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渝四中法民终字第010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啟文，男，1972年12月25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黔江区。
委托代理人：张卫，重庆光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蒲艳，重庆光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金梅，女，1974年12月11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黔江区。
委托代理人：张卫，重庆光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蒲艳，重庆光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号中国人寿大厦名义层***层。
法定代表人：周多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苟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黔江区支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蔡成凤，重庆川东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曾啟文、张金梅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19日作出（2014）黔法民初字第01677号民事判决，曾啟文、张金梅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8月15日，原告曾啟文、张金梅通过其所在村委会的村干部在被告处为其女曾某甲（2001年8月15日出生）购买一份国寿农村小额意外伤害保险（意外伤害保险金额20000元）和国寿附加农村小额意外费用补偿医疗费保险（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金额20000元），保险期间为一年，约定被保险人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法定继承人。原告将保险费30元交给其所在村委会村干部后，村委会干部将保险单交给原告。2014年3月23日23时，被保险人曾某甲因下腹疼痛8天到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1.腹痛待查：急性阑尾炎？急性胃肠炎？2.中度贫血。次日，黔江中心医院因诊断不明确与患者家属沟通后急转重庆儿童医院，并于24日9时办理出院后送往重庆治疗，在送往途中至重庆市武隆县时，在武隆县人民医院急救无效死亡（该医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书载明死亡原因为失血性休克），于当天下午拉回原告老家土葬。另查明，被告出具的个人保险单系单页印制，其背面内容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短期保险基本条款，该保险单未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寿农村小额意外伤害保险利益条款成册装订。
曾啟文、张金梅一审诉称：2013年8月15日，原告与被告在黔江区签订人身意外保险合同（国寿农村小额意外伤害保险），该保险的被保险人为原告之女曾某甲（2001年8月15日出生，学生），约定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法定继承人，保险期间为2013年8月16日至2014年8月15日。2014年3月24日，被保险人曾某甲因突发疾病意外死亡，事后，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合同约定支付20000元的保险金，被告予以拒绝。原告方认为被保险人曾某甲死亡属于意外伤害保险的赔偿范围，加之被告方签订合同时未对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及释义内容对原告方尽到说明义务，故应当承担赔付责任。故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国寿农村小额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金20000元。
中国人寿重庆分公司一审辩称：第一、对双方签订保险合同及被保险人死亡在该保险合同期限内无异议；第二、本案被保险人曾某甲的死亡属于疾病死亡，不属于意外伤害保险赔偿范围；第三、被告方即使没有尽到说明义务，但是根据保险法规定，说明义务的范围并不包括对保险合同“释义”的说明。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与曾某甲之间形成的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曾某甲身亡后，其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法定继承人，故二原告的主体资格适格。2014年3月23日23时，被保险人曾某甲因下腹疼痛8天到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其转院治疗途中因失血性休克死亡，根据被保险人的病历及死亡医学证明及原、被告的陈述，可以认定这一基本事实。但对该事实是否属于该保险合同所承保的意外伤害身故，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一审诉讼过程中，被告提供了一份《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寿农村小额意外伤害保险利益条款》，但没有证据证明其将该合同内容以书面送达或者口头解释等方式告知原告方，虽然被告提供三个证人的证言证明将疾病死亡不属于该保险合同的赔偿范围告知投保人，但基于保险行业的专业性要求，三证人均不是保险代理人或者保险经纪人身份，故不能够以此证明被告将合同内容告知给原告方，被告未尽到对合同内容的说明义务。
虽然被告在订立合同时存在未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的情况，但是双方产生争议的焦点不是保险合同的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而是对被保险人是否属于“意外伤害死亡”的争议即对“意外伤害死亡”这一概念解释的争议。因被告未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故用合同文义解释的方法无法确定对“意外伤害死亡”作出解释。在双方签订的保险单中已经载明险种为意外伤害保险，基于“意外伤害”这一词语，一般人都能够想到外来的、突发的、意料之外的这些基本特征，而疾病虽然不是人事先所能预料的，但它是人自身产生的结果，不应属于意外事故。意外是指伤害的发生是人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或伤害的发生违背了人的主观意愿。“人事先没有预料”是指伤害的发生是人事先所不能预见或无法预见等，这些伤害应属于偶然发生的事件或突然发生的事故。而“伤害的发生违背了人的主观意愿”主要表现为人预见到的伤害即将发生时，在技术上已不能采取措施避免，或人已预见到伤害即将发生，在技术上可以采取措施，但由于法律或职责上的规定不能躲避。伤害是指人的身体受到侵害的客观事实，伤害由致害物、侵害对象、侵害事实三个要素构成，三者缺一不可，可见，被保险人曾某甲的死亡并不构成意外伤害。诉讼过程中，原告方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被保险人的死亡属于意外事故，加之投保过程中，作为原告所在的镇、村干部均证明对该险种进行了相关宣传，告知村民该保险险种保意外伤害不保病痛，故被保险人曾某甲的死亡不属于被告承保的范围，被告不应当承担理赔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曾啟文、张金梅的诉讼请求。
曾啟文、张金梅不服黔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前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保险赔偿款20000元；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不当，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是，保险合同的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即被上诉人在提供保险合同格式条款时，是否尽到了对合同内容的说明义务。而不是对保险人是否属于“意外伤害死亡”的争议即对“意外伤害死亡”概念解释的争议。二、原判决认定的“投保过程中，原告所在的镇、村干部均证明对该险种进行了相关宣传，告知村民该保险险种保意外伤害不保病痛”这部分事实认定不当。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村镇干部宣传即使属实，也不能代替签订合同双方当事人间的告知、说明义务。事实上村镇干部宣传时，上诉人并不在场。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时存在过错，在提供格式条款时未尽到明确的告知和说明义务，违反了《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相应条款应认定为无效，应支付保险金额2万元。一审对意外伤害的解释和理解不符合一般人的理解，目的是为被上诉人推卸责任。
被上诉人中国人寿重庆公司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即使被上诉人未尽到保险说明义务，也仅是免责条款不生效，并非保险合同不生效。被上诉人不应承担不属于保险范围内的赔偿请求。二、被保险人因疾病死亡，不属于意外伤害，不属于上诉人的投保范围。按照常人理解，也不支持疾病死亡属于意外伤害。三、农村小额人身保险是政策性保险，目的是对低收入人群提供意外伤害保险，保险范围是意外伤害。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保险人曾某甲的死亡，是否符合“国寿农村小额意外伤害保险”的赔偿范围。双方当事人对“国寿农村小额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责任范围和曾某甲死亡是否属于“意外伤害”的理解发生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寿农村小额意外伤害保险利益条款》第十一条“释义”的规定看，意外伤害是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导致身体受到的伤害。按照通常的理解，意外伤害不包括因疾病导致的伤害或死亡。结合国寿农村小额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费一份为30元，以及上诉人投保过程中，所在镇、村干部对该险种只保意外伤害不保病痛的相关宣传，可以确定上诉人对疾病不属于该险种的赔付范围是理解和知晓的。本案中，黔江区中医院出具的病历证明曾某甲在转院前患“中度贫血”，武隆县医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记录曾某甲因失血性休克死亡，不属于意外伤害导致的死亡。因此，保险公司不应承担给付上诉人“国寿农村小额意外伤害保险”2万元保险金的责任。
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曾啟文、张金梅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曾啟文、张金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泽端
代理审判员 郑 斌
代理审判员 段成一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书 记 员 李小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