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783民初9059号原告：邢方红。原告：吴秀兰。被告：张建华。委托代理人：陈超丽，浙江婺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乐群。原告邢方红、吴秀兰为与被告张建华、周乐群追偿权纠纷一案，于2016年7月4日诉至法院，本院于同日受理，依法决定由代理审判员徐洋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2016年7月25日、2016年9月2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邢方红、吴秀兰、被告张建华的委托代理人陈超丽两次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周乐群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邢方红、吴秀兰起诉称：东阳市博时缝纫配件制造厂（以下简称“博时厂”）于2014年3月11日至2014年5月7日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行（以下简称“建行东阳支行”）贷款340万元，其中200万元由原告邢方红、吴秀兰夫妇以东阳市吴宁街道爱国路363号的房产抵押担保，后博时厂无力偿还。建行东阳支行于2015年5月18日诉至东阳市人民法院，后撤诉，并把享有的债权和担保权利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资产管理公司”）。2016年1月21日，《浙江法制报》刊登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浙江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2016年3月18日至4月5日，原告邢方红、吴秀兰代博时厂向浙商资产管理公司偿还贷款200万元。被告张建华、周乐群曾出具担保书，承诺自愿承担清偿原告的所有还款本息数额及其他损失。后原告多次要求两被告按担保书约定履行义务，但均无果。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张建华、周乐群归还原告借款200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从2016年6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利息损失诉讼请求为从2016年7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针对上述诉讼请求，原告在举证期间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一、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中国建设银行对公授信业务审批批复意见单各一份，以证明东阳博时缝配造厂向建行东阳支行贷款300万元，其中200万元由原告提供其位于东阳市吴宁街道爱国路363号房产进行抵押担保的事实。二、担保书一份，以证明被告周乐群、张建华自愿为原告代博时厂的还款本息承担清偿责任。三、浙江法制报复印件一份，以证明《浙江法制报》于2016年1月21日刊登了《中国建设银行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的事实。四、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回单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各二份，以证明原告代博时厂归还贷款200万元的事实。被告张建华答辩称，原告应先起诉博时厂，债权不能实现时，才能向两被告提出偿还要求；原告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由各连带保证人按内部约定的比例分担，博时厂与建行东阳支行金融借款合同一案中的四位担保人与两原告均为担保人，故两原告也应向另外四位担保人追偿，且各担保人之间没有约定比例视为平均分担，原告应就其承担的部分向两被告主张。被告张建华申请法院调取（2016）浙0783民初第9064号案件案卷中的相关材料：一、案外人斯海燕与建行东阳支行于2013年4月25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以证明被告斯海燕自愿为被告博时厂向建行东阳支行贷款在340万元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的事实。二、被告周乐群与建行东阳支行于2014年3月14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以证明被告斯海燕自愿为被告博时厂向建行东阳支行贷款在370万元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的事实。三、案外人傅锦、徐春芳与建行东阳市支行于2013年3月10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土地证复印件、房屋他项权证各一份、房产证复印件二份，以证明被告傅锦、徐春芳自愿以自有房产为博时厂向建行东阳支行贷款在2548000元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的事实。本院依职权调取（2016）浙0783民初9064号一案中的博时厂与建行东阳支行签订的借款金额为40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资产转让合同》、和解协议各一份。被告周乐群未作答辩，也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材料。被告周乐群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经审理，本院对证据认证如下：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据一、二、三、四，被告张建华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一、二、三，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具有有效证据的认定要件，予以确认。关于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具有有效证据的认定要件，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及原、被告庭审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博时厂因企业经营需要向建行东阳支行申请贷款。2012年2月22日，原告邢方红、吴秀兰与建行东阳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约定以二人所有的位于浙江省东阳市爱国路363号房产（权证号：东房权证吴宁字第××号）为博时厂在2012年2月24日至2015年2月23日间的贷款在3881000元范围内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2013年3月10日，傅锦、徐春芳与建行东阳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约定以二人所有的位于浙江省东阳市江北街道猴塘社区甘东居民小区的房地产（权证号：东房权证吴宁字第××号、第××号，东阳市国用（2012）第4-1489号）为博时厂在2013年3月10日至2016年3月9日的贷款在2548000元范围内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2013年4月25日，斯海燕与建行东阳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斯海燕对被告博时厂在2013年4月25日至2015年4月24日间的贷款在340万元范围内作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2014年3月14日，被告周乐群与建行东阳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被告周乐群对被告博时厂在2014年3月14日至2017年3月13日的贷款在370万元范围内作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2014年3月14日，博时厂向建行东阳支行申请贷款300万元，约定借期至2015年3月13日止，利息按年利率8.4%计算，若逾期还款，罚息利率为贷款利率上浮50%。2014年5月7日，博时厂向建行东阳支行申请贷款40万元，约定借期至2015年5月6日止，利息按年利率5.76%计算。建行东阳支行按约定向博时厂发放贷款340万元。博时厂按约定利率支付了上述两笔贷款至2015年3月21日止的利息。2015年5月20日，建行东阳支行向本院起诉要求博时厂承担还款责任，斯海燕、周乐群承担保证责任，并对原告邢方红、吴秀兰及傅锦、徐春芳的房地产享有优先受偿权。2015年12月17日，建行东阳支行撤回起诉，本院裁定予以准许。后建行东阳支行将其对博时厂、本案原告邢方红、吴秀兰等人的债权转让给了浙商资产管理公司。浙商资产管理公司于2016年1月21日通过《浙江法制报》将债权转让信息予以公告。2016年3月18日，浙商资产管理公司与原告邢方红、吴秀兰达成《和解协议》，原告邢方红、吴秀兰自愿代为归还博时厂借款340万元中的本金200万元，若二人按约履行的，浙商资产管理公司同意解除房产抵押。同日，原告邢方红向浙商资产管理公司支付20万元。2016年4月5日，原告邢方红向浙商资产管理公司支付180万元。2015年1月22日，被告周乐群、张建华向原告出具担保书一份，保证于2015年2月10日前自愿还清博时厂的借款本息，若未能还清导致原告邢方红、吴秀兰为博时厂承担担保责任而还款的，原告邢方红、吴秀兰的所有还款本息及其他损失由担保人周乐群、张建华自愿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本院认为，本案纠纷的性质应为保证合同纠纷。被告周乐群、张建华向原告邢方红、吴秀兰出具的担保书具有反担保性质，合法有效。双方在担保书中未约定保证方式，应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未约定保证期限，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两原告代博时厂归还200万元借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原告既可基于原抵押借款合同向主债务人和另四位担保人追偿，也可基于原被告之间的担保书约定要求两被告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现两原告向两被告主张保证责任，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辩称应先起诉博时厂，不能清偿部分向两被告追偿，且原告应就其承担的部分向两被告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周乐群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可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张建华、周乐群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邢方红、吴秀兰代偿款20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16年7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800元，减半收取11400元，由被告张建华、周乐群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徐 洋二〇一六年九月三日代书 记员 朱蕴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