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34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某。委托代理人张昔，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叶伟玲，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舒鹏程，住浙江省奉化市。委托代理人张晖，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上赫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高新中一道生物孵化器大楼2-406、407号。法定代表人黄恒燊，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王平，广东金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昶皓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28号时代科技大厦18层07。法定代表人黄恒燊，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黄恒燊，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原审被告雍元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28号时代科技大厦18层01。法定代表人黄恒燊，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温小乔（又名“温小桥”），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原审第三人深圳市兴华融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四路泰然工贸区301栋1楼西2号。法定代表人舒益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张晖，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某为与被上诉人舒鹏程、原审被告上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赫公司）、昶皓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昶皓公司）、黄恒燊、雍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雍元公司）、温小乔、原审第三人深圳市兴华融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9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该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1年7月18日，舒鹏程与上赫公司签订一份《借款合同》（华融兴借字第20110718号），约定：舒鹏程向上赫公司提供3000万元借款；借款用途为流动资金；借款期限为45天，自舒鹏程划出款项当日起算；借款按日收取利息，日利率为0.06%，若上赫公司未能按时还款需要延期的，需征得舒鹏程同意并另行签订《补充协议》，否则将按借款利率上浮50%计收罚息；自舒鹏程划出款项到上赫公司指定账户起，至上赫公司清偿借款之前，舒鹏程有权与上赫公司一同对上赫公司的个人印章实施共管，上赫公司的清偿款到达舒鹏程指定账户后，舒鹏程不再拥有共管权；作为上赫公司向舒鹏程借款的保证，黄恒燊、昶皓公司应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否则舒鹏程有权终止发放借款；还款方式为到期一次性还款；上赫公司出现违约时，舒鹏程有权要求上赫公司按逾期还款金额及应付未付利息、罚息、复利、费用总额的日千分之二支付违约金。舒鹏程和上赫公司分别在该合同上签字盖章，舒鹏程的落款时间是2011年7月18日，上赫公司的落款时间是2012年3月9日。与此同时，上赫公司还向舒鹏程出具一份《借条》，载明：借到舒鹏程3000万元借款，利息及相关费用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计算，逾期加倍计付罚息。同日，昶皓公司、黄恒燊分别向舒鹏程出具一份《担保保证书》，承诺为舒鹏程与上赫公司于当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华融兴借字第20110718号）项下3000万元借款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范围为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借款合同项下有关费用及舒鹏程为实现债权支付的费用；若借款人上赫公司未能按合同规定按期履行义务，担保人保证在收到舒鹏程通知书后五个工作日内无条件地代为清偿借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等费用。本担保保证期间为合同所述贷款期间届满再另加两年等。同日，舒鹏程向深圳市华融兴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兴公司）出具一份《委托付款函》，委托华融兴公司向上赫公司指定账户支付合同项下2752.5万元借款。2011年7月19日、7月22日、7月26日，华融兴公司分别向上赫公司指定账户转款1900万元、700万元、152.5万元，合计2752.5万元。本案诉讼期间，华融兴公司向法院出具一份《关于：舒鹏程、关腾远是本公司长期合作客户的说明》，确认其受舒鹏程委托向上赫公司放款的事实。2011年7月26日，上赫公司向舒鹏程出具一份《收条》，确认收到舒鹏程按照合同编号为华融兴借字第20110718号《借款合同》支付的3000万元借款。2011年10月19日，深圳市华融融资有限公司的员工陈飞忠向上赫公司出具一份《收条》，载明：收到上赫公司的公章、财务章、私章、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物品。2012年6月2日，雍元公司向舒鹏程出具一份《担保保证书》，承诺为上赫公司于2011年7月向舒鹏程和案外人关腾远借款73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保证在收到出借方的通知书后五个工作日内无条件地代为清偿借款本息；黄恒燊、黄某名下位于北京雍和家园雍欣园的两处房产转移登记给舒鹏程和关腾远后，雍元公司免除担保责任，如上述房产在2012年7月5日前不能办理完过户手续，雍元公司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直至办理完过户手续；在2012年7月5日办理完上述房产的过户手续前，舒鹏程和关腾远不得对雍元公司提起诉讼。本案诉讼期间，雍元公司对该《担保保证书》上面公章印文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申请法院对公章印文的真伪进行鉴定，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后，被告雍元公司以该公司经营不善，资金周转困难，无力负担高额鉴定费用为由申请撤回鉴定申请。另查，本案诉讼期间，双方围绕舒鹏程是否足额发放3000万元借款发生争议，上赫公司主张自己虽书面确认收到3000万元，但实际只收到2752.5万元，两者之间相差247.5万元；舒鹏程则主张差额部分系双方签订的另一份《借款合同》结欠的债务余额，因债务重组被整合到本案债务当中，为此，舒鹏程当庭补交了双方于2011年7月1日签订的另一份《借款合同》（华融兴借字第20110701-1号）、舒鹏程于2011年7月4日通过华融兴公司向上赫公司转款500万元的银行进账单、上赫公司向舒鹏程出具的《借条》和《收条》。2011年7月19日，上赫公司向舒鹏程的关联企业宁甬公司转账汇款247.5万元，上赫公司声称该笔款项系归还涉案借款，舒鹏程对此予以确认，但认为是用于归还借款利息。再查，温小乔又名温小桥，同时持有两份不同的居民身份证，一份是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于2004年8月12日颁发的号码为××、姓名为“温小乔”的居民身份证，另一份是广东省河源市公安局源城区分局于2006年10月24日颁发的号码445××××215827、姓名为“温小桥”的居民身份证。本案诉讼期间，温小乔称其正在向广东省河源市公安局源城区分局申请办理居民身份证的注销手续，并表示无论是哪个姓名，只要有其本人的亲笔签名，其均予以认可。温小乔与黄恒燊原系夫妻关系，两人于1998年1月1日在广东省登记结婚，婚后育有长女黄某、次女黄某某。2009年7月1日，黄恒燊与温小乔在深圳市龙岗区办理了离婚手续，双方签署的《离婚协议书》约定：长女黄某、次女黄某某由黄恒燊负责抚养；双方各自名下的财产归各自所有，除此以外，双方无其他可供分割的共同共有财产；双方婚前、婚后的债权和债务，分别由各自享有和承担，与另一方无关，双方无其他可供分割的共同债权和债务。此外，舒鹏程与温小乔于2012年签订了一份编号为华(抵)字第20110718号的《抵押担保合同》，约定：因上赫公司向舒鹏程申请借款3000万元，为保证舒鹏程的利益，温小乔同意就上述借款向舒鹏程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并同意将其合法拥有的房产（见抵押物清单）抵押给舒鹏程；经双方议定，本合同项下抵押物的价值为3000万元，双方同意，本抵押物担保数额为借款金额3000万元，前述议定金额不作为舒鹏程依本合同对抵押物进行处分的估价依据，也不构成舒鹏程行使抵押权的任何限制，抵押金额以抵押物实现的价值为准，舒鹏程有权按照抵押物实现的价值优先受偿；本合同签订后3日内，合同各方持本合同及全套抵押物的证明文件，到有关部门办理抵押物的登记手续，各方同意在抵押登记手续办妥前，抵押物的权属证明文件交由舒鹏程保管；上赫公司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清偿了债务，或者双方签订抵押物转让合同并完成登记后，抵押权消灭；如任何一方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对方一切实际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既得利益、预期利益和为处理此违约行为而支付的一切费用（包括律师费用等）。该合同后附一份《抵押物清单》，记载了双方商定的三处抵押房产，具体包括位于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的绿色高尔夫天籁山庄20号楼复式1A房、绿色高尔夫天籁山庄21号楼复式1A房和位于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植物园的栖湖18号别墅。该合同签订后，舒鹏程与温小乔于2012年6月7日前往国土部分办理了上述三套房产的抵押登记手续。2012年6月14日，舒鹏程指定第三人作为买受人与温小乔签订了三份《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温小乔将上述三套房产作价转让给第三人，其中，绿色高尔夫天籁山庄20号楼复式1A房的转让价格为2671300元，绿色高尔夫天籁山庄21号楼复式1A房2657137元，栖湖18号别墅的转让价格为4452721元，合计9781158元。合同还笼统地约定付款方式由买卖双方自行协议，未明确约定付款期限。2012年6月18日，买卖双方办妥了房产过户手续，但第三人未按合同约定价格向温小乔支付房款。本案审理过程中，法院委托深圳市文集土地与房地产评估经纪有限公司对上述三套房产以2012年6月18日作为评估时点进行价值评估，深圳市文集土地与房地产评估经纪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确认，绿色高尔夫天籁山庄20号楼复式1A房产的市场价值为6856000元，绿色高尔夫天籁山庄21号楼复式1A的市场价值为6692800元，栖湖18号别墅的市场价值为7935000元，合计21483800元。2012年3月9日，黄恒燊以黄某的名义向舒鹏程出具一份《担保保证书》，承诺为舒鹏程与上赫公司于当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华融兴借字第20110718号）项下3000万元借款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范围为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借款合同项下有关费用及舒鹏程为实现债权支付的费用；若借款人上赫公司未能按合同规定按期履行义务，担保人保证在收到舒鹏程通知书后五个工作日内无条件地代为清偿借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等费用。本担保保证期间为合同所述贷款期间届满再另加两年等。黄恒燊和温小乔以黄某的名义购置了大量房地产，包括：登记在黄恒燊、黄某名下的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滨河路3号院A座雍欣园的1801号房产，登记在黄恒燊、黄某名下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香山路81号院9号楼1至3层的01、02号房产，登记在黄某名下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香山路81号院9号楼1至3层的03、05号房产。又查，舒鹏程与第三人、华融兴公司、华融融资担保公司和宁甬公司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舒鹏程向原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一、上赫公司向舒鹏程偿还欠款5538万元，其中本金3000万元，利息和罚息合计2538万元（借款的利息、罚息均暂计至2013年3月9日）；二、昶皓公司、黄恒燊、黄某、雍元公司和温小乔对上述债务向舒鹏程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昶皓公司、黄恒燊、黄某、雍元公司和温小乔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为，舒鹏程主张的借款事实有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相应的银行转账凭证、上赫公司出具的《收条》等证据为证，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证明舒鹏程起诉主张的借款事实，法院对此予以采纳。《借款合同》是认定借贷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重要证据，舒鹏程以自己的名义与上赫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并通过华融兴公司实际履行了出借义务，应认定舒鹏程是实际出借人，享有和承担相应的合同权利义务，具有本案的适格诉讼主体资格，上赫公司有关本案系企业间非法拆借资金法律关系的抗辩主张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虽然舒鹏程通过华融兴公司向上赫公司发放的借款金额只有2752.5万元，与舒鹏程主张的借款金额3000万元相差247.5万元，但舒鹏程对此做出了合理解释，上赫公司也向舒鹏程开具了3000万元的《收条》，该收条形成于《借款合同》签订后的第八天，与上赫公司收到最后一笔借款的日期相同，可以排除上赫公司提前开具《收条》的可能性，上赫公司在明知舒鹏程没有足额发放全部借款的情况下向舒鹏程开具《收条》，确认自己收到全部3000万元借款事实，这进一步印证了舒鹏程解释的合理性。对舒鹏程有关实发借款不足部分系另一份《借款合同》结欠的债务余额，因债务重组被合并到本案债务当中的解释，法院予以采信。根据本案查证的事实，2011年7月19日，上赫公司向舒鹏程的关联企业宁甬公司转款247.5万元，这与舒鹏程向上赫公司发放第一笔1900万元借款的时间相同，借款与还款发生在同一天，说明上赫公司并未实际使用该笔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5条关于“在借款时将利息扣除的，应当按实际出借款数计息”的规定，法院确认舒鹏程实际出借给上赫公司的借款金额为2752.5万元，上赫公司应以2752.5万元为基数向舒鹏程计付借款利息。温小乔将其名下的三套房产转让给舒鹏程指定的第三人，买卖双方故意不约定购房款的付款方式，温小乔在明知第三人未支付购房款的情况下同意办理房产过户手续，明显违背二手房交易的惯例，以房抵债的意图明显，结合温小乔之前已经将房产抵押给舒鹏程，并且为涉案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以及涉案借款全部用于温小乔前夫黄恒燊开办的上赫公司的资金周转，黄恒燊承认其与温小乔离婚后继续维持事实婚姻关系等事实，可以合理推断温小乔与本案债务存在利害关系，其将自己名下的三套房产用来抵偿本案债务合乎情理，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温小乔和第三人约定的房产转让价格明显低于房产的评估值，并且双方事后没有实际履行合同的价格条款，温小乔作为一名具有理性的成年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房产有悖常理，该约定价格不能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合理平衡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避免产生新的不必要诉讼，不宜将合同约定的转让价格作为抵债金额，而应以评估价值21483800元作为抵债金额。舒鹏程依约向上赫公司发放借款后，上赫公司没有按时足额偿还借款本息，应承担逾期还款的违约责任。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上赫公司逾期还款的，舒鹏程可按借款利率上浮50%计收罚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的批复》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有关罚息问题的规定，对上述合同约定的正确理解应是指舒鹏程在借款利率的基础上加收50%的罚息，换言之，逾期利息按照借款利率的1.5倍计算，该逾期利息的计算标准超过了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对于上赫公司已经偿还的利息，法院不作调整，对于尚未偿还的利息，应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履行。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借款期限自借款划出当日起算，由于舒鹏程分三笔发放借款，每笔借款的发放时间不同导致逾期利息的起算时间有所不同，逾期利息应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计算。舒鹏程于2011年7月19日发放首笔1900万元借款，扣除舒鹏程提前收取的247.5万元利息后，该笔借款的实际金额为1652.5万元，该笔借款在45天借款期限内的利息为446175元【借款本金1652.5万元×日利率0.06%×45天】，暂计至2012年6月18日的逾期时间为285天，逾期利息为4238662.5元【借款本金1652.5万元×日利率0.06%×1.5倍×逾期时间285天】，本息合计21209837.5元；舒鹏程于2011年发放2011年7月22日发放第二笔700万元借款，该笔借款在借款期限内的利息为18.9万元【700万元×日利率0.06%×45天】，暂计至2012年6月18日的逾期时间为282天，逾期利息为1776600元【借款本金700万元×日利率0.06%×1.5倍×逾期时间282天】，本息合计8965600元；舒鹏程于2011年7月26日发放第三笔152.5万元借款，该笔借款在借款期限内的利息为41175元【152.5万元×日利率0.06%×45天】，暂计至2012年6月18日的逾期时间为278天，逾期利息为381555元【借款本金152.5万元×日利率0.06%×1.5倍×逾期时间278天】，本息合计1947730元；第四笔借款247.5万元系以双方签订的另一份《借款合同》结欠的债务余额合并到本案债务当中，舒鹏程并未向上赫公司实际发放该笔借款，故该笔借款应自上赫公司于2011年7月26日向舒鹏程出具《收条》开始计算利息，借款期限内的利息为66825元【247.5万元×日利率0.06%×45天】，截至2012年6月18日的逾期时间为278天，逾期利息为619245元【借款本金247.5万元×日利率0.06%×1.5倍×逾期时间278天】，本息合计3161070元。综上，截至2012年6月18日，上赫公司拖欠舒鹏程的借款本息总额为35284237.5元【21209837.5元+8965600元+1947730元+3161070元】，此欠款减去温小乔用来抵债的三套房产的评估值21483800元，上赫公司尚欠舒鹏程借款本金13800437.5元，并应自2012年6月19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向舒鹏程支付后续利息至实际还款之日止。黄恒燊、昶皓公司自愿为本案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且舒鹏程起诉时尚未超出双方约定的保证责任期间，黄恒燊、昶皓公司应依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雍元公司向舒鹏程和案外人关腾远出具一份《担保保证书》，承诺为上赫公司于2011年7月向舒鹏程和案外人关腾远借款73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表示在2012年7月5日前将黄恒燊、黄某名下位于北京雍和家园雍欣园的两处房产转移登记给舒鹏程和关腾远后，雍元公司免除担保责任，如不能按时办理完过户手续，雍元公司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由于上述两套迄今为止仍未过户至舒鹏程和关腾远名下，故此雍元公司依约应继续承担保证责任。虽然雍元公司质疑《担保保证书》上面公章印文的真实性，但在法院委托鉴定以后，雍元公司撤回鉴定申请，未就其抗辩主张尽到相应的举证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雍元公司的上述抗辩主张，法院不予采纳。温小乔在《抵押担保合同》中承诺为本案债务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该《抵押担保合同》的落款时间为2012年，未写明具体日期，但从合同内容分析，双方约定在该合同签订后3日内持本合同及抵押物证明文件到有关管理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双方实际于2012年6月7日办理抵押登记手续，该《抵押担保合同》的签订时间应在2012年6月7日前不久，温小乔紧接着于2012年6月18日将其名下的三套房产过户至舒鹏程指定的第三人名下，用于清偿本案债务，此举无疑可视为舒鹏程向温小乔主张过权利，且未超出法定的保证责任期间，温小乔有关舒鹏程未在保证责任期间内向其主张权利，应依法免除其连带保证责任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纳。黄某生于1999年10月12日，至今仍未成年，缺乏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但在其名下登记了大量与其收入不符的房地产，说明登记在黄某名下的房地产并非是其个人财产，而是黄恒燊依靠企业经营所得积累的家庭财产，如将上述房地产认定为黄某的个人财产，将使上述房地产免于因为黄恒燊的个人债务被法院强制执行，这对债权人客观而言是不公平的，也会放纵债务人逃避债务，另一方面，依照我国法律规定，黄恒燊作为监护人应当正确履行监护职责，不得损害黄某的财产利益，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应对黄某的连带保证责任有所限制。综合以上事实和理由，法院确定黄某以登记在其名下的家庭共有房产的价值范围内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上赫股份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舒鹏程偿还借款本金13800437.5元，并应自2012年6月1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向舒鹏程支付利息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昶皓照明股份有限公司、黄恒燊、雍元股份有限公司、温小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黄某在判决案件事实部分查明的登记在其名下的家庭房产价值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舒鹏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18700元、财产评估费56600元（已由舒鹏程预交），合计375300元，由舒鹏程承担202657元，上赫股份有限公司、昶皓照明股份有限公司、黄恒燊、雍元股份有限公司、温小乔连带承担172643元。一审宣判后，上诉人黄某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二、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决第二项，依法判决免除温小乔对本案债务的连带保证责任；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决第三项，依法判决上诉人黄某为保证人主体的《担保保证书》无效，解除上诉人相应的连带清偿责任；四、请求判决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评估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以上诉人黄某应限制性地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为由，判令上诉人以其名下房产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的监护人黄恒燊签署的以上诉人为保证人主体的《担保保证书》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系无效合同，应解除上诉人由此产生的连带保证责任。首先，上诉人不具备保证人的主体资格。上诉人出生于1999年10月12日，监护人黄恒燊于2012年3月9日代上诉人出具《担保保证书》时，上诉人尚不满13周岁，至原判决作出之日亦未满16周岁，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据我国《担保法》第七条“具有代为清偿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可以作为保证人”的规定，上诉人年龄尚幼，根本没有劳动能力，不具备我国法律要求的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保证人主体资格。其次，监护人的行为违反了我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属无效的法律行为。《民法通则》第十八条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本案中，《担保保证书》的签署是为上赫公司向被上诉人借款而提供保证担保。显然，该合同是为了上赫公司利益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上诉人的利益而签订，侵害了上诉人（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其签署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的规定，应是无效的法律行为。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判决认定《担保保证书》有限制性效力无法律上的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原判决对上诉人名下房产进行了审查并将本案查明的上诉人名下的房产认定为家庭财产，属于程序上严重违法。(1)对登记在上诉人名下房产性质的认定--是属于个人财产还是家庭财产，不是本案审理的范围。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活动中，要遵循“不告不理”原则。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争点和证据的审理要以当事人提起的为准，不能对未经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和事实进行审查，更不得在法律文书中评头论足或予以处理。本案中，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是依据监护人黄恒燊以上诉人的名义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担保保证书》追诉上诉人的连带保证责任。由此，被上诉人提起的是上诉人连带保证责任之诉，那么，相应的审理范围应仅限于该诉即《担保保证书》的效力及履行。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未请求对上诉人名下有多少房产予以查明，也未请求确认上诉人名下房产的性质为家庭财产，更未要求上诉人以登记在其名下的房产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判决对被上诉人没有请求的事项不仅进行扩大审查，而且在法律文书中主观臆断地予以认定，严重地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2)保证担保是人的担保而非物的担保。上诉人名下的房产均购于本案涉案借款发生之前的若干年，其购房资金并非源于涉案借款，原判决主观臆断地判令以上诉人名下的家庭房产价值范围内对本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有违民法的公平原则，属于错误地适用了法律。(3)原判决代被上诉人主张或处分权利，严重损害了上诉人（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名下虽有多套房产，但绝大部分房产（包括北京市香山路81号01、02、03、05等房产）均抵押给银行，现面临拍卖清偿债务，仅剩有北京市东城区雍欣园一套房产的部分份额作为今后个人的学习和生活所用。上诉人年龄尚幼，无劳动能力，其唯一可用房产是将来学习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原判决将上诉人名下个人房产作为家庭财产进行处分对其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将严重损害上诉人作为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二、原判决关于温小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判决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抵押担保合同》所涉温小乔的保证责任因已超过其法定的保证责任期间而免除。1、原判决据以认定被上诉人向温小乔主张过权利且未超出法定的保证责任期间的事实证据不具有客观真实性。(1)被上诉人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2年的《抵押担保合同》及证明办理抵押物登记的相关产权证复印件，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由于民间借款的习惯特点，一是合同双方，签署时并不注明具体时间，二是作为合同主体一方的温小乔并不持有《抵押担保合同》的原件。被上诉人提交的房产证复印件显示，抵押物三套房屋曾两次抵押给舒鹏程：2011年7月25日抵押，2012年6月5日注销，2012年6月7日再次抵押。在这种单方事实证据效力不确定的情况下，应通过国土部门查明、调取《抵押担保合同》及办理相关抵押手续的文件并以此来确定《抵押担保合同》的签署时间及抵押登记时间。(2)上诉人在原判决作出后，从国土部门调取的证据所显示的《抵押担保合同》签署的时间及抵押登记时间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不一致。国土部门提供的《抵押担保合同》显示的签署时间是2011年，办理抵押登记的时间是2011年7月25日。这部分事实亦和原审被告温小乔与原审第三人另一在龙岗法院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调查的事实相一致。(3)在上述事实证据的真实性审查中，原审法院审理程序不当。鉴于被上诉人庭审提交证据不真实，其效力无法确定，以及该事实证据对本案事实认定的重要性，原审被告温小乔多次在庭审中提出向国土部门调取相关证据的申请，法庭未予回应，导致本案事实认定不清，审理程序存在不当。2、正是由于原判决对于上述《抵押担保合同》签订时间的错误认定，致使原判决作出了被上诉人“向温小乔主张过权利，且未超出法定的保证责任期间”的错误认定。根据《借款合同》的约定及借款到账时间，涉案借款履行届满日是2011年9月10日。2011年7月21日，温小乔签订了《抵押担保合同》，承诺为本案借款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未约定保证期间。我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曰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根据该条规定，本案温小乔的法定保证期间应是债务届满日2011年9月10日起六个月，那么被上诉人应于2012年3月10日之前向温小乔主张权利，否则，温小乔的保证责任应当免除。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事实能显示在这期间内，被上诉人向温小乔主张过权利。所以，应当依法免除温小乔的连带保证责任。3、即使依照原判决认定的被上诉人在法定保证期间内向温小乔主张过权利，其在本案中向温小乔主张连带保证责任也因超过两年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利。退一步讲，依照原判决认定的事实，被上诉人在法定的保证期间内向温小乔主张过权利，且其最后主张权利的时间是2012年6月18日，即将涉案抵押房产过户至被上诉人指定第三人名下的同一时间。那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以及《民法通则》第135条之规定，被上诉人依据《抵押担保合同》向温小乔主张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时效应从2012年6月18日起计算至2014年6月18日。本案中，被上诉人申请追加温小乔为被告的时间是2015年3月，早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所以，即使被上诉人在法定的保证期间内向温小乔主张过权利，其在本案中要求温小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也因超过法定诉讼时效而丧失了胜诉权利。庭审中温小乔据此的主张，原判决只字未提。基于上述事实和法律依据，《抵押担保合同》所涉温小乔的保证责任因已超过法定的保证责任期间而应当依法免除。原判决判令温小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三、原判决对本案偿还借款本金金额的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原判决认定温小乔“将自己名下的三套房产用来抵偿本案债务合乎情理”，并认定“以评估价值21483800元作为抵债金额”属于认定事实不清。1、本案中，涉案三套房产通过买卖合同形式过户至被上诉人指定的第三人名下并不当然取得法律上的抵偿债务的结果。(1)在涉案《借款合同》签署的同时，应被上诉人要求温小乔与其签署了关于抵押物及处置房产的《公证委托书》。这之后，涉案借款资金才支付给借款人。《公证委托书》实质是约定了到期债务不履行时，抵押物归被上诉人所有，属于“流质契约”，违反了法律关于抵押物流质契约的禁止规定。我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在抵押合同中约定，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的内容无效。”本案中，《借款合同》签订于2011年7月18日；同日，应被上诉人要求，温小乔向其出具了《公证委托书》；2011年7月21日，温小乔与被上诉人签订了《抵押担保合同》。被上诉人在《公证委托书》签订之后，便向上赫公司支付了借款资金。《公证委托书》授权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关联关系人）关腾远等人办理涉案房产的抵押登记、注销抵押、出售房产等事项。本案债务到期后，借款人未能偿还借款款项，受托人关腾远在国土部门注销了设定在涉案房产上的抵押登记，并且关腾远通过与被上诉人指定的第三人于2012年6月14日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于2012年6月18日办理了产权过户手续。上述事实表明，被上诉人在本案债务履行期届满前就已约定了到期债务不能履行时，抵押物归其所有。该约定违反了我国法律关于禁止流质抵押的规定，因此，由此产生的房产过户抵债应无效。(2)被上诉人利用《公证委托书》的授权通过签署《二手房买卖合同》的形式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直接获得抵押房屋，显然违反了抵押权的本质属性，也有违民法的公平合理原则。根据我国《物权法》、《担保法》有关规定，抵押权人在债务人未能清偿债务时，方有对抵押物优先受偿的权利，而不能直接获得抵押物的所有权。本案中，将抵押物房屋直接过户给被上诉人指定的第三人，并非是温小乔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使以抵押物折价抵债也应由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就抵债意图、抵债金额达成一致。本案中，被上诉人利用《公证委托书》与其关联方关腾远办理注销抵押登记，制作虚假证明材料，再通过签署低价格的《二手房买卖合同》的形式将房产过户，从而取得了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以实现抵债。这显然损害了房屋所有人温小乔的利益，违反了抵押权的本质属性。(3)被上诉人将房产作处理清偿债务之前未有与债务人结算的事实证据，对未结算也无任何合理解释。这也是原判决关于“以房抵债”的认定依法不能成立的另一事实依据。2、原判决基于“以房抵债”的错误认定，作出以评估价值21483800元为抵债金额，并判决本案偿还款项本金为13800437.5元及其相关利息是错误的，应依法改判。原审法院基于“以房抵债”的认定，将被上诉人办理房产过户登记时间2012年6月18日认定为抵债时间，将涉案房产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以过户时间为评估时点进行价值评估，并以评估价值21483800元作为抵债金额，是严重错误的。那么在此抵债金额基础上判令本案偿还借款本金13800437.5元显然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四、原审判程序不当，剥夺和限制了原审被告的诉讼权利，导致案件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对原审被告关于本案房产抵押的重要关联法律事实的调查取证申请未予回应，限制了原审被告的申请调查取证权，造成案件重要事实认定不清，且属于程序错误。关于涉及“房屋抵押登记”的这一重要事实，被上诉人以无法调取相关资料为由未向法庭出示相应的有效证据。据此，原审被告温小乔多次在庭审中请求原审法院向国土部门调取抵押登记的真实资料，但原审法院未予回应。该事实对于本案以房抵债、借款金额的确定等争议焦点有直接的关联关系。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第十九条：“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申请不予准许的，应当向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送达通知书。”之规定，原审法院对原审被告调查取证申请未予回应，导致对涉案房屋抵押担保重要法律事实认定不清，审理程序存在错误。2、原审被告对《房地产估价报告》的质证意见和抗辩主张在原判决书中毫无体现，原审法院的行为剥夺和限制了当事人抗辩的权利，影响了本案的公平、公正审理，属于程序违法。对于原审法院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原审被告向法院提交了《异议书》，并在庭审中发表了质证意见和抗辩主张。明确提出了“房产过户属于抵押物流质”、“《房地产估价报告》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等事实和法律依据主张，但原判决书中对该重要的事实及主张只字未提。原审法院的行为影响了本案的公正审理，程序违法。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审理程序违法，应予以纠正。上诉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贵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舒鹏程、原审第三人兴华融投资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黄某并没有劳动能力，不可能无缘无故的购买大量的房产，黄某名下的财产实际上就是黄恒燊的财产，其恶意设计了一个债务躲避的方案。2、黄某在上诉状中称该套房产是其唯一的生活经济来源，但是在华夏银行这一案件中黄某也同样提出了该主张，其实黄某的这种主张是不符合逻辑的，没有房子不可能无法生活。3、一审法院中没有判令黄某就本案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已经考虑到了公平原则。4、关于黄某类似的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华夏银行诉黄恒燊的案件中已经作出了认定，并且支持了黄某就其名下的房产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作出了认定。二、上诉状中同时对温小乔的责任进行了论述，并且认为温小乔的责任判的过重，这一理由和事实已经超出了黄某的上诉请求，温小乔本人在本案中是作为黄某的法定监护人列明当事人，并非本案的上诉人，因此，涉及温小乔的事实和理由在本案中不应当成立，且原审法院对此进行了查明和认定是清楚的。三、关于温小乔以房抵债评估程序正确，认定的抵债金额适当。原审被告上赫公司、温小乔答辩称，答辩意见与上诉人上诉意见一致。原审被告昶皓公司、黄恒燊、雍元公司未作答辩。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上诉人二审提交（2013）粤高法民二终字第97号民事判决，该案系2012年7月17日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天安支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起诉昶皓公司、上赫公司、黄恒燊、黄某、温小乔借款担保合同纠纷，在该案中，华夏银行分别与上赫公司、黄恒燊、黄某、温小乔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作为华夏银行与昶皓公司之间《最高额融资合同》的担保，黄恒燊、黄某还以共同拥有的相关房产为《最高额融资合同》提供了抵押担保，签订了《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该案件一审法院认定《最高额保证合同》、《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均有效，判决上赫公司、黄恒燊、黄某、温小乔按照合同承担各自相应的担保责任。二审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黄某虽然作为未成年人向华夏银行出具了《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但黄某的父母在签订合同之前，已经向华夏银行出具了两份声明，表示抵押担保行为是为了黄某本人利益，而且抵押房产系其父亲黄恒燊购买的房产而非黄某通过家族继承取得的财产，因此认定黄某不能以抵押担保侵害其权益为由要求免除承担抵押担保责任。而对于黄某出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黄某年纪尚幼，不具备劳动能力，不具备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保证人主体资格。而且黄某名下的别墅由其父出资购买，该别墅被抵押后，黄某已无其他财产，若判令黄某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将会对其日后生活学习造成严重影响，因此改判免除黄某的连带保证责任。该判决已经生效。本院认为，针对上诉人上诉理由分析如下：一、上诉人黄某主张温小乔不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温小乔未就此提出上诉，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上诉人黄某无权对原审判决温小乔承担的责任提出上诉，故本院对上诉人该项主张不予以支持。同理，原审判决认定温小乔具有以其名下三套房产抵偿本案债务的意图，并以三套房产的评估价值作为本案债务的抵债金额，温小乔对此亦并未提出上诉，上诉人黄某无权对原审判决认定温小乔以房抵债的事实提出上诉，且温小乔在一审答辩时表示被上诉人舒鹏程对其名下三套房产享有的抵押权因房产已经登记在被上诉人指定的第三人名下而已消灭，其不应当再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显然温小乔亦是认可其已经将名下三套房产抵债。二、上诉人黄某主张其监护人原审被告黄恒燊代其签订的《担保保证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系无效合同，其不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的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本案中，黄某为未成年人，其父亲黄恒燊作为其监护人代黄某签署的《担保保证书》，是为上赫公司向被上诉人舒鹏程借款提供保证担保，没有证据证明是为了黄某的利益签订，侵犯了被监护人黄某的合法权益，故该《担保保证书》应当认定为无效。上诉人黄某主张其不应当承担保证担保责任，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黄某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部分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991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二、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3）深福法民一初字第991号民事判决第三、四项；三、驳回被上诉人舒鹏程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18700元、财产评估费56600元（已由被上诉人舒鹏程预交），合计375300元，由被上诉人舒鹏程承担202657元，由原审被告上赫股份有限公司、昶皓照明股份有限公司、黄恒燊、雍元股份有限公司、温小乔连带承担17264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4602.62元,由被上诉人舒鹏程承担55439元，由原审被告上赫股份有限公司、昶皓照明股份有限公司、黄恒燊、雍元股份有限公司、温小乔连带承担49163.6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彭  雪  梅代理审判员 侯  巍  林代理审判员 陈  俊  松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钟文俊（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