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8民终6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和兴玻璃铝业（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颐高路3121号。
法定代表人：王蕾，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海波，上海科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林仙，女，1972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孝明，浙江天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和兴玻璃铝业（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兴公司”）为与被上诉人陈林仙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802民初46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和兴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原审法院认为，2012年11月开始沈武斌以上诉人名义承接财通中心项目，但根据被上诉人的陈述，上诉人为了融资向被上诉人借款发生在工程承包后不久。但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来看，被上诉人提供的资金只有一笔45万发生于2013年1月3日，其余均发生在2014年10月10日以后，距上诉人承包该项目已近两年，与被上诉人的陈述明显不符。此外，上诉人提交的对账明细、涉案工程造价报告书等可以证明，该工程于2013年11月结束，且已经支付工程款的75%，根本不需要筹措资金，而被上诉人陈述上诉人因需要融资、资金周转困难等向其借款明显不符合事实。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自杭州财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公司”）将沈武斌的行为作为表见代理已经予以认可，被上诉人作为三方协议的其中一方，也有理由相信沈武斌的行为代表上诉人公司的行为。但是三方协议中签署的时间为2014年12月26日，被上诉人所主张的资金往来、核对清单上载明的时间均发生于三方协议形成之前。因此并不能以三方协议来认定资金往来时以及签订核对清单时被上诉人认为沈武斌可以代表上诉人。沈武斌不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素无经济往来，沈武斌也没有得到过上诉人的授权让其代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过任何合同或者开展过任何经济往来。因此，被上诉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沈武斌可以代表上诉人与其进行资金往来。根据最高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如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被上诉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且从本案相关的证据中可以看出，被上诉人与沈武斌关系密切，更说明其不可能处于善意且无过失。被上诉人提交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二、原审法院作出原判决所依据的证据不足。被上诉人提交的资金往来情况，无法形成证据链，根本无法证明被上诉人所主张的事实。关于被上诉人主张转给陈国华的45万、陈建文转给陈国华的200万，首先无法核实收款人的身份，其次无法说明该转账是基于何种关系作出。被上诉人陈述是根据上诉人的指定打款，但并没有付款至上诉人公司账户，也没有付款给项目部账户，被上诉人也没有证明上诉人指定付款至陈国华账户。被上诉人无法证明该钱款用于何处，这是转给陈国华账户，后续是否由上诉人使用，被上诉人未能举证，也未能说明。因此无法认定上诉人对该转账知情，无法说明是基于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作出，也不能证明上诉人确实收到该转账款项。关于沈武斌与浙商银行借款合同。该合同表明是沈武斌个人与案外人签订，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法院调取还款记录也表明沈武斌个人还款。关于被上诉人主张替沈武斌归还贷款，第一，被上诉人替沈武斌归还贷款系被上诉人与沈武斌个人之间的关系，与本案无关。从借款合同上看，借款人是沈武斌而非代表上诉人。因此即便被上诉人主张替沈武斌归还贷款，也是替其个人归还借款。第二，被上诉人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已经替沈武斌归还过贷款。被上诉人主张向案外人借款180万付至龚建军账户，又由龚建军向沈武斌还款账户还款。首先，被上诉人向案外人借款与本案无关，且其提供的合同与还款记录等存在矛盾之处。其次，被上诉人主张其将借款180万付至龚建军账户，但并无证据证明后续资金走向，无法证明款项是否用于归还沈武斌的借款，无法证明其主张。而且其付款至龚建军账户时间为2015年12月17日，而沈武斌的借口已于2015年12月16日已经还清，时间上也存在矛盾之处。被上诉人一直主张上诉人资金困难，但并无证据证明。且根据上诉人对沈武斌负责项目的收款情况来看，在该项目上并不存在资金上的困难，完全无需沈武斌借款。被上诉人主张的转账、还款等，现有证据均表明付至案外人，且并无后续资金走向，也无其他证据证明说明其向上诉人提供款项。因此根本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主张。而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形成证据链并予以认定，缺乏事实依据。
被上诉人陈林仙二审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一、上诉人认为原审认定事实不清的理由不能成立。1、上诉人于2012年12月承包了财通公司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并任命沈武斌为副总经理负责在杭州项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上诉人不仅承包了财通公司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还于2015年承揽了钱塘明月项目石材幕墙工程。作为上诉人副总经理的沈武斌，声称因为项目资金周转困难向答辩人融资，正像财通公司相信沈武斌能够代表上诉人于2014年12月26日与上诉人之间就工程款、购房款的问题做个了结而形成《三方协议》一样，答辩人完全有理由相信沈武斌是代表上诉人在融资。至于财通公司项目是否完工并不是答辩人必然知悉的问题，而是上诉人内部管理问题。2、答辩人完全有理由相信沈武斌能够代表上诉人。一方面沈武斌向答辩人出示过沈武斌为副总经理的任命书；另一方面答辩人也实际到过施工现场考察过，询问过财通公司确认了沈武斌的身份，因此答辩人完全有理由相信沈武斌能够代表和兴玻璃铝合业（上海）有限公司。至于《三方协议》形成于2014年12月26日与《核对清单》、《欠条》形成于2014年12月20日并不矛盾。《核对清单》和《欠条》答辩人和上诉人之间的账目进行核对，确认双方款项往来的情况，确认了陈林仙已经支付6套房屋的款项3333720元，并确认和兴公司欠陈林仙的款额为1116280元，此时，该6套房屋答辩人已经买下并进行了登记。这些款项当然在《核对清单》之前发生才会有核对，如果在此后发生，便不会有核对。《三方协议》是财通公司为了与上诉人之间就3333720元工程款问题做个了结，明确3333720元工程款财通公司的支付方式，为此形成了《三方协议》,这是在形式上确认财通公司已经将工程款支付完毕的证据，这完全是正常的。
二、对于上诉人提出的原审判决依据问题，答辩人认为：第一，沈武斌的行为系表见代理，沈武斌指定答辩人将45万元、陈建文将200万元转账到陈国华的账户，完全是其职务行为，答辩人没有必要核实陈国华的身份。第二、沈武斌代表上诉人为什么要指定答辩人将款项转账到陈国华账户的原因，是其公司管理的问题，这也是在经济往来中常见的问题。沈武斌代表上诉人的指定行为，已经在《核对清单》中得到体现，根本无需答辩人举证证明。第三、如前所述，沈武斌代表上诉人指定答辩人将款项转账到陈国华账户后，资金使用问题，答辩人是无权过问的问题，是其公司内部经营管理的问题，难道上诉人的一切事务向社会公开吗？上诉人不知道款项使用情况的后果，使其内部管理缺陷的体现，其内部管理错误所产生的后果怎么可能由他人来承担呢？
三、关于沈武斌的浙商银行贷款问题。1、上诉人始终故意绕开《核对清单》来说事，《核对清单》第三条清楚地表明：该贷款200万元系以沈武斌的名义贷款，由答辩人的房产予以担保，由答辩人予以归还，其中883720元作为财通公司购房款，其余1116280元作为答辩人出借给沈武斌，12月18日沈武斌转账到陈国华账户，用于和兴公司资金周转。因此该贷款表面上是沈武斌的个人贷款，而实质是用于公司的经营。这也表明答辩人的3333720元购房款分别以答辩人45万元、陈建文200万元转账到陈国华账户及该883720元组成支付完毕。2、答辩人归还沈武斌的贷款，从表面上而言只是个人之间的债务关系，而《核对清单》已经明确系上诉人的行为。3、答辩人在原审审理中，提供的融资服务委托协议书，证明答辩人于2015年12月17日委托杭州浙财民间资本理财服务有限公司进行融资，第三方出借人为方燕超。答辩人与方燕超之间的借款合同、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答辩人为归还和兴公司沈武斌浙商银行的200万元贷款，于2015年12月17日向方燕超借款陆拾万元，该款陈林仙于2016年5月23日归还了方燕超。答辩人与张亮之间的借款合同、收条、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中国银行易明细清单。证明答辩人为归还和兴公司沈武斌浙商银行的200万元贷款，于2015年12月17日向张亮借款壹佰贰拾万元；该款项分别于2016年7月11月通过农业银行卡归还给张亮23万元，9月12日归还给张亮17万元；9月12日通过中国银行账户归还了张亮70万元。答辩人的杭州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证明了答辩人2015年12月17日向张亮借款120万元，方燕超借款60万元。答辩人将180万元支付给了杭州浙财民间资本理财服务有限公司龚建军的账户，由龚建军将180万元转账到沈武斌的62×××21账户中，还有20万元，答辩人是现金支付给沈武斌的。对于沈武斌是在2015年12月16日归还贷款的问题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问题是龚建军已经将将180万元转账到沈武斌的账户中。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法庭驳回其上诉请求。
上诉人一审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333372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1月开始沈武斌以原告公司名义先后在浙江承揽了位于杭州市的财通中心及明月江南两个项目石材幕墙工程，2015年又承揽了钱塘明月项目石材幕墙工程。其中位于杭州下沙的财通中心项目工期自2012年11月至2015年12月。2014年1月10日，经和兴公司董事会讨论决定，任命沈武斌为和兴公司副总经理，全面负责浙江地区工作，任期自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授权其在浙江开设及工程在建中由沈武斌掌控的账户：和兴玻璃铝业（上海）有限公司财通工程项目部，账号：17×××56，开户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2014年12月5日，被告办理了财通中心1803、1805、1808、1814、1822、1824号房产登记。因承建项目启动资金由沈武斌负责筹措，2014年12月17日沈武斌与被告约定，由被告以其自身6套房子抵押以沈武斌名义向浙商银行贷款200万元。2014年12月20日沈武斌代表原告公司与陈林仙之间对账目进行了核对，确认了双方款项往来的情况，确认“和兴铝业公司副总经理沈武斌之手共收到陈林仙人民币445万元，其中3333720元用于陈林仙支付财通公司6套房产的购房款，剩余的1116280元由沈武斌出具借条给陈林仙”。2014年12月26日，财通公司、原告公司与被告三方达成《三方协议》，将由沈武斌承建的6套房子抵作房款。于2015年12月17日陈林仙委托杭州浙财民间资本理财服务有限公司进行融资，向方燕超借款60万元、张亮借款120万元用于归还原告沈武斌浙商银行的200万元贷款，嗣后被告于2016年5月23日归还了所借的180万元款项。
2016年5月25日，因沈武斌所承建的绿城九龙仓钱塘明月项目四标段石材幕墙工程，拖欠94名劳动者劳动报酬计2023204元，劳动部门向当地公安报案，次日，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分局北干派出所立案，并进行网上追逃。原告在与财通公司对账发现尚有300多万元款项被沈武斌擅自抵作个人借款，遂于2016年10月9日向法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沈武斌在浙江杭州承建项目期间，曾任命陈国华为其副总。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所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围绕本案争议焦点：一、关于沈武斌行为如何定性。此案沈武斌以原告名义承建了财通公司及江南明月工程，工程款理应从业主单位收取，作为沈武斌实际上担任原告的副总，根据公司任命书，全面负责浙江的事务，有权处理相关事务，作为财通公司、原告、被告签订的三方协议，财通公司已经予以认可，原告也将三方协议作为重要证据提供，原告自认财通公司将沈武斌的行为作为表见代理已经予以认可，作为本案的被告，三方协议的其中一方，也有理由相信沈武斌的行为代表公司的行为，沈的行为实为公司职务行为。二、关于举证责任。沈武斌所承建的工程根据原告所述自筹启动资金，原告仅仅向沈武斌收取管理费，其资金不足，向被告借款合情合理，被告提供的核对清单、欠条作为反驳证据，则原告就此应提供证据以证明自己的主张，因此举证责任自然又在原告，现原告未能提供推翻被告该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三、关于沈武斌是否构成诈骗？应否移送？沈武斌因欠付民工工资被公安通缉，致使其应上缴公司的费用不能交付，即不同的法律关系，原告可通过向公安机关一并提供线索或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原告主张证据不足，没有法律支撑，故法院不予支持。2017年5月12日，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作出判决：驳回原告和兴公司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470元，由原告和兴公司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上诉人自己提供《三方协议》作为债权转让的证据，在起诉状中没有主张其上“和兴玻璃铝业（上海）有限公司”公章为虚假；同时，诉讼中上诉人表示该《三方协议》来源于财通公司，并自认《三方协议》系沈武斌参与所为，且财通公司有理由相信沈武斌行为系表见代理；上诉人并表示直至二审询问也没有对《三方协议》上“和兴玻璃铝业（上海）有限公司”公章系所谓私刻向公安报案；而沈武斌涉罪亦非因此事由，民事诉讼并不影响刑事程序的进行，更无任何被上诉人与沈武斌涉共同犯罪之证据；故，综合上述理由，上诉人之声称《三方协议》上自己公司公章虚假，显然难以成立。考察《三方协议》、《核对清单》、《欠条》上“和兴玻璃铝业（上海）有限公司”公章的一致性，且《核对清单》、《欠条》上“和兴玻璃铝业（上海）有限公司”公章处有上诉人认可的沈武斌之签名，足以认定沈武斌之行为系职务行为。即使撇开《三方协议》、《核对清单》、《欠条》上“和兴玻璃铝业（上海）有限公司”公章真实性问题，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亦足以认定沈武斌表见代理的成立。结合《核对清单》、《欠条》的内容与银行凭证的一致性，《三方协议》签署之“2014年12月26日”之时，上诉人主张的所谓转让的债权尚存的事实即依据不足。事实上，上诉人明确认可陈国华是自己单位重要职员，却也不能到法庭提供反证证明其收到钱款的去向。至于《三方协议》签署于2014年12月26日，系有财通公司解脱自己责任的客观形式凭证功能，符合事理。综上，上诉状之技巧表述，不能改变客观事实基础上的举证责任负担。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说理得当，依法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470元，由上诉人和兴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勇
审 判 员 郑日知
审 判 员 郑尹秋
二〇一七年七月七日
法官助理 胡芬芬
书 记 员 黄徐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