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东民初字第06179号
原告：闵某1，女，1956年11月1日出生。
原告：申某1，男，1979年2月28日出生。
原告：袁某，女，1946年8月8日出生。
原告：闵某2，男，1972年5月21日出生。
原告：闵某3，女，1968年9月27日出生。
原告闵某1、申某1、袁某、闵某2、闵某3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久林，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申某2（系原告申某1之父，亦系原告申某1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男，1943年1月19日出生。
被告：闵某4，男，1954年9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淼鑫，北京市拓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闵某5，男，1952年10月8日出生。
被告：闵某6，男，1947年10月3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孙某（系闵某6之妻），女，1950年4月9日出生。
被告：闵某7，女，2001年9月4日出生。
被告：闵某8，女，2001年9月4日出生。
被告：张某（亦系被告闵某7、闵某8法定代理人），女，1956年11月3日出生。
被告闵某4、闵某5、闵某6、张某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克祥，北京市国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闵某1、申某1、申某2、袁某、闵某2、闵某3与被告闵某4、闵某5、闵某6、张某、闵某7、闵某8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闵某1、申某1委托代理人暨本案原告申某2及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久林与被告闵某4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淼鑫、被告闵某5、闵某6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及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克祥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闵某1、申某1、申某2、袁某、闵某2、闵某3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按照遗嘱继承张某1、闵某房产；2、诉讼费依法负担。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闵某、张某1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8个子女，即闵某9、闵某10、闵某11、闵某6、闵某12、闵某5、闵某4、闵某1。闵某10未婚无子女，闵某12生育一子申某1后离异，闵某9与袁某育有闵某2、闵某3，闵某11与张某育有闵某7、闵某8。1984年1月7日张某1去世，2006年1月8日闵某去世，后闵某10、闵某9、闵某12、闵某11也相继去世。闵某、张某1生前留有本市东城区某胡同8号房产6间（以下简称某8号），1978年8月18日及1983年12月16日，张某1立下自书遗嘱，将其个人享有财产归闵某1、闵某9继承。2004年4月7日及2004年11月19日，闵某也曾立下自书遗嘱，将某8号房产分别归闵某1、闵某10、闵某12、闵某6、闵某9、闵某4继承。另，申某2主张1984年张某1去世时，自己跟闵某12仍是夫妻关系，所以认为其有继承权，故申请作为原告参加诉讼，要求继承。
被告闵某4、闵某5、闵某6、张某、闵某7、闵某8辩称，原告所述亲属关系、死亡及所留遗产情况属实。但闵某1提交的遗嘱为假遗嘱。我方提供1999年7月27日闵某在本市东城区公证处所立公某，将某8号南房一间赠与闵某10、闵某4。2004年2月6日及2004年11月18日闵某又立有三份自书遗嘱，将某8号房产分别归闵某6、闵某11、闵某4、闵某12等占有、居住和所有。现我方要求按赠予公证和我方提供的遗嘱继承上述房产份额。此外，闵某5主张对父母及闵某9、闵某11、闵某10都尽了养老送终和丧葬义务，故要求闵某10应继承父母遗产的份额由闵某5继承。诉讼费依法负担。
经审理查明，被继承人闵某、张某1系夫妻关系，1984年1月7日张某1去世，2006年1月8日闵某去世，二人生前共生育8个子女，即闵某9、闵某10、闵某11、闵某6、闵某12、闵某5、闵某4、闵某1。其中闵某10于2005年10月3日去世，生前未婚无子女。闵某12于2010年10月30日去世，生前与申某2育有一子申某1，二人于1995年离异。闵某9于2009年6月2日去世，生前与袁某育有闵某2、闵某3。闵某11于2013年3月22日去世，生前与张某育有闵某7、闵某8。
庭审中，原告主张某8号房产系闵某、张某1结婚生子后与叔婶一起购买，故属夫妻共同财产。被告则主张闵某在张某1去世后的1992年才获得房产所有证，故该房产系闵某一人所有。被告另举证人闵某9等人证明，说明张某1去世后，其子女曾放弃继承，房产归闵某一人所有，原告否认曾经放弃，并亦举证人闵某9证言，说明其又否认了证明真实性。根据本市（1991）中民终字第2739号确认产权、析产、继承一案民事判决书查明认定，某8号院内8.5间房产原由闵某和叔婶共同出资购买，产权按份共有。1966年“文革”开始后，该房产交由房管部门公管，1983年房管部门落实私房政策时曾颁发房产证及共有执照，错误认定该院房屋（已变为11间）系闵某13、闵某共有，该案经中级法院审理后于1991年12月28日判定，该院东房2间、北下房3间归闵某13所有，该院其余6间（3号东房2间，4号南房1间，5号西房3间共70.3平方米）归闵某所有，1992年11月15日闵某获得现房产所有证。该房现由闵某5、闵某11、闵某6、闵某4使用。
庭审中，原告举证主张张某1曾立自书遗嘱两份，其一写明：“我死后属于我的全部财产全归闵某1、闵某9所有，特此立书。母亲张某1，1978年8月18日”；其二写明：“我去世后我把我属于我的全部财产房产全给我长子闵某9、小女闵某1所有，特此立书。母亲张某1，1983年12月16日”。同时，原告举证主张闵某亦曾立下自书遗嘱两份，其一写明：“遗嘱，我殪后将北京东城区某胡同8号属于我的房子，西房南一间归闵某10所有，西房中间一间归闵某12所有，西房北一间归闵某1所有，特立此字为证。闵某，2004.4.7.”；其二写明：“遗嘱，我殪后将北京市东城区某胡同8号我的房子，西房北一间归闵某1所有，西房中一间归闵某12所有，西房南一间归闵某10所有，东房北一间归闵某6所有，东房南一间归闵某9所有，南房一间归闵某4所有，特立此字为证。闵某，2004.11.19”。对于上述4份遗嘱，被告认为属于伪造，均不认可。
被告亦举证主张闵某曾立自书遗嘱三份，其一写明：“写证明人闵某今将座落在北京市东城区某胡同8号里院的三小间西房的产权和使用权归闵某4所有，还有里院没蓝图的一间南棚也归闵某4所有，再者外院夹道内的临时小棚也要给闵某4部份使用权，这是父亲我的意思，任何子女日后不能以任何理由争执，或更改，以达到个人目的者，即属于不公道，责任各人自负，不容狡辩特立此字为证，留容后用。立字人闵某，右手指印（捺印）2004.2.6.收字人闵某4”。其二写明：“立遗嘱人闵某，因我年岁已高，现将我座落在北京市东城区某胡同8号里院的六间住房分给子女，因我子女众多，房间又少，故不能按人均分，只能分给在京有正式户口者又根据实际需要，做出以下决定。1.里院北边东屋归闵某6占有。2.里院南边东屋归闵某11占有。3.里院东边有蓝图的南屋归我自己和我女儿闵某12终身占住使用，等我俩殁后产权归谁，虽有预定，但现不明宣，日后再说。4.西屋北边的厨房在本嘱上的1、2、3号的住户都有权使用，任何人不能无理揽阻他人使用。5.里院的三间小西屋和没蓝图的西边小南屋归闵某4占有。以上所嘱，诸儿女们必须遵守，谁也无权改我此嘱。2004.2.6日，立嘱人闵某，右指印（捺印）”。其三写明：“立证明人今将我座落在北京市东城区某胡同8号里院两间东屋中南边的一间给闵某11和张某共同居住并将产权同时给予二人，原因是因我年岁已高，为免我身后他人寻机争闹故趁我现尚在世是做处理，以免后忧，特立此字据为证。立证明字据人闵某手书，闵某右食指印（捺印）……手戳，2004.11.18日”。原告亦认为上述遗嘱均为伪造，故不认可。被告闵某5主张对父母及闵某9、闵某11、闵某10尽了养老送终和丧葬义务未提交证据，其要求闵某10应继承父母遗产的份额由自己继承原告均不同意。
审理中，原告曾申请对被告出具遗嘱中闵某的签字进行鉴定，后撤回申请。被告亦申请对原告出具遗嘱中闵某的签字进行鉴定，另申请对双方出具的闵某遗嘱中闵某签名及“我”、“遗嘱”、“北”、“间”等字迹做同一性鉴定，本院委托了北京京安拓普文书司法鉴定中心，该中心回函因被告“不能提供需要检验的鉴定材料”，“样本中对应检材的字不全，不能一一对应的比对”，故终止鉴定。被告另申请对闵某捺印指纹进行鉴定，因该鉴定与本案审理无涉，故本院未予受理。
庭审中，被告曾出示北京市东城区公证处出具的公某，其载明1999年7月27日，闵某10、闵某4曾经签署《受赠书》，表示愿接受闵某赠与的本市东城区某8号6间房产中南房（4号）一间，本院前往公证处进行了调查，后因原告另诉主张赠与无效，本案裁定中止审理。该赠与无效纠纷一案本院判决撤销赠与后，二审因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又裁定发回重审，本院再次作出2016年京01**民初17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闵某1999年7月20日订立的《赠与书》无效。该判决已经于2016年8月6日生效。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交的死亡证明、病历记录、亲属关系证明、户口本、房产所有证、私房租赁契约、房屋示意图、民事判决书、遗嘱、证人证某1、证某2、谈某、申某3、公某、鉴某等以及双方当事人庭审笔录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系继承纠纷。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某胡同8号的涉案房屋6间（包括3号东房2间、4号南房1间、5号西房3间）系闵某与张某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故涉案房屋系闵某与张某1夫妻共同财产，二人各享有该房产50%的产权份额。本案中原、被告争议焦点在于各自出具的被继承人“遗嘱”的效力。诉讼中，双方虽就此申请司法鉴定，但因鉴定材料不符合鉴定要求，故均未得出结论。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有效证据以证明对方手中持有“遗嘱”的虚假性。故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手中“遗嘱”均认可其真实性。但应对双方所举遗嘱逐一进行审查和考量。
首先，对原告一方所出示的张某12份“遗嘱”及闵某的2份“遗嘱”。因上述遗嘱均有“我死后”、“我去世后”、“遗嘱，我殪后”、“所有”等字样及被继承人的签字及日期，内容和形式均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律要件，故本院予以确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即本案中应以张某11983年12月16日所立遗嘱及闵某2004年11月19日所立遗嘱为准。
其次，被告一方所出示的闵某3份“遗嘱”，内容表述为“写证明人闵某今将……所有”、“部分使用权”、“占有”、“等我俩殁后，产权归谁，虽有预定，但现不明宣，日后再说”、“有权使用”、“立证明人今将……”、“立证明字据人”，上述三份遗嘱，闵某没有对其遗产的处分作出明确安排，其意思表示不够完整、清晰，无法从“遗嘱”上的用语推出其对遗产的具体意见。故本院不认可该3份“遗嘱”的遗嘱性质。
闵某的自书遗嘱，该遗嘱所处分的张某1的财产份额无效，但对自已财产份额的处分仍是有效处分。根据1983年12月16日遗嘱内容，张某1对于诉争房产享有50%的产权份额，应由闵某1、闵某9继承。根据2004年11月19日遗嘱内容，闵某对于诉争房产享有50%的产权份额，应由闵某1、闵某12、闵某10、闵某6、闵某9、闵某4继承。
另，闵某10在闵某去世之前死亡，其又无直系血亲发生代位继承，闵某在遗嘱中给付闵某10的份额应由闵某的法定继承人继承，即应当由闵某9、闵某11、闵某6、闵某12、闵某5、闵某4、闵某1继承。又因闵某12、闵某9、闵某11均在闵某死后相继过世，故应由申某1继承闵某12的份额，袁某、闵某2、闵某3继承闵某9的份额，张某、闵某7、闵某8继承闵某11的份额。
庭审中，被告闵某5主张对父母及闵某9、闵某11、闵某10尽了养老送终和丧葬义务，原告均不认可，闵某5亦未提交证据，其要求闵某10应继承父母遗产的份额由自己继承，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闵某名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某胡同8号的5号西房3间中的北起第1间归闵某1、袁某、闵某2、闵某3四人按份共有，其中闵某1占十二分之九的产权份额，袁某、闵某2、闵某3各占十二分之一的产权份额；
二、闵某名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某胡同8号的5号西房3间中的北起第2间归闵某1、袁某、闵某2、闵某3、申某1五人按份共有，其中闵某1占十二分之三的产权份额，申某1占十二分之六的产权份额，袁某、闵某2、闵某3各占十二分之一的产权份额；
三、闵某名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某胡同8号的5号西房3间中的北起第3间归闵某1、袁某、闵某2、闵某3、张某、闵某7、闵某8、闵某6、申某1、闵某5、闵某4按份共有，其中闵某1占八十四分之二十七的产权份额，袁某、闵某2、闵某3各占八十四分之九的产权份额，张某、闵某7、闵某8各占八十四分之二的产权份额，闵某6、申某1、闵某5、闵某4各占八十四分之六的产权份额；
四、闵某名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某胡同8号的3号东房2间中的北起第1间归闵某1、袁某、闵某2、闵某3、闵某6按份共有，其中闵某1占十二分之三的产权份额，袁某、闵某2、闵某3各占十二分之一的产权份额，闵某6占十二分之六的产权份额；
五、闵某名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某胡同8号的3号东房2间中的北起第2间归闵某1、袁某、闵某2、闵某3按份共有，其中闵某1、袁某、闵某2、闵某3各占四分之一的产权份额；
六、闵某名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某胡同8号的4号南房1间归闵某1、袁某、闵某2、闵某3、闵某4按份共有，其中闵某1占十二分之三的产权份额，袁某、闵某2、闵某3各占十二分之一的产权份额，闵某4占十二分之六的产权份额。
七、驳回原、被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原告闵某1负担1486元（已交纳），由原告袁某、闵某2、闵某3共同负担1485元，由原告申某1、被告闵某4、闵某6各负担409元，由被告闵某5负担51元，由被告张某、闵某7、闵某8共同负担51元。以上均自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潘世云
代理审判员
刘静
人民陪审员
张人七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