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甬慈商初字第1422号
原告：陈孟飞，系浙江好当家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
委托代理人：郑国军，浙江杭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岑仲君，系宁波哲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罗央芬，浙江五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彭年，系宁波宝洁电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宋力群，浙江万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孟飞为与被告岑仲君、余彭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2年9月28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2年11月13日、2013年3月1日两次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孟飞到庭参加了第一次庭审，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郑国军、被告余彭年的委托代理人宋立群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岑仲君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原告陈孟飞公司起诉称：原告与两被告系朋友关系。2010年12月至2011年4月期间，被告岑仲君向原告及被告余彭年借款，原告与被告余彭年以被告余彭年的名义分4次共借款38000000元给被告岑仲君，其中15000000元系原告分4次出资，以现金形式交付给被告余彭年。2012年1月14日，原告与被告余彭年书面确认：如被告岑仲君还38000000元借款时，必须由被告余彭年毫无保留地先还原告陈孟飞的15000000元。2012年3月3日，原告与两被告就上述被告岑仲君所欠原告15000000元借款的偿还事宜签订1份《协议》，约定：被告岑仲君欠原告15000000元，被告岑仲君于2012年3月9日将150吨红木以每吨100000元作价给原告（红木现市场价不低于每吨70000-80000元）；若原告拿不到此150吨红木，则有被告余彭年负责此150吨红木给原告。《协议》签订后，至2012年3月9日，被告岑仲君爽约，未向原告交付150吨红木，被告余彭年也拒不履行交付150吨红木义务，致成纠纷。现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岑仲君立即给付原告红木150吨（红木市场价不低于每吨80000元）；2.若被告岑仲君无法立即给付原告红木150吨，则由被告余彭年立即给付原告红木150吨（红木市场价不低于每吨80000元），若被告余彭年不能给付原告150吨红木的，则请判令被告余彭年立即给付原告人民币120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在庭审中，原告明确其要求被告余彭年承担责任的基础是认为被告余彭年对被告岑仲君的债务进行了附时间条件的债务承担，两被告之间系连带责任关系，并变更第一、二项诉讼请求为：请求两被告连带给付150吨红木（红木市场价不低于每吨80000元），如两被告不能给付150吨红木，则判令两被告给付12000000元。经本院释明后，原告将其向余彭年主张的基础法律关系变更为连带保证责任的法律关系，并再次变更诉讼请求为：1.请求被告岑仲君立即给付原告红木150吨（履行时红木市场价不低于每吨80000元）；2.若被告岑仲君无法立即给付原告红木150吨，则请判令被告岑仲君立即给付原告人民币12000000元；3.被告余彭年对被告岑仲君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被告岑仲君在法定期限内未作任何答辩，也未提供任何反驳证据。
被告余彭年答辩称：1.原告与被告岑仲君之间的借贷关系不成立。原告所称的2010年12月至2011年4月期间，被告岑仲君向被告余彭年借款，余彭年分4次共借款38000000元给被告岑仲君，并由岑仲君出具4份借条的情况属实，但上述借款中没有原告以现金方式出资15000000元给被告余彭年的情况，故原告诉称的其分4次出资共计15000000元，以现金形式交付余彭年的情况与事实不符。2.《协议》中关于“若陈孟飞拿不到此壹佰伍拾吨红木。则有余彭年负责此壹佰伍拾吨红木给陈孟飞”的约定如何理解的问题。“若陈孟飞拿不到此150吨红木”，是指被告岑仲君不能履行，即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被告岑仲君还没有交付，而现在被告岑仲君只是到期没有履行。这里的“此”，是指本身岑仲君已经有了合同中指向的150吨红木，这个红木是有特定性的。“则由余彭年负责此150吨红木给陈孟飞”，应当理解为由余彭年负责督促岑仲君给付150吨红木，因为《协议》约定的交付时间距《协议》签订时间仅有6天，所以签订具有这个履行内容的《协议》的前提是已经存在这150吨红木。这里的“此”指的也是岑仲君已经拥有的150吨红木，余彭年不可能拿出同样的150吨红木给陈孟飞，所以“则由余彭年负责此150吨红木给陈孟飞”只能理解为余彭年负责督促岑仲君给付红木。3.被告余彭年并非《协议》的合同相对人，仅负督促岑仲君履行的义务，无须履行给付红木的义务。首先，2012年3月3日的《协议》是原告与被告岑仲君共同协商确定的，余彭年没有参与共同商议的行为。事后，原告与被告岑仲君要求被告余彭年在《协议》上签名，并言明因为借条在被告余彭年处，只是希望余彭年负责督促被告岑仲君按时将150吨红木交付给原告，同时在原告与被告岑仲君共同协商的内容下方注明：“尚有余彭年壹仟捌佰万之借条未归还岑仲君，等岑仲君把壹佰伍拾吨红木交给陈孟飞后，余彭年把壹仟捌佰万借条还给岑仲君”，在上述情况下被告余彭年才在《协议》上签名。原告与被告岑仲君签订的协议中设定了作为第三人的被告余彭年的履行义务，该设定如果没有经过被告余彭年的同意是没有效力的。因此，被告余彭年不是《协议》的合同相对人，而是履行《协议》义务的辅助人员。其次，被告余彭年不构成对岑仲君债务的加入。并存的债务承担（即债务加入）必须满足三个要件：债务人加入必须经债权人、债务人、债务加入人三者共同的意思表示一致；原债务应有效存在；债务加入人负担的债务内容与原债务内容同一，而本案中被告余彭年没有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原债务有效存在的依据不足，且债务加入中给付红木的内容与原告主张的借贷的原债务内容并不同一，所以原告关于本案系并存的债务承担的主张是不成立的。4.被告岑仲君曾联系原告来拿150吨红木，但原告拒不接受红木，并要求被告岑仲君支付10000000元。被告余彭年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其的诉讼请求。5.对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被告认为原告与被告余彭年之间没有保证的意思表示，故其要求被告余彭年承担保证责任没有合同依据，与客观事实不符；法院的关于原告与被告余彭年之间保证关系的认定改变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协议》中关于红木市场价格的约定应当认定为约定时的红木价格不低于每吨70000元，而非原告主张的履行时红木市场价不低于每吨80000元；即便法院认定原告与被告余彭年的保证关系成立，也只能是一般保证的法律关系，余彭年的连带清偿责任不成立；原告请求两被告连带支付12000000元，而双方约定的红木市场价为每吨70000-80000元，被告认为在保障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应以最低为限。
原告陈孟飞为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成立，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
A1.《余彭年与陈孟飞共同出借给岑仲君款项的证明》（以下简称《共同出借款项证明》）1份，证明2012年1月14日，原告与被告余彭年就共同出借38000000元款项给被告岑仲君的情况进行确认的事实。
A2.《协议》一份，证明2012年3月3日，原告与两被告就岑仲君所欠15000000元的偿还事宜签订协议，约定至2012年3月9日，如被告岑仲君不能用150吨红木抵偿其向原告的15000000元借款，则由被告余彭年负责交付150吨红木给原告的事实。
A3.案外人陈某提供的《情况说明》、起诉状（复印件）、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各1份，证明被告提交的证据《证明》内容虚假，无事实依据，也违反基本的逻辑常识，岑仲君从来没有通知原告来拿红木的事实。
A4.被告岑仲君向原告出具的《承诺书》1份，证明1.被告岑仲君于2010年12月至2011年4月期间向被告余彭年借款38000000元，其中15000000元为原告所有；2.2012年3月3日，原、被告三方签订了三方协议，约定被告岑仲君在2012年3月9日前用150吨红木来抵还15000000元借款，如果原告拿不到150吨红木，则由被告余彭年负责将150吨红木给陈孟飞；3.由于两被告均未向原告交付150吨红木致原告向慈溪市人民法院起诉两被告的事实。
对原告提供的4组证据，被告余彭年质证如下：对证据A1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内容真实性有异议，原告分4次出资共计15000000元，以现金形式交付余彭年的情况并不存在；对证据A2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反映的欠款事实有异议，且被告余彭年仅是对注的内容（手写部分）予以确认；对证据A3中的情况说明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内容客观性有异议，证人陈某陈述的口头约定并无其他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对证据A3中的起诉状及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相关法律文书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A4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内容的合法性有异议，据被告余彭年所知，该承诺书是原告打印后叫被告岑仲君签名捺印的，其中的还款履行内容是被告岑仲君不可能履行到的，所以这些内容也不可能是被告岑仲君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岑仲君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自己的诉讼权利。
被告岑仲君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交任何证据材料。
被告余彭年为证明自己的辩称意见成立，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B1.《证明》一份，证明2012年3月3日所签订的《协议》的真实意思是被告余彭年负责督促此150吨红木按时交付给原告及其履行情况的事实。
B2.《承诺书》1份，证明1.原告与被告岑仲君因承诺书中的合意变更了原《协议》的内容，即变更了交付时间、红木数量、及增加了交付现金内容；2.原告与被告岑仲君在该承诺书中互相承诺的行为印证了被告余彭年在《协议》中仅负督促岑仲君交付150吨红木义务的事实。
对被告提供的2组证据，原告质证如下：原告对证据B1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内容的第一部分不予认可，原告认为《协议》的真实意思要以书面的文字进行确认，原告对证明内容的第二部分即被告岑仲君的履行情况亦不予认可，原告认为该陈述恰恰反映了原告与被告岑仲君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原告对证据B2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被告主张的证明对象有异议，原告认为，1.该《承诺书》是两被告主动要求与原告协商并进行庭外和解的结果，并非原告与被告岑仲君之间对原《协议》内容进行变更；2.虽然《承诺书》是被告岑仲君签字的，但《承诺书》中确定的第一笔1800000元的现金给付，当时也是商定由被告余彭年给付，当时这个情况是在证人苗某的主持下协商达成的，不存在单方改变原《协议》的事实；3.由于被告方没有履行《承诺书》中承诺的履行义务，故该《承诺书》中确定的还款方式已经失效了，所以原、被告只能回到原《协议》确定的权利义务上来。被告岑仲君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相应的质证权利。
本院为查明本案事实，调取（2012）甬慈商初字第1035号案卷中的民事一审案件立案审查情况表、民事起诉状、受理案件通知书、撤诉申请书、民事裁定书各1份，证明原告曾于2012年7月23日向本院起诉请求被告余彭年给付150吨红木，如不能给付，则请求被告余彭年给付人民币12000000元，后因故撤诉的事实。
原告陈孟飞、被告余彭年对本院调取的证据没有异议，被告岑仲君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相应的质证权利。本院认为，本院调取的该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并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原告曾就涉案纠纷起诉被告余彭年的事实，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
本院对原告提供的4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A1、A2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并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两份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原告与被告岑仲君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及原告与被告余彭年、本案的原被告三方就岑仲君归还原告借款作出了相应的约定的事实，被告余彭年辩称借款事实不存在，与证据反映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余彭年辩称其仅对《协议》的手写部分进行确认，但其承认其在《协议》上签字时打印部分内容已经存在，被告余彭年的辩称不符合事实和生活常理，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证据A1、A2予以认定。证据A3中的案外人陈某提供的《情况说明》实为陈某的证人证言，但其并未出庭作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本院不予认定；证据A3中的起诉状、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不能反映本案事实，与本案审理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对证据A4本院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认定。
本院对被告提供的2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B1实为被告岑仲君的单方陈述及证人高某对被告岑仲君的履行情况所作的证人证言。本院认为，岑仲君关于《协议》中相关条款的真实意思的理解与原告方存在分歧，当原、被告双方对合同内容的解释存在分歧时，应采用文义解释、整体解释、目的解释等方法对相关分歧内容进行明确，故本院对被告岑仲君单方面做出的《协议》相关约定的解释不予确认；被告岑仲君在《证明》中陈述的相关履行情况没有相应证据进行证明，证人高某亦未出庭就被告岑仲君的履行情况陈述证言，故本院对证明中记载的被告岑仲君的履行情况不予认可，对证据B1不予认定。证据B2与证据A4能够相互印证，能够证明被告岑仲君向原告借款的情况，及本案起诉后被告岑仲君曾就该借款的归还向原告陈孟飞承诺履行，原告亦同意被告岑仲君的该承诺的事实，本院对证据B2、A4予以认定。
根据本院认定的上述有效证据，结合原、被告对相关事实的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2010年12月至2011年4月期间，被告余彭年出面向被告岑仲君提供借款共计38000000元，并由被告岑仲君向被告余彭年出具4份借条，其中的15000000元款项实为原告所有。2012年1月14日，原告与被告余彭年共同出具《共同出借款项证明》1份，证明中明确：1.被告余彭年分4次共借给被告岑仲君38000000元，并由岑仲君向余彭年出具4份借据。该38000000元款项中有15000000元是原告陈孟飞分4次以现金形式交付被告余彭年，继而转借给被告岑仲君的，即上述38000000元借款的实际债权人为两人，陈孟飞为第一债权人，共出借给被告岑仲君15000000元，余彭年为第二债权人，共出借给被告岑仲君23000000元。2.陈孟飞与余彭年就该些款项的还款达成共识：余彭年完全愿意岑仲君归还此38000000元的钱或物（包括岑仲君以实物形式还此38000000元）时，必须先还陈孟飞的15000000元（包括岑仲君以实物形式归还），也即岑仲君还此38000000元借款时，必须先由余彭年毫无保留的先还给陈孟飞15000000元，才能享受余彭年本人出借给岑仲君的23000000元借款，此23000000元余彭年能否要回，与陈孟飞无涉。原告陈孟飞与被告余彭年、证人高某均在该份证明上签字，并确认情况属实。
2012年3月3日，原告与被告岑仲君、余彭年共同签署《协议》1份，《协议》打印部分载明：现有慈溪市浒山街道西华头村岑仲君欠新浦镇老浦村陈孟飞15000000元。现经岑仲君及陈孟飞共同商议：岑仲君于2012年3月9日前以每吨100000元价格，共计150吨红木作价15000000元给陈孟飞（红木现市场价不低于每吨70000元-80000元）。若陈孟飞拿不到此150吨红木，则由余彭年负责此150吨红木给陈孟飞。此协议一式三份。岑仲君、陈孟飞及余彭年各执一份。此协议经三方签字后生效。《协议》打印部分下面手写注明：尚有余彭年18000000元借条未归还岑仲君，等岑仲君把150吨红木交给陈孟飞后，余彭年把18000000元借条还给岑仲君。
2012年11月12日，被告岑仲君向原告陈孟飞出具《承诺书》1份，承诺书载明：被告岑仲君于2010年12月至2011年4月间，向余彭年借款38000000元，该余彭年38000000元出借款中，其中15000000元为陈孟飞所有。2012年3月3日，岑仲君与余彭年、陈孟飞签订了1份三方《协议》，约定由岑仲君在2012年3月9日前用150吨红木来归还此15000000元借款，若陈孟飞拿不到此150吨红木，则由余彭年负责将150吨红木给陈孟飞。由于岑仲君与余彭年均未向陈孟飞交付150吨红木，致原告陈孟飞向法院起诉两被告。现岑仲君承诺：用4000000元现金及100吨红木（红木市场价每吨不低于80000元）折抵15000000元借款。具体还款及交付日期如下：2012年11月12日前归还陈孟飞现金1800000元；2012年11月13日前交付陈孟飞红木35吨；2012年12月31日前交付陈孟飞红木65吨；2013年1月31日前归还陈孟飞现金2200000元。若岑仲君于2012年11月12日前归还陈孟飞1800000元的，则陈孟飞撤回起诉，并自动负担两次起诉的诉讼费和律师代理费。若岑仲君未按承诺书确定的日期还款或交付红木的，则陈孟飞仍可按2012年3月3日的三方《协议》起诉本人岑仲君和余彭年。被告岑仲君在该份《承诺书》的承诺人处签名捺印，证明人苗某在证明人处签字。原告陈孟飞在一份同样内容但无承诺人及证明人签字的《承诺书》上写明“同意此承诺”并签名。
被告余彭年在庭审中确认上述38000000元中有部分款项已经得到清偿，即2012年2月份，被告岑仲君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将股权转让款与欠被告余彭年的23000000元借款相互抵消，归还了欠被告余彭年的23000000元借款。
另查明，原告陈孟飞曾于2012年7月23日就涉案纠纷向本院起诉，请求被告余彭年给付红木150吨，如不能给付红木，则请求被告余彭年给付人民币12000000元，后因故撤回起诉。两被告至今未交付原告150吨红木或相应款项。
案经审理，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原告与被告岑仲君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2.就被告岑仲君向原告所负的债务，被告余彭年是否应承担责任？应承担何种责任？
争议焦点一：原告陈孟飞与被告岑仲君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
本院认为，借贷关系的认定应综合全案证据结合当事人的意思进行认定。本案原告陈孟飞主张其与被告岑仲君之间建立了15000000元的借贷关系，该些款项系原告陈孟飞通过被告余彭年交付给被告岑仲君，但被告岑仲君并未就15000000元直接出具借条给原告，被告余彭年亦未出具借条给原告，被告岑仲君就原告出借的15000000元及被告余彭年出借的23000000元向被告余彭年出具4份借条（共计38000000元），但借条由原告进行保管，如此形成相互制约；被告余彭年对原告曾将15000000元现金交付被告余彭年的事实及原告与被告岑仲君之间存在15000000元借贷事实予以否认。从本案原、被告提供的证据进行分析，原告与被告余彭年在共同出具的《共同出借款项证明》中就该15000000元借款的实际出借人为原告陈孟飞，原告系通过现金形式将该些款项交给被告余彭年，继而转借给被告岑仲君的事实进行了确认；原告与两被告在2012年3月3日签订的《协议》中陈述被告岑仲君欠原告陈孟飞15000000元；被告岑仲君在2012年11月12日向原告出具的《承诺书》中，再次确认其向余彭年所借的38000000元款项中有15000000元为陈孟飞所有，并对还款方式及时间作出承诺，从上述证据中的当事人陈述及表意可以得出，原告系15000000元借款的隐名出借人，虽然出借人陈孟飞与借款人岑仲君之间借款的交付及借条的出具均通过余彭年进行，但借贷关系在原告与被告岑仲君之间建立，这与原、被告在上述证据中的意思表示是一致的，故本院认定原告陈孟飞与被告岑仲君关于15000000元借款的借贷关系成立。
争议焦点二：就被告岑仲君向原告所负的债务，被告余彭年是否应承担责任？应承担何种责任？
（一）关于就被告岑仲君向原告所负的债务，被告余彭年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
原告要求被告余彭年承担责任的依据在于《协议》中关于“若陈孟飞拿不到此150吨红木，则由余彭年负责此150吨红木给陈孟飞”的约定，对该约定，原、被告存在不同理解。原告认为，该条款的本意为，如果到2012年3月9日被告岑仲君没有把150吨红木给陈孟飞，就由余彭年把150吨红木交付给陈孟飞；被告余彭年认为，该条款中的“此”，是指岑仲君已经拥有的具有特定指向的150吨红木，该条款的前提“若陈孟飞拿不到此150吨红木”，是指被告岑仲君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仍未交付，该条款的结果设定“则由余彭年负责此150吨红木给陈孟飞”，是指由余彭年负责督促岑仲君给付原告150吨红木；被告岑仲君未出庭答辩，根据被告余彭年提供的《证明》，岑仲君陈述认为该条款中的“由余彭年负责此150吨红木给陈孟飞”指的是由余彭年负责督促此150吨红木按实交付给陈孟飞。
本院认为，当各方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产生分歧时，应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并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来确定条款的真实意思。
首先，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分析。第一，《协议》并未提到被告岑仲君已经拥有了150吨红木。150吨红木是作为15000000元欠款的替代履行物在《协议》中对其交付进行约定，《协议》中还规定了红木的现市场价不得低于70000-80000元，说明150吨红木在《协议》订立当时只是虚指的履行物，并非实指的特定物，所以需要对履行物红木的市场价作出约定。被告余彭年关于该条款中的“此”是指岑仲君已经拥有的具有特定指向的150吨红木的辩称不能成立。第二，“由余彭年负责此150吨红木给陈孟飞”中，“负责”与“给”是结合使用的，不能割裂开来，被告余彭年负责的即是“此150吨红木给陈孟飞”的给付内容，被告余彭年及岑仲君关于“负责”仅是指督促履行的辩称不能成立。第三，从该条款的表面意思来看，在约定了被告岑仲君的履行期限及方式后，约定“若陈孟飞拿不到此150吨红木，则由余彭年负责此150吨红木给陈孟飞”，被告余彭年对保障150吨红木的债务履行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余彭年亦在该协议下签字确认，其关于只是对《协议》的手写加注部分进行确认的辩称既不符合客观事实和生活常理，也有失诚信。
其次，从整体解释的角度分析。《协议》本身是一个整体。《协议》先对欠款事实进行确认，再对债务的替代履行及履行时间进行约定，后对债务得不到履行的后果进行约定，即“若陈孟飞拿不到此150吨红木，则由余彭年负责此150吨红木给陈孟飞”。从《协议》的逻辑和行文顺序来看，是前后呼应的，150吨红木的给付是作为前述债务的替代履行，其基础法律关系仍旧是借贷关系，而“若陈孟飞拿不到此150吨红木，则由余彭年负责此150吨红木给陈孟飞”的约定则是在被告岑仲君未按前述约定的期限给付红木以履行债务的情况下产生的相应后果，整个《协议》是有前后层次和因果关系的，不能将“若陈孟飞拿不到此150吨红木，则由余彭年负责此150吨红木给陈孟飞”的约定脱离《协议》的整体进行理解，故被告余彭年关于“若陈孟飞拿不到此150吨红木”指的是岑仲君经过法院强制执行程序仍不履行的辩称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3月9日的履行期限与“若陈孟飞拿不到此150吨红木”应该结合起来，即该条款的条件设定即是至3月9日陈孟飞仍无法拿到150吨红木。
再次，从目的解释的角度进行分析。从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本案《协议》的订立是有其背景和原因的，应结合《协议》签订的发展经过和背景来探究当事人订立该《协议》的目的。38000000元的债务形成后，因其中15000000元的借款原告是通过隐名出借的方式借给岑仲君，故原告与被告余彭年共同出具《共同出借款项证明》1份，确认该15000000元款项的实际出借人为原告陈孟飞，并对该15000000元借款在38000000元借款中的优先受偿顺序作出了约定，约定余彭年愿意原告的15000000元债权优先于被告余彭年的23000000元债权受偿；当岑仲君清偿23000000元债务时，余彭年应先将15000000元还给原告，才能享受余彭年本人出借给岑仲君的23000000元借款的清偿。该份《共同出借款项证明》于2012年1月14日出具，但实际上被告余彭年并未照此履行。2012年2月份，被告余彭年与被告岑仲君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实现了23000000元借款的抵偿，在这个过程中，原告的15000000元借款并没有得到优先受偿。2012年3月3日，原、被告三方签订《协议》1份，对15000000元借款的履行方式、时间作出约定，并约定“若陈孟飞拿不到此150吨红木，则由余彭年负责此150吨红木给陈孟飞”，从整个案件的发展经过可以看出，被告余彭年之所以同意该约定，与其对之前《共同出借款项证明》中相关约定的违反是密切相关的，正因为其未在被告岑仲君向其清偿23000000元时先将15000000元款项给付原告，违反了《共同出借款项证明》中的约定，因此其才会在《协议》中同意“若陈孟飞拿不到此150吨红木，则由余彭年负责此150吨红木给陈孟飞”。原告与被告岑仲君、余彭年签订该《协议》的目的即是通过岑仲君的替代物履行及余彭年的保障承诺来确保原告在《共同出借款项证明》中未能实现的权利在《协议》中通过另一种方式得到实现。被告余彭年关于其并非《协议》的合同相对方，只是履行义务督促者的辩称，不符合本案事实发展情况，也不符合当事人订立《协议》的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另外，合同解释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被告余彭年违约在先（违反《共同出借款项证明》中的约定），签订《协议》在后，若按照其辩称将“若陈孟飞拿不到此150吨红木，则由余彭年负责此150吨红木给陈孟飞”的约定理解为被告余彭年仅负督促履行义务，则是对原告陈孟飞权利的再一次损害，殊不公平，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本院认为，被告“若陈孟飞拿不到此150吨红木，则由余彭年负责此150吨红木给陈孟飞”应理解为若至2012年3月9日，岑仲君不向原告陈孟飞履行交付150吨红木的义务，陈孟飞亦可向余彭年主张权利，要求其给付150吨红木。根据上述约定，被告余彭年应就被告岑仲君向原告所负的债务承担责任。
（二）被告余彭年应就被告岑仲君向原告所负的债务承担何种责任？
首先，《协议》中“若陈孟飞拿不到此150吨红木，则由余彭年负责此150吨红木给陈孟飞”的约定的表述符合保证的意思表示特征，即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情况时，由保证人按照约定承担责任。同时，《协议》对债务的履行期限亦作了约定，即被告岑仲君应在2012年3月9日前履行债务，故余彭年的保证责任的成立也是有前提设定的，即被告岑仲君到期（2012年3月9日）不履行债务，而直至2013年3月1日，被告岑仲君也未向原告履行《协议》约定义务，《协议》约定的余彭年承担保证责任的前提条件已经成就，故被告余彭年应就被告岑仲君向原告所负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法院在查明当事人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根据认定的法律关系性质依法向原告释明，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关于法院的认定改变了原、被告之间的意思自治的辩称不成立。
其次，关于被告余彭年承担的是一般保证责任还是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第一，被告余彭年辩称即便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余彭年的保证责任关系成立，余彭年也仅承担一般保证责任，而非连带保证责任，因为其履行从字面上说是有程序性的。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一般保证”的含义是“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该条款中的“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指的应是债务人没有履行的能力，而认定债务人是否有履行能力的方式是“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因此在一般保证中债权人必须先通过“主合同纠纷经过审判或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确认了债务人没有履行的可能，才能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而本案《协议》中约定“若陈孟飞拿不到此150吨红木，则由余彭年负责此150吨红木给陈孟飞”，该约定中的“陈孟飞拿不到”不能等同于“岑仲君不能给付”，“陈孟飞拿不到”的原因既可能是“岑仲君不能给付”（即岑仲君没有履行能力），也可能是“岑仲君能给付而未给付”。“若陈孟飞拿不到”是一种以客观结果为条件的前提设定，即被告岑仲君至2012年3月9日没有履行债务，在此情形下《协议》中约定的余彭年承担责任的条件便已成就；如果岑仲君届期履行，则“陈孟飞拿不到”的客观结果不会出现，《协议》中约定的余彭年承担责任的条件便不成就，余彭年便无须承担给付150吨红木的责任，至于岑仲君是否能够给付则在所不问，也不是《协议》中该约定设定的条件。因此，本案被告余彭年承担责任的方式是连带保证责任而非一般保证责任，被告余彭年关于须等待法院强制执行被告岑仲君的财产后原告才能向被告余彭年主张权利的辩称不能成立。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余彭年担保债务履行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但并未明确约定由余彭年承担一般保证责任，或原告陈孟飞须先向被告岑仲君主张权利，因此应推定余彭年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被告岑仲君应依约履行《协议》约定的给付红木义务，被告岑仲君届期未履行，应由被告余彭年依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告与被告余彭年之间未约定保证期间，原告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要求被告余彭年履行保证责任，原告曾于2012年7月23日就涉案纠纷起诉被告余彭年，故现原告仍可继续请求被告余彭年履行保证义务。现原告请求被告余彭年就被告岑仲君的履行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协议》中约定红木现市场价不低于每吨70000-80000元，现原告主张两被告履行时的红木市场价不低于每吨80000元，本院认为，首先，《协议》中红木是作为15000000元债务的替代履行物，故对红木市场价的约定应理解为对履行时的红木价格进行约定，被告关于应按照约定时的红木市场价格进行认定的辩称既不符合《协议》本意，也不符合合同履行的实际，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本案纠纷系两被告违约在先，且原告主张的两被告按红木市场价不低于每吨80000元履行的对应总体履行金额不超过12000000元，未超出本案基础借贷关系的金额15000000元，故本院对原告关于两被告履行时的红木市场价不低于每吨80000元的诉请予以支持。本案《协议》中关于红木的履行约定系对被告岑仲君向原告所负15000000元债务的替代履行，两被告若未给付替代物，则基础借贷事实及其导致的权利义务仍未消灭，故原告关于两被告不履行红木给付义务时，由两被告连带给付人民币12000000元的诉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该诉请金额未超出被告岑仲君向原告陈孟飞所负债务的总体金额，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岑仲君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予以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当庭宣告判决如下：
一、被告岑仲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交付原告陈孟飞红木150吨（履行时红木市场价不低于每吨80000元），若被告岑仲君未按期如数履行，则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原告人民币12000000元；
二、被告余彭年对上述第一项确定的被告岑仲君的履行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余彭年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岑仲君追偿。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93800元，由两被告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通知后七日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帐号为81×××01，开户银行：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放弃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史久瑜
代理审判员 谢飞娜
人民陪审员 黄秋芬
二〇一三年三月一日
代书 记员 胡铭洁
附一：判决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
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六条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
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
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
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附二：与执行相关的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
18．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申请或移送执行的法律文书已经生效；
（2）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
（3）申请执行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
（4）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有给付内容，且执行标的和被执行人明确；
（5）义务人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未履行义务；
（6）属于受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管辖。
人民法院对符合上述条件的申请，应当在七日内予以立案；不符合上述条件之一的，应当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