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桂03民再40号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黄江秀，女，1974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苏某1，女，2001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苏某2，男，2012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法定代理人：黄江秀，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系再审申请人苏某1、苏某2的母亲。法定代理人：苏秋发，男，1969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系再审申请人苏某1、苏某2的父亲。三再审申请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立超，广西建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灵川镇禾加铺村委会社田江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莫小军，该村民小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兰英，广西利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黄江秀、苏某1、苏某2诉被申请人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灵川镇禾加铺村委社田江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社田江村）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人民法院(2016)桂0323民初4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5月17日作出(2017)桂03民申41号民事裁定，本案由本院提审。同年8月23日本院立案再审，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黄江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立超，再审申请人苏某1、苏某2的法定代理人苏秋发，被申请人社田江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莫小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兰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江秀、苏某1、苏某2申请再审称，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人民法院(2016)桂0323民初453号民事判决认定的部分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且申请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请求再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该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本案原审、再审诉讼费由被申请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再审申请人是社田江村民小组村民，依法具有社田江村民小组成员资格。申请人黄江秀于2001年与社田江村民小组村民苏新孙（苏新生）、苏嫂夫妇的儿子苏秋发登记结婚，经公安机关审查批准，黄江秀携女儿苏某1将户口于2012年5月22日迁入社田江村民小组随公公婆婆户登记落户，居住、生活在公公婆婆家，与公公婆婆家一起承包经营婆婆户的承包地。黄江秀于2012年10月13日生育儿子苏某2，同月30日出生申报随母亲黄江秀登记落户在社田江村民小组，仍随爷爷、奶奶居住、生活。因公公婆婆家祖屋简陋、居住拥挤，黄江秀按政策规定于2013年4月11日与公公、婆婆分户立户。社田江村民小组于2014年分配给了黄江秀户宅基地，黄江秀申请建设住房，经灵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14年7月9日审查批准，发给黄江秀《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灵川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9月28日颁发给了黄江秀《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灵川集用第20100115号），使用权面积140.83平方米。黄江秀、苏秋发夫妇于2015年10月建成新居并入住。另，黄江秀因户口于16岁时(1990年)已迁出原籍（灵川县灵川镇甘棠村委排楼村），不再享有原籍村民的待遇，也没有承包地。黄江秀、苏某1、苏某2的户口2012年以来一直在社田江村，居住、生活在社田江村，以社田江村村民身份投保新农合。为贴补家用，近年来黄江秀在离家约3公里的县城租用门面经营衣物缝补服务，现年15岁的苏某1在县城学校读书，4岁的苏某2在县城上幼儿园。上述事实证明，再审申请人黄江秀、苏某1、苏某2是社田江村民小组村民，依法具有社田江村民小组村民资格；社田江村民小组也实际认可黄江秀、苏某1、苏某2是社田江村民小组村民，分配给了黄江秀户宅基地。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一）原审法院审理超出了被申请人答辩反驳的范围，不符法院依法公正审理、居中裁判原则。被申请人在原审答辩状中及庭审中只是反驳称：“土地补偿款系答辩人集体所有，对土地补偿款的分配，答辩人有权自行讨论决定。答辩人依据本村民小组2003年10月10日“社田江关于户口问题决定”，认为被答辩人系一贯户口在外，1981年没有分到责任田的外村人，2012年之后迁入，不能享受任何待遇。”原审审理认定超出了被申请人反驳的范围，不符法院公正审理居中裁判的中立原则。（二）我国《婚姻法》规定：结婚后女方可以到男方家庭落户，男方也可以到女方落户。黄江秀结婚后携子女申请到爷爷奶奶处（男方家庭）落户，经公安机关审核符合法律政策规定条件而给予登记落户。而结婚后女方到男方家庭落户，也符合本地风俗习惯。根据我国现行的户籍政策，户口挂靠是指很多人共用一个户口地址，如学校或工作单位的集体户口，人才服务中心等的托管户口。亲友同意将其户口迁入家中挂靠且签署挂靠户口责任书的，此处的亲友在法律上一般不能互为家庭成员。我国《婚姻法》第三章“家庭关系”规定：夫妻、父母子女、祖父母与孙子女、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兄弟姐妹可以成为家庭关系的成员。因而，申请人黄江秀、苏某1、苏某2与其爷爷、奶奶在法律上是家属关系，完全可以互为家庭成员，也不存在属户口空挂的情形。原判决认定申请人黄江秀、苏某1、苏某2“只是将户籍空挂在被告处”，明显事实认定与定性错误。（三）国家鼓励农民进城务工。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形势下，社田江村大多数长期外出务工村民并未因此丧失村民资格，分配给了土地补偿款相应的份额。而申请人黄江秀、苏某1、苏某2户口在社田江村，且在社田江村有长期、合法的住所，黄江秀仅在离家附近的县城务工，而苏某1是在县城学校读书，苏某2是在县城上幼儿园，在无其他基本生活保障的情况下，原审判决认定黄江秀、苏某1、苏某2“未在被告处实际生产、生活”，继而被推定为“丧失村民资格权利”。原审判决该认定、推定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政策依据，明显违背政策与客观现实。（四）《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申请人黄江秀、苏某1、苏某2户口在社田江村，有宅基地及住房在社田江村可供长期稳定居住，在社田江村参加新农合，随爷爷奶奶家庭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而第二轮土地承包责任制落实后，被申请人的土地承包责任制维持30年不变，未留机动地。申请人在被申诉人处未分配田土也不是申请人自身原因造成的。被申请人未分配田地的村民达数十人也不止申请人三人，且享受了村民同等待遇。原审判决认定申请人未取得被告处土地承包经营权，继而推定申请人不享有土地补偿款分配权利，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五）关于履行村民义务问题。申请人履行了作为公民（当然也是村民）尽的义务。2003年被申请人村集体修水泥路，黄江秀丈夫苏秋发代表家庭捐资，履行了爱村的义务。2012年5月22日申请人落户被申请人处后，被申请人没有分配给本村村民（包括申请人）任何具体义务，没有收缴任何积累金，根本不存在申请人不尽义务的事实。被申请人也无申请人可尽的义务；同时，此段时间，被申请人的其他成员也没一个例外。故原审中被申请人未反驳申请人未尽村民义务，同时承认未分配给本村村民（包括申请人）任何具体义务。原审判决怎能要求申请人“无中生有”呢？所以，原审判决认定申请人“没有举证证明其履行了被告村民的义务”，继而判定申请人承担“举证不能”丧失村民资格、权利的不利后果，显失公正。（六）村民资格有法定取得和自然取得两种形式，而不是由他人认同取得。黄江秀、苏某1因婚姻关系经公安机关批准将户口迁入被申请人处随爷爷奶奶登记落户，属于法定取得被申请人处的户口；申请人苏某2的现有户口在，由出生而取得，是自然取得被申请人处的户口，被申请人在原审中也认可申请人是其村的村民。据此，原审判决认定“申请人不具有被申请人处成员身份、原告苏某2以出生登记户籍在被告处即为被告村村民的观点亦与法无据”，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据此，村民自治不是完全的自治，应是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运行，享受集体收益分配是每一位村民的一项法定权利，是私权范畴，不能通过集体表决、投票方式来决定。原审判决认定被申请的“自治规定对集体组织成员内部有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三）关于因土地承包、征收、征用引发争议的处理问题第23点明确规定：“审理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时，要在现行法律规定框架内，综合考虑当事人生产生活状况、户口登记状况以及农村土地对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等因素认定相关权利主体。要以当事人是否获得其他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为重要考量因素，慎重认定其权利主体资格的丧失，注重依法保护妇女、儿童以及农民工等群体的合法权益。”原审判决否定申请人江秀、苏某1、苏某2依法获得村集体土地补偿款的权利，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申请人社田江村民小组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再审申请人的申请理由和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请法庭依法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黄江秀、苏某1、苏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给付原告集体收益相应份额人民币132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原判认定：三原告原住灵川县，系城镇居民。2000年7月6日原告黄江秀与案外人苏秋发（系灵川县玻璃厂职工，住灵川县结婚。婚后于2001年7月27日生育原告苏某1，于2012年10月13日生育原告苏某2。2012年5月22日原告黄江秀、苏某1将户口迁至被告处，2013年4月11日原告苏某2因出生登记户籍在被告处。三原告在被告村处并没有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并非以农业生产为自已的主要生活来源，并未在被告处实际生产、生活，只是偶尔回村里居住一下。另查明：2003年10月10日被告社田江村民小组做出《社田江关于户口问题的决定》，该决定规定：为了社田江村户口便于管理，不出现混乱。2003年10月9日晚召开户主会讨论决定如下：1、本村男性结婚，可以将女方户口迁入社田江村，有女无子户可以接婿一个；2、本村女性已出嫁户口未迁出的，不属社田江村民，包括男性上门者，户口已迁出的不得再迁回社田江村；3、本村在校的大学生，就读期间属于社田江户口，大学毕业后在当年12月底以前可以迁回社田江，超过当年12月底，就不能迁入；4、一贯户口在外，1981年没有分到承包田的现在不得将户口迁回社田江村，包括1981年至2003年这期间把户口迁出社田江的，现在一律不准迁回社田江。已经迁回社田江村的，经户主讨论决定，不给任何待遇。以上各条款已经本村户主大会通过，自2003年10月10日起生效。原判认为，三原告要求被告分配因征地取得的集体收益款132000元，实质是原告将户口迁进被告村后能否享受与其他村民同等待遇的问题，亦即原告是否是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问题。首先，本案原告要求分配的款项系征收集体土地（未发包给农户）的补偿款，实质是集体收益的一部分。原告黄江秀、苏某1原为城镇户口，2012年5月22日将户口迁至被告处后，并未在被告处生产、生活，未取得被告处土地承包经营权，村里也没有将具体的义务分配给原告，原告也没有举证证明其履行了被告村村民的义务。被告村里决定，原告不享受村里的待遇，并未违反法律的规定。其次，户籍不是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唯一标准。原告户籍虽留在被告处，也以该户籍登记的住址购买了农村合作医疗，但不能以此就认为原告具有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系被告集体组织一成员。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是一种基于特定身份而拥有的权利。集体组织成员的身份应得到组织内部成员的认同，并履行该成员应尽的义务。原告将户籍迁入或登记在被告处后未在本村实际生产、生活，只是将户籍空挂在被告处，其集体经济成员身份被告成员内部并不予认可。这一情况符合生活常识和风俗习惯，原告认为自已仍属于被告村集体组织成员的行为，不符合生活常识和本地的风俗习惯。原告苏某2以出生登记户籍在被告处即为被告村村民的观点亦与法无据。再次，原告起诉时称被告的行为违反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本院认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等自治组织有权在不违背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自行管理，制定自治规定，对集体组织成员内部有效。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系对法律解释的误解，该司法解释适用于承包地被征收产生的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本案是因征收被告集体土地而产生的集体收益分配纠纷，该解释并不适用于本案。因此，原告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黄江秀、苏某1、苏某2的诉讼请求。本院综合双方当事人的意见，确认再审争议焦点为：再审申请人黄江秀、苏某1、苏某2是否为被申请人社田江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能否享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获得本案土地征收补偿款。本案再审期间，再审申请人黄江秀向法庭提供了：1、黄江秀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证实黄江秀于2014年在社田江村建成新居并入住；2、享受社田江村安置地合作开发集体收益分配方案人员名单(以下简称分配方案），证实分配方案上有黄江秀、苏某1、苏某2的名字，但是分钱的时候没有分给黄江秀、苏某1、苏某2。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第一份证据证实，村集体在2014就分给了申请人黄江秀一户宅基地，灵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14年7月9日颁发申请人黄江秀一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在房子建好后，2015年9月28日颁发了集体土地使用证，印证了申请人黄江秀、苏某1、苏某2具有村集体成员资格。第二份证据分配方案，有黄江秀、苏某1、苏某2的名字，就代表他们有分配的名额，意思就是黄江秀、苏某1、苏某2属于安置对象。经质证，被申请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对第一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它的证明力有异议，首先发证的时间是2015年9月28日，在集体收益分配方案后，同时该份证据也不能够证实其具备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对第二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证明力均不予认可。认为安置地收益分配方案是在集体收益款分配完后做出，该分配方案是与开发商做出的，之所以这个名单当中包含着申请人的名字，是村里基于他们的户口在村里，想从开发商那里帮他们争取一些门面和住房，这个与集体分配收益款没有任何关系，也不代表村里认可他们具有社田江村民小组成员资格。本院认为，上述两份证据真实、合法，应予以确认。如何认定，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进行认定。本院再审查明本案的基本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原一审判认定的基本事实及证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再审申请人黄江秀、苏某1原为城镇户口，2012年5月22日，黄江秀、苏某1将户口迁至黄江秀丈夫苏秋发的老家社田江村民小组后，与苏秋发的父母苏新孙（苏新生）、苏嫂居住、生活，并一起承包经营苏新孙、苏嫂户的承包地，以该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黄江秀于2012年10月13日生育儿子苏某2，同月30日出生申报随母亲黄江秀登记落户在社田江村民小组，仍随爷爷、奶奶居住、生活。黄江秀、苏某1、苏某2以社田江村民小组村民身份购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因公公、婆婆家祖屋简陋、居住拥挤，黄江秀按政策规定于2013年4月11日与公公、婆婆分户立户。社田江村民小组于2014年分配给黄江秀户宅基地后，黄江秀申请建设住房，经灵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14年7月9日审查批准，发给黄江秀《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灵川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9月28日颁发给了黄江秀《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土地使用证》，黄江秀于2015年10月建成新居并入住。故申请人黄江秀、苏某1、苏某2应认定为社田江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参加该集体经济组织征地补偿费的分配权。被申请人因征地获得的土地征收补偿款属于该村的集体收益，其分配方案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可以办理，但不得有侵犯村民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被申请人全额分配方案是每人分得土地征收补偿款人民币44000元，被申请人未将该补偿款分配给三再审申请人，侵犯了三再审申请人的合法财产权利，被申请人应支付三再审申请人土地征收补偿款人民币132000元。对三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人民法院(2016)桂0323民初453号民事判决。二、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灵川镇禾加铺村委会社田江村民小组支付给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黄江秀、苏某1、苏某2土地征收补偿款人民币1320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40元，保全费人民币1180元，再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40元，共计人民币7060元，由被申请人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灵川镇禾加铺村委会社田江村民小组负担。上述应付款项，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两年内，向本院或者本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蔡 勇审 判 员  文曙光审 判 员  许志成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代书记员  邓羽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