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杭下行初字第14号
原告俞建莉。
委托代理人张宇。
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
法定代表人郑洪彪。
委托代理人边飞、吴凯铭。
原告俞建莉不服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下称下城公安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2月15日受理后，于2月25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4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俞建莉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宇、被告下城公安分局委托代理人边飞、吴凯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10月22日，被告下城公安分局作出杭公（下）行罚决字（2014）第1187号行政处罚决定，查明：2014年10月21日16时许，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在中南海周边执行勤务时发现原告声称要到中南海上访。为维护中南海地区秩序，执勤民警对其进行当场盘问检查。民警对原告作出训诫后，将其送至马家楼分流中心。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情节严重，其于2014年6月25日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行政拘留7日，属六个月内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应从重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十条第（四）项之规定，决定对原告行政拘留10日。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用于证明其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法律依据如下：
1、下公（文）受案字（2014）第756号受案登记表，
2、传唤审批表，
3、下公（文）行传字（2014）第27号传唤证，
4、行政处罚告知笔录，
5、行政处罚审批表，
6、杭公（下）行罚决字（2014）第118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7、送达回执及执行回执，
证据1-7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
8、原告询问笔录及身份信息，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
9、违法嫌疑人饮食和必要休息时间权利保障告知书，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
10、吕某询问笔录，
11、章某询问笔录，
12、崔某询问笔录，
证据10-12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
13、调取证据审批表，
14、下公（文）调证字（2014）第35号调取证据通知书及清单，
证据13、14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
15、书证（训诫书、工作说明、进京上访人员接谈、移交手续表、劝返接回通知单、关于俞建莉进京非正常上访的情况说明各一份），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
16、抓获经过，
17、情况说明，
18、原告询问、饮食、休息的监控视频光盘，
证据16-18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
19、前科材料，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
20、杭公复（2014）第26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二十三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四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九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七条。
原告诉称，原告逐级举报到北京，被被告诬陷并非法拘留3次，被文晖街道非法拘禁1次。被告所属文晖派出所所长亦对原告反映的问题表示过认可。被告手握公章，拒不出具“所谓原告违法的证据”，为其后期制作伪造证据留有充足的时间。被告于2014年10月22日出具杭公（下）行罚决字（2014）第118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尔后，原告依法提起行政复议，且在复议申请中提出要求查阅“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但杭州市公安局无任何法律依据剥夺原告的权利，枉法复议。原告认为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违法，具体理由如下：1、程序违法。被告未给原告申辩权利，亦未对原告的申辩进行复核；2、捏造原告在文晖派出所调查时的所有证据。包括询问笔录、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等；3、伪造证据。被告无证据表明中南海周边具体在什么位置，被告仅以训诫书、工作说明等证据认定原告扰乱公共秩序。被告所作认定与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的西公（2014）第4423号-不存、西公（2015）第55号-答复告不相符；4、非法传唤。传唤和拘留未告知原告家属，民警未表明身份未出示证件；5、被告未在正常的三餐时间给原告提供食物。请求判令：1、撤销杭公（下）行罚决字（2014）第1187号行政处罚决定；2、被告支付原告被非法拘留、限制人身自由的国家赔偿金2万元、精神损失费30万元；3、被告书面向原告进行赔礼道歉。
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杭公（下）行罚决字（2014）第118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伪造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事实，被告查明的事实与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出具文书的内容相矛盾；
2、杭公复字（2014）第26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杭州市公安局剥夺原告查阅证据的权利，枉法复议。
3、西城公安分局（2014）第4421号-回《登记回执》、西公（2014）第4423号-不存《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证明原告2014年10月21日在北京中南海周边声称要到中南海上访、被北京府右街派出所民警当场盘问检查并训诫的事实不存在，原告扰乱公共秩序的证据不存在；
4、西城公安分局（2015）第783号-回《登记回执》、西公（2015）第55号-答复告《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证明2014年10月21日府右街派出所送原告去马家楼的行为属于服务便民举措，原告扰乱公共秩序的证据不存在；
5、市公安局（2015）第9号-回《登记回执》、市公安局（2015）第50号-不存《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证明“杭州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众性事件联席会议北京工作组”（下称“杭州工作组”）的公章未经过北京市公安局批准备案，被告提交的进京上访人员接谈、移交手续表、劝返接回通知单、关于俞建莉非正常上访情况说明均系伪造公章后提交的伪证；
6、杭政公开办（2014）第255号《信息公开告知书》，证明“杭州工作组”未经过杭州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被告提交的进京上访人员接谈、移交手续表、劝返接回通知单、关于俞建莉非正常上访情况说明均系伪造公章后提交的伪证；
7、杭州市组织机构代码办事指南，证明依法设立的国家机关都必须办理组织机构代码；
8、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杭州分中心《情况说明》，证明“杭州工作组”无组织机构代码证，为非法组织；
9、市公安局（2014）第151号-答复告《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证明训诫书是对法条的告知，法条不针对任何人；
10、京公复决字（2014）第77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无法律依据将训诫书交给文晖街道，文晖街道也无法律依据获取并持有训诫书；
11、公复决字（2015）2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原告未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原告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并被训诫的证据不存在。
被告辩称，2014年10月22日9时许，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文晖派出所（下称文晖派出所）接到有关原告在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报案。文晖派出所受理后于当日19时许在杭州南庄兜高速出口将原告抓获并书面传唤其至文晖派出所。文晖派出所在询问原告、询问证人，收集有关书证后，认为原告因反映杭州市社保基金问题于2014年10月21日在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公安机关训诫，其行为已扰乱了公告场所秩序，违法情节较重且曾因六个月内被治安处罚，遂于2014年10月22日经审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十条第（四）项的规定，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现已执行完毕。后原告不服，向杭州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维持了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被告认为，本案办理案件程序合法，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准确。一、被告认定的违法事实清楚。原告称其“被诬陷非访”。《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而中南海周边地区不是信访事项的接待场所。同时，“杭州工作组”提供的情况说明中，已认定了原告的行为属于非正常上访。原告因反映杭州市社保基金问题于2014年10月21日至中南海周边地区非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且有训诫书、“杭州工作组”的情况说明、进京上访人员接洽、移交手续、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杭州市下城区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北京工作组工作人员的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虽然原告在训诫书、询问笔录及其他法律文书中拒绝签署意见和姓名，但上述证据足以认定原告扰乱中南海周边的公共场所秩序，此外原告因相同事件于2014年1月25日、3月12日和5月13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及中南海地区非正常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后于2014年6月25日被行政拘留，故认定原告违法情节较重并属于六个月内曾受治安管理处罚应当从重处罚的法定情节，遂于2014年10月22日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决定。二、本案办案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保障原告的合法权利。（一）文晖派出所受理案件后，依法开具《传唤证》，并于2014年10月22日在高速公路南庄兜出口对原告进行传唤，因原告拒绝签字，民警在《传唤证》中注明到达及离开时间。在询问查证期间，办案民警充分保障了原告饮食和必要休息的权利，填写了《饮食和必要休息时间权利保障告知书》，但原告拒绝签字。此外，在询问过程中由于原告拒不提供家属的联系方式，文晖派出所以邮寄送达的方式将原告因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书面传唤至文晖派出所以及2014年10月22日原告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行政拘留十日在杭州市拘留所执行的情况通知家属。被告不存在如原告所述传唤、拘留未通知家属的情形。（二）被告在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前已依法履行了告知程序，告知了认定的违法事实、证据情况、适用法律以及裁量幅度，虽然原告拒绝签署意见和姓名，办案民警已在告知笔录中注明，已充分保障了其知情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吊销许可证以及二千元罚款的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而本案中原告不符合听证的适用情形，办案单位也无必要向原告出示证实其违法行为的相关证据。（三）原告在行政起诉状中借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出具的西公（2014）第4423号-不存、西公（2015）第55号-答复告内容用以证明被告伪造证据。被告认为，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出具的西公（2014）第4423号-不存、西公（2015）第55号-答复告内容系针对原告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的答复，而北京市公安机关未受理案件当然不存在原告提出的涉及案件证据的政府信息公开内容。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杭公（下）行罚决字（2014）第1187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办案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裁量适当，请求人民法院予以维持。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一）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4、6、证据8中的询问笔录、证据13、14、16、17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5、10-12、15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7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8中的身份信息、证据9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18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19、20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二）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三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3-1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三）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客观真实，与案件待证事实相关，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1、2与被告的证据相同，已作认证；证据3-11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4年10月22日，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政府文晖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向文晖派出所报案，称原告于2014年10月21日16时许至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告当日受理并询问了原告及报案人。经调查，被告认定原告2014年10月21日的行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情节严重，且存在从重处罚情节，于10月22日告知了原告拟给予行政处罚的结果和陈述、申辩的权利。同日，被告作出杭公（下）行罚决字（2014）第1187号行政处罚决定，对原告行政拘留10日。原告不服，向杭州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原告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因原告于2014年1月25日、3月12日、5月13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及中南海周边三次非正常上访，被告于2014年6月26日作出杭公（下）行罚决字（2014）第651号行政处罚决定，对原告行政拘留7日。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的规定，被告下城公安分局对案涉行政案件具有管理职权和管辖权。原告于2014年10月21日16时许在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有北京公安机关的训诫书、工作说明及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且能相互印证。中南海周边非国家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受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和聚集。原告为表达个人诉求，扩大影响，不在信访专门部门信访而选择敏感地点信访，构成了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同时，原告六个月内曾受过治安管理处罚，属于从重处罚的情形。被告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作出杭公（下）行罚决字（2014）第1187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从在案证据看，被告依法履行了受案、传唤、询问、调查、告知陈述、申辩权利及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等程序，被告执行行政拘留依照法律程序进行，并无不当。综上，原告俞建莉的诉讼理由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其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并要求赔偿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俞建莉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俞建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时，应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12×××68。汇款时应同时注明一审案件案号）。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7日内仍不预交并且未在上诉时依法申请司法救助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周培芳
审 判 员 徐 远
人民陪审员 倪 健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裴蕾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