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绍商终字第11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惠琴。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国祥。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潘永华，绍兴市福全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炎娣。
委托代理人：杨红耀�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林峰。
上诉人胡惠琴、陈国祥为与被上诉人朱炎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5）绍柯钱商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田欣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孙世光、陈蓉霞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5年9月29日、10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惠琴及其与另一上诉人陈国祥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潘永华、被上诉人朱炎娣的委托代理人杨红耀两次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朱炎娣及其另一委托代理人吴林峰到庭参加了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胡惠琴曾因需向朱炎娣借款，截止2013年9月11日，尚欠朱炎娣借款900万元未还。同日，双方经协商确定由胡惠琴、陈国祥将部分房产以“以物抵债”形式冲抵对朱炎娣的部分借款，双方据此签订《营业房转让合同》两份，胡惠琴、陈国祥分别将1-2-1号车棚、2-3-4号车棚转让给朱炎娣，分别冲抵朱炎娣借款25万元、31万元。此外，胡惠琴、陈国祥还向朱炎娣出具“承诺书”一份，对用于抵债的房产及相应价值进行确认，并承诺对抵债后的剩余借款分期归还等。嗣后，胡惠琴、陈国祥至今未将上述车棚交付给朱炎娣，现朱炎娣要求胡惠琴、陈国祥归还上述车棚所折抵的相应借款，遂成讼。
另查明：上述1-2-1号、2-3-4号车棚分别由案外人何美华、曾帼英从浙江原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处购买，后转让给胡惠琴。上述合同签订时，讼争车棚均由胡惠琴出租，之后仍由原承租人租赁，但承租人未再交纳租金，胡惠琴不再收取租金。朱炎娣曾于2013年12月30日向该院提起诉讼，为本案讼争事项向胡惠琴、陈国祥主张权利，后于2014年4月23日撤回起诉。胡惠琴与陈国祥系夫妻。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争议焦点有三：一是讼争营业房转让合同的性质；二是朱炎娣是否可以就原债权即借款向被告主张权利；三是陈国祥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
关于焦点一之讼争营业房转让合同的性质问题。该院认为，首先，双方确认曾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截止上述两份合同签订之日，被告尚欠原告借款900万元，该款项在讼争合同中也有记载，可以看出双方签订上述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偿还900万元的借款；其次，讼争的两份合同虽名为营业房转让合同，但从合同内容看，双方没有约定款项交付，而是在被告欠原告的借款中直接抵减，违约条款也以民间借贷的通常约定即支付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损失等来约定，其内容实际是被告用车棚来抵偿尚欠原告的部分借款；第三，从被告�具的承诺书记载内容看，也进一步得出被告是以不动产折价用于抵偿尚欠原告的借款。综上，该院认为，讼争营业房转让合同实为“以物抵债”协议，并非单纯的房屋买卖合同。
关于焦点二之原告是否可以原债权即借款向被告主张权利问题。上述“以物抵债”协议签订后，被告理应及时交付两个车棚给原告，以达到抵债之目的。对于讼争车棚的交付，原告认为被告至今没有交付，被告认为讼争车棚没有产权证书，相应的交易是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合同生效时所有权已经转移，说明在原、被告签订合同之日起已经交付给了对方。该院认为，所有权转移的时间认定是处理不动产交易纠纷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规定，按照合同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和当事人另有约�的除外。一般认为，这里规定的当事人另有约定，只能是对于特定物买卖的约定，法律另有规定一般是指对于不动产买卖的规定。本案车棚系不动产，但无证据表明讼争车棚已办理了权属证书，被告也未提供其从他人处转来之后办理了权属过户的证据，故本案的以物抵债，实际上是被告将讼争车棚的占有、管理和收益的权利转让给原告，以达到抵偿尚欠原告债务的目的。本案抵债物资的交付，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的规定，自交付之日起相关权利发生转移，如一方将原有车棚权利证明文书或钥匙等能够控制、管理、居住、使用车棚的物件交付给了另一方，就应当认定完成交付，车棚的相关权利即发生了转移。但从2013年12月原告向该院提起诉讼，就讼争事项向被告主张权利时起，被告至今未提供已将车棚权利证明文书如购买合同等已交付给�告的相应依据。同时，双方签订合同时，讼争车棚由被告出租，即由被告占有该不动产；合同签订时，被告既未将车棚位置告知原告，也未将车棚钥匙交给原告；合同签订后，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讼争车棚已由原告实际占有，原告也未收取过相应的租金。被告虽辩称已不再收取租金，但合同签订时由被告出租，且当时租赁合同尚未到期，该院认定之后讼争车棚仍由被告占有、管理和收益，故该院认定该抵债物资尚未实际交付。对被告辩称已经交付讼争车棚，该院不予采信。
根据债法原理，清偿是消灭债的主要方式。而清偿除了要有债务人的给付行为之外，还须有债权人的受领并取得所有权和占有权时，才发生给付的效果。以物抵债同样如此，目的在于用他物抵原债，抵债行为并未改变原债的同一性，所以，只有物权转移给债权人，债务方可消灭。因此仅�合意即签订“以物抵债”协议，而未实际履行物权转移，债务并未消灭，抵债的目的也未实现。综上，因被告没有交付用于抵债的车棚，原告可以原债权即借款向被告主张权利。对被告主张的已履行完以物抵债义务的辩称，该院不予采信。
关于焦点三之陈国祥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问题。该院认为，讼争借款发生在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同时，在营业房转让合同中，陈国祥与胡惠琴一起作为履行债务一方签名确认，同样也在承诺书上签名确认以物抵债的情况以及剩余借款的归还情况，说明陈国祥对尚欠原告的借款是明确知晓的，且又有共同归还借款的行为表现。故对陈国祥辩称其只是作为产权的共有人才签字，不予采信。该院据此认定讼争借款系两被告夫妻共同债务，陈国祥应当承担还款责任。
综上，该院认为，朱炎娣与胡惠琴、陈国祥之间的借贷关系，未违反我国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定有效。依法生效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理应按约全面履行。双方就此签订“以物抵债”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予准许。但协议签订后被告未交付相关物资，致双方以物抵债的目的没有最终实现，“以物抵债”协议尚未成立。故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归还相应借款本金56万元、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请，该院予以支持。对于利息部分的起算点，现无证据表明双方对借款期限进行了约定，故原告可随时要求被告归还，双方于2013年9月11日签订“以物抵债”协议，可以认定为原告于此时向被告主张权利，因此可从该日起主张逾期利息。被告辩称应从原告确定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及相应事实与理由主张时计算，该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判决：胡惠琴、陈国祥应�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给朱炎娣借款56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3年9月11日起至判决确认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截至2014年12月23日止的利息以4万元为限），利随本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800元，减半收取4900元，由胡惠琴、陈国祥负担，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胡惠琴、陈国祥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讼争营业房转让合同符合买卖合同的基本特征，虽付款方式为从借款中扣除，但付款方式的约定不能改变双方所签的是买卖合同的基本事实，原审将该两份合同认定为以物抵债协议没有实质意义，即便是以物抵债协议也是合同的一种，应当受合同�的调整。二、根据营业房转让合同的约定，实质上一种权利让与，即将讼争车棚的占有、管理和收益的权利转让给被上诉人。合同约定自双方签字盖章生效，故转让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原审认为合同未成立的理由是物未交付，但交付行为系合同履行行为，与合同成立无关。若被上诉人认为物未交付的，可以催告要求上诉人交付，上诉人仍未交付，被上诉人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故被上诉人仍以原债权主张权利不符合法律规定。2013年12月被上诉人第一次起诉时，上诉人就明确表明一直同意交付车棚。原审向承租户调查亦已证明上诉人已向承租户告知房屋已转让、租费交给新房主等情况，由于房屋系出租房，不存在交付钥匙的情形，根据被上诉人起诉事由及催告事由可以证明车棚已经交付。综上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回朱炎娣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朱炎娣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2014年1月19日交房通知以及快递寄送单复印件一份，证明其已经依约履行了双方之间签订的各项买卖以及借款义务，也愿意交房并办理相应过户手续。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真实性不能确认，即便属实，其也没有收到该份通知；从内容上看发出时间是2014年1月19日，在上诉人所称的交房日（农历2013年12月23日）之前，说明在发出之前上诉人尚没有履行交房手续；该交房通知指向的也不是本案讼涉房屋，故不能达到上诉人已经履行其合同义务的证明目的。本院认证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上诉人亦未能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提交原件用以核实，故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且据上诉人所述，该通知系快递寄�被上诉人，但其亦未能提交被上诉人签收的证据，另据所载内容也不能反映出明确指向的是本案讼争车棚，关联性同样存疑，因此对该份证据，本院不予采纳。
上诉人还申请证人谢某出庭作证，谢某当庭陈述其系房屋中介，2013年9月11日在鉴湖景园后面的咖啡厅里，因为其要让胡惠琴签合同，所以在咖啡厅二楼大堂里等着，看见有四个人进了包厢，其中一个是胡惠琴，另外三个人不认识，其中一个是女的、两个是男的，女的是不是朱炎娣不能确定，男的也只看到背影，胡惠琴进去时有东西拿着，什么东西不清楚，出来时是空手的。对该证人证言，上诉人质证认为可以证明当日双方签约时，上诉人已经把相关资料交给了被上诉人。被上诉人认为证人陈述的内容与上诉人胡惠琴的陈述存在矛盾。本院认证认为有效的证人证言应当具备直接性、亲历性与客观性�据谢某所述可知其并未直接进入签约现场、并未亲眼目睹签约过程，故不予采纳该证言。
被上诉人没有新的证据向本院提交。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讼争合同虽名为营业房转让合同，但基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负有民间借贷债务，上诉人在庭审中亦自认“还剩下900多万元没有还，钱还不出来了，就用房子抵债，包括讼争两个车棚，用这两个车棚抵56万元债务”，结合上诉人同日出具的承诺书所载内容，原审认定讼争营业房转让合同实为以物抵债协议，而非单纯的房屋买卖合同，符合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恰当，本院予以确认。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问题实质上系营业房转让合同是否已经实际履行完毕，以及对于涉案民间借贷56万元债权债务的影响。上诉人认为营业房转让合同已经双方签�确认后成立生效，涉案债务已经消灭，事实上其也已经交付了合同所载标的物即两个车棚，即便履行存在争议，也应当依照营业房转让合同的约定予以解决。被上诉人则认为两个车棚未实际交付，以物抵债并没有完成，其可以就涉案债权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对此，本院评析如下：
当事人在债务已届清偿期后约定以物抵债，其目的是为了用他种给付的方式来清偿债务，因此以物抵债本质上是一种代物清偿。依照法理，代物清偿为实践性法律行为，不仅需要有当事人的合意，还需要实际履行相应的物权转移手续，即除了当事人合意、债务人他种给付行为之外，还必须有债权人的受领行为并实际取得物的所有权，才能发生原有债务消灭的法律效果。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之间存有民间借贷债权债务关系，因无证据证明该债务约定了借款期限，故被上诉�依法可以随时要求上诉人归还，双方于2013年9月11日签订名为营业房转让合同实为以物抵债协议的行为，说明被上诉人于该日主张权利，据此应予认定民间借贷债务到期。从现有证据分析，双方达成以物抵债协议后，用以抵充债务的标的物即诉争合同项下的两个车棚未曾办理不动产权属过户登记。即便如上诉人所陈述，当地关于类似诉争车棚的不动产均没有产权证书，在交易市场上，当事人系以交付相应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付清房款凭证（购房发票）并以买受人实际持有为物权转移惯例，本案中上诉人亦未能在被上诉人方否认的情况下，提交收条等直接有效的证据用以证明已将讼争车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付清房款凭证（购房发票）以及上一手出卖人承诺无条件协助过户的承诺书交付给了被上诉人。同时，根据上诉人胡惠琴的庭审陈述，讼争车棚自双方签订营业房转让合同至农历2013年12月23日一直由其出租给租赁户，房租费也系其收取，到期后其只是让被上诉人自己去收取，其也仅单方告知租赁户车棚已转让给他人并让租赁户自行联系；讼争车棚租赁户在接受原审调查时陈述与租赁户实际直接接触的为上诉人胡惠琴，以及听胡惠琴所言与他人存有纠纷，本院认为上述陈述内容说明双方之间并不存在一方交付、另一方受领的实际转移控制权能的共同行为，即在被上诉人否认的情况下，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两个车棚已经交付给被上诉人实际占有、管理与收益的事实。
据上评析，本院认为上诉人就其主张讼争营业房转让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完毕、两个车棚已经交付完成的观点，缺乏直接有效的证据证实，对此其应当依法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现因双方当事人仅有以物抵债协议即诉争营业房转让合同，而无证据证明抵债物的物权转移手续已经达成，故该以物抵债行为不能成立，基于抵债行为并未改变涉案债务的同一性，应予认定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债务仍然存在，被上诉人可要求上诉人偿还。上诉人所主张的讼争营业房转让合同成立生效并应按之解决的观点于法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胡惠琴、陈国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田 欣
代理审判员 孙世光
代理审判员 陈蓉霞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三日
书 记 员 张银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