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01民终1672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防城港超越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防城港市港口区友谊大道外贸大院内办公大楼第七层的东面大厅。
法定代表人：蒋建，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莫文球，北京市盈科（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晗，北京市盈科（南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南宁市开仁聚才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宁市兴宁区南梧路265号。
法定代表人：朱淑琼，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毛金，广西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茜茜，广西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防城港超越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越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宁市开仁聚才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仁聚才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2016）桂0102民初9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超越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驳回开仁聚才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开仁聚才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开仁聚才公司与超越公司之间存在轮胎买卖关系，缺乏事实依据。1、2015年开仁聚才公司与超越公司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双方的轮胎买卖关系从2013年2月26日已经终止并进行结算。2、2014年7月3日起至2015年10月12日止，开仁聚才公司向案外人“王洪伟”是否存在“发货”，仅有开仁聚才公司单方提供的由开仁聚才公司自己填写的《出库单》、《发货清单》、货物托运单。既无第三人的签收，也无其他证据佐证，是否存在“发货”行为尚不能认可。3、开仁聚才公司在没有任何直接有效证据的情况下，伪造了一份《买卖合同》，并自己制作了一张无任何人签字的《客户对账单》，附上与超越公司无关的，又无法找到的“第三人”签收的所谓货运托运单起诉至法院。开仁聚才公司提供补正材料，只有一份2013年出具的双方对2012年11月1日至2013年2月25日间的结算单。一审法院遂根据该结算单作出判决，缺乏基本的法学逻辑。首先，2013年存在货物结算单，不代表2012年11月1日至2013年2月25日间双方存在的就是轮胎买卖关系。其次，即使2012年11月1日至2013年2月25日期间双方存在的就是轮胎买卖关系，也不代表2015年双方还存在轮胎买卖关系。再次，即便如一审法院认定的2012年11月1日-2013年2月25日间存在的轮胎买卖关系与2015年后存在逻辑及连接关系，也应证明或查明2013年2月26日起，至2014年7月3日期间有无货物买卖及款项支付（超越公司提交自己制作的《客户对账单》就有一笔金额31720.00并非来自2014年以后的货款）。二、即使如一审法院认定，超越公司与开仁聚才公司存在轮胎买卖关系，超越公司也已经全部支付开仁聚才公司货款，不存在尚欠款项事实。1、即使根据开仁聚才公司提交的《客户对账单》显示的2014年7月3日至2015年10月12日期间供货合计771200元，但2014年10月30日至2016年1月29日，开仁聚才公司共收款712920元，数额差为58280元，而非87300元。2、既然法院承认存在“市场行为”，按照市场上的行为，双方买卖除非有明确的合同约定，否则均会要求货款两清，最多只能押上次部分货款。而《客户对账单》显示2015年10月12日开仁聚才公司最后一次供货后，超越公司分别于2015年11月27日、2016年1月29日再打两次款项支付给开仁聚才公司，即一次为2015年10月12日货款，一次为押金。该理解更符合商业习惯。
被上诉人开仁聚才公司口头答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处理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超越公司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开仁聚才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是：1、超越公司支付轮胎款8730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计算：以87300元为基数，按每日0.5%，从2015年11月27日计至本案生效判决所规定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2、超越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1.合同效力：开仁聚才公司、超越公司之间的买卖轮胎行为及签订《买卖合同》的行为，是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2.合同的主体：关于超越公司是否为买卖合同当事人的问题：第一，从2013年超越公司在开仁聚才公司出具的《客户购货对账清单》上盖章确认的行为可知，超越公司从2012年开始就与开仁聚才公司存在轮胎买卖，故开仁聚才公司根据交易习惯、交易的连续性有理由相信后续交易的对方仍然是超越公司；第二，开仁聚才公司出具的《买卖合同》上是以超越公司的名义所盖章，虽然超越公司抗辩该证据系复印件且所盖公章不是超越公司的公章，但开仁聚才公司解释该合同是通过传真的形式所签订，传真件复印件与原件一样，且合同中明确约定传真件有效，开仁聚才公司的该解释不违背常理；同时，超越公司认为所盖公章不是公司的公章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第三，虽然货物的签收单上是“王洪伟”签名，但从开仁聚才公司提供的货款支付《对公客户回单》上显示，2015年的货款都是以超越公司的对公账户而不是其他账户所支付，超越公司虽抗辩王洪伟是委托超越公司付款，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委托关系。综合以上几点分析可知，虽然超越公司抗辩与开仁聚才公司交易的是王洪伟个人而不是超越公司，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而开仁聚才公司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与开仁聚才公司交易的就是超越公司，故本案合同的当事人应认定为是开仁聚才公司与超越公司。3.合同的履行及违约责任：从开仁聚才公司提供的客户对账单来看，虽然超越公司超越公司并未在该对账单上盖章确认，但对于对账单所列明的发货及收款情况，开仁聚才公司还提供了货物《出库单》、托运单、超越公司的支付凭据予以佐证,虽然部分托运单上并无签收人的签名，但从开仁聚才公司发货后超越公司支付货款的行为来看，超越公司对发货行为是予以认可的，双方持续存在发货与付款行为，故对于开仁聚才公司所主张的每笔发货该院予以认可。至于所发货物的单价，从开仁聚才公司提供的对账单来看，轮胎的单价从2014年7月的1900元一直递减到2015年10月的1700元，虽然双方除了对2015年6月3日所发轮胎的单价明确约定为1720元之外，其他批次的轮胎开仁聚才公司并未提供双方对货物单价存在约定的直接证据，但开仁聚才公司提供了载有货物单价的出库单、发货清单，且超越公司持续性支付货款的数额与开仁聚才公司根据该单价及货物数量计算所得的应收货款的数额存在一定程度的对应和吻合，同时开仁聚才公司对于价格递减是对老客户在价格方面的优惠的解释也符合市场商业行为，甚至参考双方存在约定的价格1720元，其他批次的价格从1900元到1700元即物品价格存在波动也不违背市场经济价格变动规律，故综合以上分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该院确信开仁聚才公司主张每笔货物单价的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故对超越公司以单价结算后得出的超越公司尚欠货款873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超越公司未及时支付货款构成违约，故开仁聚才公司要求超越公司支付货款87300元，该院予以支持。双方于2015年6月3日签订的《买卖合同》明确了买卖标的物的规格、数量、价款、违约责任，故该合同仅是约束该批货物，开仁聚才公司、超越公司双方此后发生的买卖行为并不受此合同的约束。在该合同中，双方约定了违约金的计算标准，但从开仁聚才公司提供的对账单来看，该批轮胎的货款超越公司已经支付，超越公司尚欠的87300元货款系之后的买卖行为所产生，而之后的买卖行为双方并未约定违约金，故开仁聚才公司要求超越公司支付违约金，该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超越公司向开仁聚才公司支付货款87300元；二、驳回开仁聚才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79元，由超越公司负担1957元，由开仁聚才公司负担822元。
双方当事人二审期间均未提交与待证事实相关的新证据，本院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以及本院对于本案证据的认定意见，确认以下法律事实：
开仁聚才公司与超越公司从2012年开始就存在轮胎买卖关系。开仁聚才公司分别于2015年1月24日、3月9日、3月16日、6月3日、7月10日、8月4日、9月11日、10月12日向超越公司发货，轮胎件数分别为50件、28件、22件、30件、30件、30件、30件、10件，共计230件。每次发货均由开仁聚才公司向承运人填写托运单，且托运单收货人一栏都经“王洪伟”签名。超越公司分别于2015年1月26日、2月15日、2月28日、6月11日、7月14日、8月21日、9月24日、11月27日向开仁聚才公司的对公账户支付货款100000元、29300元、50000元、51600元、53100元、53100元、52100元、85000元，共计474200元。
本院认为：开仁聚才公司持其与超越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复制件、托运单、《出库单》、《发货清单》、《对公客户回单》、《客户对账单》、《客户购货对帐清单》等证据，要求超越公司支付尚欠的货款87300元。超越公司辩称开仁聚才公司所举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双方之间存在轮胎买卖关系，也不认可存在尚欠货款的事实。由于双方自2012年即已开始持续进行轮胎交易，且每一笔付款的金额均与前手交易发生的货款金额无法一一对应。故被上诉人主张尚欠货款，须证明其在一定期间内交付的全部货款以及上诉人已付的货款，二者相减的余额则为尚欠的货款。
开仁聚才公司主张尚欠货款的主要依据，是其自行制作的《客户对账单》，当中记载了双方自2014年4月23日至2016年1月29日期间的供货件数、单价、货款支付和返利冲账等数据。开仁聚才公司依据该对账单，主张其自2014年7月3日至2015年10月12日期间共与超越公司发生十二次轮胎交易，涉及货款771200元，而超越公司自2014年11月5日至2016年1月29日共向开仁聚才公司付款681200元，减去返利冲账的2700元，超越公司尚欠货款87300元，并主张该笔货款所对应的是2015年8月4日和9月11日的两次交易。由于该《客户对账单》未经超越公司确认或事后追认，则若作为定案依据采信，还需有其他的证据辅助证明上述所载数据的客观真实性。为此，开仁聚才公司提交了十二次交易的相关凭证：
首先，2014年间四次交易的凭证是《出库单》和《发货清单》佐证，开仁聚才公司以此为据计算每次发货的件数和单价，主张共发生货款372000元。但是，该《出库单》和《发货清单》均无超越公司或其委托的人员盖章签字予以确认。尽管超越公司自2014年11月5日之后也有向开仁聚才公司支付货款的行为，但鉴于双方之间的交易关系自2012年始开始，且被上诉人并未能举证证明双方2014年11月5日之前的货款已经结清，故不能排除上诉人所付的款项并非这四次交易货款的可能。因此，在被上诉人无法举证证明上诉人2014年11月5日之后所付的货款中没有当日之前的应付货款。从而，在无法证实2014年的四次供货确实经由上诉人签收、或者这四次交易所对应的货款确实已由上诉人支付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对于其在2014年间向上诉人供货四次、且货款为372000元的主张的举证责任均不能视为已经完成。
其次，开仁聚才公司主张的后续八次交易，均发生在2015年，以承运人开具的托运单为证。由于托运单均有超越公司员工王洪伟作为收货人的签字，且开仁聚才公司还在2015年期间，从本公司的对公账户向超越公司的对公账户陆续支付“轮胎款”和“采购款”等款项，交易银行为此也出具了《对公客户回单》。故上述证据之间可以形成证据链，足以据以认定开仁聚才公司与超越公司之间存在口头形式的轮胎买卖合同关系。尽管超越公司主张王洪伟没有权利签收货物，但在没有证据表明王洪伟与开仁聚才公司存在恶意串通行为的情况下，因王洪伟是超越公司的员工、其收货后超越公司亦支付了部分货款，故王洪伟的收货行为对开仁聚才公司而言，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超越公司承受。超越公司关于其与开仁聚才公司之间自2013年之后即再未发生轮胎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无法对抗上述证据所反映的法律事实，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但是，由于托运单只记载了轮胎的件数，没有记载单价，故依然无从计算2015年发生的十二次交易的货款金额。
开仁聚才公司举其中2015年6月3日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主张该次交易的单价是1720元。但该《买卖合同》仅为复制件，开仁聚才公司辩称《买卖合同》的原件为传真件，现文字内容已经模糊，故无法提供该原件。对于证据原件的提交和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提交书证原件确有困难，包括下列情形：（一）书证原件遗失、灭失或者毁损的；……前款规定情形，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他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审查判断书证复制品等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由于传真文件不宜长期保留是其众所周知的特性，故开仁聚才公司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对文件的原始状态进行保全，否则，因未能保全而导致的证据原件无法提交，不属于合理情形。而且，按照开仁聚才公司的主张以及现有的其他证据，开仁聚才公司与超越公司之间长期存在的是口头买卖合同关系，而双方仅在其中一次交易中签订书面合同的行为，与该交易习惯不符。因此，本院不予采纳该《买卖合同》复印件为本案的有效证据。
此外，关于超越公司的付款金额，按照《对公客户回单》的记载，超越公司在2014年10月30日结清剩余应收货款31720元后，自2014年11月5日至2016年1月29日期间共分十一次支付货款681200元，开仁聚才公司还主张2016年1月29日支付的是双方之间2015年10月12日的最后一次交易的货款。但是，上诉人在2014年10月30日、11月5日、11月11日及2016年1月29日支付的四笔货款，均无转账记录或其他付款凭证予以证实。且上诉人在前手交易货款尚未付清的情况下先于付清后手交易货款的情况并不符合日常的交易习惯。鉴于对该四笔货款金额的认定直接关系到尚欠货款金额的计算问题，且被上诉人并未就其合理性予以举证证明，故尽管是被上诉人自认为上诉人的已付货款，但本院仍不予以采信。
综合上述分析，被上诉人所提交的《客户对账单》并不具有证明效力，且亦没有其他的有效证据对其证明力进行辅助支持，相关的证据之间未能形成足以互相对应的证明关系，没有形成证据链条，也没有达到足以确信待证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故该《客户对账单》以及《发货清单》、《出库单》，均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本院均不予采信。
本院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其他有效证据，对待证事实认定如下：
根据有王洪伟签字收货的八份托运单，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在2015年间确实向上诉人供货八次，供货件数总计为230件。而对于单价的认定，本院首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关于：“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的规定，认定开仁聚才公司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并未能按照该规定举相应证据以证实其在《客户对账单》中所主张的单价具有合理性，其因此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进而，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关于：“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因开仁聚才公司所主张的八次交易中价位最低的单价为1700元，超越公司对此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否定，故本院取该单价作为双方2015年进行的八次交易的单价予以认定。据此计算，开仁聚才公司这八次供货对应的货款应为391000元（230件×1700元）。
根据开仁聚才公司提供的《对公账户回单》，超越公司自2015年1月26日起分八次共向开仁聚才公司支付474200元。
上述两项金额合计之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货款，业已超出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应付货款金额。故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缺乏充分的事实和理由，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的采纳有误，本院已在前述事实认定部分予以纠正。
此外，开仁聚才公司还依据《客户购货对帐清单》，主张超越公司尚欠其2013年1月19日之前的货款220770元。但鉴于该交易时间段发生在开仁聚才公司起诉所主张的2014年4月23日之前，且欠款金额明显高于开仁聚才公司诉讼请求的金额。故该笔货款的交易行为不属于本案的待证事实，本院对此不予认定和处理。
综上所述，超越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但其上诉请求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和处理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2016）桂0102民初92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南宁市开仁聚才商贸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779元，由被上诉人南宁市开仁聚才商贸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779元，由被上诉人南宁市开仁聚才商贸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仇彬彬
审 判 员 陈 健
代理审判员 于代亮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李星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