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锦屏县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5）锦刑初字第4号公诉机关锦屏县人民检察院。被告单位锦屏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诉讼代表人周某某，男，1965年12月30日出生于贵州省锦屏县，土家族，大专文化，锦屏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副站长。被告人张某某，男，1976年11月4日出生，苗族，初中文化，农民。辩护人陈某某，男，通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姜某某，男，1975年7月2日出生于，苗族，初中文化，农民。辩护人罗某，男，通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龙某某，男，1965年7月23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锦屏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站长。。辩护人吴某某，男，1949年12月28日出生，苗族，大学文化，锦屏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锦屏县人民检察院以锦检公诉刑诉（2014）11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锦屏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及被告人张某某、姜某某、龙某某犯滥伐林木罪，于2014年12月2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月7日、3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锦屏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姜玲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诉讼代表人周某某，被告人张某某、姜某某、龙某某及其辩护人陈某某、罗某、吴某某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12年11月28日，被告人张某某、姜某某与被告单位锦屏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签订协议，锦屏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将“龙形坡”林场38、39号小班林木以380元∕m3的价格承包给被告人张某某、姜某某进行间伐，费用包括：采伐、修枝、砍灌清杂、修路搬运等。同年12月18日，锦屏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取得“龙形坡林场”38、39号小班抚育间伐《林木采伐许可证》，在取得该采伐证后，被告人张某某、姜某某雇请民工进入“龙形坡”林场进行间伐作业。为便于林木的运出，被告人龙某某在明知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同意被告人张某某、姜某某修建从“龙形坡”山脚至“养牛坪”路段的运材公路。期间，被告人张某某、姜某某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雇请挖机师傅在“龙形坡”林场内修建多条运材公路。锦屏县森林公安局聘请技术人员对修建的运材公路长度、修路采伐林木蓄积进行了鉴定，意见为：“龙形坡”林场坡脚至“养牛坪”段公路长度810米，采伐林木蓄积49.1022立方米；38、39号小班内共修主干线公路长度3182米（未包括坡脚至“养牛坪”段），采伐林木蓄积299.404立方米；38、39号小班共修岔路公路长度961米，采伐林木蓄积97.861立方米。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锦屏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同意他人砍伐林木修建运材公路，蓄积达49.1022立方米，数量较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滥伐林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某某系锦屏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的主要负责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条的规定，应以滥伐林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张某某、姜某某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雇请民工砍伐林木修建运材公路，蓄积共计397.265立方米，数量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滥伐林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提供了《锦屏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龙形坡林场中幼林抚育间伐承包合同》、《2012年钟灵龙形坡林场抚育间伐施工期间管护（监督）合同》、《龙形坡林场间伐材出让合同》、《贵州省林木采伐许可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锦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证人杨存某、杨发某、杨顺某、单某、阮某某、龙某某等证人证言，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通知书，现场勘验检查笔录，被告人张某文、姜某某、龙某某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佐证。被告单位诉讼代表人周某某辩称：被告单位对起诉书指控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愿意认罪。被告人张某某辩称：对于起诉书指控的滥伐数量没有异议，但提出我们只是承包林木砍伐，修路都是根据被告单位聘请的山场管护员杨存余的指导进行，愿意认罪。辩护人陈某某提出的辩护意见是：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某某构成滥伐林木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张某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辩护人陈某某提交了如下证据：证人姜彰某、姜应某、姜正某的书面证言及申请了上述三位证人出庭作证，拟证明被告人张某某、姜某某在修路过程中是按照杨存某指挥线路进行修路的情况。被告人姜某某辩称：对于起诉书指控的滥伐数量没有异议，但提出砍伐树木和修路都是受被告单位聘请的山场管护员杨存某的安排，愿意认罪。辩护人罗某提出的辩护意见是：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姜某某构成滥伐林木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姜某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被告人龙某某辩称：本人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愿意认罪。被告人龙某某提交了如下证据：1、《幼林转让合同书》、公证书，拟证明锦屏县钟灵乡新司村“龙形坡”林场将“龙形坡”一带中幼林转让给被告单位的时间并经公证的事实；2、锦屏县林业局《关于对钟灵乡2012年商品材采伐作业设计的批复》，拟证明间伐“龙形坡”林场林木是经林业部门批准后才进行间伐的事实；3、《会议记录》，拟证明被告单位开会研究后同意修一段运材公路的事实。4、贵州省财政厅、贵州省林业黔财（2012）374号文件和锦屏县2012年中央财政补贴森林抚育建设任务布局表，拟证明2012年12月贵州省财政厅、林业厅安排给锦屏县中央财政抚育补贴抚育面积、试点资金及锦屏县林业局下达给被告单位的抚育建设任务的情况。辩护人吴某某的辩护意见是：本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但被告人龙某某同意修的这段运材公路是经单位开会研究后才修建，同时因修路而滥伐林木不是为了个人获利，而是为了确保在采伐证期限内完成采伐指标，且案发后被告人龙某某如实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庭审中自愿认罪，悔罪表现好，建议给予被告人龙学为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1997年9月16日（农历8月15日），锦屏县钟灵乡新司村“龙形坡”林场以52800元的价格将“龙形坡”一带（面积为832.8亩）的中幼林出售给被告单位锦屏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并签订了《幼林转让合同书》，次日到锦屏县公证处对《幼林转让合同》进行了公证。2012年12月，因锦屏县林业局向被告单位锦屏县种苗与科技推广站下达了560亩的中央森林补贴抚育试点资金抚育建设任务，被告单位锦屏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遂申请对“龙形坡”林场林木进行间伐，林业部门即对该林场的采伐范围、面积、树种、采伐蓄积、出材量等进行了作业设计，制作了伐区作业设计说明书，将该林场间伐范围设计为38号、39号两个小班。同年12月14日锦屏县林业局批复同意了该作业设计，并要求所需采伐指标用我县2012年度集体抚育采伐限额解决，所生产的木材全部纳入我县2012年度木材生产计划。为了使间伐工作按时、按质、按量完成，被告单位锦屏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将“龙形坡”林场林木间伐承包给被告人张某某、姜某某，并于同年11月28日与被告人张某某签订了《锦屏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龙形坡林场中幼林抚育间伐承包合同》。合同主要约定：1、间伐小班为38-39号，面积共计37.33公顷（559.95亩），间伐蓄积共计775.92立方米，出材504.08立方米；2、间伐费用按380元／m3发包给被告人张某某、姜某某实施，包括采伐、修萌、砍灌清杂、下山、修路搬运、归堆、集材至指定的木材加工厂等采伐过程中出现的一切费用；3、木材采伐必须在2012年12月30日结束。同年12月18日，被告单位锦屏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取得“龙形坡林场”38、39号小班抚育间伐蓄积量为775.5立方米的《林木采伐许可证》后，被告人张某某、姜某某即雇请民工龙安某、江滋某等人进入“龙形坡林场”进行林木间伐作业。间伐期间，为了完成县林业局下达的中央财政补贴抚育建设任务和便于间伐林木的搬运，被告单位锦屏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经开会研究，在未另行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同意被告人张某某、姜某某修建一段运材公路，并要山场管护人员杨存余向被告人张某某、姜某某指定了从“龙形坡”林场（杨顺才荒田处）坡脚至“养牛坪”路段的修路线路。期间，被告人张某某、姜某某为了完成林木间伐任务和便于木材的搬运，应民工龙安某、江滋某的要求，在未告知被告单位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雇请挖机师傅在“龙形坡”林场内修建多条运材公路，并采伐了公路沿线的部分林木。案发后，锦屏县森林公安局聘请技术人员对“龙形坡”林场设计间伐范围和新修建的运材公路长度、因修路而采伐林木蓄积进行了鉴定，意见为：1、2012年抚育间伐伐区作业在38号、39号小班设计范围内，没有越界采伐，没有出现违规间伐现象，设计抚育间伐蓄积775.92立方米，实际间伐蓄积775.92立方米；2、“龙形坡”林场坡脚至“养牛坪”段公路长度810米，采伐林木蓄积49.1022立方米；3、38、39号小班内共修主干线公路长度3182米（未包括坡脚至“养牛坪”段），采伐林木蓄积299.404立方米；4、38、39号小班共修岔路6条，公路长度共计961米，采伐林木蓄积97.861立方米。同时查明：被告单位锦屏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为了避免超面积、超方和越界采伐及间伐山场林木流失，聘请了时任钟灵乡新司村副主任杨存某及其儿子杨发某对间伐山场进行管护，其职责主要是：在有间伐施工人员期间，每天需到山场进行间伐技术指导，施工人员在砍伐时不能砍大留小、砍好留差，不能过度间伐、砍出天窗，不能超方、不能越界间伐及避免山场木材流失，双方并签订了《2012年钟灵乡龙形坡林场抚育间伐合同施工期间管护（督管）合同》。嗣后，被告单位锦屏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将“龙形坡”林场间伐的林木通过魏庆文介绍出售给贵州鸿辉木业技术有限公司，并签订有《龙形坡林场间伐材出让合同》。还查明：2013年10月15日，被告人张某某、姜某某、龙学为在锦屏县森林公安局对其进行询问时，均如实交待了在修建运材公路过程中无证采伐林木的犯罪事实，同年10月18日锦屏县森林公安局决定对钟灵乡“龙形坡”林场被滥伐案立案侦查，并于2014年6月17日对三被告人进行了第一次传唤。被告人龙某某从2012年5月8日起至今，担任锦屏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站长。案发前，三被告人均无犯罪前科，同时，锦屏县林业局以被告人龙某某从事林业工作20多年，为人忠厚老实、工作勤恳，此次滥伐林木的犯罪动机不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尽快完成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补贴试点项目任务为由，请求对被告人龙学为从轻处罚。庭审中，被告单位锦屏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主动缴纳罚金40000元，被告人龙某某、张某某、姜某某各主动缴纳罚金20000元。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受案登记表、举报信、立案决定书，证明锦屏县森林公安局接到举报后于2013年10月18日决定对该案立案侦查的事实；2、锦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证明被告人龙学为是被告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任职时间及被告单位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事实；3、户籍证明及照片，证明被告人张某某、姜某某、龙某某已达刑事责任年龄及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事实；4、询问通知书、传唤证，证明锦屏县森林公安局第一次询问及传唤被告人张某某、姜某某、龙某某时间的事实；5、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平面示意图和现场照片，证明案件发生的地点、方位、新修公路的事实；6、鉴定聘请书、“龙形坡”间伐山场鉴定意见书、补充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通知书，证明：（1）、设计间伐山场采伐林木情况；（2）、“龙形坡”林场坡脚至“养牛坪”段公路长度及采伐林木蓄积情况；（3）、38号、39号小班内共修主干线路公路长度及采伐林木蓄积情况；（4）、38号、39号小班内共修岔路、公路长度及采伐林木蓄积情况；（5）、鉴定意见通知书、补充鉴定意见通知书已分别送达给被告单位及三被告人；7、《锦屏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龙形坡林场中幼林抚育间伐承包合同》，证明被告单位与被告人张某某签订间伐承包合同的时间、合同内容等情况；8、《龙形坡林场间伐材出让合同》，证明被告单位与贵州鸿辉木业技术有限公司签订间伐材出让合同的时间及由代理人魏庆文在合同上签名的情况；9、《2012年钟灵龙形坡林场抚育间伐施工期间管护（督管）合同》二份，证明被告单位聘请杨存余、杨发强对“龙形坡”林场间伐期间进行管护及工作职责的事实。10、申请、伐区作业设计说明书，证明“龙形坡”林场向林业部门申请抚育间伐后林业部门对该林场进行了作业设计并作了具体说明；11、《贵州省林木采伐许可证》，证明“龙形坡林场”取得采伐林木许可证的时间及采伐蓄积量等事实；12、《龙形坡林场间伐木材检尺码单统计》及检尺码单，证明贵州鸿辉木业技术有限公司收购“龙形坡”林场林木的情况；13、证人杨存某的证言（摘自侦查卷一第64-75页），“新司与锦屏县种苗公司有一个联营林场，新司只是占土地股，叫‘龙形坡林场’。这个林场最初是杨桥某、杨从某、杨某来和我共四户造的，后来我们四户将劳动股转让给了县种苗公司。从我们将林场劳动股转让种苗公司至今，我一直是这个林场的护林员，间伐期间，我也负责看管林场，是种苗公司聘请我的，立有一份《抚育间伐施工期间管护（监管）合同》，具体负责看管采伐的木材不被盗，监督间伐民工采伐林木时按规划设计间伐标准进行采伐。因林场林木间伐面积宽，我一个人难以看管，我就建议种苗公司增聘看管人员，2013年2月份种苗公司请杨发某与我一同在林场看管，杨发某只是看管木材不被偷。在民工开始对山场林木进行间伐后不久，我和龙某某到看过一次修路路线，当时我们看的修路路线是从杨存某松树山上去三分之一处路程沿龙形坡林场边界修进去，那里有一条盘路，但从盘路（林场边界）进去不远有几丘田，田的主人不让过。我打电话给龙某某，我们去看的这条路线修不了，田的主人不让通过，是否改道从杨顺才的荒田那里过杨存新的松树林修到养牛坪，龙某某同意从杨顺才的荒田那里经过杨存新的松树林修到养牛坪。开始修进林场的公路是我指的，但我指的路线是从杨顺某的荒田处经过杨存新的松树林到养牛坪的这一段，也就是龙某某同意修的这段路，该路段长有800米左右，其中有200米左右的路段是没有林木的。姜某某等人后来又继续修的进山公路我不清楚，他们也没有跟我讲过，也没有要我去给他们指修路路线过，是他们自己修的。”14、证人杨顺某的证言（摘自侦查卷一第80-83页），“从1989年6月份至今，我在锦屏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也叫种苗公司）工作。公司委托杨存余进行林场管护。间伐结束后，2013年9月10日那天，我、站长龙某某、单某某、阮某某去检查‘龙形坡’山场抚育间伐情况，就是那天去林场检查抚育间伐情况才知道修了运材便道。在山场上我看见和听到站长龙某某打电话，在电话上他很生气，我听他讲话的内容知道是给张某某打电话，龙某某在电话上讲的意见是，你修那么多的路，你别想结账。”15、证人单某的证言（摘自侦查卷一第84-86页），“那幅山场的间伐设计是我参加的。设计结束后，到过山场一次，就是2013年9月10日那天，有我、阮某某、龙某某、杨某兴我们四个到‘龙形坡’山场进行检查验收。我们到山场进行检查时，从抚育间伐的情况看是没有出现问题的，其间伐的强度、株数、蓄积是符合我们设计的要求，但出现问题的就是修有搬运间伐林木的公路，所砍伐的线路材有部分。当时在山场，我看见和听见龙某某打电话骂，修这么多条路，砍这么多线路材。龙某某打完电话后跟我讲，这张白嘴，不听我招呼，修这么多路。张白嘴就是张某某。”16、证人龙安某的证言（摘自侦查卷一第89-99页），“我们有两个组采伐，我参加的那个组有我、江滋某，其他是妇女，装车的时候得喊我的两个叔来做，我只晓得他们的乳名，一个叫友，一个叫发。……，在2012年农历11月初的时候，张某某联系我和江滋某说有一片山的林木要间伐，我们答应后就有我、江滋某、姜某某我们三个人到山场看山场，由于那时快过年了，就谈请点工，最后讲到每天150元。我们同意后就于2012年农历11月20几开始动工间伐，到2012年农历12月初十几就基本间伐结束，我们就回家了。在回家前，到张某某租住林科所的房屋内同张某某结清工钱。到2013年农历3月初几，张某某打电话给江滋某，要我们继续到山场将我们砍伐的木材搬运出山，并说山场上的主道已经修好，你们来看一下，如果还有需要修路，你们提出来，我们就修。张某某打电话给江滋某的当天，我和江滋某、姜某某三个就到山场，姜某某就带我们看已修好的主道公路，我们三个在查看主道的同时，根据间伐木材山场的实际情况，我和江滋某提出还要修一些岔道进入到山场才方便木材搬运，姜某某同意修，我们就转回锦屏了。我们三个回到锦屏后，就到张某某租住的地方吃晚饭，同时谈价格，最后双方同意按立方米计算，每立方米190元钱，我们四个都在场，没有订立合同。价格讲好后于2013年农历3月初十那天，工人进入山场。江滋某、姜某某我们到山场看主道时，从我们住的工棚上‘养牛坪’面山左手边的那条主道修好了，原石板街那条主道修好并修通到坡头，石板街上去还有两条主道也修好了，从‘养牛坪’到第二个棚子下边的岔道口的这条主道也修好了。所有主道公路上的林木被挖机挖倒堆放在主道公路两边，到我们进场后民工才是去将挖倒的木材加工搬运装车。我们提出的修通的岔道有6条，距离都不长，姜某某同意修后我们才回锦屏来谈价格的。在修这6条岔道时，没有人在指路，就只有我和江滋某和两个挖机师傅在场，实际上这6条岔道是我和江滋某跟挖机师傅指的路线。有4条岔道路面上的林木是挖机挖倒的，有2条岔道路面上的林木是我和江滋某砍倒的。”17、证人江滋某的证言（摘自侦查卷一第100-111页），“2012年农历11月20几号的时候，我们得帮张某某和姜某某砍过林木，是在钟灵乡钟灵村。张某某和姜某某他俩承包给我，我就喊我亲家龙安某一起砍伐这幅山的林木，另外我又喊得8个妇女和2个男的同我一起砍，两个男的是黎平大稼的，姓什么我不知道，还有一个组，是固本控娥的，包头我只知道外号叫‘光头’，到2012年农历12月十几我们就回家了。2012年农历10月份，我们看山过来大概有个把月的时间才开始动工采伐的。最先他们讲把‘龙形坡’的间伐按立方米包给我们采伐，我们不敢包，于是他两个说是按日工算，每人每天150元，后来张某某他们找不到人去加工和搬运，张某某又找到我们，包给我们每立方米190元。我们今年（2013年）进山加工间伐材的时候是农历的3月份，那时已修了三条进山公路的主道，我们到山上加工和搬运间伐材的时候才修的岔道。三条主道是谁决定修的我不知道，主线公路上的林木都是挖机挖倒放在两旁，但木材是我们加工采伐和搬运的。当时张某某找到我和龙安某，按190元／m3的价格（含前期伐倒的工钱在内）包给我们进行加工成原木和搬运，我就跟张某某讲，要把公路修好后我们才能做，张某某说路已经修好了。第二天姜某某就带我和龙安某到‘龙形坡’山场看，我们到坡上的时候，前面我所讲的那三条进山公路确实修好了，我们在山场上同姜某某讲：‘有的地方还很远，你们要修一些岔路，否则我们干不了’，当时姜才吉就打电话给张某某说：‘他们讲的能不能修，如果那些岔道不修，他们就不肯做’，张某某说：‘如果远的就修’。在坡上，我和姜某某讲，有的地方离公路蛮远，如果超过一百米远我们就不做，并且在山场上建议姜某某往哪个地方修岔道，也就是这时修的岔道，当时姜某某也答应修，我们才包他们的那些活路。张某某讲的‘路远的就修’，也就是同意我们提出的超过100米的地方必须修，我们要求修的岔道有六条，但有两条很短，只有几十米。挖机挖路的时候，是我和龙安某指的开挖路线，但是我们指的那些岔道都是张某某和姜某某同意的。”18、证人黄生某的证言（摘自侦查卷一第112-116页），“今年（2013年）的春天，我到锦屏修过运材公路，是姜某某喊我去修的，我和湖南邵东的一个一起修的，他也是开挖机的师傅，总的修了5000米，每米14元，总的得了80300元。开始进山修路的时候，公路线上的林木已砍到上面工棚，现在盘路的那里了，也就是与松树相邻的那里。从田坎上到上面工棚现修盘路的这段，线路木已事先砍倒的，只是未加工成原木而已，从盘路上去的那些公路都是那个村主任指的线路。从田坎到工棚上去盘路的这一段，我每天都到，但从盘路上去的那些公路，修的时候有等天我未到，但我到修路的天（那个村主任和砍树的两个民工都到，他们主要是讨论修路的路线往哪里去，有时民工用柴刀削树皮作为修路路线标记。从工棚盘路上面的那些公路线路指界的时候我很少在场，但我在山上的时候几乎是那村主任指的线路，因为他熟悉山形，而且我听姜某某和张某某讲，是他俩委托村主任管理的，而且姜某某吉还得打电话跟我讲，有什么事直接找钟灵的主任，但我也未跟主任讲些什么，只是在田坎角开始修公路的那里，主任说太陡，要降点。姜某某喊我来修路的时候得讲修路砍树的事，他只是讲：‘你快点来跟我修路，工人要进山砍树了，工人先将一些树砍掉，沿削树皮的路线开挖，尽量少挖点树，如果有的树挡路就挖掉’。修路的时候，有少部分树也砍倒，大部分是挖掉的。”19、证人杨从某的证言（摘自侦查卷一第124-127页），“是在2013年2月份，有一个姓单的来找我，要我去帮他们把原来的路重新修整，我同意跟他修，修了三天左右，我没有挖新路，只是在原来的路基上把弯急的、窄的、不平的地方修整了一下。这条路是湖南的挖机来修的，在湖南挖机到这个山场修进山运材路之前，承包这个山场砍树的老板来找过我，要我帮他们修‘龙形坡’这条进山运材路，但他们出的价格较低，我不同意，他们才去找湖南的挖机来修的，承包的老板是在2012年农历9至10月找我的，这条路是在2012年农历11月左右修的。我去修整时，路边的材砍倒和挖倒的都有。”20、证人单灿某的证言（摘自侦查卷一第117-123页），“2012年12月10日，由我的合伙人之一魏某某与锦屏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签订了一份《龙形坡林场间伐材出让合同》，合同中规定该山场间伐的木材以每立方米723元卖给我和魏庆文，我们再将木材转卖给锦屏县鸿辉木业技术有限公司。2012年12月18日，该林场取得两份贵州省林木采伐许可证（小班号为：38号、39号）后，我就和龙某某讲，林木采伐许可证已经取得了，可以去砍了。在办证期间，‘龙形坡’林场间伐林木的采伐承包给张某某采伐总共收了818立方米的材，是我和魏某某及鸿辉木业的检尺员到山场检尺的。间伐材的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出材量是503立方米。……，至于多收购的木材是不是有林木采伐许可证我不晓得。2013年我除转卖‘龙形坡’林场林木给鸿辉公司外，还有铜鼓岔路村的木材卖到鸿辉公司。”21、证人魏庆某的证言（摘自侦查卷一第141-145页），“锦屏县林业种苗与技术推广站间伐‘龙形坡林场’林木的情况我清楚，这幅山的间伐木材是我和单灿某合伙收购。在2012年12月10日我与县林业种苗与技术推广站龙某某签订有一份‘龙形坡林场’林木出让合同，合同中竞得人是锦屏县鸿辉木业有限公司，实际上是我和单灿某合伙跟县林业种苗与技术推广站收购这幅山场的间伐材，再转卖给鸿辉木业有限公司，因为这批木材的采伐证是鸿辉木业公司去办理的。活立木蓄积775.92立方米的出材量是多少我不清楚，但是办有两份采伐证，出材量是503立方米。‘龙形坡林场’间伐材都是我和单灿某跃合伙收购，总的收了818立方米。我和单灿某除了‘龙形坡林场’木材卖到鸿辉木业有限公司外，我没有其他山场的木材了，至于单灿某有没有，我就不晓得了。”22、证人胡培某的证言（摘自侦查卷一第128-131页），“我是从2013年9月1日开始来到锦屏县三江镇卦治村贵州鸿辉木业公司担任会计工作至今，2013年公司收购过‘龙形坡’的木材。我们和单灿某、魏庆某二人订有供材协议。那是2012年12月10日，我们公司和锦屏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签订有一份‘龙形坡’林场间伐材出让合同’，我公司股东之一肖子某作为乙方代表签订合同，代理人魏庆某在合同上签字，甲方法定代表人龙某某在合同书上签字。我所了解的情况是我们只和单灿某、魏庆某联系，叫我们公司去检尺的是单灿某、魏庆某，来我们公司结算木材款的也是单灿某、魏庆某。‘龙形坡’林场间伐林木办有采伐许可证，采伐证是我们公司王某某去办理的，办证费用由我们公司垫付。我们去年一年收到单灿某、魏庆某提供的木材800多立方米。2013年6月，我们公司以同样方式帮单灿某办理了四份铜鼓镇岔路村贵州省林木采伐许可证，这四份采伐证上山场的林木提供给我们公司，所以2013年我们总的收到单灿某、魏庆某提供给我们公司的木材是800多立方米，至于这800多立方米木材是从哪个山场卖到我们公司的，我不清楚。”23、证人肖子某的证言（摘自侦查卷一第136-140页），“我在鸿辉木业公司主要做收购木材和木材加工。2013年下半年，我们公司收购过‘龙形坡’林场的木材。我当时没有看合同书的内容，这份合同是一个姓单的人和一个姓魏的人来签的，我只要他们把木材提供给我们公司，我就在合同书上签字，由我们公司垫付育林基金和地税，将他们取得的林木采伐许可证抵押在我们公司，他们所采伐的木材交到我们公司。我们公司跟姓单的还签订有铜鼓镇这个地方的木材购销合同。2013年我们公司总的收到姓单的这个人提供的木材数量是800多立方米。”24、被告人张某某的供述与辩解（摘自侦查卷一第16-31页），“林木间伐期间，我请有黎平平寨乡岑同村四组的江滋某、龙安某等8人和固本乡的民工约有10人共两伙人砍伐，江滋某是黎平采伐民工的包头，固本乡这伙民工是姜某某喊的，修进山公路也是这两伙民工。2012年11月底，锦屏县种苗与科技推广站抚育间伐‘龙形坡’林场中幼林，我得到这个消息后邀约姜某某和我合伙。同年11月28日，由我与锦屏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签订‘龙形坡’林场中幼林抚育间伐合同，合同规定：间伐分为两个小班，即38号、39号小班，间伐面积37.33公顷，间伐蓄积775.92立方米，出材504.08立方米，并按每立方米380元承包给我和姜某某，费用包括：砍倒、修路搬运，装车运到指定的木材加工厂，同时规定木材间伐必须在当年12月30日前采伐结束。合同签订后，我和姜某某同时联系民工进山间伐，在间伐林木过程中，为了赶时间，由姜某某联系到湖南的挖机师傅黄生学来修进山公路，我也知道并同意他来修，在修路过程中，采伐部分进山公路线路材，造成超规划设计采伐林木。抚育间伐‘龙形坡’林场林木的林木采伐证由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负责办理，我和姜某某只是承包间伐这幅山的林木。间伐前，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有龙某某、杨顺某等人到山场，在他们设计的样地上将要间伐的林木打上记号并指导我们怎样间伐。修进山公路要采伐林木，边砍边修，也就是采伐工人在前面砍林木，挖机在后面修路，当然也有林木是被挖机挖倒的。请挖机师傅修进山公路前，我们没得向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的负责人讲过，因为合同上规定我们修路搬运，我认为既然合同上规定修路搬运，我就没有讲，再加上间伐时间紧，我和姜某某商量决定后就请挖机师傅进山修路了。间伐林木和修路几乎是同时进行的，间伐林木比修路早两天。修进山公路前，我们没有向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讲过，但我们得和钟灵乡新司村的杨存某讲过，开始修进山公路时杨存某还得到山场指过修路路线，因为杨存某是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请的管护员。修进山公路所采伐的线路材不包含在间伐规划设计中，是否要采伐证我不清楚，也没得跟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讲过。在进山公路快修结束的时候，锦屏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站长龙某某才到间伐山场，他在山场骂我们进山公路修多了、乱修路，砍了这么多林木。间伐没有超伐，所超伐的木材是我们修进山公路采伐的线路材，超伐的林木材积是300立方米左右。间伐林木是请黎平县平寨乡岑洞村的龙安某、姜滋某等人，修路的线路材有部分也是他们采伐的，还有部分线路材是临时请的民工，他们是哪里的、姓什么，我不清楚。进山公路总共有一条主道，有多条岔道，修路路线总长将近5000米。‘龙形坡’林场所修的进山公路是我和姜某某商量后决定修的，我们没有和锦屏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讲过，就只是跟杨存某讲过，因为杨存某是锦屏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聘请的管护员。我们间伐该山场木材和修进山运材公路所采伐的木材，经检尺共有818立方米，修进山运材公路采伐了300立方米左右。”，其供述还证明锦屏县森林公安局对其进行第一次询问的时间。25、被告人姜某某的供述与辩解（摘自侦查卷一第32-51页），“2012年底，锦屏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决定抚育间伐‘龙形坡’林场中幼林，我和张某某承包间伐这幅山的林木。2012年11月28日，我们双方签订了一份中幼林抚育间伐承包合同，合同规定间伐蓄积775.92立方米，并按每立方米380元承包给我们，费用包括采伐、修路搬运，并将木材拉到指定的加工厂，要求我们在2012年12月30日前间伐全部结束。由于时间紧，合同签订后，我和张某某同时联系采伐民工进山间伐。林木间伐期间，我俩又同时联系挖机师傅进山场修路，当时我跟张某某建议请湖南的挖机师傅黄生某来修路。实际我们间伐林木是按规划设计的要求间伐的，如果不修进山公路就不会造成超伐林木。承包间伐‘龙形坡林场’是张某某联系的，他邀我一起做，当时签合同的时候我在黎平，所以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请挖机师傅修进山公路前，我和张某某没有得跟谁讲过，因为木材间伐时间紧，前后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和张某某商量决定请挖机师傅进山修路，当然修路的时候我们也得跟杨存某讲过并要他指修路路线，没有跟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负责人讲过要修进山公路，修路过程中县林业种苗与推广站的同志没有到过山场，我们没有跟他们负责人讲，他可能不晓得，因为我们为了赶进度，我们确实也不知道修进山公路采伐的林木需要办证。我们实际间伐500立方米，修进山公路采伐的林木有300多立方米，我们共计采伐林木800多立方米，我们超伐这300多立方米是我们修路超伐的。木材交到哪个厂我不清楚，是由锦屏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安排人到山场检尺，检尺后，我们晓得采伐超方了。超方后，我们没有将情况告诉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负责人。在林木间伐期间龙某某到过山场，在修进山公路期间没有到过山场，进山公路修好后龙某某到过山场，看见我们修这么多条进山公路，他当时还打电话骂我和张某某，修这么多路不经过我同意，修路砍伐这么多木材事先是要办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进山公路共修了一条主道，有很多条通往冲头的岔道，进山公路路线总长5000多米。……，是我和张某某为了赶进度，我们商量后决定修的。”，其供述还证明锦屏县森林公安局对其进行第一次询问的时间。26、被告人龙某某的供述与辩解（摘自侦查卷一第52-63页），“‘龙形坡’林场的林木所有权是我们种苗与科技推广站的，林木是钟灵乡新司村造的，在1995年，新司村将这幅山的林木转让给了我站，现在新司村占20%的土地股。2012年年底我站抚育间伐钟灵乡‘龙形坡’林场林木，2012年11月28日我站就与姜某某和张某某签订了‘龙形坡’林场中幼林间伐承包合同，按每立方米380元承包给姜某某和张某某，费用包括砍倒、搬运归堆、林地清理。所间伐的木材我站卖给魏庆文和单灿某。2012年10月12日对‘龙形坡’山场中幼林抚育间伐进行了伐区作业设计，共设计两个小班，即38号、39号小班，并交由魏庆某、单灿某将所设计的两个小班办理贵州省林木采伐许可证，于2012年12月18日取得两份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林木总蓄积775.92立方米。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后，姜某某和张某某喊民工进山开始间伐。在民工进山开始间伐时，我和张某某及我站聘请的管护员杨存某一起到山场看山，一方面指导民工如何间伐，另一方面查看修进山公路路线，在我们三人谈进山公路路线时，由于原来的进山公路也就是‘百祖坟’那条路，当地老百姓不同意我们经过，要出过路费，我们才决定从杨顺某荒田处修上民工搭住的工棚那里，也就是修到‘养牛坪’就可以了，因为‘养牛坪’的左右边都有以前修好的马车道，所间伐的木材可以通过马车道运至山场坡脚的公路，当时张某某也同意我的安排。由于木材间伐期是年底，单位工作繁忙，我没有时间再到山场，导致张某某、姜某某在间伐‘龙形坡’山场林木时，又修了多条山场运材公路，而且所修的这些山场运材公路没有告诉我，我也不知道他们在修路。虽然我们所签订的合同上规定有修路搬材，但修路前应该告诉我站，经我站同意并办理修路采伐林木的手续。2013年9月10日，县林业局组织森林抚育间伐验收小组到‘龙形坡’验收检查时，我才发现间伐山场上修了多条山场公路，当时我还打电话给张某某骂他不听招呼，不经过我站同意擅自修这么多山场公路。间伐‘龙形坡’山场林木，办林木采伐许可证是由我站负责办理，规划设计间伐林木出材量503立方米，实际出材量818立方米，多出来的木材是修山场公路所采划的线路材。张某某、姜某某修山场公路与间伐是同期进行，以致造成超伐的林木不能再补办采伐手续。2012年12月19日与杨存某签订抚育间伐施工期间管护（监督）合同，后来为了不出差错，我站又聘请一个本地人叫杨发某（杨存某的崽）到山场进行监管。张某某在修进山公路前得找过我，他跟我说木材砍伐山场上需要修进山公路才能将木材搬运出来，我回答他说可以修一些路，路程有一华里左右。……，当时我和杨存某查看的修路路线是从杨从新松树山上去三分之一处路程，沿‘龙形坡林场’边界修进去。过来几天，杨存某打电话给我，修路要经过的那几丘田的主人不同意过他的田，是不是从杨顺某的荒田那里经过杨承新的松树林修上‘养牛坪’，我同意他的意见。”，同时还证明锦屏县森林公安局于2013年10月15日对被告人龙某某进行了第一次询问。27、从轻处罚请求，证明锦屏县林业局请求司法机关对被告人龙某某从轻处罚的事实。上述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被告人龙某某提交的证据，已经庭审举证、质证并查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告单位锦屏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明知自己办得的“龙形坡”林场的《贵州省林木采伐许可证》的间伐蓄积只有775.5立方米，且未设计有运材公路，但其为了方便运输间伐的林木，在未另行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同意他人修建了从“龙形坡”山脚至“养牛坪”段的运材公路，造成滥伐公路沿线林木蓄积达49.1022立方米，数量较大，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滥伐林木罪；被告人龙某某作为被告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未有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仍主持会议讨论并同意修建了从“龙形坡”山脚至“养牛坪”路段的运材公路，对滥伐此段公路沿线林木负有直接责任，亦应当以滥伐林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张某某、姜某某作为实际间伐承包人，明知自己承包间伐的林木蓄积量和被告单位同意修建的公路只有一条，但其为了方便搬运间伐林木，在未告知被告单位另行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又擅自修建了多条运材公路，造成滥伐林木蓄积达397.265立方米，数量巨大，二被告人的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滥伐林木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单位及三被告人犯滥伐林木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张某某、姜某某共同决定修建运材公路，作用相当。庭审中，被告人张某某、姜某某提出了修运材公路是被告单位聘请的管护员杨存某安排、指导进行的辩解意见，经查，被告人张某某、姜某某在雇请民工龙安某、江滋某加工和搬运“龙形坡”林场林木时就已明确同意了两个民工包头提出的要在山场内修建多条运材公路要求，同时被告人张某某、姜某某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中均供认修建运材公路是经二人商量决定后才雇请挖机师傅修建运材公路的，故二被告人的辩解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辩护人陈某某、罗某提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某某、姜某某构成滥伐林木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经查，二被告人明知规划设计、取得《采伐许可证》采伐的林木只有775.92立方米的蓄积和被告单位同意修建的运材公路只是从“龙形坡”山脚至“养牛坪”这段运材公路，但二被告人为了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间伐任务和方便间伐林木的搬运，明知未另外办有林木采伐证，在未告知被告单位锦屏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的情况下，应民工的要求，擅自决定又修建了多条运材公路，导致无证采伐公路沿线林木蓄积达397.265立方米的严重后果，二被告人的行为符合滥伐林木罪的构成要件，故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与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对辩护人吴某某提出的被告人龙某某同意修运材公路导致滥伐林木不是为了个人获利，而是为了确保在采伐证期限内完成采伐指标，庭审中自愿认罪，悔罪表现好，建议给予被告人龙某某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因与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相符，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张某某、姜某某、龙某某尚在锦屏县森林公安局一般性排查询问和立案前，主动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自首的相关规定，可视为自首，依法可从轻或减轻处罚，同时本案滥伐林木是因林业部门批复同意完成的期限和取得《采伐许可证》后仅有十余天的采伐时间，被告单位及各被告人为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县林业局下达的中央财政补贴森林抚育建设采伐任务而致滥伐林木，但“龙形坡”林场间伐规范、整齐，不因修建运材公路而导致山场林木遭受破坏性砍伐，又可酌定从轻处罚。综合本案滥伐原因、情节、悔罪表现及无犯罪前科等因素，本院决定对被告单位及被告人龙某某从轻处罚，对被告人张某某、姜某某亦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第三百四十六条、第三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单位锦屏县林业种苗与科技推广站犯滥伐林木罪，判处罚金四万元；二、被告人张某某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二万元。（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三、被告人姜某某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二万元。（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四、被告人龙某某犯滥伐林木罪，单处罚金二万元。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交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正本一份，副本五份。审 判 长  龙本坤审 判 员  庄公辉代理审判员  周 梅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陆 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