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终字第0257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1，男，1946年1月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赵瑛峰，北京市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2，女，1951年10月1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3，女，1956年1月28日出生。
上列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吴玉莲，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4，男，1942年12月25日出生。
上诉人蔡×1因法定继承（第三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002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12月，蔡×1向原审法院起诉称：我与蔡×4、蔡×3、蔡×2均系被继承人蔡×5、郑×婚生子女，蔡×5于2003年12月病逝，郑×于2012年8月1日病逝，二人生前享有本市东城区××4号北房4间（以下简称××房产），生前未立遗嘱。2012年5月，蔡×4作为原告以蔡×2、蔡×3为被告向东城区法院提起继承诉讼，后经（2012）东民初字第12502号民事调解书确定，将上述诉争房产予以分割。该调解书中遗漏了我，属蔡×4、蔡×3、蔡×2恶意串通独吞遗产。现我提供的派出所证明信证明了我是被继承人的儿子，我父亲的人事档案、基层组织证明也记载了蔡×1是被继承人的儿子，不存在我过继给叔婶的问题。另外我为赡养亲生母亲也尽到了较多的赡养义务，故我请求：1、依法撤销（2012）东民初字第12502号民事调解书；2、××房产按法定继承；3、诉讼费由对方承担。
蔡×4辩称：我认可蔡×1所述亲属关系及父母死亡情况。蔡×1早已过继给叔叔蔡×6形成了父母子女关系，并且蔡×1也依法继承了蔡×6的遗产，故蔡×1与生父母早已解除了父母子女权利义务关系。
蔡×2、蔡×3辩称：认可蔡×1所述的兄弟姐妹关系以及父母死亡的情况。（2012）东民初字第12502号民事调解书是生效法律文书，蔡×1要求撤销没有依据。蔡×1从小被过继给蔡×6，与叔婶之间有着长达几十年的父母子女关系，其与生父母早已解除了父母子女关系，故其不是本案合法的继承人，不应享有继承权。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蔡×1提交了公安机关证明，以说明蔡×1系蔡×5、郑×的儿子，蔡×1也提交了村委会证明，以说明蔡×1并未过继给蔡×6、代×夫妇，但根据双方确认的事实，蔡×1自童年时代即跟随蔡×6、代×共同生活达数十年之久，蔡×6、代×双双去世后，蔡×1又继承和处理了蔡×6、代×所遗房产及丧葬后事，并且在蔡×1和妻子张×的人事档案中，均载明蔡×1及妻子曾自认上世纪五十年代过继给叔婶的情节，因此，公安机关的证明只说明了蔡×1系蔡×5、郑×的儿子而未说明蔡×1与蔡×6、代×的共同生活与过继情况，村委会的证明亦与蔡×1的自述和实际生活相悖，故法院确认蔡×1过继给蔡×6、代×夫妇事实成立，蔡×1不具备蔡×5、郑×之法定继承人身份和资格。蔡×4、蔡×3、蔡×2曾在（2012）东民初字第12502号案件审理中达成调解协议并对房产予以分割处理，未违反法律规定。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11月判决：驳回蔡×1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蔡×1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本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蔡×1的上诉理由为：1.（2012）东民初字第12502号民事调解书遗漏了蔡×1，剥夺了蔡×1的诉讼权利，应予撤销。2.已有公安机关出具的相关材料证明蔡×1是郑×之子，应认定蔡×1具有法定继承人资格。蔡×4、蔡×3、蔡×2均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蔡×1、蔡×4、蔡×3、蔡×2系被继承人蔡×5、郑×婚生子女，2003年12月蔡×5病逝，2012年8月1日郑×病逝，二人生前享有××房产4间。2012年5月，蔡×4作为原告以蔡×2、蔡×3为被告向东城区法院提起继承诉讼，后经（2012）东民初字第12502号民事调解书确定：“一、郑×名下的北京市东城区××4号房号为3的北房四间，其中北房东数第一间归蔡×2所有，北房东数第二间归蔡×3所有，北房东数第三间归蔡×4所有；北房东数第四间归蔡×2、蔡×3共有，二人各占二分之一产权份额；二、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蔡×3、蔡×2各给付蔡×4经济补偿款三万元；……”2013年12月20日，蔡×1向法院提起本诉。
原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提交了如下证据：1.房屋产权证，证明房屋产权登记在郑×名下；2.郑×死亡证明，证明其于2012年8月1日去世；3.（2012）东民初字第12502号民事调解书，证明蔡×4、蔡×3、蔡×2曾在东城法院诉讼中达成调解协议，继承了××房产。双方对上述证据及蔡×5逝世均予认可。
蔡×1提交了户口本、平谷分局说明、安定门派出所证明、金海湖派出所证明、渔阳派出所证明、职工登记表、××村委会证明等，其中载明蔡×1系蔡×5、郑×的儿子，蔡×1与蔡×6、代×为叔侄关系。蔡×1通过上述证据以证明自已是蔡×5、郑×的法定继承人。蔡×4、蔡×3、蔡×2认为蔡×1的证据不能排除蔡×1与蔡×6、代×形成过继关系的事实，而恰恰证实了蔡×1自过继后一直随叔婶共同生活六十多年。
蔡×4、蔡×3、蔡×2提交了以下证据：蔡×1人事档案，载明蔡×1曾自认“过继于叔叔家（1952年）”，载明蔡×1自1953年起开始在平谷××小学读书；蔡×1妻子张×的人事档案，载明张×曾填写蔡×6、代×为“公公”、“婆母”；安定门派出所户口档案，显示1953年4月30日蔡×5家户籍登记中已不再有儿子蔡×1的记载；渔阳派出所证明，载明1988年之前蔡×1户口一直登记在其叔婶的户口上。蔡×4、蔡×3、蔡×2用以上证据说明上世纪五十年代蔡×1即已过继给叔婶的事实。蔡×1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并表示其档案中的自认过继系为了当时提干，并非蔡×1真实意思表示。
原审中，蔡×1自述蔡×6、代×曾有遗产房屋四间，二人去世后蔡×1将其变卖两万三千元，当时村委会主任和买卖双方均签字证明，该房款后来全部用于支付偿还丧葬费、医疗费。
蔡×1另提交业主委员会证明、社区居委会证明及照片，用以证明蔡×1对郑×尽到了较多的赡养义务，并要求对自己多分遗产。社区业委会出具的证明载明：“……蔡×1其母郑×自2004年以来一直与蔡×1夫妻生活在一起，蔡×1上班，其爱人张×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载明：“……其母郑×自2004年至2010年一直与蔡×1夫妇一起，蔡×1上班时，平时由其爱人张×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蔡×4、蔡×3、蔡×2对蔡×1赡养事实未提异议，但因蔡×1已经过继故不同意其继承××房产。
本院审理中，蔡×1认可2008年以前郑×曾在天通苑租房居住过一段时间，并称2008年其给郑×在平谷××小区租房子住，其自己住在××家属楼，两个小区大概距离两站地左右。
上述事实，有各方当事人陈述、房屋产权证、郑×死亡证明、民事调解书、户口本、平谷分局说明、安定门派出所证明、金海湖派出所证明、渔阳派出所证明、职工登记表、××村委会证明、人事档案、业主委员会证明、居委会证明、照片、公证书以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是蔡×1以遗漏法定继承人为由提起的第三人异议之诉，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蔡×1是否具有法定继承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蔡×1在其人事档案中曾自认“过继于叔叔家（1952年）”，自1953年起开始在平谷××小学读书，1953年4月30日蔡×5家户籍登记中已不再有儿子蔡×1的记载，蔡×1妻子张×的人事档案中载明蔡×6、代×为“公公”、“婆母”。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认定蔡×1于1952年至1953年间便随蔡×6、代×一起共同生活，双方形成了事实收养关系，依据法律规定，蔡×1已经失去了对蔡×5、郑×遗产的法定继承权。原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蔡×1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蔡×1称其自认过继是为了当时提干，但蔡×1提干应在其成年之后，此抗辩意见并不能对其自6、7岁开始即与蔡×6、代×一起于××村共同生活作出合理解释，故本院不予采信。蔡×1提交了平谷公安分局与××村委会的相关证明，以证明其与蔡×6、代×为叔侄关系，但上述证据的形成时间晚于相关人事档案及户籍登记，且客观性也较上述证据低，故本院亦不予采信。蔡×1提交了其居住小区业主委员会、社区居委会的证明，以证明其与郑×一起共同生活，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但上述证明所载明郑×与蔡×1共同居住生活的起止时间与蔡×1本人自述相互矛盾，且蔡×1本人亦认可郑×在平谷是居住在××小区，并非其居住的××家属楼，因此本院对于上述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可，对蔡×1主张其对郑×尽了较多赡养义务的主张，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蔡×1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蔡×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 英
审 判 员 林 立
代理审判员 侯晨阳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ＸＸ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