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02民终24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志生。
委托代理人：魏先保，辽宁碧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五五路**号*层******层。
负责人：孔祥歌，行长。
委托代理人：任笑永。
委托代理人：于泱。
上诉人王志生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5）中民初字第50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志生委托代理人魏先保、被上诉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的委托代理人于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志生在原审时诉称：2013年12月27日，双方签订《联保体授信合同》，按照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的要求存入保证金18万元。合同到期后，我完全履行了义务，偿还了本金及利息，但是，民生银行大连分行迟迟不返还保证金。我认为：1.民生银行大连分行为了发放贷款恶意将各个成员捏合在一起，各个成员之间都不认识，不清楚各自的资金状况和真正的借款目的，更不知道各方贷款是为了诈骗；2.给于洪涛发放的贷款额度是最高的，其他的都比较低，贷款的额度是银行审查决定的，但是民生银行没有尽到审查的义务，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于洪涛骗取贷款，民生银行大连分行应当承担责任而不是将责任推给我；3.民生银行大连分行要求大家签订的合同是其提供的格式合同，违反了《商业银行法》第七条的法定义务，在格式条款中自行免除自身的义务，加重我的义务。因此，要求民生银行大连分行返还保证金18万元。
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12月27日，王志生与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签订《联保体授信合同》，合同约定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给予本合同联保体所有授信提用人的整体授信额度为920万元，签订该合同的授信提用人分别为王志生及案外人娄瑞青、于洪涛、唐勇，其中王志生的授信额度为120万元，案外人于洪涛的授信额度为300万元。合同约定的授信额度（包括联保体整额度和成员额度）使用期限为12个月，自2013年12月26日至2014年12月26日（即额度期限），上述额度内提用的授信应在额度期限内提用并清偿。合同中约定的联保体定义为：指由多个自然人为取得乙方授信而自愿组成的联合体，乙方将授予联保体整体授信额度并分割至各联保体成员形成成员额度，各授信提用人可在相应联保体成员额度内申请使用授信，但在任何时点任一联保体成员及其指定的各授信提用人已提用的授信余额之和不得超过相应的成员额度；且任一联保体成员及其在本合同中指定的控制企业均对联保体整体授信额度与期限内的非本人融资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2014年1月2日，王志生与案外人于洪涛同日从民生银行大连分行处取得贷款，王志生取得贷款120万元，交纳保证金18万元，案外人于洪涛取得贷款300万元，交纳保证金45万元。后王志生按期偿还了借款，案外人于洪涛至今未偿还借款。
原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合同关系应受到法律保护。王志生与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签订《联保体授信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对于王志生诉称民生银行大连分行与案外人恶意串通，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给案外人于洪涛发放的贷款额度是最高的，没有尽到审查的义务，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意见，王志生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不予支持；王志生诉称双方签订的是格式条款，应当无效的意见，经审查，《联保体授信合同》中约定的虽然是格式条款，但并没有违背法律规定，签订合同时，王志生应当认真阅读合同条款，在该合同上签字，即视为同意合同约定的全部内容，该合同真实有效，王志生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故对王志生的该项意见，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王志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王志生负担。
原审判决后，上诉人王志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2013年12月27日，民生银行大连分行为了发放贷款，随机找了四个互相不认识的人于洪涛、唐勇、娄瑞青和我，要求签订《联保体授信合同》，在签订合同之前，四个人互相没有见过面，并不认识，不了解各方的资信情况及贷款的真实目的。《联保体授信合同》的第2、3页上显示，案外人于洪涛及其控制企业大连森峰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峰公司）在庄河市新华小区、唐勇及控制企业大连广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在普兰店、娄瑞青的控制企业大连天联塑胶工业有限公司在大连开发区、我在西岗区，以上四个不同的地点是四个人的经常经营活动地点，间接说明了在签订合同之前包括我在内的四个人是不认识、不了解的。2.民生银行大连分行对四个人发放贷款的数额不相同，发放贷款数额的决定权在银行手中，不受我控制。银行发放贷款的原则应当是依据每个人的资信，但是，在申请贷款的时候，案外人于洪涛的财产已经对外转让或者进行了抵押，不符合发放贷款的条件，但银行却给其发放了300万元的贷款，是四人中最高的，银行违反了审查义务，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应当对于洪涛贷款诈骗的后果承担责任。3.我不了解于洪涛的财产状况，于洪涛的相关材料都由民生银行控制，民生银行应当向我披露其资信情况，我可以选择是否签订这份《联保体授信合同》及是否同意向案外人于洪涛提供保证。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1.《商业银行法》第七条规定，商业银行开展信贷业务，应当严格审查借款人的资信，实行担保，保障按期收回贷款。银行审查贷款人的资信是银行的法定义务，违反以上规定签订的合同是无效合同。2.民生银行制定的《联保体授信合同》免除了自己的审查义务，加重了我的负担、排除了我的主要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十条之规定，是无效的。《联保体授信合同》中的联保体、保证金、保证人、最高额质押、最高额担保、最高额质押担保、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最高额连带共同保证等条款均无效。3.原审法院主观判断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推导出错误的判决结果。我从未主张过“恶意串通”，我所主张的是民生银行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导致的合同无效，并不是原审法院认为的“恶意串通”导致的合同无效。原审法院超出了我的主张进行裁判，导致案件裁判结果错误。
被上诉人民生银行大连分行辩称：原审认定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联保体授信合同》、《中国民生银行小微联保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等证据上均有上诉人亲笔签名，上诉人为取得贷款，自愿组成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联保体，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签署《联保体授信合同》后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应有明确的认知。我方不予返还上诉人保证金，符合合同约定。2.四人所控制企业所在地不同，并不能推导出此四人互不认识。而且互相认识与否，与《联保体授信合同》效力无关，合同中并无联保体成员之间熟悉程度之条款。3.我方并无义务向上诉人披露案外人于洪涛的资信情况，是否披露，与《联保体授信合同》的效力无关。4.应由上诉人举证证明我方未尽到贷款审查义务，即便是未尽到贷款审查义务，也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5.本案属于保证合同纠纷，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自愿的情况下向我方提交了《申请书》并签订《联保体授信合同》，我方依据合同履行了贷款发放义务，整个过程中并无免除保证责任的情形发生。6.《联保体授信合同》虽是格式条款，但并未违反法律规定。签订合同时，上诉人应当认真阅读合同条款，在该合同上签字，即视为同意合同约定的全部内容，上诉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
在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王志生提交车辆信息查询表一份，证明案外人于洪涛所有的车辆（车牌号BY2R82）在签订《联保体授信合同》之前已被多个法院查封，民生银行大连分行在签订合同前没有审查于洪涛的资信状况，违反法定义务，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故《联保体授信合同》无效。
被上诉人民生银行大连分行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1：《申请书》，证明上诉人王志生为取得贷款，自愿组成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联保体，该申请书上有王志生及其配偶的亲笔签名；
证据2：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2015）中民初字第250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银行已针对案涉《联保体授信合同》向于洪涛及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森峰公司主张权利；
证据3：对于洪涛及森峰公司进行资信审查的资料（纳税电子缴款单、公司基本帐户对账单、个人银行账户对账单、信用报告、工商登记信息、被执行人信息、公司科目明细、库存明细、房产土地车辆权属证书、公司实地考察照片），证明银行已对于洪涛及森峰公司进行资质审核。
被上诉人民生银行大连分行对上诉人王志生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于洪涛的车辆被查封不能影响其贷款资格，银行是否违反贷款中严格审查的义务，不影响其与借款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的效力。
上诉人王志生对民生银行大连分行提交的证据1（《申请书》）中本人及其配偶签字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是民生银行大连分行为了发放贷款要求其签字，《申请书》上未注明日期，也不清楚《申请书》的内容；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民生银行大连分行在该案中已经撤回了对王志生的起诉，应当视为对权利的放弃；对证据3中所有资料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上述资料均系银行单方提供，与于洪涛车辆被查封的情况相违背，不能证明银行已对于洪涛的资产及相关权证原件进行审核。
鉴于民生银行大连分行对王志生提交的证据，王志生对民生银行大连分行提交的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民生银行提交的证据3，王志生对真实性虽有异议，但未能提交相反证据，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结合二审时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陈述，本院另查明如下事实：《申请书》及后附的《联保体章程》均为打印件，内容由中国民生银行拟定，《申请书》共包括三个部分，即“联保体成员基本信息”、“申请内容”、“联保体声明及承诺”。在该《申请书》中，联保体成员承诺“本申请书所涉全体申请人同意经由本申请书形成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联保体，共同申请用于联保体成员生产经营活动的授信额度，由全体联保体成员对除本人外的单个联保体成员、成员名下经营实体及由任一联保体成员指定的第三人使用的授信承担最高额共同连带担保责任”。在“联保体成员基本信息”中登记了各申请人（于洪涛、唐勇、娄瑞青、王志生）、申请人的配偶及申请人所经营企业的信息。王志生及其配偶在该《申请书》上签字，但该《申请书》上未注明日期。
在《联保体授信合同》第2页顶端，民生银行大连分行用黑色加粗斜体字作如下提示：“本合同文本已在乙方（注：指银行）网站（www.cmbc.com.cn）公示，甲方（注：指联保体各成员）、丙方（注：指联保体成员的控制企业）签订本合同之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本合同全部条款，如有不明之处请及时咨询，乙方将积极解答。本合同文本一经签署即视为合同各方同意本合同全部条款，并对有关权利义务、责任限制和免除条款的法律含义有充分的理解”。第53条亦采用黑色加粗字体注明“在签署本合同时，乙方就本合同的全部条款已向甲方、丙方进行了详细地说明和解释，各方对合同的全部条款均无疑义，并对当事人有关权利义务和责任限制或免除条款的法律含义有准确无误的理解”。
因案外人于洪涛未能按期偿还借款，民生银行大连分行将于洪涛、张玉晶、森峰公司诉至法院。2016年1月25日，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中民初字第2503号民事判决，判令于洪涛偿还借款本金2439532.69元及利息、罚息，森峰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民生银行大连分行依照《联保体授信合同》的约定扣除了王志生交纳的18万元保证金。
本院认为：民生银行大连分行依据王志生等人提交的《申请书》，与王志生及案外人娄瑞青、于洪涛、唐勇签订的《联保体授信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民生银行大连分行于2014年1月2日向王志生发放借款120万元。王志生虽已按约定偿还借款，但案外人于洪涛作为联保体成员之一，未能按期偿还借款，根据《联保体授信合同》第10条、第33条之约定，王志生作为联保体成员应以其缴付的18万元保证金在合同约定的最高债权额内，为银行对联保体内任一授信提用人享有的主债权承担最高额质押担保，且银行有权从账户中直接扣款。故民生银行大连分行在案外人于洪涛不履行还款义务时，依约扣除王志生的保证金有合同依据，亦不违反法律规定，王志生要求返还保证金18万元不符合合同约定，原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王志生上诉称民生银行大连分行未严格审查贷款人的资信，违反了《商业银行法》第七条及《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二）项之规定，《联保体授信合同》无效，银行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应当对于洪涛贷款诈骗的后果承担责任。《商业银行法》第七条虽规定“商业银行开展信贷业务，应当严格审查借款人的资信，实行担保，保障按期收回贷款”，但《商业银行法》并未规定商业银行违反贷款中严格审查义务的民事责任，该条规定是从商业银行风险控制角度加以规范，属管理性规范，并不影响《联保体授信合同》的效力。况且，根据民生银行大连分行二审提交的证据2、证据3显示，银行已对于洪涛及森峰公司的资信情况进行了审查，并在于洪涛不履行还款义务时，通过提起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故王志生关于案涉《联保体授信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王志生上诉称民生银行制定的《联保体授信合同》免除了银行的审查义务，加重王志生的负担，根据《合同法》第四十条之规定，《联保体授信合同》第1、10、11、18、28、32、33、34条均属无效条款。《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案涉《联保体授信合同》系银行一方拟定，且庭审中承认未与对方协商，亦不允许变更，故应属格式合同。银行在合同第1页即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黑色加粗字体提醒对方注意、仔细阅读合同条款，并在第53条再次提醒，已尽到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王志生作为联保体的负责人，其在签署合同之前，为了了解其享有的合同权利及承担的合同义务，应当仔细阅读合同条款、就不明之处及时咨询，以便理解合同内容。王志生个人及其控制企业均已在合同上签字（盖章），应视为对合同条款无异议。况且，王志生所称的上述合同条款亦不存在免除银行责任、加重借款方责任、排除借款方主要权利的情形，故王志生此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王志生上诉称其在签订《联保体授信合同》之前不了解各方的资信情况及贷款的真实目的，如果银行披露于洪涛的资信情况，其可以选择是否签订《联保体授信合同》及是否同意向案外人于洪涛提供保证。《联保体授信合同》第1条已对“联保体”的定义作出规定，即“由多个自然人为取得乙方授信而自愿组成的联合体，乙方将授予联保体整体授信额度并分割至各联保体成员形成成员额度，各授信提用人可在相应联保体成员额度内申请使用授信，……且任一联保体成员及其在本合同中指定的控制企业均对联保体整体授信额度与期限内的非本人融资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且从民生银行大连分行二审提交的《申请书》内容看，王志生等人在贷款之前均应知晓该贷款方式有别于普通的借款及担保，正是四人及其控制企业形成了“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联保体”，降低了信贷风险程度，民生银行才在各方未提供抵押担保、仅提供15%保证金的情况下，为包括王志生在内的四个人提供融资。王志生在二审提交的车辆信息查询表虽可证明案外人于洪涛的车辆在签订《联保体授信合同》之前已被多个法院查封，但不能证明于洪涛的其他资产亦被查封，且从民生银行提交的于洪涛资信情况来看，于洪涛尚有其他资产。故王志生此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根据双方二审提交的证据，补充查明相关事实后，对原判决结果予以维持。上诉人王志生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上诉人王志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薛 辉
审判员 贾春雨
审判员 王家永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二日
书记员 白 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