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铁路运输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辽7101民初48号原告：孙瑞春。原告：付作玉。原告：付钰翔。上述三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卫东，男，吉林汲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沈阳铁路局，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4号。法定代表人：王占柱，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耿立平，男，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霍文影，男，该单位工作人员。原告孙瑞春、付作玉、付钰翔与被告沈阳铁路局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瑞春、付作玉、付钰翔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卫东、被告沈阳铁路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耿立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瑞春、付作玉、付钰翔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丧葬费23258元，死亡赔偿金464356.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3217.82元，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共计560832.22元的80%，即448665.77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6年3月29日，原告的被继承人付显平在路过被告的铁路线时，被被告的火车撞死。原告认为，由于被告的铁路线没有明显警示标志，也没有护栏，所以原告的被继承人才从铁路线上穿过，结果发生事故。在发生事故前，被告的火车未尽到安全注意和防范措施，以及铁路沿线无明显警示标志和未设防护栏及防护岗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所以，被告应当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故诉至法院。被告沈阳铁路局辩称：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受害人坐在铁路线路中间，并用衣服蒙着头。被告的机车乘务员发现被害人后鸣笛，并采取紧急停车措施，列车在制动状态下与受害人相撞致其死亡，被告已经充分履行了安全防护与警示义务。这起事故是由于受害人故意与列车相撞所造成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不应对本次事故承担责任。请求法院判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编号：02B20160128）复印件两份，该证据由原告提供。两份认定书的复印件中，其中一份在事故责任认定部分写有“当事人张启霞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另一份的该部分中“张启霞”字样被涂黑。原告以此证明该认定书不能作为合法证据使用，因为未经涂改的认定书复印件是原告收到的认定书复印所得，存在认定事实错误，且认定张启霞负事故全部责任的问题；而存在涂改的认定书复印件是被告工作人员涂改后所得，程序违法。被告认为该事故认定书经有关机关依法作出，并经当事人家属签收，程序合法。本案中原告并未举出任何相反证据推翻该认定书认定的相关事实，该认定书应当予以采信。本院认为，该事故认定书是由沈阳铁路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依法作出，但该认定书中关于机车乘务员发现受害人时受害人在铁路线路中的状态的认定，除二位机车乘务员的询问笔录外，再无其他证据可以证明，且经本院审查，该事故认定书中对于机车乘务员发现受害人时机车的位置、受害人距离机车的距离的认定与现场勘验记录、列车运行监控记录、询问笔录中的记载相矛盾，故对该事故认定书中对于机车乘务员发现受害人时受害人在铁路线路中的状态、机车的位置、受害人距离机车的距离的认定本院不予采信，其他事实部分本院予以采信。该认定书中事故责任认定的部分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并存在涂改，导致确责有误，故对于认定书中事故责任认定的部分，本院不予采信。四份证明，该证据由原告提供，其中三份证明来源于通沟街道永安社区居民委员会，一份证明来源于白山市明江装饰装潢有限公司。原告以此证明三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且受害人生前精神正常、情绪稳定，不可能存在自杀的念头；被告对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无异议，但对明江公司的证明存在异议，认为劳动关系应由劳动合同证明，且该证明与受害人的精神状况无直接关联性，无法证明原告的精神状况。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所举的三份居委会证明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采信。明江公司并非专业的精神鉴定机构，其出具的证明不能证明受害人的精神状况，单独的证明亦不能说明其与受害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故对该项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五组照片，该证据由原告提供，用以证明被告在事故地点两侧未设置防护栏和警示标志，具有重大过失；被告认为该证据没有表明出事的地点，且被告在附近有道口设置的人行通道。本院认为，虽然无法判定该组照片是否包含事故发生的准确位置，但该组照片摄有“31km263m”等距离标杆，说明该组照片拍摄于事故发生现场的周围，故可以认定其真实性，但与本案的关联性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证明。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和签收单二份，该证据由被告提供，用以证明有关机关对该事故的认定和依法送达的情况。被告对6月6日送达的签收单无异议，对7月4日送达的签收单有异议，认为该签收单送达事项、送达单位、送达人姓名等均是空白，无法证明送达孙瑞春的是何种资料。对责任认定书的质证意见同第一项证据。本院认为，7月4日送达的签收单虽然存在记载事项方面的瑕疵，但该签收单上记载有被送达人地址、被送达人的签名、签收日期，送达事项中也载明了送达的材料为《铁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且该份签收单上盖有“通化铁路公安处白山市车站公安派出所”的印章，足以说明送达人单位。从以上记载来看，足以认定该签收单已依法送达孙瑞春，故本院对二份签收单予以采信，对事故认定书的采信情况同第一项证据。五、对机车乘务员刘智兵、赵京鹏的询问笔录二份，该证据由被告提供，来源自通化铁路公安处白山市车站公安派出所。被告以此证明事故发生时受害人蹲坐在铁路线路上；原告认为刘智兵与赵京鹏为被告的工作人员，且该证言是二位机车乘务员为自己作证，存在推卸责任的故意。此外二人的证言不真实并存在矛盾之处，不应予以采信。本院认为，二位机车乘务员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经本院审查，二份询问笔录中关于机车乘务员发现受害人时受害人在铁路线路中的状态的描述并无其他证据可以佐证，故对询问笔录所要证明的问题，本院不予采信。询问笔录的其他内容能够与现场勘验记录、列车运行监控记录的记载相吻合，足以证明事故发生时的情况，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3月29日，梅河口机务段机车乘务员刘智兵、赵京鹏驾驶吉林机务段配属的HXN5型0539机车，担当35637次货物列车牵引任务。当列车以60km/h的速度运行到鸭大线老营至白山市站间约31km200m时，机车乘务员发现运行前方170m左右有一人处于铁路线路中，于是立即鸣笛示警并在列车处于该线路31km230m的位置时采取紧急停车措施，列车在制动状态下与受害人相撞，相撞地点为该线路31km375m处。16时35分列车停于该线路31km549m处，停车后机车乘务员立即报告白山市站并下车检查，发现受害人为男子，在机次第八辆车下，已经死亡。后经沈阳铁路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受害人面部多处开放性骨折，多根多处肋骨骨折，左上肢及右小腿离断。根据损伤特点，结合现场勘查情况，其系被机车撞击致重度颅脑损伤及胸部闭合性损伤而死亡。该事故经沈阳铁路局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进行了调查，并作出了事故认定书。另查明，受害人姓名付显平，46岁，白山市户口。通过原告所举的证据中的照片及本院现场勘查，本次事故中列车运行方向的左侧、事故撞击点的西侧约5米的位置有一条横跨铁路线路的人行便道，便道的起始端没有安装护栏等隔离、防护措施，也没有设置警示标志。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如下：此次事故的责任认定1、依据铁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记录、铁路交通事故概况表及本院现场勘查，事发铁路一侧为居民区，有居民长期通行形成的通往铁路线路的便道，该便道的铁路两侧均无护栏等隔离、防护措施及警示标志，本院认为被告未尽到安全防护和警示的义务；2、依据列车运行监控记录、询问笔录，可知机车乘务员于机车距离受害人约170米左右时发现受害人并鸣笛，此时时间为16时35分19秒，并于约16时35分22秒采取紧急制动措施。从机车乘务员发现受害人并鸣笛到采取制动措施，期间仅经过约3秒的时间，可以认定机车乘务员已经采取了合理措施避免损害的发生，且事故发生后及时下车查看并向有关部门报告，本院认为被告已尽到了避险及救助的义务；3、受害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理应具备防范危险发生的意识。虽然事发铁路路段两侧无护栏和警示标志，受害人也应认识到身处铁路线路中的危险性，其在列车经过时处于铁路线路中间，是造成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依据双方的过错程度，确定原告对事故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对造成的损失应自行承担70%的份额，被告在本次事故中未充分履行安全防护和警示的义务，对事故的发生承担次要责任，对造成的损失承担30%的份额。二、赔偿标准问题原告诉讼请求中的赔偿数额是依照吉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计算所得。经本院释明，原告选择依照辽宁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计算赔偿数额，故本院认为此次事故赔偿标准应依照《辽宁省2016年度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有关数据》计算。此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死亡赔偿金。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沈阳铁路局赔偿原告孙瑞春、付作玉、付钰翔死亡赔偿金219091.5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126元×20年×30%+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1557元×5年×30%）、丧葬费8018.7元（丧葬费26729元×30%）、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上述赔偿金额共计242110.2元，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向原告支付；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44元，由原告孙瑞春、付作玉、付钰翔负担1640.8元，由被告沈阳铁路局负担703.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 判 长  孙 斌代理审判员  贾依妮代理审判员  李思远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刘 博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因受害人翻越、穿越、损毁、移动铁路线路两侧防护围墙、栅栏或者其他防护设施穿越铁路线路，偷乘货车，攀附行进中的列车，在未设置人行通道的铁路桥梁、隧道内通行，攀爬高架铁路线路，以及其他未经许可进入铁路线路、车站、货场等铁路作业区域的过错行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根据受害人的过错程度适当减轻铁路运输企业的赔偿责任，并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铁路运输企业未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受害人有上述过错行为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在全部损失的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二十之间承担赔偿责任；（二）铁路运输企业已充分履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受害人仍施以上述过错行为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在全部损失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十之间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