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鲁01行终4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贾堂宏，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侠，济南市卫计委医政医管处工作人员。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延卫，男，汉族，济南仁济妇科医院股东，身份证住址沈阳市。
委托代理人陈健，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金钟，男，汉族，某股东，身份证住址河南省洛阳市，现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刘超，山东秉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尚俊，山东秉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马文厚，男，汉族，济南仁济妇科医院股东，身份证住址沈阳市。
委托代理人陈健，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鲁海涛，男，汉族，济南仁济妇科医院股东，住址济南市。
上诉人济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上诉人李延卫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4）历行初字第17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4年8月13日，济南仁济妇科医院以“主要负责人离职、部分股东不再追加投资造成医院经营资金不足等”为理由，向被告济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济南市卫计委”）申请医疗机构注销登记，同时提交了关于注销济南仁济妇科医院的申请、《医疗机构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济南仁济妇科医院的印章、无未结医疗纠纷（含诉讼）保证书、股东会决议的相关资料，上述材料中法定代表人均为第三人李延卫。2014年8月18日，被告济南市卫计委受理某的注销登记申请。被告济南市卫计委经审查后，按照《山东省医疗机构行政许可管理规程》的规定，认为济南仁济妇科医院符合注销条件，于2014年8月26日作出《医疗机构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济卫医销字[2014]1号），对济南仁济妇科医院予以注销登记。
在本案诉讼期间，被告济南市卫计委于2016年1月19日作出《关于撤销济南仁济妇科医院注销登记的决定》（济卫医发[2016]2号），决定撤销《医疗机构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济卫医销字[2014]1号）的决定。
原审另查明，济南仁济妇科医院于2008年9月28日成立，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发起人为原告武金钟和第三人李延卫。原告武金钟曾以济南仁济妇科医院、第三人李延卫、鲁海涛、马文厚为被告向原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2010年1月25日济南仁济妇科医院股东会决议无效。原审法院经审理，于2015年10月22日作出（2014）历商重初字第1595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原被告对2010年1月25日济南仁济妇科医院股东会决议无效均予认可，该案诉讼标的已不存在，裁定驳回原告武金钟的起诉。
原审法院认为，济南仁济妇科医院申请注销登记时，向被告济南市卫计委提交了关于注销某的申请、《医疗机构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济南仁济妇科医院的印章、无未结医疗纠纷（含诉讼）保证书、股东会决议的相关资料。但是从庭审质证及查明事实来看，被告济南市卫计委在审查济南仁济妇科医院提交的材料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被告提交的1号证据和2-5号证据中原告武金钟的签名存在直观上的不一致，且（2014）历商重初字第1595号《民事裁定书》中载明原告武金钟、济南仁济妇科医院、第三人李延卫、鲁海涛、马文厚均认可被告提供的2号证据2010年1月25日某股东会决议无效，因此济南仁济妇科医院的股权关系不明确，被告济南市卫计委在审查注销申请时并未严格予以审查认定。第二，从原告武金钟向本院提交的5-7号证据及证人刘建国、国秀君、郑吉生的证人证言来看，济南仁济妇科医院向被告济南市卫计委申请注销登记时，尚存在与案外人的医疗纠纷和诉讼，被告提交的10号证据无未结医疗纠纷（含诉讼）保证书与事实不符。第三，被告济南市卫计委提交的11号证据2014年5月23日股东会决议，其中出席股东为李延卫、武金钟，然而股东签名仅有第三人李延卫一人是否真实合法有效，被告济南市卫计委并未进行审查确定。因此，被告济南市卫计委在审查济南仁济妇科医院提交的资料时，认定事实不清，没有尽到合理审慎审查的义务，作出注销登记时主要证据不足，《医疗机构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济卫医销字[2014]1号）应予以撤销。
在诉讼期间，被告济南市卫计委主动作出《关于撤销济南仁济妇科医院注销登记的决定》（济卫医发[2016]2号），将原注销登记撤销，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已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确认被告济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作出《医疗机构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济卫医销字[2014]1号）的行政行为违法。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五十元由被告济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负担。
上诉人济南市卫计委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认为济南仁济妇科医院的股权关系不明确，上诉人在注销该医院时，没有严格予以审查，这种认定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上诉人在审查注销登记申请时济南仁济妇科医院的股权关系是明确的，李延卫占股70%，武金钟占股30%。2010年济南仁爱妇科医院将股东变更为李延卫、武金钟、鲁海涛、马文厚，上诉人在审核变更材料时，发现变更材料中的股东签字笔记与开业登记中预留的股东签字有明显区别，并未作出实质性变更。上诉人作为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履行了审查认定义务。2、上诉人在进行注销登记的行政行为时，仅需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不具有实质审查的义务。上诉人依据法定代表人李延卫出具的无未结医疗纠纷保证书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正确的，一审认定济南仁济妇科医院作出的无未结医疗纠纷保证书与事实不符时完全错误的。3、一审认定上诉人未审查股东会议决议的真实性是错误的。二、一审法律适用错误。上诉人不存在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形。上诉人在作出注销登记行政行为时，济南仁济妇科医院提交的材料是齐全的，上诉人已经尽了形式审查的必要义务。本案在一审审理期间，上诉人依照新的情况，主动作出了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并不必然意味着上诉人在当时情况下作出的注销登记行为违法。一审适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是法律适用错误。综上，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或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人李延卫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将第三人鲁海涛、马文厚列为济南仁济妇科医院的股东是完全错误的。2、一审判决认定济南仁济妇科医院的股权关系不明确，济南市卫计委在审查注销申请时并未严格予以审查，是完全错误的。3、济南仁济妇科医院至申请注销登记之日，确实没有未了结的任何医疗纠纷，一审判决认定济南仁爱妇科医院作出的无未结医疗纠纷保证书与事实不符是完全错误的。4、一审认定济南卫计委未审查本上诉人的股东会议决议签名的真实性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上诉人作为该医院的大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提交的注销申请及股东会议中“李延卫”的签名千真万确是本人所签。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审理应当适用《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条、《山东省医疗机构行政许可管理规程》第十二条。综上，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确认济南市卫计委作出《医疗机构申请注销登记注册书》（济卫医销字[2014]1号）的行政行为合法。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本院认为，《山东省医疗机构行政许可管理规程》十二、医疗机构注销登记（二）需要提交的资料：1.申报资料目录；2.医疗机构上级主管部门签署的申请文件（上级主管部门为省卫生厅的，提交单位负责人签署的正式申请文件），说明申请变更的原因和理由；3.《医疗机构执业注销登记申请书》；4.《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原件及复印件；5.医疗机构的印章；6.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无未结医疗纠纷和诉讼案件的保证书，医疗机构属地设区的市或县（市、区）卫生行政部门分别签署确认意见；7.以股份、合资合作等形式开办的医疗机构需提交股东大会决议或合资合作双方确认书；8.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规定提供的其他资料。上诉人济南市卫计委在注销济南仁济妇科医院登记时，济南仁济妇科医院提供的申请材料是齐备的，上诉人济南市卫计委履行了形式上的审查职责。但是，判断一个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不但要审查程序要件的合法性，更要审查事实是否清楚，内容是否合法。本案，济南市卫计委据以作出原注销济南仁济妇科医院行为时所依据的事实材料，比如股东会议决议的真实性已被（2014）历商重初字第1595号《民事裁定书》确认为伪，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本应撤销。由于一审期间济南市卫计委主动改变了原行政行为，已不具备可撤销的内容，所以应依法确认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第五十条第三款规定：“被告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应当作出确认其违法的判决；……”。原审法院就济南市卫计委的原行政行为作出确认违法的判决并无不当。
关于上诉人李延卫以原审原告武金钟作为被上诉人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原审判决的主张，本院认为，本案在一审期间，原审被告济南市卫计委已经重新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对李延卫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是济南市卫计委的新的处理决定，武金钟不是适格的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李延卫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济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及李延卫的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济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振明
审 判 员 张启胜
代理审判员 魏吉锋
二〇一六年九月五日
书 记 员 张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