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阳谷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3）阳行初字第219号
原告：孙燕飞，女，1987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
法定代理人：孙怀珍，男，1964年7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系原告孙燕飞之父。
委托代理人：李淑杰，阳谷安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阳谷县民政局。
法定代表人：魏广海，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云峰，河南尊严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石福知，男，1988年4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徐新玲，山东振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燕飞诉阳谷县民政局民政行政登记一案，于2013年12月5日向我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同日受理后，于2013年12月10日向被告阳谷县民政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2013年12月30日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燕飞的法定代理人孙怀珍及其一般授权委托代理人李淑杰、被告阳谷县民政局的委托代理人刘云峰、第三人石福知及其一般授权委托代理人徐新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于2013年10月18日为原告和第三人办理了离婚登记并颁发了离婚登记证书。基本内容是：石福知（男），孙燕飞（女）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提供双方的居民身份证件、户口簿、结婚证、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离婚协议书。审查符合离婚条件，准予登记。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
1.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复印件一份。该证据内容为：双方自愿离婚，并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事项已达成处理意见并共同签署了离婚协议书，有声明人孙燕飞、石福知及监誓人签字。
2.离婚登记告知单复印件一份。该证据系统一印制的制式内容，包括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离婚的几种情况、当事人隐瞒真实情况应负的法律责任、无过错方可以提出损害赔偿的条件、子女抚养教育等内容。
3.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复印件一份。基本内容除双方身份情况内容外，审查意见一栏是符合离婚条件准予登记，离婚登记日期是2013年10月18日，此外还有离婚证字号、离婚证印制号、承办机关签章、登记人员签名等内容，并有原告孙燕飞和第三人石福知的签字确认及当事人的照片。
4.原告孙燕飞和第三人石福知的结婚证复议件。
5.2013年10月18日，加盖有阳谷县七级镇于庄村民委员会公章的证明一份，该份证明载明，我村村民石福知、孙燕飞夫妇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请批复。
原告诉称，原告和第三人于2010年4月16日在阳谷县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同年生育了一名男孩石万峰。因第三人在原告过月子期间经常和原告吵架，导致原告不幸患上精神病，后经住院治疗基本恢复正常。2013年5月，因第三人又和原告生气吵架导致原告旧病复发，于2013年6月20日住院治疗，经过4个多月的治疗，原告于2013年10月18日出院。出院诊断依然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医嘱“出院后与家人共同生活，避免精神刺激；按时按量服药……”。但是，第三人却在原告出院的当天就直接将原告带到阳谷县民政局，骗取同原告办理协议离婚手续。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受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办理离婚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故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阳谷县人民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明其诉求：
1.原告孙燕飞及其法定代理人孙怀珍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
2.2013年12月4日，加盖有阳谷县民政局婚姻登记专用章的婚姻登记记录证明一份，该份证明载明，孙燕飞2010年4月16日与石福知办理结婚登记类业务，孙燕飞2013年10月18日与石福知办理过离婚登记类业务。
3.2013年10月18日原告孙燕飞和第三人签署的离婚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该证据内容为：原告和第三人于2010年4月16日登记结婚。现因夫妻感情不和，性格不合，无法继续生活在一起，亲戚朋友多方劝说无效，双方自愿协议离婚。子女抚养方面，婚后生育一子，名叫石万峰，现年3岁，离婚后儿子由男方抚养，女方不出抚养费，女方有探视权。财产处理方面，家中所有财产、房产都归男方所有，女方自愿放弃财产所有权。债权债务方面，婚后夫妻无共同的债权债务，且男女双方没有任何财产纠纷。
4.2010年12月14日至2011年1月6日，原告孙燕飞在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住院病历复印件一份。入院诊断为癔症性精神障碍，经治疗患者精神症状消失、言行正常、自知力部分恢复，出院诊断为癔症性精神障碍，医嘱为坚持服药、避免精神刺激。
5.2011年1月16日至2011年3月15日，原告孙燕飞在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住院病历复印件一份。入院诊断为癔症性精神障碍，经治疗患者精神症状基本消失、自知力未恢复，出院诊断为癔症性精神障碍，医嘱为坚持服药。
6.2013年6月20日至2013年10月18日，原告孙燕飞在聊城国际和平医院（聊城市复退军人医院）住院病历复印件一份。入院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出院情况一项载明如下：……意识清，被动接触，定向力一般，感知觉正常，无幻听及幻视，问题基本切题，能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未测及妄想体验，……部分自知力。出院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出院医嘱为：出院后与家人共同生活，避免精神刺激；按时按量服药；家属监督患者服药；定期来院复查。
被告阳谷县人民政府辩称，第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离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确属自愿离婚，并已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所以，婚姻登记机关在办理离婚登记时，只要申请人提供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登记机关就应当履行职责，依法登记。2013年10月18日，原告和第三人前往被告处办理离婚登记，向被告提交了两人的户口簿、身份证、结婚证和双方当事人共同签署的离婚协议书等证明材料。被告对上述材料进行审查后，受理了两人的离婚申请。被告当时明确向两人表明了离婚的注意事项和法律后果，双方均无异议。姻登记员对两人进行了相关问题的询问及调查，两人当时均能够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思，观察两人的精神状态均无异常，故认定两人自愿离婚，并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准予离婚登记，发给离婚证。
第二，被告对协议离婚只进行形式审查。原告和第三人提交了离婚登记所需要的材料，被告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明和材料尽到了审慎审查的义务，被告所作出的离婚登记是有效的。
第三，被告不具备对离婚登记当事人行为能力的鉴定能力。原告和第三人到被告处办理离婚登记，都没有向被告明示原告患有精神疾病的事实，原告在被告处离婚时，意思清楚，能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情绪稳定，看不出来和常人的差异，被告并非鉴定行为能力的机构，只能凭经验判定当事人是否正常。
综上，被告作出的离婚登记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程序符合法律规定，请求法院依法作出判决。
第三人石福知述称，第一，我与原告共同生活期间，原告因我家庭条件不好，经常与我生气，但我处处迁就她，可原告却经常把离婚挂在嘴边，动不动就要与我离婚，严重伤害了夫妻感情。原告曾经换过精神疾病，我把她送达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治疗，才知道原告的母亲也有这方面的疾病，原告称是与我生气吵架所致是错误的。
第二，原告出院后吵着闹着要同我离婚，我才与其共同来到婚姻登记部门，我们在办理离婚登记手续时，民政部门曾要求到镇计生办开具查体证明，我们一块来到七级镇计生办，曾遇到我村的大队书记，原告主动与她打招呼，神志非常的清楚，并非原告诉称的“被动接触……部分自知力”。被告从医院出院说明其精神各方面已经正常，否则医院也不会让其出院，即使出院后需要服药，也只能说明其是需要药物维持，巩固治疗效果，这并不能说明其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第三，原告在办理离婚登记时头脑清楚，知道自己行为的性质，也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完全能够自主决定自己的离婚之事。从被告提交的离婚登记申请声明中，原告方所写的内容以及原告本人的签名可以看出原告的思维是清楚的，能够自主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同时在离婚协议书女方签名一栏中，有原告方亲笔书写的名字，可见原告无任何异常表现。原告能够正常回答被告工作人员的问题，其自控能力也是较好的，并不是被动接触和部分自知力。
综上，我认为原告与我办理离婚登记手续时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能够辨别和控制自己的行为，是自主自愿与我办理的离婚登记，离婚登记是合法有效的，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提交了署名孙玉梅（系七级镇于庄村支部书记）的证明一份，该份证明载明，2013年10月18日上午我到七级镇计生办交表时，看见石福知、孙燕飞夫妇在计生办，孙燕飞见到我，主动给我打招呼，喊我老奶奶，我当时问她“你在这里干什么，她说查体”。当时我看见她，她精神很正常，没有异常表现。该份证明用于证明孙燕飞离婚时精神正常，离婚系其自愿、自主行为。
本院于2013年12月12日询问了第三人石福知，经询问知第三人石福知现在没有结婚，本院告知第三人石福知在本案宣判前不得结婚。
庭审中，原告孙燕飞对被告提供的1-4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原告认为离婚协议书中女方的签字意见所签内容完全是参照格式离婚协议书的说明一字不差的抄写的，并且几份证据中孙燕飞的签名可以看出并非同一人所签。此外，以上几份证据都是在原告2013年10月8日出院的当天进行的，原告出院时医嘱明确说明“被动接触、定向力一般、部分自知力，并要求出院后与家人共同生活避免刺激”，原告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综上，可以看出离婚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对被告提供的5号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认为由村委会出具感情不和的证明不现实。第三人针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其认为通过以上证据，可以看出原告能够清楚表达自己的意思，对自己的行为是可以控制的。
针对原告提交的1-3号证据，被告和第三人均对其真实性无异议。针对原告提交的4-6号证据即三份住院病历，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其认为虽然出院诊断为偏执型精神疾病，但这也仅仅说明原告有精神疾病的倾向，不能说明原告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且2013年10月18日出院记录显示原告能够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被告在为其办理离婚登记时没有看出异常。第三人石福知对原告提交的4-6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其认为2013年10月18日出院时，出院诊断显示“意识清，被动接触，定向力一般，感知觉正常，无幻听及幻视，问题基本切题，能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这说明原告在出院时思维是清楚的，治愈正常，能够自主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被告为原告和第三人办理离婚登记是合法有效的。
针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原告认为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不符合法律规定，此外证人也不能证明原告的精神状况。被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一、被告提交的1-5号证据，系被告审查原告和第三人离婚登记的证据材料，其来源、形式、内容均合法，可以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二、原告提交的1-3号证据系证明其身份情况、与第三人关系情况以及在阳谷县民政局离婚的事实，可以作为本案有效证据使用。原告提交的4-6号证据即原告三次入院病历，出院诊断分别为癔症性精神障碍、癔症性精神障碍、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这均可以说明原告在离婚之前患有精神疾病，并住院治疗，出院时病情仅是好转，未治愈，可以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使用。三、第三人提交的孙玉梅出具的证明，合议庭认为证人不符合法定证人可以不出庭情形，且证人所作证见面并回答问题的事实也不能说明原告治愈了精神疾病，故不予认可。
经审理查明，原告和第三人于2010年4月16日登记结婚，同年婚生一男孩石万峰，现跟随第三人生活。原告患有精神疾病，相继在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聊城国际和平医院住院治疗，被诊断为癔症性精神障碍和偏执型精神分裂症。2013年10月18日，原告经聊城市国际和平医院治疗后出院，出院诊断依然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被动接触，定向力一般，部分自知力。出院当天即2013年10月18日，原告和第三人到被告处办理离婚手续。第三人在阅读《离婚告知单》及《申请离婚登记申明书》后，却向被告工作人员隐瞒了原告曾患有精神疾病，现在是否痊愈的情况。被告工作人员在履行审查时没有发现原告正在吃药治疗的情况。在手续均完备的情况下，被告给原告和第三人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
另查明，第三人在被告处办理离婚手续后没有再结婚。
庭审中，原告方认为，被告没有尽到慎重审查的职责，不应受理离婚登记。被告则强调自己尽到了书面审查的职责，没有违法之处。
本院认为，我国《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办理离婚登记的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一）未达成离婚协议的；（二）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三）其结婚登记不是在中国内地办理的。”《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第四十八条第三项规定，受理离婚登记的条件之一是，双方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见审查当事人行为能力是民政部门从事离婚登记人员的法定职责。因为行为能力是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前提，也是判断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关键。原告在精神疾病未治愈的情况下，不能说明其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完全行为能力。第三人和原告一同到被告处进行离婚登记，在填写、提供相关材料时，未将原告患有精神疾病史和现未完全治愈的情况向被告予以告知说明，当事人是有意将不能为的离婚登记条件变成可能性，本身具有故意欺骗性和违法性，原告虽在相关材料、表格上签字，不能说明其具备真实离婚的意愿。此外，离婚协议约定婚生子由男方抚养以及家中所有财产、房产都归男方所有的等事宜，在原告精神疾病未行痊愈的情况下，是否能够有效保护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合理分割财产也不能够明确判断。被告虽提供了原告和第三人签名的相关资料，但都是填充式的，在无调查笔录予以证明的情况下，不能说明被告严格对当事人进行了有关行为能力的审查，致使第三人隐瞒原告患有精神疾病的事实发生。鉴此，被告作出准予离婚的行为属于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违反了婚姻登记条例中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婚姻登记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阳谷县民政局2013年10月18日为孙燕飞、石福知进行离婚登记及颁发离婚登记证书的具体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阳谷县民政局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张学山
审判员 宋安林
审判员 陈延华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高世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