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佛中法民二终字第4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玉芳，女，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代理人李霁庭，广东四方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艳嫦，女，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代理人郑卿鹏，广东顺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唐盛友，男，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县，公民身份号码×××。
上诉人李玉芳因与被上诉人罗艳嫦、唐盛友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4）佛南法沥民三初字第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李玉芳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罗艳嫦返还订金300000元；二、驳回罗艳嫦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060.6元，财产保全费2107.08元，合共8167.68元，由罗艳嫦负担474.68元，李玉芳负担7693元。
上诉人李玉芳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明显属于枉法判决，必须予以纠正，理由如下：
一、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
（一）唐盛友在公安机关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里（详见原审法院调取的唐盛友第五次询问笔录）已经自认收取罗艳嫦的贷款订金并已退还给罗艳嫦的事实。李玉芳提供的短信和微信记录中有罗艳嫦自认其与唐盛友直接存在借贷关系的内容，且唐盛友自认犯罪并要求罗艳嫦不能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明确意思表示。但原审法院对此核心焦点事实不予认定，而错误认定李玉芳与罗艳嫦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关系和委托贷款关系。
（二）唐盛友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虚假的陈述，原审法院对虚假陈述不但不予排除，反而予以支持，明显属于枉法裁判。李玉芳在2014年10月11日才将唐盛友申请追加为第三人，而唐盛友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说明落款日期为2014年10月8曰。原审法院在第一次庭审中不予出示，在第二次庭审中竟然将该虚假的陈述作为唐盛友的答辩状使用，实属违法。本案庭审中，李玉芳将该错误事实指出，并将提交给原审法院的追加第三人申请书材料签收回执作为证据出示，并由各方当事人质证，但原审法院对此核心问题在判决中竟不予认定和记录。
（三）李玉芳找到关键证人向原审法院明确证实罗艳嫦串通唐盛友提供虚假书面说明，恶意制造虚假诉讼，以此强行侵占李玉芳的财产，原审法院竟不予记录在案。
（四）唐盛友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已经明确自认了其与罗艳嫦的关系及退还房屋贷款的事实。原审法院在明知唐盛友提交虚假书面说明的情况下，不予核实和调查，无理推定唐盛友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为虚假，明显偏袒罗艳嫦、唐盛友。为查清事实真相，李玉芳特向二审法院申请向银行调查罗艳嫦与唐盛友所有银行账户的记录和信息（期间为2013年8月8日至2015年2月14日）。如前所述，原审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明显偏离了关键事实和案件焦点，将唐盛友涉嫌的诈骗行为及事后唐盛友与罗艳嫦共同制造假案的违法行为错误的认定为李玉芳与罗艳嫦之间的购房和委托房屋贷款关系。
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明确规定了民事诉讼的审理有待其他案件审结或有其他中止诉讼事由的情况下，应中止诉讼。李玉芳已经将其向公安机关举报唐盛友涉嫌诈骗的事实告知原审法院，并要求原审法院中止审理。原审法院向公安机关调查询问笔录后，在明知公安机关没有给出不予立案侦查决定的情况下，强行作出民事判决，明显违背了法律规定。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罗艳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与李玉芳之间存在买卖房屋关系，且其所称的购房款订金30万与“房屋贷款”明显矛盾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支持罗艳嫦的主张，明显违反了我国法律法规。
（三）原审法院对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的规定，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本案的证据和证人证言及法庭调查、公安机关的笔录，均明确证明了本案明显属于刑事案件。罗艳嫦所提诉求必须等到司法机关对唐盛友的刑事案件认定完成后，方能予以认定和裁决。原审法院在罗艳嫦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主观错误推定李玉芳与罗艳嫦之间属于委托贷款关系，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属于法律适用错误。
三、本案应驳回罗艳嫦的起诉将相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予以侦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中，原审法院已经从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中得知唐盛友已被多人举报，涉案金额巨大，且唐盛友已经在罗艳嫦的短信中自认其犯罪的事实，并向其求情要求不要向公安机关报案。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将唐盛友和罗艳嫦的犯罪事实调查清楚，不能错误利用民事判决非法侵害李玉芳的合法权益。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罗艳嫦要求李玉芳返还订金300000元的诉讼请求；2.维持原审判决第二项；3.向银行调查罗艳嫦与唐盛友在2013年8月8日至2015年2月l4日期间的所有银行账户记录；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第十一条规定，将本案移送佛山市公安局立案侦查，依法追究唐盛友及罗艳嫦的责任；5.判令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罗艳嫦、唐盛友负担。
被上诉人罗艳嫦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审判决，驳回李玉芳的上诉请求。罗艳嫦与唐盛友之间没有发生任何关系，李玉芳与唐盛友之间的关系与罗艳嫦无关。李玉芳想混淆法律关系，推脱责任，罗艳嫦不予认可。唐盛友诈骗案的报案者不是罗艳嫦，即使有报案也是李玉芳与唐盛友的关系，唐盛友的诈骗案是否成立不影响李玉芳与罗艳嫦之间的委托关系。
被上诉人唐盛友在二审期间未作答辩。
上诉人李玉芳在二审期间提供如下证据：
1.立案告知书一份，拟证明公安机关就唐盛友对李玉芳的诈骗案已经出具正式的立案告知书，唐盛友在公安机关询问时已经充分说明其对罗艳嫦、李玉芳实施了诈骗行为，且唐盛友已经将贷款的订金返还给罗艳嫦，罗艳嫦通过虚假诉讼的方式向李玉芳主张300000元实际上是将损失转嫁给李玉芳；
2.证人梁某出庭作证的证言，拟证明一审庭审结束后，梁某因其他案件与唐盛友有电话沟通，唐盛友向梁某表明其已通过自己和儿子的账户将罗艳嫦的部分款项退还给罗艳嫦，且唐盛友还说罗艳嫦向其表示只要唐盛友配合将本案诉讼保全的房产进行拍卖和变现，将给予唐盛友好处，说明罗艳嫦滥用诉权以达到非法获取李玉芳合法财产的目的；
3.证人梁某的电话流水清单一份，拟证明梁某出庭指证其在电话中获知罗艳嫦教唆唐盛友做虚假陈述并刻意制造假案侵犯李玉芳的合法财产的证言有通话记录佐证，结合其证人证言可以证明罗艳嫦、李玉芳、唐盛友的经济纠纷属于刑事案件管辖范围，罗艳嫦对李玉芳的所有诉求理应驳回；
4.中海金沙湾A4座3303房的购房发票，拟证明罗艳嫦称其向李玉芳支付300000元的目的是以390000元价格购买中海金沙湾A4座3303房并要求李玉芳房屋贷款的主张不属实，原因是李玉芳的房产价值超过490000元，而李玉芳根本没有发放贷款的资质，罗艳嫦无任何证据和法律依据证明其诉求，其陈述违背常理和法律常识。
对于上述证据，被上诉人罗艳嫦质证如下：
1.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首先，该告知书的制作时间是2014年7月4日，但根据李玉芳提供的报案记录，李玉芳报案的时间是2014年7月10日，而立案时间不可能在当事人的报案时间之前，因此说明公安机关所立案件并不是李玉芳报案的案件，事实上李玉芳与罗艳嫦在2014年7月10日前均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因此该时间与李玉芳的实际报案时间不符；其次，报案的行为是李玉芳的个人行为，与罗艳嫦无关，罗艳嫦与唐盛友没有关系，罗艳嫦并无报案，因此该立案告知书即使成立，所立的也只是李玉芳与唐盛友之间的案件，并非罗艳嫦与唐盛友之间的案件，也不是李玉芳与罗艳嫦之间的案件，而本案所审理的是罗艳嫦与李玉芳之间所发生的合同关系，唐盛友与李玉芳之间的关系是否涉及刑事立案与罗艳嫦无关；再次，该立案告知书恰好证明了唐盛友是与李玉芳发生的关系，并非与罗艳嫦发生关系，李玉芳不能以其与唐盛友之间的关系来抗辩罗艳嫦；
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梁某作证时对于通话的时间表述不清，甚至前后矛盾，梁某称其不认识罗艳嫦，和罗艳嫦没有交往，因此梁某称唐盛友在通话中主动向其提到罗艳嫦是不符合逻辑的，梁某陈述的所有内容都是虚构的，她说是听唐盛友所说，但梁某亦承认没有看到过书面材料，因此无法证明证言内容的真实性，唐盛友并未提供还款证明，不能证明其已将款项返还给罗艳嫦；
3.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及李玉芳主张的证明内容有异议，首先，该电话流水清单并无显示与梁某通话的人员姓名，无法证明是梁某与唐盛友所通的电话；其次，该电话流水清单只是通话时间记录，并非通话内容记录，无法证明通话的实际内容，亦不能证明梁某陈述的真实性；再次，梁某除该电话流水清单以外，无其他证据佐证其陈述的真实性，既不能证明罗艳嫦教唆唐盛友做虚假陈述，也不能证明罗艳嫦与唐盛友有关系；最后，通话时间是在一审庭审之后，明显是李玉芳为推翻唐盛友在一审开庭时提交的对其不利的书面陈述，企图以该无法证明来源的电话通话清单和证人陈述进行虚假证明；
4.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李玉芳主张的证明内容有异议，首先，房屋价格的行情每年不同，且一手购买价格与二手转让价格存在差异是正常的；其次，罗艳嫦购买房产并不是目的，以该房产通过李玉芳办理贷款才是目的，李玉芳出具的收据也注明是“购房贷款订金”，因此其在收款时已经明确承认用途是购房及贷款；再次，李玉芳收款时向罗艳嫦承诺可以以该房产为罗艳嫦办理大额贷款，罗艳嫦只需要该结果，至于李玉芳办理的具体方式和手段与罗艳嫦无关，既然李玉芳无发放贷款的资质，又根本无法实现其承诺，罗艳嫦要求其返还款项完全是合法合理的。
被上诉人唐盛友未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被上诉人罗艳嫦、唐盛友在二审期间均没有提供新证据。
对于上诉人李玉芳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有原件核对，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仅能证明公安机关对唐盛友涉嫌诈骗案已经立案侦查，且报案人为李玉芳，因此不能证明唐盛友与罗艳嫦亦存在诈骗和被诈骗的情况；证据2与证据3能互相印证，但仅能证明梁某曾与唐盛友通话的事实，并不能证明通话的内容，在没有其他书证佐证的情况下，无法证实李玉芳所主张的证明内容；证据4有原件核对，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仅能证明相应房产在购买时的价格，不能直接证明李玉芳所主张的证明内容。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李玉芳与罗艳嫦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在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李玉芳是否应向罗艳嫦返还300000元订金。根据现有证据，罗艳嫦于2013年8月8日将300000元款项通过银行转账给李玉芳，李玉芳在相应的转账客户回单背面写下“今收到罗礼尚转来购房款订金300000元正”作为收据的事实清楚。从收据内容可以印证罗艳嫦关于其委托李玉芳办理购房贷款事宜的主张，因此罗艳嫦与李玉芳之间构成委托合同关系。李玉芳在一审期间抗辩认为上述款项是罗艳嫦直接委托唐盛友办理贷款的订金，但其对于该笔订金为何未由罗艳嫦直接转账给唐盛友并由唐盛友直接出具收据给罗艳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原审法院根据李玉芳是在收取罗艳嫦款项后连同其本人的30000元转账给唐盛友，再由唐盛友向李玉芳开出收据的事实，在李玉芳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罗艳嫦对其转委托行为知情或进行过指示的情况下认定李玉芳上述行为属于未经委托人罗艳嫦同意的转委托，定性正确，依据充分。由于罗艳嫦与唐盛友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委托合同关系，现李玉芳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本人或唐盛友已完成委托事项，故其应向罗艳嫦返还上述300000元款项。李玉芳上诉认为唐盛友在公安机关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自认收取罗艳嫦的订金并已经退还给罗艳嫦，但唐盛友的该陈述与其在本案中向原审法院提交的书面陈述相互矛盾，在没有其他书面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唐盛友的陈述不予采信，处理并无不当。至于李玉芳在二审期间申请法院调查罗艳嫦与唐盛友在2013年8月8日至2015年2月14日所有银行账户记录，因银行众多，而李玉芳未能明确需调查的银行账户的具体信息，故该调查取证难以进行，且唐盛友若已经实际返还款项给罗艳嫦，其在一审诉讼期间尚未确定自己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不在向原审法院提交的书面陈述中对此作出明确说明或提供相应的银行转账信息，与常理不符，故本院对李玉芳的该项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李玉芳还上诉主张唐盛友与罗艳嫦存在串通制造虚假诉讼从而损害而其合法权益的情形，但对此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如前所述，罗艳嫦与唐盛友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本案是基于罗艳嫦与李玉芳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产生的经济纠纷，罗艳嫦与李玉芳在本案中均无经济犯罪嫌疑，故本案不存在需要移送公安机关的情形。至于李玉芳报案称被唐盛友诈骗已经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该刑事案件只涉及李玉芳与唐盛友之间的关系，不影响本案的审查处理。对李玉芳要求中止本案诉讼或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本院均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上诉人李玉芳已预交），由上诉人李玉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卢 海
代理审判员 刘全志
代理审判员 蒋 雯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林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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