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一中民（商）终字第86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博大万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名称北京博大万邦国际中小企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六街17号6603房间。
法定代表人刘晓平，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立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继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昌平科技园区振兴路26号。
法定代表人钟玉，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立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继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燕，女，1962年6月1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新兵，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博大万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北京博大万邦国际中小企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大公司）、上诉人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原北京康得印刷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得新公司）与被上诉人刘燕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初字第145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邹明宇担任审判长，法官黄占山、刘海云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博大公司及康得新公司在一审中共同诉称：刘燕曾系案外人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简称康得集团）副总裁。刘燕作为康得集团的核心员工，符合康得新公司所制定并实施的该公司核心员工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中规定的核心员工股权激励条件。2007年6月22日，博大公司及康得新公司与刘燕签订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协议（以下简称激励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刘燕认购康得新公司定向增发的股票34.5万元，刘燕通过博大公司间接持有康得新公司增发新股时的股票。博大公司、康得新公司及刘燕三方必须遵守管理办法以及北京康得印刷器材股份公司核心员工股权激励首次认购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根据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的规定，刘燕必须以自有资金购买，且应一次性足额缴纳认购激励性股票的对价。对于自有资金不足的核心员工，康得集团还制定了借款政策。刘燕在签订了激励协议后，告知博大公司、康得新公司和康得�团需要公司安排借款，于是康得集团为刘燕代缴了博大公司的注册资金。然而，博大公司及康得新公司依据合同完成持股安排后至今，刘燕仍拒不依约缴纳认购股票的对价，亦拒不签署与康得集团草拟的借款合同，属于根本违约。激励协议同时约定，在刘燕违反该协议第四条相关规定时，博大公司及康得新公司有权按照该条款的约定，对刘燕所持激励性股票进行收回或回购。根据激励协议第四条规定，康得新公司股票上市后三年内为该激励性股票的锁定期，在激励性股票锁定期内，如刘燕与康得新公司终止劳动关系，则博大公司及康得新公司有权以成本价回购刘燕持有的激励性股票。康得新公司于2010年7月5日股票上市，刘燕于2011年11月30日起就与康得集团终止劳动关系，违反了激励协议的约定，因此该激励性股票应予以收回。针对刘燕的持续违约行为，博大公司及康得新公司在多次追索未果的情况下，于2013年9月23日向刘燕发送关于解除激励协议通知函，通知刘燕鉴于其违约行为，解除激励协议。但是，刘燕无视上述事实，仍以博大公司股东自居，并起诉博大公司主张其股东权利。现博大公司及康得新公司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两公司与刘燕所签激励协议已于2013年9月24日解除。
刘燕在一审中答辩称：博大公司及康得新公司要求确认解除激励协议不成立，解除是无效的。博大公司及康得新公司要求解除激励协议的理由系依据该协议的第四条，认为刘燕在2011年11月30日与康得新公司因为辞职终止了劳动关系，但事实上刘燕一直是康得集团及其旗下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直到其于2012年9月20日从康得集团退休。因此，博大公司及康得新公司要求解除激励协议的依据是不成立的。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7年6月22日，康得新公司（甲方）、博大公司（乙方）及刘燕（丙方）共同签订一份激励协议。根据协议记载，甲方决定实施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制度，丙方为甲方选定的激励对象之一，乙方为丙方间接持股甲方而选定的持股平台。为顺利实施此项股权激励制度，甲、乙、丙三方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的规定，经友好协商，就股权激励及约束机制的有关事宜，达成协议如下：本协议所称激励性股票是指甲方为实施核心员工股权激励特意定向增发的新股，对纳入认购范围内的激励对象有一定的锁定期要求。丙方认购甲方定向增发的股票总股值为：34.5万元，总股数为140243.9股，占公司总股数的比例为0.203％。通过乙方间接持有甲方的增发新股时的股票。甲、乙两方有义务协助丙方取得激励性股票，并负责办理好相关的工商登记和股权变更手续。在丙方违反该协议第四�相关规定时，甲、乙两方有权按照该条款的约定对丙方所持激励性股票进行收回或回购。根据该协议第四条规定，丙方自获得激励性股票之日起至甲方股票上市后的3年内，为激励性股票的锁定期。在激励性股票锁定期内，丙方因辞职而终止与甲方的劳动关系时，甲、乙双方将以丙方购得激励性股票的成本价回购其持有的激励性股票。协议经三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私自变更，经三方同意的修改、补充、调整应以书面形式完成。三方之任何一方违反该协议规定的相关义务，其他各方均有权单方终止该协议，并有权要求其他各方承担全部的违约责任。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补充协议。协议经甲、乙、丙三方授权代表或本人签字或加盖公章后生效。上述协议落款处，分别加盖有博大公司及康得新公司的印章，并有刘燕的签名字样。
同年7月13日，北京富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博大公司出具一份京富会（2007）2—574号验资报告。根据验资报告记载，博大公司原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为400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经审验，截至2007年7月12日止，博大公司已收到股东姚×、贾×、钟×、戴×、王×、渠×、扶×、刘×1、吴×、刘燕等人共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为40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其中，刘燕以货币缴纳34.5万元，于2007年7月12日缴存在广东发展银行中关村支行，账号为：×××。
2012年9月20日，康得集团为刘燕发放一份北京市企业职工退休证（社会保障号码：×××）。根据退休证记载，刘燕退休（职）时间为2012年9月20日，申报单位为康德集团。退休证同时载明，刘燕符合国家及北京市规定的养老条件，经核准退休（职）并按月享受基本养老金。退休证加盖有康德集团的印章。
2013年9月23日，博大公司与康得新公司共同通过EMS邮政特快专递（单号：×××）向刘燕寄送一份关于解除激励协议通知函。根据通知函记载，鉴于刘燕已于2011年11月30日解除与康得集团的劳动关系，且从未依约履行激励协议中约定的一次性足额支付义务，博大公司与康得新公司特此通知刘燕女士：1.解除激励协议；2.无偿收回激励协议项下刘燕女士通过博大公司间接持有康得新公司的所有股票；3.要求刘燕女士自收到本函10日内与两公司联系，配合两公司办理解除合同和返还博大公司股权事宜。上述函件的落款处，分别加盖有博大公司与康得新公司的印章。根据邮政特快专递投递查询结果显示，上述特快专递系于2013年9月24日被投递并签收。
另查，根据北京市地方税务局所出具的（2013）京地个证×号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记载，刘燕自2012年1月份以后再无缴纳工资、薪金所得税的缴税记录。
诉讼中，博大公司及康得新公司称，两公司主张解除涉诉激励协议的理由有二：一是刘燕并未按照约定和相关规定履行出资义务或者向康得集团申请贷款；二是刘燕在2011年年底与康得集团终止了劳动关系，即在激励协议约定的激励性股票锁定期内，与康得新公司和关联公司终止了劳动关系，丧失了该协议所约定的作为博大公司股东的资格。
诉讼中，博大公司及康得新公司共同向本院提交了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文本打印件，用于证明激励性股票的锁定期为三年，激励对象获得股票的方式为以自有资金购买，且应一次性足额缴纳，如一次性足额支付确有困难，公司也可安排进行一定比例的贷款支持。对于上述证据，刘燕主张其并未获得过此两份文件，故对其真实性均不予认可。
诉讼中，博大公司及康得新公司还共同向本院提交一份原康得集团办公室主任、总裁办�任刘晓平出具的书面证人证言，其部分内容为“本人作为博大公司代理人，代为办理了所有增资、验资的手续以及工商变更登记工作。2007年6月26日至7月10日，康得集团财务部门工作人员向我在广发银行开设的，账号为×××的存折存入4004400元，用以博大公司的增资工作。2007年7月12日，本人携带银行存折以及博大公司股东身份证件，前往广发银行进行入资工作，上述400万元按照激励协议约定的出资金额，汇入博大公司的验资账户，并由银行出具验资凭证。签署激励协议后，刘燕未依据上述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向博大公司支付其认缴的出资款项，亦未办理向康得集团借款手续。康得投资集团实际支付了刘燕认缴的34.5万元博大公司的出资”。上述书面证人证言的落款处，有刘晓平的签名字样。两公司提交上述证据，用于证明刘燕并未实际支付出资款，实际出资人为康得�团。对于上述证据，刘燕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刘晓平原系康得集团员工，故与博大公司与康得新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因此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可。
上述事实有博大公司与康得新公司共同提交的激励协议、博大公司验资报告、EMS邮政特快专递详情单及送达证明、关于解除激励协议通知函、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刘燕提交的北京市企业职工退休证等证据材料以及一审开庭笔录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博大公司、康得新公司与刘燕签订的激励协议，其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
本案中，博大公司及康得新公司要求确认两公司与刘燕所签激励协议已经依法解除，并就此提出两方面解除理由。对此，该院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以及双方相应举证情况，分别进行如下评述。
第一，博大公司及康得新公司主张刘燕取得激励性股票的对价系由康得集团代缴，刘燕本人始终未履行出资义务，也未向康得集团办理贷款，故激励协议应予解除。对此，结合本案现有证据，根据博大公司增资后的验资报告记载，其中部分增资款项确系以刘燕的名义存入该公司资本账户。由此可见，博大公司、康得新公司以及刘燕之间，存在通过签订和履行激励协议，从而使刘燕成为博大公司股东的共同意思表示，且相应增资款项经验资确认已实际缴纳到位。根据公司法原理，股东对公司负有法定出资义务，故该义务仅系发生于公司与股东之间。至于股东所缴纳的出资是否涉及其与第三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则并不影响股东出资行为本身的法律效力。有鉴于此，现双方当事人之间虽然对上述增资款项的具体来源问题存在不同主张，但即便博大公司与康得新公司所主张的情形存在，该问题亦属于康得集团与刘燕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范畴，与刘燕所取得博大公司股东身份的事实分属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然而，对于博大公司与康得新公司以上述理由要求解除激励协议而言，则将直接动摇刘燕作为博大公司股东的合法地位。因此，博大公司与康得新公司主张以上述理由解除激励协议，应属于法无据。
第二，博大公司及康得新公司主张刘燕系于激励性股票的锁定期内因辞职而与康得集团终止了劳动关系，故应依约解除激励协议。对此，刘燕则主张上述终止劳动关系的情形并不存在。该院认为，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博大公司及康得新公司应就上述主张内容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为此，两公司共同向该院提交了刘燕的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旨在通过刘燕不再从康得集团获得薪酬收入的情形，印证两公司的上述诉讼主张内容。对此，刘燕则向该院提交了其本人的退休�。根据退休证的记载内容显示，刘燕系因符合国家及北京市规定的养老条件，经核准后从康得集团办理退休。据此，该院认为，仅凭刘燕不再从康得集团领取薪酬的情形，并不能当然证明双方之间劳动关系的状态。从刘燕的举证情况来看，退休证本身能够充分证明其本人系以正常退休的方式从康得集团离职，故并不符合激励协议中关于因辞职而终止劳动关系的约定情形。因此，博大公司与康得新公司以上述理由解除激励协议，缺乏必要的事实依据。
结合以上，博大公司及康得新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缺乏必要的事实与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博大公司与康得新公司的诉讼请求。
博大公司与康得新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刘燕没有按照激励协议的约定出资，违反了合同的主要义务。刘燕于2011年离职，该行为亦符合激励协议中约定的解除条件，关于劳动关系的认定，应当考察多方面因素，不能仅以是否缴纳社保确定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在此情形下，博大公司与康得新公司向刘燕发出解除激励协议的通知，并请求法院确认激励协议已经解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刘燕并未提出确认合同效力之诉，故法院应当判决确认激励协议已经解除。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博大公司与康得新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一审法院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燕承担。
博大公司与康得新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新的证据：2011年11月21日，康得集团人力资源部《关于停发刘燕女士工资的通知》和2011年11月25日，钟玉所做《承诺�》，用以证明刘燕已经被停发工资，之所以一直给其交社保，是因为刘燕与公司法定代表人钟玉系夫妻关系，因刘燕差6个月就退休了，钟玉本人出钱为刘燕交纳的保险。刘燕认为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康得集团是康得新公司的大股东，康得集团、钟玉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故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并非二审新证据，且不足以证明博大公司、康得新公司所述之证明目的，故本院不予采信。
刘燕针对博大公司与康得新公司的上诉理由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博大公司、康得新公司的上诉请求。第一，刘燕已经提供了验资报告和银行的帐单，可以证明刘燕已经出资到位，不存在不出资的事实。第二，博大公司与康得新公司所说刘燕提前辞职也不存在，刘燕一直是康得集团的高管，并于2012年9月20日从康得集团退休，有退休证为证，�间还给刘燕发过工资，上过社保。博大公司与康得新公司没有证明因刘燕辞职而解除劳动关系。第三，博大公司、康得新公司给刘燕发送了解除合同的通知，认为刘燕未起诉而生效，是没有依据的。博大公司、康得新公司给刘燕发送解除合同通知后，刘燕就起诉了博大公司要求行使股东权，以实际行为否定了解除通知的效力。博大万邦为了拖延时间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在开庭时又变更为确认解除有效，刘燕认为解除通知无效。
本院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北京博大万邦国际中小企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30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准，名称变更为北京博大万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还有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陈述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博大公司、康得新公司与刘燕�订的激励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
博大公司与康得新公司上诉称，刘燕没有按照激励协议的约定出资，违反了合同的主要义务；刘燕于2011年离职，该行为亦符合激励协议中约定的解除条件，关于劳动关系的认定，应当考察多方面因素，不能仅以是否缴纳社保确定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在此情形下，博大公司、康得新公司向刘燕发出解除激励协议的通知，并请求法院确认激励协议已经解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刘燕并未提出确认合同效力之诉，故法院应当判决确认激励协议已经解除。对此本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刘燕所持激励股权增资款项确系以刘燕名义存入公司资本账户，故刘燕对公司的增资义务应视为已经完成。至于刘燕所缴纳的出资是由其本人出资或第三方垫付，仅涉及刘燕与第三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影响刘燕出资行为本身的法律效力。即使存在博大公司与康得新公司所主张的，刘燕所缴纳的出资款系由康得集团垫付的情形，亦不能据此认定刘燕违反激励协议的出资义务，该情形亦不属于激励协议第四条规定的可以收回或回购刘燕所持激励性股票的情形。博大公司与康得新公司另称，刘燕已经于2011年离职，该行为亦符合激励协议中约定的辞职之解除条件，公司亦有权解除激励协议。对此，刘燕提交了其本人的退休证，用以证明刘燕系因符合国家及北京市规定的养老条件，经核准后从康得集团办理退休。因退休证本身即能够证明刘燕从康得集团退休，而并非辞职，而博大公司、康得新公司亦未提交刘燕系从康得公司辞职的其他直接证据，本院对博大公司、康得新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综上，博大公司与康得新公司主张的，其基于上述理由有权解除激励协议，并请求法院确认其发出解除通知后激励协议即已解除的意见，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应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由北京博大万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北京博大万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邹明宇
审 判 员 黄占山
代理审判员 刘海云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丁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