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52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傅爱莲，女，1963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卫平，浙江浙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ＸＸ光，女，1963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鹏，浙江顺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剑儒，浙江顺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王静，女，1974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县。
上诉人傅爱莲因与被上诉人ＸＸ光、原审被告王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法院（2016）浙0122民初47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依法延长审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6月16日，ＸＸ光（出借方）、傅爱莲（借入方）、王静（担保方）签字形成借款及担保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借入方向出借方借款1000万元；支付方式为汇入傅爱莲62×××79银行账户；借款用途为资金周转；借款期限自2013年6月17日至2014年1月30日；若逾期，借入方应向出借方支付违约金千分之五以及赔偿出借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差旅费、律师费、调查费、诉讼费等必要费用；担保方自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借入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借款、违约金以及出借方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担保期限至借入方还清债务之日止。ＸＸ光在借款及担保协议书的出借方一栏签名，傅爱莲在借入方一栏签名，王静在担保方一栏签名。上述借款及担保协议形成时，利息一栏为空白，后ＸＸ光在利息栏“月利率百分之＿”内容中的空白处填写了“2”。2013年6月17日，ＸＸ光按约将1000万元款项汇入傅爱莲的银行账户。同日，傅爱莲将1000万元款项汇入王静的银行账户。自2013年7月至2014年4月间，傅爱莲均于每月的18日左右向ＸＸ光汇款20万元，累计汇款10个月，汇款金额共计200万元。另查明，2014年11月25日，ＸＸ光就案涉借款向原审法院提起民间借贷纠纷之诉，原审法院于2015年2月4日作出(2014)杭桐商初字第19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傅爱莲归还ＸＸ光借款1000万元、支付自2014年4月14日起按月利率1.2%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的借款利息并支付律师代理费10万元。傅爱莲不服该判决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2015年5月4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浙杭商终字第710号民事裁定书，认为“现桐庐县公安局已对王静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依法予以立案侦查，该局《起诉意见书》亦将本案借款列入被告王静主要犯罪事实之中，故本案借款相关事实存在经济犯罪嫌疑”，裁定撤销(2014)杭桐商初字第1988号民事判决，驳回ＸＸ光诉求。ＸＸ光不服该裁定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5年9月2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浙民申字第1714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桐庐县检察院虽然作出《起诉书》，但王静所涉刑事犯罪案件未经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该《起诉书》尚不足以确定王静的犯罪事实及本案借款是否属于犯罪事实，故不构成本案的再审条件，待王静所涉刑事案件审结后，若案涉借款不涉及刑事犯罪，ＸＸ光可另行起诉主张权利”，裁定驳回ＸＸ光的再审申请。2016年5月27日，桐庐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杭桐刑初字第374号刑事判决书，判决王静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再查明，ＸＸ光为主张案涉债权共支出律师代理费20万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争议焦点为：一、ＸＸ光是否可就案涉借款提起诉讼；二、案涉借款的借款人是傅爱莲还是王静；三、借贷双方是否就案涉借款约定了利息，傅爱莲向ＸＸ光支付的200万元系归还本金还是支付利息。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虽然ＸＸ光曾就案涉借款向原审法院提起民间借贷纠纷之诉，且原审法院亦作出了民事判决，但该判决已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借款相关事实存在经济犯罪嫌疑为由裁定撤销，该裁定为终审裁定。后ＸＸ光申请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裁定驳回了ＸＸ光的申请。现王静虽经生效判决书[(2015)杭桐刑初字第374号刑事判决书]判决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该刑事判决并未认定案涉借款属于王静的犯罪事实，故ＸＸ光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傅爱莲与王静均认可ＸＸ光提供的签订日期为2013年6月16日的借款及担保协议系三方签字形成，但傅爱莲辩称其不是借款人，借款人为王静。因借款及担保协议作为借款凭证是证明借贷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和借贷关系实际发生的直接证据，傅爱莲未提供有效证据足以推翻该协议所记载的内容，且ＸＸ光已按约将1000万元款项汇入协议指定的傅爱莲的银行账户，ＸＸ光已向傅爱莲履行了款项交付义务，故傅爱莲关于其不是借款人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原审法院认定ＸＸ光与傅爱莲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傅爱莲借款后，即应按约履行还款义务。傅爱莲收到ＸＸ光汇入的1000万元款项后又转汇给王静，由此形成的法律关系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现傅爱莲未按约还款，构成违约，ＸＸ光依借款及担保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主张律师代理费，经审查，符合律师服务收费标准，予以支持。王静为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连带清偿责任。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对傅爱莲汇付给ＸＸ光的200万元款项，傅爱莲认为系支付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但傅爱莲辩称借贷双方并未对利息作出约定，该款项系归还借款本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但关于利息的约定既可以采取书面形式也可以采取口头形式，案涉借款及担保协议形成时虽未填写利率数字，但傅爱莲在收到借款后在借期内以及借款期满后累计10个月的时间连续有规律地每月向ＸＸ光支付20万元款项，该付款金额以及付款规律具有按月利率2%支付借款利息的特征。另借款金额较大，且借贷双方约定的借期为7个月左右，并非短期借款，故借款系无息借款并不符合常理。再结合王静的答辩意见，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借款及担保协议形成时虽未书面填写利率，但借贷双方以口头形式约定了借款利率为2%，傅爱莲支付给ＸＸ光的200万元款项系支付借款利息，并非归还借款本金，该利率符合法律规定的标准，予以确认。对ＸＸ光主张的从2014年4月17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请求，结合上述对傅爱莲已付款项的认定情况，予以支持。另ＸＸ光还主张了逾期违约金5万元，因超出法律规定的标准，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傅爱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ＸＸ光借款1000万元，并支付从2014年4月17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傅爱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ＸＸ光律师代理费20万元。三、王静对上述金钱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ＸＸ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8100元，由傅爱莲、王静负担。
宣判后，傅爱莲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本案在2015年2月4日以同一诉讼请求，同一事实经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法院审理已作出了（2014）杭桐商初字第1988号民事判决书。本案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又作出一次民事判决，明显属一事二理的判决，依法理应撤销一审判决。2.人民陪审员罗敏应依法回避而不回避，一审判决也应撤销。人民陪审员罗敏是2015年2月4日原审法院（2014）杭桐商初字第1988号民事判决的合议庭组成人员。而一审判决罗敏又是合议庭组成人员，在审判中也完全是先入为主属于应当回避的情形，其应当主动回避；不依法回避必然造成本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判决不公的情形。在罗敏参加的合议庭的合议下，一审判决的利息利率为2%比2015年2月4日桐庐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杭桐商初字第198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月利率1.2%还高了0.8%。3.ＸＸ光不服桐庐县人民法院（2014）杭桐商初字第1988号民事判决书，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浙江省高院依法审理后作出（2015）浙民申字第17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明确待王静所涉刑事案件审结后若案涉借款不涉及刑事犯罪，ＸＸ光可另行主张权利。而桐庐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杭桐刑初字第374号刑事判决，已经判决王静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其中涉及ＸＸ光、傅爱莲的犯罪金额是3200万元，而经公安查明，傅爱莲、王静的借款是2200万元，加上本案所涉的1000万元借款，合计3200万元，本案1000万元借款是犯罪事实的一部分，故ＸＸ光不能再次起诉而应按新的事实证据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原审不能正确理解浙江省高院的裁定，进行判决程序明显违法。4.ＸＸ光对利息只主张580万元而一审判决却以本金100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17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完全超过ＸＸ光诉请，违反了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5.一审判决所认定事实涉及刑事犯罪，按有关司法解释规定不应作为民事案件审理。案涉借款是王静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后期阶段，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受害人是ＸＸ光而不是傅爱莲，按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应裁定驳回起诉。同时本案不存在公安或检察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或者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情况，ＸＸ光又以同一事实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应当受理，所以一审法院受理并作出判决，程序上完全错误。6.原审判决认定傅爱莲为借款人错误。傅爱莲在2013年根本不需要向他人借款，本案借款人是王静，王静带着杭州房产证用以借款抵押和傅爱莲一起到ＸＸ光处，ＸＸ光打入傅爱莲账户的钱马上又打入到王静账户。如果本案借款是出借给傅爱莲，傅爱莲又出借给王静的话，傅爱莲不可能不和王静写借款合同。7.经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6月16日各方签订的《借款及解除协议》上的第三条利息一栏是空白的，即当时各方并没有约定利息，也没有口头约定利息。桐庐县人民法院（2014）杭桐商初字第1988号民事判决书第2页ＸＸ光愿意将利息的诉讼请求的利率计算标准定为按月利率1.2%计算，该判决也按月利率1.2%计算。而一审法院却不顾上述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判决支持支付ＸＸ光月息2%的利率完全错误。8.一审判决傅爱莲归还ＸＸ光本金1000万元错误。傅爱莲自2013年7月至2014年4月每月向ＸＸ光汇付20万元合计200万元。根据汇款凭证的用途载明是“还款”，假如借款关系成立，应认定傅爱莲已归还了ＸＸ光本金200万元，故应归还借款本金是800万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ＸＸ光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ＸＸ光负担。
被上诉人ＸＸ光辩称：1.2015年2月4日，桐庐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杭桐商初字第198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傅爱莲偿还本金及利息。傅爱莲不服判决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浙杭商终字第71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判决,从理论上来说，ＸＸ光已经依法获得了重新提起一审诉讼程序的权利。浙江省高院再作出（2015）浙民申字第1714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桐庐县检察院虽然作出《起诉书》，但王静所涉刑事犯罪案件未经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该《起诉书》尚不足以确定王静的犯罪事实及本案借款是否属于犯罪事实，故不构成本案的再审条件，待王静所涉刑事案件审结后，若案涉借款不涉及刑事犯罪，ＸＸ光可另行起诉主张权利”。由此可见，浙江省高院认可（2015）浙杭商终字第710号民事裁定的正确性，并将重新再走一审程序需满足的要件进行了详细说明。2.2016年10月9日，ＸＸ光向桐庐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借款人傅爱莲、担保人王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16）浙0122民初4739号，这是一个全新的诉，根本找不出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要求人民陪审员罗敏进行回避，一审开庭时，傅爱莲本人以及其代理律师均到场，法庭依法询问是否申请回避时，傅爱莲本人以及其代理律师未申请要求陪审员罗敏依法回避。关于利息的判决，（2014）杭桐商初字第1988号民事判决已经被（2015）浙杭商终字第710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公正判决本案利息利率为每月2%，完全符合事实情况和不超过年利率24%的法律规定。3.桐庐县人民法院（2015）杭桐刑初字第374号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该判决书明确案涉借款系ＸＸ光出借给傅爱莲，由王静作为担保人，傅爱莲每月支付给ＸＸ光20万元利息的事实，并未认定案涉借款属于王静的犯罪事实。4.ＸＸ光在2016年10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诉讼请求第二条“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暂计人民币5800000元（自2014年4月17日开始暂算至2016年9月16日，剩余利息自2016年9月17日开始计算至还款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均按照年利率百分之二十四计算）”，一审法院判决从2014年4月17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完全是支持了ＸＸ光一审中的第二项诉请，根本不存在一审法院违反不告不理原则的情形。5.傅爱莲一再强调第一其是在被骗而且头脑混乱的情况下才在借款人一栏处签字；第二傅爱莲称王静是因为没有农行卡才使用其农行卡走账。其一，王静已经详述案涉1000万元的借款经过，特别是傅爱莲从ＸＸ光处是以月利率2%借得1000万元，再以月利率2.5%出借给王静，从中每月牟取5万元利差。其二，杨献礼向桐庐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的办案民警陈述，“我记得王静有工商银行卡、农业银行卡、建设银行卡、农村合作银行各一张卡在走资金的。”由此可见，傅爱莲低息借入资金，再高息借出，从中牟利，根本不存在头脑混乱，把自己的卡借给王静使用的情况。傅爱莲在上诉状中称“后期王静犯罪均是以他人名义向外借款或担保获得犯罪所得的，如王静后向分水人潘春根、林晓耽，奚小萍、奚勤平等的借款就是犯罪嫌疑人王静通过他人名义向外借款或担保获得的。”在桐庐县人民法院（2015）杭桐刑初字第374号刑事判决书的受害人名单中并无潘春根、林晓耽二人，奚小萍、奚勤平二人以月利率5%出借给王静600万元，王静返还96万元的事实已经在（2015）杭桐刑初字第374号刑事判决书中予以确定。至于该600万元借款的经过，在桐庐县公安局2015年3月13日对奚小萍所做的询问笔录中已经有了详尽的记录，借款人是王静本人，而袁火英、桐庐诚信针纺染整有限公司则均为担保人，并不存在傅爱莲所述的“后期王静犯罪均是以他人名义向外借款或担保获得犯罪所得”的事实。6.桐庐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卷宗第四卷中王静递交的其向傅爱莲资金往来记录单上记载王静一直到2014年12月17日还在按照每月2.5%的利率向傅爱莲支付2013年6月17日所借的这1000万元的利息，也就是每月25万元利息款，以此同时，傅爱莲也向ＸＸ光支付该1000万元借款每月20万元利息，只不过时间是从2013年7月18日至2014年4月18日，显然可见，傅爱莲从ＸＸ光处以月利率2%借入1000万元，再以月利率2.5%出借给王静，从中获利。7.一审法院判定本案借款月利率为2%有理有据。傅爱莲主张在签订借款协议时，各方并没有约定利息，对于这一点，ＸＸ光也是认同的，其原因是傅爱莲想通过低吸高抛的手段赚取利息差，在三方均在场的时候，当然不好写明借款利息。但是事后傅爱莲与ＸＸ光、王静之间，分别约定了不同的利率，王静在桐庐县人民检察院的询问笔录中描述：“傅爱莲说ＸＸ光要求2.5分利息，我提出来是不是我直接把利息打给ＸＸ光，傅爱莲说不用的，这个钱算ＸＸ光借给我的，你把钱打到我账上好了。然后我每个月打25万元给傅爱莲，后来ＸＸ光起诉傅爱莲，开庭的时候我才知道傅爱莲实际上每个月付给ＸＸ光20万的利息。”而且，王静、傅爱莲、ＸＸ光各自的银行转帐记录与王静的陈述相吻合，从而印证了傅爱莲和ＸＸ光、王静之间，均有口头约定的借款利息事实存在，而且从汇款的时间规律和金额，完全符合按照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特征。根据《合同法》第36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本案中借款合同上载明1000万元借款本金的借款期限是自2013年6月17日至2014年1月30日，而傅爱莲2013年7月17日开始，在每个月的17日左右向ＸＸ光支付1000万元2%的金额即20万元，完全符合每月支付利息的特征，根本不可能存在债务未到期就开始分期还款抵扣本金的情形。傅爱莲对ＸＸ光所提双方有月利率2%的口头约定的主张以及相应的证据材料，未能向法院提供反驳的证据材料，因此一审法院对借款利息的认定完全正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上诉人傅爱莲向本院提交证据：1.情况说明1份，欲证明刘菊君在2015年8月13日向承办案件的姚秋聘法官反映王静在2014年5月诱骗其将厂房抵押向富民典当行借款745万元，过账后又汇付给王静使用；王静在2014年7月22日又诱骗其向申屠立峰借款280万元，过账后汇付给王静使用；2013年8月王静诱骗其向浙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过账后汇付给王静使用；2013年3月王静向殷水法借款150万元，被拒绝后又由刘菊君出面向殷水法借款150万元，过账后又汇付给王静；王静通过刘菊君名义走账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王静是实际借款人的事实。2.民事起诉状、《借款及担保协议》各1份，欲证明2013年11月18日王静向罗红借款600万元，由宋建平、丁杏娟、刘菊君、林岳平、杭州文圣笔业有限公司进行担保，借到钱过账后汇付给王静，王静是实际借款人事实；王静一直用同样的手法和《借款及担保协议》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情况；其他《借款及担保协议》均写明利息。3.民事起诉状、借款及担保协议、民事裁定书各1份，欲证明2014年7月22日王静诱骗刘菊君以杭州文圣笔业有限公司名义向申屠立峰借款280万元后又汇付给王静使用，王静是实际借款人的事实；王静一直用同样的手法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其他《借款及担保协议》均写明利息，而本案借款利息双方并没有约定的事实。
经质证，被上诉人ＸＸ光对证据1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应当属于刘菊君证人证言，需要证人到庭作证，且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借款及担保协议》中明确借款人是王静，与本案有本质性的区别，无法证明傅爱莲的待证事实。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案在2014年4月11日桐庐法院（2015）杭桐分商初字第166号民事判决明确对刘菊君所说实际借款人为王静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故不能证明傅爱莲的待证事实。本院认为，ＸＸ光所提异议均成立，对三组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定。
被上诉人ＸＸ光向本院提交证据：1.桐庐县公安局杨献礼2015年1月30日第一次询问笔录，欲证明王静有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的事实。2.桐庐县公安局杨献礼2015年1月30日第二次询问笔录，欲证明杨献礼将其农业银行银行卡出借给王静使用的事实。3.桐庐县公安局奚小萍2015年3月13日第一次询问笔录；4.桐庐县人民法院（2014）杭桐商初字第880号民事调解书；证据3、4欲证明由王静向奚小萍、奚勤平二人借款600万元，借款人是王静，而袁火英、桐庐诚信针纺染整有限公司均为担保人的事实。5.桐庐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卷宗（证据卷）第四卷中王静向桐庐县公安局递交其向傅爱莲资金往来的记录单，欲证明从2013年7月15日开始到2014年12月17日，王静一直在按每月2.5%的利率向傅爱莲支付2013年6月17日所借的该1000万元的利息（每月25万元）的事实。6.王静2015年1月15日所作的第一次讯问笔录，欲证明王静被债主逼债走投无路投案自首、王静向傅爱莲借款3200万元并已支付600万元利息的事实。7.傅爱莲2015年1月21日所作的第一次询问笔录，欲证明傅爱莲故意捏造事实向桐庐县公安局提供虚假证言、意欲逃避民间借贷责任的事实。8.（2015）杭桐商初字第662号民事判决书；9.（2015）杭桐分商初字第166号民事判决；10.（2015）杭桐分商初字第361号民事判决书，证据8-10欲证明杭州文圣笔业有限公司、刘菊君等人与桐庐富民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申屠立峰、杭州市桐庐县浙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借款及担保协议，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遵照履行；杭州文圣笔业有限公司或刘菊君在向他人借款后转借给王静，是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关于杭州文圣笔业有限公司、刘菊君所说的王静是实际借款人的抗辩理由相关判决未予采信；傅爱莲所提交的关于杭州文圣笔业有限公司、刘菊君的证据材料均无法证明其意欲待证的事实。
经质证，上诉人傅爱莲认为证据1不能达到ＸＸ光的证明目的，该证据恰恰证明王静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时都是用其他人的卡。证据2同样不能证明ＸＸ光的证明目的。对于证据3、4，正是因为有袁火英、桐庐诚信针纺染整有限公司担保，奚小萍、奚勤平才会向王静借款。对于证据5不能达到ＸＸ光的证明目的，王静在汇款中并没有注明其要支付案涉借款的利息，王静向傅爱莲借款2200万元，王静每月向傅爱莲支付25万元也可以理解为支付王静向傅爱莲所借2200万元借款的利息。对于证据6不能达到ＸＸ光的证明目的，该证据恰恰证明案涉1000万元的借款是王静所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犯罪数额3200万元的组成部分。对于证据7三性无异议，该证据恰恰证明案涉1000万元是王静通过傅爱莲向ＸＸ光所借。对于证据8—10，ＸＸ光现在提供该组证据违反法院举证通知的规定，对证据8—10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从证据9桐庐法院依职权向王静所作调查的内容看，王静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后期已经没有任何信誉向社会出面借款，只能通过其他人来借款。本院对ＸＸ光所提证据1-10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上述证据的证明内容与在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部分予以认可。
原审被告王静未进行答辩也未提交证据材料。
经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傅爱莲所提原审判决系“一事二理”、ＸＸ光不能再次起诉而应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及本案不应作为民事案件处理的意见，经审理认为，原审法院曾对于案涉借款作出民事判决后被本院裁定撤销，ＸＸ光申请再审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待王静所涉刑事案件审结后，若案涉借款不涉及刑事犯罪，ＸＸ光可另行起诉主张权利。”后原审法院对王静所涉刑事案件审结，认定案涉借款并不属于王静的犯罪事实，ＸＸ光当然可以起诉主张权利，故傅爱莲所提相关意见均不予采纳。关于傅爱莲所提原审合议庭组成人员中人民陪审员罗敏应当回避的意见，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关于傅爱莲所提原审判决利息部分超过ＸＸ光一审诉请、违反不告不理的原则的意见，经审理认为，原审判决支持ＸＸ光一审诉请第二项，并未超出诉请，傅爱莲所提相关意见毫无依据，不予采纳。关于傅爱莲所提案涉借款的借款人系王静而非其的意见，经查，2013年6月16日ＸＸ光向傅爱莲出借1000万元，傅爱莲在借入方处签字，王静在担保方签字，次日ＸＸ光向傅爱莲转账1000万元，上述事实有《借款及担保协议》、银行业务回单及王静的询问笔录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故傅爱莲所提相关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傅爱莲所提案涉借款未约定利息及其已经偿还200万元本金的意见，经审理认为，傅爱莲在收到1000万元借款后在借期期限内即连续10个月有规律地每月向ＸＸ光支付20万元款项，该付款金额及规律与按月利率2%支付借款利息一致，并与ＸＸ光及王静所述相互印证，原审判决符合常情常理，并无不当。综上，傅爱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8100元，由上诉人傅爱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鸣卉
审 判 员 张 敏
审 判 员 夏文杰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四日
法官助理 丁英奇
书 记 员 骆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