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终字第071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贺玮，男，1981年5月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光辉，北京博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东方宾利文化发展中心，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号（办-26）层。
法定代表人姚戈，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戈，男，1959年11月5日出生。
上述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徐勇，北京方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二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方晓亮，北京方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贺玮因附义务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085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7月，贺玮起诉至原审法院称：贺玮自2007年6月起在北京东方宾利文化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东方宾利中心）工作，职位为董事长警卫、司机兼助理工作。姚戈为东方宾利中心的董事长。贺玮之前主要就是为姚戈开车。2012年1月初，东方宾利中心的人员流动性比较大，此前姚戈口头表示过给贺玮一部分奖励，眼看贺玮工作满五年了，却一直没有实质性的给付，1月4日贺玮找姚戈提出离职。姚戈向贺玮表示挽留，提出商议、签订一个协议，把五年的奖励给贺玮。姚戈承诺，只要贺玮工作到2012年6月，年满五年，即按照每年6万元的标准，由东方宾利中心和姚戈向贺玮支付30万元。1月5日，姚戈把关于这份奖励的协议文件《员工奖励款项补发欠条》（以下简称《欠条》）拿出来给贺玮看，双方签了字，当时只加盖了东方宾利中心的财务章、董事长名章。后来贺玮担心缺乏保障，又在2012年的四五月份向姚戈提出自己的意见，姚戈拿走这份《欠条》，加盖了东方宾利中心的公章。《关于“员工奖励款项补发欠条”的说明》（以下简称《欠条说明》）也是在贺玮向姚戈提出自己意见后，姚戈与贺玮签订并加盖的东方宾利中心公章和财务章。至于《离职证明》，也是东方宾利中心负责行政事务的人向贺玮签发的。
2012年6月2日，贺玮工作满五年，经贺玮与东方宾利中心协商一致，贺玮与东方宾利中心解除劳动关系。后贺玮与姚戈联系，要求姚戈按照欠条内容支付贺玮约定的30万元奖励，但姚戈予以推脱、不予支付。贺玮认为，贺玮与姚戈、东方宾利公司所签订的合同为双务合同，是附义务的赠与合同，贺玮已经按照合同履行己方义务，姚戈、东方宾利公司应按照合同履行支付义务，故要求姚戈、东方宾利公司连带向贺玮支付欠款3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2年7月3日起至实际还款时止）。
东方宾利中心答辩称：贺玮所述情况与事实不尽相符。贺玮主张的所谓“30万元奖励”的依据即其提交的《欠条》、《欠条说明》、《离职证明》三份书证，我方以前从未见过，也从来未签发过，但其中我方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和姚戈的个人名章是真实的。若依据《欠条》中“姚戈支付给贺玮五年的奖励以每年6万元计算共计30万元”之内容，无论姚戈个人的欠款责任能否认定，我方公司并非本案诉争30万元的债务人。故我方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
贺玮在2007年5月24日入职我方公司，此后续签劳动合同，其职务是行政助理兼职司机，并非其所称“警卫”工作。我方公司管理职能均由行政部承担，且只有包括姚戈在内的三个人。贺玮作为行政助理，协助做好我方公司各种印章的管理、使用工作是其岗位职责和日常工作之一。贺玮在日常工作中有大量机会单独接触印章，且因兼任司机，贺玮经常携带我方公司印章外出办事。
2012年5月15日贺玮合同到期，我方公司按照人事管理制度向贺玮发放一份《确认书》，由贺玮选择是否续签劳动合同，在该《确认书》中，贺玮亲笔书写“我于2012年5月15日继续与公司产生劳动关系，直至2012年7月31日后终止劳动关系”。根本不存在贺玮主张的所谓我方公司或姚戈盛情挽留并承诺只要再多工作半个多月就会额外给其30万元奖金这一情节。贺玮在起诉状中和当庭陈述的主张与这份《确认书》内容相互矛盾。
2012年8月1日，贺玮正式离职，在《离职流程表》中签字确认双方终止劳动关系，并确认与我方公司“无其他财务事宜，所有费用均已结算完毕”。2012年8月下旬至9月初期间，贺玮每天联系姚戈的秘书尚斐（兼行政人事主管）请求面见姚戈，表示后悔辞职，经济压力较大，希望能回到我方公司上班。姚戈考虑到贺玮的经济困难、为我方公司服务多年等情况，同意贺玮重新入职。从2012年9月10日起，贺玮重新回到我方公司工作，合同约定其职位仍是行政助理兼司机。该合同为一年一签，后于2013年9月9日续签至2014年9月9日，在本案第一次开庭审理时（2014年8月26日）尚未到期。
贺玮从2012年9月10日重新入职后一直正常工作至2014年6月30日。自2014年7月1日起，贺玮突然不再来我方公司上班。我方公司和姚戈曾多次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试图与贺玮联系，但贺玮均拒绝接听且从未回复。2014年7月3日，我方公司收到贺玮发来的EMS快件，里面是一份告知书，要求我方公司给付其所谓的30万元奖励款项。我方公司管理层对此感到非常震惊，但仍无法与贺玮取得联系。无奈之下，我方公司分别于2014年7月18日、2014年8月1日向贺玮发送了快件，要求其到岗工作并说明所谓“30万元奖励款项”的情况。为慎重起见我方公司办理了公证，但仍没有任何贺玮的回应。在贺玮离职后重新入职至我方收到其寄送的EMS快件时间里，贺玮从未以任何方式向我方公司或我方公司的任何员工主张或者提到“30万元奖励款项”一事。直到我方公司收到法院送达的本案诉讼材料后，才第一次见到该《欠条》。
贺玮仅有中学学历，入职多年一直兼任行政助理兼司机的普通职务，无论其是继续工作还是离职，对我方公司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而这种普通职位，重新招聘非常容易。我方公司不可能为了挽留贺玮而允诺支付如此高额的费用。因考虑到贺玮经济上的困难，姚戈之妻非常善良的每月用自己的钱帮助贺玮支付其父母在北京租房的房租费用。我方公司有严格的公章管理制度，对于以单位名义签署的文件，特别是发生对外付款效力的各类文件，必须由法定代表人姚戈亲笔签字后方可加盖印章，而贺玮提交的三份证据，均仅有印章，没有姚戈签字，不符合我方公司的印章管理制度，亦不符合常理。我方公司不可能在贺玮的原有劳动合同在2012年5月15日到期的情况下，为了让贺玮多工作17天，就额外支付高达30万元的巨额奖励，这不符合正常逻辑。我方公司不可能允诺支付给贺玮30万元的税后所得，因为我方公司会为贺玮多工作的17天而承担高达近50万元的工资成本（2012年5月15日至2012年6月2日期间仅有13个工作日，折合每个工作日近4万元的用人成本）。如果按照贺玮所主张，在2012年6月2日起的30日内，即2012年7月2日之前，我方公司或者姚戈应当向其支付所谓30万元欠款而未给付，则贺玮不可能在其2012年8月1日签署的《离职流程表》中签字确认双方终止劳动关系，并确认与我方公司“无其他财务事宜，所有费用均已结算完毕”。
我方认为，贺玮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亦不符合逻辑，在事实上、证据上自相矛盾。对于贺玮这样一位有很多机会单独接触我方公司印章的工作人员，依据加盖公司印章的书证来主张任何请求，人民法院应当严加审查。贺玮应是在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经济上出现困难的情况下，因向姚戈借款未果，遂生歹意，利用早已准备好的加盖了我方公司印章的文件，向我方公司进行讹诈。对此我方公司坚决不认可，不同意其请求，请求法院依法驳回。
姚戈答辩称：姚戈的个人名章由东方宾利中心作为银行印鉴在银行备案，该名章一直由东方宾利中心保管、使用，并非姚戈个人保管、使用。贺玮诉称姚戈因自己有违法行为而挽留贺玮继续为其工作半个多月并允诺奖励贺玮人民币30万元，但贺玮并未对所谓违法行为提交相关证据，且在其所述该前提下，姚戈应因恐惧贺玮揭发而亲笔为贺玮签署承诺书，但其提交的证据中并无姚戈本人签字。故贺玮所提交的证据并非真实的，其主张事实不存在。姚戈认可东方宾利中心的意见，并与其意见一致，坚决不认可贺玮主张，不同意贺玮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驳回。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5月24日，贺玮与东方宾利中心签订《劳动合同书》，工作内容为在东方宾利中心的行政部门从事行政助理工作，合同生效日期约定为2007年5月24日，终止日期约定为2008年5月23日。2008年4月，东方宾利中心向贺玮送达《确认书》，表示与其续签两年期劳动合同的意向。贺玮于2008年4月30日签署回执，表示“合同到期后续签”。2008年5月15日，贺玮与东方宾利中心签订《劳动合同书》，工作内容为在东方宾利中心的行政部门从事行政助理工作，合同生效日期约定为2008年5月24日，终止日期约定为2010年5月23日。2010年4月20日，贺玮与东方宾利中心签订《劳动合同书》，合同生效日期约定为2010年5月14日，终止日期约定为2011年5月15日。2011年5月5日，贺玮与东方宾利中心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贺玮担任行政部行政助理，合同生效日期约定为2011年5月15日，终止日期约定为2012年5月14日。2012年5月，东方宾利中心向贺玮送达《确认书》，表示与其续签一期劳动合同的意向。贺玮于2012年5月15日签署回执，表示“经双方达成一致，我于2012年5月15日继续与公司产生劳动关系，直至2012年7月31日后终止劳动关系”。
东方宾利中心对其主张的贺玮于2012年8月1日正式离职、在《离职流程表》中签字确认双方终止劳动关系、确认与东方宾利中心“无其他财务事宜，所有费用均已结算完毕”之情节，提交了《离职流程表》等材料为证。该份《离职流程表》中，“详述离职原因”一栏写明“合同到期，不再续签劳动合同”，“财务”一栏写明“2012年7月工资于2012年8月10日打入个人账户。无其他财务事宜。所有费用，均已结算完毕”。贺玮对该份《离职流程表》真实性予以认可，称该表中提到的各项费用，是指劳动关系存续或解除时双方的工资、经济补偿金、赔偿金、社保等方面的问题是否已经完全妥善的解决，认为与本案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认可其证明目的。
2012年9月10日，贺玮与东方宾利中心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贺玮担任行政司机，合同生效日期约定为2012年9月10日，终止日期约定为2013年9月9日。2013年9月9日，贺玮与东方宾利中心在前述该份《劳动合同书》后附的《劳动合同续订书》中签字，表示续订劳动合同，生效日期为2013年9月10日，终止日期约定为2014年9月9日。
2013年11月20日，贺玮、东方宾利中心与北京东方宾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签订《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声称为配合北京东方宾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运营与发展，东方宾利中心与北京东方宾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进行人事调整，三方约定，贺玮原与东方宾利中心签订的劳动合同，用人主体变更为北京东方宾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原劳动合同期限从2013年9月10日起至2014年9月9日，北京东方宾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担因劳动用工而产生的如为贺玮缴纳社会保险等相关义务，贺玮认可与北京东方宾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除上述变更内容外其他劳动合同条款不做任何变更。
2014年7月，贺玮通过邮政EMS快递，向东方宾利中心、姚戈发送《告知书》，声称“关于2012年1月5日你与我签署的《员工奖励补发欠条》，我曾多次向你方提出立即支付所欠金额300000元给我，但至今尚未支付于我，希望你方尽快支付所欠款项”。
收寄后，北京东方宾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2014年7月16日制作《通知》文件，上有督促贺玮上班、表示对贺玮所寄送的《告知书》的震惊，称贺玮系虚构事实威胁单位、要求贺玮到单位说明情况等内容，并委派代理人吴霞于2014年7月18日在北京市东区邮电局三源里邮电支局富华大厦邮电所将三份《通知》文件分别寄往“牛街东里14号（宣武区）”、“北京市朝阳区南十里居10号院小区”、“河北省深州市位桥镇东位桥村”三个地址，收件人均为“贺玮”，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对此均进行保全证据公证。北京东方宾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1日制作新的《通知》文件，上有通知贺玮已被开除、要求贺玮来单位办理正式离职手续、要求贺玮正确、及时处理《告知书》等内容，并委派代理人吴霞于2014年8月1日在前述邮电所将一份新的《通知》文件寄往“北京市宣武区牛街东里14号”，收件人为“贺玮”，北京市长安公证处亦对此进行保全证据公证。对上述公证书的真实性，贺玮予以认可，但称自己手机始终保持畅通、并无失联情形。
为佐证其主张，贺玮提交了《员工奖励款项补发欠条》、《关于“员工奖励款项补发欠条”的说明》、落款日期为2012年6月2日的《离职证明》为证。
《员工奖励款项补发欠条》文件中，写有“贺玮（身份证号×××）系北京东方宾利文化发展中心员工，自2007年6月签署劳动合同，在单位从事董事长警卫司机兼助理工作，北京东方宾利董事长姚戈同意：贺玮自2007年6月起为单位正式员工，到2012年6月份在本单位工作满五年后，如果贺玮离职不在续签劳动合同，姚戈支付给贺玮五年的奖励以每年60000元（陆万元）计算共计300000（叄十万元），进行一次性支付。支付日期在离职之日起30日内付清。本欠条盖章签字均有法律效应”等字样，下方写有“支付人：北京东方宾利文化发展中心财务”字样处加盖“北京东方宾利文化发展中心财务专用章”，写有“北京东方宾利文化发展中心董事长：姚戈”字样处加盖“姚戈”名章和“北京东方宾利文化发展中心”公章。
《关于“员工奖励款项补发欠条”的说明》文件中，写有“北京东方宾利文化发展中心于2012年1月5日与本中心董事长司机兼助理贺玮（身份证：×××）签署了‘员工奖励款项补发欠条’：（1）欠条内容涉及的：‘支付给贺玮五年的奖励以每年60000元（陆万元）计算共计300000（叁十万元）’此款项数目为贺玮税后所得金额；此款项从北京东方宾利文化发展中心开户行账号（招行建国路支行账号：×××）中进行现金转账一次性支付；（2）因贺玮多次咨询律师，对于‘员工奖励款项补发欠条’支付方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向中心提出了补盖单位公章的问题，本中心在双方协商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进行补盖，补盖完毕后即可产生其应有的法律效力，不影响‘员工奖励款项补发欠条’本身所产生的任何的法律效力。特此说明”等字样，下方写有“支付人：北京东方宾利文化发展中心”字样处加盖“北京东方宾利文化发展中心”公章，写有“北京东方宾利文化发展中心财务”字样处加盖“北京东方宾利文化发展中心财务专用章”，写有“董事长：”字样处加盖“姚戈”名章。
落款日期为2012年6月2日的《离职证明》文件中，写有“贺玮（身份证号：×××）自2007年06月份入职我公司董事长司机兼助理职务，至2012年06月份工作已满五年，因个人原因申请离职，在职期间无不良表现，经协商一致，已办理离职手续。自开具此证明起，自动解除劳动合同，现已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因未签订相关保密协议，遵从择业自由。特此证明”等字样，下方写有“北京东方宾利文化发展中心”、“2012-06-02”字样处加盖“北京东方宾利文化发展中心”公章。
东方宾利中心、姚戈对《员工奖励款项补发欠条》、《关于“员工奖励款项补发欠条”的说明》、《离职证明》均不予认可，并提出对《员工奖励款项补发欠条》、《关于“员工奖励款项补发欠条”的说明》、《离职证明》三份文件上面的落款处文字打印时间与印章加盖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朱墨或文字时序鉴定）。对该项鉴定，双方当事人一致选定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作为鉴定机构。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鉴定后认定，《员工奖励款项补发欠条》中的“北京东方宾利文化发展中心财务专用章”印章印文与印刷体字迹形成的先后顺序是先形成印刷体字迹后盖印，《关于“员工奖励款项补发欠条”的说明》中的“北京东方宾利文化发展中心财务专用章”印章印文与印刷体字迹形成的先后顺序是先形成印刷体字迹后盖印，《员工奖励款项补发欠条》中的“北京东方宾利文化发展中心”印章印文与印刷体字迹形成的先后顺序是先形成印刷体字迹后盖印，《关于“员工奖励款项补发欠条”的说明》中的“北京东方宾利文化发展中心”印章印文与印刷体字迹形成的先后顺序是先形成印刷体字迹后盖印，《离职证明》中的“北京东方宾利文化发展中心”印章印文与印刷体字迹形成的先后顺序是先形成印刷体字迹后盖印，《员工奖励款项补发欠条》中的“姚戈”名章印文与印刷体字迹形成的先后顺序是先形成印刷体字迹后盖印，《关于“员工奖励款项补发欠条”的说明》中的“姚戈”名章印文与印刷体字迹形成的先后顺序是先形成印刷体字迹后盖印。对于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为前述鉴定事项作出的上述的鉴定报告意见，贺玮、东方宾利中心及姚戈均认可。
对于贺玮提交的《员工奖励款项补发欠条》、《关于“员工奖励款项补发欠条”的说明》、《离职证明》中的印章加盖问题，贺玮解释称“《员工奖励款项补发欠条》后期仅仅是由东方宾利中心加盖了公司公章，盖章处第二行的公司名称，是连接下一行的董事长的，即公司董事长，并非添加打印或伪造后盖章的”，东方宾利中心、姚戈提出质疑，认为存在相互矛盾的情况。
对于东方宾利中心、姚戈提出的贺玮主张不符合逻辑之抗辩意见，贺玮解释称“姚戈是因为一些理由，其中可能涉及到一些税务方面的灰色地带，需要贺玮留在其身边为其继续工作，所以才签订材料，挽留贺玮”，但未举证加以证明。
为佐证其提出的抗辩主张，东方宾利中心、姚戈有证人封×、李×1、李×2、尚×出庭作证，述称东方宾利中心的印章（公章、合同章、财务章）由与贺玮在同一办公室办公的封×保管、贺玮和其他员工有条件自行取用且贺玮经常取出外带使用、贺玮提交的证据中的《离职证明》并非由当时在职并负责制作离职证明的尚斐开具等证言。贺玮以证人身份为东方宾利中心过去或现在在职的员工因而存在利害关系、所作证言中有较多推断性语言为由，不认可证人的证言。
为证明其主张的公司内部规章制度，东方宾利中心、姚戈提交了《员工手册》为证。该《员工手册》第十章“规章制度”第十三节“公章及信函的使用制度”中规定有“凡以本公司名义发出的函件，凭总经理的签字并加盖公章”、“以公司名义签订的协议书、合同书等经总经理审核批准后，到行政部盖章，其中涉嫌付款的合同，应由财务负责人及总经理汇签的请印单”等内容。贺玮对此不予认可，否认自己有管理公司印章的职权。
对于姚戈提交的招商银行印鉴卡、手机信息截图，贺玮认为与本案无关。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贺玮在本案中诉称“姚戈在2012年1月4日贺玮找到其提出离职时表示挽留，并承诺只要贺玮工作到2012年6月年满五年，即按照每年6万元之标准，由东方宾利中心、姚戈向贺玮支付30万元”，对此提交《欠条》文件作为证据。依据《欠条》文件的“……姚戈支付给贺玮五年的奖励……”等约定内容，所谓“五年的奖励”应由“姚戈”支付，并未涉及东方宾利中心，而且在《欠条》文件的下方，写有“支付人：北京东方宾利文化发展中心财务”字样处加盖“北京东方宾利文化发展中心财务专用章”，写有“北京东方宾利文化发展中心董事长：姚戈”字样处加盖“姚戈”名章和“北京东方宾利文化发展中心”公章，但无“姚戈”本人签名。则《欠条》文件的表述权利义务内容、主体与签章、列印名称不一致，与贺玮提出的“东方宾利中心、姚戈承诺给付奖励”之事实主张不一致。
贺玮称其担心缺乏保障，在2012年的四五月份向姚戈提出意见，姚戈拿走《欠条》文件，加盖了东方宾利中心的公章，又称在其向姚戈提出意见后，姚戈与其签订《欠条说明》文件并加盖东方宾利中心公章和财务章。在贺玮提交的《欠条说明》文件中，写有“北京东方宾利文化发展中心于2012年1月5日与本中心董事长司机兼助理贺玮（身份证：×××）签署了‘员工奖励款项补发欠条’……”等字样，该项表述内容，与贺玮提出的“东方宾利中心、姚戈承诺给付奖励”之事实主张不一致，与《欠条》文件的表述权利义务内容、主体不一致，但与《欠条》文件的签章、列印名称一致。根据贺玮之主张，其作为证据提交的《欠条说明》文件应是对《欠条》文件的说明，二者的内容应相互印证，或由前者对后者进行明确的权利义务的继受、转移等宣示，但二者并无此明确的宣示，在给付主体、签约主体的约定及贺玮的诉称主张三项内容之间不相一致，而且二者列印名称、签章的一致，与前述三项内容的不相一致之处，客观上存在矛盾，致使《欠条》、《欠条说明》两份证据的证明力不足，所主张事实存疑。
《欠条说明》文件中写有“……因贺玮多次咨询律师，对于‘员工奖励款项补发欠条’支付方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向中心提出了补盖单位公章的问题，本中心在双方协商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进行补盖，补盖完毕后即可产生其应有的法律效力，不影响‘员工奖励款项补发欠条’本身所产生的任何的法律效力。特此说明”等字样，《欠条说明》文件的这一内容，与贺玮所称其“担心缺乏保障，在2012年的四五月份向姚戈提出意见，姚戈拿走《欠条》文件，加盖了东方宾利中心的公章”之情节基本相符，但未注明时间。
在贺玮提交的《离职证明》文件中，写有“贺玮（身份证号：×××）自2007年06月份入职我公司董事长司机兼助理职务，至2012年06月份工作已满五年，因个人原因申请离职，在职期间无不良表现，经协商一致，已办理离职手续。自开具此证明起，自动解除劳动合同，现已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因未签订相关保密协议，遵从择业自由。特此证明”等字样，下方写有“北京东方宾利文化发展中心”、“2012-06-02”字样处加盖“北京东方宾利文化发展中心”公章。但根据东方宾利中心提交的证据查明，贺玮已于2012年5月15日在东方宾利中心向其送达《确认书》中签署回执，表示“经双方达成一致，我于2012年5月15日继续与公司产生劳动关系，直至2012年7月31日后终止劳动关系”。对东方宾利中心提交的该项证据，贺玮认可其真实性。则贺玮主张的“2012年6月2日贺玮工作满五年，经贺玮、东方宾利中心协商一致，贺玮与东方宾利中心解除劳动关系”之情节，与其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2年6月2日《离职证明》文件相一致，但与其自认的东方宾利中心提交的证据《确认书》所证明的事实相矛盾，其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2年6月2日《离职证明》文件的证明力不足，所主张事实存疑。
对于贺玮提交的《欠条》、《欠条说明》、《离职证明》三份文件，东方宾利中心、姚戈虽认可其中印章之真实性，但否认其证据真实性，对贺玮主张的相关事实坚决予以否认，并指出其中存在若干逻辑矛盾及错误，另提交了若干证据为证。贺玮对于东方宾利中心、姚戈的抗辩理由及事项，以其提交的证据若存在逻辑矛盾或错误均为东方宾利中心、姚戈的责任而与贺玮无关、贺玮所持证据为东方宾利中心、姚戈加盖真实印章之真实文件等理由予以反驳。对此，法院认为，按照贺玮之主张，《欠条》、《欠条说明》为立约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立约过程中，对于协议文件的文字和签章等内容展现出的相互矛盾之处或明显的逻辑问题，以及出现的一些文字、语法错误，如该协议文件并非贺玮本人拟定，贺玮应当审慎考虑后再行签署，或可要求更正、重新拟定，以避免逻辑问题、矛盾之处影响协议文件的效力或作为诉讼证据的证明力；如系贺玮本人拟定，则其拟定相关文件并草率签署，与其在诉讼中的主张、辩驳或其他证据出现不一致继而影响证明力，贺玮应当自负其责。
综合上述论断，贺玮主张事实所依据的《欠条》、《欠条说明》、《离职证明》三份证据文件，证明力不足，贺玮并未提交其他有效的证据补强上述书证的证明力，则贺玮主张的事实，法院不予采信。对于贺玮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4月判决：驳回贺玮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贺玮不服，上诉至本院称：1、《离职证明》与《确认书》并不矛盾，是有效的；2、东方宾利中心、姚戈加盖印章的行为表明同意付款；3、原审法院受到东方宾利中心、姚戈的误导，丧失中立立场。为此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或发挥重审。
东方宾利中心、姚戈同意原判，不同意贺玮的上诉意见，答辩意见同其原审答辩意见，请求驳回贺玮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审理中，东方宾利中心提交了记载该公司公章领用情况的笔记本上的文字材料两页，上有贺玮签字领用公章的情形，证明贺玮有机会接触公章。对此，贺玮不同意作为新证据，不认可对方的证明目的，也不能证明其能够接触到财务章。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员工奖励款项补发欠条》、《关于“员工奖励款项补发欠条”的说明》、落款日期为2012年6月2日的《离职证明》、《告知书》、《入职登记表》、《劳动合同书》、《确认书》、《离职流程表》、《通知》、《劳动关系终止证明》、《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公证书、证人证言、招商银行印鉴卡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贺玮上诉主张《离职证明》与《确认书》回执并不矛盾，其在签署《确认书》回执后又办理了《离职证明》，与东方宾利中心于2012年6月2日经协商一致解除了劳动关系，原判认定《离职证明》的证明力不足是错误的。对此，本院认为，结合《离职流程表》及贺玮对该表的质证意见，贺玮认可其在2012年7月仍与东方宾利中心存在劳动关系，与《确认书》回执的内容相互印证，但与贺玮上诉主张的《离职证明》有效、双方于2012年6月2日解除劳动关系的意见自相矛盾，故本院对其此项上诉意见不予采纳。贺玮上诉称东方宾利中心在《欠条》、《欠条说明》上加盖公章、财务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章，应认定东方宾利中心同意支付欠款。对此，本院认为，《欠条》写明“姚戈支付给贺玮五年的奖励”，支付主体应为姚戈，但签章主体却与《欠条》主文表述的支付主体并不一致；而《欠条说明》作为对《欠条》的说明文件，却写明由东方宾利中心的账号支付，在支付主体的确定上与《欠条》存在矛盾。故原审法院认为《欠条》、《欠条说明》两份证据的证明力不足、贺玮据此主张的事实存疑，并无不当；贺玮以签章主体为东方宾利中心为由，要求其承担支付义务，缺乏合同依据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按照贺玮的主张，依常理，贺玮应在离职时积极主张东方宾利中心支付其30万欠款，并在离职30日内积极要求东方宾利中心予以支付，但其于2012年7月31日签字确认《离职流程表》、2012年8月3日签字并领取《劳动关系终止证明》时均未向东方宾利中心明确主张该笔欠款，亦未在离职后30日内积极主张东方宾利中心欠其大额欠款，并于其后在东方宾利中心工作的较长期间内亦未主张，其处理大额债权的行为不符常理，本院对其主张难以采信。综上，贺玮的上诉请求缺乏充分、合理的依据，应予驳回。原审法院所作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29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均由贺玮负担（均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文彤
审 判 员 任淳艺
代理审判员 李 洹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孙文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