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03民初3741号
原告：杭州裕昌货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裕昌，经理。
委托代理人：高伟，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周成舜。杭州市正大法律服务所工作者。
被告：泮忠文。
委托代理人：章敏、施佳力。
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城北支公司。
负责人：谢帆，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潘卫表，公司员工。
原告杭州裕昌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昌公司）为与被告泮忠文、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城北支公司（以下简称太保城北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于2016年5月25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倪芸萍独任审判，于同年7月25日、8月4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裕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高伟、周成舜，被告太保城北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潘卫表均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泮忠文的委托代理人施佳力参加了第一次庭审，委托代理人章敏参加了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裕昌公司起诉称：2015年11月20日5时8分许，被告泮忠文驾驶其本人所有的由太保城北支公司承保交强险及商业险的浙A×××××轿车在西湖区之江路五云中路口与高伟驾驶的本人所有的浙A×××××重型厢式货车相撞，造成浙A×××××轿车乘员赵某受伤、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经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西湖大队认定，被告泮忠文负事故全部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泮忠文支付原告财产损失34410元、拖车费1600元、货物转运费4000元、误工损失81477.9元，合计121487.9元；2、被告太保城北支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险范围内承担上述费用；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告裕昌公司为证明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事故认定书1份。证明事故经过及人员受伤、车辆损坏、货物转运及汽车漏油的事实。
2.挂户协议书1份。证明高伟为浙A×××××重型厢式货车实际车主的事实。
3.《运输承包协议》1份、运费明细1组、交通银行客户交易清单3份及证明3份。证明原告的误工损失及部分财务损失。
4.安信保险公估单、零部件报价单、用料清单、汽配发票、修理费发票各1份。证明浙A×××××重型厢式货车的修理费用。
5.拖车服务费发票1份。证明浙A×××××重型厢式货车拖车费。
6.道路运输证1份。证明浙A×××××重型厢式货车为营运车辆的事实。
被告泮忠文答辩称：其对事故的发生经过及事故责任认定无异议，但原告起诉的各项赔偿请求应由保险公司承担。另外，原告存在超载行为，因此对其诉请中的转运费不予认可；对原告诉请中的误工损失，其认为财产损失中没有误工费这一项，原告没有相关的营运证也没有运管部门出具的相应证据，其不予认可。即便要主张停运损失，也应该由合同主体即驾驶员本人高伟主张，原告无权主张停运损失。此外，根据车辆修理的情况，被告认为修理时间最多七天。
就被告太保城北支公司所称的饮酒驾驶保险公司免责的条款，其没有看到过保险条款，也没有在告知书上签过字，对其没有约束力。
被告泮忠文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交强险保单、商业险保单各1份。证明浙A×××××在被告太保城北支公司处投保交强险、商业险的事实。
2.说明2份。证明原告车辆在安信公司修理的时间不需要81天，大概在10-15天。
被告太保城北支公司答辩称：其对事故的发生经过及事故责任认定无异议，本案中原告车辆存在严重超载的违法行为，虽然该行为与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但却加重了危害结果的发生，所以对本次损失的扩大部分应由原告自身承担。被告泮忠文及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泮忠文与保险人即被告太平洋财保公司存在商业险的保险合同关系，被告太平洋财保公司不承担除交强险以外的赔偿责任。即便被告泮忠文、太平洋财保公司存在商业险合同，根据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第7条第3项第1点约定，驾驶人有下列行为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麻醉药品。所以商业险部分保险人也不负责赔偿。
就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而言，对原告主张的财产损失及拖车费予以认可，货物转运费没有相应的票据以及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而且停运损失中应该包含了这一部分费用；对原告主张的停运损失首先要明确原告的车辆是否为营运车辆，如果是，停运损失根据相应的标准予以确认，本案中原告维修时间相对长，被告认可合理的维修时间为30天左右，原告提供的承包协议具有一定的参考性，但未扣除合理营运费用。
被告太保城北支公司未提交证据。
对于原告裕昌公司提交的证据1-6，被告泮忠文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事故发生经过的责任认定予以认可，但对原告提到的转运损失不予认可；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中的《运输承包协议》三性均不予认可，该协议不是原告签订的，对交行客户交易清单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根据交行客户交易清单显示，总金额为116429.42元，除以365天，实际每天收入应为319元，对运费明细三性均有异议，不能与银行明细相对应，而且没有开具发票；对证据4中的安信保险公估单、零部件报价单、用料清单、汽配发票无异议，对于其中的修理费发票，其认为修理费应当开具增值税发票，而非普通发票；对证据5拖车服务费发票真实性无异议，该项费用应该由保险公司承担；对证据6三性均无异议。被告太保城北支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2、4、5、6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3中的运输承包协议、运费明细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结合交行客户交易清单，可推断原告实际收入并没有运费明细上记载的那么多，有些运单没有实际履行，对证据3中的交行客户交易清单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据3中原告自己出具的证明，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对另两份证明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具体停放时间并不一定全部是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当时正值过年，修车厂员工紧缺，没有时间去修理，这些原因也应该考虑进去。
对被告泮忠文提交的证据1-2，原告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中兴发修理行的说明，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即便是真实的，也只是单方意见。而且该份证明实际上是证人证言，未经法庭质询，不应该作为证据。对德驿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说明，除以上质证意见外，另认为其上加盖的章为发票专用章，该证据的出具方不具备出具说明的主体资格。被告太保城北支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1三性均无异议，但该保险单上明确载明：请详细阅读所附保险条款，特别是加黑突出标注的、免除保险人责任部分的条款。保险单后面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7条第3项第1点约定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为责任免除条款，且该条系加黑突出标注。对证据2三性均无异议。根据车辆实际维修项目结合修理厂经验，确定维修时间为10-15天左右，与被告太保城北支公司之前所说的30天左右相互印证，具有一定的参考性。
本院经审核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6中除原告自己出具的证明外，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可确定，但对于其停运损失及油费损失等的认定，本院将结合实际情况在本院认为部分加以分析；对于原告自己出具的说明，应认定为当事人陈述，不属于证据范畴。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可认定；证据2的真实性可予认定，但其系案外人的单方意见，并不具有权威性及普适性，故对于原告车辆必要的修复时间，本院将结合车辆实际损失情况加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2015年11月20日5时8分许，被告泮忠文驾驶其本人所有的浙A×××××号小型轿车在杭州市西湖区之江路由东向西行驶至五云中路口时，车头右侧与前方同方行驶的由高伟驾驶的挂靠登记在裕昌公司名下的浙A×××××号重型厢式货车左后尾部相撞，造成浙A×××××号小型轿车乘员赵某受伤，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浙A×××××号重型厢式货车系货运车辆，在2014年4月21日起至事故发生前，该车辆均为杭州坤瑞物流有限公司提供配送运输服务。
经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西湖大队认定，泮忠文在机动车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且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未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高伟无责任。
事故发生后，因事故责任认定原因，浙A×××××号重型厢式货车被移至交警大队停车场。2015年12月20日，该车辆被送往杭州闽浙汽车经营服务中心维修，后于2016年2月29日在该厂修理结束，裕昌公司共支出维修费33410元。2016年3月16日，民安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衢州中心支公司出具公估证书一份，评估认定其修理费为33410元。另，在处理事故的过程中，裕昌公司还支出了拖车费1600元。
泮忠文为其浙A×××××号小型轿车向太保城北支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商业责任险等，保险期间为2015年10月10日至2016年10月9日。商业保险单明示告知一栏中第3条载明：“请您详细阅读所附保险条款，特别是加黑突出标注的、免除保险人责任部分的条款内容。”商业保险单后附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7条为“责任免除”条款，该条以加黑加粗方式注明：“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三）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
另查明，浙A×××××号重型厢式货车于2015年11月20日被移至交警大队停车场，于当年12月12日返还给驾驶员高伟。
本院认为，被告泮忠文驾驶其本人所有的车辆，在行驶过程中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与高伟驾驶的登记在原告名下的车辆相撞，导致原告车辆受损的事实，已经交警部门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确认，泮忠文在本次事故中负全部责任，高伟不负责任，故原告因事故造成的损失，应由被告泮忠文负全部责任。
关于原告的诉请，其中车辆维修费33410元及拖车费1600元，有修理费发票、保险公司的公估证书、拖车费发票等证明，本院予以确认。太保城北支公司辩称，被告车辆超载运行导致损失扩大，扩大的损失部分应由原告自行承担，但其并未就此举证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油费损失1000元及货物转运费4000元，因原告并无证据证明该项损失，本院不予认定。关于停运损失，被告泮忠文认为原告不具备主张停运损失的主体资格，本院认为，虽然《运输承包协议》系高伟签订，但是协议明确约定承担运输的车辆即为涉案车辆，而该车辆系挂靠登记在原告名下，故由原告主张停运损失，并无不当。原告主张停运损失按每日1005.9元计算，但杭州坤瑞物流有限公司出具的运费明细仅能证明其之前的收入情况，该收入并不属于未来可预期的确定收入，存在可变性，且其中亦未扣除车辆运营成本，故本院根据车辆性质及运营情况等，酌情确定其每日停运损失为300元。车辆自2015年11月20日出险后至2015年12月12日期间均在交警大队，之后于2015年12月20日送修，至2016年2月29日完工出厂，该事实可予认定，但二被告认为因春节放假、事故责任认定等原因，其实际修理时间远超必要修理时间，故本院结合原告车辆的维修部位、维修费用等，酌情确定其修理时间为30天，加上在交警大队停车场的时间22天，停运时间合计为52天，其停运损失为15600元。
被告太保城北支公司对被告泮忠文的肇事车辆承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故其应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2000元内对原告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就商业险部分，被告太保城北支公司认为，饮酒后驾驶属于责任免除条款，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泮忠文则主张，太保城北支公司未就免责条款尽到告知义务，故该条款不生效。本院认为，泮忠文与太保城北支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现太保城北支公司无证据证明泮忠文在投保单及责任免除告知书上签字，应认定其在履行告知义务过程中存在瑕疵。但饮酒后不得驾驶机动车系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保险公司在保险条款中规定对酒后驾车造成事故的相关损失不予赔偿，系保险行业广泛应用的惯例，已被社会公众所熟知。且被告泮忠文提交的商业保险单明示告知一栏中第3条已经以书面告知的方式提示投保人详细阅读保险责任免除的相关条款，在保险单后所附保险条款中，“饮酒”在责任免除部分以加黑加粗的方式列明，应视为太保城北支公司以此充分提醒了投保人详细阅读包括饮酒驾驶免赔等在内的责任免除条款。综上，泮忠文的抗辩不能成立，其饮酒后驾驶车辆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属于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情形，故太保城北支公司不承担除交强险限额外的其他责任，泮忠文应自行承担剩余赔偿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城北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杭州裕昌货运有限公司财产损失2000元;
二、被告泮忠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裕昌货运有限公司维修费、拖车费、停运损失共计48610元；
三、驳回原告杭州裕昌货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各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730元，减半收取1365元，由原告杭州裕昌货运有限公司负担796元，被告泮忠文负担56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本院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由本院另行书面通知。
代理审判员 倪芸萍
二〇一六年八月八日
代书 记员 赵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