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黑10民终7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原益河，男，1954年8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海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龙，黑龙江张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金贵，男，1963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海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荣华（系杨金贵的女儿），女，1985年6月26日出生，汉族，公司职员，住黑龙江省海林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国芹，女，1965年3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海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霞，海林市林海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益河因与上诉人杨金贵、张国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海林市人民法院（2018）黑1083民初2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原益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龙、上诉人杨金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荣华、上诉人张国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益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杨金贵、张国芹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录音内容与欠据的内容基本一致，欠据中，原益河将小写的20000元，改为现在的29000元。”错误。原益河在一审中已经提供欠据原件与录音资料进行佐证，能够证明杨金贵、张国芹欠款金额为29653元。杨金贵、张国芹在一审中未提供证据反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一审法院调查，原益河与杨金贵、张国芹系基于买卖合同产生欠款。在2009年应当偿还，但杨金贵、张国芹没有履行。2017年2月27日形成欠条，是因为杨金贵、张国芹找各种理由进行推脱，原益河在是这种情况下才取得的欠据。故所欠利息应当自2009年开始计算，一审自欠条出具之日进行计算缺乏法律依据。
杨金贵辩称：原益河所述录音的后半部分明显有套取的意思，明知杨金贵和张国芹已经离婚，还套取书面说明，提出签字后就不再找杨金贵了，去找刘某。杨金贵不太认识字就签字了。事实和该份证据完全不符。
张国芹辩称：原益河提出的上诉请求，因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张国芹也提起了上诉。欠据内容分为两部分，明显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的字间结构与字体大小均不一致，且笔迹的轻重也存在明显差异，显然“我去拉的叶子”下面三行字是原益河方后添加的，该内容并非杨金贵的真实意思表示，与出证目的不一致，且该欠据金额被改动，已不具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依据此欠据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关系依据不足。另外，原益河主张的逾期利息，因本案买卖主体均不确定，不能判定张国芹和杨金贵承担债务并支付利息，不能认定逾期还款的起止时间，原益河一审请求及上诉请求没有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支持。
杨金贵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原益河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欠条的出具是由原益河与唐某采取欺骗的方式，让杨金贵证实刘某及张国芹与原益河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声明出具后，原益河再未找过杨金贵，此事与杨金贵没有关系。欠条上面人为的进行了改动，同时对内容进行了填写，致使一份情况说明变成了欠条。原益河与杨金贵的录音，充分证明了原益河的主张不能得到保护，杨金贵和原益河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同时在录音中，原益河承认刘某收购了其甜叶菊叶子，也承认刘某给其发了四台打包机，抵顶自己的甜叶菊款2.2万元。原益河在起诉状、2017年庭审和一审两次庭审中，明确说明是刘某与张国芹找其谈的甜叶菊收购事宜，其价格也由双方商定，杨金贵均不在现场，更不知道原益河与刘某之间谈的价格与货物数量。原益河所举的录音证据，承认自己与刘某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同时承认2008年与刘某就认识，刘某在其家租赁过场地进行甜叶菊的收购，而事后又否认与刘某认识，前后所述矛盾。本案所涉标的产生在2009年秋天，当时原益河与刘某已经相识，从而可以看出，原益河与刘某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而一审法院却认定杨金贵与原益河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明显错误；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由于杨金贵与原益河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一审法院在审理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支持原益河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不当。杨金贵虽未向法庭提交证据，但在原益河的录音资料中，却能查明事实。
原益河辩称：一审提供的录音能够完整客观的证明原益河与杨金贵、张国芹之间是买卖关系，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应当驳回杨金贵的上诉请求。
张国芹述称：一审提供的欠据，因欠据没有张国芹的签字，该事件发生的过程，张国芹并未参与，因此杨金贵与原益河之间所出具的任何凭证均对张国芹无效，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张国芹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原益河对张国芹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原益河承担。事实和理由：1.张国芹与原益河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无义务给付原益河甜叶菊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而原益河在本案一审中，既没有提供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也没有提供任何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不能认定张国芹与原益河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原益河对于与谁发生的买卖关系、具体斤数、检斤方式、钱款给付金额、给付人是谁等关键性的问题，在起诉状中的表述和几次开庭的陈述都不一致，原益河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张国芹参与甜叶菊的买卖，一审法院认定张国芹与原益河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没有依据；2.一审判决认定张国芹与原益河之间存在欠款事实的证据不足。原益河在一审提交的两份证据，无论是欠条还是录音，既没有张国芹的签字，也没有张国芹的参与，以上两份证据对张国芹没有约束力，原益河在一审庭审中称是案外人刘某和杨金贵到的原益河家，张国芹没有参与，是谁收的货、钱给谁了，张国芹不知情，并且刘某付款也是直接将四台打包机发给了原益河。刘某付的四台打包机究竟顶了原益河多少货款，不能仅凭原益河的单方自述来认定事实，原益河也负有举证责任。原益河谎称四台打包机发给了张国芹，张国芹又给原益河拉去的，这与原益河的起诉状陈述矛盾。没有一份证据是张国芹签字或参与的，一审判令张国芹承担还款责任依据不足。
原益河辨称，录音中杨金贵自认涉案甜叶菊由张国芹拉走，足以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原审认定事实清楚。
杨金贵辩称，就拉走甜叶菊货物进行澄清，当时杨金贵只是受雇负责开车拉走货物，其对洽谈买卖斤数、价钱均不知情，与杨金贵无关，录音和欠据只是在套取一份情况说明。
原益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金贵、张国芹偿还欠款29653元，利息18680元，本息合计48333元；2.诉讼费用由杨金贵、张国芹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秋天，被告张国芹与案外人刘某因收购甜叶菊不足一车，由被告杨金贵带人将甜叶菊拉到团结屯检斤。甜叶菊由被告张国芹销售，被告张国芹多次找案外人刘某催款，并由刘某给原告打包机4台抵顶甜叶菊货款。2017年2月27日，原告原益河与唐某找被告杨金贵催款，并进行了录音。同日，又让被告杨金贵出具了欠据：欠原益河贰万余元的甜叶菊款（以原账为准），29000元。我去拉的叶子，叶子由原爱人张国芹处理掉了，此事实发生在2009年。我与张国芹离婚，其债务由她偿还。出据人杨金贵。上述欠据的内容均为原告方所书写，杨金贵系本人签字。被告杨金贵虽然不会写字（除自己名字外），但认识字，且对欠据本身的意思是明知的，被告在庭审中予以认可。录音内容与欠据的内容基本一致。欠据中，原告原益河将小写的20000元，改为现在的29000元。二被告于1983年8月份同居生活，在2011年11月24日办理的结婚登记手续，后因无法生活，2012年2月2日又办理离婚手续。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原益河在原庭审笔录中认为，刘某与被告合伙。二被告在原审庭审笔录中认为，刘某与原告系买卖关系。庭审中，本院释明原、被告是否有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是否追加刘某为本案当事人时，原、被告双方均不申请追加。庭审中，原、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刘某与被告系合伙关系，也没有证据证明刘某与原告系买卖关系。对原、被告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被告杨金贵到原告处拉货，并出具了欠据，故原告与被告杨金贵形成了甜叶菊买卖合同。上述事实有被告杨金贵的欠据、录音及原、被告的陈述所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被告杨金贵应当给付原告甜叶菊款，并承担逾期给付货款的利息损失。关于原告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二)物证原物或者与物证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照片、录像资料等；(三)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四)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制作的对物证或者现场的勘验笔录。第七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诉讼中，被告对原告提供的欠据提出异议，认为该条原为证明，上面“欠据”两个字是后填写的，原益河前面的“欠”字是后填写的，但经本院释明后，被告没有书面提出鉴定请求。而该欠条与原告提供的录音内容基本一致，本院对被告的异议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偿还欠款29653元，本院认为，被告杨金贵给原告出具的欠据中，欠原益河贰万余元的甜叶菊款（以原账为准），小写20000元。庭审中，原告称“以原账为准”系原告自己书写的数据，本院认为，根据农村买卖甜叶菊的交易习惯和近几年法院处理甜叶菊买卖的相关案件，原告应当提供被告的欠据或者检斤的小票，这里的“以原账为准”应为被告检斤时的小票，不应当为原告自己书写，该举证责任应为原告。原告将小写的20000元，改为现在的29000元，被告提出异议，原告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对改动为29000元，是经过被告杨金贵同意后改动的，对此异议本院予以支持。庭审中，原告没有证据证明20000余元的具体数字，本院认为，原告的货款通过打包机4台抵顶货款后，被告杨金贵又出具了欠据，故本院保护原告剩余的货款20000元为宜。对于利息损失，本院认为，原、被告于2009年产生了买卖关系，但原告没有证据证明给付货款的时间及具体向被告主张权利的时间，也未约定违约金。原告找被告杨金贵主张权利，被告杨金贵出具了欠条，利息应当从2017年2月27日出具欠据开始计算至2018年3月27日，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年利率4.75%计算利息为1029.17元，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一、1994年２月１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二被告于1983年8月份同居生活，符合法律规定的事实婚姻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被告张国芹销售甜叶菊，并向刘某催要货款，属于共同经营，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综上，对原告合理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被告杨金贵、张国芹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给付原告原益河甜叶菊款20000元、利息1029.17元，合计金额21029.17元。2018年3月27日以后的利息按年利率4.75%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内实际给付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008.33元，由原告原益河负担682.60元，被告杨金贵、张国芹负担325.73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益河与杨金贵、张国芹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益河主张的甜叶菊款及利息应否保护以及保护金额。张国芹为证明其上诉主张，复述张国芹一审证据二，即（2017）黑1083民初319号案件庭审笔录（第9页上数第五行），补充证明原益河在原审中本人承认是与刘某发生的甜叶菊买卖关系，且刘某将货款用四台打包机进行了给付，由此证明原益河在（2018）黑1083民初223号案件庭审中所陈述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两次陈述相互矛盾，故原益河称与张国芹和杨金贵之间存在买卖关系是虚假的。本院认为，该份证据能够证明刘某用四台打包机抵顶原益河部分欠款的事实，但结合本案一审原益河举证2017年2月27日欠据及同日的录音，该份证据不能否定原益河与杨金贵形成的甜叶菊买卖合同关系，不能证明张国芹想要证明的问题，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采纳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并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原益河上诉请求为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原益河一审诉请本金、利息共计48333元，而一审判决保护本金、利息共计21029.17元，未保护利息为27303.83元。依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原益河应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482.60元。
本院认为，关于原益河与杨金贵、张国芹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杨金贵拉走原益河的甜叶菊，事后出具欠据，杨金贵与原益河之间已经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一审中，原益河举证2017年2月27日欠据及同日的录音，能够相互佐证杨金贵拖欠原益河甜叶菊款的事实。本案二审中，杨金贵上诉主张2017年2月27日欠据只是“情况说明”，是为原益河向案外人刘某主张权利使用，并非欠据，并主张该“欠据”有涂改有添加，但杨金贵并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且在本案一审中，当法院释明后，杨金贵放弃申请鉴定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其应对不利后果承担责任，故杨金贵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张国芹上诉主张其与原益河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无义务给付甜叶菊款，以及一审判决认定其与原益河之间存在欠款事实证据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一）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中，杨金贵与张国芹于1983年8月开始同居生活，2011年11月24日办理结婚登记，2012年2月2日办理离婚手续。本案甜叶菊买卖发生在2009年，此时杨金贵与张国芹应为事实婚姻关系。杨金贵拉走甜叶菊，张国芹销售甜叶菊，并向刘某催要甜叶菊款，系家庭共同经营，应认定此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故张国芹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益河主张的甜叶菊款及利息应否保护以及保护金额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杨金贵、张国芹应当给付原益河甜叶菊款，并承担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原益河上诉主张其在一审中已经提供欠据原件与录音，能够证明杨金贵、张国芹欠款29653元，以及欠款事实发生在2009年，所欠利息应当自2009年开始计算等。本案一审、二审中，原益河举证欠据、录音，均不能证实欠款29653元的事实，其在原审提供的“原帐”为自行书写，对方当事人亦不认可，且原益河一审自认，欠据中29000元中的9是后改的，但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是经杨金贵同意修改，杨金贵对此亦不认可。故一审法院结合案件事实，保护货款20000元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标准计算。”本案中，2017年2月27日欠据并未约定给付货款的时间，亦未约定违约金，原益河请求从2009年开始计算逾期利息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从2017年2月27日欠据出具之日起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年利率4.75%保护逾期利息并无不当。故原益河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原益河、杨金贵、张国芹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杨金贵预交的326元，张国芹预交的326元，分别由杨金贵、张国芹各自负担；原益河预交的1008元，由原益河负担482.60元，其余525.40元退还原益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昱
审 判 员 孙庆喜
审 判 员 郭艳辉
二〇一八年八月六日
法官助理 王盛澎
书 记 员 孙铭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