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7民终16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男，汉族，生于1957年1月20日，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维东，男，汉族，生于1986年11月15日，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系李某之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蒲某，男，汉族，生于1955年8月15日，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敬长君，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某因与被上诉人蒲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2017）川0704民初2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维东、被上诉人蒲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敬长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某上诉请求：撤销或变更原判，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原审认定李某与彭加明、尚崇珍解除了收养关系错误。首先，李某不是彭加明一人所收养，而是由彭加明、尚崇珍夫妇共同收养。彭加明、尚崇珍当着全社、全族及村社干部人员的面举行了隆重的抱子仪式，明确了与李某的收养关系。其次，1986年绵阳市市中区人民法院解除的只是李某与彭加明之间的养父子关系，李某与尚崇珍之间的养母子关系依然存在。当时彭加明要求解除养父子关系的原因是因彭加明多次干扰、阻拦李某的婚事，与李某产生矛盾。其三，李某与彭加明养父子关系的解除有名无实。一是村社及彭氏家族不认可解除；二是解除时李某也是勉强为之，之后仍然尽力承担了对养父母的生活及医疗照顾。如1987年，养母尚崇珍被牛所伤，李某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仍借钱将其送往医院治疗，李某全程护理并承担了所有费用；又如1993年，养父彭加明患尿结石尿血，李某也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借钱将其送往医院住院治疗，李某全程护理并承担了所有费用，以上仅是其中较为典型且众所周知的两起情形。最后，彭加明、尚崇珍与被上诉人蒲某签订《赡养协议》及公证时的《谈话、调查、座谈笔录》、《公某》等证据，并无只字表述李某与养父母已解除收养关系。二、《赡养协议》性质认定错误。《赡养协议》及公证时的《谈话、调查、座谈笔录》的内容中既没有约定彭加明、尚崇珍去世后将其遗产部分或全部赠与蒲某，也没有约定蒲某是唯一继承人，仅约定了“赡养人如尽到终身赡养义务，可以继承遗产”，其意思是蒲某可以参与继承彭加明、尚崇珍的遗产，即蒲某只是遗产继承人之一，而不是唯一继承人。李某是彭加明、尚崇珍的法定继承人，《赡养协议》中的约定并未排除法定继承，二者并无冲突。被上诉人蒲某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认定上诉人李某与彭加明、尚崇珍之间的收养关系解除是正确的：1.1986年绵阳市市中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是基于调解笔录作出的，调解笔录上有李某的签字和彭加明、尚崇珍两人的印章，所以解除养父子关系可以溯及尚崇珍；笔录中表明解除收养关系的原因并不是李某所说彭加明阻扰其婚事，而是由于经济、生产生活等方面的问题双方不和，李某还用火砖、拳头打彭加明。2.彭加明、尚崇珍1986年3月与李某解除收养关系后，蒲某自1987年2月即开始与彭加明、尚崇珍共同生活，照顾二人直至去世，双方于1993年12月签订了《赡养协议》，蒲某尽到了赡养义务，应当依照协议继承遗产。李某并未向彭加明、尚崇珍尽赡养义务，其所说的尚崇珍被牛所伤一事是在1985年，那时还未解除收养关系；在收养关系解除后，李某与彭加明、尚崇珍只是邻居关系，其有时基于邻里之间的帮助不属于赡养关系。蒲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彭加明、尚崇珍的所有遗产（含彭加明、尚崇珍在绵阳市游仙区的企业分红款等村民福利待遇）归蒲某继承，李某不享有继承权。2.请求判决李某赔偿蒲某因本案产生的交通费、误工费共计人民币2600元。3.本案诉讼费由李某承担。庭审中，蒲某明确诉讼请求中“要求确认彭加明、尚崇珍的遗产”即为企业分红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3年12月25日，彭加明、尚崇珍与蒲某签订《赡养协议》，载明：“……彭加明、尚崇珍二人无亲人，生活困难。现蒲某尚未结婚，自愿承担赡养义务……达成赡养协议：1.赡养人照顾被赡养人生活、生老病死都要尽到责任。2.不论是否共同居住，户口是否迁入彭加明户，赡养人都要履行赡养义务……5.赡养人如尽到终身赡养被赡养人，可以继承遗产……”双方并就《赡养协议》在绵阳市公证处进行了公证。1986年3月10日，绵阳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载明：“原告彭加明与被告李某从1982年建立养父子关系，自1984年3月以来，父子双方常因家庭经济和生产、生活等问题长期争议不休，毫无父子感情。经基层多次调解无效，原告于1986年1月20日起诉来院要求与被告解除养父子关系，经本院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如下：一、双方一致认为父子关系长期不和，均同意解除养父子关系……”2016年11月29日，绵阳市游仙区社区居民委员会发出《公告》，载明：“游仙区六里社区一居民组1994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之间领取生活费死亡人员名单公布如下：……彭加民2004年6月尚崇珍2005年10月”。2017年1月13日，绵阳市游仙区社区居民委员会向绵阳市游仙区经济试验区管理委员会报告：“一、六里社区党委、居委会于2016年11月29日召开了党委、居委会、监督委员会三委会议，会议讨论决定在历年两个市场的收入节余中，提取资金392700元，分配给整个六里社区1994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领取生活费死亡人员（2012年至2015年未分配）。即一、二、三组1994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领取生活费死亡人员（78人）……共计119人，2012年至2015年人均分配共计3300元……”绵阳市游仙经济试验区管理委员会盖章，并签署“同意分配方案”。2017年5月8日、2017年5月18日，一审法院依蒲某申请两次到绵阳市游仙区社区居民委员会调查，该居委会工作人员陈述：“上述公告上的彭加民、尚崇珍系蒲某、李某的养父母。企业分红款每年的方案都不一样，单就2016年的方案来说，已经死亡的彭加明、尚崇珍是按照1200元/人分配，由于蒲某、李某都在争彭加明、尚崇珍生活费的继承，所以2016年的我们没有给他们发放，待法院解决争议以后再发放。”庭审中，蒲某还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拟证明其对彭加明、尚崇珍尽了赡养义务，李某予以认可。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证言、身份证明、赡养协议、公某、民事调解书、调解笔录、座谈记录、报告、询问笔录等证据在卷证实，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本案中，绵阳市游仙区社区居民委员会针对已经去世的彭加明、尚崇珍的企业分红款是否属于遗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公民可继承的其他合法财产包括有价证券和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等”之规定，企业分红款属于彭加明、尚崇珍的遗产。其次，彭加明、尚崇珍与蒲某签订《赡养协议》的性质如何界定。该协议约定“赡养人照顾被赡养人生活、生老病死都要尽到责任”、“赡养人如尽到终身赡养被赡养人，可以继承遗产”等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一条“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中关于遗赠扶养协议的规定，故双方的《赡养协议》属于遗赠扶养协议。庭审中，李某认可蒲某对彭、尚二人履行了生养死葬义务，故蒲某有权继承彭、尚的遗产。第三，本案中，李某是否享有继承权？根据绵阳市市中区人民法院的调解笔录、民事调解书、座谈记录、公某等证据足以认定李某已于1986年3月10日与彭加明、尚崇珍解除了收养关系，故李某对彭、尚的遗产不享有继承权。蒲某还主张了误工费、交通费等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遂判决：一、彭加明、尚崇珍在绵阳市游仙区社区的企业分红款由蒲某继承，李某不享有继承权。二、驳回蒲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征收计50元，由蒲某、李某各承担25元（此款已预交，李某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蒲某支付）。二审查明：1.在绵阳市市中区人民法院1986年就彭加明与李某的解除养父子关系一案所作的调解笔录末尾调解协议后，加盖有尚崇珍的印章。2.在1993年12月25日彭加明、尚崇珍与蒲某签订的《赡养协议》中，载明：“彭加明、尚崇珍夫妻二人年老，无子女。彭加明体弱多病，右眼失明。尚崇珍曾患子宫瘤，动过手术。八五年骨折后，留下后遗症，长年多病。彭加明、尚崇珍二人无亲人，生活困难。现蒲某尚未结婚，自愿承担赡养义务，且与彭加明、尚崇珍共同生活六年多，双方愿意继续共同生活。经双方协商，达成赡养协议……”在绵阳市公证处1993年12月25日办理上述《赡养协议》公证时所作的《谈话、调查、座谈记录》中，彭加明、尚崇珍陈述“因我们夫妇年老体残，并且多病，为保证今后生活有人照顾，经人介绍，准备收养魏城镇关帝村的蒲某为养子，他是87年便到我家的，经过几年的相处，比较放心，愿意让他到我家落户”、“几年来，他一直在我们家里，包产地也是他在管，还给我们零花钱用，对我们也很孝敬，各方面都非常满意，所以我们愿意与他签订赡养协议”。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986年李某与彭加明经法院调解解除收养关系后，李某与尚崇珍的收养关系是否仍然存在，现李某能否作为遗产继承人继承遗产。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虽然1986年彭加明提起的诉讼中尚崇珍未作为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绵阳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出具的调解书仅依照彭加明的诉讼请求载明解除彭加明与李某的养父子关系，但该案调解笔录上加盖有尚崇珍的印章，另在1993年彭加明、尚崇珍与蒲某签订《赡养协议》内容及办理公证时的《谈话、调查、座谈记录》中，彭加明、尚崇珍也表示因“二人无亲人，生活困难”、“为保证今后生活有人照顾，经人介绍，准备收养魏城镇关帝村的蒲某为养子”，以上情况表明尚崇珍对其夫妻二人已经与李某解除收养关系是认可的，并因此选择与蒲某签订《赡养协议》，希望由蒲某对其夫妻二人予以照顾。从法理及法律规定来看，收养关系作为一种拟制血亲关系，具有与自然血亲关系不同的特征，收养关系的建立及存续需要体现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并需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于1991年12月29日发布，1992年4月1日实施，后又于1998年进行了修正，关于收养法的溯及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通知》中规定：“收养法施行后，各级人民法院必须严格执行。收养法施行后发生的收养关系，审理时适用收养法。收养法施行前受理，施行时尚未审结的收养案件，或者收养法施行前发生的收养关系，收养法施行后当事人诉请确认收养关系的，审理时应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当时没有规定的，可比照收养法处理。对于收养法施行前成立的收养关系，收养法施行后当事人诉请解除收养关系的，应适用收养法。”本案中，李某认为1986年与彭加明解除养父子关系后，其与尚崇珍的养母子关系仍然成立，对此，可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十条第二款“有配偶者收养子女，须夫妻共同收养”的规定处理，按此规定，在解除收养关系上，养子女与养父、养母的收养关系亦应一并解除。对于彭加明、尚崇珍1993年与蒲某签订的《赡养协议》，虽然当事人之间的言辞之意为建立收养关系，但首先双方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规定的收养关系成立的条件，其次，双方的本意也是因彭加明、尚崇珍生活困难需要他人帮扶、照顾，故协议由蒲某扶养二人，二人去世后遗产由蒲某继承，该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一条关于遗赠扶养协议的规定，即“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故双方签订的《赡养协议》性质应当认定为遗赠扶养协议。蒲某事实上自1987年即已经与彭加明、尚崇珍共同生活，对彭加明、尚崇珍二人予以照顾，直至二人去世，蒲某履行了对彭加明、尚崇珍的扶养义务，有权根据协议获得彭加明、尚崇珍的遗产。彭加明、尚崇珍与李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实施前所形成的事实收养关系解除后，李某不能作为彭加明、尚崇珍的遗产继承人继承遗产。此外，李某也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在解除收养关系后仍然对彭加明、尚崇珍扶养较多，故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的“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遗产”的情况。综上，上诉人李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李某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廖小军审判员  伍 静审判员  张宗文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七日书记员  陈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