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岑巩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2626民初382号
原告：黄应梅，女，1980年9月24日出生，侗族，贵州省岑巩县人，初中文化，务农，住贵州省岑巩县。
原告：杨国均，男，1939年8月2日出生，侗族，贵州省岑巩县人，务农，住贵州省岑巩县。
原告：杨慧琳，女，2006年9月15日出生，侗族，贵州省岑巩县人，住贵州省岑巩县。
原告：杨再垒，男，2008年8月31日出生，侗族，贵州省岑巩县人，住贵州省岑巩县。
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伟，贵州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工商执照号：520000000011789,住所地为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遵义路30号。
负责人：刘月进，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凯，男，1983年7月1日出生，住贵州省凯里市，系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仁萍，女，1975年9月17日出生，住贵州省岑巩县，系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职员。
原告黄应梅、杨国均、杨慧琳、杨再垒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22日立案受理，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过程中，因案情复杂，于2017年7月28日裁定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黄应梅及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伟，人保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凯、田仁萍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应梅、杨国均、杨慧琳、杨再垒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人保公司向黄应梅、杨国均、杨慧琳、杨再垒支付保险金26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人保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3月16日，黄应梅、杨国均、杨慧琳、杨再垒亲属杨长闵（投保人、被保险人）在人保公司销售人员姚梦珍介绍下到该公司位于贵州省××县××镇代理点购买保险，同日，杨长闵在人保公司提供的合同及相关材料上签字，该合同由人保公司盖章后交付给投保人杨长闵。该合同险种名称为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并附加如意随行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两项险种的保险金为2万元，交费期满日为2027年3月16日，首期保费合计516.60元，2017年3月17日，杨长闵向人保公司交付了保险费516.60元。2017年4月13日７时56分，杨长闵驾驶湘Ｎ×××××轻型自卸货车沿坪（亚）绞（强）线行驶至0km＋35m处桥头“Ｙ”型交叉路口时倒车驶出路外翻坠于河边，造成杨长闵当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因投保人杨长闵与人保公司所签《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利益条款》第五条第三款自驾车意外伤害身故或者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规定：“被保险人以驾驶员身份驾驶或乘客身份乘坐私家车期间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被保险人于年满七十周岁的年生效对应前身故或高度残疾，本合同终止，本公司按上述第一款的约定给付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上述第二款的约定给付意外伤害身故或高度残疾保险金后，再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13倍给付自驾车意外伤害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然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仅向黄应梅（杨长闵妻子）、杨国均（杨长闵父亲）、杨慧琳（杨长闵长女）、杨再垒（杨长闵长子）赔付了4万元保险金，还有26万元（合同基本保险金额13倍×2万元）未予赔付。为此，原告遂诉至法院。
人保公司辩称，杨长闵与我公司签订《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属实，我公司已于2017年5月26日按《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利益条款》第五条第二款赔付了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4万元，因被保险人杨长闵肇事车辆所有权人为怀化湘桥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不是私家车，该合同保险条款第十一条对私家车进行了明确的解释；投保人购买保险后有十天的犹豫期，我公司已经通过专门客服电话95××9询问投保人杨长闵是否了解合同全部内容，得到投保人杨长闵确认了解合同内容的答复后，本保险合同才生效。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于黄应梅、杨国均身份证、杨慧琳、杨再垒户口簿、黄应梅结婚证、保险合同业务收款收据、人保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交通事故认定书、疾病证明书、户口注销证明、杨长闵驾驶证、行驶证、岑巩县天马镇黄土塘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岑巩县公安局天马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人保公司营业执照等证据，当事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黄应梅、杨国均、杨慧琳、杨再垒出示的《个人保险基本条款》、《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利益条款》。人保公司提出《个人保险基本条款》、《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利益条款》内容真实，但《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利益条款》第五条明确约定保险责任赔付分为六种情形，人保公司已经依照该利益条款第五条第二款的约定给付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4万元，该利益条款第十一条释义中已对私家车的定义以横线予以突出，因杨长闵肇事时驾驶车辆湘Ｎ×××××轻型自卸货车不符合本利益条款规定的私家车标准，故不能再按本利益条款第五条第三款“再按本合同基本条款保险金额的13倍给付自驾车意外伤害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之规定给付。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2、黄应梅、杨国均、杨慧琳、杨再垒出示的怀化湘桥运输服务公司出具的车辆挂靠证明、怀化湘桥运输服务公司营业执照、怀化市首信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据。人保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车辆使用性质应以机动车行驶证记载为准。本院认为，结合湘Ｎ×××××机动车行驶证记载内容及庭审查明事实，可以证实湘Ｎ×××××轻型自卸货车所有权人为怀化湘桥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使用性质为货运。3、经黄应梅、杨国均、杨慧琳、杨再垒申请，姚明、张刚、杨长槐、杨长兴、杨某均、杨林光、代国龙七名证人出庭作证。对于上述证人的证言，人保公司提出，姚明确实跟黄应梅等四人到人保公司咨询赔付的事实，对张刚、杨长槐、杨长兴所述与姚梦珍谈话内容不知情，杨某均在购买本公司保险后接到回访电话，杨林光、代国龙知道最高赔付标准。本院认为，姚明、张刚、杨长槐、杨长兴证言能够证明四人听姚梦珍说本案可以赔付30万元，杨某均的证言能够证实其在购买人保公司保险后曾接到该公司回访电话，杨林光、代国龙的证言能够证实二人知道发生事故后的最高赔付标准。4、人保公司出示的电子投保确认单。原告方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证实人保公司已经尽到了提示和明确说明的告知义务。本院认为，结合证人杨某均提供的电子投保确认单，杨长闵与人保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是事实，且业已履行，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5、人保公司出示的电话录音光盘及电脑截屏单。原告方对该证据的三性提出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证实人保公司已经尽到了提示和明确说明的告知义务。本院认为，该证据可以证实人保公司95××9号码于2017年3月26日对号码为180××××8522进行过回访的事实。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3月14日，投保人杨长闵在人保公司签订电子投保确认单，该单投保事项为《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及《国寿附加如意随行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其中《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保险金额为2万元，保险费为484元，《国寿附加如意随行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保险金额为2万元，保险费为32.60元，2017年3月16日，杨长闵向人保公司交付了保险费516.60元，并与人保公司签订保险合同（组）号：2017-522626-522-01500124-1的保险合同，该合同内容包括《个人保险基本条款》、《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利益条款》，合同生效日期为2017年3月17日，保险期间为30年。2017年4月13日７时56分，杨长闵驾驶湘Ｎ×××××轻型自卸货车沿坪（亚）绞（强）线行驶至0km＋35m处桥头“Ｙ”型交叉路口时倒车驶出路外翻坠于河边，造成杨长闵当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人保公司依照《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利益条款》第五条第二款的约定给付原告方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4万元。原告方认为人保公司应依照《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利益条款》第五条第三款自驾车意外伤害身故或者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规定：“被保险人以驾驶员身份驾驶或乘客身份乘坐私家车期间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被保险人于年满七十周岁的年生效对应前身故或高度残疾，本合同终止，本公司按上述第一款的约定给付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上述第二款的约定给付意外伤害身故或高度残疾保险金后，再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１３倍给付自驾车意外伤害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的约定再行赔付26万元（合同基本保险金额2万元×13倍），双方协商未果，原告遂诉至法院。
另查明，湘Ｎ×××××轻型自卸货车所有权人为怀化湘桥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使用性质为货运。电话号码180××××8522的开户名为杨长闵，身份证号码为，开户时间为2012年11月6日。
本院认为：杨长闵与人保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对于黄应梅、杨国均、杨慧琳、杨再垒要求人保公司按该合同《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利益条款》第五条第三款自驾车意外伤害身故或者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规定：“被保险人以驾驶员身份驾驶或乘客身份乘坐私家车期间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被保险人于年满七十周岁的年生效对应前身故或高度残疾，本合同终止，本公司按上述第一款的约定给付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上述第二款的约定给付意外伤害身故或高度残疾保险金后，再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13倍给付自驾车意外伤害身故或身体高度残疾保险金”再行赔付26万元（合同基本保险金额2万元×13倍）的诉讼请求，本院分析认定如下：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合同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用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的规定。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和第十二条“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以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的规定。本案中，关于不同的赔偿标准虽属格式合同，但人保公司提供的该合同《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利益条款》第十一条释义对“私家车”加横线予以标注，并对“私家车”的定义作了详细说明，且人保公司通过95××9对杨长闵进行回访，得到杨长闵确认其看过并已了解该合同内容的答复。可以认定人保公司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提醒和告知义务，应当视为杨长闵接受了人保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并自愿受此条款的约束。
其次，该合同《国寿如意随行两全保险利益条款》载明了自驾车意外伤害身故、客运交通工具意外伤害身故、航空意外伤害身故等不同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的不同赔偿标准。由此可见，人保公司在关于不同意外伤害赔偿标准的约定中，并未直接免除自身的赔偿责任，而是基于被保险人发生意外伤害身故方式的不同对应性赔偿，故该条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的“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之情形。
再次，杨长闵作为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成年人，应当对其自身投保行为及相应后果有理性的判断，对其自身签订合同产生一种关注进而询问发生意外伤害身故情况如何处理的义务。
综上所述，黄应梅、杨国均、杨慧琳、杨再垒要求人保公司支付保险金26万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应梅、杨国均、杨慧琳、杨再垒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200.00元，由原告黄应梅、杨国均、杨慧琳、杨再垒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州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陈秋月
审判员 张 锐
审判员 粟 兵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日
书记员 杨林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