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41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家辉，女，1953年8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马颖秋，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君瑞，女，1974年8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马颖秋，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引领世纪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委会西北500米。
法定代表人袁宗寅，经理。
原审第三人袁宗寅，男，1950年5月21日出生。
上诉人黄家辉、王君瑞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引领世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公司）、原审第三人袁宗寅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5）通民（商）初字第042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孙京担任审判长，法官张海洋、法官常洪雷参加的合议庭，并于2016年7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家辉、王君瑞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马颖秋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世纪公司、原审第三人袁宗寅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家辉、王君瑞在一审中起诉称：袁宗寅是世纪公司创始人。王君瑞原是世纪公司员工。黄家辉是与袁宗寅合作创业的黄家苏的妹妹。2012年5月，偶然的机会，黄家辉、王君瑞得知自已是世纪公司股东。二人经工商查询得知，2002年7月，袁宗寅以其自已、胡德成、黄家辉为股东设立了北京源佳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佳诚公司），该公司成立日期为2002年8月29日，营业期限至2012年8月28日。2004年5月18日，源佳诚公司更名为世纪公司。2008年7月16日，世纪公司以股东会决议的形式，将胡德成的股份转让给袁宗寅、黄家辉、王君瑞。2009年9月20日，袁宗寅又以其自已、黄家辉、王君瑞的名义写了清算报告，并将世纪公司注销。2012年5月，黄家辉、王君瑞起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要求撤销世纪公司的注销登记备案的行政行为。2014年6月20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以京工商通企监许撤字（2014）第1号撤销了世纪公司的注销登记。现该决定书已生效。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被撤销的行政行为自始无效，所以世纪公司是合法的民事主体。正是袁宗寅的欺骗行为，使黄家辉、王君瑞无辜成为世纪公司的股东，并可能承担责任，袁宗寅、世纪公司的行为严重侵犯了黄家辉、王君瑞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确认黄家辉、王君瑞不是世纪公司的股东；2.诉讼费由世纪公司承担。黄家辉、王君瑞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工商档案材料》；2.撤销行政许可通知书；3.鉴定文书；4.判决书。
世纪公司在一审中既未做出答辩，亦未参加一审法院庭审。
袁宗寅在一审中既未陈述意见，亦未参加一审法院庭审。
经一审法院庭审质证，对于黄家辉、王君瑞提交的《工商档案材料》、《撤销行政许可通知书》、《鉴定文书》、行政判决书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与合法性一审法院将作出综合认定。
一审法院根据上述认证查明，工商档案信息载明，2002年8月29日，袁宗寅出资17万元，黄家辉出资16.5万元，胡德成出资16.5万元，注册成立源佳诚公司。2004年5月18日，源佳诚公司名称变更为世纪公司。2008年7月16日，胡德成与袁宗寅、黄家辉、王君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胡德成将其在世纪公司所拥有的全部股权16.5万元分别转让给受让人袁宗寅、黄家辉、王君瑞所有，其中袁宗寅受让5.5万元，黄家辉受让1万元，王君瑞受让10万元。同日袁宗寅、黄家辉，胡德成达成股东会决议，载明同意吸收王君瑞为公司新股东，并同意股权转让协议内容。同日，新一届股东会即袁宗寅、黄家辉、王君瑞达成决议，对股权进行了重新确认。
2012年5月15日，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文书》，载明：检材1至11上的“黄家辉”签名笔迹不是黄家辉书写的；检材6至11上的“王君瑞”签名笔迹不是王君瑞书写的。检材1至11为工商档案材料中的指定（委托）书、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清算报告、注销登记申请书等。
黄家辉称，其是黄家苏的妹妹，而黄家苏与袁宗寅、胡德成一起经营公司。王君瑞称其是世纪公司的员工，其母亲认识黄家辉的哥哥黄家苏。黄家辉、王君瑞均称其未出过资，亦未享有过股东权利。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世纪公司、袁宗寅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世纪公司是经工商机关登记注册，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工商登记所载，袁宗寅、胡德成、黄家辉为创始股东，后经变更为袁宗寅、黄家辉、王君瑞，该工商登记对外具有公示效力，且考虑到黄家辉称其系与袁宗寅、胡德成一起经营世纪公司的黄家苏的妹妹，而王君瑞称其为世纪公司的员工，其母亲认识黄家苏，二人均与其所称的实际股东黄家苏有一定关系，同时考虑到，在实践中股份代持关系的普遍存在，为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稳定，故不能仅以工商备案材料非黄家辉、王君瑞的亲笔签字，确认黄家辉、王君瑞不是世纪公司的股东，对于黄家辉、王君瑞要求确认其不是世纪公司股东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黄家辉、王君瑞的诉讼请求。
黄家辉、王君瑞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一审篡改上诉人的庭审陈述，伪造上诉人的陈述事实。本案庭审中，上诉人的证据中从来没有说明黄家甦是世纪公司的实际股东，而一审却杜撰是上诉人一审的庭审陈述。一审中，上诉人从来没有陈述黄家甦与袁宗寅一起经营世纪公司，一审却将其写进上诉人的陈述之中，一审从来没有陈述胡德成与黄家甦、袁宗寅经营世纪公司，一审又自行杜撰事实，并将其作为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一审认定依据上诉人陈述将其定位为代持股东的依据是伪造。一审依据篡改的上诉人的陈述，把二上诉人认定为代持股东，没有法律与事实依据。三、工商登记机关的登记不是认定公司股东资格的唯一依据。依据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实际出资人需要与名义出资人之间签订有关协议。同时如果没有协议也应以出资行为表明二者之间存在名义关系，不能认定为实际股东。一审庭审中，法官曾对此问题进行明确调查，二上诉人当庭否定不是代持股人。同时，由此条也可以看出，代持股人依据股东名册记载及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不是股东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认定的唯一法定依据。不能单独以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为由，来确认是或者不是股东。四、一审仅依据工商登记认定上诉人是股东，没有法律依据。理由如下：第一、二上诉人不符合《公司法》对于股东的权利义务的确定。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三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责任。即股东是负有出资的义务，并依据其出资额承担责任、享有权利。那么本案中，上诉人既没有出资，也没有享有公司权益，更没有参与公司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在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行政判决书中，对上诉人在行政诉讼中的鉴定文书的真实性已作出了认定，同时，作为登记机关的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通州分局也因世纪公司在注销时提交了虚假的材料而撤销了对该公司作出的注销审批。这足以说明，世纪公司的造假行为是存在的，已经失去了诚信。第二，一审没有证据认定指定委托以及由袁宗寅向工商登记机关进行登记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我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全体股东须指定或委托代理人办理公司登记事项。也就是说只有自己真实意思表示委托或指定代理人的人才是股东，委托或指定以及表示自己真实的文件即是委托书以及在所有公司运营过程中参与管理和出资。五、一审依据篡改的上诉人陈述，将黄家甦认定为实际股东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与事实依据。在二上诉人与一审法官就笔录与庭审内容发生争议时，一审不许二上诉人查看法庭录像，而一审判决中却称是二上诉人均称黄家甦为“实际股东”。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实际股东应当是与代持股东签订协议，最重要的是要履行出资义务。但本案中，二上诉人既没有陈述过黄家甦履行了出资义务，也没有提交过黄家甦履行出资义务的依据。而一审却在既没有证据，也没有陈述的情况下，把黄家甦认定为实际股东，显然违背常理。综上，黄家辉、王君瑞的上诉请求为：一、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5）通民（商）初字第4215号民事判决；二、改判确认黄家辉、王君瑞不是世纪公司的股东；三、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世纪公司承担。
二审期间，黄家甦作为黄家辉、王君瑞的证人出庭作证，黄家甦的证言内容为：第一，黄家甦并非世纪公司的实际股东，其独立于世纪公司之外，最多是一种合作关系。黄家甦于2001年4月16日申请粉末型电致发光器件的制造方法的发明专利。2002年袁宗寅找到黄家甦，说希望使用其专利。黄家甦答应帮助他，后来黄家甦朋友的女儿王君瑞正好回国没有工作，黄家甦找到袁宗寅希望能帮下忙。袁宗寅答应了，把王君瑞安排到他的公司工作（但并没有做股东）。之后，王君瑞成为世纪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但黄家甦与袁宗寅或者世纪公司之间并没有签订专利使用合同，世纪公司也并未使用黄家甦的专利。黄家甦与袁宗寅也并未有进一步合作。2003至2006年期间，世纪公司做北京市政管委改造公共厕所电致发光指示牌项目，因世纪公司没有技术人员，袁宗寅请黄家甦帮他解决技术问题。解决完技术问题后，黄家甦与世纪公司便没有了关系。直到2008年，袁宗寅接手涉及生产奥运会闭幕式和残奥会的三个演出道具，期间黄家甦一直帮助袁宗寅进行设计生产，但到奥运会结束，袁宗寅没有给黄家甦任何报酬，黄家甦与世纪公司的关系也就终结了，奥运会后，王君瑞也离开了。所以，黄家甦与袁宗寅的合作就是这种合作关系，黄家甦没有给世纪公司出过资，也没有享受过世纪公司的权利，更非其实际股东。第二，黄家辉与王君瑞并非世纪公司的股东，更没有代持情况。黄家辉是黄家甦的妹妹，她是一名牙医，一直在医院工作，对于科技的事情更是不懂，也根本不认识袁宗寅，更不可能与袁宗寅合资办公司。同时，因为黄家甦不是实际股东，他当然也不可能代持。王君瑞是黄家甦介绍进入世纪公司的，一直是一名普通员工。她当时刚从国外留学回来，自己也没有经济能力去做股东。而且当时王君瑞在世纪公司的工资只有2500元，根本无法履行股东的出资义务。综上，黄家甦不是世纪公司的实际股东，黄家辉与王君瑞更不是代持股，黄家辉与王君瑞也不是世纪公司的股东。
世纪公司、袁宗寅经本院合法传唤既未出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及新证据。
本院另查明：证人黄家甦即一审法院判决书中的“黄家苏”。黄家甦在出庭作证时陈述：袁宗寅之所以有黄家辉的身份证明，系当时袁宗寅要买房子到处找身份证，黄家甦就把黄家辉的身份证给袁宗寅用了，袁宗寅复印后把原件还给了黄家甦；黄家甦系通过胡德成与袁宗寅相识，黄家甦在2008年奥运会后离开世纪公司，在世纪公司期间，黄家甦负责技术工作，不用天天上班，但有技术问题需要解决的话其要住在公司长达几个月，解决完了就走了，世纪公司曾承诺向黄家甦支付报酬，但是最后什么都没给，黄家甦事后也没有向世纪公司主张报酬；王君瑞的母亲与黄家甦系朋友关系，黄家甦在世纪公司负责技术工作时于2002年、2003年时将王君瑞介绍到世纪公司工作，王君瑞直到2008年奥运会结束离开公司。
黄家辉、王君瑞在一审开庭中陈述：“胡德成和袁宗寅、黄家甦一起合作，黄家辉是黄家甦的妹妹，黄家辉和黄家甦不是代持股关系。”另，一审法院判决“本院认为”中，“其所称的实际股东黄家苏”此句，经核实，一审庭审笔录中并未有此表述。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工商档案材料》、《撤销行政许可通知书》、《鉴定文书》、行政判决书，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世纪公司工商登记所载，袁宗寅、胡德成、黄家辉为世纪公司创始股东，后经变更为袁宗寅、黄家辉、王君瑞，该工商登记对外具有公示效力。虽然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可见，世纪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中黄家辉、王君瑞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表面来看成为世纪公司的股东并不是二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本案中需要注意的是，黄家辉与王君瑞在一审中所称的黄家甦在二审中出庭作证，根据其陈述，黄家甦与世纪公司系合作关系，在世纪公司期间，其负责技术工作，不用天天上班，但有技术问题需要解决的话其要住在公司长达几个月，解决完了就走了，世纪公司曾承诺向黄家甦支付报酬，但是最后什么都没给，黄家甦事后也没有向世纪公司主张报酬，此陈述明显与一般社会经验法则相悖；且黄家甦与王君瑞的母亲系朋友关系，王君瑞系经黄家甦介绍到世纪公司工作，黄家甦亦认可其将黄家辉的身份证借给袁宗寅买房使用，但就此未提交实际借名买房的相应证据；同时考虑到世纪公司经营管理的关键人员即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袁宗寅不能到庭，股东身份问题的有关事实无法完全查清。为维护工商登记的公示公信力及市场交易秩序的稳定，避免股东资格的否定给债权人的权益造成损害，故本院认为一审基于当事人的陈述达成内心确信而作出的认定即本案不能仅以工商备案材料非黄家辉、王君瑞的亲笔签字，确认其不是世纪公司的股东并无不当。经综合衡量考虑，对于黄家辉、王君瑞主张的上诉理由及请求，本院难以支持。黄家辉、王君瑞如认为工商登记存在错误导致其权益受损，亦可通过其他途径寻求权利救济。世纪公司、袁宗寅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出庭，不影响本院依法作出处理。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黄家辉、王君瑞负担（已交纳）。一审公告费（以公告费发票金额为准），由黄家辉，王君瑞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黄家辉、王君瑞负担（已交纳）。二审公告费（以公告费发票金额为准），由黄家辉，王君瑞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 京
代理审判员 张海洋
代理审判员 常洪雷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高明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