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6民终30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英，女，1966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勇，湖北巨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饶金昌，男，1955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建艳，女，1959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平，湖北百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英因与被上诉人饶金昌、孙建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7）鄂0602民初13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勇，被上诉人饶金昌、孙建艳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英上诉请求：1．撤销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7）鄂0602民初1392号民事判决，改判饶金昌、孙建艳向李英偿还借款本金160万元，利息71.2万元，并从2017年5月19日起按照年24％向李英支付利息直至本息全清；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饶金昌、孙建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李英要求饶金昌、孙建艳按年利率24%付息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属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首先，从借贷合同的形成上来说，双方的借贷关系开始于2011年8月，以后一直处于延续状态。在借贷合同成立之初，双方就以书面方式明确约定了利息，一直按约履行。2013年6月l8日，饶金昌出具“收条”的行为，是合同延续过程中的一个对账行为，而并非产生一个新的借贷合同。也就是说，双方并没有就借贷合同中关于利息的约定作出变更，因此，在2013年6月18日对账之后的款项，应当继续计算利息；其次，从借贷合同的目的上来说，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5）鄂襄城民二初字第01404号判决已经查明，饶金昌向李英借款，是用于投资湖北和兴集团，用以赚取高额利差。这是一种纯粹的商业投资行为，在商业投资行为中，资金的利用理所应当有相应的利息，这是一个惯例，同时也是一种最基本的公平合理，从现实来说，李英也不可能无偿的向饶金昌、孙建艳长期提供巨额资金，任其赚取利润而自身分毫不取；再次，从借贷合同的实践上看，在两年半的时间跨度内，双方还款时间很固定，还款金额也可以说按照利息的约定一分不差，有着很强的规律性，即便从2013年6月18日后到12月18日半年期间，还款时间和金额也有明显规律，李英在一审时也一再向一审法院作出说明，但一审判决对此缺乏分析判断；最后，从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的同类案件来看，因为饶金昌并不止向李英一人借款，还有其他人。其中，在2016年12月15日审结的（2015）鄂襄城民二初字第01404号判决的案件，与本案除借款金额不同外，其他情况包括借款情形、资金用途、收条书写的内容等都基本一致，该案判决支持了利息并最终生效。而本案，除基本一致的证据李英都有之外，还多了开始时明确约定利息的书面约定等其他证据，前一案件法院最终支持了利息而本案没有支持。二、一审法院直接将2013年6月18日之后转给李英的款项，全部视为偿还本金与事实不符。在一审开庭时，李英就提出，饶金昌在2013年6月18日之后转给李英的款项，包含利息、房租收益、房产贷款抵押获取资金的收益三部分，并非偿还本金。在庭后，李英也根据法庭要求提交了详细的质证意见，并提供了证明相关内容的补充证据、笔迹鉴定申请和申请法院调取证据的申请，用于查清和认定转款金额的用途和是否有利息这些关键事实。但一审法院对李英提交的申请和补充证据没有做任何审查，也没有作出任何答复，在一审判决书中也只字未提。最终在没有任何证据，也没有任何解释说理的情况下直接将转款视为偿还本金，不仅损害了李英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未能保障李英应有的诉权，损害了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则。
饶金昌、孙建艳辩称，李英在一审法庭辩论及庭审结束多日之后，才提出笔迹鉴定和调查取证申请，超过了法定期限，即便准许其申请，也无法直接认定双方就260万元欠款明确约定了月息2.5%，一审法院未准许李英的申请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房租问题双方不存在争议，也未计算在还款范围内；房产贷款问题与本案无关，应当另案解决。李英应当就存在月息2.5%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其提供的计算方法不能视为证据。李英自认2013年6月18日之前借款利率为月息3%或2.5%，应当按年利率24%进行层层核减。李英自认2013年6月18日之后归还了203265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并无程序违法，应当维持。
李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饶金昌、孙建艳向李英偿还借款本金160万元，利息71.2万元，共计231.2万元，并从2017年5月19日起按年利率24%向李英支付利息直至本息全清；2．诉讼费由饶金昌、孙建艳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饶金昌、孙建艳系夫妻关系，孙建艳系李英丈夫孙建设的姐姐。从2011年8月开始，饶金昌多次从李英处借款用于经营，饶金昌支付李英借款利息。截止到2013年6月18日，经双方对账，饶金昌尚欠李英本金及利息共计260万元，饶金昌为李英出具“收到李英现金贰佰陆拾万元整”的收条一份。此后饶金昌陆续付给李英款项共计2032655元。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饶金昌、李英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依法成立。根据李英陈述、饶金昌辩称，本案存在两个争议焦点，第一，2013年6月18日饶金昌为李英出具收条后，李英借款是否继续计息，李英称双方口头约定利息为年利率24%，饶金昌从2013年6月18日到2013年12月18日一直正常付息，但饶金昌不予认可，认为260万元不在计息，后来还的款没有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260万元是否计息各持己见，饶金昌的收条是对双方之前的借款本金及利息结算所形成的结算凭证，收条上并未约定利息，饶金昌从2013年6月18日之后的还款有多笔，还款时间和金额没有明显规律，饶金昌为李英出具的是收条而非借条，李英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在2013年6月18日之后继续支付利息的合意，故李英要求饶金昌按年利率24%付息的诉讼请求缺少充分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二，饶金昌女儿饶文婷给李英女儿孙冬青转款5万元是否应扣减本案债务，饶金昌提供证据称其女儿提供微信、支付宝付款5万元给李英女儿，应算饶金昌给李英的还款，对此李英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此5万元转款并非转给李英，饶金昌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是受李英委托转款，故此5万元不应视为饶金昌还款。因本案借款发生在饶金昌、孙建艳婚姻关系承续期间，饶金昌无证据证明系饶金昌夫妻约定的为饶金昌个人债务，也不能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故本案债务应为饶金昌夫妻共同债务，饶金昌夫妻应共同偿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第（二）规定，判决：一、饶金昌、孙建艳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李英借款567345元，并从2017年6月13日起至借款567345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承担逾期付款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二、驳回李英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2648元，由李英承担7898元，由饶金昌、孙建艳负担475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李英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几组证据：
1.襄阳市房权证樊城区字第70041202－3房权证；襄樊市闽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巴黎之夜”2006年6月29日签订的《租赁合同》；根据银行流水统计的孙建艳给付孙建设房租的统计表。欲证明饶金昌、孙建艳支付给李英的款项中，包括支付的房租部分，并非全部是偿还本案借款。
2.淘宝网话费充值记录截图。欲证明2013年8月2日饶金昌、孙建艳转给李英的200元，系李英代饶金昌交纳电话费的200元。
3.2013年9月1日孙建设向孙建艳转账5万元的转款凭证。欲证明饶金昌、孙建艳支付给李英的款项中，2013年8月31日的61500元，其中5万元是临时拆借，第二天即转回，并非偿还本案借款。
4.饶文婷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于2012年10月22日签订的《最高额担保个人借款合同》；饶金昌、饶文婷、孙冬青分别以房屋抵押的他项权证；孙建艳亲笔书写的算账明细单及根据银行流水统计的孙建艳因孙冬青房屋抵押给付孙建设利息的还款明细及说明。欲证明饶金昌、孙建艳支付给李英的款项中，包括支付的因孙冬青房屋抵押应得的利息，并非偿还本案借款。
5.银行流水，及结合银行流水对还款明细的说明。欲证明饶金昌、孙建艳支付给李英的款项中，并非偿还本案借款，及饶金昌、孙建艳有规律的按月息2.5%支付利息的事实。
经质证，对证据一，饶金昌、孙建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平对房权证和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统计表系当事人陈述，不属于证据；对其他证据，因当事人本人未出庭参加诉讼，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平称需要与当事人本人核实，通知当事人本人到庭发表意见。饶金昌、孙建艳未到庭就上述证据发表意见。庭后刘新平提交书面质证意见，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且与本案缺乏足够的关联性。
经审查，上述证据，饶金昌、孙建艳对房权证和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他证据，庭后提交的书面质证意见中，仅提出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的意见，未对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的证据，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上述证据直接影响案涉借款数额和利息的认定，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本院予以采纳。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经济往来情况，需要当事人本人到庭陈述清楚，饶金昌、孙建艳不到庭对原告提供的经济往来流水等发表意见，也未将意见通过其代理人向法院陈述，视为饶金昌、孙建艳放弃自己的质证权利。对证据五，当事人双方在一审中已向法院提交，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
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当事人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结合一二审中的相关证据，综合认定如下：
饶文婷、孙雪松、孙冬青按份共有襄阳市樊城区长虹路闽发.世纪新城3幢2层2××号房产（权证号为：襄樊市房权证樊城区字第××号）。其中饶文婷占72%，孙雪松占18%，孙冬青占10%。2006年6月29日，襄樊市闽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将该房屋租赁给“巴黎之夜”经营，《租赁合同》载明，第一个租赁年限租金为40万元，第二年40万元，以后每年在上一年的租金基础上递增3%，即第三年41.2万元，第四年42.4万元，第五年43.6万元，第六年44.8万元，第七年46万元，第八年47.2万元，第九年48.4万元，第十年49.6万元，租金按季度支付。2012年1月1日孙建艳通过其尾号20883的账号向孙建设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庞公支行尾号24947的银行卡转账11200元，2012年3月5日转账11200元，2012年6月4日转账11200元，2012年9月5日转账11200元，2012年12月6日转账11500元，2013年3月5日转账11500元，2013年6月5日转账11500元，2013年12月3日转账11800元，2014年3月3日转账11800元，2014年5月31日转账11800元，2014年9月2日转账11800元，2014年12月1日转账500元，2014年12月2日转账11600元。李英陈述，前述转账均为孙建艳支付的租金，其中11200元系第六个租赁年限（2006-2012）的租金，即一年44.8万元÷4个季度×孙冬青所占10%的份额＝11200元；11500元系第七个租赁年限（2006-2013）的租金，即一年46万元÷4个季度×孙冬青所占10%的份额＝11500元；11800元系第八个租赁年限（2006-2014）的租金，即一年47.2万元÷4个季度×孙冬青所占10%的份额＝11800元；2014年12月1日、2日转账共计12100元（500元＋11600元＝12100元），系第九个租赁年限（2006-2015）的租金，即一年48.4万元÷4个季度×孙冬青所占10%的份额＝12100元。
2012年10月22日，饶文婷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公司签订《最高额担保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额度为145万元，额度有效期为2012年10月22日至2015年10月21日。饶金昌以其位于襄樊市××城区××路××室房屋抵押担保其中的49万元债权，他项权证号为：襄阳市房他证襄城区字第××号；饶文婷以其位于襄樊市××区××路（世纪新城）2幢1单元23层1-23-1室房屋抵押担保其中的60万元债权，他项权证号：襄阳市房他证樊城区字第××号；孙冬青以其位于襄樊市××××大道（百盟）83幢多套房屋抵押担保其中的36万元债权，他项权证号：襄阳市房他证襄州区字第××号。2012年9月18日，孙建设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庞公支行尾号24947的银行卡，向孙建艳尾号20883的账号转账50000元；2012年10月18日，孙建艳通过其尾号20883的账号向孙建设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庞公支行尾号24947的银行卡转账56250元，2012年11月18日转账56250元，2012年12月17日转账58768元，2013年1月17日转账71832元，2013年3月18日转账62000元，2013年3月19日转账1066元，2013年5月18日转账62910元，2013年6月17日转账12832元；2013年6月18日孙建设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庞公支行尾号24947的银行卡，向孙建艳尾号20883的账号转账30万元，饶金昌给李英出具收到260万元的收据一份；2013年7月18日孙建艳通过其尾号20883的账号向孙建设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庞公支行尾号24947的银行卡转账716600元，2013年8月19日分两笔转账共71582元（40000元＋31582元），2013年9月18日转账71582元，2013年10月18日转账71660元，2013年11月23日转账678元，2013年12月18日转账47740元。李英陈述，2012年9月18日，其向孙建艳增加5万元借款后，借款本金为225万元，利息为月利率2.5%，自2012年10月18日，孙建艳按月向李英支付利息56250元（225万元×2.5%＝56250元）；自2012年12月17日，因孙冬青以其房屋抵押担保36万元的债务，孙建艳按月息2.5%计算给予李英抵押收益，扣除分摊银行手续费和利息后，余额部分支付给李英，月大（31天）的收益为6582元[36万元×2.5%＝9000元－支付给银行的利息2418元（36万元×0.65%÷30×31＝2418元）＝6582元]，月小（30天）的收益为6660元[36万元×2.5%＝9000元－支付给银行的利息2340元（36万元×0.65%＝2340元）＝6660元]。另外，2012年12月17日，孙建艳对2012年11月13日到12月20日的担保收益提供了计算明细，载明了当日支付58786元的构成，为225万元本金计算的一个月利息56250元，加上担保收益2536元。2013年11月23日，孙建艳对2013年10月21日至2013年11月6日的担保收益提供了计算明细，载明该段时间的担保收益为678元。
2013年8月2日李英向号码为159××××0088的电话充值200元，同日，孙建艳通过其尾号20883的账号向孙建设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庞公支行尾号24947的银行卡转账200元。
2012年12月14日，孙建设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庞公支行尾号24947的银行卡，向孙建艳尾号20883的账号转账15000元，2012年12月17日，孙建艳又转回15000元；2013年3月25日，孙建艳向孙建设转账10000元，当日孙建设又转回10000元。
李英提供了孙建设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庞公支行尾号24947的银行卡，与孙建艳尾号20883的账号、尾号15×××84账号等，自2011年8月8日起至2014年12月的转账往来明细，及孙建设建设银行等的部分转账明细。
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所举证据，可以认定当事人之间存在多项经济往来，除存在借贷关系外，还存在饶金昌向李英支付因房屋出租分割租金的收益，以及因提供抵押物而享有的抵押担保收益。因此，只有在区别租金收益和担保收益后，方可确定本案当事人诉争的借款本息和偿还情况。本院具体评析如下：
一、关于孙建艳、饶金昌支付给李英的款项中，是否包括租金的问题。从孙建设与孙建艳的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2日的银行流水中可以看出，除2011年9月8日、2013年8月31日房租没有单独支付外，其他季度的房租均为单独支付，而且支付时间、金额，与《租赁合同》载明的租金数额和孙冬青占有的房屋产权份额相吻合，因此，李英的陈述能够与其提供的银行流水相互印证，故可以认定孙建艳、饶金昌支付给李英的款项中包括租金。按照租金支付的规律，结合饶金昌于2011年8月8日向李英出具的收条中载明的借款本金和利息情况，可以认定2011年9月8日孙建艳支付给孙建设的25900元，包括15000元利息（50万元×3%＝15000元）和10900元房租（第五个租赁年限的租金43.6万元÷4个季度×孙冬青所占10%的份额＝10900元）；2013年8月31日孙建艳支付给孙建设的61500，包括11500元房租（第七个租赁年限租金46万元÷4个季度×孙冬青所占10%的份额＝11500元），以及其他属于给付租金的款项（详见附表中载明的付房租部分）。故李英关于孙建艳、饶金昌支付给其的款项中，包括租金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
二、关于孙建艳、饶金昌支付给李英的款项中，是否包括担保收益的问题。2012年12月17日，孙建艳对2012年11月13日到12月20日的担保收益提供了计算明细，载明“225本：56250＋2536＝58786元”，即当日孙建艳支付给孙建设的58786元，为225万元本金计算的一个月利息56250元，加上担保收益2536元，结合2012年10月18日、2012年11月18日孙建艳均向孙建设转账56250元，可以认定在此期间，孙建艳、饶金昌依本金225万元，按月向李英支付56250元（225万元×2.5%＝56250元，即月息率2.5%）利息的事实。根据2012年12月17日、2013年11月23日孙建艳书写的担保收益计算明细，结合2013年5月18日、2013年6月17日等银行流水记录，可以认定孙建艳、饶金昌支付给李英的款项中包括担保收益的事实。李英关于担保收益数额的陈述，与银行流水基本相吻合（扣除孙建艳、饶金昌按月支付的利息后），据担保收益的给付规律，结合当事人双方的银行流水，可以认定属于给付担保收益的款项（详见附表中载明的付担保收益部分）。饶金昌故李英关于担保收益不应抵冲案涉借款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三、关于2013年6月18日饶金昌给李英出具260万元收据后，孙建艳、饶金昌是否继续向李英支付利息，即双方是否存在口头约定利息的问题。首先，本案260万元的条据，系自2011年8月8日饶金昌向李英借款50万元开始，多年滚动而形成的，而2011年8月8日饶金昌给李英出具的50万元借款条据中，明确载明月息三分，证明双方借款存在约定利息的客观事实；其次，根据孙建艳与孙建设之间银行流水，2013年7月18日孙建艳向孙建设支付71660元，扣除担保收益6660元（7月份为月大）后，余额65000元；2013年8月19日孙建艳向孙建设分两笔支付共71582元（40000元＋31582元＝71582元），扣除担保收益6582元，余额65000元；2013年9月18日孙建艳向孙建设支付71582元，扣除担保收益6582元，余额65000元；2013年10月18日孙建艳向孙建设支付71660元，扣除担保收益6660元（7月份为月大）后，余额65000元。因此，可以认定2013年6月18日饶金昌给李英出具260万元收据后，孙建艳、饶金昌按月定额向李英支付65000元，该数额与李英陈述孙建艳、饶金昌以260万元为本金，按月息2.5%支付利息一致（260万元×2.5%＝65000元），符合当事人双方历年的付息的习惯。据此，可以认定2013年6月18日饶金昌给李英出具260万元条据后，饶金昌按月息2.5%继续向李英支付利息。李英关于存在利息约定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四、关于借款本息的认定问题。根据当事人双方的陈述，及李英提供的260万元形成的银行流水情况，可以认定260万元借据形成的过程中，存在多笔将借款利息计入本金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已经支付的利息，超过年利率36%部分无效；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本案中，对饶金昌、孙建艳已经支付的款项，按前述扣除房租、担保收益、临时周转、代为交纳电话费外，对已支付部分，按照当事人双方实际支付的本金和约定利率，按先息后本的原则，依当事人约定予以抵充。经核算，至2017年5月19日，孙建艳、饶金昌尚欠李英本金146.8万元，利息792074.08元（具体计算过程详见附表）。李英请求偿还借款本金160万元，超过了前述经核算所欠的本金数额，对超过部分，本院不予支持。李英请求支付71.2万元利息，未超过前述经核算所欠的利息数额，本院予以支持。
饶金昌、孙建艳关于双方无利息约定，及所支付款项全部偿还案涉借款的辩解意见，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且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因本案借款形成过程中，有饶金昌出具借据的行为，有孙建艳提供计算明细的过程，银行流水发生在孙建艳与孙建设之间，故可以认定案涉借款系饶金昌、孙建艳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故本案债务应为饶金昌、孙建艳夫妻共同债务。
综上所述，李英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因当事人二审中提交了新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7）鄂0602民初1392号民事判决；
二、饶金昌、孙建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李英借款146.8万元及利息（截至2017年5月18日利息为71.2万元；之后以146.8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自2017年5月19日起计算至本息全部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李英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2648元，由饶金昌、孙建艳负担11925元，由李英承担77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502元，由饶金昌、孙建艳负担19331元，由李英承担117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剑波
审判员 闫建华
审判员 何绍建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日
书记员 刘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