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肃宁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肃民初字第134号
原告肃宁县亨益制革厂
法定代表人齐占辉，男，该厂厂长。
原告肃宁县亨益皮革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齐占辉，男，该公司经理。
二原告委托代理人刘启明，男，河北秦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万全（又名李大社），男，1958年9月生，汉族，农民，住肃宁县。
委托代理人刘铁乐，男，河北秦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郭帅，男，1977年生，汉族，农民，住肃宁县。
被告董文海，男，1975年5月生，汉族，农民，住肃宁县。
原告肃宁县亨益制革厂、肃宁县亨益皮革实业有限公司诉被告李万全、郭帅、董文海为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肃宁县亨益制革厂、肃宁县亨益皮革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齐占辉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启明，被告李万全及其委托代理人刘铁乐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郭帅、董文海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1996年原告在浙江海宁市设立皮革经销点，由被告李万全负责，成员有被告郭帅和董文海。同年原告与被告签订了销售皮革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不准赊销拖欠货款，业务人员无权调整价格，长库归厂，亏革自负，”三被告在经营期间在原告处提取皮革63244张，合计194590平方尺，计款3321278.5元。后退货8377张，合26762.2平方尺，计款449860.80元。被告交还原告货款2161445.57元。尚有710152.13元货款未交还原告。1997年原告的部分股东组建了肃宁县亨益皮革有限公司，原告将该债权委托给肃宁县亨益皮革有限公司催要，1998年肃宁县亨益皮革有限公司向肃宁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1998年12月18日肃宁县人民法院作出（1998）肃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李万全偿付原告567873.1元；被告郭帅偿付原告50000元。”判决生效后的执行过程中，肃宁县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15日作出裁定书，“认定本案所涉及欠款主体应为肃宁县亨益制革厂，肃宁县亨益皮革有限公司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遂裁定撤销（1998）肃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驳回肃宁县亨益皮革有限公司的起诉。”该裁定书现已经生效，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现向法院提起诉讼，请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辩称，原告诉状中说肃宁县人民法院2012年11月15日做出的裁定书，肃宁县亨益皮革有限公司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所以第二原告的诉讼主体是不适格的。肃宁县亨益制革厂在本案的诉讼已经严重超过了诉讼时效，就本案案由而言不是民事代理赔偿纠纷，双方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被告李万全在1996年是受亨益制革厂的指派，进行皮革销售工作，行为是职务行为，职务行为产生的后果应该由厂子承担。亨益制革厂在管理过程中如果认为被告李万全有长期的违反规定的行为，那么其不及时进行指导纠正显然也存在明显的过错。关于皮革的降价销售首先是李万全、郭帅、董文海三人的共同行为，不是李万全的个人行为，如果有责任应该共同承担。众所周知任何一个产品的市场都是不稳定的，价格是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的，并且皮革在南方的浙江海宁也会受当地南方气候的影响而发生质量的变化，造成皮革的发霉、粘连，三被告根据市场的变化，进行的切合实际的价格调整是在维护制革厂的利益，如果说按照既定价格不动，因为市场变化不某某销售，肯定会给厂方造成伤害。三被告根据市场变化降价销售事实上也是得到了厂方的认可，但是海宁距离肃宁很远没有很好的联络，但这一事实情节是事实，综上，原告亨益制革厂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亨益公司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原告诉状中计算是片面，对于被告的相关款项应予相互抵顶。所以应该驳回原告诉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肃宁县亨益制革厂与原告肃宁县亨益皮革实业有限公司在工商登记机关登记的是两个独立的法人，法定代表人都是齐占辉。原告肃宁县亨益皮革实业有限公司曾于1998年以与本案相同的事实与理由向本院起诉了本案三被告要求被告偿还欠公司款755464.38元，本院作出（1998）肃经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李万全偿付原告567873.1元，被告郭帅偿付原告50000元。判后沧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1999）肃经再字第6号判决书维持了原判决。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作出裁定指令本院再审该案。本院再审后作出（2012）肃民再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了（1998）肃经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原告肃宁县亨益皮革实业有限公司的起诉，该裁定认为原告肃宁县亨益制革厂与肃宁县亨益皮革实业有限公司在法律上是两个不同的法人单位，案件所涉主体是亨益制革厂和三被告，与亨益皮革实业有限公司无关，亨益皮革实业有限公司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现该裁定已生效。原告肃宁县亨益制革厂于1996年6月在浙江海宁设销售点，经销皮革，成员有李万全、郭帅。1996年10月29日，董文海也到海宁销售点，成为该点成员。1997年3月海宁点撤回。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2012）肃民再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予以证实且原被告均无异议。
原告主张海宁销售点由李万全负责，李万全也同时担任原告的销售副厂长，被告郭帅、董文海都是被告李万全的下属。原告制革厂在经营期间制定了销售人员禁律和销售人员规定明确销售人员不准赊销拖欠货款，不准擅自调整销售价格，长皮归公亏损自行赔偿，销售人员李万全、郭帅都在销售禁律和销售人员规定上签字。原告要求被告李万全承担赔偿责任，郭帅、董文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将赔款给付原告肃宁县亨益制革厂。
证据有1、（1998）肃经初字第26号卷正卷3第13页法院对李万全的调查笔录证实在海宁销售点是李万全和郭帅受制革厂委派从事个体销售。2、该卷第16页、17页郭帅自己写的陈述，也能说明李万全是在海宁销售点负责。3、该卷第38页到46页肃宁县法院调查许益耿、郭瑞华、张建国、吴利林的笔录中也能证实海宁点是由李万全负责，卖货都是李万全说了算。4、该卷正卷1中从23页到26页的董文海的答辩认可是在1996年10月份去的海宁销售点，海宁销售点的负责人是李万全，制革厂与销售人员禁律也都是李万全签字的。5、提交海宁销售点第二次清理情况（上面负责人一栏有被告李万全签字），证实李万全是海宁销售点的负责人。6、（1998）肃经初字第26号卷正卷2中第37页有周丽萍、王坚在1997年1月份打的收条，上面收到亨益制革厂李厂长革皮，能证实被告李万全1997年还在该厂工作，这个证据是郭帅提交的，被告李万全认可。7、正卷2中的第1页到第17页肃宁县人民检查院调查周立平、王坚、许益耿、郭瑞华的调查笔录，周立平证实亨益制革厂海宁销售点是李万全负责还有一个叫郭帅的，王坚证实是李万全给的优惠价，许益耿证实亨益制革厂海宁销售点的业务是由李万全负责，郭瑞华证实亨益制革厂销售点是李万全负责，李万全定的价格较低，最高的是每尺17元。8、正卷3第83页第12行到第18行，被告李大社对原告提交的河北省肃宁县亨益制革厂价格表认可（价格表在卷2的第54页），卷宗3的第84页第15行和第16行郭帅对原告提供的价格表也予以认可。
被告李万全质证认为，海宁销售点是在1996年7月份成立的，一开始是6月我跟郭帅一块儿去的，7月份海宁点开始开展业务，10月份我就走了去大连的销售点。后来我去海宁点去的很少，10月份之前海宁销售点是由我跟郭帅负责，10月份以后是由郭帅跟董文海负责。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正卷正卷3第13页法院对李万全的询问笔录没有意见。郭帅的陈述标题是“我知道的李万全（李大社）”并不是答辩，从内容上来看充满了对李万全的攻击和不满，其最后两行的签字与前面书写的内容是两个不同的笔体，显然郭帅是受他人指使在他人书写的攻击李万全的文书上签字的，并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也不真实。正卷1的23页到26页董文海写了一个陈述，“1996年10月29日送海宁皮革的经过”这个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内容不真实。以上二被告的书面材料回避了案件事实内容，被告是案件的利害关系人其词语是攻击被告李万全，还逃避自己的责任。对于正卷三38页到46页许益耿、郭瑞华、张建国、吴利林等证言表明了李万全尽职尽责有关变动情况向厂方请示的事实。对原告提交的海宁销售点第二次清理情况上面签字是李万全的，但是作为一个经营企业，在经营过程当中出现亏损属于不可避免的，而单子上面所记载的内容是指与要求销售的价格汇总相差574348.6元，不是与成本价格进行的比对，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亏损。对（1998）肃经初字第26号卷正卷2中第37页周丽萍、王坚1997年1月份打的收条，如果李万全还在海宁主持工作这个证据应该由李万全提交，由郭帅提交证明当时李大社不在海宁点主持工作，是李万全离开后郭帅在主持工作。
被告提交证据：（1998）肃经初字第26号卷正卷2中30页海宁点交回货款统计，这上面体现了从7月份到10月份期间由李万全经手交款，10月份以后就没有李万全交款了，当时的经办人员是郭帅。在该卷28、29页海宁点退回革皮统计都是由董文海、郭帅签署的，李万全在上面备注说96年10月29号以前的事知道，以后的事就不知道了。
原告质证认为，1、对被告提交的正卷2第28页海宁点退回革皮统计的证据，此证据是原审中原告提交的，李万全在背面写的内容，是开庭时李万全才写的，并不是原始形成的（对此李万全称记不清是不是开庭时候写的，是不是原告交的也记不清了）。2、对正卷2第30页海宁点交回货款有一部分是郭帅经手的但不某某说明李万全不在海宁点，郭帅受李万全指派给制革厂返回货款是一个正常的业务，不某某支持被告的主张。
原告主张在海宁销售点营业期间被告共提货八次，1、1996年6月30号，被告一共提出成品革皮3842张合13495.5平方尺，革皮的等级在出库单上已经说明，以上证据是在（1998）肃经初字第26号卷正卷2中的72页有销售人员禁律、58页中的8张出库单上注明了皮的等级、数量，第54页是制革厂对外出售价格表，这是制革厂对外出售皮的价格，这八次都是按这个价格。销售人员禁律上写明了销售价格按照本厂的价格执行。第一次的总价是224483.1元，出库单上被告没有签字原告在原审当中提供了李宪云和骆素玲的证明（该二人证明在正卷2的75页），证明当时被告李万全因为急着走没有签字，但是出库单上的数量和1996年6月30号销售人员禁律所载明的这批货的数量是一致的。2、第二次1996年8月2日李万全在销售人员禁律上签字，在正卷2中70页和61页中的销售人员禁律和出库单8张，提皮10839张合36618.1平方尺，革皮总价值是638176.8元。3、1996年11月14日郭帅在销售人员规定上签字，共提革皮7147张合19129.4平方尺。在正卷2的68页和64页中的出库单7张体现，这次货款共计325199.8元。4、第四次是1996年10月16日，郭帅在销售人员规定上签的字，出库单也是由郭帅经手，在正卷2的69页的销售人员规定和66页的6张出库单上体现。在该正卷的71页有被告签字的销售人员禁律（是1995年10月1日签字），第二项中“因失职造成的损失”就是调价造成的损失，这次皮的总价是307009.3元。5、1996年8月25日至8月26日由被告李万全签字的出库单10张在正卷2的79页。这次革皮10010张33687平方尺，合款426037.11元。6、1996年9月19日由郭帅经手的提山羊革皮9558张，合22449平方尺，合款498470.47元。另有杂件958张合2778.2平方尺，合款34727.5元。第六次货款共计533197.97元。7、1996年10月3日出库单6张在正卷2的第80页。出库单有的是由李万全签字有的是郭帅签字，这次共提皮6298张，合18495.8平方尺，合款31182.5元。8、1996年10月29日董文海签字的提皮8645张，合23305.5平方尺，合款389863.39元。其中一张董文海没有签字但是在原审当中董文海认可。以上八次共提皮63244张，合194590平方尺，共计3280332.6元。海宁销售点共计退回革皮8377张，合款449680.8元。被告一共给原告回款2161490.57元。对于被告所退回的革皮，原告在原审当中提交了海宁点退回革皮统计表在正卷2的第27、28、29页，这是原告自己统计书写的。在原审当中郭帅和董文海都认可。关于被告回款的情况在正卷3中的第33页到38页有一个对账笔录，双方认可回款2161490.57元。正卷2的30页李万全在原审当中提交的交回货款统计，证明交回了货款2161490.57元。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的617873.1元，是海宁点提皮的总款数减去交回的货款以及退回皮合的款，这钱实际比617873.1元要多，但是上次判决是判了这些钱，所以就少要了。正卷3第120页郭帅认可被告李万全让其把海宁销售点的5万元借给了被告李大社的小舅子李建林，该笔钱原告要求李大社和郭帅一块偿还。因为李万全在海宁点是负责人，销售人员应该遵守厂子的规定，因降价造成的损失李万全应该承担责任，郭帅和董文海也是厂子的销售人员没有及时向厂子报明情况，所以郭帅和董文海也应该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质证认为，1、对于原告所说的第一次提皮3842张这8张出库单中没有被告任何人的签字，更没有李万全的签字，不应认定李万全提取了该货物，骆素玲作为主管人员属于利害关系人如果亏库不某某确定去向当然应该是管库人负责，所以其证言不具备证据效力，且证人不某某出庭作证，关于销售人员禁律1996年6月30日的签字是李万全所签，但是内容上在6月30日的销售人员禁律上没有对销售价格变动造成的后果的规定，另外上面没有3842张的交接手续，对这个数字不认可，不认可提走了这些皮。对原告提交的价格表不认可，没有被告方的确认，双方没有明确的约定。2、对第二次1996年8月2日的正卷2的70页销售人员禁律上的签字，字是李万全签的，对数量没有异议，对价格有异议上面的价格没有等级的记载。3、第三次是由郭帅经办是其签订了销售人员禁律，但是这个规定中没有附上这一批货的规定价格，也没有清楚载明各项等级，也没写钱数，只是在下面规定一到五级有一个定价，一到四级定价17.5元，不管是几级不应该有一个固定的价格，这种定价是不明确不合理的，无法进行正常的操作。这次由郭帅经办，郭帅是相应的负责人员，如果这一次有责任，那么郭帅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4、第四次提皮，仍然是由郭帅签字经办，证明其具有相应的权利。这波皮的销售人员规定中，下面有一句话：“价格如有变动请与厂联系。”这表明价格是可以变动的。5、第五次提皮由于79页8月25号到26号的出库单10张，是由李万全签的，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按照李万全回忆该单所涉及皮张不是发往海宁是发往大连，所以此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这是当时大连方面来车拉走，已付清全款。6、第六次郭帅在9月19日签9张出货单，也表明其有相应的出货职权，这第五、六笔没有相应的销售人员禁令，因此不应当受到其他波皮的有关条文、禁律的制约。7、第七次10月3号出库单，被告李万全经手收取该货在上面注明包括8号亏3平方尺的情况，因此原告方说的尺数应该减去3平方尺，这一个单据是李万全签的。另外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记录是因为当时客户来厂子里买革在厂子里丈量才出现亏3尺的。8、第八次提皮，1996年10月29日是由董文海经办，他经办的8张单中，第6号单没有经手人签字，对这个真实性有异议，应当予以核减。对于第5、6、7、8次的提皮均没有签有销售人员禁律也没有签订销售人员规定，因此这四波皮不受其他波皮销售禁律或规定的制约，另外这每张单均没有发往何地的去向的表明。9、退货的情况在96年10月29号的情况李万全不太清楚，以前的都知道。正卷2的30页的海宁点退回货款统计确实是李万全提交的，认可退回货款的数额。另外，郭帅用卖回来的货款擅自向外借款5万元，应该由郭帅偿还，也应该从总数中核减。因提手续费是每平尺0.3元，一共是50345.1元，这是原被告在原审中均认可应支出的费用。
被告主张有几笔款应由原告返还被告，（1998）肃经初字第26号卷正卷3的26页到30页中的1998年6月29日上午9时有肃宁法院对齐占辉、张进才、李秀敏的调查笔录，其中在29页下面6行到30页上面的2行，表明李万全有20万元应当作为海宁回款处理，但是在原审判决中没有作为海宁回款处理，这20万要求在本案当中一并予以处理，这20万没有包括在回款单中所说的216.149057万元。这20万是两个10万的相加，也在1998肃经初字正卷2中的31页和32页。还有正卷2的39页有一个收到大社单据条款5.0704万元，这是个差旅单据，这个应该给被告报销，却没有给被告报销，在本案当中应予以处理。在正卷2的43、44、45、46、47页中麦迪尼皮业有限公司的证明，施兆坤的证言还有吴利林的证言、张建国的证言、黄顺普的证言、王建柳的证言，这些公司证明及证人证言表明皮革市场的市场价格是不断变化的，时高时低，也表明李大社等三人在销售过程当中顺应市场形式及时调整价格并向原告方及时报告申请，还表明如果不随市场价格的变化进行销售必定是商品在南方高温情况下变质造成损失。李大社在原审过程中一直强调除交回原告2161490.57元之外，还交给原告39万元，当时被告没有找到核实的证据，现在被告找到了其所主张的39万元的单据（单据背面写着海宁35万还欠厂4万，这是被告李大社写的）还欠厂4万是被告李大社欠的厂子的钱，被告认为应该这样去还的，但是原告没有撤条，39万是从海宁还回厂子的，这4万元钱被告自己这样认为：他借过厂子4万元，这样以来就当还给厂子了。这39万元是海宁销售点交回原告的回款，是在制革厂的销售科给的李宪云和齐占辉，我在屋里等着，李宪云给我拿过单来的，不知道是谁盖的章。在正卷2的33页有29万被告交回海宁款单据一张，也没有统计在2161490.57元当中，这29万是在制革厂里给的齐占辉现金。34页有收到被告现金2.97万元的单据，在35页海宁销售点有李大社交回现金4万元，证明当时李万全的回款有的开条了有的没有开条。除了这2161490.57元海宁点交回的货款以外还有20万、39万、29万、5.0704万。其中29万和39万也算从海宁回来的款，20万和5.0704万都是原告欠被告的钱，原告应该返还被告。
原告质证认为，被告说的1997年6月11号和1996年7月20号在正卷2的31页和32页其中1997年6月11号当时被告只是提供的复印件，原告当时否认。在正卷3的129页中，从第10行开始到第14行被告李大社自己称向法院提交的现金收入凭证29万包括他在原审当中提交1996年7月20号齐占辉所打的10万元借条，对于被告刚才所讲的现金收入凭证29万元，上面的经手人签字已经由沧州市公安局进行了笔迹鉴定证明上面的签字不是齐占辉所签，该条上面也没有注明时间，该现金收入凭证是加盖了肃宁县亨益制革厂销售专用章，这明显不符合最基本的财务常识，被告李大社在海宁从事销售期间也一直使用亨益制革厂销售专用章，所以原告认为该现金收入凭证不是原告所出具。对于被告刚才所提交的现金收入凭证39万上面没有经手人也并非原告的财务人员所写，如此大的金额上面没有收款人而且加盖的是销售专用章并且该收入凭证有明显的涂改痕迹对此证据原告不予认可。关于被告说的正卷2中39页的5.0704万，根据被告自己所说的差旅费，原告认为应当另案处理和本案没有直接的联系。被告所提供的麦迪尼皮业有限公司施兆坤、吴利林、张建国、黄顺普、王建柳的证言，对这些证明的真实性原告不予认可，同时也表明被告作为销售人员同客户编造有关降价的理由，从而损害原告的利益。根据李大社在原审当中提供的海宁点收回货款统计也没有记载以上被告所主张的29万和39万。在原卷3第33页到38页的笔录中，笔录的一开始被告李大社认可该统计表内容正确，在笔录的以后又认可在1996年11月12号以前交回厂里165.98万，1996年12月12号以后的他不清楚，也就是说原告认可海宁点交回货款216.149057万大于被告李大社所说的165.98万，这些证据足以说明被告李大社刚才向法庭提供的29万、39万现金收入凭证是虚假的。证据：1、1998年肃经初字26号正卷3的51页鉴定书一份。
被告李万全对鉴定书的合法性有异议，称不是原被告共同委托，上面没有鉴定人员的资质证件，鉴定程序不合法。签字的鉴定没有实质性的法律意义，被告并没有说这两个字是原告的法定代表所签的，经手人签名是写的“占辉”有可能是原告单位其他经手人签字的，能起到法律意义证据作用的是公章，有公章才能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亨益制革厂的销售专用章我没有拿着，我提交的条上的章是亨益制革厂盖的。
被告李万全认为本案已超诉讼时效，原告亨益制革厂与亨益皮革实业有限公司在法律上是两个不同的企业法人，就均具备主张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1998年向被告等主张权利的应该是亨益制革厂，但是亨益制革厂十几年一直没有主张权利，当时向被告主张权利的是亨益皮革公司，因此应该认定这次主张权利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认为1997年1月以前三被告都曾经在肃宁县亨益制革厂从事个体销售，在1997年1月在肃宁县亨益制革厂原有资产及股东的基础上成立了肃宁县亨益皮革实业有限公司，他们之间存在资产和股东的混同，亨益公司成立以后就是以该公司的名义进行经营和民事活动。肃宁县亨益制革厂享有的债权以及其他资产也属于亨益制革公司所有，制革厂与被告之间出现争议是在1996年，原告起诉是在1998年，（1998）肃经初字第26号判决书生效后又进行再审，2012年肃宁县人民法院做出（2012）肃民再字第2号裁定书认为亨益公司作为本案的原告不适格，撤销了（1998）肃经初字第26号判决书，由此制革厂作为本案原告参加了诉讼，所以本案不存在主体不适格问题。
本院认为，本院已经生效的（2012）肃民再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已经认定，原告肃宁县亨益制革厂与肃宁县亨益皮革实业有限公司在法律上是两个不同的法人单位，案件所涉主体是亨益制革厂和三被告，与亨益皮革实业有限公司无关，亨益皮革实业有限公司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而本案所涉纠纷与（2012）肃民再字第2号案相同，因此本案肃宁县亨益皮革实业有限公司同样不具备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应驳回原告肃宁县亨益皮革实业有限公司的起诉，况且原告也是要求将赔款给付原告肃宁县亨益制革厂。
三被告为原告肃宁县亨益制革厂在浙江海宁销售皮革，原告主张与被告签有销售人员禁律，根据禁律规定因降价造成的损失应由被告赔偿，但是原告提交的1995年10月1日的销售人员禁律上并未写明因降价造成损失应由销售人员赔偿，所以1995年10月1日的销售人员禁律不某某证实原告的主张。原告主张共向海宁发货八次，其中四次原告提交了与被告签订的销售人员禁律，提交的这四份禁律上面均有当次发货的数量，也就是每次签订的禁律仅对当次发货有效，这四次签订的禁律有两次写明了因降价造成损失应由销售人员赔偿，也就是说只有写明因降价造成损失由销售人员赔偿的两次发货被告降价销售才应该赔偿。被告交回原告的货款被告是分多次交回的原告不某某举证证实哪笔款是这八次发货中的哪一次或哪几次交回的，那么原告就没有证据证实这八次发货哪一次的货物降价销售了，也就不某某证实签有因降价造成损失由销售人员赔偿禁律的这两次有没有降价销售，有没有违反销售人员禁律。既然不某某证实被告违反了销售人员禁律，那么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因降价造成的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况且本案的纠纷发生在1996年、1997年，原告肃宁县亨益制革厂在当时就应当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在时隔十几年后才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也应驳回原告肃宁县亨益制革厂的诉讼请求。原告肃宁县亨益制革厂要求被告郭帅、李万全偿还郭帅向外出借的5万元也已超诉讼时效，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肃宁县亨益皮革实业有限公司的起诉。
二、驳回原告肃宁县亨益制革厂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978元由原告肃宁县亨益制革厂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李红芳
审判员 吴胜良
陪审员 周新苓
二〇一四年四月九日
书记员 蒋凤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