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闽0111行初122号
原告林珠容，女，1958年3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福建省长乐市。
被告长乐市公安局，住所地长乐市。
法定代表人吴山，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飞，长乐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民警。
委托代理人池若钟，长乐市公安局古槐派出所民警。
原告林珠容不服被告长乐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于2016年8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于2016年8月16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林珠容，被告长乐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杨飞、池若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长乐市公安局于2016年6月7日对原告林珠容作出长公（古槐）行罚决字［2016］0005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2016-53号处罚决定），认定2016年6月5日17时许，林珠容和林桂明在天安门地区信访反映公安违法办案问题，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对林珠容处以行政拘留十日。
原告诉称，原告因其胞弟林建云冤狱问题在地方反映无果的情况下，于2016年6月5日到京上访，后�地方政府和公安接回。后被告以原告到天安门地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莫须有罪名对原告作出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
原告认为：第一、上访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也是公民反映个人诉求寻求解决的一种途径，任何法律也没有规定越级上访会受到法律制裁。上访者被拘留实质上就是侵犯公民权。原告在上访的时候不存在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第二、被告所持来源不明的训诫书并没有说明原告在上访时是否有采取过激行为，或者是否有扰乱天安门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情节是否严重，以及造成了什么样的严重后果，这就说明被告意图在没有任何现场证据的前提下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被告行为违法。第三、行政处罚所依据的证据不足，且违反法定程序。被告对原告进行询问，未提供同步录音录像作为证据，其提供的询问笔录系无效笔录，不能作为对原告进行拘留的证据。被告对原告进行行政拘留所依据的只有“本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三条规定，被告不能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第四、根据《信访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训诫不是行政处罚行为，而是针对信访人员虽然违反信访秩序，但在严重程度上不构成行政处罚对象的行为，它是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一种事实行为，既不包含行政处罚意义上限制人身自由的内容，也不包含行政强制措施意义上对人身自由的限制；训诫书不能证明原告有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1、训诫书是对没有违法，但有一定违法可能性的一种措施，是一种极度轻微的警告。因此，训诫书只能证明上访人有上访行为，而不能证实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2、训诫书来�不合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原告并不知道北京公安派出所给原告开过训诫书，更不清楚应当交给原告的训诫书是怎样落到被告手中的，原告质疑该训诫书来源的合法性，同时质疑它的真实性。3、假使北京公安派出所向原告出具了训诫书，那么说明北京警方已经对原告进行了行政处罚，被告对原告进行行政拘留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4、如果训诫行为不是行政处罚，只是北京公安机关作出的一种普通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一项普通具体行政行为是不能够证明当事人的行为必然违法。从北京公安派出所对原告的上访行为没有施行行政处罚而只是出具训诫书这一情况，可以证明原告的上访行为并没有违法。所以，训诫书是原告行为合法的证据，不能用作对原告进行行政拘留的证据。第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即使原告违法也应该由北京公安机关进行处罚，被告没有处罚权。综上，被告对原告进行行政拘留，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1、依法撤销被告所作2016-53号处罚决定；2、判令被告在公安机关“个人信息查询”系统中将原告被非法拘留的“案底”删除。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6-53号处罚决定，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决定；2、西城公安分局（2016）第1246号-回《登记回执》及（2016）第48号-非本《非本机关政府信息告知书》，证明原告在北京市没有违法行为，北京公安机关未将本案移送被告处理。
被告辩称，2016年6月5日，原告和林桂明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信访，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安门地区分局予以训诫，有训诫书及询问笔录予以印证。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十日处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1、受案登记表，证明被告依法受案；2、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处罚前告知；3、呈请公安行政处罚审批报告，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经审批；4、行政案件研究记录，证明案件经集体研究；5、2016-53号处罚决定，证明被告对原告的违法行为作出处罚；6、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证明被告依法通知违法人家属；7、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证明处罚决定已执行；8、原告与林桂明询问笔录及身份信息、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原告与林桂明的违法�为；9、违法犯罪经历查询记录，证明原告与林桂明的违法记录情况；10、长乐市公安局古槐派出所出具的抓获经过，证明原告与林桂明的到案经过；11、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作出的训诫书，证明原告被训诫。法律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分析、认证：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具备关联性、真实性和合法性特征，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本院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及当事人质证意见认定以下事实：
2016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对原告林珠容在北京市天安门地区上访的行为予以训诫。2016年6月7日，被告进行了受案登记，并以原告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由口头�唤原告。被告经调查询问，书面告知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给予原告陈述、申辩的权利，原告未提出陈述和申辩。被告经内部审批后，于2016年6月7日作出2016-53号处罚决定，决定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十日（拘留已执行完毕）。2016年8月9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2016年8月29日，原告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公开“天安门公安分局制作的2016年6月5日本人在天安门广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查获、立案和移交福建省长乐市公安局”的信息。2016年9月6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作出《非本机关政府信息告知书》［西城公安分局（2016）第48号-非本］，其中载明“您申请获取的政府信息不属于本机关公开范围。请向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府信息公开办公室提出”。
另查，原告于2016年5月8日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被告予以行政拘留。原告户籍所在地为福建省××古槐镇高楼村××路××号之5。
本院认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本案中，原告的户籍所在地、××在长乐市，其进京上访所要反映的事项也发生在长乐市，被告长乐市公安局对原告发生在北京市的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行使管辖权，符合上述规定。原告主张被告没有处罚权，缺乏依据，不予采纳。
本案中，被告提交的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作出的训诫书、长乐市公安局古槐派出所出具的抓获经过、林珠容询问笔录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原告于2016年6月5日在天安门地区非信访接待场所进行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予以训诫的事实，被告认定原告行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扰乱车站、港�、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的规定，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当。《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对违反治安管理的外国人，可以附加适用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训诫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原告主张训诫行为是行政处罚、被告对其行政拘留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前已履行受案、询问、告知、审批等行政程序，并给予原告陈述、申辩的权利。原告主张被诉处罚决定违反法定程序，缺乏依据，不�采纳。综上，被诉处罚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所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林珠容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林珠容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堃
人民陪审员 蔡智光
人民陪审员 黄秋琴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郭璐峰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