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二中民终字第162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中和珍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大都市街南3楼1-3层。
法定代表人邱淦清，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朴永红，北京市浩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方晨，男，1957年11月2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邹鑫，北京市京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中和珍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珍贝公司）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3）东民初字第80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北京中和珍贝科技有限公司之法定代表人邱淦清及委托代理人朴永红、被上诉人孙方晨及委托代理人邹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5月，珍贝公司起诉至原审法院称：孙方晨于2011年6月29日入职我公司，任财务经理一职。双方签订了一年的劳动合同，明确约定了工资标准。我公司没有为孙方晨出具任何承诺书。孙方晨出具的承诺书系其趁职务之便私自加盖公章伪造而成，不具有法律效力。孙方晨已于2012年休过年假，我公司无需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综上，我公司不服劳动争议仲裁裁决，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我公司不支付孙方晨2011年6月29日至2012年5月17日期间工资148400元及未休年假工资11490元。
孙方晨辩称：我经朋友介绍到珍贝公司工作，任财务经理，珍贝公司法定代表人邱淦清向我承诺年薪不低于二十万元并出具了承诺书，现珍贝公司应当按承诺支付剩余的工资。我在珍贝公司工作期间从未休过年假，珍贝公司应当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综上，我同意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不同意珍贝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珍贝公司与孙方晨均认可双方于2011年6月29日至2012年5月1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对此予以确认。珍贝公司为证明承诺书系孙方晨伪造，出具了公章使用记录、完税证明、员工登记表等证据，但珍贝公司并未提交报案记录等证据。同时，孙方晨提供了任职资格证书、外企注册通知、深圳惠星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星源公司）工作证明及收入证明、工作移交清单等证据。故珍贝公司关于承诺书系孙方晨伪造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采信。孙方晨要求珍贝公司按照承诺书支付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予以支持。珍贝公司并未就孙方晨休年假的相关事实提供证据，故孙方晨要求珍贝公司支付5天未休年休假补偿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予以支持，具体数额由法院核定。据此，原审法院于2013年9月判决：一、确认北京中和珍贝科技有限公司与孙方晨自二○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至二○一二年五月十七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北京中和珍贝科技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孙方晨二○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至二○一二年五月十七日期间工资差额人民币十四万八千四百元；三、北京中和珍贝科技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孙方晨未休年休假工资人民币七千六百六十二元八角；四、驳回北京中和珍贝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珍贝公司不服，上诉至本院称：第一、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首先，承诺书的内容和形式不符合公文的正式性和权威性，也无法定代表人签字或人事劳资部门意见，孙方晨因工作之便可以取用公章并借用带出，承诺书系孙方晨伪造。其次，孙方晨提交的工作证明及收入证明与员工登记表不符，且孙方晨未提交年薪三十万元的完税证明，原审法院对此予以采信并作为定案依据是错误的。第二、原审违反法定程序，应予发回重审。首先，原审法院未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举证期限。第一次开庭时，孙方晨只提交了劳动合同和承诺书，其他证据均是在第四次开庭时提交。其次，第二次开庭，孙方晨无故未到庭，原审法院没有进行缺席判决。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我公司不支付孙方晨工资差额及未休年假工资或者发回重审。孙方晨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孙方晨于2011年6月29日入职珍贝公司，双方签订了自2011年6月29日至2012年6月28日的劳动合同，其中约定：孙方晨的月工资为税前人民币1160元（含国家有关劳动法条例规定的各类福利费用及住房公积金，须个人缴纳的部分由珍贝公司从孙方晨工资中代扣代缴）。2011年6月29日至2012年5月17日期间，珍贝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孙方晨支付工资4000余元／月，共计发放孙方晨工资46103元。2012年5月17日至10月8日，珍贝公司安排孙方晨到北京中美来恩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继续工作，该公司与珍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邱淦清。2012年6月19日，珍贝公司与孙方晨续签劳动合同至2015年6月28日。
后孙方晨持加盖珍贝公司公章的承诺书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于2011年6月29日至2012年5月17日期间与珍贝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珍贝公司支付此期间拖欠的工资148400元、未休年假工资11490元等。该仲裁委于2013年5月17日裁决：1、确认孙方晨与珍贝公司于2011年6月29日至2012年5月1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珍贝公司支付孙方晨2011年6月29日至2012年5月17日期间拖欠工资148400元；3、2011年6月29日至2012年5月17日期间年假工资11490元；4、驳回孙方晨其他仲裁请求。后，珍贝公司不服该裁决，诉至原审法院。
原审庭审中，孙方晨提交加盖珍贝公司公章的承诺书，内容为“孙方晨到我司工作，无试用期，年薪不低于人民币二十万元。每月预发4300元，其余在年终后补发。特此承诺。2011年7月12日”，主张该承诺书由珍贝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其出具。珍贝公司认可该承诺书中公章的真实性，但主张公司法定代表人未出具承诺书，是孙方晨拿走公章后私自加盖伪造的承诺书。为此，珍贝公司提供公章使用记录对其主张予以证实。公章使用记录中包含用章日期、用章事项及使用人签字栏，其中有孙方晨数次使用公章并签字的记录，没有2011年7月12日用于承诺书事项的用章记录。珍贝公司陈述其与孙方晨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了工资数额，其已按劳动合同的约定足额支付孙方晨工资，并提交劳动合同和无孙方晨签字的工资表为证。工资表显示孙方晨的月工资由工资（2011年6月至2012年2月1000元，3至4月1260元，5月691元）、加班、双薪、三薪、杂项、岗位津贴构成，各月实发工资数额自4075元至4653元不等。珍贝公司提交其公司原财务经理郭双萍的完税证明，称孙方晨的收入不可能高于其领导郭双萍的收入。孙方晨主张使用公章需要审核，审核后现场使用即交回，不可能把公章拿走，只有法定代表人用公章无须审核和登记，承诺书是法定代表人直接交给其本人的，公章使用记录中无2011年7月12日用于承诺书事项的用章记录不代表珍贝公司没有在承诺书中盖过章。工资表中显示的实发数额与其银行对账单中收入数额一致，该部分工资是承诺书中载明的每月预发的数额，其现主张的是年终应补发的年薪差额，其不认可工资表的分项构成。郭双萍的完税证明不代表真实收入，与自己的收入也不具有关联性。孙方晨提交前单位惠星源公司为其出具的工作证明及收入证明，证明其以前的职位及年薪数额，珍贝公司对真实性不予认可。
孙方晨主张自己在职期间未休年假，珍贝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但未提交考勤表予以反驳。
本院二审中，珍贝公司主张郭双萍和孙方晨共同负责保管公章，孙方晨具有拿走公章并私自加盖的职务便利。就上述主张，珍贝公司申请其公司员工李云萍、江燕华、焦海霞出庭作证。其中，李云萍称其是珍贝公司副总，与公司法定代表人邱淦清均是孙方晨的上级，员工的工资一般由其与员工在劳动合同里明确约定，除劳动合同外没有其他文件约定工资待遇，没有承诺书，实发工资也与劳动合同的约定一致，孙方晨的工资是邱淦清直接与孙方晨约定的，其并不清楚孙方晨的工资数额；公章由财务部门的郭双萍和孙方晨共同保管，用章要签字登记。焦海霞称其是珍贝公司行政部门员工，公章由财务部门保管，其不清楚是整个部门负责还是某个人负责，其本人需要使用公章时到财务部门找郭双萍，把需要盖章的材料留下，自己在公章使用记录中登记，财务部门盖好章再通知其取回材料，其本人月实得工资与劳动合同约定一致，其没有承诺书。江燕华称其是珍贝公司产品部员工，其实得收入除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基本工资外还有加班费，其没有收到过承诺书。孙方晨称上述证人一审均未作证，二审证人证言不属于新证据，且证人是否签有承诺书不能佐证法定代表人是否与其签有承诺书；其不负责保管公章，珍贝公司在原审也未主张其负责保管公章。
珍贝公司法定代表人邱淦清出庭陈述：其朋友于2011年6月介绍孙方晨到其公司，其安排孙方晨在公司做财务经理。孙方晨在职期间，其一直未与孙方晨约定过具体工资数额，只是口头说到年底看个人表现和公司任务指标完成情况，如果做的好有奖励。其本人给财务部门写了一个条，要求财务部门按4000元的标准给孙方晨发工资，没有分项目。公司与每名员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资都是最低工资标准，实发数额不按劳动合同的约定。
珍贝公司的证人郭双萍出庭作证陈述：其2010年至2013年7月在珍贝公司担任财务经理，自2011年5月至2013年7月离职负责保管公章，用章需要登记，拿公章外出也要登记。公章由其保管在保险柜里，申请使用公章的人在公章使用记录中登记，其本人在材料上亲手盖章后将材料交给申请人，公章不离其本人的手。孙方晨曾经携带公章外出过，用章记录本中显示孙方晨“2012年2月28日到东城法院取状”和“2012年3月17日东城劳动调解”是孙方晨把公章带出使用的，孙方晨为公司卖房子也拿走过公章，但没有登记，个别情况使用公章不登记。其全天不在公司时，有可能把公章交给孙方晨，记不清楚何时交给过孙方晨。珍贝公司称郭双萍的证言表明孙方晨曾经借用公章外出。孙方晨对郭双萍的证言不予认可，称其所有用章都经过登记，去法院取诉状和办理调解都是拿盖好章的函件去法院，没有携带公章外出的情况。珍贝公司卖房子时，法定代表人邱淦清亲自携带公章，法定代表人没有登记。
珍贝公司提交付款通知单、转账汇款信息查询单，其中付款通知单显示日期为2012年1月16日，收款方为邱淦清，付款内容为“还借款”，金额为二百万元；转账汇款信息查询单显示2012年1月16日邱淦清向黄明明汇款二百万元、2012年1月18日黄明明向孙方晨汇款36000元。珍贝公司自述此汇款系珍贝公司用法定代表人的妻子黄明明的网银向孙方晨发放的年底奖金。孙方晨称因其代理珍贝公司与北京康博律师事务所之间的房地产诉讼代理费纠纷，此事并非其本职工作内容，故法定代表人邱淦清给其36000元额外奖励，与二十万年薪没有关系，从付款方式不是由公司对公账户直接支付即可说明不是所谓的年底奖金；珍贝公司不认可双方有年薪的约定，此证据与珍贝公司的主张矛盾；并且，该证据的形成时间在双方发生劳动争议之前，经原审法院询问，珍贝公司明确表示没有其他证据，二审提交并不属于新证据。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劳动合同、承诺书、工资表、证人证言、公章使用记录、付款通知单、转账汇款信息查询单、裁决书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孙方晨经人介绍给珍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邱淦清，由邱淦清安排先后在邱淦清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珍贝公司和北京中美来恩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任职，并由邱淦清与其直接协商工资。关于孙方晨的工资标准，珍贝公司先主张劳动合同中载明的1160元即是双方约定的工资标准，其公司已按此标准足额支付孙方晨工资。邱淦清出庭陈述公司所有员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均为最低工资标准，实际发放情况不以劳动合同约定为准；其从未与孙方晨约定过具体工资数额，其向财务部门出具了按4000元标准给孙方晨发工资的字条，没有分项目。珍贝公司提交的工资表中显示的孙方晨工资数额与劳动合同的约定及法定代表人的陈述均不一致。因珍贝公司对与孙方晨约定的工资标准前后陈述不一致，且与其提交的工资表证据不吻合，珍贝公司也未能对工资表中所载实发数额提供核算依据，故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的约定及珍贝公司提交的工资表均不足以作为认定孙方晨月工资标准的依据。珍贝公司在无法说明与孙方晨约定的工资标准的情况下主张已足额向孙方晨发放工资，本院无法采纳。
关于承诺书，珍贝公司在原审主张孙方晨拿走公章私自在承诺书中加盖，二审中先主张孙方晨负责保管公章，借职务之便私自加盖，后又主张孙方晨借用公章外出并私自加盖，而佐证其上述不同主张的证据仅有公章使用记录，公章使用记录中显示的孙方晨的数次用章记录均无法表明系孙方晨将公章带出使用，且珍贝公司的证人郭双萍陈述其负责保管公章，存在使用公章而不在公章使用记录中登记的情况，故珍贝公司的公章使用记录无法佐证其关于孙方晨私自加盖公章的主张。综合考虑双方举证，在珍贝公司既未能就与孙方晨约定的工资标准提供证据，又未能就孙方晨私自在承诺书中加盖公章的主张提交有效证据、无法就承诺书的真实性提供反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承诺书中载明的孙方晨的工资标准予以采纳，据此判令珍贝公司支付孙方晨工资差额，并无不当。孙方晨主张在职期间未休年假，珍贝公司称孙方晨2012年已休年假，但未提交孙方晨的考勤记录予以佐证，故原审法院判令珍贝公司支付孙方晨未休年假工资，亦无不当。
珍贝公司于二审中在不认可与孙方晨有年薪约定的情况下提交转账记录称为向孙方晨支付的年底奖金，但该证据显示钱款并非由珍贝公司向孙方晨支付，无法体现该款项与承诺书中所载孙方晨的年薪之间的关联，故本院不予采纳。孙方晨虽提交前单位惠星源公司出具的收入证明，但未提交相应完税证明说明收入性质，且其之前的收入水平无法证明珍贝公司与其约定的收入水平，故本院对此亦不予采纳。珍贝公司上诉称原审法院对惠星源公司出具的收入证明予以采信不当，但原审法院并未对此予以采纳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珍贝公司上诉所称原审法院在多次庭审中均允许举证、第二次庭审未缺席审理属于违反法定程序应予发回重审的情形，该主张缺乏法律依据。综上，珍贝公司的上诉理由均缺乏依据，本院均不予采纳。原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均由北京中和珍贝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洁
代理审判员 李 倩
代理审判员 贾高俊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李 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