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嘉商终字第4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金凤。
委托代理人：凌巧荣、卜一奇，浙江红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振浩。
委托代理人：王利达、徐元宵，浙江潮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海宁市易行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宁市丁桥镇钱江工业园区芦红路*号。
法定代表人：黄振浩，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王利达、徐元宵，浙江潮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海宁市义信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宁经济开发区北庄路*号*楼*楼。
法定代表人：宋宵鸣。
上诉人张金凤因与上诉人黄振浩、原审第三人海宁市易行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行公司）、海宁市义信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信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2014）嘉盐商初字第8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7日受理后，于2015年9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金凤委托代理人凌巧荣、卜一奇、上诉人黄振浩及原审第三人易行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利达，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义信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13年7月23日，张金凤与黄振浩、案外人何益康、何益章签订股东会决议书一份，约定：万瑞公司股东为何益康（33%股份）、张金凤（33%股份）、黄振浩（33%股份）、何益章（1%股份）；兴达公司股东为何益康（33.34%股份）、张金凤（33.33%股份）、黄振浩（33.33%股份）；上述两公司股东经协商一致同意决定对两公司的股份进行调整，对两公司的股份一并在一起予以调整，调整方式为股东竞价，最终的买受股东即视为买受了其余股东在两公司的股份；竞价之日下午各方股东在海宁市人民法院进行股权竞价，竞买起拍价为10000000元，由张金凤或何益康作为第一叫价人，每次加价幅度为500000元，由出价最高的股东收购其他股东的股份；竞买成功后，买受人应当在三天内按买受价格的50%将款项交存至海宁市人民法院，由法院转交给其他未买受股东，在竞买成功的三个月内再交存买受价格的30%，余20%的股权转让款在竞买成功的六个月内付清（但如届时万瑞公司的房产证尚未办出的，以办出房产证那天为最后付款日期，但最迟不超过竞买成功之日起一年）；无论谁竞买成功，未竞买成功的一方股东应当在两年内不得从事同类经营，是为竞业禁止，竞业禁止的补偿款已经包含在竞买价中，不再另行支付。双方还约定了其他竞买操作等程序和违约条款。
2013年8月3日，上述签约人又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如张金凤（何益康已自愿退出竞价）买受，则张金凤后期应支付的50%的股份款由万瑞公司以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余值设定抵押担保，张金凤必须配合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如因张金凤的原因导致抵押登记未成功的，则视为张金凤违约，按照股东会决议书的约定执行。
2013年8月8日，张金凤、黄振浩、案外人何益康、何益章达成一致协议，确认：黄振浩竞价出价12500000元竞得股份后未按约定交付款项，自即日起视为违约并放弃竞价；竞价股份按股东会决议和补充协议的约定由张金凤按其竞价出价12000000元竞得，张金凤自即日起按约定的方式交付股份价款。
2014年9月10日，海宁国税局出具发票汇总数据接收情况二份，载明：2013年8月8日至2014年9月10日，易行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288张，总金额为4827925.87元；义信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1097张，总金额为18888664.25元。
另查明：易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黄振浩。
2014年7月1日，张金凤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黄振浩承担违约责任，向张金凤赔偿损失3000000元（暂定）；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黄振浩在原审中答辩称：1、签订协议后，黄振浩一直遵守双方的约定，并没有以第三人的名义成立公司继续经营；2、双方当事人在股权转让时，股东会决议书第十一条关于竞业禁止的约定，原因是本案黄振浩当时在上述两个公司担任总经理职务，所以双方在股东会决议中约定了竞业禁止条款，但股权转让后，黄振浩不再担任上述两公司的总经理，且依据公司法规定，竞业禁止仅仅限制高级管理人员在职期间的行为，并不能约束其离职以后继续遵守这项义务，而张金凤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黄振浩从事了这一行业，更谈不上进行同类经营；3、即使黄振浩违反了竞业禁止条款，但其损害的是万瑞公司或者兴达公司的利益，没有直接损害本案张金凤的利益，故本案张金凤主体不适格；4、依据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张金凤应该在竞买成功后六个月内付清股权转让款，但张金凤迄今尚未支付最后一笔股权转让款，在股权转让款尚未付清的情况下，黄振浩没有义务履行合同中的约定，即使黄振浩违约了，也没有给张金凤造成经济损失。
易行公司在原审中答辩称：1、易行公司在张金凤、黄振浩股权转让时就已经成立，张金凤、黄振浩是在海宁法院的主持下达成的协议，该院要求将易行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保管在海宁法院民二庭，至今没有取回，说明易行公司严格遵守了当时的约定，没有公章也无法继续经营；2、签定协议时，考虑到易行公司停止经营后，还有许多应收账款需要催收，因而在协议中约定停止经营活动，但并没有要求易行公司注销工商登记，这是易行公司存续的原因，其在签订协议后没有继续经营。
义信公司在原审中未答辩。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张金凤与黄振浩、易行公司之间的争议焦点为：
一、张金凤的主体资格问题。张金凤与黄振浩、案外人何益康、何益章签订的股东会决议书约定：无论谁竞买成功，未竞买成功的一方股东应当在两年内不得从事同类经营，是为竞业禁止，竞业禁止的补偿款已经包含在竞买价中，不再另行支付，因此，在本案张金凤竞买成功之后，黄振浩应当在两年内（即2013年8月8日至2015年8月8日）不得从事与张金凤同类的经营活动。由此可见，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张金凤有权要求黄振浩履行竞业禁止义务，即本案张金凤的主体适格。
二、黄振浩是否违反了竞业禁止义务？从海宁国税局出具的发票汇总数据接收情况显示，第三人易行公司在2013年8月8日至2014年9月10日期间开具的发票金额合计为4827925.87元，结合张金凤提供的车辆情况查询明细、第三人易行公司的托运单、电话录音等证据，足以证明黄振浩2013年8月8日之后没有按照股东会决议书的约定停止物流经营活动。而黄振浩及第三人易行公司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载明的开票时间均为2013年8月8日之后，其客户出具的业务发生时间的证明格式一致，打印部分的内容也相同，部分证明没有载明出具日期，黄振浩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增值税发票载明的业务发生在2013年8月8日之前，故原审法院对于黄振浩关于上述业务发生在2013年8月8日前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综上，第三人易行公司在2013年8月8日之后仍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黄振浩作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已经违反了竞业禁止义务。
三、张金凤经济损失的认定问题。首先，从第三人义信公司的工商登记基本信息可以看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宋宵鸣，投资人为陈健、宋宵鸣，张金凤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黄振浩参与了第三人义信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此张金凤关于黄振浩参与了第三人义信公司经营活动的主张不能成立；其次，2013年8月8日至2014年9月10日，第三人易行公司开具的发票金额为4827925.87元，由此可以推定第三人易行公司在此期间仍在从事物流经营业务，其经营的业务与万瑞公司、兴达公司为同一种类型的业务，形成了竞争关系；再次，至于黄振浩的赔偿金额，由于张金凤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受到损失的实际金额，故原审法院综合考虑第三人易行公司的开票金额、业务持续时间、获得利益、张金凤的预期利益等因素，依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以开票金额4827925.87元为基数，酌情判令黄振浩赔偿张金凤经济损失的金额为4827925.87元的10%，计为482792.59元。
综上所述，张金凤与黄振浩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股东会决议书的约定享受权利并履行义务，黄振浩作为万瑞公司、兴达公司的原股东，应当遵守竞业禁止的约定，但黄振浩在转让股权后，并没有按照约定停止第三人易行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违反了股东会决议书中约定的竞业禁止条款，故应当赔偿张金凤经济损失482792.59元，对于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黄振浩赔偿张金凤经济损失482792.59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清结；二、驳回张金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5800元，由张金凤负担30039元，黄振浩负担5761元。
宣判后，黄振浩、张金凤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张金凤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黄振浩不仅是易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系义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黄振浩利用易行公司、义信公司继续从事物流经营显然违反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竞业禁止义务。二、黄振浩违反竞业禁止义务约定利用义信公司进行物流经营，使得张金凤竞价取得股权的目的受到严重影响，给张金凤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三、原审法院仅将易行公司违约经营的开票金额作为计算张金凤损失的依据，而未将黄振浩利用义信公司违约经营的开票金额作为计算依据显然属认定错误，且10%的酌定标准显然过低。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支持张金凤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黄振浩承担。
针对张金凤的上诉，黄振浩、易行公司共同答辩称：义信公司和黄振浩没有任何关联，易行公司确实是在8月份开具了400多万元的增值税发票，但该发票实际是对之前业务的结算，原审法院忽略了一个事实，其实在400多万元的发票中有200多万元的发票备注中有专门备注。
黄振浩上诉称：一、法院对原审证据2（托运单27份）、原审证据4（增值税发票）认证错误，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其中原审证据2的托运单来源不明，不能仅根据张金凤的陈述直接认定该组证据；原审证据4增值税发票均是对股权转让之间发生业务的结算，并不是新的业务，增值税发票的备注栏中对业务发生的时间也有标注，同时增值税发票的对方也出具情况说明证明该笔业务发票是对之前托运业务的结算。二、张金凤主体不适格。根据法律规定，即使黄振浩违反竞业禁止的规定，侵犯的也是公司的权益，应当以公司名义向侵权人主张。
针对黄振浩的上诉，张金凤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黄振浩在转让股权后继续利用易行公司进行物流经营，属于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该部分事实原审法院认定正确。二、竞业禁止条款是双方在股权转让中合意形成的条款，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张金凤竞得股权的目的在于使黄振浩在转出股权后遵守竞业禁止条款，确保张金凤竞得股权后的合法权益。本案中，黄振浩未能遵守竞业禁止条款，属于严重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原审法院认定黄振浩因此赔偿张金凤损失也是正确无误的。三、义信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黄振浩，但对于该部分事实，原审法院没有认定，因而导致最终原审法院认定黄振浩应当赔偿张金凤的损失偏低。
针对黄振浩的上诉，易行公司答辩称：没有异议。
义信公司二审中未作答辩。
张金凤、易行公司在二审中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案二审审理过程中，黄振浩提供如下证据证明其主张：
物流服务合同两份及是运输合同一份，证明根据合同的约定，易行公司与其运输单位运费的结算的时间是在业务结束后2-3个月，故2013年8月8日之后易行公司开具的400多万发票都是对之前业务的结算。张金凤质证认为：一、首先这三份合同不属于新证据，不同意质证。二、退一步讲，法庭认为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话，对证据的真实性也不予以认可，两份物流合同都没有签署时间。其中另外一份是运输合同是复印件，真实性不予以认可。三、其也无法证明黄振浩要证明的观点，与开具增值税发票之间没有关联性，本身可以证明黄振浩的违约行为，在签订竞业禁止条款之后没有解除这个合同。最后，开具发票不止是这三个单位，即使这三个合同证明的事项成立的话，也仅仅是众多交易对象中的三个而已，而非全部。易行公司质证认为，没有异议。
本院认证认为，两份物流服务合同系原件，对该两份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仅凭该两份合同无法证明黄振浩所要证明的内容。运输合同系复印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
本院对原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有三：一、张金凤是否具有主体资格要求黄振浩履行竞业禁止的义务；二、黄振浩是否违反了竞业禁止的约定；三、张金凤经济损失的确定。
争议焦点一。2013年7月23日，张金凤、黄振浩、案外人何益康、何益章四人签订了《关于浙江万瑞三富仓储物流有限公司、海宁兴达汽车货运有限公司股份转让相关事宜股东会决议书》，该决议第一条第（11）项约定：无论谁竞买成功，未竞买成功的一方股东应当在两年内不得从事同类经营，是为竞业禁止，竞业禁止的补偿款已经包含在竞买价中，不再另行支付。2013年8月8日，张金凤、黄振浩、案外人何益康、何益章达成一致协议，确认竞价股份按股东会决议和补充协议的约定由张金凤按其竞价出价12000000元竞得。首先，从股东会决议的签订主体看，张金凤和黄振浩都是该决议的签订主体，该决议对双方发生效力。其次，从股东会决议第一条第（11）项约定的内容看，未竞买成功的一方股东在两年内具有竞业禁止的义务。最后，结合张金凤实际竞得公司股权的事实，张金凤根据双方签订的决议的约定有权要求黄振浩履行竞业禁止的义务。
争议焦点二。张金凤提交了海宁国税局出具的发票汇总数据，显示第三人易行公司在2013年8月8月至2014年9月10日间，开具发票的金额合计为4827925.87元，虽然开具发票的时间和进行物流经营的时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并非完全一致，但是结合张金凤提交的2014年3月24日录音看，黄振浩确实在承揽物流业务，从事物流经营活动，故可以确认黄振浩违反了竞业禁止的义务。至于黄振浩认为原审法院对原审证据2、证据4认定错误，本院认为，原审证据2托运单确实没有易行公司的签字或盖章，但是原审法院并未仅以该证据认定黄振浩违反竞业禁止的义务，而是结合了增值税发票、录音等证据综合予以认定。对于原审证据4增值税发票，虽然黄振浩提供了相关证明，证明增值税发票是对2013年8月8日之前义务的结算，但是黄振浩提交的单位证明，从形式上看，没有单位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且格式完全一致，也没有载明证明出具的时间，不符合单位证明材料的证据形式要件，且原审法院在庭审中对上述情况向黄振浩询问时，黄振浩表示庭后进行核实，但是在原审法院规定的时间内，黄振浩未作出解释和说明，原审法院综合案情对增值税发票予以认定，并无不当。
争议焦点三。张金凤认为黄振浩不仅是易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还是义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2013年8月8日至2014年9月10日，易行公司从事物流经营开具了4827925.87元增值税发票，义信公司从事物流经营开具了18888664.45元增值税发票，应将上述两家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总额为基数，按20%计算其损失。本院认为，首先，从义信公司的工商登记看，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宋宵鸣，投资人为陈健、宋宵鸣，黄振浩不是该公司的股东也不是法定代表人，张金凤主张黄振浩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证据不足，因此张金凤将义信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的金额作为其损失的计算基数，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张金凤虽在本案中并未提交其损失的直接证据，但其要求以易行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的金额为基数计算损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黄振浩对增值税发票所记载的物流业务的真实性并未提出异议，故增值税发票的金额是真实发生的业务，黄振浩作为易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违反竞业禁止的约定，从事物流经营业务，势必会对张金凤造成损失。最后，原审法院以4827925.87元基数，综合考虑易行公司的业务的持续时间、获得利益等因素，酌情确定以该金额的10%作为黄振浩应赔偿张金凤的损失，也并无不当。因为易行公司开票的时间绝大部分集中在2013年8月、9月、10月间，不排除有部分票据可能是之前业务的结算，故张金凤主张要求按20%计算损失过高，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张金凤和黄振浩的上诉理由，均无证据证明，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张金凤负担22258元，由黄振浩负担854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褚 翔
审 判 员 章 能
代理审判员 孙欢杰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金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