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铁路运输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甘7101行初224号
原告安晓伟，男，1986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兰州市。
被告兰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安宁大队，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95号。
法定代表人苏广庆，系该大队大队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牛燕宁，系该大队事故处理中队指导员。
委托代理人徐泽阳，系该大队综合勤务中队民警。
委托代理人张学军，甘肃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安晓伟诉被告兰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安宁大队（以下简称安宁大队）行政处罚一案，于2017年5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于5月3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案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5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安晓伟，被告安宁大队出庭应诉负责人牛燕宁及其委托代理人徐泽阳、张学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安晓伟诉称，2017年3月8日14时许，原告驾驶车牌号为×××的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至十里店东街安宁庭院1号门时，停车等人，期间一直未离开车辆。后安宁大队民警路过现场要求原告驾车驶离，原告遂驾驶车辆离开。但此后，原告通过手机查询车辆违法情况时，发现原告当时临时停车的行为被认定为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后原告前往安宁大队进行处理，领取了安宁大队作出《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编号为×××），该决定认定原告实施了违反禁令标志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甘肃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八十二条第四项，决定给予原告罚款200元，记3分的处罚。而原告当时临时停车的路段是十里店东街路段马路东侧，按照路口和路段中间的标示，是可以临时停放车辆的区域，且原告自始未离开车辆，民警要求驶离，原告立即驾车驶离，不存在违法停放机动车的行为。综上，原告认为安宁大队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编号为×××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
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编号为×××）。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
被告安宁大队辩称，一、原告实施了违法行为。2017年3月8日14时许，原告驾驶车牌号为×××的小型普通客车，在十里店东街安宁庭院1号门口未按规定停车，被告工作人员发现原告违规停车，且该驾驶员就在车内，便上前指挥让其离开，但原告不按指挥及时驶离。二、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被告采集到原告的违法行为后，按照公安部统一规定要求及编程录入六合一系统，其具体行政行为没有完成。原告依照其与公安部12123APP互联网面签业务（合同）约定的内容履行了义务，并非按照被告已产生法律效力的具体行政行为履行其义务。如果原告在互联网面签业务流程要求及提示操作时，发现并认为被告已录入六合一系统的违章错误或者有异议，即可结束该流程操作，中止该合同的履行。而本案原告已经按照其与公安部12123APP互联网面签业务履行了义务，记3分已扣。原告的行为是对其违法行为的自认。综上，被告无具体行政行为，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1、兰公发〔2016〕31号《兰州市公安局关于集中整治16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的通告》，证明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集中整治兰州市16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2、照片两张，证明原告安晓伟违法的事实及地点等情况。3、电子监控记录详细信息表，证明原告安晓伟通过互联网处理其违章记录的情况。4、互联网处理流水单，证明安晓伟在互联网上处理其违章作业流水记录情况。也证明安晓伟对其违法行为自认处罚的情况。5、系统自动生成的处罚决定书（当庭提交），证明被告对原告做出处罚决定的事实。
经过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安宁大队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停车的路段无禁停标志，原告没有影响行人或其他车辆通行，临时停车行为不违反该文件的相关规定。对证据2，原告认为没有停在禁停区域，且是随停随走。对证据3、4真实性无异议，但具体操作时并无显示照片，原告不知道是对2017年3月8日14时许行为的处罚。对证据5原告认为被告处罚认定事实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符。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决定书是互联网处理自动生成后原告自己打印的，没有公章。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关联性，但是被告就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该系列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实施了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原告向法庭提交的编号为×××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记载的内容是原告提起诉讼的起因，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7年3月8日14时许，原告安晓伟驾驶车牌号为×××的小型普通客车行驶至十里店东街安宁庭院1号门时，停车等人。被告交警发现后上前要求原告驶离。对此原告称其依照交警的指挥立即驾车驶离，临时停车约一分钟。而被告称原告不按照交警指挥通行，实施了违反禁令标示的违法行为。原、被告双方对事发过程各执一词。被告将原告此次临时停车的行为认定违法并于2017年3月13日将违法信息录入道路交通管理信息六合一平台。后原告通过互联网系统查询车辆违章记录时，发现其2017年3月8日14时许在安宁庭院1号门口临时停车等人的行为被认定为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后通过网络平台打印了编号为×××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通过决定书记载的内容确定了违章的时间、地点。该处罚决定认定原告于2017年3月8日13时56分在594实施了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甘肃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八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对原告予以200元罚款，记3分（3分已被扣）。原告不服该处罚决定，故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被告安宁大队辩称原告安晓伟按照其与公安部12123APP互联网面签业务履行了义务，3分已被扣，是对其违法行为的自认，该辩解意见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行政行为性质的认定不适用当事人自认规则。被告将原告临时停车认定为违反禁令标志指示后将相关信息录入道路交通管理六合一平台，后原告通过网络平台处理违章业务时，3分被扣，此时被告的行为对原告的权利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原告通过公安便民服务平台打印了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虽未加盖被告单位公章，但该处罚决定确系被告作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本案被告安宁大队认定原告于2017年3月8日14时许在十里店东街安宁庭院1号门口未按规定停车，实施了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对其作出处罚。但是，被告认定原告实施了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违法行为的证据仅有两张照片，照片所反映的内容仅是一名交警与原告安晓伟驾驶×××号车在涉案现场的画面，该照片无法直接认定原告违反了禁令标志，且被告又无法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补强。被告也未提交原告不听从交警指挥和指导的视听资料等证据材料。《甘肃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未影响道路通行的，应当指出违法行为，给予口头警告后放行。”被告认为原告的行为不符合该款的规定。但被告亦无证据支持这一辩解。综上，被告认定原告临时停车的行为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由此作出处罚的主要证据不足。原告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兰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安宁大队作出的编号为×××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兰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安宁大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兰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代理审判员 岳亚丽
二〇一七年六月七日
书 记 员 苏玉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