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4）深中法行终字第4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信清，男，汉族。委托代理人潘喜森，男，汉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龙珠大道龙井路段，组织机构代码007545038。法定代表人罗若锋，该所所长。委托代理人詹婷，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信清因诉被上诉人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4）深南法行初字第234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1991年11月被告将车牌号为广东02／11443小轿车由原车主深圳市小梅沙度假营过户至中外科技经济深圳开发公司吴信清名下，核发的机动车行驶证上载明的车主为“中外科技经济深圳开发公司吴信清”，但被告的电脑资料中没有及时更改车辆属性，仍然显示为公车。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向被告查询涉案的车牌号为广东02／11443的丰田牌小轿车车辆信息。1992年3月23日，被告档案科出具一份手写字条，内容为：现已查明广东02／11443丰田牌右方向、白色小轿车的车主是“中外科技经济深圳开发公司”，落款日期为“92.3.23”，并加盖长方形“深圳市公安局车辆管理业务章”。上述手写字条复印件加盖有“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复制材料专用章”。1992年3月23日，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作出（1992）昌经字第10号扣押命令：对中外科技经济深圳开发公司的丰田牌小轿车（车牌号为广东02／11443）予以扣押。同年3月27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协助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了上述扣押命令，扣押了车牌号为广东02／11443的车辆。1992年3月30日，被告档案室在中外科技经济深圳开发公司出具的证明材料上手写以下内容：现已查明广东02／11443号小轿车是私家车，车主是“中外科技经济深圳开发公司吴信清”。落款为“车管所档案室”，并加盖了业务章。上述材料复印件加盖有“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复制材料专用章”。1992年4月7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作出《关于协助武昌法院对中外科技经济深圳开发公司进行财产保全执行情况的建议函》，该函内容为：该院在协助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1992）昌经字第10号民事裁定书，扣押了车牌号为广东02／11443的车辆后，吴信清到该院诉称该扣押的车辆属其个人财产，并出示相关证据。1992年3月29日，该院派员就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属谁的问题，走访深圳市车辆管理处，该管理处档案室张科长表示，向王某某同志出具的证明，纯属经办人的工作失误，当时只看该车档案封面的栏目，而未查阅档案具体内容，故出具了证实该车是中外科技经济深圳开发公司的车辆证明。对此，该院干部认真翻阅了该车档案，并复印有关该车的转户材料，证实该车是由吴信清向深圳小梅沙青少年度假营以人民币23万元现金购买过来的，现把有关的证据材料（复印件）附上一并随函。建议贵院对原财产保全裁定书的裁定给予复议、更改。附：汽车卖主写给车管科证明、汽车销售发票、车管科出具的证明以及该车执照复印件各一份，一并付出。抄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1992年6月24日，被告档案室出具一份手写材料，内容：现已查明广东02／11443丰田、白色小轿车的车主是“中国中外科技经济深圳开发公司吴信清”。该车属私家车。特此证明。落款“车管所档案室九二年六月二十四”，并加盖了业务章。上述手写材料复印件盖有“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复制材料专用章”。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于1992年作出（92）武区法黄经字第12号民事决定书，内容为：中外科技经济深圳开发公司向该院提供涉案车辆系私人财产的证据，要求对涉案车辆属权提出申请复议。该院经审查，认定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仍属中外科技经济深圳开发公司，驳回中外科技经济深圳开发公司的申请。1992年12月12日，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作出（92）武区法执字第367号民事裁定书，称“原告武汉市四药厂诉被告中外科技经济深圳开发公司货款纠纷一案已于92年7月22日审理终结。现（92）武区法黄经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中外科技经济深圳开发公司拒不履行法律文书规定的义务。武汉市四药厂提出申请执行，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3条规定，裁定如下：将扣押的中外科技经济深圳开发公司广东02／11443丰田牌小轿车变卖22万元抵偿货款、利息、经济损失206328.36元，承担案件诉讼费4088元、执行费实际执行支出费9583.64元，共计22万元。”1995年4月7日，被告出具《证明》，内容为：经查广东02／11443号丰田小轿车原属深圳市小梅沙渡假营公车，于1991年11月6日转让给中国中外科技经济开发公司吴信清，注册为私家车。因在办理过户手续过程中，由于电脑员失误，当时只改了电脑资料的单位名称这一栏，没有更改车辆属性（公改为私）。后经查阅档案，发现档案资料和电脑资料有出入，于1992年6月18日将该车的属性更正为私。特此证明。（附：广东02／11443号深圳市车辆管理所机动车辆资料）。该份证明盖有深圳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公章。2013年11月19日，被告收到原告的行政赔偿申请，请求被告赔偿其丰田小轿车一辆，价值22万元，利息2561550元，上访差旅费、误工费30万元（从1992年9月至2013年10月止），三项合计3081550元。2014年2月13日，被告作出深公交车行不赔字（2014）0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认为其于1991年11月6日将广东02／11443丰田小轿车（原车主登记为深圳市小梅沙度假营的公车）转移登记至中外科技经济深圳开发公司吴信清名下，车辆属性应为私车，但当时由于电脑员操作失误，没有更改车辆属性，因此电脑资料显示属性仍为公车。其自行纠正错误而出具正确的车辆属性证明后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仍将原告的私车作为标的物予以执行，导致原告财产损失的是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的司法行为。且原告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1992年3月27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协助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扣押涉案车辆时，原告已知该扣押行为侵害其合法的财产权益，因而迟至2013年11月19日申请国家赔偿于法无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五条和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被告决定对吴信清不予赔偿。2014年3月13日，被告将上述决定书送达原告。原告不服，遂诉至法院。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二）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的程序，适用本法刑事赔偿程序的规定。”本案中，涉案车辆是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在案件执行过程中，作为执行标的物予以裁定变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告不是导致原告财产受损的赔偿义务机关，原告要求被告对其进行行政赔偿，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被告作出的深公交车行不赔字（2014）0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并无不当，法院予以支持。对原告要求撤销“深公交车行不赔字（2014）01号行政赔偿决定书”及责令被告赔偿原告丰田小轿车车款本金、利息、原告上访所花费的差旅费及误工费、律师费合计人民币3372194元之诉讼请求，法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第三十八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吴信清的全部诉讼请求。上诉人吴信清不服该判决，向本院上诉。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审错误行政赔偿判决；2.请求依法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3.请求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的判决全部错误，对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都不得罪，冠冕堂皇的对事实证据不能正义地指出及认定，引用无任何关系的法律文书，公、检、法本是一家，再有错误也不能帮外人，个人告公安早就料到是败诉。恳请贵院注意的是：一审法院确认“1992年3月23日，被告（被上诉人）档案科出具一份手写字条，内容为：现已查明广东02／11443丰田牌右方向、白色小轿车的车主是‘中外科技经济深圳开发公司’，落款日期为‘92.3.23’，并加盖长方形‘深圳市公安局车辆管理业务章”’以及“1992年3月23日，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作出（1992）昌经字第10号扣押命令：对中外科技经济深圳开发公司的丰田牌小轿车（车牌号为广东02／11443）予以扣押。同年3月27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协助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了上述扣押命令，扣押了车牌号为广东02／11443的车辆”根据上述一审法院确认的事实，可以确凿无疑地证实：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正是基于被上诉人于1992年3月23日作出的有关涉案丰田小轿车（车牌号为广东02／11443）车主是“中外科技经济深圳开发公司”的证明文件，才作出裁定执行属于上诉人的私人财产的，正是由于被上诉人的严重错误，才导致了上诉人财产的重大损失，上诉人该损失结果是多种原因造成的，而根据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确认的事实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严重的“工作失误”是才导致上诉人财产重大损失的关键原因！因此，被上诉人依法应当向上诉人赔偿损失。可见，被上诉人首先存在失误并作出错误证明且非法协助执行，导致上诉人车辆被扣，并当日已将车辆开去武昌。其次，在向武昌区人民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赔偿时，武昌区人民法院均要求调车辆档案。但被上诉人已把档案变为他人小车入户（根本不是搬家丢失档案，而是腐败警察把二千多个档案变卖入户了，公安局当时有处理意见），借口已找不到小车档案。为此，被上诉人“行政不作为，工作失误”导致上诉人车辆被变卖。到目前为止，武昌区人民法院要求上诉人提供涉案车辆档案原件，只有复印件或扫描件则因无法当庭质证而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如今，被上诉人因工作失误丢失上诉人涉案车辆的原始档案，直接导致上诉人合法权利无法主张，理应承担相关的行政责任，上诉人提起上诉前，已走访并主张自己权利二十几年，最高法院、省高院、中级法院、区法院及人大、公安、纪检、省政府等有关领导、新闻法律工作者和律师都建议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申请赔偿，请公正的法官能主持公道，不要认为公、检、法是一家，包庇他们的错误行为（车管所买卖车牌号、乱扣车、乱拍照，危害老百姓，腐败问题特别严重），这种法律不公正、模凌两可的判决，不会泛滥下去的，会得到遏制的。恳请贵院依法作出公正判决，支持受害人的全部上诉请求，依法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答辩称，一、被上诉人作出的不赔偿行政决定符合事实，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一）被上诉人从未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出具过任何关于涉案车辆的文件或者公文。（二）在武昌区人民法院下达裁定前，被上诉人已经及时出具了公函改正车辆的属性，证明了涉案车辆是私人车辆。（三）被上诉人及时矫正了错误，并未给上诉人造成任何损失。二、扣押、变卖车辆给上诉人造成损失的并非被上诉人，本案中涉案车辆是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在案件执行过程中作为执行标的物予以裁定变卖。被上诉人并不是导致上诉人财产损害的赔偿义务机关。上诉人应向武昌区人民法院提起国家赔偿才是正确的。三、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进行国家赔偿的要求已超出时效，不应得到法律支持。各方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已随卷移送本院。经审查，原审法院组织各方对已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原审已经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被上诉人1992年3月23日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证明涉案车辆属中外科技经济深圳开发公司公车，导致涉案车辆被扣押并变卖，该过程中未充分履行职责消除错误证明造成的影响，可认定其错误证明行为造成了上诉人财产损失，上诉人以被上诉人作为赔偿义务机关请求行政赔偿于法有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赔偿请求人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赔偿请求时效期间继续计算。”上诉人吴信清在知道被上诉人错误证明行为后即已经寻求被上诉人纠正，并通过中外科技经济深圳开发公司在执行案件中提出了异议，因此确定上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财产权的时间，至迟可计算至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92）武区法执字第367号执行案件执行终结。上诉人之后经历多次信访，但没有在赔偿请求时效内向被上诉人或人民法院提出赔偿请求，至2013年11月19日才向被上诉人请求行政赔偿，已经超过国家赔偿请求时效，且上诉人未举证主张存在被限制人身自由或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六个月内有不可抗力或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情形。被上诉人在行政赔偿决定书中已经依据上诉人超过赔偿请求时效的理由对上诉人不予赔偿，本院认为该理由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上诉人要求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小妮审 判 员  王成明代理审判员  王强力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书 记 员  ＸＸ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