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10民终1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台县国鑫工艺品厂。住所地：天台县福溪街道莪园村。
负责人：曹丽萍。
上诉人（原审被告）：曹丽萍。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洪国生。
委托代理人：邱华，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钟云帆，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天台县国鑫工艺品厂（以下简称国鑫厂）、曹丽萍为与被上诉人洪国生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2015）台天商初字第2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2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国鑫厂的负责人曹丽萍、被上诉人洪国生及委托代理人邱华、钟云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被告国鑫厂系由原告洪国生于2003年1月13日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2010年6月17日，原告洪国生与被告曹丽萍签订了《天台县国鑫工艺品厂转让协议书》，该转让协议书约定，原告洪国生投资成立的国鑫厂资产总体作价1500万元，原告洪国生向曹丽萍转让国鑫厂51%的资产份额，即曹丽萍以765万元受让的51%份额，同时国鑫厂的负责人变更为曹丽萍，曹丽萍应在2010年6月20日前支付定金50万元，在2010年9月底支付转让款600万元，营业执照变更后，付清所有转让款，同时扣除曹丽萍受让之日起至2010年12月底相应的土地租金。2010年7月29日，为将国鑫厂负责人变更为曹丽萍，双方签订了《转让协议》一份，该转让协议载明洪国生向曹丽萍转让其在国鑫厂的全部出资份额，受让价款为48万元。2010年8月2日，国鑫厂负责人变更为被告曹丽萍，企业性质仍为个人独资企业。此后，被告曹丽萍按照2010年6月17日的《天台县国鑫工艺品厂转让协议书》，向洪国生支付了转让款，截至2011年1月3日支付转让款共计7484875元（注：2010年6月17日《天台县国鑫工艺品厂转让协议书》约定的转让款金额为765万元，扣除了2011年1月3日前曹丽萍应得收益以及相关税费共计165124.25元后，共支付转让款7484875元），具体如下：2010年5月24日支付20万元，2010年6月17日支付30万元，2010年7月26日支付100万元，2010年7月29日支付450万元，2010年11月10日支付100万元，2011年1月3日支付484875元。
原告洪国生于2015年1月19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称：国鑫厂系原告于浙江省天台县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2010年6月17日，原告与曹丽萍签订《天台县国鑫工艺品厂转让协议书》一份，合同约定：原告向曹丽萍转让国鑫厂51%的出资人权益，双方将国鑫厂的负责人变更为曹丽萍。同时特别约定：如今后任何一方转让财产份额，对方有优先权。未经一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私自转让财产份额。合同签订后，曹丽萍支付了国鑫厂51%出资人权益的对价，双方办理国鑫厂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国鑫厂负责人变更为曹丽萍。国鑫厂按照原告49%、曹丽萍51%的出资比例向两人分配了2010年、2011年、2012年及2013年的出资人收益。原告与曹丽萍还在2011年协商一致按原告49%、曹丽萍51%的出资比例对国鑫厂增加投资，建设了新的厂房并购置了相关设施。2014年起，国鑫厂与曹丽萍否认原告出资人地位，拒绝向原告分配2014年出资人收益。原告认为，原告作为国鑫厂的实际出资人，按照比例对国鑫厂享有出资人收益权利。请求判令：1.确认原告系国鑫厂的实际出资人，享有国鑫厂49%的出资人权益；2.国鑫厂向原告分配2014年出资人收益919287.91元（未囊括国鑫厂2014年全部收入、暂按此标准计算，实际以法院查明数据为准）；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在诉讼过程中，原告撤回第二项诉讼请求，诉讼请求变更为：1.确认原告系国鑫厂的实际出资人，享有国鑫厂49%的出资人权益；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国鑫厂、曹丽萍在原审中答辩称：原告诉称与事实不符。2010年6月17日，原告与曹丽萍确实签订了《天台县国鑫工艺品厂转让协议书》（简称前协议），约定了转让份额、价款等内容，但是该协议未履行；2010年7月29日，双方又签订了《转让协议》（简称后协议），约定原告将国鑫厂的全部财产份额转让给曹丽萍，为避税转让价格确定为48万元，但实际转让价格为1500万元；同年8月2日，双方办理了企业变更登记手续，投资人变更为曹丽萍，企业类型仍为个人独资企业。从2010年5月24日开始至2010年11月10日，曹丽萍陆续支付原告转让款900万元，2011年1月至2014年8月又陆续支付原告转让款1120382元，期间因国鑫厂原欠土地出让金165万元的承担发生矛盾，故剩余转让款计人民币3796175元至今未付清。2011年6月至2012年6月期间，曹丽萍在国鑫厂内投资建设新厂房，总投资约130万元左右，原告也未对新厂房出资。曹丽萍受让接管国鑫厂后至今，原告从未参与经营、管理，也从未参与国鑫厂的投资收益分配。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国鑫厂的投资转让，原、被告前后签订两份协议，内容完全不同，而后协议才是工商登记变更的依据，而且从转让款的支付、原告未出资参与建设新厂房、未参与变更后国鑫厂的经营与管理以及投资收益分配等一系列情形看，国鑫厂的投资转让，实际履行的是后协议而不是前协议。另外，双方从未以协议或口头方式将国鑫厂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或其他组织形式。为此，国鑫厂作为个人独资企业，不存在原告享有出资人权益的事实，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明显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原告洪国生向被告曹丽萍转让国鑫厂的投资份额为51%还是100%。结合证据分析认证，洪国生向曹丽萍转让国鑫厂投资份额为51%，转让以后洪国生仍持有国鑫厂49%投资份额，曹丽萍也实际按照2010年6月17日《天台县国鑫工艺品厂转让协议书》向洪国生支付了转让款。至于原告洪国生有无实际参与天台县国鑫工艺品厂的经营管理，并不影响认定洪国生作为实际出资人的地位。事实上，国鑫厂名义虽为个人独资企业，但内部实为合伙。被告抗辩原告已全部转让了国鑫厂所有的投资份额，依据不足，对其抗辩，不予采信。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于2015年10月26日作出判决：确认原告洪国生为被告天台县国鑫工艺品厂的实际出资人，享有被告天台县国鑫工艺品厂49%的出资人权益。本案受理费100元，公告费150元，合计人民币250元，由被告曹丽萍负担。
上诉人国鑫厂和曹丽萍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国鑫厂名为个人独资，内部实为合伙，并判决被上诉人为国鑫厂的实际出资人，享有国鑫厂49%的出资人权益缺乏事实依据。个人独资企业只有一个法定投资人而没有投资份额之分。国鑫厂转让前后均为个人独资企业，上诉人曹丽萍是唯一投资人，上诉人曹丽萍与被上诉人从未经协议或口头方式将国鑫厂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或其他组织形式。转让后的国鑫厂是否符合合伙的实质特征，被上诉人是否与上诉人曹丽萍共同出资，共同经营、管理、共负盈亏等方面来判定。一、关于被上诉人是否与上诉人曹丽萍共同出资的问题。国鑫厂转让前工商登记为个人独资，转让过程中前后相隔一个多月出现了两份转让比例内容完全不同的转让协议，转让比例从51%变更为100%，并且后协议是工商变更登记的依据。从前后协议内容分析，前协议签署时间为2010年6月17日，后协议是2010年7月29日，非同日签署，前后协议都没有载明前后协议是互为组成部分的内容，而且后协议作为工商变更登记的依据。从上诉人曹丽萍款项交付的数额分析。截止2010年11月10日上诉人曹丽萍已经陆续支付给被上诉人转让款948余万元，而根据前一份协议，被上诉人出让51%的投资款总额才765万元，而且2010年11月10日前，国鑫厂根本未产生效益，即使是房租收入，也不可能达到超过部分的数额，因此可以确定付款是按照后一份协议履行，否则上诉人曹丽萍不可能超额支付给被上诉人。原审时对于2010年11月2日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曹丽萍的200万元，双方陈述不一致，被上诉人称借款，而上诉人曹丽萍陈述是换现金，但是被上诉人的主张缺乏依据，不能证明前后200万元之间的关联性，不能认定前后200万元相互抵销。在此情况下，有一点可以确定，200万元已经交付给洪国生，如被上诉人不能证明后200万元是归还前200万元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结合被上诉人认可在此之后的2010年11月10日上诉人曹丽萍又支付了转让款。而原审判决却认定该200万元与本案无关联性，显然错误。并且在2010年11月10日后上诉人曹丽萍又陆续支付了转让款，金额达到1150余万元，被上诉人无充分证据证明这些款项属于利润分配，只能认定这些款项属于支付转让款。但是原审判决对此却没有作出分析认定。其次，从新建厂房投资方面分析。国鑫厂转让后投资人上诉人曹丽萍建造了新厂房，对此上诉人曹丽萍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了新建厂房全部由曹丽萍出资建造，而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共同出资并参与新厂房建设，这应当是被上诉人是否共同出资的重要依据，但是原审判决对此未作任何分析认定。综上分析，可以确定被上诉人实际转让份额是全部，并未对转让后的国鑫厂进行出资，后协议应当是对前协议的变更，前协议并未得到实际履行。后协议虽然载明了48万元的受让价格，但是实际付款还是按照1500万元的对价履行，后协议载明的对价只是为了规避转让费。但是原审判决没有从上述实质性内容进行分析认定，而是从被上诉人提交的无证明力的证据来片面认定前协议得到实际履行以及投资份额，显然不够客观。二、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实际参与经营管理、并共负盈亏的问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但是被上诉人在原审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参与了转让后国鑫厂的经营、管理，以及利润分配。但是原审判决居然一方面认为被上诉人有无实际参与国鑫厂的经营管理，并不影响被上诉人作为实际出资人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认为国鑫厂名为个人独资企业，但内部实为合伙，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根本不是从合伙的实质内容来客观判定，而是凭着主观想象来简单判定国鑫厂的实际性质，不能让人信服。三、上诉人曹丽萍与被上诉人双方没有签订过合伙协议也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不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没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协议，无法认定合伙关系。原判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洪国生答辩称：一、原审法院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充分查明案件事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无任何错误。1、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曹丽萍转让国鑫厂51％的出资份额。从国鑫厂财产份额转让价款的支付情况看，双方实际履行了2010年6月17日签订的《天台县国鑫工艺品厂转让协议书》，付款事实的真实性得到被告确认。上诉人曹丽萍按照前协议的付款金额及节点履行了前协议。上诉人曹丽萍按照国鑫厂1500万元的估值，向被上诉人支付了51％份额对应的价款。双方在对国鑫厂进行转让交易时，共产生了相关税费共计53438元。对于该交易税费，先由上诉人曹丽萍垫付、随后上诉人曹丽萍将税费全部纳入被上诉人承担范围，最后经双方协商按照被上诉人承担49%，上诉人曹丽萍承担51％的比例进行了分担，从国鑫厂收益分配情况看，上诉人曹丽萍每次向被上诉人分配国鑫厂出资人收益时均系按照被上诉人49％、上诉人曹丽萍51％的比例计算成本及收益的。对国鑫厂新增投资的分担情况看，2011年初，经被上诉人同意，上诉人曹丽萍指派其丈夫洪云桂负责对国鑫厂前排店面进行了投资建设，并购买了相关设施设备。2011年6月3日，双方就投资所支出的费用进行了确认，并按照被上诉人49%，上诉人曹丽萍51％的比例承担对国鑫厂的投资支出。综上，双方在转让款支付、交易税费分担、投资收益分配、新增投资成本分配等方面均切实履行了前协议，被上诉人仅向上诉人曹丽萍转让了51％的国鑫厂财产份额；被上诉人是国鑫厂的实际出资人，依法对国鑫厂享有49％的财产权益。2、上诉人曹丽萍的观点无任何证据证明，一审中其提交无关证据，意图混淆本案事实。上诉人曹丽萍在一审答辩称被上诉人将国鑫厂100％的出资份额全部转让给她，且实际转让价格为1500万元。这根本不是事实，因此上诉人曹丽萍当然无法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为了混淆法律关系，上诉人曹丽萍将归还借款200万元作为支付转让款的证据。通过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及证据12，可以查明2010年11月2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曹丽萍交付200万元，2010年11月10日，上诉人曹丽萍向被上诉人交付200万元。该款项往来明显与本案并无关联。3、原审法院历时十个月，多次开庭，对每一个细节都仔细核实并充分听取双方意见。原审法官对每笔款项的支付均进行了充分核实，才慎重作出判决。原判无任何错误。二、原判适用法律正确。1、被上诉人诉讼请求符合物权法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国家、集体和私人依法可以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他企业。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投到企业的，由出资人按照约定或者出资比例享有资产收益、重大决策以及选择经营管理者等权利并履行义务。原判依法确认被上诉人享有国鑫厂49％的出资人权益适用法律正确。2、原判认为被上诉人有无实际参与国鑫厂经营管理并不影响出资人地位的观点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合伙人对执行合伙事务享有同等的权利。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可以委托一个或者数个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由此可见，参与经营管理是合伙人的权利，而非认定合伙人资格的法律要件。对此原判的认定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一直参与国鑫厂的经营管理。3、原判认定国鑫厂名为个人独资企业，内部实为合伙并无任何错误。实际生活中，企业工商登记情况与实际经营情况不符比比皆是。法院即可通过判决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予以调整，此后当事人可根据民事判决书通过工商登记变更以配合企业实际经营情况。国鑫厂、被上诉人与曹丽萍之间存在合伙法律关系，《天台县国鑫工艺品厂转让协议书》既是份额转让协议，也是一份合伙协议。双方按49％、51％的份额永远经营，还特别约定今后如一方转让份额的，另一方有优先权。被上诉人的证据3、4、6、7等结算单均为合伙人之间的书面约定，类似公司的股东会决议．由此可见，原判认定名为个人独资企业，内部实为合伙适用法律正确、无误。三、上诉人恶意拖延诉讼，意图谋取不正当利益。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系恶意拖延诉讼程序，意图通过拖延诉讼谋取不正当的利益。鉴于国鑫厂目前登记在上诉人曹丽萍名下，上诉人有可能在庭审过程中实施损害国鑫厂利益的行为，导致被上诉人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综上所述，原判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审理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的是被上诉人洪国生向上诉人曹丽萍转让国鑫厂的投资份额为51%还是100%。被上诉人主张其向上诉人曹丽萍转让国鑫厂投资份额为51%，提供了13份证据予以支持。被上诉人的证据1，能够证明双方于2010年6月17日签订国鑫厂转让协议，被上诉人将国鑫厂的51%投资份额转让给上诉人曹丽萍，转让价按国鑫厂总资产1500万元的51%计算计765万元。被上诉人的证据2银行对账单，能够证明双方签订转让协议后，上诉人曹丽萍按约于2010年9月底前向被上诉人支付转让款600万元，截止2010年7月29日，上诉人曹丽萍付给被上诉人600万元。被上诉人的证据3结算单原件，这份结算单系上诉人曹丽萍出具，记载着截止2010年7月29日，上诉人曹丽萍已付600万元，占765万元转让款的78.4313%，2010年11月10日支付转让款100万元，截止当日，已付转让款700万元，占765万元转让款的91.5032%，尚欠65万元转让款。结算单中各项数据都是按49%、51%比例计算形成，这更加证实双方按2010年6月10日的转让协议履行。结算单记载的内容与被上诉人的证据1转让协议约定的企业负责人变更为上诉人曹丽萍后，上诉人曹丽萍应付所有转让款，但同时扣除上诉人曹丽萍自转让之日至2010年12月底相应土地租金收入相印证，因为结算单最后载明65万元—16.512425万元＝48.4875万元，而这16.512425万元恰恰是扣除上诉人曹丽萍应得土地租金收入和被上诉人应支付的相当税费得出的，上诉人曹丽萍于2011年1月3日向被上诉人支付了剩余转让款48.4875万元，有银行存款凭条为证。结算单的内容与被上诉人的证据1、2也相互印证。被上诉人的证据4与证据6的内容也能印证，被上诉人的证据6、7、8载明付款情况与证据5相吻合，被上诉人的证据13载明的税费等款项53438元与证据3载明的其他费用53438元也吻合。上诉人曹丽萍主张被上诉人转让了国鑫厂的全部投资份额，转让价为1500万元，虽然提供了一些证据，但这些证据均不具有证明力，原审法院未予采信得当。上诉人曹丽萍的证据6，虽能够证明其于2010年11月10日向被上诉人支付200万元，但被上诉人对此提供了反证，被上诉人的证据12能够证明被上诉人于2010年11月2日先向上诉人曹丽萍交付200万元，足以否定上诉人曹丽萍主张2010年11月10日的200万元用于支付转让款。故原审法院认定此证据只能证明双方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联并无不当。总之，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且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上诉人曹丽萍与被上诉人按双方于2010年6月17日签订的转让协议履行，被上诉人将国鑫厂的51%投资份额转让给上诉人曹丽萍，上诉人曹丽萍付清了转让款，被上诉人享有国鑫厂49%投资份额，上诉人曹丽萍享有国鑫厂51%的份额。2010年6月17日的转让协议中的特别约定内容更加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将国鑫厂的51%投资份额转让给上诉人曹丽萍。如果被上诉人将国鑫厂的全部投资份额转让给上诉人曹丽萍，那么该转让协议中的特别约定内容就没有必要作特别约定。正因双方各持有国鑫厂的投资份额，才作如此特别约定。因此，被上诉人主张的事实成立，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得当。俩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将国鑫厂的全部投资份额转让给上诉人曹丽萍，俩上诉人主张的事实不成立，原审法院未予采信，并无不当。俩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判决得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上诉人曹丽萍和天台县国鑫工艺品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敏军
代理审判员 洪海波
代理审判员 戴莹莹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代书 记员 王 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