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23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万成，男，1950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惠珍，女，1952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香娣，女，1959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万忠，男，1954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俞英，女，1965年6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至宇，男，1989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
上列六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严嫣，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六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田其锐，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惠宝，女，1963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
委托代理人吴国俊，上海市功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文杰，上海市功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高万志，男，1957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原审被告陶枫，女，1987年4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静安区。
原审被告高万富，男，1961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
原审被告周文怡，女，1962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
委托代理人高万富。
原审被告钱禛，男，1987年4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闸北区。
委托代理人高万富。
原审被告周良刚，男，1960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
委托代理人高万富。
原审被告高亚伦，男，1989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
原审第三人上海市闸北第二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静安区。
法定代表人黄静，董事长。
上诉人高万成、高惠珍、高香娣、高万忠、俞英、高至宇因共有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2014）闸民三（民）初字第22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朱成兰、高玉春（1976年10月27日报死亡）夫妇育有7个子女，即高万成、高惠珍、高香娣、高万忠、高万志、高万富、高惠宝。俞英是高万忠的前妻，高至宇是两人的儿子。陶枫是高万志的继女。周文怡是高万富的妻子。高亚伦是高万富与前妻所生之子。钱禛是周文怡与前夫所生之子。周桂其（2014年4月26日死亡）系周文怡的父亲，其配偶已经去世，两人生前育有周文怡、周良刚两个子女。
上海市原闸北区芷江西路XXX弄XXX号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无房地产权证，仅有土地使用证。该证记载的权利人为朱成兰，载明的土地面积为17平方米。系争房屋早年由朱成兰夫妇携子女居住。除高万忠、高万富外，其他子女于成年工作或结婚后陆续迁出。被征收前，系争房屋由高万忠、俞英、高至宇、高万富、周文怡、钱禛、高亚伦共同居住。朱成兰在其去世前的数年间常住于高惠宝家中。高万富的岳父周桂其未居住过系争房屋。
2010年9月3日，高惠宝的邻居阚松大为朱成兰代书了一份遗嘱，主要内容为：朱成兰年老多病生活不能自理，几年来常住小女儿高惠宝家；现朱成兰决定投靠小女儿高惠宝，今后朱成兰的生老病死一切都由高惠宝承担；如芷江西路XXX弄XXX号房屋拆迁，朱成兰所有的一份财产赠给高惠宝所有，其他子女不得争夺。该遗嘱的立遗嘱人签章处摁有指印并加盖了“朱成兰”字样的私章。阚松大的妻子承筱娣及高惠宝的朋友陈英以见证人身份在遗嘱上签名，确认朱成兰神志清楚并在两人面前立下遗嘱并捺印。朱成兰于2011年11月20日死亡。
2013年，系争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上海市闸北第二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征收实施单位。上海市闸北第二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经勘丈，认定系争房屋建筑面积为50.48平方米。征收前，系争房屋内有高惠宝、高万忠、俞英、高至宇、高万志、陶枫、高万富、周文怡、钱禛、高亚伦、周桂其共计11人的户籍。
2013年8月，高万忠以代理人身份与征收人就系争房屋签订了《上海市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期房安置过渡费协议》、《签约配合奖励协议》、《搬迁奖协议》，约定：高惠宝、高万忠、俞英、高至宇、高万志、陶枫、高万富、周文怡、钱禛、高亚伦、周桂其共11人为居住困难户家庭成员；被征收人可得价值补偿款为人民币1，757，603.2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居住困难户增加货币补贴款1，146，396.80元、搬家费1，211.52元、设施移装费2，500元、异地安置购房补贴5万元、装潢补贴15，144元、协议签约奖12万元、早签多得益奖励2万元、被拆面积奖励100，960元、无未经登记建筑奖励3万元、居住困难户户内人补贴753，258.52元、签约配合奖1.5万元、搬迁奖7万元、临时安置房5.7万元总计4，139，074.04元；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征收人提供给被征收人产权调换房屋9套，预估房屋总价为5，496，408.28元。因分割征收利益未果，高惠宝遂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004，344.69元归其所有，其中125，543.09元为父亲的遗产由七个子女均分的部分，878，801.60元系母亲朱成兰的遗产。对于高惠宝在系争房屋征收中享有的其他利益，其保留诉权。
原审审理中，当事人双方均认可系争房屋原为二层楼房，为朱成兰夫妇的共同财产。高万成、高惠珍、高香娣、高万富提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高万忠出资、高万忠及高万富两人出力翻建了过街楼及三层阁，后系争房屋年久失修成为危房，经高万富不断向政府部门投诉信访，政府部门于2008年左右对系争房屋进行了维修。高万忠提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其一人出资出力对系争房屋进行了推倒重建。高万志则认为，朱成兰、高万志、高惠宝、高万忠曾共同出力翻建了过街楼，翻建所用材料是捡来的。高惠宝表示，过街楼系朱成兰一人捡来建材并找他人无偿帮忙搭建的。
原审法院认为，系争房屋原为朱成兰、高玉春夫妇的共同财产。高玉春死亡后，其享有的系争房屋产权份额应由朱成兰与七个子女共同继承，份额均等。系争房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进行过翻建，由于各方当事人未能就翻建部位面积及翻建的出资出力情况提供确凿充分的证据，原审法院只能依据日常生活经验推定系当时居住于系争房屋内的朱成兰、高万忠、高万富进行了翻建。鉴于朱成兰、高万忠、高万富三人于翻建之时均为系争房屋的共有人，三人享有的系争房屋产权份额可相应增加。应注意的是，在房屋的价值中占有重要比例的不是建筑材料的价值，而是房屋所依附的土地价值。因此，三人享有的产权份额只能适当增加。朱成兰及七个子女应得之产权份额由原审法院综合考虑具体情况后酌定。
关于朱成兰生前享有的系争房屋产权份额应如何继承一节，根据法律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朱成兰代书遗嘱符合上述规定，代书人与见证人之一系夫妻关系，不影响遗嘱效力。原审被告方提出朱成兰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抗辩意见，但是，并未就此提供任何证据，原审法院对此不予采纳。公民可以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因此，依据遗嘱，朱成兰生前享有的系争房屋产权份额应归高惠宝所有。
依据基地征收补偿政策，被认定为居住困难人口者的11人，可按照基地规定的居住困难托底保障标准每人26.4万元获得相应的征收补偿款。征收补偿款4，139，074.04元扣除托底保障款290.40万元后，剩余款项1，235，074.04元应由系争房屋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产权份额分割。据此，原审法院酌定高惠宝继承自父亲的房屋产权份额对应的补偿款为7万元，继承自母亲的房屋产权份额对应的补偿款为66万元，高惠宝享有的系争房屋产权份额所对应的征收补偿款共计为73万元。综上，原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上海市闸北区芷江西路XXX弄XXX号房屋征收补偿款中的73万元归高惠宝所有。
原审判决后，高万成、高惠珍、高香娣、高万忠、俞英、高至宇不服，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朱成兰生前身后相关事宜都是由七个子女共同操办，并非仅由高惠宝一人负担。从高惠宝提供的《遗嘱书》来看，签章处的朱成兰的指纹、私章均与其生前通常使用的明显不同，且母亲生前从未提及过有遗嘱一事，高惠宝在母亲去世后近两年的时间内也未提及有遗嘱存在，故高惠宝提供的《遗嘱书》存在伪造的嫌疑。同时，比照2013年6月高惠宝曾向动迁组提供的《遗嘱书》照片，也可以发现两份遗嘱书存在诸多的明显差异，这进一步表明高惠宝提供的《遗嘱书》系伪造。从三名见证人出庭作证情况来看，三人在二审中所某陈述前后矛盾，许多地方不能相互印证，这也可印证高惠宝提供的《遗嘱书》系伪造。因此，原审判决遗漏重要事实，认定事实不清，对遗嘱的真实性判定有误。2、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作为见证人，而高惠宝提供的三名见证人中，阚松大与承晓娣系夫妻关系，且系高惠宝的邻居，陈英是高惠宝的朋友，三人均与高惠宝存在利害关系，三人依法不具备担任遗嘱见证人的资格。3、原审判决对具体款项数额没有量化，计算方法模糊不清且存在错误。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高惠宝原审的全部诉请，系争房屋安置补偿利益应在朱成兰七个子女中均分继承。
被上诉人高惠宝辩称：1、上诉人提供《家庭会议约法三章》来证明朱成兰由七个子女共同照顾，但该协议签订于朱成兰过世之后，目的在于对朱成兰逝世后的后事作出安排，故该协议不能推翻《遗嘱书》的效力。2、2013年6月高惠宝向动迁组提供的照片是陈英在朱成兰按指印时用手机拍摄后打印的，照片中遗嘱书的内容与本案中朱惠宝向法院提供的完全相同。因时隔已久，陈英的手机已经更换，故目前已经无法提供照片原件进行比对。3、三名见证人对有关遗嘱签署过程的陈述在大致上是相互一致的。考虑到他们目前年事已高，距离其作遗嘱见证时已隔5年时间，因此他们在法庭的陈述偶有前后不一之处，也属于人之常情，符合常理。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高万富、周文怡、钱禛、周良刚共同述称：己方对原审判决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发表意见，尊重二审法院依法判决。
原审被告高亚伦述称：己方认可原审判决及被上诉人高惠宝的意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高万志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表示其不参与家庭任何纠纷，一切都以法院判决为准。
原审被告陶枫及原审第三人上海市闸北第二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未就本案二审处理发表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是朱成兰于2010年9月3日所立的《遗嘱书》是否真实、合法、有效。关于《遗嘱书》的真实性，上诉人方提出《遗嘱书》上朱成兰的指纹、私章存在伪造嫌疑，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也未能提供有效的比对样本以委托司法鉴定，故对上诉人的此项上诉意见，本院难以采纳；上诉人方又提出，高惠宝在本案中提供的《遗嘱书》与其向动迁组提交的照片中显示的《遗嘱书》存在诸多的明显差异，但因高惠宝仅向法院提供了相关照片的复印件，且照片中《遗嘱书》的内容显示并不清晰，故对两份材料中的《遗嘱书》是否相同无法进行准确核对，据此判定涉案《遗嘱书》系伪造依据不足；关于上诉人所称代书人及见证人在二审中所某陈述存在矛盾一节，经查，代书人及见证人所某陈述虽在细节上偶有不完全吻合之处，但其中有关遗嘱订立过程、被继承人真实意愿、见证人是否在场见证等关系遗嘱效力的内容基本一致，且三人所某证言总体上能够相互印证，故据此亦不能得出《遗嘱书》系伪造的结论。关于《遗嘱书》的合法性，上诉人方提出代书人及见证人与高惠宝存在利害关系，依法不具有作为代书遗嘱见证人的主体资格，但经查，阚松大、承晓娣、陈英与高惠宝系邻居和普通朋友关系，并无证据表明双方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因此，上述三人作为朱成兰代书遗嘱的代书人、见证人并不违反继承法相关规定。综上，综合上诉人方提供的现有证据和相关事实理由，均不能推翻涉案《遗嘱书》作为代书遗嘱的法律效力，原审法院按照遗嘱继承处理本案，将朱成兰生前享有的系争房屋产权份额判归高惠宝所有是正确的。关于对高惠宝享有继承份额及具体数额的计算方法及其理由，原审判决已做详细阐明，判决亦无不当，本院不再赘述。据此，高万成等六名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839.10元，由上诉人高万成、高惠珍、高香娣、高万忠、俞英、高至宇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彭辰
审判员 姚跃
审判员 彭浩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何倩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