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9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振民。
委托代理人：张景树，天津天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达君。
委托代理人：吴小波，广东荣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唐华林，广东荣恒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深圳市金星印刷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新木社区金星路1号1楼，组织机构代码：752506194。
法定代表人：杨祖钦。
上诉人杜振民因与被上诉人沈达君、原审第三人深圳市金星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星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3）深龙法民二初字第6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审第三人金星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活动，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金星公司与杜振民于2008年10月30日签订了一份企业租赁经营合同，将金星公司租赁给杜振民经营，合同第一条约定租赁内容与范围为：杜振民租赁经营的场地是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新木社区金星路一号的物业和整体设备，租赁经营的业务范围是印刷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允许的范围，具体租赁的设备和场地以核实后的财产清单为准，并附表列明，与本合同一并生效。合同第二条约定租赁期限从2008年11月1日至2013年10月31日24时止。合同第三条约定租赁保证金为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90万元。合同第四条约定，租金为每月30万元（不含税），杜振民每月10日前按时上交租金，如杜振民有意愿购买金星公司股份，则另行签订协议。该合同有沈达君及杜振民的签名捺印。合同签订后，沈达君将金星公司全部场地和财产设备交付杜振民进行经营，杜振民也按照合同约定向沈达君支付了保证金，并依约交纳了部分租金。2011年8月，双方终止租赁经营关系，杜振民于2011年8月23日出具《欠条》，欠条载明：“今欠金星印刷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沈达君）2959590元。”并附有应收应付款明细。2011年8月25日，金星公司与沈达君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协议书载明：“金星公司于2008年10月30日与杜振民签订租赁协议将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新木社区金星路一号的物业和整体设备及金星公司出租给杜振民经营，为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金星公司同意将对杜振民的2959590元债权及利息无条件转让给沈达君，沈达君同意接受该债权。”后金星公司于2011年8月25日制作《债权转让通知书》通知杜振民向沈达君履行还款义务，但杜振民并未履行债务。金星公司于2012年6月28日委托律师再次向杜振民邮寄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书，根据沈达君提交的深圳同城速递业务详情单显示，该邮件已妥投并由杜振民本人签收。此后沈达君向杜振民追索债务未果，因而成讼。
金星公司于2003年7月15日注册成立，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沈达君为注册时公司的唯一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且沈达君为金星公司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新木社区金星路一号厂房的所有权人。2011年8月25日，沈达君与案外人杨某青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其所有的金星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杨某青。2011年9月7日，金星公司办理了工商信息变更登记，由杨某青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2013年1月22日，金星公司再次办理了工商信息变更登记，由案外人杨祖钦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杜振民主张其于2011年8月23日出具欠条并非自愿，而是受到沈达君及案外人林某、杨某青胁迫，并提交了杜振民2011年8月26日11时5分向深圳市公安局平湖派出所报案的报警回执。该回执并未记载报警内容。沈达君则称未曾受到深圳市公安局平湖派出所的相关调查，并认为报警事实为杜振民杜撰，或者是报警的内容与本案杜振民所主张的事实并不相符。杜振民则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
杜振民还三次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解除租赁协议书》，主张所出具的欠条已作废。该协议书记载甲方为金星公司，乙方为杜振民，落款日期为2011年8月31日，内容为：“一、解除双方2008年10月30日签订的租赁经营协议。二、乙方在2011年8月18日已将甲方的经营权及所有财、物移交给甲方。三、乙方在租赁经营期间（2008年10月30日至2011年8月18日），甲方的所有债权、债务与乙方无关，由甲方自行承担。乙方2011年8月23日签署的欠甲方2959590元的欠条无效，作废。”该解除租赁协议书中，杨某青将签名落在乙方签章处，其下方盖有金星公司公章。杜振民第一次提交时，该协议书仅有杨某青签名及金星公司盖章。杜振民第二次提交时，该协议书在乙方处增补了杜振民签名。后杜振民在当庭出示证据原件时第三次提交该协议书，该协议书上也增补有杜振民签名，但该签名的位置与杜振民第二次提交的协议书中杜振民的签名位置明显不一致。沈达君认为该解除租赁协议书均是杜振民伪造，以达到免除本案涉案的债权的目的。因杜振民三次出示的《解除租赁协议书》均不一致，存在涉嫌伪造证据，故无法认定该协议的真实性。杜振民则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
沈达君请求原审法院判令：1、杜振民向沈达君偿还租赁经营款295959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2011年8月23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杜振民承担。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金星公司与杜振民于2008年10月30日签订的《企业租赁经营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应当依约履行自己的义务。因租赁经营关系提前终止，双方结算后，杜振民于2011年8月23日出具了欠条确认尚拖欠金星公司2959590元，而金星公司又于2011年8月25日将该债权转让给沈达君并通知了杜振民，该债权转让合法有效。同时，沈达君作为当时金星公司的唯一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代表金星公司签署该企业租赁经营合同的实质是将金星公司承包给杜振民经营，并由杜振民向其支付承包租金。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亦是沈达君将金星公司全部场地和财产设备交付杜振民进行经营，杜振民则按照合同约定将保证金及每月租金支付给沈达君。因此，沈达君有权享有因金星公司对外承包或经营所产生的收益，其受让金星公司的债权于法有据。此外，结合《企业租赁经营合同》第三行“甲方同意将自己拥有的深圳市金星印刷有限公司租赁给乙方经营”，第四条第三行“乙方有意购买甲方股份”的表述，可以看出该合同中的甲方应为当时金星公司的唯一股东沈达君。若将甲方理解为是金星公司，则杜振民租赁经营金星公司，又将租金等费用付给由自己租赁经营的金星公司，显然未实际支付任何房屋及设备租赁经营的相应对价。因此沈达君才是该合同的真正主体，按照租赁经营合同的性质，租赁经营的费用应支付给公司所有人沈达君。故沈达君要求杜振民清偿欠款，合理合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杜振民认为沈达君未退还保证金，沈达君则主张保证金已经在终止租赁的结算清单中进行了抵销，原审法院认为，若杜振民的主张成立，其应当在出具欠条时就对该笔保证金的返还予以说明，但杜振民已在欠条中确认欠款数额而未提及保证金退还事宜，故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其主张。杜振民主张出具欠条是出于沈达君及案外人林某胁迫而非自愿，但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杜振民还主张该欠款已在2011年8月31日签订的《解除租赁协议书》中被金星公司予以免除，但杜振民提交的三份《解除租赁协议书》均不一致，涉嫌伪造，无法认定该协议书的真实性。且该协议书于2011年8月31日出具，并有案外人杨某青签名，而杨某青在2011年9月7日才变更为金星公司的唯一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在签署协议书时尚不能对外代表金星公司行使权利，且金星公司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作出截然相反的意思表示。结合原审法院审理的（2014）深龙法民二初字第240号案件中《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及《搬迁及注销公司协议》等证据，以及本案杜振民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可以看出，杜振民与林某是校友关系，林某与杨某青是老乡关系，且林某与杨某青是作为合同相对方与沈达君达成相关协议。杜振民无法证明其与林某、杨某青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按照杜振民所述，其被沈达君、林某及杨某青胁迫签下欠条，但其又提交了几日后由杨某青签名的《解除租赁协议书》，其先因被胁迫而出具欠条，后又被取消债权，明显存在逻辑矛盾，与常理不符。故对杜振民的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杜振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沈达君支付租赁经营款2959590元；二、杜振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沈达君支付上述欠款的逾期付款利息，从2011年8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15238.36元，公告费500元，由杜振民承担。
上诉人杜振民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1、原审判决中所述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杜振民“委托代理人张景树律师未提交律师事务所所函等手续”，但实际上，委托代理人张景树律师己提交了杜振民亲笔签字、天津天祥律师事务所盖章的授权委托书。2、原审法院没有应杜振民的申请向邮政部门调取本案的关键证据之一的《债权转移通知函》、《深圳同城速递业务》投递情况。3、原审判决引用的（2014）深龙法民二初字第240号案件中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及《搬迁及注销公司协议》等证据，既不是沈达君一方的证据，也不是杜振民一方的证据，也没有经过法庭质证，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杜振民与金星公司之间的《企业租赁经营合同》已依法解除，沈达君主张的2959590元的债权，己被金星公司免除。2011年8月31日，杜振民与金星公司的唯一股东、法定代表人杨某青签订了《解除租赁协议书》，约定：杜振民与金星公司之间的《企业租赁经营合同》予以解除，所有债权债务均由金星公司承担。该《解除租赁协议书》同时特别约定，杜振民于2011年8月23日签订的欠2959590元的欠条无效、作废。沈达君本案主张的债权己因金星公司声明作废而得到免除，归于消灭。杜振民在原审中提交的2011年8月31日《解除租赁协议书》可以证明上述事实，并对该证据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说明：该《解除租赁协议书》中的“杜振民”的签字是补签的，其他内容均为金星公司的原始签章及杨某青的原始签字，“杜振民”签字的行为不应影响该书证其他内容的法律效力。三、沈达君主张转移的债权有争议，杜振民也未收到金星公司债权转移的通知，该债权转移对杜振民不发生法律效力。1、沈达君主张的杜振民欠其2959590元的债务是有争议的、不存在的债务。从沈达君提供的2011年8月23日《欠条》证据可以看出，沈达君所主张的债务是不确定、有争议的债务。该《欠条》的上面，清楚地记载着杜振民书写的“由于林某的款项不清晰，以实际应收应付为主，费用由杜振民承担”，由此即可看出，沈达君胁迫杜振民在没有全面清算的情况下，为其出具了《欠条》，因此该欠条所证实的欠债事实不具证据的客观真实性，该债务显然是不确定的、有争议及不存在的债务。2、杜振民根本没有收到金星公司将该笔债务转移给沈达君的任何形式的通知，故沈达君主张的债务转移对杜振民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沈达君无权就此对杜振民主张权利。沈达君提供的《深圳同城速递业务详情单》及电脑查询的《广东大同城邮件信息查询：邮件明细信息》足以说明，杜振民根本没有收到该《债权转让通知》。其一，杜振民早已于2011年8月31日返回天津居住，而该邮件的投递地址为“深圳市龙岗区平湖平新北路华南城西苑一期x栋xxx”，故杜振民不可能收到该邮件。其二，《广东大同城邮件信息查询：邮件明细信息》载明，该邮件的投递流程是：由沙嘴速递营销部于2012年6月28日一商务中心一平湖速递部TC-
商务中心一岗厦速递TC，邮件既然是寄往平湖区的，即应由平湖速递部TC递送给杜振民，然而在平湖速递部TC的“邮件状态”栏内，清楚地标明邮件“需要退件”，而后该邮件退回给岗厦速递TC。由此说明，杜振民根本没有收到该通知。
四、原审判决以杨某青于2011年9月7日才变更为金星公司的唯一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以此否定杜振民出具的2011年8月31日的《解除租赁协议书》的证明力，并以此推断“杨某青在签订协议书时尚不能对外代表金星公司对外行使权力，且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做出截然相反的意思表示”，该推断和结论显然是错误的。杜振民在一审时向法庭提交的金星公司股东变更工商登记材料证实：2011年8月24日，沈达君作为金星公司的唯一股东，已经决议将金星公司的股权以300万元转让给杨某青，2011年8月25日沈达君与杨某青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是经过公证处公证的。而按沈达君的说法，2011年8月25日同日发生债权转移，那么在股东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中均没有债权转让的表述，这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即沈达君主张的债权转让的事实根本就不存在。综上所述，杜振民认为，原审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错误，上诉人请求本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沈达君的诉讼请求，并由沈达君负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
被上诉人沈达君答辩称：一、一审程序合法。本案一审第一次开庭时，杜振民的委托代理人张景树律师未向法院提交其所在律师事务所的所函，沈达君当庭提出异议。原审法院决定不允许杜振民的委托代理人张景树律师出庭符合法律规定。二、杜振民主张《企业租赁合同》已解除、金星公司已经将杜振民债务免除的观点不能成立。1、杜振民与沈达君于2011年8月份终止租赁关系，杜振民于2011年8月23日出具《欠条》，欠条载明：“今欠金星印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沈达君）2959590元。”并且附有应收应付款明细。2011年8月25日，金星公司将该笔债权无条件转让给沈达君，沈达君也将该转让事实第一时间通知了杜振民，后杜振民不履行款项支付义务，金星公司又以EMS方式向其居住地址邮寄债权转让通知书，杜振民也于2012年7月3日签收。2、杜振民主张2011年8月31日与金星公司的唯一股东、法定代表人杨某青签订了《解除租赁协议书》，其中约定2011年8月23日签订的欠2959590元的欠条无效、作废。但是当时该笔2959590元的债权的债权人已经不是金星公司。杜振民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协议存在瑕疵，涉嫌伪造证据。3、即使上述免除债务的协议真实，杨某青也无权处分该笔债权，在协议签订的2011年8月25日，金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仍然是沈达君，要免除也得是沈达君要做出，而不是案外人杨某青，其免除行为属于无权处分。三、杜振民主张其所欠的2959590元的债务是有争议的、不存在的债务不符合事实，自相矛盾。1、杜振民于2011年8月23日向沈达君出具《欠条》且附有应收应付款明细。应收应付款明细记载了“库存材料：1818718.39元，其他应收款：649473.50元＋1400000元；应收账款：17576456元，应付账款，应付账款：20250016元；其他应付款：3253460元，应付报销款：162413元；应付外发加工费，请车运费：158349元，其他应付款承包金480000元；其他应付款-
沈总发工资100000元，应收-
应付=-2959590元，计贰佰玖拾伍万玖仟伍佰玖拾元正。如果该笔债权是有争议的或者是杜振民所称不存在的债权，为何要在《欠条》中详细载明应收应付款的明细，且明细均有具体的应收应付款的数额，也符合当时金星公司的实际经营状态。杜振民主张该笔债务已经于2011年8月31日因《解除租赁协议书》约定而被免除，意为该笔债务是实际存在的，不存在争议的，只是因为与杨某青签订的《协议》而被免除，前后自相矛盾。四、金星公司将2959590元的债权转让给沈达君已经通知到杜振民，对杜振民发生效力。金星公司于2011年8月25日制作了《债权转让通知书》通知杜振民履行还款义务，但杜振民收到通知后并未向沈达君履行相关义务。2012年6月28日，金星公司又委托律师再次向杜振民当时的居住地址邮寄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书，根据深圳市同城速递业务详情单显示，邮件已经妥投，由本人签收。即使上述送达杜振民均不论，在沈达君提起本案诉讼时，原审法院将起诉状、债权转让通知书送达杜振民时，杜振民也已经获知该债权已经发生转让的事实。综上，沈达君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金星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参加本案诉讼活动。
本院认为，从本案被上诉人即原审原告沈达君的诉讼主张和提交的主要证据看，2008年10月30日与杜振民签订《企业租赁经营合同》中所列的主体是金星公司和2011年8月25日金星公司与沈达君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还提交了债权转让通知书的邮政通知单回执。沈达君以上述证据主张其受让了金星公司对杜振民的债权、通知了债务人杜振民、要求杜振民向其履行债务及迟延履行导致的损失。而杜振民提交了沈达君作为当时金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唯一股东、在受让公司债权的当天又与案外人杨某青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有新股东杨某青签字和金星公司盖章的否认前述所转让的债权不存在的《解除租赁协议书》，还提出邮政通知单回执有“需要退件”且已原路返回寄件人，据以否定债权的存在和否认债权人履行了债权转让通知的义务。沈达君以债权转让合同纠纷起诉，亦从该角度举证，而上诉人即原审被告亦从金星公司对其原始债权并不存在、未收到债权转让通知等角度进行抗辩。故本案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沈达君在二审中亦明确认可其也是以该案由提起诉讼。原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企业租赁经营合同纠纷错误。不仅如此，从双方在本案中的陈述中可知，本案还涉及（2014）深龙法民二初字第240号案件中沈达君与金星公司之间借款和代付款等其他纠纷，沈达君在本案二审中又有金星公司对外转让股权（即与金星公司向其法定代表人、当时唯一股东沈达君转让债权）前“当时资产状况不良未对金星公司进行审计”的陈述，而杜振民又主张当时进行了审计。综上，本院认为，案件的法律关系不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则不同，举证责任亦不同，各项证据与案件待查明事实的关联性也会有巨大差异。原审法院对法律关系定性错误，会直接影响到对证据关联性的认定，进而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对法律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且不受该规定第三十四条关于提交证据期限规定的限制。本案一审中，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企业租赁经营合同纠纷，而当事人认为本案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原审法院应当告知沈达君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再视当事人的决定，确定案由，依法进行审理。原审判决未依法行使释明权，错误定义案由，违反法定程序。为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的诉讼权利，查明案件基本事实，厘清案件法律关系，本案应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3）深龙法民二初字第649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重审。
杜振民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238.36元，本院予以退还。
审判长 张 程
审判员 范 志 勇
审判员 陈 国 华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刘丽舒（兼）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
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