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常民终字第20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国生，男，汉族，1956年7月28日生，住上海市普陀区。
委托代理人鲍赛丞，江苏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季根宝（系姚国生之妻），女，汉族，1959年5月3日生，住上海市普陀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美芬，女，汉族，1949年12月13日生，住江苏省常州经济开发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卫骏，男，汉族，1978年10月9日生，住江苏省常州经济开发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韩丽霞、ＸＸ宇，江苏润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姚国生与被上诉人陈美芬、姚卫骏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武横民初字784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姚国生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情况：
姚国生诉称，本人与姚国培系兄弟关系，横林镇莲蓉村委姚家村44号与45号分别属于本人与姚国培，现姚国培已经去世，陈美芬与姚卫骏系姚国培的法定继承人，现陈美芬与姚卫骏认为横林镇莲蓉村委姚家村44号靠北面一间（二层）属于姚国培生前所有，故本人只能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请求法院确认坐落于横林镇莲蓉村委姚家村44号靠北面一间（二层）属于本人所有；2、诉讼费用由陈美芬与姚卫骏承担。
陈美芬与姚卫骏共同辩称，姚国生诉请的房屋不属于其所有，其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姚国生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姚春林育有三子，分别为姚国华、姚国培、姚国生，陈美芬系姚国培配偶，姚卫骏系姚国培之子，姚国培于2014年去世。本案争议房屋横林镇莲蓉村委姚家村44号靠北面一间（二层）系1973年建造底下一层，后又于1985年由姚国培申请翻建成现在结构。现本案争议房屋横林镇莲蓉村委姚家村44号靠北面一间（二层）的所有权于1994年登记于姚国培名下，争议房屋占有土地的使用权亦于1999年登记于姚国培名下。横林镇莲蓉村委姚家村44号靠南面一间房屋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登记于姚国生名下。现姚国生认为本案争议的房屋应系其财产，起诉来院，要求处理。
原审另查明，姚国生于1979年落户于上海。本案争议房屋横林镇莲蓉村委姚家村44号靠北面一间房屋的涉及土地在1991年武进县乡镇民房宅基用地登记表（草表）上登记户主姓名为姚春林、姚国生，户主签名由姚国培代签。
原审审理中，姚国生向原审法院申请对2014年5月20日横林镇司法所调解笔录中“底层确实是他的”字样是否为事后添加以及武进县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中“姚国生”签字并非本人所签进行鉴定，因法院向横林镇司法所调解本案的工作人员进行询问，调解笔录中的“底层确实是他的”字样确系事后添加；“姚国生”签字的武进县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并非本案争议房屋，故法院对该申请不予准许。
以上事实由姚国生提供的武进县民房宅基用地登记表复印件1份、房产证1份、土地使用权证1份，被告提供的房产证1份、土地使用权证1份、崔桥乡房屋建筑审批表1份，法院依职权作的谈话笔录、调取的武进县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复印件以及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予以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本案争议房屋登记于姚国培名下，姚国生主张本案争议房屋系自己所有，应对自己的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现姚国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理由主要有：一是，宅基地清理登记表系仅是农村宅基地情况进行清理登记，该清理登记表不能对抗不动产登记；二是，姚国生提供的1970年分家协议并未涉及本案争议房屋，不能成为姚国生确权的依据；三是，姚国生提供的证人陈述姚国生父亲姚春林曾有过口头分家协议，确定本案争议房屋属于姚国生所有，但姚春林生前并未有书面分家协议；四是，本案争议房屋经过翻建，且翻建审批手续确系姚国培经手，姚国生也并未提供自己出资或姚春林出资建房的依据。综上，姚国生主张要求确认争议房屋所有权归属自己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姚国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姚国生负担。
上诉人姚国生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争议房屋在1985年左右不属于翻建，仅仅是在原一层的基础上加盖一层，即使是翻建也不能仅以翻建申请书作为房屋所有权的确认依据，翻建申请书上也有其父母的名字，不能依据翻建手续认定房屋所有权归姚国培。2、作为房屋确权案件，不应以房屋产权证作为定案依据。本案属于房屋确权案件，就是因房屋产权登记错误才发生本案诉讼，法院应当就双方当事人提供该房屋产权证颁发前的事实进行举证质证并以此认定房屋的所有权归属，上诉人提供的证据都相互印证房屋所有权属于上诉人；况且产权登记有瑕疵，兄弟俩的房产登记手续都是姚国培一人签名包办，程序和手续不规范，没有法律效力。3、被上诉人承认争议房屋的一层属于上诉人。原审法院采用司法所2014年5月20日的调解笔录断章取义，只强调笔录是添上去的，而不审查为什么添，是不是真的添，没有公正判断，此点显失公平，根据调解笔录和法院调查笔录证实，被上诉人陈美芬说了确实上诉人对争议房屋是有份的，在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上诉人同意放弃房屋所有权的情况下，至少应认定该房屋的一层属于上诉人。4、农村房屋的确权应参考村俗民规和有关规定。农村上兄弟分房一般都按照左右各一间的风俗习惯进行分房，不可能存在像本案争议房屋一样的分房方法，该分房方法不符合农村分家的风俗，被上诉人也无合理解释该种分房的理由，如果按照被上诉人提供的目前房产证的分割方法，上诉人仅只有一个大门进出，后面没有任何可以进出的地方，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农村习俗。5、原审法院在不认可2014年5月20日的调解笔录又不同意上诉人的鉴定申请是错误的。原审法院在有证据证实被上诉人认可一层房屋属于上诉人的前提下又不认定争议房屋的所有权属于上诉人，并且在上诉人认为该调解笔录中“底层确实属于他的”不属于事后添加并且该份证据足以可以认定房屋所有权归属的情况下要求对笔迹进行鉴定，原审法院却直接在判决中告知上诉人不予同意是错误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确认争议房屋所有权归上诉人所有。
被上诉人陈美芬、姚卫俊答辩称，1、争议房屋根据产权证书可以证明为姚国培所有。两被上诉人为姚国培的妻子及儿子，为其法定继承人。在姚国培死后，争议房屋由两被上诉人继承，所有权为两被上诉人所有。2、司法所调解笔录中底下一层属姚国生所有为事后添附，被上诉人从未承认争议房屋的一层属于上诉人。3、虽然争议房屋为农村房屋，但已根据国家规定及相关手续办理相应的产权证书，并且在办理产权证书过程中有过异议公告，不应按村俗、民规进行处分。4、上诉人在原审中的鉴定申请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审法院不予同意是正确的。综上，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姚国生向本院提供2014年8月1日武进法院“案件批办流转单”，证明当时其曾以武进区政府作为被告起诉行政案件，被法院告知不予受理，并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被上诉人陈美芬、姚卫俊对该流转单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原审法院未受理属适用法律不当，本案应先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二审过程中，本院向1994年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时的当地村委工作人员俞建元进行了调查，俞建元陈述当时申请的人员都是姚国培，姚国培说后面房子是他的，就办到他名下了，因为姚国生没有回来，也没有问姚国生，1991年宅基地登记的手续也是姚国培办理的，相关签字都是姚国培签名的。上诉人姚国生对此认为，1994年办理房产证时没有经过合法程序，而是由姚国培一人办理的，姚国生对此并不知情，1991年姚国培在宅基地登记表中签名也可说明当时姚国培认可44号争议房屋属于姚国生所有。被上诉人陈美芬、姚卫俊对调查笔录质证认为，对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笔录可以反映姚国培明确房屋是他本人的，姚国培为自己的房屋办理产权手续是合法合理的，并不侵害上诉人姚国生的利益，上诉人姚国生每年都回来，不可能对办理房产证的情况不知情，姚春林在世与姚国培一家生活在一起，对房产登记也必然知情，亦未提出异议，笔录也可间接说明上诉人姚国生并没有参与建房的过程；从现场情况看，争议房屋与其他房屋是一体的，而非两家人的构造，上诉人姚国生也未提出异议。二审中，被上诉人陈美芬、姚卫骏认可争议房屋的所有权登记手续是姚国培办理的，但不确定已登记在上诉人姚国生名下的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是否是姚国培办理的。
经查阅原审卷宗查明，2014年5月20日基层调解组织对双方进行了调解，调解过程由上诉人姚国生、被上诉人姚卫俊和陈美芬、老生产队长姚国生参加，由杜佳祥、符益香等人组织调解，调解笔录由上诉人姚国生、被上诉人姚卫骏、调解员杜佳祥、符益香与老生产队长姚国生等人签字，笔录显示上诉人姚国生的部分陈述内容为“原先的老祖产是我父亲的房产，我和老二（即姚国培）一直未分房产，我和老二共有四间房子，前两间两层，后面两间平房，前面平顶接上去时我也出钱的，钱给了父亲，另外我还有一套家具卖掉了，360块钱；后面翻建时我也同意的，但底下一层是我的，我母亲2013年去世，2014年清明回来后，发现房产证已经是姚国培名字了，后来我就找到村委帮忙处理，之前没有和我说过房产证换证的事情……”；被上诉人陈美芬的部分陈述是“最先时有了间老房子，后来我结婚时才重建的，当时？材料，才对老房子的材料拿来用的，再后来翻建？也打电话给国生的，据国培说，国生同意翻建而且房子也不要了，底层确实是他的（注：该内容后被认定系添加内容）。（关于老祖产的归属问题）我承认国生也有份额的，但翻建房子我阿公同意的，当初他问卫骏要房产证，卫骏问我之后，我再去找的，我一直认为房产证上三间归我，一间归他，三间在国培名下”。原审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陈美芬曾提交一份情况说明，认为“本案争议房屋是1973年、1974年建造的平房，1985年该平房成了危房，于是姚国培向村委申请翻建，后姚国培将原有平房拆掉一部分后翻建成了现在的二层楼房，该争议房屋当时花费的材料款大概5000元至6000元，以前农村建房都是换工，乡邻之间互换人工，姚国培本人就做过建筑工，因此建房时就购买了一些建筑材料，建房人工部分是由姚国培换工建造……姚春林1979年5月1日退休回农村，每月退休金54元，退休几个月后生病花费了大笔医疗费，同时孙爱娣没有退休金，其长期生病一直在用药治疗，该费用全部由姚春林负担，姚春林退休后一直照顾其伯母丁小度，直至丁小度去世，1986年姚春林为姚国生操办了婚事，后（1996年左右）将自己的积蓄分给了三个儿子，每人分得4800元，逢年过节姚春林还会给孙子女、外孙子女发红包，根据姚春林的收入和支出情况可以看出，姚春林根本没有余钱用来建造楼房”。
符益香接受原审法院调查时陈述“据我们了解，当初姚国生父亲姚春林分家的时候，是将姚家村44号房屋靠北面的一间一层房屋对半分给姚国培和姚国生，其中东面一间给姚国培、西面一间给姚国生。后来听说姚国培要翻建房屋打电话给姚国生，姚国生同意翻建。因为姚国培去世，姚国生认为靠北面西边一间是他的，但是陈美芬认为房子翻建是他们出钱的，现在房产证也是他们的名字，不同意姚国生的看法，所以发生纠纷”。杜佳祥与强彬接受法院调查时陈述“‘底层确实是他的’这句话确实是后来添加的，因为调解时双方都承认老房子底层是上海人的，当时在场的民警和村委调解人员都知道，我们后来在看笔录时发现这句话没有记到，但毕竟是事实，所以为了尊重事实就添加上去了，没有任何其他想法。另外在村委和司法所调解中双方都谈到过补偿的事情，陈美芬提到经济补偿姚国生，但姚国生没有同意，而且双方都承认姚国培在翻建时打电话给姚国生，这些都侧面佐证了老房子不全是姚国培的。据了解，分家的时候，底层老房子是姚国培和姚国生一人一间，至于后来翻建及翻建后房屋的归属我们就不清楚了”。
原审审理中，上诉人姚国生陈述“我1979年顶替到上海去，房子是1973年就造好的，一层平房，我结婚回来父亲明确后面的房子就是我的，我的钱给我父亲，我在上海赚钱，房子是姚国培在家造的，我出钱他出力，当时他有两个小孩，没有能力造房子，他翻建时打电话给我，我同意翻建的，但我明确下面的房子是我的，之前有房产证我都不知道，2014年3月他们才拿出来，手续都是他们办理的，在收到陈美芬、姚卫骏起诉的诉状才知道后面一间房子登记在了姚国培名下”。被上诉人陈美芬、姚卫骏于原审中陈述“1973年房屋建造时是谁出资不清楚，但建房是姚国培建造的”。
证人姚国华（上诉人姚国生与姚国培的哥哥）于原审时作证时陈述“房子是我父亲造的，造的时候他就说房子每人一户，后来我弟弟到上海顶替，出去之前房子就造好了，当时我弟弟回来结婚，我们兄弟三人都在，说了家里的两带房子每人一户，当时兄弟三人及媳妇都没有异议；我是老大，70年我就不在一个村上了，到91年的时候开始办产权证，生产队一家一家去弄的，确定房子是谁的，那一户在我弟弟名下是没有争议的，我弟弟在上海，只知道那个房子是他的。房产证办了二十多年，姚国培没有通过我父亲和我弟弟，没有我父亲和我弟弟的签名，我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没有拿出来，我弟弟去世的时候也没有拿出来，我母亲去年去世，也没有拿出来，我证明这个房子是姚国生的。我父亲把以前两间房子拆掉，前面盖两间平房，现在房子成行后，我弟弟出去顶替了，姚国培结婚后生了两个小孩，一男一女，姚国培一人做，不要说造房子了，四个生活都生活不过来，都是我父亲补贴他的，我一点光也没有沾到，后来我父亲退休后还在牛塘饭店做到后面的房子造好以后才不做了，后面的房子是我父亲造的，钱也是我父亲出的，我父亲造房子，我弟弟出力，我也帮忙的，不可能是姚国培一个人建造的”。证人姚伯生（与姚国生、姚国培系堂兄弟关系）作证时陈述“1973年建的两间平房是我负责建造的，前面的房子都是我盖的，1973年平房是姚春林叫我盖的，完工后他把钱给我，我再给其他工人，后面的房子本来有山尖，拆平后再浇楼板，没有拆到底，接上去不是我盖的，我只是盖一个平房”。证人姚国生（老生产队长）作证时陈述“他家老头子对三个儿子分家都是清清楚楚的，分家书我也签过字的。我的概念只知道老大到外面去了，家里只有老二、老三，房子一人一户，哥东弟西，后面他们有点反复，房产证都办在老二身上了，老三没有份了，我想这是不可能的，除非父母不给老三份额或老三不要了，房产证办了二十多年，他父母在的时候一直没有拿出来，后来他们老妈去世之后才把房产证拿出来的”。
二审经审理查明，1991年办理民房宅基用地登记表时，由姚国培经办申请，横林镇莲蓉村委姚家村44号前后两间房屋登记户主为姚春林、姚国生，房屋为前后两间、天井为16.5平方米，合计占地总面积为101.6平方米，横林镇莲蓉村委姚家村45号前后两间房屋登记户主为姚国培，房屋为前后两间，天井为16.5平方米，合计占地总面积107.8平方米。1994年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时，亦由姚国培经办申请，此次将44号房屋前面一间（二层）登记在上诉人姚国生名下，44号房屋后面一间（二层）及45号前后两间（均为二层）均登记在了姚国培名下。2014年7月上诉人姚国生曾因本案房屋所有权的登记问题欲以武进区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未予受理，并告知上诉人姚国生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争议。
以上事实由民房宅基地用地登记表、证人证言、本院对俞建元的调查笔录、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予以佐证。
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原审相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有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书面同意更正或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不同意更正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异议登记。登记机构予以异议登记的，申请人在异议登记之日起起十五日内不起诉，异议登记失效。异议登记不当，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向申请人请求损害赔偿。上诉人姚国生认为诉争房屋登记于姚国培名下系登记错误，并提起民事诉讼解决，故应对其主张房屋所有权取得的基础法律关系即继承、析产等民事法律关系进行审查。现上诉人姚国生认为诉争房屋归其所有，提供了1970年的分家协议、姚国华等人的证人证言、1991年民房宅基用地登记表等证据材料，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陈述可以认定，诉争房屋系由姚春林家庭（包括姚国培在内，当时上诉人姚国生尚未成年）于1973年左右共同建造一层，后于1986年由姚国培经办申请在原有一层房屋的基础上加盖二楼，1991年姚国培经办申请宅基地用地登记表时认可该房屋所在土地应登记于姚春林、姚国生名下，但1994年进行房屋所有权登记时姚国培将一、二层房屋均登记于其名下，对此无证据显示姚春林、姚国生对该变动已予以同意，故诉争房屋所有权登记情况与事实并不相符，该所有权证书不能作为确认本案争议房屋权属的有效证据，对于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应按实际情况予以确定。虽1970年分家协议签署时，诉争房屋尚未建造，但该分家协议已明确由老二（即姚国生）、老三（即姚国培）占用姚家所有房产，上诉人姚国生与被上诉人亲属姚国培的大哥姚国华等证人亦表示1987年时姚春林明确姚国生与姚国培一人一户，而诉争房屋的一层系姚春林家庭当时共同建造，按照农村当地的风俗习惯，“哥东弟西”、“一人一户”亦为正常情况，故应认定诉争房屋的一层应归上诉人姚国生所有。对于诉争房屋的二层因上诉人姚国生认可当时其同意姚国培在原有一层的基础上进行翻建，且并无证据证明上诉人姚国生对翻建房屋进行了出资，故诉争房屋的二层宜认定为姚国培、姚春林等人出资在一层的基础上加建形成，且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姚春林对二层房屋的享有完整的处分权利，无法仍以此前对一层的处理方法确认二层房屋的所有权属，故上诉人姚国生主张诉争房屋二层的所有权归其所有因证据不足而无法支持。本案双方当事人系亲属关系，应当相互尊重、团结友爱，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好房屋权属争议，亦应考虑姚春林夫妇当初为二儿子、小儿子家庭能够共同居住于44号、45号院内而付出的多年努力，本院亦希望双方在本案判决后能够妥善协商处理好大家庭内部在本案权属争议判决后可能产生的其他后续事宜。综上所述，上诉人姚国生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十九条、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4）武横民初字784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上诉人姚国生对常州经济开发区横林镇莲蓉村委姚家村44号靠北面一间的一层享有所有权。
本案原审案件受理费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姚国生负担80元，被上诉人陈美芬、姚卫俊负担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范瑜净
代理审判员 吴立春
代理审判员 钱 锦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顾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