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绍民终字第14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祖校。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毛香罗。
上述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朱宇亮、王冰洁，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祖新。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王永建、桑哲渊，浙江永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沈惠云。
原审第三人沈菊香。
上诉人毛香罗、沈祖校因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4）绍诸民初字第10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0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沈某，男，原诸暨县城南区新北乡沈家村人，解放前已去世。沈某的妻子名陈某，1961年左右去世。沈某与陈某共生育子女五人，依次是沈招红（音同）、沈荷香（音同）、沈祖校、沈祖新和沈菊香。沈招红年幼时（解放前）就被送给他人做童养媳，沈荷香解放前已出嫁。沈招红、沈荷香现均已去世。被告沈祖校与第三人毛香罗系夫妻关系，两人共生育女子五人，其中长女沈惠云出生于1952年11月，次女沈卫华出生于1955年11月。原告沈祖新现为城镇居民。坐落于原诸暨县城南区新北乡沈家村（现为诸暨市暨阳街道城新村）、面积为伍厘伍毫的房屋在土改时登记在以被告沈祖校为户主的“伍人”名下。解放前后，原、被告及原、被告的父母、第三人沈菊香均居住在该房屋内。1953年，原告沈祖新与寿卓英结婚，婚后未再在讼争房屋内居住。沈菊香于1956年左右出嫁后也从讼争房屋内搬出。陈某于1961年左右去世。此后讼争房屋一直由被告沈祖校夫妻居住、使用、管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土地使用权登记时，讼争房屋的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在被告沈祖校名下，地号为61-06-276，面积为38平方米。2012年11月2日，原、被告在被告儿子沈伟章家里签订“分家协议”一份。该“分家协议”由被告儿子沈伟章书写，内容为：“经兄弟姐妹友好商量，有暨阳街道城新村沈家沈祖校、沈祖新、沈菊香三兄妹，在沈祖校名下分割房产，按三兄妹每人三分之一分割，房产地址：沈家沈祖校，地号61-06-276，建筑面积38平方。此协议一式叁份，共同遵守，各执一份，签字生效”。签订该“分家协议”时，除原、被告外，另有原告妻子寿卓英、第三人毛香罗及被告儿子沈伟章在场。但沈菊香未在该“分家协议”上签字。2013年，讼争房屋列入诸暨市人民政府征收范围。同年10月9日，由被告沈祖校以全货币补偿安置的方式与相关部门签订讼争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在该协议中确定的补偿项目及金额为：（1）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837330元；（2）签约奖金39900元；（3）搬家补助费4680元；（4）临时安置过渡费22800元；（5）装潢补偿34200元；（6）搬迁奖金22800元；（7）集体土地使用权补贴38000元；（8）老年人租房补贴17150元，以上共计人民币1016860元。上述征收补偿款均由被告沈祖校在2013年11月实际领取。至拆迁时，讼争房屋因年久失修大部分已坍塌，仅残留墙角和墙基。现讼争房屋已全部拆除。
上述事实，除原、被告及第三人毛香罗、沈惠云的陈述外，还由原告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土地登记信息、分家协议，被告提供的土地登记审批表、地籍调查表、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房屋征收经费补偿单、沈祖新的户籍证明等证据予以证实。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被告向该院提出申请，要求该院向诸暨市公安局调取沈祖新自1928年8月3日出生至今的户籍变更信息。该院至沈祖新原户籍所在地即诸暨县城南区新北乡沈家村所在的辖区派出所诸暨市公安局王家井派出所进行调查，但自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起，沈祖新在该所没有任何户籍信息。另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该院于2014年6月17日对第三人沈菊香作了调查笔录，沈菊香在笔录中陈述：其认为土改登记时的“伍人”应该是指陈某、沈祖新、沈祖校、毛香罗和其本人；当时沈祖新拿着“分家协议”到其家里要其签字，其因为不知道什么情况所以没有签；现在其不想参加诉讼，对讼争房屋中其可以享有的份额也不作处理、不作表态。
原审法院认为：一、本案中，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集体土地使用权的登记能否否定土改时的房产所有证登记？原告认为，讼争房屋在土改时登记在以沈祖校为户主的“伍人”名下，故该房屋应为该“伍人”共有。被告却认为，讼争房屋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重新登记在被告名下，故该集体土地使用权相对应的房屋应为被告所有。该院认为，讼争房屋从土改登记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办理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期间，未发生拆建、翻建等能引起物权发生变动的事实行为，原所有权人也未对该房屋实施买卖、赠与等能引起物权发生变动的民事法律行为，故讼争房屋的物权自土改登记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办理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期间未发生变动。虽讼争房屋所对应的土地使用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进行了重新登记，且该登记与土改时房屋所有权的登记内容不相吻合，但该土地使用权的登记并不必然导致原房屋所有权人合法权益的丧失。被告关于讼争房屋于1990年左右因年代久远而坍塌、房屋物权已灭失的辩解意见，该院认为，讼争房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进行集体土地使用权的登记时，当时的王家井镇五湖村民委员会于1993年10月出具“农村宅基地权源证明”一份，内容为：“兹有五湖村沈祖校户，坐落在沈家的1间2层楼房，面积38.00㎡。四至为：东至沈祖南共墙，南至道地，西至沈祖仁共墙，北至坎……”，故在被告不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讼争房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办理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前已经灭失的情况下，该院对被告的该辩解意见难以采信。综上，该院认为本案中，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集体土地使用权的登记不能否定土改时的房产所有证登记。二、既然讼争房屋的物权仍应依据土改时的登记来确定，那么土改时登记的家庭人口“伍人”应指哪五人？原告认为该五人应该是指原告沈祖新、被告沈祖校、父亲沈某、母亲陈某和第三人沈菊香。而被告却认为该五人是指被告沈祖校、母亲陈某、第三人毛香罗、沈菊香、沈惠云，当时原告已经外出工作，是工人，不可能以农民的身份参加土改。该院认为，根据该院向诸暨市档案馆查询到的、由诸暨市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诸暨县志》记载：“1950年7月，中共诸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部署土地改革运动……11月中旬起，组成以县、区、乡、村干部和积极分子为成员的土改工作队，分批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于1951年8月胜利结束……1951年7月下旬起，对先行结束土改的乡（镇）进行复查……至12月底结束……复查后，颁发土地房屋所有证。”可见，诸暨的土地改革运动主要集中于1950年底至1951年底这段期间。原、被告的父亲沈某早在解放前已去世，第三人沈惠云出生于1952年11月，所以沈某与沈惠云不可能在这“伍人”之列。另在该段时期内，沈菊香尚未出嫁，而毛香罗已经嫁入沈家，所以沈菊香与毛香罗应该在这“伍人”之列。土改期间原告虽在外工作，没有实际居住于讼争房屋内，但原告是家庭成员，且尚未与父母分家独立门户，仍可与母亲、兄妹一起参加土改，故将原告列入以沈祖校为户主的户内参加土改符合当时的政策和我国的传统习俗。被告关于原告在土改时已是工人、不可能以农民身份参加土改的辩解意见，该院认为，国务院于1955年11月才颁布《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员”作为人口统计指标。也就是说，直到1955年我国才开始形成按“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员”进行划分与管理的“二元制”户籍管理体制，所以土改期间根本没有“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员”之分，故该院对被告的该辩解意见不予采信。综上，该院确定土改时颁发的讼争房屋《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的“伍人”应指陈某、沈祖新、沈祖校、沈菊香和毛香罗，本案讼争房屋在土改时由该五人每人各享有1／5的份额。后陈某于1961年左右去世，其享有的份额由沈祖新、沈祖校和沈菊香继承，故讼争房屋的物权人变更为沈祖校、沈祖新、沈菊香和毛香罗，其中沈祖校、沈祖新、沈菊香各享有4／15的份额，毛香罗享有1／5的份额。三、原、被告虽认可本案讼争房屋至拆迁时已灭失，那拆迁利益是否如被告主张的仅是因为被告办理了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而获得？该院认为，《诸暨市“三改”专项行动涉及的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第五条规定：“无地上建筑，只有批文或其他土地批准手续且其权属经国土部门确认有效的，按其允许建造房屋面积，按公布的比准价格的115%补偿，并按批准占地面积补偿1000元／㎡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补贴，其余不再给予任何补偿、奖励或补助等。”但本案讼争房屋被征收后所获得的征收补偿利益，除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和集体土地使用权补贴外，另有签约奖金、搬家补助费、临时安置过渡费、装潢补偿、搬迁奖金、老年人租房补贴等，所以讼争房屋的征收补偿安置方式与该规定不相吻合。讼争房屋被征收后能够获得1016860元的征收补偿款并非如被告所主张的仅是因为集体土地使用权被征收后获得的，还包含了其他的因素。因此，被告的该项辩解主张不能成立。四、既然原告有权享有征收利益，则具体的金额是多少？2012年11月2日，原、被告签订“分家协议”一份，约定讼争房屋按三兄妹即沈祖校、沈祖新、沈菊香每人享有三分之一进行分割。该协议由被告儿子沈伟章书写，由沈祖校签字，毛香罗当时在场并知情，所以原告有理由相信该协议系被告夫妻即沈祖校、毛香罗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系被告夫妻对自己可以获得的民事权益的自由处分，故原告可依据该“分家协议”主张其享有相应拆迁利益的1／3份额。讼争房屋被征收后的补偿款由以下几部分组成：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837330元、签约奖金39900元、搬家补助费4680元、临时安置过渡费22800元、装潢补偿34200元、搬迁奖金22800元、集体土地使用权补贴38000元、老年人租房补贴17150元。该院认为，集体土地使用权补贴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享有的利益，本案中，原告的户口已外迁，其并非讼争房屋所在地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故原告不享有该权益。鉴于讼争房屋一直由被告夫妇居住、使用、管理，故签约奖金、搬家补助费、临时安置过渡费、装潢补偿、搬迁奖金、老年人租房补贴均由被告享有。综上，原告在其享有共有份额的房屋被征收后可以获得的征收补偿为房屋征收经费补偿单中确定的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837330元的1／3即人民币279110元。该款项现已由被告领取，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该款项，并支付该款项自被告领取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基准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合理合法，该院予以支持。被告在庭审中陈述其于2013年11月领取了该笔款项，故该院根据被告的自述确定利息自2013年12月1日起开始计算。第三人沈菊香经该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可作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九条、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沈祖校应赔偿原告沈祖新因坐落于诸暨市暨阳街道城新村、地号为61-06-276、面积为38平方米的房屋被征收后可享有的补偿款计人民币27911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3年12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沈祖新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4880元，由原告沈祖新负担6800元，由被告沈祖校负担8000元。
上诉人沈祖校、毛香罗上诉称：原审法院事实认定和逻辑上存在双重错误。一、在房子已经灭失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当然不具有任何拆迁利益。讼争地上房屋早在1990年就因年久失修而倒塌，原审法院却未查清该情况。这个地址上仅有的是土地使用权，被上诉人沈祖新对讼争地址已经无任何法律及其他利害关系，无权享有任何拆迁利益。二、讼争房屋早在1990年左右因年代久远而坍塌，至1993年办理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已发生拆建等能引起物权发生变动的事实。三、退一万步讲，即使房屋至今没有灭失，要根据土改时登记来确认房屋产权人，也应当由被上诉人证明其为产权人之一。原审仅凭《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写了“五人”就认定被上诉人为所有权人之一实在过于草率，被上诉人应当提交更直接的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上诉人因工人身份在土改期间分不到土地，其当然不是房屋的产权人之一。四、陈某的份额已过继承的除斥期间，被上诉人无权享有。首先陈某于1961年左右去世，对其财产，各子女享有各五分之一的继承权。上诉人一直实际占有使用讼争房屋，被上诉人从未来要求继承，现其主张继承份额的权利已过诉讼时效，也远远超过除斥期间。五、《分家协议》无效，被上诉人无权享有1／3的拆迁利益。房屋早于双方签署协议时灭失，合同标的不存在，合同当然无效。毛香罗未在《分家协议》上签字认可，不能以其在场并知情推断出她是同意的意思表示。六、被上诉人无权享有任何房屋货币补偿，更无权享有相应的利息损失。被上诉人既不是房屋产权人，且房屋在拆迁前已经倒塌，其当然不享有相应的拆迁利益。且假设被上诉人可享有拆迁利益，利息损失也应从上诉人主张款项开始计算。综上，请求依法撤销原判，依法判令被上诉人不享有任何拆迁补偿款及相应利息，并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沈祖新答辩称：拆迁利益并非仅是因为上诉人办理了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而获得，还包含其他很多因素。如果房屋灭失，没有地上建筑，按照诸暨市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第5条规定，征收补偿利益只能有房屋货币补偿和集体土地使用权补贴，而本案中还有搬家补助费、临时安置过渡费、搬迁资金等，因此讼争房屋在进行补偿时并非按无地上建筑物这一情况进行补偿，这在原审判决第三个争议焦点中已详细分析。退一步，即使房屋灭失，被上诉人也对土地享有使用权。90年代初集体土地使用权的登记不能否定土改时的房产登记。讼争房屋在土改时登记在5人名下，房屋为5人共有，根据房地一体原则，土地也应为5人共有。90年代初土地使用权因房屋实际由上诉人使用等原因登记在被告名下，但也无法与原权利人脱开关系。上诉人上诉称根据1950年土地改革法第四条规定，被上诉人分不到土地，这是对土地改革法的断章取义。本案是物权纠纷，而不是继承权纠纷，不适用继承法第8条规定。物权法第29条规定，陈某1961年去世，沈祖新当然直接取得物权，上诉人长期占有遗产，但不能因为长期占有而取得全部遗产。因此本案性质是物权纠纷，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况且上诉人未在原审中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法院不应予以支持。分家协议约定，在沈祖校名下分割房产，按照兄妹每人三分之一分割，根据拆迁方案及协议签订后一年的实际拆迁情况，可以认定分家协议是签约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对包括土地使用权在内的全部拆迁所得利益进行的分割，包括土地补贴等。对于毛香罗没有签字的问题，该协议沈祖校签字，毛香罗在场且知情，按照一般常理，毛香罗当然没有异议。
原审第三人沈惠云、沈菊香未作答辩。
上诉人沈祖校、毛香罗在二审中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2013年诸暨市“三改”百日攻坚专项行动涉及的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复印件1份，要求证明原审法院适用2014年拆迁政策错误，本案发生的拆迁是在2013年，适用的是2013年拆迁政策。按照2013年的拆迁政策，经确认合法面积，未建部分建筑面积的重置价格按450元／平方米与评估确定的比准价格核算补偿。被拆迁人除拆迁补偿款外，所享有装修补偿、过渡费等所有正常的拆迁补偿项目都是有政策依据的；证据2、诸暨市“三改”百日攻坚专项行动诸暨街道城新村房屋征收补偿安置价格表复印件1份，要求证明征收房屋货币单价=征收房屋比准价-
征收房屋标准样本重置成新单价＋征收房屋评估重置成新单价，讼争土地的拆迁补偿货币单价是按照无地上建筑物的政策得出，即5900元-700元＋450元=5650元，本案地上房屋仍在，房子本身的价值也不会超过700元／平方米（按照征收房屋标准样本重置成新单价可得）。
被上诉人沈祖新质证认为：虽然讼争房屋拆迁是在2013年，但实际拆迁利益发生是在2014年，所以应该适用2014年政策。上诉人所指的几个包括装修补偿、拆迁奖金的费用条文并非指无地上建筑物的补偿标准，而是在实际发生了装修、搬迁的情况下适用的补偿标准，因此上述证据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原审第三人沈惠云、沈菊香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上述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项之“新的证据”的规定，故本院依法不予认定。
其余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上诉人沈祖新是否有权获得本案讼争拆迁利益。讼争房屋在土改登记时明确记载户主为上诉人沈祖校，人口为5人，虽然讼争房屋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登记在上诉人沈祖校名下，但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当时土改登记之时的5人已就讼争房屋权属协议进行过变更，也未举证证明发生过其他能引起物权发生变动的事实，故原审法院认定讼争房屋的物权自土改登记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办理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期间未发生变动应属正确。至于土改登记之时的5人具体所指问题，原审法院结合当地土地改革运动发生时间、当时家庭成员具体情况、当时政策和习俗等实际情况，确定土改登记时的5人为陈某、沈祖新、沈祖校、沈菊香和毛香罗，并认定讼争房屋在土改时由该五人每人各享有1／5的份额，并无不当。上诉人虽有异议，但未能提供有力证据予以反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对此已作充分翔实的论述分析，本院在此不再赘述。
2012年11月2日上诉人沈祖校与被上诉人沈祖新签订“分家协议”，约定按三兄妹即沈祖校、沈祖新、沈菊香在上诉人沈祖校名下分割讼争房产，按每人三分之一分割。本案未见证据证明上诉人沈祖校签订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当时原审第三人毛香罗也在场并知情，故被上诉人沈祖新有理由相信协议系上诉人夫妇的共同意思表示及对自身权益的自由处分。另一方面，本院经审查，在分家协议签订前上诉人沈祖校与被上诉人沈祖新份额之和，即使不论是否依法继承母亲陈某的份额，也已达2／5，故即使上诉人沈祖校签订协议仅代表其个人，则其通过协议约定使被上诉人沈祖新享有1／3份额之条件亦具备，且此系上诉人沈祖校对自身部分份额的自由处分，依法也应予以照准。故对上诉人主张的继承诉讼时效问题及原审毛香罗未在分家协议上签字等问题，与本案的审理结果并无实质性关联，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上诉人沈祖校应受分家协议约束，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沈祖新可依据该“分家协议”向上诉人沈祖校主张相应拆迁利益的1／3份额，应属正确。上诉人虽主张讼争房屋已灭失，被上诉人沈祖新无权获得征收补偿款，但如上所述，分家协议中已明确在上诉人沈祖校名下分割房产、被上诉人沈祖新享有1／3份额，故被上诉人沈祖新享有讼争房屋相应征收补偿款有约定依据。且根据讼争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及当时政策规定，讼争房屋虽在拆迁时已灭失，但这并不影响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款的依规核定和获得，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获得的征收补偿款并非仅因为集体土地使用权被征收而获得，还包含其他因素，应属正确。同时，原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沈祖新户口已外迁及讼争房屋一直由上诉人夫妇居住、使用、管理等实际，认定签约奖金、搬家补助费、临时安置过渡费、装潢补偿、搬迁奖金、老年人租房补贴均由上诉人享有，并判令上诉人沈祖校支付被上诉人沈祖新房屋征收经费补偿单中确定的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837330元的1／3即人民币279110元及上诉人沈祖校自领取补偿款后开始计算的相应利息，应属合理合法。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得当，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880元，由上诉人毛香罗、沈祖校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方 艳
代理审判员 徐燕飞
代理审判员 盛银明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叶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