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20民初5811号
原告：上海神仙酒厂。
法定代表人：李国柱，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武，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西湖，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祖惠。
原告上海神仙酒厂与被告张祖惠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3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武、余西湖，被告张祖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被告不具有原告的股东资格。事实与理由：原告原为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2000年，根据国家关于搞活小企业经济的各项指导意见，按照相关规定，原告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改制时，原告的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8,180,000元（以下币种同），包括被告在内的当时119名在职职工工商登记为企业股东。被告于2000年6月20日出资入股50,000元，被告于2002年8月10日出具股份接受单，增加股份30,000元。2004年2月，被告从原告处离职。根据股份合作制企业中“职工离开企业时股份不能带走”的指导意见，被告不得再继续持有原告股份。按照该规定及约定，原告向被告支付了该部分股份所对应的股本金80,000元，并以“配股”形式向被告支付了2000年至2004年期间的全部股本收益、扣除个人所得税13,980元后共计55,920元。被告离职后，其已不具有原告股东资格，但被告却迟迟未配合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故原告提起诉讼。
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于2005年从原告处退休（包括留用3年），并非原告所称于2004年离职。原告转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后，被告的总股金为230,000元，其中本金80,000元，集体配股150,000元，且本金80,000元于2007年2月支付，并非2004年支付完毕。被告于2002年将本金80,000元参股于曹炎根名下，后续参股于王建强名下，没有带走参股本金，最后这些股金归入原告，退股清单只是手续问题。被告的股份本金80,000元应结算至2006年底，但原告只结算到2004年底。
围绕诉讼请求当事人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告提交的企业信息一份、股东股金清册一份、股权证及股份接受单一份、股份退还清单一份、配股结算清单一份，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被告提供的配股结算清单一份、股东股金清册一份、参股协议书二份，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被告提供的书面结算清单及结算清册，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系股份合作制企业，成立于1989年1月2日，注册资金为8,180,000元，每股1,000元，共计8,180股，被告现是原告工商登记股东。2000年6月20，被告入股原告，股金金额为50,000元。2012年8月10日，原告出具上海神仙酒厂股份接受单，确认接收被告的30,000元入股金额。
另查明：被告于2004年2月在退股清单上签字确认已收到原告退还的股本金80,000元，并在配股结算清单上签字确认收到原告支付的股本收益（2000年至2004年）55,920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是否享有原告的股东资格？
对此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股份合作制是兼有合作制与股份制两种经济形态特点，实行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相结合的一种新型公有经济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企业不同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也不属于合伙企业，我国立法机关尚未制定规范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组织和行为的法律及行政法规。本市企业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主要参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1997年7月发布的《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国家体改委指导意见”）及上海市人民政府1997年5月17日发布的《上海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市政府暂行办法”）。因此，被告在离职以后是否具备股东资格的问题，应依据上述两个规定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具体来说：
第一，国家体改委指导意见第二条规定：“……在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有机结合。劳动合作是基础……资本合作采取了股份的形式，是职工共同为劳动合作提供的条件，职工既是劳动者，又是企业出资人。……”；第五条规定：“职工投资入股。……不吸收本企业以外的个人入股。职工离开企业时其股份不能带走，必须在企业内部转让，其他职工有优先受让权”。市政府暂行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设立后，股东所持股份不得退股。但遇职工股东调出、辞职、除名、退休、死亡等情况，可由企业按企业章程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处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与股份合作制企业相关的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则作出更为具体的规定，该解答第七条明确规定：“鉴于股份合作制企业具有劳动合作与资本合作相结合的特征，企业职工因退休、调离、辞职或被除名等情形离开企业，参照国家体改委指导意见和市政府暂行办法的规定，其不再具有企业劳动者的身份，相应也不再享有企业股东的资格，故其原持有的股权应当按照章程约定予以退让，由企业或其他职工受让。”第八条亦明确规定：“……依据企业章程的约定，持股职工因退休、调离、辞职或被除名等情形离开企业，不再符合持股条件，应将其所持有的股权转让给企业或企业指定的受让人，并办理相关出资证明或股权证缴销手续。企业应当依据股东变更的事实，对企业章程和股东名册进行变更登记。持股职工拒绝办理股权转让手续或交回出资证明、股权证的，企业可按照章程约定或股东大会决议，取消该持股职工的股东资格，并可请求对其持有的股权予以收购……”。由上述规定可知，股份合作制企业兼具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的特性，且劳动合作是基础，资本合作则是为劳动合作提供条件，企业职工因退休、离职、辞职或被除名等情形离开企业后，其不再具有企业劳动者的身份，劳动合作的基础已丧失，以股份形式体现的资本合作亦缺乏存在的依据，因此，已经离开企业的职工丧失劳动者身份的同时，相应也不再享有企业股东的资格，其原持有的股权应当按照章程约定予以退让。本案中，被告已从原告处离职，不再具有劳动者身份，因此，其不再是原告的股东，不再享有原告的股东资格。关于被告离职时间的问题，被告辩称并非2004年从原告处离职，对此，被告并未提供证据；退一步而言，即便如被告所辩称的其于2005年从原告处退休，根据上文所述，被告仍然不再享有原告的股东资格。因此，本院对被告的上述辩称不予采信。
第二，根据上述分析，股份合作制企业兼具劳动合作与资本合作的特点，被告离职以后，劳动合作的基础已经丧失，不应再享有原告的股东资格。而关于资本合作的处置，则属于被告股东资格丧失以后其原持有股权份额作何处理的程序性问题，并不会影响被告已丧失原告股东资格这一事实。根据上述规定，该程序性问题的处理则可采以下两种方式：一是，由原告回购被告持有的股权份额；二是，由其他股东受让被告持有的股权份额。本案中，被告离职后，其原持股权份额已经进行处理，既已由原告予以回购。具体来说：被告离职后，原告已向被告退还股本金及股本收益，且被告亦签字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即原告已通过向被告支付股本金及股权收益的方式回购被告持有的原告股权。至于原告回购股权以后作何处理，则属于原告内部事项，与本案无涉。被告辩称，原告没有将2005年至2006年的股权收益进行分配，故被告不应丧失股东资格。对此，本院认为，被告的上述辩称不能成立。理由：其一，如上文所述，本院已认定原、被告就股权回购达成合意，原告回购被告的股权已经向被告支付被告认可的对价，故本院认定，被告的股权权益已经享受完毕；其二，退一步而言，即便被告的股权权益尚未得到足额清偿，但如前所述，被告离职以后，其股东资格自然丧失，被告原所持股权份额的处理仅是被告股东资格丧失后的程序性事项，因此，被告股权权益未得到足额清偿的事实并不影响被告实质性丧失原告股东资格这一事实。本院注意到，原告提交的配股结算清单上由被告领取的款项的性质未作明确约定。对此，本院认为，被告离职时，原告已向被告退还股本金80,000元，而退还股本金的同时退还相应的股权收益符合交易常理，而且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配股结算清单上的款项系作他用，故本院有充分理由认定，该配股结算清单退还的款项属于股权收益，故本院对被告的上述辩称不予采信。
第三，本院注意到，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被告现在仍登记为原告的股东。对此，本院认为，登记机关对股东的登记本身并无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其本质上属于证权性登记，仅具有对善意第三人宣示股东资格的证权功能。而本案系属原告内部纠纷，并不涉及善意第三人信赖的问题，因此，在股东资格认定的问题上，不能以登记机关宣示性的登记作为主要依据，而应以股东的实质特征作为认定的依据，即本院上文所做分析。
综上所述，无论从劳动合作、资本合作亦或工商登记的角度看，被告已不再持有原告的股权，不再享有原告的股东资格。故本院对原告的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张祖惠不具有原告上海神仙酒厂的股东资格。
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由被告张祖惠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 琳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曹宇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八条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