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民终33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春花，女，1975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颢晔（系朱春花丈夫），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辉，山东众成清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尹训霞，女，1976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召进，男，1975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朔，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春花因与被上诉人尹训霞、宁召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5）市民初字第3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春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朱春花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尹训霞、宁召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存在举证权责任分配适用法律错误，未对事实审查清楚，忽略尹训霞、宁召进证据相互矛盾，无法证明其主张的问题，应依法予以改判。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对尹训霞、宁召进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反而以证据不足对朱春花作出不利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更是明确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间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朱春花依据转账凭证，每月利息从流水和录音等证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而尹训霞、宁召进辩称相关转账是朱春花利用山东文澜仕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澜公司）的平台参与的部分民间借贷业务，朱春花与文澜公司之间系合作关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由尹训霞、宁召进举证证明是朱春花与文澜公司的平台参与民间借贷业务，朱春花与文澜公司之间系合作关系，而尹训霞、宁召进提交的证据根本无法证明其主张。基于此，一审法院以朱春花提交的证据不足做出判决明显适用法律错误。二、尽管尹训霞、宁召进应当举证证明朱春花与文澜公司存在合作关系，但现有多处证据已能证实并不存在合作关系。1.尹训霞、宁召进主张与工商管理局备案的文澜公司财务报表不符。一审期间，朱春花在工商管理局调取了文澜公司这几年的财务报表，其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均不能支持尹训霞、宁召进主张。以2012年财务报表（已与代理词一并提交）为例，其资产负债表记录的年初和年末长期、短期借款和其他应付款均为0，损益表记载年度财务费用也只是-15.94元。如朱春花与文澜公司之间存在投资或借贷关系，双方的投资、借款和利息的支付都应在以上项目中体现出来。2.尹训霞、宁召进并未将朱春花借款“代收”后交给文澜公司，“代支”给上诉人的利息也不是来自文澜公司。一审判决第4页最后一段文澜公司的证明中记有“所发生的与朱春花有关的收支款项是尹训霞代单位收支”。而对尹训霞、宁召进收到朱春花的22万元和38万元，他们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他们将以上述款项转给公司。相反在尹训霞、宁召进的银行流水中可以看到，2011年1月19日，尹训霞、宁召进955880160210335****账户余额79795.07元，朱春花转入38万元，当日尹训霞、宁召进即将其中的309000元转给了第三人梁玉敏。另外，尹训霞、宁召进账号622379531080015****是其长期支付所谓“投资收益”的账户，银行流水显示2010年6月2日至2014年2月21日，近4年时间里，其转入资金全部都是尹训霞尾号79471个人账户转入的。由此非常明显的看出证据中“对单位收支”与事实不符，相关证明不应被采信。3.尹训霞、宁召进涉案使用6个账号（宁召进1个，尹训霞5个）全部都是个人银行账号的事实，不是由文澜公司开证明说其中3个账号是代单位收支，就能否认朱春花主张的。4.文澜公司主张三个账号和尹训霞无关的证明存在重大问题，不予采信。一审法院采纳了文澜公司出具的一份证明，证明载明：“兹证明尹训霞系我单位出纳会计，尹训霞名下的银行账户：账号1.62237953101060****，账号2.622379531080015****，账号3.955880160210335****所发生的与朱春花有关的收支款项是尹训霞代本单位收支，……，与尹训霞个人无关。”对此朱春花有四点意见。4.1此证明只选择“与朱春花有关的收支款项”，而对其他款项和三个账户性质避而不谈。从尹训霞、宁召进提供不完全银行流水中可以看到三个账户中共有1000多笔交易，其中与朱春花有关的80多笔，历时4年多，80多笔款项都无一例外的需要尹训霞、宁召进代收代支，这不合常理。另外，从上千笔交易中选出80多笔单独证明其性质，也与常理不符。4.2文澜公司此份证明和实际情况不符。账号62237953101060****是尹训霞、宁召进支付所谓“投资收益”的账户，尹训霞、宁召进提供的资料显示，该账户内资金全部是尹训霞尾号85033个人账户转入的；另一账号622379531080015****也是这样的情况，2010年6月2日至2014年2月21日，其全部资金都是尹训霞尾号79471个人账户转入，这与证明内容明显不符。4.3文澜公司目前由尹训霞、宁召进夫妻实际控制，事实上不具备独立的法人人格，尹训霞、宁召进以该公司名义出具的证明不应被采信。尹训霞、宁召进在开庭时出具了文澜公司盖章的证明等材料。庭后，文澜公司股东张萍获悉此事，表示该公司目前由尹训霞、宁召进夫妻实际控制，公章也掌握在他们二人手中，并提供了书面说明（已与代理词一并提交一审法院）；同时在（2016）鲁01民终3475号民事判决书（该证据在一审诉讼中已提交）第13页最后两行有明确记载：公司另一股东熊英也表达了同一意思，原文“熊英自2007年后就不经常到文澜公司，文澜公司是宁召进和尹训霞两人控制”。因此，文澜公司由尹训霞、宁召进夫妻实际控制，事实上不具备独立的法人人格，尹训霞、宁召进以该公司名义出具的证明不应被采信。4.4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使用并不严谨。一审法院认为尹训霞、宁召进转给朱春花的款项是通过62237953101060****、622379531080015****和955880160210335****转出的，同时朱春花每月2500元工资也是通过以上账号发放的，据此结合公司证明进行了综合认定。朱春花认为这是缺乏逻辑的，文澜公司通过个人账户发放工资有其避税、少交社保等目的，这种情况在管理不规范的私营公司普遍存在（其他员工李娜娜、耿娜、姜玉莲、李洪树、李承新、郑矫倪等工资也是这样发放的），对于一个员工来说，能按时拿到自己的劳动收入也就可以了，谁也不会因为是个人账户发放的就不接受。而一审法院如此想当然推出，因为这些个人账户发放了工资，所以通过这些账户再给朱春花的转账也就是公司行为，从而否定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合意，不符合逻辑。三、一审法院未查清事实，朱春花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双方借贷关系的存在，同时也可以证实朱春花的诉请。基于涉案双方多年的同事及朋友关系，尹训霞、宁召进向朱春花借款时并未签署借条，但是根据朱春花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等，可以还原出事情真相。1.朱春花出借款项来源清晰，并非尹训霞、宁召进所称的业务往来款的回款。朱春花分别于2010年4月23日、2011年1月19日转给尹训霞、宁召进22万元、38万元，合计60万元。2.朱春花收回部分借款后都由个人支配，未交付任何客户，也可以证明并非尹训霞、宁召进所称的业务往来款。尹训霞、宁召进分别在2011年4月1日、2012年8月17日归还8万元、20万元，这两笔款项朱春花收到后，都是自己安排使用，未交付任何客户。3.从2010年4月朱传花借出第一笔款项，到2014年5月尹训霞、宁召进停止支付利息，历时4年，其中4次本金变化，48次每月利息支付，每次均按照本金0.8%的比例，数额绝非偶然，而是尹训霞、宁召进按照双方口头约定的利率支付的利息，这些足以证实涉案双方的借贷关系。4.因为相互信任，涉案双方除了借贷关系外，朱春花还曾三次在业务中协助尹训霞、宁召进代收代付资金，资金流转上都表现出交易地点围绕二手房业务、交易资金快速转交的特点。5.基于朋友关系，朱春花多次借款给尹训霞、宁召进。6.录音及视频资料进一步证实了双方在借贷关系。一审庭审中，朱春花向法院提交了一份录音及电视台节目视频，该证据是2014年12月27日，朱春花到尹训霞、宁召进家中索要欠款时录制，双方僵持过程中受到电视台的采访并在节目中播放。该证据中，尹训霞、宁召进明确认可借款的事实，仅是害怕个人承担责任，而将借款主体推给文澜公司。当庭质证时尹训霞、宁召进明确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庭后又提出鉴定申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4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承认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故录音及音像资料应当作为有效证据，并可以佐证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四、尹训霞、宁召进存在四处明显自相矛盾的证据。1.尹训霞、宁召进抗辩双方往来款项是朱春化利用文澜公司平台参与部分民间借贷的回款，朱春花与文澜公司之间是合作的关系。其中有三个尹训霞、宁召进故意含混的关键点，容易把案情搞复杂。第一、对外开展民间借贷业务的主体是公司还是个人？第二、公司平台是指什么？朱春花是如何利用公司平台的？第三、朱春花是如何参与民间借贷业务的？2.尹训霞、宁召进提交证据中存在四处明显相互矛盾的地方。一是，朱春花在2012年6月离职，尹训霞、宁召进提供的资金流向统计表显示，到2012年8月17日尹训霞、宁召进已经直接或间接转给朱春花60万元，双方各不相欠，但尹训霞、宁召进支付的收益一直持续到2014年5月。既然朱春花不上班，按尹训霞、宁召进的说法，双方也没有了借款或投资关系，而尹训霞、宁召进却一直支付收益，这显然无法解释。二是，资金流向统计表还显示，2010年6月21日、2010年11月12、2010年11月25日，尹训霞、宁召进分三次支付给第三人刘志强共计25万元，并在后面的说明中写着“朱春花与刘志强之间的业务是通过宁召进、尹训霞汇给刘志强，在业务结束时刘志强直接将款项给了朱春花。”而双方都认可的是朱春花第一笔给尹训霞、宁召进转款22万发生在2010年4月23日，第二笔转款发生在2011年1月，也就是说在尹训霞、宁召进给刘志强转款25万元期间，朱春花只转给尹训霞、宁召进22万，这是相互矛盾的，尹训霞、宁召进的说法显然不成立。同时尹训霞、宁召进把他们转给刘志强的款当作给朱春花的款，并毫无根据的说“在业务结束时刘志强直接将款项给了朱春花”。三是，尹训霞、宁召进称给朱春花的收益“是其借贷客户支付给朱春花的，而不是尹训霞个人支付给朱春花的”。根据尹训霞、宁召进证据《投资收益一览表》和《客户回款一览表》，其中矛盾的地方：(投资收益始于2010年5月，而客户汇款始于2010年10月；客户回款最后一笔在2012年3月，投资收益最后一笔在两年后的2014年5月，这中间的时间差很难理解。(客户汇款表列出李瑞霞、刘志强两人，而在资金流向统计表中钱只转给了刘志强，没有借钱给李瑞霞，为何会从李瑞霞处取得利益?四是，2010年4月23日朱春花转给尹训霞、宁召进22万，在一审中尹训霞、宁召进称其中的12万是还给他们的，另外10万在2010年11月12日转给了刘志强。第一、二次开庭时的原案件承办法官赵树栋当时就要求尹训霞、宁召进对此资金空闲7个月作出解释，尹训霞、宁召进称这是民间借贷的正常现象。其中存在的问题是，尹训霞、宁召进拿着朱春花的资金空闲7个月，却按月支付给朱春花利息。尹训霞、宁召进在资金空闲期间按月付息的行为，恰恰证明了本案双方是借贷关系。根据最高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规定第17条内容，我方提供22万元和38万元两份银行转帐凭证，朱春花完成第一阶段举证责任，两笔转帐尹训霞、宁召进辩称系业务回款，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庭审时对于具体情况也表示不清楚，第二次庭审时尹训霞、宁召进称38万元也是业务回款，具体哪一笔说不清楚，22万元也称其中10万元转给刘志强，其余款项是业务回款，也陈述不清楚。上诉状中也有22万元的充分说明，尹训霞、宁召进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所谓的款项是业务回款的主张，并且明确表达对上述款项的不清楚，尹训霞、宁召进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尹训霞、宁召进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理由：一、朱春花失口否认其从未与文澜公司任一客户存在民间借贷业务，而尹训霞、宁召进有大量证据能够证明朱春花与公司合作开展了实际借贷业务。1.公司客户刘镇与朱春花签订《个人最高额借款合同》、办理房屋抵押登记、文澜公司给刘镇出具收据。2.公司客户刘志强与朱春花签订《个人最高额借款合同》、办理房屋抵押登记。3.公司客户李瑞霞与朱春花签订《借款协议》，文澜公司将借贷资金汇给李瑞霞，李瑞霞定期将资金汇给尹训霞（并且在银行汇款时特别备注“朱春花利息”），再由公司会计尹训霞转给朱春花。以上几笔业务只是朱春花与公司合作众多业务中的一部分，上述证据已经能够清晰还原朱春花、文澜公司、客户之间的关系。即朱春花利用公司平台获取客户资源，然后与客户签订协议，办理业务，获取收益。表面上显示的尹训霞与客户、朱春花之间的资金往来，实质是尹训霞履行公司会计职责，代收代付公司相应业务款项。二、尹训霞是文澜公司会计，无论是朱春花与尹训霞之间，还是尹训霞和众多客户之间的资金往来，都是尹训霞代公司收支相应资金的行为。实际上，朱春花与宁召进、尹训霞之间有众多正常资金往来，根据尹训霞、宁召进查到的非全部信息，2009.10.16宁召进曾汇给朱春花12万元，2011.4.13宁召进汇给朱春花2.94万元加6000元现金，2011.4.1尹训霞曾汇给朱春花2.94万元，2011.6.15朱春花曾汇给宁召进21万元，2012.8.17尹训霞曾汇给朱春花20万元……按照朱春花的逻辑，若22万和38万是借款，那2011.6.15朱春花曾汇给宁召进21万也应是借款，然而，朱春花为什么未将这21万算作借款一并起诉？实际情况是，这21万和22万、38万性质一样，都是朱春花利用文澜公司平台做业务的往来款。尹训霞、宁召进在一审中以及在二审中提交的大量证据，能够客观显示尹训霞的个人账户与朱春花、张萍、熊英以及公司的客户之间有非常多的资金往来，尹训霞与他们之间的资金往来，都是其履行会计职责代公司收支款项。三、朱春花所谓的“利息”是其与公司业务合作的投资收益。1.在一审中朱春花向法庭出示的利息支付情况说明,是其个人的主观臆断得出的结论,并且大多与事实不符。每月通过尹训霞汇给朱春花的钱,是朱春花与公司业务合作的收入,即客户支付给朱春花的每月利息。朱春花签订的业务合同、抵押合同及李瑞霞的银行对账单都能说明这一实际情况。尹训霞、宁召进从银行调取的部分对账单显示，2011.5.24尹训霞、宁召进汇给朱春花4000元，2011.6.28尹训霞、宁召进汇给朱春花6000元，2011.8.24尹训霞、宁召进汇给朱春花6400元，2011.10.28尹训霞、宁召进汇给朱春花3000元……以上非全部信息说明，通过尹训霞的账户汇给朱春花的业务费用并非如朱春花所说都是固定的。2.在朱春花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中显示“含工资”、“代扣社保”等信息，恰恰证明通过尹训霞与朱春花之间的款项往来并非一个真实的借贷关系。如果是一个真实的借贷关系，利息就是利息，不可能包含社保、工资等其他信息。四、38万元之前，朱春花向宁召进也汇款21万元，宁召进汇款2.94万元，以及业务回款，到朱春花帐户24万元，上述事实朱春花也未提供具体是哪一笔业务的回款，这几笔业务都是朱春花承认的业务回款。朱春花陈述22万元的来源问题，一审并未提供证据证明22万元的来源，2011年4月1日尹训霞汇款至朱春花帐户80320元，2011年5月4日朱春花现金支取81600元，2012年8月17日尹训霞向朱春花汇款20万元，2012年8月21日朱春花现金支取20万元，不能证明其明确去向，与业务回款形式一致。综上，尹训霞、宁召进从未向朱春花提出过借款请求，双方也从未就借贷达成合意。尹训霞是文澜公司的会计，朱春花与尹训霞之间的资金往来是尹训霞代文澜公司收支业务款项。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朱春花的上诉请求，维护尹训霞、宁召进的合法权益。
朱春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尹训霞、宁召进偿还借款32万元及利息（2015年1月31日之前的利息23040元,之后的利息以32万元以基数，自2015年2月1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月息0.8%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朱春花与被告尹训霞、宁召进系朋友关系,两被告系夫妻关系。原告朱春花原系山东文澜仕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职工，其于2008年3月进入该公司，于2012年9月1日与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被告宁召进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尹训霞系该公司出纳会计。2010年4月23日，原告朱春花向被告尹训霞的622379531010160****账户转款21.2万元。同日，被告尹训霞在原告朱春花账户取款8000元。2011年1月19日，原告朱春花向被告尹训霞的955880160210335****账户转款38万元。被告尹训霞自2010年5月和6月分别向原告朱春花转账4100元、4260元，2010年7月至2011年1月每月向原告朱春花转账1760元，自2011年2月至2011年3月被告尹训霞分别向原告朱春花转款4800元，2011年4月至2012年5月每月向原告转款4160元，2012年6月和7月每月转3410元，2012年8月和9月每月转款1810元,2012年8月、9月每月转款1810元，2012年10月至2014年5月每月转2560元。上述转款均通过被告尹训霞的622379531080015****或622379531010160****账户转出。原告朱春花主张上述转款除前两笔转款有部分工资外，其余均系被告尹训霞、宁召进向其支付的利息，利率为月息0.8%。被告尹训霞、宁召进主张上述转款系原告朱春花利用山东文澜仕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平台参与部分民间借贷业务所获得的收益。2011年4月1日，被告尹训霞通过622379531080015****账户向原告朱春花转款80320元，2012年8月17日，被告尹训霞通过622379531080015****账户向原告朱春花转款20万元。原告朱春花主张上述转款系被告尹训霞向其偿还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其中本金28万元，利息320元。被告尹训霞、宁召进主张上述转款系原告朱春花参与公司部分民间借贷业务的业务回款。2010年7月至2012年5月期间，被告尹训霞通过其下述三个账号：622379531080015****、622379531010160****、955880160210335****每月向原告朱春花622202160200685****账户转款2500元。原告朱春花主张上述转款系被告尹训霞向其发放的工资，每月2500元。
2016年6月3日，案外人山东文澜仕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证明载明：“兹证明尹训霞系我单位出纳会计，尹训霞名下的银行账户：账号1.622379531010160****，账号2.622379531080015****账号，3.955880160210335****所发生的与朱春花有关的收支款项是尹训霞代本单位收支，是本单位与朱春花合作业务而产生的收支款项，与尹训霞个人无关。”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朱春花主张其与被告尹训霞、宁召进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原告朱春花应当举证证明其与被告尹训霞、宁召进之间具有借贷的合意。原告朱春花与被告尹训霞、宁召进提交的银行流水证明，原、被告双方存在多笔转款，被告尹训霞向原告朱春花的转款都是通过622379531080015****、622379531010160****及955880160210335****转出。而原告朱春花主张的每月2500元的工资也是通过上述三个账户发放，结合案外人文澜公司的证明及原、被告与该公司之间的关系综合认定，原告朱春花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合意,原告朱春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朱春花要求被告尹训霞、宁召进偿还借款32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朱春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50元、保全费2245元，由原告朱春花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尹训霞、宁召进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李瑞霞《借款协议》、齐鲁银行电子渠道交易明细查询单、齐鲁银行特种转帐传票、活期帐户明细，证明朱春花利用文澜公司平台作民间借贷业务，其是债权人、具体业务经办人、投资回报享有者；证据2.刘镇《个人最高额借款合同》、房屋登记簿、文澜公司记帐凭证和刘镇业务回款收据，证明朱春花利用公司平台作民间借贷业务，其是债权人、具体业务经办人；证据3.朱春花提交的对帐单，证明朱春花利用公司平台，自己与客户发生借贷关系，作民间借贷业务；证据4.文澜公司对帐单，证明2010年至2014年期间，尹训霞尾号85033和79471帐户资金都是来自文澜公司转入，资金是公司的，不是尹训霞自己的，同样该对帐单显示的是文澜公司汇给熊英、张萍帐户的资金也是公司资金而非熊英、张萍个人资金；证据5.梁玉敏与宁召进通话录音，证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到的梁玉敏是文澜公司的客户，梁玉敏确认通过尹训霞帐户汇给梁玉敏的资金实际是文澜公司向其支付的业务回款，与尹训霞个人没有关系；证据6.验资报告一份，证明2010年1月25日宁召进和尹训霞合计向文澜公司增资400万元，在2009年末2010年初，宁召进和尹训霞资金充裕，其不可能在当时向朱春花提出借款22万元；证据7.（2016）鲁01民终347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在判决书第14页，张萍自认其个人帐户由文澜公司使用，其帐户和尹训霞的个人帐户性质一样，代文澜公司收支相应业务款项。
朱春花对上述证据质证称，对证据1中李瑞霞《借款协议》质证意见同一审，借款协议没有载明债权人是谁，也未签字；对证据1中齐鲁银行电子渠道交易明细查询单、齐鲁银行特种转帐传票、活期帐户明细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仅仅证明资金往来，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主张的上诉人利用文澜公司平台合作，不能证明资金来源、去向、分红情况；对证据2中刘镇《个人最高额借款合同》、房屋登记簿质证意见同一审，对证据2中文澜公司记帐凭证和刘镇业务回款收据真实性不知情，文澜公司财务章、合同章均由被上诉人控制，其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对证据3朱春花提交的对帐单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文澜公司给客户代办的是银行消费贷款，银行要求消费贷款是专款专用，文澜公司就提供装修合同给银行达到为客户获取的目的，文澜公司没有装饰装修的经营内容，不能和客户签订装修合同，故被上诉人让公司员工和客户签订装饰合同。对证据4文澜公司对帐单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其主张成立，反而证明尹训霞和文澜公司存在人格混同，文澜公司实际控制人是两被上诉人。对证据5梁玉敏与宁召进通话录音真实性有异议，无法证明被上诉人的主张。对证据6验资报告真实性无异议，增资400万元是由第三方代办公司代办的，实际系虚假增资，不能证明当时的资金情况。对证据7（2016）鲁01民终3475号民事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主张，同时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宁召进在3475号案件中，张来玺借款给被上诉人宁召进等三人，利息同样是每月0.8%，与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致，可以看出是被上诉人常规借款利率。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关于证据1，李瑞霞《借款协议》并未载明出借人名字，且该协议现由尹训霞、宁召进实际持有，转账凭证显示的相应款项也是由文澜公司转向李瑞霞，活期账户明细仅能证明尹训霞向朱春花转款情况，综合以上分析，证据1并不能证明朱春花通过文澜公司平台对外借款的事实，该证据亦与本案朱春花所主张的借款没有直接关联性，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证据2、3、4、5，该证据均与本案借款并无关联性，亦不足以证明尹训霞的主张成立。关于证据6，宁召进、尹训霞是否向文澜公司增资，与本案借款事实的认定并无关联性，本院对该验资报告不予采信。关于证据7，张萍账户是否由文澜公司使用，与本案借款事实并无关联性，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除认定朱春花与尹训霞、宁召进不存在借贷关系有误之外，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其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间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朱春花2010年4月23日、2011年1月19日向尹训霞账户转款22万元、38万元，事实清楚，朱春花据此主张上述款项系尹训霞向其的借款，尹训霞抗辩称该款项系朱春花利用文澜公司平台做民间借贷业务的回款，但尹训霞对其上述抗辩主张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相应不利法律后果。其二，根据朱春花提交的银行账户明细，从2010年4月23日朱春花向尹训霞转款22万元，2011年1月19日朱春花向尹训霞转款38万元，2011年4月1日尹训霞向朱春花还款8万元，2012年8月17日还款20万元，到2014年5月止，尹训霞账户均按照月息0.8%以及相应本金数向朱春花账户转入相应利息，该事实可以印证朱春花的涉案主张成立。相反，尹训霞辩称上诉款项系朱春花与文澜公司合作产生的费用，但对此并无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且朱春花2012年9月1日已经与文澜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而2012年9月1日之后尹训霞账户仍向朱春花转入款项，故尹训霞关于朱春花利用文澜公司平台做民间借贷业务的主张显然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其三，虽然尹训霞提交的文澜公司出具的证明载明“尹训霞账户与朱春花有关的收支款项系该公司与朱春花合作业务而产生，与尹训霞无关”，但文澜公司并未出庭作证，朱春花对此亦不予认可，且该证明内容与本案查明的事实并不相符，亦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综上，朱春花关于其与尹训霞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主张成立，应予支持。一审法院以朱春花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为由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欠当，本院予以纠正。朱春花向尹训霞共出借60万元，尹训霞于2011年4月1日还款8万元，2012年8月17日还款20万，尚欠本金32万元，现朱春花要求偿还该32万元本金，应予支持。朱春花提供的尹训霞向其支付利息的转款明细可以证实双方约定利息为月息0.8%，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因尹训霞本案并未主张其他还款，按照朱春花提供的转款明细，尹训霞尚欠2014年2月、2014年6月至2015年1月31日的利息23040元。之后的利息按照月息0.8%计算。上述借款发生于尹训霞与宁召进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依法应当认定为两人的夫妻共同债务。
综上所述，朱春花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撤销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5）市民初字第338号民事判决；
被上诉人尹训霞、宁召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上诉人朱春花借款本金32万元及利息23040元；
被上诉人尹训霞、宁召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朱春花逾期付款利息（以32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2月1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月息0.8%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450元，保全费2245元，由被上诉人尹训霞、宁召进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450元，由被上诉人尹训霞、宁召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闫振华
审判员 黄宏伟
审判员 李 静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五日
书记员 李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