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7）浙06刑终284号
原公诉机关诸暨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袁伯兔，男，1963年3月3日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市，汉族，高中文化，中共党员，原系诸暨市浣东街道王家湖村党支部书记兼村经济合作社社长，住诸暨市。因本案于2016年6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诸暨市看守所。
辩护人吴成涛，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建军，男，1978年2月12日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市，汉族，初中文化，住诸暨市。因本案于2016年6月1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日被逮捕，2017年1月9日转取保候审，2017年4月18日被决定逮捕。现羁押于诸暨市看守所。
辩护人骆可风，浙江博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诸暨市人民法院审理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袁伯兔、李建军犯受贿罪一案，于2017年3月27日作出（2017）浙0681刑初72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袁伯兔、李建军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讯问上诉人，认为案件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
原判认定：被告人袁伯兔在担任诸暨市浣东街道王家湖村党支部书记期间，利用协助政府开展征迁工作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伙同诸暨市浣东街道王家湖村委会主任袁百钢（另案处理）在三环线道路建设被征房屋拆除工程和城东新城建设王家湖区域被征房屋拆除工程中，非法收受工程承包人吴某龙（另案处理）赠送的财物，共计人民币220万元。被告人李建军明知被告人袁伯兔及袁某1等人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吴某龙所赠财物，为帮助掩盖收受贿赂的事实，为被告人袁伯兔、袁某1提供帮助，共计帮助收受贿赂人民币102.5万元。其中被告人袁伯兔分得31万元，被告人李建军分得12.5万元。具体如下：
1.2012年四五月份，被告人袁伯兔及袁百钢在协助浣东街道从事城市三环线道路建设及周边区域房屋征迁过程中，吴培龙为在王家湖村王一自然村房屋拆除工程施工过程中争取人工方式拆除，并在维护拆屋现场安全、调解村民矛盾纠纷等事项上取得被告人袁伯兔及袁百钢等村干部的帮忙，提出按照每平米15元的标准送给村干部好处费，并约定先行按照每平方米10元的标准支付部分好处费，工程结束后支付余款。被告人袁伯兔及袁某1表示同意。2012年八九月份，吴某龙在诸暨市浣东街道“福田花园”小区水果市场附近的路边交给被告人袁伯兔现金人民币22.5万元。收到该笔好处费后，被告人袁伯兔要求被告人李建军将上述财物分给村干部钱超琴、李伟星、郭某2（均另案处理）每人5万元，剩余7.5万元由李建军和李某2等人自行分配。被告人李建军在明知上述财物系吴某龙赠送给村干部的财物的情况下，仍代为将好处费分给钱某、李某1、郭某2每人5万元，然后分给李某24万元，自己拿走3.5万元。
后被告人袁伯兔又向吴某龙提出将好处费的标准提高到每平方米16元，吴某龙表示同意，并在“福田花园”小区附近将余款现金人民币17.5万元交给被告人袁伯兔。
2.2012年八九月份，被告人袁伯兔及袁百钢在协助诸暨市人民政府从事城东新城建设房屋征收拆迁过程中，吴某龙为在王家湖村拆除工程施工过程中争取人工方式拆除，并在维护拆屋现场安全、调解村民矛盾纠纷等事项上得到被告人袁伯兔及袁百钢等村干部的帮忙，提出按照每平米15元的标准送给村干部好处费，为掩盖行贿受贿事实，吴某龙让被告人袁伯兔及袁某1安排其他人代村干部出面签订“合作协议”，并约定拆除工程开始前先行支付现金人民币100万元。后被告人袁伯兔让被告人李建军出面签订协议，被告人李建军在明知该协议是吴培龙为向村干部赠送好处费的“幌子”，仍出面代为签订了“合作协议”。2012年9月份左右的一天，吴某龙在“福田花园”小区附近交给被告人袁伯兔现金人民币100万元。
2012年11月至12月，吴某龙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三次将80万元好处费汇至被告人李建军的农行账户，再由被告人李建军转交给被告人袁伯兔。被告人李建军按照被告人袁伯兔的指示分给蔡某1等人部分款项、支付拆除房屋值夜工人的工资后，将其中的9万元占为己有。被告人袁伯兔将从吴培龙处收受的贿赂款220万元除分给王家湖其他村干部、被告人李建军、安排李建军支付拆屋房屋的部分开支等，自己实际占有31万元。
后吴某龙因工程未盈利，未再支付剩余好处费。
案发后，被告人袁伯兔向诸暨市人民检察院退缴赃款31万元；被告人李建军向诸暨市人民检察院退缴赃款9万元。
原判确认了相应的证据。
原判认为，被告人袁伯兔身为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公务时，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220万元，实际收受31万元，数额巨大；被告人李建军明知被告人袁伯兔等村干部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仍为其提供帮助，共计参与收受财物102.5万元，实际收受12.5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部分系共同犯罪。被告人袁伯兔已退缴相应赃款，在庭审中表示认罪悔罪，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李建军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和辅助作用，依法认定为从犯，已退缴相应赃款，其在庭审中表示认罪悔罪，依法予以减轻处罚。但被告人李建军参与受贿犯罪数额巨大，本院已经依法予以减轻处罚，不宜再适用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袁伯兔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二、被告人李建军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袁伯兔上诉提出：1、其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吴培龙争取或承接“31省道诸暨王家湖至五泄段改建工程”及王家湖房屋征收的拆迁工程。吴某龙承包该工程是由浣东街道指定的。2、吴某龙为了顺利履行房屋拆迁合同，邀请上诉人等人参与工程施工，并解决相应的矛盾等工作，上诉人的行为属于履行民事合同的行为。上诉人只是利用了当地名望和影响力，并没有利用其职务之便。3、原判认定受贿数额有误。220万元工程款应当从中减去工程施工必要的支出。此外，上诉人在支付款项之后，马上将款项按照三个自然村的实际工作情况支付了相应的款项，由此可见，上诉人主观上并没有将全部款项占为己有的故意，故受贿数额应当认定31万元。4、即便上诉人的行为构成受贿，也应当认定上诉人有自首情节，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辩护人吴成涛提出：1、吴某龙承包房屋征收拆迁工程是由浣东街道决定的，非袁伯兔之功，袁伯兔等人参与拆迁工程是吴某龙在承接拆迁工程后与吴某龙之间发生的民事行为，并非协助政府从事公务的行为。袁伯兔并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袁伯兔行为不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2、原判认定受贿数额有误。220万元中应当扣除工程施工所支出的费用。袁伯兔在收到款项后，将款项分别分给了三个自然村，说明其主观上并无全部占为己有的故意，故认定31万元。3、即便袁伯兔的行为构成受贿，也应当认定其有自首情节。原判量刑畸重。
李建军上诉提出：其对构成受贿罪没有异议但原判量刑过重。其拿到相当部分钱用于支付工资等费用，其实际仅拿到7万元左右，数额较少。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
辩护人骆可风提出：1、房屋拆除工作不应认定为协助政府工作。袁伯兔协助吴某龙进行房屋拆迁是市场行为，袁伯兔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李建军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2、原判认定受贿金额证据不足。3、即便构罪，李建军系从犯，分得金额较少，与其他案件横向比较，原判量刑过重。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被告人袁伯兔、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公务中，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220万元，被告人李建军明知袁伯兔利用职务之便收取他人财物，仍为其提供帮助，参与收受财物102.5万元的事实清楚，有经原审庭审质证、认证的证人郭某2、李某1、钱某、袁某2、蔡某1、袁某3、袁某4、袁某5、袁某6、蔡某2、李某2、郦某,4、金某、蒋某的证言，浣工委〔2011〕14号《关于公布各村党支部委员会选举结果和袁国平等同志任职的通知》，《中共诸暨市委诸暨市人民政府关于成立诸暨市城东新城建设房屋征收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城东新城房屋征收（浣东区域）房屋拆除施工合同》、诸暨市人民政府浣东街道办事处会议记录一份、建筑业统一发票及记账凭证，浣通〔2012〕17号《关于召开浣东街道城市三环线（绍大线）道路建设征迁工作动员会的通知》，《诸暨市城东新城建设房屋征收工作手册》，城东新城建设征地工作（王二村）工资清单、房屋拆迁征收7组工作人员（村）补贴费发放表及记账凭证，被告人李建军尾号5916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银行存取款凭证，归案情况说明，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暂扣款票据、预收款票据及被告人袁伯兔、李建军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对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具体评析如下：
1、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袁伯兔协助吴某龙房屋拆迁的行为属于民事合同行为，并没有利用职务之便，其与李建军行为不构成受贿罪的意见，经查，（1）根据诸暨市相关房屋征收工作的文件精神，三环线道路建设和城东新城拆迁工作均包括了宣传发动、调查评估、签约搬迁、空房拆除等多个环节。村干部全程参与，主要职责是配合政府做好思想动员、政策宣传、测绘计量、服务签约、房屋腾空拆除、纠纷协调、安全维护及房屋残值管理等工作，空房拆除也是房屋征收工作中一个环节。期间袁伯兔等村干部还从政府领取了补贴。故应当认定袁伯兔行为系协助政府从事征收、拆迁工作的行为。（2）袁伯兔多次供述，其出面让李建军与吴某龙签订合作协议，是因为其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让李建军代替其等人与吴某龙签订合作工程协议，其实以收取工程款形式掩盖非法收受好处的行为。袁伯兔收取220万元名义上是协助实施工程获取的利润，实质上系利用职务之便获取贿赂。（3）在房屋拆除过程中，袁伯兔利用其协助政府从事拆迁工作之便，为吴某龙争取了人工拆除，协调村民纠纷矛盾，保存门窗板壁的残值，为吴某龙谋取了利益。综上，本院认为，袁伯兔的行为符合受贿罪构成要件，构成受贿罪。上诉人及辩护人此意见不能成立。
2、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的数额认定有误，袁伯兔收取金额应认定31万元及原判认定李建军帮助收取贿赂102.5万元证据不足的意见，经查，（1）袁伯兔从吴某龙处收受贿赂220万元，有袁伯兔、李建军供述、吴某龙的证言、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及相关证人证言予以证实。袁伯兔在收到吴某龙220万元时，其行为已既遂。袁伯兔将220万元中的189万元，交袁某1、李建军等分给其他村干部，是其收受贿赂之后对财物处分行为，并不影响对受贿数额的认定。（2）袁伯兔从吴某龙收取220万元系收受贿赂的行为，并非履行合同的行为。袁伯兔等人为配合拆迁所付出的人工，系村干部应当履行职责，政府也以补贴形式对袁伯兔等人予以补偿。故不应当从受贿数额中予以扣除。（3）李建军明知袁伯兔利用村干部协助政府征迁工作之便，收取贿赂，仍帮助袁伯兔出面与吴某龙签订工程合作协议，按照袁伯兔指示收取、分配贿赂款。其主观上具有帮助他人受贿的故意。其两次帮助袁伯兔收取贿赂款合计102.5万元的事实，有李建军供述、袁伯兔供述、相关村干部证言及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等证据予以证实。综上，原判认定受贿数额认定正确，证据确实充分。上诉人及辩护人此意见不能成立。
3、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应当认定袁伯兔有自首情节的意见，经查，根据收集在卷袁伯兔、李建军的供述，袁伯兔、李建军到案后并未如实交代犯罪事实，而是按照二人事先串供的内容作了袁伯兔将吴某龙工程介绍给李建军，收受李建军好处12万元的虚假供述，之后才如实交代犯罪事实。归案经过中也未提及袁伯兔、李建军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故二被告人不符合认定自首的条件，原判未认定自首并无不当。
本院认为，被告人袁伯兔身为村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公务时，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220万元，实际收受31万元，数额巨大；被告人李建军明知被告人袁伯兔等村干部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仍为其提供帮助，共计参与收受财物102.5万元，实际收受12.5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部分系共同犯罪。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判在量刑时对二被告人积极退赃、认罪悔罪及被告人李建军系从犯等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所作量刑适当。二上诉人及辩护人认为袁伯兔、李建军不构成受贿以及要求从轻处罚的请求，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俞湘静
代理审判员 袁建国
代理审判员 梁赛群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高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