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大荔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大民初字第01635号
原告潘某，男，
原告王某，女，
二原告委托代理人辛某，系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杜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赵某，男，
原告潘某、王某与被告赵某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袁宏博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潘某及二原告委托代理人辛某到庭参加诉讼，原告王某及被告赵某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潘某、王某诉称，被告赵某于5年前在敦煌市三号桥修理市场经营“安驶”换油养护维修厂（现维修厂已关闭，赵某已回原籍），两原告之子潘某于2009年8月一直为其打工，双方系雇佣关系。2013年12月8日，被告赵某根据之前与客户林观狮的电话约定，指派两原告之子潘某将修理好的一辆皮卡车送到客户所在地，并将客户需要修理的一辆甘F966**长城牌小轿车开回维修厂修理。送车之前，被告赵某还亲自驾车将原维修厂的员工王文接回厂里，让其陪同潘某一起送车接车。潘某将修理好的皮卡车交给客户后，又驾驶客户需要维修的甘F966**长城小轿车返回。途中，因为单方交通事故致潘某死亡。瓜州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瓜交认字（2013）第006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潘某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之规定，应付此事故的全部责任。作为维修厂负责人的被告赵某明知潘某没有驾驶证，却指派其驾驶车辆，使其因公死亡，作为雇主的被告人赵某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事故发生后，被告赵某仅支付给原告3万元作为安葬费后，再未给付分文赔偿。现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赵某赔偿二原告儿子潘某的死亡赔偿金414680元，丧葬费22165元，合计436845元；2、被告赵某赔偿二原告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3740元、误工费2000元，共计5740元；3、被告赵某赔偿二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以上总计472585元。
被告赵某缺席未辩，其在谈话笔录中辩称，潘某是2010年来到赵某的修理部，是学徒，有工资。2013年12月8日下午2时许，被告赵某指令潘某把一辆皮卡车从甘肃省敦煌市3号桥修理市场“安驶”换油养护维修部开往瓜州县老金厂矿上，同时赵某联系王文陪同潘某，潘某联系乔润丽陪同，皮卡车主是林观狮（矿主）。下午5时30分左右到达矿上。当时潘某不知将车交给谁，潘某电话联系赵某说明情况，赵某就给林观狮打电话，说车已送到，要结账，林观狮当时不在矿上，在柳园镇，说给山上安排。后林观狮拨打赵某电话，说刹车有些硬，并询问是谁送上来的车，赵某说是潘某，林观狮就说他和潘某联系。赵某之后和潘某再未通过电话。过了一会，乔润丽拨打赵某电话，说明翻车情况，然后赵某就拨打矿上电话并开车到现场，矿上人比赵某提前1个小时到达现场，但是不救人，赵某将潘某扶到车上往敦煌市赶，路上碰到“120”急救车，把潘某送到急救车上，到达医院时潘某已经去世，后送往殡仪馆。事发当天晚上报案，并于第二天早上联系原告潘某。在殡仪馆花费1.1万元，并给付潘某3万元，付给律师2000元，运尸车罚款500元，找人花费4000元，送礼等花费10000元，从敦煌到瓜州包车十来回，每次花费400元。现在赵某只愿赔偿5万元。对于这件事情，赵某负有责任，潘某负有责任，矿上也负有责任。
二原告提供以下证据：
1、瓜州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交警和赵某的询问笔录一份。是原告在瓜州交警大队复印的。证明目的一是潘某与赵某的雇佣关系成立，二是潘某是根据雇主赵某安排，在工作期间意外死亡。
2、瓜州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和林观狮的询问笔录一份。证明目的是潘某为客户送车、接车，以及回来开的车是赵某安排好的车。
3、瓜州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和吴群的询问笔录一份。以上三份证据证明目的是潘某出事时驾驶的车辆是赵某和客户林观狮电话约定维修的车辆，通过吴群交给潘某，由潘某开回维修部。
4、瓜州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与王文的询问笔录一份。证明目的一是证明潘某和赵某的雇佣关系，二是作为事故的目击者，证明了潘某是在为客户接车送车的过程中发生事故。
5、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6、居民死亡医学认定书，来自敦煌市医院。以上两证据证明目的潘某死于道路交通事故。
7、原告潘某及其兄潘天明因处理事故的交通费，包括12月9日原告买的机票，1850元×2=3700元，保险单两张计40元。
8、原告运输儿子尸体的支出费用收条一张，以及运输车辆的行驶证和驾驶证，来自承运人封涛。证明运送尸体花费24000元。
被告赵某在谈话笔录中对以上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
被告赵某在诉讼中未提供证据。
经审理查明，被告赵某于5年前开始在甘肃省敦煌市三号桥修理市场经营“安驶”换油养护维修厂。潘某系二原告之子。潘某于2010年受雇于被告赵某，在赵某的修理厂工作，赵某向潘某发放工资。2013年12月8日，被告赵某指令潘某把一辆维修好的皮卡车从甘肃省敦煌市三号桥修理市场“安驶”换油养护维修厂开往瓜州县柳园镇金龙公司矿上，同时赵某联系王文并接至维修厂，下午近2时，由赵某驾驶皮卡车、王文乘坐驶出维修厂，潘某联系乔润丽，乔润丽乘坐皮卡车，三人前往瓜州县金龙公司矿上皮卡车主处。下午5时20分左右到达矿上。潘某电话通知赵某，赵某电话联系矿主林观狮（户籍所在地浙江省平阳县水头镇黄山村，事发时居住地甘肃省瓜州县柳园镇金龙公司），林观狮联系吴群（户籍所在地浙江省平阳县水头镇新街26号，事发时居住地甘肃省敦煌市金龙矿业有限公司老金场矿区），由赵某将皮卡车移交吴群，吴群同时将车辆所有人为吴群的甘F966**长城牌小型轿车（越野车）（品牌型号长城CC6460KY，车辆识别代号LGWFF3A565B000267，发动机号码SBT8677）移交潘某，潘某给车加油，再未停留，5时40分左右潘某驾驶该车辆返回。6时左右行驶至甘肃省敦煌市瓜州县国道215线50KM西侧路口向西6KM＋900M处，车辆驶出路外翻车，形成单方交通事故致潘某受重伤昏迷。王文和乔润丽存活，王文将潘某从车内挪出，之后王文拨打“120”急救电话，乔润丽拨打赵某电话，由王文说明翻车情况，然后赵某拨打林观狮电话告知该事项并开车到现场，矿上人比赵某提前到达现场，赵某到场后，和其他人一起将潘某扶到车上赶往敦煌，路上碰到“120”急救车，把潘某送到急救车上，潘某当天死亡后送往殡仪馆。潘某父亲潘某与伯父潘天明于2013年12月10日乘坐飞机来到甘肃省敦煌市，2013年12月17日，甘肃省瓜州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做出《瓜州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瓜交认字（2013）第0063号）》，认定该道路交通事故形成原因是潘某无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使，未确保安全是造成事故的原因。对于责任，认定潘某应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王文不负此次事故责任，乔润丽不负此次事故责任。2013年12月24日敦煌市医院作出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潘某死亡原因为颅脑损伤，死亡时间为2013年12月8日。2013年12月27日原告潘某将潘某尸体拉回大荔县处理丧葬事宜。2014年8月20日，原告潘某、王某诉至本院，要求被告赵某1、赔偿二原告儿子潘某的死亡赔偿金414680元，2、赔偿二原告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3740元、误工费2000元，共计5740元，3、赔偿二原告精神抚慰金3万元，以上总计472585元。
另查明，潘某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赵某对此知情。潘某出生于1994年3月5日。当时身份证号：61052319940305633X。死亡时其户籍所在地为陕西省大荔县下寨镇赵家村1组。死者潘某居住及工作地点是在甘肃省敦煌市七里镇三号桥村修理市场“安驶”换油养护维修厂。
还查明，原告交通费花费机票两张每张1850元合计3700元，和两张保险单每张20元，合计40元，共计3740元。
被告赵某曾参加诉讼，其在答辩期内未向本院提交管辖权异议书面申请。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死者潘某驾驶长城哈弗小轿车从瓜州县返回敦煌市，这是否是为雇主被告赵某从事雇佣活动。死者潘某生前在被告开办的三号桥修理市场“安驶”换油养护维修厂打工，受雇于被告赵某。其接受赵某指令将皮卡车送往瓜州客户处，是在被告赵某的指示下从事雇佣活动。同时其将长城哈弗小轿车车辆开回，而该车辆，本身是一辆有一定故障问题的车辆，（被告赵某对此没有否认），没有证据表明潘某是将该车开往其他修理部，建立与其他维修厂的劳务关系。当时车上还有王文，而王文是由赵某联系到和潘某一同送车。同时，根据甘肃省瓜州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与林观狮的询问笔录证明了维修长城哈弗小型轿车是林观狮和赵某事先已经约定好并且在潘某向矿上送皮卡车前已再次由林观狮向赵某说明，根据甘肃省瓜州县交警大队与被告赵某的询问笔录，赵某虽然对出事当天与客户约定维修长城哈弗小型轿车一事予以否定，但是赵某承认出事前一个星期客户曾经要求将长城哈弗小型轿车送到敦煌其修理厂修理。并且可以看出，维修费用的支付是在车辆维修好之后交付给潘某，由潘某将修车款交付给赵某。林观狮（吴群认为林观狮是矿山负责人，赵某也是这样认为）或者吴群将长城哈弗小型轿车移交潘某，潘某接受该车辆并驾驶车辆离开，可以推定当时赵某是予以同意维修该车辆的。从另一个角度讲，赵某如果当时没有明确表示他是否同意接回长城哈弗小轿车修理，林观狮向赵某在电话中请求在送皮卡车时将长城哈弗小型轿车送去维修，这构成要约，赵某指令潘某将皮卡车送往林观狮处，而潘某将长城哈弗小型轿车开走，即便潘某没有代理权或者超越了代理权，而代理赵某实现承诺，而林观狮或者吴群有理由相信这是他们与安驶维修厂达成的维修车辆合同，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这构成表见代理。所达成的维修车辆合同是有效的，这种效力针对的是赵某与林观狮或者吴群之间。而潘某驾驶长城哈弗小型轿车车辆返回敦煌的行为，是在履行合同，其表现形式还是履行职务，因而就是在从事雇员行为，是在为赵某提供劳务。
对于潘某因单方交通事故死亡的原因，以及究竟是谁的过错。死者潘某没有机动车驾驶证，被告赵某指令其驾驶车辆，赵某具有过错。但是潘某当时已经年满19周岁，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能遇见到自己行为可能会造成的后果，以及潘某应该严格检查该车辆能使用何种方式确保将该车辆安全接回至修理厂。并且赵某到达事故现场后立即将潘某送往医院。故潘某自身应该承担40%的责任。赵某应该承担60%的赔偿责任。赵某辩称该车辆自身的故障问题导致了单方交通事故的发生，以及车主不主动救人的行为造成了延误治疗，（但是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这牵涉到车主的过错责任问题等。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即使牵涉到长城哈弗车主等其他人的责任问题，赔偿权利人（原告）仍然有权利起诉被告赵某承担责任，而赵某可以向其他人要求追偿。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2005）民他字第25号）》，对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应当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死者潘某虽然是农村户口，但是居住及工作地点是在甘肃省敦煌市七里镇三号桥村修理市场，连续居住一年以上，对此被告赵某予以承认，该地点在七里镇政府附近，并且在瓜州县交警大队与赵某的询问笔录中，赵某陈述“潘某是修理厂的机修工，专门负责修理汽车发动机、底盘，”可以看出潘某的收入来源在修理厂，即收入来源在城镇，故赔偿费用应该按照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因为受诉地法院在陕西省，故应该按照陕西省标准计算。原告起诉之死亡赔偿金为414680元，应该予以确认。
对于原告起诉之丧葬费，为22165元，符合赔偿标准；对于交通费，潘某父亲即原告潘某和亲属潘天明乘坐飞机交通工具花费3740元，予以确认。误工费200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精神抚慰金，以1万元为宜。
以上合计452585元，由被告赵某承担60%赔偿责任，应为271551元.
对于赵某辩称之在敦煌市付给律师2000元，罚款500元，找人花费4000元，送礼等花费10000元，从敦煌到瓜州包车十来回，每次花费400元，没有证据支持，原告予以否认，并且和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该辩称。对于赵某辩称之在殡仪馆花费11000元，但是并没有提供票据等证据予以证明花费具体数字，且二原告在大荔县处理潘某的丧葬事宜，对该辩称，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赵某曾经给付原告人民币3万元，应该予以扣除。计赵某需赔偿二原告人民币241551元。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九条第二款、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由被告赵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原告潘某、王某因潘某死亡的死亡赔偿金414680元、丧葬费22165元、交通费3740元、误工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合计452585元之60%，计271551元。（已支付3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389元，减半收取，由二原告负担2050元，由被告赵某负担2144.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袁宏博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 董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