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6民终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央储备粮南通直属库，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法定代表人：朱雪峰，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祎，江苏祎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周易，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志刚，男，1971年10月2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如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永红，江苏通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央储备粮南通直属库（以下简称中粮南通库）因与被上诉人陈志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2017）苏0623民初11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粮南通库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案涉借款系花某与陈志刚的个人借款，中粮南通库不承担还款义务。事实和理由：一、陈志刚与花某、胡建忠夫妇办理的借款手续以及履行支付借款的行为，结合众所周知的社会常识，本案不符合中粮南通库作为一家央企单位借款的特征。具体表现为：1.借条上所盖公章的位置不符合正常的单位借款的形式，花某与胡建忠的签名位置更符合个人借款的特征。2.胡建忠不是中粮南通库的员工，借条上有其签名，进一步佐证系个人借款。3.案涉两笔借款均是在马路上、汽车里进行的交付，不符合单位借款的特征。4.案涉借条上未注明利息，事实上却要收取高额利息，亦不符合单位借款的特征。5.央企是中央财政拨款单位，不存在向社会、个人高息融资的可能。二、从案涉借款的情形分析，陈志刚与花某恶意串通，将个人借款私自加盖单位印章转嫁风险，是一种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1.花某在刑事案件中的供述、公安的情况说明以及刑事案件审理的其他相关材料证明，花某与陈志刚之间系个人借款，偷盖单位印章是应陈志刚的要求实施的。2.花某与陈志刚约定的高额利率证明，陈志刚为获取月息10%的高额利率回报，将风险转移至中粮南通库，符合其追求不正当利益的心理特征。3.陈志刚已经从花某夫妇处通过多年的借放高利贷获得了高额回报，致使花某夫妇债台高筑、走投无路，在这样的情形下，双方一拍即合恶意串通转移债务。三、花某与陈志刚恶意串通、多次挪用单位公款向陈志刚归还所借高利贷的情况，竟然被一审法院认定为陈志刚相信是单位借款的理由，该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花某利用其职务之便多次挪用单位公款汇付给陈志刚以归还高利贷本息，并在汇款凭证中捏造“支付货款”的名义，陈志刚对以上情形明知，且与花某恶意串通，如果是单位借款，汇款目的应当是归还借款，同时还应注明支付利息的数额。四、退一步讲，即使中粮南通库对单位印章管理不严，也应当根据法律规定认定中粮南通库的过错责任，不应该直接判决中粮南通库与陈志刚之间成立借款合意。五、一审法院遗漏重要当事人。借条上有花某、胡建忠的签名，与表见代理的一般形式不符，一审法院应当依职权追加落款人花某、胡建忠为共同被告，以查清借款主体到底是谁。六、花某陈述案涉借款系收到现金后缴入单位账户，一审法院予以认可，而对于花某陈述借款是个人借款且是陈志刚主动提出需要担保，一审法院未予认可，对同一份证据采用了不同的裁量标准。花某、胡建忠作为真正的借款人，其借款目的在于掩盖挪用资金的违法犯罪行为，该行为具有隐秘性，不可能告诉中粮南通库，中粮南通库也不可能或应当知道，故花某应对该行为自行负责。
陈志刚辩称，一、借款主体是中央储备粮如东直属库（以下简称中粮如东库）。借条上盖有中粮如东库的公章，如果不是单位借款并在借条上加盖公章，陈志刚不会出借。花某是中粮如东库的会计，其与胡建忠在借条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是经办人。花某在如东县人民法院（2016）苏0623民初3339号案件（以下简称3339号案件）庭审中陈述，案涉两笔款项均于借款当天进入了粮库账户，进一步说明是粮库借款。至于花某陈述钱是她个人借的，用于归还单位借款，与事实不符，花某做该虚假陈述系担心如实陈述会加重其挪用公款罪的量刑。因此，花艳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该陈述的内容不具有证明力。二、中粮南通库的辩解理由均不能成立。1.借条上加盖公章的位置不影响借款主体的认定。中粮南通库认为公章盖在左边不符合通常做法，这是其和花某的问题，反而说明中粮南通库及其经办人花某有欺诈陈志刚之嫌。2.2014年12月11日借款时，陈志刚以为胡建忠也是中粮如东库的职工，直到2015年1、2月份，陈志刚到中粮如东库要钱时，才知道胡建忠不是中粮如东库的职工。花某在公安侦查卷中陈述：“开始我老公胡建忠帮助粮库收购小麦，由粮库提供资金去收购小麦”，能够进一步说明陈志刚一直认为胡建忠是粮库的人。3.不能机械地以是否在单位交付款项来判定是不是单位借款，应当以借条上是否有粮库的公章来判定借款主体。4.中粮南通库认为陈志刚与花某串通完全是颠倒黑白。如果陈志刚和花某串通，不可能在借出30万元之后不到一个月花某却逃跑，陈志刚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三、中粮南通库向陈志刚借款、还款，粮库负责人及会计都是明知的。从中粮南通库在3339号案件举证内容看，粮库曾经还款给陈志刚47万余元，且转账支票上有粮库负责人缪建中和会计钱爱俊的签章。花艳在3339号案件中当庭陈述，向陈志刚所借的两笔款项当天就入了单位粮库的账户，进一步补强说明确系单位借款。至于该两笔借款是否被花艳侵占或挪用，则是中粮南通库内部管理的问题，与陈志刚无关。四、退一步讲，即使中粮南通库没有委托花某向陈志刚借款，其也应承担还款责任。1.花某是粮库的会计，向陈志刚出具盖有粮库公章的借条，陈志刚完全有理由相信是粮库借款，更何况前几笔借款的还款都是从粮库账户汇给陈志刚的，更加让陈志刚确信案涉两笔借款是单位借款。2.在中粮南通库所举证的公安笔录中，花某陈述还款的钱是从粮库账上转给出借人的，也印证了陈志刚是善意无过失的事实。3.转账支票、汇款凭证的内容都是由粮库会计单方面填写，陈志刚并不清楚，其只看到银行卡上收到的数额，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不是单位借款、还款。五、花某的借款行为是职务行为，借款主体是单位，故本案无需追加花某、胡建忠为共同被告。六、陈志刚对原审判决第二项有异议，金额为20万元的借条写明借期一个月，对该20万元应当从2015年1月12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逾期利息。综上所述，一审认定借贷关系发生在陈志刚与中粮南通库之间、中粮南通库应承担还款责任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中粮南通库的上诉，同时对利息部分予以纠正。
陈志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中粮南通库归还陈志刚借款本金30万元；2.中粮南通库支付利息（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自借款之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3.诉讼费由中粮南通库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2月11日，花某、胡建忠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陈志刚现金贰拾万元整（200000），借期一个月”，花某、胡建忠在借条右下方签名，借条左下方空白处加盖中粮如东库财务专用章。
2014年12月30日，花某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陈志刚现金壹拾万元整（100000）”，由花某在借条右下方签名，并加盖中粮南通库财务专用章。
陈志刚在庭审中陈述，案涉借款系直接将现金交付给花某，由花某交到中粮如东库账户内，其认为中粮如东库为案涉借款主体，故提起本案之诉。
另查明，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南京分公司于2015年1月23日发出《关于撤销中粮如东库、海门市海门港国家粮食储备库法人资格的通知》，载明由南通直属库吸收合并如东库和海门库，如东库和海门库法人资格注销后，作为南通直属库的非独立核算分库管理。2015年12月30日中粮如东库注销。
陈志刚曾于2016年7月13日就案涉两笔借款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后撤诉，案号为（2016）苏0623民初3339号。在该案第三次庭审笔录中，第三人花某发表应诉陈述意见为“1.借款是由胡建忠与陈志刚联系的，是因为此前挪用了单位资金，需要归还，所以我向陈志刚借款。2.借款是我个人借的，不是粮库借的。3.因为陈志刚提出需要担保，而我不能提供担保，所以借款时我在借条上加盖了公章。”……问“陈志刚把借款交付给你之后，你大概多长时间就进了单位账户？”花某答“立即把钱进了单位账户，把亏空补上了”……问“你把钱进了单位账户上，有没有凭证记录？”，花某答“没有，怕被发现，自己把凭证做平了”。
庭审过程中，中粮南通库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花某、胡建忠挪用公款罪一案的相关卷宗材料，一审法院依法调取查阅。案外人花某在侦查阶段的询问笔录中关于与陈志刚的借款有如下表述：2015年10月13日如东县公安局对花某的询问笔录第三页“从2011年7月份至2013年8月份左右，我和胡建忠主要是向季雪松、陈志刚每个月借钱来做平单位的账目的，这里面资金来往的次数太多，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因为每次结算的利息比较高，陈志刚跟季雪松有时候月底会打电话给我问我要不要借钱还单位的帐。就是因为每次支付的利息很高，大概要8分至一角的利息”；第四页“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为了去填平单位被我挪用的账目，先后于2014年8月26日、2014年12月11日、2014年12月30日通过写借条私自在借条上加盖单位财务章向陈志刚分别借款15万元、20万元、10万元”。2015年2月5日如东县人民检察院对案外人花某调查笔录第五页检察人员问“胡建忠是否清楚你用公款归还高利贷的情况”，花某答“他清楚的。最初我和胡建忠商量归还高利贷时，胡建忠让我先用单位上的钱归还高利贷的。后来每次向放高利贷的人借钱时，都是我们一起出面向放高利贷的人借钱的，借条都是我写的，我向朱亚峰、季雪松、陈志刚借钱时，都加盖了我们单位财务专用章，这是他们要求的，如果我不盖章，他们就不把钱借给我。”2015年2月13日如东县人民检察院对花某讯问笔录第十九页检察人员问“你向季雪松、陈志刚、朱亚峰、张宗华等人借钱是否出具借款手续”，花某答“都写了借款手续的，借款人签的是我的名字。只有在我向季雪松、陈志刚、朱亚峰借款时，我出具给他们借条上加盖了我们单位的财务专用章”，问“你为什么要在出具给季雪松、陈志刚、朱亚峰的借条上加盖了你们单位的财务专用章？”，答“这是他们要求的，如果我不在借条上加盖我们单位的财务专用章，他们就不把钱借给我”，问“你加盖单位财务专用章所借的钱是如何处理的？”，答“被我以现金缴款的方式交到我们单位账上，用于圆账的，因为在此之前，我用单位账上的钱归还了我向他人借的钱。”2015年3月9日如东县人民检察院对陈志刚的询问笔录“2014年12月11日、2014年12月30日分别借了20万元、10万元，这两笔钱的借条是花某写的，这20万元钱我是马塘车站南面的小虎鱼饭店给花某和胡建忠的，10万元是我向我朋友陈安军借的，钱是陈安军给花某、胡建忠夫妇的，借条是写给我的。”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花某及花某夫妇出具借据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单位行为，借条加盖中粮如东库单位财务专用章，责任由谁承担？
从借条的形式上看，2014年12月11日20万元的借条由花某、胡建忠在借条右下方签名，并在借条左下方加盖中粮如东库财务专用章，且胡建忠并非中粮如东库的工作人员，该借条的格式并不符合常理。关于案涉两笔借款，花某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及3339号案件中多次陈述，其向陈志刚曾多次借款，且利息都很高，借款主要是为了平公司账目，陈志刚有时候月底会打电话给其问要不要借款，而且每次借条上加盖公章也是应陈志刚要求。在本案审理期间，法官又去南通女子监狱对花某进行了调查，其陈述与在公安、检察机关反映的内容一致。花某多次一致性的陈述说明其一直认为案涉借款是其与陈志刚的个人借贷，与单位无关，是其个人或夫妇为了将单位账目做平而实施的个人借贷行为。关于案涉借款的交付，陈志刚陈述是现金交给花某，由花某再进入公司账目，花某在3339号案件也认可了案涉30万元的交付方式。由于花某借款的目的就是为了平中粮如东库账目，其当然会在借款后直接将案涉30万元转入中粮如东库的账户内。
从以上三点分析，陈志刚、中粮南通库之间似乎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但花某在向陈志刚出具借据时的身份是单位会计，借据上又盖有单位财务专用章，陈志刚与花某之前发生的借款业务也加盖有单位财务专用章，而且花某也有通过粮库账号汇款或者转账给陈志刚的情况，这些足以让陈志刚有理由相信借款是花某为单位借款，且花某亦多次陈述，收到现金后即缴入单位账户，中粮南通库应对本单位会计花某加盖财务专用章对陈志刚出具借条的民间借贷行为负责，故案涉借贷关系发生在陈志刚、中粮南通库之间，中粮南通库应承担还款责任。至于利息问题，由于双方在借据中没有约定，依法只能支持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银行贷款利息。综上，涉案民间借贷合法有效，对陈志刚的诉求予以支持，判决：一、中粮南通库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陈志刚借款300000元。二、中粮南通库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陈志刚以借款本金3000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自2017年2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借款利息。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花某、胡建忠系夫妻关系，花某在出具案涉两份借条时系中粮如东库的会计。花某因犯挪用公款罪，被如东县人民法院判处拘役四个月。胡建忠因犯挪用公款罪，被如东县人民法院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如东县人民法院（2016）苏0623刑初11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以下事实：胡建忠高息借款用于弥补生意亏损和交通事故赔偿，在无力偿还高息借款后，利用花某担任中粮如东库财务科副科长的职务便利，指使花某于2012年6月4日、5日挪用公款人民币4万元、15万元，归个人使用，超过三个月未还；于2013年1月挪用公款共计人民币70万元，归个人使用，三个月内已归还共计人民币48.4万元，尚余共计人民币21.6万元超过三个月未归还。花某、胡建忠案发前已退还全部挪用的公款。
再查明，一审法院曾在2017年3月27日的开庭过程中征求中粮南通库的意见，问其是否申请追加花某、胡建忠为第三人，其代理人回答：鉴于胡建忠难以送达，花某已将借款过程通过3339号案件陈述清楚了，同时考虑到花某所在监狱开庭程序繁琐，本次诉讼不再申请追加第三人。后一审法官于2017年8月18日前往南通女子监狱对花某进行调查核实，并制作调查笔录一份，花某陈述：其在检察院和公安局的陈述都是事实；关于案涉两张借条，其事先和陈志刚电话联系好借多少钱，然后把借条写好，把单位的章盖好，再去双方约定的地点交钱，拿到钱后把借条给陈志刚，两张借条的盖章位置不一样，是其随便盖了一下，没什么意思；其和陈志刚之间所有的借条都加盖过财务章，案涉两笔借款一笔是在车上交付的，还有一笔不记得了，陈志刚借钱给其都是现金，没有把钱打到单位账户的情况，有几笔还款是从单位账上还给陈志刚的；陈志刚的钱当天就交到单位账上了，其是用现金交款单交的，因为是平单位账，其借了陈志刚的钱肯定现金交款到单位银行账上。
还查明，中粮南通库在3339号案件中提交过中粮如东库向陈志刚汇款的汇款凭证数份，金额合计47万余元，注明的用途是支付货款，汇款凭证上加盖有粮库负责人及财务主管的印章。
二审争议焦点为：1.案涉两笔借款的借款主体是谁，中粮南通库在本案中是否承担还款责任；2.本案是否需要追加花某、胡建忠为共同被告？
本院认为，花某向陈志刚出具案涉两份借条时的身份是中粮如东库的会计，其在借条中加盖中粮如东库财务专用章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中粮如东库应对案涉借款承担法律后果。现中粮如东库已并入中粮南通库，中粮如东库在本案中的债务由中粮南通库继受。在案件事实已经查清的情况下，本案无需追加花某、胡建忠为共同被告。具体分析如下：
关于争议焦点1，花某在案涉借条中加盖印章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中粮南通库应承担还款责任。
首先，花某在借条中加盖财务专用章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法律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本案中，花某是中粮如东库的会计，其在案涉两份借条上加盖中粮如东库财务专用章的行为系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至于中粮如东库对花某职权的限制，系内部约定，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其次，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花某与陈志刚恶意串通。花某陈述陈志刚要求其在借条中加盖财务章，表明陈志刚要求与中粮如东库而不是花某个人发生借款关系。从中粮南通库在3339号案件中提交的汇款凭证看，中粮如东库在案涉两笔借款发生前曾数次向陈志刚汇款，金额高达47万余元，陈志刚有理由相信花某有权代表中粮如东库向其借款。虽然汇款凭证中载明的用途是支付货款，但陈志刚作为出借人，其不可能因为汇款凭证中填写的用途与实际不符而拒收还款，中粮南通库亦未能举证证明其和陈志刚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向陈志刚支付大额款项而不审查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与常理不符。中粮南通库上诉认为陈志刚应当明知央企无须向个人借款，该抗辩理由不足以认定为社会常识，难以据之确认陈志刚主观上存在过错。
再次，案涉两笔借款均已交付。花某自认向陈志刚借款是用于平单位的账，其收到陈志刚交付的款项后当天现金交款至单位账上，生效刑事判决书亦认定花某、胡建忠案发前已退还全部挪用的公款，故花某将案涉两笔借款交至中粮如东库的账上具有高度可能性。中粮南通库一、二审中均未积极提交财务账册供法院核对，花某在接受一审法院调查时陈述陈志刚借钱给其都是现金、没有把钱打到单位账户的情况，结合中粮如东库此前数次向陈志刚汇款的事实，本院认定陈志刚向花某交付现金30万元的事实存在。因民间借贷系实践性合同，款项一经交付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即告成立，出借人的主要义务即已完成，借款人收到借款后用于何处，与出借人无关。中粮南通库对案涉两份借条中所盖财务专用章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应对案涉两笔借款承担还款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2，花某在案涉两份借条的落款处签名，胡建忠在2014年12月11日的借条中签名，但均未注明该二人的身份，因陈志刚一审中未对该二人提出诉讼请求，而花某在3339号案件中已到庭陈述了相关事实，一审法院在判决作出前也前往南通女子监狱向花某进行了调查核实，故即使花某、胡建忠不到庭参加诉讼，亦不影响案件事实的查明，且一审时法院曾征求中粮南通库的意见，问其是否申请追加花某、胡建忠为第三人，中粮南通库明确表示在本案中不申请追加，故一审未追加花某、胡建忠为共同被告并无不当。该二人需承担何种法律责任，本案不予理涉。
综上所述，中粮南通库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中央储备粮南通直属库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兴娟
审判员 蔡荣花
审判员 沙 楠
二〇一八年二月一日
书记员 张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