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闽民终字第8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方东洛，男，汉族，1963年8月1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黄重取、汤桂凤，福建闽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玲霞，女，汉族，1963年9月1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黄重取、汤桂凤，福建闽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达嘉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东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黄重取、汤桂凤，福建闽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大兴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洪琼瑶，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周城、付蓉蓉，福建致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丁展峰，男，汉族，1963年4月5日出生。
原审被告郭福添，男，汉族，1964年10月25日出生。
上诉人方东洛、陈玲霞、厦门达嘉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达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厦门大兴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大兴公司”），原审被告丁展峰、郭福添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厦民初字第10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方东洛、陈玲霞、达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力（2015年8月1日，方东洛、陈玲霞、达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变更为黄重取、汤桂凤），被上诉人大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周城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丁展峰、郭福添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大兴公司诉请判令：1、丁展峰、郭福添支付大兴公司股权转让款2360万元，以及该款从2012年2月19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标准计算的违约金（暂计至2014年6月20日的违约金约为1300万元）。2、大兴公司有权在上述债权范围内，就丁展峰、郭福添分别所持有厦门野山谷生态乐园有限公司（下称“野山谷公司”）62.64%、14.37%股权折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方东洛、陈玲霞、达嘉公司对丁展峰、郭福添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一审各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查明，2009年1月，达嘉公司与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达嘉公司将其持有的野山谷公司49%的股份转让给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总价款为1000万元。若野山谷公司未能在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满一年届满前在境内外合格的资本市场上市，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有权要求野山谷公司或全体原股东回购受让方所持的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为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额1000万元。若逾期，需按1000万元的每日万分之五向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原股东承诺，公司在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完成后，达嘉公司回购前的一切损益由原股东享有和承担，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不享受此期间的利润，也不承担此期间的任何亏损。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于2009年1月23日向野山谷公司转账支付1000万元，电汇凭证附加信息及用途一栏注明“投资款”。
2009年8月19日，野山谷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野山谷公司关于增资的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决定增资6400万元，其中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增缴注册资本1000万元，持有公司股权份额变更为22.99%。各股东一致同意：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因投资合计2000万元整所持的股权，公司其他股东应在公司上市可能性不大的情况下，不迟于2010年8月19日前回购。若逾期，应向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支付每日1.1%的违约金。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于2009年9月8日向野山谷公司转账支付1000万元，电汇凭证附加信息及用途一栏注明“投资款”。
2011年3月2日，野山谷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野山谷公司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决议如下：力争于2012年2月19日完成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股票上市申请材料工作。若届时公司尚未能按约定的时间提交上市申请材料，则股东陈玲霞、达嘉公司向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回购其拥有公司股权。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在本决议约定的2012年2月19日届满后，公司仍未实现首发上市，有权自主单方选择继续持有股权或要求回购方履行回购义务。支付对价为2360万元，逾期支付应按逾期付款总额的每日1.1%向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
2012年12月21日，方东洛、陈玲霞、达嘉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大兴公司、丙方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丁方丁展峰、郭福添签订了《股权出质合同》，记载：鉴于甲方与丙方曾于2009年8月9日及2011年3月2日达成之协议，甲方确认尚欠丙方之借款2360万元，并于2012年2月19日已经到期未还，现经双方协商共同确认从2012年2月19日起至2013年9月30日的违约金为1140万元（2000万元＊3%＊19个月）。现因两方已经通知并征得甲方同意将该两项债权全部转让予乙方，同时甲方将以在野山谷公司的100%个人（公司）股权（即占有该公司全部股权的77.01%）转让给丁方，随之前述两项债务也同时转给丁方。为确保乙、丁双方债权债务的履行，丁方同意以将在野山谷公司持有的100%个人股权（即占该公司全部股权的77.01%）质押给乙方作为债务履行保证。甲方保证丁方于2013年9月30日前应还清对乙方的借款及违约金3500万，如到期无法偿还，甲方承担担保责任；同时丁方同意乙方有权进行处置丁方所提供的质押股权及派生权益直至足额偿还乙方的借款及违约金：不足还款部分，乙方有权自行处置之前甲方与丙方约定协议中提供的五套VIP综合用房担保物。若丁方能在2013年9月30日前提前还款，违约金则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013年1月16日，丁展峰、郭福添与大兴公司办理前述股权质押手续，丁展峰登记出质股权数额为5450万元，郭福添登记出质股权数额为1250万元。
2010年9月10日，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具《收据》一张，确认收到野山谷公司“推迟半年支付股权回购款产生的股息人民币伍佰万元整”，指定收款账号为吴火炉开立于建行晋江灵源支行的1833749980110040765。落款加盖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公章，经办人吴再添签字。同日，吴火炉上述账户收到5000000元。
2011年3月3日，达嘉公司法定代表人方东洛出具《借据》一张，记载“依据2011年3月2日签订的《野山谷公司股东会决议》，借款人应于2011年8月19日付给吴永德人民币叁佰陆拾万元整。届时借款人若未按约定的时间付清此笔款，则愿按此金额的每日1.1%计算，向吴永德先生支付逾期还款的违约金，直至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案外人吴再添于4月12日在该份借据上复印件上备注“原件已收”并签字。2011年8月19日，吴永德名下开立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安海支行的62×××48账户收到360万元。同日，吴再添在该《借据》别份复印件上再次备注“已收到还款叁佰陆拾万元整，转入吴永德账户62×××48建行晋江桥头分理处安海”，并落款“吴再添代吴永德”。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讼争法律关系是股权转让合同或企业借贷合同的问题。大兴公司提交的《股权转让合同》、《增资协议》及股东会决议，主张双方存在股权转让关系，要求一审被告按相关协议的约定，在野山谷公司未能按计划上市时，按请求回购相应股权。方东洛抗辩称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野山谷公司之间实为企业借贷。针对双方争议焦点，结合本案证据材料，原审法院对双方的主张均不予认可。理由如下：1、根据大兴公司在起诉状中陈述，方东洛在2008年底与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协商缔约的本意即为融资；2、《股权转让合同》明确约定投资方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期间不享受利润、不承担风险，与公司股东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原则相违背，无法证明各方存在共同经营公司的意思表示；3、自讼争《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日至《股权出质合同》缔结之时，未有任何证据体现野山谷公司或公司股东为上市实施了具体准备工作，足见各方并未实际履行合同约定的具体内容；4、《股权出质合同》中明确约定讼争款项性质为方东洛、陈玲霞、达嘉公司尚欠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借款。综上，原审法院认为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陈玲霞、达嘉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对共同经营管理公司，或对公司未来可能上市进行估值调整约定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讼争法律关系名为股权转让和公司股权增资，实为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陈玲霞、达嘉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二、关于原审各被告尚欠款项数额的问题。方东洛提交三份证据证明已经清偿部分讼争款项，原审法院分析如下：1、方东洛主张通过案外人在案外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中退回的购房定金清偿了讼争债务，但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前述定金与本案的关联性，也未获得大兴公司的认可，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大兴公司自认，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于2010年9月10日收取的所谓“股息”系陈玲霞、达嘉公司未依约回购股份，而依据《股权转让合同》而支付的违约金，原审法院对于该笔款项的关联性予以确认。3、大兴公司虽然否认2011年8月19日《借据》中的360万元与本案的关联性，辩称2013年3月2日另有形成别份股东会决议，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予以佐证。《借据》中的吴永德是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收款确认人吴再添也是前笔500万元“股息”的经办人，再结合《借据》记载内容，原审法院认定该笔360万元与本案的关联性。原审法院认为，讼争股权转让款、增资款共计2000万元实为借款，《股权转让合同》、《增资协议》、《股权出质合同》中的违约金条款实际为讼争借款利息条款，但部分利率约定超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不予保护。其中2010年1月22日至2010年8月19日应按《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对1000万元按日万分之五计收利息（10000000＊0.0005＊210=1050000）。2010年8月20日至2011年8月19日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借款利率四倍标准，对2000万元计收利息（20000000＊6%／360＊4＊365=4866667），二者共计5916667元。原审各被告截至2011年8月19日，共清偿860万元，扣除前述利息后，可抵扣借款本金2683333元，即原审各被告尚欠借款本金17316667元。综上，原审法院认定陈玲霞、达嘉公司与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各方当事人签订《股权出质合同》，约定由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向大兴公司转让讼争债权，由丁展峰、郭福添承担讼争债务，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丁展峰、郭福添应依约向大兴公司履行尚未清偿的债务。丁展峰、郭福添抗辩债务已经清偿，但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讼争质押股权依法完成了出质登记，质权依法设立，大兴公司有权以丁展峰、郭福添质押的股权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股权的价款优先受偿。此外，虽然《股权出质合同》未明确约定方东洛、陈玲霞、达嘉公司的保证方式，根据《担保法》第十九条之规定，大兴公司主张方东洛、陈玲霞、达嘉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可以成立，但主债务人丁展峰、郭福添已经提供股权质押，大兴公司应先就质押股权实现债权。大兴公司的部分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丁展峰、郭福添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大兴公司借款17316667元，并支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借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从2012年2月19日计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二、大兴公司有权就上述债务以丁展峰在野山谷公司的5450万元股权折价或拍卖、变卖上述股权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三、大兴公司有权就上述债务以郭福添在野山谷公司的1250万元股权折价或拍卖、变卖上述股权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四、方东洛、陈玲霞、达嘉公司对丁展峰、郭福添提供的股权质押以外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方东洛、陈玲霞、达嘉公司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丁展峰、郭福添追偿；五、驳回大兴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24800元，由大兴公司负担48722元，由丁展峰、郭福添、方东洛、陈玲霞、达嘉公司负担176078元。
一审宣判后，方东洛、陈玲霞、达嘉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厦民初字第1027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大兴公司承担。理由如下：1、企业借贷无效，借款企业应当向出借企业归还本金。本案属于企业借贷，属无效合同。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未持有金融业务许可证，不能办理贷款业务。且名为联营，实为借贷，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认定为合同无效。2、主合同无效，从合同也无效。由于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达嘉公司之间借款合同无效，作为从合同的担保合同亦为无效。因此，本案因该借款而签订的《增资协议》、《股东会决议》、《股权出质合同》以及方东洛、陈玲霞、达嘉公司作出的保证条款，香山国际游艇俱乐部（厦门）有限公司（下称“香山公司”）与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员工吴永德、吴庆省签订的泊位VIP综合用房认购书等系列从合同也当然无效。3、一审判决对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计算有误。本案应为无息企业借贷。现假设需要支付利息，一审判决对利息的起算时间计算存在错误；将归还本金当做利息先行支付；计算的利息奇高且违反法律规定。4、一审判决对部分事实认定不清。未查清2000万元借款的实际归还情况，对上诉人提交的还款凭证相关事实未予调查，导致还款事实不清。5、一审判决未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使得事实无法查清。上诉人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吴永德、吴庆省、吴火炉、吴再添、福建亲亲投资有限公司、厦门百杨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等均与案件判决结果有利害关系的证据材料，一审法院应当追加上述单位或者个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6、一审判决认定的诉讼主体与责任主体错误。借款人应当为达嘉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签订主体为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达嘉公司，后来的有关增资的协议及股东会决议均是达嘉公司为了向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借款而虚拟出来的。因此，其责任主体应为达嘉公司。最终债权人应当为厦门百杨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将22．99％的股权全部转给厦门百杨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等同于将2000万元的债权也转给厦门百杨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因此，厦门百杨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才是2000万元债权请求权的适格原告主体。
被上诉人大兴公司辩称，一、对不具备从事金融业务资质的企业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所进行的临时性资金拆借行为，如提供资金的一方并非以资金融通为常业，不属于违反国家金融管制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不应当认定借款合同无效。本案中，出借方或投资方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主业为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属于股权投资范畴，并非以资金融通为常业。其临时出借资金的合同合法有效。主合同有效，从合同亦有效。二、一审对本金及利息的计算并无不当。无论是基于交易习惯，还是本案合同中的约定，民间借贷或投资均涉及高利，不可能是上诉人主张的无息借贷。1、原审从2010年1月22日起对1000万元按每日万分之五计息，有合同依据。2009年1月22日的《股权转让合同书》第6.11条约定：若目标公司不能在受让方（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满一年内上市，则公司原股东应按1000万元受让（或回购）受让方的股权，逾期加付每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于2009年1月23日支付投资款1000万元，至2010年1月22日满一年，因目标公司未能上市，公司原股东依约应向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支付1000万元，并加付每日万分之五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利息）。2、从2010年8月19日起约定的违约金高于同期银行同类贷款利息的四倍，原审只按四倍标准计息是正确的。2009年8月19日的《野山谷公司关于增资的股东会决议》第4条第5项约定：在公司上市可能性不大的情况下，公司其它股东不迟于2010年8月19日回购“红桥创投”的股权；第6条第4项约定若逾期支付股权回购款，应向“红桥创投”支付每日1.1%的违约金，该标准高于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的四倍。2011年3月2日的《野山谷公司股东会决议》第2条第2项以及2012年12月21日的《股权出质合同》鉴于条款中，均约定了高于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四倍的违约金。而一审均只按四倍标准计息，并无不当。已付款优先用于偿还利息有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对于一般企业之间的临时性借贷所签订的借款合同认定为有效》第二条第2项中也指出“借贷双方对本金与利息的偿还顺序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没有约定的，按照先息后本的顺序计算。”因此，一审将债务人的付款先用于偿还利息，并无不当。3、一审所计算的利息未超过银行四倍利息，不存在违法的情况。若根据2012年12月21日的《股权出质合同》，截止2012年2月19日止的欠款本金为2360万元，此后还应加付每月3%的逾期付款违约金。该标准已远高于一审认定的欠款及利息，因此一审是少判了，而不是多判了欠款本息。三、一审不存在事实认定不清或对有关事实未查证的情况。1、一审已查明实际还款2683333元；2、22.99%股权属于代持，起担保作用，且《股权出质合同》第四条第（3）项已约定：只要上诉人按期偿还全部债务，持股方即应退还该股权。22.99%股权如何处分，已在《股权出质合同》明确约定。是本案债务清偿之后才要处理的事，与本案无关。五份《泊位VIP综合用房认购书》与本案无关。四、本案的事实已查明，不需要追加第三人。对于上诉人举证的500万元股息款和360万元还款，一审法院已向收款人的代表吴再添进行调查核实，且认定了上诉人的该两笔付款事实，故不需要再追加第三人。五、诉讼主体及责任主体有合同依据。本案各方当事人最后达成的合同为2012年12月21日签订的《股权出质合同》，这也是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最终依据。一审起诉及判决认定的诉讼主体及责任主体符合该合同约定，没有错误。
原审被告丁展峰、郭福添未到庭参加诉讼，未提交书面意见。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上诉人方东洛、陈玲霞、达嘉公司庭审称二审期间没有新的证据。其庭后于2015年9月25日提交补充证据即泉州市红桥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亲亲投资有限公司公示信用信息，证明：1、福建亲亲投资有限公司是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发起人、股东，2014年7月3日，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泉州市红桥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吴火炉、吴庆省、吴永德是福建亲亲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吴火炉担任福建亲亲投资有限公司、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被上诉人大兴公司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无关，因为债权之前就已经发生转移。
原审被告丁展峰、郭福添未到庭参加诉讼，未提交书面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在争议焦点中予以分析认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讼争主合同的性质及其效力；2、讼争担保合同的效力；3、讼争利息是多少；4、已经归还的款项是多少；5、原审审理程序是否正确。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讼争主合同的性质及其效力的问题
本院认为，对一审法院关于讼争主合同名为股权转让和公司股权增资，实为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陈玲霞、达嘉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的认定，讼争双方二审阶段均无异议。争议在于，上诉人方东洛、陈玲霞、达嘉公司主张本案系企业之间的借贷，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未持有金融业务许可证，不能办理贷款业务，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认定讼争主合同无效。本院认为，对不具备从事金融业务资质的企业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所进行的临时性资金拆借行为，如提供资金的一方并非以资金融通为常业，不属于违反国家金融管制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不应当认定借款合同无效。本案中，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并非以资金融通为常业，其临时出借资金的相关合同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二、关于讼争担保合同的效力的问题
本院认为，上诉人方东洛、陈玲霞、达嘉公司主张由于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达嘉公司之间借款主合同无效，相应的讼争担保合同的从合同也无效。如前所述，讼争主合同系有效合同，故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
三、关于讼争利息是多少的问题
上诉人主张一审判决对借款利息的计算有误。本案应为无息企业借贷。本院认为，该主张没有合同依据和证据证明。上诉人还主张，假设需要支付利息，一审判决对利息的起算时间计算存在错误且将归还本金当做利息支付。本院认为，首先，关于起算时间计算的问题。2009年1月22日的《股权转让合同书》第6.11条约定：“若目标公司不能在受让方（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满一年届满前上市，则公司原股东应按1000万元回购受让方的股权，逾期按1000万的投资额加付每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于2009年1月23日支付投资款1000万元，至2010年1月22日满一年，因目标公司未能上市，公司原股东依约应向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支付1000万元，并加付每日万分之五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一审判决从2010年1月22日起对1000万元按每日万分之五计息，有合同依据。其次，关于已还款项是先还本还是先还利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鉴于讼争合同并未有还款直接抵扣本金的相关约定，因此一审判决关于本案债务人已偿还的款项先用于偿还利息，超过的部分再抵扣本金的计算方法有法律依据。
四、关于已经归还的款项是多少的问题
本院认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一审各被告所偿还的860万元款项（即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于2010年9月10日收取的500万元以及2011年8月19日《借据》中体现的360万元）的问题，各方在二审期间均无异议。争议在于，上诉人主张讼争还款除了上述款项外，还存在1291万元的还款一审法院未予认定。分别是：（1）2009年8月7日，达嘉公司通过野山谷公司向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指定的福建亲亲投资有限公司以退回购房定金的形式还款人民币500万元。上诉人在一审答辩意见中说明上述款项系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安排吴庆省、吴永德向野山谷公司的关联企业香山公司虚设了“vip综合用房”认购书，以此作为“股权回购款”的支付担保，在没有缴纳定金的情况下，以退定金的方式回收借款。本院认为，首先，《“vip综合用房”认购书》体现的主体为出卖人香山公司和买受人吴永德、吴庆省，与本案所涉交易主体不符；虽然上诉人主张吴庆省、吴永德是福建亲亲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福建亲亲投资有限公司是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但有限责任公司是独立承担责任的主体，其权利义务与股东的权利义务不能混同。其次，上述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中购房定金的退还与本案所涉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上诉人主张与本案存在关联，缺乏合同依据和相关证据证明；再次，关于购房定金是否实际缴纳的问题上各方存在争议，被上诉人主张购房定金已经实际缴纳。上诉人关于定金未实际缴纳，未提供证据反驳。即便存在上述款项的争议，上诉人可以依据相关法律关系，另行主张权利。综上，原审对该笔款项未认定为还款，并无不当。（2）上诉人主张2010年5月8日至2010年5月31日期间，香山公司通过张秀华、方东洛帐户分六次打款给红桥公司法定代表人吴火炉帐户共计人民币791万元，系还本案讼争借款。本院认为，上述款项的支付系打款到吴火炉个人帐户，而非红桥公司账户或本案相关债权人的公司账户。此外，并无其他证据佐证上述还款与本案讼争款项的关联性。与此不同的是，一审判决对前述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于2010年9月10日收取的500万元认定为还款，系有《收据》上“晋江市红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公章”等直接证据加以佐证；对2011年8月19日《借据》中体现的360万元认定为还款，系有《借据》上所注明的“依据2011年3月2日签订的《野山谷公司股东会决议》”等相关直接证据加以佐证，而非仅凭吴再添或吴永德个人身份而加以认定。故即便存在上述款项的争议，上诉人可以依据相关法律关系，另行主张权利。综上，原审对该笔款项未认定为还款，并无不当。
五、关于原审审理程序是否正确的问题
本院认为，上诉人方东洛、陈玲霞、达嘉公司主张其一审期间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吴永德、吴庆省、吴火炉、吴再添、福建亲亲投资有限公司、厦门百杨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等证据材料，一审法院应当追加上述单位或者个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依据本案讼争合同及一审查明的无争议的事实表明，厦门百杨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并非讼争债权的适格原告主体。上诉人提出的上述其他的单位及个人也并非必须追加为第三人。此外，一审法院已经根据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对部分相关主体进行调查核实。故一审法院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方东洛、陈玲霞、达嘉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24800元，由上诉人方东洛、陈玲霞、厦门达嘉集团有限公司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按原判决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炳荣
审 判 员 林 毅
代理审判员 黄 曦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严 琛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