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榕民终字第30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斐琴，女，1948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委托代理人林峰，福建智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邹立琼。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建珍，男，1929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代理人周剑，系周建珍之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剑，男，1966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系周建珍之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菁，女，1970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上诉人袁斐琴因与被上诉人周建珍、周剑、袁菁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3）鼓民初字第32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原告袁斐琴与袁迎月是同胞姐妹。2001年3月30日，原告袁斐琴与袁迎月双方就父母遗产分割事宜签订一份《财产继承协议》，约定原告袁斐琴与袁迎月各半享受父亲袁永浩，母亲余花云坐落于诸暨市城关镇王三村建筑面积302.23平方米，占地面积384.55平方米的房产；总用地面积384.55平方米的二分之一归袁迎月所有（192.3平方米），其余192.25平方米归袁斐琴所有，房屋东首归袁迎月所有，西首归袁斐琴所有；该房在未动迁或征用前修建费用由袁斐琴出资袁迎月不出资，修建后出租，其租金归袁斐琴所有，如遇原地拆建，或大面积改造其费用由双方协商解决；房屋如遇国家或单位征用，双方同等享受有关规定的待遇等一切费用。同时协议还就房屋坐落、结构等进行了确认。2001年4月1日，原告袁斐琴与袁迎月就上述协议向诸曁市公证处办理了《继承权证明书》。2004年1月30日，原告袁斐琴夫妇与袁迎月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关于父母遗产房屋一事，按照公证书条款各半继承，鉴于袁斐琴家庭已经分成三户，根据市政府对被拆迁的有关政策可以补偿三户宅基地，因此袁斐琴家庭150平方米分给两儿子各75平方米，基余50平方米是袁迎月用袁斐琴的户口名义代为审批，如宅基地落实后转卖他人所得款项除购置不足部分土地成本外，袁迎月与袁斐琴两人各半分成。原告袁斐琴与袁迎月根据上述《继承权证明书》，向有关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被继承房产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2004年8月16日，诸暨市人民政府向袁迎月颁发了诸暨集用（2004）第902－2395号土地证，土地证载明土地使用人袁迎月，房屋坐落浣东街道王家湖三村，土地使用面积为151.1平方米。土地证未对原告袁斐琴与袁迎月继承分割协议的房屋具体分割进行确定。2012年上述房屋遇诸暨市人民政府征收，2012年10月4日，被告周建珍作为上述房屋的户主与诸暨市人民政府浣东街道办事处，诸暨市人民政府土地储备中心签订了《诸暨市城东新城建设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补偿项目有房屋补偿款、签约奖励、提前签约奖金、搬家补助、临时安置过渡费、装潢补偿、搬迁奖金、集体土地使用权补贴等，补偿款共计4173798元。同日被告周建珍向原告出具一张字据，字据言明：“家父遗产征收折现分配之事，经双方协商达成共识，按照各自土地使用证面积结算，为此周建珍本人愿意在自己份内划出85万元给袁斐琴，所有其他商铺款归袁斐琴所有。特立此据。确定实际金额为83万元。”后因原告袁斐琴拒绝配合被告周建珍向房屋征收部门办理房屋移交手续。房屋征收部门未向被告周建珍支付拆迁补偿款。此后被告周建珍向房屋征收部门出具委托书，委托被告周剑为其办理上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签约手续。2012年12月6日，被告周剑以被告周建珍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原告袁斐琴签订一份《协议书》，其主要内容为：原告袁斐琴与袁迎月分别继承父母遗产151.1平方米。袁迎月生前曾有遗言拟将其名下个人份额内的50平方米土地面积赠送给胞妹袁斐琴所有。现该屋遇到拆迁，袁斐琴夫妇坚决要求周建珍代行袁迎月生前的遗言。经双方协商，并参照此次拆迁补偿标准，由周建珍代行袁迎月生前遗言，从本次拆迁补偿款中赠送袁斐琴120万元。之前与本房产相关的赠送等有关协议一律作废。双方不追究其他事宜。协议签订后，原告袁斐琴协助被告与拆迁部门办理了拆迁房屋的交房手续，拆迁部门根据周剑的指令将本案的拆迁款转入被告周建珍的银行账户。被告周建珍收到上述拆迁补偿款后未按上述协议约定向原告支付款项，为此原告袁斐琴提起本案诉讼。2008年8月19日，袁迎月因病去世。
原审法院认为，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就本案而言，原告袁斐琴主张袁迎月将其继承的房屋中的50平方米赠送给其，并向诸暨市城关土地管理所出具一份书面说明。为此原告提交了一份袁迎月致诸暨市城关土地管理所的《说明》作为证据，但该证据系复印件，无原件印证，在被告周建珍、周剑予以否认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原告提交的“说明”落款时间为“2004年1月30日”，诸暨市人民政府向为袁迎月颁发其继承父母房产《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时间是2004年8月16日，《土地使用权证》所载明的土地使用面积仍为双方继承公证确定所分割的151.1平方米的面积。因此，原告袁斐琴关于袁迎月曾经向土地管理部门提交过将其自有的5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赠与给原告的“说明”的主张，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因原告主张袁迎月赠与的财产系不动产，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不动产的交付应以登记为标准。事实上至本案房产被有关部门征收时，袁迎月的土地使用证也没有进行过变更登记。即使原告袁斐琴所述的赠与属实，亦由于袁迎月与原告没有进行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而袁迎月赠与的财产并没有实际交付，据此原告关于袁迎月赠与其房产的主张依据不足。三、即使上述《说明》系真实的，但是根据落款时间与上述《说明》相同的袁迎月与原告袁斐琴夫妇签订的《协议》内容来看，双方协议约定袁迎月将登记在其名下的涉案土地使用权给袁斐琴，亦是双方规避有关规定，利用袁斐琴当地农村户口，由袁迎月借用袁斐琴名义向有关部门批地建房获取利益的行为，其无偿赠与也只是表面形式，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实际的赠与行为。同时双方的该协议未履行，亦不存在履行协议的分配问题。四、从原告提供的周建珍向原告出具的字据来看，字据是对双方共有房产拆迁时的具体分割，对共有房屋商业用房补偿款分配等进行确定，以及周建珍将自有房产中的部分房产拆迁补偿款赠与袁斐琴的承诺。从周剑以周建珍代理人的名义与原告签订的协议内容来看，协议是依据原告要求被告周建珍代行袁迎月遗言所签订，属于双方之间赠与协议。周剑受周建珍的委托前往诸墍市房屋拆迁部门办理本案拆迁的相关事宜，与原告协商拆迁补偿款的分配方案。周剑基于原告不满原周建珍所作承诺，在周建珍对原告所作承诺的基础上与原告协商并签订协议应属代理行为，其在委托权限内实施行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由委托人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上述被告的赠与协议未附随原告义务。经过本案审理以及庭审时当事人的陈述，本案赠与协议所述的袁迎月赠与原告房产的前提条件不存在。现被告撤销赠与，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为此原告依据与被告间赠与协议以及承诺要求让被告给付拆迁补偿款理由不足，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袁斐琴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15600元，由原告袁斐琴承担。
一审宣判后，原审原告袁斐琴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于2013年4月26日依法向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起诉，诸暨市人民法院立案后，因讼争房屋已拆迁，遂将案件移送至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管辖。2013年7月16日，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以遗赠纠纷受理立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却将案由变更为赠与合同纠纷。本案的诉讼标的即诸暨市东街道王家湖三村房屋50平方米，其所有权人是袁迎月，袁迎月有权处分自己的财产。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周建珍的委托代理人周剑于2012年12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及被上诉人周建珍2012年10月4日出具给上诉人的《纸条》看，周建珍在协议中处分的并不是自己的财产，他只是以袁迎月的遗嘱执行人的身份，执行袁迎月的遗嘱，将袁迎月个人的财产按遗嘱分配给受遗赠人袁斐琴。一审法院将讼争的法律关系变更为赠与关系是错误的。且上诉人在袁迎月死亡后，一直占用、使用其遗赠的房屋并在该房屋被拆迁时，积极主张权利，并和遗赠执行人即本案的被上诉人周建珍达成协议。上诉人并未作出任何放弃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故一审认定法律关系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周建珍根据2012年12月6日的《协议书》约定将袁迎月遗赠的诸暨市浣东街道王家湖三村房屋拆迁补偿款120万元支付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周剑对该款项的支付承担连带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周建珍答辩称：1、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变更案由为赠与，上诉人袁裴琴及其代理人均无异议，在其提供的诉状及答辩中提到的也均为赠与。2、被上诉人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袁迎月生前没有将名下5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赠给上诉人袁裴琴的事实。被上诉人周建珍、周剑也从未见过有任何的赠与或遗赠50平方土地使用权给上诉人袁裴琴的有效书面文字。3、被上诉人周建珍、周剑与上诉人袁裴琴签订的《协议书》和《纸条》都是基于上诉人袁裴琴的欺骗、胁迫误认为袁迎月生前有将其名下50平方土地使用权赠给上诉人袁裴琴这个前提下而做出的，该行为是无效的。4、袁迎月继承的房产，属于被上诉人周建珍与袁迎月夫妻共同财产。在办理房屋拆迁相关手续的过程中，被上诉人周建珍虽然有委托儿子周剑代办，但授权范围仅限于委托周剑“办理上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签约手续”。周剑与袁裴琴签订的《协议》超越了被上诉人周建珍委托权限，因此，上诉人袁斐琴与被上诉人周剑签订的协议是无效的。综上，答辩人认为，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请求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周剑答辩意见同周建珍。
被上诉人袁菁未作答辩。
经查，本案当事人在原审诉讼中提交的证据均已随一审案卷移送本院，本院认定的本案事实与原审法院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周剑以周建珍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袁斐琴于2012年12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有效及是否应当履行。对此，本院予以分析如下：首先，周建珍曾于2012年12月6日出具委托书，委托周剑代为办理征收补偿安置签约手续，但上述委托内容显然不包括委托周剑办理向袁斐琴赠与拆迁安置补偿款事宜，周剑以周建珍委托代理人的身份签订该《协议书》应属无权处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现权利人周建珍已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拒绝追认该《协议书》，因此，该《协议书》无效。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即使上述《协议书》经权利人周建珍追认后生效，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仍可以撤销赠与，因此，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周建珍作为赠与人仍可不予履行赠与行为。综上，本院确认本案案由为赠与合同纠纷，原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驳回袁斐琴关于要求周建珍、周剑依赠与协议给付赠与款项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确定的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600元，由上诉人袁斐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哲森
代理审判员 陈长灿
代理审判员 陈碧珍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陈秀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