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4民终1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红霞。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
法定代理人：王红霞，系吴某母亲。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行忠。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树英。
四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许闯杰、邹欣，浙江海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娟。
委托代理人：黄新兵。
上诉人王红霞、吴某、吴行忠、刘树英（以下简称王红霞等四人）因与上诉人沈娟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15）嘉海民初字第29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红霞、吴某、吴行忠、刘树英的委托代理人许闯杰，被上诉人沈娟及其委托代理人黄新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2015年7月26日8时01分，吴华（男，1979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香泉镇星火村委会吴仕村28号，公民身份号码××）驾驶浙F×××××号轻便二轮摩托车沿海宁市海昌街道硖西二里中区小区道路，由南往北行驶至硖西二里中区259号路口地方左转弯时，与沿小区道路由西往东行驶的沈娟驾驶的无号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不同程度损坏，沈娟受伤，吴华死亡的路外交通事故。
2015年7月26日至8月4日，吴华在海宁康华医院有限公司住院治疗9天，于2015年8月4日因抢救无效死亡。
2015年9月7日，海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海公交认字[2015]第00245号路外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吴华负事故主要责任，沈娟负事故次要责任。事故形成原因分析为：1.吴华驾驶制动系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的轻便二轮摩托车上路行驶；2.吴华未戴安全头盔驾驶轻便二轮摩托车行经事发路口左拐弯时，未按规定让直行车辆先行；3.吴华驾驶轻便摩托车行经事发路口超速行驶，经鉴定，浙F×××××号轻便二轮摩托车碰撞前的车速为38km/h；4.沈娟驾驶电动自行车行经事发路段超速行驶，经鉴定，电动自行车碰撞前的车速为21km/h；5.沈娟驾驶电动自行车行经事发路口疏忽大意、未确保安全驾驶。
2015年8月10日，在海宁经济开发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王红霞等四人与海宁市聚妙制衣厂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一、吴华家属与海宁市聚妙制衣厂均确认吴华为承包加工人员，非海宁市聚妙制衣厂员工；二、海宁市聚妙制衣厂因吴华儿子吴某刚满10个月，且家中还有两个老人，家庭经济条件困难，出于人道主义一次性救助吴华家属30万元整作为小孩及老人的抚养费用；三、协议签署后，双方无涉，任何一方不得就此事再挑起任何纠纷，否则后果自负。
吴行忠与刘树英共生育五个子女：大儿子吴军、二儿子吴明、三儿子吴华；大女儿吴代翠、二女儿吴代红。吴华与妻子王红霞于2014年9月6日生育一子吴某。自2012年3月8日至事故发生之日，吴华一直居住在城镇。
事故发生后为治疗吴华，共产生医疗费59131.37元，其中王红霞等四人支付了56225.94元，沈娟支付了2905.43元。沈娟因交通事故已支出医疗费600.4元，施救费90元，合计690.4元，王红霞等四人同意该690.4元直接从沈娟的理赔款中抵扣。
原审经审理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吴华因本起交通事故死亡给王红霞等四人造成的各项损失，沈娟应依法作出合理的赔偿。沈娟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该条将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适用指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未规定非机动车、行人一方的赔偿责任，故作为非机动车驾驶员的沈娟无需赔偿机动车一方的损失，原审对该辩论意见不予采纳，理由如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确实没有规定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如何赔偿机动车一方的损失，但没有规定并不意味着侵权人无须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均规定了侵权人的民事赔偿责任。特别法没有规定的事项，适用一般法。二、按照沈娟的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同样没有规定非机动车驾驶员与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非机动车驾驶员或者行人要承担赔偿责任，由此推出的结论是，上述两类主体之间发生交通事故，任何一方都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这个结论显然是荒谬的。三、假设非机动车驾驶员无需赔偿机动车一方的损失，意味着非机动车驾驶员在机动车前可以不用谨慎驾驶，可以无所顾忌、横冲直撞，因为“撞了也白撞”，显然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人身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相悖。因此，沈娟需向王红霞等四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王红霞等四人提供了流动人口登记表、临时居住证、人民调解协议，结合房东董某的证言，能够证明吴华自2012年7月13日至事故发生之日一直居住在城镇，其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标准计算。王红霞等四人未提供交通费、住宿费发票，但处理吴华后事必然支出一定的费用，原审酌定交通住宿费为3000元。
参照2014年度浙江省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结合本案事实及王红霞等四人的诉讼请求，原审认定王红霞等四人的财产性损失为：医疗费59131.37元、护理费954元（106元/天×9天）、住院伙食补助费135元（15元/天×9天）、死亡赔偿金807860元（40393元/年×20年）、丧葬费24186元（48372元÷2）、吴华误工费954元（106元/天×9天）、交通住宿费3000元、被扶养人吴某生活费231557元（27242元×17年÷2人）、被扶养人吴行忠生活费26096.4元（14498元×9年÷5人）、被扶养人刘树英生活费34795.2元（14498元×12年÷5人）、家属误工费3180元（106元/天×3人×10天），计1191848.97元。
就王红霞等四人的财产性损失1191848.97元，因沈娟负事故次要责任，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及事故认定书的原因分析，原审酌定由沈娟赔偿15%即178777.35元。沈娟已于诉前支付王红霞等四人2905.43元，王红霞等四人同意沈娟的医疗费、施救费共690.4元在沈娟的理赔款中直接抵扣，故沈娟还需赔偿王红霞等四人175181.52元（178777.35元－2905.43元－690.4元）。
本案事故已造成吴华死亡的严重后果，沈娟应给予王红霞等四人一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王红霞等四人主张的50000元过高，综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等因素，原审酌定为7500元。
综上，原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沈娟赔偿王红霞、吴某、吴行忠、刘树英各项财产性损失175181.52元。二、沈娟赔偿王红霞、吴某、吴行忠、刘树英精神损害抚慰金7500元。上述两项合计182681.52元，由沈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驳回王红霞、吴某、吴行忠、刘树英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88元，减半收取1144元，由王红霞、吴某、吴行忠、刘树英负担591元，由沈娟负担553元。
原审判决宣告后，王红霞等四人与沈娟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王红霞等四人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对沈娟赔偿责任的比例划分过低。首先，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责任认定，吴华负事故主要责任，沈娟负事故次要责任，沈娟在本次交通事故中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审中王红霞等四人要求沈娟承担3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其次，吴华是家中主要收入来源承担者，其父母已丧失劳动能力，需要其承担赡养义务，其子尚幼，需要其承担扶养义务，故原审判决沈娟承担15%的赔偿责任不足以减轻王红霞等四人的经济负担。最后，王红霞等四人与海宁市聚妙制衣厂达成调解协议并收到其救助款300000元属实，但此款系海宁市聚妙制衣厂对王红霞等人的救助，与本案交通事故赔偿无关。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沈娟对物质性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并由沈娟赔偿王红霞等四人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
对王红霞等四人的上诉，沈娟答辩称其在此次交通事故中不存在过错，交通事故认定书存在诸多漏洞，故请求法院公正判决。
沈娟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有异议,申请法院对该交通事故认定书进行复核。对交通事故认定书中事故发生的经过、事故形成的原因存有异议。交通事故认定书并未载明吴华驾驶二轮轻便摩托车却无行驶证这一事实；重大交通事故应对肇事司机的血液酒精含量进行检测，而本案属重大交通事故，却未出现肇事司机的血液检测报告；沈娟电动车出厂标准的最高限速为20公里/小时，而海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委托上海市机动车检测中心作出的检验报告显示电动车事故发生时的车速为21公里/小时，交警部门依据该检测报告作出认定存在错误，故申请对电动自行车的车速进行重新检测。二、本案中王红霞等四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支持。三、应按农村标准计算吴华的死亡赔偿金。王红霞等四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由杭州九堡派出所制作的临时居住证系伪造，故应按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四、原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作为裁判依据。原审从三个方面阐述沈娟应向王红霞等四人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为保护弱势群体，并未对非机动车和行人如何赔偿机动车一方损失进行规定。本案虽属罕见，但本案事故是吴华多种违法行为所致，故不能因本案罕见而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王红霞等四人对沈娟的诉讼请求。
对沈娟的上诉，王红霞等四人答辩称，沈娟虽然对交通事故书中的责任划分有异议，但其并未提交足以推翻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故应按事故认定书确定各方责任。
二审中，沈娟提交了由东阳市瑞莉衣典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刘红梅出具的证明书一份，证明吴华并未在城镇居住、工作的事实。
王红霞等四人质证后对该证明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超过了举证期限，且属于证人证言，按举证规则证人应出庭作证；另外，居住情况应由公安机关出具证明，单位无权对当事人的居住情况出具证明。
本院认证意见：该证据载明吴华在2014年5月期间在东阳市瑞莉衣典服饰有限公司工作，在2014年5月底离开该公司，但2014年6月份的工作情况，该证明载明该公司并不知情。因此，即使该证明属实，也不能证明2014年6月份起吴华不在城镇居住或不在城镇工作的事实。因此，该份证据并不能证明沈娟的主张。
王红霞等四人二审中并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交通事故认定书系交警部门依职权作出的公文书证，具有较高的证明力，沈娟对事故发生的经过、事故形成的原因均有异议，其应提供相反的证据推翻该交通事故认定结论。关于沈娟事故发生时的车速，上海市机动车检测中心具备相应的检测资质，且检测程序合法，在无相反证据推翻该鉴定意见的前提下，该鉴定意见应予以采信。沈娟认为其驾驶的电动车出厂标准的最高限速为20公里/小时，但该电动车出厂时最高限速20公里/小时并不能当然推定事故发生时沈娟驾驶电瓶车的速度未超过20公里/小时。另外，沈娟认为应以相撞前7米作为起算点来测算车速，亦缺乏相应的依据，其以此主张鉴定意见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应按照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被侵权人的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主要收入来源地等因素适用城镇居民标准或农村居民标准。本案中，王红霞等四人提供的吴华的流动人口登记表、人民调解协议书、杭州市九堡派出所制作的临时居住证，并结合证人董某在原审时的陈述等证据，可以证明吴华事故发生前的经常居住地为城镇，原审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其死亡赔偿金正确。沈娟主张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吴华死亡赔偿金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抚慰金的确定应考虑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的经济能力、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本案事故造成了吴华死亡的严重后果，原审综合考虑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等因素，酌定沈娟应赔偿王红霞等四人精神损害抚慰金7500元，并无不当。
关于沈娟的损害赔偿责任。沈娟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其对本案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对其理由本院审查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是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时机动车方应承担责任的相关规定，本案中吴华属于机动车方，但其在本案中属于受害人方，而不是侵权一方，故该条在本案中不能适用。沈娟对本案交通事故存在过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沈娟认为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依据。根据责任认定，吴华对本案事故负主要责任，故其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主要过错，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原审判令沈娟对本案损失承担15%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王红霞等四人对赔偿责任比例所提异议不能成立。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受理费2690元，由上诉人王红霞、吴某、吴行忠、刘树英负担1377元，由上诉人沈娟负担131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谭 灿
审判员 杨海荣
审判员 王世好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邵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