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商终字第58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远达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莫曙光。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毛炬东，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戚菊仙。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章丽鸿，浙江浙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远达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达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戚菊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3）杭拱半商初字第2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2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4年5月10日，戚菊仙支付给衢州市远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成公司）人民币20万元，远成公司向戚菊仙出具收据一份，载明借款人民币20万元。2004年5月10日，戚菊仙向衢州市衢江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衢江信用联社）贷款20万元，贷款到期日为2005年5月9日；2006年4月29日，戚菊仙向衢江信用联社贷款20万元，贷款到期日为2007年4月7日；2006年8月29日，戚菊仙向衢江信用联社贷款20万元，贷款到期日为2007年8月28日；2007年8月27日，戚菊仙向衢江信用联社贷款20万元，贷款到期日为2008年8月10日；2008年9月29日，戚菊仙向衢江信用联社贷款20万元，贷款到期日为2009年9月10日；2009年10月27日，戚菊仙向衢江信用联社贷款20万元，贷款到期日为2011年4月20日，贷款月利率为9‰，贷款用途为落实债务。戚菊仙陈述，上述贷款实际是一笔，均系远成公司（远达公司）因经营需要，要求其向衢江信用联社贷款后交给公司使用，由公司负责还本付息，每一次贷款到期后，都是由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戚贤文与银行联系好之后进行转贷的。
2013年5月16日，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衢商初字第197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主文第一项如下：戚菊仙、赖建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衢江信用联社借款20万元，并支付自2009年12月2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的利息。
2008年10月7日，经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登记，远成公司的企业名称变更为远达公司。2009年5月，经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登记，远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戚贤文变更为楼慧敏。戚菊仙原系远成公司的员工。
审理过程中，戚菊仙申请对2008年8月30日的领款单上的领款人处“戚菊仙”的签名字迹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法院依法予以准许并委托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出具杭州明皓[2014]文鉴字第115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08年8月30日的领款单上的领款人处“戚菊仙”的签名字迹，与所送样本中戚菊仙书写字迹，系同一人书写形成。
另，远达公司因与衢州市衢江区周家乡中心学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曾于2012年2月向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起诉，即（2012）衢民初字第94号案件，戚贤文以远达公司的工作人员的身份作为远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加该案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远成公司于2008年10月7日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名称变更为远达公司，依法远成公司的有关权利义务应由远达公司继受和承担。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一、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戚菊仙有无交付借款？二、如戚菊仙已经交付借款，远达公司是否已经归还？三、如远达公司尚未归还借款，则除了借款本金之外，是否还应支付利息？利息的金额是多少？一、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的问题。1、远达公司虽然否认与戚菊仙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是远成公司出具给戚菊仙的收款收据，载明款项性质为借款，因此，可以认定戚菊仙与远成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2、关于戚菊仙有无交付借款的问题，首先，从款项的来源上，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戚菊仙于2004年5月10日首次向衢江信用联社贷款20万元，并将贷款支付至远成公司账户，远成公司于当日出具了收款收据载明借款20万元。据此可见，戚菊仙向衢江信用联社贷款的时间与远成公司出具收款收据的时间吻合。其次，收款收据的性质是款项收取方在收到款项后向款项交付方出具的收款凭证。远成公司出具收款收据的行为表明，其确认收到借款20万元。第三，根据戚菊仙提供的信用社收贷凭证和现金日记账，可以佐证前述贷款的利息是由远成公司在支付的。远成公司代为支付贷款利息的行为也表明，其已收到了戚菊仙交付的借款，否则，其又何需代付贷款利息？第四，上述远成公司代付利息的事实，与戚菊仙有关“远成公司因经营需要，要求其向衢江信用联社贷款后交给远成公司使用，由远成公司负责还本付息”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综上，原审认定戚菊仙与远达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已交付借款20万元的事实。二、关于远达公司是否已经归还借款的问题。根据鉴定意见，2008年8月30日的领款单上的签字是戚菊仙本人所签。戚菊仙则陈述，其是公司财务，领款单是公司审计需要，做账用一下，实际没有拿到钱。原审认为，根据远达公司提供的记账凭证的记载，是日，远达公司支付给戚菊仙等十五人共计308.6万元，其中支付给戚菊仙20万元。但是，即使按20万元计算，该金额也已属于巨大。如此巨额的款项，即使是以现金方式支付的，无论是从公司账户支出还是从其时任法定代表人戚贤文的个人账户支出，根据常理应当有从银行取现的凭证，但是远达公司未能提供，因此，该领款单尚不具有充分的证明力，仅凭该领款单尚不能认定远成公司已于当日归还戚菊仙20万元。并且，除了戚菊仙之外，另有戚贤化、汪兰芬等九人也已作为原告起诉远达公司，远达公司在其中五件案件中也分别提供了有“王锡民”、“戚贤进”、“戚贤化”、“戚贤妹”、“戚文仙”签字的领款单，经司法鉴定，这些领款单上的签字均非其本人所签，这一事实与戚菊仙陈述的“为审计需要做账用一下”相互印证。再者，该领款单的日期为2008年8月30日，而在此后的2008年9月29日，戚菊仙尚向衢江信用联社贷款20万元。综合上述事实，法院认定，远达公司并未于2008年8月30日归还戚菊仙20万元。远达公司主张，戚菊仙向衢江信用联社的贷款自2004年开始发生，历经多年，而银行贷款均是有期限的，故该贷款应当已经还清。原审认为，虽然，戚菊仙自2004年开始，多次向衢江信用联社贷款，除了最后一次20万元的贷款之外，其余历次贷款虽已结清，但是，前述已结清的贷款并不必然是由远成公司（远达公司）归还的。而戚菊仙陈述上述贷款是戚贤文与信用社联系好之后进行转贷并未实际归还。因此远达公司仍应对历年已结清的贷款是否是由其归还的事实继续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虽然，在历次转贷过程中，归还给衢江信用联社的款项是由戚贤文联系好之后归还的，但是转贷之后，远成公司仍然继续支付贷款利息的行为表明，转贷后的资金仍然是由远成公司占有、使用的。因此，远达公司应对戚菊仙向衢江信用联社的贷款已经由其归还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其既未能举证证明在历年转贷过程中曾由其以自有资金归还过贷款，也未能举证证明该贷款目前已由其还清或其已将借款归还给戚菊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事实上，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戚菊仙向衢江信用联社的贷款尚有本金20万元未能归还。戚菊仙陈述，第一次贷款交付给公司之后，此后其向衢江信用联社的每一次贷款，均是戚贤文与衢江信用联社联系好后，由其到衢江信用联社签字办理转贷手续，实际均未拿到贷款。虽然戚菊仙向衢江信用联社的最后一次贷款发生于2009年10月27日，是时远成公司名称已变更为远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亦已于2009年5月由戚贤文变更为楼慧敏。但是，直至2012年2月时戚贤文仍以远达公司的工作人员身份作为远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对外进行诉讼活动，戚菊仙根据双方自2005年以来形成的交易习惯，有理由相信戚贤文在当时仍有权代表远达公司。并且，戚菊仙关于2009年10月27日的贷款系转贷，前次贷款未实际归还等陈述，与其与衢江信用联社及戚贤文等担保人于当日日签订《保证借款合同》载明的借款用途为落实债务的事实，能够相互印证。此外，审查全案证据和事实，没有证据表明戚菊仙与戚贤文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损害远达公司利益或戚贤文涉嫌骗取银行贷款或戚菊仙涉嫌侵占最后一笔贷款等情形，而本案所涉戚菊仙最后一次贷款的手续，与之前历次贷款手续并无不同。结合远达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戚菊仙自2004年以来的向衢江信用联社的贷款曾由其以自有资金归还过，而贷款利息亦一直由远成公司支付等事实，原审对远达公司尚欠戚菊仙借款20万元未归还的事实予以认定。戚菊仙现诉请远达公司直接归还借款20万元，依法予以支持。三、关于远达公司是否还应支付利息及利息的金额是多少的问题。戚菊仙有关远成公司要求其向衢江信用联社贷款给远成公司使用并由远成公司支付贷款本息的陈述，与其提供的信用社收贷凭证和现金日记账等证据，能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双方达成合意由远成公司负责归还贷款利息的事实。因远达公司未能按约代为支付贷款利息，戚菊仙现诉请远达公司按照其与衢江信用联社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月利率9‰计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远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戚菊仙借款本金人民币20万元，并支付自2009年10月27日起至借款清偿之日止按月利率9‰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62元，由远达公司负担。
上诉人远达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作出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对事实认定不清。诉争借款(2004年5月10日借款)如果成立，至迟在2009年10月27日的贷款发放前因还贷而消灭；2009年10月27日的贷款资金是另一借款法律关系。(一)、戚菊仙于2004年5月10日的借款与2009年10月27日贷出的资金为两笔不同性质的资金，原借款已归还。戚菊仙在原审中陈述自2004年5月10日至2009年10月27日从信用社的贷款是进行了数次“转贷”，并说明“前次贷款未实际归还”。戚菊仙在2008年9月29日向信用社贷款，到期日是2009年9月10日；2009年10月27日再次向信用社贷款，该笔贷款发放后，从信用社提取的证据证明戚菊仙提取了219167元的现金。如果2008年9月29日的贷款没有归还，那么2009年10月27日的签订的贷款合同戚菊仙是无法提取现金的。因此，即该笔贷款一定是还掉后再向信用社贷款。由此推断：①假如戚菊仙自2004年5月10日借给远达公司的借款成立，那么该笔借款也因有资金向银行还贷而消灭。②戚菊仙认为转贷而未实际归还。那么排除戚菊仙自己还贷，剩下的只有远达公司或戚贤文。但无论谁还，原来的借款也因此次还贷而消灭。本案起始借款资金来自信用社，证据证明在2009年10月27日前已归还，并且戚菊仙本人没有出钱归还，则从出借人戚菊仙来讲，其还贷责任已解除，该笔借款因有人替戚菊仙代为清偿而消灭。(二)、戚菊仙在2009年10月27日贷款资金未再借给远达公司，从戚菊仙提供的证据和法庭陈述及原审法院调取的证据表明，戚菊仙将贷款的资金没有再交付给远达公司，而原审判决中认定的“贷款利息亦一直由远成公司支付”，以此推断认定“远达公司尚欠戚菊仙借款20万未归还”。此推定偷换了一个概念，即“远成”与“远达”是前后两个不同的经营时间段的公司，对“远成”公司在2009年5月20日前是否支付过该笔借款姑且不论，但“远达”公司自2009年5月20日起从未支付过利息，如果在此后信用社收到过利息而戚菊仙又未支付过，那只有原法定代表人戚贤文在支付，而戚贤文的身份客观上讲是代表其个人还是公司暂且不论，但原审法院混淆“远成”、“远达”在本案中不同时间段的差异。以原远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支付利息的行为就认定是代表“远达”的行为，这样的逻辑推理就是远达公司在2009年5月20日变更法定代表人后，戚贤文仍可以“法定代表人”对外活动，其行为后果都由“远达”公司承担，这就是原审法院对戚贤文行为的法律属性的认定。这个认定违背了民法对法定代表人责任承担的规定。戚贤文在不担任远成公司法定代表人后，其行为应由其个人承担。因此，以戚贤文“支付利息”推定是远达公司支付的行为，进而推定远达公司认可该借款，以此判定该借款未归还是不成立的。二、本案原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戚菊仙是否是“善意”的权利人，戚贤文在不担任法定代表人后，其行为能否代表远达公司，即表见代理是否成立。戚贤文转贷的行为是否代表远达公司的行为。本案原审查明的事实，在两次转贷时，在2009年9月10日到期的贷款由戚贤文支付还贷资金，而原审判决认为戚贤文的行为即代表“远达”的行为，进而认定远达公司对戚贤文的行为承担责任。原审查明戚贤文自2009年5月20日后未担任法定代表人，也非公司员工，此时公司已从衢州迁至杭州，原审判决提到的(2012)衢民初字第94号案件，戚贤文以远达公司的工作人员身份作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以此证明戚贤文具有“远达”工作人员的身份。该案诉争事项形成于股权变更前，按股权合作(转让)合同约定，此前的债权债务由戚贤文享有和承担。因此，远达公司为戚贤文方便参与诉讼(如无工作人员身份将无法出庭)，故以此特定事项让戚贤文作为代理人参加诉讼，并且该身份对象也是向特定的法院主体表明，因而并不能证明远达公司承认其当时仍是工作人员。而戚菊仙即使在2009年10月27日将贷款资金再交于戚贤文，那么能否认定戚贤文收钱的行为代表远达公司的行为呢？即戚菊仙是否知道或应该知道戚贤文和远成公司没有关联。从本案查明的事实表明：①戚菊仙与戚贤文是亲兄妹。②戚菊仙在远达公司迁离衢州前一直担任公司财务。⑧戚菊仙知道公司股权变更并参与该项工作。④戚贤文一直在原公司住所地工作生活，和戚菊仙有联系。⑤从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至再次向信用社贷款有5个多月之久。从以上五项事实说明，戚菊仙具备该认知能力，因此在2010年10月27日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戚贤文的身份只代表其个人。三、原审判决否定了人民法院对法律价值的追求。本案诉争涉及到第三方即远达公司的利益，戚菊仙在股权变更时在账面记载了其本人借款已归还，并签收了收条，而本次起诉又否认还款的真实性。如果因为戚菊仙在当时因重大误解或被胁迫将上述欠款帐做平，则情有可原。但戚菊仙在诉讼中坦言当时的行为为“审计需要做账用一下”，作为财务人员给审计公司提供虚假的凭证，其正真目的就是“隐匿债务”，以此诱使远达公司签订股权收购协议，原审法院不顾戚菊仙与戚贤文的特定身份关系，也置其自认的收条不顾，认定“远成”公司未还款，这样的判决成立的话，则戚菊仙因财务凭证造假涉嫌刑事诈骗，因本案戚菊仙自认收到欠款的行为涉及股权收购人的利益，因此，从该自认即产生债务清偿的效力。同时远达公司在一审时无法取得股权变更前远成公司的财务凭证，目前远达公司取得一份2008年8月14日戚菊仙个人收到远成公司2万余元资金的进账单，因此可以断定戚菊仙确实已收到了此前借款资金。因此，戚菊仙的收条对远成公司的债权己消灭。四、本案真正的事实是包括戚菊仙等数个借款人，在第一次转贷时，戚菊仙的贷款归还后，然后再贷款又借给戚贤文个人，在股权转让时，戚菊仙作为财务人员将上述借款做平是对借款真实情况的反映。原审法院所称“交易习惯”恰恰本借款的初次借款交易形式是由公司签发借条给出借人，而后戚贤文还款后再转贷所形成“交易习惯”恰恰证明是两种不同的交易习惯，也即前后两个不同的借款主体。因此，本案如果真有借款，也是戚贤文本人在借款、还贷、再借款一直反复，否则包括戚菊仙在内的众多借款人在公司搬走、老板换人后，面对原审法院所称的“属于巨大的金额”债权，从未向远达公司主张催讨，而只向戚贤文催款，不符合生活逻辑。综上所述，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远达公司不承担还款（本金及利息）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戚菊仙承担。
被上诉人戚菊仙答辩称：1、远达公司的前身远成公司向戚菊仙借款，时间分别是2004年、2005年、2003年形成，借款形成后，远成公司后来被远达公司收购后，不论是远成公司还是远达公司均未对这笔款项进行归还。戚菊仙这笔款项的来源是衢江信用联社的贷款，整个贷款的手续、每年的贷款周转的手续、每年支付利息（利息按季支付）的行为都是由公司操作的。根据远成公司在上诉状所述，只是把两个时间点分段，认为之前的借款已归还，又形成新的借贷关系。事实上只是银行转贷手续，并没有归还给戚菊仙。故借款并未进行事实归还。2、作为远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戚贤文，戚贤文的身份在2009年后发生变化。故戚贤文的个人的身份变化并不影响公司对戚菊仙欠款的变更。戚贤文和戚菊仙兄妹关系是事实，当初戚菊仙在公司担任出纳，机械做一些记载，至于整个借款、贷款只是履行人而已。这些钱和费用都是信用社专门有一个放贷的中间人，时间到了把钱给戚菊仙，贷出来又还给对方，这是信用社做的。关于鉴定笔迹的问题，当时为了平帐确实写过收据，戚菊仙这份是戚菊仙本人所签，其他人也是由戚菊仙所签，虽然有收款说明，但事实上公司确实未支出的，也无证据证明戚菊仙已获取20万元。且杭州市拱墅区公安局连同衢江市公安局人员一起进行核查，核查后无证据证明戚菊仙已获取了这20万元。且一审审理至今，远达公司并不是对事实的否认，而是为了拖延时间。一共有10个案件，其中有一位是柴雪明，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已和远达公司达成和解协议。一审作出的判决是非常客观和公正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无证据材料提交。
在本院审理中，远达公司申请对收款收据中财务章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本院认为，首先，远达公司在一审审理中并没有提出过该鉴定申请；其次，远达公司在审理中也提出过其已经归还了案涉借款的抗辩，该抗辩理由的前提是认可借款事实的发生，且该事实也有本案其他证据相印证，另，远达公司对收款收据上章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故远达公司二审中提出对收款收据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并无必要，对其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经本院审理，另查明：在原审审理中，原审法院在审理项某等系列民间借贷案件中，因对于是否涉嫌职务侵占罪难以确定，故于2014年9月将有关线索移送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审查。该局经审查，认为戚贤文、戚菊仙没有犯罪事实，于同年12月8日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并告知原审法院。经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远达公司系由远成公司更名而来，主体同一，远成公司的行为即为远达公司的行为。首先，关于本案借款事实是否发生的问题。戚菊仙持有由远成公司出具的收据一份，该收据明确载明借款20万元，并加盖了“衢州市远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而同日，戚菊仙向衢江信用联社贷款20万元，并将贷款支付至远成公司账户，无论是时间还是金额，均能与该收据相吻合，可以证明戚菊仙的款项来源及双方之间存在借贷的事实。在原审审理中，戚菊仙提交了远成公司的现金日记账等，可以反映出所涉贷款利息由远成公司在支付，远达公司虽对该账目有异议，但并未提交其所持有的相关公司账册。此外，远达公司主张其已经归还过案涉借款的抗辩理由，也正说明本案借款事实确实存在。其次，在借款事实存在的情况下，则远达公司是否已经归还借款。根据鉴定意见，2008年8月30日的领款单上的签字系戚菊仙本人所签。那么能否直接可以认定远达公司已经向戚菊仙归还了20万元款项？从本案以及涉及到远达公司的系列案件证据及事实分析，出具领款单当日，远达公司支付给戚菊仙等十五人共计308.6万元（其中包括戚菊仙20万元），但远达公司对于如此巨额的款项，不能提供相关凭证，且其他系列案件中有部分领款单经司法鉴定，领款单上的签字非本人所欠，说明该领款单并不能作为唯一的证据来认定归还款项的事实，戚菊仙系公司财务人员，其在一审中所述“为审计需要做账用一下”也存在可能。故关键在于远达公司除了该领款单，并不能提交直接证据证明其支付了所涉款项。事实上，该领款单出具后，戚菊仙在此后的2008年9月29日，尚向衢江信用联社贷款20万元也说明案涉借款并未归还。最后，关于远达公司上诉所称2004年5月10的借款到最后一次还贷即2009年10月27日后，出现了前笔借款已消灭而新的借贷属另一法律关系的问题。因戚菊仙出借给当时远成公司的款项来源于衢江信用联社，而后历次的贷款均系到期后先还清再续贷，是一个持续的情况，并不能简单地予以割裂为每一笔新的借贷事实。虽然至2009年10月27日最后一笔贷款发生时，远成公司名称已经变更为远达公司，但因该债务为连续发生，如果远达公司主张之前其向戚菊仙所借款项已经消灭，则应当举证证明在最后一笔贷款发生前的历次已结清贷款系其予以了归还，但远达公司对此始终没有证据予以证明，故远达公司在无证据证明其已经向衢江信用联社或戚菊仙归还了本案所涉款项的情况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在审理中，已经充分考虑到本案及系列案件的综合情况，将有关线索移送公安机关进行审查，但公安机关经审查并未发现戚菊仙及原远成公司法定代表人戚贤文涉嫌犯罪，已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现远达公司也无证据证明戚菊仙与他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远达公司的利益，原审判决远达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综上，远达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462元，由上诉人浙江远达建设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鸣卉
审 判 员 王依群
代理审判员 赵 魁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林叶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