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济民四终字第4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男，1974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山东甸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工，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李斌，山东瀛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学俊，山东海中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春莲，女，1953年6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济南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明华，男，1980年8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济南市。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尹志勇，男，1983年12月9日出生，汉族，济南市中民意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济南市。
原审被告李士诚，男，1949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原审被告李国，男，1977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济南市。
以上两原审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斌，山东瀛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田延宝，男，1965年4月2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王波，山东德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娄焕历，山东德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刘洪亮，男，1979年12月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唐明珠，山东业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建因与被上诉人陈春莲、董明华、原审被告李士诚、李国、田延宝、刘洪亮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4）高民初字第3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5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建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斌（同时系原审被告李士诚与原审被告李国的委托代理人）、张学俊，被上诉人董明华及其与被上诉人陈春莲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尹志勇，原审被告田延宝的委托代理人王波，原审被告刘洪亮的委托代理人唐明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2009年李建购买了一处位于济南高新区孙村街道办事处辛庄村的旧宅。为修缮该旧宅，2014年3月28日（实际施工第一天），李建之父李士诚持该案涉房屋的钥匙为施工人员开门并在现场看管。施工人员田延宝将在孙村劳务市场等待招零工的田洪福及董超叫至李建该旧宅施工。董超负责将田延宝用电镐打碎的砖从墙底部抠出来。上午10点左右，董超和其他工友在拆案涉宅院院墙时，院墙突然倒塌将董超砸倒，当场不治身亡。庭审中，经陈春莲、董明华申请，与死者董超共同为案涉房屋施工的田洪福出庭作证，证实是田延宝在劳务市场找到的董超与田洪福，田洪福与董超自带工具到李建家中施工，工钱是随干随给。田洪福认为施工完应由李士诚向施工人员支付劳务报酬。庭审中李士诚认可认识董超，李士诚、李建、李国对董超发生事故死亡的时间、地点无异议。李建抗辩为修缮该房屋经人介绍找到刘洪亮安排施工，口头约定费用8000元其没有支付，刘洪亮对此不予认可，庭审中刘洪亮抗辩其仅向李建推荐田延宝进行施工，并未与李建、李士诚谈过工钱，亦未收取劳动报酬。李建未能提供其与刘洪亮签订的书面施工合同、刘洪亮书写的收到条或其他证据证实其与刘洪亮存在承包关系。田延宝庭审中陈述案发当日李士诚要求对案涉宅院拆墙，田延宝认为其干不了，李士诚就让田延宝去劳务市场找两个人，田洪福和董超就来到了案涉宅院参与施工。刘洪亮、李国未实际参与案涉房屋施工，未指挥现场施工方法，事故发生时亦不在现场。李士诚、李建、李国、田延宝、刘洪亮均未向死者董超支付劳务报酬。又查，死者董超未取得村镇建筑工匠相关资格证书。陈春莲系死者董超之妻，董明华系死者董超之子，无其他第一顺序继承人。死者董超之子董明华、儿媳焦玉美、董超的弟弟董越处理了董超死亡后事，庭审中陈春莲、董明华主张共计三人从3月28日事发至4月16日董超火化，三人均误工19天，其他当事人对此不予认可。李建、李国系兄弟关系，李士诚与李建、李国系父子关系。
原审法院认为，死者董超在为李建修缮旧宅的施工过程中发生墙体倒塌事故，李建对董超死亡的时间、地点的事实无异议，原审法院应予确认。李士诚系李建之父，其持有案涉房屋的钥匙为施工人员开门并在现场看管，根据李士诚与李建的近亲属关系与李士诚在该施工过程中现场管理所起的的作用，原审法院认定李士诚系李建委托的管理人员，在本案施工中李士诚的行为后果应由李建承担。陈春莲、董明华系死者董超第一顺序继承人，其向李士诚主张赔偿各项经济损失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李士诚认识死者董超，但未审查董超是否具备从事相应劳务的基本技能亦未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措施，李建作为该案涉施工劳动成果的接收人、受益人，对董超的死亡应承担相应责任。
董超系在为李建旧宅的修缮施工过程中死亡，李建虽未向其支付劳务报酬，但形成了事实上的个人间的劳务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本案施工过程中，死者董超无相关建筑工匠施工从业资格，施工过程中在墙体底部抠砖系采取危险施工方法应当预见可能产生的损害后果仍继续施工，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故其自身对该事故的发生也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综合考虑死者董超自身的过错程度及本案实际情况，原审法院对死者董超与李建之间的过错比例确定为3：7。关于陈春莲、董明华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其按山东省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64元×20年=565280元计算，李士诚、李建、李国、田延宝虽对责任承担有异议，但对计算标准本身无异议，陈春莲、董明华的计算标准与依据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根据李建应承担的70%的责任比例，依法支持李建赔偿陈春莲、董明华死亡赔偿金395696元。关于陈春莲、董明华主张的丧葬费23193元，其计算标准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李建应承担的70%的责任比例，李建应赔偿陈春莲、董明华16235.1元。关于陈春莲、董明华主张的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其主张3人均误工19天不符合通常处理丧事的误工天数，原审法院酌情计5天，可按上年度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77.4元／天×3人×5天=1161元。对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根据李建应承担的70%的责任比例，依法支持812.7元。关于陈春莲、董明华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死者董超在该事故中存在一定过错，李建系个人雇主，李建应酌情向陈春莲、董明华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元。李士诚、李建、李国抗辩死者董超的死亡原因系与董超共同施工的全体施工人员采取危险的施工方法导致墙体倒塌，全体施工人员均存在过错均应负法律责任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关于陈春莲、董明华向李国主张的赔偿责任，因李国非案涉房屋所有人，亦未参与案涉房屋施工，陈春莲、董明华向李国主张赔偿各项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陈春莲、董明华向刘洪亮主张的赔偿责任，虽然李建抗辩该案涉工程发包给刘洪亮，但刘洪亮与李建未签订相关施工承包合同，李建未能向原审法院提交收到条或其他证据证实其向刘洪亮支付了承包费用或存在承包费的约定，事故发生时刘洪亮未在现场指挥，陈春莲、董明华及李建不能向原审法院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刘洪亮与死者董超形成雇佣关系，陈春莲、董明华向刘洪亮主张赔偿各项损失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陈春莲、董明华向田延宝主张的赔偿责任，田延宝系刘洪亮向李建推荐的施工人员，田延宝未收取李建、李士诚、刘洪亮的劳动报酬，其在本案的法律关系中处于为李建实际施工的雇员地位，陈春莲、董明华向田延宝主张赔偿各项损失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李建向陈春莲、董明华支付死亡赔偿金395696元。二、李建向陈春莲、董明华支付丧葬费16235.1元。三、李建向陈春莲、董明华支付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812.7元。四、李建向陈春莲、董明华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3500元。五、以上一至四项李建向陈春莲、董明华共计支付416243.8元，限李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六、驳回陈春莲、董明华对李建的其他诉讼请求。七、驳回陈春莲、董明华对李国、李士诚、刘洪亮、田延宝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231元，由陈春莲、董明华负担2687元，由李建负担7544元。
上诉人李建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李士诚根本不是李建委托的管理人员，也不具有看管责任。首先，李建从未委托其父李士诚在案涉现场进行看管，李士诚也没有在现场指挥、监督施工的行为。李建将旧宅改造的事宜全部交由刘洪亮进行，故不需再委托其他人对拆建的事宜进行所谓的“管理”。由于李建还有自己的工作，所以由住在院内的李士诚在干活的当天为施工人提供开门的方便，此举合情合理，并且田延宝夫妻二人、董超、田洪福的施工工具等全部都是他们自带，根本不存在李士诚所谓的“看管”的必要。田延宝、田洪福、董超等人用电镐挖空墙的根部、整体放倒墙的极其危险方法时，李士诚根本不在现场，更谈不上指挥现场施工和所谓“看管”的事实。其次，田延宝是施工的组织者，对施工的内容有其具体安排，甚至对选择开工时间具有决定作用。为证明相关事实，李建提交了看望田延宝时的录音证据，该录音能够证明如下事实：旧宅政造中的具体危险施工方法是由田延宝、董超、田洪福商议后，田延宝决定实施的，田延宝在使用电镐寻找电源时，李士诚根本就不在李建的家里，根本不存在李士诚对施工现场进行“管理”的事实，并且原审中各方均没有提供李士诚进行所谓“管理”的有效证据。再次，原审判决将李士诚为施工人员开门的行为，以及李士诚与李建的亲属关系，推导出“李士诚系李建委托的管理人员”，既不符合事实，也违背基本的逻辑，是错误的。最后，田洪福、死者董超是田延宝在劳务市场找去的，李士诚未与他们商谈报酬问题，田洪福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田洪福认为施工完由李士诚向施工人员支付劳务报酬”的观点无证据支持。而按照常理，田延宝亲自去劳务市场寻找田洪福、死者董超，其应当与田洪福、董超商谈报酬，事实上，也确实与二人商谈了报酬事宜，在李建与其父李士诚了解田洪福情况的录音中，田洪福说“他（田延宝）和砸着的那个嘀咕了一会说，你俩去就行啊，今天应该是找两个小工，小工、老师的吧，反正一天这么，到末了咱再一堆说吧，是这么着。去了扒完了，到垒时不用再找老师了，咱仨在这千千这点活就行了……”。按照当地劳务市场的行规，“小工’’、“老师”的实质就是确定具体的报酬，“到未了咱再一堆说吧”则是他们再一块算账，这实质上是田延宝与二人确定报酬的一种约定俗成。原审判决忽视了这一证据，没有调查清楚本案事实。另外，李士诚不是李建委托的“施工管理人员”，也不是以电镐拆墙及危险方法拆墙的提出者。因此无义务对危险拆墙负有安全注意义务。且原审各当事人及原审判决均没有提出拆除墙体需要怎样的防护措施。二、原审判决认定李建与死者董超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个人间的劳务关系”，是错误的，李建与死者董超之间不存在事实上的劳务关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件的首要问题是确认劳务关系，而确定劳务关系则要看提供劳务者是否为接受劳务一方所选任，并在从事劳动活动时受接受劳务者的指挥和监督，以及是否一方提供劳务，另一方给付报酬。具体到本案而言，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死者董超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务关系，显然不符合上述情形，且证据不足。1、原审判决认定李建与董超之间存在劳务关系，是基于其认定李建的父亲李士诚是上诉人委托的管理人员的错误结论，而有证据证明李建和其父亲李士诚均没有雇佣董超，也没有给董超支付报酬，甚至没有与董超商谈过报酬。2、李士诚没有在现场指挥并监督拆墙工作，尤其是没有指挥董超等人采用极其危险方法拆墙。3、在涉案的旧宅拆建过程中，上诉人只与刘洪亮进行改造费用的结算，李建与刘洪亮之间存在对案涉旧宅拆建的口头约定。根据李建向法庭提交的对尹勇的调查笔录证明，李建通过尹勇介绍认识的刘洪亮，李建将旧宅改造事项包工包料交与了刘洪亮，且根据约定李建应需首期支付8000元钱、具体拆建费用由刘洪亮根据当地工料价格核算后双方再行确定结算。虽然双方在最后尚未完全确定施工费用的具体支付数额的情况下，刘洪亮即安排田延宝进行施工，但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李建与刘洪亮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合同关系。4、李建没有雇佣死者董超，也没有指挥和监督包括死者在内的施工人员。以上已阐述，李建为修缮住宅通过朋友介绍将工程包给了刘洪亮，对于如何安排施工，上诉人并不知情。董超死亡事故发生后，施工人员第一时间告知的是刘洪亮，刘洪亮先于李建赶到现场。李建是接到李国的电话后，匆忙赶到的。由于不了解情况，李建与李士诚于事发当日午后与田延宝、田洪福（证人）见面进行了交谈。此前，对死者董超个人及施工情况毫不知情。5、李建没有雇佣田延宝，李建与田延宝之间也不存在劳务关系。李建未与田延宝商讨过劳务关系的任何内容，并且根据对田延宝的录音证据证实，田延宝在案涉过程中只对刘洪亮负责。三、李建对于董超的死亡不存在过错，原审判决对死者董超与李建之间的过错比例确定为3：7的证据不足。1、李建不认识董超，不知董超参与拆墙，未委托他人招用董超参与拆墙，不知道拆墙的具体方案，未指使他人以本案所涉危险方式拆墙。李建未做出上述行为，自然就不存在上诉人的过错问题。2、董超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包括死者在内的施工人员采用高度危险的拆除作业行为所致。根据田洪福一审中的当庭证言，案发时为使拆墙省力，田延宝、董超、田洪福采用在被拆墙体根部、沿水平方向在墙体内用电镐凿出一条一砖宽的深沟，然后向墙体有沟的方向推到墙体，从而达到快速拆墙的目的。为此，施工时田延宝用电镐在前面破碎墙体内的砖，董超用洋镐将碎砖从墙体内勾出，在这一工作快结束时，墙体突然倒塌，发生了将尚在墙体下的董超砸死的悲剧。根据对田延宝的录音材料，田延宝以及同在事发现场干活的田延宝的媳妇李国荣讲述的事故发生过程，与田洪福的上述证言内容一致。由此可见，该事故的发生系人为、外力造成，非意外事故，是死者董超用洋镐勾砖时直接将墙体勾倒所致，董超的死亡后果与包括董超在内的现场施工人员田延宝等人采取危险的施工方式具有唯一的、直接的因果关系，董超、田延宝对危险的施工方法的后果应当是明知的，从事危险施工方法也是故意的。施工人员应当预见此种危险方法施工可台邑产生的悲剧后果，却仍一意孤行致危害后果的发生。正是上述危险的施工行为导致墙体倒塌、董超被倒塌墙体砸死的唯一原因，由此所产生的危害后果是包括死者在内的现场施工人员共同所致，均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3、董超是否具有建筑工匠资格与本案的损害后果无必然因果关系，现行法律没有规定修缮农村住宅的人员应具备建筑工匠从业资格。而一审强加以李士诚审查责任于法无据，更何况，董超根本不是李士诚雇佣的。建设部于2004年6月29日废止了《村镇建筑工匠从业资格管理办法》，因此对于农村范围内的个体建筑人员，法律无强制性资质要求。而从事实上，董超等现场施工人作为长期从事农村建筑劳务的从业人员，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和建筑劳动技能，否则也不会采用本案所涉的危险拆墙方法，董超等人应当能够预见以此法拆墙的可能后果，却轻信避免或疏忽大意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依照相关法律原则，包括董超在内的现场施工人员均存在全部的过错责任，并且是董超不幸死亡的唯一原因，董超、田延宝等危险方法参与人员应承担董超死亡的全部过错责任，上诉人无责任，以3：7的比例确定董超与上诉人的民事责任于法无据，有失公允。四、原审判决以董超存在危险施工方法为由，确定董超应承担30%的过错比例，说明一审考虑了过错产生的原因和承担者的责任，确定了危险方法的施工者的责任问题，但对于另外的危险方法施工者，如田延宝，却以“全体施工人员均存在过错应负法律责任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为由，不予追责。原审判决该认定自相矛盾。五、原审存在程序错误。1、原审判决超诉讼请求判决，违反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陈春莲、董明华在诉讼请求中，要求刘洪亮、田延宝承担本案10%的连带赔偿责任，要求李建承担90%的责任。根据这一诉求，原审判决在没有判令刘洪亮、田延宝承担责任，驳回对其二人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只应对90%的责任作出判决。但是原审判决在确定董超承担30%的责任后，却让李建承担70%的责任，实际上除对全部责任进行了处置外，又强加给李建10%的赔偿责任，显然超出了诉讼请求，违反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本案程序违法。2、原审审理程序未完成，剥夺了李建的诉讼权利。一审第二次（一审共开庭二次）庭审，是因为追加刘洪亮、田延宝为本案被告，需该二人参与庭审。在第二次庭审时，刘洪亮、田延宝本人没有出庭，其代理人当庭未发表对李建提交的对田延宝、田洪福、刘洪亮的三份录音证据的质证意见，表示本次庭审后于庭下认真听过录音证据后，再发表质证意见。然而，此后原审再也没有对上述三人的录音证据进行开庭质证，径行作出了判决。因此一审庭审程序没有进行完毕，直接作出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剥夺了李建根据刘洪亮、田延宝的质证意见进行辩论的权利。退一步讲，即使刘洪亮、田延宝最后一次庭审后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书面质证意见，人民法院也应公开开庭就田延宝、刘洪亮的书面质证意见听取李建的意见，并且依法提供对其质证意见进行公开辩论的权利和机会。但原审并未保证李建的此项诉讼权利，程序违法。3、本案一审审理伊始，李建就为查清本案所涉事故的原因，向法院递交了对事故现场进行勘验和委托司法鉴定的申请书，但原审法院既未理睬李建的这一合法要求，也未对此作出说明，主观地认定事故的过错责任，既缺乏证据，又违背法定诉讼程序要求，造成了错误的判决。4、李建以田洪福参与了危险方法的施工、也系本案事故的责任人之一的理由，要求法院追加利害关系人田洪福为本案被告之一，但原审法院没有接受李建的请求，未追加田洪福为本案被告，显然系遗漏诉讼参与人的行为，程序错误。5、原审中李建的代理人对本案的代理意见有若干，但原审判决却只在判决文书中择取了一点，也就是说原审院只听到了李建一部分诉讼意见，而未依法听取李建全部的观点，显然有失公正，也违反了诉讼程序。六、关于当事人本人对事实的亲述证据与代理人庭审陈述的效力问题。田延宝的代理人与田延宝、李国荣的此前对事实的录音叙述是相悖的。案发后第一时间田延宝、李国荣对案发过程的直接叙述是相对客观的。根据法律规定，录音证据为民事法定证据之一，本案对田延宝的录音无疑是合法证据，该录音是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也就是作为案发当天事故现场直接参与人田延宝的本人亲述，无论从人性、情理上还是从社会逻辑上，田延宝夫妇对案涉旧宅改造的前期过程、其本人与刘洪亮、田洪福、死者董超之间的关系以及案发事故过程的叙述都是最真实客观的，其证据效力无疑是最高的。田延宝代理人的庭审陈述不能对抗田延宝对其亲历亲为事实的叙述。七、李建与刘洪亮存在合同关系，应适用《合同法》，原审以侵权法律关系确定李建的责任显然适用法律不当。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审理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对李建的诉讼请求或本案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陈春莲、董明华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李士诚自开始施工到发生事故均出现在施工现场，且田延宝去劳务市场找董超与田洪福系施工内容的改变而增加人手，均由李士诚授意，李建与李士诚之间系父子关系，李士诚开始施工时居住在涉案房屋内，因此原审认定李士诚系李建的管理人员正确。二、原审判决认定李建与董超形成事实劳务关系是正确的，董超虽不是李建亲自选任，但系管理人员李士诚委派田延宝去劳务市场选任的董超与田洪福，二人到施工现场后，李士诚没有提出异议，同意两人进行施工，也就是表明其与死者董超、田洪福的劳务关系。三、董超并无过错，应由李建承担全部责任，或者由李建承担主要过错，田延宝承担次要过错。
原审被告田延宝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因为田延宝系刘洪亮向李建推荐的施工人员，田延宝没有收取李建、李士诚、李国的劳动报酬，在法律关系中处于为李建实际施工的雇员地位，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原审被告刘洪亮述称：原审法院对本案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责任认定、法律适用准确，依法驳回对刘洪亮的诉讼请求正确。
原审被告李士诚、李国述称：对原审判决李士诚、李国不承担责任的结果没有异议，但分析部分说李士诚是李建的管理人员错误，原审判决认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及证据。
经审理本院认定，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田延宝系通过刘洪亮到李建所有的旧宅施工，董超、田洪福系田延宝从劳务市场叫至李建所有的旧宅施工。
本院认为，虽然田延宝系通过刘洪亮到李建旧宅施工，董超、田洪福系田延宝从劳务市场叫至李建旧宅施工，但是李建、刘洪亮、田延宝、董超、田洪福等人之间均无书面合同，各方当事人对各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陈述亦不一致。田延宝、李国荣、董超、田洪福在为李建拆墙过程中发生事故，造成董超死亡的后果，李建作为拆墙工作的受益人，应当举证证实其与董超等施工人员的法律关系。李建主张其将旧宅工程承包给刘洪亮，但李建与刘洪亮未签订书面施工合同，刘洪亮施工时不在现场组织施工，且亦未收取有关工程款，仅凭李建提交的有关录音证据及尹勇的询问笔录尚不足以证实李建的上述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并无不当。虽然董超、田洪福系田延宝从劳务市场找来，但该二人并不是长期跟随田延宝工作，亦无证据证实田延宝与董超、田洪福等约定了劳动报酬等雇佣的具体内容，并不能因此认定田延宝是接受董超、田洪福劳务者。综上所述，李建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其与董超之间的法律关系，李建作为拆墙工作的受益人，原审认定李建系接受董超劳务者并无不当。董超在采用较为危险的方式拆墙过程中未尽到必要安全注意义务，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过错，自身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李建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应当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组织施工，但其未对施工人员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未给施工人员提供必要的安全施工环境和安全设施，施工人员采用较为危险的方式拆墙未加以制止，过错较大，原审酌情认定其承担70%的责任，并无不妥之处。综上所述，李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231元，由上诉人李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邵举强
代理审判员 马立营
代理审判员 曹 强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吴秀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