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临商终字第1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安友，男，汉族，居民。
委托代理人：张为刚，山东苍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庆岭，男，汉族，居民。
委托代理人：王占军，男，1961年5月23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赵安友因与被上诉人李庆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临沭县人民法院（2013）沭商初字第8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李庆岭诉称，2013年1月19日，赵安友购买我生猪16头，共计3325斤，每斤8元，总计生猪款26600元，有赵安友出具的生猪交易二联单为据。当时口头约定于当天下午付清生猪款，后经多次催要，赵安友至今未付。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赵安友给付我生猪款26600元及利息。
原审被告赵安友辩称，李庆岭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请求法庭查明事实，判决驳回李庆岭的诉求，理由如下：1.李庆岭所诉违背事实，我长期从事生猪收购业务，李庆岭有饲养的生猪需要出售。经经纪人崔元开从中联系，李庆岭同意向我出售。2013年1月19日，我委派工作人员在经纪人陪同下，去李庆岭处逮猪。按照行业惯例，逮一头猪过秤后装车，先由我方工作人员在联单上计数，计数完毕交由经纪人持有一联，回我处交存一联，用于计算付款数额。当时约定每斤生猪为8元，李庆岭所出售的生猪总计36头，是两组抓猪队完成的。谁抓猪谁计数谁开单子，也凭单子上的数量领取劳动报酬（每头拟猪费为8元）。头一车装了20头，是由抓猪人崔波一组过秤装车的，写了一张20头的联单一式两份，留给经纪人崔元开一联，回来交给我一联。接着，抓猪人石常理一组装第二车，每抓一头过完秤都在联单上做记录。因联单留在猪栏外的磅秤处，在抓猪人石常理进去抓猪时，李庆岭却趁机将单子上记录的“216”涂改为“246”，想蒙蔽经办人和答辩人，达到损人利己的目的。当时碰巧被石常理发现，石常理训斥了李庆岭并把“216”数字重新书写，把情况汇报给答辩人和经纪人。事后，答辩人汇总李庆岭的36头生猪总重量为7105斤，单价8元，总价款为56840元，扣除李庆岭应承担的抓猪费288元后，李庆岭可得生猪款56552元。我随后通过经纪人向李庆岭支付猪款，2013年2月7日支付10000元、2013年4月6日支付10000元、2013年5月4日支付20000元，经纪人每次支款均留记录。按照行业惯例，买猪户付款都是支付给经纪人，经纪人再如数支付给卖猪户，具体手续由经纪人与卖猪户办理，清账时无需将计数联单收回。我实际欠李庆岭生猪款仅16552元。我未能如实清偿的原因在于：李庆岭偷偷改动数字，应当赔礼道歉。未曾想，李庆岭竟然主张只卖了16头猪，以所持有的计数联单作为债权凭证。其所诉完全背离事实。2.我要求与李庆岭据实结算生猪款，公平合理解决纠纷。李庆岭的生猪交售给我，数量是36头，双方之间的交易都是基于对经纪人的信任，相互之间并不出具任何债权凭证，经纪人是为买卖双方负责的。李庆岭所持有的两张联单上并无经办人员签名、也无猪款总额的汇总，都能够说明联单仅仅用于计数，以供计算生猪款，并不作为付款时必须交回的债权凭证。所以，我通过经纪人三次支付猪款40000元，都未曾收回其联单。双方进行结算时，应当根据生猪总重量、单价、卖方应承担的总费用、买方历次付款的总数额，计算应支付的尾欠数额。现在李庆岭回避其他交易事实，不谈已经接收的货款，只要求支付联单上款项，属于对交易惯例的否认，对经纪人行为的否认，是不正确的。其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
原判决认定，李庆岭饲养猪，赵安友专业收猪。李庆岭通过中间人（农村称“猪经纪”）崔元开介绍，由赵安友去购买李庆岭生猪。2013年1月19日，中间人崔元开未到场，赵安友在李庆岭处购买第一车20头，未给李庆岭出具一式两联的格式单据。第二车16头重3613斤、每头减去皮18斤，净重3325斤，每斤8元共计26600元，李庆岭为赵安友出具了需要填写斤数、价格、皮重一式两联的格式单据第二联，单据号0005764，单据并印制联系人赵安友及其手机号等信息。该两车猪款当日赵安友均未付款给李庆岭。后经李庆岭催要通过，崔元开两次各给李庆岭现金10000元共20000元，通过崔元开用猪仔款抵顶欠李庆岭的部分猪款并给现金，对剩余款项李庆岭多次催要未果，李庆岭于2013年7月9日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赵安友给付生猪款26600元及利息。
原审庭审中，李庆岭主张崔元开所给款项34000元系付清了第一车猪款，第一车李庆岭自己记账，本案所诉16头生猪赵安友未付款。赵安友辩解第一车20头重4140斤、每头减去皮18斤，净重3780斤，每斤8元共计30240元，第二车数量价格等均属实，通过崔元开付给李庆岭共40000元，没具体分付哪一车的。赵安友对其辩解提供证据如下：（1）一式两联的格式单据第一联，单据号0009465，予以证实第一车20头的数量、斤数、价格。李庆岭对此称20头属实，但斤数不对。（2）证人崔元开当庭证言，崔元开证实通过其联系由赵安友购买了李庆岭的生猪，买卖时未在现场，听说大约总数在5万多元，通过其手给了李庆岭4万元，赵安友尚欠1万余元，李庆岭对此证言有异议。（3）证人崔波当庭证言，崔波证实负责抓了第一车20头猪，当场开票据，一式两联，赵安友和崔元开各一份，第二车16头是他人抓的，李庆岭对此证言有异议。
原判认定的上述事实由当事人陈述、生猪交易单、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证实，并已收录在卷。
原审法院认为，赵安友购买李庆岭生猪36头当时未付款，双方对此确认一致。赵安友购买李庆岭生猪第一车20头，双方对价格无异议，对斤数存在分歧，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李庆岭无证据证实，对此应采信赵安友自认的数额即净重3780斤计款30240元。赵安友辩解已通过崔元开付给李庆岭40000元，李庆岭认可收到34000元，根据合同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赵安友对于除李庆岭认可以外剩余的部分仍应支付。至于赵安友已付给崔元开，李庆岭不予认可的部分，赵安友可另行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赵安友支付给李庆岭生猪款2284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3年7月9日起算至判决付款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诉讼费465元，由李庆岭负担65元，赵安友负担400元。
上诉人赵安友不服原审判决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不公正，依法应予纠正。1.一审判决认定我在收购李庆岭生猪后已经向李庆岭支付生猪款34000元，并且认定抓猪费应由我承担，是完全错误的。首先，我购买李庆岭的生猪，是由经纪人崔元开作为中介发生的交易，按照本地生猪市场行业惯例，买猪户付款都是支付给经纪人，经纪人再如数支付给卖猪户，具体结算手续由经纪人与卖猪户具体办理，买猪户只需要与经纪人办理清账手续。这一行业惯例李庆岭是明智的，在交易之初我也告知李庆岭将在事后将全部猪款交给经纪人，李庆岭也同意由经纪人代其支取生猪款。在一审庭审时，李庆岭对此也做出了明确陈述。依照法律关于委托代理的规定，经纪人崔元开到我处支款是得到了李庆岭的明确授权的，崔元开作为李庆岭的支款代理人，崔元开所支取款项应当视同李庆岭已得款。我所呈交的向李庆岭付猪款的付款明细表上，崔元开的代支款总额为40000元，无论李庆岭实际从崔元开那里得到了多少款，也无论李庆岭认可从崔元开处收到了多少猪款，都不影响对我已经支付给李庆岭生猪款40000元的事实认定。一审判决仅以李庆岭从崔元开处收取了34000元款即认定我只偿付了34000元生猪款，显然是错误的。其次，李庆岭出售生猪，需要抓猪捆绪，按照市场惯例应当由卖猪户承担抓猪费用，对此经纪人崔元开以及抓猪人崔波均提供当庭证言，证实了抓猪费用216元（每头生猪6元，合计36头）是由李庆岭承担，足以认定该项事实，并在结算生猪款时将该项费用予以扣除。对于我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未置可否，是错误的。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双方之间的交易都是基于对经纪人崔元开的信任，崔元开是为买卖双方负责人。所以，作为经纪人的崔元开有资格就所了解的事实进行证明，证言份量充分。其陈述我只要将猪款支付给自己（指崔元开）就行，以及抓猪款应当由李庆岭承担，符合情理，尽管李庆岭存在异议，也应予以认定。如果李庆岭不同意我将猪款将会给崔元开，我擅自为之，那么认定我的有效付款数额应当以李庆岭实际收到的数额为准。李庆岭的部分款项如果被经纪人挪用或者侵占，应当由其双方另行解决。本案的情形与之不相符，违背了法律关于委托代理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错误判决，改判由我偿付李庆岭生猪款16624元，一、二诉讼费均由李庆岭承担。
被上诉人李庆岭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依法驳回赵安友的上诉请求。1.赵安友常年收购生猪，购买我生猪共计36头，分两次抓猪，猪的头数和斤数，双方均无异议。但赵安友当时未付购猪款，说下午付清。经我催要赵安友通过中介人给付给了20000元及用仔猪顶约合34000元，第二车猪款26600元未付。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赵安友依本地惯例，赵安友抓谁的猪都不用给养猪户结算，只给中介人结算购猪款，而抓猪时，中介人没有参加，赵安友按什么惯例抓猪都应给我一个证据。而赵安友称，过秤的凭证应给中介人不给我，显然不符合逻辑，无论什么行业都应符合法理，那就是买卖都应有个证据，可赵安友以不符合本地行业惯例为由，以法院认定错误而提起上诉，显然理由不能成立，我辛辛苦苦养的猪，赵安友不留证据，抓猪是不可能的，不付猪款就应留下抓猪的证据，以此为结算的依据，赵安友抓猪就应有赵安友付清猪款，没有什么约定非得经中介人的手付款。2.赵安友主张抓猪的费用216元应由我承担，更是于法无据。赵安友所雇佣的抓猪人是自己的工人，庭审时证人承认是赵安友的工人，既是赵安友的工人，是为赵安友服务的，该工人的工资就应由赵安友承担。如是我负担，抓猪的人不用赵安友自己雇佣，我在自己家里就能找到抓猪的人，所谓的惯例又是从哪来的，为什么不用合同来明确权利与义务，该主张也是不成立的。
本院经审理查明，李庆岭向赵安友交付生猪36头，抓猪费为6元／头，共计216元。
上述事实有已经原审质证的证人证言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实。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赵安友与李庆岭之间的买卖生猪合同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各方均应按约履行。赵安友购买的李庆岭的36头生猪共计价款56840元，赵安友应当全面履行付款义务。李庆岭认可已经收到买卖生猪的居间人崔元开转交的现金20000元及仔猪，合计约34000元，而赵安友辩称已付给崔元开40000元，并在原审期间申请证人崔元开到庭作证。崔元开证明已将21200元交付给李庆岭，另外还有仔猪折价18800元。经审理认为，赵安友作为付款义务人，有义务对已经付款的数额提供证据加以证实，但其提交的证人崔元开的证言不能证实李庆岭已经收到货款40000元，因此，本院认定赵安友已经向李庆岭付款34000元，尚欠李庆岭生猪款22840元，赵安友应当继续承担偿付义务，本院对赵安友关于其已付款40000元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本案双方当事人对抓猪费由哪方承担没有书面约定，均不认可由己方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六）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抓猪是农村买卖生猪必须采取的办法，对出卖方而言是为履行生猪交付义务而必须履行的义务，结合原审时赵安友的证人崔波所作的证言，本院认定李庆岭作为生猪的出卖方，负有承担抓猪费用的义务，应当承担抓猪费216元，原审在判决赵安友支付拖欠的货款时对抓猪费216元未予扣除不当，本院予以更正，赵安友关于抓猪费应由李庆岭承担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抓猪费并非由抓猪人员直接取得，崔波作为赵安友雇用的抓猪人员，其为赵安友打工的事实与李庆岭承担抓猪费并不矛盾，李庆岭关于其不承担抓猪费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综上，扣除抓猪费216元，赵安友应支付李庆岭生猪款22624元，并应自李庆岭起诉之日即自2013年7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支付利息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原审对抓猪费216元未予扣除不当，本院予以更正，赵安友关于抓猪费应由李庆岭承担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其他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六）项、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变更临沭县人民法院（2013）沭商初字第816号民事判决为：上诉人赵安友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被上诉人李庆岭支付生猪款22624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3年7月9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465元，由上诉人赵安友各负担365元，被上诉人李庆岭各负担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田开玉
审判员 李言涛
审判员 杨敬国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刘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