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最高法民申302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新疆信润发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高新区高新街***号数码港大厦****室。法定代表人：赵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刚，北京德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建萍，北京德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兖矿新疆煤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数码港大厦**楼****室。法定代表人：尤加强，该公司总经理。再审申请人新疆信润发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润发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兖矿新疆煤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兖矿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5)新民一终字第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信润发公司申请再审称，原判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应予再审。一、二审判决程序错误。二审法院就双方间同期同类的另一房屋租赁合同已经做出生效判决，认定双方间的交易未违反法律规定，从而确认租赁合同合法有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项的规定，该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在没有新的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应当被依法确认。但本案二审法院无视生效判决，做出与生效判决认定事实完全相反的认定。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二十一条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二审法院依据该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认定《租赁合同》无效属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效力性规定的实质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就本案而言，兖矿公司的公司利益并不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且信润发公司与兖矿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未损害兖矿公司的利益，更谈不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该条规定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在双方的交易未违反其他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双方间的合同合法有效。（二）双方签订《租赁合同》不属关联交易。二审法院认定谢书胜与信润发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不正确。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第三条规定，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以及两方或两方以上同受一方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构成关联方。谢书胜仅入股3万元，且通过名义股东代持股的方式实现入股，所占股份仅0.3%，无权决定信润发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政策，也不能据以从信润发公司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谢书胜也非信润发公司董事会或经理层成员，对信润发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无参与决策的权力，二审法院仅依据谢书胜持有信润发公司的股份认定谢书胜与信润发公司之间具有关联关系，从而认定信润发公司与兖矿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系关联交易错误。（三）违反公司法第二十一条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二审法院认为谢书胜任兖矿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在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利用其与信润发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促成兖矿公司与信润发公司签订《租赁合同》，致使兖矿公司的利益受到损害。但双方间的《租赁合同》未损害公司利益，且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是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并未规定合同无效，由交易相对人承担责任。三、二审法院认定本案基本事实错误。二审法院将信润发公司与北区工业园区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园区办公室）的合同约定的租金与信润发公司与兖矿公司的合同约定的租金进行简单比较从而认定兖矿公司利益受到损害错误。信润发公司与园区办公室签订的《倒班宿舍租赁协议》约定园区办公室将120间房提供给信润发公司，并提供单人床、书桌等简单家具。信润发公司与兖矿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除对涉案房屋进行转租外，还要求信润发公司对涉案场所进行装饰装修，保证场地内设备设施运行、维护和管理，承担兖矿公司要求的其它正常运行费用等，为此，信润发公司支出300余万元。该份《租赁合同》对于信润发公司的履约要求明显高于此前园区办公室与兖矿公司、信润发公司签订的租赁协议的要求。信润发公司与兖矿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为信润发公司增加了新的增值服务与相应的义务，信润发公司不仅是单纯的出租方，信润发公司承担的更多是服务管理的职能，信润发公司收取的租金与其投入相适应。两份合同不具有可比性，亦不能得出损害兖矿公司利益的结论。四、二审判决认定合同无效后，参照兖矿公司与园区办公室的约定支付租金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二审法院认定合同无效后，参照园区办公室分别与信润发公司、兖矿公司签订的《倒班宿舍租赁协议》错误，应当参照信润发公司与兖矿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支付占有使用费。信润发公司已依据合同约定充分履行了义务，并承担了相应的费用和营运成本，兖矿公司使用了场地并享受了相应的服务，即使合同无效，也应当参照信润发公司与兖矿公司之间的合同价格，综合考虑信润发公司为履行合同所支付的装饰装修费用、物业费用、人工费用等成本支付相应费用，否则对信润发公司显失公允。本院经审查认为，信润发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均不成立。一、信润发公司所称二审判决程序错误的理由不成立。根据信润发公司提交的另案判决书载明的另案事实，该案案涉合同与本案案涉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不一致，租赁物地理位置、租赁面积、用途等方面均不同，另案合同中明确提出，信润发公司的义务包括“在硬件设施上基本达到二星级宾馆的要求，实现特色鲜明的度假及休闲场所”，“为甲方及其人员提供三星级宾馆的服务”等，与其在本案案涉合同中应承担的合同义务有较大区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项的规定是当事人就同一事实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而本案和另案的事实本就不是同一事实，应根据本案的证据依法作出认定。信润发公司主张未做相同认定属于程序错误，不能成立。二、信润发公司关于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成立。（一）如何识别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目前尚缺乏明确统一的标准。故即使本案二审判决将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作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也不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二）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但是，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信润发公司六位股东中，有五位均在兖矿公司任部门正职或副职，这五位股东共计持股80%，其中的张大鹏、程稳分别任计划财务部部长、副部长，兖矿公司总经理谢书胜在2011年8月前也是信润发公司股东。二审判决认定信润发公司与兖矿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属于关联交易并无不当。三、二审判决认定本案基本事实并无不当。根据原判决查明的事实，信润发公司和兖矿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与信润发公司与案外人签订的《租赁合同》内容确有不同，但信润发公司以近十倍的价格将房屋转租给兖矿公司，二审判决认为，“信润发公司虽然称其为保证场地内设备的运转、维护和管理，承担了相应的装饰、装修及其他正常运行费用，但其在一审、二审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添置的设备致使租赁租金增加近十倍的理由；对于以上有悖常理及不符合交易习惯的情形，信润发公司亦未做出合理解释。”再审审查中，信润发公司也未提交新证据推翻二审判决的前述认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加之信润发公司和兖矿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二审判决认为该合同无效不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四、在与兖矿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况下，信润发公司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以近十倍的价格向兖矿公司转租房屋的合理性，信润发公司和兖矿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的价格过高。在认定其无效后，不应再参照该价格约定的标准支付相关费用。二审判决参照2013年5月31日信润发公司与园区办公室签订的《倒班宿舍租赁协议》及2014年10月1日园区办公室与兖矿公司签订的《倒班宿舍租赁协议》确定支付标准不属于错误。且一审判决书载明，信润发公司述称，2014年7月31日，兖矿公司共欠付信润发公司租金598.5万元，考虑到兖矿公司实际代付了信润发公司人员部分工资、水电费、园区管理办公室的租金等，故酌情向兖矿公司主张320万元。据此可以判断，兖矿公司已经支付了一些本应由信润发公司负担的费用。兖矿公司实际向信润发公司支付的费用高于二审判决判令支付的数额。信润发公司称兖矿公司向其支付的对价显失公允，并无证据支持，缺乏事实依据。综上，信润发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新疆信润发商贸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刘崇理代理审判员  郁 琳代理审判员  殷 华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日书 记 员  宋亚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