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一中少民终字第92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廷楚，男，1968年1月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超，男，1990年9月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马波，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冯×1，男，1997年1月9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冯×2，女，2008年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冯×3，女，2011年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冯×4，男，2012年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兼冯×2、冯×3、冯×4的法定代理人）鲍×，女，1975年9月1日出生。
五被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孙善权，北京杰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北京雄星建筑设备租赁站，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巩华大街82号北京顺达物资回收有限公司招�所西南1号。
经营者陈文辉，男，1982年7月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熊学军，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西安高科幕墙门窗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高新区新型工业园硕士路1号。
法定代表人祝社宁，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朱致忠，男，1968年12月6日出生。
上诉人李廷楚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5）昌民初字第71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廷楚及其委托代理人李超、马波；被上诉人冯×1、冯×2、冯×3、冯×4、鲍×的委托代理人孙善权、原审被告北京雄星建筑设备租赁站（以下简称雄星租赁站）的经营者陈文辉、委托代理人熊学军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西安高科幕墙门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高科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冯×1、冯×2、冯×3、冯×4、鲍×在原审法院起诉称：鲍×与死者冯文国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四个子女，分别为冯×1、冯×2、冯×3、冯×4。鲍×因身体原因，无任何收入来源。2014年10月17日，冯文国经李廷楚介绍，到原审被告处为其搭建脚手架。同月20日上午十点左右，冯文国在搭建脚手架过程中受伤，后经医院抢救，并经住院治疗，最终医治无效于2014年11月8日下午五点左右死亡。原审被告在冯文国住院治疗期间，仅支付了医疗费，未支付其他费用。我们为冯文国的死亡共花费交通费1000元、住宿费1000元、误工费2000元，至今原审被告拒绝支付我们上述费用及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失费和被扶养人生活费，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原审被告支付交通费1000元、住宿费1000元、误工费2000元；2、原审被告支付丧葬费34758元、死亡赔偿金404520元、被抚养费人生活费581160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3、三原审被告按照比例承担责任；4、诉讼费用由原审被告负担。
雄星租赁站在原审法院辩称：出事后工地及时通知了我们，李廷楚也陪着死者去了医院，出事后我们逐级上报到西安高科公司，后来也到沙河派出所报案了，派出所给我们和李廷楚做了笔录。冯文国死亡之后我们又去派出所报案，派出所通知各方处理这个事，西安高科公司也跟家属进行过沟通，也赔完了，派出所应该有相关证明。第一，这个事情已经处理完了，不应该再起诉，因此我方的被告主体资格不适格。第二，冯×1、冯×2、冯×3、冯×4、鲍×要求我方支付上述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冯文国并不是我方的员工，也不是给我方提供劳务。本案的基本事实是：我方与朱致忠签订有《租赁合同》，为朱致忠提供脚手架的搭设和租赁服务（见证据《租赁合同》）。陈文辉本人虽无搭设脚手架的资质，但是我方将搭设脚手架的活分包给具备“建筑脚手架拆装”资质的李廷楚，并未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冯文国系李廷楚聘请的雇工，应由李廷楚与冯文国之间去履行雇主和雇工的责任义务，与我方没有关联。第三，冯×1、冯×2、冯×3、冯×4、鲍×的诉讼请求的计算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另外，死者冯文国的子女身份存疑，需要冯×1、冯×2、冯×3、冯×4、鲍×进一步提供公安机关的证明及医院的出生证明来确定冯×1、冯×2、冯×3、冯×4是否都是冯文国的子女。鲍×作为冯文国的配偶，其主张丧失劳动能力，应当提供丧失劳动能力的鉴定，同时还要证明其无其他生活来源，否则不能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方垫付了95889.57元医疗费，如果法院最后判令我方承担责任，我方要求予以相应扣除。
李廷楚在原审法院辩称：事情经过跟雄星租赁站说的一样，我跟死者的弟弟打了四次电话，都说是赔偿完了。对于雄星租赁站的第一点和第三点答辩意见我方予以认可。但脚手架搭建工作并非分包给我方，我也是员工，与其他人一起干活，工资是在西安高科公司结算的，我方并非适格被告，不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西安高科公司在原审法院辩称：我们没有责任。我们与雄星租赁站签订了合同，包工包料，责任应该由雄星租赁站承担，与我方无关，我公司不应该承担责任。死者死亡后我们也来了，出于道义，最后我们给了几万元。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0月9日，雄星租赁站（出租方）与西安高科公司（承租方）签订《（脚手架搭拆工程及物资）�赁合同》，约定由雄星租赁站为西安高科公司进行外墙双排脚手架搭设。合同约定暂定总面积为15000平方米，分四批搭拆，费用为23元／m／2个月，之后6元／m／月，合同签订当日付押金壹万元整，后每批次搭设完毕付工程款的一半，拆除当日结清所有费用。合同签订后，雄星租赁站提供脚手架搭建的材料，由李廷楚负责组织工人进行脚手架的搭建和拆除工作，雄星租赁站与李廷楚约定脚手架搭建费用为10元／m、拆除费用为3元／m。在该合同履行期间，西安高科公司给付雄星租赁站租赁费12万元。2015年7月19日，雄星租赁站与西安高科公司进行了结算，确认西安高科公司尚欠雄星租赁站租赁费247000元。2014年10月20日，冯文国在前述合同约定工地工作时从离地约一米处的钢管架上摔下导致受伤。当日，冯文国被送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61医院进行治疗，入院初步诊断为创伤性脑血肿、脑疝，当日，医院为其进行手术。2014年11月8日，冯文国突然出现呼吸、心跳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雄星租赁站为冯文国垫付医疗费95889.57元。另查，冯文国系经人介绍到李廷楚处从事脚手架搭拆工作。李廷楚称其负责联系接活，并与工人一起干活，在领到全部工资等款项后扣除每日200元车费和50元电话费后，剩余款项由全部工人平分。李廷楚认可冯文国去世后，冯文国的工资由其按200元一天已经垫付完毕。李廷楚在庭审中称，本案涉案脚手架搭拆工程的工人从西安高科公司处直接领取工资11.2万元，但未提供证据。雄星租赁站与西安高科公司对此均不予认可。再查，冯文国与鲍×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子女四人，分别为长子冯×1、次子冯×4、长女冯×2、次女冯×3。冯文国之父冯贵州、之母罗振芝均已去世。经询问，冯×1、冯×2、冯×3、冯×4、鲍×称其诉讼请求中的丧葬费系依照北京市2013年度人均工资标准进行主张。
上述事实，有户口本、证明、死亡医学证明、住院病历、租赁合同、收条、收据、结算表、沙河派出所询问笔录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佐证。
原审法院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经核算，冯文国死亡后，依照冯×1、冯×2、冯×3、冯×4、鲍×的请求，其丧葬费依照北京市2013�度职工月平均工资5793元的标准，应为34758元；鉴于冯文国死亡前系在北京工作居住，法院以2014年度北京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226元，按20年计算，其死亡赔偿金为4045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依照2014年度北京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4529元计算，应为225199.5元。关于鲍×丧失劳动能力的主张，因其未提供充分证据，故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冯文国亲属前往办理丧葬事宜的合理费用，赔偿义务人应予以赔偿，因未提交证据，对合理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法院酌定为4000元；冯文国之死亡，必然造成冯×1、冯×2、冯×3、冯×4、鲍×严重精神损害，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冯×1、冯×2、冯×3、冯×4、鲍×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酌定为50000元。以上共计718477.5元（未划分责任）。本案中，冯文国系与李廷楚成立雇佣关系，故其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死亡，李廷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冯文国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从事雇佣活动时应当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故其对自身损害结果的发生亦存有一定的过错。法院酌情认定，李廷楚对冯文国死亡所受损失承担80%的赔偿责任；冯文国根据其过错程度对自身损害承担20%的责任。本案中，冯×1、冯×2、冯×3、冯×4、鲍×所主张损失中的合理部分，法院予以支持，过高要求部分不予支持。李廷楚的答辩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雄星租赁站与西安高科公司的答辩意见，合理部分，法院予以采信。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李廷楚给�鲍×、冯×3、冯×2、冯×1、冯×4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五十七万四千七百八十二元；二、驳回鲍×、冯×3、冯×2、冯×1、冯×4的其它诉讼请求。
判决后，李廷楚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冯文国并非雇佣关系，而是一起干活的工友关系；西安高科公司与雄星租赁站应当是违法分包的关系，西安高科公司和雄星租赁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冯×4、冯×2、冯×3并非被扶养人。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精神抚慰金五十七万四千七百八十二元；2、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被上诉人冯×1、冯×2、冯×3、冯×4、鲍×同意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冯文国与上诉人存在雇佣关系，一审时上诉人也承认每天200元计算工资；被扶养人的人数问题一审进行了庭审质证也提供了户口本进行质证。原审被告雄星租赁站同意一审判决，不认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冯文国不是我方的员工，不是给我方提供劳务，之前也不认识，是李廷楚雇佣的员工。原审被告西安高科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书面意见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与冯文国并非雇佣关系理由不能成立；2、西安高科公司与雄星租赁站之间合同是否合法与本案无关。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在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李廷楚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脚手架的人工费确认单两份复印件，证明李廷楚是工人代表；2、考勤表两份证明李廷楚作为普通工人也是要参与劳务的；3、涉案工程工资表�1），证明李廷楚与其他工人一样获得劳务报酬；4、工人工资表（2）；5、10万元收据，与证据4对应证明李廷楚与其他工友一样都是去雄星租赁站领工资；6、证人王×、丁×1、丁×2证言，证明与李廷楚是工友关系，李廷楚与其他工人一起干活分账。被上诉人冯×3、冯×2、冯×1、冯×4、鲍×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5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不属于二审新证据的范围；认为证人王×的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人丁×1、丁×2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丁×1和丁×2的证言明显冲突。雄星租赁站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认可真实性，但不认可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认为工资单、考勤表更证明了员工是李廷楚雇佣的与雄星租赁站没有关系；同意被上诉人对证人证言发表的质证意见，并认为证人陈述与书面证据存在冲突，证人证言也证实他们的工资不在租赁站领取，都在李廷楚那里领取。
上述事实，有原审法院质证的相关证据及各方当事人在一、二审期间的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冯文国在从事雇佣活动时从钢管架上摔下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雇佣其从事该工作的雇主应当承担责任。原审法院根据在案证据认定冯文国系与李廷楚成立雇佣关系正确，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冯文国之间不是雇佣关系，故对上诉人与冯文国并非雇佣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扶养人的确定问题。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被上诉人提交了户口本证明冯文国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人为冯×3、冯×2、冯×1、冯×4，上诉人主张冯×4、冯×2、冯×3并非被扶养人，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本院予以维持。李廷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七千一百七十六元，由鲍×、冯×3、冯×2、冯×1、冯×4负担二千四百零二元（已交纳）；由李廷楚负担四千七百七十四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九千五百四十八元，由李廷楚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纪红
审 判 员 谷世波
代理审判员 赵 松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杨梦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