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辽02民终6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殿勇。委托代理人：周柏霖。委托代理人：邹长坤，辽宁善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世君。委托代理人：车启麟，大连普兰店市仁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华海造船（大连）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普兰店市炮台镇。法定代表人：孙明善，经理。王世君诉周殿勇、华海造船（大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普兰店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22日作出（2014）普民初字第886号民事判决。王世君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以原审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依据不足为由，将案件发回重审。原审法院重新审理后，于2015年10月28日作出（2015）普民初字第2497号民事判决。周殿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周殿勇的委托代理人周柏霖、邹长坤，被上诉人王世君及其委托代理人车启麟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华海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世君在原审时诉称：2010年8月20日，瓦房店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华海公司给付我鸡舍工程款314539元。此案执行期间，华海公司查无下落。2013年7月25日，瓦五铁路项目动迁，周殿勇获得补偿16977199元，包括我所建造的两栋鸡舍。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一）》）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规定，请求判令周殿勇给付工程款314539元，并加倍支付三年迟延债务利息12万元。原审法院查明：2006年9月11日，王世君同华海公司签订在周殿勇家建鸡舍工程的协议，后因工程款的支付产生纠纷，王世君将周殿勇及华海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起诉至瓦房店市人民法院，瓦房店市人民法院作出（2009）瓦民初重字第287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华海公司支付王世君鸡舍等工程价款314539元。华海公司提起上诉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大民二终字第15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3年7月25日，普兰店市人民政府炮台街道办事处与周殿勇签订瓦五铁路项目动迁补偿协议，对周殿勇位于炮台街道车甸村的地上附着物补偿16977190元，该笔补偿款已由周殿勇领取，该笔补偿款中包括王世君同华海公司签订合同建造的鸡舍补偿款314539元。2014年6月27日，周殿勇及其妻子沙淑琴与华海公司签订《确认书》，确认华海公司拖欠周殿勇的租金、借款等债务共计371334元，与华海公司参建部分鸡舍应分得补偿款314539元抵销。原审法院于2015年5月20日在华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明善家中对其调查，孙明善自认其确实与周殿勇、沙淑琴签订了该《确认书》，以其参建的鸡舍补偿款314539元抵销其应付周殿勇、沙淑琴的欠款。原审法院认为：债权人代位权是指当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时，债权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债务人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以保障自身的权利。瓦房店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09）瓦民初重字第2875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0）大民二终字第154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华海公司应支付王世君建造鸡舍工程款314539元，故王世君对华海公司享有314539元的债权。根据周殿勇同华海公司于2014年6月27日签订的《确认书》可见在瓦五铁路项目动迁中涉及到王世君依据同华海公司签订的合同所修建的鸡舍，该鸡舍的动迁补偿款314539元，是属于华海公司在此次动迁中应分得的补偿款，该笔动迁款由周殿勇领取，周殿勇在领取该笔补偿款后有义务将其支付给华海公司，但周殿勇并未履行其义务，华海公司亦没有主动向周殿勇追索该笔动迁款，华海公司的行为明显损害了王世君的合法权益。因此，王世君提起代位权之诉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周殿勇辩称其与华海公司之间已经签订了《确认书》，就该笔314539元的动迁补偿款同华海公司欠周殿勇的租金及借款之间互相抵销，周殿勇同华海公司之间已经不存在到期债权，并以此为由抗辩王世君的代位权之诉。本案中，周殿勇于2014年6月4日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诉讼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定于2014年6月30日开庭审理，该抵债确认书则是在开庭前的2014年6月27日由周殿勇及其妻子沙淑琴同华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明善签订的。根据上述时间可见，周殿勇同华海公司签订确认书的时间是在王世君已经提起诉讼，作为次债务人的周殿勇已经收到起诉状及法院开庭传票后。周殿勇在明知王世君已经提起代位权之诉仍然同华海公司签订《确认书》以抵销其与华海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明显损害了王世君的合法权益，存在逃避诉讼，规避法律的故意，周殿勇以此为由抗辩，不予支持。对于王世君要求加倍支付3年迟延给付的欠款利息12万元一节，因其已经超过了周殿勇对华海公司所负债务数额，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原审判决后，周殿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王世君的全部诉讼请求。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华海公司对我不享有到期债权，我在原审时已提交了《确认书》，证明因依法行使抵销权后到期债权不复存在，王世君提起代位权诉讼不具备法定条件；2、王世君基于（2009）瓦民初重字第2875号民事判决已向瓦房店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且在本案首次作出一审判决后又申请恢复执行该判决，执行法院未就此案作出中止或终结执行裁定，且华海公司未到庭，无法核实该笔债权的实际履行情况；3、原审法院对我提出的权利消灭抗辩未予支持。本案的焦点是《确认书》是否合法有效，孙明善自认其确实与我及沙淑琴签订了《确认书》，显然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抵销互负到期债务，是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民事权利，至于何时行使抵销权，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王世君起诉及我收到开庭传票的情形并不妨碍行使债务抵销权，《确认书》应作为有效证据采信；4、我在本案中提出债务因抵销而消灭的抗辩，原审法院本应适用《合同法》第九十九条及《合同法解释（一）》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审查抗辩理由是否成立。原审法院对我提出的权利消灭抗辩未依法审查即作出不支持我抗辩的认定，明显适用法律错误，存在漏审情形。二、王世君不具备提起代位权诉讼的法定条件。华海公司对我不存在到期债权，所以，王世君不具备提起代位权诉讼的法定条件，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三、原审判决诉讼费负担错误。王世君诉请包括314539元债务及12万元利息，原审仅支持其314539元款项，却判令我承担全部诉讼费用。被上诉人王世君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周殿勇与华海公司之间是恶意串通，《确认书》并未经过仲裁机关及审判机关的确认；2、华海公司拖欠我的工程款始终未履行，我对华海公司的债权已到期，周殿勇取得的动迁补偿款中包含我所建设的鸡舍补偿款；3、周殿勇应承担全部给付责任，所以应承担全部的诉讼费用。原审第三人华海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在本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周殿勇提交大连普湾新区炮台诚信养鸡服务站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及瓦房店市炮台镇诚信养鸡服务站与瓦房店市炮台镇车甸村签订的《合同书》各一份，证明周殿勇、沙淑琴与华海公司签订的《确认书》中，债权债务关系是真实存在的。被上诉人王世君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合同书》是伪造的。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虽均为原件，但《合同书》系案外人之间签订，真实性无法核实，故对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合同书》的真实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鉴于双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结合原审卷宗材料及二审当事人陈述，本院另查明如下事实：（2009）瓦民初重字第2875号民事判决生效后，王世君于2010年12月27日向瓦房店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1年6月7日，该院以华海公司无给付能力为由，作出（2011）瓦执字第327号执行裁定书，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14年9月9日，该院再次向华海公司下达执行通知书，要求华海公司于2014年9月16日前履行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但华海公司仍未履行。庭审中，周殿勇承认在签订动迁补偿协议之前，其已电话告知华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明善鸡舍要被动迁。2013年末，周殿勇领取补偿款16977190元，该笔补偿款中包括华海公司的鸡舍补偿款314539元，但周殿勇未向华海公司支付该笔款项，华海公司亦未向周殿勇主张该笔补偿款。2014年2月25日，王世君向普兰店市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2014年6月4日，该院向周殿勇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6月27日，周殿勇及其妻子沙淑琴与华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明善签订《确认书》，以华海公司参建部分鸡舍应分得补偿款314539元抵销华海公司应付给周殿勇同等数额的欠款。本院认为：《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合同法解释（一）》第十三条规定：“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是指债务人不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到期债务，又不以诉讼方式或者仲裁方式向其债务人主张其享有的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致使债权人的到期债权未能实现”。本案中，根据（2009）瓦民初重字第2875号民事判决及（2010）大民二终字第1545号民事判决，法院已判令华海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王世君鸡舍等工程价款314539元，可见，王世君对华海公司的债权已通过生效判决确定，合法有效；因华海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王世君已于2010年12月27日向瓦房店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截至2014年2月25日（即王世君提起本案诉讼之日），债务人华海公司仍未履行义务，可见债务人华海公司的债权已到期且未履行；华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明善在周殿勇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之前即知晓鸡舍要被动迁，周殿勇亦承认其领取的拆迁补偿款中包含华海公司的鸡舍补偿款314539元，因此华海公司对周殿勇享有债权，但华海公司迟迟未以诉讼或仲裁方式向其债务人（即周殿勇，本案中为次债务人）主张该到期债权，已对王世君的利益造成损害；华海公司对周殿勇享有的债权亦不属于《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故王世君作为债权人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符合《合同法解释（一）》第十一条规定的条件。原审法院对王世君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对其诉请中超过次债务人（周殿勇）对债务人（华海公司）所负债务额的部分未予支持，符合《合同法》及《合同法解释（一）》的相关规定。关于周殿勇上诉所称的其与华海公司已行使抵销权、《确认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华海公司对其不享有到期债权、原审法院对其提出的债权异议抗辩未审查等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合同法解释（一）》第十八条规定：“在代位权诉讼中，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债权人主张”，代位权制度的设立，是为保全和便利债权实现之需要，其行使不能以牺牲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因此，周殿勇作为次债务人可以依法进行抗辩。但是，在进入代位权诉讼以后，债务人（本案中为华海公司）对其债权的处分权受到限制，债务人不得再就其被主张代位的权利进行处分，意即其无权在债权人行使代位权以后与次债务人达成处分其债权的协议，次债务人也不能以此为由对抗债权人，否则便属于逃避诉讼和规避法律的行为。换言之，在债权人行使代位权以后，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达成债务和解协议或处分协议的，次债务人不能以此为由对抗债权人。具体到本案，在王世君2014年2月25日提起代位权诉讼以后，华海公司对其债权的处分权已受到限制，因此，周殿勇即使在2014年6月27日与华海公司签订《确认书》，债务互相抵销，周殿勇亦不得以此为由对抗债权人，故原审法院对其抗辩事由未予支持并无不妥，周殿勇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周殿勇上诉称王世君已向瓦房店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院未就此案作出中止或终结执行裁定，且华海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无法核实该笔债权的实际履行情况。本院认为，该上诉理由涉及代位权诉讼的必要性问题。诚然，代位权诉讼作为一种债的保全制度，其目的在于债权的保全，需要在债权人的债权有不能受偿的危险时才可行使代位权，如果债务人怠于行使其权利，但对于债权人的债权并无影响，法律就没有必要以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和干预债务人自由的代价而赋予债权人代位权。但本案的实际情况是，王世君自2010年12月27日申请强制执行，截至2014年2月25日其提起代位权诉讼，华海公司并未履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在本案审理期间，瓦房店市人民法院虽于2014年9月9日再次向华海公司下达执行通知书，但直至本案二审庭审辩论终结，尚无证据证明华海公司已履行义务，可见，通过强制执行已无法实现王世君的债权。故王世君提起代位权之诉具有必要性，周殿勇的此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周殿勇上诉称王世君不具备提起代位权诉讼的法定条件，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如上文所述，本院已对王世君提起代位权诉讼是否符合法定条件进行了逐一分析，此处不再赘述。关于周殿勇上诉所称原审判决诉讼费负担错误问题。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王世君在原审系按诉讼标的额434539元预交了案件受理费7668元，原审法院在判决支持其314539元款项的情况下，判令周殿勇承担全部诉讼费用显然不妥，故本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此予以调整。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周殿勇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对诉讼费用负担调整后，对原审判决结果予以维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766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668元，合计15336元，由上诉人周殿勇负担12036元，被上诉人王世君负担33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贾春雨审 判 员  王家永代理审判员  周欣宇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三日书 记 员  白 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