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鄂行申12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周思毅，男，1955年1月10日出生，汉族登记住址北京市西城区号送达地址武汉市武昌区2。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特勤大队，住所地：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695号。法定代表人刘斌，队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住所地：武汉市硚口区游艺路2号。法定代表人李顺年，局长。再审申请人周思毅因诉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特勤大队（以下简称特勤大队）、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以下简称武汉市交管局）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1行终36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经审查查明，2016年5月2日8时21分，周思毅驾驶其所有的车牌号鄂Ａ×××××0的灰色五菱牌小客车行驶至武汉市武昌区和平大道新生路口时逾压白实线，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电子警察）记录。2017年2月17日，周思毅到特勤大队，该大队以周思毅实施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违法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为由，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条，《武汉市实施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对其作出罚款200元、记3分的处罚决定。周思毅不服，于同年2月22日向武汉市交管局申请行政复议。同日，武汉市交管局向特勤大队送达了相关材料。特勤大队于同年2月28日进行了答复。同年3月9日，武汉市交管局作出复议决定，维持特勤大队的处罚决定。对于上述基本事实，双方当事人不持异议。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行为可以由违法行为发现地的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管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除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外，实行累积记分制度。特勤大队有权对其通过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发现的交通违法行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周思毅的交通违法行为发生后，特勤大队未及时短信通知是否违法；二、特勤大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是否合法；三、特勤大队对周思毅的处罚是否超过处罚时效。下面分别评述。（一）关于“通知”与“告知”“通知”与“告知”在日常汉语语境中表意类似，但在法律语境中则有其特定含义。交管部门基于执法成本和效率考虑，采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电子警察）监控路面交通状况，拍摄交通参与人违法行为。因电子警察不能直接实施处罚，便产生了电子警察拍摄后，交管部门“通知”违法行为人到指定场所接受处理的流程，该“通知”在性质上属于对违法行为的调查。而“告知”是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作出处罚决定前的法定程序，指违法行为人到指定场所接受处理后，交管部门经查实违法行为，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告知”违法行为人拟处罚的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并听取违法行为人的陈述申辩的行为，属于经调查认定违法事实后的“告知”。因此，周思毅将特勤大队未短信通知其接受处理认为是特勤大队未履行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告知义务，系对法律的误读。《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行为信息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后三日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向社会提供查询；并可以通过邮寄、发送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由此可知，提供查询属强制性规定，而发送手机短信等仅是倡导性规定，均属于“通知”的形式。本案中，特勤大队通过官网、微信平台等多种渠道发布了周思毅车辆的违法记录以供查询，履行了“通知”职责。《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二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处罚的，口头告知拟处罚的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并听取违法行为人的陈述申辩。交通违法处理数量大、时效强，对于轻微交通违法，交警在窗口口头“告知”周思毅拟处罚事项，直接听取周思毅申辩后作出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和执法实际，特勤大队的处罚程序并无不当。（二）关于“处罚时效”、“处罚期限”与“记分周期”“处罚时效”、“处罚期限”和“记分周期”在法律上有其特定的含义。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以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处罚时效”是指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处罚期限”是指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应在一定期限内予以处罚；“记分周期”是对驾驶人连续12个月的累计记分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除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外，实行累积记分制度。”据此，行政处罚是记分的基础和前提，而非行政处罚应在记分周期内作出。因此，上述三个期间相互独立，周思毅认为特勤大队未在记分周期作出处罚决定超过了处罚时效，亦是对法律的误读。本案中，周思毅的违法行为一经发生便即时被电子警察发现并记录，故不存在二年内未被发现而超过处罚时效的情形。本案争议的实质是特勤大队作出的行政处罚是否超过了处罚期限。《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规定：“对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行为，当事人应当及时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该规定第四十九条规定，对违法行为事实清楚，需要按照一般程序处以罚款的，应当自违法行为人接受处理之时起24小时内作出处罚决定。该规定第四十二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处罚的，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被处罚人。因此，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处罚期限依法从违法行为人接受处理之时起算，适用简易程序处罚的，交管部门应在违法行为人接受处理时当场作出处罚决定，并交付处罚决定书。本案中，周思毅到特勤大队处接受处理后，特勤大队当场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并向周思毅交付了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综合《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向社会提供查询”以及第五十条“当事人应当及时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的规定，主动查询违法记录并到交管部门接受处理是驾驶人的义务，在特勤大队已提供查询的情况下，周思毅将自身未及时履行义务导致的反复违法后果归责于特勤大队，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全面掌握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熟记交通规则亦是驾驶人的法定义务，周思毅以其对交通规则和相关法律规定掌握不全为由，认为应免予处罚的主张实属无理。被诉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亦无不当。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于2017年5月2日作出（2016）鄂0105行初100号行政判决：驳回周思毅的诉讼请求。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15日作出（2017）鄂01行终365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周思毅申请再审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在两被申请人未予答辩，且未开庭审理的情况下即行判决，违反诉讼程序。请求再审撤销原一、二审判决，确认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违法并予以撤销。本院认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特勤大队有权对其通过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发现的交通违法行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2016年5月2日8时21分，周思毅驾驶其所有的车牌号鄂Ａ×××××0的灰色五菱牌小客车行驶至武汉市武昌区和平大道新生路口时逾压白实线，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特勤大队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条，《武汉市实施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三项规定，对周思毅作出罚款200元、记3分的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罚适当。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特勤大队已将被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周思毅的上述违法行为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并通过其官网向社会提供查询，已尽到通知义务。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二条、第五十条规定，特勤大队对周思毅的涉案交通违法行为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处罚，符合法律规定。武汉市交管局的复议程序合法。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一百零一条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二审行政案件，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对方当事人对上诉状不予答辩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因此，二审法院在两被申请人未予答辩且未开庭审理的情况下即行判决，并不违反诉讼程序。原审判决驳回周思毅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周思毅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周思毅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周思毅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李玉高审 判 员 韩 黎审 判 员 徐 冰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梁 颖书 记 员 汪 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