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浦刑初字第553号
公诉机关漳浦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蔡某甲，男，1962年5月9日出生于福建省漳浦县，汉族，初中文化，农民，系漳浦县绥安镇楼脚村原文统，家住漳浦县。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5年5月12日被刑事拘留，同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漳浦县看守所。
被告人蔡某乙，男，1957年8月14日出生于福建省漳浦县，汉族，初中文化，农民，系漳浦县绥安镇楼脚村村民委员会原主任，家住漳浦县。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5年5月12日被刑事拘留，同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漳浦县看守所。
辩护人许育平，福建达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蔡某丙，男，1973年6月4日出生于福建省漳浦县，汉族，高中文化，农民，系漳浦县绥安镇楼脚村党支部原书记，家住漳浦县。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5年10月13日被取保候审。现在家。
辩护人朱江辉，福建中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漳浦县人民检察院以浦检诉刑诉（2015）47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蔡某甲、蔡某乙、蔡某丙犯贪污罪，于2015年10月2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院于当日立案，经审查认为本案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于同年12月10日决定变更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漳浦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林永强、黄文宝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蔡某甲、被告人蔡某乙及其辩护人许育平、被告人蔡某丙及其辩护人朱江辉、证人蔡某丁到庭参加诉讼。法庭审理期间，经公诉机关建议，法庭对本案延期审理1次。现已审理终结。
漳浦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自2006年始，国家先后出台用于补助给种粮农户的“种粮农民综合直接补贴资金”和“种植早、晚稻良种补贴资金”的惠农政策（该两种补贴以下统称“粮补款”），发放对象限于种粮农户。2008年间，被告人蔡某甲、蔡某乙、蔡某丙共谋后，分别以被告人蔡某甲妻子陈某、被告人蔡某乙妻子蔡某戊、被告人蔡某丙妻子蔡某丁的名义虚报冒领漳浦县绥安镇楼脚村当年剩余粮补指标32亩的粮款。2009年粮补指标下达后，被告人蔡某甲发现该年粮补指标亦有剩余，便在楼脚村村两委会中提出将当年剩余粮补指标分摊给两委成员，作为两委成员工资补贴。经两委成员商量后，决定以各自亲属的名义虚报种粮面积冒领“粮补款”。至2013年间，被告人蔡某甲、蔡某乙、蔡某丙伙同其他8位村两委成员共同冒领“粮补款”共计人民币96789.04元。其中被告人蔡某甲以陈某的名义虚报种粮面积534.31亩计领取“粮补款”人民币14819.21元，被告人蔡某乙以蔡某戊的名义虚报种粮面积486.62亩计领取“粮补款”人民币13434.4元，被告人蔡某丙以蔡某丁的名义虚报种粮面积485.95亩计领取“粮补款”人民币13391.03元，蔡某丑等其他8位村两委成员领取“粮补款”计人民币55144.4元。
2014年11月20日，被告人蔡某甲、蔡某乙、蔡某丙在被漳浦县绥安镇纪委约谈期间，主动交代办案人员尚未掌握的上述犯罪事实。2015年3月5日，被告人蔡某乙、蔡某丙退缴各自所得赃款，同年5月12日，被告人蔡某甲退缴所得赃款。
指控上述犯罪事实所提供的证据有：1.书证；2.证人证言；3.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综上述，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蔡某甲、蔡某乙、蔡某丙的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属共同犯罪。提请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法判处。
被告人蔡某甲、蔡某乙、蔡某丙均供认了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
被告人蔡某乙的辩护人许育平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被告人蔡某乙没有实施“骗取”粮补款的具体行为，其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应认定为从犯；2、被告人蔡某乙案发后能投案自首，且已退清赃款，建议法庭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蔡某丙的辩护人朱江辉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被告人蔡某丙与蔡某丁离婚后，存入蔡某丁账户的“粮补款”计人民币7180元不属于蔡某丙与蔡某丁的共有财产，该款应从公诉机关指控的个人得赃数额中予以扣除；2、被告人蔡某丙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并不承担“粮补”工作的申报、登记、公示、造册等具体职责，在共同犯罪中罪责较轻，且被告人蔡某丙在案发后能投案自首，并已退清赃款，无损害后果发生，建议对被告人蔡某丙免予刑事处罚。
经审理查明：2006年开始，国家为了鼓励农业发展，相继出台了按种植面积补助给种田农户的“种粮农民综合直接补贴资金”（以下简称“直接补贴”）和“种植早晚稻良种补贴资金”（以下简称“良种补贴”）的惠农政策（该二种补贴以下统称“粮补款”），该“粮补款”由国家财政统一拨付。漳浦县绥安镇人民政府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及各村的实际情况，将“粮补款”按核定的指标下达到各村民委员会，漳浦县绥安镇楼脚村村民委员会根据各种田农户的实际种植面积将“粮补款”发放到各农户手中。2008年至2013年间，由于绥安镇人民政府每年下达的补贴指标均超出实际种植面积，当年的“粮补款”均有剩余，但因专款专用的限制，剩余的“粮补款”无法套现，时任楼脚村文统的被告人蔡某甲便向时任楼脚村村民委员会主任的被告人蔡某乙、村党支部书记的被告人蔡某丙及蔡某癸、蔡某子、蔡某丑、蔡某寅、蔡某卯、蔡某辰、蔡某巳等村干部提议以各自亲属的名义虚列种植面积，并由被告人蔡某甲登记造册，骗取当年剩余的“粮补款”进行私分，上述人员均表示同意。期间，被告人蔡某甲、蔡某乙、蔡某丙及其他村干部共同虚报冒领“粮补款”计人民币96789.04元进行私分。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一、2008年间，漳浦县绥安镇人民政府下达“粮补款”的指标后，被告人蔡某甲在登记造册过程中发现该指标扣除应实际补贴给种粮村民外尚有剩余，便向被告人蔡某乙、蔡某丙提议以各自的妻子陈某、蔡某戊、蔡某丁的名义虚报冒领剩余的“直接补贴”，被告人蔡某乙、蔡某丙均表示同意；被告人蔡某甲又在村两委会议上提议以各位村干部亲属的名义虚报冒领剩余的“良种补贴”，被告人蔡某乙、蔡某丙及其他村干部商量后均表示同意，后由被告人蔡某甲登记造册，以陈某、蔡某戊、蔡某丁、蔡某己、蔡某庚、蔡某辛、蔡某壬、吴某、林某、蔡某月、蔡某的名义，先后共虚列“直接补贴”面积计32亩、“早稻良种补贴”面积计174亩、“晚稻良种补贴”面积计162.5亩，按照当年“直接补贴”每亩人民币34.8元、“早稻良种补贴”每亩人民币10元、“晚稻良种补贴”每亩15元的补助标准，共虚报冒领“粮补款”计人民币5291.1元进行私分，被告人蔡某甲分得赃款人民币850.5元，被告人蔡某乙分得赃款人民币658元，被告人蔡某丙分得赃款人民币732.6元。
二、2009年间，漳浦县绥安镇人民政府下达“粮补款”的指标后，被告人蔡某甲在登记造册过程中发现该指标扣除应实际补贴给种粮村民外尚有剩余，便在村两委会议上提议以各位村干部亲属的名义虚报冒领剩余的“粮补款”，被告人蔡某甲、蔡某乙、蔡某丙及其他村干部商量后均表示同意，后由被告人蔡某甲登记造册，以陈某、蔡某戊、蔡某丁、蔡某己、蔡某庚、蔡某辛、蔡某壬、吴某、林某、蔡某月、蔡某的名义，先后共虚列“直接补贴”面积计196.62亩、“早稻良种补贴”面积计162.5亩、“晚稻良种补贴”面积计162.5亩，按当年“直接补贴”每亩人民币34.8元、“早稻良种补贴”每亩人民币10元、“晚稻良种补贴”每亩15元的补助标准，共虚报冒领“粮补款”计人民币10904.88元进行私分，被告人蔡某甲分得赃款人民币1833.9元，被告人蔡某乙分得赃款人民币1240.88元，被告人蔡某丙分得赃款人民币1195元。
三、2010年间，漳浦县绥安镇人民政府下达“粮补款”的指标后，被告人蔡某甲在登记造册过程中发现该指标扣除应实际补贴给种粮村民外尚有剩余，便在村两委会议上提议以各位村干部亲属的名义虚报冒领剩余的“粮补款”，被告人蔡某乙、蔡某丙及其他村干部商量后均表示同意，后由被告人蔡某甲登记造册，以陈某、蔡某戊、蔡某丁、蔡某己、蔡某庚、蔡某辛、蔡某壬、吴某、林某、蔡某月、蔡某的名义，先后共虚列“直接补贴”面积计186.79亩、“早稻良种补贴”面积计162.5亩、“晚稻良种补贴”面积计104.54亩，按当年“直接补贴”每亩人民币41元、“早稻良种补贴”每亩人民币10元、“晚稻良种补贴”每亩人民币15元的补助标准，共虚报冒领“粮补款”计人民币10850.92元进行私分，被告人蔡某甲分得赃款人民币2054.95元，被告人蔡某乙分得赃款人民币1433.04元，被告人蔡某丙分得赃款人民币1396.25元。
四、2011年间，漳浦县绥安镇人民政府下达“粮补款”的指标后，被告人蔡某甲在登记造册过程中发现该指标扣除应实际补贴给种粮村民外尚有剩余，便在村两委会议上提议以各位村干部亲属的名义虚报冒领剩余的“粮补款”，被告人蔡某乙、蔡某丙及其他村干部商量后均表示同意，后由被告人蔡某甲登记造册，以陈某、蔡某戊、蔡某丁、蔡某己、蔡某庚、蔡某辛、蔡某壬、吴某、林某、蔡某月、蔡某的名义，先后共虚列“直接补贴”面积计345.2亩、“良种补贴”面积计293.07亩，按当年“直接补贴”每亩人民币47.27元、“良种补贴”每亩人民币16.5元的补助标准，共虚报冒领“粮补款”计人民币21157.78元进行私分，被告人蔡某甲分得赃款人民币3052.22元，被告人蔡某乙分得赃款人民币3061.07元，被告人蔡某丙分得赃款人民币3045.51元。
五、2012年间，漳浦县绥安镇人民政府下达“粮补款”的指标后，被告人蔡某甲在登记造册过程中发现该指标扣除应实际补贴给种粮村民外尚有剩余，便在村两委会议上提议以各位村干部亲属的名义虚报冒领剩余的“粮补款”，被告人蔡某乙、蔡某丙及其他村干部商量后均表示同意，后由被告人蔡某甲登记造册，以陈某、蔡某戊、蔡某丁、蔡某己、蔡某庚、蔡某辛、蔡某壬、吴某、林某、蔡某月、蔡某的名义，先后共虚列“直接补贴”面积计345.3亩、“良种补贴”面积计333.5亩，按当年“直接补贴”每亩人民币59.66元、“良种补贴”每亩人民币14.7元的补助标准，扣除相应的水稻种植保险费用计人民币542.64后，共虚报冒领“粮补款”计人民币24960.41元进行私分，被告人蔡某甲分得赃款人民币3602.88元，被告人蔡某乙分得赃款人民币3609.48元，被告人蔡某丙分得赃款人民币3596.91元。
六、2013年间，漳浦县绥安镇人民政府下达“粮补款”的指标后，被告人蔡某甲在登记造册过程中发现该指标扣除应实际补贴给种粮村民外尚有剩余，便在村两委会议上提议以各位村干部亲属的名义虚报冒领剩余的“粮补款”，被告人蔡某乙、蔡某丙及其他村干部商量后均表示同意，后由被告人蔡某甲登记造册，以陈某、蔡某戊、蔡某丁、蔡某己、蔡某庚、蔡某辛、蔡某壬、吴某、林某、蔡某月、蔡某的名义，先后共虚列“直接补贴”面积计331.1亩、“良种补贴”面积计292.14亩，按当年“直接补贴”每亩人民币59.95元、“良种补贴”每亩人民币14.84元的补助标准，扣除相应的水稻种植保险费用计人民币560.88后，共虚报冒领“粮补款”计人民币23623.95元进行私分，被告人蔡某甲分得赃款人民币3424.76元，被告人蔡某乙分得赃款人民币3431.93元，被告人蔡某丙分得赃款人民币3424.76元。
上述合计，被告人蔡某甲、蔡某乙、蔡某丙等人结伙虚报冒领“粮补款”计人民币96789.04元，侵吞上述公款进行私分，其中被告人蔡某甲分得赃款计人民币14819.21元、被告人蔡某乙分得赃款计人民币13434.4元、被告人蔡某丙分得赃款计人民币13391.03元，上述赃款均用于其个人和家庭日常生活开支。
2014年11月20日，被告人蔡某甲、蔡某乙、蔡某丙在被中共漳浦县绥安镇纪律检查委员会约谈期间，均主动交代了办案部门尚未掌握的结伙侵吞公款的犯罪事实。2015年3月5日，被告人蔡某乙、蔡某丙分别向漳浦县人民检察院退清所得赃款，同年5月14日，被告人蔡某甲向漳浦县人民检察院退清所得赃款。
认定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和本院依职权收集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陈某、蔡某戊、蔡某丁、蔡某己、蔡某庚、蔡某辛、蔡某壬、吴某、林某的证言，证实上述人员2008年至2013年度“粮补款”的领取情况。
2.证人蔡某癸、蔡某子、蔡某丑、蔡某寅、蔡某卯、蔡某辰、蔡某巳的证言，证实2009年至2013年，楼脚村村两委开会时，村文统蔡某甲提议将当年剩余的“粮补款”指标分摊在村两委委员各自亲属的名下，村两委委员均同意该做法，并以蔡某己、蔡某庚、蔡某辛、蔡某壬、吴某、林某、蔡某月的名义虚报冒领了2008年至2013年度的“粮补款”等事实。
3.漳浦县农业局提供的绥安镇楼脚村2008年至2013年度“种粮农民综合直接补贴资金登记表”、“农作物良种补贴资金及水稻保险登记表”及关于涉案人员的补贴资金的摘录表，证实2008年至2013年度楼脚村“粮补款”发放的详细情况。
4.漳浦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提供的陈某、蔡某戊、蔡某丁、蔡某己、蔡某庚、蔡某辛、蔡某壬、吴某、林某等人的存款明细帐及上述人员的“粮补款”财政专项补贴存折复印件，证实上述人员通过财政专项补贴存折冒领“粮补款”的详细情况。
5.被告人蔡某甲、蔡某乙、蔡某丙的户籍证明，证实各被告人的身份基本情况。
6.漳浦县绥安镇人民政府提供的任职证明及中共绥安镇委员会浦绥委（2006）101、（2009）33号文件，证实被告人蔡某甲、蔡某乙、蔡某丙在漳浦县绥安镇楼脚村的任职情况。
7.中共漳浦县绥安镇纪律检查委员会、漳浦县绥安镇纪检监察室出具的关于被告人蔡某甲、蔡某乙、蔡某丙到案经过的证明及漳浦县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出具的案件说明，证实2014年11月20日，被告人蔡某甲、蔡某乙、蔡某丙在被中共漳浦县绥安镇纪律检查委员会约谈期间，均主动交代了办案部门尚未掌握的其等人结伙侵吞国家“粮补款”的犯罪事实。
8.漳浦县人民检察院扣押决定书、扣押物品清单及福建省行政暂时扣留（或冻结）财物收据，证实各被告人均已退清所得赃款的事实。
9.漳浦县人民政府浦政综（2008）52号、（2009）16号、（2010）32号、（2011）21号、（2012）16号、（2013）22号、漳浦县财政局、农业局浦农（2008）97号、（2009）105号、（2010）86号、（2010）120号、（2011）128号、（2012）44号、（2013）96号、漳州市财政局漳财建（2008）47号、漳浦县财政局、农业局浦财企（2012）01号、漳浦县农业局、财政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漳浦支公司浦农（2012）8号等文件，证实2008年至2013年度“粮补款”的补助范围、补助标准及保险费用等情况。
10.漳浦县司法局绥安司法所出具的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报告，证实被告人蔡某丙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事实。
11.被告人蔡某甲、蔡某乙、蔡某丙的供述，三被告人均供认了2008年至2013年间结伙虚报冒领“粮补款”及个人得赃情况等事实。
上述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根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蔡某甲、蔡某乙、蔡某丙均系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结伙采用虚报冒领的手段，侵吞公款计人民币96789.04元，数额较大，其中被告人蔡某甲个人得赃款人民币14819.21元，被告人蔡某乙个人得赃款人民币13434.4元，被告人蔡某丙个人得赃款人民币13391.03元，三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属共同犯罪。案发后，被告人蔡某甲、蔡某乙、蔡某丙在被纪检部门约谈期间，主动交代办案部门尚未掌握的结伙侵吞公款的犯罪事实，应认定为自首，依法均可以从轻处罚。案发后，被告人蔡某甲、蔡某乙、蔡某丙能退清所得赃款，均可酌情从轻处罚。公诉机关对被告人蔡某甲、蔡某乙、蔡某丙犯贪污罪的指控成立，其在法庭上对原提请适用的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变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及原提请适用的其余法律条文正确，其补充认定被告人蔡某甲、蔡某乙、蔡某丙所犯贪污罪属数额较大，且具有自首情节的公诉意见成立，予以采纳。辩护人许育平提出被告人蔡某乙案发后能投案自首，且已退清赃款，建议法庭对被告人蔡某乙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成立，予以采纳；但其提出被告人蔡某乙没有实施“骗取”粮补款的具体行为，其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应认定为从犯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蔡某乙身为楼脚村村委会主任，虽没有实施骗取“粮补款”的具体行为，但其参与了骗取“粮补款”的共谋，对本案犯罪行为的实施具有决策作用，不宜认定为从犯，因此，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辩护人朱江辉提出被告人蔡某丙与蔡某丁离婚后，存入蔡某丁账户的“粮补款”计人民币7180元不属于蔡某丙与蔡某丁的共有财产，该部分数额应从公诉机关指控的个人得赃数额中予以扣除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蔡某丙自2008年起即以蔡某丁的名义冒领“粮补款”，在与蔡某丁离婚后仍以蔡某丁的名义冒领“粮补款”，至于冒领的“粮补款”由谁占有系被告人蔡某丙得赃后对赃款的实际支配，该部分数额仍应认定为被告人蔡某丙的个人得赃数额，不应予以扣除，因此，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辩护人朱江辉又提出被告人蔡某丙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并不承担“粮补”工作的申报、登记、公示、造册等具体职责，在共同犯罪中罪责较轻，且被告人蔡某丙在案发后能投案自首，并已退清赃款，无损害后果发生，建议对被告人蔡某丙免予刑事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蔡某丙身为楼脚村党支部书记，虽不承担“粮补”工作的申报、登记、公示、造册等具体职责，但其参与了骗取“粮补款”的共谋，对本案犯罪行为的实施具有决策作用，且结伙侵吞“粮补款”数额计人民币96789.04元，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不宜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因此，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根据被告人蔡某丙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结合司法行政机关审前社会调查情况，对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蔡某甲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5月12日起至2016年5月11日止。罚金限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二、被告人蔡某乙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5月12日起至2016年5月11日止。罚金限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三、被告人蔡某丙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缓刑考验期间，必须依法接受社区矫正。罚金已缴纳）。
四、追缴被告人蔡某甲、蔡某乙、蔡某丙的违法所得，由扣押单位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杨艺鸣
代理审判员 陈伟均
人民陪审员 李艺华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林海斌
附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二款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第六十四条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第一款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第十九条第一款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
（一）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
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
（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犯有数罪的犯罪嫌疑人仅如实供述所犯数罪中部分犯罪的，只对如实供述部分犯罪的行为，认定为自首。
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为自首。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