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赣1128民初1124号
原告：万某1，男，1988年6月7日出生，汉族，江西省南昌县人，住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委托代理人：涂支劲，江西国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某，女，1987年4月28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鄱阳县人，住江西省鄱阳县。
委托代理人：宁筱云，江西赣鄱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蒋正文，江西赣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般代理。
原告万某1诉被告黄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曾于2017年9月4日作出（2017）赣1128民初1931号民事判决书，原告万某1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2月12日作出（2017）赣11民终1936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于2018年3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万某1及其委托代理人涂支劲、被告黄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宁筱云、蒋正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万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返还原告彩礼6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万某1与被告黄某于2015年10月通过网上相识，2016年2月按照农村习俗举行订婚仪式并确立恋爱关系。2016年11月被告想解除婚约，原告不同意解除婚约，但被告决心已定，无法挽回。原告在婚约期间没有任何过错，并为婚约花费大量的财物，总计89120元，被告独自解除婚约，应将索取原告的财物予以返还，恳请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诉请，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2016年2月12日，原告父亲取款43000元的存折复印件，证明原告父亲取款为原被告订婚使用；
2、支付宝转账清单，证明原告给被告买苹果手机花费6480元及交往中给被告钱用；
3、工商银行的明细，证明原告给被告买了一条金项链价值5828元；
4、证人刘某（被告的媒人）的当庭证言，证明2016年农历正月初七原被告订婚，原告父亲给证人19000元，由证人经手在原告客厅（堂下）交给被告母亲王某，另外支付了红包38或39个；第二次给付彩礼是4月中旬，证人听说给付了被告母亲王某3000元；第三次是2016年农历五月初一，由证人经手在被告家里再次给付王某彩礼16000元；
5、证人樊某（原告的媒人）的当庭证言，证明2015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日，证人与刘某、原告父子协商好了彩礼是38000元，被告家提出来还要金子；2016年农历正月初七由刘某经手在客厅给付被告母亲王某彩礼19000元；第二次是4月中旬，由原告父亲在一附医院后面被告的家中给付被告母亲王某彩礼3000元，第三次16000元是证人让原告父亲送过去的，给了多少个红包证人不清楚；
6、证人万某2（原告父亲）的当庭证言，证明正月初七其给了19000元及30来个红包（近16000元）给刘某，刘某给了被告母亲王某；红包是证人妹妹包的，多少个不清楚。第二次是农历四月份，其给了3000元樊某，由樊某给被告母亲王某，在南昌市附医院旁边被告家中。金首饰是原告本人给的，其不清楚。五月初一，证人与刘某去被告家，证人拿了16000元给刘某，由刘某交付到王某手中；
7、证人万某3（原告姑姑）的当庭证言，证明正月初七包红包是证人亲手包的，包了12个480元，12个120元，5个200元，4个包给被告舅舅每个600元，2个600元红包是改口费，3个460元，2015年腊月二十八原告母亲给了被告见面礼2600元，所有红包共计15780元；
8、证人李某（原告堂舅子）的当庭证言，证明正月初七是证人去接被告家人的，开了两部小车、一部“昌河”车去接被告家人举办订婚酒、同时过“平安节”；给付彩礼总共是38000元，订婚时给了一半，另一半怎么给的，证人不清楚。
被告黄某辩称，被告黄某与母亲王某相依为命，2015年11月，经被告母亲旧友刘某介绍，原被告通过电话、微信聊天的形式相识并开始交往。2016年1月双方在刘某家中第一次见面后正式确立恋爱关系。在相处的过程中，双方因生活琐事发生争吵，原告提出分手，被告伤心之下服药自杀，经抢救后始得痊愈。但原告万某1一直纠缠被告，并发生了殴打被告母亲之事。原被告相处时间短暂，自2016年1月下旬和原告正式见面，至6月份分手，除去春节双方家长正式见面外，中间只过了一个端午节，端午节原告家来被告家送了一个节，但短短地4个月，原告家不可能会给被告那么多钱。不仅如此，原告还伪造证据称被告借他的钱，并诉至南昌市新建区法院，被该法院调查识破后又撤诉。综上，被告没有收到原告彩礼，在恋爱期间请客吃饭均为人情往来，双方互为对方购买衣物，是属于赠与行为，不是彩礼，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黄某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2017）赣1128民初1931号庭审笔录（以下简称“1931号庭审笔录”），证明证人刘某此案庭审证言与1931号庭审笔录中的证言前后矛盾，与其他证人的证言不一致，证人樊某所出具的证言也矛盾，原告母亲与证人万某3所陈述的也不一致，给付彩礼的地点也不同，万某2证明的给付3000元彩礼的情况与本次庭审也不一致；
2、证人王某（被告母亲）的当庭证言，证明2016年正月初七，原告家接被告家人去是看热闹、抬菩萨，并未举行订婚仪式，被告没有收到原告给付的彩礼及红包，也没有到过“宜春”。
本院组织了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对被告黄某提供的1号证据，原告万某1认为由于证人陈述时讲的是方言，1931号庭审笔录中记载的关于给付3000元彩礼的地点“宜春”，属庭审记录笔误；对被告证人王某的当庭证言，认为证人王某表示未到过宜春的证言部分，刚好印证1931号庭审笔录中“宜春”，属庭审记录笔误，王某其他的证词均不真实。对原告万某1提供的1号证据，被告黄某认为是复印件，万某2取钱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2号证据的真实有异议，即使通过支付宝消费了钱，也不能证明是被告所用，对其关联性亦有异议；对3号证据，认为只能证明取款，不能证明买了项链给被告；对刘某的当庭证言，认为证人证言不真实，1931号庭审笔录证明给了被告方25个红包，此次证明给了38或39个红包，关于第三次送16000元彩礼的经过与原告父亲陈述的也不一致；对证人樊某的当庭证言，认为其与1931号庭审笔录记载的相矛盾，证言不可采信；对证人万某2的当庭证言，认为万某2与刘某所讲相互矛盾，万某2讲两个人同到被告家，刘某讲是她先到，万某2后到；对证人万某3的证言，认为首次开庭证人在场，不能作为证人，且该证人与原告母亲所讲的红包数量不一致；对证人李某的当庭证言，认为三部车不可能坐下三十多人，原被告没有举行订婚仪式。
本院认证如下：对原告万某1提供的以下证据：1号证据，经核对，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由于此取款是否是给付被告，存在未知数，且与原告欲证明的金额也不一致，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定。2号证据，均非正式转账记录凭证，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且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足以证明给被告购买了手机，对其关联性，亦不予认定。3号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但无法确定是支付给被告黄某，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定。对刘某、樊某、万某3、万某2、李某、王某的证人证言，本院综合认证如下：一、关于2016年正月初七有无给付19000元彩礼的情况。刘某是被告媒人，其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被告也未提供证据反驳刘某的当庭证言，证人刘某能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其证实2016年正月初七由其经手支付19000元彩礼给被告母亲王某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虽1931号庭审笔录中证人樊某证实给付彩礼地点“在大门口”，魏某证明是在“大门口边上”，刘某证实在男方家里，此次庭审中刘某证明给付地点在客厅（堂下），本院认为，由于个体差异及语言的丰富性，每个人对同一事物或现象的描述难以完全吻合，上述证人证言对给付彩礼的金额、时间，完全一致，对地点的描述稍有不同，但都指向在原告家中。被告以此认为证人证言相互矛盾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有无给付3000元彩礼的情况。在1931号庭审笔录中，刘某证明有3000元订酒钱，樊某则陈述“2016年阴历4月二十几的时候，原告父亲和我送了19000元去被告处（一附医院后门被告租的房子里）”，万某2证明给付3000地点是在“宜春”，而本案庭审中，刘某听说有3000元彩礼，樊某证明在4月中旬在一附医院后面被告家中给了被告3000元彩礼。因此，关于给付彩礼的数额、给付的时间，樊某前后两次证言存在很大的出入，刘某只是听说，未参与其中，万某2与原告万某1是父子关系，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庭审笔录是庭审活动的真实反映，由于证人使用地方方言或其他客观原因，不排除庭审记录时会出现一两处笔误，但法律赋予了当事人有申请补正的权利，即当事人认为法庭的记录存在差错，有权要求予以补正。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已经在庭审笔录上签名或捺印，应当视为对庭审内容的确认，在无其他证据反驳的情况下，庭审笔录作为法院裁判的重要依据不宜否认。综合证人之间的证言，对原告意证明2016年4月中旬给付被告3000元彩礼，本院不予认定。三、关于2016年农历五月初一有无给付被告母亲王某16000元彩礼的情况。在1931号庭审笔录中，刘某证实“是男方父亲送去女方家的，我当时也点过钱，是给了被告母亲”，樊某证实“第二次给付19000元，刘某在场”，万某2证实“当时是我一个去的”，而本案庭审中刘某证实是其与万某2同去的，万某2也证实是与刘某同去的。因此，万某2、樊某的本次庭审证言与1931号庭审笔录中的证言相互矛盾，故就证人证明2016年农历五月初一给付被告母亲王某16000元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四、关于给付红包的数量，刘某在1931号庭审笔录中证明有25个红包，樊某证明有25个红包，魏林香证明有28个红包，而本案庭审中刘某则证明有38或39个红包，万某3虽当庭证实亲手包的红包有38或39个，但其与原告有利害关系，且与1931号庭审中刘某、樊某等人的证言也明显不符，故关于红包数量、金额，本院不予采信。五、关于双方有无按农村习俗举行订婚仪的情况。双方对于2016年农历正月初七原告家有“抬菩萨”的风俗及原告派车来接被告家人，均不持异议，对当日是否举行订婚仪式有不同意见。在1931号庭审笔录中，被告本人陈述双方订过婚纱照，在答辩状中被告提到“……除去春节双方家长正式见面外，中间只是过了一个端午节，端午节原告家来被告家送了一个节”。本院认为，被告认可春节双方家长正式见面，故并非证人王某陈述的去看热闹、抬菩萨，而且庭审中被告陈述双方已经订了结婚照，虽因故未拍照，但可以推定双方由初始的恋爱阶段发展到筹备婚姻阶段，结合刘某、樊某的证言，本院认定2016年农历正月初七双方举行了订婚仪式。
根据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及提供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5年11月原告万某1与被告黄某在刘某、樊某的介绍下通过电话、微信聊天的形式开始交往，后确定恋爱关系。2016年农历正月初七，双方在原告家举行订婚仪式，原告父亲给付刘某19000元彩礼，并由其经手交付给被告母亲王某。在交往过程中，双方发生矛盾，无法和好，故原告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给付彩礼是一种传统习俗，法律禁止以婚约之名索取财物。给付彩礼的一方，在法律规定情形下，可以要求接受彩礼的一方返还彩礼。原被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彩礼，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对原告的此项请求权，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对自己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证明的义务，未提供证据或证据不充分，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原告主张返还彩礼60000元，但有证据能够证明的仅19000元。对于认定的彩礼，本院结合案件具体情况酌情予以返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黄某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万某1彩礼12000元；
二、驳回原告万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原告万某1负担1040元，被告黄某负担26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灿
人民陪审员 陈韩清
人民陪审员 彭芳意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日
书 记 员 郭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