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民终5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迎丰村。
执行合伙人：肖红卫。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道平，重庆朋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利美，女，汉族，1973年5月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张家祠西路**号楼**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力，四川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四川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贵州绿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瑞金北路75号天源大厦6楼。
法定代表人：孙俊，经理。
原审被告：孙俊，女，汉族，19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路**号*栋*单元附*号。
原审被告：孙文选，男，汉族，19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路**号*栋*单元附*号。
原审被告：孙剑，女，汉族，19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号*栋*单元*楼附**号。
上诉人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以下简称兴隆煤矿）因与被上诉人朱利美以及原审被告贵州绿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恒公司）、孙俊、孙文选、孙剑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成民初字第17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兴隆煤矿的执行合伙人肖红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道平，被上诉人朱利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力、张磊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绿恒公司、孙俊、孙文选、孙剑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审理中，兴隆煤矿申请鉴定并经本院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兴隆煤矿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决第三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对绿恒公司所欠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保证合同》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未成立，原判依据该合同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属事实认定错误。1.《保证合同》所盖印章“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并非上诉人名称。2.上诉人对《保证合同》内容和印章不知情，更没有与被上诉人就保证事项进行过磋商或对被上诉人作出过保证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讲不出《保证合同》上“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印章由来，合同缔约过程未体现上诉人作出保证的意思表示。3.《保证合同》缔约过程没有体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保证的要约与承诺两个合同成立的必备阶段，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成立。合同的本质是合意，合同成立须各方当事人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而一致意思表示合同法规定了要约与承诺两个必备的缔约阶段。被上诉人认可未向上诉人发出过缔结《保证合同》的要约，未与上诉人对保证事项进行磋商，也未收到上诉人发出的缔结《保证合同》的承诺，被上诉人称由与上诉人毫无关联的孙俊“带到兴隆煤矿盖章”。因此《保证合同》未能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合同成立条件，对上诉人不具有约束力。4.仅以“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印章认定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不公平。保证合同作为典型的无偿合同，要求保证人在未取得债权人任何利益前提下承担偿债责任，为平衡保证人与债权人之间权利义务，对保证合同的成立、生效法律苛以更加严格的审查义务，其中最核心的是审查保证人是否具有保证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无经济往来，未从被上诉人(包括绿恒公司)处取得过任何利益，对《保证合同》不知情，更未对保证事项作出过意思表示，对此要求上诉人承担1000万元借款及相应利息的保证责任不公。二、原判以被上诉人善意为由认定该合同有效属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被上诉人明知法律规定了在上诉人未就担保事项存在例外约定情况下，该《保证合同》的签订只有经过上诉人全体合伙人同意才能生效，但仍拒绝与上诉人核实或磋商，明显不为善意。2.《保证合同》约定“本合同经签署生效，乙方为多个主体的，对签署各主体有效，任一主体未签署或签署无效不影响其他签署方的效力。”即合同签字和盖章方能生效，且落款处预留了“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但被上诉人取得的合同仅有“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印章，没有上诉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肖红卫或其授权代表签名，被上诉人欠缺合同生效要件是明知的。3.被上诉人从未向上诉人发出过要约，也从未收到过上诉人的缔约承诺，未尽到促成《保证合同》成立的基本义务，不构成善意。4.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保证事项至始至终只与孙俊磋商，孙俊与上诉人无任何关系，既非代理人又非合伙人，被上诉人与其磋商上诉人的保证事项不构成善意。三、原判对认定《保证合同》效力的证明责任分配存在法律适用错误。1.并非所有的印章均须通过鉴定辨明真伪，只有具备形式要件并达到相应证明标准，但却无法判断真假的印章才需要通过鉴定予以辨明。《保证合同》上“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印章明显不是上诉人名称，缺乏基本形式要件，不需要鉴定。2.《保证合同》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未成立，但约定“本合同经签署生效”即签字和盖章后生效，“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表)”处未签字，即便印章为上诉人所盖但未经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合同未生效。原判依据形式要件缺失、有严重瑕疵的《保证合同》判决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系枉法裁判。
朱利美答辩称，一、《保证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上诉人为借款项下的债权向朱利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原判认定《保证合同》有效且担保事实成立正确。1.上诉人以及孙俊、孙文选、孙剑作为保证人与债权人朱利美签订《保证合同》，约定自愿为《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向朱利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诉人作为保证人在《保证合同》签署页加盖了“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公章，公章真实且字样清楚。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规定，《保证合同》成立并生效。3.《保证合同》上加盖的“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公章字样清楚，上诉人反复强调公章字样为“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与事实不符。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七条仅是对合伙企业内部的限制性规定，合伙企业对外担保属对外行为，合伙企业内部的权利限制并不能对抗外部的善意第三人。上诉人作为保证人在《保证合同》上加盖公章即代表上诉人，朱利美作为自然人完全有理由相信上诉人向其提供担保是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该条法律规定并非效力性规定，也未明确规定合伙企业对外担保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担保无效。上诉人在《保证合同》上加盖公章足以表明其向朱利美提供担保的意思。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上诉人称对《保证合同》签订不知情、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保证合同》加盖上诉人公章足以证明其自愿为朱利美提供保证担保的事实。上诉人主张《保证合同》上其公章并非真实的公司印章并要求鉴定，但其没有在指定期限内提供鉴定样本和检材，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上诉人抗辩不承担保证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支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绿恒公司、孙俊、孙文选、孙剑未到庭未答辩。
朱利美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绿恒公司立即归还朱利美借款本金1000万元以及自2013年4月13日起至本金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按借款金额每日0.06%计算至本金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3年9月30日利息金额为102.6万元），绿恒公司自2013年4月13日起至本息清偿之日止，每日按逾期金额千分之一的标准向朱利美支付违约金（暂计至2013年9月30日金额为171万元），兴隆煤矿、孙俊、孙文选、孙剑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诉讼费由绿恒公司、兴隆煤矿、孙俊、孙文选、孙剑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10日，朱利美与绿恒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绿恒公司向朱利美借款1400万元，朱利美委托四川鑫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向绿恒公司支付借款，借款期限l个月。若实际使用借款在10天(含10天)以内，按照借款金额0.6％计算利息；使用借款在10天-20天(含20天)内，按借款金额1.2％计算利息；使用借款在20天-30天(含30天)内，按借款金额1.7％计算利息；使用借款超过30天，超过部分按借款金额0.06％／天支付利息。若绿恒公司逾期还款，应按逾期金额每日千分之一向朱利美支付违约金，直至还清该笔借款为止。同日，朱利美与兴隆煤矿、孙俊、孙文选、孙剑签订《保证合同》一份，约定兴隆煤矿、孙俊、孙文选、孙剑为绿恒公司与朱利美签订的《借款合同》合同项下借款本金l4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合同项下有多个保证人的，各保证人共同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2013年3月13日，四川鑫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转账至绿恒公司账户1000万元。2013年3月14日，绿恒公司向朱利美出具《收款确认书》确认收到l000万元借款。
原审法院另查明，2013年3月13日，孙俊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案外人何正莲转账27万元。同日，绿恒公司向四川鑫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转账3万元，摘要栏备注为“劳务费”。2013年3月22日，绿恒公司向何正莲转账15万元，摘要栏备注为“劳务费”，4月12日、5月l4日、6月20日绿恒公司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何正莲转账50万元、50万元、80万元，摘要栏备注为“运费”。
原审法院还查明，兴隆煤矿系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肖红卫。本案审理中，兴隆煤矿申请对《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兴隆煤矿印章真实性进行鉴定，原审法院要求兴隆煤矿限期提供鉴定样本及检材，否则视为撤回鉴定申请。在该指定期限内兴隆煤矿未能提供鉴定样本及检材。
原审法院认为，朱利美与绿恒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朱利美与兴隆煤矿、孙俊、孙文选、孙剑签订的《保证合同》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民间借贷为实践性合同，应以出借人实际出借款项金额作为认定借贷双方实际发生借款数额的依据。虽然《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l400万元，合同签订后朱利美委托四川鑫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向绿恒公司支付l000万元的借款。绿恒公司实际收到了朱利美提供的借款，并向朱利美出具了《收款确认书》，事后并未对朱利美借款数额提出异议，可以认定双方对实际借款1000万元形成了一致的意思表示。绿恒公司关于朱利美未按约定支付借款，属违约在先，绿恒公司未偿还借款本息属于行使先履行抗辩权的抗辩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绿恒公司抗辩称在四川鑫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转账当日，根据朱利美的委托向案外人何正莲支付47万元，向四川鑫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支付3万元，借款本金实为950万元。对此绿恒公司并未举出朱利美委托何正莲及四川鑫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代为收取款项的相应证据，无法证明上述两笔款项与本案借款具有关联性，且这一抗辩理由亦与绿恒公司出具的《收款确认书》载明内容相悖，故对绿恒公司的该项抗辩理由亦不予采信。绿恒公司收到朱利美提供的l000万元借款后，未按合同约定履行按期归还本金和利息的义务，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绿恒公司抗辩称，其已于2013年3月22日、4月12日、5月14日、6月20日、8月16日根据朱利美的委托向何正莲转账支付l41万元用于归还本案借款，但绿恒公司并未举出朱利美委托何正莲代为收取款项的相应证据，无法证明上述款项与本案借款的关联性，且在相关转账凭证摘要栏备注为“运费”“劳务费”亦与本案借款性质相悖，故对绿恒公司上述抗辩意见不予支持。绿恒公司应向朱利美归还借款本金l000万元。关于朱利美主张的利息和违约金问题，《借款合同》约定“若实际使用借款在20天-30天(含30天)内，按借款金额1.7％计算利息；若实际使用借款超过30天，超过部分按借款金额0.06％／天支付利息。”本案中绿恒公司实际使用借款期限超过30天，应按借款金额0.06%/天支付相应利息。同时，双方《借款合同》还约定，若绿恒公司逾期还款，应按逾期金额每日千分之一向朱利美支付违约金，直至还清该笔借款为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以保护。”《借款合同》中既约定了利息，又约定了违约金，本案被告认为违约金约定过高，请求人民法院予以调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本案中绿恒公司逾期还款行为给朱利美造成的主要损失是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综合绿恒公司的过错程度等因素，酌情将绿恒公司应承担的利息及违约金合计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四倍为限，即绿恒公司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贷款基准利率四倍向朱利美支付自2013年4月13日起的利息及违约金直至本金清偿之日。
关于兴隆煤矿、孙俊、孙文选、孙剑担保责任承担问题。兴隆煤矿主张《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印章并非兴隆煤矿真实公章，并申请对该印章进行鉴定。在本案审理中，原审法院要求兴隆煤矿限期提供鉴定样本及检材，否则视为撤回鉴定申请。兴隆煤矿未能在原审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供鉴定样本及检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兴隆煤矿应对其关于《保证合同》上加盖的印章并非兴隆煤矿真实公章的主张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后果。兴隆煤矿称其合伙人从未就对外担保事项进行过决议，合伙事务执行人肖卫红并不知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合伙企业对合伙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以及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权利的限制，不得对抗不知情的和善意第三人。”《保证合同》上加盖有兴隆煤矿的公章，朱利美有理由相信兴隆煤矿对外作出担保经过了全部合伙人的一致同意，兴隆煤矿未能举证证明朱利美在签订《保证合同》时具有主观恶意，即使合伙企业内部关于合伙事务执行约定或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权利的限制，均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朱利美，故兴隆煤矿关于其不应承担本案连带保证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兴隆煤矿、孙俊、孙文选、孙剑均应按照《保证合同》的约定向朱利美承担本案借款的连带保证责任。兴隆煤矿、孙俊、孙文选、孙剑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绿恒公司追偿。故朱利美诉请要求兴隆煤矿、孙俊、孙文选、孙剑对绿恒公司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予以支持。
综上，朱利美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判决：一、被告贵州绿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朱利美借款本金人民币l000万元。二、被告贵州绿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原告朱利美支付自2013年4月13日起至本金清偿之日的利息及违约金(以10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三、被告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孙俊、孙文选、孙剑对被告贵州绿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贵州绿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追偿。四、驳回原告朱利美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98216元(此款已由朱利美预交)，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103216元，由绿恒公司、兴隆煤矿、孙俊、孙文选、孙剑负担。
本院二审查明，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举证期限内，朱利美提交了如下新证据：2014年9月16日绿恒公司、孙俊出具的《关于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为贵州绿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担保盖章说明》（复印件，载明：我是绿恒公司法人及股东，同时在2012年12月份和黄克珏签订了合伙协议也是兴隆煤矿股东之一。在2013年3月份经过兴隆煤矿股东会议一致决定同意给绿恒公司在朱利美处贷款壹仟肆佰万作担保。当时黄克珏在绿恒公司办公室当我面盖章签字。我在给兴隆煤矿贷款时，所有的贷款资料文件盖章都是由刘贤找黄克珏联系盖的此枚章送到中信银行贵州省分行贷款办理人手里，2013年7月初报审计时间是2013年8月。兴隆煤矿一直都是使用这枚章，证明这章是真实的。”）拟证明孙俊是兴隆煤矿合伙人之一，孙俊盖章联系的兴隆煤矿股东黄克珏，在绿恒公司加盖的。
兴隆煤矿质证对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证据来源于绿恒公司孙俊，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所述兴隆煤矿股东会议决议没有相应记录，黄克珏也没有出庭作证，不应采信。
兴隆煤矿于2016年7月18日以《保证合同》上加盖的“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印章不是其单位印章所盖、其单位印章在设立本企业时就于二00六年十一月九日在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备案一直未有变更刻制情况为由，申请对《保证合同》加盖的“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印章与兴隆煤矿在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于二00六年十一月九日设立企业登记备案档案中的“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印章是否为同一枚印章所盖进行鉴定。对此朱利美认为，兴隆煤矿再次申请鉴定已过举证期限，不应准许。
上述朱利美提交的证据因不具备证据有效要件，本院不予采信。兴隆煤矿鉴定申请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本院予以准许。本院委托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对前述申请事项进行了鉴定。期间，双方当事人均申请延期提交比对样本并经本院准许。
在本院重新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兴隆煤矿提交了如下比对样本：《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合伙企业设立登记申请书》（共6页）。
朱利美质证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但同意作为鉴定比对样本使用。
朱利美提交了：1.《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合伙人会议决议》；2.《兴隆煤矿合伙企业入伙协议书》；3.《咨询服务协议》；4.《查封异议申请书》；5.《变更保全申请书》；6.《解除保全申请书》；7.《民事答辩状》；8.《补充答辩状》；9.《授权委托书》；10.申请向毕节地区大方县公安局调取“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公章印模、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调取兴隆煤矿2013年4月在该行申请1000万元贷款签订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中“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印章作为本案印章鉴定比对样本。11.《调取印章比对检材申请书》《撤回调取比对检材申请书》，申请向毕节地区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安监局调取兴隆煤矿于2013年5月31日提交的《隐患整改方案及整改措施》资料及兴隆煤矿于2013年3月前后向毕节地区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国土局、安监局、办公室提交的相关资料加盖有兴隆煤矿印章的相关资料作为本案印章鉴定比对检材，同时要求撤回原调取兴隆煤矿在办理中信银行贵阳分行2013年贷款时提交资料作为比对检材的申请。
兴隆煤矿质证对样本1-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认为样本来源于孙俊，黄克珏和肖红卫签名与工商档案资料签名不一致，材料虚假。对样本7、8、9加盖的“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印章认可。对调取印章作为比对样本申请，认为因兴隆煤矿属特种行业在毕节地区大方县公安局没有备案印章，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贷款是孙俊申请，贷款行为不是兴隆煤矿实施的，兴隆煤矿2006年备案印章沿用至今，没有使用其他印章。向毕节地区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安监局调取兴隆煤矿相关资料作为印章鉴定比对检材无异议。
本院认为，兴隆煤矿提交的《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合伙企业设立登记申请书》原件存于贵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档案室，且朱利美对该登记申请书作为比对样本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并移送鉴定。朱利美提交的《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合伙人会议决议》《兴隆煤矿合伙企业入伙协议书》《咨询服务协议》因不具备证据来源合法性，兴隆煤矿亦不认可，不予采信；《查封异议申请书》《变更保全申请书》《解除保全申请书》虽系复印件但提供了取证线索（即：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成民保字第837号案卷材料），予以采信并移送鉴定；《民事答辩状》《补充答辩状》《授权委托书》系在案材料且为原件，予以采信并移送鉴定。朱利美申请向毕节地区大方县公安局调取“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公章印模、向毕节地区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安监局调取兴隆煤矿于2013年5月31日提交的《隐患整改方案及整改措施》资料以及于2013年3月前后向毕节地区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国土局、安监局、办公室提交的加盖有兴隆煤矿印章的相关资料，因申请调取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予以准许。朱利美申请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调取兴隆煤矿2013年4月在该行申请1000万元贷款签订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中“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印章，但又撤回该申请，予以准许。
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分别于2017年7月24日、12月14日、12月25日作出成联[2017]文鉴字第109号和成联[2017]文鉴字第24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签约日期2013年3月10日《保证合同》其尾页乙方部位留有的“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印文与2006年11月9日《证明》、2006年11月9日《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会议决议》、2006年11月9日文件尾页、2014年5月26日《民事答辩状》、2014年9月25日《补充答辩状》、2014年5月13日《授权委托书》上的印文不是出自同一枚章盖印而成，2017年7月5日百里杜鹃公安局治安大队出具《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印章备案查询情况》说明兴隆煤矿2013年4月至2017年7月5日期间在毕节市印章管理信息系统无相关备案信息，故未成功调取公安备案章进行比对。签约日期2013年3月10日、甲方朱利美、乙方兴隆煤矿、孙俊、孙文选、孙剑的《保证合同》其尾部乙方部位留有的“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印文与样本印文不是出自同一枚章盖印而成。兴隆煤矿和朱利美分别缴纳鉴定费36000元、58200元，共计94200元。
兴隆煤矿质证对鉴定意见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认为充分说明保证合同上所盖“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印文与兴隆煤矿企业登记备案的印章印文不是一枚，该保证合同不是兴隆煤矿对朱利美出借款项予以担保的行为。保证合同上所谓“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的加印非兴隆煤矿的意思表示，原判兴隆煤矿承担保证责任错误。兴隆煤矿的法定代表人以及授权个人均未在保证合同上签署姓名、加注意思表示的行为，兴隆煤矿对朱利美的借款不应承担担保责任。
朱利美质证认为鉴定意见显示兴隆煤矿至少有两枚以上印章使用，在兴隆煤矿不能证明唯一使用的印章情况下，加盖兴隆煤矿印章的《保证合同》足以证明兴隆煤矿为本案债权提供保证担保是其真实意思。并认为《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合伙人会议决议》《兴隆煤矿合伙企业入伙协议书》《咨询服务协议》应作为比对样本，比对样本之间应交叉比对鉴定，拟证明兴隆煤矿存在多枚印章使用。对此提交了网载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25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兴隆煤矿存在多枚印章，案涉保证合同加盖的兴隆煤矿印章真实性不能否认，保证合同成立有效。兴隆煤矿认可（2017）最高法民终25号民事判决书真实性，但认为该案例与本案无关。
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涉案鉴定人员陈西矩出庭接受质询，针对朱利美提出的印文直径不同是否印章不同，称印文直径正常误差是1mm，材质、印泥、盖章力度均有影响，因此不能得出印文直径不同是印章不同的结论。针对朱利美提出的比对样本1、2、3、4高度一致、比对样本5、6差距很小与保证合同印章差距很大的原因，称检测比对以数据说话，数据高度一致为一组，检测结果是客观的不是主观认为。针对朱利美提出的比对样本1、2、3是2006年形成而比对样本4、5、6是2014年形成，能否证明有两枚印章，称不属委托鉴定范围，不作答复。
综合前述鉴定意见和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情况以及双方举证、质证意见，本院认为，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结论客观真实，予以采信。（2017）最高法民终25号民事判决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
二审中，朱利美向本院撤销其对原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力、张磊的授权，并委托四川谦美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定东为其特别授权代理人。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兴隆煤矿应否承担案涉借款连带保证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认定兴隆煤矿应否承担案涉借款连带保证责任的关键在于《保证合同》上加盖“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印章是否是兴隆煤矿真实意思表示。对此双方均负有举证证明责任。根据兴隆煤矿申请，本院委托了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对该枚印章与双方提交的样本进行比对鉴定。成都联合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为：签约日期2013年3月10日《保证合同》其尾页乙方部位留有的“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印文与2006年11月9日《证明》、2006年11月9日《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会议决议》、2006年11月9日文件尾页、2014年5月26日《民事答辩状》、2014年9月25日《补充答辩状》、2014年5月13日《授权委托书》上的印文不是出自同一枚章盖印而成，2017年7月5日百里杜鹃公安局治安大队出具《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印章备案查询情况》说明兴隆煤矿2013年4月至2017年7月5日期间在毕节市印章管理信息系统无相关备案信息，故未成功调取公安备案章进行比对。签约日期2013年3月10日、甲方朱利美、乙方兴隆煤矿、孙俊、孙文选、孙剑的《保证合同》其尾部乙方部位留有的“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印文与样本印文不是出自同一枚章盖印而成。即该鉴定意见足以证明《保证合同》乙方处加盖的“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印章非兴隆煤矿对外使用的印章，不能证明案涉借款担保是兴隆煤矿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兴隆煤矿上诉认为“《保证合同》在兴隆煤矿与朱利美之间未成立”的理由成立，予以支持。朱利美答辩称“兴隆煤矿为借款项下的债权向朱利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原判认定兴隆煤矿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约定向朱利美承担本案借款的连带保证责任不当，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兴隆煤矿的上诉理由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成民初字第1759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即“被告贵州绿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朱利美借款本金人民币l000万元”“被告贵州绿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原告朱利美支付自2013年4月13日起至本金清偿之日的利息及违约金(以10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
二、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成民初字第1759号民事判决第三、四项，即“被告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孙俊、孙文选、孙剑对被告贵州绿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贵州绿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追偿”“驳回原告朱利美的其它诉讼请求”；
三、孙俊、孙文选、孙剑对贵州绿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贵州绿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追偿；
四、驳回朱利美的其它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98216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103216元，由贵州绿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孙俊、孙文选、孙剑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8216元，由朱利美负担；鉴定费94200元，由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负担36000元，朱利美负担582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辜小惠
审判员 李永晴
审判员 刘 文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徐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