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江中法民二终字第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司徒华畅，男，1979年2月27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张巨欢，广东知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邝兆钦，广东知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开平市市场物业管理服务总站。
法定代表人：周伍仪，站长。
委托代理人：林祺祥、梁秋帆，均系广东风采新纪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谭国富，男，1979年7月24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周春泉，男，1975年2月14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谭润婵，女，1967年2月26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张秀英。
上诉人司徒华畅因与被上诉人开平市市场物业管理服务总站（以下简称“市场服务总站”）、原审第三人谭国富、周春泉、谭润婵、张秀英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开平市人民法院（2012）江开法民二初字第15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司徒华畅起诉认为，2011年3月至9月17日期间，谭国富称车牌号分别为粤JS92**、粤JGF8**、粤JBF2**、粤JBF3**、粤JBD7**、粤JBE8**、粤JUP9**小型轿车7辆均属其所有并将上述车辆向司徒华畅办理寄售。司徒华畅收取上述车辆后将37万元寄售款支付给谭国富。上述车辆驶至在市场服务总站设于开平市长沙幸福市场的车辆保管场停放由市场服务总站进行保管，谭国富在场提供协助。保管费每日11元，在提取车辆时结清保管费。2011年12月24日，司徒华畅在上述保管场提取了粤JGF8**小型轿车并支付该车保管费1140元。2012年12月12日，司徒华畅再到市场服务总站保管场取其余的六辆车时，发现那六辆车均被取走，市场服务总站无法将上述保管物车辆交给司徒华畅，致司徒华畅损失了37万元及其利息。市场服务总站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庭审中，市场服务总站对司徒华畅起诉的事实予以否认，认为除了粤JGF8**车辆的车主登记为谭国富外，司徒华畅所主张的其他六辆车的所有权人都不是谭国富。也不是司徒华畅本人或开平市长沙区祥兴物品寄售行，司徒华畅并不是本案所涉车辆的所有权人，没有证据证明其合法占有本案所涉的车辆，也没有证据证明是司徒华畅本人将车驶至保管场保管的，所以无权就本案所涉车辆向市场服务总站主张权利。且由市场服务总站保管的车辆并没有发生被盗或灭失的事实。司徒华畅所声称的损失并不存在，或者没有发生。如果司徒华畅合法拥有这些车辆，他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收回。之所以出现目前的情况，完全是司徒华畅违规经营导致的后果，与市场服务总站的保管行为没有因果关系。
双方各持己见，无法达成调解协议。经车管部门查实，上述车辆除了粤JGF8**小型轿车是登记在谭国富名下外，其余6辆车分别登记在周春泉、谭润婵、张秀英等人名下。这六辆车在停放期间均已上锁，后于2012年12月12日前已由车主自带锁匙解锁后交付保管费取回，且目前仍在正常行驶，没有任何一辆本案所涉车辆的车主到交警部门报案、登记其车辆遗失或被盗。期间司徒华畅向谭国富追责末果，己向公安机关报案。现又向原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是保管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司徒华畅应承担举证证明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保管合同关系成立以及因保管人保管不善致使保管物被损的责任。本案中司徒华畅所提供的证据未能证明是谁人将粤JS92**、粤JGF8**、粤JBF2**、粤JBF3**、粤JBD7**、粤JBE8**、粤JUP9**号小型轿车6辆驶至保管场交市场服务总站保管，究竟是由司徒华畅本人还是由谭国富交市场服务总站保管场保管无法证实，保管合同关系是在司徒华畅间还是在谭国富间产生无法认定。司徒华畅所提供的证据表明的是谭国富与司徒华畅之间的另一种法律关系，不足以证明司徒华畅与市场服务总站之间成立保管合同关系。况且这六辆小型轿车至今一直正常行驶，并无因市场服务总站保管不善而引起的车辆遗失、被盗或损毁的情况。司徒华畅将其与谭国富之间发生的寄售关系而支付给谭国富的37万元作为本案保管物被损的数额，显属不当。故原审法院对司徒华畅起诉的事实证据不足，无法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司徒华畅应对其主张承担证据不足的法律后果。另，司徒华畅已将其与谭国富之间发生的问题向公安机关报案，如司徒华畅认为其民事权利受损可待破案后再另案诉讼。本案双方无法达成调解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的规定，本案依法作出判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司徒华畅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7600元，由司徒华畅负责交纳。
上诉人司徒华畅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复杂案件，显属定性不妥。本案是非常简单的保管合同案件，司徒华畅仅起诉保管人即市场服务总站。从保管合同当事人方面而言，本案就是司徒华畅与市场服务总站之间的关系。但原审法院却认为案情复杂并追加谭国富、周春泉、谭润婵、张秀英等第三人参加诉讼。因此，从追加第三人参与诉讼的行为来说，表明原审法院确已对保管合同的理解出现误解。
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以及第三百六十七条的规定，保管合同原则上是实践合同，以标的物的交付为合同生效的依据。司法实践中，往往以保管票据为保管合同成立与否的依据。具体到本案，就是看在案证据能否证实保管合同是否成立。本案证据中，司徒华畅的证据主要是车辆停放费收据，足以证实司徒华畅作为寄存人将涉案的6台车辆（号牌是JS9210、JBF301、JBF246、JBD728、JBE849、JIJP983）分别于2011年3月25日、7月6日、7月10日、8月2日、9月17日交由市场服务总站保管。而市场服务总站的证据《车辆停放登记表》、司徒华畅“车辆进入停车场时，均领取收费收据”的陈述亦足与证实司徒华畅已将车辆交由市场服务总站保管。因此，司徒华畅与市场服务总站的车辆保管合同已经成立。原审法院却认定司徒华畅无法证明保管合同已成立，属举证不能。原审法院一方面认定涉案车辆驶至市场服务总站的保管场由市场服务总站保管，谭国富在场提供协助；另一方面又认定保管合同关系是在司徒华畅还是谭国富间产生无法认定。显然，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且自相矛盾。
三、对保管合同理解有误导致判决不当。原审法院查实，六辆涉案车辆保管时是由司徒华畅在保管场上好锁的，于2012年12月前上述车辆由第三人（原审法院认定是车主）自带锁匙取回。保管人任由他人提走车辆的做法已违反保管人的相应义务。由于认识问题，原审法院却错误地认定保管人不用担责。此判决明显是因没有分清保管人、寄存人、所有人的关系所致。除原审法院外，市场服务总站对保管合同的理解更为错误。一审时，市场服务总站认为保管时开具停放费收据给停放人，但只是对车不对人，谁放车不作审查。取车时正常情况下凭证放行，但部分遗失票据的，需提供行驶证、身份证、驾驶证。但实际上，是司徒华畅还是谁将车辆交来保管的不很清楚。保管人取车时，需要提交收费收据作为取车凭证。既然司徒华畅持有收费收据却取不了车，那么市场服务总站的责任不言自明。
综上，司徒华畅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决并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市场服务总站答辩称：一、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以维持。原审判决已经查明下列事实：l、司徒华畅不是本案所涉车辆的所有权人，也不是本案所涉车辆的实际控制人。2、没有证据显示是司徒华畅将有关车辆交给市场服务总站保管。司徒华畅与市场服务总站之间的保管合同关系不成立。3、相关车辆至今一直正常行驶，并无因市场服务总站保管不善而引起车辆遗失、被盗或损毁。原审法院在查明上述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了判决。
二、司徒华畅声称与市场服务总站存在保管合同关系，其所持的理由不能成立，不应得到支持。司徒华畅上诉称手中持有车辆停放收据，足以证明是司徒华畅将有关车辆交给市场服务总站保管。其实不然。第一，虽然收费收据可以作为保管合同的凭证，但并不等于持有收据的人就是保管合同当事人。因为收费凭证是针对特定的车辆，而不是特定的人。这从收据凭证上注明车牌号码就可以找到答案。第二，因涉及到保管费的报销或记账问题，有些当事人在取车时是带走收据的。也就是说，停车场在放行车辆时并没有收回收据。没有证据证明是市场服务总站将该收款凭证交给司徒华畅，正如没有证据证明是司徒华畅将相关车辆交给市场服务总站保管一样。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这些收据是谭国富交给司徒华畅的可能性更大。第三，如果仅凭收款收据就可以就车辆保管事项向停车场主张权利，而不顾其他事实，将会产生很多保管合同纠纷案件。所以说，司徒华畅以手中持有市场服务总站经营的停车场发出的收据为由，证明其与市场服务总站之间存在保管合同关系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不应得到支持。
原审第三人谭国富、周春泉、谭润婵、张秀英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没有提供答辩意见。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二审审理，对原审法院判决所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保管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但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除外。”的规定，归纳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司徒华畅与市场服务总站之间是否成立保管合同关系；2、司徒华畅诉请市场服务总站赔偿37万元及相应的利息是否应支持。
关于司徒华畅与市场服务总站之间是否成立保管合同关系的问题。本案双方均确认涉案的车牌为粤JS92**、粤JBF2**、粤JBF3**、粤JBD7**、粤JBE8**、粤JUP9**车辆由市场服务总站所属车辆保管场保管。司徒华畅持有记载上述车牌号的《车辆停放费收据》主张与市场服务总站成立车辆保管合同关系，市场服务总站反驳称没有证据证明上述车辆系由司徒华畅交付保管。本院认为，市场服务总站作为车辆保管场经营者，其发放的《车辆停放费收据》具有车辆存取凭证的性质，司徒华畅持有市场服务总站所属车辆保管场的《车辆停放费收据》即说明司徒华畅将上述车辆交付给市场服务总站保管，市场服务总站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司徒华畅是在没有交付车辆保管的情形下取得了《车辆停放费收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判决认定司徒华畅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其将涉案车辆交由市场服务总站保管不当，应予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七条关于“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司徒华畅将上述涉案的6辆轿车交付给市场服务总站保管，双方成立保管合同关系并发生法律效力。
关于司徒华畅诉请市场服务总站赔偿37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应否支持的问题。查明的事实表明，涉案的保管车辆目前仍在正常使用中，并不存在车辆毁损、灭失的情形。虽然市场服务总站无法向司徒华畅返还案涉的保管车辆，但本案司徒华畅并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因市场服务总站的前述行为致保管物被毁损、灭失，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七十四条关于“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规定的情形。如果涉案车辆遗失属实，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司徒华畅认为涉案车辆遗失应先予报警。在查清涉案车辆确已遗失的情况下，方可依据保管合同向保管人追偿。现司徒华畅主张涉案保管车辆被他人取走，而非保管物受到毁损、灭失而要求市场服务总站赔偿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司徒华畅上诉理据不足，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但处理并无不当，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7600元，由司徒华畅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秀德
审 判 员 徐 闯
代理审判员 蔡镇海
二〇一四年六月五日
书 记 员 温鹏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