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临商终字第3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美佳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彭某某，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日照美佳科苑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某某，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安佳禾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某某，董事长。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滨，男，1979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成森，山东律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德来，男，汉族，居民。
委托代理人：张道琪，山东华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卢志国，男，汉族，居民。
上诉人山东美佳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佳集团）、日照美佳科苑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苑公司）、泰安佳禾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禾公司）因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2013）沂商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德来诉称，2012年3月被告美佳集团到沂水发展黄秋葵、青刀豆种植基地，经美佳集团宣传及原告等亲自到美佳集团考察后，在美佳集团的统一要求下，2012年3月28日，原告与美佳集团下属公司被告科苑公司、佳禾公司签订了种植合同，被告卢志国作为担保人。合同约定，原告种植黄秋葵50亩，青刀豆20亩，由科苑公司以每市斤1元的价格回收黄秋葵、青刀豆。在原告种植期间，美佳集团、科苑公司以及佳禾公司不间断的派工作人员进行指导、巡查，并长期驻扎。采收开始后，美佳集团派与其合资的佳禾公司回收原告种植的黄秋葵、青刀豆，该公司共回收156100斤，付款61000元，尚欠95100元，后来再也没有回收原告种植的黄秋葵、青刀豆，致使大量黄秋葵、青刀豆在地里干化，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70000元。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美佳集团、科苑公司、佳禾公司支付尚欠的货款95100元，赔偿损失70000元，由卢志国承担担保责任，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美佳集团、科苑公司、佳禾公司答辩称，我公司确实安排有关技术人员到种植现场进行农药、化肥等种植方面的指导，这是我国目前对农产品出口企业原料来源的管理要求，该指导行为并不表明我公司与原告之间存在直接的回购关系。到种植基地进行技术指导、质量监督、制定采收运输标准、制作工作服及管理制度都是我公司的行为，是我公司按照该土地上所产出的农作物所作的一些具体工作，我公司派员到场是监督产品质量，以免给种植户和加工方造成损失，上述管理与原料回收之间没有关系。我公司未雇用董纪奎从原告收取三十五车次产品，也未向董纪奎支付运费。所以我公司与原告间不存在农作物回收关系，也未回收原告的农作物，所以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另，从原告张德来处回收黄秋葵、青刀豆的宋文松不是我公司的人员，只与我公司有合同关系；宋文松又与原告张德来有合同关系，被告卢志国是该合同的担保人。我公司将宋文松从种植户手中收来的货物结算后，将款付给宋文松，原告应向宋文松和卢志国主张权利。因宋文松与卢志国之间发生争议，导致宋文松不再收购原告的货物，不应由我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故我公司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原告诉称的种植回收合同关系，原告陈述不属实。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以及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
被告卢志国答辩称，本案中合同签订时约定如原告违约，种植的黄秋葵、青刀豆不出售给被告公司，我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现在是三被告公司没有按合同约定期间来收购黄秋葵、青刀豆，应该由三被告公司来承担支付剩余货款和违约责任。
原审判决认定：1.原告张德来系沂水县圈里乡南朱保村村民。被告科苑公司、佳禾公司是被告美佳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三公司均系有限责任公司。在合同洽谈、实地考察、订立、履行过程中出现的“山东美佳科苑食品有限公司”和“山东美佳集团泰安佳禾食品有限公司”均是上述三公司的惯用名称。2.2012年3月2日，日照美佳集团牟总、张永海场长、宋文松经理到沂水县圈里乡洽谈黄秋葵种植事宜，圈里乡党委书记何法江、副乡长李秀强、管理区书记辛培军等在书记办公室参加了洽谈，并确定了200亩的种植意向。3.2013年3月28日，美佳集团作为甲方、张德来作为乙方签订了《黄秋葵、青刀豆种植合同》，双方约定：乙方为甲方种植黄秋葵50亩、青刀豆20亩，并将合格产品全部出售给甲方；交货方式为“地头交货”，产地收购价格为青刀豆1元／斤、黄秋葵1元／斤，从开始收购到结束价格不变；自黄秋葵收购开始7天后，甲乙双方各派人进行货款结算，种子、化肥货款在收购中后期按比例扣除；收购时间为2012年6月10日至2012年10月10日；乙方在合同期内违约或给甲方造成实际损失，乙方担保人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宋文松作为甲方的代理人签字，卢志国作为乙方的担保人签字。4.双方签订合同后，原告张德来实际种植黄秋葵50亩，青刀豆20亩，三被告公司制定了《农场田间管理制度》、《农药管理制度》、《植保员工作职责》、《农药残夜及废弃物处理规定》、《国家禁止使用农药清单》、《日本禁止使用农药一览表》，树立了“日照美佳科苑食品有限公司蔬菜基地”牌，发放了工作服。5.美佳集团蔬菜无公害基地综合管理表对基地名称为“圈里农场”、作物名称“黄秋葵”、记录人“孙先胜”、时间为2012年4月19日至2012年5月27日的种子、肥料、农药情况进行了记录。山东美佳集团泰安佳禾食品有限公司发放了王永刚签字确认的《黄秋葵采收运输标准》。6.在张德来种植期间，董纪奎受佳禾公司雇佣，用车号为鲁L×××××号从沂水圈里等地向泰安肥城市孙伯镇工业园（佳禾公司驻地）运送黄秋葵、青刀豆20余车次，向美佳集团运送15余车次，运费是由佳禾公司支付。7.2012年6月24日，在采收随车通行单中记载产地为“圈北”、品种为5991、到厂价格为2.75元\\\千克、采收数量为7714千克、注明辛培君、发往莱阳、备注宋文松、ＸＸ签字；2012年8月12日，ＸＸ向张德来出具收条，注明“今收黄秋葵2410斤”。2012年8月13日，在公司《2012不合格黄秋葵原料明细》中记载产地为“圈里”、追踪为“07A”、到厂价格为2.75元／千克、毛重为2845千克的黄秋葵，运输车辆为鲁F×××××。2012年6月25日，公司回收了产地为“圈里”、追踪为“10B”、到厂价格为2.75元／千克、毛重为225千克的黄秋葵，运输车辆为鲁L×××××。2012年6月26日，公司回收了产地为“圈里”、追踪为“07B”、到厂价格为2.75元／千克、毛重为578千克的黄秋葵，运输车辆为鲁F×××××。2012年6月27日至2012年8月31日，公司回收了产地为“圈里”或“圈南”或“圈北”、追踪为“07A”、到厂价格为2.75元／千克、毛重为88264千克的黄秋葵，运输车辆为鲁F×××××、鲁F×××××、鲁L×××××、鲁L×××××、鲁L×××××。8.三被告公司于2012年9月15日停止收购原告种植的黄秋葵、青刀豆。9.经结算，2012年产地为圈里07A的黄秋葵为毛重88264.00千克、扣标9.09%、净重80240.0千克、入厂价格2.75元／千克，金额220660元；07A8月13日检出氟虫腈超标2845千克、价格2.75元／千克、扣款7823.75元；包括其他产地回收的黄秋葵、青刀豆在内实付款2412221元、已付款2273000元，至11月30日欠宋文松货款139221元，2013年1月14日，宋文松、王红艳替种植户代签确认扣除相关款项的余额为122048元，2013年1月19日上述余款全部付清，宋文松、王红艳签字确认。10.经原告张德来结算，共计回收黄秋葵131278斤、青刀豆26633斤。经被告结算，张德来共回收青刀豆26632斤、黄秋葵124354斤。11.2012年11月18日，张永海向公司牟总提交《12年青刀豆检测不合格原料处理意见》，2012年11月20日，牟海珍签字“同意以上处理意见”，2013年1月14日，宋文松、王红艳签字同意。12.2012年11月20日，张永海向公司品管科提交《12年黄秋葵农残不合格原料处理意见》，2012年12月27日，牟海珍签字；2013年1月14日，宋文松、王红艳签字同意。13.2013年1月14日，在《2012年佳禾青刀豆采收记录》上，有采收日期为2012年6月23日至26日、产地为圈里南、毛重总计为13531千克、运输车辆为鲁F×××××、鲁L×××××的记录。宋文松、王红艳作为种植户签字确认。14.2013年8月12日，原告张德来申请对美佳集团未收购的黄秋葵进行价值损失鉴定。2013年11月1日，经沂水县人民法院委托，临沂市嘉诚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评估结果：“委托标的物在评估基准日的公平市场总价值为柒万元整”。15.2012年4月10日，佳禾公司作为甲方、宋文松作为乙方签订的《青刀豆合作种植协议》对种植基地所在地明确记明位于菏泽市鄄城县和沂水县许家湖镇，并不位于沂水县圈里乡。
以上事实有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黄秋葵青刀豆种植合同、沂水县圈里乡人民政府证明、蔬菜无公害基地综合管理表、黄秋葵采收运输标准、《农场田间管理制度》照片、《农药管理制度》照片、《植保员工作职责》照片、《农药残夜及废弃物处理规定》照片、《国家禁止使用农药清单》照片、《日本禁止使用农药一览表》照片，“日照美佳科苑食品有限公司蔬菜基地”牌照片、工作服照片、出售明细记录、收到条、采收随车同行单、核对表、青刀豆合作种植协议、2012年黄秋葵结算、2012不合格黄秋葵原料明细、2012佳禾青刀豆采收记录、2012年黄秋葵农残不合格原料处理意见、2012年青刀豆农残不合格原料处理意见、价格评估结论书、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原审判决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的合同是否成立、生效、履行及违约。
在本案中，被告科苑公司、佳禾公司系被告美佳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三公司存在紧密关系，相应的付款责任和违约责任由三被告公司共同承担。牟海珍、张永海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其行为应由公司承担民事责任。
通过原告提交的证据来看，三被告公司的工作人员牟海珍、张永海、宋文松到沂水县圈里乡通过圈里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进行实地考察，原、被告双方在洽谈后确定200亩的种植意向，宋文松作为甲方山东美佳科苑食品有限公司的代理人与原告张德来、被告卢志国签订《黄秋葵、青刀豆种植合同》，该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
通过原告提交的证据来看，合同生效后，原告张德来实际种植黄秋葵50亩，青刀豆20亩，三被告公司制定了《农场田间管理制度》、《农药管理制度》、《植保员工作职责》、《农药残夜及废弃物处理规定》、《国家禁止使用农药清单》、《日本禁止使用农药一览表》，树立了“日照美佳科苑食品有限公司蔬菜基地”牌，发放了工作服，派出人员进行技术指导、质量监督、制定采收运输标准，上述行为均是双方当事人履行合同的行为，原告在三被告公司的指导下将采摘的黄秋葵、青刀豆出售给三被告公司，三被告公司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方式和实际回收数额支付价款，尚未支付的部分应继续支付。三被告公司在合同约定的2012年10月10日前的9月15日就停止回收，是未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行为，是违约行为，应赔偿原告相应的经济损失。
通过被告提交的证据来看，《12年黄秋葵结算》、《2012佳禾青刀豆采收记录》、《2012不合格黄秋葵原料明细》中均有产地为圈里的记录，《12年黄秋葵结算》中五辆运输车辆为鲁F×××××、鲁F×××××、鲁L×××××、鲁L×××××、鲁L×××××，其中董纪奎驾驶的鲁L×××××运输三十六次，与董纪奎的证言基本一致。《12年黄秋葵农残不合格原料处理意见》、《12年青刀豆农残不合格原料处理意见》均为张永海呈报、牟海珍批示，可见张永海、牟海珍确实是三被告公司的管理人员。《12年黄秋葵结算》的“种植户确认”是宋文松、王红艳“代签”，这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黄秋葵、青刀豆种植合同》中宋文松作为代理人一致。可见，牟海珍、张永海作为公司管理人员、宋文松作为公司代理人与原告签订黄秋葵、青刀豆种植合同并回收黄秋葵、青刀豆是客观事实。佳禾公司作为甲方、宋文松作为乙方签订的《青刀豆合作种植协议》，因该协议约定的种植基地所在地是菏泽市鄄城县和沂水县许家湖镇，不涉及本案的种植基地沂水县圈里乡，与本案无关，本案不予涉及；宋文松与卢志国签订的《莒县黄秋葵种植协议》，与沂水县圈里乡无关，本案不予涉及；宋文松书写的澄清情况，与本案无关，本案不予涉及。
在原被告签订的合同中，双方约定的是“地头装货”、“产地收购价格为青刀豆1元／斤、黄秋葵1元／斤，从开始收购到结束价格不变”，回收的斤数也应该以地头的斤数为准，而不是以运到公司斤数为准。原告张德来结算黄秋葵131278斤、青刀豆26633斤，共计157911斤，此数据高于原告张德来请求的数据，且原告没有变更其诉讼请求，故采信原告张德来请求的数据，即黄秋葵、青刀豆共计156100斤，合计货款156100元，扣除被告已经支付的货款61000元，尚欠货款95100元。
在原被告签订的合同中，双方约定的是“收购时间为2012年6月10日至2012年10月10日”，三被告公司于2012年9月15日停止收购原告种植的黄秋葵、青刀豆，被告存在明显的违约行为，应赔偿原告因此而受到的损失70000元。
在原被告签订的合同中，双方约定张德来在合同期内违约或给被告公司造成实际损失，张德来担保人卢志国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这是针对张德来的单方保证责任，而本案是被告公司违约，故对张德来要求被告卢志国承担担保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
在本案中，三被告公司辩称宋文松是中间商，但却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实该事实，其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信。三被告公司提交的《青刀豆合作种植协议》和《莒县黄秋葵种植协议》，均与本案中的沂水县圈里乡无关，其证据不能采信。三被告公司辩称应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以及合同相对性原则处理本案，其自身却在实地考察签订合同并行使管理巡查、技术监督、制定标准、回收收购的权利，而没有履行相应的支付货款的义务，这本身就是对合同法精神及规定的违反。三被告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其管理能力、组织能力、甄别能力应远高于作为种植户的张德来，但其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存在诸多瑕疵，对作为代理人的宋文松管理不严，特别是在法院已经立案受理并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后仍与宋文松进行结算，而不是检查督导宋文松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种植户利益的行为，导致损害张德来利益的情况发生并继续发展。三被告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应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的规定“尊重社会公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条的规定“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在追逐经济利益的同时亦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综上，原告提交的所有证据中虽无公司盖章，但结合被告公司提交的结算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表格，足以认定原、被告合同成立、生效、履行及被告违约的行为。被告公司提交的证据或与本案无关，或与原告提交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因此，对原告要求三被告支付货款95100元并承担违约损失70000元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因原、被告双方未能达成一致调解意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六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及相关民事法律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山东美佳集团有限公司、日照美佳科苑食品有限公司、泰安佳禾食品有限公司向原告张德来支付尚欠货款95100元。二、被告山东美佳集团有限公司、日照美佳科苑食品有限公司、泰安佳禾食品有限公司向原告张德来赔偿损失70000元。上述一、二项应付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付清。三、驳回原告张德来要求被告卢志国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02元、评估费1500元由被告山东美佳集团有限公司、日照美佳科苑食品有限公司、泰安佳禾食品有限公司共同承担。
上诉人美佳集团、科苑公司、佳禾公司的上诉理由及请求为：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种植回收合同关系。1、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是案外人宋文松，宋文松不是上诉人的员工，上诉人也未委托其作为本公司代理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合同文本也不是上诉人提供的，以至于宋文松将上诉人的名称打印成为“山东美佳科苑食品有限公司”，这个单位是子虚乌有的。针对宋文松的身份，原审判决认定前后不一，前边说成是上诉人的职工，后边又说是中间商，自相矛盾。2、上诉人从未与其发生直接的收购关系，诉讼中被上诉人未能提供任何上诉人出具的入库单、结算凭证等证据。3、上诉人从未雇佣董纪奎，更未向其支付所谓的运费。首先，对于证人董纪奎的一面之辞，原审并未令其提供最基本的上诉人支付运费方面的证据，在此情况下，原审判决径行认定就是上诉人雇佣且支付了运费简直令人匪夷所思。退一万步讲，即使董纪奎是上诉人雇佣的，也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就存在合同关系。其次，该证人在作证之前参加了旁听，上诉人在当庭质证时就指出其已经丧失了证人的资格，4、原审判决罗列的种植制度规定、派出技术人员到地头指导、立牌子等是国家关于出口农产品原料来源的管理要求，这本身不能证明上诉人与种植户存在合同关系。5、原审判决第5页查明“9、……2013年1月14日宋文松、王红艳替种植户代签确认扣除相关款项的余额为122048元……”，这个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难道是说宋文松也是种植户的代理人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是否就可以得出上诉人与宋文松结算完毕就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结算完毕的结论？6、被上诉人将自己辛苦种植的产品卖给上诉人，就算其再缺乏“甄别能力”，总不至于连卖给上诉人多少货物也说不清楚，单凭自己笔记本上的记载是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是2012年9月20或21日下午被上诉人和原审被告卢志国以及宋文松的账目管理人员ＸＸ等大约10人说是接到宋文松的电话来上诉人佳禾公司对账（宋文松本人没来是因为怕再被卢志国扣了）。因对账发生在他们三方之间不涉及上诉人，所以上诉人员工张永海并没参与，只是围观。他们三方逐户对账，ＸＸ拿着个底，每个种植户有一张纸，列明了数量、价格，主要冲突是数量，因青刀豆农残超标宋文松给卖到了莱阳，导致数量上有出入。宋文松早就准备好了各个村的表格，有数量、有价格，卢立国签字说账目不清需要再和种植户确认。整个过程有1个半到2个小时左右。种植户要拉着ＸＸ从房间出去，ＸＸ害怕，期间一直和宋文松打电话，最后ＸＸ给种植户写了个纸条，具体内容是什么张永海没看见，然后种植户拿着纸走了。现在被上诉人故意隐匿该证据，恰恰是因为该证据说明欠被上诉人款的是宋文松，而非上诉人。7、被上诉人从未和我公司对账，充分说明其对将货物卖给宋文松、宋文松是自己的交易对方这个事实是明知的。8、原审判决一方面引用上诉人提供的“12年黄秋葵结算”明细，该明细明确写着宋文松是中间商，又认为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宋文松是中间商的事实，相互矛盾。9、宋文松收购被上诉人的价格是2元每公斤，上诉人收购宋文松的价格是2.75元或2.4元每公斤，到底谁是谁的代理人？宋文松代理了谁？二、原审判令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货款95100元无任何依据。1、被上诉人未能提供哪怕是只言片语的、由上诉人出具的、与其曾经付款或者结算欠款的任何证据。2、原审判决第6页经查明“10经原告张德来结算，共计回收黄秋葵131278斤、青刀豆26633斤。经被告结算，张德来共回收黄秋葵124354斤、青刀豆26632斤”，首先上诉人从未与被上诉人单独或直接结算过，其次原审是如何得出应付货款113190元不得而知。三、原审判令上诉人赔偿损失70000元毫无根据。判决依据的鉴定是根据被上诉人的诉求做出的，不具有独立性、客观性。1、结合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和原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应法庭要求再次明确其主张，这两份报告的结论与被上诉人的主张是一样的，只是对被上诉人主张的确认与迎合，不具有客观性。2、每亩的平均日产量与符合收购标准的数量不是一个概念，前者要大得多。以日产量多少来确定价值对本案来讲没有价值。3、评估价格每市斤1元是被上诉人与宋文松之间的交易价格，并非上诉人与宋文松之间2.27元每公斤的交易价格。4、鉴定人员未出庭接受质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方面均错误，在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合同成立、诉讼请求计算的依据等方面连最基本的证据都不具备的情况下，置上诉人的抗辩于不顾，一味偏袒被上诉人，强拉硬判，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张德来答辩称：从考察黄秋葵、青刀豆基地、确定种植亩数、签订种植合同，到驻派工作站人员、提供种子、化肥、农药、技术，再到指定收购标准、提供运输车辆、回收、付款，都是上诉人实施和履行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了种植回收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上诉人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全部义务。因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卢志国陈述称：同意原审判决，没有意见。
经审理查明，涉案黄秋葵、青刀豆种植合同签订于2012年3月28日，合同中载明的甲方为山东美佳科苑食品有限公司，乙方为本案被上诉人张德来，并由案外人宋文松以甲方山东美佳科苑食品有限公司代理人的身份与张德来签字。
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了原审被告卢志国与案外人宋文松2012年9月6日签订的莒县黄秋葵协议及卢志国与宋文松对账明细，该部分证据均为复印件。莒县黄秋葵协议的主要内容为：“经甲（宋文松）、乙（卢志国）双方协商，就黄秋葵原料的组织采收和付款事宜达成如下协议：1、因沂水、莒县两地黄秋葵由甲乙双方合作发展，且约定甲方负责收购，乙方为种植户的全权代理人负责落实基地的发展和组织采收以及与甲方进行同意结算。2、自种植至采收，甲乙双方以及种植户互相配合合作，但是由于前段时间乙方忙于个人事务，原料的组织采收和原料款支付暂由甲方安排代为支付。自2012年9月开始，甲方将同意与乙方结付原料款，并且之前全部账务由甲方转交乙方，账务如（与）此并存一起，具体与种植户的账务结算等由乙方负责进行，与公司无关。3、实际结算由甲方按照公司入厂验收的质量与乙方结算；乙方与种植户的计算，也必须按照公司验收的实际情况进行，乙方不得私自增加扣称结算等。”对账明细记载了被上诉人张德来交售的黄秋葵、青刀豆的数量及价款、已付款情况，卢志国在结算表格中签字内容为：“帐目不清，需要核对，还需种植户确认。但该部分证据中无被上诉人签字确认。上诉人提供该部分证据用于证明涉案的沂水黄秋葵是由卢志国与宋文松合作发展，且约定宋文松负责收购，原审被告卢志国为种植户的全权代理人，负责落实基地的发展和组织采收以及与宋文松进行统一结算，还证明上诉人未与被上诉人发生直接的收购关系，而是从宋文松处接收货物；宋文松与原审被告之间就被上诉人的收购数量及农药化肥支款情况账目不清楚，需要核对，还需要与种植户确认；因为该协议存在于宋文松与原审被告之间，本案发生后上诉人除了在原审过程中提交了宋文松书面情况说明以外，要求宋文松出庭接受调查，说明其出示的书面情况是真实的，因宋文松与原审被告关系不睦，宋文松不愿意出庭，仅给上诉人提供了上面所述的协议及对账明细的复印件。被上诉人张德来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该部分证据为复印件，不能证明协议的真实性，原审被告不是被上诉人的全权代表。原审被告卢志国的质证意见为：不认可该部分证据的内容，先考察、看地，签合同、打药、采收、过称都是由上诉人全程在做，公司考察是到被上诉人种植地，签合同时佳禾公司牟海珍和张永海及美佳公司的王宝云三人在场，当时我是联系人，也为被上诉人履行合同提供担保，我也种了一部分，结账都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进行的，没有通过我，是否通过宋文松结账我不知道。
原审期间，上诉人美佳集团、科苑公司、佳禾公司认可牟海珍、张永海系其管理人员；二审期间，上诉人认可张永海2012年任佳禾公司原料科科长，现在为科苑公司员工，并认可受其指派到被上诉人张德来种植现场负责指导的技术人员有佳禾公司的崔连涛、徐涛，有科苑公司的孙先胜。上诉人主张其与宋文松存在种植回收合同关系，但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上诉人未提交收购款项已支付给宋文松的证据。
其他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宋文松作为代理人与被上诉人张德来签订黄秋葵、青刀豆种植合同的行为是否有效。二、原审法院对临沂市嘉诚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作出的价格评估结论的证明力予以确认是否正确。
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该法条即为对订立合同中的表见代理的规定，表见代理是指善意相对人通过被代理人的行为足以相信无权代理人具有代理权，并基于善意信赖而与无权代理人订立合同，合同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的代理。表见代理的构成应具备以下三个要件：1、无权代理人没有获得被代理人的明确授权；2、客观上存在使善意相对人相信无权代理人拥有代理权的理由；3、相对人为善意而且无过失。结合审理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张德来虽无证据证实宋文松系上诉人美佳集团、科苑公司、佳禾公司的工作人员或宋文松获得了上诉人的明确授权，但上诉人安排其管理人员牟海珍、张永海与宋文松一起到被上诉人处考察并与当地乡镇政府、被上诉人洽谈黄秋葵、青刀豆的种植事宜，由宋文松以代理人的身份与被上诉人签订种植合同，并在实际种植期间以上诉人的名义制定各项管理制度、设置上诉人公司的蔬菜基地标识牌、安排技术人员崔连涛、徐涛、孙先胜具体负责指导，收购的相关农产品亦由上诉人收购，上述行为足以导致被上诉人相信宋文松有代理权，且被上诉人按照上诉人指派的技术人员的指导进行种植并交付黄秋葵、青刀豆，被上诉人的行为系善意且无过失。上诉人提供相关证据用于证明其与案外人宋文松之间存在种植回收合同关系，但该部分证据并无被上诉人张德来的签字确认，上诉人亦无证据证实其已以恰当的方式告知被上诉人有关宋文松的身份及宋文送与上诉人的合同关系。所以本案事实结合法律规定，足以认定宋文松与被上诉人签订种植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代理行为有效，合同义务应由上诉人承担，即上诉人应履行向被上诉人支付收购黄秋葵、青刀豆货款的义务。
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上诉人美佳集团、科苑公司、佳禾公司虽然对临沂市嘉诚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原审法院委托作出的价格评估结论有异议，但未申请重新鉴定，亦未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所以原审法院对价格评估结论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并据此判令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损失正确。
综上所述，上诉人美佳集团、科苑公司、佳禾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02元，由上诉人山东美佳集团有限公司、日照美佳科苑食品有限公司、泰安佳禾食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言涛
审判员 张念国
审判员 姚玉蕊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日
书记员 杨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