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56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代理人：李文涛，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三支行，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
负责人：许乐生，行长。
委托代理人：戴海婷、冯燕娣，分别为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助理。
原审被告：陈某，身份证住址广州市天河区。
原审被告：广州俊升轻工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
法定代表人：陈某。
原审被告：华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
法定代表人：陈奕标。
上诉人黄某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三支行（以下简称：工行三支行）、原审被告陈某、广州俊升轻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俊升公司）、华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鼎公司）关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某上诉请求：1、裁定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金民初字第467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应依法被撤销。1、根据(2014)穗越法刑初字第217号《刑事判决书》和(2014)穗中法刑二终字第341号《刑事裁定书》认定的事实，涉案贷款300万元贷款全部被华某公司非法占有和占用。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39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当通过追缴或者退赔的刑事诉讼途径向华某公司追缴案涉贷款。现被上诉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四)款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08条第三款规定。被上诉人的起诉依法应当被驳回，一审判决则依法应当被撤销。2、在(2012)穗海法民二初字第444号一案中(见上诉人一审证据4)及(2014)穗海法民二初字第934号一案中(见上诉人一审证据5)，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就直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39条驳回原告广州市国晟贸易有限公司的起诉。因华某、创富骗贷案而衍生出的一系列民事纠纷案件，广州市各基层人民法院基本上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作出了与上述二个案例相同的裁定。上诉人认为，基于基本相同的事实，本案一审法院却做出了与上述案例截然相反的判决，应予撤销。二、涉案合同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和第（三）款规定的情形，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1、涉案合同根本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上诉人在涉案合同上签字是因为华某公司以终止为上诉人经营的公司(即俊升公司)在广东发展银行广州分行的贷款的担保相威胁。2、被上诉人将涉案贷款直接发放给华某公司，导致涉案贷款全部被华某公司非法占有和占用。3、在涉案合同的签订和涉案贷款的发放过程中，被上诉人存在过错乃至故意，应当与华某公司共同对涉案合同的无效及案涉贷款无法全部收回的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三、被上诉人在签订和履行涉案合同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应当与华某公司共同对涉案合同的无效及案涉贷款无法全部收回的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1、被上诉人在签订涉案合同之前根本没有依法对上诉人的资信状况进行调查，违反了《商业银行法》第七条的规定及《贷款通则》第27条的规定。2、被上诉人在签订涉案合同之前根本没有与上诉人就涉案合同的条款进行协商，而是单方与华某公司共同炮制了涉案合同的条件和条款。3、上诉人“申请”贷款的时间是2010年5月27日，涉案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10年6月30日，被上诉人发放涉案贷款的时间是2010年7月1日，从申请贷款到发放贷款，前后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不符合法律法规关于发放贷款的审慎要求。被上诉人火急火燎地发放涉案贷款行为和现象反映了被上诉人的草率及被上诉人及其工作人员与华某公司恶意串通的事实和本质。4、涉案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10年6月30日，上诉人与华某公司签订《委托担保合同》的时间是2010年7月1日，在《委托担保合同》签订之前，被上诉人就仓促与上诉人、华某公司签订了涉案合同，直接违反了担保在先、贷款在后或担保与贷款同步的基本要求。从实质来看，反映被上诉人及其工作人员与华某公司恶意串通的事实和本质。5、涉案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10年6月30日，但陈某签署《同意贷款声明书》的时间却是2010年5月27日，在涉案合同签订之前，陈某就已经声明同意上诉人借款，这根本不符合逻辑和常理，极其荒谬。从实质上看，这一现象反映和体现被上诉人及其工作人员与华某公司恶意串通的事实和本质。6、涉案合同约定的贷款用途是“经营”，上诉人的经营实体是广州俊升轻工机械有限公司(即俊升公司)，但约定的贷款接受单位却是与上诉人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关系的佛山市濒奕贸易有限公司。在涉案合同签订前后及其履行过程中，被上诉人没有对上诉人与该公司的关系进行必要的调查就接受和同意了华某公司将该公司作为贷款接收单位的要求(佛山市灏奕贸易有限公司是华某公司为骗取银行贷款而设立的公司，是华某公司骗取银行贷款的工具)。被上诉人发放涉案贷款后根本没有对上诉人执行借款合同的情况及其经营情况进行追踪调查和检查，直接违反了《贷款通则》第31条的规定。进一步反映和体现被上诉人及其工作人员与华某公司恶意串通的事实和本质。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与华某公司恶意串通套取和骗取银行贷款，既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也损害上诉人的利益，应当被认定为无效合同，被上诉人应当与华某公司共同对涉案合同的无效及案涉贷款无法全部收回的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被上诉人的起诉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一审法院受理被上诉人的起诉违反法律规定。
工行三支行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维持原判。针对上诉状的理由，该理由已经在一审时提出，但均未得到一审法院支持，我方也于一审时提出辩驳，请法庭参阅一审开庭笔录，上诉人所陈述的刑事判决并未要求上诉人退还上诉人所述的涉案300万元贷款，陈某及华某公司、俊升公司也不是刑事判决的当事人。本合同中华某公司因为涉嫌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刑事裁判文书并未认定黄某与华某公司签订担保合同的目的，该贷款担保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在签订、履行合同中存在过错，但上诉人至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过错。综上，恳请法庭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陈某、俊升公司、华某公司二审未作陈述。
工行三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黄某、陈某向工行三支行偿还贷款本金1347831.59元及计至款项清还之日的利息（含罚息、复利，计至2014年11月21日为399011.46元）；2、俊升公司、华某公司对黄某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俊升公司、华某公司、黄某、陈某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经审理查明：2010年6月30日，工行三支行（贷款人）与黄某（借款人）、俊升公司（保证人）、华某公司（保证人）签订《个人借款/担保合同》，约定：黄某向工行三支行借款3000000元，用途为经营，贷款期限三年，利率按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上浮10%计算，利率遇基准利率调整作相应调整，黄某按月等额偿还本息，逾期还款计收罚息（按合同利率加收50%）和复利，黄某连续三个月或累计六次未按时还款，或发生其他违约情形的，工行三支行有权要求提前清偿全部贷款本息；俊升公司和华某公司对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包括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等，保证期间为贷款到期之日起二年。陈某就该笔贷款向工行三支行出具了《同意贷款声明书》。
2010年7月1日，工行三支行根据黄某授权将贷款3000000元划至佛山市灏奕贸易有限公司。黄某从2012年4月起出现逾期还款，其后工行三支行扣划了华某公司缴存在银行的部分保证金冲抵债务。截至2014年11月21日，黄某尚欠贷款本金1347831.59元及利息（含罚息、复利）399011.46元。
一审另查明：2010年7月1日，黄某与华某公司签订《委托担保合同》，请求华某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担保。2014年1月2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穗越法刑初字第217号刑事判决书，查明黄某伙同华某公司经合谋后，由华某公司作为借款保证人，以黄某“经营”需资金的虚假借款用途，虚构黄某向他人购买原材料需借款支付的事实，隐瞒借款资金实际交由华某公司使用，黄某收取“资金增值收益”的真相，与工行三支行签订《个人借款/担保合同》；黄某随后将贷款交由华某公司通过其控制的广州市旺财建材贸易有限公司以“资金增值服务”为名实际使用，由华某公司实际偿还贷款本金和利息，黄某以该款中的2700000元为基数从华某公司处收取年息不低于12%的“资金增值收益”（该收益包含应付还银行的贷款利息）；2012年初，华某公司因资金链断裂，无法继续偿还贷款本息，至2013年6月25日止，黄某拖欠贷款本金1347831.59元及相应利息未归还。一审法院据此认定黄某伙同华某公司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骗取贷款罪，遂判决黄某犯骗取贷款罪，判处罚金6万元。宣判后，黄某不服提出上诉。2014年6月17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穗中法刑二终字第341号刑事裁定书，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和适用法律正确，遂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4年5月5日和7月21日，一审法院分别作出（2013）穗越法刑初字第442号刑事判决书和（2013）穗越法刑初字第442-1号补正裁定书。查明华某公司于2003年8月4日注册成立；自2007年开始，华某公司利用为企业、个人向银行融资贷款提供保证担保资格的便利条件，伙同广州市高耳音响设备有限公司等101家企业和个人，由华某公司作为借款保证人，以高耳公司等企业、个人的名义向工商银行等30家银行申请贷款，夸大或虚报用款数额，虚构借款用途，隐瞒全部或大部分借款资金实际交由华某公司使用，上述企业、个人向华某公司收取“资金增值收益”或“投资入股收益”的真相，共骗得上述银行发放的贷款646440000元。高耳公司等上述企业、个人从银行贷款所得资金，以“资金增值服务”或“投资入股”的名义全部或部分投入到华某公司所控制的关联公司，由华某公司操纵、使用并负责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上述企业、个人从华某公司处收取增值投入或入股本金10-17%的年收益（该年收益包含应付还银行的贷款利息）；2012年初，因资金链断裂，华某公司丧失还款能力，至2012年3月9日案发时，华某公司伙同上述企业、个人共造成上述银行无法收回贷款本金477510577.67元及相应的利息。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华某公司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骗取贷款罪，遂判决华某公司犯骗取贷款罪，判处罚金50000000元，继续追缴华某公司违法所得，发还被拖欠贷款的银行。宣判后，华某公司不服提出上诉。2014年7月2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穗中法刑二终字第350号刑事裁定书，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遂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黄某在一审庭审中陈述，上述贷款是由工行三支行直接划至华某公司控制的佛山公司，已还的贷款本息是由华某公司偿还，黄某没有还过任何款项。工行三支行在诉讼中认为本案贷款的行为人即使涉及刑事裁判，但工行三支行为被欺诈一方，《个人借款/担保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但工行三支行不主张撤销权，即使法院认定该合同无效，仍坚持诉讼请求。工行三支行还表示其未就本案贷款向公安机关报案，未收到过公安机关或其他机关的法律文书，没有通过追赃途径追回本案贷款。
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15年11月20日向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发函调查涉华某公司骗取贷款罪案件中退赃、追缴款项金额以及发还款项的情况，未获书面答复。
一审法院认为：工行三支行是具有贷款资格的金融机构，有权在其经营范围内向借款人发放商业贷款。工行三支行提供的《个人借款/担保合同》和借款借据，可证实工行三支行与黄某之间存在借贷合同关系，以及工行三支行已按照黄某的授权将贷款划到指定收款单位。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工行三支行提起民事诉讼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个人借款/担保合同》的效力、工行三支行要求各原审被告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是否成立的问题。
黄某和华某公司就本案贷款触及骗取贷款罪，已由相关刑事判决书所认定，虽然刑事判决判令追缴华某公司违法所得和发还贷款银行，但工行三支行至今并未通过刑事判决的执行挽回其贷款损失，现工行三支行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追收贷款及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黄某以工行三支行应通过刑事追缴途径解决纠纷，其起诉违反民事诉讼法为由，要求法院驳回起诉，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个人借款/担保合同》有工行三支行、俊升公司、华某公司、黄某、陈某的签章，合同内容显示黄某向工行三支行申请贷款用于“经营”，以及华某公司作为担保人之一为借款提供担保，无证据显示工行三支行知道黄某和华某公司签订《个人借款/担保合同》的真正目的，工行三支行作为善意相对方，向借款人提供贷款的意思表示真实，其与黄某、华某公司签订的《个人借款/担保合同》不当然无效。司法机关对黄某、华某公司借款行为的定性，并不影响工行三支行依据商事合同要求行为人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工行三支行不主张撤销《个人借款/担保合同》，其依据合同要求黄某履行还款义务，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债务发生在陈某与黄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陈某作为俊升公司法定代表人，且出具了《同意贷款声明书》，本案债务属于黄某和陈某的夫妻共同债务，工行三支行要求其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黄某辩称《个人借款/担保合同》是受华某公司胁迫而签订，此与相关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黄某认为工行三支行的工作人员与华某公司在贷款过程中存在事先串通，没有证据佐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黄某称贷款是由华某公司占用，此属于黄某与华某公司之间对贷得款项的安排使用问题，不影响黄某在《个人借款/担保合同》中的借款人身份和还款责任。
华某公司为黄某的借款债务提供保证担保，从相关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看，华某公司具有参与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且实际上占用了贷款，应对借款负共同清偿责任。鉴于工行三支行仅依据担保法律关系要求华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权利主张并无不妥，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刑事判决判令追缴华某公司违法所得发还贷款银行的款项，可根据追缴款项的实际发还情况，冲抵本案欠款。俊升公司为黄某的借款债务提供保证担保，工行三支行要求其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黄某、陈某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三支行偿还借款本金1347831.59元及利息（含罚息、复利，计至2014年11月21日为399011.46元，从2014年11月22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的罚息、复利按照《个人借款/担保合同》订明标准计算）。对于公安机关追缴华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违法所得且已发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第三支行的款项，从上述款项中予以抵扣。二、广州俊升轻工机械有限公司、华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受理费20522元、保全费5000元，由黄某、陈某、广州俊升轻工机械有限公司、华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庭询，上诉人黄某向本院提交俊升公司的资信证明、发明专利书、实用新型专利书、荣誉证书、广州市自主创新产品证书、广州市黄埔民营科技型企业协会会员证、广东省技术改造投资项目备案证等，拟证明俊升公司有贷款需求。华某公司正是抓住了俊升公司对资金的需求心理，威胁俊升公司不再为其在广发银行的贷款提供担保，使俊升公司被迫协助其签订合同。
工行三支行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确认。并表示上述证据也无法证明俊升公司必须依赖华某公司作担保才能获取贷款。
经查明,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涉案《个人借款/担保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以及是否能提起民事诉讼。具体分析如下：
涉案《个人借款/担保合同》已经履行，尽管作为该合同的借款人黄某和担保人之一的华某公司因涉嫌犯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生效文书并未认定工行三支行与黄某或华某公司串通，或工行三支行明知黄某和华某公司签订《个人借款/担保合同》的行为目的。工行三支行作为善意相对方，向借款人提供贷款的意思表示真实，涉案《个人借款/担保合同》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个人借款/担保合同》应属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黄某等应当依法向工行三支行履行债务。上诉人黄某主张其受胁迫及工行三支行与华某公司恶意串通等事实，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纳。
虽然借款人黄某和担保人之一的华某公司已被追究刑事责任，但相应刑事判决并未判决追缴黄某违法所得或责令退赔，同时，本案还有其他需同时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故上诉人黄某主张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
上诉人黄某在二审期间提交了俊升公司的资信证明等相关材料，不属于新证据，且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黄某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20522元，由黄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何 佐
审判员 韩志军
审判员 刘 卉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三日
书记员 王日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