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5）镜行初字第00040号
原告：李世芳，女，1935年3月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魏守峰，男，住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
委托代理人：黄远好，安徽铭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芜湖市镜湖区民政局，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
法定代表人：项冬鹏，局长。
出庭负责人：韦小宝，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徐宗保，安徽申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远芳，安徽申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世芳诉被告芜湖市镜湖区民政局行政管理行政给付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世芳的委托代理人魏守峰、黄远好，被告芜湖市镜湖区民政局副局长韦小宝，委托代理人徐宗保、王远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世芳诉称：原告系韦守法（已死亡）婶母，因韦守法早年父母双亡，其一直由亲叔父魏昌志及原告抚养成人，双方一直以父子、母子相称。后韦守法去芜湖市起重运输机床厂工作，对其亲叔父魏昌志及原告也履行了事实上的赡养义务，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抚养关系。2012年1月韦守法因故死亡，韦守法早年患有精神抑郁症，终身未娶，逝后无子女。原告2011年5月份生病卧床不起，后于2012年10月份病愈去看望其养子韦守法，获知韦守法已死亡，本人或委托子女曾多次去被告处交涉，要求继承遗产并希望被告转交韦守法同志的遗物，均无果。原告系韦守法生前事实上抚养人，是其唯一合法继承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依法确认被告不移交（韦守法）相关遗物的行政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移交原告之事实抚养人韦守法的骨灰寄存证等遗物。
原告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
1、原告身份证，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2、关于李世芳申请索要韦守法遗骨及遗产的答复意见，证明韦守法遗物现由被告保管，原告及家人多次请求移交未果；
3、2013年1月15日芜湖市公安局沈巷派出所、鸠江区沈巷镇人民政府民政办公室、鸠江区沈巷镇双坝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2013年5月18日六位村民出具的证明、2014年8月26日芜湖市镜湖区红星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红星社居委）出具的证明，证明韦守法已经死亡，韦守法父亲在其3岁时去世，韦守法由原告及原告丈夫抚养，原告是唯一合法继承人，且韦守法与魏守法系同一人；
4、墓碑照片，证明原告丈夫将韦守法当成自己的儿子，才会将韦守法的名字刻在墓碑上。
被告芜湖市镜湖区民政局辩称：首先，根据韦守发档案记载，其解放前靠父母帮工维持家庭生活，解放后靠母亲及继父工作生活，原告的丈夫与韦守发之间仅是叔侄关系，原告夫妇不是韦守发的法定继承人。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应当归国家所有，被告作为政府主管部门，保管韦守发的遗产，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起诉主体不适格，应依法驳回起诉。
被告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韦守发的档案材料【包括韦守发的职工登记表二份（1970年、1971年各一份）、吸收新工人（学员）登记审查表一份（1970年）、摘抄易良银的档案材料一份】，证明韦守发解放前靠其父母帮工维持家庭生活，解放后靠母亲和继父生活，自1954年起韦守发一直在芜湖市镜湖区范围内生活；韦守发的社会关系中，除叔父韦昌志外，还有舅父、姨父、姨母等亲属，其继父的档案材料证明当时相关部门只认可其与继父的关系，以上材料与原告所述不符；
2、寻人公告，证明韦守发去世以后，其所在的红星社居委于2012年2月10在芜湖日报上发布了寻亲公告，按程序进行了告知；
3、报告、财产明细清单、芜湖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证明红星社居委在韦守发去世后将有关财产上报并由被告代为保管；
4、被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问题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7条作为其暂时代为保管韦守发遗产的依据。
案经庭审举证、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韦守发的档案材料系其本人笔迹，但认为韦守发精神有问题，档案材料未能客观描述当时的真实情况，其不希望将自己不愉快的一面展现给别人，档案中两次提到叔父韦昌志，印证了1948年至1954年期间其一直在原告处寄养。被告既然知道韦守法的社会关系，其死亡后应当通知其亲属，当时沈巷属巢湖市管辖，原告看不到《芜湖日报》。原告未更改事实，而是尽可能还原事实，只是时间跨度太大，原告的回忆可能不是很正确，这是正常的，也更能说明原告所述的真实性。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其为本案的适格原告；对证据2中2013年5月18日村民出具的“证明”三性均不予认可，证明人的身份情况不明、内容不属实，韦守发是1953年离开原籍，村民如何证明其在1953年离开以后的事，韦守发的母亲在房管所做小工，属重体力活，并非体弱多病，其母1969年10月才去世，其继父1970年仍在世，当时韦守发的父母在城市有正当工作，其叔叔还在原籍务农，故该证明不属实；对2013年1月15日“证明”的内容有异议，盖章的三个基层组织如何知道一个1953年就离开原籍的人的资料，死者的档案材料中，名字一直是“韦守发”，未见其改名过程；对2014年8月26日“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仅能证明韦守发死亡的事实，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4，即使“韦守发”与“魏守发”为同一人，墓碑也仅能证明魏守发是魏昌志的侄子。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上证据作如下分析认定：被告提交的韦守发的档案材料系历史记录，全面客观记载了韦守发出生后的家庭生活、家庭成员及社会关系等情况，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材料证明韦守发去世后相关部门处理其后事情况，以上证据均具有客观真实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其中“关于李世芳申请索要韦守法遗骨及遗产的答复意见”、2014年8月26日的“证明”，具有客观真实性，但仅能反映原告曾向被告申请索要“韦守法”遗骨、遗产，并证明“韦守法”于2012年1月死亡的事实，不能达到原告的其他证明目的；2013年5月18日的“证明”，该证明中的证明人身份不明，且证明的内容与韦守发自己填写的档案材料不一致，对该份证明不予采信；2013年1月13日的“证明”，能证明“魏守法”的叔父是魏昌志、婶母是李世芳，“魏守法”后更名为“韦守法”，其他与韦守发档案材料记载不一致的内容不予采信。对证据4墓碑照片，只能证明“魏守发”系“魏昌志”的侄子，不能达到原告的其他证明目的。
经审理查明：死者韦守发出生于1946年1月，生前系芜湖市起重机器厂（原名称芜湖市矿山机械厂）退休职工，2012年1月，韦守发死亡。韦守发死亡后，其生前所在的红星社居委于2012年2月13日在《芜湖日报》上刊登寻人公告，希望其亲属在30个工作日内与社区联系，逾期将按国家规定处理其个人财产。因寻人未果，红星社居委将韦守发遗留财产等物品上报至被告处。
韦守发生前填写档案材料载明，其父亲于1950年病故，解放前靠父母帮工维持家庭生活，解放后靠母亲、继父（瓦工）工作生活。其母1953年到城市生活工作，1969年10月16日病故，病故前在房管所做工，生前负担韦守发的一切生活费用。1954年9月至1969年1月，韦守发在芜湖读书，1970年9月至芜湖市矿山机械厂当工人。在韦守发的社会关系中，其登记的亲属有叔父（韦昌志）、舅父、姨父、姨母等。其中：叔父韦昌志以种田为业，对其无影响，舅父于1941年被日本鬼子杀害，姨父、姨母现种田，无往来。庭审中，原告陈述其在1953年与魏昌志结婚。
本院认为：即使“韦守发”、“韦守法”、“魏守法”、“魏守发”为同一人，“魏昌志”与“韦昌志”为同一人属实，韦守发与魏昌志也仅为叔侄关系。韦守发档案材料全面完整记录了其出生至工作期间的家庭成员关系和社会关系，根据档案记载，韦守发的亲生父亲虽于1950年病故，但其母亲仍然健在，且于1953年即到城市工作生活直至1969年10月去世，期间韦守发的一切生活费用由其母亲负担。1954年韦守发在芜湖市上学时，原告夫妇仍在原籍务农。即使在1970年以后，韦守发在填写的家庭成员以外的社会关系中，其提及1941年就已经死亡的舅父，没有往来的姨父、姨母，也没有任何关于原告的记录。现原告主张其与韦守发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系韦守发的唯一合法继承人，与韦守发的档案记载及事实不符，本院对此难以采信。故李世芳不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其作为本案的原告并不适格，依法应予驳回其起诉。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李世芳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何 俊
审 判 员 王学忠
人民陪审员 吴健红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黄馨婉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