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杭余行初字第205号
原告徐洪军，男，1981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原告阮萍萍，女，1983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沈婷，杭州市华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杭州市余杭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南大街265号。
法定代表人韩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自杰，浙江杰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柏婷婷，浙江杰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徐洪军、阮萍萍（以下简称两原告）不服被告杭州市余杭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作出的余计生征字（2015）第39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于2015年12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15年12月21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两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沈婷，被告的出庭负责人陶卫东副局长及其委托代理人张自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于2015年9月25日作出余计生征字（2015）第39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认定，两原告于2003年8月13日登记结婚，2004年2月6日生育了第一胎（一男），2014年12月27日在杭州天目山医院生育了第二胎（一男）。两原告多生一胎违反了原《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依照原《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对原告阮萍萍征收社会抚养费柒万陆仟玖佰玖拾玖元捌角整，对原告徐洪军征收社会抚养费柒万陆仟玖佰玖拾玖元捌角整，合并征收社会抚养费壹拾伍万叁仟玖佰玖拾玖�陆角整。
两原告起诉称，两原告于2004年2月6日生育一子，后于2014年12月27日又生育一子。被告认定原告违反《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两原告于2015年10月3日收到被告作出的余计生征字（2015）第39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2015年12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胎，意味着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原《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已不再施行。被告作出该《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有悖法律，亦不符合中央政策。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被告于2015年9月25日作出的余计生征字（2015）第39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两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拟证明被告于2015年9月25日作出余计生征字（2015）第39号《征收社会抚养�决定书》，对两原告征收社会抚养费153999.60元的事实。
被告辩称，一、被告作出余计生征字（2015）第39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合法、合理。两原告于2003年8月13日登记结婚，2004年2月6日生育第一胎（一男孩）。两原告都不是独生子女，不符合独生子女可生第二胎的政策。2014年12月27日，原告阮萍萍在天目山医院生育了第二胎（一男孩）。两原告多生一胎的生育行为违反了《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八条“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条件，经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严禁不符合法定条件者生育”，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关于“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的，对男女双方分别按照统计部门公布的当地县（市、区）上一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人均纯收入的下列倍数征收社会抚养费：（一）多生一胎的，按照二倍至四倍征收”的规定，被告按照余杭区2013年度全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4倍，作出余计生征字（2015）第39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合法合理。二、全面放开二胎，不再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在新的法律法规未出台之前，《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仍然有效。被告作出余计生征字（2015）第39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的。综上，请求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依据：
1．《出生医学证明》，拟证明两原告于2014年12月27日生育第二个孩子，属违法多生一胎的事实。
2．《询问笔录》，拟证明两原告知晓多生一胎将被征收社会抚养费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3．《调查笔录》，拟证明五常街道工作人员与计生科干部在原告阮萍萍怀孕2个月时多次予以劝说并讲解政策，但两原告仍坚�生二胎的事实。
4．《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拟证明被告根据原《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八条、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作出余计生征字（2015）第39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的事实。
5．户口簿、余人口计生局[2009]9号文件、余杭区2002-2013年人均收入、计算清单，拟证明被告认定两原告为“农转非”人员，适用农村居民生育政策，按照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2647元的3.4倍对两原告征收社会抚养费合计153999.6元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两原告提供的证据未提出异议，认为该《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被告是按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4倍征收社会抚养费。两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4无异议，但对被告提供的证据5有异议。对被告提供的证据5，两原告认为对其中的计算清单有异议，按照�算清单计算出的征收社会抚养费过高，应当按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2647元的2倍予以计算。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两原告提供的证据，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本院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合法性在下文中予以阐述。被告提供的证据1-4，两原告均未提出异议，且能相互印证，共同证明两原告违法多生一胎以及被告依法履行调查、核实情况的事实，本院均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5，符合有效证据的构成要件，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03年8月13日，两原告登记结婚。2004年2月6日，两原告生育第一胎（一男孩）。两原告都不是独生子女。2014年12月27日，原告阮萍萍在天目山医院生育了第二胎（一男孩）。被告认为，两原告多生一胎的生育行为违反了《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八条“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条件，经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严禁不符合法定条件者生育”，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的，对男女双方分别按照统计部门公布的当地县（市、区）上一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下列倍数征收社会抚养费：（一）多生一胎的，按照二倍至四倍征收……”的规定。被告依照上述法规作出余计生征字（2015）第39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决定按照2013年度余杭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2647元的3.4倍，对原告阮萍萍征收社会抚养费柒万陆仟玖佰玖拾玖元捌角整，对原告徐洪军征收社会抚养费柒万陆仟玖佰玖拾玖元捌角整，合并征收社会抚养费壹拾伍万叁仟玖佰玖拾玖元陆角整。两原告收到该《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后不服，故诉至法院。
本院认为，本案审查的是被告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的合法�。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六条规定“国务院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和与计划生育有关的人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计划生育工作和与计划生育有关的人口工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原《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计划生育工作和与计划生育有关的人口工作”，第四十九条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由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作出书面征收决定;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也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作出书面征收决定”。被告作为余杭区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对辖区内违反计划生育的行为人有权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原《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八条“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条件，经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严禁不符合法定条件者生育”，第十九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夫妻，经批准，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一)双方或一方为独生子女，已生育一个子女的；(二)双方均为农村居民(农业人口，下同)，�生育一个女孩的，但一方为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职工或一方从事工商业一年以上以及双方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一年以上的除外；(三)双方均为农村居民，女方父母只生育一个或两个女儿，男到女家落户，并赡养女方父母，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只适用于姐妹中一人)；(四)双方均为少数民族，已生育一个子女的；(五)双方均为农村居民，一方是少数民族并具有本省两代以上户籍，已生育一个子女的；(六)一方未生育过，另一方再婚前已生育一个子女的；(七)一方未生育过，另一方再婚前丧偶并已生育两个子女的；(八)已生育一个子女，经设区的市以上病残儿童鉴定机构确诊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九)一方连续从事矿井井下作业五年以上，已生育一个女孩，并继续从事井下作业的。其他特殊情况的生育，在不突破人口与计划生育指标的前提�，由省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制定具体办法，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在户籍制度改革和城市建设用地中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的，在转为城镇居民之日起五年内，可继续享受本条例规定的适用于农村居民的生育政策”，第四十八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的，对男女双方分别按照统计部门公布的当地县(市、区)上一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下列倍数征收社会抚养费：(一)多生一胎的，按照二倍至四倍征收……”。本案中，两原告婚后在已经生育一胎（一男）的情况下，另行生育一胎（一男），且不符合可以生育二胎的法定情形，被告作出被诉《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决定以上一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2647元的3.4倍分别对两原告征收社会抚养费，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行政程序符合规定，并无不当。两原告以原《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不再实行，被告作出被诉《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违反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决定和精神的抗辩，因被告只能依照当时的法律、法规对案涉行为作出认定和处理，不能以经修改、变更的政策、法规来衡量之前的行政行为，故本院对两原告提出的该抗辩不予采信。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洪军、阮萍萍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徐洪军、阮萍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帐号：12×××68，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次日�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廖建胜
人民陪审员 戴伟根
人民陪审员 洪立梅
二〇一六年六月一日
书 记 员 陆佳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