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桂06行初25号
原告防城区文昌街道佛堂村红一组。
代表人邓发科，组长。
委托代理人马丽驹，广西十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北路。
法定代表人荣毅宏，代区长。
委托代理人梁发文，防城区司法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吴祖东，防城区司法局干部。
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防城港市中心区市政大厅。
法定代表人何朝建，市长。
委托代理人韦昊良,防城港市法制办干部。
委托代理人卢振佳,防城港市法制办干部。
第三人防城区文昌街道佛堂村红三组。
代表人冯保升，组长。
钟恒强，男1950年3月20日出生，瑶族，住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系第三人组员。
原告防城区文昌街道佛堂村红一组（以下简称“佛堂红一组”）不服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防城区政府”）于2015年9月21日作出的防区政处[20l5]10号《关于防城区文昌街道佛堂村红一组与红三组林地权属纠纷的行政处理决定》（以下简称“林地处理决定”），及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于2016年2月5日作出的防政复决[2016]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6年3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3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佛堂红一组的代表人邓发科及委托代理人马丽驹，被告防城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吴祖东、梁发文，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韦昊良，第三人防城区文昌街道佛堂村红三组（以下简称“佛堂红三组”）的代表人冯保升及其委托代理人钟恒强，证人邓某1、邓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9月21日，被告防城区政府作出了林地处理决定书，该决定，查明如下事实：争议的长湖大岭四至界至为：东与公车镇岭交界；南以岭顶分水为界；西从岭顶至长湖大岭嘴分水为界；北至田边。面积39亩。争议的枫木树大岭撇四至界至为：东与钟再业责任田边为界；南至岭顶分水为界；西至岭顶至枫木树万坜口(岭嘴)分水为界；北至红三组田边。面积9.6亩。争议的长湖大岭、枫木树大岭撇在解放后至今属人民政府未确权之岭，在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该争议山之前属荒山、柴草用岭。在农村集体化经营时期，原告与被第三人都曾在现争议岭上开荒种植过经济作物、割草、放牧等。八十年代落实林业承包责任制后，对于长湖大岭，佛堂红三组社员钟再业、钟存业、钟恒贵、冯保升等对长湖大岭松木进行管理，2004年承包给红四组社员钟某2的儿子钟凤业采脂。2008年佛堂红三组社员叶雪青在长湖大岭种上桉树引发了对长湖大岭权属争议。对于枫木树大岭撇，因2006年佛堂红一组社员邓发全在该地种上桉树，佛堂红三组提出权属异议。目前，长湖大岭、枫木树大岭撇的桉树都已成林。而长湖大岭的其它林木处在自然生态环境中。
在上述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防城区政府认为，对争议的长湖大岭，尽管原告与第三人都提出权属主张，认为“三包四固定”时期确权归己所有，但双方都无法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证实，但从有利于生产、方便管理的原则及家庭承包责任制管理方面考虑，因此佛堂红三组对长湖大岭主张权属应予支持。而对于争议的枫木树大岭撇，同样双方都提出权属主张，认为“三包四固定”时期确权归己所有，但双方都无法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证实，但从现实管理来看，佛堂红一组社员邓发全已在该岭种植桉树且已管理成林，因此红一组对枫木树大岭撇主张权属应予支持。综合以上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十七条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桂发([1982]36号)第四条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争议的长湖大岭，四至界至为：东与公车镇岭交界；南与岭分水为界；西从岭顶至长湖大岭嘴分水为界；北至田边。面积39亩。此四至界至范围山岭林地的所有权为佛堂红三组集体所有。争议的枫木树大岭撇，四至界至为：东与钟再业责任田边为界；南至岭顶分水为界；西至岭顶至枫木树万坜口(岭嘴)分水为界；北至红三组田。面积9.6亩。此四至界至范围山岭林地的所有权为佛堂红一组集体所有。根据以上决定制作的《防城区文昌街道办事处佛堂村红一组与红三组山林权属处理界至图》与本决定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当事各方对以上决定如有不服的，可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逾期不申请复议的，则按本决定执行。
防城区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其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1、文件处理卡（申请书），证明红三组提交全书纠纷调处申请书；2、报告、送达回证、答辩书，证明依照程序送达申请人书副本、答辩通知、红一组提出答辩意见等；3、现场勘验笔录，证明共同确定了争议山岭的四大界至、枫木树大岭撇的桉树是红一组人所种植，岭脚下水田是红三组所有。长湖大岭的桉树是红三组人所种植、岭脚下水田是红三组所有等事实；4、山岭划分界至，证明红一组提交的书证；5、调查笔录（叶雪青、钟某2、冯宝升、邓发科、缪强、钟裕业、缪永祥、缪文），证明工作组所调查的证人证言情况，综合分析，争议山岭长期以来人民政府没有确权、枫木树大岭撇的现管事实红一组比较充分；长湖大岭的现管理事实红三组比较充分；6、调解笔录、调解会记录，证明对双方当事人争议山林进行调解的笔录，调解会的记录情况；7、证明，证明红一组、红三组的代表人（组长）的证明；8、附件：本案适用法律法规，《森林法》十七条、《调处条例》第四条、十七条、《暂行条例》第四条；9、防区政处[2015]10号文，证明区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并送达当事人；10、防政复议[2016]2号文，证明市政府维持处理决定。
市政府于2016年2月5日作出的防政复决[2016]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其查明的事实与防城区政府查明的事实一致。市政府认为，佛堂红一组和第三人佛堂红三组争议的长湖大岭、枫木树大岭撇两个岭，自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林业“三定”等时期，未经政府确定权属。八十年代落实林业承包责任制后，第三人佛堂红三组社员对长湖大岭进行管理，佛堂红一组社员邓发全在枫木树大岭撇种植桉树，且已管理成林，佛堂红一组主张全部争议山权属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防城区政府根据争议双方对争议山的管理事实，从有利于生产，方便管理的原则确定争议山权属的理由充分，予以支持。防城区政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规定为依据对本案进行处理，适用法律正确。防区政处[2015]1O号处理决定还适用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该条规定的是调处水利纠纷的职权依据，本案是山林权属纠纷，不是水利纠纷，该条规定不是本案适用依据，但不影响本案处理。综上所述，防城区政府作出的林地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基本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如下：维持防城区政府作出的林地处理决定。如对本复议决定不服，可自接到本复议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被告市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其作出复议决定的证据、依据：1.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向市政府申请复议；2.受理通知书、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证明市政府依法受理；3.调解意向表，证明原告、第三人均不同意调解；4.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市政府作出复议决定。
原告诉称，2015年9月21日，防城区政府经佛堂红三组申请，作出林地处理决定。该林地处理决定将争议的长湖大岭确权给佛堂红三组集体所有，将枫木树大岭撇确权给佛堂红一组集体所有。佛堂红一组不服该林地处理决定，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林地处理决定，将争议的长湖大岭、枫木树岭确权给佛堂红一组集体所有。其后，市政府作为复议机关，作出防政复决[2016]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林地处理决定。行政复议期间，佛堂红一组依法向市政府递交了证人钟某1、黄某、缪某的证人证言及《山界划分界线》等证据材料，证实l959年12月9日，时任佛堂村佛中队长与佛东队长签订了《山界划分界线》，明确将长锅大山西南边归佛东队保管，佛东队后来被分为佛堂红一组和红二组。现本案争议地长湖大岭和枫木树岭都是长锅大山去塘边路的西南边山岭。争议山岭距离佛堂红一组村民居住地近，在八十年代，佛堂红一组就把这些山岭分给了该组的10户村民承包经营管理。原告认为，林地处理决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从有利于生产、方便管理的原则考虑，也不应将争议地确权给佛堂红三组所有。另，佛堂红三组个别人提出已将长湖大岭发包给其本组村民承包管理没有事实依据。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为此，原告依法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恳请法院支持如诉请：l、撤销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防政复决[20l6]12号)及防城区政府作出的林地处理决定：2、判令防城区政府对佛堂红一组与红三组林地权属纠纷重新作出确权。
原告就其诉讼请求提供了以下证据：1.村委会证明、邓发科身份证，证明邓发科是原告的代表人，是组长；2.林地处理决定、《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防城区政府作出林地处理决定对争议地确权，佛堂红一组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作出维持林地处理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3、《山界划分界限》、《山林权属纠纷调处申请》、证人证言及身份证；4、当庭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及身份证，证据3、4均证明行政复议期间向复议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共同证实争议林地权属为红一组所有，林地处理决定认定事实错误。
被告防城区政府辩称，一、防区政处[2015]1O号处理决定程序是合法的。防区政处[2015]1O号处理决定在当事人申请后，防城区政府依法受理，进行现场勘界、调查取证，并经调解后作出处理决定，其行政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规定的有关程序。二、防区政处[2015]10号依据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实体处理是实事求是的。争议的长湖大岭四至为：东与公车镇岭交界；南以岭顶分水为界；西从岭顶至长湖大岭嘴分水为界；北至田边：面积39亩。争议的枫木树大岭撇四至为：东与钟再业责任田边为界；南至岭顶分水为界；西至岭顶至枫木树万坜口(岭嘴)分水为界；北至红三组田边；面积9.6亩。争议的长湖大岭、枫木树大岭撇在解放后至今属人民政府未确权之岭，在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该争议山之前属荒山、柴草用岭。在农村集体化经营时期，原告与第三人都曾在现争议岭上开荒种植过经济作物、割草、放牧等。八十年代落实林业承包责任制后，对于长湖大岭，红三组社员钟再业、钟存业、钟恒贵、冯保升等对长湖大岭松木进行管理，2004年承包给红四组社员钟某2的儿子钟凤业采脂。2008年红三组社员叶雪青在长湖大岭种上桉树，引发了对长湖大岭权属争议。对于枫木树大岭撇，因2006年红一组社员邓发全在该地种上桉树，红三组提出权属异议。目前，长湖大岭、枫木树大岭撇的桉树都已成林。而长湖大岭的其它林木处在自然生态环境中。防城区政府认为：对争议的长湖大岭，尽管原告与第三人都提出权属主张，认为“三包四固定”时期确权归已所有，但双方都无法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证实，但从有利于生产，方便管理的原则及家庭承包责任制后管理方面考虑，因此红三组对长湖大岭主张权属应予支持。而对于争议的枫木树大岭撇，同样双方都提出权属主张，认为“三包四固定”时期确权归已所有，但双方都无法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证实，但从现实管理来看，红一组社员邓发全已在该岭种植桉树且已管理成林，因此红一组对枫木树大岭撇主张权属应予支持。三、防区政处[2015]10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是正确的。防区政处[2015]10号处理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十七条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桂发([1982]36号)第四条的规定作出的。综上所述，防城区政府防区政处[2015]10号处理决定程序是合法的，实体处理是实事求是的，适用法律是正确的．请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维持。
被告市政府辩称，一、防政复决[2016]2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1．市政府依法有权受理佛堂红一组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佛堂红一组不服防城区政府作出林地处理决定，于20l5年l2月22日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规定：“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作为防城区政府的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可以受理申请人不服下一级人民政府防城区政府具体行政行为而申请的行政复议。2．市政府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申请行政复议后，复议机构市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依法予以受理，对案件进行审查，组织当事人调解，由于当事人各方分歧太大，调解不成后依法作出防政复决[2016]2号复议决定，该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二、防政复决[2016]2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经审查，防城区政府查明：争议的长湖大岭四至为：东与公车镇岭交界，南以岭顶分水为界，西从岭顶至长湖大岭嘴分水为界，北至田边，面积39亩。争议的枫木树大岭撇四至为：东与钟再业责任田边为界，南至岭顶分水为界，西至岭顶至枫木树万坜口(岭嘴)分水为界，北至红三组田边，面积9.6亩。争议的长湖大岭、枫木树大岭撇在解放后至今属人民政府未确权之岭，在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属荒山、柴草用岭。在农村集体化经营时期，佛堂红一组和红三组都曾在争议岭上开荒种植过经济作物、割草、放牧等。八十年代落实林业承包责任制后，佛堂红三组社员对长湖大岭松木进行管理，2004年承包给红四组社员钟凤业采脂。2008年红三组社员叶雪青在长湖大岭种上桉树，引发对该岭权属争议。2006年，因佛堂红一组社员邓发全在枫木树大岭撇种桉树，佛堂红三组提出权属异议。目前，长湖大岭和枫木树大岭撇的桉树都已成林。长湖大岭的其它林木仍是自然生长。原告佛堂红一组和第三人佛堂红三组争议的长湖大岭、枫木树大岭撇两个岭，自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林业“三定”等时期，未经政府确定权属。八十年代落实林业承包责任制后，第三人佛堂红三组社员对长湖大岭进行管理，佛堂红一组社员邓发全在枫木树大岭撇种植桉树，且已管理成林，红一组主张全部争议山权属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防城区政府根据争议双方对争议山的管理事实，从有利于生产，方便管理的原则确定争议山权属的理由充分，予以支持。防城区政府作出的林地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复议机关市政府依法予以维持。三、防政复决[2016]2号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防城区政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规定为依据对本案进行处理，适用法律正确。防区政处[2015]10号处理决定还适用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该条规定的是调处水利纠纷的职权依据，本案是山林权属纠纷，不是水利纠纷，该条规定不是本案适用依据，但不影响本案处理。防城区政府作出的防区政处[2015]10号关于佛堂红一组与红三组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基本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市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维持防城区政府作出的防区政处[2015]10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综上所述，防政复决[2016]2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请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第三人佛堂红三组陈述称，一、佛堂红一组在起诉状中的事实和理由部分是伪造证据，捏造事实。实际的情况是：1960年生产体制下放，佛堂自然村分东、中、西三个生产队，现在的红一、红二组属佛东生产队，红三、红四组属佛中生产队，红五组属佛西生产队，而当时各队只着重坡田，对岭权属根本不重视，各队只是沿集习惯即对哪一片岭靠近哪一个队的耕地就由哪一个队管理使用，由于双方争议的长湖大岭和枫木树大岭撇属于佛中队的耕作区范围，因此这两个岭由佛中队管理、使用，1962年佛中队分为佛堂红三、红四组，佛堂红三组与红四组分土地时，才把争议的长湖大岭和枫木树大岭撇分给佛堂红三组管理、使用，八十年代落实承包责任后，我方生产组把长湖大岭承包给本组钟再业、钟存业、叶雪青、钟恒贵、冯保升等户，2004年我组承包户把自己承包林地内的松木出租给佛堂红四组社员钟某2的儿子割松脂，租金均由第三人承包户领取，2008年第三人承包户叶雪青又在其承包长湖大岭的林地上种上桉树。但对于枫木树大岭撇，确实是第三人疏于管理的原因，才让佛堂红一组人种上桉树，政府才根据管理、使用的事实确权给佛堂红一组，第三人也认识到自身的原因造成，才忍痛接受这一事实。而佛堂红一组在诉状中竞称在1959年12月9日佛东队队长邓儒纪与我方前身佛中队的队长钟某2签订一份《山岭划分界线》，根本上是子虚乌有。理由很简单，一是在政府调处时，佛堂红一组也提供过这份证据，但由于其无法提供原件，政府才不予采信；二是该份《山岭划分界线》钟某2的签名与调处工作人员调查钟某2的签名的笔迹天壤之别，《山岭划分界线》无论是内容部分和签名均是一个人的笔迹，是伪造的；三是这份《山岭划分界线》所涉及的土地包括有佛西队即现在佛堂红五组的土地，却没有时任佛西队队长的签名。二、佛堂红一组在诉状中称“在八十年代，红一组把这些山岭分给了该组的10户村民承包经营使用”也不是事实。因为如果是这样，第三人根本不可能收取长湖大岭的松木租金，村民叶雪青也不可能能够在长湖大岭种上桉树。三、佛堂红一组在诉状中亦称“从有利于生产方便管理的原则考虑，也不应将争议地确权给第三组所有”，理由简直太过牵强，争议地六十年代初就由第三人经营、管理、使用，岭脚下基本是第三人的田地。综上所述，防城区政府根据管理、使用的事实作出防区政处[2015]10号。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是适当、公平的，请求人民法院能本着事实和法律予以维持。
第三人提交证据如下：1.代表人身份证明，证明第三人代表人的身份；2.证人钟某2的身份证，证明钟某2的身份；3.钟某2的证明，证明原告提交的《山岭划分界线》是不真实的。当庭提交一份证据：收据，证明钟某2儿子就租赁争议山向第三人支付租金。
经质证，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如下。
原告对被告防城区政府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证据1，证明内容没有异议，但是载明的事实不属实；证据2、4无异议；证据3，三性均有异议，首先作出勘验笔录及制造争议山图的勘验单位没有法定资质，现有证据没有标明勘验单位有资质，其次该证据并没有测量报告，行政机关的处理决定，我方当事人提出现场勘验的情况记载是事后补充填写的，当时是签到表格而已，并没有记载有别的，基于以上三点对现场勘验笔录和争议图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5，该份证据接受调查的人都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不完全真实；证据6-7、9无异议；证据8，本案行政关使用调处条例17条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是不正确的；证据10，对内容没有异议，但是处理决定本身是错误的。
原告对被告市政府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证据1-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这三份证据不能证明复议决定正确，也不能证明防城区政府作出的决定正确；证据4，该处理决定错误。
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
被告防城区政府和市政府对彼此的证据均无异议，第三人对二被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二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防城区政府对原告的证据质证意见：证据1-2无异议；证据3中的山界划分界线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山林权属纠纷调处申请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其他均无异议；证据4三性均有异议。因为两位证人是佛堂红一组的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所以不予采信；并且邓某1也承认在1959年的山界划分里面不是钟某2本人的签字。
被告市政府对原告的证据质证意见：1-2，真实性无异议；证据3，对这份原件目前看无法核实书写的年份是否是1959年；其次里面钟某2的签字与笔录上的签名差别很大，应不是同一个人签的，至于笔录是否有效还是要问当事人，如果当事人愿意追认的话可以，但是从证据角度的话这个是不真实的；其三，一般1959年书写的纸张是砂纸，但是这份证据原件不是砂纸。对证据4，（1）对于证人邓某1，他刚才也承认1943-1959年间，他是十六岁，当时他也不是生产队的干部，还未成年，而且也没有提到参与划界，所以他说的应该是听说的情况；（2）根据邓某1所讲的一般的山都是分水过的，刚才我问证人邓某2的时候长湖大岭的分水有一份是他们的，他说不争议的部分是他们经营的，根据山岭划分界线也印证了争议的长湖大岭的另一面是他们经营的，则有争议的那面就不是他们经营的；（3）邓某1的证言是自相矛盾的，他先说没有“山跟田走”的说法，但又说山下的田是他耕种，想要根据这个来证明争议山是他的；（4）邓某2刚才说的出租情况，但这一说法不能证明争议山是由他出租；还有山岭划界签字的问题，邓某1也证明了字不是钟某2签的，如果本人不认字，应该也会按手印，但是本案的分界线材料没有手印，所以这份材料是没有经过佛堂红三组的组长签字确认，可能是佛堂红一组的单方制作。
第三人对原告的证据质证意见：原告提交的证据3，不是1959年的纸，这张纸记录的内容与实际的情况也是不一致的，一般是按照山来分界不是分水，分水是在岭顶，上面佛东组的四至界限是清楚的，佛中组的是不清楚的，并且1959年还没有简化字，60年代后才有简化字，但这个队长的签字“钟”字是简化字。对原告的其他证据质证意见与二被告一致。
对于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对于被告防城区政府提交的证据1-2、4、6-7、9，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故予以采纳作为定案依据；对其提交的证据8、10，原告对其处理结果有异议，但该证据系本案讼争行政行为，予以采纳作为定案依据；对证据3、5，原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但勘查、询问系调处的必要程序，也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其制作的真实性、合法性，原告亦未提出反驳证据以证明其不真实、不合法，其中对勘查笔录的制作职权问题，由于防城区“三大纠纷”调处办系防城区政府联合林业、土地部门设立的专门办事机构，其职能就在于帮助政府实际调处“三大纠纷”事宜，具有接受区政府委托进行勘查的资质；对于原告认为该勘查笔录系原告方在空白处签字，内容为被告后期制作的观点，一则其无证据予以支持该观点，二则参与勘查的原告代表均已成年，系完全行为能力人，对于在纠纷调处中签字一事应有充分的判断能力，对该观点不予支持，故将上述证据予以采纳作为参考依据。
对被告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各方当事人对其来源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故也予以采纳。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予以采纳。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山岭划分界线》，一则根据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即钟某2本人的证言来看，其并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二则由于其提交的证人证言中，证人邓某1认为该《山岭划分界线》上两位队长的签字均非其所签；三则该《山岭划分界线》上并无任何指印、盖章，难以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前三点已对该《山岭划分界线》形成了反证；四则从其上“钟某2”的签字和其他证据中钟某2的签字对比来看，也确实有较大差别，且该《山岭划分界线》的内容所述，其划定的范围并无明确四至，故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对证据4的证人证言，书面证言可以作为本案参考依据；两名证人依法出庭作证，且其证词与本案有一定关联，故作为本案参考依据。
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有一定关联且能彼此印证，也作为本案参考依据。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防城区政府在林地处理决定中查明的事实一致。其中对于被告在林地处理决定中查明的，关于讼争山岭“长湖大岭”系由哪方长期经营、管理的事实，及争议山“长湖大岭”的实际面积的事实，系本案讼争主要内容，在论述部分另行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林地处理决定所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最后做出的调处决定是否合理。
首先，被告在调处过程中对争议两山岭进行了实地勘查，并制作了勘查笔录，其中对于本案讼争的“长湖大岭”，勘查笔录记载有“内有零星本地松，5-6亩红三组群众种的桉树。”对于该勘查笔录，原告及第三人代表均予以认可并签字；其次，虽然原告方提出了相反证言，但该证言均系原告方单方取证。且被告在调处过程中就长期耕作的事实，也对相关知情人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上述笔录也佐证第三人系“长湖大岭”的实际经营、管理人；其三，被告的调查笔录中对钟某2的调查，可与第三人提交的收据互相印证，调查笔录中数位证人的证言之间也相互印证。相反，原告提交的证言有互相矛盾之处、或与本案关联不明显，如缪某的证言中说道“长湖大岭实际的岭名就叫长锅大山”，而钟某1的证言中说道“长湖大岭和枫木树是长锅大山去塘路的西南边的山岭”；出庭作证的两位证人是原告方的组员，与本案有一定的利害关系。综上，根据证据规定，数个种类不同、内容一致的证据优于一个孤立的证据，对争议山长期经营、管理的问题，原告方仅提出了单方取证的、有瑕疵的证言，而被告方在调处过程中，收集了承包收据、制作了勘查笔录，调取了多份互相印证的调查笔录等证据足以证明管理现状，据此对争议山“长湖大岭”，参考了原告、第三人的耕作田与争议山的位置等实际情况，以“有利于生产，方便管理的原则”为原则作出了裁决，于法有据，符合情理。
最后，被告防城区政府适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17条作为依据，属于适用法律不当，但对最后结果并不造成实际影响，其也适用了该条例第4条作为定案依据，故该适法瑕疵并不影响本案实际处理；原告虽然对“长湖大岭”的面积提出质疑，但其认可争议地的四至范围，且对该质疑未提出相反证据，不予支持。
综上，防城区政府作出的林地处理决定书于法有据，事实清楚且切合实际，市政府作出维持该林地处理决定的行政复议程序合法，原告方诉请于法无据，应予驳回其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防城区文昌街道佛堂村红一组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50元，由原告防城区文昌街道佛堂村红一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田 海
人民陪审员 陆雄林
人民陪审员 郑锡金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谭 源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六十九条
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附：上诉须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汇款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万象支行；账号：20×××77。如逾期未预交又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