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3民终7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康喜乐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明州路775号。法定代表人：徐静，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红，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元章，男，1964年8月13日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江苏省睢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超，睢宁县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菊，女，1978年10月2日生，汉族，江苏省睢宁县。原审被告：睢宁县人民医院，住所地在江苏省睢宁县八一路。法定代表人：朱林，该医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车新民，该医院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志峰，该医院职工。上诉人宁波康喜乐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喜乐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元章、朱菊、原审被告睢宁县人民医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2015）睢商初字第07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康喜乐嘉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上诉人无须支付被上诉人刘元章货款34824元。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康喜乐嘉公司采购货物的方式为采购人员到菜场现场采购，现场现金结算，并不存在到期货款结算，即上诉人货物采购的方式是采购人员提前一天到公司财务处领取采购预备金，当日下班前凭票据到公司财务处实报实销，当天的货款当天结算清楚。采购员付清货款后，由被上诉人刘元章将货物送到睢宁县人民医院食堂。二、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据以认定34824元货款的依据为79张销货清单，证据不足。首先，销售清单上存在删除和涂改的现象；其次，销售清单上朱菊的签字与上述货物的品名、数量等中间留有空隙，不能排除被上诉人在朱菊签字后添加货品、数量的可能；第三，79张销货清单中有部分并非朱菊本人签字；第四，销货清单只是确认数量、重量的依据，并不是结算的依据，货款在采购当时即结清。三、朱菊仅是上诉人公司的前厅主管，且为钟点工，上诉人未授权朱菊对货款金额进行确认。且一审审理期间，朱菊并未出庭陈述事实。四、上诉人申请康喜乐嘉公司原采购员出庭作证，以查明事实。被上诉人刘元章辩称，上诉人在一审中已认可收到涉案货物，只是认为本案销售清单不能证明其未付款，但是上诉人并没有证据证明已经付过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被上诉人朱菊辩称，我只是打工人员，马祥是上诉人食堂采购人员，因其不能时时在场故委托我代收货物。原审被告睢宁县人民医院辩称，涉案买卖与睢宁县人民医院没有关系。刘元章原审诉请：判令康喜乐嘉公司、睢宁县人民医院、朱菊给付货款34933元，并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睢宁县人民医院将其食堂承包给康喜乐嘉公司经营，2014年6月25日至2014年11月18日，朱菊在担任睢宁县人民医院食堂管理员期间，签收刘元章送去的各种食材，并出具79张销货清单，合计34933元。经多次催要未果，特起诉至法院。睢宁县人民医院原审辩称：1、2014年4月26日，我院与康喜乐嘉公司签订《医院职工食堂承包合同书》，按照合同约定，我院职工食堂自2014年4月28日至2016年4月27日由康喜乐嘉公司承包经营，刘元章诉称送给食堂的各种食材是与康喜乐嘉公司在承包我院职工食堂期间发生的买卖合同关系，我院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2、《医院职工食堂承包合同书》中第五条第四款约定，康喜乐嘉公司在承包期间与外界发生的一切纠纷问题均与睢宁县人民医院无关，因此，康喜乐嘉公司在承包期间与刘元章发生的买卖合同纠纷应由康喜乐嘉公司承担；3、朱菊系康喜乐嘉公司聘用的工作人员，与我院不存在任何劳动合同关系。康喜乐嘉公司原审辩称：1、我方均是现金采购，并不拖欠货款，刘元章出具的购货单为送货凭据，不能证明我方未付款；2、朱菊系我公司在经营睢宁县人民医院食堂期间的前厅主管，并非食堂采购人员，她只有货物的签收权，不具有财务的结算权；3、销货清单中存在多处字迹不同的随意添加，故我方不予认可。朱菊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该院提供书面答辩意见及有关证据材料。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刘元章是经营干鲜货零售的个体工商户，未有登记字号。康喜乐嘉公司承包睢宁县人民医院的食堂，聘用朱菊为睢宁县人民医院食堂的前厅服务员。从2014年6月份至2014年11月份，朱菊79次签收康喜乐嘉公司向刘元章采购的食材。现刘元章以康喜乐嘉公司、睢宁县人民医院、朱菊不予支付货款为由，诉至法院，诉请如前。原审法院认为，康喜乐嘉公司向刘元章采购食材，并经其前厅员工签收，应支付相应货款。康喜乐嘉公司抗辩认为其均为现金采购，并提供了费用审批报销单三张。三张费用审批报销单虽记载用途为医院现金采购，但未载明采购来源，日期又分别为2015年1月4日、1月5日、1月6日，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不能证明涉案货款已及时现金支付，对康喜乐嘉公司的该抗辩意见，该院依法不予采信。对于7月29日的销货清单，在朱菊签字下方添加“鲜酱1桶25”，8月9日的销货清单，在朱菊签字的下方添加“糯米藕5个25”，添加内容的字体与对应清单上方内容的字体不一致，朱菊也未进行签字确认，无法证明该添加内容的货品已经康喜乐嘉公司签收，故对上述两份销货清单，该院认定朱菊签收货品的数额分别为544元和504元。8月8日的销货清单中干鱼的金额及货品的总金额均有涂改，该院仅对未涂改部分的货品数额予以认定，确定347元。对于其他76张销货清单，虽在部分清单中有内容的删减或修改，但有删减或修改的销货清单中的单项计数与汇总金额能够对应一致，朱菊是在总金额下方签字确认的，故该院对该76张销货清单中记载的货品数额予以认定，确定为33429元。睢宁县人民医院、朱菊均非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依法不应承担给付货款的义务。朱菊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其抗辩权利的放弃。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宁波康喜乐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元章货款34824元；二、驳回刘元章对睢宁县人民医院、朱菊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刘元章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4元，由宁波康喜乐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承担（于履行给付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刘元章）。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及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康喜乐嘉公司二审期间提供的2014年8月25日至2014年10月13日期间的十六份费用审批报销单和入库单，系其公司内部财务管理单据，领款人为上诉人公司采购员马祥。被上诉人刘元章经质证对改组证据不予认可，且上诉人不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马祥所领取款项已经用于支付刘元章所售货物的货款。因此，对该组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二、朱菊二审期间提供的由马祥于2017年2月21日书写的证明，内容为“朱菊代为验货，签收！”上诉人经质证对改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该证据能够证明马祥授权朱菊签收验货的事实，与本案诉争事实存在关联，对该组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货款金额如何确定；2、货款是否已经实际支付。本院认为，一、关于涉案货款金额认定问题。上诉人对于朱菊系其聘用职员的事实不持异议，结合上诉人无异议的采购员马祥的书面证明，能够认定朱菊代表上诉人检验、签收货物的事实，故上诉人依法应承担涉案货物的清偿义务。上诉人康喜乐嘉公司关于销货清单上存在删除和涂改的现象，不能排除刘元章在朱菊签字后添加货品、数量的上诉主张，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且原审法院已经对3张朱菊签字之后添加部分的相应货款金额予以扣减，而对于其他76张销货清单，虽部分存在删减或修改的情形，但销货清单中的单项计数与汇总金额能够对应一致，且朱菊是在总金额下方签字确认的，故原审法院对该76张销货清单中所记载的货款金额予以认定，并核算总欠款金额为33429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院予以维持。二、对于货款是否已经支付的问题。刘元章提供的79张销货清单上写明了送货品种、数量和货款金额，并由康喜乐嘉公司工作人员朱菊的签字确认。上诉人虽然主张货款已经全部付清，并于二审期间再次提供马祥领取款项的会计凭证，但是对于马祥是否实际领取了相关款项以及马祥是否已实际将涉案货款支付给被上诉人刘元章，上诉人并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故康喜乐嘉公司在没有证据证实已经向刘元章支付货款的情况下，应当按该79张销货清单上载明的货款金额向刘元章支付货款合计33429元。综上，上诉人康喜乐嘉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90元，由上诉人宁波康喜乐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单云娟审 判 员  张建民代理审判员  曹 辛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李 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