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27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建邦，男，1960年1月24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江，男，1954年8月23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锐，男，1960年5月4日出生，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住北京市西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白莉，女，1971年6月20日出生。
上诉人高建邦、罗江因与白莉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商）初字第169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建邦、上诉人罗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锐、被上诉人白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建邦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白莉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白莉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白莉起诉的案由是民间借贷纠纷，但一审法院认定为委托合同纠纷。虽然案由改变，但一审法院故意混淆了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证据均是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有关委托合同关系的相关事实，一审法院未予查明。一个案件不能有两个案由，不能存在两种法律关系，而一审判决案由是委托合同纠纷，审的却是借贷合同纠纷，显然是错误的；2、一审适用法律不当。一审认定本案是委托合同纠纷，却以借款合同做出了判决，属于适用法律不当。
罗江辩称，对于高建邦的上诉请求其不发表意见。
白莉辩称，不同意高建邦的上诉请求，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罗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项。事实及理由：罗江与高建邦是朋友关系，罗江不认识白莉，关于借条，罗江是在开庭时第一次见到，借条上的签名不是其本人签的。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罗江委托过吴鸣，后又给梁兆麟签署过委托书，且向一审法院提出过对借条进行鉴定的申请，也提交了相应的鉴材，但从未接到过法院或鉴定机构的交纳鉴定费的通知。综上，罗江根本不认识白莉，不知道高建邦收钱给白莉办事，更没有给他们提供担保，请求法院再给一次鉴定的机会，认定罗江的保证不成立。
高建邦辩称，同意罗江的上诉意见，请求法院依法改判。
白莉辩称，罗江是保证人，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诉讼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请求法院驳回罗江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白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高建邦与罗江返还白莉468800元；2、判令高建邦与罗江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高建邦承诺帮白莉办理孩子上学事宜。2013年8月17日，白莉交付高建邦8万元，2013年8月18日，白莉交付高建邦2万元。2013年8月28日，白莉交付高建邦268800元。2013年9月17日，白莉交付高建邦20万元。2014年1月，高建邦偿还白莉10万元，并于2014年1月27日写下借条一张，承诺于2014年1月28日前还清借款468800元。罗江作为担保人为高建邦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还款时间到期后，高建邦与罗江均表示拒不偿还，遂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白莉托高建邦办理子女入学事宜，并分几次向高建邦汇款共计568800元。白莉认可高建邦曾于2014年1月偿还10万元。2014年1月27日高建邦向白莉出具借条，确认借白莉46万元整，并承诺于2014年1月28日还清。罗江在上述借条担保人栏签名。白莉在借条上自行添加“另外加捌仟捌佰元”。
一审法院认为，白莉与高建邦之间的借条实际为委托办理事项款项的返还，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高建邦应该依约返还相应款项，否则构成违约。关于高建邦所称“白莉”与“白丽”并非同一人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没有事实依据。首先，高建邦认可借条上签名的真实性，白莉持借条原件；其次，高建邦本人无法明确所谓“白丽”的具体身份；最后，在高建邦与白莉的往来短信中，使用过“白丽”的称谓。高建邦关于其受胁迫出具借条的主张，亦无任何证据支持，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其所称高建邦关于已经帮助白莉孩子办理入学手续，不应退款的答辩意见，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且与其所出具的借条上同意还款的意思表示矛盾，一审法院对此亦不予采信。故一审法院对白莉要求高建邦返还46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罗江虽否认其签字确认承担保证责任，并提出笔迹鉴定，但未能按照鉴定机构要求交纳鉴定费用，导致鉴定程序终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故债权人白莉有权直接向连带责任保证人罗江主张权利，要求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罗江承担相应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高建邦追偿。
关于白莉提出的另外88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借条中该部分内容系白莉自行添加，且高建邦、罗江对此均予否认，故一审法院认为白莉的该部分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于2015年5月判决：一、高建邦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白莉四十六万元；二、罗江对高建邦的上述给付金钱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罗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在承担责任范围内向高建邦追偿；四、驳回白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高建邦、罗江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白莉在明知其子分数不够大学本科分数线的情况下，请托高建邦为其子联系上重点大学统招统考本科事宜，且自愿支付相关款项。高建邦在接受白莉请托后，帮助白莉之子被该重点大学录取，但并非统招统考本科，白莉之子在上学一段时间后，主动退学。高建邦自述不知白莉请托事项为帮助白莉之子上统招统考本科，但认可收取了白莉高额请托款项，高建邦未向法庭说明请托款项花费明细。
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罗江于2014年12月1日委托梁兆麟作为本案委托诉讼代理人，委托事项及权限为：办理诉讼，向法院讲明此事真正事实。梁兆麟以罗江委托代理人身份参加了一审法院2014年12月1日和2015年4月10日的庭审活动，梁兆麟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罗江接到鉴定机构交费通知后拒不交纳鉴定费用，导致鉴定程序再次无法继续，因此对借条上罗江的签字问题，法庭将根据庭审程序和举证责任分配的相关规定予以确认”未提出异议。根据一审法院于2015年6月15日谈话笔录内容，可以认定罗江对于一审法院将判决邮寄给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兆麟的事实未持异议。罗江在二审审理过程中陈述，其不认识白莉，且不知道高建邦与白莉之间的经济往来关系。高建邦认可罗江主张。白莉承认其是在一审审理过程中第一次见到罗江，以前不认识罗江，但对于罗江是否知道其请托高建邦办理孩子上学事项，其不确定。
一审法院在2015年4月10日开庭过程中，告知各方当事人本案案由由民间借贷纠纷转为委托合同纠纷，各方当事人未提出异议。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有四个，一是一审法院依据白莉与高建邦之间实际的法律关系，确定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是否正确；二是白莉与高建邦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三是本案诉争的相关费用如何处理；四是罗江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首先，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本案中，根据已查明事实，白莉与高建邦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应当为委托合同关系即白莉委托高建邦办理其子上学事宜，虽然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但根据当事人双方的陈述及相关证据，可以认定双方是以口头方式订立的合同，高建邦为白莉出具的欠条亦属于双方对于该委托合同相关事项履行的约定。据此，一审法院在明确告知当事人变更案由且当事人未提异议的情况下，依据白莉与高建邦之间实际的法律关系，确定本案案由为委托合同纠纷并进行审理，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因此，对于高建邦主张本案案由不能为二个及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其次，依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相关规定，民事案由共分为四级，在适用案由时应当首先适用第四级案由，第四级案由没有规定的，则适用第三级案由，第三级案由中没有规定的，则可以直接适用相应的第二级案由或者第一级案由。本案中，白莉与高建邦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为委托合同关系，参照《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委托合同纠纷应当属于第三级案由，因此，在一审法院已认定本案当事人间法律关系为委托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应当将本案案由直接确定为委托合同纠纷，而不应确定为第二级案由即合同纠纷，故本院对于一审法院案由适用错误的问题，依法予以纠正；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公共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之规定，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形的，合同无效。本案中，白莉在明知其子高考分数没有达到本科分数线的情况下，希望通过有偿方式请托高建邦帮助其子就读重点大学统招统考本科，其行为不符合我国大学招生入学的法律规定且属于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故属于无效法律行为。高建邦在收取了白莉高额请托费用后，帮助白莉之子就读重点大学，但并非统招统考本科，虽然高建邦称其不知白莉请托事项为被重点大学统招统考本科录取，但从常理判断及其收取请托费用的金额来看，白莉不可能会为孩子就读非统招统考本科而支付如此大额费用，故对于高建邦的辩解，本院不予采信。高建邦收取高额好处费，承诺为白莉之子办理上学事宜的行为，亦属于违反法律规定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综上所述，白莉与高建邦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因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该合同应当为无效合同。一审法院认定白莉与高建邦之间委托合同合法有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白莉与高建邦之间的委托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合同后，高建邦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利益，应当返还给白莉。因为白莉与高建邦对于合同无效各自均存在过错，故双方应当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即如高建邦存在合理支出，对于该部分合理支出双方应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经本院询问，高建邦未能提交其为办理委托事项所支出的合理花费明细，故高建邦应当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据此，对于白莉向高建邦主张返还相关费用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问题，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罗江委托梁兆麟为一审程序诉讼代理人，其向法院提交的委托手续合法有效，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因对于一审法院认定未进行鉴定的原因是由罗江拒不交纳鉴定费导致，梁兆麟对此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其认可一审法院的相关认定，该认可的效力及于罗江本人，故罗江应当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其上诉提出从未提供担保和要求重新鉴定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罗江应否承担保证责任，本院认为，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白莉与高建邦之间的委托合同因违反公共利益而无效，故罗江作为保证人出具的保证合同亦无效。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证实罗江存在过错，故本院认定罗江不应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一审法院对于罗江保证责任的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高建邦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罗江的上诉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但其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法改判。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十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商）初字第1694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商）初字第1694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
三、驳回白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高建邦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8332元，由白莉负担157元（已交纳），由高建邦负担817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8332元，由高建邦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楠
审判员 郭文彤
审判员 陈广辉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韩京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