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民终246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高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GDMGroupInternationalPtyLimited）。住所地：澳大利亚联邦新南威尔士州悉尼柏莱斯华尔特豪斯.康柏斯.里格。
代表人：史丹利·乔治·布罗根（StanleyGeorgeBrogan），该公司董事。
委托代理人：岳振宏，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华恒国际实业有限公司（C-FIndustriesCompanyLimited）。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铜锣湾伊荣街欣荣商业大厦13楼7-8室。
代表人：陈虹，该公司董事。
委托代理人：梅志成，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宋强，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宁波创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奉化市莼湖镇舍网村。
法定代表人：范智勇，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高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GDMGroupInternationalPtyLimited，以下简称高明公司）为与被上诉人华恒国际实业有限公司（C-FIndustriesCompanyLimited，以下简称华恒公司）、一审第三人宁波创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富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甬商外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同年5月19日对本案进行了调查质证。上诉人高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岳振宏，被上诉人华恒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梅志成、宋强到庭参加了调查质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恒公司于2012年3月29日起诉称：创富公司为2002年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其中范智勇作为中方出资人，持有创富公司51％的股权；高明公司作为外方出资人，持有创富公司49％的股权。2006年10月8日，创富公司召开董事会并通过决议：同意将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650000元（等值于200000美元）的公司股份进行转让。同日，华恒公司与高明公司和创富公司依据决议各自签署了一份《转股协议》，约定高明公司将其注册登记在创富公司的股份无条件地转让给华恒公司；以高明公司名义注册登记在创富公司的股份资金为200000美元；华恒公司同意接受转让并拥有同样数额的股份。协议签订后，华恒公司即实际接手创富公司事宜，行使相关股东权利。与此同时，华恒公司一再要求高明公司和创富公司到相关部门办理股权转让的审批和工商登记变更手续，高明公司和创富公司则以种种理由拖延不办。
2008年1月25日，范智勇向华恒公司及高明公司出具《声明书》，放弃其对高明公司转让的49％股权的优先购买权。2008年1月26日，在该《声明书》及2006年《转股协议》的基础上，创富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对高明公司向华恒公司转让股份事宜再次进行决议，一致同意高明公司与华恒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同日，高明公司向创富公司发出《股份转让确认书》，确认其股份已经无条件转让给华恒公司。然而事后华恒公司催促二公司办理股权转让相关审批和登记手续时，又遭二公司推诿。
华恒公司认为，在其与高明公司签署《转股协议》，且范智勇已经书面放弃优先购买权后，高明公司和创富公司办理或协助办理报批和登记手续的义务即告产生，其恶意不办有悖诚实信用原则，妨碍华恒公司正常行使股东权利。故请求判令高明公司和创富公司立即办理将高明公司持有的创富公司49％的股权变更至华恒公司名下的报批手续和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本案审理过程中，华恒公司将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高明公司和创富公司办理《转股协议》的报批和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如高明公司和创富公司不履行报批和变更义务，则华恒公司有权自行办理报批和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高明公司一审中答辩称：一、涉案股权转让尚未成立或者生效。代表高明公司签名的“迈克尔·安东尼·伊登”（以下简称伊登）的身份尚不能确认。即使伊登确为高明公司的董事，但高明公司转让对外投资必须经其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决议后方能生效，而华恒公司未能提交高明公司的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决议。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伊登在相关《转股协议》或者《股权转让确认书》上的签名是否对高明公司具有约束力问题应当适用公司登记地也即澳大利亚联邦（以下简称澳大利亚）法律。而澳大利亚2001年《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规定，公司文件签署应由两位董事签字方为有效。再次，创富公司的《合营合同》以及章程均规定，公司重大事宜应由董事会一致同意，但华恒公司提交的证据中并无副董事长佳诺·克鲁逊（以下简称克鲁逊）的签字认可，而华恒公司的代表人陈虹在《合营合同》及创富公司章程上签字，视为其明知这些规定，其受让股权行为应为非善意受让。二、《转股协议》中载明华恒公司无条件受让股份，双方之间的股份转让应为赠与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高明公司作为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退一步讲，即使涉案股份转让成立，高明公司当即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涉案赠与。三、华恒公司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应当在转让后30日内办理工商登记。华恒公司应在2008年1月高明公司确认转让股权后的一个月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现华恒公司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诉讼请求应当不予保护。四、华恒公司在法庭辩论终结后增加诉讼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综上，请求驳回华恒公司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创富公司未作陈述。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
中澳合资企业创富公司成立于2002年6月，范智勇投资1710000元人民币，占股51％，高明公司投资200000美元，占股49％。范智勇任董事长，克鲁逊任副董事长，陈虹任董事。该公司的合营合同及章程均规定，任何一方股东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出资，须经另一方同意；一方转让时，另一方有优先购买权。
同月27日，伊登代表高明公司，与创富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高明公司须付入创富公司账户的投资款200000美元仅用于支付高明公司订单项下的货款；创富公司须向高明公司交付订单产品，而高明公司毋需另外支付货款，也毋需支付其他款项。高明公司以其设计和市场经验投资，创富公司以其机器和生产设备投资。税收或其他优惠由创富公司享有。
2006年10月8日，范智勇、伊登、陈虹在创富公司住所地召开董事会，通过了高明公司与华恒公司之间转让股份的决议。据此，高明公司与华恒公司签订了一份《转股协议》，约定高明公司将其登记在创富公司名下的注册资本200000美元及其所对应的股份无条件（withoutanytermsandconditions）转让给华恒公司。同日，华恒公司、高明公司、范智勇也签订了一份《转股协议》，内容与前述《转股协议》一致。上述两份《转股协议》均由伊登代表高明公司签名，并且注明伊登的身份为“director”。
2008年1月25日，范智勇出具了一份《声明书》，同意放弃前述高明公司所转让的创富公司49％股份的优先购买权。2008年1月26日，创富公司召开董事会议形成董事会决议，该决议载明：创富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在公司注册地召开董事会，本会议由以下成员出席并签署本会议决议。这些成员包括范智勇、伊登、陈虹和陈山。决议确认高明公司在创富公司的49％股权转让给华恒公司。克鲁逊已经从高明公司辞职，由伊登作为高明公司的合法授权签字人，其以高明公司董事长（director）身份签署的所有公司文件皆有法律效力。同日，伊登以高明公司董事长身份向创富公司董事长范智勇发送了一份《股权转让确认书》，向创富公司知会股权转让事宜。范智勇以创富公司董事长身份签收此确认书。
陈虹与范智勇原为夫妻，2006年3月3日两人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中载明，创富公司、华恒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宁波创富恒业物流设施有限公司所有资产及原登记在范智勇名下的全部股权一次性划归陈虹所有。范智勇应于离婚协议签订后向陈虹出具股权转让确认书并签署董事会决议，依法配合陈虹前往相关注册机关办理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转交手续。
高明公司于2001年2月9日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注册，成立至今，一直拥有两名以上董事。2001年2月9日至2003年9月19日，克鲁逊为高明公司的董事。2003年9月19日，克鲁逊将其在高明公司所有的股权转让给伊登，伊登在此后至2007年3月16日期间是高明公司的唯一股东。2007年3月16日，伊登将其股权转让给高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GDMGroupHoldingsLimited）。同时，自高明公司成立至今伊登又是该公司的秘书，伊登亦自2003年10月31日起成为公司董事。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前述由伊登代表高明公司签订的协议或出具的文件，即2006年10月8日签订的《转股协议》、2008年1月26日出具的《股权转让确认书》是否对高明公司具有约束力；二、涉案股权转让的法律性质是否为赠与，高明公司是否享有任意撤销权；三、华恒公司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伊登签名是否对高明公司具有约束力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适用高明公司登记地即澳大利亚法律。对于其他争议问题，华恒公司和高明公司均选择适用我国法律，创富公司未作选择，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
对于处理第一个争议焦点所适用的澳大利亚法律，高明公司提供了澳大利亚《公司法》[《CorporationsAct2001》]，认为根据该《公司法》第127条规定，合同应当由两名董事或一名董事加一名秘书签署方为有效，故伊登的签名对高明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一审法院查明该法条内容为：“公司本身对文件（包括契约）的执行：（1）一份公司的文件如由以下成员之一签署可无须使用公司印章就视为有效的文件：（a）公司的两位董事；或者（b）一位董事和一位公司秘书；或者（c）根据本法登记的公司仅有一位董事兼秘书的，（这种情况下可以是同一个人）。（2）一份公司的文件加盖公章，由以下成员之一作证，可以视为有效的文件：（a）公司的两位董事；或者（b）一位董事和一位公司秘书；或者（c）根据本法登记的公司仅有一位董事兼秘书的，（这种情况下可以是同一个人）。（3）如一份文件被表明是契约，并按照第（1）或（2）来执行，公司可以将该文件作为契约来执行（处理）。（4）本条不限制公司执行文件（包括契约）的其它方式。”华恒公司则认为，2006年10月8日伊登在签署《转股协议》时，为高明公司的唯一股东。换言之，高明公司就是伊登的私人财产，并且其又是高明公司的董事兼秘书。因此，根据澳大利亚联邦的成文法、判例法和衡平法，其签名完全可以代表高明公司。华恒公司为此提供了以下3个判例：
1.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公司法案例RayalBritishBankvTurquand（1856）（皇家不列颠银行诉图昆特公司案），该案中，Turquand公司董事会出具担保向RayalBritishBank借款，而未遵循公司关于此类事项的要求，即需要股东会决议批准。尔后，Turquand公司以欠缺股东会批准为由拒绝还款。法庭判决RayalBritishBank有权假定合同经合法授权签署。此案确定的Turquand规则（内部管理规则），即一方不得以文件签署的形式不符合内部管理规定而损害合理信赖的相对方，在大多数英联邦国家适用；
2.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2004年判决的PrimeConstructionsPtyLtdvWestbridgeInvestmentsPtyLtd（最佳建设公司诉西桥投资公司案，两公司以下分别简称Prime公司和Westbridge公司）。2003年2月3日，Prime公司向悉尼Downing中心地方法院起诉Westbridge公司，要求对方支付货款及费用。2004年1月21日，双方律师提出以起诉金额和解。2004年2月9日Westbridge公司律师向Prime公司律师发送了草拟的《解除书》的电子邮件。该份形式上经过双方律师之手的《解除书》在Prime公司这方由一名董事和一名会计兼行政经理签名，约在2004年2月12日递交给了其律师。2004年2月12日，Prime公司的律师回复Westbridge公司律师，称对方电邮中的条款可以接受，并且已经从对方当事人处收到签署的《解除书》，这样就可以交换《解除书》和和解支票了。但在2004年2月13日，Westbridge公司律师向Prime公司律师发出传真，称其当事人已经重新考虑，需要增加附加条款。因《解除书》最终未被执行，2004年6月28日，Prime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强制履行关于地方法院诉讼的协议。Westbridge公司未参加庭审。
该案法官认为，案件其中一个问题是2004年2月9日签署的文件效力如何。就该问题，法官认为，虽然文件被认为是一份契约，但是仅有Prime公司一名董事签名，不符合2001年《公司法》第127条的要求，而且，因没有盖章也不符合《产权转让法案》第51条A款的要求。
就《公司法》第127条第4款规定的“本条不限制公司执行文件（包括契约）的其它方式”，法官认为何为“其它方式”并不明确，然而，应当包括通过普通方式签署契约，或者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的对公司有约束力的方式签署契约。但是，此类情况并不存在于本案中。《公司法》第127条第4款可以指公司由于“禁止反言”而受契约约束。如果一份文件是一份契约，那么2月12日当Prime公司律师收到该公司递交的契约时，Prime公司即受契约约束，而另一方Westbridge公司是否执行契约不能作为不遵守契约的理由。即使契约没有正当地签署，但是Prime公司律师已经向Westbridge公司律师表达了契约已经被签署，由此就可能适用“禁止反言”原则，Prime公司因而就可能被视为未否认该份文件为一份契约，而如果Westbridge公司也已经视该份文件为一份契约，那么这份契约则已经如同一份被签署了的契约。因此，在本案中，这是一份已经签署了的契约。
3.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2009年判决的GuangDongZhiGaoAustraliaPtyLimitedvFortunaNetworkPtyLimited（广东智高澳大利亚公司诉福特纳网络公司案）。该案法官认为，《公司法》第127条第4款表明“本条不限制公司执行文件（包括契约）的其它方式”，但未明确哪些情况属于“其他方式”。就本案而言，考虑到华恒公司与高明公司之间紧密的磋商，且双方事实上最终同意了契约条款，只剩下对附件A中的数字予以确认，而附件A只是用于核对。据此，这种情况属于MastersVCameron案中列举的三种情况之第一、第二种情况，契约是有效的。
根据《公司法》2B.2部分规定，人们处理公司事务时有权假设的情况：a)第129条第3款规定，可以假定公司派出的高级职员或者公司的代理人是经正当任命的、有权行使权力的、并且行使的职责是类似公司的高级职员或者代理人一贯行使的职责。b)第127条第4款规定：本条不限制公司执行文件（包括契约）的其它方式。
此外，法官认为，公正裁决所极力阻止的昧着良心的行为就是一方当事人引发另一方当事人的假设或者期待，并且该当事人知道或者有意使另一方当事人基于他的行为产生假设或者期待，却不实现这样的假设或者期待或者避免不履行而可能造成的损害。公正裁决的目的不是强迫当事人实现这样的假设或者期待，而是当这样的假设或者期待没有实现的时候，避免另一方当事人由于信赖这样的假设或者期待而开展或者不开展的某些行动所遭受的损害。
高明公司对前述三个案例意见如下：1.形式上，判例的来源、本身的有效性、是否构成判例法均存在问题；2.内容上，华恒公司提交的案例并不能否定《公司法》第127条第（1）款的规定。华恒公司只是利用“假定公司内部规则被遵守”和“禁止反言原则”来解释伊登的签名能够代表高明公司。但本案仅涉及伊登的签名是否符合2001年《公司法》第127条的规定，并不涉及高明公司的“内部管理规则”和“禁止反言”原则。故BritishBankvTurquand一案中的“内部管理规则”对本案并不适用。“禁止反言”原则的适用前提是伊登的签名能够代表高明公司这一事实已被认定，然后才谈得上禁止高明公司反悔。华恒公司本末倒置，逻辑混乱。GuangDongZhiGaoAustraliaPtyLimitedvFortunaNetworkPtyLimited一案中，法官认定“Deedofrelease”能约束双方是因为“在特殊情况下，鉴于合同双方的密切磋商及查明的事实即契约的条款已被最终同意，所剩的只是附件A的数字确认，这充其量只是核对的工作”。《公司法》第129条第3款有权假定的是“类似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或代理的通常职责”，而本案争议的是公司对外投资的赠与，而这样的重大事项明显超出了“通常职责”；3.华恒公司提交的案例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判例法遵循先例原则的前提是相同案情适用相同法律，华恒公司并没有提供案例全部内容，断章取义，无法证明所提供案例与本案相同；4.即使华恒公司提供的案例构成判例法，但因与澳大利亚公司法冲突，根据制定法与判例法的关系，制定法应当优于判例法。
由于华恒公司和高明公司对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所应适用的澳大利亚法律存在争议，故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3条的规定，依职权委托法律专家查明了相关法律。
本案涉及的制定法是澳大利亚《公司法》第127条、第129条第（5）款和1919年《产权转让法案》第51条A款。《公司法》第127条的内容前已述及。《公司法》第127条注释规定，如果公司按照此种方式执行文件，那么人们可以依赖第129（5）款中的假设与该公司交易。第129（5）款规定：如果文件显示已遵循127（1）签署，那么我们可以假设该文件已经由公司执行。如果这种假设能够成立，我们也可以这样假设，任何签署文件以及在签名边上注明其为唯一公司董事兼秘书的人同时兼任这两个职务。1919年《产权转让法案》第51条A款规定：由公司或以公司名义的文书执行，（1）善意购买者优先：（a）在盖章情形下，作证者如是公司职员、秘书、或其他永久雇用官员或其副职、董事、理事会成员、或该公司管理机构成员，契约将被视为由公司法人正式执行，并且（b）印章为公司印章，对印章作证的人员视为上述人员，契约应被视为已按照本条规定执行，并也相应生效。（2）董事会、理事会、或社团法人的其它决策部门可通过决议或以其它方式，在一般或特定情况下委托代理人，以公司名义对不加盖印章的协议或其它文书（其关涉公司权限的任何事务、或公司为一方的任何文书的注册副本）予以执行。
本案涉及的判例是：1.PrimeConstructionvWestbridgeInvestments（2004）（最佳建设公司诉西桥投资公司案）；2.GuangDongZhiGaoAustraliaPtyLimitedvFortunaNetworkPtyLimited（2009）（广东智高澳大利亚公司诉福特纳网络公司案）。即华恒公司自行提供的上述第2、3个判例。根据PrimeConstructionvWestbridgeInvestments（2004）一案判例，公司一名董事和一名秘书签字的契约有效；如果公司只有一名董事，那么该董事的签字即为有效。除此之外，可以有其他方式使契约生效，包括普通方式、公司《章程》规定的方式，或者适用“禁止反言”原则。该案中，虽然一名董事和一名财务与行政经理签字的契约不符合澳大利亚法律规定的使契约生效的方式，但是，Prime公司律师向Westbridge律师表示契约已经被签署，由此适用“禁止反言”原则，2004年2月9日的文件被法官认为是已经签署了的契约。而根据GuangDongZhiGaoAustraliaPtyLimitedvFortunaNetworkPtyLimited（2009）一案判例，《公司法》第127条第（4）款中所规定的“其他方式”，也包括通过一系列双方行动，一方当事人有足够理由推定或者认为双方已经达成契约的情况。“禁止反言”和公平公正原则应当避免当事人因为信赖合理的假设及期待作出或不作出某些行为而遭受损害。法律适用中最为关键的是对《公司法》第127条第4款所规定的“本条不限制公司执行文件（包括）契约的其他方式”中的“其他方式”的解读。PrimeConstructionvWestbridgeInvestments（2004）案认为“其他方式”包括公司章程所认可的方式，或者适用“禁止反言”原则。GuangDongZhiGaoAustraliaPtyLimitedvFortunaNetworkPtyLimited（2009）案认为，通过对华恒公司与高明公司双方前后一系列的行为的考察，如果有足够合理的理由认为契约已经成立，那么应当保护另一方当事人使其避免因为基于合理的假设及期待做出或不做出某些行为而遭受的损害。
对于一审法院依职权委托法律专家查明的制定法，华恒公司和高明公司均无异议。对于相关判例法，华恒公司没有异议，高明公司除了坚持之前的异议外，还认为PrimeConstructionvWestbridgeInvestments（2004）案例中，由于Prime公司律师已经向Westbridge公司律师表达了契约已经被签署，该判例生成的理由是律师的行为，属于其他方式使契约生效；GuangDongZhiGaoAustraliaPtyLimitedvFortunaNetworkPtyLimited（2009）判例中的其他方式是指“一系列双方行为”，但在本案中则不存在“一系列双方行为”，故该二判例对本案无参照意义。创富公司对本案查明的上述法律未发表意见。
一审法院认为：
1.就公司文件（或者契约）在没有加盖公司印章情形下的签署方式问题，尽管澳大利亚《公司法》第127条对公司的文件或者契约的签署作了明确规定，但该条第（4）款又规定“本条不限制签署文件（包括契约）的其它方式”。至于何为“其它方式”，制定法上并无具体规定。高明公司认为应当按照其公司《章程》执行，但高明公司提供的公司《章程》因未经公证认证，不具备证据资格，即使可以作为证据，其公司《章程》的规定也与《公司法》第127条第（1）款内容类似，仍无法得出明确结论，故本案应当适用判例法处理。
2.华恒公司提供并由一审法院查明的两个判例PrimeConstructionvWestbridgeInvestments（2004）和GuangDongZhiGaoAustraliaPtyLimitedvFortunaNetworkPtyLimited（2009）均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作出，其来源和有效性不容置疑，应当可以作为本案参照的判例。
3.PrimeConstructionvWestbridgeInvestments（2004）一案中讼争的契约由Prime公司一名董事和一名财务与行政经理签字，不符合《公司法》第127条的规定，与本案《转股协议》和《股权转让确认书》仅有高明公司董事伊登签字的情形类似；该案中，Prime公司律师向Westbridge公司律师表达了契约已经签署，即因“禁止反言”而受该契约约束。而在本案《转股协议》和《股权转让确认书》签署之前的2002年6月27日，伊登代表高明公司，与创富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高明公司投资创富公司事宜。克鲁逊当时亦是高明公司的董事，高明公司与创富公司对伊登一人代表高明公司签订《协议书》均未提异议，并且《协议书》已经得到双方履行。2008年1月26日，范智勇放弃对高明公司所转让股权的优先购买权，伊登在同日也再次在创富公司董事决议上确认其为高明公司的合法授权签字人，并且以高明公司董事长身份向创富公司发送了《股权转让确认书》，故本案可参照PrimeConstructionvWestbridgeInvestments（2004）一案，适用“禁止反言”原则而认定高明公司受到伊登签署的《转股协议》以及《股权转让确认书》的约束。另一方面，伊登作为高明公司唯一股东，且先于2006年代表高明公司签署《转股协议》，又于2008年代表高明公司出具《股权转让确认书》，故华恒公司对伊登签名对高明公司的约束力有合理的假设和期待，有理由认为《转股协议》以及《股权转让确认书》已经正式签署，诚如GuangDongZhiGaoAustraliaPtyLimitedvFortunaNetworkPtyLimited（2009）一案法官所谓“公正裁决所极力阻止的昧着良心的行为就是一方当事人引发另一方当事人的假设或者期待，并且该当事人知道或者有意使另一方当事人基于他的行为产生假设或者期待，却不实现这样的假设或者期待或者避免不履行而可能造成的损害”，本案亦应认定《转股协议》以及《股权转让确认书》对高明公司有约束力。
4.高明公司认为《转股协议》尚未成立或者生效的另一理由为高明公司转让对外投资必须经其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决议，而华恒公司未能提交相应证据。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高明公司未就该主张提供证据，《公司法》对公司转让股权的契约的签署形式也未作特别规定，故认定《转股协议》对高明公司是否具有约束力仅需考量前述三方面因素。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涉案股权转让的性质是否为赠与，以及高明公司能否任意撤销，华恒公司认为，无条件转让意为转让方不得提出任何要求，并不简单等于赠与。2006年陈虹与范智勇离婚时，将涉案股权在内的财产分割给陈虹所有，因此才会有华恒公司和高明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高明公司才会无条件转让股权。而且，赠与行为一般不会涉及到第三方，而本案中，创富公司的另一股东范智勇放弃了优先购买权，并且高明公司又出具了《股权转让确认书》，华恒公司的股东权利已经在创富公司内部予以确认，故不能认定为赠与并被任意撤销。高明公司认为，无条件转让的含义包括、大于无偿转让，华恒公司也认可其无须支付对价，故涉案股权转让实为股权赠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让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所以高明公司享有任意撤销权。
一审法院认为：无条件转让并非法律术语，其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无偿转让或赠与。2006年3月，范智勇与陈虹离婚时约定创富公司所有资产归陈虹所有。在此背景下，2006年10月，伊登代表高明公司与华恒公司签署《转股协议》，将高明公司在创富公司的股权无条件（withoutanytermsandconditions）转让给华恒公司。故《转股协议》里的无条件转让应当包括两层含义：其一，高明公司愿意转让，并且必须转让；其二，在转让过程中，高明公司不得对转让提出任何要求。也即，2006年10月《转股协议》的签署有范智勇、陈虹离婚并分割财产这一背景，并非单纯的财产赠与。高明公司将其解释为股权赠与并据此行使任意撤销权于情于理均不妥当。故一审法院对高明公司该辩称意见不予采信。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即华恒公司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华恒公司认为，其诉请要求高明公司和创富公司办理股权转让的报批手续和工商登记的变更手续，系债权形式上要件的履行义务，而我国的诉讼时效针对的是债权的实质内容。故华恒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高明公司认为，华恒公司的诉讼请求实质是请求交付股权，既然请求支付转让款适用诉讼时效，请求交付股权自然也应当适用诉讼时效。此外，华恒公司在起诉状中陈述2006年10月8日签署《转股协议》后向高明公司催告履行审批、过户义务，遭高明公司拒绝，现高明公司认可华恒公司在2006年10月8日即向其催告过，诉讼时效应当自此计算。高明公司2008年1月25日再次确认股权转让构成诉讼时效中断，至华恒公司2012年2月起诉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诉讼时效一般仅适用于债权请求权，而涉案《转股协议》的报批手续属于为满足该协议生效的形式要件，在该形式要件满足前，《转股协议》尚未生效，基于该协议的债权尚未产生。华恒公司对高明公司享有催告履行报批义务的请求权，但该请求权不同于普通的债权请求权，能否适用诉讼时效并不明确。即便适用诉讼时效，因《转股协议》和《股权转让确认书》对办理报批手续的时间并无约定，故华恒公司可以随时请求高明公司、创富公司履行该义务，而高明公司、创富公司也无充分证据证明华恒公司最后一次向其主张至起诉时已逾2年。故一审法院对高明公司该辩称意见不予采信。
此外，华恒公司在本案第四次公开开庭前变更诉讼请求，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对于高明公司提出的华恒公司违法增加诉讼请求的辩称意见不予采信。
综上，《转股协议》为华恒公司和高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伊登在《转股协议》的签名对高明公司具有约束力，《转股协议》中约定的无条件转让不能简单等同于股权赠与，高明公司不能据此行使任意撤销权。本案华恒公司的诉请也不存在诉讼时效障碍。另一方面，创富公司的另一股东范智勇对高明公司向华恒公司转让股权一事不仅知情，并且放弃优先购买权，该股权转让程序也符合创富公司的章程规定。高明公司关于股权转让不符合创富公司章程的意见欠缺依据。《转股协议》从其签署之时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转股协议》目前处于已经成立但尚未生效阶段，高明公司、创富公司应当及时和华恒公司共同办理报批手续。如高明公司和创富公司未履行报批义务，华恒公司可以自行报批。因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必须建立《转股协议》已经批准基础之上，故对华恒公司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请求不予支持。创富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与庭审，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并参照澳大利亚联邦相关判例，一审法院于2015年11月19日判决：一、高明公司、创富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与华恒公司共同就华恒公司和高明公司于2006年签署的《转股协议》履行报批手续。如高明公司和创富公司未在上述期限内履行报批义务，华恒公司可以自行报批；二、驳回华恒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人民币，财产保全费5000元人民币，合计5080元人民币，由高明公司负担。
高明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一审判决关于华恒公司起诉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法律适用错误；关于即使适用时效，华恒公司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的举证责任分配错误。1、一审认为本案诉请属于请求权，但不属于债权请求权，理由是合同未生效，债权未产生。该观点与债权请求权定义不符，与最高院裁判观点相悖，更不符合逻辑。2、一审认为即便适用诉讼时效，转股协议和股权转让确认书对办理报批手续的时间并无约定，故华恒公司可随时请求高明公司履行该义务，而高明公司也无证据证明华恒公司最后一次向其主张至起诉时已逾2年。该观点违背举证规则。二、本案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品房买卖的13个重要司法观点（2014）》的观点。本案股权未实际交付，要求办理报批、变更登记的诉请应适用诉讼时效。三、一审判决认定离婚协议与争议的股权转让具有关联，并据此认定涉案股权转让不是赠与，系事实认定错误。范智勇与陈虹的离婚协议载明，创富公司所有资产及原登记在范智勇名下的股权一次性划归陈虹所有。本案争议的是高明公司名下的股权，与离婚协议约定的范智勇名下的股权不具有关联性。四、一审判决将“增加”诉讼请求变通为“变更”诉讼请求，而且一审第四次开庭并无辩论程序，一审法院同意华恒公司增加诉讼请求，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关于增加诉请应在辩论结束前提出的规定。五、澳大利亚公司法案及高明公司章程规定，订立合同应由两名董事或一名董事加一名秘书签署，根据该法律规定，以及章程披露的事实，适用披露原则和推定知晓原则，伊登的签字对高明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六、一审判决认定的二个判例，其内容并无否定澳大利亚公司法案127条（1）之规定，与本案争议案情并不相同或近似，不能作为本案外国法的依据。本案由始至终只有伊登一人签字，无论伊登签了几次，都无法改变只有伊登一人签字这一事实。华恒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本案存在类似PrimeConstructions案中的“律师表达契约已签署”或“双方进行了密切的谈判，并就契据条款达成了一致，留下的仅是附件A的数据有待核实，而这仅仅是核对的过程而已”。七、澳大利亚公司法案127（4）的正确含义，是法律不限制公司以127（1）董事签字、127（2）盖章加见证之外的方式签订文件，即允许由有充分授权的代理人等其他方式订立。八、一方当事人主张适用某外国法中的制定法，另一方当事人主张适用该国的判例法，只要案件中的争讼问题属于该制定法的调整范围，可以适用制定法。九、一审判决将协议书作为伊登有权代表高明公司签署本案转股协议的证据，缺乏事实依据，也缺乏关联性。伊登一人代表高明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即便能约束高明公司，也仅限于高明公司与创富公司关于业务的合作，协议书没有任何措辞是关于涉案争议的，与本案争议的伊登是否有权签署转股协议没有关联。且华恒公司提交协议书是为证明高明公司未履行出资义务，而非伊登有权代表高明公司签字。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举证责任适用及法律适用上均存在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裁定发回重审或驳回华恒公司起诉或改判驳回华恒公司诉讼请求。
华恒公司针对高明公司的上诉答辩称：一、华恒公司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1、股权办理报批及工商变更登记属于形式要件，是股权转让实体要件的延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办理报批及工商变更登记不适用时效规定。2、办理股权报批、变更登记手续是对第三人的一个公示行为，是保护股权的基本手段，而且股权属于所有权，是物权的一种，不应适用诉讼时效。3、在本案中，华恒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虹原系创富公司法定代表人范智勇的配偶，其股权转让实质上是双方离婚协议的附属，是对共同财产分割的一种形式。高明公司混淆股权交付与报批及变更登记的概念，把股权交付的实体要件放在报批及变更登记的形式要件上是错误的。二、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在性质上不属于赠与，高明公司不享有任意撤销权。2006年10月8日华恒公司与高明公司签署《转股协议》；同时，华恒公司、高明公司及创富公司三方也签署《转股协议》；创富公司分别于2006年10月8日、2008年1月26日通过董事会决议，确认此股权转让；2008年1月26日高明公司发给创富公司《股份转让确认书》，确认无条件转让股权；2008年1月25日范智勇签署《声明书》，放弃优先购买权。上述协议及文件表明，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华恒公司与高明公司之间发生股权转让关系，而非赠与。三、华恒公司在一审第四次开庭前变更诉讼请求，不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华恒公司诉讼请求的变更是考虑到高明公司、创富公司不履行的情况下，可由华恒公司自行办理，并未增加高明公司和创富公司任何负担。四、伊登代表高明公司签订的协议及文件，即2006年10月8日华恒公司与高明公司签署的《转股协议》及2008年1月26日出具的《股份转让确认书》，对高明公司具有约束力。伊登是高明公司的唯一股东和唯一董事，同时也是高明公司的秘书，其向华恒公司表示有权代表公司签署契约，其签署方式得到澳大利亚诸判例所述及的普通法和衡平法认可。高明公司在本案审理中以法律规定的签署方式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为由否定公司已签署契约，理由不足。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创富公司未提出答辩意见。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高明公司二审中提出，一审判决将与本案没有关联的离婚协议作为案件事实予以认定，以及对双方在一审庭审中确认2006年10月8日华恒公司要求高明公司履行报批义务遭拒绝的事实未予认定，属认定事实不当。本院认为，高明公司对离婚协议真实性无异议，而离婚协议涉及创富公司的股权，故一审确认离婚协议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并无不妥。至于高明公司所述双方均确认2006年10月8日华恒公司提出报批而遭高明公司拒绝的事实并无相应证据印证，不予认定。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应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华恒公司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的公司，高明公司是在澳大利亚联邦注册成立的公司，故本案为涉外案件，各方当事人均同意适用我国法律，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审理本案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判决对本案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是否正确；二、本案所涉合同的法律关系是股权转让还是赠与；三、伊登代表高明公司在案涉文件中签字的法律效力；四、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合法。双方当事人对本院归纳的争议焦点并无异议。本院分析如下：
一、一审判决对本案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是否正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相关规定仍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时起算。本案华恒公司与高明公司、创富公司虽于2006年10月8日签订《转股协议》，但创富公司另一股东范智勇于2008年1月25日出具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书》，创富公司于2008年1月26日召开董事会议形成董事会决议，确认高明公司在创富公司的49％股权转让给华恒公司，伊登同日又以高明公司董事长身份向创富公司董事长范智勇发送《股份转让确认书》，确认49％股权转让给华恒公司。因此，应当认定高明公司与华恒公司就股权转让事宜于2008年1月26日再次成立合意。本案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及相关决议均未对办理报批手续的时间作出约定，故华恒公司可以随时请求高明公司、创富公司履行该义务，高明公司亦未主张华恒公司于2008年1月26日后向其提出过履行合同的请求。故一审判决认定华恒公司于2012年向高明公司和创富公司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并无不妥。高明公司相应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本案所涉合同的法律关系是股权转让还是赠与
2006年10月8日的《转股协议》约定，高明公司将其登记在创富公司名下的注册资本20万美元及其所对应的股份无条件（withoutanytermsandconditions）转让给华恒公司。尽管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约定华恒公司受让高明公司49%股份的对价，但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明确，高明公司没有赠与的意思表示，华恒公司也无受赠的意思表示。而且，除了上述高明公司与华恒公司签署的《转股协议》外，在华恒公司、高明公司和范智勇三方签署的《转股协议》，创富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签署的董事会决议，范智勇出具的《声明书》以及伊登出具的《股份转让确认书》中，各当事人均一再确认49%股权的转移系基于转让关系。此外，2002年6月创富公司设立时，高明公司投资的20万美元实为支付创富公司货款，双方明确约定高明公司毋需支付其他款项。可见，高明公司所拥有的49%股份实际上并未支付相应对价。2006年3月3日陈虹与范智勇离婚，双方的《离婚协议书》载明，创富公司、华恒公司及宁波创富恒业物流设施有限公司所有资产及原登记在范智勇名下的全部股权一次性划归陈虹所有。华恒公司、高明公司及范智勇于同年10月8日签订本案《转股协议》，实际上是对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内容的进一步落实，高明公司无条件转让49%股权给华恒公司，并非高明公司所称的基于赠与关系。因此，高明公司以案涉股权转让是“无条件转让”为由认为案涉合同性质为赠与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三、伊登代表高明公司在案涉文件中签字的法律效力
高明公司于2001年成立，2003年9月19日董事克鲁逊将其在高明公司所有股权转让给伊登，此后至2007年3月期间，伊登系高明公司唯一股东。尽管高明公司提供的澳大利亚《公司法》有关于合同应当由两名董事或一名董事加一名秘书签署方为有效的规定，但澳大利亚作为判例法国家，相关判例确认的规则亦属有效法律规范。其中，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2004年判决的最佳建设公司诉西桥投资公司案，认为如果公司只有一名董事，那么该董事的签字即为有效。而且，该案还确立了适用“禁止反言”使契约生效的方式。该院2009年判决的广东智高澳大利亚公司诉福特纳网络公司案，适用公平公正原则确认契约生效。上述“禁止反言”和公平公正原则应被认定构成澳大利亚《公司法》第127条第4款所规定的“其他方式”。本案中，2002年6月27日，伊登代表高明公司与创富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高明公司投资创富公司，成为拥有创富公司49%股权的股东。尽管该协议系由伊登一人代表高明公司签署，但高明公司无论在诉讼前还是诉讼中均确认该协议书的效力。然而，对于2006年10月8日的《转股协议》，同样是由伊登一人代表高明签署，且此时伊登还是高明公司唯一股东，但高明公司却在诉讼中否认伊登签署协议的效力，该行为显然违反“禁止反言”原则。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伊登代表高明公司在案涉文件中签字的法律效力，并无不妥，应予维持。
四、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合法
华恒公司在起诉状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为：判令高明公司和创富公司立即办理将高明公司持有的创富公司49%的股权变更至华恒公司名下的报批手续和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在一审第四次开庭前，华恒公司将诉讼请求明确为：判令高明公司和创富公司办理报批和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如高明公司和创富公司不履行报批和变更义务，则华恒公司有权自行办理报批和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尽管从华恒公司前后提出的诉讼请求内容看，最后确定的请求是在原请求的基础上增加了自行报批的内容。但自行报批是在判决确定高明公司和创富公司在一定期间内不履行报批义务的情况下，直接判决由华恒公司自行办理，此做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六条的规定相符，也符合诉讼经济和诉讼效率原则。高明公司上诉提出一审法院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理由不当，不予支持。
综上，本案高明公司和华恒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合同依法成立。创富公司系外商投资企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属于应经审批机关批准后才生效，故华恒公司有权要求高明公司和创富公司履行报批义务，且在高明公司和创富公司于判决确定的期限内不履行报批义务时有权请求自行报批。高明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鉴于我国商务部2016年10月8日发布并施行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对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及变更，实行备案制。因此，本案所涉的股权转让合同仅需向相关备案机构办理备案手续，无须报批，本院据此对一审判决作出相应变更。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高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宁波创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与华恒国际实业有限公司共同就华恒国际实业有限公司和高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本案股权转让合同办理备案手续。如高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宁波创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未在上述期限内办理备案手续，华恒国际实业有限公司可以自行办理备案；
二、驳回华恒国际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高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孔繁鸿
代理审判员 郑恩亮
代理审判员 霍 彤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丁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