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川民申字第227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罗彩纯，男，汉族，1972年8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廖大成，四川联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曹贵，男，汉族，1973年8月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廖大成，四川联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四川宏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绵阳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高水中街19号。
负责人：李绍斌，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镭，四川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袁锐，男，汉族，1982年2月23日出生。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四川福星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长虹大道中段129号。
法定代表人：李绍锡，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绵阳市航炜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临园路中段70号。
法定代表人：何兴勇，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原告：何敏，男，汉族，1973年12月28日出生。
再审申请人罗彩纯、曹贵因与被申请人四川宏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绵阳分公司（以下简称宏大绵阳分公司）、袁锐、四川福星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星公司）、绵阳市航炜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炜劳务公司）及一审原告何敏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4）川民终字第2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罗彩纯、曹贵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审判决认定《和解协议》对航炜劳务公司没有约束力、对袁锐和罗彩纯、曹贵、何敏具有约束力缺乏证据证明。⒈没有证据证明《和解协议》中的甲方已经签字或者捺印。二审判决认定袁锐的行为系个人行为，就意味着《和解协议》中甲方根本不存在，或者甲方未授权袁锐从事代理活动、对其不法代理行为不予追认。在此种情况下，甲方是不可能签字或者捺印的。《和解协议》未经被代理人追认，不能认定为生效。二审判决认定“该《和解协议》并未约定需加盖单位印章生效”，系对该约定的误解。“经甲乙双方签字、捺印后生效”中的“签字”和“捺印”是用顿号隔开的并列关系，签字和捺印是协议生效的共同条件。甲方捺印就是加盖甲方单位的印章。乙方捺印就是盖指印。甲方未签字和加盖单位印章，该《和解协议》应该认定没有生效。⒉二审判决认定《和解协议》对罗彩纯、曹贵、何敏、袁锐具有约束力缺乏证据证明。首先二审判决认定“袁锐并不能代表航炜劳务公司，故航炜劳务公司并未成为《和解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是错误的。航炜劳务公司是《和解协议》的甲方，如果《和解协议》中欠缺甲方，就不可能有甲方的意思表示，该协议根本不能成立。其次按照二审判决的认定，航炜劳务公司不是《和解协议》的当事人，代表人袁锐就自然成为了《和解协议》的当事人。袁锐在上面签字、捺印，该协议就对袁锐产生约束力。法律上就不应制订不法代理的法律后果的规定。再次二审判决对《和解协议》是否经被代理人“追认”这一事实没有证据证明。二审判决认为《和解协议》对航炜劳务公司无约束力而对罗彩纯、曹贵、何敏、袁锐有约束力的观点自相矛盾。二审判决缺乏证据证明袁锐是《和解协议》的当事人。袁锐仅是甲方的代表人。即便《和解协议》有效，约束力仅及于航炜劳务公司（甲方）和罗彩纯、曹贵、何敏（乙方），也不能证明该协议对袁锐具有约束力。因此认定《和解协议》有效缺乏证据证明。（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袁锐的行为系个人行为，《和解协议》对袁锐、罗彩纯、曹贵、何敏具有约束力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适用该条的前提条件是有被代理人和不法代理行为的存在。袁锐的代理行为不被追认，应该由袁锐承担民事责任，但并不能就此认定《和解协议》就有效。其次既然认定袁锐签订《和解协议》是个人行为，言外之意就是认为没有被代理人的存在，适用的法律与案件性质明显不符。综上，罗彩纯、曹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被申请人宏大绵阳分公司提交意见称：罗彩纯、曹贵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一）《和解协议》对罗彩纯、曹贵、袁锐、何敏具有约束力。⒈《和解协议》系罗彩纯、曹贵、袁锐、何敏真实意思表示。⒉袁锐不具备代理权，《和解协议》仅对被代理人不具备效力。在本案中，《劳务承包协议》系袁锐与罗彩纯、曹贵、何敏签订，在协议签订时并未披露航炜劳务公司。袁锐在未履行合同结算义务时，向罗彩纯、曹贵、何敏披露，罗彩纯、曹贵、何敏选择向袁锐主张权利，故《和解协议》对被代理人航炜劳务公司不具备效力。罗彩纯、曹贵、何敏应向袁锐主张权利。⒊《和解协议》内容对袁锐、罗彩纯、曹贵、何敏具有约束力。因罗彩纯、曹贵、何敏选择向袁锐主张权利且已通过《和解协议》的方式确定了双方结算的金额及付款方式。虽然《和解协议》的甲方为航炜劳务公司，袁锐仅作为甲方代表，但协议内容是袁锐（在庭审中已确认）及罗彩纯、曹贵、何敏的真实意思表示，袁锐及罗彩纯、曹贵、何敏已就工程款项的结算金额及付款方式进行了约定，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故《和解协议》内容对袁锐与、罗彩纯、曹贵、何敏具有约束力。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本院认为：根据再审事由，本案争议焦点一是袁锐的行为系个人行为还是代表航炜劳务公司的职务行为，争议焦点二是《和解协议》是否有效。
关于袁锐的行为认定问题。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看，劳务承包合同的签订，是罗彩纯、曹贵、何敏与袁锐签订的，航炜劳务公司并非该合同主体，合同中也未表明袁锐是航炜劳务公司人员；从合同的履行情况看，是袁锐直接收取履约保证金和向罗彩纯、曹贵、何敏履行付款义务，2013年3月4日的会议纪要中也载明“工程款的支付由袁锐负责支付给劳务队”，即合同履行过程中并无航炜劳务公司参与。虽然一审中宏大绵阳分公司、袁锐、航炜劳务公司均表示宏大绵阳分公司是将工程劳务分包给航炜劳务公司、袁锐是航炜劳务公司的工作人员，并提供了宏大绵阳分公司与航炜劳务公司签订的《建筑施工劳务承包合同》予以证明，2013年4月10日的协调会会议记录也将袁锐记录为航炜劳务公司人员，达成的《和解协议》中袁锐也是以航炜劳务公司人员签字，但涉案的《建筑施工劳务承包合同》在形式上即存在明显瑕疵。在2013年4月10日的协调会之前没有任何相关材料反映出由航炜劳务公司承包该工程劳务。《和解协议》中也仅有袁锐签字，并无航炜劳务公司盖章。在2013年4月12日袁锐向宏大绵阳分公司出具的借条及委托书中，签名的“借款人”、“委托人”均是袁锐。袁锐在一审诉讼前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系航炜劳务公司工作人员或已取得航炜劳务公司的委托授权、是以航炜劳务公司名义签订、履行合同。因此，一、二审法院综合上述情况，认定宏达绵阳分公司将涉案工程包给袁锐，袁锐再包给罗彩纯、曹贵、何敏，袁锐的行为属其个人行为，并非代表航炜劳务公司，罗彩纯、曹贵、何敏并未与航炜劳务公司形成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关系并无不当。
关于《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的规定，本案中《和解协议》的首部载明甲方为“航炜劳务建筑有限公司”、尾部载明甲方为“航炜劳务有限公司”，“甲方代表人”均是袁锐，但未加盖公司印章，袁锐在“甲方代表人”后签字、捺印，罗彩纯、曹贵、何敏均在协议上“乙方”后签字、捺印，袁锐在签订《和解协议》时未提交航炜劳务公司的委托授权。虽然袁锐以航炜劳务公司代表人名义在《和解协议》上签字、捺印，但袁锐并不能代表航炜劳务公司，故一、二审判决认定航炜劳务公司并未成为《和解协议》的一方当事人，该协议对航炜公司无约束力并无不当。根据一、二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袁锐在涉案工程中的行为系个人行为，袁锐、罗彩纯、曹贵、何敏在《和解协议》尾部签字、捺印，符合《和解协议》第七条“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捺印后生效”的约定。因此一、二审判决认定该《和解协议》对罗彩纯、曹贵、何敏、袁锐有约束力并不矛盾与冲突。罗彩纯、曹贵以航炜劳务公司未加盖印章为由主张该《和解协议》未生效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罗彩纯、曹贵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罗彩纯、曹贵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李 文
代理审判员 郑宁蓉
代理审判员 吉家涛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叶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