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吉民申字第132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苏召生，男，1971年5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乾安县。
委托代理人张雪明，吉林路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乾安县大布苏镇莫字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吉林省乾安县大布苏镇莫字村。
法定代表人张金江，该村村主任。
委托代理人：薛佳文，乾安县宇宙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再审申请人苏召生因与被申请人乾安县大布苏镇莫字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莫字村）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松民一终字第11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苏召生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首先，二审判决认定苏召生母亲付英因精神疾病在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期间即走失多年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苏召生的母亲付英是否患有精神疾病须经司法鉴定程序方可认定；即使假设患病成立，认定其走失、下落不明的事实，仍须人民法院经特别程序作出宣告失踪的判决。二审判决仅凭一张墓碑照片就认定该事实明显缺乏证据证明。其次，二审判决认定4.56亩的土地由莫字村预留的事实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亦有相同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是调解、仲裁和审理土地经营纠纷的证据，受国家法律保护。苏召生持有吉林省乾安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书中明确记载了发包方、承包方、承包土地面积、承包期限等情况，并由发包方及主管部门签章，具有极强的公信力。而二审判决仅凭口头约定的《承包合同》就认定4.56亩土地由莫字村预留的事实明显错误。（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二审判决认定双方口头约定的《承包合同》有效，“苏召生母亲回家后即解除合同”是其所附的条件。二审判决认定的着重点在于苏召生母亲未归，条件未成就，而合同附条件的前提是合同成立并生效，二审判决在认定口头约定的《承包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时适用法律存在明显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上述法律条文可知，土地承包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无效。而且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四项主要证据中亦没有双方达成协议的证据，故二审判决在认定《承包合同》成立时适用法律存在明显错误。假设合同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双方口头约定合同时并未取得4.56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记载的权利人也未追认，所谓的《承包合同》并不生效。另外，二审判决认定莫字村预留4.56亩土地，是依据政府关于“长期下落不明人员，按本社（原生产队）人均承包面积由集体预留，短期发包，其收入归集体，待其归来后，可签订剩余所限承包合同”的文件规定，但在二审判决中始终未说明该文件的发布主体、发布日期等信息，适用法律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承包土地的权利，家庭承包中是按人人有份分配承包地，按户组成一个生产经营单位作为承包方。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集体组织的农户而非个人。故《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记载的18.3亩土地承包方是苏召生这一户，而非苏召生这个人。苏召生这一户作为承包方已经履行了承包义务，苏召生本人、妻子、母亲、女儿均属于这一户中的个人。莫字村把18.3亩土地中的4.56亩从这一户处收回，又再发包给这一户中的个人，相当于强行拿走了整体的一部分，然后又把拿走的这部分卖了回去，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其收入属不当得利。关于直补款，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吉林省2004年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中第一条规定：“……补贴资金按标准及时兑现到每个种粮农户，严禁截留、挪用，严禁抵扣任何款项。”和第七条第（二）款“不允许集体代领，不允许抵扣各种欠款、借款和其他费用。”苏召生这一户作为实际农户，理应得到国家发放的直接补贴款。（三）二审判决程序错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变更应作为行政案件审理并追加发证机关，不应在民事案件中直接审理。二审庭审中苏召生申请法院调取直补款情况，但没有结果。综上，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且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方面亦存在诸多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第（六）项规定，请求：1.依法撤销（2014）乾民初字第1134号民事判决书、（2014）松民一终字第116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对本案进行再审；2.依法判令莫字村返还苏召生土地承包款14112元及直补款3552.52元，共计17664.52元；3.依法判决莫字村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莫字村陈述意见称：1998年1月1日，二轮土地发包时国家没有出台法律，当时莫字村依据中共乾安县委、乾安县人民政府《关于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的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的规定，为承包户按人、按份发包土地。该实施细则第40条规定：“长期下落不明人员，按本社（原生产队）人均承包面积由集体预留，短期发包，其收入归集体，待其归来后，可签订剩余年限承包合同。”1998年发包土地时，苏召生家庭共有人口3人，其母亲付英因患有精神疾病，在二轮土地承包之前走失。实施细则规定：“……户在人不在已履行应尽义务的，享有土地承包资格。未履行应尽义务及在规定时间内未归的，按人均承包面积，留出地块儿由村集体一年一发包，其收入归集体。在集体发包后，本人回归后，由下个年度起签订剩余年限承包合同，合同终止期要与新一轮承包终止期同步……”按照该文件的要求，1998年莫字村与苏召生达成口头承包合同，约定：苏召生有偿使用莫字村为其母亲付英预留的4.56亩土地，按机动地一年一交承包费，付英归来后发包关系结束，待一下年度与付英签订剩余年限承包合同。之后，苏召生领取了包括属于付英的4.56亩预留地在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按照口头承包合同约定，苏召生自1998年至2013年总计缴纳承包费14205元。2004年农户开始享受国家给予的粮食补助，苏召生母亲付英未在补助之列。因付英一直未回来，未与其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付英生于1934年12月2日，现年82岁，因患有精神疾病已走失20多年，家人或苏召生一直未申请付英失踪或死亡。2014年苏召生父亲去世，家人已为其父与其母付英立碑。在两次庭审过程中，付英因精神疾病在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前即已走失多年的事实苏召生并无异议。分地时莫字村依据政府规定与苏召生口头约定承包合同，苏召生并不否认。争议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与政府规定相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应受法律保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二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生效。”口头承包合同约定付英回家后即解除合同，莫字村与付英待下一年度签订合同即是所附条件，该条件符合法律规定，只有该条件成就时苏召生家庭方可就争议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现付英未归，条件未成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人。”就本案而言，莫字村合法收取苏召生的承包费用，不存在不当得利情形。综上，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无误，苏召生提出的再审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与其自己承认的事实相悖，为维护莫字村的合法权益，请求驳回苏召生再审申请，维持原判。
再审审查期间苏召生提供林某、于某、苏某书面证言，证明1999年1月5日见过付英回来。莫字村提供加盖乾安县大布苏镇财政所公章的由乾安县财政局粮贸科制作的2004-2015年《莫字村粮食直补、农资直补资金发放明细表》，证明未截留苏召生土地直补款。
本院在再审审查期间向乾安县大布苏镇政府调取土地直补情况，查明自2004年起乾安县人民政府每年按承包地面积20.55亩向苏召生发放直补款。
本院认为：（一）苏召生母亲付英在二轮土地发包时下落不明系莫字村一审抗辩理由。苏召生在一审庭审中自认付英精神不正常，在二轮土地承包时没有回来；二审庭审中自认付英自分地就没在家。再审审查期间苏召生提供的3名证人证言，因证人未出庭作证且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能作为新证据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二审法院以苏召生对此事实并无异议为由认定付英在二轮土地承包期间走失多年符合法律规定。
（二）1998年1月，莫字村开始二轮土地承包。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尚未施行，本案不适用上述三部法律。苏召生《再审申请书》中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系1998年8月29日修订、1999年1月1日起施行，亦不适用于本案。苏召生凡以上述法律为依据的再审申请理由不予支持。
（三）虽然苏召生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包括付英名下4.56亩土地，但在二轮土地承包时，莫字村与苏召生订立口头承包合同对付英名下土地另有约定，苏召生已实际履行了该合同，莫字村出具的收据上明确写明“交预留地款”，说明苏召生对口头承包合同的内容和缴纳费用的性质是明知的。该口头承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当时的法律规定，二审法院关于口头承包合同为附条件合同，莫字村依据该合同收取苏召生承包费用不存在不当得利的认定并无不当。
（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下列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一）承包合同纠纷；（二）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三）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四）承包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五）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因为苏召生未就付英名下的土地实际取得家庭联产承包意义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由此产生的纠纷并非法院审理范围，二审判决已告知该事项，苏召生提出的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变更应为行政诉讼不应在民事案件中审理、二审程序错误的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
（五）苏召生提出二审庭审时申请法院调取直补款情况，法院没有调取的主张，因苏召生未依法提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书面申请，该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争议土地直补款问题，乾安县人民政府每年向苏召生发放直补款土地面积为20.55亩，苏召生亦承认每年直补面积为1.37垧（按照直补政策1垧地15亩），且政府发放的直补款数额与苏召生提供的直补款存款上数额一致，可以认定乾安县人民政府发放的直补款苏召生已全额领取，莫字村并未截留该笔款项，二审法院对苏召生请求莫字村返还直补款不予支持并无不当。至于苏召生是否应当享受付英名下4.56亩土地直补款问题，应当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
综上，苏召生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苏召生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郭 岩
审 判 员 陈大为
代理审判员 侯 佳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孙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