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03民终18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游，男，1983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职业不详，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
委托代理人黄杰，广西务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月娥，女，1964年4月26日出生，汉族，职业不详，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
委托代理人赵慧，广西桂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游因与被上诉人周月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2016）桂0305民初2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王治斌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陆建华和代理审判员周丽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9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书记员秦婧担任记录。上诉人苏游及其委托代理人黄杰，被上诉人周月娥及其委托代理人赵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方的女儿刘有与被告原系朋友关系，原告通过其女得知被告会做生意，可以将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获取红利收益，遂与被告发生拆借资金的经济往来，次数有很多次，款项有很多笔，被告均做到了有借有还，没有赊欠。原告据以起诉的借条，被告确己偿还完毕，甚至还多还了不少。由于原告没有开立自己名字的银行存款帐户，所以都是通过其丈夫及其女儿的银行帐户与被告进行转帐汇款交易，被告已举证银行流水明细帐单，证明被告已履行还款义务完毕，不存在拖欠的事实。由于原、被告双方原来比较熟悉信任，所以没有系统地、彻底地核对过所有的往来帐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原告利用被告书写的一纸借条，构造对其有利的事实，隐去对其不利的事实，以诉讼方式谋取不当利益，违背了民事诉讼法的诚信原则，其诉请理应被驳回。庭审过程中，原告拒绝承认其已受偿且双方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的基本事实，被告向法庭提出，本案已不再是案情简单、关系明确、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的案件。被告认为本案所涉之民间借贷合同法律关系，其建立和履行皆与原告的丈夫刘中华、原告的女儿刘有直接相关，且关联性达到密不可分的程度。原告的丈夫和女儿作为与原告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其民事行为直接与原告本人的权利义务责任相关。被告据以答辩并反驳对方诉请的事实和理由直接涉及原告的丈夫和女儿，原告的丈夫和女儿与本案具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应追加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以便于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被告已向法庭提交《转换为普通程序审理，并追加其他当事人参加诉讼的申请书》，但被拒绝接收。本案没有适用普通程序由合议庭审理，没有追加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形成程序错误，进而导致实体处理不公，一审判决偏袒原告，苛责被告，已丧失中立、公正的立场，一审判决认为：“仅就被告提供的证据来看，在本案的借款发生后，被告分25次向案外人刘有帐户转帐共计423280元，现被告仅就其中四笔转款主张是归还本案的借款，依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可”，实在是刻意为难被告。一审判决造成有机形成的历史事实被人为割裂开来，不仅不能实现“定纷止争”的职能，反而加剧了矛盾纠纷的程度。周月娥辩称，一、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诉称与事实不符；二、上诉人与刘有是恋爱关系，但他们的关系与本案无关，并且上诉人并未能提供所称的四笔借款是用于归还被上诉人；第三、原审证据只有上诉人归还7万元的证据，并无其他证据。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写道：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守信原则，但上诉人并未遵守。在上诉人打入被上诉人的丈夫刘中华账户4万元和3万元的转款单上的附言是“还款”，但在原审的庭审中上诉人又称是银行打错，是借款，而非还款，说明其极不诚实。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被告是朋友关系，被告与原告的女儿刘有原系恋人关系。2013年12月30日，被告以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向原告借款15.9万元，被告收到借款后，于当日向原告出具其本人手写借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周月娥人民币壹拾伍万玖仟元整。将于2014年2月2日归还，逾期壹日按千分之一违约金计算”。依据被告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单，被告苏游在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4月3日期间，分25次共向案外人刘有账户转账共计423280元，其中于2014年6月20日、同年6月24日通过转账向案外人刘有的上述账户分别转入8900元、8000元；2014年7月16日，分二次向案外人刘有的上述账户分别转入4.9万元、10万元；共计16.59万元。2015年7月6日，被告苏游通过转账分二次向案外人刘中华的账号分别转入4万元、3万元，共计7万元，并在2015年7月6日的二份转账凭证上均附言：“还款”。另查明，原告周月娥与案外人刘中华系夫妻关系。因原告认为被告尚欠8.9万元，一直未归还，故诉至法院，提出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其借款8.9万元，并支付逾期违约金66520元，合计155520元；案件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应否偿还原告借款本金8.9万元。2、被告应否支付逾期违约金及逾期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关于争议焦点1，该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与被告的借贷关系，有借条为证，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清楚，法律关系明确，被告应承担还款义务。原告主张被告已归还7万元，尚欠8.9万元未还，提供了借条及银行收付款通知书。被告辩称，已超额还清原告借款，提供了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被告主张其于2014年6月20日、同年6月24日、同年7月16日通过原告女儿刘有的账户转账支付原告共计16.59万元，系清偿本案诉争的借款本金15.9万元。该院认为，因被告与案外人刘有原系恋人关系，经济往来密切。仅就被告提供的证据来看，在本案的借款发生后，被告分25次向案外人刘有账户转账共计423280元，现被告仅就其中四笔转款主张是归还本案的借款，依据不足，不予认可。另，被告主张转给刘中华的7万元系借款，不是还款，未提供任何证据，且其在转账时亦附言：还款，自相矛盾，不予采纳。现因原告认可该7万元系还款，故对被告已归还7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综上，被告尚欠8.9万元（15.9万元-7万元）借款未还，故对原告主张被告偿还借款8.9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双方在借条中明确约定了还款日期为2014年2月2日，逾期需支付违约金，现被告超出还款日期未偿清借款，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逾期违约金的主张，予以支持。关于违约金的计算方式问题，原告主张借条上写的是“逾期壹日千分之一违约金”，被告主张是“逾期壹月千分之一违约金”。该院认为，就民间借贷的表述习惯来看，通常表述为“逾期一日千分之一”或“逾期月利率千分之一”，而不会表述为“逾期壹月千分之一”；且若违约金为“逾期壹月千分之一”，则违约金明显过低，无法起到违约金应有的惩戒作用，故对被告主张约定是“逾期壹月千分之一违约金”的意见，不予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原告将逾期违约金下调至年利率24%，并要求计算至2016年2月22日止，未违反法律规定。故对原告主张被告应支付逾期违约金66520元（15.9万元×17个月（2014年2月3日至2015年7月15日）×月利率2%＋8.9万元×7个月（2015年7月15日至2016年2月22日）×月利率2%）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苏游返还原告周月娥借款8.9万元；二、被告苏游支付原告周月娥逾期违约金6.652万元；案件收取受理费341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705（原告已预付本院3410元，应退1705元），由被告苏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因当事人双方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定。关于上诉人是否已经清偿完毕本案借款的问题，上诉人主张“原告据以起诉的借条，被告确己偿还完毕，甚至还多还了不少。”提供的证据为2014年6月20日、24日及同年7月16日转入案外人刘有（被上诉人女儿）银行账户共16.59万元的流水明细表，据以证明已偿还完其向被上诉人所借的15.9万元，对此，因上诉人的“还款”金额与“借款”金额不一致，且其也未能对该不一致作出合理解释；如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女儿分手之后，上述还款事实成立，借条尚在被上诉人手里与常理不合，其既未要求被上诉人退回借条或者出具收条，亦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对本案借条提出撤销请求，故对上诉人已经清偿完本案借款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上诉人提出应将被上诉人丈夫和女儿追加为本案当事人的问题，因上诉人对其与被上诉人丈夫和女儿之间的经济往来，并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与本案有关联，故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苏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10元，由上诉人苏游负担341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治斌
审 判 员 陆建华
代理审判员 周 丽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日
书 记 员 秦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