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晋民申104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樊红兵，男，1975年3月3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夏县村民。
委托代理人：王妍蒙，山西弘韬（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夏县裴介镇樊韩王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山西省夏县裴介镇樊韩王村。
法定代表人：樊辉鹏，该村委会主任。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樊志山，男，1957年6月12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夏县村民，系诉讼代表人。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刘春生，男，1965年6月18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夏县村民，系诉讼代表人。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张凯忠，男，1968年6月5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夏县村民，系诉讼代表人。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李长安，男，1972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夏县村民，系诉讼代表人。
再审申请人樊红兵因与被申请人夏县裴介镇樊韩王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樊韩王村委）、樊志山、刘春生、张凯忠、李长安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8民终13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樊红兵申请再审称，原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2014年，运城空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以下简称空港管委会）因修路征用夏县裴介镇樊韩王村部分土地，所征用土地包括樊红兵名下的72.5亩承包地。这72.5亩土地中，有10亩是樊红兵2007年口头转包给本村村民杨太康种植桃树，有10亩是樊红兵2008年口头转包给本村村民王天佑种植桃树，有2.5亩是樊红兵2008年口头转包给本村村民樊天足种植玉米（补偿款已发放），剩下的承包地有樊红兵2009年自己栽种的桃树20亩，2013年和本村村民樊天龙共同栽种的枣树30亩。2013年1月19日，空港管委会就征地补偿标准下发了运港管字（2013）6号文件，规定补偿标准：小麦、白地每亩2000元，小树（不挂果）每亩3000元，大树每亩5000元。夏县裴介镇樊韩王村也适用该标准。樊红兵按照征地文件规定，应得青苗补偿款：（20亩×5000元=10万元，30亩×3000元=9万元）50亩合计19万元。樊韩王村委第一次向空港管委会上报被征地亩数及青苗情况时以樊红兵的户名，但后又与空港管委会协商，把青苗补偿款打到村民代表刘春生名下。2015年11月17日空港管委会关于对夏县人民法院司法建议书的复函确认：”在上报空港经济开发区征地组报表中，樊红兵名下为52亩（樊韩王村委会多上报2亩），王天佑名下10亩，杨太康名下10亩，樊志龙名下3.8亩。经村民代表、樊韩王村委与空港管委会进行协商后，一并将该四人共计75.8亩的地款37.9万元打入村民代表刘春生名下，此款至今仍在刘春生账号里。”事发后，樊红兵多次请求樊韩王村委及村民代表将已收到的青苗补偿款返还给樊红兵，均遭到拒绝，无奈诉至人民法院。一、二审法院在查明上述事实的情况下，应依法裁定樊韩王村委和村民代表将截留樊红兵的青苗补偿款返还给樊红兵，但一、二审法院却以樊韩王村委、樊志山等人的错误，裁定驳回了樊红兵的诉请，使樊红兵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因一审时，樊红兵根据空港管委会发布的公告，误认为实际被征地亩数是74.5亩，故一审诉请数额为37.25万元。二审时，得知樊韩王村委、樊志山等人虚报2亩，故上诉将诉请更改为36.25万元。经本案发回重审及空港管委会给夏县人民法院司法建议书的复函得知，樊红兵2008年转租给樊天足2.5亩土地的青苗补偿款樊韩王村委已发放给樊天足，樊红兵2007年转租给杨太康土地10亩、2008年转租给王天佑土地10亩的情况也已落实；故再审时，樊红兵仅以自己实际栽种青苗的亩数（50亩，其中大树20亩、小树30亩）要求樊韩王村委及村民代表返还19万元的青苗补偿款。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一、二审法院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作出正确裁判；但二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二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违背了我国民法最基本的公平、公正原则，使樊红兵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却得不到有效维护。樊红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樊志山、刘春生、张凯忠、李长安提交意见称，（一）樊红兵的再审申请，超出再审申请事由范围，超出原诉讼请求，应裁定驳回再审申请。原裁定中，樊红兵争执的事由是：诉请返还其36.25万元青苗补偿款，而在再审申请中变成了诉请返还其青苗补偿款19万元。显然是并非针对原审裁定实施申请再审，而是变为另外一起诉讼案件。这种超出法定事由范围的再审申请，不符合申请再审的条件，违反民诉法解释第七十五条之规定，也有悖于民诉法解释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依法应被驳回，或依法不予受理。（二）再审请求对原裁定依法改判违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的规定。原裁定为驳回起诉，只有针对原裁定作出新的裁定。因此请求”依法改判”，使得法律无以适从，依法应予驳回。（三）原裁定适用法律正确。1.村委会上报青苗与实际不符损害了国家利益，为本案不争的事实。而樊红兵的一审诉讼为37.25万元、二审诉请返还36.25万元，还是建立在这种损害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目的把损害国家利益的非法所得全部归其所有，我国法律规定，一切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是非法的，都是无效的，当然不能支付。原裁定正是基于此事实，驳回其起诉，并非基于村委会的错误作出的，可见原裁定适用法律符合事实，完全正确。2.樊红兵所谓承包的土地，是夏县裴介镇樊韩王村700余人集中起来用于解决村里民办教师的工资的口粮田。其承包未经民主决定，又未交足承包费因而是无效的。所以，村委会以樊红兵的名义上报被征亩数及青苗情况，侵犯了樊韩王村委的权益，如樊红兵所述，因此后与空港管委会协商，把补偿款打到樊韩王村委的代表刘春生名下，根本不存在村民代表和村委会不当得利的事实，其诉请返还当然不成立。一、二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樊红兵的再审申请应予驳回。
樊韩王村委提交意见称，应当依法裁定驳回樊红兵的再审申请。（一）本案的起源。2001年3月1日，我村当时的村委会为解决村里民办教师的工资以及办公经费，从全村700多口人承包的责任田中，每人抽出1分多地，共计80亩面积。樊红兵和当时的村支部书记沟通后，拟写了一份《土地承包合同书》，将这80亩地以承包20年的形式，发包给樊红兵。当时并没有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召开村民大会，或者经村民代表大会进行民主议定，也没有到农经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承包手续。2013年10月22日，我村从行政上脱离夏县人民政府，划归空港管委会管辖后，于2014年与上一任的村委会协商征用土地修路之事。上一任村委会就将所有拟征的土地全部报为已种地，青苗补偿款一律为5000元。樊红兵由于在种植中土地面积发生变化，由80亩变为72亩，上一任村委会在报这一面积时，又加上了另一块地的面积一并报了上去。因樊红兵当时的承包合同未经民主议定程序，没有按合同约定交足承包费，合同自行作废等一系列问题。在空港管委会关于征地补偿款发放的公告公示后，村民们当即选出代表到空港管委会提出异议，要求将青苗补偿款按当地各村的做法，直接发给当年全村700多位被抽地的村民。鉴于此情况，空港管委会经向上一任村委会、以及村民们选出的代表了解情况后，最后决定把这37.25万元的款项打到一位村民代表名下，由上一任村委会召集全体村民大会讨论如何分配。上一任村委主任根据管委会的决定，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进行讨论，决定每亩给樊红兵分配300元，其余由700多名被抽地村民分割。因樊红兵不同意村民会议的决定，就以上一任村委会为被告提起了诉讼，要求没有收到款的上一任村委会返还其征地补偿款；这700多名村民又推选代表要求以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法院经审查后同意而进行了本案的两级四次判决的庭审活动。（二）樊红兵主体资格不适格。樊红兵起诉是要求上一任村委会给其转交37.25万元的青苗补偿款。所以，一审法院以”不当得利”案由进行了立案。但庭审调查表明，此款并非樊红兵一人的款项。1.青苗补偿款37.25万元的组成还有另一块地的面积；2.上一任村委会主任也是承包人之一，对此款享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其已在村民大会上同意樊红兵承包地每亩分得300元，其余分给700多名村民；3.还有樊红兵也承认的樊天足、杨太康、王天佑等人都没有委托樊红兵提起诉讼。（三）被告主体资格不适格。款项是上级政府打到村民代表名下，上一任村委会并没有收取这笔款项，根本不存在转交的法律义务。（四）起诉村委会没有法律依据。上级政府的行政决定和打款行为是上级政府根据行政管辖权，针对特定的事项和特定的对象做出的行政决定，如樊红兵对此有异议，可向上级政府提出，而不是将没有收到款项和没有分配决定权的上一任村委会列为被告。因为上一任村委会不是发放补偿款的上级政府，也不是收款人，没有分配决定权，只是执行上级政府的决定召开村民大会，这种情况不在民法调整的范畴内，应由村民大会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按照上级人民政府的行政决定进行处理。法律保护的是”合法权益”，而本案涉及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是无效的。樊红兵主张的”权益”依法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应由村民大会遵照上级政府的决定自行解决，实现”村民自治”，因村委会没收到这笔款项，樊红兵也没起诉第三人，应按不符合立案条件裁定驳回。
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6号）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第十八条规定：”发包方或者其他组织、个人擅自截留、扣缴承包收益或者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承包方请求返还的，应予支持。发包方或者其他组织、个人主张抵销的，不予支持。”青苗补偿款不同于土地补偿款，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樊红兵是作为土地承包人，对承包地已进行生产经营已多年，空港管委会征用其承包地，对于其实际承包地的青苗补偿款，享有按规定的标准获得补偿的权利。
关于一、二审驳回起诉是否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涉案的青苗补偿款取得存在申报不实，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即37.25万元的青苗补偿款存在部分非法利益。该非法利益依法应当由土地征收单位或相关部门予以查实并予以收缴。因此，樊红兵在一审中的诉求存在非合法利益，在樊红兵的青苗补偿款不确定的情况下，樊红兵可以请求青苗补偿单位重新核实发放或向征地主管部门予以监督等方式予以解决。一、二审驳回其起诉是正确的，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樊红兵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李克恭
审 判 员 程彦斌
代理审判员 邓高原
二〇一七年三月八日
书 记 员 穆五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