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402民初3号原告：黄坤，男，1983年6月25日生，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被告：孙恒军，男，1977年7月12日生，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被告：安顺市富金木塑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轿子山镇下寨村沙子坝。法定代表人：孙光力。被告：孙恒付，男，1968年12月17日生，系安顺市富金木塑板业有限责任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恒军，男，1977年7月12日生，系孙恒付弟弟，住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代理权限：一般授权。原告黄坤与被告孙恒军、安顺市富金木塑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金公司）、孙恒付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坤、被告孙恒军（被告孙恒付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富金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传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三被告连带偿还原告材料款本金78249元，并以未支付的材料款为基数，按照3%的月利率，支付从2015年9月6日起至原告起诉之日止的利息48497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9月，被告富金公司向原告购买建筑木料，双方协定好回收材料单价后，原告于2014年9月26日起开始向被告供应建筑模板边角料及木方短料头，直至2014年12月30日，原告供应被告的货物总量的总价值为228249元，分别统计为：1.建筑模板边角料273.26吨×240元/吨=65582元；2木方短料头：①28.34吨×750元/吨=21255元，②139.64吨×800元/吨=111712元，③33吨×900元/吨=29700元。在此供货期间，被告分几次向原告支付过70000元。2015年6月2日，经双方结算后，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欠条一张，内容为欠原告材料款158249元”。被告与原告约定被告从2015年9月6日起，每月付给原告欠款5OOO0元，分三个月付清剩余全部材料款，如被告不能按时付清原告欠款，则按3%的月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期限届满后，在原告的一再催要下，被告只向原告偿还欠款80000元，尚欠原告78000元。被告孙恒军书面承诺于2016年3月15日前向原告付清欠款，但期限届满后，被告仍以各种理由拒绝向原告支付欠款及利息。2016年9月27日，被告孙恒付向原告出具担保书，表示愿意向原告偿还欠款78249元。但至今三被告仍没有履行他们的承诺和还款责任，故诉至法院，提出如前诉请。被告孙恒军、孙恒付承认原告在本案中所主张的事实，但认为：一、孙恒军不是富金公司的任何人员，涉案债务是被告富金公司的债务，因此被告孙恒军不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责任；二、孙恒付是富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恒付应该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对原告要求支付利息的请求认为不合理也不合法，不同意支付利息。被告富金公司未作出答辩。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9月，被告富金公司向原告购买建筑木料，经双方协商好回收材料单价后，原告于2014年9月26日起至2014年12月30日向被告富金公司供应建筑模板边角料及木方短料头。期间，被告向原告支付了部分货款，后经双方结算，被告孙恒军于2015年6月2日向原告出具了欠条一张，内容载明：“今欠到黄坤旧木方及建筑模板货款人民币大写壹拾伍万捌仟贰佰肆拾玖元整，小写158249.00欠款人：安顺市富金木塑板业有限责任公司法人：孙恒军”。之后，原告向被告索要上述款项未果，被告孙恒军于2015年9月6日出具承诺一份，内容为：“本人孙恒军承诺自2015.9.6起，每个月付黄坤人民币大写伍万元，小写￥50OO0.00元，分三个月付清，如不能按时还款则按3%的月息付黄坤利息。承诺人：孙恒军”。2016年2月29日，被告孙恒军在支付货款人民币80000元给原告后又出具欠条一份，内容载明：“2015年6月2日所打欠款已经付了人民币大写捌万元整，小写￥80000.00，下欠人民币大写柒万捌仟元整小写￥78000.00元，定于2016年3月15日前付清。所收款以收据为证。欠款人：孙恒军”；同时，并承诺：“如付不清就把大西桥新世纪幼儿园、跳蹬场新世纪幼儿园、小屯街新世纪幼儿园、普定浪池捌拾亩国有土地、安顺市富金木塑板业有限责任公司，全部送给黄坤。”2016年7月9日，原告向被告孙恒军出具编号为5019626的收据，收据载明“今收到孙恒军付来利息款10000.00元”。2016年9月27日，原告找到被告孙恒付索要上述欠款，被告孙恒付出具内容为“双方共同友好协商，孙恒付同意在2016年10月30日前还清黄坤人民币大写：柒万捌仟贰佰肆拾玖元正（78249元）同意人：孙恒付2016.9.27”担保书一份交原告收执。付款期限届满后，三被告均未向原告支付剩余货款，原告遂诉至本院，提出如前所请。同时查明，被告富金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被告孙恒军是被告富金公司在2013年1月18至2016年3月14日期间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2016年3月15日，被告富金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由被告孙恒军变更登记为被告孙恒付。2017年3月10日，被告富金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由被告孙恒付变更登记为孙光力。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富金公司之间形成的涉案买卖合同关系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合同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向被告供应了木料和建筑模板等材料，被告应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相应货款。经双方结算，被告孙恒军作为公司法人向原告出具欠条确认差欠原告货款，并约定付款期限及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付款期限届满后，被告富金公司未在约定的付款期限内支付差欠的货款，显属违约，故原告诉请要求被告富金公司支付差欠的货款人民币78249元，依法予以支持。针对被告富金公司、被告孙恒军是否是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的问题。原告提供的富金公司工商管理登记信息显示被告孙恒军于2013年1月18日至2016年3月14日期间是被告富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被告富金公司应当对被告孙恒军在2013年1月18日至2016年3月14日期间对外所从事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富金公司工商管理登记信息显示被告富金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加工，且原告与被告孙恒军均承认原告于2014年9月26日至2014年12月30日期间向被告富金公司供应的建筑模板及木料是用于被告富金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此可以认定，被告孙恒军在2014年9月26日至2014年12月30日期间向原告购买建筑模板及木料的行为实质上是其作为被告富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进行的经营行为，被告富金公司应当对被告孙恒军的该经营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此外，被告孙恒军于2015年6月2日出具给原告的“欠条”载明了涉案材料款的欠款人为被告富金公司，且载明了被告孙恒军是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在“欠条”上进行签名，则该“欠条”进一步证明了被告富金公司是本案中建筑模板及木料的实际购买人和使用人。因此，综合被告富金公司的工商管理登记信息、原告与被告孙恒军的当庭陈述、被告孙恒军于2015年6月2日出具给原告的“欠条”能够形成证据链条，共同证明涉案建筑模板及木料买卖合同的合同相对人为原告与被告富金公司，被告富金公司是涉案材料款的债务人。对被告孙恒军、被告孙恒付是否应当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被告富金公司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被告孙恒军于2013年1月18日至2016年3月14日期间是被告富金公司的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务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孙恒军在不能证明富金公司财务独立于其自己的财产的情况下，应当对富金公司在2013年1月18日至2016年3月14日期间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被告孙恒军并未举证证明其在作为富金公司的股东期间富金公司的财务独立于其自己的财产的，因此，被告孙恒军应当对富金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同理，被告孙恒付于2016年3月15日登记为被告富金公司的股东，因此，被告孙恒付也应当对被告富金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于被告孙恒军于2015年6月2日出具给原告的“欠条”中“如不能按时还款则按照3%的月息付黄坤利息”的约定是否有效的问题及逾期违约责任问题。孙恒军于2013年1月18日至2016年3月14日期间是被告富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富金公司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对孙恒军于2013年1月18日至2016年3月14日期间所从事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被告孙恒军以富金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于2015年6月2日向原告出具“欠条”的行为，是被告孙恒军代表被告富金公司向原告为意思表示的行为，该行为能够对被告富金公司产生法律效力，该“欠条”中载明的“如不能按时还款则按照3%的月息付黄坤利息”的承诺，应是原告与被告富金公司达成的合意的结果，是涉案买卖合同约定的一部分，对被告富金公司具有法律效力。被告孙恒军以富金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与原告在2015年6月2日签下的“欠条”中约定：一、孙恒军承诺于2015年9月6日起每个月向原告黄坤支付50000元材料款；二、如不能按时还款则按照3%的月息付黄坤利息。庭审中，原告和被告孙恒军均认为该约定是利息损失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式”，该约定是原告与被告富金公司对违约金计算方式的约定，原告可以在被告富金公司违约后请求被告富金公司按照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方式，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该“欠条”签订后，被告向原告支付了80000元材料款，剩余的78249元材料款，被告富金公司、孙恒付、孙恒军至今未向原告支付，因此，应认定被告富金公司于2015年10月6日起开始违约。但之后被告孙恒军于2016年2月29日出具欠条给原告，欠条上载明“于2016年3月15日前付清”，视为双方对付款期限作出的变更，根据《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买卖合同对付款期限作出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但该违约金的起算点应当随之变更。”因此，该违约金的起算点应从2016年3月16日起开始计算。诉讼中，被告孙恒军提出原告请求的利息损失过高，请求法院进行调整。因原告并未对其因被告富金公司的逾期付款行为而形成的损失的具体数额进行举证证明，因此，原告的损失数额宜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进行计算。被告富金公司应当承担违约金责任的起始时间为2016年3月16日，原告所请求的违约金计算截止时间为原告起诉之日，即2017年1月3日，直至原告起诉之日被告富金公司已逾期十个月。中国人民银行于2015年8月26日公布的一年至三年期贷款的年贷款基准利率为5%，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通知的内容：“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借款人为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加收30%—50%”，则原告因被告富金公司迟延支付材料款而形成的损失的计算标准宜在5%的年利率的基础之上加收40%的利率进行计算，计算原告的损失的年利率宜确定为（5%+5%×40%）=7%，则截止原告起诉之日，原告因被告迟延支付材料款而形成的损失应计算为：78249×7%×（10÷12）≈4564.5元。按照原告与被告富金公司关于违约金计算方式的约定，被告富金公司应当支付给被告的违约金数额应为：78249×3%×10≈23474.7元。原告与被告富金公司约定的违约金数额已经超过了原告的实际损失数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以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案中，由于原告与被告富金公司约定的违约金数额约是造成损失的514%，已经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因此，被告孙恒军要求调整违约金的理由，予以采信。原告有权请求被告支付的违约金数额不应超过4564.5×130%=5933.85元，被告孙恒军实付的违约金数额为10000元，实付的违约金数额已经超过了应付的违约金数额，且被告孙恒军、孙恒付、富金公司是涉案债务的连带责任人，被告孙恒军向原告支付违约金的行为的效力能够及于被告孙恒军、被告富金公司，因此，原告无权再请求被告富金公司、孙恒军、孙恒付连带向其支付违约金。故对于原告请求被告富金公司、孙恒军、孙恒付连带向其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富金公司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自动放弃权利，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综上所述，据此，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安顺市富金木塑板业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黄坤支付货款人民币78249元。被告孙恒军、被告孙恒付对被告安顺市富金木塑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黄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834元，减半收取人民币1417元，由原告负担542元，由被告安顺市富金木塑板业有限责任公司、孙恒军、孙恒付共同负担875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提出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原告可在判决生效履行期限满后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员 李  晓  燕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杨晓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