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02民终1445号
上诉人刘利芝，女，1963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株洲市天元区。
上诉人杨灿，男，1987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株洲市天元区。
上诉人杨浩，男，1989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株洲市天元区。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国强，湖南一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即代为承认、放�、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上诉或撤诉等诉讼权利。
被上诉人袁冬明，男，1965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
被上诉人杨耀荣，女，1973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系袁冬明之妻。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胡军，湖南犀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即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上诉或撤诉等诉讼权利。
被上诉人杨天河，男，1962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
被上诉人刘桂元，女，1963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系杨天河之妻。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利芝、杨灿、杨浩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冬明、杨耀荣、杨天河、刘桂元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湖南省株洲市芦�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8日作出（2015）芦法民一初字第2519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原告刘利芝、杨灿、杨浩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9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利芝、杨灿、杨浩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国强、被上诉人袁冬明及其与被上诉人杨耀荣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胡军、被上诉人杨天河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桂元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被告袁冬明因需在株洲市芦淞区白关镇宋家湾村建房和被告杨天河商谈建房施工方面的搭建架子、为钢筋梁柱建模以及完工时拆卸搭建的架子和模板等事项。2015年10月20日开始施工，杨松林经被告杨天河参与其班组进入该工地施工。同年11月26日下午1时左右，杨松林在该工地拆卸房梁模板的作业过程中，从约6米高的房梁坠下，头部落在地面用于建房的铁制零件上，致头颅重度损伤（在事故发生前1个小时左右的午餐时，杨松林饮用了自带药酒），经医院抢救无效，于30日死亡。事故发生后，经双方所在地人民政府和村委会多次联动协调，被告袁冬明预付5万元、被告杨天河预付3万元，给死者杨松林家属。另查明，受害人杨松林于1963年4月16日出生，户籍住所地为株洲市天元区雷打石镇农科村金盆组06号，其父母均已过世，原告刘利芝系其妻子，原告杨浩、杨灿系其儿子。被告袁冬明农村村民建房用地批准书的有效期为2012年至2013年10月，批准用地面积为120平方米。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本案中因杨松林死亡原告方的各项损失如何确认？（二）被告袁冬明、被告杨天河与杨松林之间的关系如何确定？（�）被告袁冬明是否对杨松林死亡存在过错？（四）死者杨松林对其死亡后果是否存在过错？（五）各责任主体如何担责？评议如下：（一）原告方因杨松林死亡各项损失的确定问题。1、原告方主张丧葬费24262.50元（48525÷12×6）、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住院护理费900元、住院伙食补助300元，各被告未提出异议，原告方提供了医疗费发票，原告的计算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确认；2、原告方主张医疗抢救费53592.91元，经查原告方提供的医疗票据总金额只有46719.81元（43126.99＋188＋961.81＋2443.01），故该院确认46719.81元；3、就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原告方与各被告方争议很大。原告方主张死者杨松林生前虽属农村居民户籍，经常居住地为天元区雷打石镇农科村金盆组06号，但其主要在城镇建筑工地务工，其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和非农业收入，故应按城镇居民标准28838元／年计算。各被告提出死者杨松林生前属农村居民，其居所地和经常居住地均为农村，虽经常外出流动性在建筑工地做木工，但无固定工作，工作地不分农村、城镇，不能认定其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故应按农村居民标准10993元／年计算。经庭审，证人旷志勇、陈德元证明死者杨松林生前在外务工仍经常居住在位于天元区雷打石镇农科村金盆组06号的家中，原告方也予以承认，因此其生前经常居住地即为户籍所住地。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2005）民他字第25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生活消�支出）的标准。本案中，受害人唐顺亮虽然是农村户口，但在城市经商、居住，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该复函将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作为两个并存的参考点。本案中，死者杨松林生前户口所在地和经常居住地均为农村。因此，原告方提供的证人旷志勇证言、考勤记录以及杨松林的记工本是否能证明死者生前主要收入来源城市，对于本案中认定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已无实质意义。另外，旷志勇对几个工地的工程名称也均不能表述出来，不符合常理，杨松林的记工本中绝大部分务工又未标明务工地点在农村还是城镇，加上证人与杨松林存在亲戚关系，故证人旷志勇考勤记录表示的务工地点位于城区的内容，该院难以采信。因此，该院认为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为宜，确认219860�（10993元／年×20年）。另外，原告方以证人旷志勇的证言、考勤记录以及杨松林的记工本、参战退役人员优抚资料及村委会证明等证据主张其主要收入来源非农业收入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因以收入来源行业作为城镇居民标准还是农村居民标准的划分标准，没有法律依据，故该院不予支持。综上，合计确认三原告的损失为342042.31元（46719.81＋219860＋24262.50＋50000＋900＋300）。（二）被告袁冬明、被告杨天河与杨松林之间的关系。被告杨天河主张其与死者等其它人均受雇于被告袁冬明，其与杨松林均是等酬，未有盈利。而三原告与被告袁冬明、杨耀荣均认为被告袁冬明将房屋承包给被告杨天河施工，杨松林受雇于被告杨天河。根据被告杨天河提供的出警记录“房东为袁冬明，承建的包工头为杨天河”、被告杨天河询问笔录中陈述“我是一名木工老板，手下有几个人做事”及“我和我的施工队伍正在施工，从高处掉落的是我手下的一名木工，名叫杨森（松）林”，可以认定被告袁冬明将房屋建设施工承包给被告杨天河，两者之间是发包方和承包方的关系。另外，本次木工业务是由被告杨天河联系和安排，报酬也是由被告杨天河直接发放，且被告杨天河对杨松林的考勤记录中体现是按240元/天给杨松林计付酬劳，证明是按工时标准向杨松林计付工资，符合雇佣关系的基本特征，至于被告杨天河辩解与杨松林等同工同酬，没有事实依据，以及因不欠死者的钱才给他计240元/天来否认雇佣关系难以自圆其说。故该院认定杨松林系受雇于被告杨天河。（三）被告袁冬明对杨松林死亡是否存在过错。从庭审可以认定被告袁冬明建房占地两百多平方米，层高达6米，且从现场照片梁上的混泥土柱看，其至少规划建两层，建筑面积远超出300平方米�超出了农村低层住宅的通常标准。根据建设部《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规定“对于建制镇、集镇规划区内的所有公共建筑工程、居民自建两层（不含两层）以上、以及其它建设工程投资在30万元以上或者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上的所有村镇建设工程、村庄建设规划范围内的学校、幼儿园、卫生院等公共建筑，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督管理”的规定，故被告袁冬明依法应委托有建筑资质的单位设计、施工，但其直接委托不具有资质的被告杨天河建设施工，存在主观过错。（四）死者杨松林对其死亡后果是否存在过错。三原告主张死者杨松林对其死亡后果没有过错，杨松林事故前饮酒了，但没有证据证明饮酒与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四被告认为杨松林在事故前饮酒，自身应对死亡后果承担责任。首先，事发时未有作业架倒塌、脱落等现象。其次，被告杨天河、被告袁冬明的公安询问笔录以及证人陈德元的证言证明杨松林在事故前1个多小时的午餐时有饮酒，原告方也未予以否认，可以认定杨松林在事故发生前1小时左右存在饮酒行为。其三，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饮酒与其死亡存在因果关系，但是建筑行业作业禁止饮酒是通行规范，且从日常生活经验判断，其饮酒行为与其死亡后果应存在因果关系。另外，杨松林头部落地时头上未见头盔，应是其未带头盔或虽带有头盔但未扣好头盔带，故其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五）各责任主体如何担责问题。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动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被告杨天河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具有保障提供劳务一方的人身安全不受侵害的义务，应对劳务人员进行必要的安全指导，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避免风险以确保施工安全，而被告杨天河明知杨松林作业前饮酒而不予制止等，怠于履行相关安全义务，致使杨松林施工作业时高坠身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责任；但定作人对选任有过失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被告袁冬明作为定作人本应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的建筑企业进行建筑施工，却选择没有相应资质的被告杨天河进行建筑工程施工，未尽到相关注意义务，在选任上存在过失，应在与被告杨天河的承包关系内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承包关系外应与被告杨天河承担连带责任。3、死者杨松林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人，理应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并对自身安全负有注意义务，然而在作业过程中，其饮酒和未带好头盔是导致本案伤亡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故应减轻雇主即被告杨天河的责任。纵观本案事故发生原因力大小及各方的过错程度，该院酌定杨松林应对其死亡后果承担30%的责任，被告杨天河、被告袁冬明连带承担70%的责任。另外，虽然被告袁冬明是发包方，但是被告杨天河作为承包方主要负责现场施工，明知杨松林饮酒也不予制止，为减少诉累，该院酌情认定被告杨天河与被告袁冬明内部承担责任份额分别为40%和30%。被告杨耀荣作为被告袁冬明的妻子，其建房属家庭建设，故应就被告袁冬明就此应承担的债务应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刘桂元作为被告杨天河的妻子，被告杨天河承包施工是为家庭收入，故就被告杨天河就此应承担的债务应承担连带责任。据此，�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杨天河、袁冬明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还连带赔偿原告刘利芝、杨浩、杨灿159429.62元（342042.31×70%－50000－30000）[被告杨天河与被告袁冬明内部的分担为被告杨天河106816.92元（342042.31×40%－30000），被告袁冬明52612.70元（342042.31×30%－50000），任何一方实际承担超出其应承担的部分，可直接向对方追偿]；二、被告杨耀荣对被告袁冬明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刘桂元对被告杨天河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刘利芝、杨浩、杨灿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058元，由原告刘利芝、杨浩、杨灿承担3500元，由被告袁冬明、杨耀荣承担2900元，由被告杨天河、刘桂元承担3658元。
一审宣判后，原告刘利芝、杨灿、杨浩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芦法民一初字第2519号民事判决；二、改判被上诉人连带赔偿上诉人损失484652.33元，即在原判决第一项基础上增加325222.71元。事实及理由：一、本案应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杨松林死亡赔偿金，原判决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杨松林死亡赔偿金适用法律错误，与立法本质不符；二、被上诉人承担的责任份额畸轻，综合全案被上诉人应承担全部损失80%。
被上诉人袁冬明、杨耀荣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受害人杨松林在事故发生前1小时的中餐时饮酒，且在事故发生时穿皮鞋，未带安全头盔，实施了明显属于建筑行业安全规范所禁止的行为，与其死亡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被上诉人袁冬明是涉案建筑工程的发包人，被上诉人杨天河是承包人，杨松林与杨天河之间是雇员与雇主的关系；杨松林生前属于农村居民户籍，户籍所在地和经常居住地均在株洲市天元区雷打石镇农科村金盆组06号，农闲时外出流动性在建筑工地做木工，工作地点不分农村和城镇，主要收入来源地不是城市而是农村。二、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被上诉人袁冬明承担的是一种过错责任，而不是无过错责任；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十条，被上诉人袁冬明对于选任承包方存在过错，但支付了建设房屋工程保险费用，购买了跳板作为安全防护，已经尽到了相关的安全注意义务，一审确定的各责任主体承担的相应责任比例合情合理合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规定，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是两个并存的参照点，必须同时具备，一审用农村标准计算杨松林损失正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维持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杨天河答辩称：一、原审法院按农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正确，杨松林生前从事建筑业，属不定期、临时的，且每天收工后回到雷打石镇老屋居住，并没有生活消费、居住在城市；二、被上诉人杨天河与被上诉人袁冬明并非承包关系，杨天河与死者杨松林都是雇于袁冬明的；三、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由被上诉人杨天河与袁冬明负连带责任，同时杨天河承担40%是不当的，应由袁冬明和杨松林多承担一些。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被上诉人杨天河不承担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刘桂元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上诉人刘利芝、杨灿、杨浩在二审过程中向本院提交一份新证据，即租赁合同一份，拟证明农科村金盆组水田、水塘、山岭都已在2013年1月1日－2029年12月31日由村集体对外发包。
对上诉人刘利芝、杨灿、杨浩提交的该份证据，被上诉人袁冬明、杨耀荣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根据民诉法的相关规定，上诉人是当庭提交的证据，已经超过举证期限，该证据不能作为证据进行质证；该证据不是原件是复印件，证据应当提交原件，该证据没有证据效力；该租赁合同不能反映上诉人的责任田等已经对外进行租赁，且没有租金的证据，不能证明承租人已经履行了合同；若上诉人真实将山岭等对外进行出租，但对外承包是农村土地的流转，该收入也是基于责任田所产生的收入，正好可以说明杨松林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在农村；不能证明杨松林没有农村收入的证明目的。
被上诉人杨天河发表质证意见称：对租赁合同真实性无异议，但责任田只租了30%出去，大家按标准分了钱。
被上诉人刘桂元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对举证质证权利的放弃。
对于上诉人刘桂芝、杨灿、杨浩提交的证据，结合被上诉人袁冬明、杨耀荣、杨天河的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该证据系复印件，且并不能证明杨松林生前主要收入来源于城市，对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袁冬明、杨耀荣、杨天河、刘桂元在二审过程中未提交任何新证据。
上诉人刘利芝、杨灿、杨浩与被上诉人袁冬明、杨耀荣、杨天河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采信的证据和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一、一审按农村标准计算杨松林死亡赔偿金是否正确；二、一审判决由上诉人自行承担30%的损失是否恰当。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未来减少收入的赔偿。根据最高人�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2005）民他字第25号】精神，农村居民死亡赔偿金若要按城镇标准计算，需要证明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本案中，死者杨松林生前系农村居民户籍，户籍所在地和经常居住地均为株洲市天元区雷打石镇农科村金盆组06号。死者杨松林生前主要从事木工工作。上诉人认为根据一审提交的杨松林记工本和证人旷志勇考勤记录，杨松林死亡前主要在城市务工，被上诉人对此予以否认。经查，杨松林生前记工本多记录时间为一天或半天，鲜有关于地点的记录，旷志勇的考勤记录和证人证言也无法证实杨松林生前主要在城市从事木工工作。且2015年11月26日本案事故发生时，杨松林务工的地点、即被上诉人袁冬明的房子所在地为株洲市芦淞区白关镇宋家湾村。故法院难�认定杨松林生前务工地点全部在城市，主要收入来源于城市。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杨松林死亡赔偿金正确。上诉人刘利芝、杨灿、杨浩认为应按城市标准计算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查明，杨松林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事故前一个多小时的午餐时饮酒，出事时未戴头盔，对事故发生存在一定过错；杨天河作为接受劳务一方，明知杨松林作业前饮酒而不予制止，怠于履行相关安全义务，对事故发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袁冬明作为定作人选择没有相应资质的杨天河进行建筑工程施工，未尽到相关注意义务，在选任上存在过失，应在与杨天河的承包关系内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承包关系外与杨天河承担连带责任，最终认定杨松林对其死亡后果承担30%的责任，杨天河�袁冬明连带承担70%的责任，杨天河与袁冬明内部承担责任份额分别为40%和30%。上诉人刘桂芝、杨灿、杨浩认为一审判决被上诉人袁冬明、杨耀荣、杨天河、刘桂元承担的责任份额畸轻，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杨松林饮酒与事故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结合全案四被上诉人应承担全部损失的80%。本院认为，杨松林死亡原因系在从事工地施工时从约6米高的房梁坠下、头颅重度损伤所致。正如一审判决所述，建筑行业作业禁止饮酒是通行规范，从日常生活经验判断，杨松林饮酒行为和未佩戴头盔与其死亡后果应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认为杨天河未采取相应安全保障措施确保施工安全，明知杨松林饮酒仍继续安排其作业，存在重大过错，上述情形一审法院已在确定各责任人责任比例时充分考虑。故上诉人要求将杨松林自身责任比例更改为20%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178元，由上诉人刘利芝、杨灿、杨浩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蕾
审 判 员 彭建爱
代理审判员 陈 政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汪礼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