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10民终12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新桥，男，1968年7月17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雨荷，山东英良泰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紫恒，山东英良泰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文登市高村粮食管理所，住所地威海市文登区高村镇高村。
主要负责人：于海龙，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贻辉，山东联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新桥与被上诉人文登市高村粮食管理所（以下简称高村粮管所）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7日作出（2017）鲁1003民初209号民事判决，刘新桥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于2018年1月2日作出（2017）鲁10民终1160号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重审后，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18日作出（2018）鲁1003民初592号民事判决，刘新桥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刘新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原告高村粮管所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侯某1共为上诉人刘新桥到被上诉人高村粮管所处送了两次款，第一次是去粮管所财务处，第二次是送到刘新文办公室。刘新桥给刘新文的12万元现金是一次性交付的，12万元现金来源于高某出借的6万元，侯某1交与的2、3万元（具体数额当事人已记不清），余下的是刘新桥的储蓄，总共12万元，这与侯某1的证词并不矛盾，原审法院在此事实上理解有误（判决书第11页）。侯某1听从刘新桥的安排去高村粮管所送款，正常情况下都是让其直接送到财务处，用以清偿双方之间的欠款，这符合逻辑和交易习惯。第二次送到刘新文办公室，虽不符合平账习惯，但恰恰可以说明刘新桥所述交给刘新文12万元款项的事实；二、刘新文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其个人借款以国库的玉米抵顶是一种贪污犯罪行为，而且在实际抵顶过程中无法做账处理，原审判决的该部分论述难以服众（判决书第11页）。刘新文要求刘新桥将12万元直接交给其本人，实际上已经做出了挪用公款的行为，至于如何做账，都与刘新桥无关；三、原审判决认为会计将撕毁的欠条粘好保存的行为说明刘新桥仍欠高村粮管所玉米款（判决书第13页）。首先欠条经过多年后突然奇迹般地出现本身就不合常理，其次，撕毁的欠条并不能说明刘新桥欠款的事实，相反，会计将欠条粘好后却没有入账，也没有告知单位负责人的行为，表明会计知道刘新桥与刘新文争执的内容，不确定刘新桥是否欠款，所以只是出于谨慎尽职将欠条拾起粘好。若其确定刘新桥欠款，那么会计就会直接将欠条入账，而事实上其并未告知负责人。刘新文一直持有欠条，却没有入账，行为本身不合常理；四.本案仅存在买卖合同民事法律关系，非原判决认定的借贷关系和买卖合同两个民事法律关系。刘新文是高村粮管所负责人，其私下要求刘新桥将12万给其私用，之后从拉的玉米款里面扣除，对刘新桥而言系向高村粮管所预交了12万元的玉米款，并非刘新桥将12万元借给刘新文。五、王鹏超、王鹏超父亲王新忠、付美荣原审出庭作证解释了该三人与刘新文之间的通话录音和聊天记录均是在三人不了解刘新桥是否欠款和12万元的情况下作出的。因此，高村粮管所提交的通话记录、聊天记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高村粮管所辩称，刘新桥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驳回刘新桥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高村粮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新桥立即偿还欠文登市高村粮食管理所款项117692元，并承担自2015年9月16日至实际付款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刘新桥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至9月，刘新桥多次在高村粮管所购买玉米，截止2015年9月14日，刘新桥尚欠玉米款316644.60元。2015年8月22日，刘新桥支付高村粮管所玉米款18952.70元，9月2日支付50000元，10月2日支付20000元，11月6日支付30000元，12月2日支付20000元，12月22日支付30000元，2016年2月5日支付20000元，共计188952.70元，尚欠127691.90元。2016年6月，刘新桥向高村粮管所出具了欠条，欠条内容为：“今欠文登市高村粮食管理所玉米款127692.00（元）2016年（具体的月份和日期部分因欠条被刘新桥撕毁缺失）最晚2016年9月底清，刘新桥。”刘新桥在其名字上捺印。
刘新桥在向高村粮管所购买玉米期间，也向该所出售小麦。高村粮管所、刘新桥共同认可的小麦交易习惯和结算方式为：刘新桥向高村粮管所出售小麦，高村粮管所过磅后，给刘新桥开具粮油收购凭证（即小麦过磅单），刘新桥持小麦过磅单到该所会计处领取小麦价款。一般情况下，高村粮管所直接付款给刘新桥。在资金不充足的时候小麦过磅单由刘新桥持有，刘新桥可凭该单以后到高村粮管所结算小麦款。2016年7月2日，刘新桥持高村粮管所2016年6月29日开具的两份小麦过磅单到高村粮管所会计办公室结算小麦款，两份小麦过磅单合计小麦款30374.40元。刘新文和高村粮管所临时雇佣的会计孙贻霞在场，因刘新文要求刘新桥用30374.40元的小麦价款抵扣刘新桥欠高村粮管所127682元玉米款，刘新桥不愿意，只允许高村粮管所抵扣10000元小麦款抵顶其所欠的玉米款，刘新文执意要将30374.40元全部扣除，刘新桥遂以双方之间清账为由，将欠条撕毁，扔在垃圾桶里。会计孙贻霞目睹了事情的经过。当天，会计孙贻霞只扣了刘新桥10000元小麦款抵扣玉米款，其余的20374.40元小麦款由刘新桥取走。事后，孙贻霞将欠条仔细粘贴后，将欠条保存在其对面办公桌抽屉里。但欠条出具的时间一栏中，月份和日期已缺失。兑除刘新桥小麦款10000元后，刘新桥尚欠高村粮管所玉米款117692元。2016年9月底，高村粮管所原法定代表人刘新文调到文登区粮食局工作。10月初，高村粮管所并入山东文登国家粮食储备库泽头分库（以下简称泽头分库），高村粮管所账目收归泽头分库管理。
2016年11月1日，刘新文与刘新桥妻子付美荣通过微信聊天，刘新文要求付美荣催促刘新桥付清拖欠的玉米款，并要求付美荣先从其经营的化肥、种子款中替刘新桥偿还玉米款，付美荣始终未否认刘新桥欠玉米款的事实，表示她催促刘新桥还款，刘新桥就骂她，说不用她管。在微信聊天过程中，付美荣多次同意以后用其销售的化肥种子款偿还玉米款，只是现在没钱，付美荣让高村粮管所起诉刘新桥，并告诉刘新文高村粮管所不起诉刘新桥，高村粮管所就要不回玉米款。
2016年11月30日，刘新文与泽头分库负责人于龙海商定，由刘新文从泽头分库借款117692元，通过银行转账到高村粮管所出纳王鹏超的个人账户上，王鹏超于2016年12月1日将117692元又汇入泽头分库账户。汇款的目的是希望刘新桥的准女婿王鹏超（2017年2、3月份与刘新桥女儿结婚）以为该款是原所长刘新文个人先替刘新桥垫付，让王鹏超催促刘新桥尽快偿还高村粮管所117692元玉米款。2017年10月19日，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0民终1160号询问笔录第49页已查明，刘新文从泽头分库银行存款账上借款117692元，刘新文汇给了王鹏超，王鹏超又汇给了泽头分库，泽头分库银行存款账显示又收回刘新文借款117692元，泽头分库银行存款账目平账。刘新桥欠高村粮管所玉米款117692元，仍挂在泽头分库其他应收款科目，至今未清。
刘新桥欠款期间，高村粮管所多次要求刘新桥给付玉米款，刘新桥均以无款为由拖欠不付。2017年1月11日，高村粮管所向本院提起诉讼【（2017）鲁1003民初209号案】，要求刘新桥偿还高村粮管所玉米款117692元及利息。3月15日，刘新桥在第一次庭审答辩中，矢口否认欠款的事实。3月17日，刘新文为固定证据打电话给刘新桥女婿王鹏超，询问王鹏超刘新桥欠高村粮管所玉米款是11万几千元，王鹏超明确回答是117000元，接着又具体到117600元。由此可以看出，王鹏超作为原高村粮管所的出纳，现刘新桥的女婿，不仅知道刘新桥的欠款事实，而且知道刘新桥欠玉米款的具体数额。这与王鹏超在二审所称对刘新桥欠高村粮管所玉米款的事情不是很清楚，其只是出纳，账目是会计宋新涛管理的，王鹏超只是听说过这件事不一致，自相矛盾。本案庭审中，刘新桥称刘新文向其借款120000元时，刘新文未出具借条，刘新文对刘新桥主张的借款事实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刘新桥欠付高村粮管所玉米款117692元是否结清是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刘新桥主张用小麦款和刘新文借其120000元借款付清涉案的玉米款。对此，刘新桥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关于刘新文是否向刘新桥借款120000元，刘新桥在中院二审时申请证人高某、侯某1到庭作证。高某证明刘新桥2015年8、9月份向高某借款60000元，刘新桥说刘新文向其借钱，急着给儿子买车还有买房，具体记不清了。刘新桥在中院二审时陈述刘新文向其借款120000元，刘新文只是说着急用这笔钱，好像是买车还是买房，没有说明具体用途，具体记不清了。刘新桥陈述刘新文向其借款的事，刘新文不让所里人知道，因为关系很好，刘新文不让刘新桥告诉任何人借款的事。在本案审理中，刘新桥也陈述刘新文向刘新桥借款时，不允许刘新桥对外声张，是为以后的诉讼做准备。从以上二审中高某和刘新桥的陈述中可以看出，高某和刘新桥关于刘新文借款用途陈述的很默契，刘新桥完全违背了其与刘新文之间关于不告诉任何人借款情况的约定，那么，在别人知晓刘新文借款的情况下，刘新文如何为以后的诉讼埋下伏笔呢？证人侯某1证明，刘新桥打电话给侯某1称其欠高村粮管所的钱，因为证人欠刘新桥的钱，因此其去文登市粮食管理所送钱，当时刘新桥也在。对刘新桥和高村粮管所的账目证人不知道。证人侯某2共去了两次，第一次应该有30000元或20000元，当时刘新桥在高村粮管所办公室。第二次是20000元，因为刘新桥不在，所以证人让出纳王某打了个条。从侯某1的证言上可以看出，侯某1向高村粮管所送钱是因为刘新桥打电话称其欠高村粮管所的钱，侯某1共送了两次钱，对刘新桥与高村粮管所之间的账目侯某1并不知道，一次送到刘新文办公室，一次出纳王某收钱并出具了收条。以上侯某1两次送钱到高村粮管所，看不出是刘新文向刘新桥借款，反而可以看出出纳王鹏超收款并出具收条的行为，似乎是刘新桥在向高村粮管所交纳欠款，这与侯某1陈述的刘新桥给其打电话要求其送钱的目的相符。假如是刘新桥向刘新文借款，出纳王鹏超怎么会收款并出具收条呢？二审中刘新桥关于其与侯某1一起到刘新文办公室将装120000元的袋子交给刘新文，具体送多少钱刘新文并未告诉侯某1的陈述与侯某1的证言大相径庭，刘新桥称是一次性送给刘新文120000元，而侯某1证明是按刘新桥电话指示两次到高村粮管所送款，金额共计50000元。刘新桥在情况说明中称，刘新文向刘新桥借款120000元，用该笔借款抵顶刘新桥的玉米款，还承诺给刘新桥购买玉米优惠，未说明借款用途。这又与二审高某的证言、刘新桥陈述的借款用途相矛盾。刘新桥关于刘新文向其借款120000元，刘新文同意以借款作为抵顶刘新桥玉米款不符常理，实际中也行不通，因为刘新文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应该明了个人借款以国库的玉米抵顶不仅是一种贪污犯罪行为，而且在实际抵顶过程中，无法作帐处理。从以上对刘新桥所谓的120000元借款的分析，可以找到打开刘新桥是否付清高村粮管所玉米款117692元的大门的钥匙。刘新桥主张刘新文个人向其借款120000元，刘新文对此并不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刘新桥称刘新文借款未出具借条，120000元借款数额较大，刘新桥不要求刘新文出具借条，与常理不符。刘新桥与证人侯某1关于借贷金额、款项交付的次数、金额均不一致，刘新桥现有的证据，无法确认刘新文与刘新桥之间的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主要借款事实，一审法院对刘新桥抗辩刘新文向其借款120000元，刘新桥以该款结清欠付高村粮管所117692元的主张不予认定。关于刘新桥出具欠条的效力。刘新桥、刘新文在威海中院二审中均认可刘新桥撕毁的欠条，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戏剧性的出现，该欠条的出现，不仅还原了刘新桥出具欠条欠付高村粮管所玉米款127692元的事实，也还原了刘新桥以小麦款10000元抵顶玉米款，尚欠玉米款117692元的事实，也揭开了刘新桥以120000元借款结清玉米款的朦胧面纱，更是戳穿了刘新桥一审中所称的每次拉玉米后都会清账，本案答辩中所称在高村粮管所拉玉米可以赊账，但是会一年一结，年底付清，其不欠高村粮管所玉米款的谎言。刘新桥在二审中对欠高村粮管所玉米款117692元的数额没有异议。本案庭审中，高村粮管所与刘新桥均认可，2016年7月2日，刘新桥以小麦款抵顶玉米款10000元后，刘新桥将欠条撕毁的事实。刘新桥现实对欠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马上刘新桥又称欠条是刘新文要求刘新桥打的假欠条，其内容本身就是不真实的。刘新桥在一审中多次陈述：“我没有出具欠条，所以我不欠钱。我还是坚持没有我的欠条无法证实我欠款。我拉玉米没清账，你为什么没有相关的欠条。如果我不算账就应该有欠条。如果我欠账为什么不让我打欠条。我不打欠条，你们单位能否让我出门。如果有欠款我就有欠条，没有欠条不能证实我有欠款。”刘新桥明知欠条被其撕毁，却句句专攻高村粮管所无欠条证明刘新桥欠玉米款的软肋。刘新桥在二审中对欠高村粮管所玉米款117692元的欠款数额无异议，欠款数额与刘新桥欠条上载明的欠款数额一致，刘新桥自己即否定了欠条是假欠条只说。刘新桥完全“忘记”了自己多次陈述过的欠条撕毁经过。可以看出刘新桥一审、二审、本次庭审中中的陈述反反复复，不断自打自脸。最耐人寻味的是，刘新桥撕毁欠条时，高村粮管所临时雇佣会计孙贻霞将刘新桥撕毁的欠条从垃圾桶里捡出来，仔细的粘贴好保存，按照刘新文情况说明中所陈述的，一切会计都看见了。既然刘新桥欠高村粮管所的玉米款全部结清，作为临时雇佣会计孙贻霞却将欠条粘贴好保存，说明了什么？想必是刘新桥和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关于2016年11月30日，刘新文从泽头分库借款117692元的目的，通过对事实的认定，不再赘述。关于刘新桥抗辩高村粮管所在本案中根本没有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认为，在一审、二审、本案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刘新桥与高村粮管所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刘新桥在本案主张的与刘新文之间的借款行为系民间借贷关系，两者法律关系不同，诉讼主体不同。刘新文将两者混为一谈，导致本案事实乍一看疑点重重，理清了刘新桥与刘新文之间是否存在借贷事实，刘新桥是否结清涉案玉米款这个争议焦点迎刃而解。刘新桥购买高村粮管所的玉米，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高村粮管所作为本案原告向刘新桥主张权利，系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从本案一审、二审、本案庭审中双方当事人陈述、高村粮管所提供的玉米出入库记录、内部收款收据、粮油收购凭证、刘新文出具的欠条、刘新文与付美荣的聊天记录、刘新文与王鹏超、王鹏超及王鹏超父亲王新忠的电话录音、一审、二审、中高村粮管所提供的证人证言，刘新桥在二审中提供的证人证言，可以相互佐证，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刘新桥在同意扣除10000元小麦款后，强行撕毁欠条，涉案的117692元玉米款仍未付清的事实。刘新桥的行为违背了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守诚信原则，秉承诚实，恪守承诺。刘新桥理应按欠条约定的时间付清玉米款，拒不付款，应当赔偿高村粮管所的损失。高村粮管所要求刘新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2015年9月16日至2016年9月30日期间利息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刘新桥支付利息应按期按欠条上约定的时间，自2016年10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综上所述，高村粮管所要求刘新桥给付玉米款117692元及支付2016年10月1日之后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刘新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文登市高村粮食管理所玉米款117692元，支付利息以117692元为基数，自2016年10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驳回文登市高村粮食管理所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54元，保全费1020元，由刘新桥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刘新桥是否欠付被上诉人玉米款117692元。刘新桥并未否认从高村粮管所拉走玉米的事实，对于玉米款是否付清，举证责任在刘新桥。首先，刘新桥主张刘新文曾向其借款120000元，并承诺以玉米抵顶该借款。对于该借款是否向刘新文支付，刘新桥陈述其和证人侯某2一起将装有120000元的袋子交付刘新文，侯某2对于多少钱并不清楚。侯某2称其根据刘新桥的要求两次到高村粮管所送钱，二者自相矛盾。即使刘新桥陈述属实，其欠付高村粮管所的玉米款与其和刘新文之间的借款，亦为两个法律关系。其向刘新文的借款不能产生清偿涉案玉米款的法律效果；其次，刘新文与刘新桥妻子付美荣的聊天记录、刘新文与刘新桥女婿王鹏超的录音资料，均能看出刘新桥亲属知晓其欠付高村粮管所玉米款的事实。王鹏超作为原高村粮管所出纳人员，对于欠付的数额亦明确知晓；再次，高村粮管所提供的欠条，虽然曾被刘新桥撕毁，但刘新桥对该欠条的真实性并没有异议，该欠条明确记载了刘新桥欠付玉米款的金额，与高村粮管所的主张能够相互印证。高村粮管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刘新桥欠付玉米款的事实，刘新桥主张已经清偿该玉米款，对此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原审判决刘新桥偿还涉案玉米款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刘新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54元，由上诉人刘新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于永忠
审判员 宫建军
审判员 于 晶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邹 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