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08民初15295号
原告：张志艳，1966年6月1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亚莉，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平，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司北京金源支行，住所地为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垂虹园**号楼。
负责人：毕春梅，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瞿丽红，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田纪华，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志艳与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源支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金源支行）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志艳及其委托代理人刘亚莉、王平与被告光大银行金源支行之委托代理人瞿丽红、田纪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志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鑫泰3号·产业发展基金认购金额人民币300万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鑫泰3号·产业发展基金认购金额的利息损失（以人民币300万元为本金，自2013年5月2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计算）；3、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在本案下实现债权的费用2万元；4、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为被告VIP客户，自2011年以来，被告安排其大堂经理王某作为原告的理财经理。王某作为被告的员工，常年以被告名义向原告推荐各种理财产品，并协助原告在被告处办理理财业务、购买理财产品，原告基于对被告银行的信任，接受了被告推荐的多款理财产品，持续在被告处办理理财业务。2013年5月21日，接到通知的原告，在被告营业厅内见到王镜童，其向原告介绍鑫泰3号·产业发展基金产品由光大银行刚刚代为发行并全程监管，产品要求认购金额在300万元以上，预期年化收益率为12%，投资期限一年。原告基于王镜童的反复推荐，基于对被告信赖及以往在被告处购买理财产品的经历，接受了王某的推荐，购买上述理财产品。后王某替原告填写了基金产品的认购文件，原告在王某引导和协助下，在大堂通过网银转账支付认购款人民币300万元，支付完毕后被告向原告提供了《投资确认函》等相关证明文件。2014年5月21日产品到期时，原告的认购金额本息均未能收回，原告到被告处询问情况，被告多次派王某陪同原告等认购人到项目现场予以催收，直到催收无果时，被告方告知原告该产品为王某私售的基金产品。2014年10月31日，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办公室认定，王某违规销售基金产品，被告相关管理人员在被告内部管理以及对王某违规行为的监控识别方面存在问题，被告匆忙将相关管理人员免职或撤职，且拒绝向原告提供被免职或撤职人员的联系方式，导致原告与产品销售相关人员的联系被人为切断。同时，原告等基金认购者到天津市公安�和平分局经侦支队报案，该基金管理公司沈阳鑫泰汇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鑫泰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立案侦查，部分犯罪嫌疑人在逃，原告的本金及收益无法收回，造成了原告惨重的损失。被告对其员工缺乏应有的管理，导致其员工在工作时间内，在被告营业场所，以被告的名义向原告销售了理财产品，王某的销售行为并非职务行为，而是构成了表见代理。其身份、其销售的介绍结合销售地点等因素，足以让原告信任其销售的是由银行审批的正规产品，而且相关过程与此前原告购买被告的其他理财产品的情形完全一致，原告不可能知晓该产品并非银行正规销售产品。被告对其员工及其产品发行疏于管理，导致原告完全有理由相信认购的是银行正规销售产品，并直接导致原告的巨大经济损失。被告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据《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原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以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光大银行金源支行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承担责任。原告是自愿与沈阳鑫泰公司签订合伙协议，出资300万元，成为有限合伙人，由此产生的投资风险与我行无关。原告曾多次购买理财产品，对于我行出售理财产品的规范和流程是清楚的，原告购买的涉诉产品的规范和流程与原告之前购买的理财产品完全不同，且原告没有通过柜台交易，而是通过网银自行向沈阳鑫泰公司转账，原告没有尽到注意义务，有过失。从原告提交的其投资项目合伙协议担保函、确认函等文件看，都没有被告名称、标识和签字，原告应该知道该产品与被告无关。我行自营和代销的产品在销售过程�会对投资者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并要求客户签署风险揭示书，提醒投资风险，相关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原告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投资理财经验和投资风险意识，其自主自愿投资300万元，由此引发的风险应该自行承担。根据原告提交的合伙协议约定，沈阳富顺公司投资天津的项目，经营期限为10年，到期后达不到12%的收益，由担保人承担责任，目前原告的实际损失尚未发生，原告也没有向合伙企业和担保人追索，在此情况下要求被告承担责任于法无据。我行严禁私售，被告尽到了对员工的管理教育义务，王某也签署了我方提供的承诺书，不为其他机构和个人销售未经我方审批的理财产品，我行不存在过错。王某的个人行为违规且涉嫌犯罪。即使王某参与私售也是其个人行为，不是执行我方工作任务的职务行为，我方不应该承担责任。自2012年起原告和王镜童存在资金往来，彼此之间有私人经济往来。原告对王某信任才购买了涉诉产品，原告贪图高额收益自愿选择股权投资，损失应该自行承担。被告没有对原告实施侵权行为，被告不承担侵权责任。原告已经向天津公安局报案，在刑事案件尚未审结之前，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案应该驳回原告的起诉，将案件移送公安局一并查处，原告的经济损失也应在该案中处理。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本案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张志艳系中国光大银行VIP黄金卡用户。2012年1月21日，张志艳作为理财客户，在光大银行金源支行曾签署过《中国光大银行个人理财客户权益须知》、《中国光大银行个人理财产品风险揭示书》、《中国光大银行资产管理类理财产品协议书（个人）》等书面文件。
王某系光大银行金源支行大堂经理，2005年3月在被告处入职，2014年1月离职。其在职期间曾长期为张志艳提供业务服务。从2011年起，张志艳曾经在光大银行金源支行多次成功购买理财产品，并如期取得相应收益。
2012年7月，张志艳在光大银行金源支行购买“金谷信托”产品时，曾向王某短期借款24万元。
2013年5月21日，张志艳在王某的积极推荐和承诺下，出资300万元，购买了“鑫泰3号·产业发展基金”（以下简称涉诉基金）。该项购买行为系张志艳在王某的协助下，通过网银转账方式完成，根据付款单据显示，该笔交易的收款方为沈阳富顺泰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沈阳富顺合伙企业）。
在完成网银交易一周后，张志艳就其此次投资行为签署了《沈阳富顺泰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并取得《鑫泰3号·产业发展基金》《鑫泰3号·产业发展基金确认函》等书面材料。其中《鑫泰3号·产业发展基金确认函》显示：“沈阳鑫泰汇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管理的沈阳富顺泰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符合成立条件，并于2013年5月21日正式成立。张志艳出资300万元，出资日期2013年4月21日，投资收益率为12%，出资资金存续期为12个月，基金每半年分配一次收益，首次分配收益为2013年11月21日。资金本金及剩余收益将在基金到期结束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向有限合伙人支付”。
2013年5月2日，天津滨海天联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和投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及保证人王志群向沈阳富顺合伙企业分别出具《担保函》，表示同意为沈阳富顺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提供不可撤销无限连带责任担保，保证到期按照相关约定承担返还有限合伙人的本金和年化收益。
至今，张志艳未就涉诉基金取得收益，本金亦未获得返还。
2014年7月18日，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作出津公和（经）立字[2014]010号《立案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决定对‘沈阳鑫泰汇富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
王某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2014年9月5日，张志艳等人就“光大银行金源支行误导销售理财产品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和利益问题”向北京银监局提交书面举报。2014年10月31日，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办公室作出[2014]94号“关于对杨某等人反映问题回复的函”（以下简称回复函），主要内容为：“经核查，您们反映该支行客户经理王某私自推荐非银行金融产品的情况基本属实。2013年3月至2014年4月�，王某私自向您们推荐多支非光大银行代销的私募基金产品。其行为严重违反光大银行相关内部制度要求，该支行相关管理人员在支行内部管理以及对王某违规行为的监控识别方面存在问题。光大银行北京分行已给予王某开除处分，对于负有管理责任的该支行主持工作副行长、分管副行长和零售部经理分别给予免职和撤职处分……对于您们提出的由光大银行北京分行赔偿投资损失的诉求，超出我局监管职权，建议您们通过司法途径主张自身的合法权益。”
2011年5月中国光大银行北京分行作出[2011]0109号工作通知即“关于进一步明确零售客户经理‘十个严禁’相关要求的通知”。“十个严禁”中包括“严禁违法违规揽存，或以银行名义私募资金”、“严禁对理财、券商集合计划、保险、基金等产品进行不实宣传，向客户承诺产品收益或出具担保承诺书”、“�禁参与客户之间进行的资金借贷、融资担保，集资经商等活动或协助客户通过本人、他人账户过渡资金”。2013年1月，王某作为被告职工，曾签署《中国光大银行北京分行零售客户经理客户信息保密自律承诺书》，其中包括承诺“不为其他机构或个人介绍、推荐或销售未经我行正式审批销售的理财产品”。在职期间，王某也接受了被告就有关业务开展、履职纪律等方面的培训、教育活动。
根据光大银行金源支行提交的证据材料显示，目前沈阳富顺合伙企业以及天津滨海天联集团公司、天津市和投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企业状态均为存续。
本院认为，原告张志艳以侵权责任纠纷为由起诉光大银行金源支行，要求光大银行金源支行对其购买涉诉基金而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本案应结合侵权纠纷的法律要素以及责任构成标准�行审查。
根据法律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诉讼中，张志艳主张：被告大堂经理王某向其推荐并协助其付款购买的涉诉基金，在承诺的分红期限届满后，未能实际进行分红，且相关企业和人员还因为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调查，可能导致其购买涉诉基金的本金及预期收益无法取得。由此认为光大银行金源支行应就上述情况，承担侵权责任。将侵权责任归结于被告的理由，主要基于王镜童向张志艳的推销行为，构成表见代理。
首先，法律对于表见代理的规定，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即：“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但本案中，张志艳购买涉诉基金并由此进行的交易行为对象，不是光大�行金源支行，而是沈阳富顺合伙企业，因此基于该笔300万元的基金购买或资金投入，所体现出的法律关系，应系张志艳与沈阳富顺合伙企业建立了相应的合同关系，而并非张志艳与光大银行金源支行建立了合同关系。在这种合同关系的基础上，张志艳主张王某的行为构成了对光大银行金源支行的表见代理，缺乏法律依据，亦缺乏相应的逻辑关系。并不符合法律对表见代理构成要件的规定。
其次，诉讼中，张志艳明确陈述王某行为不是职务行为，而是表见代理行为，并基于该陈述，认为其基于对王某行为的认知，才信任涉诉基金是光大银行金源支行代理的理财产品，才最终购买了涉诉基金。但根据庭审中双方提交的证据以及陈述。能够明确如下几点基本事实：1、张志艳此前在光大银行金源支行不仅购买过理财产品，也签署过银行向其提供的有关提示性文件，对理财产品的购买过程以及风险应该有基本的认知。2、张志艳此次购买涉诉基金的投资，是其投资理财过程中最大的一笔投资，但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张志艳在实际付款前，并未实际审查甚至收到任何关于此次涉诉基金背景、情况、权益的书面文件。3、购买涉诉基金的付款行为，是张志艳全权委托王某，通过网银交易完成的。4、即便是张志艳在付款后取得的有关涉诉基金的介绍材料，均未体现该基金的发行、管理、运作乃至担保与光大银行金源支行存在关系或应由光大银行金源支行承担任何责任。基于上述事实，可以认定在购买涉诉基金的过程中，张志艳没有做到必要的审慎义务，没有对其欲投资的理财产品进行基本的审查和必要的判断，未尽到投资人应尽的基本义务。另一方面，就王某而言，根据光大银行金源支行提交的有关证据和公安机关的处理，显然王某向原告等银行客户销售涉诉基金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银行对其的管理规定和相关职业要求，已经涉嫌犯罪。在这种情况下，虽然银行对其员工有监督管理约束的职责；虽然银监会以及上级银行在事后作出的相关处理也能印证光大银行金源支行在相应管理方面存在漏洞和瑕疵，但不能因此就将王某自身严重违规违纪行为甚至实施涉嫌犯罪行为直接等同于光大银行金源支行对张志艳实施了侵权行为。
最后，目前刑事案件亦仅为立案侦查，光大银行金源支行在诉讼中也提交证据证明，目前沈阳富顺合伙企业以及天津滨海天联集团公司、天津市和投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企业状态均为存续。因此张志艳购买涉诉基金是否受到损失或者受到损失的程度均尚未确定。张志艳在本案中将其投入的本金、利息损失等作为侵权损害结果主张赔偿，亦缺�事实依据。
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张志艳要求光大银行金源支行就其投资理财行为进行赔偿，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光大银行金源支行对其存在侵权行为，亦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情况。故张志艳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张志艳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三万零九百六十元，由张志艳负担，其中一万五千四百八十元已交纳，剩余一万五千四百八十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继延
人民陪审员 郭妮娜
人民陪审员 张雪琛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曲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