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渝02民终27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志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71340299-0，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林钢新村1号志城家园7号商铺。
法定代表人：王润珍，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俊，云南恒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蒲治全，男，生于1966年5月20日，汉族,住重庆市万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佘阳坪，男，生于1966年8月2日，汉族，住重庆市巫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蹇兴宝，重庆峡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佘明勇，重庆峡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云南志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城公司）、上诉人蒲治全因与被上诉人佘阳坪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法院（2015）巫法民初字第009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志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俊、上诉人蒲治全，被上诉人佘阳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蹇兴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志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法院（2015）巫法民初字第00995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提交的《商铺认购协议书》与本案无关，且已解除，不具有法律效力。被上诉人从未与志城公司签订过《商铺认购协议书》，被上诉人提交的《商铺认购协议书》系志城公司与案外人陈大美签订，志城公司从未同意将该协议书中的权利义务转让给被上诉人。志城公司与陈大美签订的《商铺认购协议书》早已解除，陈大美至今未提出过异议，该协议书应认定为已经解除；2、被上诉人未与志城公司签订过《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被上诉人提交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系伪造，不是志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成立生效。被上诉人就本案诉争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本案诉请已向重庆仲裁委员会提出过相同的仲裁请求，该委支持了被上诉人的请求，志城公司对此不服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该院经审理做出（2014）渝一中法民特字第0153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本案诉争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系伪造，并据此撤销仲裁裁决，而本案一审判决却不顾上述民事裁定书所认定的事实，认定伪造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明显错误。同时，经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法院做出的（2013）巫法刑初字第0013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诉争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志城公司的公章系伪造。因此，该合同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本不成立生效；3、本案诉争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未实际履行。被上诉人从未向志城公司支付过购房款，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向志城公司支付过部分购房款没有事实依据。同时，志城公司也未向被上诉人交付过诉争商铺，被上诉人现在占有商铺系其非法占用，为此志城公司已多次通知被上诉人归还。如系志城公司交付商铺，被上诉人应当提交交付的相关依据，比如《商品房质量保证书》及《商品房质量保修书》；4、志城公司与蒲治全签订的《商铺认购协议书》及《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志城公司与蒲治全签订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经过了巫溪县房屋行政主管部门备案，蒲治全也已付清全部房款，因此，该合同合法有效。同时昆明仲裁委员会做出昆仲裁（2015）27号裁决书，认定志城公司与蒲治全签订的《商铺认购协议书》合法有效，并经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立案执行完毕，被上诉人虽提出异议，但已经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及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了其异议请求。一审判决不顾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事实，认定志城公司与蒲治全签订的《商铺认购协议书》无效，一审判决无权否定昆明仲裁委员会做出的昆仲裁（2015）27号裁决书、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及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所认定的事实，一审法院的做法严重损害了上述机构的司法审判权，行为违法应当予以纠正；5、一审判决严重侵害了蒲治全作为本案诉争商铺的合法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并且无法实际履行。本案诉争商铺已经由有权机关确认归蒲治全所有，如被上诉人对此有异议的话，应依法另案通过其他程序处理。本案诉争房屋系蒲治全通过法院执行程序合法取得，志城公司客观上不可能配合被上诉人办理产权登记至被上诉人名下，一审判决根本不可能履行，也严重损害蒲治全的合法权益。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作出公正判决。
蒲治全上诉请求同志城公司的上诉请求一致，其事实和理由与志城公司第5项的事实和理由相同。
佘阳坪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具体理由如下：1、陈大美与志城公司签订的《商铺认购协议书》并未解除，志城公司不具有解除合同的资格。陈大美在将房屋债权债务转让给被上诉人佘阳坪时向志城公司出具了承诺书；2、志城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不是伪造的，只是合同上的公司印章是志城公司的工作人员伪造的，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签订合同的真实性及合同的效力；3、志城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履行，陈大美已经支付了部分价款，房屋已经实际交付给陈大美，并由陈大美交付给被上诉人。虽然没有《商品房质量保证书》及《商品房质量保修书》，是因为交付房屋时，志城公司未向陈大美提供，且志城公司知晓被上诉人装修房屋的事实；4、志城公司与蒲治全签订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铺认购协议书》均无效。该《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被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渝高法民终字第00139号民事判决确认为无效合同。该《商铺认购协议书》系签订该《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基础，在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该《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效力的过程中，两上诉人向昆明市仲裁委提交了该《商铺认购协议书》仲裁，因此，两上诉人恶意串通的故意明显，该《商铺认购协议书》应为无效协议。该《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至今，蒲治全未向志城公司支付购房款；5、本案争议房屋虽已经登记在蒲治全名下，但被上诉人认为蒲治全只是通过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途径所得，而诉争房屋目前由被上诉人占有，蒲治全并未取得完整的物权。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书并没有确认诉争房屋的产权归蒲治全所有。志城公司的行为属于一房二卖，房屋产权到底归谁，要看合同的履行情况，被上诉人支付了房款并实际占用房屋，因此，一审判决志城公司协助被上诉人办理本案诉争房屋的产权至被上诉人名下正确。
佘阳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志城公司签订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2、请求确认被告志城公司开发的马镇坝世纪商城B区二层20-39轴商品房的产权归原告所有（或判决被告志城公司协助原告办理马镇坝世纪商城B区二层20-39轴商品房产权登记手续）；3、判决被告蒲治全协助原告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12月30日，陈大美（李相全前妻）与志城公司签订《商铺认购协议》，约定由陈大美认购志城公司开发的巫溪县马镇坝世纪商城B区二层20-51轴之间的商铺，该商铺建筑面积约为1000平方米（建成后实际面积约为1300平方米），单价1500元/平方米，总价为150万元；付款方式为分期付款，2007年12月7日交定金10万元，2008年1月25日前付总房款至50%，余款银行按揭；未在约定期间交付余款的，志城公司有权不退还定金，并有权另行出售房屋。《商铺认购协议》订立之后，陈大美于2007年12月11日支付了购房款定金10万元，又于2008年1月28日支付购房款20万元。因志城公司无力支付施工方工程款，经志城公司巫溪项目部销售人员张帮成协调，时任重庆市巫溪县裕宁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向旺鼎为支付工人工资曾三次领取陈大美的购房款共计50万元。
陈大美与李相全于2009年6月19日达成离婚协议，并于次日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了离婚登记。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世纪商城B区二层20-51轴商铺归李相全所有。后因李相全无力支付全部房款，遂将争议房屋中的一部分转让给佘阳坪。2009年6月22日，陈大美给志城公司出具书面承诺，其所购世纪商城B区二层的门市由李相全与佘阳坪共同拥有产权。张帮成通过在房屋分户户型平面图纸上划红线的方式指定了陈大美认购房屋的界限，并分别在分户户型平面图、承诺书中批注“图中红线所示为陈大美所购二号门市建筑面积1100平方米，以上多出部份，购房人按实际计算，2009年6月28日前办理正式购房手续”、“于2009年6月28日前办理正式购房手续”，并加盖了志城公司巫溪项目部公章（系张帮成私刻的虚假公章）。之后，张帮成以志城公司巫溪项目部的名义分别与李相全、佘阳坪订立了《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在合同书上加盖了志城公司巫溪项目部印章（系张帮成私刻的虚假公章），李相全、佘阳坪分别在各自的合同书上签名，但双方均未在合同书上注明订立合同的时间。李相全所签订合同中的房屋系世纪商城B区3号房屋，建筑面积为568.46平方米，商品房总成交金额852690元，并约定李相全于2009年6月30日前将房款付清。佘阳坪所签订合同中的房屋系世纪商城B区4号房屋，建筑面积523.96平方米，商品房总成交金额785940元，并约定佘阳坪于2009年6月30日前将房款付清。
2009年7月，李相全、佘阳坪占有该房屋，随后进行装修（所装修的世纪娱乐会所于2010年7月营业，于2011年3月停业）。2010年5月19日，志城公司向陈大美邮寄了《解除协议通知》和《解除商铺认购协议通知及停止擅自装修的通知》，认为陈大美没有按约定支付购房款，未签订正式合同便违法进场装修，要求解除《商铺认购协议》，并要求陈大美停止装修、排除妨碍。陈大美于同年5月26日收到该通知。
2010年5月20日，志城公司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蒲治全签订《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将B区二层20-51轴1306.88平方米商铺以每平方米750元卖与蒲治全。7月10日，蒲治全向巫溪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申请办理权属登记。巫溪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于同年7月28日向蒲治全颁发了“319房地证2010第0xxxx号”房屋所有权证。
2010年7月2日，志城公司以陈大美为被告、李相全与佘阳坪为第三人向该院提起诉讼［案号“（2010）巫法民初字00777号”］，要求解除与陈大美签订的认购协议，并承担违约责任、停止装修、恢复原状、排除妨碍。该案在诉讼过程中，陈大美、李相全、佘阳坪于2010年9月28日以巫溪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为被告、蒲治全为第三人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319房地证2010第0xxxx号”房屋所有权证。该院于2011年3月17日作出“（2010）巫法行初字第16号”行政判决，撤销巫溪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向蒲治全颁发的“319房地证2010第0xxxx号”房屋所有权证。蒲治全不服，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陈大美的商铺认购协议尚未依法解除、李相全的房屋抵押登记尚未撤销前，蒲治全向巫溪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申请办理房屋权属登记，隐瞒了前述实际情况，不符合申请登记的权属无争议的相关规定，遂于2011年6月23日作出“（2011）渝二中法行终字第40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2年7月16日，该院作出“（2010）巫法民初字00777号”民事判决，驳回志城公司提出的要求解除其与陈大美签订的商铺认购协议等诉讼请求。志城公司不服，向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对于志城公司与李相全、佘阳坪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志城公司已向重庆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其与李相全、佘阳坪签订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表明其认可与李相全、佘阳坪之间存在合同关系，而《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又是基于《商铺认购协议》而签订，至于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无效力，以及是否应解除与陈大美之间曾经签订的《商铺认购协议》，皆因志城公司已申请仲裁（后志城公司撤回仲裁申请），而不予审查。在此情形下，志城公司请求解除《商铺认购协议》的请求，不予支持，并于2012年12月3日作出“（2012）渝二中法民终字第0141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3年3月28日，蒲治全向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与志城公司签订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由志城公司立即交付商铺，并支付违约金及赔偿损失5515033.6元。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9日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成“（2013）渝二中法民初字第00049号”民事调解协议：一、蒲治全与志城公司于2010年5月20日签订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力，志城公司于2013年4月30日之前将位于重庆市巫溪县马镇坝世纪商城B二层20-51轴的房屋交付给蒲治全，并于交房时协助办理房屋产权登记至蒲治全名下；二、由志城公司补偿蒲治全40万元整，在签收调解书之日起七日内给付10万元，余下30万元在2013年5月31日之前付清。该案在执行过程中，李相全与佘阳坪向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诉，经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3年10月31日作出“（2013）渝二中法民监字第00008号”民事裁定，裁定再审。再审以蒲治全为再审原告、以志城公司为再审被告、以李相全与佘阳坪为再审第三人，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蒲治全与志城公司之间恶意串通，所订立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损害了李相全、佘阳坪的利益，属无效合同，故蒲治全与志城公司所达成的调解协议系履行该无效合同，损害了第三人李相全、佘阳坪的合法权益，其内容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撤销；蒲治全请求确认合同有效、志城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交付讼争房屋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遂于2014年12月18日作出“（2013）渝二中法民再初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一、撤销“（2013）渝二中法民初字第00049号”民事调解书；二、驳回蒲治全的诉讼请求。蒲治全不服，上诉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志城公司与蒲治全恶意串通，损害陈大美的利益，志城公司与蒲治全签订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蒲治全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遂于2016年9月26日作出“（2015）渝高法民终字第0013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期间，李相全、佘阳坪就其与志城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于2013年5月2日分别向重庆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2014年9月1日分别作出“（2013）渝仲字第233号”、“（2013）渝仲字第234号”裁决书，认定李相全、佘阳坪分别与志城公司巫溪项目部订立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裁决：李相全、佘阳坪与志城公司自接到裁决之日起，依照双方当事人订立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和我国有关房地产权属登记法律、法规的规定，相互配合为李相全、佘阳坪办理位于重庆市巫溪县马镇坝世纪商城B区二层39-51和20-39轴房屋产权登记到李相全、佘阳坪名下。志城公司不服该裁决，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5年1月22日分别作出“（2014）渝一中法民特字第01531号”、“（2014）渝一中法民特字第01532号”民事裁定，撤消了上述两份仲裁裁决书。
在重庆市仲裁委员会分别作出“（2013）渝仲字第233号”和“（2013）渝仲字第234号”裁决书之后、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4）渝一中法民特字第01531号”和“（2014）渝一中法民特字第01532号”民事裁定书之前、在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渝二中法民再初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书前，蒲治全于2014年11月27日向昆明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蒲治全称，其于2008年2月1日与志城公司签订《商铺认购协议书》，认购志城公司开发的重庆市巫溪县马镇坝世纪商城B区二层20-51轴商铺，其付清了购房款，但志城公司却一直推诿拒不履行，请求裁决所签订的《商铺认购协议书》合法有效，志城公司应配合其办理认购房屋产权登记。昆明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1月22日作出“昆仲裁（2015）27号”裁决书，裁决蒲治全与志城公司签署的《商铺认购协议书》合法有效，志城公司有义务配合申请人办理认购房屋产权登记至蒲治全名下。裁决后，蒲治全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7日向重庆市巫溪县房地产管理处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将涉案的上述房地产过户到蒲治全名下。本案讼争房屋现登记在蒲治全名下（房地产权证：“319房地证2015字第02xxxx号”，房屋建筑面积1306.88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974.9平方米）。2015年8月26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渝高法民终字第00139号”民事裁定，查封本案讼争房屋。就蒲治全申请执行志城公司一案，李相全、佘阳坪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申请终结“昆仲裁（2015）27号”裁决书的执行。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异议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但对终结执行措施提出异议的除外。案外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异议的，应当在异议指向的执行标的执行终结之前提出；执行标的由当事人受让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本案中，本院于2015年9月8日作出终结执行裁定，而异议人李相全、佘阳坪于2015年9月21日才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执行程序终结已后才提出异议的情形，故对其异议应予驳回”。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院于2016年12月28日作出“（2015）昆执异字第253号”执行裁定，驳回案外人李相全、佘阳坪的异议申请。
张帮成涉嫌伪造企业印章罪一案，该院于2013年12月12日作出“（2013）巫法刑初字第0013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07年下半年的一天，志城公司巫溪项目部经理蒋云徽与张帮成协商伪造成一枚“云南志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巫溪项目部”印章，以便用于帮助他人制作购房合同使用。张帮成随即伪造了一枚印章，并先后在谭于富、刘柱、李相全、佘阳坪等多人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相关证明上加盖该枚印章，导致志城公司与他人产生民事纠纷，遂判决张帮成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同时查明，蒲治全系志城公司的股东，自2010年5月18日志城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经股权转让，蒲治全出资额为1074.9万元，持股比例为97.72%。在陈大美与志城公司订立并开始履行合同期间，蒲治全担任志城公司的董事长，为志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内资企业登记显示：2010年11月25日，由王润珍任志城公司总经理，为志城公司法定代表人；2011年8月9日，蒲治全将其在志城公司的股权全部变更登记在王润珍名下。
本案在诉讼过程中，由李相全、佘阳坪申请，该院于2016年12月29日裁定对本案讼争房屋予以查封。
一审法院认为，庭审中，原、被告围绕着陈大美与被告志城公司签订《商铺认购协议书》及原告举示《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被告志城公司与被告蒲治全签订《商铺认购协议书》和《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被告蒲治全依据“昆仲裁（2015）27号”裁决书所取得房地产权证的后果等焦点问题展开了论理，现综合各方论点及理由，结合本案实际，评判如下：
一、关于陈大美与被告志城公司签订《商铺认购协议书》及原告举示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商品房销售时，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买受人应当订立书面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明确以下主要内容：（一）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商品房基本状况；（三）商品房的销售方式；（四）商品房价款的确定方式及总价款、付款方式、付款时间；（五）交付使用条件及日期；（六）装饰、设备标准承诺；（七）供水、供电、供热、燃气、通讯、道路、绿化等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交付承诺和有关权益、责任；（十）办理产权登记有关事宜；（十一）解决争议的方法；（十二）违约责任；（十三）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本案中，陈大美与志城公司于2006年12月30日签订的《商铺认购协议书》，对陈大美所购房屋的坐落位置、价款、付款方式、房屋的交付日期及违约责任等均作出了约定。该《商铺认购协议书》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陈大美已按约定支付了80万元的购房款。因此，该《商铺认购协议书》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商铺认购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应为有效协议。志城公司虽然在2010年5月19日向陈大美邮寄了《解除协议通知》和《解除商铺认购协议通知及停止擅自装修的通知》，但在志城公司于2010年7月2日提起的诉讼中，该院“（2010）巫法民初字00777号”民事判决，驳回志城公司提出的要求解除其与陈大美签订的商铺认购协议等诉讼请求，“（2012）渝二中法民终字第01411号”民事判决予以维持，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因此，《解除协议通知》和《解除商铺认购协议通知及停止擅自装修的通知》不具有解除志城公司与陈大美所签订《商铺认购协议书》的效力。
原告举示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属有效合同，理由如下：1、李相权与陈大美离婚时，在离婚协议中约定世纪商城B区二层20-51轴商铺归李相全所有，后因李相全无力支付全部房款，遂将争议房屋中的一部分转让给佘阳坪，李相权与佘阳坪对讼争房屋权利的取得，并非基于其与志城公司另行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而是基于陈大美与志城公司签订的《商铺认购协议书》。按照合同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张帮成于2009年6月22日在陈大美出具的承诺书、房屋分户户型图上进行了批注“图中红线所示为陈大美所购二号门市建筑面积1100平方米，以上多出部份，购房人按实际计算，2009年6月28日前办理正式购房手续”、“于2009年6月28日前办理正式购房手续”，并加盖了志城公司巫溪项目部印章。同时，张帮成在两份《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封面右上角分别批注“李相全B二”、“佘阳坪B二”字样，也加盖了志城公司巫溪项目部印章。张帮成的该行为是对陈大美将《商铺认购协议书》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李相全、佘阳坪的同意。张帮成系志城公司巫溪项目部的房屋销售人员，该行为属职务行为。2、尽管《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所盖志城公司巫溪项目部的印章系张帮成私刻，其行为已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但李相全、佘阳坪并未参与其中，且不知情。志城公司系从事房地产开发建设的公司法人，所设立巫溪项目部是代表志城公司进行“重庆市巫溪县马镇坝世纪商城B区”建设工程开发建设与房屋销售的职能机构，志城公司聘用的房屋销售人员张帮成代表志城公司对外销售房屋的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作为自然人的李相全、佘阳坪没有理由怀疑张帮成在《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上所盖印章系其与志城公司巫溪项目部经理蒋云徽合谋私刻。《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所盖虚假印章的后果不能归究于善意相对人李相全与佘阳坪。3、在《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明确写明了原告所购房屋的位置、面积、单价及房屋成交总价等内容，具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基本条款（内容），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尽管合同上未填写合同签订的时间、志城公司信息，以及无志城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但不影响合同是否成立与效力的认定。4、《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
二、关于被告志城公司与被告蒲治全签订《商铺认购协议书》和《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
志城公司与蒲治全分别于2008年2月1日、2010年5月20日签订的《商铺认购协议书》、《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志城公司与蒲治全恶意串通所签订的合同。理由如下：1、蒲治全在2010年11月25日前系志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2011年8月9日前仍为志城公司第一大股东，占公司97.72%的股份。志城公司、蒲治全明知与陈大美签订《商铺认购协议书》的时间是2006年12月30日，且未解除，蒲治全仍于2008年2月1日与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志城公司签订《商铺认购协议书》，将已由陈大美认购的巫溪县马镇坝世纪商城B区二层20-51轴之间的商铺卖给蒲治全，形成“一房二卖”的事实。志城公司于2010年5月13日向陈大美邮寄《解除协议通知》，其在未确认《解除协议通知》是否到达对方的情况下，却于次日与其法定代表人蒲治全签订了《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且志城公司与蒲治全均知道讼争房屋在2009年被李相全、佘阳坪占有使用的事实。志城公司与蒲治全恶意串通的故意明显。2、志城公司于2006年12月30日将讼争房屋出售给陈大美时，单价为每平方米1500元，而在2010年5月20日将讼争房屋卖予其法定代表人蒲治全时却是每平方米750元，而2010年的房屋价格基本上达到了历年来的最高价位，志城公司将讼争房屋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出售给其法定代表人，双方恶意串通的故意明显。3、在重庆市仲裁委员会分别作出“（2013）渝仲字第233号”和“（2013）渝仲字第234号”裁决书之后、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4）渝一中法民特字第01531号”和“（2014）渝一中法民特字第01532号”民事裁定书之前、在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渝二中法民再初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书前，蒲治全于2014年11月27日向昆明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其以昆明仲裁委员会作出“昆仲裁（2015）27号”裁决书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讼争房屋现登记在蒲治全名下。蒲治全在同一纠纷仍在诉讼过程中，绕过陈大美、李相权和佘阳坪就同一纠纷又进行仲裁，意图造成房屋为其所有的既成事实。因此，双方恶意串通的故意明显。4、认购协议是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基础和前提，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认购协议所载明的权利、义务转移到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在“（2013）渝二中法民初字第00049号”民事诉讼过程中，作为原告的蒲治全以2010年5月20日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为依据起诉志城公司，乃至“（2013）渝二中法民再初字第00001号”和“（2015）渝高法民终字第00139号”民事诉讼过程中，蒲治全均以2010年5月20日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为依据，而向昆明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时却以2008年2月1日的《商铺认购协议书》为依据，且在仲裁庭审理过程中，志城公司与蒲治全均未提及2010年5月20日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也未向仲裁庭言明其在重庆所涉诉讼和仲裁，欺骗昆明仲裁委员会，双方恶意串通的故意极其明显。综上，志城公司与蒲治全恶意串通，损害陈大美、李相全和佘阳坪的利益，按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志城公司与蒲治全分别于2008年2月1日、2010年5月20日签订的《商铺认购协议书》和《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
（三）、对被告蒲治全依据“昆仲裁（2015）27号”裁决书所取得房地产权证的评判
现登记在蒲治全名下的讼争房屋的房地产权（房地产权证“319房地证2015字第02xxxx号”）系经昆明仲裁委员会裁决后，由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执行所获。根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异议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但对终结执行措施提出异议的除外。案外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异议的，应当在异议指向的执行标的执行终结之前提出；执行标的由当事人受让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的规定，原告李相全应当依法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在本案中，该院不宜作出评判。
综上所述，被告志城公司、蒲治全恶意串通后，损害了原告的利益，所签订的《商铺认购协议书》和《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原告依据其与被告志城公司签订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向被告志城公司主张权利，该院予以支持。对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房屋价款，因被告志城公司未在本案中主张，该院在本案中不予审查。被告志城公司可与原告另行协商或另行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原告佘阳坪与被告云南志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二、被告云南志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协助原告佘阳坪将位于马镇坝世纪商城B区二层20-39轴商品房产权登记在原告李相全名下；三、驳回原告佘阳坪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659.00元、诉讼保全费5000.00元，共计16659.00元，由被告云南志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志城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两份证据：1、志城公司向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政府报送的《紧急报告》，证明占用诉争房屋的系陈大美，而非李相全和佘阳坪；2、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7）云执复67号，证明李相全、佘阳坪对本案诉争房屋所提起的执行异议，已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驳回李相全、佘阳坪复议请求的终审裁定，进而证明蒲治全取得诉争房屋产权的手段合法有效。本院经审查认为，第1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诉争房屋究竟系谁占有，李相全、佘阳坪认可是由其自身占有，而志城公司报送的《紧急报告》，只是志城公司单方面的行为。对于第二份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
经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关于陈大美与志城公司签订的《商铺认购协议书》是否解除及被上诉人佘阳坪举示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2、关于志城公司与蒲治全签订的《商铺认购协议书》和《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3、本案能否判决志城公司协助被上诉人办理涉案房屋产权的过户手续。对以上争议焦点分别评析如下：
1、陈大美与志城公司签订的《商铺认购协议书》并未解除。2010年7月2日，志城公司以陈大美为被告、李相全与佘阳坪为第三人向巫溪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0）巫法民初字第00777号]要求解除与陈大美签订的认购协议，并承担违约责任、停止装修、恢复原状、排除妨碍等诉讼请求，该案判决驳回了志城公司所有的诉讼请求。该案二审判决[案号（2012）渝二中法民终字第01411号]予以维持原判且现已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志城公司抗辩其与陈大美的《商铺认购协议书》已经解除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余阳坪举示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理由如下：（1）李相全、佘阳坪与志城公司签订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基于陈大美与志城公司签订的《商铺认购协议书》。陈大美将该《商铺认购协议书》中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李相全、佘阳坪时，张帮成于2009年6月22日在陈大美出具的承诺书、房屋分户户型图上进行批注及加盖了志城公司巫溪项目部的印章，且张帮成在两份《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封面右上角分别批注“李相全B二”、“佘阳坪B二”字样，也加盖了志城公司巫溪项目部的印章。虽经查明上述两份《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上加盖的志城公司巫溪项目部的印章为张帮成与志城公司巫溪项目部经理蒋云徽合谋私刻，但张帮成系志城公司巫溪项目部的房屋销售人员，作为自然人的李相全、佘阳坪有理由相信张帮成持有的印章是经过志城公司授权认可的，而志城公司并无证据证实李相全、佘阳坪在签订合同时知晓印章系伪造一事。由于张帮成的行为系履行志城公司项目部的行为，因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志城公司承担。故志城公司抗辩其未与李相全、佘阳坪签订过《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上诉理由不成立。（2）李相全、佘阳坪虽未向志城公司支付过购房款，但陈大美向志城公司支付过购房款，李相全、佘阳坪享有其分别与志城公司签订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权利及义务，上述两份《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并不能影响该两份《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综上，对于志城公司主张其从未与李相全、佘阳坪签订过《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且该两份合同不成立生效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2、关于志城公司与蒲治全签订的《商铺认购协议书》和《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6日作出的“（2015）渝高法民终字第00139号”终审民事判决中，已经认定志城公司与蒲治全签订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志城公司与蒲治全恶意串通所签订的合同，损害了陈大美的利益，应为无效合同。因此，本案对于志城公司与蒲治全签订的《重庆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不再评判。至于志城公司与蒲治全于2008年2月1日签订的《商铺认购协议书》已被“昆仲裁（2017）27号”认定为有效，本院对此不再评判。
3、本案能否判决志城公司协助被上诉人办理涉案房屋产权的过户手续。
由于蒲治全依据“昆仲裁（2017）27号”裁决书的效力，通过向法院申请执行将诉争房屋登记在其名下，志城公司协助被上诉人办理位于马镇坝世纪商城B区二层39-51轴过户手续的义务属于法律上履行不能，故本案目前不宜判决志城公司协助被上诉人办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手续。
综上所述，志城公司与蒲治全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法院（2015）巫法民初字第0099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法院（2015）巫法民初字第00995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
三、驳回被上诉人佘阳坪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及诉讼保全费共计16659元，由上诉人云南志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659元，由上诉人云南志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姜长城
审 判 员 杨继伟
代理审判员 毋向娟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章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