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05民终28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叶美华，女，1989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玉清，福建文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玉读，男，1958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仙游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勋，福建壶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叶智猛，男，1974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原审被告：福建南安市新同盛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南安市。
法定代表人:林建民，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叶美华因与被上诉人郭玉读、原审被告叶智猛、福建南安市新同盛纸业有限公司（下称新同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2015）南民初字第88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叶美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玉清、被上诉人郭玉读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勋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叶智猛、新同盛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叶美华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南安市人民法院（2015）南民初字第8877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郭玉读对上诉人叶美华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被上诉人郭玉读承担本案的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向郭玉读购买废纸原材料的主体是叶美华”系对本案基础法律事实的错误认定且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事实上，叶美华与郭玉读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叶美华未曾向其购买废纸原料。2010年至2012年期间，叶美华受聘于新同盛公司从事该办公室人员出纳职务，叶美华与郭玉读之间的经济往来属于履行其职务行为。其次，证据上，郭玉读未能提供任何有效的、直接的证据证明其与叶美华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提供的一组数据短信及上诉人的转账事实即认定“向郭玉读购买废纸原材料的是叶美华”，显然原审法院的该认定是证据不充分。但从叶美华提供的《工资表》结合新同盛公司出具的《证明》，足以证实叶美华与郭玉读之间的经济往来属于履行其职务行为。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本案郭玉读没有提供任何直接的证据证实与叶美华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应当对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综上，郭玉读所提供的证据皆无法证实其与叶美华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叶美华与郭玉读之间的经济往来皆是履行新同盛公司的职务行为。二、本案争议的法律关系是发生于2010年至2011年间，当时叶美华刚院校毕业，到新同盛公司处从事出纳职务，月薪收入仅1000元左右，并不具有与郭玉读发生数额高达60多万废纸原材料买卖关系的相应经济实力，如本案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发生如此数额的买卖关系和承担本案诉争款项，显然与真实的事实相违悖且显失公正。
被上诉人郭玉读辩称，本案中的买卖合同主体是叶美华与郭玉读，本案有证据证明叶美华在买卖合同的购销过程中履行了付款的义务，并且叶美华与郭玉读有结算的证据，故叶美华上诉称其是履行职务的行为，与本案的证据相互矛盾，是其逃避应当承担的欠款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适当，作出的判决是公正的，请求驳回上诉人叶美华的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叶智猛、新同盛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答辩的诉讼权利。
郭玉读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叶美华、叶智猛、新同盛公司共同偿还给郭玉读欠款155971元并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清欠款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庭审中，郭玉读认为本案货物买卖与新同盛公司无关，当庭放弃对新同盛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新同盛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20日，其法定代表人于2008年7月3日由叶智猛变更为林建民，该公司营业执照于2011年5月11日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但未予注销。郭玉读持有叶美华于2011年11月30日及2011年12月1日通过手机发送给郭玉读的内容为“603970－421000＝182971”的短信息各1则。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本案中向郭玉读购买废纸原料的主体是谁？二、购货方已向郭玉读支付货款的金额多少？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郭玉读为证明本案诉争的买卖合同关系，提供了2则手机信息予以证明，叶美华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该短信内容能够证明叶美华尚欠货款的事实。新同盛公司出具的“证明”加盖了公司印章，故对其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但因新同盛公司营业执照已于2011年5月11日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而郭玉读提供本案诉争买卖合同关系标的物废纸原材料的时间为2011年4月至9月间，同时，叶美华提供的工资表体现的时间是2010年1-7月份，其未能提供上述货物买卖期间的工资表，亦无用工合同或纳税证明等证据予以佐证，故叶美华在本案货物买卖期间是否受新同盛公司的雇佣，仅凭新同盛公司的证明及该公司2010年1－7月份工资表不足以证明。叶美华申请的证人系本案新同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与本案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对其证言，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退一步讲，根据证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其仅是新同盛公司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并不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且其已于2010年9月离开新同盛公司，故其证言无法证明在本案货物买卖期间，叶美华是否受雇于新同盛公司。综上，叶美华提供的证据无法确认叶美华与郭玉读发生的经济往来确系履行职务的行为。因此，鉴于叶美华向郭玉读发送短信确认欠款金额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货款的事实，一审法院确认向郭玉读购买废纸原材料的是叶美华。郭玉读认为叶智猛亦共同向其购买废纸原材料，但本案双方提供的证据均没有体现叶智猛向郭玉读购买废纸原材料的事实，叶智猛在提交的书面答辩中亦否认与郭玉读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郭玉读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郭玉读提供的入库明细表中并无加盖新同盛公司印章或相关负责人签字确认，在庭审中，郭玉读亦明确其系与叶美华、叶智猛发生买卖关系，且货物送至叶美华、叶智猛指定的场所，并由叶美华负责支付货款，与新同盛公司无关。入库明细表中的制表人“刘某”、“刘冬春”等字迹系机打形成，叶美华认为该制表人系新同盛公司员工，对此，郭玉读不予认可，上述人员亦未能到庭确认，故仅凭新同盛公司在书面答辩及其出具的“证明”中的自认，不足以证明本案讼争货款体现的货物买卖系发生于新同盛公司与郭玉读之间。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郭玉读对叶美华提供的建行流水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效力，一审法院予以确认。郭玉读提供的明细表上有买货单位的业务人员书写“以上数量正确，具体以美华付款为准”等内容；上面体现的供货日期、数量及价款与叶美华提供的建行流水账记载的汇款日期、数额相一致：金额的个位数取整后，两者相同；汇款日期为供货日期的当天或隔一两天，这与郭玉读的陈述相符，两者可互相印证，故对于郭玉读提供的入库明细表的证明效力，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因此，郭玉读认为叶美华于2012年1月9日之后所汇的款项是用于支付陈加铭向其所购废纸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即叶美华与郭玉读对账后，新同盛公司及叶美华仅支付郭玉读货款27000元，现新同盛公司及叶美华尚欠郭玉读货款155971元（182971元－27000元＝155971元）。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叶美华向郭玉读购买废纸原材料，双方于2011年11月30日对账，叶美华结欠郭玉读货款182971元，有叶美华通过其使用的手机发送给郭玉读的2则短信息为据，法院予以确认。叶美华辩称其汇款给郭玉读及发短信息与郭玉读进行结算，是履行职务行为，但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法院不予采信。郭玉读认为叶智猛与叶美华、新同盛公司共同向其购买废纸原材料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郭玉读与叶美华对账后，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郭玉读可随时催告叶美华还款。此后，叶美华仅偿付货款27000元，尚欠郭玉读货款155971元至今未付，叶美华认为新同盛公司已付清郭玉读全部货款的主张，法院不予采纳。现郭玉读已向法院起诉要求叶美华还款，应认定郭玉读已催告叶美华还款，而叶美华至今未偿付郭玉读尚欠货款155971元，叶美华的行为显属违约，依法应当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故郭玉读要求判令叶美华偿还货款155971元并自起诉之日起（郭玉读第一次起诉的时间为2014年1月9日）至还款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庭审中，郭玉读表示本案货款与新同盛公司无关，自愿放弃对新同盛公司的诉讼请求，这是郭玉读对自己诉权的处分，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予以照准。新同盛公司、叶智猛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相关的诉讼权利，法院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叶美华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郭玉读货款人民币155971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自2014年1月9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郭玉读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420元，由叶美华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叶美华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供以下证据：1.团体以外保险单、团体保险受益人名单、保险发票，拟证明2010年12月至2012年期间，叶美华是新同盛公司的员工，另从发票中可以看出林建民是新同盛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本案的两个企业主体有联营的事实，叶美华只是其中的员工；并当庭提供证据2.一份叶某出具的书面证明及残疾人证，拟证明叶美华是新同盛公司的员工，且从事出纳职务，叶美华与郭玉读的经济往来属于履行公司职务的行为。庭后，叶美华补充提交证据3，即（2011）南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2011）泉民终字第164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2010年至2011年期间，叶美华属于新同盛公司的职工。
被上诉人郭玉读质证认为，对证据1,该组证据并非新证据，附条件质证如下：对团体保险单中的单据，即使是真实的，受益的名单也无法体现投保的期间，无法证明叶美华在该公司的任职期间，另该组证据的证明内容与本案的买卖合同关系发生的时间不一致，无法证明是万丰纸业还是新同盛公司，且保险单不是劳动合同的法律要件。对证据2，书面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该证明的内容也有异议，不应予以采信，叶某称与叶美华是新同盛的同事，与一审中新同盛公司提供的证明称在该期间暂停营业，已经吊销相互违背，无法证明叶美华是受新同盛公司的指示履行职务行为。对于证据3，郭玉读书面质证认为，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以叶美华向法院提交的原件为准，但该两份证据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无法证实叶美华在本案中系新同盛公司的员工。
二审期间，上诉人叶美华申请证人刘某、叶某、陈某1、陈某2出庭作证以证明叶美华2011年至2012年期间在新同盛公司从事出纳，叶美华与郭玉读之间的经济往来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本院予以准许。二审庭审过程中实际到庭的证人为刘某、陈某1、陈某2。证人刘某主要陈述如下：叶美华是新同盛公司的出纳，其于2011年1月至8月也在该公司工作，负责入库制表，与叶美华是同事，该公司名称的全称由于时间久远不记得，公司老板具体是谁不清楚，其工资是从叶美华处以现金方式领取，每月1800元，其与公司未签订合同，公司也未给其办理医保；2011年4月至8月的入库明细表是其制作的，由于新同盛公司与万丰纸业有合作及生意上的往来，新同盛公司当时姓周的办公室主任让其用万丰纸业名称制作入库明细表。证人陈某1主要陈述如下：其自2010年6月至2012年在万丰企业从事管理工作，其与万丰企业未签订劳动合同，万丰企业一直没有给其工资，也未办理医保、社保；万丰企业与新同盛公司在同一地址办公，系联营关系，但各自为政，叶美华是新同盛公司的出纳，但为节省成本，两公司共用同一个出纳即叶美华，联营走账均是通过叶美华，新同盛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是叶某；郭玉读认为叶美华与其向他购买废纸原料不是事实，是万丰企业向郭玉读购买，其个人是代表万丰企业与郭玉读电话联系购货，双方未签订合同，郭玉读送货至新同盛公司，万丰公司指定人员接收，2012年叶美华向郭玉读支付的款项是受万丰企业的指示支付，其与郭玉读联系购买货物的货款已经全部结清；叶美华在其在作证前还通过微信方式给其看过本案一审判决书。证人陈某2主要陈述如下：其2011年至2012年底在新同花做仓管，负责出库、入库的记账，当时叶美华是公司的出纳，老板是谁不清楚，其工资是从叶美华处以现金方式领取，与公司所签的合同没有加盖公章，公司没有给其缴纳社保、医保；郭玉读经常拉废纸去所在公司，2011年12月28日至2012年6月30日的入库明细单是其帮当时的制表人制作的；其并不清楚公司的地点是否还有其他公司在办公。
对证人刘某的证言，上诉人叶美华质证认为，刘某陈述的真实性应予以认定，其证明对象及证明内容能与本案相关联和对应，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与叶美华提交的证据及庭审调查的事实均符合，应当认定其证明目的和证明内容，至于刘某陈述的入库明细表，其作为企业员工，入库表的格式由公司提供，其不知道原因实属正常，且郭玉读提供的该组证据从金额和货物上与刘某的陈述都是一致的。被上诉人郭玉读质证认为，对刘某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均有异议，证言只能证实其不是新同盛公司的员工，其不认识公司老板，没有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未办理医保、社保，其从叶美华处领取现金工资，这些可以证明公司老板是叶美华。而叶美华叫其制作入库表格，制作的表格是用万丰纸业名称制作的，也可以证明刘某的证言是虚假的。
对证人陈某1的证言，上诉人叶美华质证认为，对陈某1所陈述的事实及证明内容应当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定陈某1向郭玉读购买货物的买卖货款是错误的，二审庭审时郭玉读也认可了陈某1没有向其购买废纸的事实，本案的事实结合陈某1的陈述可以认定叶美华向郭玉读支付所有的款项皆是履行职务的行为，叶美华与郭玉读并不存在废纸买卖合同的关系，与郭玉读的对账属于职务行为；另叶美华与陈某1并不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叶美华只是提供本案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部分给陈某1陈述和观看，因陈某1本身不存在向郭玉读购买废纸的事实，但一审认定郭玉读与陈某1存在买卖关系是错误的。被上诉人郭玉读质证认为，1.陈某1在二审出庭作证前与上诉人叶美华存在串通的行为，该证人证言是与叶美华串通后得出的；2.陈某1只是凭自身感觉认为叶美华是新同盛公司的出纳，其主张不能成立；另关于诉争的货款是代表谁支付给郭玉读，陈某1是不清楚的；3.2012年的货物是陈某1要求郭玉读送货的，并非陈某1与叶美华共同向郭玉读购买，陈某1并说是要求叶美华履行原来欠的2.7万元的货款，本案的送、发货是建立在个人信任关系上，并非公司的行为；4.陈某1的证言还可反证联营期间都是通过叶美华个人账户走账，其称当时的办公室主任与刘某所称的不同，说明其与刘某根本就不知道新同盛公司的人员，且当时新同盛公司已经吊销了营业执照。另被上诉人郭玉读庭审时确认证人陈某1与一审判决认定的案外人“陈加铭”是同一个人。
对于陈某2的证言，上诉人叶美华质证认为，陈某2所陈述的内容及本案的事实，可以认定新同花公司与万福公司应当是本案所指的新同盛与万丰这两家企业，陈某2陈述的事实与其他证人的陈述都可对应，其证言及相应的证明对象和内容应当予以支持。被上诉人郭玉读质证认为，陈某2称叶美华是新同花的出纳，其有异议，相反，该证言中可反证陈某2工作期间的老板是叶美华，陈某2未与新同花公司签订任何合同，其与新同花公司的雇佣关系并不存在；另新同花公司与万福公司与本案无关。
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叶美华与被上诉人郭玉读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中叶美华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或者是代表新同盛公司履行职务行为的问题，本案一、二审审理过程中，叶美华辩称其是代表新同盛履行职务行为，但自始至终未能提供其受雇于新同盛公司的劳动合同、社保、医保证明，完整期间的工资表或缴税凭证等直接证据，而仅仅提供一些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庭作证，包括二审中出庭作证的证人刘某、陈某2、陈某1，上述证人分别自称系新同盛公司的员工、新同花的员工，万丰纸业的员工，出庭证实叶美华系新同盛公司的出纳，但均未提供相应的劳动合同、社保、医保证明、以及工资表等证据，且上诉人叶美华在证人陈某1作证前还通过微信方式给陈某1看过本案一审判决书，由此可见，不仅上述证人各自主张的身份存疑，而且上述证人证言的证明对象可信度亦存疑，故本院对上述证人证言均不予采纳；另叶美华在本案二审中提供的其他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在本案货物买卖期间受雇于新同盛公司，本案仅凭新同盛公司出具的证明及该公司2010年1-7月份的工资表并无法证明叶美华的上述辩称，故本院对叶美华的上述辩称不予采纳。即使叶美华真的是代表新同盛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其未向郭玉读告知其个人的身份，而本案的证据可证实叶美华向郭玉读发送短信确认欠款金额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货款的事实，故，一审法院认定向郭玉读购买废纸原材料的主体系叶美华，并无不当。
关于叶美华自2012年1月10日起至2012年12月4日止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给郭玉读409857元是否是支付诉争货款的问题，郭玉读提供的明细表上有买货单位的业务人员书写“以上数量正确，具体以美华付款为准”等内容；上面体现的供货日期、数量及价款与叶美华提供的建行流水账记载的汇款日期、数额基本相一致：金额的个位数取整后，两者相同；汇款日期为供货日期的当天或隔一两天，这与被上诉人郭玉读的陈述相符，两者可互相印证，故对于郭玉读提供的入库明细表的证明效力，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并无不妥。本案二审中，证人陈某1到庭陈述其系万丰公司的管理，向郭玉读购买废纸是代表万丰公司购买，2012年叶美华向郭玉读支付的款项是受万丰公司的指示汇款，可见，陈某1对其陈述虽无证据予以表明，但其对购买废纸以及叶美华于2012年1月9日之后所汇的款项是用于支付向郭玉读购买废纸的事实并无异议，其仅对购买主体有异议，而郭玉读庭审时确认证人陈某1与一审判决认定的案外人“陈加铭”是同一个人，由此可见，一审法院确认叶美华于2012年1月9日之后所汇的款项是用于支付“陈加铭”向其所购废纸，叶美华与郭玉读对账后，叶美华仅支付郭玉读货款27000元，叶美华尚欠郭玉读货款155971元（182971元－27000元＝155971元），并判令叶美华偿还货款155971元并自起诉之日起（郭玉读第一次起诉的时间为2014年1月9日）至还款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不妥。
综上，上诉人叶美华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20元，由上诉人叶美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海清
代理审判员 傅天真
代理审判员 王莉莉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林嘉锟
速 录 员 周阳佳
一、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