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商）终字第104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承宗，男，1928年2月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和平里支行，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七区36号楼。
负责人李增，行长。
委托代理人康会杰，男，1978年12月1日出生。
上诉人郑承宗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和平里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和平里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商）初字第065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罗珊担任审判长，法官郭菁、孙兆晖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10月14日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承宗在一审中起诉称：2009年初，郑承宗存入银行3万元，同年1月5日，转入华夏现金吃利息，同年4月7日赎回，申购华夏300证券2.05万元，结存9500元。2009年3月份郑承宗存入银行3万元，后取出1.6万元，申购华夏成长1.3万元，结存729.91元。郑承宗认为，2009年4月7日赎回华夏现金3万元，按规定应把这3万元转入其储蓄卡，但是建行和平里支行违规操作，替郑承宗申购了2.05万元的证券，剩余的9500元挂在基金账上，还有500元是银行少计的客户余额，故要求建行和平里支行返还1万元及相应利息。
建行和平里支行在一审中答辩称：不同意郑承宗的诉讼请求。郑承宗主张的2009年3月份在建行和平里支行办理3万元存款及支取1.6万元的业务不存在。经查，建行和平里支行在2008年12月31日至2009年7月6日期间为郑承宗办理的每一笔业务均有凭证和签字，郑承宗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2年1月，郑承宗在建行和平里支行处办理了卡号为×××的储蓄卡，并以该储蓄卡帐号为签约帐号开通了证券业务功能及证券资金账户，其证券资金卡号为×××。2008年12月31日郑承宗现金存入31000元，储蓄卡账户余额为31092.36元。2009年1月5日郑承宗支取现金1000元，储蓄卡账户余额30092.36元。2009年1月5日郑承宗委托申购华夏现金基金30000元，储蓄卡账户余额为92.36元；2009年1月6日，申购成交华夏现金基金30000元。2009年4月2日郑承宗委托赎回华夏现金基金份额30115.92元，2009年4月7日华夏现金赎回成交30115.92元，成交后该笔金额存在郑承宗证券资金卡账户内。2009年4月9日郑承宗从其证券资金卡转出16000元至签约储蓄卡内，并于同日支取现金16000元。2009年6月23日郑承宗委托申购华夏成长基金13000元，2009年6月25日申购成交，成交金额12770.15元，交易费用229.86元，该笔申购资金是从郑承宗证券卡资金账户支出的。2009年7月6日郑承宗现金存入储蓄卡20000元，储蓄卡账户余额为20094.08元；同日郑承宗委托认购华夏300基金，认购金额20500元。2009年7月9日华夏300基金成立，认购成交20297.24元，交易费用202.97元。2012年5月25日该笔华夏300基金赎回，成交15162.04元。2012年5月30日，郑承宗申请销户，注销了卡号为×××的储蓄卡，原绑定该卡的证券资金账户更改为郑承宗卡号为×××的储蓄卡。截至2014年12月1日，郑承宗证券资金卡内有诺安成长基金份额，余额12163.23元。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郑承宗在建行和平里支行办理了储蓄银行卡，双方的储蓄存款合同成立，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郑承宗主张建行和平里支行违规操作及返还1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要求，未能向该院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郑承宗所提供的申诉书、陈情书等信访材料，仅为其个人一方的陈述及推论，该院不予采信。为查明事实，该院依法调取了涉案储蓄卡交易流水记录及开户销户记录，经对比，涉案储蓄卡交易情况与郑承宗提交的证券与资金对账单、建行和平里支行提交的存款凭条、取款凭条、证券与黄金买入委托单、证券卖出委托单、证券资金转账申请表等证据相互印证。郑承宗主张的交易细节及有关基金账上9500元余额及500元的少计余额，与现有证据记载不符，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郑承宗的诉讼请求。
郑承宗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的上诉理由如下：
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郑承宗于2009年4月9日从其证券资金卡转出16000元至签约储蓄卡内并于同日支取同额资金。实际上郑承宗并未办理此项操作，且郑承宗也未于2009年7月6日现金存入储蓄卡20000元。这两笔账都是之前郑承宗与建行和平里支行解决纠纷时为了排除纷扰，去伪求真，将其作废的。一审法院否定郑承宗主张的交易细则及有关基金账上9500元、余额少计500元。事实却是2009年3月，郑承宗存入储蓄卡账户30000元，后又支取16000元，并申购华夏成长基金13000元，此时储蓄卡的结存余额727.91元，该账目已于同年7月6日由银行计算机网络作了结算。2009年4月7日从华夏现金基金赎回30000元，后又支出20500元申购华夏300基金，此时证券资金卡的余额为9500元。一审法院偏信建行和平里支行的一面之词，无视客观事实，片面认定事实，依据不充分，因此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二、建行和平里支行提供的证据存在虚假。建行和平里支行用以证明“系统自动从对应储蓄卡中划出资金19366.17元，补足认购金额”的证据虚假，事实是郑承宗的储蓄卡当时并没有这么多的余额，不存在划出资金的事实。郑承宗也没有在2009年7月6日存入现金20000元，建行和平里支行该证据亦虚假。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郑承宗的一审诉讼请求，诉讼费由建行和平里支行承担。
建行和平里支行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针对郑承宗的上诉理由答辩称：不同意郑承宗的上诉请求。郑承宗的上诉理由没有新的证据支持，其提出的账务计算没有证据支持，都是其主观臆断。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本院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根据郑承宗提交的投资人证券与资金对账单显示，郑承宗于2009年6月25日申购华夏成长基金成交后，又分别于2011年1月18日和2011年3月16日继续申购了华夏成长基金，2011年3月16日，郑承宗还申购了诺安成长基金。此后，郑承宗以涉案证券资金账户多次进行申购和赎回证券投资基金的操作。至涉案储蓄卡销户前，郑承宗操作证券投资基金的具体内容与一审法院调取的涉案储蓄卡交易流水记录有对应关系。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郑承宗提交的投资人证券与资金对账单（20090101-20141201）与建行和平里支行提交的存款凭条、取款凭条、证券与黄金买入委托单、证券卖出委托单、证券资金转账申请表及当事人陈述意见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的陈述是证据的种类之一，但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建行和平里支行提交了涉案账户的存款凭条、取款凭条、证券与黄金买入委托单、证券卖出委托单、证券资金转账申请表来证明郑承宗的交易操作细节，相关凭证上均有郑承宗的签字确认，能够认定其证明力。郑承宗提出建行和平里支行违规操作，要求建行和平里支行返还1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要求，仅以所提供的申诉书、陈情书等信访材料为证据。本院认为，郑承宗的该等证据仍属于当事人的陈述意见范畴，无法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郑承宗负有继续提供其他证据的举证责任。郑承宗上诉提出，2009年4月9日从其证券资金卡转出16000元至储蓄卡内并于同日进行支取的操作非其本人操作；其也未于2009年7月6日存入现金20000元至涉案储蓄卡。但针对建行和平里支行提交的相关存取款凭证，郑承宗提出异议并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也不申请进行笔迹鉴定。经一审法院调取涉案储蓄卡交易流水及开户销户记录，并经核实比对，涉案储蓄卡交易情况与原始凭证能够相互印证，且与郑承宗提交的证券与资金对账单相对应。本院同时注意到，郑承宗所陈述的交易细节，欠缺连贯性和完整性，且无原始凭证加以佐证。故本院对郑承宗的主张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郑承宗的上诉理由，证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郑承宗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郑承宗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 珊
审 判 员 郭 菁
代理审判员 孙兆晖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宋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