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6民终455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庆浩，男，1969年9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绍兴市柯桥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魏吉利，女，1974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绍兴市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庆浩，系魏吉利丈夫。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绍兴普力思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轻纺大厦A幢606-1、606-2号。
法定代表人：马学军，系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云飞，北京汉鼎联合（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庆浩、魏吉利因与被上诉人绍兴普力思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力思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6）浙0603民初65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庆浩（同时作为魏吉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上诉人普力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马学军、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云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庆浩、魏吉利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普力思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普力思公司是适格的诉讼主体错误。第一，上诉人、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均认可“AA”系一个人。在本案中，普力思公司能证明买卖关系的唯一证据只有发货码单一份，但不能证明普力思公司是合同相对方。一审判决认定“同时由于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已经认可AA系一个人”的陈述，普力思公司既然认可“AA”是一个人，那么一审法院应当围绕上诉人对普力思公司提出的主体资格抗辩进行审理，即审理上诉人与谁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第二，上诉人提供收据一份，确定了普力思公司不是买卖合同的一方，相反，普力思公司出具的“今收到退回AA货款人民币肆万元正”收据上确定了相关的货款是“AA”的。本案的买卖合同相对方应是上诉人与“AA”，与普力思公司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第三，一审法院认定“即使二被告与AA确实存在买卖货物的意向，也需要通过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公司办理出口手续，故原告其陈述从二被告处购得布匹再出售给AA，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在收条中出现AA也属正常”，这不符合逻辑和法理。上诉人与“AA”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理由：其一，上诉人与“AA”的买卖关系与货物的进出口手续没有关联性；其二，收条是普力思公司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具的，并且确定是收到退回“AA”货款。普力思公司先是抵赖没有出具过该收条，经鉴定还否认，并故意推翻第一次开庭“AA”是一个人的陈述，始终不能推翻收回的是“AA”货款的事实。2.一审判决认定解除买卖合同关系事实错误。第一，普力思公司提供的发货码单是全部货物的码单，普力思公司签收了104件，并且在收到的每种品种上注明了箱号。如果上诉人是部分交付，就不需要在整份码单上签字，只要出具一个收条就可以。第二，普力思公司标明了收到货物的箱号，并且号码不是从1到104号，而是乱码，说明双方交付货物不是特定的104箱，应当是码单上的全部货物，只是实际交付中随机交付了部分货物。第三，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了证人证言，都一致陈述当时上诉人将全部货物送到了指定地点，由于普力思公司的集装箱无法装下，普力思公司要求退回的事实，这与普力思公司接收货物标明箱号不是连号的事实一致。一审判决认定“二名证人均系被告的工作人员，其证言的证明力较低”没有法律依据。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解除买卖合同中未履行部分，但没有表述适用该条哪一款。根据其认定，应适用了第九十四条第三款，显然对第九十四条第三款进行了曲解，普力思公司应当催告上诉人履行交付货物，没有经过催告就不得行使解除权。2.一审判决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诚实信用原则。普力思公司对自己亲手出具的收条进行了否认，即使在鉴定确认后仍进行抵赖，非诚实信用。
普力思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正确，适用法律正确。首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关于上诉人提到的本案中的“AA”的身份问题，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可以显示“AA”是商品的唛头，在提单原件中有显示。根据上诉人的说法其是与“AA”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至今其无法说出“AA”的名字是什么与常理不符。一审时代理人向法人核实过，其对一审法官的询问不清楚，因为商品唛头是“AA”，所以简称“AA”，并非人名，一审法院对“AA”的认定存在问题。在本案中上诉人延迟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致使双方之间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涉案合同理应解除。
普力思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普力思公司与吴庆浩、魏吉利之间的未履行部分买卖合同；2、判令吴庆浩、魏吉利向普力思公司返还购货款9007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4年2月16日起至判决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截止至起诉日，利息为12039.36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吴庆浩、魏吉利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普力思公司与吴庆浩、魏吉利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013年11月7日，吴庆浩向普力思公司出具码单一份，确认收到货款185655元，并已向普力思公司发货104件。普力思公司与吴庆浩一致确认，已发货104件价值55585元。2014年2月15日，普力思公司法定代表人马学军向吴庆浩、魏吉利出具收据一份，确认“今收到退回AA货款人民币肆万元正”，该40000元款项系自魏吉利账户汇付给普力思公司。吴庆浩、魏吉利至今尚未向普力思公司交付剩余价值90070元的货物，也未返还普力思公司相关款项，普力思公司遂起诉要求解除其与吴庆浩、魏吉利之间未履行部分的买卖合同，并要求吴庆浩、魏吉利返还剩余货款。另查明，普力思公司原名称绍兴县普力思贸易有限公司，于2016年5月16日变更为现名称。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讼争买卖合同相对人是谁？普力思公司主张，讼争买卖合同发生于普力思公司与吴庆浩、魏吉利之间，其购货后再出售给代号为AA的外国人，吴庆浩则主张讼争买卖合同直接发生于被告与AA之间。首先，本案普力思公司持有吴庆浩出具的相关凭证的原件，魏吉利退还的4万元款项也系支付给普力思公司，且由普力思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具相应的收据给被告，现有证据均产生于本案原、被告之间；原、被告均未能准确陈述AA的全名或者其他身份信息资料，现有证据中也并无直接形成自AA的证据；其次，虽然在普力思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收条中有涉及AA，且普力思公司在庭审中多次回避其出具收据的事实，可以推断出本案讼争买卖合同关系确实与AA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普力思公司系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贸易公司，而吴庆浩、魏吉利系个人，即使吴庆浩、魏吉利与AA之间确实存在买卖货物的意向，也需要通过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公司办理进出口手续，故普力思公司其陈述从吴庆浩、魏吉利处购得布匹再出售给AA，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在收条中出现AA之间也属正常；再次，吴庆浩自认与魏吉利系夫妻关系，讼争买卖合同关系中4万元退款也系魏吉利支付给普力思公司，且吴庆浩、魏吉利也均未对讼争买卖合同中被告的主体资格提出异议；综上，该院认定讼争买卖合同相对人为普力思公司与吴庆浩、魏吉利。该买卖合同主体适格，内容未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及时全面履行约定或法定义务。现普力思公司已向吴庆浩、魏吉利支付货款185655元，吴庆浩、魏吉利未及时向原告交付相应价值的货物，是引起本案纠纷的原因，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吴庆浩认为其已经将相应价值的货物送至普力思公司指定地点，系普力思公司的集装箱装不下才将货物部分拉回，对此普力思公司予以否认，吴庆浩、魏吉利也仅仅提供了二名证人的证言予以证明，但该二人系被告工作人员，证言的证明效力较低，仅凭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吴庆浩的上述主张，该院不予采信。吴庆浩、魏吉利于2013年11月7日收款至今，仅向普力思公司交付价值55585元的货物、退还40000元的货款，对于剩余90070元未作处理，迟延履行合同主要义务，致使普力思公司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故普力思公司有权要求解除双方之间未履行部分的口头买卖合同，并有权要求返还剩余货款，该院对普力思公司的上述请求均予以支持。但由于剩余货款的返还义务产生于双方合同解除之后，故对于普力思公司要求吴庆浩、魏吉利支付利息的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合同解除权属于形成权，并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故对吴庆浩关于普力思公司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主张不予采纳。魏吉利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视为其对于普力思公司主张的事实放弃抗辩并自行承担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普力思公司与魏吉利、吴庆浩之间关于买卖价值185655元面料的口头买卖合同中的未履行部分；二、魏吉利、吴庆浩应返还给普力思公司货款90070元，款限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驳回普力思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吴庆浩、魏吉利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42元，减半收取1171元，由普力思公司负担145元、吴庆浩、魏吉利负担1026元，吴庆浩、魏吉利负担部分限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该院缴纳。鉴定费2400元，由普力思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外，鉴于庭审中上诉人吴庆浩、魏吉利表示剩余货物尚在仓库且愿意交付给普力思公司，庭审后经勘验查明，上诉人指认的若干货物纸箱上标注了“货号”与“箱号”与普力思公司提供的发货码单上载明的货号及箱号相符，且部分货物外包装上还注明“AA”字样。普力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认可该些货物系讼争买卖合同项下的剩余货物。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一是普力思公司是否为讼争买卖合同相对方；二是普力思公司可否主张解除讼争买卖合同。
关于普力思公司是否为买卖合同相对方的问题。普力思公司持吴庆浩出具的发货码单主张权利，发货码单上吴庆浩亦确认了收款及发货情况，应当推定普力思公司为权利人，即买受人。且，普力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马学军向吴庆浩、魏吉利出具了4万元退款的收条，可以进一步印证普力思公司在讼争买卖合同中的权利人地位，故普力思公司作为讼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上诉人虽称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AA”，但一、二审中均未能提供“AA”的具体信息及“AA”作为买受人的有效证据，仅根据收据的内容，尚不足以证明讼争交易的买受人为“AA”。双方虽对“AA”是人名还是唛头名称意见不一，但不影响本案合同相对方的确定。
关于普力思公司能否主张解除合同的问题。首先，普力思公司以吴庆浩、魏吉利未全部交付货物为由主张解除买卖合同未履行部分，吴庆浩、魏吉利亦确认293箱货物，实际交付仅104件，故大部分货物尚未交付。吴庆浩、魏吉利虽抗辩其曾将全部货物送至普力思公司指定地点，因普力思公司的集装箱无法装下致使未交付剩余部分货物，但普力思公司未予认可，吴庆浩、魏吉利在一审中虽申请了两名证人出庭作证，但仅根据两名与吴庆浩、魏吉利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尚不足以证明该事实。根据发货码单上关于箱号的编注，也不能据此认定吴庆浩、魏吉利交付了全部货物而由普力思公司随机收取了104件。其次，经现场勘验，普力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吴庆浩指明的货物不予认可，且吴庆浩指明的货物不足以证明数量达到189箱且与发货码单全部相符。最后，双方关于293箱货物货款为185655元且吴庆浩、魏吉利于2013年11月7日已经收到上述货款均无异议，吴庆浩、魏吉利却于2014年2月15日向普力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返还了货款40000元，即使如吴庆浩、魏吉利主张系普力思公司在其交付货物时要求退回剩余货物，吴庆浩、魏吉利事后仍可以要求普力思公司继续履行买卖合同，吴庆浩、魏吉利退还部分货款的行为足以表明其不再愿意继续履行讼争买卖合同。据此，吴庆浩、魏吉利的上述违约行为致使普力思公司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解除双方的买卖合同未履行部分并无明显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吴庆浩、魏吉利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42元，由上诉人吴庆浩、魏吉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靓
审 判 员 陆卫东
代理审判员 王 瑜
二〇一七年三月六日
书 记 员 曹颖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