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225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叶锦荣，男，1952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龙门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百龄，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磊，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锦雄，男，1952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仲清，广东佳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虹，广东佳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潘取娣，女，1959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仲清，广东佳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虹，广东佳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松波，男，1945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柯柏松，广东天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泳娴，女，1945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保麟，男，1958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金凤，女，1962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上诉人叶锦荣因与被上诉人吴锦雄、潘取娣、李松波、李泳娴、李保麟、肖金凤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2民初35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叶锦荣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并判令吴锦雄、潘取娣、李松波、李泳娴、李保麟、肖金凤向叶锦荣连带支付人民币2433915元，并以2433915元为本金，从2014年4月4日起至全部债务清偿之日为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向上诉人支付利息，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吴锦雄、潘取娣、李松波、李泳娴、李保麟、肖金凤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根据增城市荔城穗东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汽配公司）、吴锦雄、叶锦荣三方订立的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一》）第四条：“土地证办妥后，经协商可由乙方代为保管。”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在叶锦荣手中，是经各方协商之后由李松波交给叶锦荣的，在原审庭审笔录中，李松波对此也予以承认。（二）李松波把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交给叶锦荣，是因为叶锦荣已经完全履行了出资义务，保管有关证件是协议书明文约定的权利，李松波才把有关证件交给叶锦荣。1.根据《协议一》第四条约定，向叶锦荣交付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是李松波、吴锦雄、叶锦荣三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依据《协议一》正文第1-3行约定，李松波作为实际经办人，对叶锦荣有没有履行出资义务是清楚的。反过来说，由于叶锦荣出资比例高达38.37%，如叶锦荣没有履行出资义务，也就构成了根本违约，这一违约行为会导致合作关系陷入破裂，不会协商一致并把有关证件交给叶锦荣保管。2.依照《协议一》与《协议二》约定的履行顺序：第一，各方预付60万给李松波，并由李松波去政府部门交款，办理购地手续，并领取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第二，证件办妥后李松波向叶锦荣等收齐余款。第三，李松波将有关证件交叶锦荣保管。第四，叶锦荣依照《协议二》约定将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交给吴锦雄。依据叶锦荣提交证据可见，吴锦雄已经从叶锦荣取走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该协议已经履行到了第四步，证明叶锦荣已经足额履行了出资义务。3.案涉土地使用权登记在汽配公司名下，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是证明汽配公司合法用地、办理土地年审手续和其他手续的法定证件，若叶锦荣没有履行出资义务，则李松波不会交给叶锦荣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4.《协议一》约定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交给乙方，乙方有吴锦雄、叶锦荣。而李松波把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交给叶锦荣只有一个理由：叶锦荣已经履行全部出资义务，李松波没有理由拒绝，只能把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交给叶锦荣。（三）依据《协议二》，正因为吴锦雄明知叶锦荣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所以当吴锦雄在向叶锦荣索要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时，吴锦雄也才会向叶锦荣出具收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协议签订的90年代中期，当时法治观念比较朴素，认为谁拿着地契，谁就是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人，交付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是一种权利质押的行为。因此李松波抗辩：即便把证件交给叶锦荣，叶锦荣也不可能成为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人，所以毫不在意的将证件交给叶锦荣。这样的抗辩是不成立的。其次，若叶锦荣没有履行出资义务，吴锦雄、李松波多年不要求叶锦荣付款，也不要求解除合同，甚至不要求签订补充协议书。再次，李松波辩称：自己已将补偿款给到吴锦雄为代表的乙方。说明叶锦荣履行了出资义务，所以李松波给吴锦雄的175万元不是单独给吴锦雄的，而是给吴锦雄并由其转付给叶锦荣的，吴锦雄只是代收而已。（四）方某所付款项为购地款。李松波原审时主张方某代叶锦荣付的款项是货款，但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若方某支付的是货款，为何李松波不能提供购销合同。虽银行底单附言处写的是货款，因为叶锦荣找方某代付款的时已经迫近约定付款时间，叶锦荣没有向方某说明购买涉案土地的前因后果，方某知道叶锦荣一直有经商，而且收款单位是个化工厂，便认为该笔款项为货款。再者，方某代付款项不是整数，是叶锦荣求助于方某，因此能借多少钱取决于方某愿意借多少。故方某所转款项不是整数是合理的。另外，方某在银行任职，在《协议一》约定付款时间前后，向李松波购买了大批化工产品，后来这份转账证明被叶锦荣找到，太过于凑巧了。（五）依据吴锦雄提交的证据证明李松波收到了吴锦雄支付的总计66万元。若叶锦荣没有履行付款义务，也就是说余款105.9828万元是由李松波支付的，但是李松波没有出示过这笔款项的付款凭证，也没有出示过向政府部门缴纳购地款的收据、购地合同，也没有说明款项来源。再者，依据李松波提供的证据，李松波曾向吴锦雄支付175万元。依照吴锦雄出资，其所占比例占总出资金额的38.37%左右，因此其补偿款金额应该是186.7786万元，但其只收了175万，这也是疑点之一。（六）原审判决无视吴锦雄、李松波作虚假陈述的事实，错误地采信了诚信破产的吴锦雄、李松波的主张。吴锦雄在管辖权异议程序中虚假陈述，编造其经常居住地在惠州××××县，并让龙门当地居委会出具虚假证明，以至两居委会居住证明中吴锦雄回龙门县居住的时间各不相同，甚至其否认是另案当事人。李松波在协议订立、履行过程中欺诈叶锦荣。依据吴锦雄提交的证据可见，涉案土地购买价为616275元，但李松波却欺骗乙方涉案土地使用权总价1719828元，并向叶锦荣、吴锦雄收取了1319868元，李松波称其向有关国土部门缴纳了1719828元，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另外，在原审中李松波仍拒绝说明购买涉案国土使用权花费钱款具体金额，这是不合理的。为查明事实，叶锦荣申请到增城区国土局调阅当年穗东汽配公司购地合同、付款、入账凭证等有关档案原始凭证，以查明李松波购买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真实金额。（八）吴锦雄、李松波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履行了出资义务，均不能排除其伪造证据的嫌疑。且李松波、吴锦雄具有串通伪造证据的可能。另外，李松波出示的证据原件，即李松波支付吴锦雄175万元补偿款收条与其复印件不相同。可见李松波、吴锦雄为了逃擗法律责任，制造虚假证据，因此，其证据真实性不能确认。（九）叶锦荣为了证明自己履行了付款义务，向原审法院提供了证据，但李松波辩称上述款项是购货款，却不能提供《购销合同》，也不能对收条的存在作出合理说明，依法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应据此认定叶锦荣履行了付款义务，但原审法院却无视上述法律规定，加重叶锦荣举证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另外，《协议一》由汽配公司签订，李保麟作为汽配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一，怠于履行清算义务，汽配公司注销后未清算，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潘取娣、李咏娴、肖金凤作为吴锦雄、李松波、李保麟配偶，均应对吴锦雄、李松波、李保麟的法律责任承担连带责任。被上诉人吴锦雄辩称：原审判决正确，同意原审判决，叶锦荣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叶锦荣与李松波相交多年，吴锦雄在朋友叶锦荣介绍下认识李松波。叶锦荣参与了购买土地实际操作，三份协议均由叶锦荣起草打印，两次签协议付购地款均由叶锦荣通知、要求、安排。（二）“两证”在叶锦荣手中和李松波把“两证”交给叶锦荣的原因是：“两证”办好后，叶锦荣未经三人核算购地账目，私自到李松波处取“两证”转交给吴锦雄，目的为避开三人一起会面，吴锦雄查核购地票据。吴锦雄从未看过购地的原始票据凭证，更不知该地块实际购买了价格。至2016年7月吴锦雄收到黄埔法院传票后，经过多方调查，得知购买该地块7.425亩共用了三笔款：荔城镇五一村征地补偿款61.6275万元；征地管理费、镇粮代金、四粮代金4.843万元；征用地粮食代金0.4522万元。共计66.9227万元，按合作协议每亩19.998万元，该地块7.425亩总款为148.485万元，实际只购买了66.9227万元，平均每亩实际约9万元，支付66万元就基本能买到。因此，“两证”在叶锦荣手中，李松波将“两证”交给叶锦荣，不能证明叶锦荣已经出资。且吴锦雄曾向原审法庭申请向增城国土局补充调取该地块征地及付款资料，并要求李松波出示购买该地块的原始票据凭证。（三）吴锦雄向叶锦荣出具全文手写“两证”收据的原因。1.叶锦荣将“两证”交给吴锦雄，吴锦雄出具收据是正常手续。2.该涉案地块实际为7.425亩，其中甲方李松波占0.825亩，乙方吴锦雄、叶锦荣占6.6亩。征地补偿款共为486.783万元，平均每亩补偿款为65.56万元/亩，甲方李松波的征地补偿款为54.087万元，乙方吴锦雄、叶锦荣的征地补偿款共为432.69万元，吴锦雄、叶锦荣各占50%份额，征地补偿款各为216.345万元，但李松波隐瞒征地补偿的实际款额，仅支付了吴锦雄175万元。若按叶锦荣上诉状陈述，吴锦雄连本带利都资不抵债，因吴锦雄只拿到175万元。退一步讲，就算叶锦荣足额出资，要吴锦雄支付叶锦荣份额征地补偿款没有道理，且征地补偿款在何处，叶锦荣心里清楚，但叶锦荣避而不谈，吴锦雄认为其诉讼主体不适格。（四）方某代付款项性质。1.方某汇款性质须有李松波的确认以及当时出具的收款收据确认，其他理由的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2.吴锦雄应付款项65.9934万元为非整数，但其实际支付了66万元整。19.998万元/亩的土地实际支付按20万元/亩计算，与日常经验相符。（五）原审法院不存在忽视三方付款的问题。1.涉案地块总价不是171.9828万元，三人协议意向购地8.6亩，而实际只购得7.425亩，涉案地块总价为148.485万元。2.叶锦荣没有履行付款义务也不存在资金缺口，因为案涉地块价款为66.9227万元，吴锦雄支付的66万元基本能买到。3.叶锦荣未出资，其要证明已经履行合同义务，应出示两次出资凭证，但其未能出示。叶锦荣以方某1994年10月17日货款汇款凭证93975元，及声称剩余款项565959以现金形式支付李松波，李松波虽出示收据，但其后收回，此事实没有依据。4.李松波支付175万元给吴锦雄，是其在隐瞒真实补偿款额的情况下支付的。（六）原审判决无视吴锦雄、李松波作虚假陈述的事实，错误采信了诚信破产的吴锦雄、李松波的主张。叶锦荣出示的(2016)粤01民终1915号判决书，该判决书中的当事人吴锦雄不是本案吴锦雄，而是名字相同的另一人。叶锦荣未经核实断然做出侮辱性的诽谤陈述，证明其毫无诚信可言。（七）吴锦雄、李松波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履行了出资义务，且不能排除其伪造证据的嫌疑。1.吴锦雄两次支付购地款，均由叶锦荣通知、要求、安排。叶锦荣了解该事实，不应质疑吴锦雄伪造证据。2.李松波支付吴锦雄175万元收据于2016年1月18日晚所写，并约于第二天到银行转账支付，因此当晚没署日期，但支付款日期为2017年1月19日。（八）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个体小厂企业产品现买现卖，小宗小额交易不需签订《购销合同》。叶锦荣为了证明方泳涛二十多年前的汇款不是货款而要求李松波提供《购销合同》，没有事实根据。（九）叶锦荣邀约吴锦雄合作购买土地不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友好合作。1.在合作购地中，证件还没有办出来就诱骗吴锦雄一人出资66万元整购买，违反《协议一》第三条款。2.“两证”办好后，没有经三人公开审核合作购地账目，并拒绝吴锦雄查核购地账目票据。3.叶锦荣未支付两次购地款。4.在地块征收过程中及之后，隐瞒土地征收情况并拒付吴锦雄份额的土地征收款。5.自从叶锦荣将“两证”交给吴锦雄后，此后三人从未一起会过面。充分证明叶锦荣邀约游说吴锦雄合作并非真正的友好合作。被上诉人潘取娣辩称：同意吴锦雄的答辩意见。被上诉人李松波辩称：不同意叶锦荣的上诉请求。叶锦荣对其付款事实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仅凭其个人单方推断不能认定已缴纳出资款。李松波将补偿款支付给吴锦雄，是以其作为协议中乙方代表的身份支付，吴锦雄与叶锦荣也是共同作为乙方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出资66万元。被上诉人李泳娴、李保麟、肖金凤未到庭，未作出答辩。叶锦荣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吴锦雄、李松波向叶锦荣共同返还征地补偿款2433915元及利息（以2433915元为本金，从2014年4月4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判令潘取娣、李泳娴、李保麟、肖金凤对吴锦雄、李松波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诉讼费由吴锦雄、潘取娣、李松波、李泳娴、李保麟、肖金凤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增城穗东化工厂（甲方）与吴锦雄、叶锦荣（共同作为乙方）于1994年10月12日签订了一份《协议》，后因增城穗东化工厂的法定代表人李松波不再经营该厂，于是汽配公司（甲方）与吴锦雄、叶锦荣（共同作为乙方）于1995年1月26日重新签订了一份《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一》），由于只是对上述《协议》的抬头有所改动，因此《协议一》有两个落款日期。《协议一》约定双方合作购买土地，同意以甲方名义办理领取土地使用证。第一条约定土地地名为增城市荔城镇五一村屋场合作社、土名旱冚，总面积八亩六分。其中甲方出资399960元购买两亩，乙方出资1319868元购买六亩六分。第三条约定乙方预付600000元给甲方作为办理购地手续费，余款待办妥国土使用证时一次性付足。1994年10月12日，吴锦雄与叶锦荣另行签订《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二》），约定双方合资共同购买增城市荔城镇五一村屋场合作社（土名旱冚），总面积为六亩六分，总地价为1319868元。双方各出资总地价的50%，即659934元，对于该地的全部利益双方也各自拥有50%。证件取得后由吴锦雄保管。1994年10月12日，吴锦雄交了400000元购地款给李松波，1995年1月26日，潘取娣代吴锦雄交了260000元购地款给李松波。李松波也确认收到了上述款项。叶锦荣提供一份《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电汇凭证》，显示1994年10月17日方某向增城穗东化工厂汇款93975元，用途为货款。叶锦荣出具一份方某于2017年3月3日手写的《汇款说明》，证明叶锦荣是方某的舅父，93975元是方某代叶锦荣支付给李松波的购地款。叶锦荣于庭审中陈述，李松波是增城穗东化工厂的法定代表人，后不办该工厂了，就以汽配公司的名义签订上述《协议》，支付给增城穗东化工厂的93975元实际上就是叶锦荣按协议约定交付的购地款的一部分，是其向方某借的，剩余款项565959元以现金形式分批支付给了李松波，李松波当时有出具收据，但是后来又收回了。吴锦雄、潘取娣、李松波均否认该转账凭证与本案的关联性，李松波也否认收到现金565959元。广州市国土局于1995年3月3日向汽配公司出具了《建设用地批准书》（建用字[1995]第31号），用地地点为增城市荔城镇五一村屋场合作社旱冚（土名），有效期为1995年3月至2045年3月，建设性质为综合性用地，批准用地面积为4950平方米（折合7.425亩）。2014年4月4日，经原增城市政府批准，原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原增城市土地开发储备中心、原增城市人民政府荔城街道办、李松波及汽配公司四方共同签订了《土地整合补偿协议》，征收方以7355267元的价格收回该上述7.425亩土地使用权和汽配公司所拥有的该地上及周边房屋建筑所有权，包括土地补偿款4425300元、补偿奖励费用442530元、厂房、房屋补偿款2065119元、厂房停产停业损失费用422318元。协议签订后，由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道办事处出资，按协议约定期限足额支付了补偿款给权属人汽配公司。李松波于2016年1月19日支付了1750000元补偿款给吴锦雄。另查明，汽配公司于1994年12月17日成立，现已被注销，法定代表人为李松波，股东为李松波和李保麟。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的陈述所证实。原审法院认为：汽配公司与吴锦雄、叶锦荣之间签订的《协议一》以及吴锦雄与叶锦荣之间签订的《协议二》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吴锦雄和叶锦荣有无按照《协议一》和《协议二》的约定履行出资义务，《协议一》约定吴锦雄和叶锦荣共同出资1319868元，先预付600000元给汽配公司作为办理购地手续费，余款待办妥国土使用证时一次性付足。《协议二》约定吴锦雄和叶锦荣各出资659934元。吴锦雄出具的《收据》《收条》证明其履行了出资义务，共交付给汽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松波660000元，李松波也确认收到该笔款项。而叶锦荣仅出具了一份《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电汇凭证》证明其履行了出资义务，首先，该凭证上明确注明款项用途为货款，其次借款数额93975元不是整数也与日常经验不符，再次，方某出具的《汇款说明》由于其与叶锦荣的亲属关系，该份证据证明力较低，因此，该证据无法证明叶锦荣支付了购地款93975元。而叶锦荣陈述剩余款项565959元是以现金形式分批支付给了李松波，但不能出示证据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上，原审法院认为叶锦荣的举证不足以证明其履行了出资义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权利义务相对等及公平原则，叶锦荣未实际出资购买案涉土地使用权，也无权利分得案涉土地征地补偿款，因此，叶锦荣诉请吴锦雄、李松波向其共同返还征地补偿款2433915元及利息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基于此，对于叶锦荣的第二项诉请，原审法院也不予支持。李泳娴、李保麟、肖金凤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叶锦荣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一审受理费29381元、保全费520元，均由叶锦荣负担。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叶锦荣向本院补充提交以下证据：1.李松波与叶锦荣于1996年1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拟证实叶锦荣已付清出资款，且李松波对此知情并予以确认。该《协议书》首部所列甲方为汽配公司、乙方为叶锦荣，主要内容为：“甲方双方曾共同合作在增城市五一村屋场购买土地一块（双方于1995年1月26日定有协议并已付清款办好“建设用地批准书”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现因甲方需要扩大生产用地，乙方同意将份额内其中的贰亩土地转卖给甲方使用。”另约定甲方向乙方支付经济补偿金等内容。2.叶锦荣与吴锦雄的谈话录音光盘，拟证实吴锦雄在2016年间也对叶锦荣付清款项的事实予以确认。叶锦荣认为吴锦雄在交谈中陈述“第一次跟我签合同，我交40万，你交20万，以化工厂名义签合同，拿了钱之后才成立公司。”另叶锦荣向本院申请证人方某出庭作证，拟证实其1994年10月17日向增城穗东化工厂的汇款系代叶锦荣支付购地款。吴锦雄质证认为：1.《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从证据形式看该协议应该是复写件，且协议内容虽写有“已付清款”，但叶锦荣对其付款事实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该协议不能作为其付款的证明。2.对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谈话录音系偷录，不具有合法性，且根据吴锦雄对录音内容的辨别，其原话应当为“第一次跟我签合同，我交40万，你话（说）交20万”，叶锦荣故意对谈话内容作出截取。李松波质证认为：1.对《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该协议并非李松波签署，对此可申请进行笔迹鉴定。且即便《协议书》属实，从协议内容看只是对当时履行购地协议状态的描述，其中“已付清款”是指向第三方付清款并已办妥两证，而非确认叶锦荣个人付清款项。且李松波在履行购地协议期间一直是以叶锦荣、吴锦雄共同作为乙方进行相关事宜的确认，即仅确认乙方已支付购地款66万元。2.对录音真实性不予确认，且录音内容也与叶锦荣所称不一致。本院认为，汽配公司与叶锦荣、吴锦雄签订的《协议一》以及叶锦荣、吴锦雄签订的《协议二》均合法有效。现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叶锦荣是否已实际履行出资义务支付案涉购地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经审查叶锦荣对其主张付款事实的举证情况，本院认为：其一，关于叶锦荣所称委托方某代付款项93975元的事实，虽提供方某向增城穗东化工厂汇款的凭证以及方某出具的证人证言，但正如原审法院认定，在相关款项的银行电汇凭单中已记载款项用途为“货款”，款项金额与货款形式亦相吻合，而方某作为叶锦荣的亲属，其证人证言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故仅凭方某的个人陈述并不足以推翻原始汇款凭单中所记载的款项用途，且在增城穗东化工厂收取该款后，叶锦荣也从未要求李松波出具收条确认款项性质，此与当时李松波对吴锦雄付款确认的形式亦不吻合。故本院对叶锦荣提出该笔款项系支付购地款的主张不予采信。其二，叶锦荣二审提供其与李松波签署的《协议书》中虽写有“已付清款”的内容，但从该条款完整记载事项“双方于1995年1月26日定有协议并已付清款办好建设用地批准书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此处“已付清款”更符合合伙体对外付清购地款的文意理解，结合1995年1月26日《协议》中叶锦荣系与吴锦雄共同作为乙方与汽配公司签约的事实，进一步反证该《协议书》条款并非李松波对叶锦荣个人付款情况的确认。且本案中叶锦荣依约应当支付659934元的购地款，而其对该项大额付款未能提供任何有关款项支取或划付的凭据，显然不合常理，故在缺乏基础付款凭据，该《协议书》条款文意亦与叶锦荣的单方解释不一致的情况下，该项证据亦不足以证实叶锦荣已实际支付购地款项。其三，关于叶锦荣提交其与吴锦雄的谈话录音，经当庭播放录音，双方对关键性词句存在分歧且确无法清晰分辨谈话内容，而即便按照叶锦荣所称，录音内容为“第一次跟我签合同，我交40万，你交20万，以化工厂的名义签合同，拿了钱之后才成立公司”，也无法认定该陈述是吴锦雄确认叶锦荣已付款20万元还是仅对双方合作方式的描述，且吴锦雄并非购地款的直接收款方，其陈述意见并不能作为叶锦荣付款的有效证据。其四，关于叶锦荣上诉针对相关土地《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流转情况所作出的推断，均属于叶锦荣的单方推断，案涉《协议》仅约定了合作方的出资方式及证照领取的相关流程，且在叶锦荣、吴锦雄共同作为乙方的情况下，吴锦雄实际向李松波支付了66万元的购地款，故李松波将土地证照交付叶锦荣再转交予吴锦雄保管，仅能反映李松波确认乙方付款的事实，但并不能以叶锦荣曾经持有证照作为其本人实际付款的事实依据。综上，叶锦荣对其付款事实不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其上诉要求分配土地补偿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381元，由上诉人叶锦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莫 芳审判员 杨 凡审判员 汤 瑞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李泳筠华章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