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最高法民申116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山东建兴铁塔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莒县县城淄博中路南侧。
法定代表人：厉启颂，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挺，山东名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山东省标志服装厂。住所地：山东省莒县县城青年北路东侧。
法定代表人：刘君芝，该厂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山东省标志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莒县县城青年北路*号。
法定代表人：王庆龙，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山东省莒县城阳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山东省莒县县城浮来东路*号。
法定代表人：孔得果，该办事处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旷继东，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山东建兴铁塔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兴公司）与被申请人山东省标志服装厂（以下简称标志服厂）、山东省标志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志服公司）、山东省莒县城阳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城阳办事处）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民终15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建兴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称：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根据二审后发现的山东省莒县人民法院审理的（2014）莒民初字第3617号山东省标志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与宋良举劳动争议案民事判决书和（2015）莒民初字第1294号山东省标志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与张属梅劳动争议案民事判决书，标志服公司是在标志服厂原址成立，标志服厂的职员在标志服公司工商注册登记后均到标志服公司工作，两公司在同一办公场所，经营范围一致，在标志服公司成立后，标志服厂就不再有员工、也没有生产经营，两公司符合法律规定的关联公司混同情形。两判决书虽在原审庭审前已经存在，但因客观原因于庭审结束后才发现的，符合民诉法司法解释第388条的规定，属于新证据。二、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涉案贷款的实际使用人系标志服公司，一审中城阳街道办已明确认可该事实，应当属于自认。二审法院在没有其他证据反驳的情况下，将该事实予以否认，没有依据。2、二审判决认为“指标志服厂和标志服公司的经营范围存在重合，但不完全相同，并不能得出二者业务混同的认定”，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第15号指导案例的裁判主旨，也不客观。两公司的业务重合、或者一个公司的经营范围被另一个公司经营范围覆盖或包含，就可以认定二者业务混同，而不是完全一致才可认定为业务混同。3、城阳街道办出资不实，应当承担出资不实的法律责任，原审判决认定其不承担责任错误。2006年4月27日标志服厂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工商档案中，莒县城阳镇企业办公室在全体投资人签字、盖章栏盖章确认，莒县城阳镇人民政府盖章、镇长卢宝安签字，城阳镇还专门下发莒城政发[2006]9号文件确认，证明城阳街道办是标志服厂的出资人。标志服厂的注册资金在1992年达到2600万元，但在工商变更登记中没有出资形式和出资方式证明，且出资数额之间多处矛盾。原审法院将出资不到位的举证责任错误分配给建兴公司，该情形不属于举证责任倒置，应当由城阳街道办承担。三、建兴公司二审开庭前提交书面调取证据申请书，要求法院对涉案贷款时标志服厂是否停产、标志服厂和标志服公司银行开户情况以及标志服厂社保账户进行调查，二审法院未进行调查收集，造成本案基本事实没有查清。四、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两审法院未严格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第15号案例认定标志服厂和标志服公司混同，适用法律错误。2、两审法院未认定标志服厂和标志服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违反《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涉案担保贷款的实际使用人是标志服公司，标志服厂只是名义借款人，贷款时已不再经营。3、两审法院未认定城阳街道办出资不实，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本案不能适用《关于城镇街道办事处是否应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在批复》，因为《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于2009年6月27日废止，城阳街道办2011年成立，本案应当根据涉事时的法律处理，应适用《国务院关于在清理整顿公司中被撤并公司债权债务清理问题的通知》（国发[1990]68号）第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区公所开办的企业倒闭后能否由县政府承担连带责任问题的复函》（89法经函字第24号）的规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的相关规定，城阳街道办应当在其出资不实范围内对标志服厂所欠本案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标志服厂未提交答辩意见。
标志服公司、城阳办事处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再审申请应予驳回。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建兴公司申请再审提交的另案判决不属于新证据，不足以推翻本案二审判决。山东省莒县人民法院2015年8月10日作出的（2014）莒民初字第3617号山东省标志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与宋良举劳动争议案民事判决书和（2015）莒民初字第1294号山东省标志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与张属梅劳动争议案民事判决书，在本案原审之前已客观存在，且不存在阻碍建兴公司及时发现并提交的客观原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建兴公司主张该两份判决书属于新证据，于法无据。即便该两份判决书属于新证据，其中查明的事实虽有“1994年6月30日，标志服公司在标志服厂原址成立，标志服厂为标志服公司的股东”，但并无“标志服厂的职员在标志服公司工商注册登记后均到标志服公司工作，两公司在同一办公场所，经营范围一致，在标志服公司成立后，标志服厂就不再有员工、也没有生产经营”的表述，只能证明另案所涉两名标志服厂职工在标志服公司成立后到该公司工作，不能证明两单位人员严重交叉任职，建兴公司据此主张两公司符合法律规定的关联公司混同情形，依据不足。二、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和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一）标志服厂与标志服公司虽存在人员兼职等情形，但尚不足以构成人格混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和本院2013年1月31日公布的第15号指导案例即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诉成都川交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的裁判要旨，与本案实际并不相符。在人员方面，标志服厂和标志服公司虽存在法定代表人互相兼职，以及标志服厂的部分职工下岗后到标志服公司工作，但二者尚未达到人员严重混同、重叠的程度，不足以认定为人员混同。在业务方面，虽然二者登记的经营范围存在部分重合，但并无证据证明二者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存在同种业务行为，且名称互用达到使交易对方无法区分的程度，不足以认定为业务混同，二审判决认定并无错误。在财产方面，虽然标志服公司在标志服厂原址成立，但标志服厂出资中的房屋、土地使用权并未过户至标志服公司名下，仅由标志服公司使用，且二者之间有厂房租赁合同，标志服厂拥有自己的实物资产；标志服厂1994年至2002年一直缴纳增值税、工商所得税、社会治安费，在案涉贷款发生时有经营行为，独立缴纳经营税费；标志服厂是标志服公司的股东，而标志服公司不持有标志服厂股份，二者不存在交叉持股情形；亦无其他证据表明二者存在资金财产归属不明、收益不区分、财务管理不清晰的情形。据此，二者尚未达到财产无法区分、丧失企业独立人格的程度，不足以认定为财产混同。此外，案涉贷款最初于2002年10月20日发生时，建兴公司当时即为保证人，2004年12月30为借新还旧再次贷款时，建兴公司再次提供担保，故建兴公司对于标志服厂和标志服公司的经营状况应系自始明知。鉴于标志服厂和标志服公司在上述人员、业务、财产等方面尚未达到无法区分、失去独立性的程度，二审判决认定二者不构成人格混同并无不当，建兴公司主张二者构成混同并由标志服公司对担保贷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据不足。（二）建兴公司主张由城阳办事处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标志服厂1992年3月2日登记为非公司法人时，注册资金来源是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并无证据显示原城阳镇人民政府是出资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标志服厂1992年12月申请变更登记系其作为企业法人的自主行为，虽然变更登记在出资形式和实际出资凭证上存在瑕疵，但有验资报告证明注册资金和实有资金相一致，而没有证据显示城阳办事处，即原城阳镇人民政府当时承诺增加出资以及应当增加出资的数额。因此，城阳办事处从标志服厂成为法人时就不是出资人，建兴公司主张城阳办事处出资不实，并无事实根据。标志服厂2006年4月27日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工商档案并非企业出资证明，不足以城阳办事处系出资人。此外，标志服厂的性质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1992年的开业和变更登记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施行之前，建兴公司主张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由城阳街道办在出资不实范围内对标志服厂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于法无据。《国务院关于在清理整顿公司中被撤并公司债权债务清理问题的通知》（国发[1990]68号）第四条规定，公司虽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但实际上没有自由资金，或者实有资金与注册资金不符的（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由直接批准开办公司的主管部门或者开办公司的申报单位、投资单位在注册资金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与本案情形不符。《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区公所开办的企业倒闭后能否由县政府承担连带责任问题的复函》（89法经函字第24号）所针对的情形是区公所开办的企业被撤销后已由政府对公司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了清算，亦与本案不同。（三）二审判决对案涉贷款的认定，并无不当。建兴公司主张城阳办事处一审中“贷款虽然是以标志服厂的名义所贷，实际由标志服公司经营使用”的答辩意见属于自认，但城阳办事处并非案涉借贷关系的当事人，标志服公司对其意见亦未认可，其意见不具有自认的法律效力。标志服厂是否停产与标志服公司是否实际使用贷款，并无必然联系，亦不必然导致标志服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建兴公司依据涉案担保贷款的实际使用人是标志服公司，而主张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由标志服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建兴公司二审申请调查收集证据，与法律规定不符。根据民诉法第六十四条和民诉法解释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建兴公司主张二审申请法院调查的三项事实，即案涉贷款发生时标志服厂是否停产，标志服厂和标志服公司的银行开户情况，以及标志服厂是否有社会保险账户，并不属于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标志服厂2002年缴纳了增值税等税费，证明该厂有经营行为，并未停产，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故二审法院对建兴公司申请事项不予调查，并无不当。
综上，建兴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山东建兴铁塔制造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宫邦友
代理审判员 李敬阳
代理审判员 张小洁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陆 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