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20民初10226号
原告：涂星伯，男，1994年11月22日生，汉族，住重庆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北京长安(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良肯电气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
法定代表人：沈林，副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小龙，男。
涂星伯与上海良肯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肯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于2017年6月7日、2017年7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涂星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被告良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沈林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小龙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涂星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1、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的年薪168,000元；2、销售提成194,454元。事实与理由：原告2015年10月中旬入职被告处，任销售员，2016年1月1日升任为销售经理。双方签订劳动合同，期限至2016年12月31日。原告全年完成销售业绩1,900余万元，其中“广东塔牌”项目合同标的16,800,000元，该项目前期由原告负责，后因老总不带，致后期无法跟进，原告借同事甘梅名义进行了投标，最后却由公司管理崔小龙与客户签订买卖合同，并隐瞒事实真相、违反承诺，未支付原告200,000元的提成。
审理中，原告认为16,800,000元“广东塔牌”项目为其部门销售人员甘梅所做，根据约定，原告作为销售经理，应享有1%的提成，诉讼请求基于该标准。
良肯公司辩称：原告于2016年1月入职被告处工作，作为销售人员，立下“军令状”承诺年度销售指标不低于2,380,000元、季度目标600,000元、月订单数4单。但经上半年的考核，原告的业绩远未达到目标，原告为此于2016年7月25日书写检讨书。2016年8月11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和补充协议。因被告资质问题，16,800,000元的“广东塔牌”项目是由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小龙作为上海耐吉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耐吉公司)的销售员所做，不计入被告的年底考核业绩，即如该项目是原告所做，亦不算原告的合同考核指标内。2016年12月初，公司在检查中发现，原告将所有合同复印件私自带离公司，至今尚未收回。原告全年销售额仅完成499,600元，且其中100,000元的“陕西某电气公司”项目，原告要求公司用铜线替代铝线烧制，给公司造成数千元的损失，计算提成时应予以扣除。原告未达到业绩目标，且违反劳动合同约定，在工作期间帮助其他公司销售其他产品，为此被告单方面解除了劳动合同。被告已支付原告工资38,500元和借款28,500元，已超出了原告应得报酬，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2月3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销售经理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原告完成合同指标238万元/年，实收货款200万以上，则年薪为16.8万元，未完成销售指标的，按百分比扣除年薪。预发0.35万元/月，每季度完成指标的预发1万元，其余年终根据业绩结清”。原告根据部门其他业务员的业绩，提取1%的业务提成。同时，原告向被告立下“军令状”，内容为：“年度目标238万，季度目标未60万，月定单数4单”。
2016年7月25日，原告书写《检讨书》，内容大致为：在六月，由于......，没有去开发客户，还损失乐一些老客户，......，八月份，会做到安排的任务，争取完成6-9月份的季度指标和月指标.....。
2016年8月11日，双方签订《销售员劳动合同》，期限为2016年8月10日至2019年8月9日，合同第7.5条约定：“......，若出现窜货飞单的将扣除全部工资和提成，立即开除并且根据《公司法》追加法律责任。
2016年8月29日，上海耐吉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耐吉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武出具《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授权案外人甘梅项目经理为本公司合法代理人，就“广东塔牌”项目以公司名义从事本次项目招标、报价、谈判、签署相关文件、协议、合同等事宜。
2016年11月10日，耐吉公司与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蕉岭分公司(以下简称塔牌公司)签订《低压开关柜买卖合同》，合同总价16,800,000元，崔小龙作为耐吉公司代表在合同上签字。
2016年12月9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员工辞退通知书》，以原告未能完成销售指、原告的不良行为造成被告严重损失及影响为由，自2016年12月10日起终止双方的劳动关系。
2017年2月6日，上海市奉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了原告的仲裁申请，其请求被告支付原告：1、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的年薪168,000元；2、销售提成194454元。2017年3月14日，仲裁委作出裁决，对原告的请求均不予支持。
另查明，1、除“广东塔牌”项目外，原告2016年1月至11月，销售合同金额为499,600元，已收407,020元；其他销售人员销售合同金额为1,858,136元，已收1,319,419元；3、2016年1月至11月期间，被告每月发放3500元工资给原告,并借支28,500元给原告，合计67,000元；4、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原告分别与上海一德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伟肯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内容为原告为上述两家公司促成与其他公司签订合同，对方支付一定提成或代理费。
审理中，原告为证明“广东塔牌”项目系其部门销售人员甘梅所做，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原告本人和甘梅的名片，其中原告为销售副总经理、甘梅为销售经理，名片上单位均为耐吉公司和被告两家公司的名称，左上角有两家公司的logo，总部为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奉永路XXX号，证明两家公司业务合作程度较深，原告和甘梅为两公司员工；
被告称，被告租赁使用耐吉公司的厂房，两家公司系厂房租赁关系，无其它关系，名片系原告自己印制，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小龙的名片也是这样印的，崔小龙也是耐吉公司的销售员。
2、原告与塔牌公司负责人”一切随缘”、职员“陈伟”等之间的电子邮件，证明原告协助甘梅完成该项目；
被告称，发件人“一切随缘”系耐吉公司的业务员，无法证明与塔牌项目有关，发件人“陈伟”系某广告公司的员工，与项目无关；
经本院审核，邮件时间大多在2016年8月份，发件人为“一切随缘”的邮件，6份主题为“(上海耐吉)投标文件”，1份主题为“谐波治理柜产品性能描述，请提供”;发件人为“陈伟”的邮件，主题为“备存通服务协议”；发件人为“中国水泥备件网小”的邮件，主题为“中国水泥备件网会议插页合同”；发件人为“浙江凯迪电气有限公司”，主题为“滤波器检测报告400”。
3、塔牌公司于2016年11月14日出具的《中标公示函》，证明通过甘梅的努力，确定耐吉公司为项目中标单位；
被告称，甘梅在2016年10月10日离职，故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4、塔牌公司和耐吉公司于2016年11月10日签订的《低压开关柜买卖合同》，证明在原告的协助下，甘梅谈成该项目，由被告领导崔小龙在合同上代为签字；
被告称，合同签订时，甘梅已离职，系崔小龙于2016年10月30日赴广东，经过10余天的谈判才最终签订。
5、被告出具的《有关广东塔牌业务情况说明》，证明该项目是甘梅所做；
被告称,谁来做项目要看谁签订合同，甘梅只是介绍人，其作为崔小龙的属下，做一些细小的事情合情合理；
经本院审核，该说明为被告针对原告仲裁请求的答辩，内容归纳为：塔牌公司为低压开关柜采购项目在网上公开招标，华意德电气设备(上海)有限公司将该信息告知甘梅，甘梅汇报给崔小龙，因被告无资质，崔小龙推荐甘梅将项目介绍给耐吉公司参与报价和投标事宜。耐吉公司于2016年8月29日报价投标，但未中标，后因中标人未签订合同，崔小龙在甘梅的怂恿下，同意协助甘梅与耐吉公司合作继续招投标，并在甘梅的要求下，崔小龙垫付了前期运作资金350,000元及其他费用50,000余元，后由崔小龙三次协调项目工作，并协助耐吉公司签下合同。甘梅曾承诺待项目合作成功后，偿还垫付资金，为此崔小龙正在要求甘梅偿还垫付资金本息440,000元。
6、仲裁《庭审笔录》中“被申请人(被告)：提供2、法定代表人授权书，证明当时项目是上海耐吉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授权甘梅去做的”，证明项目是甘梅负责；
被告称，该类授权书被告每天也会开出十几份，是崔小龙为方便甘梅做相关文件等辅助性工作而委托了甘梅，与签订合同不是一回事，甘梅没有谈判的权利，是崔小龙带了团队经过十余天的谈判达成的合同，所以崔小龙在合同上签字。
本院认为,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本案中，原、被告订立《销售经理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守履行，该协议约定原告的劳动报酬由年薪和提成组成，其中年薪系根据原告完成的合同指标和实收货款数额为依据，原告在审理中认为涉案的“广东塔牌”项目系案外人甘梅所做，故不属原告完成的合同指标，根据查明的事实，其2016年度在职期间，共完成销售额499,600元，未完成约定的销售指标，应按比例扣除年薪，即便不扣除双方存在争议的是否应扣除的销售额100,000元，其年薪应为35,265.88元[(168,000元÷2,380,000元)×499,600元]，现被告已发放38,500元工资，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年薪168,000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的另一报酬为提成，系根据部门其他业务员的业绩，提取1%的提成。虽然根据被告出具的《有关广东塔牌业务情况说明》，从崔小龙“推荐”、“协助”甘梅与耐吉公司合作，并应甘梅要求，“垫付”了前期运作资金，且现要求甘梅予以返还的表述中，可见被告亦认为前期的项目由甘梅负责，但甘梅在项目合同签订前即已离职，原告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后期的工作由其帮助甘梅进行下去，根据崔小龙在合同上签字的事实，本院有理由相信后期工作系由崔小龙完成。对此，本院认为，姑且不论耐吉公司的业务是否可以作为被告员工在被告处的业绩，但作为销售业绩应以完整的完成项目为标准，对于甘梅前期所作的工作及垫付的资金，双方可以在离职交接时另行约定，鉴于现无证据证明双方就“广东塔牌”项目有特别约定，对原告将甘梅所作的前期工作作为甘梅的销售业绩，以此主张1%的提成款，本院实难支持。按双方确认的其他业务员销售金额1,858,136元，原告可获提成18,581.36元，现被告对仲裁裁决的将出借给原告的25,800元借款抵扣无异议，故被告无需另行支付提成款。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涂星伯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涂星伯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乔 栋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日
书记员 白喻宁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条......
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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