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赣11民终7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俊，男，1973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上饶县人，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委托代理人蔡璇，江西瀛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忠明，男，1969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江西省玉山县人，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委托代理人涂智勇，江西法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黄强，男，1972年3月1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人，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委托代理人胡蓉，女，系原审第三人黄强妻子。原审第三人胡蓉，女，1975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人，住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上诉人黄俊与被上诉人徐忠明、原审第三人黄强、胡蓉因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江西省铅山县人民法院（2016）赣1124民初7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俊及其委托代理人蔡璇、被上诉人徐忠明及其委托代理人涂智勇、原审第三人胡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俊的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排除被上诉人徐忠明对位于上饶市××步行街××号售货亭的强制执行，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依法改判确认该售货亭产权人为上诉人黄俊；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上诉理由为：1、本案属于标的物真实权利状态与登记的权利状态不一致情况下发生的执行异议之诉和权利确认纠纷，应当适用物权法第三十三条及物权法解释第二条作为裁判依据，但原审法院适用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依据法律推定的不动产登记公示主义驳回上诉人的诉请，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上诉人黄俊在一审中的举证程度足以推翻不动产登记证书内容，上诉人系诉争标的物的真实权利人这一主张应当得到法院支持。从出资角度而言，上诉人是诉争售货亭的实际出资人，因上诉人借用胡蓉名义购买资产，导致不动产登记内容与真实权利状态不一致，上诉人所提供的《售货亭出卖合同》、定金收据、房款收条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且与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全部吻合，足以证明上诉人系诉争标的物的实际出资人、购买人、权利人，且上诉人已经能够合理解释为何要以胡蓉的名义购买售货亭。上诉人黄俊享有诉争售货亭的全部产权，虽然在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共同购买售货亭协议》中约定第三人享有10%的产权，是因为当事人上诉人向第三人借款2万元用于购买售货亭，但在产权证办理后不久，上诉人就已经归还了该2万元，第三人对此事实是认可的。本案购买诉争售货亭时系2002年，当时的资金交易环境中，公民之间多数采用现金交易，不能因为上诉人无法提交银行汇款凭证而认定上诉人举证不能，银行转账凭证不是考量资金交易是否发生的唯一或必要条件。本案诉争售货亭自初始办证后，房屋主管部门拒绝办理任何产权变更手续，上诉人也曾多次向上饶市房地产管理局咨询本案售货亭产权过户问题，均被告知无法办理过户手续，不能因为上诉人多年未办理过户手续而推定上诉人是放弃产权或不拥有产权。3、上诉人主张系诉争标的物的管理者、受益者，并提供相应的证据，系在辅助和加强证明上诉人系所有权人的主张，一审法院未结合其他证据，割裂地、单独地理解该组证据，导致认定事实错误。4、不动产登记公示主义的意义在于对善意第三人的物权保护，维护市场的交易秩序。本案被上诉人徐忠明并不是善意的购买人，而是黄强、胡蓉之间债务纠纷的执行申请人，是一般地位的债权人，对其保护的程度不能超过善意第三人，不能超过真实的物权人。5、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第三人的共同购买售货亭内部协议，是另一种民事合同关系，可以依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另行处理”是对本案法律关系的理解错误，适用法律错误。6、上诉人在一审中举示的全部证据，一审判决书未作认定，未发表是否采纳的审判意见，更未阐述是否采纳的理由，不符合证据规则。故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徐忠明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依法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黄强、胡蓉述称，争议的售货亭是上诉人黄俊所有。黄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位于上饶市××步行街××号售货亭为原告所有，立即停止对该岗亭的强制执行，并解除查封扣押，由被告及第三人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9月10日，信州区人民法院依被告徐忠明申请作出了（2015）信民诉前保字第47号保全裁定书，查封第三人胡蓉名下的产权证号为3016826的售货亭。2015年11月23日，信州区人民法院就被告徐忠明与第三人黄强、胡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2015）信民一初字第21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黄强、胡蓉归还徐忠明借款本金7,920,223.98元及利息。2015年12月22日，徐忠明向信州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6年4月11日，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赣11执监5号执行裁定书，指定由铅山县人民法院执行徐忠明与黄强、胡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6年4月15日，一审法院立案执行该案。2016年5月24日，原告黄俊以其系诉争售货亭的实际所有人为由提出案外人异议，要求中止对诉争售货亭的强制执行。2016年5月3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赣1124执异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黄俊的异议。原告不服，于2016年6月2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提出上述诉讼请求。另查明，原告黄俊与第三人黄强系兄弟关系，第三人黄强、胡蓉系夫妻关系。2002年1月21日，第三人胡蓉与上饶市建设局签订了《售货亭买卖合同》，购买位于上××步行街亚细亚大楼门口售货亭，价格为200,000元。2002年1月25日，上饶市房地产管理局颁发了房权证上饶市字第××号产权证书，登记房屋所有权人为“胡蓉”，使用年限30年。2015年9月8日,原告黄俊以黄强、胡蓉为被告向信州区人民法院提起确认诉争售货亭所有权属诉讼。2015年10月23日，信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信民一初字第1945号民事调解书，确认黄强、胡蓉同意将坐落在上饶市信州区抗建路步行街亚细亚大楼门口售货亭的所有权全部归原告黄俊所有。2016年1月26日，信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信民监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黄俊与黄强、胡蓉（2015）信民一初字第1945号确权纠纷一案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2016年10月21日，信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赣1102民再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2015）信民一初字第1945号民事调解书。一审法院认为，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采取登记公示主义，不动产所有权以法定机构的登记为准，经依法登记的具有排他效力，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本案中，房权证上饶市字第××号的售货亭系不动产，经上饶市房地产管理局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为“胡蓉”，产权证上未显示有其他共有人，故房权证上饶市字第××号售货亭登记的所有人为胡蓉具有排他效力。原告黄俊在本案中提供的店铺租赁协议、视频资料、证人证言等证据，只能说明原告行使了诉争售货亭的管理权和收益权，难以证明其享有诉争售货亭的所有权；提供的2002年1月11日原告与黄强、胡蓉签订的《共同购买售货亭协议》及黄强、胡蓉出具的《收条》系原告与第三人的内部协议，只对协议双方发生约束力，而不动产登记对外具有公示效力，该内部协议不能对抗物权登记的外部公示效力。依据物权公示公信原则，胡蓉系房权证上饶市字第××号售货亭的登记所有人，故原告请求确认该售货亭为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与第三人的共同购买售货亭内部协议，是另一种民事合同关系，可以依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另行处理。一审法院执行局执行登记在被执行人胡蓉名下的房权证上饶市字第××号售货亭于法有据，原告要求停止执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黄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14元，由原告黄俊负担。二审中，上诉人黄俊向本院提交一份上诉人黄俊与案外人王海于2016年12月7日的通话录音，证明被上诉人徐忠明让王海作伪证未果后冒充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进行威胁。被上诉人徐忠明质证认为，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徐忠明向本院提交两份证据：一是诉争售货亭租户王海与被上诉人徐忠明的通话录音，证明王海是与第三人黄强签订的租赁合同；二是被上诉人徐忠明与信州区公安局民警的通话记录，证明王海是与黄强签订租赁合同。上诉人黄俊质证认为，对证据一客观形式的真实性认可，但对通话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录音中王海提到付过一笔租金给黄俊，根据一审中黄俊提供的证据证明，该付款时间是在2014年12月29日，时间是在黄俊和黄强确权调解书生效之前一年，因此否认了王海陈述看到调解书后才与黄俊发生租赁关系的内容；对证据二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来源不明确，即使谈话人是办案的民警本人，其也无权就民事行为中的事实做任何无依据的发言，被上诉人欲实现证明目的应当申请谈话人出庭作证。原审第三人黄强、胡蓉对被上诉人徐忠明提供的证据不予认可。原审第三人黄强、胡蓉在二审期间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认证认为：对双方提供的证据均属于录音资料，在通话相对方未出庭作证、接受法庭质询的前提下，不能确认证据形式的真实性和通话内容的真实性，故本院均不予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二审认定的事实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即上诉人黄俊）执行异议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主要在于案外人就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且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上诉人黄俊主张其系诉争售货亭的所有权人，应当排除强制执行。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应为上诉人黄俊是否系诉争售货亭（即执行标的）的所有权人，如其系所有权人，则本案异议成立，反之则异议不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薄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故上诉人黄俊应当就不动产权登记证书不真实和其为诉争售货亭的真实所有权人承担举证责任。一审法院仅依据物权公示原则进行裁判，理由不充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由于我国不动产物权采取登记公示主义，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即为记载的的权利人被推定为不动产物权的享有者，这种推定体现了国家公权力对不动产权属的介入，且维系着交易安全，故要否定不动产登记薄作为不动产物权归属的证明力，只有在相对方所提供的证据在证明其为不动产物权权利人具有高度可能性且不动产登记薄上记载确有错误等待证事实方面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足以让法官产生逻辑必然性的心证时才可达成。鉴于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不仅仅是主张真实权利人与登记权利人之间的内部关系，还涉及登记权利人与其债权人之间的外部关系，且主张真实权利人（上诉人黄俊）与登记权利人（原审第三人胡蓉）具有特殊利害关系（黄俊与黄强系兄弟关系、黄强与胡蓉系夫妻关系），故在本案中，应当对上诉人黄俊否定不动产登记薄记载权属事项的主张应当苛责更多的举证责任，并应限制原审第三人黄强、胡蓉的自认原则适用。上诉人黄俊在一审中提供的其向上饶市供销合作联社缴纳商铺租金的收据复印件、与上饶市供销合作联社签订的《补偿协议书》、股票账户信息等证据，系上诉人与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上诉人所提供的自来水开户信息及缴费通知单，不能证明用户就是本案诉争售货亭，且缴费单仅有一份，没有连续性。上诉人提供的与黄强、胡蓉签订的《共同购买售货亭协议》、其向房管局交付2万元定金收据、黄强、胡蓉出具给上诉人的《收条》等证据，欲证明其系诉争售货亭的实际出资人及所有人，本院认为，一、上诉人黄俊向房管局交付定金在前，与黄强、胡蓉签订《共同购买售货亭协议》在后，上诉人黄俊交付定金的行为不能证明其为房屋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主体。二、《共同购买售货亭协议》、《收条》均系发生在上诉人黄俊与原审第三人黄强、胡蓉之间内部发生，且《收条》当事人自认系在2014年补签，难以考证这两份材料的真实性。三、即使《共同购买售货亭协议》、《收条》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两份材料表明上诉人黄俊与黄强、胡蓉之间约定诉争售货亭为按份共有，与上诉人黄俊另案起诉黄强、胡蓉确权诉讼中的主张吻合，现上诉人黄俊又主张诉争售货亭为其单独所有，只是借用胡蓉名义购买，上诉人的陈述前后不一。四、上诉人黄俊提供的2002年1月9日《收据》系复印件，且上诉人陈述系向“房管局”交付，而原审第三人胡蓉系与上饶市建设局签订《售货亭卖买合同》，两者无法确定是否指向同一售货亭买卖合同关系。五、上诉人黄俊在一审中陈述在2008、2009年左右要求过户，系因房屋主管部门原因不能过户，就该陈述，上诉人黄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且根据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2016）赣1102民再3号民事判决书记载：“原审原告（黄俊）诉称…后原告一直与被告协商将房屋产权变更至原、被告三方按份共有，却始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故就诉争售货亭长期未能办理过户登记的陈述，上诉人黄俊的陈述存在前后不一。上诉人黄俊还提供了部分《租赁合同》和售货亭承租人的证言，欲证明其享有标的物的管理、收益权利，对其系标的物的所有权人这一证明目的进行佐证。本院认为，上诉人黄俊提供了其与案外人“蔡玲”于2005年3月10日签订的《店面出租协议》，出租期限为2005年3月15日至2007年3月15日，而其申请出庭的证人林某、柯某证明她们是该期间的出租人，且两位证人都陈述与上诉人黄俊签订过租赁合同，两位证人对租金的陈述也存在不一致之处，故上诉人黄俊提供的该部分证据本身就存在矛盾之处。同时，即使以上诉人黄俊的名义将诉争售货亭进行过出租，也不排除存在房屋所有权人委托其进行出租的可能。综上，就上诉人黄俊系诉争售货亭的所有权人这一待证事实，上诉人黄俊所提供的证据未能排除合理怀疑，未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程度，故上诉人黄俊要求确认诉争售货亭为其所有并排除对该售货亭的强制执行，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514元，由上诉人黄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赖 晓审判员 聂晓红审判员 李少琴二〇一七年七月七日书记员 刘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