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花垣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3124民初747号
原告：伍成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星光，湖南边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花垣县分公司，住所地花垣县城建设中路49号。
负责人：石维学。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中圣，湖南新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伍成权与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花垣县分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与2016年11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伍成权及原、被告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伍成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支付原告自双方建立起劳动关系时起比同岗正式工少的工资差额2万元和奖金1万元；3.责令被告与原告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4.被告赔偿未为原告缴纳养老保险金等11.8万元；5.被告按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原告支付赔偿金5万元，差额工资4万元。事实和理由：原告诉称，1999年原告进入被告处工作，从事线路强抢修及维修工作。原告在被告处上班期间，被告未为原告购买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险，原告的工资也比同岗位的正式工要少。
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花垣县分公司辩称，原告的各项请求均无事实根据。理由如下：1、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被告是委托关系，委代办的历史沿革及法律依据能够确认代办，代维是一种合法的经营方式；2、从公司实际管理来看，代办员也从不纳入公司员工的管理范畴；3、司法实践中代办合同不认定为劳动合同，代办关系不认定为劳动关系。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1年被告进入被告处工作，主要从事线路强抢修及维修工作。2001原、被告开始签订电信业务代办协议。被告从2000年开始进行农村代办业务模式。被告职工工资与代办员薪酬是分开发放及构成不同，被告花名册及职工工资表中没有原告的名字。
原告主张与被告是劳动关系并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告的工作证、签到表、工资卡、劳动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花垣县电信分公司文件，拟证明原告系被告单位员工，双方建立了劳动关系；2、长乐乡人民政府的证明，证明1999年起原告在被告单位工作，双方建立了劳动关系；3、维护工作制度，拟证明被告对原告制定了劳动规则制度；4、房屋租赁合同，证明原告工作地点、车位由被告提供，原告是被告的员工；5、（2004）花民初字第8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代维承包协议，代办协议法院已依法认定劳动关系；6、2011花民初字第43号判决书及2012州民一终字第59号调解书，拟证明与原告相同类型的在被告单位从事相同岗位工作的法院已经认定劳动关系并依法补偿。
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花垣县分公司对原告提交如下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对工作证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工作证未加盖被告印章，即使该工作证确属被告所发，因代办关系属委托合同，根据电信条例的要求及《合同法》受托人必须以委托人名义活动的规定，也不能证明双方系劳动关系；长乐乡人民政府的证明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到底是自然人的证言还是法人单位的证明，不清楚，且并未证明双方是劳动关系；房屋租赁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伍成权的工资实为发放的代办酬金，且从金额看每月变化很大，与劳动关系的稳定工资差别很大，应是委托银行发放代办酬金，银行对款项性质认识错误不能作为认定劳动关系的依据；原告提供的签到表是代维代办点的签到表，不是被告单位签到表，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花垣县电信局维护工作制度的真实性无异议，公司规章制度根据代办协议只涉及代办事项的对代办员进行约束，是基于电信网络的整体密切关系，在技术层面调度、协作，而公司的晋级、晋升等都不适用；劳动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的通知，不属证据范畴；花垣县法院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未生效，且该案情况与本案不一致，不具有参考性；州法院民事调解书，该案调解补偿是因为在代办之前，双方确属存在劳动关系，该案情况与本案不一致，不具有参考性。
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花垣县分公司主张与原告是委托关系并向本院提交的证据：1、电信公司代办酬金发放表（2005年9月、10月；2006年7月、8月、12月；2008年3月；2009年9月、11月；2010年11月；2011年7月；2012年1月、2月、6月、12月；2013年1月、3月、11月；2014年6月；2015年4月），拟证明被告是根据代办协议给原告支付代办、代维酬金，而不是根据劳动合同支付工资；2、电信公司职工工资发放表（2001年5月；2004年7月；2006年9月；2008年2月；2009年1月；2010年2月；2011年2月，2012年1月；2013年1月；2014年7月；2015年6月），拟证明被告给职工发放工资与给代办员发放酬金是分开的，且形式、内容均不同。3、电信公司2013年、2014年员工花名册，拟证明被告员工花名册无代办员名单，代办员不属于被告单位员工；4、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二份（2007年12月25日、2016年5月31日发证）及工商登记查询单二份（与营业执照信息吻合），拟证明伍成权是从事个人经营的个体户；5、伍成权2001年、2002年、2004年、2005年、2008年、2010年、2011年、2012年《电信业务代维协议》、2015年《农村网格社会外包协议》，拟证明伍成权与被告系委托代办关系，不是劳动关系。
原告伍成权对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花垣县分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对酬金发放表、工资发放表有异议，两份表不客观，不真实，没有任何人签字，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2013、2014年的员工花名册有异议，不能证明双方无劳动关系，同时该组证据也是不真实的，是被告编造的；工商营业执照及工商登记查询单，原告没有申请办理过，在代办点营业场所也没有悬挂，原告从来没有看见过；电信业务代维协议、农村网格社会外包协议是原告签的，但是原告是被迫签的，不签被告就不要原告继续上班。
结合庭审调查及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本院对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这一事实予以认定。理由如下：根据原告提交的工作证、工资卡、证言、维护工作制度，只能证明原告在被告处“做事”这一事实，至于双方是否是劳动关系无法做出认定。因为如果双方存在委托关系、代理关系、劳务关系等情况下，从表象看仍然可以满足具有“工作证、工资卡、遵守工作制度”等形式要件，原告提交的证据不具有高度盖然性，无法排除双方存在其他关系的可能。再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职工工资发放表、职工花名册、薪酬发放表、电信业务代维协议、农村网格社会外包协议、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等，可以看出原告的工资是体现在薪酬发放表中，与职工工资发放表相区别且构成不同，且原告也认可了与被告签订的电信业务代维协议、农村网格社会外包协议，根据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电信业务代维协议农村网格社会外包协议、内容可以认定双方是委托关系，不具有劳动关系的性质。综上，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具有高度的盖然性，排除了双方具有劳动关系的可能。原告主张自1999年九进入被告公司工作，但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是劳动关系还是委托关系。在本案中，双方签订电信业务代维协议真实存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均合法有效。从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双方无身份上的隶属关系，被告要求原告遵守被告公司的规章制度，接受和服从公司的管理、监督考核等是为了提高代办员的素质和工作质量，换言之，原告遵守的只是与代办代维业务有关的规章制度，被告公司的其他制度，如晋级晋升，原告都不涉及。被告是按照原告完成委托任务的多少来给被告支付酬金的，原告领取的工资实质上代办酬金支付的凭证。双方未形成实质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属于合同法调整的范畴。综上所述，原、被告之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亦没有办理任何招工手续，建立职工人事档案，不符合劳动法调整的劳动关系的实质要件，双方属于合同法调整的委托代办合同关系，故本院对原告要求确认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都是建立在劳动关系存在的基础之上，因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本院对原告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伍成权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伍成权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朱建兰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赵纯松
附本文书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