔公司无关。被告张春鸿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2015年至今被告一直是往姜士君的账户上打货款，从来没有向惠尔公司公用账户打过货款，被告与姜士君不存在个人的经济往来。本院对原告所举示的证据认证意见为：上述五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因被告对《赊货协议》及《欠条》的内容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所举示的证据2至证据5，意在证明原、被告之间交易货款习惯为电子交付和被告与案外人姜士君之间存在个人经济往来，原告举示的证据5可以证实原、被告之间货款交付方式不仅仅是一种，也存在现金交付，且在2016年双方不存在单方赊欠货款的情形。原告认可案外人姜士君系其职工，但未举示相应证据证实被告与姜士君之间除业务关系以外的其他关系，法院调取的被告与姜士君之间的转账记录，转账数额并不全是整数，亦有零头，假设如原告所述被告与姜士君之间存在借贷事实，从转账数额上看，不符合常理，从借款次数看，前几次借款均未偿还，被告亦不可能再次借款给姜士君，故对原告举示的证据2至证据5所要证明的内容，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张春鸿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银行往来账户明细查询单7份，证明：银行汇款凭证虽然从证据形式上是账目往来，但是被告所列举的7份证据当中，汇款人均是本案的被告张春鸿，收款人分别是任坚贞、姜士君、李红梅，3人均是原告单位的工作人员，而该凭证均是双方买卖结算的一种方式，结算方式均系对原告单位员工个人账户进行结算。原告惠尔公司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原告并未授权其他个人代收货款，原告均是在收到货款后，向用户出具收据及销售出库单，加盖现金收讫章才向用户发货。该证据显示被告向任坚贞账户转款时间是在2016年1月份之前，向李红梅转款是在2017年1月份之后，公司确实收到的货款，但2016年度因原告同意给被告赊货320000元，被告不需要向原告付货款，在此期间，给姜士君个人账户汇款与原告无关，是其被告与姜士君之间个人经济往来。本院认证意见为：原告提供的证据5证实，2016年5月29日赊货额度被告张春鸿已用尽，该赊货额度即是原告同意赊货给被告320000元。2016年6月份以后，原、被告之间仍有交易往来，那么原、被告之间货款结算方式，被告并未说清，因此，原告的质证意见不予采信，本院对该组证据证实的内容予以确认。2、收条1份，证明2017年1月24日，被告已经向原告支付了330928.90元，收条收款人是原告公司职工姜士君。原告惠尔公司质证意见为：收条是否为姜士君签名，原告无法确认，即便是姜士君本人签字，也是未经原告授权的个人行为。被告在2017年1月20日，经对账后向原告出具欠条，承诺在同年2月底还清货款，而其又称同年1月24日将钱付给姜士君不符合常理，并且如果被告一次性偿还完全部欠款，应当将其4日前出具的欠条抽回，而本案中被告并没有将欠条抽回，因此该收条并不能证明已清偿完所欠货款。根据双方提供的银行流水能够证实双方交易习惯是通过银行转账，而被告所提供的收条金额达300000余元，却没有通过银行转账，不符合双方交易习惯。本院认证意见为：根据被告申请对该收条进行鉴定，佳木斯市中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的佳中医院司鉴所（2018）文司鉴字第41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17年1月24日《收条》上“姜士君”的签名与样本上“姜士君”的签名字迹是同一人书写，因此，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5可以证实，原、被告之间货款结算的交易习惯不仅仅是银行转账一种方式，本院对案外人姜士君收到原告330928.90元款项予以确认。3、0ICQ聊天记录1份，证明：被告与原告单位销售经理兼计划员姜士君，在2016年11月末通过0ICQ聊天方式进行了货物对账，证明被告与原告员工姜士君双方对账行为代表的是被告与原告惠尔公司之间的行为，不是姜士君个人行为。原告惠尔公司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姜士君作为原告公司的计划员，有权与用户对账，但无权代表公司收货款。本院认证意见为:被告要证明的问题是案外人姜士君与被告对账的行为系代表公司，原告对这一证明意见也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及被告要证实的内容予以确认。本院根据被告申请对《收条》中姜士君的签字进行笔迹司法鉴定，佳木斯市中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的佳中医院司鉴所（2018）文司鉴字第41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17年1月24日《收条》上“姜士君”的签名与样本上“姜士君”的签名字迹是同一人书写。原、被告双方对该鉴定意见均无异议，故本院对佳中医院司鉴所（2018）文司鉴字第41号鉴定意见书予以确认。
根据原告当庭陈述及经庭审查明确认的证据，本院认证事实如下：被告张春鸿经营鸿运收割机配件商店。自2009年开始，原、被告双方就有业务往来，被告均是与原告指派的业务员进行交易，双方也未就货款支付方式进行明确约定，原告也未向被告明示将货款支付何人，被告均是按原告业务员的指示将货款汇入指定账户。2009年至2014年期间，原告指派刘晨、王磊与被告进行业务交易，2014年年末，原告更换业务员姜士君与被告进行业务交易，2015年，被告仍是按姜士君指示将货款以现金或转账的方式支付给任坚贞、姜士君及姜士君的妻子曹伟。原、被告双方每年均签订赊货协议。2016年4月16日，原告与被告经营的佳木斯鸿运收割机配件商店就赊三角带一事签订《赊货协议》，约定佳木斯鸿运收割机配件商店在2016年度赊货金额320000元，赊货享受政策：农机V带2015年11月15日出厂价格下浮18%，本批赊货2016年10月底前一次性还清欠款。2016年4月23日，被告在原告处开始交易赊货项目，截止至2016年5月29日，赊货额度用尽，被告共欠原告赊货款330929.91元。2016年期间，除赊货项目外，被告如需购买其他货物，另行支付货款。赊货款到期后，被告未还清欠款，2017年1月20日，被告为原告出具欠条1份，约定于2017年2月底还清。2017年1月24日，被告将330928.90元货款交付给原告单位员工姜士君，姜士君为被告出具收条1份。
另查明，2017年3月27日、28日，被告与原告主管经理王永财在佳木斯市向阳公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报案，根据刑警大队所作的询问笔录，可以认定如下事实：1、姜士君系原告单位职工，报案时，原告与姜士君并未解除劳动关系；2、姜士君确实以原告名义收取被告赊货款330928.90元及预付款100000元。佳木斯市向阳公安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对本案最终认定为，该案件涉及民事诉讼，故不予立案，建议通过诉讼程序解决。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系案外人姜士君收取被告330928.90元货款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原告并没有授予案外人姜士君收取货款的权利，但原、被告自2009年有业务往来开始，对货款的结算方式未有明确约定，也未达成补充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可以根据交易习惯确定货款的支付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被告当庭陈述，2009年至2015年期间，原、被告之间的货款结算方式均是按照原告业务员的指示汇入原告职工账户，原告所举示的银行流水也进一步证实被告陈述的事实，且原告并未举示其向被告明示授权收货款人员的证据，根据上述交易习惯，可以认定原、被告之间货款结算方式为被告按原告业务员确定的方式进行结算，因此，被告有理由相信姜士君具有代理原告收取货款的权利。案外人姜士君收到货款并出具收条时的身份系原告惠尔公司的员工，收条中数额330928.90元与被告为原告出具的赊货款欠条的数额相一致，可以认定被告张春鸿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姜士君具有代理权。以上所述，无论从主观方面，还是从客观方面，案外人姜士君收取货款及出具收条的行为，可以认定构成表见代理。因此，惠尔公司应受姜士君表见代理行为的约束，惠尔公司所遭受以损失，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的规定，向姜士君主张赔偿。
综上，原告惠尔公司与被告张春鸿签订的《赊货协议》，合法有效，双方理应按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被告所举示的证据可以证实其已通过案外人姜士君向原告履行支付货款330928.90元的义务。原告抗辩主张，被告张春鸿与姜士君之间有其他的经济往来关系，但原告并未进一步举示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原告的抗辩主张不予确认。关于鉴定费用的承担问题，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应由败诉方承担，故案涉鉴定费4000元，均由原告惠尔公司负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佳木斯惠尔橡塑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312元，鉴定费4000元，共计7312元，由原告佳木斯惠尔橡塑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海英
审 判 员 吴 琼
人民陪审员 姜 宇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王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