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磐石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吉0284民初1937号
原告：孙淑琴，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世英，磐石市东宁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刘发成，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艳平，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英，磐石市经济开发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孙淑琴与被告刘发成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6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淑琴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汤世英、被告刘发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艳平、张秀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淑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刘发成给付孙淑琴转包费38，64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刘发成负担。事实和理由：孙淑琴系磐石市经济开发区环城村村民委员会成员。1996年1月1日，取得了0.216公顷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孙淑琴丈夫宫宪有于2015年3月9日死亡，生前于1997年8月10日将上述承包的农村土地连同互换的0.06公顷农村土地，共0.276公顷，一并转包给刘发成耕种,但双方当时对转包费并没有明确约定。刘发成无偿耕种孙淑琴农村土地已达20多年,这种无偿耕种孙淑琴农村土地的行为损害了其合法权利。孙淑琴现已70岁、丧失了劳动能力且无生活来源。刘发成理应向孙淑琴支付农村土地转包费。故孙淑琴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刘发成给付孙淑琴转包费38，640.00元（其中2003年-2017年，0.276公顷，14年，每年转包费每公顷5，000.00元，计19，320.00元，2018年-2027年，0.276公顷，10年，每年转包费每公顷7000.00元，计19，32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刘发成负担。
刘发成辩称，1、孙淑琴所述与事实不符，刘发成与孙淑琴丈夫签订的承包合同，面积为0.216公顷，并不是孙淑琴所述的0.276公顷，当时约定转包费用为1，000.00元，已经给付。2、孙淑琴请求给付转包费期限（2003年-2027年）不符合法律规定，即使给转包费也应该自起诉之日至2027年，因为以前的土地没有国家的各项补贴，而且还有一些相关税费，当时是孙淑琴托人请求刘发成耕种的，以前孙淑琴没有主张权利，在起诉之日前的承包费不应予给付，再者请求给付每公顷7000.00元转包费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即使给转包费也得按同村同地的每亩200.00元给付。而且是一年一给付。
孙淑琴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供了如下证据：
1、承包合同1份，证明孙淑琴家庭于1996年分得承包地2.16亩菜地。
2、1997年8月10日，证明1份，证明孙淑琴家庭将分得的承包地转包给刘发成经营30年。
3、2009年6月2日，补充协议书1份，证明孙淑琴将农村土地转包给刘发成，如果被征收土地补充费由孙淑琴获得，地上附着物补偿归刘发成。
4、宫宪有死亡证明1份，证明孙淑琴家庭户主宫宪有于2015年3月9日去世。
5、租地协议书3份，证明目前每亩地菜地承包费为700.00-1，000.00元。
6、户口本复印件1份，证明孙淑琴与宫宪有是夫妻关系。
7、李国忠证明1份，证明孙淑琴家庭通过互换地，孙淑琴家庭取得了0.6亩土地的经营权，并且原告将互换来的0.6亩土地一并转包给刘发成经营。
刘发成质证认为：对证据1、2、3、4、6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5真实性有异议，这三份都是复印件，按照证据规定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明问题有异议，根据证据的关联性原则，这三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因为这三份证据签订时间是2018年4月22日起至2028年12月，与原告请求的土地承包费起止时间2003年-2027年的期限不能证明同一时间没有可比性，而且地的亩数和承包的条件与本案承包的协议也不是同等条件。对证据7真实性有异议，按照证据规定李国忠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应出庭接受法庭询问，而且李国忠是孙淑琴的小姑子女婿有亲属关系，而且0.6亩没有在补充协议中体现。
刘发成为反驳孙淑琴的主张向法庭提供了如下证据：
1、租地协议1份，证明刘发成儿子刘明华在岳玉华处承包土地，此地块与本案争议的0.216亩地是相同的地块，租期是2010年-2019年，租地费用每亩200.00元的事实。
2、环城村蔬菜二队吕桂芝证言1份，证明吕桂芝承包同村1亩半地租金为500.00元，孙淑琴的诉讼请求过高。
孙淑琴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并且协议当中的刘明华系刘发成之子有厉害关系，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承包的价格明显偏于市场价格，因为农村包地都是随行就市每亩200.00元明显价格偏低。对证据2真实性有异议，并且依据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询问，不能作为证据采信。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经审理查明，孙淑琴系磐石市经济开发区环城村村民委员会成员。1996年1月1日，孙淑琴的丈夫宫宪有家庭取得了0.216公顷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二轮承包期限至2025年。孙淑琴丈夫宫宪有于2015年3月9日死亡。宫宪有生前，于1997年8月10日，将上述承包的农村土地转包给刘发成耕种,双方签订了证明一份，证明载明：“兹将宫宪有所种地转让刘发成所种生产队规定30年不变，以此为据。转让人宫宪有、租种人刘发成、中间人刘云珍、李国忠、赵喜珍分别签字”。2009年6月2日，宫宪有与刘发成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书载明：“兹有宫宪有的责任田转让刘发成所种，以后有占地时土地钱归宫宪有所有，地表面建筑物及青苗归刘发成所有，特立此据，落款有：宫宪有、刘发成签字”。2018年5月11日，孙淑琴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刘发成给付孙淑琴转包费38，640.00元（其中2003年-2017年，0.276公顷，14年，每年转包费每公顷5，000.00元，计19，320.00元，2018年-2027年，0.276公顷，10年，每年转包费每公顷7000.00元，计19，32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刘发成负担。
本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系发包人与承包人间，或承包人与转包人间因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而发生的纠纷。本案纠纷发生于承包人与转包人间。孙淑琴系承包人，刘发成系转包人。孙淑琴的丈夫宫宪有于1996年1月1日，取得了第二轮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面积0.216公顷，第二轮承包期限至2025年。1997年8月10日，孙淑琴的丈夫宫宪有将上述承包的农村土地转包给刘发成耕种，在1997年8月10日的转包“证明”中没有载明农村土地的转包面积及转包费用，经双方提供的证据及庭审看，法院不能确定孙淑琴诉讼主张的地亩数为0.216公顷外加互换的0.06公顷，即0.276公顷农村土地转包给刘发成，法院应认定双方转包的地亩数为0.216公顷。孙淑琴主张索要转包费自2003起至2027年止，在孙淑琴向法庭提供的2009年6月2日“协议书”的时间看，该时间前孙淑琴没有提出索要转包费的内容。再者从孙淑琴的丈夫死亡时间看，在宫宪有死亡前也没有提出索要转包费的意向。因此本院综合考虑客观情况及土地的经营状况，认为以起诉的时间开始计算转包费的时间为宜。转包费的计算终止时间应为第二轮承包期限结束时间即2025年。关于转包费的计算问题，双方对给付转包费没有异议，异议的焦点问题是转包费的计算，每公顷转包费数额问题。孙淑琴在庭审中向法庭提供了杜俊玉与侯春梅、赵桂琴与侯春梅、张广有与侯春梅三份租地协议，均是2018年形成的租地协议，用于证明现在其他同村村民向外转包地的每亩转包费的数额，经法庭走访该社主任，确认三份租地协议是真实的，可以参照。再综合考虑孙淑琴的诉讼请求，该农村土地地理位置，用途，依据公平原则，认为每亩地转包费以700.00元较为公平。对于怎么给付转包费问题，认为根据农村土地转包的习惯，均是农村土地转包协议达成后一次付清的习惯，应在本判决生效后的一定期限内一次性给付。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二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刘发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一次性给付孙淑琴农村土地转包费12，096.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80.00元，由孙淑琴负担178.00元，刘发成负担102.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学彬
二〇一八年七月六日
书记员 李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