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0103民初2741号
原告：王军，女，1967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沈阳市和平区。
原告：王岩，男，1963年3月3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沈阳市铁西区。
原告：王旭，男，1971年6月3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沈阳市铁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静，辽宁腾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号。
法定代表人：侯明晓，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永宁，该院法律顾问。
原告王军、王岩、王旭诉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军、王岩、王旭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静，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永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军、王岩、王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在提供医疗服务过程中因过错导致原告母亲高祥英死亡（73岁），给原告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161450.74元（具体项目：1、死亡赔偿金230132元；2、丧葬费28574元；3、奔丧人员误工费10500元；4、鉴定费8500元；5、交通费1500元；6、住院伙食费1600元；7、医疗费155070.81元；8、陪护费3733元；9、精神抚慰金30000元；第1-8项按30%比例计算）；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母亲高祥英于2016年2月24日11点左右因“双侧颈动脉狭窄”来到沈阳总医院住院治疗。次日早晨，被告对73岁高龄的高祥英做脑血管造影手术。原告母亲回到病房后，原告发现高祥英术后反应异常，不能正常交流，甚至不能回答出自己的名字。于是，原告找到当天的值班医生，在医生的建议下，给高祥英做了脑CT进行检查，结果没有发现脑出血的现象。之后，医务人员开始给患者打点滴。2016年2月26日早上，医生又通知患者家属，说需要去做CTA，之后又告知说患者又出新病灶，马上行支架手术，后又将患者推入导管室行支架手术。几个小时过去后医生通知患者家属支架手术又失败了，原因是发现患者出现夹层。手术后，患者开始出现昏迷。医生将患者推入重症监护室，院方开始给患者打点滴，进行治疗。2016年3月11日，患者因呼吸循环衰竭死在重症监护室。原告认为，原告的母亲在住院前能够与家人正常交流，其所出现的病症只是“双侧颈动脉狭窄”，之所以能够选择被告处就诊，主要是被告在心血管疾病治疗方面有一定的权威性，在医疗行业中有较高的影响力。另，刚刚入院一天的患者，就因造影手术失去了意识反应，而后的治疗措施也出现了屡屡失误，最后导致患者死亡的严重后果。原告只想通过权威的鉴定机构查明行医过程的准确性，找出院方在行医过程中的过错，从而查出事故的责任人以及存在的具体问题，给原告一个说法。
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总医院辩称，在患者就诊期间，医护人员为挽救其生命，减轻痛苦，尽了最大努力。医疗是一门发展着的科学，需要不断完善，目前治疗结果不可能每个病例都十全十美，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正视的问题。同时，我们注意到沈医做出的司法医学鉴定，认为我院医务人员诊疗过程无过错。恳请办案法官，依法驳回原告诉求，因为我院医务人员诊疗过程无过错。
患者因一过性意识丧失入院，初步诊断为双侧颈动脉狭窄，而脑血管造影术是诊断脑血管病的金标准，并且为了明确双侧狭窄程度及颅内血管情况，判断有无手术指征，必须行脑血管造影检查。脑血管造影术是有创伤性检查，术前已向患者家属明确交代有可能出现脑梗塞等神经系统并发症，可能出现偏瘫、失语、昏迷甚至死亡等，家属已签字同意。患者高龄，长期高血压病史，双侧颈内动脉狭窄、陈旧性脑梗塞、右侧锁骨下动脉及右侧髂动脉重度狭窄诊断明确，全身血管条件差，容易出现动脉夹层、动脉闭塞等问题。临床上很多患者在家中发病时即出现脑缺血症状，入院后检查明确为颈动脉闭塞，该患者行脑血管造影检查操作顺利，术后6-7小时内无不适主诉及症状，而在术后7小时左右出现脑缺血症状，因此考虑患者左侧颈内动脉闭塞及其脑缺血症状与脑血管造影操作无直接因果关系。患者出现脑缺血症状后，积极给予抗血小板及活血等对症治疗，CTA明确左侧颈内动脉闭塞后，急诊行左侧颈内动脉闭塞开通术，但开通困难，若强行操作容易出现颈内动脉破裂颅内出血等并发症，且右侧颈内动脉通过前交通动脉向左侧大脑前、中动脉代偿供血尚可，遂决定停止手术。术后一直给予活血、脱水等对症治疗，但患者仍因左侧颈内动脉闭塞导致左侧大脑半球大面积脑梗塞，继而伴发脑水肿突发脑疝，而大面积脑梗塞合并脑疝的死亡率高达80%-90%，患者最终因中枢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总之，整个医疗护理过程符合医疗护理操作常规，手术操作指征明确，治疗抢救措施得当，医疗护理无差错。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经审核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三原告系高祥英的子女。2016年2月14日，高祥英以一过性意识障碍1天为主诉，到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住院治疗8天，诊断为：多发性脑梗死；高血压3级；隐匿性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律失常；室性期前收缩；肾功能衰竭。
2016年2月24日，高祥英因一过性意识障碍10天余到被告处住院治疗，诊断为1.缺血性脑血管病1.1双侧颈内动脉狭窄1.2陈旧性脑梗塞1.3右侧锁骨下动脉重度狭窄1.4右侧髂动脉重度狭窄1.5左侧大面积脑梗塞2.高血压1级很高危。
2016年2月24日，原告王军在《脑血管造影知情同意书》签属：“病情以（已）了解，风险已告知，同意造影”。内容为医生已告知我现诊断缺血性脑血管病需要进行脑血管造影手术复查等疾病介绍、治疗建议、治疗潜在风险与对策。该知情同意书中“特殊风险或主要的高危因素”项下载明：“我理解根据我个人的病情，我可能出现以下特殊并发症或风险：术中、术后颅内出血，脑疝，危及生命；脑梗塞，脑血管痉挛大面积梗塞，偏瘫、失语、植物生存，死亡；术后感染；（以上内容已加下划线）；手术引起动脉夹层或血管破裂；手术引起腹膜后血肿，可能危及生命。穿刺不成功，术后局部血肿形成等情况。患者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可能增加手术风险。”
2016年2月25日10时，原告母亲高祥英进行脑血管造影术，患者于当日17时50分出现右侧肢体活动障碍，神智朦胧，言语困难，立即行头颅CT检查未见新鲜出血及梗塞灶。
2016年2月26日，王岩签署《脑血管支架成形球囊扩张知情同意书》，内容为医生已告知我患者诊断为左侧颈内动脉闭塞，需要在全麻醉下进行左侧颈内动脉闭塞开通术和支架形成术等疾病介绍、治疗建议、治疗潜在风险与对策。同日，患者在全麻下进行左侧颈内动脉闭塞开通术，术中微量造影见左侧颈内动脉自床突段闭塞，反复更换导丝超选通过闭塞段失败，遂停止手术。
2016年2月26日，王军签署《入住监护室患者知情同意书》，患者进行重症监护。2016年3月2日17时，患者出现心率突然加快，偶见泡沫痰，心电图提示室性早搏。心内科会诊，诊断左心衰竭，给予控制心率，营养心肌，利尿等对症处置。2016年3月3日，患者病情进一步加重，出现脑疝，查体：呼吸机辅助呼吸，昏迷，给予甘露醇、速尿等对症处理，行CT检查提示左侧大脑大面积脑梗塞，双肺××。拟行左侧额颞顶部去骨瓣减压术，但准备手术过程中，患者血压进行性下降，给予升压药物维持，患者生命体征不平稳，不具备手术条件，保守治疗。2016年3月6日，患者病情危重，无自主呼吸，应用呼吸机辅助呼吸。2016年3月11日1时19分，患者心率、血压下降，血饱和度下降，立即给予抢救。同日1时55分，心电图示全心停搏，死亡。同日，被告出具《死亡记录》，死亡原因为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死亡诊断为1.缺血性脑血管病1.1双侧颈内动脉狭窄1.2陈旧性脑梗塞1.3左侧大面积脑梗塞2.脑疝3.右侧锁骨下动脉重度狭窄4右侧髂动脉重度狭窄5.高血压1级很高危6.双肺××。患者高祥英住院16天期间，二级护理2天，重症监护14天，产生医疗费155070.81元。
2016年3月11日，被告出具《居民死亡证明（推断）书》，内容包括原告母亲高祥英于1942年11月21日出生，于2016年3月11日死亡。
2017年11月20日，沈阳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沈阳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第五部分分析说明中（一）医疗行为中载明“脑血管造影术（DSA）：在某些情况下，需要详细了解脑血管病变的部分、程度以及侧支循环情况，从而更好地开展脑血管病的对因治疗。这时，DSA仍然是其它检查手段无法替代的重要方法。DSA适应症（1）怀疑血管本身病变或寻找脑血管病病因；……（6）实施血管介入或手术治疗前明确血管病变和周围解剖关系。脑血管造影的并发症（卒中或死亡）在无症状患者发生的几率约为0.3%，在有症状的患者中约为0.5%。尽管发生率较低，DSA也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患者诊断明确，有作支架成形术的指征，医方具备作此类手术的资质，其医疗行为符合医疗护理操作常规。患者高龄，长期患有高血压，全身血管条件差，手术风险高，家属虽然与医方签署了知情同意书，但术前告知缺少个性化，对术前风险评估未重点强调该患高龄，长期患有高血压，全身血管条件差，手术风险高于常人几倍，未尽到充分的告知义务。第六项鉴定意见载明：沈阳总医院对高祥英的医疗过程中存在术前未尽到充分的告知义务，术前未充分评估手术成功的概率的医疗缺陷，其医疗行为与高祥英的死亡存在一定的间接因果关系，其参与度约为10-30%。原告花费鉴定费8500元。
本院认为，公民的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可见本案存在以下因素：1、原告到被告处治疗前就发生过一过性意识障碍及患有多种疾病，自身病情严重；2、被告对案涉手术的选择及实施均无过错；3、实施DSA手术本身就有一定的并发症（卒中或死亡）风险；4、被告对原告的术前风险告知缺乏个性化，未能充分考虑患者自身疾病的严重而引起的风险增加问题并告知患者，而该不充分的告知影响了患者对是否实施手术的判断与选择，造成了患者死亡的后果。综合以上因素，且考虑虽然原告自身疾病及高龄导致该手术的风险增加，但DSA手术本身系低风险的手术，故本院认为被告应承担原告损失的20%。
关于死亡赔偿金，原告母亲高祥英死亡时是73岁，辽宁省上一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876元，死亡赔偿金损失计算为230132元（32876元×7），由被告赔偿46026元。
关于丧葬费，丧葬费按照辽宁省上一年度公布的丧葬费补助标准计算，损失为28574元，由被告赔偿5715元。
关于奔丧人员误工费，鉴于三原告均未能提供处理丧事期间误工损失的证明，本院酌定奔丧人员误工费损失为2259元（39261元÷365天×7天×3人），由被告赔偿452元。
关于鉴定费，系因本次纠纷实际发生的损失，依票据金额确认为8500元，由被告承担1700元。
关于交通费，根据原告母亲高祥英住院治疗及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定交通费损失为1000元，由被告赔偿200元。
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此款系原告母亲高祥英实际住院治疗期间饮食支出的补偿，本院对原告的该损失确认为1600元，由被告赔偿320元。
关于医疗费，高祥英在被告处治疗共产生医疗费共计155070.81元，由被告承担31014元。
关于陪护费，依法以本地区上一年度居民服务业平均工资标准计算，结合原告住院期间护理级别及天数，本院认定原告家属陪护费损失为3227元[39261元÷365天（2人×14天+1人X2天）]，由被告赔偿645元。
关于精神抚慰金，依法应以本地区居民生活水平及被告的过错程度综合认定，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过高，酌定为10000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王军、王岩、王旭死亡赔偿金46026元；
二、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王军、王岩、王旭丧葬费5715元；
三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王军、王岩、王旭奔丧人员误工费452元；
四、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王军、王岩、王旭鉴定费1700元；
五、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王军、王岩、王旭交通费200元；
六、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王军、王岩、王旭伙食补助费320元；
七、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王军、王岩、王旭医疗费31014元；
八、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王军、王岩、王旭陪护费645元；
九、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王军、王岩、王旭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
十、驳回原告王军、王岩、王旭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07元，由原告王军、王岩、王旭负担367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负担54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芳
人民陪审员 王跃飞
人民陪审员 张弘超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张雅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