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最高法民再19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唐山曹妃甸混凝土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曹妃甸工业区。法定代表人：张瑞年，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守志，河北唐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广阳道20号。法定代表人：燕振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樊玉璇，河北千山恒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唐山曹妃甸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曹妃甸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太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冀民二终字第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3月31日作出（2015）民申字第316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曹妃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守志，被申请人中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樊玉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曹妃甸公司申请再审称，请求：（一）撤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冀民二终字第28号民事判决；（二）依法改判支持曹妃甸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一审、二审及再审诉讼费用由中太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二审法院认为景亚军签字确认的对账单不构成表见代理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曹妃甸公司与中太公司2009年12月20日签订的《商品混凝土销售合同》第四条第二款关于混凝土数量结算方式的约定，曹妃甸公司与中太公司要定期对发货单进行对账、复核，对一段时间内双方发生的发货单上涉及的混凝土数量或者有出入的地方以及其他瑕疵进行修改，形成最终的、对双方有约束力的对账清单，用于双方货款的结算。对该对账清单，曹妃甸公司是在上面加盖结算专用章，中太公司是由授权或者同意的人员签字确认，景亚军就是中太公司授权或同意的人。曹妃甸公司相信景亚军有签字确认对账清单和接收发票的代理权基于如下事实：2010年4月7日，曹妃甸公司与中太公司形成第一张对账清单，由黄亮签字。同日，中太公司出具给曹妃甸公司的发票有四项内容，第一项记载混凝土数量和金额内容，签字接收人是景亚军；第二项记载第一项票据原件收回，签字确认人也是景亚军；第三项记载“以上方量金额确认无误”，签字确认人是黄亮；第四项记载“同意”，签字人杨广平。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景亚军在对账清单上对混凝土方量和金额的签字确认，得到了黄亮的签字确认，黄亮的签字确认又得到了杨广平的同意，而杨广平是曹妃甸公司与中太公司2010年7月27日《商品混凝土销售合同》的签字人。基于此，曹妃甸公司相信景亚军具有与曹妃甸公司签字确认对账清单和接收发票的代理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的要件。（二）二审法院认定中太公司未对景亚军签字确认的对账清单的行为进行追认，属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对曹妃甸公司提交的中太公司分五次支付混凝土款的收据及转账凭证的证据视而不见，迳行认定“曹妃甸公司对于中太公司向其支付过货款的证据无法提供”，且对上述五笔款项仅认定三笔，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而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而且为进一步证明本案应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二条，曹妃甸公司曾调取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此案第一次庭审中中太公司提供的三份证据，该三份证据无可辩驳的证实了中太公司以代付的方式向曹妃甸公司支付混凝土款的事实。综上，曹妃甸公司已经证实景亚军签字确认对账清单构成了表见代理，并且中太公司也以付款的行为对景亚军签字确认清单的行为进行了追认。中太公司辩称：（一）中太公司不欠曹妃甸公司混凝土款。1.曹妃甸公司曾向二审法院提供不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的29本发货单，这是二审法院驳回曹妃甸公司诉讼请求的重要原因。2.曹妃甸公司提供的证据中签字、盖章均存在矛盾。（二）中太公司从未依据景亚军的对账单向曹妃甸公司付过款。（三）曹妃甸公司到廊坊中院调取的三份证据，更加证实了曹妃甸公司的无理诉求。1.杨广平签字的ST100714号合同存在重大瑕疵，不能认定。2.代付协议与景亚军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无任何关系。（四）景亚军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1.曹妃甸公司相信景亚军有代理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2011年10月9日的总的对账清单不仅景亚军的签字无效，盖章无效，数额也矛盾，应依法不予认定。综上，请求依法驳回曹妃甸公司的再审申请。曹妃甸公司向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一审诉讼，请求判令：1.中太公司给付混凝土款7544466.15元；2.中太公司给付计算至2014年11月18日的逾期违约金10456630.08元；3.中太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09年12月20日，曹妃甸公司与中太公司签订商品混凝土销售合同，约定曹妃甸公司向中太公司承建的曹妃甸医院工程供应混凝土。双方于同日签订商品混凝土销售合同，对合同标的、数量、结算单价及工程技术质量要求进行了确认。两份合同加盖了“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曹妃甸工业区医院项目部”（以下简称中太公司曹妃甸医院工程项目部）印章。2010年7月27日，曹妃甸公司与中太公司曹妃甸医院工程项目部签订商品混凝土销售合同，约定曹妃甸公司向中太公司承建的曹妃甸医院工程供应混凝土，混凝土总量暂定6万立方米，总价款暂定1800000元。双方于同日签订商品混凝土销售合同，对合同标的、数量、结算单价及工程技术质量要求进行了确认。2010年9月30日，曹妃甸公司与中太公司曹妃甸医院工程项目部签订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约定了新增加高标号混凝土报价。2009年12月20日、2010年7月27日的商品混凝土销售合同约定的混凝土数量的结算方式为：以乙方（曹妃甸公司）持有的甲方（中太公司）现场确认的商品混凝土发货单数量为准。2010年7月27日商品混凝土销售合同及商品混凝土销售合同（附件一、二）落款处签字人为杨广平并加盖了中太公司曹妃甸医院工程项目部印章。（二）一审庭审中，曹妃甸公司主张，2011年10月9日景亚军签字并加盖中太公司曹妃甸医院工程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的商品混凝土对账清单，可以证明中太公司对对账清单进行了确认。中太公司辩称，景亚军的签字并没有获得授权，加盖的技术资料章没有任何效力，不符合规定。曹妃甸公司提供的2011年10月9日商品混凝土对账清单依据的是11份结算单、发票收据、增值税发票。中太公司辩称，对于景亚军签字的发票收条，中太公司没有收到。公司没有授权景亚军接收发票和对账清单，并且都没有加盖公司印章。其中对于黄亮签字的两份对账清单及刘立彬签字的两份对账清单，中太公司辩称，黄亮和刘立彬均不是公司人员，对账清单也没有加盖公司印章。（三）曹妃甸公司主张，景亚军的签字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其主要证据为2010年4月7日由北京京秦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秦公司）黄亮签字的结算单、景亚军签字杨广平同意的发票收条及3张发票。理由为：1.曹妃甸公司供应中太公司的混凝土已由中太公司的外包单位京秦公司黄亮确认的方量和金额，景亚军签字确认，并得到中太公司负责人杨广平的同意。2.根据景亚军对结算单方量和金额的确认，曹妃甸公司给中太公司开具了三张发票，景亚军接收了三张发票。中太公司依据景亚军签字的对账清单付款，应视为对其签字的追认。故景亚军签字确认的对账清单，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中太公司辩称，景亚军不是项目负责人，没有授权和确认。技术资料专用章不能用于对账清单，违反财务制度。其他的对账清单均没有公司印章。综上，不认可景亚军的签字对中太公司有约束力。一审法院认为：（一）曹妃甸公司与中太公司签订的商品混凝土销售合同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该合同约定，混凝土数量的结算方式为：曹妃甸公司持有的中太公司现场签字的商品混凝土发货单数量为准。双方应当依此约定进行结算。但是，曹妃甸公司未能提供经中太公司签字的商品混凝土的发货单，而依据的是由景亚军签字确认的商品混凝土的对账清单主张权利。景亚军在发票收条中的签字，被中太公司合同签字人杨广平签字确认，可以认定景亚军为中太公司的员工。但曹妃甸公司未能证明景亚军有代表中太公司进行对账结算的授权和职责，且中太公司对景亚军的对账行为不予认可。另外，该对账清单虽然加盖了中太公司曹妃甸医院工程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但对该技术资料专用章，中太公司也不予认可。曹妃甸公司又无证据证明该技术资料专用章为中太公司的印章。况且，在没有进行特殊约定的情况下，技术资料专用章是进行技术资料管理的一种认证标识，很显然不能作为法人对账结算的象征。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景亚军的签字和加盖技术资料专用章，均对中太公司无约束力。其他对账清单明细，同理，亦无中太公司的盖章或负责人签字确认，对中太公司亦不发生法律效力。故对该对账清单及对账清单明细不予采信。（二）关于景亚军签收发票行为，同理，亦没有中太公司的授权和追认，中太公司否认收到发票，故景亚军签收发票不代表为中太公司的行为。况且，按曹妃甸公司主张，中太公司未全部付款，曹妃甸公司开具的发票应与付款总额吻合。而实际开具发票总额与其主张的结算数额不符。故曹妃甸公司以开具发票佐证结算数额的主张不予采信。（三）关于曹妃甸公司主张景亚军的2010年4月7日签字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认为，仅就一次签字付款行为而认定景亚军此后的所有签字行为对中太公司均有约束力，显失公平。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曹妃甸公司仅依据景亚军签字和加盖技术资料专用章的对账清单等，要求中太公司给付货款及违约金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曹妃甸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4951元，由曹妃甸公司承担。曹妃甸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审判决对2011年10月9日由景亚军签字并加盖“中太公司曹妃甸医院工程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的对账清单不予认可，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曹妃甸公司在一审时提供的三组证据能够证实中太公司负责人景亚军签字确认对账清单的行为完全符合表见代理的所有要件。首先，中太公司在庭审中明确承认：景亚军是其公司人员，一审法院对此也予以认定。其次，曹妃甸公司根据景亚军对曹妃甸公司交付混凝土的确认清单，给中太公司开具了与上述确认清单上规格、型号完全一致的混凝土发票并由景亚军接收了上述发票。上述事实，已足以让曹妃甸公司认定景亚军有权代表中太公司和曹妃甸公司确认混凝土购入清单上的数量和金额，景亚军签字确认行为完全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由景亚军和曹妃甸公司签字确认的对账清单，是合法而有效的，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二）中太公司根据景亚军签字确认的对账清单，支付混凝土款的行为应视为对该对账清单的追认。该追认相当于给景亚军的授权。中太公司一共分五次向曹妃甸公司支付了混凝土款7142721.85元。中太公司支付第一笔款项1122947.5元时，依据只有一个，依据的是2010年4月7日的结算单，该结算单有景亚军签字确认的5840.5立方米、金额为1722947.5元，以后的对账行为均发生在2010年4月20日之后。2011年10月9日由景亚军和曹妃甸公司确认的总的混凝土对账清单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该对账清单显示，货物总金额为14687188元，已付款7142721.85元，中太公司尚欠混凝土款7544466.15元，曹妃甸公司已经向中太公司开具了总金额为10737909元的18份混凝土发票，景亚军代表中太公司也已接收了上述发票。（三）曹妃甸公司提供的证据证实双方交易的混凝土金额14687188元，中太公司已经支付的混凝土款为7142721.85元，与2011年10月9日总的对账清单上的总金额和中太公司已经支付的混凝土款完全对应一致。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中太公司立即支付拖欠的混凝土款7544466.15元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由中太公司承担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中太公司答辩称：（一）景亚军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1.中太公司从未授权景亚军与曹妃甸公司进行对账单的核对，曹妃甸公司也未能提供任何授权证书。2011年10月9日的对账单为技术资料专用章，该章不能用于对账，是用于技术方面的问题。并且曹妃甸公司也未在法律规定的1个月内催告中太公司。2.本案多次出现不同的章，有的是项目部的章，有的是技术资料章，双方签订的两份合同及相关附件显示的章都不一样，至少有一个是假章，曹妃甸公司用假合同主张权利不应得到支持。3.不管景亚军是否是中太公司的员工，无授权无公章，中太公司也从未授权景亚军接收对方发票，中太公司也从未接到过景亚军接到的曹妃甸公司的发票，并且仅有发票不能证明付过款，应以银行相关单据证明付款行为。4.曹妃甸公司上诉称中太公司支付过货款数与所谓的景亚军签字确认的1722747.5元不一致，不能证明曹妃甸公司所谓的中太公司付款行为与景亚军的签字确认有关系，中太公司没有追认。(二)曹妃甸公司提供的证据不真实，存在矛盾。1.曹妃甸公司提供的结算单中既有黄亮的签字，又有刘立彬的签字，还有景亚军的签字，曹妃甸公司用如此混乱的结算单来证明景亚军的行为，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2.曹妃甸公司提供的证据中对账但付款额中显示的付款金额为7142721.85元，本案经过发回，在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一次二审开庭时，曹妃甸公司提供的证据数据为7175821.85元，相差33100元，原因就是曹妃甸公司将一张33100元的收据撤回，该收据编号为0043887，开票日期2010年5月31日，金额为33100元，收款人为张爱静，曹妃甸公司的此种行为就是为了掩盖其证据的矛盾。该对账单作为重要的结算凭证没有金额单位，根本无法确认债权债务。3.景亚军不是中太公司本案项目的负责人，中太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明材料，是中太公司与曹妃甸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该合同已向相关建设部门备案，合同明确了该项目负责人权限范围。(三)对于曹妃甸公司提供的部分证据中太公司不认可。1.曹妃甸公司提供的对账清单及明细只有个人签字没有公司印章，所加盖的章也不一致，有的对账清单只有曹妃甸公司自己加盖的公章。2.曹妃甸公司称其给中太公司开具了总金额为10737909元的混凝土发票，而曹妃甸公司提供的景亚军签字的对账清单却显示已付款7142721.85元，曹妃甸公司提供的证据与主张的事实矛盾，均不能得出合理解释。3.曹妃甸公司提供发票是单方行为，有发票不一定有交易，发票收条只有两个人签字，无中太公司的公章，也未得到中太公司授权代表的确认。4.中太公司将本案发包给京秦公司，与京秦公司签订的合同明确约定是包工包料，该合同已向一审法院提交，曹妃甸公司无法证明其提供的混凝土全部用于中太公司。(四)曹妃甸公司对最原始的基础债权凭证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1.双方对结算的方式有明确的约定，以曹妃甸公司持有的中太公司现场签认的商品混凝土发货单为依据，现在曹妃甸公司提供的证据有的盖章，有的未盖章，还有的用技术资料专用章，签字的有的是景亚军签字，还有刘立彬、黄亮，上述人员中太公司均不认识。2.从主张权利的角度讲，曹妃甸公司缺乏基本的欠款证据，而用未授权、未盖章，相互矛盾的各种材料证明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维持原判。二审法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一)中太公司与曹妃甸公司签订的两份合同及相关附件显示的章都不一致，有很大区别，有的是字体排列方式（有直行排列和椭圆形两种），有的加盖的是项目部的章，有的加盖的是技术资料章。中太公司称至少有一个是假章，曹妃甸公司称均是当时加盖，但未能提供证据支持其主张。(二)曹妃甸公司二审庭审中出示有中太公司仝占敏签字确认的收条一张，时间是2010年9月26日，收条显示的票号为012494106、01249345、01249346，金额分别为184584元、1052640元、964450元。仝占敏认可该收条是其本人签收，并称中太公司的项目经理是张国栋，是工地的负责人，张国栋让其签收的收条。(三)曹妃甸公司称中太公司已向其公司支付过货款7142721.85元，分三笔支付，其中两笔是以现金的形式支付，第三笔是通过转付，但是曹妃甸公司对于中太公司向其支付过货款的相关证据无法提供。（四）曹妃甸公司称中太公司向其支付7142721.85元，尚欠7544466.15元，曹妃甸公司向中太公司出具了共计129395856元的增值税发票，中太公司辩称发票没有收到过，仅是收到过有仝占敏签字确认的发票三张。（五）中太公司称已经向曹妃甸公司支付过全部货款，双方债权债务已经不存在，相关的证据都保存在了曹妃甸医院项目部的资料中，但该项目部的资料库失火，其他许多与本案相关证据资料在失火中全部烧毁，其向曹妃甸公司付款所依据的合同也由于失火原因烧毁，中太公司当庭向法庭提交了工地失火的照片，曹妃甸公司对照片的真实性和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认可。（六）曹妃甸公司在庭审时出示了29本发货单，该发货单记载有时间、混凝土的型号、数量、收货单位。29本发货单均没有中太公司的章；曹妃甸公司持有的29本发货单均是复印件，每张发货单的签字人处的签字均应当是复印笔迹，并且29本发货单的所涉的签字人与曹妃甸公司提供的11份对账单的人员不一致；29本发货单签字处有田运红、罗武松等人签名，但笔迹明显不一致，田运红、罗武松二人签字至少出现两种笔迹，对发货单存在的上述问题，中太公司称曹妃甸公司在制造假证据欺骗法庭。曹妃甸公司对于发货单存在的问题解释称，签字所体现的字体出入确实很大，也可能属于代签行为，并且对于发货单上签字人田运红、罗武松的身份，曹妃甸公司称不清楚这些员工身份。（七）中太公司向法庭提交了《商品砼购入确认单》两份，一份是2010年4月6日。另一份是2010年6月17日，清单记载，供方曹妃甸公司，需方中太公司，方量合计分别为130立方米和1176.5立方米，金额合计分别为35880元和347822元。中太公司称该两份清单在上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二审开庭时曹妃甸公司作为证据提交过，在发回一审法院审理时，曹妃甸公司将两份清单撤回，两份清单涉及金额分别为35880元和347822元，但曹妃甸公司从本案一审起诉到第二次二审所主张的欠款额一直没变，但用来支持主张金额的证据却在变化，曹妃甸公司提供的证据所显示的金额与其主张所述的金额不一致，存在矛盾。曹妃甸公司当庭陈述该两份清单确实提交过，但两份清单所涉及款项中太公司已向其支付过，所以将两份证据撤回，欠款金额还是以2011年10月9日有景亚军签字的总的对账单为准。(八)曹妃甸公司主张依据双方2010年7月27日所签合同第五条第一款的约定，违约金应从2011年2月6日起算到一审开庭之日2014年11月18日，共计1380天，金额为10411368.6元。中太公司认为不拖欠曹妃甸公司的混凝土款，所以不存在违约，仅就曹妃甸公司提供的书面合同而言，双方所约定的每日0.1%的数额过高，应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为准。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景亚军签字确认对账清单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中太公司是否应当向曹妃甸公司支付混凝土款7544466.15元及违约金。中太公司与曹妃甸公司签订的商品混凝土销售合同对结算方式作出了明确的约定：“以乙方（曹妃甸公司）持有的甲方（中太公司）现场签字的商品混凝土发货单数量为准。”但是曹妃甸公司未能提供中太公司签字的商品混凝土发货单，而以景亚军签字确认的商品混凝土对账清单主张权利。对于景亚军的身份，中太公司在二审庭审中承认景亚军是中太公司的员工，但对景亚军代表中太公司进行签字确认的行为不予认可，明确表示对景亚军从未有过授权行为，对景亚军签字确认对账单的行为不予认可，曹妃甸公司对于景亚军能够代表中太公司进行对账结算的行为未能提供证据。中太公司对于2011年10月对账清单加盖的技术资料专用章也不予认可，曹妃甸公司也无证据证明是中太公司用于结算所使用的印章。曹妃甸公司为印证景亚军签字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用发票收条、29份发货单、对账单等证据进行佐证，但曹妃甸公司作为证据出示的发票没有加盖任何印章，并且与其主张中太公司已经向其支付过的货款金额不一致，中太公司又否认收到过发票，曹妃甸公司现有证据不能证实中太公司收到过该发票。同时曹妃甸公司提供的29份发货单，在签字人处，同一人名的书写笔迹明显不同，曹妃甸公司也认可笔迹存在很大差异，并且发货单签字人与11份对账单上签字人员无一吻合。曹妃甸公司主张中太公司已经支付过7142721.85元货款，但是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曹妃甸公司提供的证据相互之间存在矛盾，对于证据中存在的问题曹妃甸公司均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对于曹妃甸公司二审庭审中出具的有中太公司员工仝占敏签字确认的收条，中太公司认可该收条所记载的三张发票中太公司已经收到，但收条中涉及的货款中太公司称已经向曹妃甸公司支付，并称双方之间全部货款全部支付完毕，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不存在，支付货款的证据由于失火烧毁现无法提供。中太公司主张该收条是本案项目经理张国栋让仝占敏签收的，仝占敏在施工现场，知道签收手续，从而也印证了中太公司没有让景亚军接收过发票和签认过对账单。曹妃甸公司仅以仝占敏收到一次发票收条的行为来佐证中太公司收到曹妃甸公司向其开具的全部发票，显失公平，并且曹妃甸公司对于中太公司收到过其他发票收条的证据无法提供，其主张的中太公司向其支付过7142721.85元货款的证据不足，所以双方以该收条佐证其他案件事实的主张，二审法院均不予采信。曹妃甸公司主张景亚军签字确认对账单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及中太公司对景亚军签字的行为进行了追认的证据不足。结合双方提供的现有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曹妃甸公司向中太公司主张应支付7544466.15元货款及违约金的主张，二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4951元，由曹妃甸公司负担。本院再审查明，对曹妃甸公司所称中太公司已向其公司支付过货款7142721.85元，分五笔支付，其中两笔是以现金的形式支付，其余三笔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中太公司予以认可。曹妃甸公司将原二审期间提交的29本发货单变更为18本，理由是内部审计整理的时候进行了合并，内容并无变化。中太公司认为曹妃甸公司将29本发货单擅自改变证据形态，不予认可。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中太公司是否尚欠曹妃甸公司混凝土款7544466.15元。（一）双方存在真实的商品混凝土销售合同法律关系。曹妃甸公司与中太公司签订的三份商品混凝土销售合同及补充协议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当事人应当依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曹妃甸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中太公司供应混凝土，中太公司亦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应混凝土价款。（二）在中太公司不提供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基于曹妃甸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可以认定中太公司尚欠其混凝土款。曹妃甸公司提交的29本发货单证明了双方交易的基础事实。双方合同约定的混凝土款结算方式为：1.以乙方（曹妃甸公司）持有的甲方（中太公司）现场签认的商品混凝土发货数量为准。2.甲乙双方每15天，对签认的商品混凝土发货单进行复核，并履行100%的确认手续。曹妃甸公司在二审庭审时出示了29本发货单，该发货单记载有时间、混凝土的型号、数量、收货单位。再审中，曹妃甸公司将29本发货单整合为18本，实质性内容并没有改变。虽然中太公司提出，29本发货单均没有中太公司的章，发货单的签字不是原始签字，并且29本发货单所涉的签字人与曹妃甸公司提供的11份对账单的人员不一致，同一个人签名存在笔迹明显不一致等瑕疵，但这些发货单上的瑕疵并不能否认曹妃甸公司曾向中太公司供应混凝土的基本事实，中太公司承认已向曹妃甸公司实际支付7142721.85元的货款也佐证了发货单的客观存在。至于这些发货单中包含的瑕疵，曹妃甸公司对此亦作了解释：由于合同未约定具体的签收人，签字人较多，也可能存在代签行为，但29本发货单均属于原始单据，且得到11份对账清单的进一步确认。中太公司对上述发货单的真实性以及曹妃甸公司的解释不予认可，完全可以提出反证，证明其实际收到曹妃甸公司供应混凝土的时间、型号、数量等，并据此对曹妃甸的主张进行抗辩，但中太公司自始至终没有提交任何相关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曹妃甸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其有理由相信景亚军有代理权。中太公司虽对景亚军签字行为不予认可，但承认景亚军是其员工。双方在合同中也未约定具体人员负责货款结算事宜。曹妃甸公司提交的2010年4月7日有景亚军签字的发票收条有四项内容，第一项记载混凝土数量和金额内容，签字接收人是景亚军；第二项记载第一项票据原件收回，签字确认人也是景亚军；第三项记载“以上方量金额确认无误”，签字确认人是黄亮；第四项记载“同意”，签字人杨广平。曹妃甸公司认为，景亚军在对账清单上对混凝土方量和金额的签字确认，得到了黄亮的签字确认，黄亮的签字确认又得到了杨广平的同意，而杨广平是曹妃甸公司与中太公司2010年7月27日《商品混凝土销售合同》的签字人。曹妃甸公司二审庭审中出具的有中太公司员工仝占敏签字确认的发票收条，中太公司认可该收条所记载的三张发票中太公司已经收到，故景亚军出具发票收条行为有先例可循，考虑到景亚军在案涉交易中的身份以及增值税票的特性，可以认定中太公司收到了曹妃甸公司向其开具的全部增值税发票。景亚军还多次参与了后续的对账结算行为，其于2011年10月9日签字确认的商品混凝土对账清单，同时加盖了中太公司项目部的技术资料专用章。就此而言，曹妃甸公司相信景亚军在案涉交易中具有代理中太公司的权利，本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一审、二审及再审中，法院多次向中太公司释明应提供双方合同及银行结算凭证等交易证据以证明自己关于案涉交易已经结算完毕的主张，但中太公司作为大型股份有限公司，仅仅以项目部失火结算资料全部烧毁灭失为由进行抗辩，显然不符合公司财务管理的通常要求，亦与情理不合；且中太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先是否认与曹妃甸公司有合同关系，否认景亚军是其工作人员，否认收到过发票，否认支付过货款，后又承认景亚军是其工作人员，承认收到部分发票，承认支付过货款，显然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曹妃甸公司主张中太公司尚欠混凝土款的证据明显占优，中太公司主张双方已经结清货款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根据《最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曹妃甸公司基于现有证据主张中太公司尚欠曹妃甸公司混凝土款7544466.15元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予以支持。（三）关于违约金的问题。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如未按照约定期限结算或者支付货款，造成逾期付款的，应按货款总额的每日0.1%给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再审审理中，中太公司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将违约金调整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对中太公司的该项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曹妃甸公司在本案二审庭审中明确违约金诉讼请求为从2011年2月6日起计算至2014年11月18日，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曹妃甸公司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冀民二终字第28号民事判决以及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廊民三初字第148号民事判决；二、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唐山曹妃甸混凝土有限公司支付混凝土款7544466.15元，并以此为基数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支付从2011年2月6日起至2014年11月18日止的违约金；三、驳回唐山曹妃甸混凝土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9495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4951元，均由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贾清林代理审判员  武建华代理审判员  叶 阳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徐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