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镇商终字第00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童忠林。
委托代理人王笃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文昌电子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扬中市开发区兴隆港北路8号。
法定代表人苏文国，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束新运。
委托代理人刘士刚，江苏民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童忠林因与被上诉人江苏文昌电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昌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扬中市人民法院（2013）扬商初字第2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文昌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称：童忠林于2004年应聘到文昌公司做兼职业务员，为文昌公司销售沥清抗剥落剂产品，双方并签订了供销员责任制合同。2011年12月，童忠林与文昌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经会计事务所审计，截至2011年12月20日，童忠林尚欠文昌公司借款本金561027元及借款利息77316.94元，文昌公司尚欠童忠林业务费及迟延结算利息合计167796.75元，两者相抵后，童忠林仍欠文昌公司借款本金470547.19元。后文昌公司多次向童忠林催要，但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童忠林偿还借款470547.19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审理中，文昌公司增加诉讼请求，要求童忠林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贷款基准年利率6.00％承担自2011年12月20日起至2013年10月20日止的借款利息51760.19元。
童忠林辩称，童忠林与文昌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本案的性质属劳动争议纠纷，文昌公司依法应先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童忠林应得的业务费计72万多元，文昌公司至今尚未与其结清，业务费与借款相抵后，其不欠文昌公司款项。因此请求法院驳回文昌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查明，童忠林于2004年起被文昌公司聘为销售业务员，负责沥青抗剥落剂的销售工作，双方分别于2004年、2005年签订了《销售合同》，2008年、2009年签订了《销售员业务承包合同》。上述合同中一致约定双方的结算方法：每年采用费用总包干，以最低价扣除运费后超价分层的总包方式；超最低价的部分，扣除实际运费及相关费用后，按百分之七十结算给童忠林，作为童忠林的全部销售费用和工资金等收益。上述合同还均约定“根据乙方（童忠林）业务发展情况，甲方（文昌公司）可以将适量资金借给乙方，用于在外联系和发展本公司业务，超过一定借款数额的由乙方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借款利息（2008年、2009年《销售员业务承包合同》约定借款金额超出业务包干费30％的部分，由乙方承担利息）”。另外，2008年、2009年《销售员业务承包合同》还约定“乙方对从甲方销售的产品货款负责，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内有责任收回全部货款，资金回拢天数从购买方收到货之日起计算为60天，提前或推迟到款，甲方按实际天数计算占用资金利息，奖、罚给乙方”；“每份合同履行完毕货款全部到账后，乙方回到公司7个工作日内与乙方结算完毕，逾期甲方按实际延误天数结算利息给乙方”。
2009年3月31日，文昌公司、童忠林双方对2007年和2008年的业务费进行结算，并形成三张童忠林确认的结算表，表一载明：“一、2007年业务费为330625.40元。二、2007年奖励款为33720元。三、2007年公司付业务员利息款计13946元。四、2006一2007年借款利息53616.80元。五、迟到货款利息9919元。六、因此2007年业务费净额为314755.60元”；表二载明：“一、2008年业务费为207635.40元。二、2008年奖励款为37600元。三、2008年公司付业务员利息款计2776.30元。四、2008一2009年借款利息7401元。五、迟到货款利息为603元。六、因此2008年业务费净额为240007.70元”；表三载明2008年还有山东公路建设集团泉三SMB1、中铁四局集团泉三SMB2、天津一市政泉三QB1等三份合同货款未到账，待全部到账后按实计算业务费。
审理中，对于上述童忠林确认的其应得的2007年、2008年业务费净额554763.3元（表一和表二相加，表三2008年未到账的三份合同除外），文昌公司主张已于2009年4月13日通过给童忠林报销差旅费形式向其支付。对此，文昌公司还向本院提供了童忠林的27份金额共计554763.3元的差旅费报销单。上述报销单上均有文昌公司法定代表人苏文国签署的“同意付转结业务费苏文国”字样，并加盖“现金付讫”印章。对上述差旅费报销情况，文昌公司还于2009年4月30日制作了记账凭证。另根据上述报销单上记载的报销日期计算，涉及2006年报销的有3份，涉及2007年报销的有17份，涉及2008年报销的有7份。对此，文昌公司称上述报销单实际是在2009年3月31日双方结算确认2007年、2008年的业务费数额后，童忠林回去找票贴票形成的，系童忠林于2009年4月13日一次性给文昌公司的，文昌公司法定代表人苏文国签署“同意付转结业务费”实际也是在2009年4月13日。文昌公司并当庭列举部分报销单，其记载的日期虽然是2006年、2007年，但后面所附的票据却是2008年、2009年的，以证明报销单上记载的报销日期并不是实际报销日期。
同时文昌公司还说明支付业务费的方式是冲抵之前童忠林向文昌公司的的借款，即童忠林赎回之前向文昌公司出具的借条。
另查明，2011年12月26日，江苏正信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受文昌公司委托，对合同货款全部到账后但尚未结算的上述2008年的三份合同的业务费以及另外的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合同、厦门环东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合同、浙江正方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合同等三份合同的业务费，进行审计后出具审计报告，得出文昌公司应支付童忠林的款项167796.75元（计算方式：应付业务费＋早到款资金-
迟到款罚息＋超销量奖励＋未付业务资金占用费）。该审计报告同时还对童忠林向文昌公司出具的26张借条上借款561027元，认定“按照公司销售合同的规定，自借款金额达67917元开始计息，参照‘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表-
贷款利率（2008-12-23）’取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5.31％，累计借款应付利息为77316.94元。业务员童忠林（童忠林）应归还贵公司（文昌公司）本息合计638343.94元”。与文昌公司应支付童忠林的款项167796.75元相抵后，计算得出“截至2011年12月20日止，业务员童忠林（童忠林）应归还贵公司（文昌公司）往来470547.19元（638343.94元—167796.75元=470547.19元）”。
2013年10月29日，镇江鼎信联合会计事务所受文昌公司委托，对上述审计报告中的“截至2011年12月20日，童忠林（童忠林）应归还贵公司（文昌公司）往来470547.19元”产生的利息进行审计，认定“参照‘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表-
贷款利率（2012-7-6）’取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6.00％，截至2013年10月20日止，应计息为51760.19元。童忠林（童忠林）应归还贵公司（文昌公司）本息合计522307.38元”。
还查明，涉案的上述26张童忠林向文昌公司出具的借条中，有10张借条背面童忠林注明是在文昌公司处领取香烟，1张借条背面注明是汇给姜霞的小费，金额合计152300元。
又查明，2011年7月14日，文昌公司曾就本案争议向扬中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请求，同日扬中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文昌公司的仲裁请求事项不属于其受案范围，决定不予受理。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文昌公司对本案是否须先申请劳动争议仲裁？2、涉案的26张借条中，涉及“香烟、小费”的款项童忠林是否应该偿还？3、双方于2009年3月31日结算确认的2007年业务费、2008年部分业务费计554763.30元（表一和表二相加，表三2008年未到账的三份合同除外），文昌公司是否通过报销差旅费的形式已支付给了童忠林？4、文昌公司尚欠童忠林业务费的数额？
文昌公司与童忠林之间签订的《销售合同》、《销售员业务承包合同》均系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合法有效，原审法院予以认定。合同签订后，双方理应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
关于第1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文昌公司就本案争议在向本院提起诉讼之前已向扬中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请求，但扬中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文昌公司的仲裁请求事项不属于其受案范围为由，已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在此情况下，文昌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童忠林辩称的本案文昌公司应先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采信。
关于第2个争议焦点，童忠林向文昌公司出具的26张金额共计561027元的借条中，虽然部分借条上童忠林注明是从文昌公司处领取香烟，以及汇给他人的小费，但其并不妨碍童忠林向文昌公司借款的实质，且童忠林也无证据证明文昌公司后认可该部分借条上的款项系童忠林用来处理产品质量问题，并不要求其偿还。因此童忠林辩称的该部分借条的款项不应算作其借款的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上述借款产生的利息问题，江苏正信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1年12月26日出具的审计报告审计为77316.9元（截至2012年12月20日），经查，上述审计采用的利息计算方式，遵照了原、童忠林合同中有关利息计算办法的约定，因此审计结果真实可信，应予认定。
关于第3个争议焦点，涉案的27份差旅费报销单从形式上看，系文昌公司为童忠林报销2006年、2007年、2008年的差旅费用，但从报销流程来看，在经文昌公司法定代表人苏文国核准时，其在报销单据上均已签署“同意付转结业务费”，因此文昌公司在本意上并不是为童忠林报销差旅费，而是通过报销差旅费的形式支付其业务费。童忠林对此也无证据证明曾提出过异议，并且上述报销单据也已全部报销完毕。而且从部分报销单据的内容来看，虽然记载的报销时间是2006年、2007年，但所附票据则是2008年、2009年的，因此亦能说明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差旅费报销。再言，从文昌公司、童忠林签订的2004年、2005年的《销售合同》，2008年、2009年的《销售员业务承包合同》中的业务费结算方式来看，系采用费用总包干，“以最低价扣除运费后超价分层的总包方式；超最低价的部分，扣除实际运费及相关费用后，按百分之七十结算给童忠林，作为童忠林的全部销售费用和工资金等收益”，因此也不存在童忠林花费的差旅费用需要由文昌公司支付的问题。另外，2006年、2007年双方虽然没有签订合同，但之前之后约定的都是采用费用总包干方式，因此文昌公司主张2006年、2007年的业务费结算亦系遵照2004年、2005年合同中约定的费用总包干的方式，合情合理，予以采信，而且童忠林也无证据证明文昌公司、童忠林在2006年、2007年又约定了其他结算方式。
据此，有理由认定，文昌公司给童忠林报销的27份报销单据上的554763.3元的差旅费用，实质是文昌公司支付给童忠林的554763.3元的业务费。而且，本案中从文昌公司会计记账凭证来看，其对上述差旅费报销的记账时间是在2009年4月30日，系在双方于2009年3月31日结算2007年、2008年业务费之后；2009年3月31日结算确认的业务费金额554763.3元（2008年未到账的三份合同除外）亦与之后童忠林差旅费的报销金额相一致；而2007年之前的业务费双方已结清，也不存在支付的问题。因此，本案中差旅费报销所涉及的业务费应认定就是2009年3月31日结算确认的2007年、2008年的业务费，文昌公司诉称的通过报销差旅费形式已支付童忠林2007年、2008年的业务费554763.3元的主张，予以采信。
关于具体支付上述业务费的方式，文昌公司主张系冲抵此前童忠林向文昌公司的的借款，即童忠林赎回此前向文昌公司出具的借条。原审法院认为，从2009年3月31日童忠林签字确认的结算表中的内容来看，已记载“2006一2007年借款利息53616.80元，2008一2009年借款利息7401元”，因此，有理由认定在文昌公司于2009年4月按结算表支付童忠林业务费之前，存在童忠林向文昌公司借款的事实，而童忠林通过业务费和借款相冲抵，继而赎回之前其向文昌公司出具的借条，也符合商业交易惯例和财务管理惯例，故文昌公司的上述主张，予以采信。
关于第4个争议焦点，江苏正信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1年12月26日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所涉的尚未结算业务费的合同，包括了2009年3月31日结算表中因货款未到账而尚未结算的2008年的三份合同，以及2009年3月31日之后发生的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武邵高速公路路面二标项目部合同、厦门环东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合同、浙江正方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合同等三份合同。审理中，童忠林虽然提供了其主张尚未结算的三份合同，但经确认，其中两份合同是2009年3月31日结算表中因货款未到账而尚未结算的2008年的两份合同，而其主张的另一份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武邵高速公路路面二标项目部合同，虽然在签订的时间、供货数量及付款时间上与审计报告中的记载的有出入，但对此江苏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后已出具了笔误更正说明，而且，文昌公司提供的与该合同履行相关增值税发票、付款凭证，也能证实审计报告中所涉的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武邵高速公路路面二标项目部合同就是童忠林主张的该份尚未结算的合同。至此，童忠林主张的尚未结算的三份合同实际均已经过审计，而童忠林也未能再提供还有其他尚未结算的合同。因此，有理由认定原、童忠林之间所涉的合同业务费已全部完成结算。
再从审计报告的内容来看，所涉业务费的计算均遵照了文昌公司、童忠林合同中有关业务费结算办法的约定，因此，原审法院认为审计报告得出的审计结果（截至2012年12月20日）：文昌公司应支付童忠林业务费153411.49元、文昌公司因未及时结算应支付童忠林业务费资金占用费14385.26元，合计文昌公司应支付童忠林款项167796.75元，真实可信，依法应予认定。
审理中，童忠林提供了4份福建省公路工程试验检测中心站检测报告，以证明文昌公司的产品质量有问题，并以此主张其不应承担货款迟延到账的利息；另外，童忠林还提供了福建省公路工程试验检测中心站开具的技术服务费发票1张，以此主张童忠林为处理文昌公司的产品质量问题垫付的2万元应由文昌公司承担。原审法院认为，上述检测报告系复印件，庭审中童忠林又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故上述检测报告的真实性无法认定；而上述发票上记载仅是技术服务费，并未涉及文昌公司产品质量问题赔偿，因此童忠林的上述抗辩主张，均缺乏事实依据，证据不足，不予采信。
综上，关于文昌公司与童忠林双方之间的借款及业务费往来，原审法院认定，截至2011年12月20日，童忠林共欠文昌公司的借款本息合计638343.94元，文昌公司应给付童忠林业务费及资金占用费合计167796.75元，相抵后，童忠林尚欠文昌公司借款470547.19元，文昌公司要求童忠林偿还上述款项，合法合理，依法应予支持。文昌公司增加诉讼请求，要求童忠林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贷款基准年利率6.00％承担自2011年12月20日起至2013年10月20日止的借款利息51760.19元，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童忠林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文昌公司借款470547.19元及利息51760.19元。案件受理费8697元，由童忠林负担
上诉人童忠林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自2004年起至今，在被上诉人处的借款总额为561027元，不存在2008年之前有借款554763.30元，之后有借款561027元的事实。2、2006年度和2007年度双方没有签订销售合同，一审认定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报销的2006年、2007年、2008年度差旅费冲抵了业务费又冲抵了借款是错误的。3、561027元借条中涉及香烟、小费152300元，是用于处理产品质量问题，不应认定为借款，更不能计算利息。4、上诉人垫付的技术服务费20000元应由被上诉人承担。根据双方合同约定，产品送检不合格的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5、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不是买卖关系，用户迟延付款的后果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业务承包合同约定约定此风险由上诉人承担是无效的，上诉人不应承担货款迟延回收的利息。6、上诉人代表被上诉人与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以及山东公路建设集团签订的合同，因被上诉人产品质量问题，未全面履行，被上诉人应按合同全额结算上诉人的业务费。二、原审程序错误。被上诉人已在起诉时自认上诉人累计向被上诉人借款561027元，该自认应当成为判决的依据。原审却未采纳，违反了证据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文昌公司答辩称，一、业务结算表中，2007年、2008年业务费净额554763.3元，与上诉人报销的差旅费554763.3元完全一致，说明是以差旅费报销形式结算了业务费。差旅费报销凭证中存在大量白条、1993年或1998年的票据，说明被上诉人未审查票据的真实性，差旅费报销的目的是为了冲抵业务费。报销凭证上有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同意转付业务费”字样，更加证明以差旅费报销形式支付了业务费。二、业务结算表载明2006年-2007年借款利息53618.80元，上诉人对业务结算表的真实性无异议，却称2008年前无借款，其谎言不攻自破。三、香烟等均是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为其购买，用于联系业务，根本不是用于处理产品质量问题。四、技术服务费20000元与产品质量无关，应当由上诉人承担。五、货款迟延收取利息是按双方所签合同的约定，而且依据约定，货款提前到帐，被上诉人需奖励上诉人利息，该约定并不违法。六、被上诉人在与客户履行合同中，根据施工单位的要求对实际供货量进行调整属于正常现象，被上诉人依据实际供货量与上诉人结算业务费合情、合理。七、被上诉人诉状中称截止2011年12月20日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累计借款561027元，是扣除了用业务费冲抵借款后的余款。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供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二审另查明，上诉人童忠林在被上诉人处报销的差旅费发票中有童忠林家庭水电费发票等票据。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的实际借款余额为多少。二、被上诉人主张的利息是否有依据。三、被上诉人是否已将上诉人相关业务费结算给上诉人。
一、关于上诉人的实际借款余额问题，被上诉人提供了上诉人出具的26张借条，合计金额为561027元。上诉人称部分借条涉及香烟、小费等费用，是为处理产品质量问题支出，不应认定为借款，但其向被上诉人出具的系借条，借条上明确记载了具体借款金额，并有上诉人本人签名，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发生了相应的借款关系。至于该借款的用途并不影响借款关系的认定，且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费用系因被上诉人产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产生。故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的借款余额应认定为561027元。
二、关于借款利息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借款利息的计算标准和起算时间，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江苏正信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依照合同约定计算的借款利息依法应予支持。
三、关于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的相关费用结算问题，涉及以下三个问题：1、被上诉人是否已支付了上诉人2007年和2008年的业务费。2009年3月31日，经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结算，确认上诉人2007年和2008年的业务费为554763.3元，被上诉人提供了上诉人的出差旅费报销单27张，主张已采用为上诉人报销出差费的形式支付了该费用。本院对上诉人的该主张予以采信，理由是：（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04年、2005年签订的《销售合同》，2008年、2009年的《销售员业务承包合同》对业务费结算方式均约定为“以最低价扣除运费后超价分层的总包方式；超最低价的部分，扣除实际运费及相关费用后，按百分之七十结算给童忠林，作为童忠林的全部销售费用和工资等收益”，可见双方采用的是费用总包干的方式，不存在童忠林花费的差旅费用需要由文昌公司支付的问题。2006年、2007年双方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2007年的业务费结算仍沿用了2004年、2005年合同中约定的方式，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一直采用费用总包干的方式结算业务费，文昌公司无义务为童忠林报销出差费用。（2）童忠林认为27张出差旅费报销单报销的是其2006年至2008年为开展业务出差产生的费用，但报销凭证中却存在部分童忠林家庭水电费发票、购买空调发票等与出差费用无关的票据，童忠林对此无法给出合理解释，证明文昌公司为童忠林报销出差旅费仅是形式，其实质并非如此。（3）27张出差旅费报销单上均有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苏文国签署的“同意付转结业务费”，说明文昌公司在为童忠林报销上述费用时的本意是以此方式向童忠林支付业务费。（4）文昌公司提供的27张出差旅费报销单均装订于文昌公司2009年4月的会计凭证中，这与文昌公司陈述的双方2009年3月31日结算业务费后，文昌公司用为童忠林报销出差费的方式支付了业务费在时间上相吻合，且27张出差旅费报销单的总金额为554763.3元，与被上诉人应支付给上诉人的2007年和2008年的业务费金额完全一致，进一步证明上述出差旅费报销实际用于向童忠林支付业务费。2、被上诉人与客户签订的合同实际履行数量与合同约定数量不一致，应如何向上诉人结算业务费。本院认为，合同履行过程中，实际履行数量可能因多种原因而发生变更，上诉人并没有证据证明实际履行数量的变更是由于被上诉人的产品质量不合格而引起，因此，被上诉人依照其与上诉人签订的《销售员业务承包合同》的约定按实际履行数量与上诉人结算业务费符合双方约定。3、关于上诉人支付的技术服务费20000元应由谁承担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该费用系因被上诉人的产品质量经检测不合格而产生，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该费用没有依据。
综上，上诉人童忠林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023元由上诉人童忠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宏亮
审 判 员 谢 铭
代理审判员 丁奕帆
二〇一四年七月七日
书 记 员 杨 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