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舟商终字第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恒昌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任平军。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洪溪彪、张娴。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竺文兴。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周良玉。
上诉人浙江恒昌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昌公司）为与被上诉人竺文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4）舟普商初字第1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5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恒昌公司委托代理人洪溪彪、张娴，被上诉人竺文兴委托代理人周良玉到庭提交新证据并进行质证，就案件事实、法律适用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并接受法庭的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竺文兴原审诉称，恒昌公司前身为舟山市恒昌市政工程有限公司。2009年4月，恒昌公司因承建舟山市普陀区滨港路改建工程需要，向原告购买石材，同年4月22日，双方签订石材买卖协议。后原告根据恒昌公司施工需要向恒昌公司交付各类石材共计3826065.72元，恒昌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3040668元，尚欠货款385397.72元，恒昌公司另需支付其中115428元货款四年零一个半月的利息57137元。2014年1月14日，经结算，恒昌公司出具结算单两份，载明恒昌公司所购买石材的品名、数量、价格、结算金额、已付金额、尚欠金额等。为此请求判令恒昌公司支付货款439969.72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清偿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恒昌公司原审辩称，恒昌公司承包了沈家门滨港路综合整治工程标段，并将该工程以内部承包的方式承包给虞信科，所有的买卖合同都与虞信科有关。竺文兴提供的证据中没有虞信科的签名及项目经理部盖章，所盖章系项目经理部私刻，恒昌公司不予认可，故请求驳回竺文兴诉请。
虞信科接受原审法院调查时称，沈家门滨港路改造工程由其向恒昌公司内部承包，石材向竺文兴采购，欠石材款属实，但具体金额要进一步核实；工程结算单中签名的张志强一直跟随其做工程，其在做沈家门滨港路改造工程时，张志强也跟随其在做；恒昌公司公司项目经理部章由其持有，但2014年初竺文兴未找其盖过章，结算单中的盖章怎么盖的其不清楚。
经审理，原审法院认定，竺文兴系原宁波市江北三石建材经营部个体工商户（现已注销）。恒昌公司原名舟山市恒昌市政工程有限公司。2009年初，恒昌公司承包了沈家门滨港路综合整治工程ⅰ标段，并将该工程内部承包给虞信科，因此成立了项目经理部。该工程因建设需要向竺文兴购买石材。2014年1月14日，竺文兴经与项目经理部结算，项目经理部确认尚需向竺文兴支付439969.72元（含其中115428元货款拖欠49.5个月的利息57137元），但项目经理部及恒昌公司均未支付该结算的款项。
原审法院认为，合法的买卖关系受法律保护。竺文兴因恒昌公司承包的工程项目给恒昌公司项目经理部提供石材，恒昌公司应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货款已经结算，部分约定了付款期限的款项的付款期限现已届满，竺文兴要求恒昌公司支付货款及自起诉主张权利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但对经结算确认应支付的利息部分则不应再行计算利息。关于恒昌公司辩称竺文兴提供的证据上所盖公章为项目经理部私刻一节。不论该印章真实情况与否，该行为均为项目经理部所为，系恒昌公司内部管理行为，属恒昌公司与项目承包人间的关系，竺文兴向该工程供应了石材，恒昌公司对外应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恒昌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竺文兴石材货款及拖欠利息共计439969.72元，并就其中的382832.72元赔偿竺文兴自2014年1月22日起至清偿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7900元，减半收取3950元，保全费3020元，合计6970元，由恒昌公司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恒昌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提供的《石材买卖协议》所涉印章为他人私刻，该协议除盖章外，并没有上诉人公司代表或实际承包人虞信科的签名，因此，上诉人并非合同相对人，与竺文兴间不存在任何买卖合同关系，虞信科也没有授权张志强进行结算，张志强无权代表上诉人进行结算，且（涉案）全部石材并非都供应给上诉人所承包的工程。2、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私刻印章不是项目经理部的行为，而是第三人个人行为，实际承包人虞信科也未予认可，原审法院在竺文兴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张志强系获得授权进行结算的人员的情况下，便认定张志强的身份，在举证规则适用上存在明显错误。据此，请求撤销原判，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竺文兴原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竺文兴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上诉人恒昌公司提交《建设合同》一份，载明：发包人舟山市普陀区建设局，承包人舟山市恒昌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工程名称舟山市沈家门滨港路综合整治工程ⅰ标段，合同订立时间2008年5月18日。
拟证明恒昌公司只承包了舟山市沈家门滨港路综合整治工程ⅰ标段，ⅱ标段是由其他单位承包的。
被上诉人竺文兴质证后对该证据真实性及证明力没有异议。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竺文兴提交了舟山市沈家门滨港路综合整治工程监理单位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舟山沈家门滨港路滨海综合整治工程项目监理部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载明：舟山市沈家门滨港路改建工程名义上由恒昌公司承包施工，实际为虞信科和张志强两人共同承包施工，两人系合伙关系。
拟证明舟山市沈家门滨港路综合整治工程由虞信科、张志强两人共同承包，两人是合伙关系。
上诉人恒昌公司质证后对《情况说明》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恒昌公司仅依据合同相对性认定虞信科为实际承包人，对虞信科和张志强两人关系并不知晓，张志强的签名不能代表恒昌公司。
二审期间，本院依职权对张志强进行了调查。其述称：舟山市沈家门滨港路综合整治工程是其与虞信科合伙做的，整条路由两人实际施工，材料、人工等都混在一起用，内部根据工程量再分开。其中ⅰ标段由恒昌公司出面向普陀区建设局承包后由虞信科内部承包，ⅱ标段由宏达公司出面向普陀区建设局承包后由其内部承包。（所需的）石材是以恒昌公司名义向竺文兴订购的，（因各标段工程量）工程款来源不同，结账时是分清楚的，所以结账单上才出现ⅰ标段330多万、ⅱ标段280多万的数字，ⅱ标段款项都已经付清，现在诉讼的石材款是恒昌公司拖欠的。现在（被恒昌公司收去的）项目经理部公章，是恒昌公司给其与虞信科的项目经理部印章坏掉后，我们去刻制的，当时给恒昌公司都讲清楚的，而且现在（ⅰ标段）所有工程资料上盖的都是这枚章。
对该调查笔录，恒昌公司质证后认为，讼争的款项是否就是ⅰ标段应付的款项不能确定；对张志强私刻公章的事情不清楚。
竺文兴质证后认为，对恒昌公司内部操作不知情，但知道虞信科、张志强是合伙作工程的。我们与恒昌公司发生关系，认章不认人，相信项目经理部这个公章（是真实的）。
结合双方当事人原审举证质证意见、庭审陈述、辩论意见，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材料能够证明普陀区沈家门滨港路综合整治工程ⅰ标段由恒昌公司向普陀区建设局承包后由虞信科内部承包，ⅱ标段由宏达公司向普陀区建设局承包后由张志强内部承包，整个工程实际由虞信科、张志强共同承包施工，两人系合伙关系；恒昌公司项目经理部对拖欠竺文兴的石材款已予确认。
经审理，本院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从审理查明的事实看，恒昌公司、宏达公司分别向舟山市普陀区建设局承包舟山市沈家门滨港路综合整治工程ⅰ、ⅱ标段后，交由虞信科、张志强内部承包，但整个整治工程实际系虞信科、张志强共同承包施工完成，两人系合伙关系。虞信科原审期间也向法庭明确表示讼争石材系向竺文兴购买，尚欠竺文兴石材款，具体金额未明确。故张志强就该工程所需的建设材料数量、价款等内容向出卖人签字确认，可认为也是虞信科的意思表示。恒昌公司上诉称，竺文兴原审提交的《石材结算单》上项目经理部的印章系他人私刻，故对该印章不予认可。但上诉人在诉讼期间始终未提交其授予项目经理部（真实）的印章，也未说明该（真实）印章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使用的情况；虞信科虽一审时向法庭陈述（真实的项目经理部）公章由其持有，但未向法庭提交该印章以供甄别；同时，从上诉人原审提交的证据材料中（收回印章）《说明》内容看，恒昌公司法定代表人确认该印章系张志强委托林舟挺上交，说明张志强与恒昌公司项目经理部间有密切联系；该《说明》中虽载明“其中一枚印章为项目经理部私刻”，但并未同时说明该印章与真实印章间不同之处或明显作伪特征。因此，作为讼争石材买卖合同相对人的竺文兴，客观上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石材买卖协议》、《石材供货单》、《记录单》、《石材结算单》、《工程结算单》、《石材买卖结算清单》上所盖具的项目经理部印章的真实性。因项目经理部系上诉人内设机构，故上诉人对外应承担货款的支付义务。竺文兴要求恒昌公司支付经结算后剩余的货款，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支持。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程序合法，实体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上诉人恒昌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900元，由上诉人浙江恒昌建设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旭涛
代理审判员 刘燕波
代理审判员 冷海波
二〇一四年八月五日
代书 记员 钱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