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3民终18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北京康尔森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大稿村办公楼319室。法定代表人陈强，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解××，男，1978年1月27日出生。委托代理人邢钢，北京市子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号富顿中心*座**层。负责人庞民京，主任。委托代理人王瑞斋，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庞硕，北京市北方（保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康尔森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尔森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北方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北方律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406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魏志斌担任审判长，法官田璐、法官常洪雷参加的合议庭，分别于2016年1月29日、2016年2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康尔森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邢钢，被上诉人北方律所的委托代理人王瑞斋、庞硕到庭参加了诉讼。后合议庭变更为由法官孙京担任审判长，法官田璐、法官常洪雷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6月22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康尔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强、委托代理人邢钢，被上诉人北方律所的委托代理人王瑞斋、庞硕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方律所在一审中起诉称：北方律所接受康尔森公司委托，指派律师在康尔森公司与××银行天津分行、××房地产开发（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称××1公司）抵押权纠纷案件中担任康尔森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双方于2011年5月30日签订北律民终字第033号《委托代理协议》。根据该协议第三条约定，康尔森公司应当于协议签订之日一次性向北方律所支付全部律师费20000000元。北方律所依约完成了全部委托工作，但经多次要求，康尔森公司至今未支付律师费。为了维护北方律所的合法权益，现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康尔森公司支付北方律所律师费20000000元；以20000000元为基数支付自2011年5月3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违约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的标准计算）。康尔森公司在一审中答辩并反诉称：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系北方律所伪造，该协议来源不明，无法核实真实性。虽然该协议上康尔森公司的公章是真实的，但康尔森公司不清楚协议的形成过程和来源。康尔森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陈×与北方律所主任庞民京曾是亲家关系。陈×被北京市公安局限制自由期间，康尔森公司属于失控状态，北方律所负责人庞民京有机会也有理由接触到康尔森公司的公章并盗用。康尔森公司与北方律所签订过一份免费委托代理协议，以代理解抵押案件。基于亲家关系和对北方律所法律专业能力的信任，康尔森公司委托北方律所进行诉讼。北方律所代理解除抵押登记案件的案情和程序都非常简单，但因失误造成一审、二审诉讼均败诉。2010年4月，解抵押诉讼第一次诉讼后，××银行天津分行就已经承诺放弃抵押权并办理解抵押手续，这种情况下可以办理解抵押手续，但是北方律所建议康尔森公司提起第二次诉讼，并称需要法院的文书才能办理解抵押，这是诉讼错误。2010年4月起诉的案件以及其二审案件，卷宗中都没有代理意见。北方律所也没向康尔森公司汇报案情进展、案件分析，没有建立单独的案件档案，没有与案件有关的任何书面材料，其委派的律师职业时间短、职业经验短，没有达到诉讼目的。北方律所却以2份20000000元代理费的协议，收取20000000元律师代理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明显收费过高。因此，康尔森公司不同意支付北方律所律师费和违约金，且标准过高，要求酌减。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康尔森公司反诉请求：确认于判决之日解除涉案两份《委托代理协议》，同意支付北方律所律师费10000元。北方律所在一审中针对康尔森公司的反诉答辩称：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系真实意思表示，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合同解除的问题。康尔森公司反诉称解除合同，应该视为康尔森公司认可协议是有效的；本案的收费是综合考虑案件难易程度、工作量、律所资质等因素，虽然法院是按照案件收取诉讼费，但不意味着本案就是简单的诉讼案件，本案涉及标的金额200000000元，标的额巨大。双方约定的律师费符合国家规定，不存在畸高情形。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北方律所系依法设立、执业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康尔森公司系从事对娱乐业、旅游业进行投资，艺术品展销，承办会议，高科技产品开发与服务等经营的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1月11日，北方律所、康尔森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协议》。该协议第一页主要记载，康尔森公司聘请北方律所律师在康尔森公司与××银行天津分行（以下称××银行）抵押合同纠纷案件中作为委托代理人；康尔森公司应当于合同签订之日一次性向北方律所支付律师费20000000元；康尔森公司不得以其单方又委托其他律师或与对方当事人和解、调解等理由要求北方律所退返律师费。该协议第二页记载北方律所的义务为：1.北方律所委托律师为康尔森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康尔森公司同意委托律师指派其他业务助理配合完成辅助工作；2.北方律所律师应当勤勉、尽责完成委托代理事项，按照协议约定的代理权限提供法律服务，保护康尔森公司的合法权益；3.北方律所律师应当根据审理机关的要求，根据案件情况及时提交证据，按时出庭，并应康尔森公司要求通报案件进展情况；4.北方律所律师应依法维护康尔森公司的合法权益，遵守诚信原则，在授权委托范围内，依法为康尔森公司提供法律服务；5.北方律所律师对其在办理委托事务过程中获知的康尔森公司的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负有保密责任，非法律规定或者康尔森公司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6.北方律所对康尔森公司委托事务应当单独建立档案，对涉及康尔森公司的原始证据、法律文件和财物应当妥善保管等。该页还记载，如因北方律所律师工作重大失误导致康尔森公司蒙受损失或违反上述第4、5款规定义务的，康尔森公司有权解除合同等。该协议第三页“违约责任”条款记载，康尔森公司不支付或逾期支付律师费，北方律所有权要求康尔森公司支付，并按照日千分之五的标准计收延期支付款项的违约金。同时载明，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生效，至二审程序结束止等内容。2010年9月16日，康尔森公司授权北方律所律师代理其起诉××银行及××1公司抵押权纠纷一案，其诉讼请求为，要求对××1公司所借200000000元的借款进行账务审计，提供明确款项用途；××银行为康尔森公司办理抵押物为京海国用（2003转）第2237号土地的解除抵押手续等。2011年5月17日，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0）和民三初字第108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康尔森公司诉讼请求。该案法院查明：2009年6月8日，康尔森公司与××银行签订《借款抵押合同》，约定康尔森公司为××1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担保期限从××银行担保的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之日起二年。合同签订后，双方对抵押物办理了抵押登记。2010年4月20日，康尔森公司对××银行及××1公司提起抵押合同纠纷诉讼，要求解除2009年6月8日签订的《借款抵押合同》；解除康尔森公司为××1公司向××银行所提供抵押物为京海国用（2003转）第2237号土地的抵押担保责任。该案审理中，经双方协商，××银行放弃其与康尔森公司签订的《借款抵押合同》中，康尔森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面积为7457.1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抵押物的抵押权；并由××银行配合康尔森公司办理抵押权注销手续。康尔森公司于8月3日收到××银行出具的函件后，于同日以××银行在诉讼期间已经向其出具函件，表示放弃抵押权，免除其抵押担保责任，康尔森公司诉讼目的达到为由申请撤回起诉。康尔森公司撤诉后，康尔森公司与××银行于2010年8月填写土地登记申请书后，共同到北京市相关部门办理抵押权注销登记手续，但因康尔森公司提供的抵押物被北京市相关法院进行了查封，没有办理成注销登记手续。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银行为康尔森公司出具了放弃抵押权并协助其办理抵押权注销手续的函件，康尔森公司据此撤回起诉，故康尔森公司以行为作出了确认解除抵押合同的意思表示，在没有合同关系的情形下主张对××1公司所借款项进行财务审计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银行已经依照函件对康尔森公司的承诺，与其一同去办理解除抵押担保手续，非因××银行故意导致办理不能。在排除不能办理抵押权注销问题后，仍可依照规定和约定，办理标的物的解除抵押手续等。北方律所律师代理康尔森公司参加上述诉讼的同时，康尔森公司亦委托北京市××1律师事务所张×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了诉讼。2011年5月30日，北方律所、康尔森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康尔森公司聘请北方律所单位律师在康尔森公司与××银行、××1公司抵押合同纠纷案件中作为委托代理人。双方权利义务等协议内容与上述《委托代理协议》一致。北方律所主张双方认可的代理费为共计20000000元。康尔森公司对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0）和民三初字第1088号民事判决书不服，上诉至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年9月7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一中民二终字第348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北方律所曾于2012年10月31日就本案起诉，后撤诉。2013年1月6日，康尔森公司授权北京市××2律师事务所王×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银行、××1公司担保物权确认纠纷一案。后康尔森公司以××银行、××1公司于2013年11月1日为其办理了土地的抵押担保解除手续为由，于2013年11月11日撤回起诉。2013年11月1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一中民初字第925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康尔森公司撤诉。一审审理中，康尔森公司对北方律所提供的2010年1月11日《委托代理协议》真实性不认可，表示不能证明是双方的意思表示，且该协议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康尔森公司称2011年5月30日《委托代理协议》协议第一页的主体、案由、价款等重要事项为手写，没有双方签字盖章，没有诉讼标的，收费标准过高。康尔森公司申请对《委托代理协议》印章形成时间与落款时间是否相符等问题进行鉴定。2015年6月11日，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致函一审法院表示，因超出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故终止鉴定。康尔森公司证人（康尔森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到庭作证称：其与北方律所主任庞民京在2007年至2009年11月期间是儿女亲家。康尔森公司从成立时至2006年5、6月份间其为法定代表人，此后至2012年5、6月份间其为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08年8月28日至2009年3月9日期间，其被北京市公安局限制人身自由。此间北方律所负责人庞京民帮助打理公司，但并没有书面授权。其羁押期间公司公章管理情况不详，恢复自由后，系从卢×（2007年至2012年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处取回。康尔森公司与××1公司、××银行解除抵押一案，是北方律所建议起诉的，其另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张×律师代理诉讼。张×律师是无偿代理。北方律所、康尔森公司间共有4个代理协议，代理费金额共计10000000元，本案的代理包括其中，但无法明确具体每个个案代理费数额。因为和北方律所有10000000元的协议，所以二审继续委托北方律所，不再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北方律所提供的2011年5月30日《委托代理协议》最后一页康尔森公司公章及卢×签字真实性无异议，但第一页中的代理费数额原本是划掉的；康尔森公司没有签订2010年1月11日《委托代理协议》。在起诉之前，××银行已经出具了放弃抵押权的文书，北方律所向康尔森公司说明过该文书的作用，但是康尔森公司去办理解除抵押手续时，有关部门未予办理。所以康尔森公司又起诉了一次。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院诉讼期间，××银行有查封，所以解除不了抵押，法官带领三方到土地局办理解押手续，并答复说从没有说过要求有生效文书才能办理解押，当时是××银行答复说办不了解除抵押。2013年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时，委托了王×律师，记不清是否就本案给予咨询意见。北方律所认为证人证言前后矛盾，与实际不符，证人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北方律所是与康尔森公司沟通确认后，根据康尔森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提起诉讼并上诉，在诉讼过程中及时释明了法律风险，通过一系列努力达到了康尔森公司解除抵押目的。一审审理中，经一审法院询问，康尔森公司明确表示在本案中的反诉解除诉争《委托代理协议》，不要求撤销或者变更、亦不要求确认该协议无效。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本案中，北方律所与康尔森公司签订2010年1月11日《委托代理协议》和2011年5月30日《委托代理协议》的事实清楚，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康尔森公司抗辩不清楚缔约过程，但对其单位在上述《委托代理协议》上签章确认的事实没有进行合理解释和举证，而且就相关案件是否为有偿代理的陈述与其证人证言存在矛盾，亦未进行合理解释和举证，故康尔森公司应依约履行相应义务。双方在签署2010年1月11日《委托代理协议》后，2010年4月20日，康尔森公司对××银行及××1公司提起抵押合同纠纷诉讼。该案审理中，康尔森公司以诉讼目的达到为由申请撤回起诉。此后，康尔森公司于2010年9月16日对××银行及××1公司抵押权纠纷一案提起诉讼，该案诉请涉及标的金额较大，显然康尔森公司的起诉是经慎重考虑的。特别是，康尔森公司除委托北方律所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外，在另行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律师作为代理人参加诉讼程序、接受法律服务后，亦未改变其起诉决定，可见其对此次民事诉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明确认知的。案件一审程序中，北方律所指派律师提供了代理服务，康尔森公司未提出异议。特别是，康尔森公司表示对一审判决有异议的情况下，二审程序单独、继续委托北方律所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可见康尔森公司对北方律所的法律服务结果是肯定和信赖的。故北方律所要求康尔森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由于康尔森公司逾期未支付律师代理费，其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北方律所要求康尔森公司支付的违约金低于双方约定标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北方律所在涉案《委托代理协议》中的主要义务均已履行，故康尔森公司反诉要求解除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等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一、康尔森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一次性给付北方律所律师费20000000元；二、康尔森公司以2000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标准支付北方律所自2011年5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违约金；三、驳回康尔森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康尔森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的上诉理由是：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法院认定北方律所与康尔森公司之间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康尔森公司认为，一审法院仅凭北方律所单方提供的《委托代理协议》，在其不能合理解释和准确说明协议签订过程的情况下，直接认定诉争《委托代理协议》存在证据不充分。理由如下：1.该协议均为制式合同，涉及到律师费等核心条款均是由手写填具完成，且律师费条款的空白处全部都不是康尔森公司员工填写的，协议上康尔森公司的公章并不是康尔森公司加盖。2.《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支付条件是在合同签订之日、一次性支付。一般情况下当事人与律师协商确定费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非风险代理，一种是风险代理。本案中双方约定的是非风险代理，但是约定的律师费用是巨额的，完全超过了北京市律师收费标准，且支付条件是合同签订之日、一次性支付。这不符合常理。3.在北方律所代理康尔森公司案件的过程中，北方律所指派律师于×作为整个案件的实际操作者和亲历者，但其未能出庭说明事实真相。（二）北方律所诉讼请求的内容和依据前后不一致，一审法院未行使释明权要求北方律所予以明确，迳行判决是错误的。北方律所在本案中提交了2份内容、律师费用金额一致的《委托代理协议》，北方律所亦认可其代理的一审、二审诉讼案件的律师费共计20000000元，那么在签订第1份《委托代理协议》后实际并无需要签订第2份协议，且其在一审中并没有明确其主张的费用所针对的具体合同，一审法院未经释明直接笼统判决康尔森公司向北方律所支付20000000元律师费及违约金是错误的。此外，第1份《委托代理协议》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存在错误。因《委托代理协议》最为核心的条款都是由北方律所填具，且未得到康尔森公司的专门确认，因此，双方就《委托代理协议》从未达成一致意见，故协议对康尔森公司不能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确认上述协议的效力存在错误。北方律所在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出现重大专业判断错误，严重违反了其应当承担的勤勉尽职、高度注意等法定及约定义务，一审法院判令康尔森公司向其支付律师费用及承担违约责任是错误的。一审判决未能按照律师收费的合理性原则审查和调整北方律所提出的不合理的高额律师费，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我国《律师法》、《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06]611号）对于律师收费办法予以了规定，《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试行）》（以下简称《律师诉讼代理收费政府指导价（试行）》）、《北京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试行）》进行了进一步明确。通过上述规定，我国在律师服务收费方面采取合理性原则，即一方面对于诉讼委托代理法律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另一方面对于其他法律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在市场调节价中着重列举了确定律师收费合理性需要考虑的几个因素，如耗费的工作时间、法律事务的难易程度、委托人的承受能力、律师可能承担的风险和责任、以及律师的社会信誉和工作水平等。本案中，北方律所主张的高额律师费与其提供的服务之间严重不成正比，违反了律师收费的合理性原则，一审法院未予审查和调整，有违公平合理等价有偿原则。综上，请求：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3）朝民初字第40608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北方律所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北方律所负担。北方律所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针对康尔森公司的上诉理由和请求答辩称：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是真实有效的，也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北方律所已经按照约定提供了法律服务义务，康尔森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应的律师费。《委托代理协议》中所约定的律师费用是双方协商确定的，并没有违反《律师法》、《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06]611号），以及《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试行）》、《北京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康尔森公司的上诉请求。二审期间，康尔森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新的证据材料：1.2009年10月19日康尔森公司与北方律所之间真实签署的《委托代理协议》及授权委托书，康尔森公司表示基于此份协议的存在，结合康尔森公司与北方律所的实际控制人之间是亲家关系的情况，双方约定此后有关康尔森公司和××1公司之间的争议，均由北方律所免费提供代理服务；双方未签署过其他任何委托代理协议，且该《委托代理协议》全部电脑打印完成，与诉争2份《委托代理协议》在形式上、内容上存在重大差异，故诉争2份《委托代理协议》不具有真实性。2.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0）和民三初字第1088号一案全部卷宗复印件；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一中民二终字第348号案件全部卷宗复印件。证据2和证据3均用以证明面对康尔森公司的解押诉求，北方律所严重违反了其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诉讼策略上存在严重的、显而易见的低级错误，与康尔森公司的诉讼目的严重相反和矛盾。证据4.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一中民初字第925号案件卷宗，证明在北方律所未能解决康尔森公司解押诉求的情况下，康尔森公司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另案提起诉讼，解决了相关解押手续的办理。证据5.解××的证人证言，证明康尔森公司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将解押问题得以迅速解决，进一步印证了北方律所在法律服务中严重违反忠实、诚信及勤勉尽职的义务。证据6.康尔森公司与北京市××1律所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证明康尔森公司后委托北京市××1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作为案件诉讼代理人，该合同中约定的律师费用仅为5000元，与本案中北方律所主张的高额代理费形成极大反差。经庭审质证，北方律所对康尔森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中的《委托代理协议》，证据2和证据3中的部分证据均在一审期间出示过，故不属于二审新的证据的范畴。对康尔森公司提交的证据1、证据2、证据3和证据4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证据1中的《委托代理协议》已经经过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目前该案正在执行过程中；法律对相同主体签订协议是否必须一致未作出规定，证据1不能否认北方律所提交的诉争《委托代理协议》的真实性。对于证据2和证据3，北方律所认为上述卷宗材料可以体现其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全部义务，其基于康尔森公司的意思表示出庭应诉，履行职责不存在瑕疵，康尔森公司应当支付全部律师费用。对于证据4，北方律所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于证据5，北方律所认为解××是康尔森公司的员工，与康尔森公司具有利害关系，对其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证据6，北方律所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对于康尔森公司提交的证据1中的《委托代理协议》，证据3，以及证据4中的起诉状、民事裁定书，因康尔森公司在一审期间已经作为证据提交，故不属于二审新的证据的范畴；对于康尔森公司提交的证据1中的授权委托书，证据2、证据4中的其他证据材料和证据6，因北方律所认可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本院对其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关于康尔森公司的证明目的，因上述证据1系北方律所与康尔森公司在其他诉讼案件的材料，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该证据材料中亦无法体现有关康尔森公司和××1公司之间的争议均由北方律所免费提供代理服务的内容，故本院对康尔森公司提交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关于康尔森公司提交的证据2和证据3的证明目的，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结合本案审理情况予以综合评断。关于证据4和证据6，因该证据系康尔森公司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参加的诉讼案件，以及其与案外人之间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依据康尔森公司北方律所之间的涉案《委托代理协议》，康尔森公司另行委托其他人并不影响其付款义务的履行，故本院对康尔森公司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关于证据5，因解××系康尔森公司的员工，亦是康尔森公司在本案二审期间的委托代理人，与康尔森公司之间具有利害关系，故本院对其证言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二审期间，康尔森公司申请证人陈×出庭作证，陈×陈述内容与一审期间出庭作证的内容基本一致，关于本案北方律所提交的《委托代理协议》的情况，陈×陈述：2009年前后，康尔森公司与××1公司有案件，找到了北方律所。康尔森公司与北方律所一共签订了四份《委托代理协议》，康尔森公司支付了协议中约定首期律师费用，后来因剩余10000000元律师费，北方律所提起了诉讼。包括本案在内的本次15起案件，康尔森公司都没有跟北方律所签订过诉争协议。陈×怀疑这些协议是在其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形成的，因为当时康尔森公司的事情都是由北方律所的庞主任负责。关于康尔森公司的公章保管问题，陈×陈述公章就放在办公室抽屉里，没有专人保管。关于本案所涉的康尔森公司与××1公司间的诉讼纠纷，陈×认可北方律所确实代理康尔森公司出庭，但是双方没有签订过《委托代理协议》。北方律所认为陈×是康尔森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康尔森公司具有利害关系，且陈×在一审期间与二审期间陈述的协议签订情况前后不一致，其在二审中陈述北方律所是免费代理的，双方之间没有协议，但其在一审时陈述双方之前的4份代理协议中包括本案，故其前后表述存在不一致。本院经审查认为，因陈×曾经是康尔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康尔森公司具有利害关系，故在康尔森公司未提交其他充分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陈×证言的证明效力无法确认。二审期间，北方律所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期间补充查明以下事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司法部于2006年4月13日发布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06]611号）第五条规定：律师事务所依法提供下列法律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一）代理民事诉讼案件；（二）代理行政诉讼案件；（三）代理国家赔偿案件；（四）为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和控告、申请取保候审，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或自诉人、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五）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律师事务所提供其他法律服务的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司法局发布的《律师诉讼代理收费政府指导价（试行）》）（京发改（2010）651号，2010年5月30日实行）第二条规定：民事诉讼案件收费标准：（一）民事诉讼案件按审判阶段确定收费标准。1.计件收费标准。每件收费3000-10000元。2.按标的额比例收费标准。10万元以下（含10万元），10%（最低收费3000元）；10万元至100万元（含100万元），6%；100万元至1000万元（含1000万元），4%；1000万元以上，2%。按当事人争议标的额差额累进计费。3.上述收费标准下浮不限。（二）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与委托人约定的财产利益的30%。（三）再审、申诉案件分别按照一个审判阶段确定的收费方式标准收取律师费。（四）一个律师事务所代理一个案件的多个阶段，自第二阶段起酌减收费。第五条规定：下列案件经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一致，按照不高于规定收费标准的5倍收费，协商不成的，执行规定的收费标准：（一）案件法律关系复杂，律师办案时间明显多于同类案件的；（二）案件涉及疑难专业问题，对律师专业水平要求明显高于其他案件的：（三）重大涉外案件及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诉讼标的额不超过10万元（含10万元）的民事案件，给予社会保险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案件，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抚恤金、救济金、工伤赔偿的案件，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案件，以及风险代理案件、计时收费案件不适用前款规定。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以上事实，有2010年1月11日《委托代理协议》、2011年5月30日《委托代理协议》、（2010）和民三初字第1088号民事判决书、（2011）一中民二终字第348号民事判决书、北京明正司法鉴中心回函、（2010）和民三初字第1088号案件卷宗材料、（2011）一中民二终字第348号案件卷宗材料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是：一、北方律所提交的诉争《委托代理协议》是否真实有效，是否对康尔森公司发生法律效力；二、北方律所主张的律师费用及违约金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关于争议焦点一，诉争《委托代理协议》是否真实有效。康尔森公司上诉主张，仅凭北方律所单方提交的《委托代理协议》不能认定该协议真实存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定错误；康尔森公司与北方律所就诉争《委托代理协议》从未达成一致意见，故协议对康尔森公司不能发生法律效力。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由此可见，我国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般举证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具体到本案中：首先，北方律所提交的2份《委托代理协议》上“甲方”处均加盖有康尔森公司的公章，其中2011年5月30日的协议中还有时任康尔森公司法定代表人卢×的人名章，二审期间，康尔森公司对上述2份协议上所加盖的康尔森公司公章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亦认可第2份协议中卢×人名章的真实性。故在康尔森公司未提交充分证据反驳的情况下，本院对于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次，关于康尔森公司基于《委托代理协议》的条款书面形式、填写主体、合同格式等对合同合理性提出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为提供商业活动的高效和便利，法律允许市场交易主体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格式合同；只有当格式合同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或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法律才会对该合同或合同中相应条款的效力作出否定性评价。本案中，诉争《委托代理协议》虽然为电脑打印的制式合同，但并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情形；且双方当事人盖章或签字的行为应视为其对于合同约定内容的确认。同时，在没有证据表明双方对于合同条款的书面形式有过特殊约定的情况下，合同条款空白部分是否由当事人以手写方式填具，以及具体填具主体，均不构成能够否认诉争《委托代理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的有效抗辩。此外，康尔森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256号协议的相关事实已经经过人民法院另案判决解决，该协议的履行与本案无关，康尔森公司以该协议与本案诉争2份《委托代理协议》在形式和内容上的不相同否认本案诉争协议的真实性，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由此，本院对康尔森公司基于上述理由否认协议真实性的上诉意见均不予采信。再次，依据本案中双方提交的授权委托书、询问笔录、开庭笔录以及裁判文书等证据，在康尔森公司与××1公司、××银行抵押合同纠纷案件中，北方律所确实作为康尔森公司的代理人出庭应诉，康尔森公司亦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即北方律所按照诉争《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为康尔森公司提供了相应的法律诉讼服务，北方律所的上述诉讼代理行为能够与其提交的《委托代理协议》相印证。最后，关于康尔森公司提出的涉案《委托代理协议》并非双方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不能对康尔森公司发生法律效力的上诉理由，因康尔森公司未能就此提交充分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康尔森公司上诉主张合同约定律师费支付方式为合同签订之日、一次性支付，该约定不符合常理的问题。合议庭在本案评议过程中，对于合同关于付款方式、付款时间的约定亦曾有疑虑并仔细斟酌；但合议庭最终认为，按照合同法确定的合同自由原则，合同双方具有根据双方洽商的情况、接受程度、支付能力等协商确定费用支付的条件和期限的自由，在法律、行政法规对此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因此，本案中，在没有充足有效的证据对康尔森公司就律师费支付方式的上述疑义予以支持的情况下，双方关于费用支付条件的约定并不能否认协议本身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故最终合议庭对康尔森公司主张律师费支付条款不符合常理，并以此否认诉争协议的真实性的上诉意见不予采信。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为，康尔森公司与北方律所通过签订诉争2份《委托代理协议》建立了法律服务合同关系，该2份协议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其合法有效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康尔森公司关于诉争《委托代理协议》不具有真实性，以及对其不能产生法律效力的上诉意见均缺乏充分证据佐证，本院不予支持。合法有效的合同受到法律保护，对合同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关于争议焦点二，北方律所主张的律师费用及违约金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如前所述，依据查明的事实，北方律所已经依约提供了法律服务，故康尔森公司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律师费用。康尔森公司虽上诉主张双方曾约定就委托事宜北方律所系免费提供法律服务，但康尔森公司未就其主张的免费代理事宜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且北方律所对此不予认可，故本院对其不予采信。关于北方律所依据《委托代理协议》约定主张的律师费金额及违约金问题，围绕康尔森公司的上诉主张及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论述如下：第一，关于康尔森公司上诉主张北方律所在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出现重大专业判断错误，违反了勤勉尽职、高度注意等法定及约定义务，故一审法院仍判令康尔森公司向其支付律师费用及承担违约责任是错误的。本院认为，首先，依据康尔森公司提交的卷宗证据，在完成一审诉讼程序后，康尔森公司继续委托北方律所作为其上诉案件的委托代理人，并为其出具了二审诉讼的授权委托手续，可见康尔森公司对于北方律所提供的法律服务是信赖的；康尔森公司提交的卷宗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北方律所在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存在违反勤勉尽职、高度注意等法定或约定义务的情形。其次，康尔森公司并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对北方律所提供的法律服务行为曾提出过质疑或异议。故本院对康尔森公司的该项上诉意见不予采信，对其据此要求不支付全部律师费用的上诉请求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关于《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律师费金额的合理性问题。康尔森公司上诉主张，北方律所主张的高额律师费与其提供的服务之间严重不成正比，违反了律师收费的合理性原则，一审判决未予审查和调整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对此，本院注意到，在我国目前的律师行业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与一般委托人相比，律师的专业性决定了其在有关诉讼风险、胜诉可能性的信息掌握上更具有优势地位，故为了防止律师或律师事务所利用其专业优势和信息优势，不恰当地收取畸高律师费用，侵犯委托人的合法权益，相关法律、行政性规范对律师诉讼代理收费行为予以了规范和指引。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律师收费办法，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制定。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司法部制定了《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06]611号），其中明确了律师服务收费遵循公开公平、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律师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其中，代理民事诉讼案件等实施政府指导价；并进一步授权政府指导价的基准价和浮动幅度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指定。随后，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司法局发布了《律师诉讼代理收费政府指导价（试行）》（京发改（2010）651号，2010年5月30日实行），明确了民事诉讼案件收费标准，对于非风险代理行为实行一般收费标准和可以由委托人与律师事务所协商确定的特殊收费标准。通过从上述规定看出，其对于律师业收费标准给予引导性规范的同时，也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故人民法院对于律师诉讼代理收费的审查，既要注重对委托权合法权益的保护，又要注重对双方意思自治的尊重。具体到本案中:首先，《律师诉讼代理收费政府指导价（试行）》在性质上系属行政性规范，其关于代理费标准的规定，属于管理性规范而非效力性规范，故违反该规定一般产生行政责任，而不直接导致民事合同中关于律师费约定无效。其次，即使按照《律师诉讼代理收费政府指导价（试行）》的规定，关于民事诉讼案件收费标准的规定上，分为一般收费标准外和特殊收费标准。除特殊情况外，委托人与律师事务所可以根据代理案件的标的、案件复杂程度、涉及疑难专业程度及案件影响力大小等，按照不高于规定收费标准的5倍，协商确定代理费。而本案中诉争《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的律师费并不高于上述规定。康尔森公司在另案中与其他律师事务所另行达成的律师费用金额并不能推翻其与北方律所之间协商确定的律师费金额。同时，当事人才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关于案件的标的、案件复杂程度、涉及疑难专业程度及案件影响力大小等问题的判断主体，应为处于签订合同之时的委托人和律师事务所。此外，从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司法局于2016年5月4日发布的《北京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京发改规[2016]10号）的规定来看，该规定对于民事诉讼案件中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情形，主要针对的是律师事务所提供的如劳动报酬、工伤赔偿等关乎民生保障的民事诉讼代理行为；对于律师事务所提供其他法律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确定。故从上述规定的价值导向可以看出，相关行政性规范文件对于民事诉讼案件中律师服务费用标准越来越注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最后，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主体情况来看，康尔森公司与北方律所均是商事交易中的非自然人主体，双方作为理性的商事主体，在满足交易效益和安全需要的前提下，能够对自己从事的商事行为进行合理、有效的预期，其在交易中达成的合同应当得到法律的有效尊重和双方的充分遵守，除非该合同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且，除本案之外，北方律所和康尔森公司之间亦存在其他多个法律服务合同关系；双方的法定代表人之间也曾经存在过极为特殊的亲家关系，故康尔森公司对北方律所的收费情况、专业水平应当较为熟悉。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为，北方律所依据涉案《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向康尔森公司主张的律师费用金额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据此支持北方律所主张的律师费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康尔森公司关于北方律所主张的高额律师费与其提供的服务之间严重不成正比，违反了律师收费的合理性原则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三，关于违约金一节，因《委托代理协议》明确约定康尔森公司应在合同签订之日一次性支付律师费用，康尔森公司至今未支付费用的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构成违约，北方律所有权要求其按照协议约定支付违约金。北方律所主张的违约金标准低于双方约定标准，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故一审法院依据北方律所主张的违约金标准对康尔森公司应支付的违约金予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确认。另，关于康尔森公司上诉主张北方律所在本案中提交了2份《委托代理协议》，其在本案中未明确诉讼请求所依据的具体协议，一审法院在未行使释明权要求北方律所予以明确具体合同依据的情况下迳行判决，有所不当；并且北方律师出具的第1份《委托代理协议》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因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明确约定分别针对北方律所代理案件的一审程序和二审程度，双方于2011年5月30日签订的第2份《委托代理协议》对律师费用亦进行了明确，故北方律所有权依据该协议主张律师费用；同时，因北方律所曾就诉争协议提起过诉讼，故本案中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康尔森公司的该项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康尔森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均不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64969元，由北京康尔森投资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35元，由北京康尔森投资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保全费5000元，由北京康尔森投资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41800元，由北京康尔森投资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 京代理审判员 田 璐代理审判员 常洪雷二〇一六年八月五日书 记 员 刘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