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玉环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1021民初205号
原告：孙立新，男，1967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原告：胡继平，男，1965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上述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蒋杭民，浙江婺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中捷环洲供应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玉环县大麦屿街道兴港路。
诉讼代表人：沈田丰，被告浙江中捷环洲供应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柳正晞，浙江台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鑫，浙江台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立新、胡继平与被告浙江中捷环洲供应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捷环洲）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4月30日立案受理。本院于2015年7月9日作出（2015）台玉商初字第1127号民事判决,原告孙立新、胡继平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为由，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6年1月7日重新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9日、2017年4月11日、2017年5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立新、胡继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杭民，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柳正晞、张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经变更，原告孙立新、胡继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确认两原告享有被告中捷环洲破产债权2721.1097万元（债权包括本金2152万元，计算至起诉之日止的利息499.1097万元，原告为本案诉讼支付的律师代理费70万元）。事实与理由：被告中捷环洲系浙江中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中捷）的全资股东，浙江中捷系金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中捷）的全资股东。2014年5月5日，两原告与身兼前述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蔡开坚签订《公司承包经营合同》一份，确定由两原告在承包期内对金华中捷进行承包经营，合同对承包期限、承包方式和主要指标、违约责任等作了约定，且蔡开坚和曾水平明确并在合同条款中确认，金华中捷按承包合同应付两原告的款项“由中捷环洲提供担保”。签约后，两原告接手金华中捷的经营管理工作。2014年5月10日，金华中捷与蔡开坚共同向两原告借款603万元，约定年利率为1.5％，于2014年10月10日归还本息，该款包括“代付2013年营业税148万，代付利息235万，集团应付220万”。2014年7月17日，两原告与浙江中捷、被告中捷环洲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对金华中捷应付两原告的款项做了具体细化，包括一次性补偿两原告746万元，用于金华中捷缴纳税费；后期工程准确核准后差价补偿103万元；承包协议涉及物业保修金200万元，土地增值税退款500万元，因无法退回，从承包基数中减去700万元，并按月利率1.5％计息，自5月10日开始每三个月付息一次给两原告。同日，签订补充协议的同时，蔡开坚代表被告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将督促金华中捷、浙江中捷在2014年10月10日前向两原告支付上述款项计2152元（利息另行计算），如逾期不付，被告中捷环洲自愿承担直接支付责任，并承担两原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曾水平一同参与了补充协议条款内容的协商、确定及承诺书的出具。原告认为，蔡开坚作为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其在签订《公司承包经营合同》、补充协议过程中所作担保意思表示及签字和出具承诺书的行为，均系职务行为。即使有不同理解，也构成表见代理。2015年1月9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民事判决，维持了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就浙江时通电器制造有限公司诉金华中捷一案作出的一审判决，根据判决，金华中捷应付425.6097万元（其中货款本金388.731万元、案件受理费42252元、利息32.6535万元），根据原、被告双方的承包合同，该部分损失应由被告方补足。2015年4月17日，被告对两原告根据上述事实申报债权本金2713.7428万元，利息73.5万元，合计2787.2428万元，却未予确认，故两原告提起诉讼。
被告中捷环洲辩称：1、原告诉请确认的债权金额，其中蔡开坚和金华中捷盖章的603万的借条由蔡开坚作为借款人向原告所借，不应当由被告承担偿还责任；补充协议约定的1549万款项被告并非协议主体，补充协议中蔡开坚是代表其本人签字，因此该债权金额与被告无关；金华中捷涉及诉讼被金华法院判决应给付的款项要求被告承担没有相关依据，该款项是补充协议签订之后发生，而该补充协议中约定，协议确定之后再发生的款项与金华中捷无关，故该部分款项不应计算在内；利息部分，根据破产法规定，即使计算利息，也应该计算到法院受理中捷环洲破产重整之日即2014年10月12日止；律师代理费要求被告承担无相应依据。2.关于是否由被告承担担保责任，原告的主要依据是由蔡开坚签名的承诺书，该签名是蔡开坚个人行为，承诺书中的金额是前一张的603万借据和补充协议中的1549万组成，603万元明显是蔡开坚本人借的，而补充协议担保方虽然写着被告公司的名称，但是在公司后面还有蔡开坚签名，被告公司并未盖章确认，因此蔡开坚在协议里面签字是个人行为，承诺书也没有被告公司的盖章，公司是明确不同意担保的，被告公司在2014年7月前后已经出现了财务危机，包括蔡开坚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很多公司都出现了很多资不抵债的情况，当时玉环县委、县政府在2014年7月8日发文成立了工作组，对中捷系列企业的债务危机进行处置，并且有相关人员对公司的印鉴进行监管，不排除当时蔡开坚个人为了免于自己承担责任将责任转嫁到公司承担，损害公司利益。3.当时虽然蔡开坚是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是根据管理人了解，实际经营管理是曾水平负责，当时被告公司如果同意担保，在蔡开坚签字之后还是可以盖章确认的，但是公司没有盖章，说明公司是不同意担保责任的。4.原、被告之间的担保合同并不成立，即使成立、有效，也因在破产受理前一年内无偿提供担保，承担债务，导致公司财产受损，损害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根据破产法的规定属于可撤销行为，综上，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
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在庭审中组织双方进行了质证。对于原、被告双方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并在卷佐证。而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诉、辩称，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本案被告应否对原告诉称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二是担保债务的具体金额如何认定。而只有在确定被告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的前提下，才有对债务的具体金额进行认定的必要，故本院先就第一方面的争议所涉及的证据与事实进行分析与认定，具体如下：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借条、合同补充协议、承诺书各一份，拟证明：两原告与金华中捷、浙江中捷及被告中捷环洲签订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等确认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及提供担保的事实。2.被告公司章程,署名曾水平的情况说明、署名蔡开坚的情况说明、蔡开坚对曾水平的授权委托书各一份，拟证明：蔡开坚的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及公司的股权结构，曾水平系公司股东,曾水平与蔡开坚对于被告中捷环洲提供担保知情并同意，蔡开坚代表被告签字时权利未受任何限制。3.裁定书一份，拟证明：本院是在蔡开坚代表被告签字承诺担保之后裁定受理被告申请重整，被告是否陷入财务危机与本案无关，蔡开坚签字之时仍能够代表被告公司。4.（2014）浙金商终字第2060号民事判决书1份（以下简称2060号判决）,拟证明：该案件系被告为金华中捷公司委托其管理人指派律师代理诉讼，律师代理费和案件受理费实际由被告承付，表明被告已视处理金华中捷公司的债权、债务为己任，已视金华中捷公司为利益共同体，愿为金华中捷公司的债务对外承担清偿责任。5.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两份，被告公司与案外人温州有关公司签订的协议，拟证明：在2014年7月25日，被告公章仍在使用。
对于上述证据，被告质证意见如下:
1.对于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合同无签订日期，约定财产全部归两原告，但不支付承包费，内容不合情理，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合同中虽约定被告提供担保，但合同主体中既无担保方，被告又未在合同中签字盖章，蔡开坚的签字系代表合同列明的主体，即金华中捷。2.对于借条，借款人系蔡开坚个人，与被告无关；原告提供的原件与起诉时提供的复印件相比，署名处增加了“担保方”三个字及浙江中捷的公章，说明公章起诉时未盖章，证明公章系补盖及盖章的随意性。3.对于合同补充协议，协议丙方（担保方）“浙江中捷环洲供应链集团有限公司”为手写，系事后添加，并非蔡开坚书写，又未盖章，不能证明被告担保的事实，蔡开坚仅代表其个人签字承担担保责任；承包合同的主体为金华中捷，而补充协议却由浙江中捷与原告签署，主体不一，补充协议应属无效；该协议各项数据也缺乏依据。4.对于承诺书，内容系打印，而其中金额“2152万”手写不可理解，日期7月17日数字“7”和“17”也是手写，仅有蔡开坚的签名，没有加盖被告单位公章，却在借条上补盖浙江中捷的公章，说明原告已经意识到公章的重要性，没有加盖被告公章，充分说明被告单位不同意提供担保，故不是担保人的实际情况；2014年7月17日时，被告单位已资不抵债，不管是蔡开坚、曾水平，还是原告对此都是明知的，在没有任何对价的情况下，却要增加2000多万元的债务，可以肯定承诺书系后补的。5.对于蔡开坚与曾水平的情况说明、授权委托书和公司章程，曾水平的情况说明与授权委托书内容矛盾，由公司承担责任而没有对价不符合法律、情理；蔡开坚的证明是为了想摆脱自己的责任而出具的为自己证明的情况说明，真实性不予认定；在公司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作出提供担保的决定，蔡开坚与曾水平均系恶意；公司章程本身无异议，章程对对外担保作了规定，蔡开坚与曾水平对规定应当知道，未经股东决议，对外提供的担保也属无效行为。6.对于本院受理重整申请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均无异议，该证据证明了原告所称的担保行为发生在被告公司破产重整申请被本院受理前一年内，根据破产法的规定，符合行使撤销权的条件。7.对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但相关案件的诉讼主体应当是原告与金华中捷，与被告无关。8.对于债权转让协议，原告拟证明的是公章仍在使用，但被告也认可管理人接管前公章本来就可以使用的，但已经受到了监管和限制，是不允许对外提供担保的。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
1.交接清单一份，证明管理人从参与监管的人员手中接管了被告公司的公章和U盾等；2.公章使用登记本照片打印件一份，系参与监管的人员李剑手机拍摄的公章使用登记本的部分页面，证明公章被监管的事实。3.中共玉环县委办公室于2014年7月8日印发的玉县委办[2014]56号文件，即《中共玉环县委办公室玉环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玉环县企业债务危机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以下简称56号文件），拟证明中共玉环县委办公室和玉环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联合成立玉环县企业债务危机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工作组），下设三个小组，其中包括中捷工作组，拟证明2014年7月8日的时候被告企业已经被政府列为重要监管的单位。
原告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交接清单上相关人员签字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管理人接管被告公司公章的时间远远迟于相关协议和承诺书签订的时间。对于证据2，手机拍摄的照片的打印件不是原件；公章使用登记记录在时间上最早的是7月24、25日，无法证明公章被监管是否在2014年7月17日之前，不足以否定被告提供担保的事实。对于证据3，文件未提及被告或与被告单位有关的事项，且不能证明被告已经被政府监管。
针对被告提供的上述第3项证据，经本院向工作组调查询问，工作组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称危机处置小组分别于2014年7月10日上午、2014年7月12日晚、2014年7月14日上午就成立债权人代表小组、银行债权人小组、中捷担保企业小组召开了会议。会议讨论并决定：1.对中捷系列企业进行资金、公章监管，由各担保企业派驻人员进驻中捷环洲；2.危机期间，银行不得擅自起诉为中捷系列企业提供担保的企业。
对于领导小组的情况说明，原告质证认为：该情况说明应当加盖领导小组的公章而不应是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公章，形式上不合法；该领导小组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做出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存在疑问；情况说明中关于在2014年7月12、14日上午成立债权人代表小组的内容的真实性也不能认定，应当同时提供会议记录来证明，而且这个情况也属于债权小组自己的事情，与被告公司无关；说明中关于形成决议由4家企业进驻环洲进行公章资金监管的情况和证人所说的不一致，真实性有疑问；工作组和其它公司无权对被告单位的公章进行监管，监管行为对原告没有约束力，也与本案无关。
被告质证认为：工作组的情况说明，结合56号文件，可以证明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2014年7月初已经被限制了权利，被告公司是作为文件针对的对象,蔡开坚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对相关情况是明知的；情况说明中提到开了三次会，是因为企业出现危机，牵连到了很多其它企业，因此政府介入进行监管；情况说明提到开了三次会，是因为被告企业出现了危机，涉及了很多企业，所以政府着手进行监管，有四家公司作为代表进驻被告企业，虽然证人不清楚是几家，但至少有四家企业派人员参与了。
为了进一步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传唤了蔡开坚，曾水平，李剑，许方阳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中李剑系浙江双友机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许方阳原系浙江玉升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证人证言主要内容如下:
1.蔡开坚的证言
蔡开坚称，因金华中捷经营不善，无力支付两原告的工程款和房屋销售佣金，且公司股权已质押给他人，故协商以承包经营的方式将公司抵给两原告以抵偿债务，原告要求由中捷环洲提供担保。蔡开坚委托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曾水平与对方结算账目，包括公司资产及应付给两原告的款项。账目结算之后，两原告带着补充协议和承诺书到恩都酒店五楼中捷小贷的办公室找到蔡开坚签署协议，当时曾水平也在场，蔡开坚同意由中捷环洲担保，但因为公章保存在中捷环洲，因此当时并未盖章。
2.曾水平的证言
曾水平陈述的情况与蔡开坚基本一致，并称在7月份两原告与曾水平在中捷环洲进行对账之后去找蔡开坚，然后蔡开坚打电话让曾水平也过去，曾水平将算账的情况告知蔡开坚之后，在四点左右离开，蔡开坚与两原告继续商谈，约五点多，曾水平接到原告打来的电话，称要盖章，但因为公司人员已经下班，故而未加盖公章，原告也在未得到盖章的情况下回到了金华。
3.许方阳的证言
其受浙江玉升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的指派在7月份到中捷环洲参与印鉴监管，是最早到中捷环洲的人之一，时间早于7月24日，但准确日期记不清；监管期间公章可以使用，使用需要登记，但登记本不知在何处；使用公章涉及到大额资金进出的要汇报；涉及到对外转让资产或者提供担保是明确不允许的。
4.李剑的证言
其受浙江双友机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指派在7月份到中捷环洲参与印鉴监管，准确日期记不清；监管期间公章可以使用，使用需要登记，但登记本不知在何处，其保留有部分照片，最早一条记录是在7月24日；监管小组负责人并没有特别交代不允许对外担保，而是规定只要使用公章均要汇报，经同意才可使用公章。
对于证人证言，原告质证认为：1.蔡开坚和曾水平的证言内容真实，能反映合同补充协议及承诺书中蔡开坚的签字是代表中捷环洲，同时能够反映蔡开坚签字的时候公司经营是正常的；2.李剑、许方阳两位证人的证言称进驻企业比2014年7月24日这个时间早，但是否在2014年7月17日之前是无法证明的；至于监管期间有无规定哪些情况不可以盖公章，许方阳提到对外担保不允许，李剑说没有明确规定，所以无法从证人证言中予以认定。
被告质证认为：1.蔡开坚身份特殊，对有关事情发生时的在场人数含糊不清，对承包经营合同中的债权金额也不清楚的，说明其记忆模糊;其身兼浙江中捷、金华中捷的法定代表人，也是合同补充协议等合同中的当事人，其所作证言是从他有利的方向出发的；曾水平只是中捷环洲的小股东，小股东的陈述不能代表中捷环洲的意思，同时曾水平是以前金华中捷的实际管理人，原告对其证言的真实性有疑问；蔡开坚和曾水平强调一系列合同签订时中捷环洲还是正常经营的，这与基本事实不符，2014年7月8日的时候玉环县政府已经成立债务危机处置小组，处置中捷债务危机；曾水平称中捷环洲有两套公章，所以要加盖公章是非常简单的，但是现在是均没有加盖公章的，证明当时公司的经营状况出现问题，不能盖到公章；2.两个证人与被告没有任何的利害关系，所作的关于派驻被告公司监管公章的证言是自己亲身的经历，他们的证言是比较可靠的，虽然对具体日期记忆不清，但这是正常的,结合56号的文件以及工作组的情况说明，说明被告公章在7月初已经被监管了。
对于原、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调取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本院予以综合认证如下：
原告提供的证据来源、形式合法，且均具备形式上的真实性，但尚不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已成立担保合同关系。其中，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并未将被告列为合同当事人，有金华中捷盖章及蔡开坚签字,借条载明蔡开坚是借款人,蔡开坚在借款人处签字，并有金华中捷盖章及浙江中捷在“担保方”字样上补盖的公章，但均无被告盖章。蔡开坚作为多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签字行为也仅代表个人或者所盖印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能认定其代表被告公司，故上述两份证据均不能证明被告有承担担保责任的意思表示。
落款日期为2014年7月17日的合同补充协议及承诺书是明确被告承担担保责任的关键书证，分别有在担保方一栏手写的以及在落款处打印的被告公司名称，但仅有蔡开坚的签字，而未加盖被告公章。据曾水平的证言，是因为7月17日下午原告与蔡开坚会面并达成合同补充协议及承诺书之后，被告公司已经下班，因而原告在未得到盖章的情况下即返回了金华。但本院认为，以下两个情况值得注意：首先是在原告提供的借条上，原本并无浙江中捷的盖章，而在起诉后补盖了该公司公章，另在合同补充协议上，蔡开坚已作为浙江中捷法定代表人签字，但同时也加盖了该公司公章，说明原告对于合同、协议等加盖公章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其次，是在合同补充协议签订后，又以承诺书的形式由蔡开坚再次确认被告将承担担保责任，由此可见原告对被告担保责任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在此情形下，本案讼争标的金额又达两千余万元，而当时原告已来到玉环，却在和蔡开坚达成上述协议后，仅因为被告公司下班这样一个微小的原因，未获被告公司盖章即返回金华，令人难以置信。并且如按照原告及蔡开坚和曾水平的陈述，则合同补充协议上浙江中捷的公章同样也是在原告与蔡开坚会面确认后形成书面文字再加盖的，同样是下班时间，为何浙江中捷可以加盖公章，而被告就无法加盖？故蔡开坚和曾水平所作证言内容的真实性存在较大疑问。
而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56号文件及工作组出具的情况说明足以反映在2014年7月初被告公司已处于债务危机之中，而根据李剑和许方阳的证言，相关企业派出人员组成监管小组进驻被告公司对印鉴进行监管是事实，这部分证据及事实与被告所主张的被告企业在2014年7月17日已陷入债务危机并正在积极筹备破产事宜的事实能够相印证。被告公章被监管的确切日期根据现有证据虽无法确定，但公章因被监管而无法加盖，是原告如此强调和重视被告的担保责任，但其提供的合同补充协议和承诺书上却未加盖被告公章的最合理的解释。由此可以认定，在2014年7月17日，被告公司的内部治理情况已经不正常，蔡开坚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权利，特别是使用公章的权利已经受到限制，故未能加盖公章,而浙江中捷因未筹备破产事宜，所以能够在7月17日补盖公章。因此，蔡开坚在合同补充协议及承诺书上签字的行为并不能代表被告，凭此不能证明被告有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并且可以推断，当天原告是在已经确知无法加盖被告公章的情况下才返回了金华，故原告对当时蔡开坚作为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权利已受到限制的情况应当明知。因此，本案担保合同并未成立。另外，原告还提供了2060号判决书，称被告管理人曾委派律师代理金华中捷诉讼案件，本院认为这不足以证明被告公司愿意为金华中捷提供担保；原告还提供了两份被告公司对外转让债权的协议，以证明公章未被监管，本院认为公章被监管期间本就可以使用，但其使用已受到了监管和限制。
根据上述分析，认定，并结合原、被告双方无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浙江中捷系被告中捷环洲的全资子公司，金华中捷系浙江中捷的全资子公司。原告孙立新系金华中捷所开发楼盘的建设施工方的管理人员，胡继平系楼盘销售方的代表。金华中捷因经营不善，无法支付工程款，故协商由两原告负责金华中捷的资产处置和债务清理。双方于2014年5月间签订《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合同中约定“甲方应付乙方款项由浙江中捷环洲供应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但被告并未在合同上盖章。2014年5月10日，蔡开坚与金华中捷共同向两原告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款人蔡开坚借款603万元等内容。2014年7月10日前后，因原告要求，在借条上书写“担保方”字样，并加盖浙江中捷公章。2014年7月17日，原告方与蔡开坚就承包事宜达成补充协议，协议载明需补偿原告1549万元，由浙江中捷作为协议相对方，由被告和蔡开坚作为担保方；该补充协议由浙江中捷盖章，并由蔡开坚以浙江中捷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字；而在担保方签字处，有蔡开坚的签字，并有手写的被告公司字样，但并无被告盖章。同日，蔡开坚在承诺书被告法定代表人栏签字，承诺书载明应支付原告“2152万元（利息另行结算）”，及付款期限和逾期后由被告承担直接支付责任等内容，但承诺书落款处仅有打印的被告公司名称字样，而未盖被告单位公章。在此期间，中共玉环县委办公室于2014年7月8日印发玉县委办[2014]56号文件，成立玉环县企业债务危机处置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三个小组，其中包括中捷工作组，对包括被告在内的中捷系列企业的债务危机进行处置。此后，为中捷系列企业提供担保的相关企业在2014年7月份派出人员组成监管小组进驻被告公司，对印鉴进行监管。2014年10月13日，本院裁定受理中捷环洲破产重整申请，并于2014年11月5日指定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浙江台温律师事务所担任被告中捷环洲的管理人。原告因债权未能实现且因被告进入破产重整程序，而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但未被确认，故提起诉讼。
综上，本院认为，原告与金华中捷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各方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已成立并生效。但原告在本案中主张被告承担担保责任，则必须有相应的约定作为依据。原告所提供的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借条，以及合同补充协议、承诺书，均无被告盖章，蔡开坚虽有签字，但除承诺书之外均不是以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字，故除承诺书之外的其它证据均不能证明被告已作出提供担保的承诺。而对于承诺书，根据上述分析、认定，蔡开坚的签字系在被告公司公章已被监管，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权利已受限制的情况下所为，而合同补充协议和承诺书均可能对蔡开坚有利而将损害被告公司的利益，故蔡开坚在承诺书上的签字也不能代表被告已作出提供担保的承诺。原告对蔡开坚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权利已受限以及无法加盖公章的情形应当明知，故蔡开坚签字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因此，本案原、被告的担保合同并未成立。既然担保合同未成立，本案审理中也无须对主债权的金额进行认定。据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孙立新、胡继平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77855元（已预交184662元），由原告孙立新、胡继平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华辉
人民陪审员 黄希林
人民陪审员 林罗香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四日
代理书记员 胡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