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湘03民终6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安，男，1958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湘潭市人，住湘潭市岳塘区。系受害人黄思达之父。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美丽，女，1963年5月19日出生，汉族，湖南�湘潭市人，住湘潭市岳塘区。系受害人黄思达之母。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博，湖南同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湘潭市精神卫生中心（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住所地湘潭市雨湖区北二环路**号。
法定代表人：黄学杰，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军辉，男，1974年5月8日出生，汉族，湘潭市人，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职工，住湘潭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妞，湖南众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国安、黄美丽与上诉人湘潭市精神卫生中心（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五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2016）湘0302民初21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9日作出（2017）湘03民终429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2016）湘0302民初2151民事判决，发回该院重审。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7）湘0302民初2777号民事判决，双方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国安、黄美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五医院向上诉人赔偿因受害人黄思达死亡造成的主要损失529108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五医院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五医院的违约过错程度过低。1.五医院的硬件设施存在隐患。受害人黄思达系在浴室中上吊自杀，在一审中，五医院已经承认受害人是利用了浴室中裸露的水管上吊。五医院系专业的精神疾病诊疗医院，且对其监管看护的病人具有自伤自杀倾向早有预备，却没有完善设施，形成了受害人利用裸露水管自杀的客观硬件条件，且本案发生的次日，五医院处�次发生了上吊自杀事件，足以证实其硬件设施不完善。2.五医院并没有严格遵守巡查制度避免悲剧发生。在一审中，五医院完全无法提供视频资料证实其按医疗看护的操作规程定时巡查，其巡查制度形同虚设，造成本案的发生，也造成了案发次日的另一起上吊悲剧。3.五医院在诊疗期间没有提供便利条件让上诉人对受害人进行陪护，也没有对受害人的物品及时检查，导致受害人获取了自杀工具。综上，一审判决对于五医院的过错程度认定显著过低，请求二审认定其承担80%的过错责任。
五医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驳回刘国安、黄美丽的诉讼请求；刘国安、黄美丽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缺乏事实依据。黄思达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受害人自杀，是受害人的故意行为，其间接原因完全是�国安、黄美丽监护失职。刘国安、黄美丽将死者送入院后，既不自行陪护，亦不请人陪护，甚至在送衣物时还送了一条布料裤带。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医护人员未能及时发现该裤子带有布料裤带与事实不符，一审庭审中黄美丽当庭认可该裤子系其自行放在死者床边的桶里，并未经上诉人医护人员之手，故上诉人在与黄美丽签订《精神疾病患者入院告知书》告知相关事项后，不可能对未经手的物品进行管理审查，这无异于加重了上诉人的管理责任。一审判决无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法治原则和“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协议”之合同基本概念，肆意强加法律对某一项民事权利给予了特殊保护的想当然理论，并以此来妄断本案一个普通医疗服务合同当事人双方之间自愿签订的相关条款为无效，并认为上诉人理应对病人负有特殊的注意义务均无事�依据。二、一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案系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刘国安、黄美丽未能举证证明上诉人存在有违反约定义务或者法定义务的违约行为，更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违约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不能要求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0条：“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在××住院治疗的××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一审法院无视上诉人与刘国安、黄美丽之间签订的相关协议，将举证责任倒置到上诉人一方，认为上诉人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已经尽到了高度的注意义务，明显偏袒对方。同时，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违约之诉不能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而死�赔偿金亦属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范畴，一审法院认定死亡赔偿金并非精神损害抚慰金之范畴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五医院针对刘国安、黄美丽的上诉辩称：一、刘国安、黄美丽认为五医院的医院设施存在安全隐患没有事实依据。五医院作为全市唯一一家治疗××变的医院，其设施的设计和建设均符合设计规定，并且五医院卫生间内的淋浴水管也并非平行于地面，将受害人黄思达的故意自杀行为归责于无辜的供水管只能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本案次日发生的上吊自杀事件与本案并无关联，更不能说明五医院硬件设施不完善。二、五医院严格遵守了巡查制度。五医院未能提供视频资料系由于新办公楼还未能全部安装监控设施，故无法提交。五医院对住院病人和病房的管理是严格、合法的，履行了相应的注意义务：1.入院有提示，2.监护有加强，3.管理有制度、医疗有巡防等等。五医院并非护理机构，且值班护士按规定进行了巡查，刘国安、黄美丽不能仅凭推测就认为五医院没有尽到护理义务。从医学上说，自缢从呼吸道受到压迫后半分钟到一分钟，呼吸开始变得急促，4到5分钟后出现间歇性张口呼吸，整个窒息过程考虑个体差异，大致也就在几分钟内即告完成。本案受害人黄思达并非当场死亡，而是在湘潭市中心医院治疗11天以后才死亡，如果五医院的医护人员未严格遵守巡查制度，是不可能对黄思达的上吊行为及时发现并积极抢救，从而使其心率达到137次/分并呼吸部分恢复。三、刘国安、黄美丽拒不进行陪护，亦不请人陪护，未尽到监护和陪护义务，同时自行将带有裤带的裤子交给黄思达，其称五医院未提供便利条件让其进行陪护以及未对病人物品及�检查无事实依据。五医院虽然实行的是封闭治疗，但是探视与监护有着本质区别，五医院只对探视有时间规定，对于情况特殊的病人会要求家属及监护人留院陪护。五医院向黄美丽进行了书面告知，黄美丽签字确认，却拒不履行监护义务。同时，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本案带有裤带的裤子系黄美丽直接放入病人床边的桶里，并未经过五医院的医护人员，五医院不可能也无法对其进行检查。五医院不存在过错和违约行为。
刘国安、黄美丽针对五医院的上诉辩称：一、五医院是专业的××照料护理机构，其具有专业的护理技能、看护技能，但在事发后并不能够证实其妥善的采取定时巡查等必要的看护设施，还以各种理由推脱其看护义务，其推卸责任是没有理由的。二、死亡赔偿金不应当列为精神损害抚慰金，所以死亡赔偿金是合法的。
刘国安、黄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告在治疗、护理黄思达过程中存在过错行为，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576760元、丧葬费26944.5元，合计603704.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刘国安、黄美丽系受害人黄思达（男，1987年12月18日出生，2016年5月26日去世）的父、母亲。黄思达因患精神疾病于2016年4月18日由其家人送至被告五医院精神科住院治疗，经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入院记录显示：“主诉：复发情绪低落、想死、易激惹，睡眠差3月，病程7年”等。原告黄美丽当日在被告五医院提供的《非自愿住院治疗入院告知书》《精神疾病住院治疗知情同意书》上签字，该“知情同意书”第3条写明：“凡愿住本科治疗的××患者均需由其监护人护送入科，并每天留有24小时陪护负责监护患者人身安全及个人生活料理，……如患者发生自伤、自�、……概由监护人承担全部责任。医务人员只承担医疗护理职责，而不承担监护责任”。同时，在被告所作的“入院患者医患谈话记录”中第四点载明：“患者有多次自杀行为，告知家属要求陪护，履行监护责任，但家属不同意，若发生自残、自杀等意外情况，由家属负责”。
2016年5月12日，原告黄美丽给黄思达送衣物时，将一条带有裤带（布料）的裤子送给了黄思达，被告医护人员未能及时发现该裤子带有布料裤带。2016年5月13日凌晨4点多，黄思达在病房卫生间利用卫生间沐浴喷头用布料裤带上吊自杀，被告五医院发现后，就地对黄思达进行了紧急救治，后应原告要求将黄思达转院至湘潭市中心医院抢救治疗。经湘潭市中心医院抢救无效，黄思达于2016年5月26日死亡。黄思达在湘潭市中心医院住院抢救期间，原告共计缴纳医疗费5400元。
本案在�理过程中，因原告黄美丽将受害人黄思达送到被告所在医院住院治疗，双方形成医疗服务合同法律关系；黄思达在住院期间发生自杀，导致其死亡，构成医疗损害赔偿法律关系。本案存在违约之诉与侵权之诉竞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法院当庭释明二者的法律责任及法律后果后，原告坚持选择按违约之诉处理。
结合查明的事实，法院确认两原告因黄思达的死亡而造成的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625680元（31284元/年×20年=625680元），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2.丧葬费，原告主张30305元，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3.医疗费5400元，该费用系受害人黄思达生�在湘潭市中心医院抢救期间原告实际支付的医疗费用，法院予以支持。以上1-3项共计661385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对黄思达在被告处住院治疗期间自杀的事实均没有争议。黄思达在被告处住院期间自杀，被告作为从事××防治的专门医疗机构，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已经尽到了高度的注意义务，履行了相应的专门职责，采取了必要的防备措施，且被告作为专门的××治疗医院，所从事的医疗活动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理应对病人负有特殊的注意义务，有着与其他非××医疗单位不尽相同的专门职责，而非因被告履行了告知义务或原告未派人陪护就免除被告医院的责任。故被告违反了合同约定的义务，应对黄思达死亡结果的发生承担民事责任。同时，鉴于××患者的行为具有冲动性、突发性、隐蔽性等特点，被告在收治黄思达住院时已将可能存在的风险告知了原告，原告对此表示理解并签字才将黄思达留在被告处住院治疗，家属作为监护人未进行陪护，且在送衣物给黄思达时也未尽到注意义务，导致黄思达死亡结果的发生，对此原告亦应承担一定的责任。被告五医院提出的“根据双方签订的《住院治疗知情同意书》、《非自愿住院治疗入院告知书》的约定，受害人黄思达上吊自杀的责任和损失，与被告无关，均应由原告自行承担”的辩解，法院认为，被告五医院与原告黄美丽签订的相关同意书、告知书以及谈话记录中关于“如患者发生自伤、自杀、……，概由监护人承担全部责任”、“若发生自残、自杀等意外情况，由家属负责”的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的规定，本案中，被告所提供的《住�治疗知情同意书》、《非自愿住院治疗入院告知书》尽管有原告等人的签字，但其约定违反了我国法律对公民人身的健康安全和生命安全给予特殊保护的有关规定，被告擅自免除其应承担的责任，应属无效，故法院对被告的上述辩解不予采信；被告提出的“死亡赔偿金不属于合同违约之诉的赔偿范围”的辩解，因死亡赔偿金是对受害人黄思达家属的补偿，并非精神损害抚慰金之范畴，故法院对被告的上述辩解亦不予采信。综合考虑被告作为从事××防治的专门医疗机构，在较大程度上带有一种公益性质，同时在确定赔偿数额时既要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又应考虑医院方实际情况的现实，法院酌情认定由被告承担35%的责任，原告自行承担65%的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六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湘潭市精神卫生中心（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国安、黄美丽因黄思达死亡而造成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抢救费共计661385元的35%，计231484.75元；二、驳回原告刘国安、黄美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840元，由原告刘国安、黄美丽负担6400元，被告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负担3440元。
本院二审�间，上诉人刘国安、黄美丽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本院（2015）潭中民三终字第149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明家属只能在规定的时间进行探视，所以不存在家属监护失职的说法，五医院应承担主要责任。本院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刘国安、黄美丽提交的上述判决书的案情与本案不相同，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审划分责任比例是否恰当。上诉人黄美丽送××人黄思达到五医院住院治疗，五医院予以接收并进行诊治，双方形成医疗服务合同法律关系。五医院与黄美丽签订的相关同意书、告知书均属于医疗服务合同的内容，但上述合同系五医院出具的格式合同，因其中关于“如患者发生自伤、自杀、……，概由监护�承担全部责任”、“若发生自残、自杀等意外情况，由家属负责”的条款免除了五医院责任、加重了对方责任，且该约定违反了法律对公民人身的健康安全和生命安全给予特殊保护的有关规定，故上述条款应依法认定为无效。自杀是受害人黄思达故意追求的结果，其入院前即已存在自伤、自杀的倾向，刘国安、黄美丽作为家属未派人进行全程陪护，且黄美丽明知“裤带”此类物品可能给黄思达提供自杀工具，仍因疏忽而送入病房，最终导致事故的发生，受害人黄思达与其监护人黄美丽对此应自负主要责任。五医院作为一家专业治疗××变的医院，对病人负有特殊的监管义务，因自伤、自杀行为系××患者常有的临床表现，故五医院理应负有防止病人进行自伤、自杀行为的职责，不因××人的故意或病人家属未陪护而免除五医院所应负担的合同义务。本案中，五医院本�有防止家属给病人带入危险物品以及及时发现危险物品的义务，但在黄美丽因疏忽将带有裤带的裤子送入病房后，五医院却未履行其检查职责及时发现该危险物品，导致受害人黄思达利用裤带上吊自杀，故五医院存在违约情形，其对于黄思达的死亡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一审判决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酌定由五医院承担35%的赔偿责任，刘国安、黄美丽自负65%的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刘国安、黄美丽认为五医院应当承担80%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依法不成立，上诉人五医院认为其在医疗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亦不成立。
此外，上诉人五医院认为违约之诉不能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而死亡赔偿金属于精神损害抚慰金范畴的上诉理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处理并无不当。刘国安、黄美丽和五医院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40元，由上诉人刘国安、黄美丽负担5535元，上诉人湘潭市精神卫生中心负担430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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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任 莉
审 判 员 周 粤
审 判 员 周 尧
二〇一八年七月五日
法官 助理 刘娇琳
代理书记员 陈 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