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7民初169号
原告：唐山渤海冶金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高新区开三路11号。
法定代表人：张成武，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锋，河北中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大繁，河北中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鲁丽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寿光市侯镇政府驻地。
法定代表人：薛茂林，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兴彬，男，系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振建，山东仓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唐山渤海冶金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渤海冶金公司）与被告鲁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丽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渤海冶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新锋、秦大繁，被告鲁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兴彬、姜振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渤海冶金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1月30日签订的《和解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1月25日，原告依据生效的（2015)潍商初字第161号民事判决书申请强制执行被告，案号为（2018）鲁07执27号，在该案执行过程中，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1月30日签订了《和解协议》。原告认为该《和解协议》虽然是双方自愿达成,但其内容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属双方恶意串通侵害了国家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应当认定无效。具体理由如下:《和解协议》中双方约定：“针对原告尚欠被告的9503万元的增值税发票，所承担上缴的国税17%、地税3%费用从被告应付原告的案件款项中(货款本金3225万元及利息690万元共3915万元)扣除，原告不再向被告开具任何增值税发票”。1.关于发票的开具和索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单位、个人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经营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应当按照规定开具、使用、取得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应当向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购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在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分别注明销售额和销项税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十九条和二十条也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所有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人在购买商品、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支付款项，应当向收款方取得发票。取得发票时，不得要求变更品名和金额”。因此，该协议所约定的原告不开具发票，被告不索取发票，显然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和解协议》应当确认无效。2.关于纳税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确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但《和解协议》双方却将本应上交国家税务机关的税款在货款（利息）中抵扣给被告，逃避纳税义务。属于双方恶意串通，侵害国家利益。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源，属于重要的国家利益。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和解协议》约定逃避纳税义务的行为，明显侵害了国家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确认无效。综上所述，原告认为如果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并侵害国家利益的《和解协议》作为执行结案依据，不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明确规定，而且也违反了我国基本的法治原则，也将造成国家利益的重大损失。故原告依据2018年3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和解苦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无效或者应当撤销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特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1月30日签订的《和解协议》无效。
被告鲁丽公司辩称，原告的诉求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求。理由为：一、该《和解协议》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以上条文如果适用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首先，从民事法律行为的方面看，具体包括民事法律行为的背景、目的、内容和形式都要违反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其次，从违反的性质上看，所违反的必须是法律、行政法规。再次，从违反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内容上看，必须违反的是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以上条文在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同时，还规定了一个但书，即“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这个但书表明的是，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范中，有一些虽然也是强制性规定，但是却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是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这两种规定的性质是不相同的，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违反管理性强制性法律规定，并不一定就直接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而要看所违反的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法律属性。例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一）项和第三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属于管理性的强制性规范。商品房预售人没有交清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五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未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投资的25%以上，显然违反了这些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没有像以前那样一定认定合同无效，而是规定在起诉前预售人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预售合同有效。对于这样的规定，就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违反了也不一定就使合同无效。这正是但书规定的内容（以上释义摘自杨立新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要义与案例解读》，中国法制出版出版）。因此，在本案中，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充其量税收的征收是一种行政管理性规定,所以，并不当然导致无效。二、该《和解协议》亦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就本案而言，并不符合该规定，具体为：（一）该协议系双方在执行过程中经平等、自愿协商达成的，主观目的为双方各让一步、尽快解决纠纷，息事宁人，所以，绝对不属于恶意串通。（二）原告既然未给被告开具发票，那么被告就不会作为进项入账抵扣，相反，如果开发票抵扣，被告就可以从国家获得至少17%的税款补贴，具体为(95030000+1.17×0.17)＝13807777.77元，所以，国家税款并未因此行为遭受流失，相反还少支出了这一部分，更不是原告诉状中所说的“却将本应上交国家税务机关的税款支付给了被告”。（三）本协议主旨要义为原告不再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此处说的上缴的税款主要是站在原告的立场上所说的，并未考虑被告的抵扣问题。所以，原告断章取义、偷换概念曲解了法律的适用，并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不应被认定为无效。三、关于协议中约定的剩余款项被告自愿向原告支付10000000，收到该10000000后双方再无其他争议，处理完毕。（一）如果对“剩余款项”进行解释的话，所说的剩余款项充其量为25342222.23元，即3915000元－13807777.77元（上文有计算公式）＝25342222.23元，原告在25312222.23元的基础上主动放弃15342222.23元，而仅仅索要10000000元，这是系原告对自己权利的真实、自愿处分，未违反任何规定，更不可能导致无效。被告已经按协议约定将10000000元付至原告账户，按协议约定，双方已再无无任何争议。综上所述，该《和解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也已经履行完毕，并不存在无效法律情形，导致本案引发诉讼的真正原由为《和解协议》签订后，被告按约定履行完毕，可原告思考再三，觉得吃了亏，未赚到便宜，于是假借合同无效之名恶意诉讼，故意搅局，以从中取利之目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既浪费了司法资源，又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意思自治的最高原则，如果法院判决支持，那么无疑搅乱了整个司法秩序。因此，请求贵院查清事实，作出公正判决，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原告提交的和解协议、（2017）鲁民终1835号民事判决书、（2015）潍商初字第161号民事判决书、执行通知书及被告提交的银行业务回单四份，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提交强制执行申请书，证明原告已就买卖合同纠纷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被告质证后认为其未参与，不知情不认可。本院认为，被告虽对该证据有异议，但该证据与被告无异议的和解协议、执行通知书相互印证，故本院对该证据的效力予以确认；
2.原告提交中国建设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清单，证明被告并未将10000000元款项支付给原告。被告质证后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不能证实原告未收到10000000元。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该证据有异议，且与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被告提供的四份银行业务回单印证的事实不一致，故对该证据的效力本院不予确认；
3.被告提交的电子银行回单两组（复印件），证明被告已履行和解协议约定的内容。原告质证后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其并未收到款项。本院认为，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且该证据与被告提供的四份业务回单印证的事实不一致，故对该证据的效力本院不予确认。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4月7日，渤海冶金公司以鲁丽公司欠其货款为由向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鲁丽公司以渤海冶金公司提供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对此提起反诉。2016年11月10日，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5）潍商初字第1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鲁丽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渤海冶金公司设备款及保证金共计3225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1169310元（计算至2015年4月27日，之后的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二、驳回渤海冶金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鲁丽公司的反诉请求。后，鲁丽公司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4日出具（2017）鲁民终1835号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1月25日，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渤海冶金公司出具（2018）鲁07执27号受理执行案件通知书。在案件执行过程中，鲁丽公司（甲方）与渤海冶金公司（乙方）于2018年1月30日签订和解协议，协议内容如下：一、截止目前，针对乙方尚欠甲方的（共计95030000元）增值税发票，所承担上缴的国税（17%）、地税（3%）费用从甲方应付乙方案件款项（货款本金32250000元及利息约计6900000元共39150000元）中扣除，乙方不再向甲方开具任何增值税发票。剩余款项乙方同意甲方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乙方壹仟万元整（小写：10000000.00元），该款项汇入乙方指定账户：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长宁道支行，户名：彭玉枫，账号：62×××39。二、乙方收到第一条约定的壹仟万元款项后，甲乙双方之间签订的所有供货合同再无任何争议，就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全部处理完毕，互不追究任何责任。三、乙方于收到上述款项后三日内到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强制执行案件。四、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并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份。五、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章生效。在该协议尾部，盖有渤海冶金公司及鲁丽公司印章。2018年2月1日上午10时48分15秒、10时48分39秒，鲁丽公司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寿光新兴分理处分两次共向彭玉枫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长宁道支行帐户付款10000000元，付款附言为“唐山渤海冶金和解协议调解款项”。2018年2月1日下午15时8分27秒、15时27分41秒，上述汇款被退回至鲁丽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寿光新兴分理处帐户，附言为“二类帐户”。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是涉案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原告主张，涉案和解协议内容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双方恶意串通侵害了国家税收利益，故应无效。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不存在恶意串通侵害国家税收利益情形，原告关于涉案和解协议无效的主张并不成立，理由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如实办理纳税申报，报送纳税申报表、财务会计报表以及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要求纳税人报送的其他纳税资料。由该规定可以看出，依法如实纳税是纳税人的法定义务。本案中，原告渤海冶金公司作为销售货物的单位，其负有如实向国家税务机关依法纳税的义务，包括缴纳增值税的义务。从本案原、被告双方签定协议的内容来看，被告鲁丽公司虽应当支付原告渤海冶金公司涉案货款本息为39150000元，而根据双方约定原告渤海冶金公司实际应收取10000000元且不再向被告鲁丽公司开具任何增值税发票，但约定不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并不必然免除原告渤海冶金公司如实向国家税务管理部门依法纳税的法定义务，亦不会导致国家税收流失，故双方签定协议时并不具有规避国家税收的故意，本案不存在原告所主张的双方恶意串通侵害国家税收利益情形。再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出卖人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有关单证包括增值税发票。由此可以看出，增值税发票的交付应根据约定或交易习惯。本案中，从（2015）潍商初字第161号及（2017）鲁民终1835号生效判决确认的事实来看，双方在本诉和反诉中均未诉请增值税发票的交付问题，生效文书亦未对此进行裁决，且上述案件所涉合同并未就增值税发票的交付问题进行约定，亦未有交付增值税发票交易习惯的认定。因此，双方未约定或者没有交易习惯交付增值税发票前提下约定不向作为买受人的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并不违背法律的应有之意，更不能认定双方存在串通规避国家税收之故意。
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只有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属于无效合同。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本案中，虽《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在销售货物时应当开具和索取发票，但上述规定从性质上看属于行政法规中的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且并未明确不开具和索取发票必然会导致合同无效，双方继续履行和解协议亦不涉及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不能据此认定原、被告双方之间签订的涉案和解协议无效。
综上所述，原、被告双方签定的涉案和解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原告渤海冶金公司主张双方签定的和解协议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唐山渤海冶金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唐山渤海冶金设备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祝卫华
审 判 员 郭淑娟
人民陪审员 夏立本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吕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