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湘01民终58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市衡南县支公司，住所地：衡南县新县城云峰路55号地C栋109—112室。法定代表人：欧阳威，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煌毅，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凤英。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礼峰。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礼健。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晓斌，湖南科云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颖，湖南科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杨远。原审被告：刘传波。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市衡南县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梁凤英、刘礼峰、刘礼健、原审被告杨远、刘传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2017）湘0121民初13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保险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承担80%的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1、交警部门已经认定双方负“同等责任”，本案是一起因机动车交通事故引发的赔偿责任纠纷，该案经过衡南县交警大队现场勘察和事故认定，已明确刘传波与受害者刘某承担同等责任，而且，被上诉人在接到该份交通事故认定书后及时向衡阳市交警支队提出申请复核，但是衡阳市交警支队在查阅相关卷宗后依法作出维持决定，恰恰说明衡南县交警大队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因此，上诉人认为该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双方均具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提交充分反证时不能轻易改变交警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及责任划分。2、在本案中一审判决中既然认定衡南县交警大队作出的责任认定合法有效，然而，该份事故认定书认定刘传波负事故的同等责任，那么依据《湖南省实施办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损失仅承担60%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80%的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且显失公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梁凤英、刘礼峰、刘礼健辩称，不能简单依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确定机动车民事赔偿，刘传波在夜间行驶超速且未打远近光灯示意及未合理避让行人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直接导致刘某当场死亡。1、本案中，事故现场有明显的限速标志30公里/小时，且夜间行车更应在安全速度下减低车速，而事故发生时（2016年5月4日19点50分）刘传波行驶的车速为54公里/小时-56公里/小时（交通事故认定书已明确）已大大超过安全时速。从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的现场看，事故车辆右前轮距离受害人头部有10.18米，足以说明当时车速之快，冲击力之大，将受害人撞上后弹开10米多远。2、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马路，应当避让。结合本案，刘传波超速驾驶经过事故地，遇受害人横过马路时未减速慢行、未采取合理措施避让及提示而导致事故发生。3、受害人仅因横过马路未注意就承担事故同等责任不合理也不公平。死者在本次事故仅有较小过失，一审法院认定刘某的死亡致梁凤英、刘礼峰、刘礼健减轻刘传波20%的赔偿责任合法合理。杨远辩称，交警队划分为同等责任，要我们承担80%责任不公平，与保险公司意见一致。刘传波辩称，交警队划分为同等责任，要我们承担80%不认可。梁凤英、刘礼峰、刘礼健向一审法院诉请：一、杨远、刘传波赔偿梁凤英、刘礼峰、刘礼健各项损失共计853842.5元；二、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三、杨远、刘传波承担诉讼费、律师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各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1、2016年5月4日19时50分，刘传波驾驶杨远所有的湘Ｄ×××××号客车由西向东行驶衡南县云集大道与107国道连接地段时，撞到横穿公路的行人刘某，导致刘某当场死亡，衡南县交警大队对事故形成原因分析认为：刘传波驾驶客车遇行人刘某横过公路时采取措施不当，以及行人刘某横穿公路时未注意来往车辆。衡南县交警大队认定刘某和刘传波承担本次事故同等责任，该事故经刘某的亲属申请复核，衡阳市交警支队维持原事故决定。2、湘Ｄ×××××号客车在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三责险，其中三责险保险限额为500000元，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事故发生以后，刘传波已赔偿梁凤英、刘礼峰、刘礼健60000元；3、梁凤英系刘某母亲，刘礼峰、刘礼健均系刘某儿子，死者刘某生前居住地已经行政区划调整为街道下辖村组，梁凤英有6个子女（含刘某）。二、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1、刘传波在本案中民事责任的承担。本次交通事故虽经衡南县公安交警大队认定，刘传波与刘某承担本次事故的同等责任，并经衡阳市交警支队作出了维持决定。一审法院认为，交通事故责任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据交通事故当事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及事故当事人在事故中原因力的大小所做的认定。它不同于民事赔偿责任，民事赔偿责任是根据法定或约定及行为人侵权行为的过错所应当承担的一种不利的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我国法律对交通事故中机动车与行人间发生交通事故，对机动车是一种严格的责任，在双方当事人都有过错的情况下，即使行人有重大过失，也只能按照过失相抵原则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而不能简单的依事故责任认定确定机动车的赔偿责任。故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因刘某的死亡致梁凤英、刘礼峰、刘礼健所受损失减轻刘传波20%的赔偿责任。2、死者刘某的死亡赔偿金认定标准和被扶养人及扶养费的认定。刘某在城镇工作有海南润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考勤表、出入证为证。审理中，梁凤英、刘礼峰、刘礼健提供了耒阳市灶市街街道新渡村村民委员会开具的证明，证明刘某承包地全部流传并在外务工，刘某、梁凤英户籍所在地耒阳市泗门洲镇××已经区划××为灶市街街道××村组，据此，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梁凤英扶养费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3、梁凤英、刘礼峰、刘礼健精神抚慰金的认定及处理。梁凤英、刘礼峰、刘礼健作为刘某的近亲属，因刘某死亡，精神上确实受到伤害，其主张精神抚慰金应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为40000元。梁凤英、刘礼峰、刘礼健要求精神抚慰金在该交强险限额内优先赔偿，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4、梁凤英、刘礼峰、刘礼健各项损失的计算标准以及赔偿金额。针对梁凤英、刘礼峰、刘礼健损失项目争议，一审法院分项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刘某于1966年2月23日出生，按湖南省2016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284元/年的标准，认定该项损失为625680元（31284元/年×20年）；（2）精神抚慰金40000元；（3）丧葬费,根据湖南省上一年度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4490.75元的标准，计算6个月，认定该项损失为26944.5元；（4）交通费，梁凤英、刘礼峰、刘礼健未提供交通费发票，死者刘某家属为办理丧葬事宜确实存在交通费支出，认定为500元；（5）被扶养人生活费，梁凤英的扶养义务人有六人（含刘某），庭审中当事人均已认可，梁凤英1939年9月20日出生，一审法院按湖南省2016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420元/年的标准，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计算为17850元（21420元/年×5年÷6人）。以上损失总计为710974.5元。梁凤英、刘礼峰、刘礼健主张律师费46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梁凤英、刘礼峰、刘礼健支出的律师费是其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是否聘请律师而产生，在本案中与刘传波的侵权行为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该项诉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一、刘传波与刘某承担本次事故的同等责任，该事故经刘某的亲属申请复核，衡阳市交警支队作出了维持决定。该责任认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二、交通事故造成刘某的损失，应当由保险公司先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直接赔偿，不足部分根据过错责任原则由侵权人负责赔偿。梁凤英、刘礼峰、刘礼健所有损失项目均应纳入保险公司在1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赔偿。该限额内优先赔偿精神抚慰金后，剩余70000元限额赔偿梁凤英、刘礼峰、刘礼健其余损失后，尚有600974.5元在该限额内未足额获赔偿。该部分由刘传波承担80%的赔偿责任，即480779.6元，保险公司在500000元的三责险限额内予以赔偿。刘传波已垫付梁凤英、刘礼峰、刘礼健损失60000元，由梁凤英、刘礼峰、刘礼健在保险公司赔偿其的款项中，转付给刘传波。杨远作为湘Ｄ×××××号机动车所有人，合法允许刘传波驾驶车辆，在本案中无过错，不承担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八条第二款、第九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六条第一款，《湖南省实施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市衡南县支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梁凤英、刘礼峰、刘礼健损失人民币110000元，在机动车交通事故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梁凤英、刘礼峰、刘礼健损失人民币480779.6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二、驳回梁凤英、刘礼峰、刘礼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339元，减半收取2169.5元，由梁凤英、刘礼峰、刘礼健负担169.5元，由刘传波负担2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对于衡南县公安交警大队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认定的事实，各方均未持异议，而对于该交通事故认定书所划分的责任，则需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之规定，根据事故发生原因、各方过错、损害后果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本案中，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认定的事实，一方面，刘传波所驾驶的湘Ｄ×××××号小型普通客车事故发生时的行驶速度为54km/h-56km/h，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的规定，客观上已致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大大增加，同时，刘传波驾驶湘Ｄ×××××号小型普通客车遇行人横过公路时采取措施不当，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的规定，使得潜在事故被避免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而另一方面，行人刘某因在横穿公路时未注意往来车辆而酿成本案事故，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二条“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的路口，或者在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道路，应当在确认安全后通过。”的规定，其一定程度置自身安危于不顾，使得潜在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增加。综上，刘传波、刘某对于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均存在一定过错，然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之规定，机动车的危险程度要远远高于行人，在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相对于机动车一方，行人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应适用严格责任。根据上述本案事故原因、事故过错的分析，机动车驾驶人刘传波对于事故发生的过错程度，显然要高于作为行人的刘某，如果认定刘某与刘传波承担同等责任，则与双方过错程度不相符，弱化了机动车方的责任，并且，对于被撞致当场死亡的刘某，有失公允。因此，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因刘某的死亡致梁凤英、刘礼峰、刘礼健所受损失减轻刘传波2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妥。综上所述，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39元，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市衡南县支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柳ＸＸ审判员  王晓虹审判员  张文欢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聂芳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