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11民终2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雷向东，男，1975年2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云和县，现住浙江省云和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伟莉，女，1981年10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云和县，现住浙江省云和县。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华凤，女，1973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系被上诉人雷向东姐姐。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小凤，女，1965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云和县，系被上诉人雷向东姐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和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住所地浙江省云和县中山西路192号，组织机构代码47237084-3。
法定代表人：黄叶银，该大队大队长。
委托代诉讼理人：刘备战，男，该大队干警。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永军，浙江指路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雷向东、江伟莉因与被上诉人云和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云和县人民法院（2016）浙1125民初10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雷向东、江伟莉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云和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赔偿上诉人物质及精神损失费共计15万元人民币。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不是道路管理者，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是错误的。被上诉人作为道路交通的管理人，对违法停留在该路段的变型拖拉机有职责进行强制拖离，但是被上诉人却没有进行拖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因在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物品等妨碍通行的行为，导致交通事故造成损害。道路管理者不能证明已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尽到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本次交通事故中违停的变型拖拉机可以视为第十条中的妨碍通行的物品。对于变型拖拉机路的占道违停，路政管理部门是无权进行强制拖离的，而该职责恰恰是被上诉人才有的，作为交通道路的管理者，被上诉人有权利对违停的车辆进行拖离。所以在本案中针对长期占道违停的变型拖拉机，被上诉人才是适格的管理人。本案可以适用该条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没有对占道违停拖拉机进行清理，根据法律规定应承担赔偿义务。二、被上诉人不能证明自己已经尽到管理职责，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本案中被上诉人虽然在一审庭审中提供了排班表、相关文件等证据。但是上诉人在质证的时候已经提出上述证据是被上诉人单方制作的，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履行了管理职责，并且部分文件也是在事故发生之后才形成的，也与案件不具有关联性。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应采纳，并且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尽到了管理职责，如果被上诉人尽到了管理职责，没有过错，那么为什么会有禁止通行的大货车多次进入事故路段，为什么会有禁止通行的变型拖拉机占道违停。从这两点都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在管理上是存在过错的。三、被上诉人未按规定，对违停变型拖拉机履行清理义务。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其已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尽到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所以被上诉人在本案中存在明显过错，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规定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
云和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辩称，被上诉人不是道路管理者，根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三款“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道路管理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三款“县道由县（市）公路主管部门负责修建、养护和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的中所称的“道路管理者”为县人民政府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县公路主管部门，而非被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被上诉人行使的是行政管理职权，而非对公路的安全警示负有直接的管理义务。上诉人所称被上诉人没有证明已尽管理职权，主要理由是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系单方制作，被上诉人认为这些材料均是被上诉人在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过程中形成，该证据不可能由他方代为制作，如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也系其单方制作，所以该证据具有证明力，也能证明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管理职权。变型拖拉机违停与本案发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交通事故责任书明确认定变型拖拉机没有责任。被上诉人已尽到管理义务，且本案的损害和被上诉人是否尽了义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被上诉人在本次事故不存在过错也没有侵权行为，不应承担责任。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雷向东、江伟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物质及精神损失费共计1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11日14时35分许，李发国驾驶川Ｅ×××××号重型自卸货车装载黄泥从云和县老二中工地驶往云和县城西砖瓦厂方向，途径云和县城北路117号门口路段时，碰撞并碾压行人雷竣曦，致雷竣曦当场死亡。2015年12月17日，云和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云公交认字[2015]第00010-2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在该起事故中李发国承担该事故主要责任，雷竣曦承担该事故次要责任，陈龙亮无事故责任。另查明，被告云和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在城北路东西两端设有“一切大中型车辆、拖拉机禁止驶入城北路，请绕道行驶”的告示牌。于2015年4月23日至4月25日开展了全县公路货车通行秩序整治和城市道路工程运输车违法整治统一行动。2015年9月17日，被告向云和县住建局发出《关于重新漆划交通标志标线的建议函》，建议在城北路等26处路段重新漆划交通标志标线和提示标志。并于2015年9月至10月每天安排警力维持交通秩序和在城区内巡逻，对货运车辆的城区通行进行准许通行登记。
一审法院认为，云和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不是道路管理者，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被告云和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为交通管理执行机关，行使的是行政管理职权，负责云和县范围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其开展全县公路货车通行秩序整治和城市道路工程运输车违法整治统一行动，安排警力维持交通秩序和在城区内巡逻等行为，已经尽到了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职责。故被告云和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没有违法侵权行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雷向东、江伟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00元，减半收取1650元，由原告雷向东、江伟莉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雷向东、江伟莉提交从他人处转录于手机中的对话录音一份，待证因为案涉的变型拖拉机违停，导致驾驶员变道，从而造成本案的交通事故。被上诉人云和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未提交证据，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来源不明，录音时间、录音环境、录音中对话双方是谁均不清楚，且属传来证据，内容中问话人的提问具有诱导性，且听不到回答者的完整回答，不能待证拖拉机的停放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经审查，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不明，录音中对话人身份无法确认，不作为确认本案事实的依据。
二审期间，上诉人雷向东、江伟莉申请向肇事驾驶员李发国调查取证，待证变型拖拉机违停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本院认为，即使驾驶员作过这样的陈述，由于该陈述仅是本案利害关系人的主观表达，无相应证据佐证，也不能作为确认本案事实的依据，故对该申请不予准许。
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的中所称的“道路管理者”，指的是对道路具有养护管理职责的部门，交警部门不在此列。虽然《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可以将该机动车拖移。但是，由于并无证据证明变型拖拉机系长期违停在事故现场，上诉人仅以该变型拖拉机违停未被查处，就认为被上诉人未尽到管理职责，显系对被上诉人苛以过重的注意义务。同时，即使肇事驾驶员李发国确实陈述过变型拖拉机违停影响了他的视线，但由于并无证据证明其陈述的事实为真，且该事实导致了案涉交通事故的发生，故上诉人以被上诉人未尽到管理职责为由，主张被上诉人侵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雷向东、江伟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雷向东、江伟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聂伟杰
代理审判员 毛向东
代理审判员 刘 斐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代书 记员 何 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