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商终字第9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林玉克。
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林永兴。
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ＸＸ。
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丁国林。
上列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苏德栋，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
上列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彬，北京天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张昌岳。
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方元香。
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张晓媚。
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张晓隆。
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张晓文。
上列五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苏彩权，浙江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五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屠宣铭，浙江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林锦堂。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刘启祥。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福建豪邦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雁石镇雁新路（龙雁工业集中区一期）。
法定代表人：林锦堂。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衢州市鹿城化建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绿茵路**号*幢***室。
法定代表人：刘启祥。
上列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毛世福，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丹，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林玉克、林永兴、ＸＸ、丁国林、张昌岳、方元香、张晓媚、张晓隆、张晓文（以下简称“林玉克等九人”）为与被上诉人林锦堂、刘启祥、福建豪邦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豪邦公司）、衢州市鹿城化建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鹿城化建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4月20日作出的（2014）浙衢商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林玉克、林永兴及其与ＸＸ、丁国林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苏德栋、王彬，上诉人张昌岳、方元香、张晓媚、张晓隆、张晓文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苏彩权，被上诉人林锦堂、刘启祥、福建豪邦公司、鹿城化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毛世福、陈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经一审审理认定：原浙江中福硅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福公司）股东张明海于2011年3月13日死亡，其法定继承人为张昌岳、方元香、张晓媚、张晓隆、张晓文五人。
2013年3月5日，林玉克、林永兴、ＸＸ、丁国林、张晓媚（以张明海的名义，事后张明海的其他继承人均认可）与林锦堂、刘启祥双方就中福公司股权转让事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福建豪邦公司、鹿城化建公司为林锦堂、刘启祥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协议约定，林玉克等五人将持有的中福公司100%股份转让给林锦堂、刘启祥，转让价款为9900万元。该协议签订前福建豪邦公司于2012年10月已付1000万元，2013年2月8日已付3825万元，2013年3月5日前再付175万元，上述5000万元款项给付视同受让方已履行了该协议的给付义务。余款4900万元在该协议签订后的135日历天内付清。逾期支付的按未付部分金额的万分之八（每日）赔偿出让方的利息损失。股权转让后，新公司利用土地抵押贷款到位早于135天的，在贷款到位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4900万元转让款。逾期付款造成诉讼的，违约方应承担转让方律师代理费、诉讼费、保全费。协议签订次日出让方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证件及公司印章、账册等移交受让方。受让方已于2013年1月派人接管了中福公司的安全保护工作。2012年12月前（含12月）的工人工资、社会保险、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等由出让方承担。土地增值使用税已交到2012年8月，9月至11月产生的税费由出让方承担，2012年12月起的税费由受让方承担。该协议签订前中福公司因建筑施工合同、设备安装合同、设备采购合同等民事行为由出让方继续与相对人衔接、协调，所产生的后果由出让方享有和承担。如果受让方参与处理协调并收回款项的，收回部分出让方占75%，受让方占25%。前述事项若通过诉讼（仲裁）解决的，中福公司作为被告的，受让方负有及时通知义务。若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造成不利后果由转让后的公司承担。目前中福公司已涉及的诉讼、仲裁由出让方继续代理并承担诉讼后果。因股权转让产生的工商评估、税务评估、财务风险评估等费用由受让方承担。双方因履行该协议产生的纠纷由中福公司注册地有管辖权的法院管辖。到工商行政机关办理股份转让时，受让方之间股份比例由受让方确定，出让方予以认可、配合。工商登记时股份转让协议内容与该协议不一致的，以该协议约定为准。
2013年4月19日，双方到衢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林锦堂受让90%的股份，刘启祥受让5%的股份，剩余5%股份登记在刘启祥指定的案外人姜奕君名下。同时，中福公司名称变更为浙江豪邦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豪邦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林玉克变更为林锦堂。
另查明，中福公司位于衢州市城南A-21号地块土地使用权因其他案件于2011年10月被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查封，于2013年9月解封。2013年1月30日，刘启祥向林玉克等中福公司股东出具承诺保证书，承诺在办理股权转让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及各项税费均由浙江豪邦公司支付，与中福公司股东无关。刘启祥在承诺书中签字并加盖了“浙江豪邦化工有限公司筹”印章。协议签订后，林锦堂、刘启祥未按约支付剩余4900万元股权转让款，福建豪邦公司、鹿城化建公司未按约承担保证责任。2013年9月3日，浙江豪邦公司交纳了本案所涉股权转让交易产生的土地增值税、营业税等合计12031883.15元。依照协议约定由出让方支付的相关工程款、土地使用税、滞纳金等合计9124256.12元，浙江豪邦公司已实际支付。
林玉克等九人一审请求判令：1.林锦堂、刘启祥立即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4900万元，逾期付款违约金1034.88万元（自2013年7月19日起按照未支付部分金额的日万分之八计算，暂计至2014年4月8日，应计算至林锦堂、刘启祥款项全部支付完毕之日）和实现债权的费用计85.5万元；2.福建豪邦公司、鹿城化建公司对上述股权转让款、逾期付款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林锦堂、刘启祥、福建豪邦公司、鹿城化建公司负担。
林锦堂、刘启祥一审中提起反诉，请求判令：1.林玉克等九人向林锦堂、刘启祥交付中福公司签订的办公楼、食堂、仓库、厂房的施工合同及工程结算资料、附属工程传达室的施工许可证及总变电房的验收资料；2.判令中福公司名义签订的对外施工合同、设备采购合同、承揽合同等合同（详见清单）的权利义务由林玉克等九人承担；3.林玉克等九人归还林锦堂、刘启祥垫付的款项合计27231773.60元；4.林玉克等九人赔偿因违约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4830847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林玉克等九人承担。一审庭审中，林锦堂、刘启祥变更第三项反诉请求为：判令林玉克等九人归还林锦堂、刘启祥垫付的款项合计23388720.75元。一审诉讼中，林锦堂、刘启祥向一审法院承诺以2013年3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作为本案的反诉依据，2013年3月5日前的协议不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本案所涉股权转让的全部法律责任由林锦堂、刘启祥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依法确认有效。原中福公司股东张明海在协议签订前已经死亡，其继承人张晓媚以张明海的名义签订协议，事后经其他继承人追认，依据公司法、继承法等相关规定，该协议中涉及张明海的权利义务应由其继承人张昌岳、方元香、张晓媚、张晓隆、张晓文承受。林锦堂、刘启祥在受让股权后未按约支付股权转让款，其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4900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责任。林锦堂、刘启祥辩称双方当事人已将股权转让款变更为8100万元，不符合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不予采信。其辩称股权转让协议书系附条件的资产转让，余款付清有前提条件，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无相关约定，难予采信。
关于每日万分之八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是否过分高于损失的问题。逾期付款违约金是对逾期付款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赔偿额的预先确定。对于金钱债务的延期履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主要是利息损失，可依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按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利息损失。每日万分之八的标准远远超过了上述逾期罚息利率标准的30%，综合本案合同履行程度、当事人的过错等因素，及违约金以补偿性为主、以惩罚性为辅的性质，酌情将该违约金计算标准调整为每日万分之三点二。
林玉克等九人要求林锦堂、刘启祥支付实现债权的费用855000元，该费用包含了林玉克等四人的律师代理费735000元，张昌岳等五人的律师代理费120000元，至法庭辩论终结前林玉克等九人仅提供了365000元律师代理费支付凭证，因协议约定逾期付款方应承担转让方的律师代理费，而律师代理费属于违约损失赔偿的范畴，应以实际发生为前提，故对已实际支付的365000元律师费损失予以支持。
福建豪邦公司、鹿城化建公司为林锦堂、刘启祥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应对上述股权转让款、逾期付款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林锦堂、刘启祥反诉请求林玉克等九人交付办公楼等施工合同及工程结算资料等资料，而办公楼等施工合同所涉工程款案件已由法院审理终结，且交付工程结算资料、验收资料具体是哪些资料，不够具体明确，经向林锦堂、刘启祥释明后，其无法提出具体明确的诉请及支持该诉请的事实依据，故对该反诉请求不予支持。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协议签订前中福公司因建筑施工合同等合同由出让方享有和承担。上述约定从形式上看属于合同的概括转让，但中福公司或浙江豪邦公司并非股权转让协议主体，上述合同的概括转让也未征得合同相对方的同意，因此上述约定的本意并非是合同概括转让。结合双方之前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上述约定可以理解为一方面出让方负有代为履行或终止上述合同的义务，另一方面若出让方未代为履行上述合同义务，而浙江豪邦公司履行了上述合同义务，则由此导致浙江豪邦公司增加了债务负担，受让的公司股权价值相应减少，受让方可要求出让方支付上述合同义务所涉款项。林锦堂、刘启祥诉请上述合同的权利义务由反诉被告林玉克等九人承担，因林锦堂、刘启祥并非上述合同当事人，且双方的真实意思并非是上述合同的概括转让，故对该诉请不予支持。但林锦堂、刘启祥主张林玉克等九人归还垫付款项23388720.75元，其中相关工程款、土地使用税、滞纳金等应支持部分为9124256.12元（不包含土地增值税、营业税等12031883.16元），属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合同所涉债务及协议约定由出让方负担部分，林玉克等九人未代为履行，林锦堂、刘启祥可要求对方支付上述款项，对该反诉请求中合理部分予以支持。
关于土地增值税、营业税等12031883.16元由谁负担的问题。协议第六条第2项约定“土地增值使用税”，从整体文义及税收常识理解，土地使用税按月缴纳，而土地增值税不存在按月缴纳的情形，且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未预见税务部门征收上述税款，故“土地增值使用税”是指土地使用税而非土地增值税。刘启祥以浙江豪邦公司负责人的名义出具承诺书，而浙江豪邦公司在出具承诺时并不存在，且股权受让方为刘启祥和林锦堂，该承诺不能作为股权转让双方履行合同的依据。因此，在双方对土地增值税、营业税等税款负担未作明确约定的情形下，依照相关税收法律，应由出让方支付该税款。对林锦堂、刘启祥请求林玉克等九人支付土地增值税、营业税等12031883.16元垫付费用，予以支持。
林锦堂、刘启祥主张林玉克等九人不支付所欠工程款，导致土地被查封，使浙江豪邦公司至今未能获得银行贷款以及投产延期。而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约定出让方支付所欠工程款的期限以及解封土地的期限，林锦堂、刘启祥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催促林玉克等九人支付工程款，解封土地的事实，故其主张林玉克等九人的行为构成违约，依据不足。其诉请赔偿因违约导致的经济损失4830847元，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三条之规定，判决：1.林锦堂、刘启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林玉克、林永兴、ＸＸ、丁国林、张昌岳、方元香、张晓媚、张晓隆、张晓文股权转让款490000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49000000元为基数，从2013年7月19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三点二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林锦堂、刘启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林玉克、林永兴、ＸＸ、丁国林、张昌岳、方元香、张晓媚、张晓隆、张晓文实现债权的费用365000元；3.福建豪邦公司、鹿城化建公司对上述第一、二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福建豪邦公司、鹿城化建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林锦堂、刘启祥追偿；5.林玉克、林永兴、ＸＸ、丁国林、张昌岳、方元香、张晓媚、张晓隆、张晓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林锦堂、刘启祥代垫款21156139.28元；6.驳回林玉克、林永兴、ＸＸ、丁国林、张昌岳、方元香、张晓媚、张晓隆、张晓文其他诉讼请求；7.驳回林锦堂、刘启祥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34281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林锦堂、刘启祥，福建豪邦化工有限公司、衢州市鹿城化建商贸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82898元，减半收取91449元，由林玉克、林永兴、ＸＸ、丁国林、张昌岳、方元香、张晓媚、张晓隆、张晓文共同负担68586.75元，由林锦堂、刘启祥共同负担22862.25元。
林玉克等九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本案系林锦堂、刘启祥等四被上诉人恶意拖欠股权转让款引发的纠纷，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严重错误，法律适用不当，严重违背合同约定及林锦堂、刘启祥等四被上诉人、浙江豪邦化工有限公司（筹）的承诺，作出了错误判决。（一）《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为未付金额的日万分之八，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案涉合同股权转让总价款为9900万元，林玉克等九人对项目公司的实际总投资额超过了12000多万元，而浙江温州、衢州当地的民间借贷利率通常不少于月息3分，因林锦堂、刘启祥等四被上诉人恶意违约拒不支付股权转让款，林玉克等九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极其巨大。协议约定的违约金尚不足以弥补林玉克等九人的经济损失，不存在过高的问题。林锦堂、刘启祥等四被上诉人长期、恶意拖欠巨额股权转让款，毫无诚信可言，本应依法严厉制裁。但一审法院却滥用自由裁量权，将违约金计算标准大幅降低调整为每日万分之三点二，既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也变相鼓励违约，应予纠正。（二）一审判决林玉克等九人支付林锦堂、刘启祥代垫款2115.613928万元，没有任何法律、合同与事实根据，应予纠正。1.林锦堂、刘启祥根本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反诉资格和条件，一审法院予以受理和判决，与事实和法律严重相悖。2.林锦堂、刘启祥对所谓由浙江豪邦公司名义支付并承担的土地增值税、营业税、工程款、土地使用税、滞纳金等2115.613928万元，根本不具备合法权利，无权向林玉克等九人主张。3.依据协议及林锦堂、刘启祥、浙江豪邦化工有限公司（筹）的明确承诺，土地增值税、营业税等1203.188316万元应由股权转让后的浙江豪邦公司或林锦堂、刘启祥承担，与林玉克等九人无关。一审判决由林玉克等九人承担，严重违反事实和法律，应予纠正。（1）林锦堂、刘启祥及浙江豪邦化工有限公司（筹）在2013年1月30日专门向林玉克等九人出具的《承诺保证书》明确承诺“在办理股权转让过程中发生的一切费用以及各项税费都由浙江豪邦承担支付，跟浙江中福股东无关。”此处的“一切费用和各项税费”包括了股权转让过程中产生的全部土地增值税、营业税等，即上述土地增值税、营业税等1203.188316万元依照约定应由股权转让后的浙江豪邦化工有限公司（筹）承担。（2）《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第2款约定：“土地增值使用税以交到2012年8月，9月、10月、11月产生的该税费由出让方承担，2012年12月起该税费由受让方承担。”依据该条约定，土地增值税、营业税等1203.188316万元也不应由林玉克等九人承担。（3）《承诺保证书》由浙江豪邦公司负责人刘启祥、浙江豪邦化工有限公司（筹）签名、盖章，刘启祥当庭确认“浙江豪邦化工有限公司（筹）”是其刻制，代表林锦堂、刘启祥接收并拟更名的原中福公司，主体明确，意思表示真实，承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判决认定该承诺保证书为有效证据的情形下，认定“不能作为股权转让双方履行合同的依据”，自相矛盾，属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4.依据协议及合同履行情况，一审判决林玉克等九人向林锦堂、刘启祥支付代垫相关工程款、土地使用税、滞纳金等912.425612万元，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纠正。（1）上述工程款所涉及的建设工程、合同及付款的真实性尚存疑，且付款主体为浙江豪邦公司，林锦堂、刘启祥无权主张。（2）《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第3、4款明确约定：“设备安装合同、设备采购合同等民事行为由出让方继续与相对人衔接、协调，所产生的后果由出让方享有和承担。”“前述事项若通过诉讼（仲裁）解决的，中福公司作为被告的，受让方负有通知义务。若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造成的不利后果由转让后的公司承担。”根据上述约定，对于涉及诉讼（仲裁）解决的款项部分，由于林锦堂、刘启祥未履行通知义务，所造成的不利后果应由转让后的公司承担。（3）前期支付的5000万元款项，其中1175万元实际留在转让后的公司和林锦堂、刘启祥处，这些款项中名义为股权款，实际作为公司债务处置资金，由林锦堂、刘启祥和转让后的公司实际占用，林玉克等九人前期实际只收到3825万元股权转让款。因此，即使假设存在所谓的工程款、土地使用税、滞纳金等912.425612万元，上述留存的款项也足以支付，不应判决林玉克等九人再行支付该等款项。（三）依据协议约定，逾期付款造成诉讼的，违约方应承担转让方律师代理费、诉讼费、保全费。林玉克等九人为追讨涉案债权，实际支付及预期将支付的律师费为85.5万元，实际支付保全费18万元。一审判决仅认定并支持林玉克等九人实现债权费用36.5万元，违反合同与事实，应予纠正。综上，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中关于违约金的判决内容及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并依法改判，支持林玉克等九人的诉讼请求，驳回林锦堂、刘启祥支付代垫款2115.613928元的反诉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林锦堂、刘启祥、福建豪邦公司、鹿城化建公司承担。
二审庭审中，林玉克等九人还补充陈述一审在证据审核、受理林锦堂、刘启祥的反诉及解除对林锦堂、刘启祥持有的浙江豪邦公司股权查封等方面程序严重违法。
林锦堂、刘启祥、福建豪邦公司、鹿城化建公司未在答辩期限内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其在庭审中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将违约金计算标准调整至每日万分之三点二是非常合理的，也是有法律依据的。首先，本案本诉系股权转让纠纷，林锦堂、刘启祥迟延支付股权转让款，属于金钱债务的延期履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就是利息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对于违约金过高的情况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调整，并且也对违约金过高的数字予以量化。因此，一审法院的调整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其次，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也是属于依法应当调低的情形，林玉克等九人存在重大违约情形。协议对股权转让余款4900万元的支付是存在条件的，即转让后新公司利用土地抵押贷款到位早于135天的，在贷款到位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但因林玉克等九人未告知土地被法院查封的情况，导致林锦堂、刘启祥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于解封该土地，因而迟迟未能完成土地抵押贷款，林锦堂、刘启祥才无法按时将股权转让余款支付给林玉克等九人。显然，由于林玉克等九人的恶意隐瞒，才给土地抵押贷款造成了巨大的困难。林玉克等九人存在重大过错。因而，一审法院将违约金调低是充分考虑了林玉克等九人的违约情形而作出的正确裁判。（二）2013年3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各方权利义务的最主要的合同依据，也是约束各方权利义务的最终合同依据，各方都应当按照2013年3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履行合同义务。由浙江豪邦化工有限公司（筹）盖章、刘启祥签字的承诺保证书中二期股权款的支付时间已被2013年3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所变更，该承诺已不再有约束力。（三）一审法院判决林玉克等九人向林锦堂、刘启祥支付代垫款21156139.28元是正确的。首先，约束双方权利义务的最终依据是2013年3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林玉克等九人以2013年1月30日承诺书内容要求林锦堂、刘启祥承担税费等一切费用是没有依据的，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明确了各方关于原有债务的分担问题。其次，一审判决认定由林玉克等九人承担的款项均是在林玉克等九人掌控公司期间发生，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这些合同义务都应当由林玉克等九人承担。（四）林锦堂、刘启祥具有反诉资格，其要求林玉克等九人归还垫付款的款项有法律依据。根据2013年3月5日《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协议签署前中福公司因建筑合同、设备安装合同、设备采购合同等民事行为所产生的后果由出让方享有和承担；目前中福公司已涉及的诉讼、仲裁由出让方继续代理并承担诉讼后果。这表明对于协议签署之前的债务应当由林玉克等九人承担。后浙江豪邦公司基于司法文书及有关部门要求所支付的款项等，都应当由林玉克等九人承担，且协议的签署方是林玉克等九人与林锦堂、刘启祥，浙江豪邦公司并不是该协议的主体。因此，基于该协议，浙江豪邦公司并不具有支付义务，其支付的款项也实际由林锦堂、刘启祥筹集，因而由浙江豪邦公司支付的款项，实则是林锦堂、刘启祥代林玉克等九人支付，林锦堂、刘启祥要求林玉克等九人归还垫付的款项是完全符合合同约定的。综上，请求驳回林玉克等九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庭审中，林玉克等九人提交了《股权款明细表》及相应转账凭证等一组证据（均系复印件），并称该组证据来源系林锦堂、刘启祥、福建豪邦公司、鹿城化建公司在一审中提交后又撤回的证据。欲证明双方当事人在移交中福公司时，中福公司账面上尚留有1175万元款项，系林玉克等九人留给林锦堂、刘启祥处置中福公司对外履行债务所用。林锦堂、刘启祥及福建豪邦公司、鹿城化建公司质证认为：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该组证据其在一审中没有作为证据提交，也未经质证；该组证据表明股权款怎么支付，当时其没有掌控中福公司的账户，不存在有预留款项在中福公司帐户上的情况。本院经审查认为，该份证据系林锦堂、刘启祥向中福公司账户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进账凭证，非双方当事人交接中福公司时及其前后一段时间内中福公司账户完整的会计凭证，不能反映中福公司出账情况，且也无其他证据表明双方当事人对中福公司账户何时作了交接。故仅该份证据不能证明林玉克等九人主张的待证事实。
本院经二审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补充查明：浙江豪邦公司于2014年6月3日出具《证明》称：“因我公司至今尚未投入生产，从我公司账户代为支付原浙江中福硅能有限公司所欠的工程款、土地使用税、工程验收费用、法院执行款、员工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处理原合同纠纷垫付的法律服务费、代为缴纳因房地产转让所产生的土地增值税、营业税等等合计27231773.60元，上述费用虽以浙江豪邦化工有限公司名义支付，但实际付款人均为股东林锦堂、刘启祥。”
还查明，根据林玉克等九人的申请，一审法院于2014年7月2日作出（2014）浙衢商初字第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林锦堂和刘启祥分别持有的浙江豪邦公司69.33%和5%的股权。后，根据林锦堂、刘启祥的申请，一审法院又于2014年10月31日作出（2014）浙衢商初字第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解除对林锦堂和刘启祥分别持有的浙江豪邦公司69.33%和5%的股权的查封。
本院认为：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双方当事人二审中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主要争议为：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金额是否过高，一审调整降低违约金金额是否得当；一审判决认定林玉克等九人支付的实现债权的费用是否有误；林锦堂、刘启祥针对垫付款提起反诉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如其反诉主体资格适格，一审判决林玉克等九人向林锦堂、刘启祥支付21156139.28万元垫付款是否正确；一审程序是否存在严重违法的情形。
（一）关于违约金金额的约定是否过高、一审调减是否得当的问题。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按未付部分金额的万分之八（每日）赔偿出让方的利息损失。双方当事人的该约定系对林锦堂、刘启祥一方逾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造成林玉克等九人损失而予以赔偿金额的计算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适当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案中，林锦堂、刘启祥迟延支付股权转让款，系金钱债务的迟延履行，给林玉克等九人造成的损失实系利息损失。对利息损失的确定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并适当参考民间借贷利率情况予以平衡确定。本案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未付款部分金额的日万分之八的损失，不仅过分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也高于现司法解释所允许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金额过高，并综合本案情况，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逾期罚息利率标准确定以日万分之三点二作为违约金计算标准，在适用法律上并无不当。
（二）关于林玉克等九人实现债权的费用问题。林玉克等九人一审中虽提交了其与本案诉讼与代理人之间签订的两份委托代理协议及为诉讼保全而支出的担保费用的收款收据，主张其分别支出诉讼代理费85.5万元、诉讼保全担保费用18万元，但至一审庭审时，其仅提交了支付36.5万元代理费的实际支付凭证，故一审判决以林玉克等九人实际支付凭证确定其为实现本案债权而支出的费用，并无不当。
（三）关于林锦堂、刘启祥针对垫付款提起反诉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一审对此实体判决是否正确的问题。首先，关于林锦堂、刘启祥反诉主体资格是否适格的问题。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系林锦堂、刘启祥与林玉克等九人签订，其中第六条“关于原有债务承担、权利享有”内容的约定，系中福公司全体新老股东之间对中福公司因内部行政管理产生的费用（含人工工资）、应交纳的土地使用税费和保险费、对外债权债务如何分担及代表公司诉讼仲裁等内容的约定。鉴于中福公司所有新老股东均参与（包括事后的追认）了《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协议所涉中福公司事务内容的效力及于中福公司及其全体新老股东。据此可以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所涉及的公司的前述相关权利和义务已由新老股东享有和承担。且至本案诉讼期间，该权利义务所涉第三人均未提出异议。因此，《股权转让协议》所涉公司的相关权利义务的约定，对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协议约定应由林玉克等九人为中福公司履行的义务，林锦堂、刘启祥只要善意地代为履行，其可以依据该协议约定，向林玉克等九人主张权利。而浙江豪邦公司在本案诉讼中也已明确表示，林锦堂、刘启祥在本案中主张的其代为林玉克等九人支付的款项虽以豪邦公司名义支付，实为其两人支出。所以，林锦堂、刘启祥在林玉克等九人提起诉讼后，以其代为林玉克等九人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应由林玉克等九人履行的义务为由提起反诉，主张林玉克等九人支付代付款项，该种反诉与本诉同属同一合同之债，且其反诉目的在于抵销或吞并本诉原告林玉克等九人向其提出的支付部分股价款的诉请，其反诉主体资格适格。
其次，一审对林锦堂、刘启祥反诉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的认定及判决结果是否得当的问题。第一，林锦堂、刘启祥以浙江豪邦公司名义向税务机关交纳的土地使用税240423.90元、滞纳金17991.72元，系中福公司于2012年9月至11月应当交纳而未交纳的税费及因此而产生的滞纳金。第二，林锦堂、刘启祥反诉请求中提出的其代中福公司向第三人支付的买卖合同价款、工程款及部分诉讼费用等款项共计6804715.5元，均由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所确定，且案外人以中福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的时间或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均反映出该些债务系本案双方当事人《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中福公司产生的债务。第三，林锦堂、刘启祥代中福公司向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的2061125元工程款，该款项金额的确定系经林玉克签字确认。由此，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的约定，前述三部分款项应当由林玉克等九人负担。第四，关于土地增值税、营业税12031883.16元应由何方承担的问题。首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该税费，系双方当事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且为股东及中福公司名称变更工商登记之后税务机关所征的税费。按照相关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该税费的交纳义务人系房地产出让人。税务机关征税的凭证也反映出该税费的纳税义务人为中福公司，而非浙江豪邦公司。其次，《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虽约定了“土地增值使用税”的分担，但根据文义理解，该“土地增值使用税”既非土地增值税，也非土地增值税和土地使用税的合称，而仅系指土地使用税，系双方当事人订约时对税种名称混淆所致错误表述。因此，《股权转让协议》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土地增值税、营业税12031883.16元应由何方承担并未有约定。再次，刘启祥于2013年1月30日以浙江豪邦化工有限公司筹负责人名义，以浙江豪邦化工有限公司筹为承诺人出具的《承诺保证书》中的承诺是否对林锦堂和刘启祥产生约束力，应作具体分析认定。林玉克等九人主张，其一，《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已约定了“土地增值使用税”由林锦堂、刘启祥负担；其二，由刘启祥代表浙江豪邦化工有限公司筹作出的承诺已明确办理股权转让过程中产生的所有税费均由浙江豪邦公司支付，与林玉克等九人无关，故该部分税费应由林锦堂、刘启祥负担。林锦堂、刘启祥则主张，本案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均应以2013年3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为依据，之前的协议和承诺已被《股权转让协议》所变更，不再发生效力。本院认为，其一，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系林玉克等九人与林锦堂、刘启祥签订，从本案双方当事人协商股权转让事宜看，不仅磋商时间较长，且曾先后签订过多份合同，刘启祥以浙江豪邦化工有限公司筹及其负责人名义也出具过二份承诺，但双方当事人最后形成的合同系2013年3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该份协议明确约定“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以本协议约定为准”。其二，浙江豪邦化工有限公司筹也非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其三，现有证据表明，双方当事人在签订2013年3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时并未预见到税务机关将征收如此巨额的土地增值税和营业税，也难以认定在此前刘启祥以浙江豪邦化工有限公司筹名义出具的承诺中所述的税费包含了该争议的税费。故林玉克等九人主张刘启祥以浙江豪邦化工有限公司筹及其负责人名义所作的承诺保证中的“一切费用以及各项税费都由浙江豪邦承担支付”包含该争议的土地增值税和营业税，难以与客观事实相符。据此，在无相应合同依据的情况下，一审以相关税收法律和政策为依据，判定该争议的税费由林玉克等九人负担，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一审受理林锦堂、刘启祥的反诉，并支持其中21156139.28元诉请，具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四）关于一审审判程序是否存在其他严重违法的问题。对于林玉克等九人提出一审受理林锦堂、刘启祥反诉违反诉讼程序的问题，本院的认定如前所述。对一审证据审核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林锦堂、刘启祥对《股权转让明细表》及相应转账凭证并未在一审庭审中进行举证并发表举证意见，故在证据审核程序上，一审法院并未存在违法的问题。至于一审法院依据林锦堂、刘启祥的申请及提供的担保，裁定解除对林锦堂、刘启祥分别持有的浙江豪邦公司股权的查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因此，本案一审程序不存在因程序严重违法导致实体判决错误而应当改判的情形，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的情形。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原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201774.7元，由林玉克、林永兴、ＸＸ、丁国林、张昌岳、方元香、张晓媚、张晓隆、张晓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培良
代理审判员 梅 冰
代理审判员 王雄飞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周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