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黑10民终3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东宁县三岔口朝鲜族镇东星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东宁县三岔口镇。
法定代表人：朴相振，该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富，黑龙江牡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金海生，男，1978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东宁县三岔口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恩东，黑龙江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东宁县三岔口朝鲜族镇东星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东星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金海生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东宁市人民法院（2016）黑1024民初6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东星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朴相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富，被上诉人金海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恩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东星村委会上诉称：请求二审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理由是：1.本案马文天的行为系个人行为，不是职务行为，因此上诉人不应承担责任。2.本案诉争合同不是上诉人签订的，是马文天个人所签，上诉人也未收到承包款。3.本案诉争的耕地为他人所有，故马文天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4.马文天收到承包款后逃逸，其行为已经构成犯罪，案件应当移送公安机关。
金海生答辩称，1.从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内容来看，合同中明确标明防止土地流失，我村所有土地村委会统一管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在村委会协商并签订的承包合同，也是在村委会交付的承包款，故马文天在甲方处签字是代表村委会的职务行为，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建立了土地承包合同关系。2.上诉人已实际收到该土地承包款，签订合同当日，被上诉人将土地价款交付给马文天所代表的东星村委会，并出具收据。上诉人抗辩村委会没收到该款的理由不能成立，即便马文天没有将该款实际交付上诉人，那也是上诉人的内部问题，上诉人也应承担马文天作为村委会代表所带来的法律责任和后果。3.原审法院认定合同有效应予解除，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土地合同不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所以该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即便上诉人发包的土地系他人土地，也不影响双方合同的成立，客观上仅仅是无法实际履行的问题。没也就是说，是上诉人违约的问题，根据合同法94条，合同一方根本违约，守约方可以解除合同。4.上诉人称马文天涉嫌犯罪仅仅是主观认为，并没有证据证实。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金海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解除原、被告签订的水田承包合同，返还承包费97500元并赔偿损失21060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认定事实：2013年12月2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水田承包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将本村西北方的50亩水田地承包给原告，承包期限五年。合同签订当日，原告以每亩650元的价格交付了三年承包费97500元，由马文天在合同甲方处签字，并为原告出具收据。2013年至2014年5月，马文天任三岔口朝鲜族镇东星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职务。2014年春季原告准备耕种时，被告之该土地已为他人所有，原告未在其承包的该土地上进行过耕种，被告亦未实际交付承包地为原告使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外人马文天系时任被告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其与原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及出具收据的行为属职务行为，该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对原、被告双方具有约束力。原告依约向被告交付了承包费，依法享有流转土地的承包权。被告收取承包费后，未将承包土地交付原告进行耕种，从而使原告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原告要求解除与被告签订的水田承包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97500元承包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的损失问题，结合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本院酌定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3162.5元（自2013年12月29日起按月利息5厘标准计算至2016年3月29日止），原告诉讼请求超出上述确定的数额，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金海生与被告东宁县三岔口朝鲜族镇东星村民委员会于2013年12月29日签订的水田承包合同；二、被告东宁县三岔口朝鲜族镇东星村民委员会返还原告金海生交纳的承包费97500元及赔偿经济损失13162.5元（自2013年12月29日起按月利息5厘标准计算至2016年3月29日止），合计110662.5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2016年3月29日以后的利息按月利息5厘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驳回原告金海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71元，减半收取1335.5元，由被告东宁县三岔口朝鲜族镇东星村民委员会承担1246元，由原告金海生承担89.5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东星村委会提交金海生与许英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一份、许英福出庭证言和刘光伟与上诉人协议书一份。旨在证明：争议土地实际的承包权人是许英福，是许英福委托马文天帮助转包，金海生在2014年以前就耕种该土地。2014年许英福和金海生重新签订承包合同的原因是，马文天收到承包款后没有转交与许英福，所以双方另行签订合同，并由被上诉人再另行支付许英福承包款。所以金海生明知该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为许英福而不是东星村委会。而且另案中刘光伟放弃判决书的执行。被上诉人金海生提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一份、收据一份、民事判决书一份。旨在证明：2014年1月28，日马文天代表东星村委会与案外人刘光伟签订了土地承包流转合同，收取了刘光伟的土地承包费6万元，后因该土地发生与被上诉人同样问题，致使刘光伟没有实际耕种该土地，起诉至东宁法院，法院判决认定刘光伟是与上诉人建立合同关系，应将收到的承包费返还，故马文天的行为是代表村委会的职务行为，刘光伟的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主审人为双方当事人对证据的形式要件无异议，且能够相互印证，对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同时还查明，因东星村有部分村民出国，故将耕地交由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马文天代管，由马文天将耕地租与他人耕种，收取承包费后，马文天再将承包费交于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在2013年12月29日之前，金海生曾以此种方式租种包括许英福耕地在内的东星村村民土地多年，而马文天也是将收取的承包费交给了许英福等人。2013年12月29日，本案诉争合同签订后，马文天并未将承包费交于许英福，许英福因未收到承包费故阻止金海生继续耕种土地，后经朴相振代表村委会沟通协商，许英福与金海生重新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将诉争合同中的32亩耕地转包与金海生，金海生每年向许英福支付转包款1.95万元，转包期限为三年。2016年案外人刘光伟以与本案相同事实起诉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返还承包费及损失7.248万元。2016年9月9日，东宁市人民法院作出（2016）黑1024民初614号民事判决，判决上诉人返还刘光伟承包费及损失6.78万元。2016年11月3日刘光伟与上诉人签订协议书，约定刘光伟放弃对（2016）黑1024民初614号民事判决的执行，今后刘光伟与东星村委会没有任何法律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马文天与被上诉人签订水田承包合同并收取9.75万元承包款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根据许英福的出庭证言和法庭调查情况，本案纠纷产生的背景是，因东星村部分村民出国土地闲置，所以村民将耕地交给时任东星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马文天代管，由马文天将耕地转包与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耕种人，马文天收取转包费后再将费用交于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而金海生等耕种人也是在知晓马文天的职务后才与马文天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并履行合同多年。直到2014年1月前后，马文天收取转包费后并未将费用交于许英福等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才产生的本案纠纷。根据上述背景及社会常识可以认定，许英福等人将耕地交于马文天代管是基于其是东星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身份，而且村委会也具有代管村民耕地的职能。同理，金海生等人作为外村村民能够到东星村承包耕地也是基于马文天的身份。综合，前期合同的履行情况，可以认定马文天与金海生在2013年12月29日签订水田承包合同并收取9.75万元承包款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即东星村委会应当为马文天的职务行为承担责任。至于马文天将承包款据为己有的行为无论是否构成犯罪并不影响本案诉争合同的效力，即上诉人在承担责任后可向马文天追偿。
综上所述，东宁县三岔口朝鲜族镇东星村民委员会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13元，由上诉人东宁县三岔口朝鲜族镇东星村民委员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仲斌
审判员 姜云虎
审判员 毕 旭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四日
书记员 苏丽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