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9民终1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锐，男，1985年7月13日出生，汉族，湖北省襄阳市人，住襄阳市樊城区，现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其乐、肖丽敏，湖北律之心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支公司。住所地：武汉市硚口区中山大道*******号。组织机构代码：93115162-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931151624F)。负责人徐毅，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姜保林，湖北广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行春，男，1960年3月22日出生，汉族，湖北省随州市人，住随州市曾都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亿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夏区老街**号。组织机构代码：79243122-X（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579243122X2）。法定代表人李凤姣，该公司董事长。以上两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正升，湖北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刘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支公司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2015）鄂孝南民初字第020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丽敏，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保林，被上诉人朱行春、武汉亿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正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13日01时15分，刘锐驾驶鄂Ｆ×××××（鄂Ｆ×××××）号车载乘案外人汪建军自武汉市至孝感城区，当其驾车沿107国道由南往北行驶至孝感市境内107国道1197M+400m处时，遇前方等候信号灯放行的朱行春驾驶的武汉亿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所属的鄂Ａ×××××(鄂Ａ×××××)号车，临近后，刘锐处置不及时，导致鄂Ｆ×××××（鄂Ｆ×××××）号车前部右侧与鄂Ａ×××××(鄂Ａ×××××)号车后部左侧相撞，造成案外人汪建军死亡，刘锐受伤及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2014年12月23日，孝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三大队作出孝公交认字【2014】第1213011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锐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朱行春负此事故的次要责任，汪建军在此事故中无责任。刘锐受伤后被送往孝感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27天，用去医疗费用49948.41元。2015年4月21日，襄阳中立法医司法鉴定所作出襄中立司鉴所[2015]法医初鉴字第0372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意见为：1、被鉴定人刘锐身体损伤构成X（十）级伤残。2、后续治疗费用约需20000元。3、误工（休息）损失日240日、护理时间120日。原审法院另查明，刘锐事故发生前租住于襄阳城区，从事运输行业获取收入来源。其子刘舒阳出生于2013年11月25日。原审法院还查明，鄂Ａ×××××(鄂Ａ×××××)号车属武汉亿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所有，公司为该车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责任限额为2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购买了不计免赔）。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事故发生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支公司与事故死者汪建军的家属在法院主持下就赔偿达成调解，已赔付死者汪建军各项损失234000元（交强险部分赔偿110000元、商业三者险部分赔偿124000元）。原审法院又查明，朱行春系武汉亿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雇请的司机。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孝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三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真实、合法、有效，依法予以采信。根据交警部门作出的刘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朱行春负此事故的次要责任，汪建军在此事故中无责任的认定，依法确定刘锐与朱行春按7:3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因事故车辆鄂Ａ×××××(鄂Ａ×××××)号车投有交强险，且事故发生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故刘锐的损失应先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支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进行赔偿。刘锐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有：医疗费49948.41元、后期治疗费20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350元（50元/天×27天）、残疾赔偿金49704元[2015年度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852元/年×20年×10%]、护理费9465.86元[2015年度湖北省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在岗职工人均年平均工资收入28792元/年÷365天/年×120天]、误工费17419.92元[2015年度湖北省交通运输业年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收入49674元/年÷365天/年×128天]、被抚养人生活费13344.80元[2015年度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6681元/年×16年×10%÷2人]、鉴定费2000元、车损34332.50元、交通费3000元，因刘锐的受伤给其造成了严重的精神伤害，酌情认定精神抚慰金为5000元，以上共计218910.29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支公司作为鄂Ａ×××××(鄂Ａ×××××)号车的保险人应先在交强险医疗费限额10000元和财产损失2000元限额范围内赔偿刘锐的各项损失12000元（医疗费10000元、车损2000元），超出交强险限额部分的损失204910.29元（218910.29元-12000元-2000元）按事故责任比例由朱行春承担30%的赔偿责任，因鄂Ａ×××××(鄂Ａ×××××)号车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支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且投保了不计免赔），朱行春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76000元（200000元-124000元）的范围内予以赔偿，故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支公司应当赔偿刘锐损失61473.09元（204910.29元×30%）。超出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的损失即鉴定费2000元由朱行春按30%比例向刘锐赔偿600元，因朱行春系武汉亿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雇请的司机，故其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由武汉亿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赔偿。刘锐的其他损失由其自行承担。综上，判决，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刘锐各项损失12000元；在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刘锐各项损失共计61473.09元，合计73473.09元。二、武汉亿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赔偿刘锐鉴定费600元。三、驳回刘锐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应付款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未按照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刘锐负担735元，武汉亿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负担315元。宣判后，刘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支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刘锐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请求本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一、原审判决认定他的车损为34332.50元与事实不符。他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九车损鉴定报告、鉴定费发票足以证明他的车辆损失为106275元，鉴定费为3500元。二、根据交警部门的认定，他也（法律地位同死者汪建军）属于鄂Ａ×××××(鄂Ａ×××××)号车的第三者，因此他应受交强险的保护，原审判决没有在交强险范围内预留他的份额不符合法律规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支公司上诉称，一、被上诉人朱行春驾驶的公司承保的鄂Ａ×××××（鄂Ａ×××××）号车违反安全装载规定，公司商业三者险赔偿时应增加10%的免赔率。（一）根据公司与投保人武汉亿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签订的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第九条第二项“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违反安全装载约定，增加免赔率10%”之规定，公司应增加10%的免赔率。同时，公司在附加险条款不计免赔率特约条款中也约定了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车辆违反安全装载规定而增加的免赔金额公司不负责赔偿。（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量，严禁超载；载物的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要求，不得遗洒、飘散载运物”之规定，违反装载规定属于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公司在商业三者险条款中已对该免责条款用粗体、黑体文字作出标示的，应当认为公司履行了保险法规定的提示告知义务。二、一审法院判决公司赔偿被上诉人刘锐5000元精神抚慰金无法律依据。（一）根据公司与投保人武汉亿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签订的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第七条第二项的约定，公司商业三者险不赔偿精神抚慰金。另外，公司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已赔付完毕（全部另案赔偿给死者汪建军的亲属），故一审法院判决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精神抚慰金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二）被上诉人刘锐对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此次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依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其已构成交通肇事罪。被上诉人刘锐因其自身的犯罪行为导致自己受伤，一审法院支持其5000元精神抚慰金显然有悖于法理。三、医疗费按国家医保标准审核应扣除20%非医保费用。根据公司与武汉亿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公司承担保险责任应当扣除不属于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标准的费用。四、一审法院计算赔偿数额有误，导致公司多承担了赔偿金额，请二审法院重新核算。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朱行春、武汉亿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答辩称，一、公司已为肇事车辆在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上诉人刘锐因本次事故产生的全部损失（包括鉴定费和诉讼费用）均应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二、上诉人保险公司在汪建军案中并没有明确区分交强险的份额，且公司投保的保险限额足够赔偿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因此请法院对刘锐要求在交强险内保留其份额的上诉理由依法裁决。三、保险公司提出的肇事车辆违反装载规定商业三者险免赔10%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该条款是保险公司制作的格式条款，保险公司并没有对作为投保人的亿通公司尽到提示告知义务，也没有举证证明对投保人尽到了提示告知义务，因此该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二）亿通公司已投保不计免赔，不应增加10%的免赔率。（三）在汪建军案中保险公司并没有提出免赔的事由。四、公司为肇事车辆投保的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为1000000元（主车1000000元、挂车100000元），而不是200000元。针对刘锐的上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支公司答辩称，一、在汪建军案件庭审中，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中认定该事故仅造成一人死亡，两车受损，对于行政机关出具的该文书，保险公司认为其具有高度可靠性，况且刘锐本人也是作为当事人参与了该起诉讼，其对于交强险如何分配也是知晓的。庭审中，经法官主持各方当事人调解，保险公司在基于同情伤者依法赔偿家属合理损失的情况下将伤残限额全部赔偿完毕。公司在一审时提交的付款凭证足以证实公司已在交强险伤残限额内赔付110000元，故刘锐要求公司再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依据不足。二、即使本事故造成一死一伤，但由于交警部门出具的《证明》的时间远远晚于其出具事故认定书的时间，备注事由为交警大队工作人员的疏忽造成，对此公司认为，在汪建军的案件中公司对事故认定书具有高度信赖，对事故是否还有其他伤者更是无法知晓，刘锐不能因为交警部门的过失而要求公司额外承担赔偿责任。三、刘锐作为事故当事人，在汪建军案件中，其也应积极主张权利，因交强险是不划分责任的，刘锐作为共同必要的诉讼人，其未主张交强险份额是其的原因造成的。综上，刘锐要求公司再在交强险伤残限额范围内承担责任没有依据。针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支公司的上诉，刘锐答辩称，一、上诉人保险公司要求商业三者险扣除10%免赔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此他同意朱行春及亿通公司的意见。保险公司提供的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属于格式合同，保险公司未就格式条款的内容尽到提示告知义务，因此不应免除其赔偿责任。二、一审判决除他提出要求增加的项目外应予支持。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刘锐自愿放弃要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支公司在交强险伤残限额范围内增加赔偿36666元的上诉请求，即他的第二条上诉理由。二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另查明：一、被上诉人（投保人）武汉亿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为肇事车辆鄂Ａ×××××（鄂Ａ×××××）号车在上诉人（保险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支公司投保的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为1000000元，而不是200000元。二、刘锐的车辆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为109775元（车损106275元＋鉴定费3500元）。三、2015年度湖北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28729元/年，而不是28792元/年。本院根据查明的事实确定刘锐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为：医疗费49948.41元、后期治疗费20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350元（50元/天×27天）、残疾赔偿金49704元（24852元/年×20年×10%）、护理费9445.15元（28729元/年÷365天/年×120天）、误工费17419.92元（49674元/年÷365天/年×128天）、被抚养人生活费13344.80元（16681元/年×16年×10%÷2人）、交通费3000元、精神抚慰金酌定为5000元、人体损伤鉴定费2000元；车损106275元、车损鉴定费3500元。以上总计280987.28元。本院认为，上诉人刘锐自愿放弃要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支公司在交强险伤残限额范围内增加赔偿36666元的上诉请求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是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且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予以准许。上诉人刘锐在一审时提交的孝感市孝南区物价局价格认定分局孝南价鉴字[2015]085号《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车物损失价格鉴定结论书》是由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具备鉴定资格的鉴定人员依照法定程序作出的，能够证明其因本次事故造成车辆损失106275元的事实；刘锐提供的《湖北省非税收入通用票据》合法有效，能够证明其为确定车辆损失支出鉴定费3500元的事实。原审判决认定刘锐的车辆损失为34332.50元、对其支出的鉴定费3500元未予认定与事实不符。因上诉人（保险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支公司与被上诉人（投保人）武汉亿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签订的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是保险公司提供格式文本的合同，属格式合同，该格式合同文本中被保险机动车违反安全装载规定保险公司商业三者险增加10%免赔率的条款属减轻保险公司保险责任的条款，根据法律规定，保险人应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的提示或说明，未作明确提示或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支公司提供的证据（仅提供了保险条款，未提供投保单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公司就免责条款的内容向投保人武汉亿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尽到了法律规定的明确的提示告知义务，因此该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原审判决不支持公司提出的商业三者险免赔10%的抗辩理由符合本案事实。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支公司上诉称应扣除20%非医保用药费用的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未提供证据哪些属于非医保用药、也未指出具体的数额），依法不能成立。虽然刘锐对本次事故负主责，且需承担刑事责任，但这都不能改变交通肇事罪属过失犯罪的本质属性，也不能因此否定其身体及精神亦在本次事故中受到损害的事实。原审法院根据刘锐的伤残情况（十级伤残）、结合湖北省孝感地区的物质生活水平等酌情认定其精神抚慰金为5000元并无不当。根据上诉人（保险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支公司与被上诉人（投保人）武汉亿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签订的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约定，精神抚慰金不属于保险公司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范围。因作为保险人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支公司已将伤残限额110000元全部赔付完毕，故原审判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支公司赔偿刘锐精神抚慰金（只能计入商业三者险进行赔偿）违背了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应予纠正。经本院核实，原审判决计算的数额确实有误，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支公司上诉称原审判决计算数额有误的上诉理由有事实依据。综上，上诉人刘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支公司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依法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裁判结果不当，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2015）鄂孝南民初字第02006号民事判决。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刘锐各项损失12000元；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刘锐各项损失77546.18元[（280987.28元－12000元－2000元－3500元－5000元）×30%]。两项合计89546.18元。三、武汉亿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赔偿刘锐精神抚慰金1500元（5000元×30%）。四、武汉亿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赔偿刘锐鉴定费1650元[（2000元＋3500元）×30%]。五、驳回刘锐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应付款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履行的，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按原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443元由上诉人刘锐负担393元，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支公司负担10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艳华审判员  李元成审判员  喻富林二○二○一七年五月十六日书记员  刘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