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2民终42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夏献忠，男，1968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卜开明，北京市铸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居忠，男，1968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中人、王昇，无锡市锡山区东湖塘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淮安市东联漆包线厂，住所地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工业新区西区祁六路东侧纬二路南侧。投资人：夏献忠，男，1968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原审第三人：包星海，男，1980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上诉人夏献忠因与被上诉人居忠、原审被告淮安市东联漆包线厂（以下简称东联厂）、原审第三人包星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2016）苏0205民初15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6年12月6日、2017年2月9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听证。上诉人夏献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卜开明，被上诉人居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中人、王昇，以及原审被告东联厂投资人夏献忠、原审第三人包星海（听证时未到庭）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夏献忠上诉请求：撤销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2016）苏0205民初155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由第三人包星海承担还款义务。事实与理由：夏献忠与居忠之间是相互熟悉了解的，第三人包星海要从居忠处领取银行承兑汇票（以下简称汇票）进行兑付。因为包星海在外地工作，所以夏献忠就替包星海领取汇票，并写了借条，第三人包星海兑付后将款项都还给了居忠，故债权债务关系发生在居忠与包星海之间。被上诉人居忠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东联厂述称，对原审判决没有意见。原审第三人包星海述称，当时其一直从居忠处领取汇票后用于公司经营，因其有时在上海没有时间去取汇票，其让夏献忠帮其去拿汇票，但其不知道夏献忠是否给居忠写过借条。包星海确认其已收到涉案的9张汇票，只是其已经把该9张汇票的款项都支付给了居忠。嗣后，居忠与其的汇票兑付业务仍进行了较长时间。虽然之前其与夏献忠之间存在经济往来，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其与居忠之间还是存在欠款的。居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夏献忠、东联厂立即归还借款人民币（下同，略）3251886.11元，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2、该案诉讼费用由夏献忠、东联厂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9日，夏献忠收取居忠金额分别为50000元和100000元的汇票两张，并在汇票复印件底部写明“月底归还现金”；2015年5月20日，夏献忠收取居忠金额分别为401886.11元和400000元的汇票两张，并在汇票复印件底部写明“承兑换现金”，在背面附写借条，载明“借到居忠承兑计捌拾万壹仟捌佰捌拾陆元整”；2015年5月27日，夏献忠收取居忠金额为2000000元的汇票，在汇票复印件底部签名，并附写借条，载明“借居忠承兑贰佰万元整”；2015年5月27日，夏献忠收取居忠金额分别为100000元、100000元及金额分别为50000元、50000的汇票四张，并在金额分别为50000元、50000的汇票复印件背面附写借条，载明“借居忠承兑叁拾万元整”。另查明，夏献忠多次向居忠发送手机短信，包括“居总，你不要不接电话，做人要实事求是，你和包星海的纠纷要牵连我，诬告我，首先这个是违法的，另外你也不会得逞的，我不和你拼命才怪”等内容，居忠未回复。一审法院认为，夏献忠对居忠举证的汇票复印件上所写“月底归还现金”、“承兑换现金”、“借居忠承兑叁拾万元整”及相关借条等内容认可系其所写，所涉汇票其均已拿到，该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该院按照汇票复印件所记载的内容和双方相关陈述，对居忠关于其与夏献忠之间就本案所涉款项系借贷关系的意见予以采纳，居忠已向夏献忠交付相应汇票，夏献忠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推翻上述借贷关系的成立。夏献忠关于居忠未回其短信，间接推断居忠系诬告的意见，因其未提供证据对该推断加以证实，该院不予采纳。双方均陈述该案所涉汇票均已到期，该院予以确认，居忠要求夏献忠按照汇票载明的金额偿还借款本金的请求，该院予以支持。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居忠在向夏献忠出借汇票时，双方未就利息作出约定，故双方之间的借款视为不支付利息的借款。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本案所涉的2015年4月9日的2张汇票，双方已约定于2015年4月底归还，2015年5月20日、5月27日的7张汇票，均未明确借款期限，居忠可以催告夏献忠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居忠要求夏献忠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准许。因居忠未举证证明本案所涉借款系东联厂所借，故该院对其要求东联厂承担还款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夏献忠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居忠借款本金3251886.11元及逾期利息（以3251886.11元为本金，自2016年4月1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居忠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408元（已减半收取）、保全费5000元，合计21408元，由夏献忠负担。双方当事人、原审第三人及原审被告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没有争议，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夏献忠向本院申请包炎钊出庭作证，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包炎钊陈述：“包星海是我儿子，我只有这一个小孩。我是夏献忠聘用的（东联厂）会计。……原来不认识居忠和居忠老婆的，是夏献忠介绍我们认识居忠之后才认识的，大概是2015年4、5月份才认识的。我们虽然认识，但没有吃过饭。是夏献忠去居忠厂里拿承兑汇票，有几次也是我让夏献忠帮忙去居忠那里拿汇票，有的时候是夏献忠去居忠那里拿汇票，后来是我和夏献忠一起去居忠那里拿汇票。夏献忠给我汇票之后，我没有出过收条，因为我很信任他。对涉案9张承兑汇票是在居忠起诉之后才知道的，我记不清究竟有几张，但是夏献忠给过我承兑汇票，也帮我们去问居忠拿过承兑汇票。这9张汇票我看过的，但是我记不清到底有没有拿过那几张，我记住的只有实际汇票上的数额。我拿了承兑汇票后，有时候他（包星海）从上海回来拿，有时候他（包星海）叫人回来拿。包星海说他都是汇款的，他为何会欠居忠那么多钱，我没过问过。……对情况说明中包星海说2015年2月开始和居忠进行承兑汇票兑付的时间不清楚，可能时间长记不清了。对汇票上的金额和包星海给居忠的钱不能数额一一对应也不清楚，是包星海操作的。夏献忠给我的，我都给我儿子了，但是因为时间太久，所以我也记不清楚到底给我几张了。不过确实夏献忠给过我的。承兑汇票兑付最长时间只能是6个月，如果时间长，肯定已经付过了，要不不符合常理。……我总共从夏献忠处拿过承兑汇票1000多万元，不全是从居忠处拿的。有几次是我陪夏献忠一起居忠厂里去拿，有时候是我签的字，有时候是夏献忠签的字。后来就是我去拿我签字的。但总的金额，我记不得了。夏献忠给我之后，或者我自己拿了之后就都给我儿子用了。我单独每个月都有从居忠厂里拿汇票，有时候是居忠通知，有时候是包星海通知我拿。前面的钱款一般是付清之后才去拿后面的汇票。刚开始是夏献忠去拿的，后来是他们（包星海或居忠）联系好让我去，我才去拿的。……我与夏献忠一起去拿汇票，为何要夏献忠写借条，因为我们是相互信任的。我们一起去拿就是乘坐夏献忠汽车一起去的，我要是自己去拿就骑电动车去的。……包星海没有给过夏献忠好处的，我们（包炎钊和夏献忠）是一个村的，我和夏献忠的父亲都认识的，所以也不要说什么好处不好处的”。当夏献忠向证人包炎钊发问要求其明确夏献忠是否将涉案9张承兑汇票给他、涉及金额是否为325万元以及包星海总共从夏献忠处拿过多少钱的承兑汇票时，包炎钊先后沉默了三次，包炎钊回答道：“他（夏献忠）给我的（汇票）我都给包星海了……我儿子承认，那我肯定也是认可的……可能给过我……我总共从夏献忠处拿过承兑汇票1000多万元，不全是从居忠处拿的。有几次是我陪夏献忠一起去居忠厂里去拿，有时候是我签的字，有时候是夏献忠签的字。后来就是我去拿我签字的。但总的金额，我记不得了。夏献忠给我之后，或者我自己拿了之后就都给我儿子用了。”夏献忠认为证人包炎钊的陈述是真实的，有些可能是真的记不清楚了。包炎钊的沉默合乎人情，因为如实陈述会给他儿子带来不利影响，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其最终如实陈述。涉案票据有包星海、包炎钊、夏献忠和居忠共计四方直接经手人。包星海、包炎钊和夏献忠的陈述基本一致。但居忠经过法院通知拒绝到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可以对居忠作出不利推定。居忠的代理人则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首先证人与包星海、夏献忠都有利害关系，且关系很密切，涉及到证人与夏献忠父亲两代人的关系、工作关系。虽然证人证言对包星海是不利的，但是从整体来看，可以反过来证明，对包星海不利其实是有另外的利害关系，因为包星海目前还欠居忠3000余万元。夏献忠在询问是否收到涉案9张承兑汇票时，包炎钊的回答并不爽快，表现出两次长时间沉默，且对于该关键问题是经过夏献忠提示包星海已承认过拿到的情况下，包炎钊才说他儿子拿到他就认可。根据证人的利害关系及回答问题时候的表现，所以对真实性有异议。另外，证人包炎钊的几次沉默不符合情理，因为在一审时包炎钊就清楚了涉案9张承兑汇票，所以不存在重大心理影响。此外，包炎钊的证言内容和夏献忠陈述不一致，包炎钊陈述除本案汇票外，夏献忠还给了他近千万的承兑汇票。本案中居忠不构成拒不到庭，因为法院通知的时间相当局促，是开庭之前1、2天才通知的，也没有发给居忠书面通知。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本案中，包炎钊本人到庭作证，该证据合法有效，其证言属于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居忠虽对该证言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无法提供相反的证据。包炎钊受聘在夏献忠经营的企业工作，但非该厂的正式员工，其所得工作报酬与本案诉讼标的额相距甚远，且其明知所作证言的法律后果，按常人利益判断不可能偏向老板而非儿子，其作证时几次沉默的态度也表明其是相当理性慎重的，故包炎钊的证言较为真实可信，居忠认为其揽责逃债的观点有悖人情常理，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期间，包星海还提供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东湖塘支行出具的银行汇款记录以及包星海梳理该记录后的银行汇款明细，该银行汇票明细载明：“自2015年4月20日至2015年6月26日止，包星海共向居忠、姚文华、居琳娇三人汇款22013380元，其中包星海给居忠汇款20454380元”。在质证时，夏献忠未提出异议，居忠的代理人认为对于汇款金额没有异议，但是与本案无关，是包星海与居忠之间的债务关系。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未提出异议，只有居忠方认为该证据缺乏关联性，但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和充足的理由，故本院确认该证据合法有效。二审另查明：夏献忠与包星海父亲包炎钊均系锡山区东湖村人，两人从小相识交往，夏献忠投资开办东联厂后，包炎钊受聘担任该企业会计。夏献忠与居忠之间因企业业务关系也接触较多，相互比较熟悉。自2015年2月开始，经夏献忠介绍，在上海经商的包星海与居忠进行接触，后双方开展汇票兑付业务，由包星海通知夏献忠或包炎钊去居忠处领取汇票，然后由夏献忠或包炎钊再将汇票交付给包星海，包星海一般在夏献忠或包炎钊领票后的15日左右向居忠兑付款项。夏献忠陈述，2016年4月9日、5月20日，其接到包星海的电话通知后，前往居忠处领取汇票后，向居忠出具了收条，分别载明：“月底归还现金”、“承兑换现金”及“借到居忠承兑计捌拾万壹仟捌佰捌拾陆元整”。2015年5月27日上午与下午，其在接到包星海电话通知后又去居忠处领取了两次汇票，并向居忠出具了收条，分别载明：“借居忠承兑贰佰万元整”、“借居忠承兑叁拾万元整”。夏献忠在领取涉案9张汇票时，有的是与包炎钊一起去居忠处领取的，有的是其单独去居忠处领取的。夏献忠先后通过直接或包炎钊转交的方式将该9张汇票给了包星海。嗣后，夏献忠接到包星海电话通知后，仍继续到居忠处领取汇票，并将该汇票通过直接或包炎钊转交方式给包星海，包星海与包炎钊则一直未向夏献忠出具过收条。截至2015年9月底，夏献忠因感到包星海兑付成本涨得太高，认为有可能出事，遂不再听从包星海电话通知去居忠处领取汇票。此后，居忠与包星海之间则继续进行汇票兑付业务，尽管包星海陆续向居忠支付了一定的汇票兑付款项，但包星海拖欠居忠的汇票兑付金额很大，引起了居忠的不满和担心。2016年3月15日，居忠向包星海出具一份结算单，上面载明：“今由包星海起至今多次向居忠及王华珍借款，现经双方核对往来确定包星海结欠居忠及王华珍32530000元（大写：参仟贰佰伍拾参万元）。借款形式为转帐或由本人及包炎钊（本人父亲）向居忠及王华珍收取银行承兑汇票。其余人员向居忠及王华珍收取的承兑及转帐借款，由收取人员负责归还，与包星海无关。”包星海遂即在该结算单上签字确认。2016年9月9日，包星海向一审法院出具一份情况说明，载明：“本人包星海，向居忠收取承兑兑付由2015年2月12日至2015年6月22日还款明细，还款方式由网银包星海农行卡：6228480439226865970转入居忠农行卡：6228450430061631219卡号转入往来人民币1805.4380万元，此款项包括本人收到居忠（我委托夏献忠代办收取的）总金额3251886.11元的承兑汇票。夏献忠代收承兑本人已全部归还。夏献忠代收承兑还款明细为：2015年4月23日还款15万元，2015年6月2日还款30万元，2015年6月3日还款50万元，2015年6月10日还款50万元，2015年6月12日还款150万元，2015年6月21日还款30万元”。除涉案的汇票兑付业务外，居忠与夏献忠之间没有发生过其他汇票兑付业务。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夏献忠从居忠处领取汇票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还是委托代理行为。2、包星海有无付清涉案汇票的款项。3、居忠向夏献忠追讨欠款的行为是否合法。对于争议一，本院认为，首先，审理民事纠纷案件需要把握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然后再根据法律关系判断是否存在代理关系。如何来确定本案的法律关系，不能简单地凭居忠起诉请求和所述事实来加以确定，必须根据所有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尽可能还原其客观事实，然后根据其特征来进行分析。本案中，居忠并未就双方借款原因、用途提供相应的证据和合理的解释。从夏献忠出具收条时间、产生纠纷时间与实际交易习惯来讲也存在一定矛盾，令人难以相信，一审法院就此认定居忠与夏献忠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是缺乏充分依据的。从夏献忠出具的收条内容来看，不符合传统意义上借条的特征，双方没有约定借款期限、借款利息、借款用途等内容，且有的收条明确是“月底归还现金”、“承兑换现金”，虽然也有的收条抬头叫“借条”，但其内容还是指拿到汇票金额多少，也没有载明归还期限及借款利息等内容。因此，本案应属于一起因汇票兑付款项引起的欠款纠纷，不属于通常的民间借贷纠纷。其次，只有在明确法律关系前提下，才能确定适格的诉讼当事人。鉴于本案属于汇票兑付业务产生的民事纠纷，一般会涉及到出票人、持票人、取票人、兑付人等相关人员，而这些人员中往往就存在着适格的诉讼当事人。从本案看，居忠属于持票人，夏献忠属于取票人，包星海属于兑付人。判断夏献忠取票行为的性质，不能简单地依收条而定，更不能机械地根据收条抬头“借条”两字来定，而应该根据汇票业务的发生背景、取票过程、兑付方式、交易期限、交易惯例等加以判定，同时确定涉案9张汇票的流转是否具有特殊性。从目前几方提供的证据来看，夏献忠曾多次从居忠处帮包星海领取汇票，涉案9张汇票的领取经过与其他无异，但居忠提供了夏献忠出具的收条，那么如何看待这些收条，应借助本案其他证据予以判断。根据民事案件审判过程中的证据优势原则，结合本案的业务特点加以综合认定。再次，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就本案来讲，居忠提供了5张收条与1张结算单，以此证明夏献忠领取该汇票，且该汇票款项不在包星海所欠居忠的款项之中。在一、二审中，夏献忠一直坚持其系受包星海委托领取该9张汇票，且已将汇票交给了包炎钊或包星海。虽然夏献忠未能提供其曾向居忠出具过书面委托代理手续的证据，但是包星海作为该汇票兑付业务的受让人和付款人，有权对该行为进行解释和追认。包星海的前后陈述非常具体一致，且其明知所作陈述的后果有可能对自己产生不利，其陈述仍与包炎钊的证言相互吻合。另外，包星海在一审期间提供的情况说明晚于结算单，且所表达的内容更加明确具体，应判断夏献忠属于包星海的受托人具有较高可能性。第四，从本案的交易行为和交易惯例来看，居忠与包星海之间的汇票兑付业务时间跨度一年左右，而期间所进行的涉案汇票兑付历时仅两个多月。居忠与夏献忠之间又未发生过直接的汇票兑付业务。依照常理以及票据兑付交易惯例，汇票受让人一般在得票后票据到期日前付款，本案中夏献忠在涉案9张汇票前后均在居忠处领取过汇票，且按惯例夏献忠应在收到票据后15日内或约定期限前向居忠付款，不然无法进行继续交易。如夏献忠于2015年4月9日向居忠出具的第一张收条已载明：“月底归还现金”，按常理推断居忠应在收到该款后才会继续向夏献忠提供其他承兑汇票。如果夏献忠不按时履约，居忠就不会三次再向夏献忠提供汇票。居忠在本案中继续提供汇票的做法显然违背了交易习惯和常理，不能令人信服。事实上，夏献忠其他领取汇票的兑付款项也均由包星海支付，鉴于居忠在一、二审中均未能提供夏献忠本人曾向其支付其他汇票兑付款项的证据，本院认为夏献忠领取涉案汇票自用或转借包星海的可能性较小。另外，包炎钊、夏献忠均承认有一同去居忠处领取汇票的情形，居忠也未予否认，因此应视为居忠作为相对人对于夏献忠代理包星海领取票据的行为是明知的。现居忠因包星海难以归还欠款而否认夏献忠的代理行为，明显违背了相对人诚实守信的义务。最后，二审也充分注意到，包星海至今尚欠居忠大量款项未还，包星海是否有可能为夏献忠主动揽责，因包星海没有偿还能力导致居忠的债权落空。应该说，包星海偿还能力的大小可能会影响到居忠追讨债权行为的结果，但本院并不能就此怀疑并推断包星海所作的陈述和包炎钊的证言具有虚假性，也不能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认定包星海与夏献忠之间存在合谋逃债的行为。对于争议二，本院认为，按一般欠款纠纷来讲，欠款有无归还主要由还款人提供证据。本案中，夏献忠未承认向居忠支付过涉案9张汇票的款项，而包星海则一直坚持该9张汇票款项已经支付给居忠。对此，一审法院根据夏献忠、东联厂的申请，专门调取了包星海在中国农业银行帐户的交易明细。二审期间，包星海也提供了其在中国农业银行帐户内向居忠汇款的明细，并注明其中归还涉案汇票款项的时间及对应汇款记录。在质证时，居忠一方对包星海在2015年4月20日至2015年6月26日收到包星海银行卡汇款事实没有异议，仅是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但是居忠未能提供截止2015年6月26日包星海结欠其具体数额的证据，也未能提供该款项与本案无关的证据。本院认为，虽然根据结算单可以确认包星海至今尚欠居忠大量汇票兑付款项，但该欠款中间是否包含涉案9张汇票款项，则应根据汇票兑付的操作规程、交易惯例来加以判断。由于居忠收款金额与其给包星海的汇票面额不符，且双方均无法加以一一对应，只能根据汇票领取和兑付的先后时间予以确定。此外，银行对汇票承兑期限一般规定为6个月，银行对超过截止日期的汇票则不予承兑，汇票受让人按惯例应在承兑期限到达前到银行进行兑付或贴现，并将相应款项支付给汇票出让人。现涉案汇票中最晚兑现的截止日期与结算单的出具日期也有近四个月时间，且此后包星海与居忠之间仍存在较多汇票兑付业务，故本院认定涉案汇票款项已经全部付清具有较高可能性。另从夏献忠和包星海的陈述与中国农业银行帐户的交易明细来看，两者是互相符合的，且包星海的付款数额远远大于涉案9张汇票金额，形成了一定证据链，本院应予采信。事实上，从2015年6月26日以后，居忠与包星海之间仍有大量的汇票兑付业务，无法排除双方的欠款是这些业务所产生的结果。为慎重起见，本院在二审中，专门要求居忠提供结算单上附的9张借（欠）条，但居忠未能提供。本院还专门以书面与电话两种形式要求居忠出庭，但居忠以要到外地旅游为名拒绝到庭，该理由显然不能成立，无法摆脱其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本院确认包星海已经向居忠付清了涉案9张汇票的兑付款项。对于争议三，我国有关法律明确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不得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居忠与包星海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进行大量的汇票兑付套现业务，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该行为依法应予禁止。居忠与包星海均有责任从中吸取教训，及时予以整改。该业务介绍人夏献忠因行为不当导致了一定的后果，也应当知错改正。对于本案相关当事人的行为是否触犯刑事法律法规，则应由相关部门另行处理，且与本案的处理结果不发生冲突，本院在此不予理涉。本院认为，上诉人夏献忠从被上诉人居忠处领取该汇票后交付给了原审第三人包星海，并由包星海负责付款结算，夏献忠的取票行为应认定是包星海委托的代理行为，其行为后果应由包星海承担，且按现有证据应当认定包星海已经向居忠付清了该汇票全部款项，一审法院对夏献忠不构成代理行为的结论存在认定不当，应予纠正。现居忠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与夏献忠、东联厂之间发生了借贷关系，也无证据证明夏献忠、东联厂对其尚有欠款，故应驳回居忠的全部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上诉人夏献忠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夏献忠上诉请求本院直接改判由原审第三人包星海承担还款义务的观点，因包星海已经付清该涉案9张汇票款项，故这一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2016）苏0205民初155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居忠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640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1408元，由居忠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2816元，由居忠负担（该款已由夏献忠垫付，居忠应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将该款支付给夏献忠）。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建聪审判员  李 骏审判员  酆 芳二○二○一七年二月十五日书记员  宋婉龄本案援引法律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