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12民终75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李桃秀，女，1966年3月8日生，汉族，住大化瑶族自治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林钰，男，1991年1月6日生，壮族，住大化瑶族自治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林建昌，男，1992年8月7日生，汉族，住大化瑶族自治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林爱新，女，1986年8月26日生，汉族，住大化瑶族自治县。
上诉人（一审原告）：林萍，女，1986年8月24日生，住大化瑶族自治县。
上述五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农富照，男，1949年10月17日生，壮族，住南宁市兴宁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韦乃生，男，1953年11月5日生，壮族，住大化瑶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黄明宏，男，1965年6月20日生，壮族，住马山县。
上诉人李桃秀、林钰、林建昌、林爱新、林萍因与被上诉人韦乃生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桂1229民初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潘嘉芳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韦艳艳、石李春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6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书记员刘清华担任法庭记录。上诉人李桃秀、林建昌、林萍及其与林钰、林爱新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农富照、被上诉人韦乃生及其委托代理人黄明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李桃秀与原告林钰、林建昌、林爱新、林萍系母子、母女关系。1996年3月15日，原告李桃秀的丈夫林健（于2011年12月22日病故）与被告韦乃生签订了两间无具体位置、无地号和无四至范围的《地皮转让协议书》，约定韦乃生转让两间地皮给林健，每间长19米，宽4.25米,转让价格为16000元。大化镇政府开发的古感生活区规划图形成于1997年5月18日，其中的第二巷16、17号住宅用地，系大化镇政府抵给韦乃生、韦明贵、韦宣明作建设生活区道路的人工费。2001年10月8日此两间住宅用地转让给覃东皇，后覃东皇又转让给韦金鑫。韦金鑫于2015年10月9日取得了证号为大国用（2015）第0488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另查明，在古感生活区内道路的另一侧，被告韦乃生有一块自留地，土地性质属于集体所有，未被开发单位大化镇政府征用。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原、被告因地皮转让引发的纠纷，争议的焦点为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异议的方法。……。”其中的“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标的、数量、质量”是合同成立的必备条款，如当事人对上述条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则合同不能成立。本案原告的亲属林健向被告韦乃生购买的地皮，由于在协议中对购买标的合同的必备条款中约定不明产生争议。根据查明的事实：（1）原告的亲属林健和被告韦乃生签订的《地皮转让协议书》中没有载明所转让的地皮的具体位置、地号和四至范围。（2）协议签订时古感生活区规划图尚未形成，五原告关于该地皮即指古感生活区第二巷16、17号住宅用地的主张于理不符。（3）协议签订于1996年3月15日，林健去世的时间是2011年12月22日，在十五年多的时间里，合同双方均未就地皮的具体位置、地号和四至范围签订补充协议，现就地皮所处位置双方各执己见。综上所述，该院认定林健与被告韦乃生于1996年3月15日签订的《地皮转让协议书》标的约定不明确，合同不能成立。五原告请求确认合同有效的诉讼理由依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五原告提供韦某2的证言并未明确指明地皮位置，证人韦某1系原告李桃秀的姐夫，证言可信度低，且该证据属于孤证，该院对证人韦某2、韦某1的证言不予采信。五原告可请求被告韦乃生返还其依据不成立的合同所收取的款项，经该院释明后，五原告未提出此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桃秀、林钰、林建昌、林爱新、林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李桃秀、林钰、林建昌、林爱新、林萍共同负担。
上诉人李桃秀、林钰、林建昌、林爱新、林萍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合同有效并判令被上诉人履行合同义务，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理由是：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结合本案的基本事实，上诉人认为，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为：（1）、上诉人李桃秀的丈夫林健（已故）与被上诉人韦乃生订立的《地皮转让协议书》宅基地位于大化镇政府开发区内，双方当事人的名称、姓名和住所清楚合法，宅基地每间长19米，宽4.25米，数量是两间，在大化镇政府开发的古感生活区内，已按规划建成“三通一平”，宅基地价格为每间8000元，两间共计16000元。履行期限为本协议书在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具有法律效力，并由甲方（被上诉人）亲自带领乙方（上诉人）到规划区内（古思庙小巷）指定位置，以大化镇政府规划图放线为准，明确“甲方转让两间地皮给乙方后，永远属乙方所有，甲方无条件收回或以其它借口来干扰乙方承建。”被上诉人韦乃生当时作为施工队队长，具有代表处理本案两间地皮的权利。宅基地是大化镇政府用于抵施工队的工程款，即分地段作价计算，与大化镇政府集资建房领导小组尚欠各施工队的工程款相抵。从规划图上看韦乃生在规划区内分得9间地皮，只有两间连在一起，其余7间地皮与韦乃生转让给林健的两间宅基地规划尺寸均不相符，只有用于抵施工队工程款的46间宅基地中的16、17号的规格尺寸与韦乃生转让时确定的规格尺寸以其到现场指认的事实一致。自1996年3月15日合同订立至本案提起上诉期间均未有韦宣明、韦明贵对转让合同提出异议。一审认为该宅基地系大化镇政府抵给被上诉人韦乃生及韦宣明、韦明贵作建设生活区道路的人工费，证明韦乃生在处分宅基地抵工程款中分得9间地皮，包括本案上诉人的两间，更能证明韦乃生与韦宣明、韦明贵在建设生活区道路的人工费处分中分得的9间地皮，与韦宣明、韦明贵已不存在共有，如果存在共有韦宣明和韦明贵应当列为被告。（2）、上诉人认为韦金鑫于2015年10月9日取得了证号为大国用(2015)第0488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与本案争议地无关。本案争议地是上诉人已于2014年投资建设基础后发生的纠纷，而韦金鑫已于2014年6月11日向人民法院提出起诉，历经多次庭审，至今上诉人未见到韦金鑫向法庭提供争议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根据宅基地“三证”办理程序，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争议地由于双方发生争议又已进入诉讼程序是不可能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因此（2015）第0488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与本案争议地无关。（3）、一审另查明：“在古感生活区内道路的另一侧，被告韦乃生有一块自留地，土地性质属于集体所有，未被开发单位大化镇政府征用。”该地与本案的土地性质不一样，位置也不一样，韦乃生的自留地与本案无关联。（4）、一审认为上诉人亲属林健和被上诉人韦乃生签订的《地皮转让协议书》中没有载明所转让的地皮的具体位置、地号和四至范围。事实上《地皮转让协议书》已明确甲方在大化镇政府开发区内分得两间地皮，该地皮转让性质是使用权转移，地号及四至范围待与镇政府办理转移手续并向办证机关申请办理的“三证”后，才由办证机关按顺序确定地号，明确四至范围。（5）、一审认为：“协议签订时古感生活区规划图尚未形成，五原告关于该地皮指古感生活区第二巷16、17号住宅用地的主张于理不符。”上诉人认为大化镇古感生活区的水泥道路及水沟排水工程于1996年8月15日全部竣工，工程质量达到设计图纸和施工规范要求，同意交付使用，事实上大化镇政府开发区内的道路和水沟排水工程于1996年2月1日开工建设。一审以1997年5月18日的规划图为合同无效理由，与事实不符，理由有六：①规划未经有规划职能部门审核或作出规划；②图上的16、17号是46间地皮序号，而不是地号；③该规划图的时间是解决以宅基地抵工程款的最后日期，即双方达成一致的日期，也是镇政府付清工程款的日期；④规划图上的比例1：1000住建局未看清日期乱盖章，更重要的是1997年5月18日大化瑶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尚未出现。⑤证人韦某2、韦某1的证言均证明韦乃生转让的两间地皮已到现场指认，事实清楚；⑥本案争议地位于古思庙对面小巷道门面左侧是12号门牌，××门牌，韦金鑫的“三证”与实地不符，因为大化镇人民政府提供的情况不属实。2、一审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韦宣明和韦明贵应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共同履行韦乃生与林健订立的《地皮转让协议书》作为甲方义务。一审认为大化镇政府开发的古感生活区中的二巷16、17号住宅用地系大化镇政府抵给韦乃生、韦明贵、韦宣明作建设生活区道路的人工费。上诉人认为大化镇古感生活区规划图中用于抵建设生活区道路的人工费的两间地皮中实际没有韦明贵、韦宣明分得的16、17号住宅用地，一审认定与事实不符。即韦明贵、韦宣明无权处置16、17号住宅用地。如果韦金鑫于2015年10月9日取得的证号为大国用(2015)第0488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与上诉人及被上诉人的合同纠纷争议地是同一地，即覃东皇和韦金鑫以及办证机关大化瑶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应当也列为本案的被告，理由是，本案涉案宅基地是上诉人已按合同约定投资建设在先，韦金鑫不可能在上诉人已投资建设的基础上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如果韦金鑫真的已取得该争议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办证机关的行政行为就有违反办证的法定程序。韦金鑫尚未明确或被人民法院确认大化县(2003)国用字第197号在古感生活区二巷北面东邻12号居民住宅楼和西邻9号居民住宅楼的情况下，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事实，所以，其证号、实地与本案涉案宅基地不是同一宗地。3、一审判决对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错误，致使在适用法律上出现错误，无法对本案各方当事人进行正确归责，以标的约定不明确，认定合同不能成立错误。本案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合同纠纷，履行合同的义务与韦金鑫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一审也已当庭裁定准予上诉人撤回对覃东皇、韦金鑫的起诉。一审经审理查明：“2001年10月8日此两间住宅用地转让给覃东皇，后覃东皇又转让给韦金鑫。韦金鑫于2015年10月9日取得证为大国用(2015)第0488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与本案确认合同有效没有法律上的关联。大化镇政府用于抵给韦乃生、韦宣明、韦明贵作建设生活区道路的人工费的46间住宅用地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韦宣明、韦明贵分得的事实，只有韦乃生在46间住宅用地上分得9间住宅用地的处分权利（详见规划图），且已明确韦乃生分得的两间地皮在46间住宅用地上排序号为16、17与合同约定和现场指认的标的、尺寸、地理位置相一致。而覃东皇与韦金鑫的住宅用地相互转让和韦金鑫《国有土地使用证》与本案确认合同有效没有法律上的关联，也不是确认合同是否有效的事实依据。具体而言，上诉人认为，根据前述案件事实与法律关系，本案中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适用如下：上诉人在履行合同上不存在过错，上诉人依据合同约定，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3月28日亲自到现场，指认并核实具体尺寸，在未被任何人侵占的情况下投资兴建了房屋基础，在续建期间出现韦金鑫的干扰，特向法院起诉请求确定合同有效，判令被上诉人履行合同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土地使用权人作为转让方与受让方订立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后，当事人一方以双方之间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第十条：“土地使用人作转让方就同一出让土地使用权订立数个转让合同，在转让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受让方均要求履行合同的，按照以下情况分别处理……（二）均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已先行合法占有投资开发土地的受让方请求转让方履行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等合同义务的，应予支持。……（四）合同均未履行、依法成立在先的合同受让方请求履行合同的，应予支持。”从1993年至1995年间都是规划部门委托大化镇人民政府自行办理其开发范围内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1996年大化镇人民政府只将标有出售给个人名字的并盖有章的规划图交给大化瑶族自治县建设局规划部门备案，但其他与此相关的文件至今都没有移交。1996年后，凡是在大化镇政府开发的古感生活区购买宅基地的个人到大化瑶族自治县建设局申请办理规划许可证的，都必须取得开发该地块的大化镇人民政府同意批准。被上诉人韦乃生在大化镇政府开发区内分得两间地皮（19米×4.25米两间即为宽8.5米，长19米）并自愿转让给乙方（上诉方），韦乃生是通过上述方式取得与上诉人亲属林健订立的在大化镇政府开发区内分得两间地皮的使用权，并自愿将该两间地皮的土地使用权以转让合同方式转移给了乙方林健（已故），并明确转让两间地皮给乙方后，永远属乙方所有，甲方无条件收回或以其它借口来干扰乙方的继承和建设。上诉人请求确认合同有效的理由充分。1997年5月18日大化镇古感生活区规划图与事实不符，当时也没有大化瑶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这个部门的名称，规划图盖的章与当时的行政机关名称不一致。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多处不清，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适用法律多处错误，并且上诉人在本案中亦不存在任何过错，依法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合同有效，判令被上诉人履行合同义务的理由充分，依法有据，故而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依法判如上诉所请。
被上诉人韦乃生答辩称，1、本案合同不成立，责任在上诉人。按照法律规定，一个合同是否成立，同时具备当事人主体资格、标的和数量。但本案的标的（地皮具体地点）无法确定位置，且签订合同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死者林健均未来到相关部门办理用地手续，确定地点及四至范围，因而不具备合同成立的基本要素，责任不在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在签订合同过程中，无任何过错。由于合同不成立，故不存在履行合同的责任，更不存在违约的责任，一审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2、即便合同成立也不会发生法律效力。合同成立不意味着合同生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无效合同的规定，本案被上诉人韦乃生与林健签订的地皮转让协议，其土地所有权属集体所有，但签订过程从未经土地所有者同意，也未按《物权法》第153条及《土地管理法》第43条、第63条规定补办理手续，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因而是无效的协议。3、合同不成立，当事人不应受该条款的约束。合同不成立意味着当事人之间尚未形成合同法律关系，双方均有权不履行合同，如一方要求继续履行，也不受《土地管理法》的保护，更不可能办理用地手续，履行合同已无实际意义。因此，在签订合同过程中而取得的财产应返还给对方，以恢复到签订合同前的状态。综上，被上诉人韦乃生与林健签订的协议不符合法定合同成立的基本要件，同时合同的内容也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的相关程序规定，故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李桃秀、林钰、林建昌、林爱新、林萍、被上诉人韦乃生在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遗漏诉讼当事人？二、被上诉人韦乃生与林健（已故）于1996年3月15日签订的《地皮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遗漏诉讼当事人问题。上诉人主张韦宣明、韦明贵、覃东皇、韦金鑫及大化瑶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应是本案的诉讼当事人，但本案系确认合同效力纠纷，合同是否有效，牵连的是签订该合同的各方当事人，而韦宣明、韦明贵、覃东皇、韦金鑫及大化瑶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不是本案所涉合同的签订方，其并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人；况且上诉人在一审时已列覃东皇、韦金鑫为本案被告，但在诉讼过程中，上诉人又撤回对覃东皇、韦金鑫的起诉。因此，本案未遗漏诉讼当事人，一审诉讼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被上诉人韦乃生与林健（已故）于1996年3月15日签订的《地皮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问题。上诉人主张该协议有效，被上诉人辩解该协议不成立，故而不生效。对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韦乃生与林健签订的《地皮转让协议书》有双方当事人的签字确认，但协议属于合同的一种，合同的成立，应具备基本要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上述协议中虽包含了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标的、数量，但关于标的（地皮）的约定，未明确具体位置、地号和四至范围，即无法确定该协议中标的的具体情况，视为未约定标的，且至目前签订该协议的双方也未达成补充协议，因此，该协议缺乏合同成立的主要要素（标的），合同不成立，本院对被上诉人提出的该份协议并未成立的辩解予以采信。上诉人主张上述协议约定的标的已经明确，即被上诉人在大化镇政府开发的古感生活区分得的地皮只有16、17号宗地是相连的，且这两宗地的长和宽与协议书中约定的一致。但该《地皮转让协议书》中并未约定两间地皮是相连的，而被上诉人在该规划区并非只分得两间地皮，且上诉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在该规划区分得的地皮只有16、17号宗地长是9米，宽是4.25米。因此，上诉人的上述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诉求确认被上诉人韦乃生与林健于1996年3月15日签订的《地皮转让协议书》有效并要求被上诉人履行该协议义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桃秀、林钰、林建昌、林爱新、林萍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李桃秀、林钰、林建昌、林爱新、林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潘嘉芳
代理审判员 韦艳艳
代理审判员 石李春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刘清华
附：本案判决所适用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