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榕江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2632民初361号
原告：王老最，女，1986年1月21日生，苗族，小学文化，住贵州省从江县。
原告：康老才，男，1939年8月3日生，苗族，文盲，住贵州省从江县。
原告：杨老兰，女，1940年6月2日生，苗族，文盲，住贵州省从江县。
原告：康某1，男，2010年3月3日生，苗族，住贵州省从江县。
原告：康某2，女，2011年9月14日生，苗族，住贵州省从江县。
原告：康某3，男，2014年2月7日生，苗族，住贵州省从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文涛，贵州省从江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工作者。
被告：石朝武，男，1965年12月4日生，侗族，小学文化，住贵州省榕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安通，贵州省榕江县寨蒿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王老最、康老才、杨老兰、康某1、康某2、康某3诉被告石朝武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老最、康老才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文涛，被告石朝武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安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死亡赔偿金161805.6元、丧葬费23733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80798.96元，精神损失费20000元，合计386337.56元，因被告已支付78880元，尚余307457.56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因砍伐树木需要，于2017年4月11日早上打电话给康老忠，雇佣其到榕江县××镇××村砍树，工钱按照每天150元计算。接到被告的电话之后，康老忠于4月12日来到榕江县××镇××村，被安排砍伐位于该村河边的十几棵大树。由于被告提供的工作条件、工作场地、工作材料有限，且被告未提供安全防护工具，2017年4月13日，康老忠在砍伐大树的过程中不幸受伤死亡，家中仅留下高龄的父母、妻子及三个年幼的孩子，失去主要劳动能力，生活非常贫困。2017年4月l4日，经相关政府部门协调，被告先支付了原告78880元用于丧葬，其余损失被告至今不予赔偿。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遂提起本诉讼。
被告辩称，因寨章的一些白杨树已经老化，危害到村民的安全，村干经讨论后决定砍掉。被告觉得有部分树子还可以利用，与村干商量后达成口头协议，被告负责找人来砍树，能用于制作板凳、桌子等家具的树子，被告就出钱买下来，不能用的被告就不要。被告于2017年4月11日打电话给康老忠，让其4月12日到寨章砍伐白杨树，总共12棵。4月12日，康老忠砍了9棵树子，被告已支付工钱150元给康老忠。2017年4月13日，被告又通知康老忠来砍大桥下的3棵白杨树。由于同村村民阻止，这3棵树没有砍成，被告当即告知康老忠不用砍树了，让他回家。至此，被告与康老忠之间的雇佣关系已经终止。在事发地点的两棵白杨树，4月12日就已经砍倒了，因树子太大，被告认为运输成本太高，决定不要。康老忠遂问被告能否送这两棵树给他当柴火，被告表态同意后就回家了。康老忠就去将已经砍倒的那两棵白杨树锯断，用来做柴火，并在此过程中死亡。康老忠死亡时与被告已不存在雇佣关系，被告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应由其本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依法应予驳回；
事故发生后，原告家属纠集40余人到被告家要求赔偿。县、镇、村三级部门因急于化解矛盾，多次做被告的思想工作。原告家属称，如果被告不赔钱，就把死者抬到被告家，给被告造成了极大的思想压力。被告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无法律常识，在极度恐惧和无知的情况下，付给了原告78880元的丧葬等费用。赔付这笔钱是被告在受到胁迫下作出的无效行为，原告应将该款退还给被告。
原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
1、原告居民身份证及家庭户口簿复印件。证明原告的基本信息以及诉讼主体资格；
2、现场照片。证明康老忠受被告石朝武雇佣砍树及死亡的现场；
3、从江县停洞镇加哨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均系康老忠的直系亲属，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被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
1、被告居民身份证及家庭户口簿复印件。证明被告的身份信息；
2、榕江县公安局忠诚派出所询问石朝武的笔录复印件、张某与杨某共同出具的书面证明。石朝武自述，事发当天上午，石朝武通知康老忠来砍剩余的三棵白杨树，因村民阻止而没有砍成，石朝武就让康老忠回家了。但康老忠要求石朝武把已经砍倒不要的白杨树送给他作柴火，石朝武同意了。之后，康老忠死在已经砍倒的白杨树旁。被告石朝武与康老忠的雇佣关系在事故发生前已终止，康老忠发生事故导致死亡与被告无关。张某与杨某共同证明他们听到了石朝武与康老忠的对话，即石朝武让康老忠回家，康老忠向石朝武讨要砍倒的白杨树作柴火；
3、榕江县公安局忠诚派出所询问石某1（寨章所属安乐社区副主任）的笔录复印件。证明：①死者康老忠经常到寨章打临工；②康老忠向被告石朝武提供劳务的时间是2017年4月12日；
4、寨章村民石某2出具的证明及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康老忠在出事前，准备砍伐寨章大桥边的三棵白杨树，被正在西瓜苗圃地扯草的石某2劝阻；
5、寨章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石朝武在砍树当天（2017年4月12日）就向村干表态，不要位于村民吴洪全家门口的那两棵白杨树；
6、寨章村民石某3出具的证明及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康老忠平时比较喜欢收集柴火，别人不要的树木送给他，他都不会拒绝；
7、证人石某1当庭证明，2017年4月11日，寨章村委会喊石朝武砍树。4月13日上午，村民石某2向石某1提出桥边的三棵白杨树不能砍。大概9点半，石某1就去找石朝武，让他不要砍这几棵树。后来石某1听村民讲康老忠出事了，就打120求救。石某1到过事故现场，但不清楚康老忠具体的死亡过程；
8、证人石某2当庭证明，证实内容与其出具证明一致；
9、证人石某3当庭证明，证实内容与其出具证明一致；
10、证人张某当庭证明，证实内容与其出具证明一致；
11、证人杨某当庭证明，证实内容与张某的证言一致，但否认与张某共同出具过书面证明。
上述证据，原、被告已在庭审中进行了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1号证据无异议；认为2号证据已过举证期限，且照片只能证明康老忠的地点，不能证明被告与康老忠存在雇佣关系；原告提交的3号证据，被告认为该证据并没有证明康老忠的父母是否与他共同生活，是否主要由康老忠负责赡养。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1号证据无异议；被告提交的2号证据，原告认为村民张某、杨某共同出具一份证明不符合法律规定，且二人只是路过，不能确定是否听清楚被告与康老忠的对话，并不能证明死者与被告的雇佣关系已终止；被告提交的3号证据，原告认为，被告自述4月13日再次通知康老忠到寨章砍树，足以证明雇佣关系并没有结束，且康老忠就在当天因砍树受伤致死；被告提交的4号证据，原告认为村民石某2所证明的内容与本案没有关系，所证明的内容也是其单方证言，没有证明效力；被告提交的5号证据，原告认为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只能证明村委会与被告的关系，即村委会是否同意被告砍伐白杨树，不能证明被告与康老忠的雇佣关系已终止等情况；被告提交的6号证据，原告认为不真实，因为康老忠家并不缺柴火，且白杨树那么大，不可能用作柴火；对证人石某1、石某2、石某3、张某、杨某当庭出具的证言，原告认为五位证人均系被告同村村民，其证言的证明力弱，不能作为被告与死者雇佣关系终止的证据采用。且证人杨某否认与张某共同出具过书面证明，对上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疑义。
对原、被告双方提交的上述证据，经质证，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提交的1号证据，被告无异议，予以采信；
原告提交的2号证据，能够证明本案事发地点即康老忠死亡地点的状况，予以采信；
原告提交的3号证据，能证明几位原告与康老忠的身份关系，并与1号证据相互印证，予以采信。
被告提交的1号证据，原告无异议，予以采信；
被告提交的2号证据。石朝武单方的阐述，不能证明被告石朝武与康老忠之间雇佣关系终止。证人张某、杨某共同在一份书面证明上签字，但庭审中杨某称其本人并未在书面证明上签字，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被告提交的5号证据，系村民委员会超出其职责范围出具，含有主观认识的证明，故采纳原告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被告提交的3号、4号、6号、7号、8号、9号、10号、11号证据，均系证人证言。对于证言中涉及本案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故处理过程的相互吻合部分，予以采信；对于证明被告与死者雇佣关系已经终止的部分，被告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雇佣关系是否终止，直接涉及本案定性及被告是否担责，而上述证人均系与被告朝夕相处的同村街坊邻居，有一定利益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4月11日，被告石朝武用手机联系康老忠，雇佣其到忠诚××××村砍树，并约定工钱为每天150元。4月12日，康老忠应被告石朝武的要求来到忠诚××××村，并于当天砍倒9棵白杨树。4月13日上午，被告石朝武通知康老忠继续砍伐剩余的3棵白杨树。在康老忠准备砍伐位于寨章大桥边的3棵白杨树时，被寨章民石某2劝阻，康老忠遂停止砍伐白杨树。随后，康老忠对已经砍倒的白杨树断桐打枝，在此过程中被倒树压伤，导致死亡。事故发生后，经榕江县政法委联合忠诚镇政府、从江县停洞镇政府等部门对原、被告做协调工作，被告石朝武已支付原告丧葬等费78880元。现原告认为尚有经济损失未得到赔付，诉至本院，要求判令被告赔偿损失如诉请。
另查明，原告康老才、杨老兰系康老忠的父母，他们共生育有七个子女，均已成家。康老忠系康老才、杨老兰的第二个儿子，因在兄弟姐妹中结婚最晚，康老才、杨老兰与其共同居住。原告王老最系康老忠妻子，他们生育有三个子女，暨原告康某1、康某2、康某3。本案经调解未果。
本院认为，康老忠受被告临时雇佣，为其提供劳务，双方形成雇佣关系。原告诉称被告雇请康老忠是150元一天，被告在答辩中亦提到“已经支付了第一天的工钱150元给康老忠”，可印证被告与康老忠的雇佣关系是按天结算而非按照工作量结算。被告提出“在事故发生前，双方雇佣关系已经终止”的主张，因被告提供的证据不充分，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被告认为赔付给原告的丧葬等费用78880元，系受到原告胁迫而违背真实意愿，主张由原告退还该款。因“被告先行赔付原告78880元丧葬等费用”的初步共识，系在事故发生后，原、被告在双方各自所属的地方政府共同协调下，自愿达成的。被告未能提供其在政府组织协调期间受到胁迫的证据，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康老忠在砍伐树木的过程中死亡，其本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参与雇佣劳动过程中，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合理规避风险，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康老忠在被告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从事与砍树相关的工作，并在此期间死亡。在康老忠单独从事危险作业时，被告没有尽到安全提醒义务，亦没有采取任何安全保护措施保护雇员人身安全。康老忠受伤至死期间均无人发现及施救，足见被告作为雇主疏于管护，应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酌定由死者康老忠自行承担65%的责任，被告石朝武承担35%的责任。对原告主张赔偿的数额，本院依法确定如下：
1、死亡赔偿金：根据贵州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因康老忠属农业户口，按照2015年度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671.22元计算，死亡赔偿金应为133424.40元（6671.22元/年×20年=133424.40元）；
2、丧葬费：按照贵州省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因2015年贵州省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为47466元/年，丧葬费应为23733元（47466元/年÷12月/年×6月=23733元）。原告的计算标准符合法律规定，予以认定；
3、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抚养人还有其他抚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参照2015年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6644.93元/年计算，被扶养人康老才的生活费为4746.38元（6644.93元/年×5年÷7人=4746.38元）；被扶养人杨老兰的生活费为4746.38元（6644.93元/年×5年÷7人=4746.38元）；被抚养人康某1的生活费为36547.11元（6644.93元/年×11年÷2人=36547.11元）；被抚养人康某2的生活费为39869.58元（6644.93元/年×12年÷2人=39869.58元）；被抚养人康某3的生活费为49836.98元（6644.93元/年×15年÷2人=49836.98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135746.43元。根据“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按上述标准计算出的年赔偿总额为11866.14元，已超出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6644.93元）。故计算标准应调整为：第1-5年被抚养人康老才、杨老兰、康某1、康某2、康某3的生活费共计33224.65元（6644.93元/年×5年=33224.65元）；第6-11年被抚养人康某1、康某2、康某3的生活费为39869.58元（6644.93元/年×6年=39869.58元）；第12年被抚养人康某2、康某3的生活费为6644.93元；第13-15年被抚养人康某3的生活费为9967.41元（6644.93元/年÷2人×3年=9967.41元）。被抚养人生活费共计89706.57元（33224.65元+39869.58元+6644.93元+9967.41元=89706.57元），原告请求赔付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80798.96元，对于超出89706.57元的部分，不予支持；
5、精神抚慰金：康老忠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及经济支柱，因本次事故死亡后，其父母、配偶、子女在精神上受到较大打击和伤害。原告要求赔付精神抚慰金，合符情理。原告要求精神抚慰金的数额为20000元，结合原、被告的过错程度及本地平均生活水平，并未超出合理范畴，予以支持。
综上，原告的各项损失为266863.97元（133424.40元+23733元+89706.57元+20000元=266863.97元）。被告石朝武按其责任承担35%，即93402.39元。被告已先行赔付原告78880元，尚应赔付14522.39元（93402.39元-78880元=14522.39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石朝武赔偿原告王老最、康老才、杨老兰、康某1、康某2、康某3的各项损失14522.39元，该款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付清；
二、驳回原告王老最、康老才、杨老兰、康某1、康某2、康某3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913元，减半收取2956.5元，由原告王老最、康老才、杨老兰、康某1、康某2、康某3负担1956.5元，被告石朝武负担1000元。（被告石朝武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1000元，原告康老才已经垫付，待履行本判决时一并给付原告康老才。）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上诉，则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权利人应于判决书生效后两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判员 刘辉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四日
书记员 王静
附录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一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第十七条第三款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第一款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八条第二款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十一条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