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江民二初字第338号
原告南宁市汤国梅财务策划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勇毅，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左仁恳、陆誉中，广西同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宁城市路桥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盛兵，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炳忠，广西金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南宁市汤国梅财务策划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南宁城市路桥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4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左仁恳、陆誉中及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杨炳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1年12月2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一份《合作意向书》，约定原告代理被告向南宁市江南区国家税务局申请退回多缴所得税款，合作区域为2006年至2010年被告所交所得税中多交部分的所得税，合作期限为2011年10月至2013年共两年。《合作意向书》还约定，被告应在退回税款三个工作日内按退回税款的9%向原告支付服务费，逾期按日加收应收服务费1%的逾期费用。合同签订后，原告积极开展了代理工作，为被告制定退税方案及起草、整理各类文件和材料，并以被告名义多次向南宁市江南区国家税务局提交了相关材料。2013年12月29日，原告与被告又签订了一份《合作意向书补充协议》，约定将合作退税办理的时间再延长三年即2013年12月29日至2016年12月29日，合作退税范围延长至2006年至2012年。此后经原告努力，南宁市江南区国家税务局于2014年7月30日向被告退回了所得税款65314444.56元。依照《合作意向书》的约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代理服务费5878300.01元，然而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均不予支付代理费用。综上，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一、被告向原告支付代理服务费5878300.01元；二、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费用3791503.5元（按南宁市道路桥梁机动车辆通行费逾期缴纳滞纳金每日3‰计算，暂从2014年8月5日计至2015年3月8日，共215天）；三、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原告对其主张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1、原告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2、被告工商电脑咨询单、变更证明，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3、《合作意向书》及补充协议，证明原被告之间成立有偿委托代理合同法律关系的事实，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内容；
4、原告与被告间的往来邮件，证明原告已依约履行了代理工作；
5、经被告认可盖章并向税务机关提交的部分退税材料，证明原告已依约履行了代理工作；
6、纳税申报表、税务事项通知书等，证明原告已依约履行了代理工作；
7、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证明被告已收到退税款的事实；
8、请求付款申请，证明原告要求被告按合同约定支付代理费用，被告拒不支付的事实；
9、《南宁市贷款道路桥梁机动车辆通行费宣传手册》，证明逾期费用计算标准为被告公司向社会收取滞纳金的比例即3‰；
10、南宁市国家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受理回执单，证明原告已按约履行代理事务。
被告辩称：一、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作意向书》、《合作意向书补充协议》无效。首先，从名称上看，双方签订的均是意向书，所谓的意向书是指当事人双方在对某项事务正式签订条约达成协议之前表达初步设想的意向性文件，这就说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只是就退税业务达成了初步意见，并未签订正式合同。这从《合作意向书》第9条没有注明具体日期等内容上看出来。其次，即便原告认为《合作意向书》、《合作意向书补充协议》已经成立，那么上述“合同”也是无效的。理由是，承接退税业务的承接单位必须具有税务代理资质，就目前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原告是没有相关资质的，所以本案合同应当无效。二、原告并未为被告办理退税业务，依法不应获取报酬。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其接受了被告的委托到税务管理部门办理退税手续，并且因为原告的代理行为使被告获得了退税等事实。因委托代理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故原告请求支付代理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即便原告认为其要求支付税务代理费的理由成立，其要求税务代理费的数目显著过高，其要求的逾期支付违约金更没有法律依据。根据《广西税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桂价费（2010）376号］第10条，原告要求的代理费应该充分考虑其耗费的工作时间、涉税服务的难易程度、委托人的承受能力、注册税务师可能承担的风险和责任、注册税务师的社会信誉和工作水平等予以确认。原告存在工作量极少，对于一般的退税业务收取巨额的税务代理依法不应得到支持。原告要求的违约金参照路桥缴费的规定也没有依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就其主张提交的证据有：
1、关于解决路桥债务重组有关资产入账合法票据的请示，证明退费工作基本由被告解决，被告如解决不了净资产成本问题，被告应借款向市财政局用以解决税费，被告需办理已缴费退回的手续；
2、有关资产入账等方面的请示、批复等，证明就被告的入账、合法票据的解决等问题，需要经过多方的部门协调；
3、涉税问题的函，证明南宁市地税、国税部门对涉税问题的函件；
4、《借款合同书》，证明被告向南宁市财政部门借款；
证据1、2、3、4证明本案涉及的退税产生的根源。
5、《合作意向书》，证明被告与原告曾就拟退税问题签订合作意向并形成补充协议，意向书内容中第1条证明签订的目的仅仅是合作意向；
6、《协议书》，证明被告与原告签订财务策划和纳税筹划项目服务协议。
被告还提交了如下证据：《税务业务报价》及《律师费计算标准和计算方法》，证明原告按照一般惯例同时比照律师事务所的收费，税务服务的收费标准不应超过2%。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3、7、8、9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其中的证据1恰好说明了原告没有税务代理资格因此本案合同是无效合同。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即使原被告之间存在部分邮件来往，也是为了履行双方之间的财务策划与纳税筹划技术咨询服务协议书，该协议书类似税务服务合同，其与特定项目是没有关系的。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5、证据6有异议，认为两份证据所反映的材料虽然加盖了被告公章，但这些材料都是提交给南宁国家税务局的，要退税必须要与南宁国家税务局进行协调，这些工作都不可能是原告做的。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0认为与本案无关。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3、4的真实性不发表意见，认为这些证据也正好反映了被告所纳税款税率的变化，这正是双方签订了专项合作意向书且原告提出咨询方案之后，被告采用该方案所得到的结果，在原告提供专项服务之前，税务机关以所得税的税率百分之二十五来计算被告的相关资产，但根据原告提供的方案来报税之后，税务机关则会以营业税的税率百分之五来计税，所以才会产生退税。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5及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另外原告补充说明原告提供的服务是出点子、做方案，所需的票据是由被告提供的，证据6协议所涉的服务是日常的财务策划服务。而合作意向书是关于专项退税的服务。对被告提交的《税务业务报价》及《律师费计算标准和计算方法》，原告认为与本案无关，因税务代理费用属于市场调节价，这两份证据并无参考价值。
本院综合当事人的举证和质证，认证如下：对当事人双方无异议的证据，予以采信；对提出异议的证据，因无相反证据予以否定，且该类证据确与双方诉辩事由具有一定关联性，故本院亦作为本案定案的参考依据。
综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合作意向书》及《合作意向书补充协议》是否合法有效；2、原告是否已按约履行合同义务；若履行，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多少服务费；3、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滞纳金的依据是什么。
综合上述确认的证据及庭审笔录，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2011年12月2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一份《合作意向书》，主要约定：“1、原告代理被告向南宁市江南区国家税务局申请退回2006年至2010年被告已交所得税中多交部分的所得税，合作期限为两年，从2011年10月至2013年；2、原告与被告共同合作，被告提供原告所需办理退税的所有资料与信息，并提供退回税款的到账情况；原告全面负责被告办理所得税退回代理业务，并有义务向被告提供有关退税进度与内容，出具退税申请等文案提供给被告审验核证，由被告批准后向有关部门提交；3、被告在收到退回税款的三个工作日内按代理退回税款的9%支付服务费给原告，逾期支付的被告按日加收应付服务费1%的逾期费用给原告；等等”。
2013年12月29日，原告与被告又签订了一份《合作意向书补充协议》，约定：“2011年12月29日签订的协议约定合作期限为两年，但因退税业务正在办理中，故达成以下补充协议：1、合作退税时间再延长三年，即2013年12月29日至2016年12月29日，该期间仅限于本例退税手续的时间，不包括税务机关退回税款的时间。2、合作退税的范围由意向书约定的2006年至2010年期间多交所得税，延长至2006年至2012年期间多交所得税。3、被告代理费服务费用结算除按退回税款为主的计收外，还可参考税务机关退回税款的方式计算的退税额确定。”
2011年12月至2014年11月期间，原告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向被告提供退税申请方案，并草拟退税申请书、审批表等材料交被告审核，同时整理被告提供的退税所需相关票据，待被告同意后原告将退税申请审批表、退税申请报告等材料于2014年6月5日提交给南宁市国家税务局并办理退税手续。
2014年7月30日，被告收到南宁市江南区国税局退回的2009年至2012年被告多交的所得税款65314444.56元。因被告一直未向原告支付服务费，原告遂将被告诉至本院。
另查明：就被告申请退税事宜，被告向南宁市财政局、南宁市地方税务局、南宁市国家税务局等部门协调及沟通。此后，南宁市财政局就被告的退税事宜分别致函南宁市地方税务局及南宁市国家税务局。2013年11月13日、11月15日，南宁市地方税务局及南宁市国家税务局分别复函南宁市财政局，复函意见均同意被告在取得合法票据后可以按税法规定计算折旧并在税前扣除，政府转让路桥资产所发生的相关税费在江南区地税局申报及入库。2013年12月6日，南宁市财政局向南宁市人民政府请示，请示内容摘要如下：“根据南宁市国资委《关于同意南宁市高新技术开发投资公司对南宁市路桥债务重组项目有关资产入账的批复》（南国资（2006）204号），同意重组后路桥资产价值27.63亿元在南宁城市路桥公司入账。南宁市高新技术开发投资公司以承担债务方式将路桥资产转让给南宁城市路桥公司（即被告），同时承担相应债务20.37亿元。由于上述资产债务转移过程中，未能提供路桥资产转移的合法票据，从2008年起，江南区国家税务局将入账的路桥资产确认为政府捐赠资产，路桥公司每年按财务规定提取的路桥资产折旧费用不允许在税前扣除，需缴纳所得税。2008-2012年已缴纳所得税及滞纳金共计1.74亿元。如不解决路桥资产入账的合法票据，今后仍需缴纳，经测算，还要缴纳所得税5.17亿元。经书面征求国税、地税部门的意见，上述资产转让行为应按相关税法规定缴纳销售不动产营业税，路桥公司（即被告）在取得合法票据后可以按税法规定计算折旧并在税前扣除。，现就相关问题请示如下：一、由市财政借款1.57亿元给南宁城建集团公司（原南宁市高新技术开发投资公司）缴纳政府转让路桥资金所发生的相关税费1.57亿元，借款期限一年。二、按市地税局意见，由南宁城建集团公司将借款代为向江南区地税局申报缴纳营业税。三、所借款项今后通过向税局申请退回以前年度缴纳的所得税或财政安排资金列支方式归还市财政。”2013年12月，南宁市财政局的请示获批。2013年12月17日，被告向南宁市财政局借款1.57亿元，并签订了《南宁市财政局借款合同书》。还查明：原告于2011年11月1日起为被告提供财务策划与纳税筹划技术咨询服务。原告向本院陈述称：“原告在为被告提供咨询服务的过程中发现被告因纳税方式不对多交了很多税款，故原告与被告才签署了《合作意向书》，由原告另为被告提供退税的专项服务。”
再查明：根据《广西税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第七条之规定，税务师事务所提供下列涉税服务业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四）代理减免税、申请退税；。
本院认为：关于合同效力问题。《合作意向书》及《合作意向书补充协议》虽名为意向书，但该两份合同对原、被告的权利义务作出了具体明确的约定，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同时，法律或行政法规并无“承接退税业务的承接单位必须具有税务代理资质”的强制性规定，故被告关于两份合同仅为意向性文件、及因原告无税务代理资质故合同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合作意向书》及《合作意向书补充协议》系原告与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并未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关于原告是否已为被告办理退税业务的问题。《合作意向书》约定：“原告全面负责被告办理所得税退回代理业务，并有义务向被告提供有关退税进度与内容，出具退税申请等文案提供给被告审验核证，由被告批准后向有关部门提交”。本案证据可证实，原告与被告之间就退税的问题通过电子邮件进行沟通，原告为被告草拟退税方案、退税申请审批表及退税申请报告，经被告审核同意后，原告向南宁市国家税务局递交退税所需的全部材料，之后被告收到了退税款65314444.56元。故此，本院认定，原告已为被告办理退税业务。
关于服务费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的问题。被告提出原告的工作量极少但其要求的代理费却过高，应按照相关法规及行业惯例同时比照律师事务所的收费标准计收，即以不超过2%的收费标准计收代理服务费。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依照上述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上述法律规定表明，约定价优先于行业惯例价格、政府指导价，本案双方当事人对服务费价格已有了明确约定，故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但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退税业务并非原告独立完成，被告亦向原告提供了退税票据并积极与南宁市国税局等部门协商，即本案涉讼退税业务由原告与被告共同完成。结合原告完成的委托工作数量、被告完成的退税协调工作等事实，本院确认被告应按《合作意向书》所约定服务费的50%向原告支付，即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服务费2939150元（65314444.56元×9%×50%）。
《合作意向书》还约定，“被告逾期支付服务费的，被告按日加收应付服务费1%的逾期费用给原告”。被告至今未向原告支付任何费用，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是否过高的问题。由于我国《合同法》规定的违约金具有补偿及惩罚的双重属性，并以补偿性为主，因此当事人可以约定高于实际损失的违约金，但当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实际损失的，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裁减，而约定的违约金高于实际损失的30%的则可认定过高。就本案而言，因被告违约而造成的原告损失主要为原告应收而未收款项的利息损失，原告要求按欠款额每日3‰的标准收取违约金，已过分高于原告的实际损失。被告亦主张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并请求法院调整。本院以原告实际损失为基础，并综合考虑本案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违约情形以及预期利益等因素，酌定将本案违约金计算标准调整为：以逾期付款额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计算。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四百零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南宁城市路桥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向原告南宁市汤国梅财务策划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支付代理服务费2939150元；
二、被告南宁城市路桥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向原告南宁市汤国梅财务策划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标准：从2014年8月5日起至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止，以293915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
三、驳回原告南宁市汤国梅财务策划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9489元，由原告南宁市汤国梅财务策划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54463元，被告南宁城市路桥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5026元。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者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并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汇款：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竹溪支行（网银转账请点选“中国农业银行古城支行”，再在备注栏里注明“竹溪支行”）；账号：20×××28。逾期不交又不提出缓交、减交和免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方扬慧
人民陪审员 饶保祥
人民陪审员 吴菊妹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陆昕昕
附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第四百零六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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