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辽07民终8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袭春杰，女，1963年1月22日出生，汉族，无职业，现住锦州市古塔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郝维华，男，1964年2月23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址同袭春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贾继有，辽宁金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冰，女，1962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职员，现住锦州市古塔区。委托代理人郭鑫（系赵冰之夫），1960年5月23日出生，汉族，公务人员，住址同赵冰。委托代理人吕连英，辽宁锦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敬明，男，1953年1月26日出生，汉族，退休干部，现住锦州市凌河区。上诉人袭春杰、郝维华因与被上诉人赵冰、王敬明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人民法院（2015）古民初字第000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袭春杰、郝维华及共同委托代理人贾继有，被上诉人赵冰及委托代理人郭鑫、吕连英，被上诉人王敬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赵冰诉称，原告与被告袭春杰、王敬明、还有孟武（已于2009年10月9日退伙）于2009年5月24日共同合伙投资养殖多宝鱼。地址坐落于绥中县荒地镇西里村养殖园区第七家（占地面积为5600平方米，共有108个养鱼池，其中后棚拥有48个养鱼池，前棚拥有60个养鱼池），养鱼场以年租金叁拾伍万元从马全胜手中租赁。2009年5月26日，原合伙人共同投资132万元，每位合伙人出资33万元，各占25%的股份。2009年9月30日，由于合伙人调整，我、被告袭春杰、王敬明等额出资，截止2011年7月累计出资150万元，各占总投资三分之一股份。合伙人之间的分工是由袭春杰兼任出纳，按月提供收入、支出凭证交给会计，我兼任会计，将出纳提供的凭证序时记账，向股东提交年度收支台账和财务决算与分析，王敬明负责报销凭证的审核与签字，办理并保存银行卡（此卡为渔场收入专用）及转款。被告袭春杰既是合伙人又是渔场雇佣的经营管理者，袭春杰的爱人郝维华是渔场雇佣的员工，每月向其支付工资。2011年以后，袭春杰擅自做主将卖鱼款转入她和其爱人的银行卡。袭春杰于2014年9月20日，在王、赵两位合伙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袭春杰个人于2014年5月份，在锦州南凌村租赁鱼棚进行多宝鱼养殖，袭春杰的爱人郝维华在南凌渔场经营管理。从2014年5月至11月袭春杰自己做财务帐从绥中荒地渔场，郝维华领取了七个月的工资，同时使用绥中渔场的皮卡车用于自己经营的渔场，并在绥中渔场报销了燃油费、保险费、车损等共计侵占合伙人利益3万多元。合伙财产都在被告袭春杰与其爱人郝维华控制之中。被告袭春杰与其爱人在经营中违背了当初的信任与约定，私自卖鱼侵占其他合伙人的利益，这是原告无法理解与释怀的。原告多次找到被告袭春杰协商此事，后又了解到被告袭春杰在凌海私自经营了与其合伙经营范围相同的渔场，遂联系袭春杰、王敬明共同协商解决相关问题。经过多次的探讨，在2014年12月8日各合伙人召开会议，均同意在2014年11月30日解除合伙关系，对共同经营的渔场的财产进行清算分割，三位合伙人就财产分割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次日对清算问题因袭春杰爱人郝维华不同意而没能实施。我考虑多年的关系期望能协商解决，在2015年4月初，三位合伙人又聚在一起达成一致意见，但终因袭春杰爱人不同意没能最终解决。依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为了维护我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原、被告三人合伙关系自2014年11月30日解除，对合伙财产740850元进行清算并依法分割，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审被告袭春杰、郝维华辩称，原告诉请的740850元合伙财产的事实不存在，我们进了一批7万尾的鱼苗，以一尾20元左右价格计算，饲养费需要140万元左右，7万尾鱼之后又养了两批鱼，一共卖了150多万。之前7万尾鱼挣的钱都在养这两批鱼，赔钱也都赔在这两批鱼里了，我认为应该把每次养鱼的盈利和亏损说清楚。关于增加诉讼请求部分我方不予认同，增加诉讼请求时间已经超过答辩期。所述的分割方式我不予以认可，当时我与原告赵冰、被告王敬明达成协议，给我与郝维华每人涨两千元工资，再加百分之三提成。关于11.82万元不属于合伙财产，属于张红艳个人养殖部分的财产，不是合伙财产。关于3万元，不存在侵占合伙期间的利益的情况，三方于2014年11月27日终止了养殖工作，因此作为郝维华并没有影响合伙期间正常的养殖工作。同时我向原告提供的票据可以看出，2012年平均每月支出费用1510元，2013年支出费用每月1705元，2014年平均支出是1283元。通过三项数据可以对比出，在2014年支出额没有增加，反而减小，并不存在合伙期的支出用于个人经营的情形。在分割合伙期间财产的前提下，应先扣除我的提成款项以及应发工资数额和郝维华工作期间拖欠的工资。之后如有剩余，应当按照实际出资比例进行分割。原审被告王敬明辩称，我虽然作为被告，但是我与原告的诉求是一致的，原告所讲事实与我所掌握的事实是一致的，我认为原告所述属实。被告袭春杰讲关于11.82万元是张红艳养鱼的收入，我对这个问题提出严重质疑。张红艳的证词据我了解就有三个版本，袭春杰与原告关系比较紧张，所以很多事都是通过我协调。2013年4月5日那天我们达成一致意见，袭春杰给我们两家一家十万元就清了，结果后来袭春杰又不同意了，说11.82万元卖鱼钱与渔场没有关系，是袭春杰和丈夫自己买小鱼养大的。后期张红艳的证词又说是她在8月5日买的，到第二年的9月20日期间，小鱼不可能长那么大。张红艳本身就是渔场的一个工人，利用我们渔场的资源养鱼，她说的我认为不可信。还有渔场的其他人都说八月份期间没有进过鱼，当时原告丈夫也经常在渔场。如果袭春杰说这11.82万元是张红艳的，张红艳没有买过鱼苗，就擅自把鱼卖了，我认为这是盗窃行为。在2013年3月，我们三个股东协商关于是否继续养鱼问题，当时结论是不养了。就把现有的鱼卖了之后结束，两个月后，原告丈夫跟我说他们两家又进了7万尾的鱼苗，原告和其丈夫让我去绥中渔场看鱼的长势，劝我留下继续养鱼，没钱他们都帮我垫上。五月底的这批鱼苗后来我就同意了，原告与袭春杰的买鱼苗款从合伙的财产中退给二人，我认为应属共同投资。2013年11月底还有一个租鱼棚的事，说鱼棚钱让袭春杰先给我垫上，一家5万元。大约四个月后，我后来从账上看出袭春杰已经把垫付的鱼棚钱从我们卖鱼钱里边抽出去了。投资比例是我们三家互相协商的，后来也没有在商量过调整投资比例，从台账上可以看出是均等的，投资比例没有发生过变化。袭春杰把鱼棚的钱抽出去已经补平了，不存在说投资比例发生变化的问题。故请求法院判令原、被告三人合伙关系自2014年11月30日解除，对合伙财产740850元进行清算并依法按份分割。原审判决认定，原告与被告袭春杰、被告王敬明、孟武于2009年5月24日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一致同意将坐落在绥中县荒地镇西里村养殖园区第七家养鱼场以年租金叁拾五万元（350000）从马全胜手中租赁，用于养殖多宝鱼。四位股东投资比例分别占投资总额的25%。利润分配每批鱼买出后，按纯利润的5%用于支付孟武技术股的奖励费，纯利润的5%用于支付袭春杰管理股的奖励费，剩余利润的90%四方平均分配。每月各付给袭春杰和孟武工资2000元整。2009年10月3日原告与被告袭春杰、被告王敬明、孟武签订养鱼场经营方式调整协议书，乙方孟武退出原有经营组合。原告与被告袭春杰、王敬明继续合伙经营。其中袭春杰负责渔场的日常管理，出纳工作，原告赵冰负责财务管理、会计工作，被告王敬明负责财务审批及协调工作，投资股份及利润分配三方各占三分之一。2011年4月后，每月支付郝维华工资3000元，袭春杰工资4000元。2012年合伙购买轻型货车一辆，车牌号为辽GQ06**号，登记在郝维华名下，庭审中原、被告认可该车现价值3万元。原告赵冰与被告袭春杰于2013年6月在山东购进鱼苗7万2千尾，各垫付出资款5万元，合伙期间，在合伙财产中全部返还。原、被告合伙至今所有投资款已经返还完毕，2014年10月31日每人分红10万元，2014年11月22日每人分红5万元。2014年11月30日原、被告解除合伙关系，合伙账面剩余24.66万元。合伙期间未入账款项有：2014年10月24日刘长伟买鱼款118200元、2014年5月22日孙震买鱼款51500元、2014年6月10日孙震买鱼款24450元、卖徐涛170斤鱼款3800元、2014年9月28日吴继平买鱼款64700元、卖合伙期间杂物款3000元。2013年11月10日被告袭春杰垫付合伙租赁鱼棚费15万元，于2014年3月23日返还租赁费10万元，2014年9月28日返还租赁费5万元,2014年9月30日返还7万元，其中包含租赁费5万元。原审判决认为，原告与被告袭春杰、王敬明签订合伙协议，约定以投资形式共同承包坐落在绥中县荒地镇西里村养殖园区第七家养鱼场养殖多宝鱼，原、被告之间形成了合伙关系。现原、被告承包项目不再继续进行，合伙人均同意解除合伙关系，故原告请求解除合伙关系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双方在协议中已明确利润分配三人各占三分之一，故合伙关系解除后，合伙财产清算应按上述原则分配。账面剩余24.66万元，原告请求平均分割合伙财产，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袭春杰主张7万元鱼苗款及15万元鱼棚租赁费全部由其支付，被告王敬明没有出资，故应按投资比例分割合伙财产一节，因其投资款已在合伙期间，合伙财产未清算时，用三方合伙财产全部返还，故被告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合伙期间购买轻型货车一台，双方认可价值为3万元，登记在郝维华名下，故该车辆归被告袭春杰、郝维华所有，给付原告赵冰、被告王敬明财产分劈款每人1万元。双方认可卖合伙期间杂物3000元，按合伙财产依法分割。原告主张被告郝维华卡中11.82万元为合伙期间卖鱼款，被告袭春杰抗辩该款为渔场小工张红艳在其渔场饲养多宝鱼的卖鱼款，并不是合伙财产一节，经法院调取绥中县公安局榆林边防派出所对收鱼人刘长伟的询问笔录证实，该笔款项确实为鱼款，其与袭春杰交易，郝维华与袭春杰为夫妻关系，鱼款通过银行汇款至郝维华卡中。张红艳陈述因本人无银行卡，故其卖鱼款打到郝维华卡中。经法院调取其银行卡记录显示，张红艳2014年4月在中国农业银行存有借记卡，与其陈述不符。张红艳证言陈述卖鱼给刘长伟后，剩余多宝鱼放到袭春杰池中，后期卖给徐涛的多宝鱼已分不清是谁所饲养，张红艳证言与事实不符，前后矛盾，故原告主张刘长伟买鱼款11.82万元与徐涛买鱼款3800元均为合伙期间卖鱼款，原告要求依法分割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张红艳卡中三笔流水为合伙期间鱼款一节，经绥中县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询问收鱼人孙震询问笔录证实，三笔款项共计145350元确为其在袭春杰、郝维华处收鱼的买鱼款，且在庭审中被告袭春杰自认张红艳的银行卡在其处保管。袭春杰提供证据证明69400元已入2014年5月30日账目中，经查账属实，且无重复款项，其余两笔共计75950未入账，该笔卖鱼款发生在合伙期间内，故应为合伙财产。原告主张郝维华卡中64700元为合伙期间卖鱼款，经绥中县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询问收鱼人吴继平询问笔录证实，2014年其在到袭春杰渔场收鱼一次，将鱼款打在袭春杰提供银行卡号中，有银行卡交易流水可供查询，该笔款项为合伙期间卖鱼款，故原告请求依法分割，本院予以支持。2013年11月10日被告袭春杰垫付三人合伙租赁鱼棚费15万元，在合伙营业台账中显示，合伙期间分两次将租赁费15万元全部退回,故多支出5万元租赁费应依法分割。原告主张袭春杰卡中，徐涛两笔转款为合伙期间卖鱼款请求依法分割，经绥中县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询问徐涛本人证实，该笔款项为借款，故原告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郝维华在合伙渔场工作期间，在南陵自行经营其他渔场养殖多宝鱼，故此期间郝维华工资及渔场所用轻型货车的消耗费用不应给付，其提供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郝维华在此期间未在合伙渔场工作，车辆消耗费用均是在其自营的南陵渔场支出，故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袭春杰、郝维华主张原告新增加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一节，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又发现新证据，增加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故被告该抗辩观点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赵冰与被告袭春杰、王敬明合伙期间财产共计592250元，上述合伙财产均在被告郝维华、袭春杰处，且二人系夫妻关系，合伙期间部分卖鱼款打入郝维华卡中，故应由二人共同给付原告赵冰、被告王敬明合伙财产分劈款。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4条、第55条、《中华人民共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赵冰与被告袭春杰、王敬明2009年10月3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二、车牌号为辽GQ06**号长城牌轻型普通货车归被告袭春杰、郝维华所有；三、被告袭春杰、郝维华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原告赵冰、被告王敬明合伙财产分劈款每人197416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四、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207元，由原告赵冰负担4725元，被告袭春杰、郝维华负担3241元、被告王敬明负担3241元，保全费2520元，由被告袭春杰、郝维华负担。原审判决宣判后，袭春杰、郝维华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一审法院未对合伙期间实际经营盈亏进行清算，仅根据几份银行流水单据就对合伙财产进行确认。例如：一审法院未对合伙期间上诉人袭春杰、郝维华的工资支付（2009年5月至2011年4月），并且简单的按合伙人数进行平均分配。因此，一审判决是错误的；2、一审判决认定刘长伟买鱼款11.82万元及徐涛买鱼款3800元均为合伙财产与事实不符，该两笔买鱼款是案外人张红艳出售自己养鱼的鱼款，11.82万元鱼款是当时上诉人袭春杰帮助张红艳出售鱼并将鱼款转账到上诉人郝维华银行卡上，事后上诉人袭春杰将全部鱼款转给张红艳，上诉人一审时提供的一组证据可以证明。3800元鱼款是张红艳本人亲自出售自己鱼所得款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款是合伙财产并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款已经交给上诉人袭春杰。因此，该两笔鱼款不应认定为合伙财产；3、一审判决认定孙震购买合伙养鱼三次，共计款项145350元，认定其中69400元已经入账，此认定正确。但认定75950元未入账与事实不符，袭春杰将剩余款项以45500元及17080元分两次入账，出现差额是因为记账错误造成的，上诉人同意承担差额部分即13370元；4、一审法院认定吴继平购买合伙养鱼64700元与事实不符，吴继平本人承认只购买合伙养鱼一次，被上诉人赵冰也承认吴继平购买合伙养鱼一次，法院也认定吴继平购买合伙养鱼一次，一审法庭调查时已经查明吴继平于2014年11月20日打给上诉人郝维华卡上鱼款96100元并且该笔鱼款已经入账，一审法庭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却认定64700元转账款为合伙养鱼款。因此，该认定错误；5、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袭春杰多支出5万元租赁费与事实不符。上诉人袭春杰支出这5万元并非是租赁费而是自己缴纳的合伙投资款，该笔款项袭春杰于2014年5月1日支付给常兴饲料款50660元，该支付凭证已经交给上诉人。一审时上诉人已经将该凭证提交给法庭，该笔款项支出后上诉人袭春杰忘记将该笔款项计入投资账。因此，该笔款项不应认定为合伙财产；6、2013年6月2日进的7万尾鱼苗是在二被上诉人明确表态不再继续养鱼的情况下（原合伙协议终止），由二上诉人投资进鱼苗进行养殖，后来被上诉人赵冰也出资10万元，因被上诉人王敬明没有出资，这批鱼收益不应分给被上诉人王敬明，二上诉人与赵冰应当按投资比例对这批鱼苗收益进行分配。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2、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上诉费。被上诉人赵冰当庭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王敬明当庭答辩称，上诉人说我后来没有投资与事实不符。我一直参加着渔场的经营和管理，每次盈利的分配均平均分配，最后一次也有我的份，而且上诉人没有异议；后来在经营过程中的流动资金是大家集资的，第一个5万元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赵冰商定后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到山东各拿的5万元进了鱼苗，不存在我不拿钱的问题，我的原始股在投资里，第二个5万元是交了最后一年的棚款，上诉人垫付了15万元，找我要的时候我在丹东，过了4个月我给了上诉人。以上就是筹集流动资金的事情。因此，不存在我没有投资的情况。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五条规定“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的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本案中,关于二上诉人提出原审未对合伙期间实际经营盈亏进行清算就分割合伙财产,且未按原协议给上诉人提成，简单按合伙人数平均分配利润错误的上诉主张，经查，上诉人袭春杰与被上诉人赵冰、王敬明三人合伙经营鱼场的营业台账是赵冰根据袭春杰提供的原始收入及支出凭证作出的，原审中三合伙人对24.66万元的合伙账面余额均予以认可，在合伙账目清楚且各合伙人均认可的情况下，原审未组织清算直接进行利润分配并无不当。关于合伙财产的分割方式问题,虽2009年5月24日的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合伙利润在支付上诉人袭春杰5%的奖励费后剩余利润四方平均分配，但由于原合伙人孟武退出合伙，本案三个合伙人于2009年10月3日重新签订养鱼场经营方式调整协议书，该协议书第二条财产分割部分明确约定现有鱼场的资产按照原投资比例，采取简单并具有可操作性的财产分割原则进行分配。第四条又约定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2009年5月24日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书即行废除。在原投资合作协议书已被三合伙人废除，且调整协议书又明确约定财产分割采取简单并具有可操作性的原则进行分配的情况下，二上诉人依据废除的投资合作协议书要求在财产分割时应先给付袭春杰提成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予以支持。根据上述《民通意见》的规定，原审平均分配合伙利润正确。关于二上诉人提出刘长伟的11.82万元买鱼款及徐涛的3800元买鱼款均为案外人张红艳的个人财产，原审认定上述买鱼款为合伙财产错误的上诉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经查，虽上诉人袭春杰从邮政储蓄银行取款0.85万元的事实属实，但并不能证明其用该款垫付了张红艳的买鱼费用，且饲料经销商徐涛出具的饲料收款凭证存在连号、重复号以及票据编号与开具时间相互颠倒的情况。另，张红艳作为三人合伙养鱼场雇佣的工人，仅有通过劳动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并没有个人养鱼的权利，其如果要利用三人合伙的鱼场养鱼，应事先征得三个合伙人的同意并交纳相应的租赁费，但从现有证据看，对张红艳个人养鱼一事仅二上诉人知情，二被上诉人及鱼场的其他工人均不知情，且张红艳的鱼及饲料与合伙鱼场的鱼及饲料混在一起未加区分有违常理。再有，根据公安机关对买鱼人刘长伟的询问笔录记载，2014年10月24日刘长伟汇到上诉人郝维华银行卡内的11.82万元是刘长伟从上诉人袭春杰处买鱼的鱼款,该笔录并未证明鱼是由张红艳卖给刘长伟的。最后，原审查明张红艳2014年4月23日在中国农业银行办理了银行卡,与张红艳原审没有银行卡的陈述自相矛盾，且张红艳的农行卡2014年12月2日才注销，而2014年10月24日刘长伟的11.82万元买鱼款未打入张红艳的农行卡却打入上诉人郝维华的银行卡亦有违常理，上诉人又不能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释。综上，因二上诉人提供的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卖给刘长伟及徐涛的鱼系由案外人张红艳个人出资及饲养，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审认定上述买鱼款为合伙财产并无不当。关于二上诉人提出原审认定孙震的75950元买鱼款未入账错误，事实上其已于2014年5月30日将45500元买鱼款、6月15日将17080元买鱼款分两次入账的上诉主张，经查，关于孙震的买鱼款，根据上诉人袭春杰原审提供的卖鱼收款收据记载，除了本案争议的2014年5月22日51500元和6月10日24450元这两笔买鱼款外，2014年孙震还分别于2月24日、3月15日、4月26日从合伙鱼场买过三次鱼。且2014年5月22日51500元的买鱼款仅入账45500元、6月10日24450元的买鱼款仅入账17080元有违常理。入账数额与卖鱼数额亦不相吻合，无法确定入账的款项与卖鱼款系同一笔款，对此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故原审认定孙震这两笔买鱼款共75950元未入账正确。关于二上诉人提出吴继平2014年只到鱼场买过一次鱼，而原审认定其转账给上诉人郝维华的64700元为合伙买鱼款错误的上诉主张，经查，根据原审法院对上诉人郝维华在农业银行存款的查询记录记载，2014年9月28日吴继平向郝维华的农业银行账户转账64700元的事实属实，因二上诉人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吴继平转账给郝维华64700元款项的法律性质，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原审认定该款为合伙鱼款并无不当。关于二上诉人提出上诉人袭春杰多支出的5万元系付给常兴的饲料款，不应为合伙财产，而原审认定此款为多支出的租赁费错误的上诉主张，经查，上诉人袭春杰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多支出的5万元系付给常兴的饲料款，且对这5万元的支出，其并未以支付饲料款的名义入账，也未与二被上诉人进行沟通有违常理，故原审认定该款为上诉人多支出的租赁费正确。关于二上诉人提出2013年6月2日进的7万尾鱼苗被上诉人王敬明没有出资,故这批鱼的收益不应分给王敬明,应由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赵冰按投资比例进行分配的上诉主张,经查,虽然被上诉人王敬明对2013年6月2日进的7万尾鱼苗没有出资,但由于2014年11月30日三合伙人才解除合伙关系,进该批鱼苗时仍为合伙期间,且进该批鱼苗的出资款后来用三人合伙的财产向两位出资人即上诉人袭春杰和被上诉人赵冰进行了返还,故该批鱼的收益应归三合伙人共有。关于二上诉人提出应给付其2009年5月至2011年4月期间工资以及车辆损失的上诉主张，因本案系被上诉人赵冰提起的诉讼，原审中二上诉人并未对拖欠工资及车辆损失问题提出反诉，故对上诉人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调整。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722.50元，由二上诉人袭春杰、郝维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玉龙审判员  李 阳审判员  方结平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刘 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