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72民初188号
原告：鄂州市光大造船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临江大道*号。组织机构代码：79590728-9。
法定代表人：胡忆武，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丽燕，湖北正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叶保，湖北正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博敦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号****室。组织机构代码：75380727-1。
法定代表人：张建国，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孙剑明，男，汉族，1971年11月24日出生，该公司副总经理，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
原告鄂州市光大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原鄂州市光大临江造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公司）因船舶建造合同纠纷，于2016年1月20日向本院起诉被告上海博敦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敦公司）。被告博敦公司在答辩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依法裁定驳回其管辖权异议。被告博敦公司上诉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被告博敦公司的上诉，维持本院裁定。2016年7月26日，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光大公司委托代理人刘丽燕，被告博敦公司委托代理人孙剑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光大公司诉称：2010年5月16日，原告光大公司与被告博敦公司订立一份《3600DWT干货船建造合同》，由原告光大公司承接被告博敦公司一艘3600DWT干货船的建造业务，同年5月18日双方对合同部分条款进行书面更正。2012年6月22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确定，被告博敦公司将船舶升级为3900DWT，合同总价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2758万元，协议订立时被告博敦公司还应付原告光大公司船舶建造款6537704.88元（其中包含质保金），被告博敦公司承诺将于2012年7月2日前支付160万元，2012年8月10日前支付除质保金外的所有款项，2012年12月30日前付清质保金。2012年6月22日，被告博敦公司为了取得原告光大公司信任，还出具《担保书》一份，承诺以其所属“博敦1”轮和“博敦2”轮对船舶建造欠款进行担保，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协议签订当日，原告光大公司即完成船舶交付，但是被告博敦公司承诺的付款义务未能全部履行。截至2015年8月15日，原告光大公司委托律师向被告博敦公司发出《律师函》时仍欠90余万元未付清，此后被告博敦公司分两次支付了5万元款项。因此，原告光大公司请求判令：一、被告博敦公司立即向原告光大公司支付拖欠的船舶建造款86.8万元及暂计算至2016年1月31日的利息265566元；二、被告博敦公司承担上述款项直至付清之日的违约利息；三、被告博敦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博敦公司辩称：一、原告光大公司所称的合同并未在原、被告之间履行，涉案船舶建造合同转让给了太平洋奇迹有限公司（PACIFICWONDERLIMITED，以下简称太平公司），也获得原告光大公司的书面认可。之后由原告光大公司和案外人太平公司履行合同，船舶也登记在太平公司名下；二、涉案担保函属于担保合同，应该依附于主合同，因主合同已被补充协议更改，不应涉及担保责任。三、被告博敦公司与原告光大公司签订的只是“压箱底协议”，即太平公司不接船时才付款，并未向原告光大公司支付5万元船舶建造款；四、原告光大公司无论向被告博敦公司提出何种诉讼请求，均超过了诉讼时效。
原告光大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3600DWT干货船建造合同》；2、《3600DWT干货船建造合同条款更正协议》；3、原告光大公司与被告博敦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4、被告博敦公司向原告光大公司出具的《担保书》；5、原告光大公司通过律师向被告博敦公司发出的律师函；6、被告博敦公司向原告光大公司支付船舶建造款的部分凭证；7、被告博敦公司应付利息（部分）计算明细表；8、两份《补充协议》和一份《3900DWT船舶代理出口协议》。
被告博敦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至证据5的真实性认可，但合同转让给了太平公司，《补充协议》是合同转让后签订的“压箱底协议“，即只有在太平公司不要船的情况下才有效，而事实上太平公司取得船舶所有权；证据6中被告博敦公司是代替太平公司支付船款，被告博敦公司已支付的船舶建造款被原告光大公司退回。证据7中利息与被告博敦公司无关；证据8可以印证合同已经转移到太平公司取得各项证书变更为止，6月8日的补充协议与被告博敦公司无关，6月9日协议的真实性需要核实。
本院认为：除证据7因为不是证据，也没有完整的证据印证表格中计算利息的具体金额和数据，本院不予认定外，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被告博敦公司没有提供反证，本院对这些证据证明的事实予以认定。
被告博敦公司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了《关于3900DWT轮建造补充协议书》和《交船协议书》，其中《交船协议书》是被告博敦公司质证时从原告光大公司提供的材料中发现后作为证据提交，证明涉案船舶交给了太平公司。
原告光大公司的质证意见：真实性不否认，《关于3900DWT轮建造补充协议书》明确约定太平公司书面确认是生效要件，该公司没有书面确认，故该合同尚未生效，被告博敦公司没有脱离原合同关系，两个补充协议中都明确了被告博敦公司有独立的付款义务。原告光大公司对船舶交接协议没有提出异议。
本院认为：《关于3900DWT轮建造补充协议书》没有太平公司书面确认，故被告博敦公司以此作为船舶建造款义务转让的依据不予支持。《交船协议书》是原告光大公司提供的证据中夹杂的证据，被告博敦认可了该份证据，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查明：
2010年5月16日，被告博敦公司（甲方，委托方）与原告光大公司（乙方，承造方）签订编号为BDHS10009的《3600DWT干货船建造合同》。该合同约定，被告博敦公司委托原告光大公司建造3600DWT（“DWT”是“DEADWEIGHTTONNAGE”的缩写，中文译为“载重吨”）干货船一艘，价格21706655元。付款方法为分六期支付，最后一期为双方签署交接船协议后12个月，经双方核准质保金应付额后，7个工作日内结清余款。船舶建造周期为15个月，交船以原、被告双方签署的交接船文件之日为准。同年5月18日，被告博敦公司与原告光大公司签订《3600DWT干货船建造合同条款更正协议》，付款方法改为分七次支付，约定双方签署交接船文件后12个月，经双方核准质保金应付额，7个工作日内结清余款。船舶建造周期为14个月。
2011年6月22日，中电华东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公司）、原告光大公司（乙方）与太平公司（丙方）签订《3900DWT船舶代理出口协议》，该合同约定，鉴于原告光大公司为太平公司开工建造3900吨干货船一艘，将于2012年5月30日交船，原告光大公司同意委托中电公司代理出口3900吨干货船一艘，交船期和地点为2012年5月30日在上海或原告光大公司、太平公司共同指定码头。中电公司负责办理出口收结汇，出口报关及出口手续，收到太平公司付汇后，按照太平公司付款指令，将余额付到原告光大公司指定的账户。
2011年6月22日，原告光大公司（乙方）与被告博敦公司（甲方）签订《关于3900DWT轮建造补充协议书》，该协议约定：1、从协议签订之日3900吨干货船建造合同（编号：BDHX10009）的原船东由被告博敦公司变更为太平公司，即该公司取得上列合同的权利、承担合同项下的各项义务；2、在3900DWT干货船完工交付新船东太平公司之前，太平公司将委托被告博敦公司作为代理履行该建造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光大公司协助被告博敦公司完成因船舶变更后各项建造证书的变更；3、根据《3900DWT船舶代理出口协议》，太平公司委托中电公司负责对3900DWT干货船全部建造资金的支付，原告光大公司委托中电公司代理出口，原船东在此前支付的3900DWT干货船的建造款，由原告光大公司逐步退还给被告博敦公司（具体退还日期和金额由双方协商确定）；4、3900DWT干货船的建造进度、设备、材料及造价的核算按被告博敦公司和原告光大公司签订的造船合同（编号：BDHX10009）及此协议之前的相关补充协议继续履行，直至交付给太平公司。为出口需要签订相应的造船合同和买卖合同，同时解除原造船合同及补充协议，执行相应的造船和买卖合同；5、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太平公司书面确认即行生效；6、本协议生效后，被告博敦公司所有涉及3900DWT干货船建造合同的行为均为太平公司履行建造合同的行为，在各项证书未予变更之前被告博敦公司对代为履行合同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但是，该协议并未经太平公司书面确认。
2012年6月8日，中电公司（甲方）、原告光大公司（乙方）与太平公司（丙方）签订《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3900DWT船舶代理出口协议》规定船舶，控制号：SP10C613-10，经最后计算船舶总价2580万元，船舶出口后，中电公司向原告光大公司支付剩余船舶建造款。若中电公司、原告光大公司与太平公司所签船舶买卖合同，中电公司与原告光大公司所签《3900DWT干货船建造合同》（编号：SP10C613-10）与《3900DWT船舶代理出口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有冲突，以《3900DWT船舶代理出口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为准。
2012年6月9日，中电公司（甲方）、原告光大公司（乙方）、太平公司（丙方）与被告博敦公司还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原告光大公司在此之前和中电公司及太平公司所签船舶买卖合同、《3900DWT干货船建造合同》、《3900DWT船舶代理出口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等文件办理该轮出口手续，不影响3900DWT船舶实际工程由被告博敦公司据实与原告光大公司结算，结算超出2580万元部分由被告博敦公司支付。
2012年6月22日，被告博敦公司（甲方）、原告光大公司（乙方）、太平公司（丙方）签订《补充协议》，控制号：SP10C613-10。该合同约定，甲、乙、丙三方于2012年6月22日在鄂州对2010年5月16日原、被告所签3600DWT干货船建造合同作如下补充：由于被告博敦公司需要，原3600DWT船舶加大舱容，最终定为3900DWT；由于增大舱容，原总价由2170万元增加到2758万元；现总价2758万元中2580万元由中电公司支付，剩下的178万元由被告博敦公司支付，实际四方（含中电公司）约定所有款项由被告博敦公司支付，共同确认已支付船舶建造款21042295.12元，被告博敦公司尚欠原告光大公司船舶建造款6537704.88元，其中含船舶质保金1379000元，由被告博敦公司在2012年7月2日前支付给原告光大公司160万元，2012年8月10日前支付乙方除质保金外所有款项，质保金2012年12月30日前支付。本协议经三方正式签订后，由原告光大公司正式交船给被告博敦公司，所有责、权、利及风险同时转移到被告博敦公司。原告光大公司、被告博敦公司均盖章，法定代表人也签字，而在太平公司处签字的是被告博敦公司法定代表人，加盖的也是被告博敦公司公章。
此后，原告光大公司（建造方、卖方）、中电公司（建造方和卖方的代理）与太平公司（买方）签订《交船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原告光大公司和中电公司按照2011年6月22日签署的建造合同（编号：SP10C613-10），交付给太平公司一条3900DWT干货船（船名“KUNYI”），以及相关无任何负担的权利、所有权、权益和船舶上的物料和设备。太平公司在此按合同条款接受船舶交付及船舶所有权和风险。
2012年6月22日，被告博敦公司向原告光大公司出具担保书，该担保书的基本内容是，原告光大公司为被告博敦公司建造3900DWT干货船，总结算2758万元，已支付2104万元，欠款654万元。被告博敦公司以所属“博敦1”轮和“博敦2”轮的资产对其上述欠款进行担保，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另查明：2012年9月20日至2015年11月20日，中电公司、被告博敦公司、被告博敦公司员工周斐文等先后向原告光大公司支付了船舶建造款，其中在2013年2月8日、2014年1月28日、2015年2月28日、4月27日等日期，被告博敦公司均向原告光大公司支付过造船款。2015年8月15日，原告光大公司向被告博敦公司发出律师函，声称被告博敦公司尚欠其船舶建造款916074.97元，要求在2015年8月30日前全部付清。根据原告光大公司提供的付款凭证显示，被告博敦公司通过周斐文和钱燕飞在2015年8月15日后向原告光大公司支付了5万元。因此，被告博敦公司欠原告光大公司的船舶建造款应该约为86.61万（916074.97-50000）元。
本院认为：
本案为船舶建造合同纠纷。原告光大公司与被告博敦公司对本案所涉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案所涉船舶建造合同、补充协议及担保书等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约定和承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被告博敦公司是否有义务向原告光大公司支付船舶建造款。
其一、被告博敦公司所称2011年6月22日与原告光大公司签订的《关于3900DWT轮建造补充协议书》虽然约定了将涉案3900DWT干货船原船东变更为太平公司，但该协议第5条明确约定太平公司书面确认后生效。被告博敦公司没有举证证明太平公司对此协议进行了书面确认，因此该协议中关于相关义务转让的条款无效。该协议第6条虽然约定了各项证书变更之前被告博敦公司的连带责任，但没有改变被告博敦公司向原告光大公司的应付造船款义务。相反，2012年6月9日，中电公司、原告光大公司、太平公司与被告博敦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其他协议不影响3900DWT船舶实际工程款由被告博敦公司据实与原告光大公司结算，结算超出2580万元部分由被告博敦公司支付。这些事实都证明，被告博敦公司没有被免除向原告光大公司支付剩余造船款的义务。
其二、2012年6月22日，被告博敦公司（甲方）、原告光大公司（乙方）、太平公司（丙方）签订《补充协议》中约定，本协议经三方正式签订后，由原告光大公司正式交船给被告博敦公司，所有责、权、利及风险同时转移到被告博敦公司，但在太平公司处签字盖章仍是被告博敦公司。同日，被告博敦公司为此出具的担保函也明确载明了担保付款责任，也没有否定本案的其他相关协议，没有改变被告博敦公司作为船舶建造款支付主体的地位，故向原告光大公司支付船舶建造款担保责任并未免除。被告博敦公司辩称主合同变更导致担保无效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对此抗辩意见不予支持。
其三、交付船舶与支付船舶建造款是可以分离的，本案所涉船舶虽然最后是交付给太平公司，但这只是证明原告光大公司根据约定，履行了船舶建成后的物的交付义务，不等于原告光大公司免除了依约对被告博敦公司行使债的追偿权利。事实上，2013年2月8日、2014年1月28日、2015年2月28日、4月27日，被告博敦公司仍在多次履行向原告光大公司支付船舶建造款的义务，这表明被告博敦公司实际仍是造船款履行义务一方。被告博敦公司辩称上述付款行为是代太平公司支付、所称“压箱底协议”及已向原告光大公司支付的造船款被退回没有证据证明，与本案所涉证据证明的事实也不符，故本院不予采信。
原告光大公司于2016年1月20日向本院起诉，根据被告博敦公司已多次支付造船款的时间，结合原告光大公司2015年8月15日向被告博敦公司发出律师函的事实等，均证明原告光大公司的起诉没有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被告博敦公司辩称原告光大公司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本院同时认为：其一、根据原告光大公司向被告博敦公司发出的催款律师函上声称的金额916074.97元，扣除发出律师函后自认收到的5万元船款，被告博敦公司拖欠的船舶建造款应该约为86.61万元，而非原告光大公司诉称的86.8万元。其二、原告光大公司提供了利息计算表，但并没有提供与此表格分别对应付款情况的全套证据，本院无法逐次审核，故直接以此表格作为计算利息的依据欠妥。但是，原告光大公司诉称的船舶建造款86.8万不超过质保金，故本院酌情以被告博敦公司约定应还清质保金的次日，即2012年12月31日作为利息起算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指定的履行之日止（原告光大公司诉称的暂计算利息也按此方法据实计算）。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博敦船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鄂州市光大造船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船舶建造款86.61万元及利息（从2012年12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指定的履行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鄂州市光大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002元，由原告光大公司负担33元，被告博敦公司负担14969元。被告博敦公司应负担的诉讼费连同本判决主文第一项支付给原告光大公司。
如不服本判决，双方当事人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三份，上诉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13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收款人：湖北省财政厅非税收入财政专户，账号：05×××69，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东湖支行。缴款人采用银行转账、银行汇兑等方式缴款的，应在银行凭据用途栏注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或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单位编码“103001”）。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王建新
审 判 员 陈 荣
代理审判员 杨 骋
二〇一六年八月七日
书 记 员 胡大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