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廊民一终字第11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某。
委托代理人：梁红新，河北泰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童某。
委托代理人：林福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金郁缤，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余某与上诉人童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双方不服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2012）三民初字第3738号民事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余某与被告童某于2012年6月20日在三河市民政局协议离婚，关于存款分割，协议约定：双方名下现有银行存款40万元，每人一半。经法院查询，至2012年6月26日，童某从其账户中取出340125.26元。余某主张此款为夫妻共同存款，童某亦认可该款是在离婚协议中约定的40万元之内。经法院查明，协议中约定的40万元，除了童某账户上的340125.26元，其余款项双方均主张在对方手中，没有提供证据证明。
被告主张，在2012年6月23日双方又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对财产重新进行分割。关于存款，协议约定：双方各自名下的存款归各自所有。故被告在26日将自己名下的存款取走。童某不慎将协议丢失，于2012年9月17日又补签了一份协议。对2012年6月23日、9月17日的协议，余某不予认可，其主张是受被告童某胁迫，在事先准备好的协议上签字。原告被胁迫后即向北京市通州公安局胡各庄派出所报警。一审法院向通州公安局胡各庄派出所调取了卷宗，从派出所对余某和童某的询问笔录看，余某于2012年9月17日报警，其称在当日9时50分许，其开车行驶至京通高速路丁各庄收费站往西五公里处，童某开着车逼其停车，童某砸毁了其车窗，强行进入车内，驾车行至于树林里，取出针管逼迫其在协议上签字并捺印。童某称2012年9月17日9时许，其开车去找余某拿车钥匙，看见余某开车出来想跟余某打招呼，但余某开车走了，童某去找余某，在通州区通燕高速上，童某开车超过余某，余某紧张撞到了隔离带上，余某趴在方向盘上，童某敲车窗，余某没有反应，童某砸了车窗去救余某，没有胁迫余某签协议的事情。上述事实有双方在三河市民政局签订的离婚协议、2012年6月23日、9月17日所签协议、中国银行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通州公安局胡各庄派出所卷宗等证据为证。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故原、被告在三河市民政局签订的离婚协议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关于2012年6月23日、9月17日的协议，余某主张是在受童某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提供了其向通州公安局的报警记录及公安局对其所做的询问笔录证明。被告没有充足证据证明该两份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故对该两份协议的效力，不予认定。根据双方在三河市民政局所签订的离婚协议，双方名下的存款40万元每人一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童某应分得存款20万元，经法院查明的只有童某名下的340125.26元。因原告没有证据证明余款在被告手中，应承担相应的败诉责任。从340125.26元中扣除20万元归童某所有，余140125.26元归余某所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童某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给付原告余某存款人民币140125.26元。二、驳回原告余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原告余某负担1198元，被告童某负担3102元。
上诉人余某对一审判决不服向本院上诉称，一审判决童某给付上诉人存款140125.26元认定事实不清。1、离婚协议清楚载明“双方名下现有存款40万元，每人一半”，而双方存款一直由被上诉人保管，因此童某理应给付上诉人存款20万元。2、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余款掌握在童某手中，但是童某名下有340125.26元双方共同存款是个不争的事实，依据公平的原则理应双方平均分配，上诉人也应分得170062.63元，而非140125.26元。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
童某对余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答辩称，余某的上诉请求所对应的证据及事实，全部都被2012年6月23日以及9月17日的协议进行了代替和变更，其请求已经没有基础，一审法院判决童某支付余某相应的存款数额是错误的。
上诉人童某对一审判决不服向本院上诉称，1、一审法院认定“被告没有充足证据证明该两份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是错误的，无端加重了被告的举证责任。如果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有异议，其有义务举反证推翻它，上诉人没有义务再自行提供其他证据来证明真实性与合法性，但仍然提供了录音证明重新分配财产主要是基于女方有外遇，同时上诉人还提供了两位证人证明在2012年6月23日双方就已经签署了重新分配财产的协议。2、一审法院将“报警记录”作为认定胁迫的证据，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本案报警记录根本不具有证明存在胁迫的任何作用。3、一审法院判决违背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本法理。离婚之后，夫妻双方重新协商财产的分配，属于典型的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围，完全有效且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4、一审法院判决违背了“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基本法理。离婚之后，夫妻双方对财产进行重新分配，同时也不违反任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没有违背任何社会善良风俗和社会秩序，应当有效。5、一审法院的判决违反了“公平正义”的基本法理。本案中北京房产属于男方婚前财产，只有燕郊房产和诉争存款才是夫妻共同财产，本案无论是6月23日的协议，还是9月17日的协议，都已经非常明确地确认了双方进行财产重新分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女方是过错方，应当付出合理的代价，双方自愿重新协议约定将燕郊房产归属男方，同时约定双方名下的存款归各自所有，正是女方因此而确认同意付出的代价，这种约定体现出公平正义的原则。6、一审法院的判决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法理。本案男方的诉讼请求和理由，有着充分的证据，6月23日和9月17日的协议书，完全可以证明男方的主张。而女方的主张和反驳，不仅自己难于自圆其说，而且还自相矛盾，更重要的是，其未能提供任何充分有效的证据，其紧紧抓住“报案”这根“救命稻草”，是根本不能成立的。7、一审法院的判决违反了“新约定优于原约定”的基本法理。8、不存在“在婚姻登记机构备案的优先”的说法。9、6月23日的协议书和9月17号的协议书，纸张不同、字体深浅不同，这完全说明两份协议书正是在不同时间打印的，可以说明两份协议书的真实性。10、9月17日是事故当天，如果是我方逼迫对方签的协议，不可能会将日期也写成当天9月17日，这是最基本的常识。11、从本案双方离婚的过程和离婚协议、6月23日协议、9月17日协议的签署过程，完全可以得出不存在任何胁迫。综上，余某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余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余某对童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童某没有充足证据证明该两份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认定事实清楚。一、童某在两份协议的取得方式上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童某先称9月17日双方一同从燕郊回市里，而后又说在高速上要与余某打招呼，余某可能由于紧张才撞到隔离带上，发生了交通事故。为了救余某才砸碎了驾驶车辆左前方的玻璃，但是事实上余某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任何交通事故，余某也不知道童某一直尾随其后，而是被童某逼停时才知道童某的存在，至于砸坏车玻璃是童某要强行进入到余某的车里去，才用事先准备好的手电筒砸坏了该车玻璃，打开反锁的车窗门，这一切有余某当时驾驶的车辆为证，因为该车除了左前方玻璃被砸坏外，没有任何的所谓交通事故痕迹，有派出所笔录证明。而事后童某对余某的赔偿也能证明砸玻璃行为并非是救助行为。二、童某称其在6月22日掌握了余某有外遇的证据，并出示给余某看，双方才同意重新签订财产分配协议，可时至今日，童某也未能出示任何证据证明余某有外遇，况且，余某在双方离婚后便出差，一直到6月22日才回来，双方之间并未有过任何的沟通，而童某的叔叔对此也并不知情。那么，童某是如何准备好所谓的余某有外遇的证据，在其叔叔家等待余某的到来，而且还事先安排好了证人，像有外遇这种材料，当事人怎么可能随身携带，这也与事实不符。三、童某所述的所谓证人证言前后矛盾，证人曾在一审时说童某告诉他，房子要回来了，已经谈妥了，当时童某的叔叔还接了余某的电话说事情已经谈妥了，而童某又说童某的叔叔接到余某的电话后，是童某接待的余某，并出了所谓的重新分配协议的事情，说明在童某叔叔接电话时，双方并未谈及此事，证人是如何知道，这明显相互矛盾。以上各种事实均已表明童某为了达到独占双方共同财产的目的，事先准备好协议书、印泥，于9月17日胁迫余某签下两份协议，并要求其签字按手印，否则就将事先准备好的含有不明液体的针管注射到余某的身上，余某被迫才签下两份协议。在今日看来，之所以童某要求余某签下两份协议，无非是给两份协议找个合法的理由，给6月26日其从银行取走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找个借口而已。如果双方是在非常友好的情况下签署的所谓的补充协议，那为何余某会报警处理，而且童某为何要抢走余某的手机和其他东西，拒不归还。而是在得知余某报警后才对余某的东西进行拍照后还给余某，有童某提供的余某的照片为证，童某抢走余某的钱包，并对其银行卡进行拍照后还给了余某。余某至今还居住在燕郊，其燕郊的房贷一直由余某偿还，如果余某真的要把该房产重新分配给童某，为何自己还偿还房贷。依据一审法院调取的派出所记录，与三元桥4S店的工作人员、证人证言，及所有在场人员的证明，以上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清楚的证明，两份协议系童某胁迫余某所签，不应具有任何的证据效力。而民政部门所签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理应具有法律效力。四、依据一审法院认定童某对其账户中340125.26元包含在双方约定的40万元之内无异议，说明该数额系双方的同共财产，而对差额部分，虽然余某未有证据证明掌握在童某手中，同样童某也无证据证明掌握在余某手中，因此，理应对这340125.26元平均分配。童某的上诉理由应依法予以驳回。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当事人2012年6月20日在婚姻登记机关签订离婚协议并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后，是否又就财产分割问题达成了新的协议。
从形式上来看，童某确实持有2012年6月23日和9月17日由双方签字的协议，并主张在办理完离婚手续后，发现女方存在导致离婚的过错行为，故双方重新签订了财产分割协议，将原协议中分配给女方的房屋和存款分配给男方，对财产分割事项做了变更。童某于2012年6月26日取走了自己名下的存款340125.26元。后童某自己不慎将该协议丢失，要求对方重新补签，于2012年9月17日在从三河回北京的高速路上与余某重新补签了协议。但从余某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和余某2012年9月17日的报警记录来看，余某在签完字的当天即向公安机关报警，明确陈述了9月17当天上午童某强迫其同时签订两组日期不一致的协议的情况，加之有与双方无利害关系的4S店工作人员的证人证言等证据，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可以认定童某的陈述不符合生活常理，余某签订该两份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
双方当事人于2012年6月20日签订的离婚协议系在民政局婚姻登记机关见证下并存档备案的证据，当事人据此协议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且其中的财产分割内容较为清楚明确，相对公平合理，故可以认定其证明力明显高于后两份协议，应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该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对男女双方应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依约履行，故童某应当按照2012年6月20日的离婚协议将在其名下的夫妻共同存款支付给余某；因双方当事人已通过非诉讼的方式解除了婚姻关系，童某亦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女方存在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过错而需要承担少分或者不分夫妻共同财产责任的事实，故法院对其主张的该事实不能予以认定。经审查，一审法院在查明童某名下的340125.26元夫妻共同存款基础上，根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所作出的140125.26元归余某所有的判决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余某负担1198元，由上诉人童某负担310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丁宗发
审 判 员 柴秋芬
代理审判员 杨学军
二０一五年九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田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