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顺民初字第15011号
原告李亚红，女，1973年5月2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村民。
委托代理人李红洋，北京市青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友联针织厂，住所地北京市南法信镇政府东侧，组织机构代码10249XXXX。
法定代表人王志英，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马许，北京道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亚红与被告北京市友联针织厂（以下简称友联针织厂）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亚红及其委托代理人李东洋，被告友联针织厂之委托代理人马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亚红诉称：原告于2003年2月15日入职被告处工作，入职以来至2015年6月10日被告未允许原告休年假，且未支付未休年假工资。被告违法用工，未给原告缴纳社会养老保险。2015年6月10日，被告违法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未给原告任何补偿，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原告的权益，故原告申请劳动仲裁，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5年8月25日作出京顺劳人仲字（2015）第3419号裁决书，该裁决书未支持原告的请求事项。现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法院依法判决。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自2003年2月15日至2015年6月10日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17500元；2.被告支付原告自2003年2月15日至2015年6月10日期间未休年假工资48620.69元；3.被告支付原告自2003年2月15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未缴纳社会保险补偿金80000元。
被告友联针织厂辩称：我厂于2015年5月经股东会决议已经解散，现在厂房已经腾退，属于因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无法与原告继续履行合同，是依法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故不同意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我厂已安排原告在春节放20天假，员工的年假已经包含在春节假期内，依据法律规定企业对年假工资发放情况仅有两年的保存义务，超过两年应由原告举证未休年休假。我厂是乡镇企业，依据法律规定，可以不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
经审理查明：
李亚红向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顺义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确认自2003年2月15日至2015年6月10日与友联针织厂存在劳动关系；2.友联针织厂支付李亚红自2003年2月15日至2015年6月10日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17500元；3.友联针织厂支付李亚红自2003年2月15日至2015年6月10日期间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48620.69元；4.友联针织厂支付李亚红自2003年2月15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未缴纳社会保险补偿金80000元。2015年8月25日，顺义仲裁委作出京顺劳仲字（2015）第3419号裁决书，裁决：1.李亚红自2003年2月15日至2015年6月10日与友联针织厂存在劳动关系；2.友联针织厂支付李亚红2013年6月10日至2015年6月10日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5775.9元；3.友联针织厂支付李亚红2003年2月15日至2015年6月10日经济补偿金44786.25元。友联针织厂认可仲裁裁决。李亚红不服仲裁裁决，起诉至本院。
李亚红与友联针织厂自2003年2月15日至2015年6月10日存在劳动关系，双方于2015年6月10日解除劳动关系。李亚红系农业户口。
李亚红主张友联针织厂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要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按照月工资标准4700元为标准计算12.5年，并要求双倍。为此，李亚红提交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调解书和录音。其中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内容为：“李亚红：北京友联针织厂于2008年1月29日与你签订劳动合同，现因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根据《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北京友联针织厂决定于2015年6月10日与你解除劳动关系。”落款处有“北京市友联针织厂”的盖章。调解书系打印照片，上面没有李亚红与友联针织厂的确认信息。友联针织厂认可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和调解书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主张该厂因经营问题已经解散，与员工的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不属于违法解除；并主张录音不能证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事实是双方正在协商解除事宜，除李亚红之外的其余67名员工已与友联针织厂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为支持其主张，友联针织厂提交花名册和股东会决议。花名册显示有“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户籍、户口性质、入场时间”等包括李亚红在内共计68名员工的信息；股东会决议内容：“根据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公司于2015年5月24日召开了公司股东会，并通过如下决议：本公司因股东会决议解散。本公司自作出解散决定之日起停止营业。”并附有多人签字和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友联针织厂的盖章。李亚红表示花名册是友联针织厂单方制作，故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对股东会决议不认可，主张股东会决议及公司解散均应在工商部门备案，也看不出股东关系，不能确定股东会决议中签字及盖章的是否是真实股东。
李亚红主张在职期间未休年假，友联针织厂也未支付年假工资，按照月工资4700元为标准计算75天的年假工资，要求支付三倍。友联针织厂对其主张不予认可，表示其公司每年春节放假20天，其中已经包含了年假，并提交考勤表、工资表予以证明，但考勤表、工资表未显示有安排休年假和支付了年假工资的项目。李亚红对考勤表、工资表不予认可，表示是公司单方制作的，且没有本人签字。
李亚红提交北京农商银行2010年5月13日至2015年6月17日银行流水证明其工资发放情况，并主张该明细中发放的是基本工资，每月单独发放的300元左右是车补、餐补等补助，之外每年年底还发放年终奖。友联针织厂认可银行流水真实性，主张每月单独发放的300元左右是对李亚红的话费、车补、餐补等补助，不应计算在月工资标准内，且并未以现金形式向李亚红发放过任何工资。双方均认可李亚红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3800元。
友联针织厂提交顺义区乡镇企业局关于南法信镇人民政府就“北京市友联针织厂企业性质界定”的复函复印件、工商信息查询档案，证明其厂是乡镇企业，无需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工商信息查询档案显示企业主管部门为顺义县乡镇企业局，盖有“顺义县乡镇企业局企业审批专用章”。李亚红认为复函为复印件，故其真实性不认可；不认可工商信息查询档案上加盖的北京市工商局档案管理中心查询专用章的真实性，但不申请公章真伪鉴定。李亚红主张即使友联针织厂是乡镇企业，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其也应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庭审笔录、劳动合同、户口本、调解书、录音、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北京农商银行流水、花名册、考勤表、工资表、股东会决议、工商信息查询档案等证据在案佐证，可作认定事实之依据。
本院认为：
李亚红与友联针织厂对双方自2003年2月15日至2015年6月10日存在劳动关系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双方均认可李亚红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3800元，本院不持异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第五项的规定，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的，劳动合同终止。根据该法第四十六条第六项的规定，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李亚红对友联针织厂提交的股东会决议不予认可，但未能举证反驳，故本院对股东会决议予以采信。友联针织厂决定提前解散，与李亚红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与法律法规不相抵触，故李亚红要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但友联针织厂不再经营，无法再与李亚红履行劳动合同，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支付李亚红经济补偿金，具体数额本院依法核算。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李亚红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入职友联针织厂之前的连续工作年限，故自其入职友联针织厂满一年后，即2004年2月15日开始可以享受年休假。根据《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用人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编制工资支付表，并至少保存二年备查。友联针织厂对李亚红两年内的工资支付情况和出勤情况，负有举证责任。李亚红对其两年之外的工资支付情况和出勤情况，负有举证责任。李亚红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2003年2月15日至2010年5月12日的工资支付和出勤情况，应承担不利后果，故李亚红要求友联针织厂支付其2003年2月15日至2010年5月12日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李亚红提交的工资卡交易明细可以证明其2010年5月13日至2013年6月10日工资支付情况，但李亚红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该期间的出勤情况，应承担不利后果，故李亚红要求友联针织厂支付2010年5月13日至2013年6月10日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友联针织厂提交的考勤表、工资表未显示有安排李亚红休息带薪年休假和支付带薪年休假工资的项目，友联针织厂也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安排李亚红休息了2013年6月11日至2015年6月10日期间的带薪年休假或支付了其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应承担不利后果。故李亚红要求友联针织厂支付2013年6月11日至2015年6月10日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数额以本院依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的相关规定进行的核算为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第二条之规定，本法所称乡镇企业，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前款所称投资为主，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超过百分之五十，或者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能起到控股或者实际支配作用。友联针织厂提交的工商信息查询档案显示其主管部门是乡镇企业局，营业执照显示经济性质是集体所有制，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友联针织厂属于乡镇企业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1年7月1日施行，规定了企业法人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但在该法施行前，乡镇企业职工的参保问题应按照有关部门的规定执行。依据原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乡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经济补偿金的有关问题的复函》（京劳社仲函[2002]94号）第五条：“原北京市劳动局关于印发《农民合同制职工参加北京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崭行办法》的通知（京劳险发[1999]99号），不适用于乡镇企业”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实施前，社会保险征缴范围并不包括乡镇企业，友联针织厂作为乡镇企业亦非法定征缴社会保险义务的主体。故李亚红要求友联针织厂支付2003年2月15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未缴纳社会保险补偿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李亚红与被告北京市友联针织厂自二〇〇三年二月十五日至二〇一五年六月十日存在劳动关系；
二、被告北京市友联针织厂支付原告李亚红二〇〇三年二月十五日至二〇一五年六月十日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四万七千五百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
三、被告北京市友联针织厂支付原告李亚红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一日至二〇一五年六月十日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六千六百三十九元零八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
四、驳回原告李亚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原告李亚红负担五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市友联针织厂负担五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焦婵娟
人民陪审员 刘淑霞
人民陪审员 王淑蚕
二〇一六年四月七日
书 记 员 张亚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