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连民终字第15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夏某，居民。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居民。
以上两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聂奎光，江苏苍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耿芳兰，退休工人。
委托代理人吕宏伟，江苏维尔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朱贵珊，江苏明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夏某、李某因与被上诉人耿芳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法院（2013）港民初字第05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0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中耿芳兰诉称，夏某、李某因资金周转需要，分别于2011年10月3日、10月4日、10月12日向其借款共计人民币65万元，并分别出具了借条。夏某、李某分别于2011年7月1日、7月3日、7月5日、10月3日、10月27日向耿某、霍东女、顾尧、陈素琴、赵建红、程冬玲以及耿芳兰借款共计人民币124万元，并分别向前述出借人出具了借条。前述借款均已到期。经耿某、霍东女、顾尧、陈素琴、赵建红、程冬玲与耿芳兰协商，耿某、霍东女、顾尧、陈素琴、赵建红、程冬玲分别将各自对夏某、李某的到期债权转让给耿芳兰，由耿芳兰向夏某、李某主张相应的债权，并办理了相关的债权转让手续，并已书面通知夏某、李某债权已转让。对夏某、李某所欠的相关款项，耿芳兰多次催要，夏某、李某均以经济困难无力偿还为由而拖欠不还。夏某、李某拒不履行还款义务，特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夏某、李某偿还借款本金共计189万元及相应的利息；2、判令夏某、李某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中夏某辩称，1、涉案的189万元是耿芳兰借给夏某、李某用于工程周转资金的，后来耿芳兰得知将钱借给苏玉将会获得更高的利息，就指示夏某将该189万元汇给苏玉，苏玉于2011年12月9日向耿芳兰出具两张借条，因此，该款已实际为苏玉所用，该189万元债务已经转移由苏玉向耿芳兰承担，耿芳兰要求夏某、李某还款没有事实依据。2、债权转让没有通知夏某，债权转让对夏某不生效。另外，耿芳兰作为转让债权的担保人，债权人将债权转让给担保人，应该是债务的抵消，耿芳兰无权再向夏某主张债权。3、耿芳兰及夏某已经就涉案的189万元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已经受理，该189万元在苏玉的刑事案件中已经得到确认，作为苏玉定罪量刑的证据，因此，对耿芳兰造成的损失不应由夏某承担。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耿芳兰的诉讼请求。
一审中李某辩称，耿芳兰要求李某偿还189万元没有事实依据。理由：1、李某只涉及85万元的借款。2、耿芳兰与夏某、李某于2012年2月28日签订了委托协议，夏某、李某根据耿芳兰指令将189万元转给苏玉使用，且李某已经履行了还款义务，根据协议指示已将该款给了苏玉，因此，李某不承担还款义务。3、债权转让没有通知李某，债权转让对李某不生效。另外，耿芳兰作为转让债权的担保人，债权人将债权转让给担保人，应该是债务的抵消，耿芳兰无权再向李某主张债权，应当免除李某的还款义务。4、涉案的189万元债务已经转移由苏玉向耿芳兰承担，李某不再承担还款义务，耿芳兰要求李某还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耿芳兰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夏某因经营需要资金，夏某借顾尧5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1年7月1日到2012年1月1日，双方约定夏某按约定一次性偿还顾尧本金，不得拖欠，如果夏某按实还款，从借款之日按连云港东方农村合作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如果不按时还款，按该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并承担因顾尧追讨欠款而产生的费用及诉讼费、律师费、交通费和相关损失费用；夏某借陈素琴1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1年7月3日到2012年1月3日，担保人为耿芳兰；夏某借赵建红13万元，借款期限从2011年7月3日到2012年1月3日，担保人为耿芳兰；夏某借耿某4万元，借款期限从2011年7月3日到2012年1月3日；2011年7月5日夏某借霍东女1万元，借款期限从2011年7月3日到2012年1月3日；2011年7月5日夏某借耿芳兰20万；2011年10月27日夏某借耿芳兰6万元；夏某、李某共同借陈素琴10万元，借款期限2011年10月3日到2012年4月2日，担保人为耿芳兰；夏某、李某共同借程冬玲1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1年10月3日到2012年4月2日，担保人为耿芳兰；夏某、李某共同借耿芳兰1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1年10月3日到2012年4月2日；2011年10月4日夏某、李某共同借耿芳兰5万元，借款期限6个月；夏某、李某共同借耿芳兰5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1年10月12日至2012年1月12日。
夏某、李某对上述借款事实均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当事人双方与苏玉之间是否就189万元达成了债务转移协议，即涉案的189万是否系耿芳兰同意或指示夏某、李某转借苏玉使用。通过庭审调查可知，耿芳兰没有同意或者指示夏某、李某将涉案借款转借苏玉使用，理由如下：1、夏某于2011年12月8日打给李某的收条上写着“收到李某85万元，用于偿还耿芳兰及仇经理的借款，85万元的借条等耿芳兰从国外旅游回来后再取”。从收条内容可以看出，2011年12月8日李某、夏某还要向耿芳兰及仇经理清偿85万元的共同债务，也就是说截止2011年12月8日当事人双方与苏玉之间并未就189万元的债务转移达成协议，那么夏某称2011年12月7日耿芳兰与苏玉之间对债务转移进行了约定也不属实，而2011年12月8日以后的几天时间里耿芳兰都在国外，也无法与夏某、李某及苏玉商谈债务转移的事项，耿芳兰在国外的时间也就不可能指示或者同意债务转移。从收条中提到的仇经理及耿芳兰提供的借条可知涉案的189万元有7个债权人，耿芳兰只是其中一个债权人，在其余六位债权人转让债权给耿芳兰之前，耿芳兰没有权利处分其他债权人的债权，没有权利要求或者同意夏某、李某将欠其他债权人的债务转给苏玉，因此，夏某、李某辩解189万元债务转移由苏玉承担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2、夏某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回单证明其已于2011年10月18日及2011年10月22日向耿芳兰偿还涉案借款189万元中的11万元，那么在2011年10月22日之后耿芳兰等几位债权人对夏某、李某仅享有177万元的债权，耿芳兰就不可能指示夏某、李某转移189万元债务给苏玉，耿芳兰也不可能要求苏玉向其出具金额达189万元的借条。另外，苏玉在原审法院对其所作的谈话笔录中陈述因耿芳兰不在场，其不知道耿芳兰是否同意夏某将债务转由其承担，因此苏玉不愿意写借条，两张借条上的“耿芳兰”三个字不是其所写，系他人后添的，夏某辩解两张借条中的借款金额为41万元的借条上“耿芳兰”三字为苏玉所写，借款金额为148万元的借条上“耿芳兰”三个字就不是苏玉所写，这一方面印证耿芳兰并未同意债务转移由苏玉承担，也印证苏玉并未向耿芳兰出具金额达189万元的借条。综上，这两张借条不能证明耿芳兰同意夏某将189万元债务转移给苏玉。3、夏某在2012年3月22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其是来报案的，苏玉借其253万元，现在不还了。在询问笔录中还陈述苏玉公司因有一批铁矿石急需周转资金300万元，其考虑了几天，最后按7分利息，共计借给苏玉253万元，借期一个月，这253ＸＸ包括其借耿芳兰的189万元用于公司运转的钱，2011年10月26日，夏某提了233万现金给苏玉，另外从银行转账20万给苏玉。当民警问夏某为何借钱给苏玉时，夏某答其与苏玉是朋友，另外，苏玉称其包了一个工程，要分一部分给夏某，所以夏某才借这么多钱给苏玉。这段谈话反映出夏某将涉案的189万元借给苏玉并非出于耿芳兰指示，而是夏某自己将钱借给苏玉，只是夏某借给苏玉的253万元中包括夏某借耿芳兰等人的用于其公司运转的189万元。另外，夏某对交付苏玉189万元的时间在三次陈述时均不一样，在公安机关陈述是2011年10月26日现金交付，在一审法院2013年7月17日庭审中陈述是2011年12月7日转了50万元，2011年12月9日转了139万元，在一审法院2011年8月14日庭审中陈述189万元是于2011年12月9日交给苏玉。4、夏某、李某在陈述案件事实时还有诸多矛盾之处，如对85万元如何处理的问题，李某称是其交给了苏玉，夏某称是李某交给夏某后由夏某交给苏玉。另外，夏某对其提交的金额为41万元及148元两张借条的陈述也前后矛盾，夏某在一审法院2013年5月20日庭审笔录中称系苏玉将借条打好后交给耿芳兰，耿芳兰为打官司又将借条交给夏某，而夏某在一审法院2013年7月17日庭审笔录中又陈述苏玉出具借条后一直押在夏某处。如果确实发生如夏某、李某所说的债务转移，那么耿芳兰也会要回苏玉出具的借条，而不应该一直在夏某手中，如果涉案的189万元转给了苏玉，夏某不再承担债务，那么夏某也会向耿芳兰等债权人要回之前夏某、李某所打的借条，而不应该在耿芳兰手中。综上，夏某、李某对案件事实的陈述有诸多矛盾之处。
另查明，耿芳兰对夏某提供的霍东女的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霍东女到庭旁听庭审，夏某申请霍东女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但霍东女拒绝为夏某出庭作证。庭后，原审法院对霍东女进行谈话，霍东女在笔录中称证明的内容均是夏某书写，其不知道耿芳兰是否将钱借给苏玉。由夏某手书霍东女签字的证明的证明力低于原审法院对霍东女的谈话笔录的证明力，因此，该证明也不能证明涉案189万元债务转移由苏玉承担。对夏某、李某提供的委托协议，委托协议上的内容均为夏某书写，耿芳兰及霍东女、证人耿某均称当时在该委托协议上签字时只有一行字，其余的内容是后写上的。结合前述审理查明的内容，不论该委托协议是一行字还是现在的几行字，该委托协议只能证明夏某、李某欠耿芳兰及耿芳兰亲戚朋友的钱，而苏玉欠夏某、李某的钱，夏某、李某只是代替耿芳兰作为当事人起诉苏玉，诉讼费由夏某、李某承担，实际上还是夏某、李某作为起诉苏玉的当事人，夏某、李某与苏玉还是借贷合同的相对方，耿芳兰是借贷合同外的第三人，耿芳兰与苏玉之间没有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耿芳兰不宜作为当事人直接起诉苏玉才要夏某、李某代替起诉的。另外，夏某也要求霍东女、耿某在该委托协议上签字以便为二人追讨借款，但霍东女、耿某没有与夏某、李某及苏玉达成债务转移协议，同理，该委托协议不能达到夏某、李某证明债务转移的目的。
再查明，顾尧、陈素琴、赵建红、程冬玲将各自的涉案债权转让给了耿芳兰。耿某、霍东女没有将其涉案债权转让给耿芳兰。邮寄给夏某、李某的债权转让通知书，经申通快递出具的证明证实夏某已经签收，李某拒绝签收，寄件人卢节系耿芳兰处理该案的代理律师，后来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耿芳兰将卢节更换为其他人作为代理人。另外，根据夏某提供的连云港市新浦区法院（2006）新民一初字第494号民事调解书，李某与夏某自2003年9月份开始同居，于2004年6月7日生一子李昊昊，于2006年解除同居关系。
原审法院认为，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顾尧、陈素琴、赵建红、程冬玲转让债权给耿芳兰的书面通知书已经邮寄给夏某、李某，申通快递公司查询结果为夏某签收快件，尽管李某拒收快件，但其共同债务人夏某已经签收快件，因此，李某不能否认已向其通知转让债权的事实。因此，原审法院依法确认顾尧、陈素琴、赵建红、程冬玲四位原债权人转让债权对夏某、李某发生效力，夏某、李某应向受让债权的新债权人耿芳兰履行还款义务。经审理查明，夏某、李某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耿芳兰同意夏某、李某将债务转移由第三人承担，且夏某、李某前后陈述有诸多矛盾之处，原审法院对其辩解理由不予采信，夏某、李某应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因此，原审法院对夏某、李某辩解耿芳兰同意债务转移之说不予采信。从夏某向公安机关报案时的询问笔录中可看出，当时夏某报案的253万元（包含耿芳兰等借给夏某的189万元）的债权人是夏某，钱是夏某借给苏玉的，如果该253万元在苏玉涉及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确定为犯罪金额，那也是苏玉欠夏某的债务被原审法院刑事判决书中予以确认，但这不能阻却夏某的债权人耿芳兰向夏某主张债权。至于2011年12月9日金额41万元的借条上“耿芳兰”三字是否系苏玉亲笔书写、两张借条的形成时间是否相同及苏玉在其所签的姓名上是否按手印不影响对夏某、李某欠耿芳兰涉案款项事实之认定，因此，原审法院对夏某申请对上述事项的鉴定不予准许。夏某提供两张银行回单证明其在2011年10月18日及2011年10月22日分别向耿芳兰的账户转入10万元及1万元合计11万元，系偿还耿芳兰债务，耿芳兰对此有异议，但耿芳兰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11万元系双方之间其他的账务往来，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该11万元系偿还耿芳兰债务，且根据转账时间应为偿还夏某于2011年7月5日向耿芳兰借款20万元的债务，因为其他借款还款时间均在2011年10月22日之后，只有7月5日的借款没有约定还款时间，可以随时还款。对夏某称其于2011年12月7日偿还耿芳兰50万元，因夏某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夏某应承担举证责任，原审法院对此不予确认。因顾尧与夏某约定的连云港东方农村合作银行利率的四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过部分的利息不予支持，因此，夏某借顾尧的50万元利息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原审法院对夏某借原债权人顾尧50万元、陈素琴10万元、赵建红13万元及耿芳兰26万元，因陈素琴、赵建红、顾尧将上述各自债权转让给耿芳兰，因此，夏某应偿还耿芳兰借款88万元（夏某先行偿还的11万元已经扣除）及利息（其中借款本金50万元的利息自2011年7月2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借款本金23万元的利息自2012年1月4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借款本金9万元的利息自起诉之日即2013年3月19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借款本金6万元的利息自起诉之日即2013年3月19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夏某、李某共同借陈素琴10万元、程冬玲10万元、耿芳兰65万元，因陈素琴、程冬玲已将上述各自债权转让给耿芳兰，因此，夏某、李某应共同偿还耿芳兰借款85万元及利息（其中借款本金30万元的利息自2012年4月3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借款本金5万元的利息自2012年4月5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借款本金50万元的利息自2012年1月13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综上，原审法院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夏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耿芳兰借款本金88万元（夏某先行偿还的11万元已经扣除）及利息（其中借款本金50万元的利息自2011年7月2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借款本金23万元的利息自2012年1月4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借款本金9万元的利息自起诉之日即2013年3月19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借款本金6万元的利息自起诉之日即2013年3月19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夏某、李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耿芳兰借款本金85万元及利息（其中借款本金30万元的利息自2012年4月3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借款本金5万元的利息自2012年4月5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借款本金50万元的利息自2012年1月13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21810元，由耿芳兰承担1440元，由夏某承担20370元，夏某承担诉讼费中的12300由李某共同承担。
夏某、李某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在查明事实中从四方面用推理的方式否定客观事实，导致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判决书对委托协议的理解违背通常理解的基本原则，以与利害关系人的袒护笔录否定原始书证，片面不公；3、两上诉人于2006年解除同居关系，已经不再共同生活，即使夏某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也无法推断李某知道债权转让。该转让依法对李某不发生效力；4、一审漏列主体，一审期间上诉人书面申请追加所有债权人参加诉讼，一审未予追加；5、关于上诉状中的鉴定问题，因为书证是我们提出，我们不需提出鉴定，如果对方有异议，对方可以申请鉴定。请求依法撤销原判，予以改判或者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耿芳兰答辩称：上诉人上诉还是围绕其不真实的委托书说明自己的主张，委托书从内容和形式上均不真实，上诉人陈述的事实和理由均是不存在的。上诉人提交的刑事判决书并未认定苏玉借耿芳兰189万元；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均是上诉人向公安所做的表述，上诉人代理人既然作为苏玉的辩护律师，应该提供最直接的耿芳兰报案的原始笔录，证明耿芳兰在刑事案件中认可确认的事实，我们没有看到，事实上也不存在这样的事实。原来集资案件中189万元债权是存在，但是耿芳兰的还是夏某的，原刑事案件并未认定。本案中耿芳兰写委托书，有无委托书所反映的事实的权利，如没有这个的权利，签署这样的委托在法律上也是无效的。一审时我们已经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该委托书签订的时候，耿芳兰并未有该189万元的债权，印证委托书内容不真实。在二审庭审中，上诉人代理人说之前有口头协议，到底上诉人对债权转让的事实确认是有效还是无效？如果确认无效，那么委托协议是无效的；如果陈述是有效的，那么和一审抗辩以及二审上诉理由是矛盾的。上诉人有意混淆事实，扰乱案件事实。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2012）港刑初318号刑事判决书（见一审卷宗）；2、公安机关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明细表，其中有苏玉借耿芳兰的189万元；3、夏某在公安机关的谈话笔录（2012年3月22日，见一审卷宗）；4、夏某向公安机关提交的诉状；5、2012年3月23日夏某向公安机关举报的具体人员和数额；6、2012年3月21日夏某自己书写的书面材料；7、欠条三份：苏玉打给夏某的20万元欠条、苏玉打给耿芳兰的189万欠条、苏玉打给李某的欠条。以上证据充分说明苏玉耿芳兰借款的真实性。
对上述证据，被上诉人耿芳兰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上诉人所提到的189万元是苏玉借耿芳兰的不是事实，该案中耿芳兰不是当事人，可能基于上诉人的意见认定的事实，不能认定苏玉与耿芳兰的借款事实；对证据2、3、4、5、6，被上诉人耿芳兰不知道，只是其单方陈述，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如果是苏玉借耿芳兰的款项，耿芳兰不需要其他人去报案，反证苏玉与上诉人可能有借贷关系；对证据7，一审查明的事实很清楚，有些是拼凑，不是苏玉的真实意思。以上几份证据没有一份能够证明原审189万元的构成，本案中189万元不是耿芳兰的，在所有的刑事案件走完之后，还没有所谓的耿芳兰对上诉人具有189万元的债权的事实，只有在2013年提起诉讼之前，本案中真正借款给夏某和李某的债权人，经过协商将债权转移给耿芳兰，才具有了本案的189万元的债权，这是一审查明的事实，也是一审证明的事实，刑事案件中所有的189万元的陈述，均不是耿芳兰个人表示，均是夏某自己的陈述，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夏某向公安机关说有耿芳兰189万元，但是在其陈述的时候，并不存在夏某的189万元。且夏某和李某所有的债权凭证均在本案的原债权人手中，直到今年起诉前，才移交给本案的被上诉人。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上诉人夏某因经营需要，先后借顾尧50万（担保人为耿芳兰）、借陈素琴10万元（担保人为耿芳兰）、借赵建红13万元（担保人为耿芳兰）、借耿某4万元、借霍东女1万元、借耿芳兰20万、借耿芳兰6万元；夏某、李某共同借陈素琴10万元（担保人为耿芳兰）、共同借程冬玲10万元（担保人为耿芳兰）、共同借耿芳兰10万元、共同借耿芳兰5万元、共同借耿芳兰50万元的事实清楚。其中顾尧、陈素琴、赵建红、程冬玲分别于2013年3月1日和2013年3月5日将各自的涉案债权转让给了耿芳兰。上诉人夏某、李某对一审认定上述借款189万元的事实也没有异议，主要是对本案上述189万元借款是否已经将债务人由夏某转移为苏玉存在争议。即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涉案的189万是否系耿芳兰同意或指示夏某、李某转借苏玉使用。本案中，耿芳兰持有夏某、李某的借条原件，上诉人夏某、李某上诉认为189万元借款已经转让给第三人苏玉，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夏某虽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金额为41万元及148万元两张借条，但苏玉陈述两张借条上的“耿芳兰”三个字不是其所写，因耿芳兰不在场，其不知道耿芳兰是否同意债务转由其承担，因此苏玉不愿意写借条，也没有写上出借人的名字，借条上出借人“耿芳兰”系他人后填写上的，故原审法院未予采信并无不当。上诉人二审中向本院提交明细表、夏某在公安机关的谈话笔录、诉状、举报材料等证据。因是夏某的个人陈述，无相关证据相印证，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810元，由上诉人夏某、李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本判决送达后，权利人可向一审法院或者与其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期限为两年。
审 判 长 胡 丹
审 判 员 伏广超
代理审判员 黎乃忠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朱培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