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琼97民终4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王波。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家健，儋州市那大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儋州支行，住所地：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人民中路319号。负责人：麦年红，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甘宗祥，该行员工。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吴江助。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康灵，男，汉族，1983年10月6日出生，系吴江助的儿子。上诉人王波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儋州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儋州支行）、原审第三人吴江助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2016）琼9003民初42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波上诉请求：一、撤销儋州市人民法院（2016）琼9003民初4206号民事判决。二、确认位于儋州市光村镇光村大道的房屋[光村镇永昌圩镇政府大门左侧第八、第九间，土地证号：儋国用（2007）第3**号]系王波所有；不得执行该诉争的房屋。三、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定涉案房屋系吴江助个人所有，工行儋州支行自2001年抵债裁定送达时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错误。儋州市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10日作出（2001）儋法执字第94-6号民事裁定将涉案房屋抵债给工行儋州支行，该裁定书认定涉案房屋系吴江助个人所有缺乏依据，适用法律错误。根据《物权法》、《土地登记办法》的相关规定，涉案房屋未依法登记在吴江助名下，工行儋州支行一审时提交的《地籍调查表》、《国有土地使用证》未附有土地权属来源证明、未履行土地登记公告、无国土部门签章审批、未经市政府核发土地证，不具有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法律效力；王波与原审第三人吴江助都认可涉案房屋是1993年由王波父亲出资建房居住至今，土地权属来源是1992年光村镇政府划拨，有光村镇政府和永昌居委会出具的《土地权属来源证明》证明，同年由市国土局履行土地登记公告，市政府核发土地证。可见，涉案房屋土地不是吴江助所有，法院裁定将涉案房屋抵债给工行儋州支行是错误的。二、上诉人请求确认享有物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因不动产物权归属以及作为不动产物权登记基础的买卖、赠与、抵押等产生争议，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依法受理”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享有物权的应当予以支持。”的规定，2007年3月28日儋州市人民政府已将涉案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发证在王波名下，涉案房屋的真实权利人是王波。三、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已依法登记在上诉人王波名下，王波依法享有物权，根据《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规定，王波就涉案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法院应判决不得执行该房屋。工行儋州支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一、我行合法取得儋州市光村镇政府大门左侧第八、第九间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根据答辩人的申请，法院依据生效判决依法对被执行人吴江助（吴其缘）拥有的座落于儋州市光村镇政府大门左侧第八、第九间房屋采取查封、评估、拍卖等执行措施，经过两次委托拍卖无人竞买的情况下，法院裁定以该两间房产抵债给我行。在法院执行期间，无人对法院的执行和拍卖公司的拍卖行为提出异议。该两间房产抵债给我行后，我行虽没有办理过户手续，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493条规定：“拍卖成交或者依法定程序裁定以物抵债的，标的物所有权自拍卖成交裁定或者抵债裁定送达买受人或者接受抵债物的债权人时转移”，目前抵债裁定已生效，因此，我行是该两间房产的合法拥有者。二、依据1994年5月8日儋州市光村镇土地管理所编制的《地籍调查表》，该地籍表明确记载土地使用人为吴其缘（吴江助），地籍表有明确的四至和实际使用面积，且时任儋州市光村镇土地管理所所长赵廷三在该地籍表签署意见：“权属来源合法、四至无争议、面积准确、用途合理，同意给予发证”，该地籍表合法有效，足以证明争议房屋归吴其缘（吴江助）所有。三、上诉人虽然取得土地使用证，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对争议土地享有合法权利来源，因此上诉人土地使用证来源不合法，上诉人不能以此对抗生效裁决。原审第三人吴江助辩称，曾经住在涉案房屋，后面的情况不了解，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王波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位于儋州市光村镇光村大道的房屋[光村镇永昌圩镇政府大门左侧第八、第九间，土地证号：儋国用（2007）第3**号]系王波所有。2、不予执行位于儋州市光村镇光村大道的房屋[光村镇永昌圩镇政府大门左侧第八、第九间，土地证号：儋国用（2007）第3**号]。一审法院认定，儋州市人民法院于1998年11月24日作出（1998）儋经初字第104号民事判决，判令邓丁贵偿还工行儋州支行贷款本金6.5万元及利息；邓丁贵不能清偿时，吴江助承担清偿责任；张文慧对邓丁贵、吴江助均不能偿还的贷款本息承担赔偿责任。在执行该案过程中，儋州市人民法院于2001年9月17日作出（1999）儋法执字第94号民事裁定：查封吴江助位于儋州市光村镇光村大道的两间房屋。经委托评估，该房屋价值为119705.27元。经海南亚奥国际拍卖公司两次拍卖未成功，该公司于2001年12月10日出具《关于儋州市人民法院委托拍卖儋州市光村镇政府大门左侧第八、第九间房产的不成交报告书》。儋州市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10日作出（2001）儋法执字第94-6号民事裁定：以吴江助位于儋州市光村镇光村大道的房屋按评估价下降20%即95764.22元抵债给工行儋州支行。2016年6月22日工行儋州支行向儋州市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同年9月2日儋州市人民法院作出（2016）琼9003执恢163号《强制迁出房屋公告》责令吴江助在2016年9月10日前迁出房屋。原告于2016年9月29日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同年11月7日儋州市人民法院作出（2016）琼9003执异51号裁定驳回原告的申请。一审另查明，涉案房屋至今未办理权属登记手续。2007年3月28日儋州市人民政府核发儋国用（2007）第39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将该房屋的土地使用权登记在原告名下。原告陈述涉案房屋土地是1992年左右吴江助与儋州市光村镇人民政府合作规划开发的“光村圩农贸市场”宅基地，吴江助是原告姐夫，当年吴江助与光村镇政府同意划拨该宅基地给原告父亲王建强建房，1993年由王建强出资建成一幢首层钢筋水泥结构房屋，1996年王建强去世。关于土地权源，原告在庭审中提交了2007年3月1日儋州市光村镇永昌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复印件，载明：王波同志位于光村镇永昌圩的宅基地，是1979年8月5日，由光村镇政府划拨建房，面积187.62平方米，经审核符合光村镇建设规划。被告提交了1994年5月8日儋州市光村镇土地管理所编制的《地籍调查表》，载明涉案土地权利人为吴其缘。庭审中，原告先是陈述吴江助与儋州市光村镇人民政府合作做农贸市场开发土地，剩余部分土地处理给了吴江助，后又陈述剩余部分土地给了王建强。另，吴江助在庭审中认可其曾用名吴其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对涉案房屋是否享有所有权及能否排除强制执行。根据本案查明事实，2001年12月10日，涉案房屋被法院在拍卖未果的情况下以生效执行裁定抵债给被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九十三条“拍卖成交或者依法定程序裁定以物抵债的，标的物所有权自拍卖成交裁定或者抵债裁定送达买受人或者接受抵债物的债权人时转移”的规定，被告自该抵债裁定送达时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原告主张其享有涉案房屋所有权，并提供了2007年3月1日儋州市光村镇永昌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及2007年3月28日儋州市人民政府核发儋国用（2007）第39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作为依据。本院认为，物权法中的物权登记根据不同情形分别具有证权效力和设权效力，权利人依照登记享有权利推定公示效力及保障不特定第三人交易安全的公信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的规定，我国不动产物权得、丧、变更采取登记生效主义。但此并非意味着物权登记赋予了物权得、丧、变更的效力，物权的变动仍系基于当事人之间法律行为的效力或者法律规定，物权登记只是为该行为设置了生效的程序性条件。故若当事人物权变动法律行为无效的，即使已经变更登记，登记权利人仍不能取得物权，只是在登记撤销或变更前其仍享有登记赋予的公示公信效力而已。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的规定，在法律规定的特殊原因条件中，未经登记同样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本案中被告已于2001年基于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即使原告于2007年取得政府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亦不影响被告已经取得的物权。原告在庭审中主张法院执行裁定前其已经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法院执行裁定存在错误。该院认为，原告在庭审中提交了2007年3月1日儋州市光村镇永昌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复印件证明其于1979年8月5日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但原告于1972年10月25日出生，涉案土地为国有划拨土地，根据该证明，原告于7岁已无偿取得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同时，原告在起诉及庭审陈述中均表示涉案土地系因吴江助于1992年、1993年与光村镇人民政府合作建农贸市场，剩余部分土地给了吴江助，后又陈述是给了原告父亲。原告提交的证据与其自认事实及庭审陈述自相矛盾。相反，被告提供的1994年5月8日儋州市光村镇土地管理所编制的《地籍调查表》载明吴江助是土地权利人能够与原告的陈述相互印证。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对涉案土地享有合法权利渊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四百九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94.1元，由王波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王波是否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并排除强制执行。经查，儋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1999）儋法执字第94号、（2001）儋法执字第94-6号民事裁定均已发生法律效力，该二份裁定认定涉案房屋系吴江助所有并予查封拍卖，无人竞拍后折价抵债给工行儋州支行。工行儋州支行一审时提交了1994年5月8日儋州市光村镇土地管理所编制的《地籍调查表》，该表明确记载土地使用人为吴其缘（吴江助），且关于房屋地址、土地权属性质、用途、实际使用面积、界址附图、地界等信息均登记齐全具体，并由土地调查员签署意见后签名盖章，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该《地籍调查表》与儋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定相互印证，足以证实涉案房屋原属吴江助所有，后经法定程序抵债给工行儋州支行，工行儋州支行已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法院依法审理作出的裁判一经生效，在未被依法变更或撤销以前，对涉案标的物即具有约束力。上诉人吴波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系生效裁定作出近六年后于2007年3月28日取得，且未经司法审判程序予以变更或撤销，不影响工行儋州支行已经取得的物权。上诉人吴波提交的《土地权属来源证明》系由光村镇永昌居民委员会作出，该证明对于涉案房屋土地准确位置、界址等情况均未说明，仅表述是1979年8月5日由光村镇政府划拨建房，且与其的陈述相互矛盾，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的规定，因人民法院裁判导致物权变更的自裁判文书生效时即发生效力，无需登记公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九十三条“拍卖成交或者依法定程序裁定以物抵债的，标的物所有权自拍卖成交裁定或者抵债裁定送达买受人或者接受抵债物的债权人时转移”的规定，2001年12月10日，儋州市人民法院作出（2001）儋法执字第94-6号民事裁定，将涉案房屋抵债给工行儋州支行，工行儋州支行自该抵债裁定送达时即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无需登记公示。故，上诉人王波关于涉案房屋（土地）系其所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的诉讼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94.10元，由王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赖永驰审 判 员 羊茂明审 判 员 梁晶晶二〇一七年六月八日法官助理 刘伟甲书 记 员 吴淑骞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