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民终5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海泉，男，1975年1月10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繁春，广东亚太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迟祖光，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市健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拱北侨光路**号*楼***房。
法定代表人：钟小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冬红，广东洋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泽华，广东洋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方创业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澳门特别行政区友谊大马路***号置地广场工商银行（澳门）中心**楼****室。
代表人：钟小健。
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冬红，广东洋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泽华，广东洋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小健，男，1952年6月18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冬红，广东洋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泽华，广东洋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曾海泉因与被上诉人珠海市健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泰公司）、东方创业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创业公司）、钟小健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2014）珠中法民四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曾海泉上诉请求：一、撤销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珠中法民四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二、改判确认曾海泉在健泰公司持有15%的股权（人民币2700万元），由钟小健、东方创业公司将健泰公司15%的股权变更登记到曾海泉名下，钟小健、东方创业公司、健泰公司立即停止侵犯曾海泉股东权益的行为；三、由钟小健、东方创业公司、健泰公司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钟小健、东方创业公司、健泰公司均确认曾海泉持有健泰公司15%的股权，一审法院认为钟小健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东方创业公司与曾海泉未就转让健泰公司15%股权形成合同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曾海泉与钟小健、黄敬良签订《珠海市前山翠成苑项目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作协议书》）时，钟小健及其妻子潘奭恩分别持有东方创业公司90%和10%的股权，钟小健对东方创业公司的全部股权具有完全处分权。东方创业公司的商事登记资料及《公司章程》显示，钟小健有权代表东方创业公司对外签署一切文件，故钟小健签署《合作协议书》是代表东方创业公司全部股东及公司所为。《合作协议书》第一句即明确表述签订的三方为东方创业公司的全体股东，且约定将东方创业公司的全部股权进行重新分配。（二）钟小健、曾海泉、黄敬良签署《合作协议书》的目的是共同持有东方创业公司的全部股权，再通过东方创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健泰公司完成翠成苑项目的收购，实现合作开发。如果钟小健仅代表其个人处分东方创业公司90%的股权，协议三方无法完全控制东方创业公司和健泰公司，协议的最终目的无法实现。由此可见，协议各方都认为钟小健是代表东方创业公司全部股东及东方创业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三）《合作协议书》签订后，钟小健确认曾海泉已支付合作投资款1260万元，但却一直没有将东方创业公司15%股权变更到曾海泉名下。在翠城苑项目收购过程中，钟小健代表东方创业公司与曾海泉约定，将《合作协议书》所约定的东方创业公司15%股权变更为健泰公司15%股权，协议各方均表示同意。因钟小健有权代表东方创业公司签署一切文件，且东方创业公司参与签订《合作协议书》，故钟小健上述意思表示的实质是东方创业公司同意由曾海泉持有健泰公司15%股权。钟小健在给曾海泉的函件中多次确认曾海泉为健泰公司股东，健泰公司给曾海泉发出《珠海市健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珠海翠前路项目〉第1次集资》（以下简称《翠前路项目第1次集资》）显示健泰公司也确认曾海泉的股东身份。综上，钟小健、东方创业公司与曾海泉就转让健泰公司15%股权之事已达成一致意见，且履行了部分股权转让约定。
二、曾海泉与东方创业公司未就转让健泰公司15%股权签订书面协议，过错在于钟小健、东方创业公司和健泰公司。曾海泉与东方创业公司、钟小健就转让健泰公司15%股权达成合意后，考虑到之前已签订《合作协议书》且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要按照工商登记部门要求另行签订书面协议，故双方未立即再签订新的书面股权转让协议。此后，因为钟小健、东方创业公司、健泰公司怠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才导致至今仍无转让健泰公司股权的书面协议。但从钟小健代表其个人及东方创业公司致曾海泉的函件及律师函的内容可知，钟小健向曾海泉发出转让健泰公司15%股权的要约，曾海泉作出同意的承诺，故虽然未签订书面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的合同关系已经形成。
三、曾海泉未支付剩余投资款1440万元是行使不安抗辩权。在收购翠城苑项目过程中，曾海泉已按照《合作协议书》约定支付投资款1260万元，但在健泰公司完成收购后，钟小健、东方创业公司、健泰公司未按照约定办理健泰公司的股权变更手续，甚至严重违反《合作协议书》约定，不召开股东会、擅自变更项目公司名称、签署与项目有关的一切文件等行为严重影响曾海泉的股东权益。因此，曾海泉暂停支付剩余投资款1440万元，属于依法行使不安抗辩权，曾海泉愿意在办理健泰公司15%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后，支付剩余投资款1440万元。
健泰公司、东方创业公司、钟小健共同辩称，曾海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东方创业公司持有健泰公司100%股权，东方创业公司并未将健泰公司股权转让给曾海泉。
二、《合作协议书》为钟小健、黄敬良、曾海泉三方签订，主要内容为钟小健、黄敬良、曾海泉通过东方创业公司以持股的方式间接投资翠城苑项目，未涉及健泰公司股权转让。钟小健曾致函并通过律师发函给曾海泉，催促其履行出资义务，并无东方创业公司转让健泰公司股权的意思表示。《翠前路项目第1次集资》显示，健泰公司明确表示东方创业公司是其唯一股东，钟小健、曾海泉等人只是项目的出资人。出资人与股东是不同的概念，股权转让是要式行为，应当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规定中的程序及实体条件，曾海泉要取得健泰公司股权，不仅要与东方创业公司有股权转让协议，还应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并取得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的同意，不应仅凭部分文件中的文字表述就认为东方创业公司将健泰公司股权转让给曾海泉。
三、签订《合作协议书》时，钟小健及其妻子潘奭恩分别持有东方创业公司90%和10%的股权。东方创业公司的商业登记文件显示，钟小健与潘奭恩实行分别财产制，故钟小健并不享有对东方创业公司100%股权的完全处分权。
四、钟小健以个人名义签订《合作协议书》，落款处只有钟小健的个人签名，钟小健致曾海泉的函件内容也无钟小健代表东方创业公司转让健泰公司15%股权的表述，故钟小健签订《合作协议书》、致函曾海泉均不是代表东方创业公司的行为。
五、曾海泉不是健泰公司股东，无权请求健泰公司、东方创业公司、钟小健停止侵害其股东权益的行为。
六、曾海泉的不安抗辩权主张不成立。不安抗辩权是指双务合同中，当事人互负债务且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有确切证据表明另一方丧失履行债务能力时，在对方没有履行或没有提供担保之前，有权中止履行合同的权利。《合作协议书》并非双务合同，东方创业公司与曾海泉之间无转让健泰公司股权的合意，曾海泉无权以东方创业公司未履行给付义务为由行使不安抗辩权。
曾海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曾海泉在健泰公司持有15%股权（人民币2700万元）；二、判令东方创业公司、钟小健履行为曾海泉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义务，完成曾海泉在健泰公司持有15%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三、判令东方创业公司、健泰公司、钟小健立即停止侵犯曾海泉股东权益的行为；四、由东方创业公司、健泰公司、钟小健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5月1日，曾礼泉与郑越潮、潘国辉分别签订两份《谷铭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郑越潮将其持有的珠海市谷铭翠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谷铭公司）的50%的股权、潘国辉将其持有的谷铭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曾礼泉。2010年11月1日，曾礼泉与健泰公司签订《谷铭公司（珠海翠城苑房地产项目）60%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曾礼泉转让其收购谷铭公司60%股权的合同权益给健泰公司，转让价格为11200万元。健泰公司又与谷铭公司股东肖俊锋、吴灶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让肖俊锋、吴灶才持有的谷铭公司40%的股权。此后，谷铭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登记至健泰公司名下，钟小健为谷铭公司法定代表人。
2010年12月3日，钟小健、黄敬良、曾海泉签订《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三人为东方创业公司的全体股东。东方创业公司于珠海市投资设立健泰公司。上述全体股东同意以健泰公司名义购入谷铭公司100%股权，从而取得谷铭公司持有的位于珠海市前山翠前西侧商业及住宅建设项目（以下简称珠海翠前项目）。协议书条文内容如下：﹤一﹥组织公司：上述三方股东均同意健泰公司作为谷铭公司唯一股东；﹤二﹥价格：购入谷铭公司100%股权，金额总计人民币一亿八千万元（￥180，000，000元），并可合法取得珠海翠前项目；﹤三﹥付款方式：现健泰公司已购入谷铭公司100%股权，上述三方股东均同意依据股权比例集资，以人民币支付上述﹤二﹥之价格；﹤四﹥组织构架：东方创业公司全体股东同意委任钟小健为A组行政管理机关成员，黄敬良、曾海泉为B组行政管理机关成员，以1A＋1B的签名方式，代表东方创业公司签署与上述发展项目有关的一切文件；﹤五﹥股权分配：东方创业公司各股东占投资股份比例，按分配如下：钟小健占70%、黄敬良占15%、曾海泉占15%；﹤六﹥东方创业公司全体股东均同意委托“新东方集团”代为管理上述项目之策划、销售行为等行政管理有关一切事宜……﹤十﹥投资责任：东方创业公司全体股东均同意上述投资项目之一切经济法律责任及盈亏等事宜，均按照上述﹤五﹥之股权比例分配及承担；﹤十一﹥法例：本合作协议内如有未列明之事项，东方创业公司全体股东均同意以友好协商方式解决，本协议一式四份经各股东签署后立即生效。三方股东及“新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各存一份且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010年12月3日于澳门。
2010年11月15日，曾礼泉通过中国银行帐户和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分别向钟小健转账汇款290万元和10万元，曾礼泉于2014年11月3日出具《说明》一份，称前述300万元系其代曾海泉向钟小健支付的翠城苑项目合作投资款。2010年12月2日，曾礼泉出具《合同权益转让款收据》一张，内容为：就谷铭公司股权的合同权益转让事宜，曾礼泉现收到曾海泉代健泰公司支付的合同权益转让款人民币900万元整。曾海泉称因健泰公司需支付曾礼泉合同权益转让款，故由曾海泉直接支付960万元给曾礼泉。
2013年1月23日，钟小健向曾海泉发函称：曾海泉于2010年10月通过钟小健好友黄静炜介绍与其相识并提出收购谷铭公司股权的建议，最终以钟小健珠海的子公司健泰公司名义购买了谷铭公司100%的股权，金额共计180，000，000元。收购过程中黄静炜提出如果健泰公司成功收购项目，则让曾海泉成为健泰公司的股东，占股权15%，并按收购价格15%的比例承担出资额2700万元。股东出资要求到位日为2010年11月15日，扣除曾海泉已垫支收购股权订金款960万元及已出资金额300万元后，曾海泉于2010年11月15日未能缴付之出资额为l440万元，已全额由钟小健代为支付。因运营其他项目需大量资金，钟小健现决定要求曾海泉清缴钟小健垫付的未缴出资额。请曾海泉于2013年2月1日前将钟小健垫资及利息（因协议垫支产生利息按年利率15%计算，截至2013年1月31日应付利息为477.6万元）共19，176，000元归还钟小健，存入钟小健账户（账号：65×××21，开户行：广东省中国银行珠海分行）。若曾海泉未按期归还上述款项及利息，利息于2013年2月1日起将继续以l9，176，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15%计算。若曾海泉未能按期清缴上述款项及利息，钟小健保留行使以下权利：曾海泉所持有的股权实际比例以实际出资金额占收购价格180，000，000元的比例重新计算，对于曾海泉尚未缴付出资金额占收购价格l80，000，000元的比例的股权，将转由钟小健持有，与曾海泉无关。
2013年3月26日，钟小健委托广东洋三律师事务所律师成冬红向曾海泉发律师函，部分内容如下：曾海泉与钟小健商议决定共同出资收购翠城苑项目并与黄敬良签订《合作协议书》，三方同意以健泰公司作为收购的唯一股东，收购总价为180，000，000元，股权比例为：钟小健70%、黄敬良15%、曾海泉15%，合作各方按股权比例集资。健泰公司已成功收购项目并办理了谷铭公司股权工商变更登记。钟小健于2013年1月23日发函曾海泉要求其支付钟小健已垫付的未到位出资额1440万元及利息，但曾海泉收函后以“不安抗辩权”为由拒不支付，该“不安抗辩权”在法律上不能成立，郑重促请曾海泉在收函后5个工作日内缴纳出资款l440万元，并按年利率15%支付相应利息。如拒不支付视为违约。曾海泉现实际出资l260万元，占总股本180，000，000元的比例为7%，根据权利和义务相对等的原则和相关法律的规定，曾海泉以后也将按7%的比例对项目享有权益、承担义务。
2012年12月10日，谷铭公司经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企业名称为珠海市新翠景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变更住所为珠海市吉大白莲路145号第6层626房。
东方创业公司于2007年10月30日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注册设立。2010年8月31日至今，东方创业公司的股东为潘奭恩和钟小健，公司行政管理机关成员为股东潘奭恩和钟小健，签名方式为任何一名行政管理机关成员签署。
健泰公司于2008年1月4日由东方创业公司出资设立登记，东方创业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钟小健为健泰公司法定代表人。
一审法院认为：
一、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曾海泉、钟小健系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东方创业公司系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设立的公司，曾海泉因与钟小健、东方创业公司之间存在股权转让纠纷而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故本案属涉澳股权转让纠纷。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一审庭审时均选择适用我国内地法律处理本案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我国内地法律处理本案纠纷。
二、曾海泉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健泰公司于2008年1月4日由东方创业公司出资设立登记至今，东方创业公司持有健泰公司100%的股权，要获得健泰公司的股权，必须从东方创业公司获得受让。钟小健、黄敬良和曾海泉签订《合作协议书》，目的是三人出资以健泰公司名义购入谷铭公司100%的股权，从而合作开发珠海翠前项目。该协议书内容未涉及健泰公司的股权转让，东方创业公司也未参与协议订立。2013年1月23日，钟小健向曾海泉发函，函件内容显示在收购谷铭公司股权的过程中钟小健同意让曾海泉成为健泰公司股东，占股比例15%，曾海泉应出资2700万元。曾海泉认为钟小健是代表东方创业公司持有90%股权的大股东，对外有权代表东方创业公司签署相关的一切文件。健泰公司、东方创业公司及钟小健则认为《合作协议书》三方并未就健泰公司股权的处置达成任何协议，钟小健个人无权处分健泰公司的股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钟小健作为东方创业公司的行政管理机关成员虽然有权代表东方创业公司签署合同转让东方创业公司所持有的健泰公司的股权，但前述函件系以钟小健个人名义发出，落款亦只有钟小健的个人签名，且函件的内容都未提及东方创业公司，更无钟小健是代表东方创业公司同意转让健泰公司15%股权的表述。因此，无法将钟小健的该行为认定为系钟小健代表东方创业公司的行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曾海泉提交的证据未能证明其与东方创业公司之间就转让健泰公司15%股权的事宜形成合同关系，故曾海泉诉请确认其在健泰公司持有15%股权并要求东方创业公司及钟小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没有合同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鉴于曾海泉并未成为健泰公司的股东，其自然不享有股东权益，其要求健泰公司、东方创业公司及钟小健停止侵犯其股东权益的诉讼请求亦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该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曾海泉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一审判决如下：驳回曾海泉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涉澳股权转让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关于涉澳民事关系法律适用参照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规定，本案应当参照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相关规定选择准据法。
结合二审期间当事人提交的法律意见书、审计报告、项目集资通知等材料以及诉辩意见，本院就本案主要问题作如下分析与认定：
一、钟小健签订《合作协议书》、致函曾海泉的行为对东方创业公司是否具有约束力
曾海泉以钟小健代表东方创业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并致函确认曾海泉持有健泰公司15%股权为由，要求东方创业公司履行《合作协议书》及函件约定的股权转让义务。本案事实表明，无论签订《合作协议书》还是发出上述函件，均是以钟小健个人名义作出，因此判断东方创业公司是否应当履行《合作协议书》和上述函件约定的股权转让义务，应先审查钟小健签订《合作协议书》并致函曾海泉的行为对东方创业公司是否具有约束力这一先决问题。
因签订《合作协议书》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实施以前，当时的法律未对先决问题的法律适用进行规定，故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关于发生在上述法律实施以前的涉外民事关系可以参照适用该法的规定，本院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确定上述先决问题的准据法。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二条关于应当根据先决问题自身性质确定应适用的法律的规定，法院应当先对先决问题进行定性，再根据定性结果选择其应适用的法律。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关于“涉外民事关系的定性，适用法院地法律”的规定，应当适用我国内地法律对上述先决问题进行定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公司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公司法律责任的相关规定，上述先决问题属于公司民事行为能力、股东权利义务的范畴，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第一款“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的规定，应适用东方创业公司登记地即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对上述先决问题进行审查。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3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当事人提供来查明应当适用的域外法，故本院要求曾海泉、东方创业公司、健泰公司、钟小健围绕本案先决问题提供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相关法律规定。
曾海泉向本院提交了澳门印务局于2016年3月出版的《商法典》（2010年11月第二版）、澳门印务局于2015年2月出版的《民法典》（2007年10月第一修订版）、澳门执业律师冯健埠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拟证明：一、根据澳门《商法典》第二百一十四条、二百三十四条、二百三十五条、二百三十六条、三百八十六条关于法人及其分支机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的规定以及澳门《民法典》第二百二十八条关于意思表示的规定，澳门公司的代表机构是其行政管理机关，行政管理机关应当按照公司规定管理、代表公司；二、根据东方创业公司《公司章程》第六条关于“对合同或其他文件由任意一名行政管理机关成员签署即生效”的规定，钟小健作为行政管理机关成员有权代表该公司签订合同处分健泰公司股权。冯健埠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根据澳门《商法典》第二百三十六条，特别是该条第四款的规定，公司行政管理机关成员以公司名义签署合同且注明其在公司所担任的职务，合同必定对公司构成约束力，但反之不然。因为上述法律规定并非有意强制公司在签署合同时需注明公司名称及签署人职位，否则应当表述为“签署人应在合同中注明公司名称及其行政管理机关成员职位，否则不对公司构成约束力”。因此，即使未在合同签署栏中明确公司名称和行政管理机关成员身份，如果从其他方面可以确认签署人在缔结合同时是以公司名义作出，则行为仍对公司具有约束力。因《合作协议书》显示协议各方计划集资购买谷铭公司股权，并按出资比例持有对应的健泰公司股权，故虽然钟小健作为东方创业公司行政管理机关成员的身份未在签署栏中予以明确，但《合作协议书》前言已对此予以说明，其他当事人应对此情况有所了解。综上，钟小健有权代表东方创业公司签署《合作协议书》，该协议对东方创业公司具有约束力。
东方创业公司、健泰公司、钟小健向本院提交了澳门执业律师欧安利出具的《法律意见》，拟证明：根据澳门法律的规定，东方创业公司只对行政管理机关成员表明其身份的文件负责，故《合作协议书》对东方创业公司无约束力。欧安利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认为：根据澳门《商法典》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代表公司或以公司名义签署文件或合同时，必须在有关文件或合同中指出其行政管理机关成员的身份，否则有关的文件或合同对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因此，虽然东方创业公司《公司章程》第六条规定，钟小健与潘奭恩任何一人均可在其权利范围内代表公司签署文件并约束公司，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钟小健在代表东方创业公司签署文件或合同时，仍应指出其行政管理机关成员的身份，否则有关的文件或合同对东方创业公司不具有约束力。鉴于钟小健签署的文件均未以东方创业公司或该公司行政管理机关成员的身份作出，故钟小健签署的文件均对东方创业公司不具有约束力。该《法律意见》还就2010年10月19日会议录的效力、《合作协议书》和钟小健致函的内容对东方创业公司有无约束力等问题提出意见。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八条关于“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各方当事人对应当适用的外国法律的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的意见”的规定，本院组织双方就上述澳门法的相关条文内容及其理解与适用发表意见。
东方创业公司、健泰公司、钟小健认为：一、东方创业公司并非《合作协议书》当事人，根据澳门《商法典》第二百三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如果钟小健要代表东方创业公司签订合同，需要注明是“东方创业公司钟小健”且表明身份是东方创业公司行政管理机关成员。因钟小健以个人名义签订《合作协议书》，故该协议对东方创业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二、《合作协议书》无任何声明或承诺是以东方创业公司名义作出，且整个协议都没有显示东方创业公司具有参与协议的意图。综上，东方创业公司不受《合作协议书》约束，无需向曾海泉转让健泰公司15%的股权。
曾海泉认为：一、欧安利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为专家意见，属于传闻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该证据不应被采信。二、本案只有钟小健是否有权代表东方创业公司这一问题需要适用澳门法律进行审查，其他问题均应适用中国内地法律，故《法律意见》依据澳门法律审查本案其他问题，法律适用错误。三、根据澳门《商法典》第二百一十四条、二百三十五条的规定，澳门公司的代表机构是公司的行政管理机关，行政管理机关应当按照公司规定管理、代表公司。根据东方创业公司《公司章程》第六条的规定，钟小健有权代表公司签订合同处分健泰公司股权。
从当事人提交的澳门律师法律意见、法律书籍及诉辩意见来看，双方当事人均认为应当适用澳门《商法典》第二百三十六条对本案先决问题进行审查。鉴于双方提交的澳门《商法典》第二百三十六条内容一致，且均对对方提交的澳门法律真实性无异议，本院确认澳门《商法典》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如下：“一、对于第三人，公司须受行政管理机关成员以公司名义且在法律所赋予之权力范围内作出之行为约束，即使在章程内载有对其代表权之限制，或因股东决议而对其代表权作出限制，甚至该决议已公布亦然。二、然而，如能证明第三人明知或按情况不应该不知有关行为是在不符合章程之条款下作出，且股东并无作出明示或默示之决议，表示公司对该行为负责，则公司得以章程对代表权所载之限制，或因其所营事业而对代表权产生之限制对抗第三人。三、不得单凭公司章程之公开，证明上款所指明知有关情况一事。四、公司对附有行政管理机关成员签名及指出该身份之文件负责。”
关于如何理解澳门《商法典》第二百三十六条特别是第四款的含义。冯健埠律师认为，文件或合同中未注明公司名称和行政管理机关成员身份并不必然导致文件或合同对公司无约束力。欧安利律师认为，只有在文件或合同中指出公司行政管理机关成员身份，该文件或合同才对公司具有约束力。本院认为，澳门《商法典》第二百三十六条第四款规定公司行政管理机关成员在代表公司行为时应当“指出该身份”，鉴于“指出”既可以通过在文件或合同中以文字注明的方式实现，也可以通过其他可让对方知晓的方式实现，故冯健埠律师、欧安利律师对于澳门《商法典》第二百三十六条第四款的理解不存在分歧，是从不同角度对“指出该身份”进行的分析和解释，本院对冯健埠律师、欧安利律师对上述法律条文的理解意见均予以采纳。据此，本院确认澳门《商法典》第二百三十六条特别是第四款的含义是：澳门公司的行政管理机关成员应当以公司名义且在法律所赋予的权利范围内代表公司从事民事行为，行政管理机关成员在代表公司签署文件时，应当附有成员签名并指出行政管理机关成员身份，否则，该成员签署的文件不对公司产生约束力。
关于如何适用澳门《商法典》第二百三十六条的上述内容审理本案先决问题，冯健埠律师与欧安利律师持不同意见。冯健埠律师认为：《合作协议书》的缔约方可以从协议内容知晓钟小健是代表东方创业公司签订协议，故钟小健签订《合作协议书》符合澳门《商法典》第二百三十六条关于公司行政管理机关成员“指出其身份”的规定，其签署行为对东方创业公司具有约束力。欧安利律师认为：钟小健在签订《合作协议书》、致函曾海泉时，未表明是代东方创业公司行为，也未指出其行政管理机关成员身份，不符合澳门《商法典》第二百三十六条对公司行政管理机关成员代表公司行为的规定，故钟小健签订《合作协议书》、致函曾海泉对东方创业公司不具有约束力。本院认为，《合作协议书》记载的缔约方为钟小健、黄敬良、曾海泉，落款处为上述三人的个人签名，钟小健并未表示其是代东方创业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虽然《合作协议书》确认钟小健为东方创业公司股东，但未对钟小健是否具有东方创业公司行政管理机关成员身份予以说明，声称具有股东身份并不必然表明其具有行政管理机关成员身份，因曾海泉亦无其他证据证明钟小健在签订协议时表明其具有行政管理机关成员身份，故对冯健埠律师关于《合作协议书》缔约方可以从其他方面确认钟小健是以东方创业公司名义签订合同、签订《合作协议书》对东方创业公司具有约束力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欧安利律师关于签订《合作协议书》对东方创业公司无约束力的主张，符合本案事实，本院予以采纳。因钟小健致曾海泉的函件落款为钟小健个人签名，钟小健未在函件中表明是代表东方创业公司致函，也未表明具有东方创业公司行政管理机关成员身份，故该致函行为不符合澳门《商法典》第二百三十六条关于公司行政管理机关成员代表公司行为的规定，对欧安利律师关于致函曾海泉为钟小健个人行为、对东方创业公司不产生约束力的主张，本院予以采纳。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钟小健签订《合作协议书》、致函曾海泉的行为，对东方创业公司不具有约束力。
二、曾海泉是否有权要求东方创业公司变更健泰公司股权登记
健泰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健泰公司自设立之日起，一直由东方创业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曾海泉主张其与东方创业公司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要求东方创业公司将健泰公司15%股权变更至其名下，该请求属于股权转让合同争议的范畴。因当事人在一审期间一致选择适用我国内地法律审查该股权转让合同，故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选择，适用我国内地法律审查曾海泉与东方创业公司之间股权转让合同的成立、效力、违约责任等事项，准据法选择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据此可知，当事人达成合意是受合同约束的前提。如前所述，钟小健签署《合作协议书》、致函曾海泉均为个人行为，不能代表东方创业公司，且曾海泉二审期间提交的《翠前路项目第1次集资》及本案其他证据也无法证明东方创业公司与曾海泉就转让健泰公司股权一事达成合意，故曾海泉与东方创业公司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曾海泉无权要求东方创业公司向其转让健泰公司15%的股权，亦无权要求东方创业公司变更健泰公司的股权登记。
三、曾海泉是否有权要求钟小健变更健泰公司股权登记
钟小健、曾海泉均为《合作协议书》缔约方，且对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案一审期间，双方均同意适用我国内地法律解决其争议，故应适用我国内地法律确定《合作协议书》的效力及双方权利义务。《合作协议书》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未违反我国内地法律规定，协议合法有效，对钟小健、曾海泉具有约束力。
曾海泉依据《合作协议书》第五条关于股权分配的约定以及钟小健致曾海泉的函件内容，主张《合作协议书》对曾海泉占投资股份比例15%的确认即是对曾海泉持有健泰公司15%股权的确认。二审期间，东方创业公司、健泰公司、钟小健向本院提交了《珠海华天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关于珠海市健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二〇〇九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关于珠海市健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二〇一〇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拟证明在签订《合作协议书》之前，健泰公司已经在从事与翠成苑项目无关的其他经营行为，故《合作协议书》约定的项目出资比例并非对投资人所持健泰公司股权份额的确认。曾海泉认为上述两份审计报告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认为，上述两份审计报告只显示健泰公司的财务状态，并未涉及当事人争议的曾海泉应否持有健泰公司15%股权的问题，故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从《合作协议书》关于投资方式的约定以及钟小健致曾海泉的函件内容来看，钟小健认为《合作协议书》第五条关于曾海泉占投资股份比例15%的约定是对曾海泉应持有健泰公司15%股权的确认。虽然钟小健无权以个人名义处分东方创业公司持有的健泰公司股权，但钟小健应当积极促成东方创业公司向曾海泉转让健泰公司15%股权，以实现投资各方在《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投资比例分配，此为钟小健作为《合作协议书》缔约方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
根据《合作协议书》关于付款数额、付款方式、股权分配等事项的约定，曾海泉应当按照《合作协议书》约定的付款数额、方式和期限履行投资义务，作为取得健泰公司15%股权的对价，此为曾海泉作为《合作协议书》缔约方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
《合作协议书》未对双方当事人的上述义务的履行顺序作出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关于“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的规定，曾海泉、钟小健应当同时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任何一方都无权在自己未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要求对方先履行。因此，在曾海泉未按协议约定期限和数额履行支付投资款义务的情况下，曾海泉无权要求钟小健先履行《合作协议书》约定的义务，亦无权要求钟小健变更健泰公司股权登记，本院对曾海泉关于钟小健办理变更健泰公司股权登记的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钟小健签订《合作协议书》、致函曾海泉的行为对东方创业公司无约束力，曾海泉与东方创业公司之间不存在股权转让关系，曾海泉无权要求东方创业公司向其转让健泰公司15%的股权，亦无权要求东方创业公司变更健泰公司股权登记，故本院对曾海泉关于确认其持有健泰公司15%股权并由东方创业公司变更健泰公司股权登记的请求不予支持；因曾海泉未按《合作协议书》约定履行支付投资款的合同义务，故其无权要求钟小健先履行《合作协议书》约定的义务，亦无权要求钟小健变更健泰公司股权登记，本院对曾海泉关于钟小健办理健泰公司股权登记的请求不予支持；因曾海泉尚未取得健泰公司股东资格，故无权要求东方创业公司、健泰公司、钟小健停止侵犯其股东权益的行为，本院对曾海泉关于停止侵犯股东权益行为的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驳回曾海泉的全部诉讼请求，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的规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第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第十二条、第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3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7，000元，由曾海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侯向磊
审 判 员 刘涵平
代理审判员 焦小丁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黄海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