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黔06民终11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石化龙胜路1070号。法定代表人：林乐忠，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斌，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中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上虞市谢塘镇灵惠街13号。法定代表人：沈卫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彬，上海川汇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五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中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中企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黔0628民初5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核五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斌，被上诉人浙江中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浙江中企公司辩称，《结算协议书》是双方根据已完工部分达成的解决纠纷的协议，其具有独立于施工合同的性质，效力不受施工合同效力影响。当事人双方系于上诉人公司总部签订的协议，胡昌翔为该公司负责人，协议书是针对工程不能施工后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在与被上诉人的多份文件中，签字人均有胡昌翔，从表见代理而言，被上诉人也完全有理由相信其能够代表上诉人的意思表示，双方签订的《结算协议书》合法有效。而《处理回复》系被上诉人告知上诉人为其内部需要所签，非对《结算协议书》的变更，且在《处理回复》中已明确不含财务成本。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并无不当，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浙江中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结算款2444414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37959元（暂计至起诉日，实际计算至付款日止）；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底，被告中核五建公司与贵州中益能低碳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贵州武陵国家新材料产业园项目”施工承包合同。2014年12月28日，被告与原告签署《施工承包协议》，被告将该施工项目整体转包给原告施工，合同签署后，原告依据合同约定支付了保证金并按照被告的要求组织人员进场，期间陆续按照被告的要求贮备人员、搭建临时设施等工作。因该项目在近一年时间未能正式开工。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12月25日签署《结算协议书》，确认双方一致同意解除《施工承包协议》不再履行，被告确认尚欠原告工程款、人工费、现场临建、材料等共计330万元。该款项被告分三期支付，其中2015年12月31日前支付130万元；2016年1月31日前支付100万元；2016年4月15日前支付余款100万元。若被告逾期付款，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息双倍支付违约金。同时约定2016年1月1日办理现场交接。协议签署后，原、被告根据协议约定按时办理了现场交接。2015年12月28日双方补签了《处理回复》；2016年1月6日双方签订《贵州武陵国家新材料产业园项目人工费支付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同日，被告向原告支付855586.00元，余款至今支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12月25日签订的《结算协议书》是否有效，能否作为原告主张权利的依据；二、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12月28日签订的《处理回复》能否构成对结算金额的变更。关于焦点一，原、被告签署《施工承包协议》后，原告依据合同约定及进场通知书组织人员进场，陆续贮备人员、搭建临时设施等。因该工程项目无法正式开工，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12月25日在被告公司的山东分公司办公室签署了《结算协议书》。该《结算协议书》是被告山东分公司副经理胡昌翔与原告委托代理人之间就涉案项目合同不履行后达成的协议，后双方按照该协议约定在2016年1月1日办理了交接手续。该份协议虽然没有加盖被告公司印章，但从双方签署的《处理回复》、《协议书》均有胡昌翔的签字，且签署协议的地系被告下属山东分公司办公室，足以证明胡昌翔有权处理涉案工程相关事宜。故该《结算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协议，予以确认。对于被告辩称，该《结算协议书》是基于无效民事行为做的协议书，是无效的。该院认为虽然被告将其承包的工程整体转包给原告，违反了建筑法的强制性规定，转包协议无效。但《结算协议书》是双方终止合同后就原告的前期投入达成的协议，与转包协议的效力无关。故对其辩解，本予采信。该《结算协议书》约定了双方就合同的解除、结算款的金额、结算款的支付时间、违约责任、现场物资的交接等相关事项，从这内容约定来看，原、被告双方已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原告可以用该《结算协议书》为依据，向被告主张其权利，被告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履行自己的付款义务。关于焦点二，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12月28日签订的《处理回复》能否构成对结算价款的变更。该《处理回复》是对实物量损失进行索赔的回复，不是结算协议，该《处理回复》中未强调以该回复为准，亦未否定之前的《结算协议书》，加之该《处理回复》被告落款处注明有“以上费用不包含财务成本”。所以该《处理回复》不能构成对结算价款的变更。对于被告辩称，根据《施工承包协议》第2.3条约定，支付工程款的条件尚未成就，支付工程款的前提是先从业主处获得工程款。因原、被告签订的《施工承包协议》违反了建筑法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协议。其协议内容对双方均没有法律约束力，故对其辩解，该院不予采信。对于被告辩称，原告所列临时设施的建设并非合同内工程，且未获得政府审批，不能依法纳入合同内工程的结算范围。虽然原告所做的是合同外的临时设施等，但是涉案工程的必要前提，且双方已签订结算协议书，已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故被告的辩解不影响原告提出的主张。对于被告辩称，讼争工程的结算应参照《贵州省2004年定额标准》及原告未按照约定履行开具工程款发票的义务。因无效协议内容对双方没有法律约束力，加之双方已签订结算协议书，结算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对其辩解，该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对于原告以《结算协议书》为依据，请求被告支付余款2444414元，因双方后来签订的《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差额的62000.00元人工费，双方同意在中核五建公司与业主方（贵州中益能低碳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结算后支付。”所以原告的该项主张，应减扣62000元，剩余2382414元，该院应予支持。对于原告请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至实际付款日止。因双方在《结算协议书》中明确约定，若被告逾期付款，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息双倍支付违约金，由于双方约定支付最后一笔款是2016年4月15日。该院支持其违约金起算日为最后一笔支付日。对于原告请求被告支付逾期退还保证金利息。由于被告要求答辩期，原告撤回了该项主张。系原告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该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十七条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原告浙江中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款2382414元；并从2016年4月15日起至款付清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2倍支付违约金；二、驳回原告浙江中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329元，由被告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中核五建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贵州武陵国家新材料产业园项目工程索赔报告书》（以下简称《索赔报告书》），用以证明当事人双方基于《索赔报告书》最终确认的赔偿金额应为2276348元。浙江中企公司向本院提交了《贵州武陵国家新材料产业园项目工程索赔报告清单》（以下简称《索赔报告清单》）、贷款合同、付款通知承诺书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用以证明中核五建公司提交的《索赔报告书》不完整，其提交的索赔金额应为463万元和其为实施案涉工程对外进行借款。经庭审质证，浙江中企公司对中核五建公司提交的证据认为，该证据不属新证据，且真实性无法确定。中核五建公司对提交浙江中企公司的证据认为，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借款与案涉合同无关。本院经审查认为，中核五建公司提交的《索赔报告书》、《索赔报告清单》均已由双方盖章认可，对该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确认。浙江中企公司提交的贷款合同、付款通知承诺书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与本案无关，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23日，浙江中企公司向中核五建公司通过浙商银行交纳《施工承包协议》约定保证金500万元。中核五建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的《索赔报告书》载明，保证金利息100万元，并在其签章栏内注明“实际确认量见我公司回复单”。2015年12月28日，当事人双方签订《处理回复》，明确，经浙江中企公司现场人员与中核五建公司项目部双方人员对人工、工程量、实物量进行确认后，损失为2276348元，同时中核五建公司项目部人员在签章中注明“以上费用不包含财务成本”。2016年1月6日，浙江中企公司与中核五建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中核五建公司向浙江中企公司支付人工费、全部进出场费用、差旅费共计917586元（其中62000元在中核五建公司与业主方结算后支付）。2016年1月9日，中核五建公司向浙江中企公司支付费用855586元，并在银行电子回单中注明用途为“山东（中企分包）”。贵州中益能武陵产业园项目部系中核五建公司设立的项目部，胡昌翔系中核五建公司山东分公司的副经理，其在2015年12月28日所作的《处理回复》、《协议书》中代表中核五建公司项目部签字确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算协议书》签订后，当事人双方已按照该协议第三条“双方协商于2016年1月1日办理现场交接”的约定各自履行了相应义务，该《结算协议书》虽未加盖中核五建公司印章，但胡昌翔系中核五建公司山东分公司副经理，其不仅先后在当事人签订的《处理回复》、《协议书》中作为中核五建公司代理人予以签字确认，且中核五建公司在向浙江中企公司依照《协议书》约定支付相关费用的银行电子回单中也注明用途为“山东（中企分包）”，以上事实足以证明作为山东分公司副经理的胡昌翔，其有权代理中核五建公司处理与浙江中企公司的案涉相关事宜，而中核五建公司也对胡昌翔的行为表示了默认和许可。当事人双方在签订《施工承包协议》不能履行后自愿协商进而达成的《结算协议书》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认定该《结算协议书》合法有效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中核五建公司上诉认为《结算协议书》系基于工程转包的无效民事行为所达成的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结算协议书》签订后，当事人双方又于2015年12月28日共同签章确认了《处理回复》，该《处理回复》应视为《结算协议书》的补充和变更，应当以该《处理回复》确认的损失为基础，结合《结算协议书》及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双方向本院提交的《索赔报告书》、《索赔报告清单》据以对浙江中企公司的损失作出全面认定。为此，本院认为，中核五建公司提交的《索赔报告书》中已载明，索赔保证金利息为100万元，并同时注明“实际确认量见我公司回复单”，而中核五建公司在作出的《处理回复》中并未对该笔费用予以说明，也未提出处理意见，仅在《处理回复》注明确认的费用“不含财务成本的费用”，可见，中核五建公司对浙江中企公司索赔的该笔费用并无异议，应予确认。在当事人双方相继达成《结算协议书》、《处理回复》后，中核五建公司也没有积极履行相应付款义务，依照《结算协议书》逾期付款需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两倍支付违约金的约定，中核五建公司逾期支付款项应承担的违约金与其确认的损失之和已超出一审依照《结算协议书》约定的应付款330万元。一审判决以330万元为基数扣减中核五建公司的已付款项后，尚应向浙江中企公司履行支付余款义务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但一审将《结算协议书》约定的金额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中核五建公司提出应以《处理回复》确定的损失作为依据进行计算与事实相符，本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该规定仅是针对合同无效后，当事人双方应如何承担相应责任，但并没有对双方当事人在合同无效后达成的协议作出否定性评价，在中核五建公司已自愿向浙江中企公司作出赔偿表示并达成协议后，其又提出应按各自过错大小相应承担责任显然与诚实信用原则相悖，对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有误，但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中核五建公司所提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859元，由上诉人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全审判员 芦化莉审判员 吴爱民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李正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