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二中行终字第79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张鹏，男，1977年1月2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钟薇，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宋晓旭，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公安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东大街9号。
法定代表人王小洪，男，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亚梓，男，北京市公安局干部。
张鹏因诉北京市公安局政府信息公开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东行初字第13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鹏及其委托代理人钟薇、宋晓旭，被上诉人北京市�安局的委托代理人李亚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11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对张鹏作出市公安局（2014）第142号-答复告《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以下简称第142号告知书），主要内容为：“经查，你申请的内容为我局内部管理信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指应公开的政府信息。”
张鹏向一审法院诉称：其从媒体得知2010年初北京市公安局在全局推行执法记录仪制度，要求民警每次出警都必须使用执法记录仪记录出警过程，且北京市公安局专门制定了《现场执法记录工作管理规定（试行）》（以下简称《管理规定》）。其于2014年10月22日向北京市公安局提出了公开《管理规定》（如有更新文件也一并提供）的申请。但是北京市公安局于2014年11月5日作出第142号告知书，以申请的信息为内部管理信息为由不予公开。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向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了行政复议，但北京市人民政府认为其申请公开的《管理规定》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内部管理信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指应公开的政府信息，并维持了北京市公安局于2014年11月5日作出的第142号告知书。张鹏认为，北京市公安局和复议机关决定和维持不予公开《管理规定》不符合法律规定，理由如下：1、《管理规定》并不只关系到北京市公安局自身内部的管理问题，更多的涉及到了行政相对人、犯罪嫌疑人、利害关系人的人身、财产权利问题和行政及司法程序的合法性。2、执法记录仪由财政拨款，纳税人有权利知道使用情况。3、《管理规定》并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北京市公安局以《管理规定》为内部管理信息而不予公开没有法律依据。综上，张鹏请求撤销北京市公安局作出的第142号告知书并责令该局限期公开《管理规定》（如有更新文件也一并提供）。
北京市公安局辩称，2014年10月22日，张鹏以监督民警执法为由，申请公开北京市公安局制定的《管理规定》（如有更新文件也请一并提供）的信息，北京市公安局于2014年11月5日对其作出第142号告知书，并向其邮寄送达。2014年11月26日，张鹏向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5年1月5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维持了北京市公安局作出的第142号告知书。《管理规定》是北京市公安局为改进自身工作、实现自我规范和自我约束而制定的文件，属于内部管理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指应公开的政府信息。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第142号告知书，程序合法，内容正确。张鹏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综上，北京市公安局请求维持该局作出的第142号告知书。
2015年3月1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东行初字第130号行政判决认为：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本条例所称的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二）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本案中，张鹏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北京市公安局在改进自身工作、实现自我规范和自我约束而制定的文件，应认定为内部管理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的应公开的政府信息范围。北京市公安局据此对张鹏作出第142号告知书的行为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张鹏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了张鹏的全部诉讼请求。
张鹏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撤销北京市公安局作出的第142号告知书、判令北京市公安局限期公开《管理规定》（如有更新文件也一并提供）。张鹏的上诉理由如下：《管理规定》的制定目的是为了方便纪律监察部门监督、保全证据、群众监督，促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切实提高执法民警规范意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涉及到第三人切身利益，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且反映了公安机关办事程序等情况，依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属于公安机关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没有规定内部管理信息不应公开，北京市公安局及一审法院以《管理规定》为内部管理信息为�而不予公开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根据《管理规定》制定的《现场执法记录工作管理规定》已经公开，北京市公安局却以内部管理信息为由拒绝公开上位文件，属自相矛盾。
北京市公安局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予以维持。
在一审诉讼期间，北京市公安局于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
1、《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证明张鹏向北京市公安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具体内容。
2、张鹏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张鹏的身份情况。
3、市公安局（2014）第1251号—回《登记回执》，证明北京市公安局10月22日收到张鹏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4、第142号告知书，证明答复张鹏申请的政府信息的情况。
5、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张鹏不服北京市公安局作出的第142号告知书�向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及复议结果。
在一审诉讼期间，张鹏于法定期限内提供以下证据：
1、《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证明张鹏于2014年10月22日向北京市公安局申请公开《现场执法记录工作管理规定（试行）》。
2、市公安局（2014）第1251号—回《登记回执》，证明北京市公安局于2014年10月22日收到申请材料，并出具登记回执。
3、第142号告知书，证明北京市公安局于2014年11月5日出具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拒绝公开《现场执法记录工作管理规定（试行）》。
4、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北京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1月5日作出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北京市公安局于2014年11月5日的第142号告知书。
5、北京市同城速递业务详情单，证明张鹏于2015年1月12日收到北京市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书。
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张鹏以及北京市公安局提供的全部证据，取得方式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案件待证事实，均予以采信。
一审法院已将上述证据材料全部移送本院。本院审查后认定：一审法院对北京市公安局、张鹏一审诉讼期间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所作认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是正确的，本院作同样认定。
根据上述被认定合法有效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2014年10月22日，张鹏向北京市公安局提交《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北京市公安局向其公开“《现场执法记录工作管理规定（试行）》”，并提出“如有更新文件也请一并提供”。当日，北京市公安局受理了张鹏的上述申请，并向其出具市公安局（2014）第1251号—回《登记回执》，告知张鹏，将于2014年11月12日前对其作出书面答复。2014年11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对张鹏作出第142号告知书并向其邮寄送达。张鹏不服第142号答复告知书，向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5年1月5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了第142号告知书的内容。
本院认为，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相关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答复。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本案中，张鹏向北京市公安局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为“《现场执法记录工作管理规定（试行）》”。但是，该文件系北京市公安局为“提高执法民警自我规范、自我约束、自我防范的法制意识”而制定的内部管理文件，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的应予公开的政府信息。据此，北京市公安局在收到张鹏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在15个工作日内对张鹏作出并送达第142号告知书的行政行为，符合前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张鹏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本院应予维持。张鹏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由张鹏负担（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宁
代理审判员 杨波
代理审判员 沈冲
二〇一五�七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陶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