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皖08民终6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在启,男,1944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桐城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齐德华,女,1948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桐城市。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满年，安徽国誉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安徽国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团结,男,1973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桐城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桂琴,女,1972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安徽省桐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正来，安徽同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在启、齐德华因与被上诉人黄团结、胡桂琴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法院（2016）皖0881民初12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与于2017年3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黄在启、齐德华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满年、刘洋、被上诉人胡桂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正来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黄团结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在启、齐德华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为：1、登记在被上诉人胡桂琴名下的安徽省桐城市范岗镇范岗居委会红旗路北侧1幢101室1-3层【原房产证号：桐房权证2003字第××号，现房产证号：桐房权证2014字第××号】属于上诉人黄在启、齐德华所有；2、被上诉人黄团结与胡桂琴签订的《离婚协议》第三条中关于坐落在范岗镇××红旗组门面房××层【原房产证号：桐房权证2003字第××号，原土地证号：桐国用（99）字第12**号】离婚后归女方所有的约定无效；3、撤销（2014）桐民一初字第00908号民事判决；4、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是第三人撤销之诉，而不是所有权确认之诉。首先，法院立案时确定的案由是第三人撤销之诉，并不是所有权确认之诉。人民法院在立案时确定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案由，即说明人民法院已经按照《民诉解释》的规定，对于本案是否属于第三人诉讼进行了审查，因为按照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经审查，不能立案。既然以第三人撤销之诉立案，就不可能是判决书中所载，按当时的诉求，案由应为所有权确认之诉。如果桐城法院的这种裁判理由成立，简直视《民诉解释》关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审查制度如儿戏，在第三人撤销之诉已被审查通过的情况下，在审判阶段擅自改变案件基本定性，试图避开（2014）桐民一初字第00908号判决书是否存在重大问题不谈，而直接予以裁判，至少是很不严肃的对待立案审查所确定的案由；其次，本案的起诉状是针对生效判决书的内容提出异议，而非仅仅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问题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在审查起诉状事实及理由部分时，不可能认为本案是单纯的所有权确认之诉而予以立案。再次，桐城法院在向上诉人发出的有关“该诉讼请求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应当进行立案审查”的文件中，从未像判决所提出的，本案属于所有权确认之诉，而是在该文件中一直称本案属于执行异议之诉。结合桐城法院一直劝告上诉人撤诉重立的情况，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在上诉人提出了强有力的驳斥本案是执行异议之诉的理由之后，桐城法院有意回避已经生效的（2014）桐民一初字第00908号判决书出现的错误，而人为寻找理由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或者是诉求。这种审判态度并不遵从实际，也并非不偏不倚，对上诉人是不公平的。最后，本案审理中，所针对的问题均是围绕着第三人撤销之诉涉及的焦点问题（原判决是否错误确认了所有权、原告行使撤销权是否超过法定期限）进行。从这一点说，主审法官同样认为本案的实质就是第三人撤销之诉，而非所有权确认之诉。二、争议的房屋是黄在启、齐德华个人财产，并非赠与两被上诉人。从黄在启、齐德华从余某手上买房、买地，委托余某办理土地证，并不意味着这是黄在启、齐德华将房子给了黄团结，结合黄团结当庭陈述的，黄在启、齐德华当时只以黄团结名义办理了土地证，房产证系黄团结自行办理的事实，以及黄在启、齐德华、黄胜果一家也在这个房子里生活，充分说明，涉案房产是黄在启、齐德华利用自己积蓄建造，供夫妻及子女居住的，而非按照土地证所显示，是黄团结的个人财产。胡桂琴在离婚财产纠纷起诉时，称该房屋为自己所建，与事实不符，是虚假的陈述，并且在庭审时，又改变说法，称房子系委托给公婆建设，但以胡桂琴和黄团结当时的经济实力，并不可能有这么多的钱买地建房。一审法院不顾黄团结以及上诉人的陈述，认定上诉人的证人证言，仅证明了争议房产的土地使用权的来源及房产的建造过程，不能证明该房产的权属是错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根据该条规定，判断房屋所有权并不只依据不动产登记。不动产登记是国家登记机构将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和变动的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并供公众查阅。虽然我国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但是，登记记载的权利人只是应当推定为法律上的权利人，并不是物权的最终认定，两上诉人陈述及其证人证言、相关证据均从房屋建造和出资过程等方面证明了，两上诉人才是真正的权利人。根据《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在本案中，事实行为就是两上诉人买地、施工的这一过程，诉争房屋系两上诉人于黄团结结婚的1998年11月21日前出资建成的，自建成之日起，两上诉人即取得了该房屋事实上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属于事实上的所有权，不以登记和交付为取得要件。关于一审法院认定的赠与问题，是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均有错误。两上诉人将房屋登记在黄团结的名下不宜认定为赠与。本案中，两上诉人是房屋事实上的所有权人，但两上诉人将房屋登记在黄团结的名下是否成立赠与关系是判断诉争房屋归属的关键。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合同，赠与人将标的物实际交付给受赠人，赠与合同生效，赠与关系成立，不动产房屋则经过登记即为交付。本案中没有书面的赠与合同或者口头上明确的赠与与接受赠与的表示，只是有事实上的登记行为，房产建成后由两上诉人、黄团结夫妇、黄胜果夫妇共同居住，该房产在事实没有交付给黄团结的行为，因此不宜认定为赠与关系，因为仅根据登记行为而在事实上没有履行交付行为无法明确地推断出当事人的赠与与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并且根据黄团结自己的陈述，两上诉人在办证时，仅仅办理了房屋的土地证，而办理土地证时也并不是只有黄团结的名字，还有徐明胜的名字。两上诉人并未要求余某办理房屋的房产证，该房产证是黄团结瞒着两上诉人自行办理，因此，两上诉人将土地证办理到黄团结、徐明胜名下的行为，更不应被认定为对黄团结的赠与行为。一审法院在适用法律时，是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认为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两上诉人的出资行为全部发生在黄团结结婚前，即欠钱购买土地是在黄团结结婚前，翻盖房屋也是发生在黄团结结婚前，只有办证是发生在黄团结结婚后。如果对《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做文理解释，也应当将是否是赠与行为的审查重点放在出资建设房屋的时间上，而不是办证的时间上。因此，一审法院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是错误的。两上诉人在黄团结结婚前建房，而且建房是为了自住，该房屋也一直由两上诉人、黄团结夫妇、黄胜果夫妇共同居住，两上诉人至今仍居住在该房屋顶层及相邻楼顶临时搭建的棚屋内，而黄团结与胡桂琴结婚后的共同居住只是一种暂时借住，胡桂琴大部分时候并不在该房屋内生活。因此，仅仅根据房屋登记在黄团结的名下的行为，不能推断出其赠与及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该行为不宜认定为两上诉人对黄团结、胡桂琴的赠与，诉争房屋不属于黄团结的夫妻共同财产。胡桂琴在两上诉人建房过程中，没有任何参与的过程，但是从始至终都不可能不清楚两上诉人从未搬离过该房屋，也从未同意由黄团结、胡桂琴独享全部房屋。从这一点说，胡桂琴也不可能如她所称的，两上诉人可能存在的从事房产、地产转让交易及建设行为，只是胡桂琴委托两上诉人的行为。三、关于上诉人的主体问题及提起诉讼的时间是否超过两年的问题。首先，胡桂琴诉黄团结一案开庭时，黄团结陈述，此房是其父母建造，但是范岗法庭未调查，也未将黄在启、齐德华列为第三人，这是导致本诉的重要原因。桐城法院认为，因为两上诉人不是房产的所有权人或者共有人，法院也没有判决该二人承担民事责任，故该二人不是该案由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此两上诉人不具有行使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桐城法院的这种判决颠覆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存在意义，第三人撤销之诉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予本应参加诉讼而因种种原因未能参加的第三人以救济的权利。如果按桐城法院的理由，只要原诉讼没有列为第三人的，就不能成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那么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就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与必要了。如果按桐城法院的这种理解，本案上诉人既然主体资格都不存在，那么应当按照《民诉解释》第二百九十三条的精神，以裁定形式驳回起诉，而不是以判决形式驳回诉讼请求了。因此上诉人认为，如果二审法院认为两上诉人不具有主体资格，也应当将原审判决书撤销，裁定驳回两上诉人的起诉。正是因为没有任何人通知两上诉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上诉人认为，当黄团结陈述房屋系其父母建造后，在范岗法庭未调查黄在启、齐德华与离婚案件的关系，也未通知黄在启、齐德华到庭参加诉讼，属于“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其次，在范岗法庭判决后，没有任何人告诉黄在启、齐德华，房子被判给胡桂琴的事实。胡桂琴当庭称黄在启、齐德华在调取了判决书前，就知道房子已经过户给胡桂琴的事实，这与真实情况不符。且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调取桐城市公安局范岗派出所的出警材料并不是在举证期间内依当事人的申请调取，显然程序违法。而且，该份证据，两上诉人及代理人至今没有看到，更没有质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人的案件事实的依据。退一万步说，即使按照生活经验法则，两上诉人获知两人离婚，也不可能知道黄团结已经在离婚协议中，将全部房屋给了胡桂琴的情况，因为直到目前两上诉人仍居住于该房屋顶层及相邻楼顶临时搭建的棚屋内。最后，黄在启、齐德华直到2016年4月，才知道房子已经过户给胡桂琴，黄团结也陈述，从未告诉两上诉人，自己将房子在离婚是给了胡桂琴，根据法律规定，两上诉人起诉时，并未超过半年时效。同时黄团结、胡桂琴离婚协议中并没有关于过户的约定。综上所述，两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撤销原判，予以改判。胡桂琴答辩称：一审法院审理的是确认之诉并非撤销之诉，被上诉人在一审立案时诉求确认所有权即离婚协议无效，审理过程中又提出了撤销之诉，在一审依法释明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仍然坚持审理三项诉讼请求，应当视为被上诉人自愿选择前两项放弃第三项。同时，立案时的案由和实际案由不符时，应当以实际案由为准。2、关于房屋所有权的认定，在变更前登记在黄团结名下，该房屋应当归黄团结所有，无论是土地证还是房产证的办理，上诉人都是知情的，没有反对表示，故上诉人请求确认该房产归其所有没有事实依据。同时，即使上诉人有出资行为，也视为对黄团结的赠与。在房产登记完成时，赠与行为已完成。3、离婚协议是双方自愿行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欺诈胁迫行为，是有效的。黄团结对该房产有处分的权利。4、虽然判决书阐明了上诉人没有提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同时其提出撤销之诉也超出了诉讼时效，但最终判决是驳回前两项诉讼请求，第三项诉讼请求在开庭时已经对被上诉人进行了释明，所以被上诉人在一审时自愿选择了确认之诉而放弃了撤销之诉。一审判决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的陈述没有证据佐证，其主张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团结未进行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原告黄在启、齐德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安徽省桐城市范岗镇红旗路4号门面房1-3层【原房产证号：桐房权证2003字第××号，原土地证号：桐国用（99）字第12**号，现房产证号：桐房权证2014字第××号】属于原告黄在启、齐德华所有。2、请求确认被告黄团结与胡桂琴签订的《离婚协议》第三条中关于坐落在范岗镇××红旗组门面房××层离婚后归女方所有的约定无效。3、请求依法撤销（2014）桐民一初字第00908号民事判决书。一审法院经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下列证据：原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两被告结婚证复印件、离婚协议及离婚证复印件、黄团结、胡桂琴名下房产证复印件、土地证复印件、桐城市房产局查询的证明材料、（2014）桐民一初字第00908号民事判决书等，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法院认定如下：1、对于原告提交的土地转让款收条、土地转让协议、证人余某出具的证明、瓦工工资收条、何某出具的证明、照片、原告齐德华的病历、证人余某、储某、黄某1证言的真实性，法院予以认定，但改组证据不能证明争议的房产所有权归属。2、对于原告提交的证人黄某2、苏某、储某等出具的证明，由于证人储某出庭作证，其当庭陈述对于该证明的内容不清楚，只是在该证明上签字了；证人黄某2、苏某未到庭，故对于该证明内容的真实性，法院不予认定。3、对于原告提交的原被告所在居委会出具的证明，其证明内容超出了居委会的职权范围，且该证明内容系根据他人所述作出的，对其证明内容的真实性法院不予认定。4、对于被告胡桂琴提交的结婚证复印件、离婚协议及离婚证、黄团结、胡桂琴名下房产证、土地证、（2014）桐民一初字第00908号民事判决书，两原告虽然以该组证据均为复印件为由不予质证，但被告黄团结均予以认可，法院经核实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的案由应当确定为所有权确认之诉还是第三人撤销之诉；2、争议的房产所有权的归属；3、两原告的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两原告是否是第三人撤销之诉适格的主体。1、本案的案由应当确定为所有权确认之诉还是第三人撤销之诉？本案在两原告起诉立案时，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争议房屋的所有权归两原告所有及确认两被告离婚协议中关于争议房产归女方所有的约定无效。根据此时原告的诉讼请求，该案案由应当为所有权确认纠纷。在本院审理过程中，两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撤销（2014）桐民一初字第00908号民事判决。本院已经向两原告发出通知书，告知该诉讼请求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该诉讼请求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应当进行立案审查，本案中不能一并审理。但两原告认为本院在立案时所立案由即为“第三人撤销之诉”，故坚持要求在本案中审理该项诉讼请求。法院在庭审时已经向当事人作出释明，两原告坚持要求增加该项诉讼请求。2、争议的房产所有权的归属。两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仅证明了争议房产的土地使用权的来源及房产的建造过程，不能证明该房产的权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原被告双方争议的房产系不动产，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的效力必须经过依法登记。在本案的庭审调查中，原告黄在启当庭陈述，其有两个儿子，黄团结系其长子，建房当时其“只考虑一个儿子的问题，我就把土地证办了大儿子的名字”，及其起诉状中所称“考虑到办证及将来百年之后处理相关事宜的便利，即用大儿子黄团结名字办理了该门面房的房产证、土地证”，与证人余某的证明“当时应黄在启的要求，土地证用了黄团结的名字”相互一致，均证明该房产在初始登记时，两原告自愿要求确认所有权人是黄团结，并经过依法登记的事实。由于该房产在初始登记时，所有权人仅为黄团结，两证上均未注明有共有人，两原告既不是该房产的所有权人也不是该房产的共有人，故该房产在所有权变更之前属于黄团结所有。对于两原告认为该房产在购买土地使用权及建造过程中，两原告均有出资，故该房产应当认定为两原告夫妻共同财产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由于两原告在两被告结婚后将该房产的土地证登记在黄团结名下，且该房屋建成后房产证同样登记在黄团结名下，故如果两原告有出资行为，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黄团结的赠与。由于两原告提供的建房票据和到庭作证的证人均证实该房产是在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建造的；且该房产的土地证、房产证均在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办理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该房产应当视为两被告夫妻共同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依法享有处分的权利。两被告于2013年3月在桐城市民政局协议离婚的事实及双方的离婚协议内容，胡桂琴、黄团结均予以认可，该协议内容并不存在显失公平之处，本院予以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八条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九条规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黄团结在与胡桂琴协议离婚后，虽然与胡桂琴就房产过户问题发生过纠纷，并经桐城市公安局范岗派出所调解处理，但其并未因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而向法院提起诉讼；2014年5月法院判决其继续履行离婚协议并要求其协助办理过户手续后，其在法定期限内亦未提起上诉；2014年7月，法院向其发出执行通知书后，其亦未提出异议。上述行为均表明黄团结对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内容是认可的，其处分财产的行为是自愿的，不存在胁迫和欺诈等情形。故对于两原告要求确认两被告离婚协议中关于该房产归胡桂琴所有的约定无效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两原告提供的《桐城市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证明》与胡桂琴提供的房产证、土地证复印件相互印证，均证明原被告双方争议的房产已经于2014年7月从黄团结名下变更登记在胡桂琴名下。根据不动产所有权变更登记原则，该房产自变更登记在胡桂琴名下时起，该房产所有权人即变更为胡桂琴。3、两原告的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两原告是否是第三人撤销之诉适格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鉴于在一审法院审理（2014）桐民一初字第00908号案件时，黄在启、齐德华既不是该房产的所有权人或者共有人，法院也没有判决该二人承担民事责任，故该二人不是该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且该案件的处理结果同两原告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两原告不是该案的第三人，不具有行使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在本案的庭审中，两原告陈述一直与黄团结在该房产中居住生活，黄团结与胡桂琴离婚后，两被告还吵架报警。法院调取了桐城市公安局范岗派出所的出警材料，证实2013年10月29日23时许，两被告因为离婚后房产分割问题发生纠纷，两原告在场的事实。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于两原告诉称其不知道两被告离婚以及两原告至2016年4月才知道两被告离婚的主张，法院不予采信。由于两原告不具有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两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是由于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而未参加本院（2014）桐民一初字第00908号案件的诉讼；两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2014）桐民一初字第00908号民事判决有错误；两原告更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判决损害其民事权益，故两原告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法定的条件。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七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在启、齐德华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财产保全费1020元，合计1100元，由原告黄在启、齐德华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供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查明的事实一致，故对原判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本院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请求撤销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法院（2014）桐民一初字00908号民事判决，并要求将桐城市范岗镇红旗路4号门面房1-3层判给上诉人所有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法院（2014）桐民一初字00908号民事判决能否撤销的问题。桐城市范岗镇红旗路4号门面房1-3层系黄团结、胡桂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建造，该房产的土地证、房产证也均在黄团结、胡桂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办理的，且该房产的土地证、房产证均登记黄团结名下。虽然两上诉人有部分出资行为，由于两上诉人在黄团结、胡桂琴结婚后将该房产的土地证登记在黄团结名下，且该房屋建成后房产证同样登记在黄团结名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黄团结的赠与。因此，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法院（2014）桐民一初字00908号民事判决将该房产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并无不当。另外，两上诉人也未提供证据证实一审判决损害了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原审判驳回两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提出的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因本案属第三人撤销之诉，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二条当中所指的六个月是除斥期间，属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立案审查问题，而本案现已立案审理。综上，上诉人黄在启、齐德华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黄在启、齐德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毅审判员  江韵审判员  马骥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九日书记员  程延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