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甘民三终字第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掖市神农天壤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张掖神农天壤公司），住所地：张掖市甘州区荣康宾馆6楼。
法定代表人罗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文海，甘肃锦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韩复兵，该公司法律顾问。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南金苑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金苑公司），住所地：郑州高新区长椿路11号13幢1单元19层。
法定代表人康广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梁顺伟，北京开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涛，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张掖神农天壤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河南金苑公司植物新品种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张中民初字第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掖神农天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罗涛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文海、韩复兵、被上诉人河南金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梁顺伟、孙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玉米自交系“金系865”由郑州市伟科农作物育种研究所培育。2008年10月27日申请植物新品种权保护，2009年3月1日经农业部初审合格后予以公告。2012年7月1日，申请人由该研究所变更为郑州伟科作物育种科技有限公司。2014年1月1日，该品种依法取得植物新品种权，品种权号CN20080589.4，品种权人郑州伟科作物育种科技有限公司。2012年8月1日，该公司与河南金苑公司签署《玉米自交系金系865／WK798-2使用许可协议》，约定河南金苑公司利用该自交系只能生产经营玉米杂交种“金诚508”和“伟科702”，不得擅自生产其他杂交种。许可使用费标准为：生产杂交种面积低于2000亩时，年实施许可费按照50万元支付；大于2000亩不足5000亩时，按100万元支付……对于“金系865”的侵权行为双方均可以自已的名义单独或共同提起民事诉讼。同时授权河南金苑公司对于“金系865”在初审公告至授权期间他人的生产销售行为可行使追偿权。2013年9月27日，河南金苑公司支付许可使用费220万元。2014年5月26日，“金系865”品种权人再次授权河南金苑公司以自已名义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品种权人享有的追偿的权利”。
2013年7月，河南金苑公司发现张掖神农天壤公司在张掖市高台县生地湾农场利用“金系865”生产杂交种，遂申请甘肃省临泽县公证处进行公证。公证员在该农场潘永发的制种玉米地内提取玉米叶片封存，并对取样过程制作了《公证书》及视频光盘。河南金苑公司亦对该过程进行摄像，同时走访相关农户并刻制了光盘。2014年7月21日，该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由张掖市神农天壤公司被上诉人赔偿损失1万元。同年7月31日，该公司提交《增加诉讼请求数额申请书》，申请将赔偿数额变更为30万元。
2013年7月24日，河南金苑公司委托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对提取的玉米叶片样品进行DNA指纹图谱鉴定并交纳鉴定费4000元。玉米叶片样品由临泽县公证处工作人员白杰、姚天智送检。同年11月18日，该中心出具检测报告载明：待测样品与对照样品比对，比较位点数40，差异位点数0，结论为相同或极近似。
另查明，河南金苑公司曾以张掖神农天壤公司侵犯植物新品种商业秘密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指控侵权地为高台县生地湾农场，后撤诉。原审法院依法制作并送达了（2014）张中民初字第98号民事裁定书。河南金苑公司以植物新品种追偿权纠纷起诉本案后，因张掖神农天壤公司无法直接送达，遂依法公告送达了应诉通知及开庭传票，该公司到庭应诉。
原审法院对证据的认定与分析如下：
原告河南金苑公司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植物新品种权证书；2、“金系865”品种权人交纳年费1000元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3、载明“金系865”申请公告日为2009年3月1日的《查询公告》；4、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公告》2012年第四期，载明该品种权利人的变更；5、《玉米自交系金系865／WK798-2使用许可协议》；6、2014年5月26日“金系865”品种权人出具给河南金苑公司的授权书；7、河南金苑公司向“金系865”品种权人汇款220万元的中国农业银行进帐单；8、“金系865”权利人收到220万元许可使用费的收据。上述证据拟证明：河南金苑公司依品种权人的授权获得追偿权并依《许可协议》的约定支付了许可使用费，主体适格。经质证，张掖神农天壤公司对上述证据及原告的主体资格均无异议。
第二组证据（其中部分系河南金苑公司申请原审法院自双方商业秘密侵权纠纷一案调取）：1、甘肃省临泽县公证处（2013）临公证内字第2120号《公证书》（内附现场工作记录一份、光盘一张）。载明公证人员从潘永发耕种的玉米地内提取玉米叶片后封存的过程；2、河南金苑公司摄像的光盘一张，载明公证取样的过程及其在生地湾农场向相关农户调查的情况，并附摄像笔录一份。其中农户陈述：该农场制种的技术员是王多虎与一杨姓人，具体给谁制种、制了多少亩不清楚。王多虎陈述给张掖神龙天壤公司的罗涛制种；3、河南金苑公司与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签订的《一般委托检验合同》（附送检样品信息表）；4、《提取繁殖材料通知书》一份，载明原审法院干警李建芬、安凤梅自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中心提取“金系865”样品送检；5、张掖神农天壤公司的《制种违约处罚单》两张、《技术规程》一张；6、检测费票据一张；7、《北京玉米检测中心检测报告》一份；8、《甘肃省临泽县公证处介绍信》一份，载明由该单位工作人员白杰、姚天智向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送交保全封存的玉米叶片。上述证据拟证明：张掖神农天壤公司在生地湾农场利用“金系865”生产玉米杂交种，金苑种业公司因鉴定支付检测费4000元的事实。经质证，张掖神农天壤公司认为：1、临泽县公证处超出执业区域进行公证属程序不合法，其出具的公证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对《一般委托检验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因前述公证行为不合法，故对该合同的合法性与关联性均有异议；3、《制种违约处罚单》并非张掖神农天壤公司制作，王多虎并非该公司技术员；4、对《提取繁殖材料通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5、检测费票据出具时间为2013年12月5日，但在同年12月2日商业秘密案开庭时已提交，故该票据与本案无关联性；6、摄像光盘无论程序还是内容都不能证明神农天壤公司利用“金系865”繁育杂交种；7、《检测报告》的委托人是原告，而繁殖材料由原审法院工作人员因张中民初字第74-90号案件而提取，繁殖材料与检验报告中的鉴材是否同一无法考证。
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如下证据：1、询问徐瑜清、田玉斌的笔录。二人陈述未见过罗涛，亦不知罗涛的具体住址。该笔录证明原审法院受理本案后，依法向神农天壤公司送达应诉材料未果后，赴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罗涛之父家中送达的事实；2、对《处罚单》涉及的生地湾农场种植户冯某某的调查笔录。冯某某陈述：2103年耕种的16.5亩用于玉米制种，具体给谁种不清楚，只知道技术员是王多虎和一不知名的人。有王多虎署名的处罚单真实，但最终未交纳罚款；3、对《处罚单》涉及的生地湾农场种植户何某某的调查笔录，何某某陈述：2013年种植的是制种玉米，具体给谁制种不清楚。王多虎署名的处罚单是出具给其父的，后被一个不认识的人收走了，自已未交纳罚款；4、对生地湾农场代理场长何某某的调查笔录。何某某陈述：2013年农场种植的制种玉米系为神农天壤公司制种，经理罗涛。但对合同签订及制种款的情况不清楚。该公司指派的技术员是王多虎和一杨姓人。未见过《处罚单》，但操作规程真实。
经质证，河南金苑公司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张掖神农天壤公司对徐瑜清、田玉斌的陈述无异议。对冯某某的陈述与本案的关联性持有异议，对何某某陈述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冯某某、何某某并不知为谁制种，其证言与本案无关联性。何某某仅是现任代理场长，其并未参与2013年制种情况，该陈述应属传来证据，不具证明力。
原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定：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能够证明河南金苑公司主体适格，予以采信；第二组证据系河南金苑公司在公证保全过程中形成，视听资料系原始取得，摄像光盘中相关种植农户的现场陈述能够证明2013年高台县生地湾农场进行玉米制种的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应予采信；鉴定程序合法、检验报告依据充分，应予采信；何某某、冯某某、代理场长何某某的证言与原告提交的摄像光盘中王多虎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可证明2013年涉案地块为张掖神农天壤公司进行玉米制种的事实，应予认定。
原审法院认为，“金系865”系经农业部授权的玉米新品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品种权被授予后，自初步审查合格公告之日起至被授予品种权之日止的期间，对未经申请人许可，为商业目的生产或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单位和个人，品种权人享有追偿的权利。其立法目的在于给予授权品种临时保护期，全面保护品种权人的科技成果。在此期间，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为商业目的利用授权品种的行为均构成对授权品种的不当使用，品种权人享有依法维权及追偿的权利。
关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河南金苑公司与案外人郑州伟科作物育种科技有限公司经《许可使用协议》约定，享有对“金系865”的侵权行为以自已的名义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及对他人在初审公告至授权期间的生产销售行为行使追偿权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普通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经品种权人明确授权，可以提起诉讼。追偿权是一种非依附于人身的债权，依法可以转让。河南金苑公司经有效授权行使该民事权利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其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主体适格。
关于原告起诉本案及送达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河南金苑公司曾因同一事实，以侵犯商业秘密为由起诉张掖神农天壤公司。撤诉后又以植物新品种追偿权纠纷为由再次起诉对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受理后，因无法向被告直接送达应诉材料，遂依法公告送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故对被告此项辩称理由不予采信。
关于本案的事实认定及责任承担问题。分析本案证据，公证员在高台生地湾农场向种植户潘永发询问，在其玉米地内提取了玉米叶片样品并对取样过程摄像并刻制了视频光盘，《公证书》及视频光盘能够证明临泽县公证处人员在该农场提取制种玉米叶片的事实。庭审中，被告认为本案申请人所在地及物证保全地均不在临泽县公证处的执业区域内，该公证处无权公证，故公证取样程序违法，《公证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经审查，临泽县公证处受理了原告公证保全的申请，其保全事项仅限于玉米叶片样品的提取。《公证书》所附视频光盘与原告摄制的视频光盘均清晰反映了该提取全过程，故对该公证处提取玉米叶片样品的客观事实应予认定。被告此项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原告在高台县生地湾农场现场录制的摄像资料清晰完整，部分种植农户陈述该农场进行玉米制种，王多虎陈述为被告公司制种。虽然原告自行取得的摄像资料在证据形式上存在瑕疵，但考虑品种权人取证困难、维权障碍大等客观情况，不能施以过于严苛的标准审查排除。因此，该视听资料已尽基础证明责任，真实反映了当时当场的原始状况，可以与公证证据和实物照片相互印证，应予采信。何某某、冯某某、代理场长何某某的证言与原告提交的摄像光盘及《处罚单》、《操作规程》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可证明2013年被告在涉案地块内利用“金系865”繁育种子的事实，应予认定。经依法鉴定，取样样品与“金系865”品种基因指纹图谱相同或极近似。审查该鉴定程序，在潘永发耕地内提取的待测样品由临泽县公证处工作人员签领送交，比对标准样由法院工作人员提取送交，送检及鉴定程序合法，应予认定。综合全案证据，可认定被告为商业目的利用“金系865”生产杂交玉米种的事实。因其确因生产销售获利，依法补偿品种权人适当损失应属合理。本案中，原告与案外人协议约定生产杂交种面积低于2000亩时，“金系865”的年实施许可费为50万元。考虑原告繁育亲本种子的事实及被告的种植面积并依据公平原则，原告要求被告补偿30万元的诉请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条例》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张掖市神农天壤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补偿原告河南金苑种业有限公司经济损失30万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5800元，鉴定费4000元，合计9800元，由被告负担。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宣判后，张掖神农天壤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张掖神农天壤公司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主体适格错误、采信证据不当、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理由为：
1、被上诉人诉讼主体不适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享有“追偿权”的主体是“品种权人”。故该项“追偿权”应属知识产权中的人身权利，不得让予他人行使。自交系“金系865”的品种权人为郑州伟科作物育种科技有限公司，被上诉人依据该品种权人的《授权书》以自已的名义行使追偿权于法相悖，应驳回其起诉；
2、原判采信证据有误，认定事实不清。原审法院仅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视听资料中王多虎的陈述和几份《调查笔录》、《处罚单》、《操作规程》就认定上诉人实施“金系865”的种植行为不当。王多虎虽陈述为上诉人制种，但其并非上诉人员工。其陈述属证人证言，在上诉人对其陈述当庭否认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应通知其到庭接受质询。冯某某、何某某并不清楚涉嫌地块繁育的玉米杂交种为谁繁育，原审法院应通知其出庭，而不能仅仅制作《询问笔录》。代理场长何某某虽陈述2013年生地湾农场为上诉人制种，但其并未实际参与制种合同的签订，该陈述系传来证据，在无其它证据印证的情形下应不予采信。《处罚单》、《操作规程》上虽载有“神农天壤公司”字样，但其系打印形成，并非加盖的公司印章，不具证明力。
3、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生产或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品种权人才享有追偿的权利。因涉案地块内繁育的只是玉米杂交种而非自交系“金系865”，故无论该地块系何人委托繁育，均不能认定为生产或销售了涉案玉米品种，被上诉人不能行使追偿权。
上诉人另当庭补充上诉理由：原审法院未到上诉人的住所地张掖市荣康宾馆6楼送达即公告送达属程序违法。原审法院曾于2014年受理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商业秘密侵权纠纷案，上诉人当时提交了《授权委托书》。2014年7月20日，河南金苑公司撤诉后于次日提起本案诉讼。原审法院向上诉人送达裁定时明知该事实，却未告知再次起诉及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的事实。直至开庭前，上诉人在办理其它案件时才发现对方再次提起诉讼。上诉人接到的诉状中诉讼请求仅为1万元，侵权行为地为甘州区五泉林场。一审庭审时，因被上诉人变更了诉讼请求，上诉人遂申请延期举证，未予准许。因上诉人从未在五泉林场生产涉案种子，对方变更侵权行为地后上诉人再次要求延期举证，却被告知系笔误而不予准许。
被上诉人河南金苑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为：上诉人的工商登记是荣康宾馆6楼，在商业秘密侵权纠纷案中，原审法院送达时无此单位，亦无工作人员，后偶然在街上看到其法定代表人罗涛的车辆，欲为其送达。但因罗涛当场要求法院工作人员出具《执行公务证》而送达未果。后法院又根据其身份证地址，欲通过其父和村民寻找，但无功而返，便公告送达。对方在商业秘密案中提交的委托手续非本案委托手续，原审法院无义务告知其对方再次起诉的情况。变更地址系诉状出现笔误。
二审时，上诉人提交证据一份：本院二审时向罗涛送达法律文书的特快专递回执，欲证明其住所地从未变更。
上诉人另于庭审前提交《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申请生地湾农场前场长万某某出庭作证。其在庭审质询时称：2013年在生地湾农场制种的是张掖富凯公司而非神农天壤公司，面积800-900亩，非同一品系，有制种合同且已为农户支付了制种款，该过程是其代表农户组织的个人行为。另有43亩系山东德州张东亮所制。富凯公司的制种款由其向农户发放，均是现金交易。冯某某和何某某均是给富凯公司制种。王多虎2013年未在生地湾农场做技术员。罗涛和富凯公司的人去过生地湾农场。
二审查证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的主体资格是否适当，上诉人
是否使用玉米自交系“金系865”繁育制种及原审法院公告送达是否合法。
本院认为，植物新品种的培育需耗费巨大的财力、智力，特别是亲本自交系，因其可用于繁育杂交种，经济利益巨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三十三条的立法目的在于赋予授权品种自初审公告至获得授权期间享有特殊保护期，赋予权利人对此期间发现的他人未经许可，为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享有追偿的权利，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其利益。
关于被上诉人河南金苑公司的主体资格是否适当的问题。追偿权系财产权利，是一种补偿性质的债权，在获得授权的前提下，被上诉人依法可承继该权利。本案中，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即“金系865”品种权人于2012年8月1日签订的《玉米自交系865／WK798-2使用许可协议》中明确约定：对于初审公告至授权期间他人生产、销售“金系865”或者利用“金系865”生产杂交种的行为，甲方授权乙方行使植物新品种权追偿……诉讼所得收益在实际执行并扣除相关费用后，由双方分成。该品种权人于2014年5月26日出具《授权书》，明确认可其委托被上诉人行使追偿权的行为。此系对其前期授权的再次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亦对普通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经品种权人明确授权后享有诉权作出明确规定。故被上诉人河南金苑公司经有效授权行使该民事权利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其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主体适格。上诉人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
关于上诉人张掖神农天壤公司是否使用玉米自交系“金系865”繁育制种的问题。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临泽县公证处工作人员会同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孙涛、委托代理人梁顺伟在生地湾农场潘永发的地块中随机剪取玉米父本叶片封存并制作光盘，被上诉人亦对该过程进行摄像。后被上诉人携同公证处人员在该农场现场录制的其他摄像资料反映：农户称该农场场长叫万某某，制种公司技术员是王多虎及另一杨姓人。王多虎则陈述其属于罗涛的公司。该光盘与临泽县公证处录制的光盘及出具的《公证书》可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
被上诉人提交的2013年7月8日出具给生地湾农场农户冯某某、何某某的《处罚单》明确载明《张掖神农天壤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玉米制种田违约处罚单》，“蹲点技术员”署名为“王多虎。”此与农户陈述可相互印证。上诉人称《处罚单》、《操作规程》上虽载有“神农天壤公司”字样，但其系打印形成，并非公司印章，不具证明力。二审认为，该证据虽未加盖公章，但直接取自制种农户。在玉米制种过程中，制种公司对农户的技术指导应是严格、正规的，一旦指导不利则需承担责任。如确非神农天壤公司制种，其技术人员王多虎擅自以公司名义对农户下发《处罚单》和《操作规程》则有悖常理，故上诉人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由于上诉人一审时因该《处罚单》系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自农户手中购买而持有异议，原审法院遂于2015年1月7日分别依职权对该《处罚单》涉及的农户冯某某、何某某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该二人均陈述：技术员是王多虎和另一人，《处罚单》确由王多虎开具。同日，原审法院对现任生地湾农场党支部书记、代理场长何某某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其陈述：2013年该农场给神农天壤公司制种，经理罗涛，公司指派的技术员是王多虎和一杨姓人，操作规程见过，《处罚单》未见过，但技术员可确定是王多虎。上述《询问笔录》与前述分别由公证处和被上诉人录制的光盘可相互印证，形成有效证据链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视听资料包括录音资料和影像资料。故上述两份光盘在证据形式上属视听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应当调查收集。因此，原审法院依职权所做的《询问笔录》系其对于相关证据和事实的核查，并非证人证言。上诉人所提王多虎、代理场长何某某应出庭接受质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
临泽县公证处《现场工作记录》载明其在潘永发地块中随机剪取的是玉米“父本”叶片，后公证处将此封存样品送检，检测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与《送检样品信息表》中的样品条码一致，该取样样品经鉴定与“金系865”品种基因指纹图谱相同或极近似。上述表明涉案地块内繁育的杂交种其父本确系自交系“金系865”，该制种行为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生产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的行为。而被上诉人与该品种权利人签订的《许可协议》中则明确将初审公告至授权期间他人“利用金系865生产杂交种的行为”列入可行使追偿权的范畴。故上诉人所提涉案地块内只是繁育玉米杂交种而非自交系“金系865”，原审适用法律有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审中，上诉人申请万某某出庭作证。对其证言，本院做如下认定：
万某某虽陈述2013年在生地湾农场制种的是张掖富凯公司，制种款由其亲自发放，但并未提交《制种合同》和农户签收制种款的相关证据。作为农场时任场长，其私自组织农户制种的陈述有违行政管理制度，亦有悖常理。二审期间，本院委托原审法院分别向张掖富凯公司法定代表人罗积军及万某某进行询问，罗积军明确陈述2013年富凯公司从未在生地湾农场制种，万某某亦明确表示无法提供其在庭审中陈述的与富凯公司的《制种合同》及制种款的签收证据，故本院对万某某关于张掖富凯公司制种的陈述不予认定；
万某某在质询阶段陈述其并不认识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梁顺伟，但被上诉人提交的在潘永发地块中录制的视频光盘则显示：万某某当时恰好来检查潘永发的玉米制种情况，其在检查公证员证件时拿走了公证员对潘永发现场制作的《询问笔录》不予归还并与梁顺伟有直接对话。此事实在《公证书》中明确记录在卷。故万某某的此点陈述与事实相矛盾，不具真实性；
在被上诉人提交的录像中，王多虎称为罗涛的神农天壤公司制种，万某某系其同学。后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梁顺伟携公证员以种子收购者身份前往生地湾农场晾晒场，在该晾晒场技术员休息的帐篷中与王多虎再次相遇，王多虎称其公司是张掖罗涛的公司。结合其他农户在录像中均陈述为神农天壤公司制种，王多虎和另一杨姓人是技术员的事实，应认定万某某所述王多虎2013年未在其农场做技术员不具真实性。根据上述分析，证人万某某的证言不具客观性和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
综合全案证据，结合当事人庭审陈述和已查明的事实，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神农天壤公司2013年在高台县生地湾农场使用自交系“金系865”繁育制种并无不当。
关于原审法院公告送达是否合法的问题。原审法院于2014年8月5日对村民徐瑜清、田玉斌所做的《询问笔录》表明：原审法院曾赴张掖市甘州区沙井驿乡新民村二社罗涛之父罗去彬家中寻找罗涛，并打听其在张掖市区的住址。上诉人一审质证时对该《询问笔录》无异议。经询问原审法院，此前，该院曾多次前往张掖市荣康宾馆6楼送达，每次均因该公司无人而无功而返，否则，原审法院不必舍近求远。另外，商业秘密侵权纠纷一案与本案系不同案件，原审法院送达前案时无义务告知上诉人其被再次起诉的情况。故原审法院公告送达并未违反法定程序。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张掖市神农天壤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康天翔
代理审判员 窦桂兰
代理审判员 刘晓光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贺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