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44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增，男，1968年7月7日出生，汉族，河北省泊头市营子镇东柏舟市村农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民（刘国增之兄），住北京市大兴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向征，女，1984年7月28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西芦垡村农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寇纯石，北京市融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春芳，女，1956年1月28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西芦垡村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书生，男，1952年5月26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西芦垡村农民。
上诉人刘国增、袁向征因与被上诉人袁书生、李春芳共有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初34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国增上诉请求,要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我的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拆迁资料能够证明袁向征为被拆迁人，我系袁向征的配偶，依据《拆迁补偿实施方案宣传手册》第19条第一项“被拆迁院落内户口在册的产权人直系亲属（含配偶）为安置对象”的规定，很明显我系拆迁被安置对象，原审法院未认定我为安置对象是错误的；原审判决已经认定我为上门女婿，与袁书生、李春芳共同生活，我作为家庭成员对建房出资出力，我应分得全部安置房屋及拆迁款的四分之一；我自2004年开始就与袁书生、李春芳在一个院落生活，对家庭付出很多，也曾向我兄长刘国民借款用于小孩治病，因此我应享有拆迁利益。
袁向征辩称，刘国增不符合《拆迁补偿实施方案宣传手册》对于安置对象的规定，不应该享有拆迁利益；刘国增也不是我家的上门女婿，我与刘国增婚后居住在刘国增的姐姐家，被拆迁院落均为袁书生、李春芳所建，刘国增没有任何贡献，刘国增也没有给过我钱。
袁向征上诉请求,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国增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刘国增对被拆迁院落没有任何贡献，不符合被拆迁院落当地的拆迁补偿方案规定的条件，不应当享有拆迁利益，原审法院认定其享有被拆迁院落十五分之一的贡献，明显缺乏事实依据。
刘国增辩称，拆迁院落是家庭共有的，我与袁向征结婚后，村里没有批宅基地，我作为家庭成员，应当按照四分之一的面积给我住房。
袁书生、李春芳辩称,涉案院落系我方加盖，刘国增没有出资出力，刘国增不享有拆迁利益，法院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刘国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魏C-8-2-1203房屋归我所有；2、袁向征、袁书生、李春芳给付我拆迁补偿款33万元及自2015年12月9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33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袁向征、袁书生、李春芳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书生与李春芳系夫妻关系。二人共育有二个女儿，分别为：袁向征、袁然然。刘国增与袁向征原系夫妻关系，2006年5月1日，刘国增与袁向征的女儿袁玉莹出生；2007年11月29日，刘国增与袁向征登记结婚，根据农村习俗，刘国增为上门女婿。2016年9月9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判决刘国增与袁向征离婚。2016年11月17日，本院对上述判决予以维持。
诉争院落的房屋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西芦垡东街北巷13号。上述院落于2015年期间被拆迁。根据拆迁档案中的北京市房屋勘察表显示：诉争院落的房屋共分为1、2、3、4、5、6、7、8几个部分。刘国增称：5部分是在2009年建的，为南房4间，2、3、7部分是在2010年建的，1、4、6、8部分是在2005年建的，袁向征、袁书生、李春芳对此不予认可，认为上述房屋是在2008年之前建造的。根据原审法院调取的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西芦垡村东街北巷13号的航拍图显示，该院落在2009年、2010年间曾经建房。
对于建房一节，刘国增称：2009年，建南边房屋的时候，刘国增在家种地，参与建房，因房屋建造是承包出去的，所以刘国增和李春芳、袁书生、四舅去青云店买的木材和盖房的板子，当时是刘国增出的钱，大概2000元左右，刘国增白天种地，家里用刘国增的时候就干活，刘国增和袁向征清理建筑垃圾，刘国增买料、拉沙子，平时帮助扒扒墙头、弄弄砖。2010年北数第二排4间房屋和东、西厢房也是刘国增出资建的，刘国增当时卖了老家的房屋，当时一共出资了50000多元，刘国增交给了其老舅，其老舅将钱交给刘国增的岳母，当时家里人都在场。
袁向征、袁书生、李春芳称：刘国增的陈述不属实，2009年盖房的时候刘国增根本没有出资出力，诉争房屋全部都是袁书生与李春芳建造的。当时刘国增在批发菜、卖水果，在刘国增的姐姐家住。在建房过程中，刘国增一分钱都没有给过，连孩子的抚养费到现在都没有给，建房刘国增根本没有出资出力过，结婚后刘国增就没有给过袁向征钱。袁然然作为袁书生、李春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审中表示房屋全部是由其父母所建造的。
关于二人婚后居住的问题，刘国增称:其作为上门女婿，婚后与袁书生、李春芳在一起居住，刘国增和袁向征住在西屋，袁书生和李春芳住在东屋，都住在北院。2009年11月份，刘国增与老人发生了一次矛盾。在2010年刘国增开始上班，住单位住的时间长，2010年我回家次数多；2011年去了西红门，平均一个月回两次家，其他时间住单位。袁向征称：其结婚后刘国增与袁向征住在刘国增的姐姐家，在前大营，因为袁向征的父母不同意，一直都没有认可刘国增。什么时候回家住的想不起来了，孩子挺大的了，因刘国增总与李春芳吵架就不在袁书生家里住了。
该院落的拆迁协议载明：拆迁人为北京兴福临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被拆迁人为袁书生、袁向征、袁然然，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一套宅院，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西芦垡村东街北巷13号，宅基地面积483.72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330.72平方米，被拆迁人按照定向安置选房方式确定选房指标为362.79平方米。产权划分承诺书及分院确认，载明袁书生承诺将宅基地面积483.72平方米中的241.86平方米及现状房屋中的165.36平方米划分到袁向征名下。购房清单为魏C-8-2-1203号房屋，面积为89.72平方米，总价为595741元，魏B-12-1-901号房屋，面积为89.72平方米，总价为586769元，魏B-12-1-801号房屋，面积为89.72平方米，总价为584974元，魏C-8-1-101号房屋，面积为89.72平方米，总价为576002元，购房价款总计2343486元。《终审确认单》载明：拆迁补偿款中，区位补偿价2106600元，房屋重置成新价款316728元，装修及其他附属物定额补偿款为314184元，合计为2737512元。拆迁奖励及补助款中载明：未建房奖励211140元，工程配合奖300000元，搬家补助费14512元，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为10000元，房屋周转费为403740元，设备迁移费为2180元，合计941572元。弃楼补贴19550元，拆迁补偿总计3698634元，购房价款2343486元，剩余款额1355148元。产权划分承诺书及分院确认中，载明家庭成员情况为：李春芳、袁向征、袁然然、袁玉婷、袁玉莹、刘国增，刘国增的名字后被划掉。关于名字被划掉的情况，袁向征、袁书生、李春芳称，当时签字的时候没有字，是空白的，字是后来有的。袁向征称：因袁向征父母不承认刘国增，拆迁签字的时候袁向征的父母都看了拆迁协议，不可能有刘国增的名字，有刘国增的名字李春芳、袁书生也不会签字。刘国增称其找过拆迁办，拆迁办让刘国增交材料，不清楚签名被划的事情。
《2016年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周边配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实施方案》第十九条载明：因结婚、出生、回国、军人退伍转业、经批准由外省市投靠直系亲属等原因应办理户口迁入而尚未办理的，经村委会、属地政府共同确认后，可认定为安置对象。刘国增提交的证据中未载明其经过村委会、属地政府共同确认。
刘国增称其出资的50000元是2011年3月份把老家的房屋卖了，有协议，卖了85000元。刘国增提交的房屋买卖协议载明，刘国增有正房4间、南房3间、东房2间，共计210平米，房屋售价为85000元，此房出售给刘国旺，落款日期为2011年3月9日。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刘国增为上门女婿，根据农村风俗习惯，其与袁书生、李春芳共同生活。本案中，根据航拍图显示，诉争院落在2009年、2010年间曾经进行了扩建，虽双方当事人陈述不同，但法院足以认定诉争院落的部分房屋系在刘国增、袁向征夫妻存续期间所建，该院落拆迁后，刘国增依法应当享有该院落的拆迁利益。我国农村房屋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权属登记制度，确认农村房屋的权属状况应当以房屋建造中的贡献为依据。刘国增自述在婚后的2009年11月与袁书生、李春芳发生矛盾，在2010年刘国增开始上班，住单位住的时间长，2011年去了西红门，平均一个月回两次家，其他时间住单位，故对其2010年建房的出资出力情况，法院结合该情况进行认定。刘国增称其将卖房所得用于建房出资，然而其自述建房发生在2009年至2010年间，而其提交的房屋买卖协议签订于2011年，对该协议，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法院综合考虑诉争院落的原有房屋状况、改扩建的情况、刘国增与袁向征的婚后生活状况、刘国增与袁书生、李春芳的相处情况、刘国增的居住情况、刘国增的收入及经济能力情况等因素，认定刘国增对院落整体形成的贡献大小为十五分之一，刘国增应当取得拆迁利益的十五分之一，因刘国增未被确认为安置对象，对其要求取得拆迁安置房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因拆迁补偿总计3698634元，根据其份额，刘国增共应当取得的拆迁利益为246575.6元。根据产权划分承诺书及分院确认，诉争院落现状房屋中的165.36平方米在拆迁协议签订的过程中划分到了袁向征名下，因刘国增拆迁利益的取得处于与袁向征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袁向征所取得的拆迁利益中应当包括刘国增所应当取得的份额，袁向征应当自其取得的拆迁利益中给付刘国增246575.6元。对刘国增主张的其他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于2018年1月判决：一、袁向征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刘国增拆迁补偿款共计246575.6元；二、驳回刘国增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
二审补充查明，《2016年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周边配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实施方案》第十九条安置对象的认定（一）被拆迁院落内户口在册的产权人及直系亲属（含配偶）；（二）因服兵役、上学、服刑等原因导致户口迁出的，经村委会、属地镇政府共同确认后，可认定为安置对象；（三）因结婚、出生、回国、军人退伍转业、经批准由外省市投靠直系亲属等原因应办理户口迁入而尚未办理的，经村委会、属地镇政府共同确认后，可认定为安置对象。
本院审理中，袁向征称涉案房屋的拆迁利益与其无关，亦未领取拆迁款。袁书生称其领取了全部拆迁款。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刘国增上诉称其系拆迁被安置对象，但根据《2016年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周边配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实施方案》对于安置对象的认定，刘国增的户口并不在被拆迁院落内，且刘国增未办理村委会、属地镇政府共同确认其为安置对象的手续，故本院对刘国增的该项上诉意见不予采纳。因刘国增并非涉案院落的被安置对象，其要求分得拆迁安置房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刘国增称其将卖房所得用于建房出资，然而涉案院落改扩建房发生在2009年至2010年间，而刘国增提交的房屋买卖协议签订于2011年，故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纳。刘国增上诉称其对涉案院落的建设存在出资出力，袁书生对此不予认可，刘国增未提供有效的证据证实其主张，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意见不予采纳。刘国增对涉案的院落不享有共有权利人的利益，原审法院认定刘国增对涉案院落有贡献比例，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根据《拆迁补偿、补助与奖励明细表》所载，袁向征、袁然然因分户各享受工程配合奖10万元，袁向征取得该笔款项发生在与刘国增婚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刘国增有权要求分割该笔款项，本院依法予以分割。因袁向征、袁书生均承认涉案院落的拆迁补偿款全部由袁书生领取，袁书生尚未向袁向征分配工程配合奖10万元，故袁书生应向刘国增直接支付该笔款项。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初346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初346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袁书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刘国增5万元；
三、驳回刘国增的其它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刘国增负担4000元（已交纳），由袁向征负担10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至原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6250元，由刘国增负担5200元（已交纳），由袁向征负担1050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军华
审判员 李蔚林
审判员 曹 雪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张晓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