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7民终26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雁玲，女，1986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兆培，男，1990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秀娟，女，1958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煦，女，1936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
上述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冠广，国信信扬（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黎日胜，男，1964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红，广东五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嘉炜，广东五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林伟邦，男，1968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
上诉人梁雁玲、梁兆培、林秀娟、何煦（以下称为梁雁玲等四人）因与上诉人黎日胜及原审第三人林伟邦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7）粤0705民初3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雁玲等四人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黎日胜赔偿135892.65元；二、本案诉讼费由黎日胜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定性不准，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支持梁雁玲等四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一审判决认定林伟邦与黎日胜之间构成承揽关系错误，林伟邦、梁卓坚与黎日胜之间是劳务关系。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本案中，林伟邦根据雇主黎日胜的指示，代其雇请死者梁卓坚与其一起完成黎日胜安排的拆除鸡栏鸭舍的劳务活动，因此，黎日胜与林伟邦及梁卓坚之间构成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一书中就雇佣关系和承揽关系的区别和认定提出的观点，在本案中：1.关于本案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控制、支配及从属关系的问题。表面上看，黎日胜与林伟邦及死者之间不存在严格的、高强度的控制、支配及从属关系，但是，林伟邦及梁卓坚在本案中从事的是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打散工”的劳务活动，林伟邦与黎日胜之间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平时黎日胜的劳务需求多数是聘请林伟邦完成，两人之间具有较稳定的长期默契关系，林伟邦对黎日胜的工作要求充分理解和熟悉，黎日胜对雇佣劳务的要求，林伟邦均能自觉完成，无须黎日胜对其行使严格的、高强度的支配权。况且，本案中，黎日胜有数次到场察看林伟邦的劳务活动，虽然在现场时没有对林伟邦的劳务活动提出明确安排，但在劳务活动开始前，黎日胜己明确要求林伟邦先拆除鸡鸭棚舍再拆除出事的饲料房，在现场查看劳务活动时黎日胜对林伟邦的劳务没有表示反对，没有反对即意味着认可。以上都说明黎日胜对林伟邦等的劳务活动行使了安排支配权，而且，林伟邦及梁卓坚提供“打散工”型的劳务活动，在雇佣活动中处于绝对的弱者地位。因此，虽然本案黎日胜与林伟邦及梁卓坚之间不存在严格的、高强度的控制、支配及从属关系，但存在松散型的控制、支配及从属关系；2.黎日胜是否指定工作场所、提供劳动工具或设备、限定工作时间的问题。本案中工作场所由黎日胜指定各方当无异议。至于劳动工具及设备，提供庭审情况可知，黎日胜现场提供了用于登高爬上棚顶的扶梯、电源和用于取电的电线拖排以及用于拧拆螺丝的螺丝刀等工具，按照黎日胜指定的拆棚劳务，以上工具足以完成拆棚任务，只不过为了不过分延迟拆棚进度和方便自己工作，林伟邦、证人及梁卓坚才使用了平时自己随身携带的电钻用于拧螺丝，但这不代表是林伟邦、梁卓坚自备了劳动工具。假设他们没有使用自带的电钻，他们根据黎日胜提供的上述劳动工具，也能完成雇主所要求的劳务。至于限定工作时间的问题。按照日常生活习惯本案中按日计算工钱的“打散工”的劳务活动，工作时间通常为上午8时半至12时，下午2时半至5时半，庭审中各方对该上班时间均无异议,无须黎日胜对梁卓坚等人的工作时间进行明确限制。至于黎日胜一审庭审中所称的“并没规定他们什么时候完成这些工作任务，他们干到什么时候就算什么时候，他们愿意干多少天就算多少天”，很明显以上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及经济逻辑。按照事实，当时江门地区正处于环保稽查的最严峻时刻，黎日胜需要拆除的鸡鸭棚舍属于违反环保要求的违章建筑，因此，可以推断黎日胜对该拆除任务限定了紧迫的时间，否则，黎日胜也不会要求林伟邦再代其另行雇请一人以便能快速完成拆棚任务。按照经济逻辑，黎日胜的拆棚劳务工作量是固定的，本案中是约定按日计算工钱的劳务，因此，从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黎日胜当然希望拆棚所需要的天数越少越好。因此，黎日胜作为一个正常的经济人，其以上说法明显不符合事实和经济逻辑，不足以采信。可当然推导出黎日胜限定了工作时间；3.是定期给付劳动报酬还是一次性结算劳动报酬。本案中，双方对工钱是每人每日250元均无异议，虽然他们不是当日支付，但约定了按日计算的结算方式，这显然是定期给付劳动报酬。而一次性结算劳动报酬是指黎日胜在本案中与林伟邦约定按工程量计价，例如，林伟邦等人完成黎日胜所要求拆除的全部棚舍的承包价是1000元，任务完成后，黎日胜将1000元支付给林伟邦，这才是一次性结算劳动报酬。但在本案中，双方明显是约定按日计算工钱，而不是按工程量结算承包价。因此，黎日胜对林伟邦的支付行为当属定期给付劳动报酬；4.是继续性提供劳务，还是一次性提供劳动成果。本案中，林伟邦及梁卓坚按日向黎日胜提供劳务，很明显是继续性提供劳务，在继续性提供劳务中，假设受雇者提供了当天的劳务，但次日及之后因故均不再向雇主提供劳务，雇主也应当向受雇者结算当日的劳动报酬。但如果是一次性提供劳动成果，即双方是承揽关系，如果承揽方当日进行了工作，但次及之后均不再向定作人提供工作成果，定作人是肯定不会向承揽人支付报酬的。本案中，假设林伟邦因故在提供了两天劳务后不再向黎日胜提供劳务，按照他们约定的按日计酬的结算方式，黎日胜也必然应当向林伟邦支付报酬，因此，本案无疑当属继续性提供劳务；5.当事人一方所提供的劳动是其独立的业务或者经营活动，还是构成合同相对方业务或者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本案中，林伟邦和梁卓坚作为无固定职业的“打散工”从业者，没有固定的业务或经营活动，并不是固定从事某行行业，是哪里有工作就到那里去，有哪些工作就从事那些工作，因此拆棚活动并不属于其独立的业务或经营活动。相反，黎日胜需要提供的劳务是拆除鸡鸭棚舍，黎日胜该场所作为饲养鸡鸭的场所，对鸡鸭进行喂养当然是其典型的经营活动，但对鸡鸭棚舍进行建设、修膳、拆除等也是其经营活动的延伸，拆除鸡鸭棚舍也当属其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款款规定和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在本案中，黎日胜仅与林伟邦口头约定了将鸡鸭棚舍拆除这个标的和每人每日250元这个计酬方式的内容，但并没有就完成这个拆除任务需要多少天（即承揽数量）、拆下材料的处理、工具的提供、承揽的方式等承揽合同所要求的要素进行约定，不符合法律关于承揽合同的规定，因此，林伟邦与黎日胜之间不可能构成承揽关系。如果林伟邦与黎日胜之间构成承揽关系，黎日胜肯定会要求林伟邦在开工之前提出承揽方案，比如，完成该拆除任务需要多少天？总价是多少钱？所需的工具由谁提供？施工过程中责任由谁承担？等等这些内容。林伟邦在开工之前，也必然会向黎日胜报价，如完成该拆除约需多少天，总价多少元等等。但显然，本案中，双方没有任何关于承揽内容的约定，双方只是约定了每人每天250元的计酬方式，这一计酬方式恰恰是劳务活动的典型特点，因此，林伟邦与黎日胜之间不可能构成承揽关系。最后，承揽合同有着显著的专业技术特征，它要求承揽人具有一定的专业能力，并且要求承揽人风险自负，那么，承揽合同的报价必然要比劳务合同的报价要髙，但本案中，林伟邦与黎日胜约定的报酬仅为250元每天，这个报酬标准，仅是目前江门市劳动报酬即“打散工”的低端标准（目前江门的散工劳力报酬标准约为300元/天）。如果林伟邦仅以低端的劳务报酬标准去承揽一个有专业要求、自备工具的拆棚任务，并且还要风险自负，明显不符合常理和逻辑。因此，林伟邦与黎日胜之间更不可能构成承揽关系。综上，黎日胜与林伟邦及梁卓坚之间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由黎日胜指定工作场所、提供劳动工具或设备，限定工作时间、定期给付劳动报酬，约定的是按日结算的250元/日的报酬结算方式而不是按工程量计算承包款的方式，所提供的劳动是黎日胜生产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因此，黎日胜与林伟邦及梁卓坚之间应构成雇佣的劳务关系。如果双方是承揽关系，他们约定的就应该是拆除这些棚舍总共多少钱，比如5000元，而不管你每天来多少人干活总共干多少天。所以，很明显他们之间不构成承揽关系。二、林秀娟应属于被扶养人范畴，应获得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条规定，林秀娟是死者梁卓坚的配偶，两人独自居住生活。林秀娟为农村家庭妇女，现年59岁，己丧失劳动能力，且没有参加社会保险，平时主要依靠丈夫梁卓坚打散工的收入为生。除此之外，林秀娟没有其他生活来源。因此，林秀娟应属于上述司法解释确定的“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的范畴，况且，婚姻法明确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很明显，林秀娟与梁卓坚互为被扶养人，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林秀娟不属于被扶养人的范畴是错误的，林秀娟应获得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三、林伟邦与梁卓坚之间不构成雇佣或承揽关系，他们之间是平等的同事关系，林伟邦对梁卓坚无须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一审查明的情况，黎日胜向林伟邦支付的是按日计算的250元/日的劳动报酬，林伟邦代黎日胜雇请梁卓坚时陈述的也是按日计算的250元/日的劳动报酬，林伟邦并未从黎日胜向梁卓坚支付的250元/日的劳动报酬中抽取利益或提取回扣。四、一审法院在诉讼费的计算上分配不公。梁雁玲等四人认为，一审法院应支持梁雁玲等四人的全部诉求，因此，本案的诉讼费应全部由黎日胜承担。退一万步说，即使一审判决的第一判项符合法律规定，但在诉讼费的分担上，既然认定黎日胜应承担20%的责任，那么，黎日胜也应承担20%[(16967.03+5000)*20%]4393.4元诉讼费，但一审判决只判决黎日胜承担2614元，不符合分担规则。
黎日胜辩称，一、梁雁玲等四人上诉状第一点依据的事实与理由与事实不符且法律观点解读错误。理由：1.双方之间不存在从属支配控制的关系。梁雁玲等四人主张黎日胜的日常劳务是聘请林伟邦完成，两人有长期稳定默契的关系是与事实不符，黎日胜在本事故发生前十年，仅聘请过林伟邦一次拆棚的劳务，而本事故与上次的关系相隔有十年之久，同时黎日胜所要求林伟邦为其拆棚的工作，工作人员的搭配是由林伟邦选任的，由谁来或者何时来都是由林伟邦自由控制，是不受黎日胜的管理与监督，甚至林伟邦将该项劳务完成一半而撤走不理，黎日胜对林伟邦也无监管，因此两人不具有控制从属的关系；2.黎日胜未向林伟邦提供劳动工具设备，也无对林伟邦的工作时间做限制，梁雁玲等四人在上诉状表述在农场中所具有的电源、电线排、螺丝刀属于完成该劳务的必备工具而作为认定黎日胜为该劳务提供设备的说法是错误的，由于上述工具是任何家庭和场所所具有的常备工具，不是为了涉案劳务所特设的，涉案劳务需要的必要工具是砂轮机、电钻，上述工具是林伟邦自带和提供的。同时黎日胜无权对林伟邦的上下班时间做出限制，根据一审笔录也说明该点，林伟邦自称23、24号，其本人与陈健富到场工作，25号自己单独到场工作，26号由林伟邦与梁卓坚到场工作，也说明工作时间与人员搭配是由林伟邦自由搭配；3.双方是一次性结算劳务报酬，不是连续性定期性的报酬支付，虽然双方约定250元/天结算报酬，但这是完成一项任务的计算标准，不是双方固定的长期的对任何任务的劳务计算标准，且双方完工后一次性给付，这与梁雁玲等四人的上诉状陈述一致。4.双方是提供一次性的劳动成果，不是继续性的提供的关系，涉案的劳务是在只要在林伟邦将黎日胜的铁棚拆除，双方的劳务关系就此结束，林伟邦向黎日胜提供的仅是一次性的劳动成果。5.拆棚工作不是黎日胜的经营范围或独立业务，仅因为黎日胜的农场改造临时需要林伟邦进行拆棚工作。
黎日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并改判黎日胜不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梁雁玲等四人、林伟邦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受害人梁卓坚是受雇于林伟邦而非黎日胜，故应由林伟邦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件，黎日胜与梁卓坚根本不存在直接的雇请或发包等关系，梁卓坚是接受林伟邦的监督、管理、报酬，黎日胜与梁卓坚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故一审法院判决由黎日胜承担的责任应当由林伟邦承担。二、黎日胜作为鱼塘铁棚拆除的定作人，林伟邦作为鱼塘铁棚拆除的承揽人,黎日胜作为定作人无需对本案承担赔偿责任。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林伟邦作为承揽人在完成拆棚任务过程中对由其自行聘请的梁卓坚造成的损害，黎日胜无需承担赔偿损偿责任。2.林伟邦是涉案拆棚劳务的承揽人，梁卓坚不仅是由林伟邦自行雇请的，而且在本次事故中存在过错，故应对本次事故承担赔偿责任。林伟邦与黎日胜之间属于承揽合同关系。承揽合同中，承揽人与定作人之间地位平等，不存在人身依附性，故承揽人对工作如何安排完全有自主决定权，定作人无权进行干涉，包括采取何种工作方式，承揽人也可以自由选择与他人合伙完成工作。在本案中，林伟邦作为有十多年拆棚经验的承揽人，根据现场考察、综合多年经验可推断其将要拆除的石棉瓦因风化变得脆弱，但由于疏忽大意，依然与同样具备多年拆棚经验的梁卓坚在不进行安全保护的情况下爬上石棉瓦顶进行拆除工作，无疑是增加了原本拆除工作的危险性，最终导致梁卓坚坠落地面死亡。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林伟邦在工作方式上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黎日胜已在合理范围内行使安全管理及告知义务，不应对本次事故承担赔偿责任。首先，黎日胜在选任上选择了经验丰富的林伟邦，是基于信任，相信凭借林伟邦十多年的工作经验，在熟知现场情况下能顺利和安全地完成拆棚工作；其次，由于承揽合同中承揽人有自主决定权，林伟邦未与黎日胜商量、未经黎日胜同意，便自行与梁卓坚共同开展拆棚工作，甚至冒险爬到铁棚的石棉瓦顶上进行拆除，直至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黎日胜都毫不知情，本人也不在现场，无法苛求黎日胜对林伟邦和梁卓坚进行直接管理；再次，在拆除任务发包时黎日胜已经多番告知林伟邦，“石棉瓦很脆、不能爬上屋顶进行拆除”林伟邦是明知该事实的，但仍与梁卓坚爬上石棉瓦，直至事故发生，都不属于黎日胜可控制范围；最后，一审法院认为黎日胜主张的“用竹子向上撑落石棉瓦”操作方法与常理不符，抗辩理由不予采纳，黎日胜作为非专业人员，所建议的方法不一定正确，但是，林伟邦和梁卓坚作为有多年经验的专业工作者，在无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冒险爬上老化的石棉瓦，更加不符常理，这种令工作风险极大增加的行为是黎日胜所不能预见的。故，黎日胜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梁雁玲等四人辩称，坚持上诉状意见。
梁雁玲等四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黎日胜赔偿梁雁玲等四人共1351892.65元[医疗费14865.4元、丧葬费36330元、两个被扶养人生活费共545553.25元（林秀娟：25673.1元/年×20年+何煦：25673.1元/年×5年÷4）、死亡赔偿金695144元（34757.2元/年×20年）、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误工损失等10000元，合共1351892.65元]；2.黎日胜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21日，黎日胜因需对其经营的位于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城南第八组名为第四组鱼塘边上的鸡舍、鸭舍的竹棚（竹架子上盖沥青做棚）及配料房的铁棚（离地面高约四米，铁架子上螺丝固定石棉瓦做棚，石棉瓦因使用多年存在氧化脆化的情况）进行拆除，与林伟邦一起到上述鱼塘查看现场后，约定由林伟邦拆除上述棚架，报酬为250元/日，林伟邦负责记录工作天数，完成拆除工作后将实际工作天数告知黎日胜并进行结算付款。林伟邦接受工作后，电话联系陈健富，请陈健富一起拆除上述棚架，并告知工作任务、工作地点、工作报酬等事项，陈健富对此表示同意。2016年12月23日、12月24日，林伟邦与陈健富到达涉案鱼塘，开始对涉案竹棚进行拆除，两人使用自带的工具对竹棚进行拆除，并未做任何安全措施。工作期间，黎日胜曾到现场查看，派烟并与林伟邦与陈健富闲聊几句。12月25日，陈健富因有事无法到现场，林伟邦独自继续拆除竹棚，当天晚上，林伟邦联系梁卓坚，请梁卓坚一起到涉案鱼塘拆除棚架，并告知工作任务、工作地点、工作报酬等事项，梁卓坚对此表示同意。12月26日，林伟邦与梁卓坚到达涉案鱼塘，对涉案铁棚进行拆除，两人未做任何安全措施，爬到铁棚的石棉瓦顶上，林伟邦负责刮掉螺丝上的玻璃胶，梁卓坚负责松螺丝，然后两人再配合抬起石棉瓦扔到地面上。同日下午3时左右，梁卓坚踩在石棉瓦棚顶工作期间，因石棉瓦使用多年老化，石棉瓦被压裂开，梁卓坚遂坠落地面，不省人事。林伟邦随即报警及电话通知黎日胜，后黎日胜赶到现场，120救护车也到达并将梁卓坚送到江门市新会区人民医院抢救，后梁卓坚于当晚21时31分宣告抢救无效、临床死亡，梁卓坚在抢救期间产生医疗费14865.4元（451元+14414.4元），其中黎日胜垫付了医疗费5000元及200元救护车费。该医院诊断梁卓坚死亡原因为失血性休克，死亡诊断为高处坠落伤（一、特重型颅脑外伤；二、失血性休克并凝血功能障碍；三、四肢皮肤挫擦伤；四、吸入性××；五、闭合性胸伤；六、闭合性腹外伤待排）。
另查明，死者梁卓坚是农业家庭户口，住所地是江门市新会区，梁雁玲、梁兆培均是梁卓坚的子女，林秀娟是梁卓坚的妻子，何煦是梁卓坚的母亲，何煦共生育四名子女（大儿子梁锦怀、二儿子梁卓坚、三女儿梁鹤荣、四女儿梁幸柳），梁雁玲等四人是梁卓坚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林伟邦是林秀娟的胞弟，有十多年拆棚经验，死者梁卓坚也有多年拆棚经验。
再查明，黎日胜并未与林伟邦就拆棚一事进行报酬结算。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本案首先要解决的争议焦点是黎日胜与林伟邦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还是劳务关系，以及死者梁卓坚与黎日胜之间是否存在劳务关系。该争议焦点是黎日胜应否对死者梁卓坚因本案所受的伤害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
劳务关系是指劳动者提供劳动力，用人单位使用劳动力，双方形成劳动力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而承揽合同关系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计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根据上述定义，承揽合同关系与劳务关系的区别在于以下几点：1.工作的性质不同。承揽合同关系的工作目的是以其特有的技能提供工作成果；而劳务关系的工作目的只是单纯的提供劳务，以满足雇主的需要。2.人身依附关系不同。承揽合同关系的定作人与承揽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双方自始至终地位平等，不存在人身依附性，承揽人对工作如何安排完全有自主决定权，定作人无权进行干预；而劳务关系的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雇员对于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工作进程等如何安排没有自主选择权，雇主可以随时干预雇员的工作。3.提供工作的一方劳动设施依赖性不同。承揽合同关系中，承揽人要自己提供设备，以便于完成劳动成果，定作人不须提供劳动设备；劳务关系中，雇员一般不需要提供劳动设备，主要由其自身提供劳动力。4.报酬确定的基础和风险不同。承揽合同关系的劳动报酬是基于承揽人自身的技能或原材料的价格等确定的，承揽人有可能要承担潜在亏损的风险；而劳务关系中，报酬的确定是根据市场劳动力的价格结合相应的行业标准确定的，报酬一经确定后，雇员一般能在长时间内取得稳定的报酬数额，不存有亏损的风险。5.合同义务可否转移不同。承揽合同关系中，承揽人可以将承揽的工作部分交给第三人完成，也可以与人合伙完成工作，还可以请帮手共同完成工作；劳务关系的雇员不能将自己应付的劳务义务转移给他人承担，必须亲自履行雇佣契约。具体在本案中，黎日胜与林伟邦协商约定由林伟邦负责拆除涉案鱼塘边上的鸡舍、鸭舍的竹棚及配料房的铁棚，报酬按250元/日计算，林伟邦交付的是拆除棚架的工作成果，工作过程中，林伟邦是凭借其十多年的拆棚经验独立进行拆棚工作，由林伟邦自备施工工具、自由安排工作时间、自主进行拆除棚架，黎日胜对林伟邦的工作没有进行干预，报酬也是按实际工作天数再完成拆除工作后进行结算付款，该事实均充分体现了林伟邦的工作是具有独立性的，且林伟邦未与黎日胜商量，也未经黎日胜同意，便自行与他人共同开展拆棚工作，具有独立开展工作的权利，应认定林伟邦与黎日胜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因黎日胜与梁卓坚并不相识，黎日胜并未与梁卓坚协商过工作报酬或对工作进行干预，也没有证据显示黎日胜与梁卓坚达成聘请梁卓坚拆除棚架的合意，且梁卓坚是林伟邦联系到涉案鱼塘拆棚的，梁卓坚的工作也是配合林伟邦进行拆棚，林伟邦也陈述完成工作后是由其汇总工作天数要求黎日胜支付报酬的，在仅有林伟邦陈述梁卓坚是黎日胜聘请拆除棚架以及按照250元/天支付工资给梁卓坚而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梁雁玲等四人提出梁卓坚与黎日胜之间存在劳务关系的主张，缺乏有效的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应当由梁雁玲等四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该主张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黎日胜与林伟邦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黎日胜与梁卓坚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也不存在承揽合同关系。
本案要解决的第二个争议焦点是黎日胜应否对死者梁卓坚所受的伤害承担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作为定作人的黎日胜，选任具有十多年拆棚经验的林伟邦拆除涉案棚架，不存在选任过失，但黎日胜应明知拆除涉案棚架是约四米高的棚架，且棚顶是已使用多年并存在氧化脆化的石棉瓦，拆除时是具备高度危险性的，但其在定作拆棚任务时，并未尽到明确告知承揽人林伟邦存在该危险性或者提供安全的施工环境、施工条件或者要求林伟邦做好安全措施的义务，因此一审法院认为黎日胜存在定作过失，应对梁卓坚在拆棚过程中石棉瓦被压裂开，梁卓坚因未做安全措施遂坠落地面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损害结果承担次要责任；而梁卓坚具备多年拆棚经验，应明知拆除涉案棚架的棚顶石棉瓦时存在高度危险性，仍在未做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踩在石棉瓦上工作，也未要求定作人黎日胜提供安全的施工环境或施工条件，存在操作不规范的情形，因此梁卓坚本人应对损害后果承担主要责任；综合考虑本案实际，一审法院酌定黎日胜承担梁卓坚损失的20%、梁卓坚自行承担损失的80%。对于梁雁玲等四人主张黎日胜承担梁卓坚的全部损失，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黎日胜主张其不应承担责任，因其已提醒林伟邦不能爬到涉案棚架的石棉瓦上，只能用竹子向上撑落石棉瓦，一审法院认为，在石棉瓦已被螺丝固定的情况下，用竹子向上撑石棉瓦可能会导致石棉瓦裂开成碎片掉落，无法整块掉落，更可能增加地面操作人员的危险性，该操作方法与常理不符，因此一审法院对黎日胜该主张不予采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梁雁玲等四人主张赔偿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误工费、交通费及被扶养人生活费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具体数额以一审法院核定为准。对于医疗费14865.4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梁雁玲等四人提供了病历、医疗费发票、住院证明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参照《广东省2016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全省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72659元/年的标准，计得丧葬费为36329.5元，对梁雁玲等四人超出部分的主张不予支持。对于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梁卓坚虽为农业家庭户口，但其住所地为江门市新会区，梁卓坚长期多年居住于此，会城东甲桥安里南新村地处城乡结合部，生活标准与城镇基本无异，故应参照《广东省2016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一审法院认定死亡赔偿金为695144元（34757.2元/年×20年），对黎日胜提出不应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的主张不予采纳。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涉案事故造成梁卓坚死亡，给梁雁玲等四人造成严重精神损害，故一审法院对梁雁玲等四人主张5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予以支持，对黎日胜提出不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不予采纳。对于被扶养人生活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何煦是梁卓坚的母亲，在梁卓坚死亡时年满80岁，何煦生育有四名子女，计得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2091.38元（25673.1元/年×5年÷4）。对于林秀娟主张其也为被扶养人，应计被扶养人生活费，一审法院认为，林秀娟与梁卓坚为夫妻关系，作为梁卓坚的配偶，不属于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被扶养人范畴，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予支持。对于交通费、误工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虽梁雁玲等四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因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及存在误工费损失，但为梁卓坚办理丧事确实需要支出交通费及存在误工费损失，结合本案案情及当地实际生活消费水平考虑，其诉请交通费、误工费10000元过高，一审法院酌定交通费、误工费共2000元为宜。综上，事故造成梁卓坚死亡有如下损失：医疗费14865.4元元、丧葬费36329.5元、死亡赔偿金69514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2091.38元、交通费、误工费2000元，合共830430.28元。按照前述确定的责任分担，黎日胜应赔偿梁雁玲等四人总损失的20%即166086.06元（830430.28元×20%），扣减黎日胜垫付的5200元后尚应赔偿160886.06元（166086.06元－5200元）。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黎日胜应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梁雁玲、梁兆培、林秀娟、何煦损失160886.06元；二、驳回梁雁玲、梁兆培、林秀娟、何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967.0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21967.03元，由梁雁玲等四人共同负担19353.03元、黎日胜负担2614元。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依法确认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本案系生命权纠纷。一审判决确定案由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不准确，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二审诉讼过程中仅针对梁雁玲等四人和黎日胜的上诉请求范围进行审查；各方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黎日胜与林伟邦之间法律关系如何认定；2.黎日胜与梁卓坚之间法律关系如何认定；3.本案当事人责任分担的问题；4.林秀娟是否属于被扶养人的问题。
关于争议焦点一。劳务关系是指劳动者提供劳动力，用人单位使用劳动力，双方形成劳动力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而承揽合同关系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计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具体本案中，1.黎日胜与林伟邦之间不存在明显从属、支配或控制的关系。首先，双方虽口头约定250元/天，但本案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是250元/人/天（如果林伟邦带来“帮手”的话），应理解为林伟邦到场工作一天就250元，无论其是否带来“帮手”；其次，林伟邦也并非按照黎日胜的安排定时或必须每天到场工作，林伟邦何时到场具有其自主性，黎日胜也未对林伟邦的工作时间做明显指示或限制；再次，从本案林伟邦先后自行带来陈健富、梁卓坚到场“帮手”的事实看，是林伟邦自己还是与他人合伙还是雇佣他人还是自带帮工完成工作均由林伟邦自行决定和控制，不受黎日胜的管理与监督。2.本案不足以认定黎日胜向林伟邦提供了劳动工具设备。黎日胜虽提供了在农场中所具有的电源、电线排、螺丝刀，但该工具设备是日常常见的工具设备。相反地，涉案工作需要的必要工具砂轮机、电钻是林伟邦自带和提供的。3.双方约定应理解为一次性结算工作报酬，不是连续性定期性的报酬支付。虽然双方约定250元/天结算报酬，但这是完成一项任务的计算标准，不是双方固定的长期的对任何任务的劳务计算标准，而是双方完工后一次性给付。4.本案属提供一次性的劳动成果，不是继续性的提供劳务的关系。涉案合同关系只要在林伟邦将黎日胜的铁棚拆除完后就此结束，林伟邦向黎日胜提供的仅是一次性的劳动成果。5.拆棚工作不是黎日胜农场的经营范围或独立业务，仅因黎日胜的农场改造临时需要林伟邦进行一次性拆棚工作。因此，本案应认定黎日胜与林伟邦之间属承揽合同关系。一审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梁雁玲等四人上诉主张黎日胜与林伟邦之间属劳务合同关系，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指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基于双方或者多方的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也可以基于单方的意思表示成立。本案中，无论是承揽合同关系、劳务合同关系均属于双务合同关系，均需于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才能成立。本案中，因黎日胜与梁卓坚之前素不相识，黎日胜并未与梁卓坚直接协商过工作报酬或对工作进行干预，本案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黎日胜授权林伟邦聘请梁卓坚，故黎日胜与梁卓坚之间并无就黎日胜聘请梁卓坚拆除棚架的意思表示达成合意。在仅有当事人相关陈述而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梁雁玲等四人上诉主张梁卓坚与黎日胜之间构成劳务合同关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本案中，作为定作人的黎日胜，选任具有十多年拆棚经验的林伟邦拆除涉案棚架，虽不存在明显选任过失，但黎日胜应明知拆除涉案棚架是约四米高的棚架，且棚顶是已使用多年并存在氧化脆化的石棉瓦，拆除时是具备高度危险性的，而其在定作拆棚任务时，并未尽到充分明确告知承揽人林伟邦存在该危险性或者提供安全的施工环境、施工条件或者要求林伟邦做好安全措施的义务，黎日胜对此存在定作过失，应对梁卓坚在拆棚过程中石棉瓦被压裂开，梁卓坚因未做安全措施遂坠落地面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损害结果承担次要责任。黎日胜仅以其已事先口头提醒林伟邦不能爬到涉案棚架的石棉瓦上而上诉主张其不应承担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规定，综合考虑本案案情，酌定黎日胜承担梁卓坚损失的20%、梁卓坚自行承担损失的80%，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此外，鉴于本案中梁雁玲等四人并未对林伟邦提出明确的诉讼请求，对于林伟邦与梁卓坚之间构成何种法律关系、两者之间如何承担责任等本案不再予以评述及处理。
关于争议焦点四。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本案中，林秀娟虽为梁卓坚的配偶，但梁雁玲等四人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林秀娟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梁雁玲等四人上诉主张计付林秀娟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此外，《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一审法院根据案件责任分担、当事人胜诉、败诉等具体情况决定各方负担相应的诉讼费用并无明显不当。
综上所述，梁雁玲等四人和黎日胜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465.72元，由梁雁玲等四人负担14948元，黎日胜负担3517.7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廖学安
审 判 员 梁宇俊
审 判 员 肖文文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冯春桃
书 记 员 杨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