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17）闽0211行赔初17号
原告黄连德，男，汉族，1945年6月30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原告黄立英，女，汉族，1953年6月9日出生，住福建厦门市湖里区。
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谢婷，福建方与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冯三荣，福建方与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厦门市湖里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住所地厦门市湖里区枋湖路2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206004136968M。
机关负责人周泽勇，局长。
出庭应诉人陈玉艺，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桂英、廖俊骜，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厦门市湖里区东渡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金鼎里6号101，组织机构代码B3460571-0。
负责人纪智琼，居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孙扬锋、邱辰，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厦门禾丰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湖里区安岭二路108号湖里国投大厦4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6664700069T。
法定代表人廖德康。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林海青，女，汉族，1983年1月8日出生，住址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汪家添，福建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连德、黄立英诉被告厦门市湖里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湖里行政执法局”)、第三人厦门市湖里区东渡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东渡居委会”)、厦门禾丰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丰公司”)要求行政赔偿一案，原告于2017年9月1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当日受理。本院于2017年9月19日向被告厦门市湖里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原告于2017年10月19日申请追加东渡居委会与禾丰公司为本案第三人，本院依法准予其申请。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连德、黄立英及其委托代理人谢婷、冯三荣，被告湖里行政执法局出庭应诉负责人陈某及委托代理人王桂英、廖俊骜，第三人东渡居委会委托代理人孙扬锋，邱辰，第三人禾丰公司委托代理人汪家添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连德、黄立英诉称，两原告及死者黄汉龙居住的厦门市湖里区东渡路78号楼建造于上世纪80年代，2017年4月，被告未经法定程序将涉案建筑认定为违法建筑并强制拆除，期间，因施工需要，被告将涉案建筑六楼天台的西北向部分围栏进行切割拆除。然而，被告在施工完毕后，并未将栏杆缺口部分予以修复。2017年7月25日，黄某2从涉案建筑六楼天台栏杆缺口处跌落至四楼，后送至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经抢救无效于2017年7月26日死亡。被告在对涉案建筑进行拆除过程中，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留下重大安全隐患，在施工完成后长达几个月时间内仍不消除，是导致黄某2意外坠楼身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被告对此不可推卸的责任。原告请求：一、判令被告向两原告支付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人民币1，351，380元；二、判令被告向两原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2，000，000元；三、判令被告向两原告支付医疗费及因丧葬所支出的合理费用人民币27，106.02元；四、判令被告向两原告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直至死亡为止；五、判令被告对涉案建筑六楼楼顶的围栏缺口部分予以修复；六、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材料：证据1、户口簿；证据2、厦门市土地房屋权证；证据3、自行拆除协议书、拆除名单；证据4、报警回执；证据5、福建省厦门市医疗机构门诊收费专业票据等；证据6、居民死亡证明（推断）书、尸体检验结果通知书；证据7、现场照片（三份）；证据8、简历表；证据9、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清单；证据10、结婚证；证据11、证人证言及证人身份证件；证据12、丧葬服务费发票、费用清单。
被告湖里行政执法局辩称，一、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湖里城管实施了侵犯其人身权或财产权的行政行为，其基于不存在的行政行为提起的国家赔偿诉讼依法应予以驳回。原告对其提起本案诉讼“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负有举证责任，即本案原告应当首先举证证明答辩人实施了其诉称的“强制拆除厦门市东渡路78号七楼建筑的行政行为”。原告的主张的丧葬费有第一项与第三项重复主张，并且原告要求的按厦门市城镇居民消费标准30867元每人每年从黄某2死亡之日起到两原告死亡，与《国家赔偿法》按最低标准赔偿不同。原告提交的《湖里区文明提升整治自行拆除协议书》及银行流水证明原告系自愿配合政府对“厦门市东渡路78号605室范围内的临时建构筑物予以整治拆除”，而非原告诉称的“厦门市东渡路78号七楼建筑”被被告强制拆除。综上，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湖里城管实施了其所称的“强制拆除厦门市东渡路78号七楼建筑的行政行为”，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对原告在上述行政行为违法基础上进而提出的行政赔偿诉求，也应当予以驳回。二、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原告对其主张的损失与其所称的违法行政行为间的因果关系也应承担举证责任。但从原告提交的证据来看，并无法直接证明黄汉龙系从东渡路78号楼口栏杆缺口处跌落并导致死亡，且该情况与原告所主张的行政行为之间的必然的因果关系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故其提出的赔偿主张均不应得到支持。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材料。
第三人东渡居委会述称，一、原告诉称之“强制拆除厦门市东渡路78号七层建筑”行政行为实际并不存在。第三人东渡居委会为配合湖里区文明提升整治活动，经与原告协商于2017年3月27日签订与原告及测量实施单位禾丰公司签订了《湖里区文明提升整治自行拆除协议书》。案涉房屋楼顶的违建拆除行为是上述协议书项下的拆除行为，被告虽根据相关工作安排与第三人东渡居委会一同参与了相关协商工作，并在违建拆除时负责维持现场秩序。但被告无论在自愿拆除违建的协商过程中还是在违建拆除的实施过程中，均未行使其具体的行政职权，未曾启动认定案涉房屋是否属于违章建筑的行政程序，更未依职权组织强制拆除。二、原告诉称因施工需要，涉案建筑六楼天台西北向部分围栏被切割拆除的说法不符合事实，且原告亦未能证实所谓被拆除部分围栏是否曾经存在，故原告关于楼顶天台部分围栏被拆除的说法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三、原告之子黄某2坠楼与被告或原告诉称的所谓的行政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案涉屋顶并非一般的公共区域，黄某2在在这种危险区域停留或活动，应自行承担相关的注意义务。案涉屋顶上存在很大一部分围墙上也并未安装任何围栏，甚至其他相邻的类似房屋的房顶根本没有任何的围栏设施，由此足以证实：围栏并非案涉房屋楼顶平台必备的设施，原告之子坠楼与案涉房屋天台部分围栏被拆（假设存在被拆的情况）以及是否存在围栏设施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四、第三人东渡居委会系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非行政机关，不具备行政职权，也不是讼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因此，即使（假设）被告确有原告诉称的相关行政行为，其合法与否也与第三人东渡居委会并无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第三人东渡居委会参加本诉主体并不适格。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或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东渡居委会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材料。
第三人禾丰公司述称，一、原告基于不存在的行政行为要求行政赔偿，应予以驳回。原告诉称的强制强制拆除厦门市东渡路78号七楼建筑的行政行为不存在。依照原告与第三人东渡居委会签订的《湖里区文明提升整治自行拆除协议》，系原告自愿配合政府拆除相关临时建筑，不存在被告“强制拆除厦门市东渡路78号七楼建筑的行政行为”，故应当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二、禾丰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禾丰公司并非行政机关，在整治自行拆除活动中的职责是协助配合入户测量，对《整治自行拆除协议书》中相关清单进行签字确认，本案的处理结果与禾丰公司没有利害关系，作为第三人禾丰公司参加诉讼主体不适格。综上，原告诉称之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不存在，禾丰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不适格，应驳回原告起诉。
第三人禾丰公司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材料。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向本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请求事项为：1、向厦门市公安局湖里派出所调取案外人黄汉龙从厦门市湖里区东渡路78号天台掉落死亡的卷宗材料；2、向厦门市湖里区东渡社区居民委员会调取拆除厦门市东渡路78号六楼、七楼建筑物的档案材料；3、向厦门市公安局湖里派出所调取案外人黄汉龙从厦门市湖里区东渡路78号天台掉落死亡的关于报警登记的情况说明。本院依法准予该三项调查取证申请，并从厦门市公安局湖里派出所、第三人东渡居委会处取得以下证据：A1、案外人黄某2坠楼案相关档案材料；A2、厦门市公安局湖里派出所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A3、东渡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关于东渡路78号605室范围内临时建筑物拆除的相关材料。原告于2018年1月18日向本院递交调查令申请书，申请其前往厦门市公安局湖里派出所调取关于2017年7月25日黄汉龙从厦门市东渡路78号天台掉落死亡（警情号：35020020170725005607）的关于报警登记的情况说明，本院准许其申请出具准予调查函，原告向本院提供厦门市公安局湖里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据A4）。
被告湖里行政执法局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向本院提出现场勘验申请，请求对厦门市东渡路78号七楼进行现场勘验。本院准予其申请并组织各方当事人于2018年1月4日对现场进行勘验并形成勘验笔录一份及相关现场照片，该笔录及照片业经各方当事人确认并于庭审过程中出示经各方当事人核对，可作为本案定案依据附卷备查。
原告黄立英、黄连德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向本院申请证人郑某、黄某1出庭作证，本院准予其申请。证人郑某、黄某1在本案庭审过程中出庭，并接受各方当事人及本院的询问。
经庭审质证，被告湖里行政执法局对原告所提供的证据1、2、4、5、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其认为从该协议中可看出系原告自愿配合拆除工作；对证据7的真实性有异议，其认为该组照片无法证明系被告方实施强制拆除之行为，对于案件现场的情况应当以法院现场勘验之情形为准；对证据8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认为简历无法代表实际工作经历；对证据9、10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认为证据11及证人郑某的当庭陈述不能直接得出临时建筑与原告所述的栏杆焊接在一起的结论，证人黄某1未到达顶楼，其关于顶楼情况的陈述不成立，第三人东渡居委会认为证人郑某与原告黄连德系战友，证人黄某1与原告黄立英系亲姐弟，该二人作出的对原告有利的证言不应该直接被采纳。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其认为原告所主张的11310元之费用已经列于丧葬费的名单中，不应该继续进行主张。两第三人同意被告的质证意见。
对于本院所调取及准予调取的四组证据，原告对于该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其认为证据A1中的照片足以证明第三人工作人员有在现场；证据A2中案外人林某所作笔录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其与黄某2本人并无交往，其述称黄某2本人有精神方面的问题没有依据。对于报警登记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其认为公安机关在仅有三份询问笔录且未经科学分析的情况下，认定案外人系因患抑郁症从六楼跳下无任何事实根据。对于证据A3、A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被告湖里行政执法局对于证据A1的真实性无异议，其认为从案涉协议书上可以看出自行拆除相关面积的测量、补助金的计算及领取均有原告本人之签字，案涉建筑物属于自行拆除；对于证据A2的真实性无异议，从报警登记上可以看出案外人的死因；对于证据A3、A4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其认为该证据并不能够证明原告所主张的案外人的死因，其应当对其主张负有举证责任。第三人东渡居委会同意被告湖里行政执法局的质证意见，其认为证据A2中的警情登记已有原告方签名确认，结合当日其他邻居的陈述及楼顶围墙的高度，可以认定案外人因围栏被切除而导致不小心坠楼的说法并不成立。第三人禾丰公司同意第三人东渡居委会的质证意见。
本院认证如下因被告与两第三人对于原告所提供的证据1、2、3、4、5、6、8、9、10、12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证。对于原告所提供的证据7，因原告未提供原件，本院对该证据7不予认证。原告提供的证据11，因两证人均已出庭作证，且证人黄某1的书面证言与其当庭陈述存在出入，本院对证据11不予认证，证言内容以两证人当庭陈述为准。关于本院向厦门市公安局湖里派出所及东渡居委会所调取的四组证据，双方当事人对该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黄连德与黄立英于1987年10月15日登记结婚，厦门市湖里区东渡路78号605室房屋系由原告黄连德所有，并于2000年12月8日取得厦门市土地房屋权证。原告黄连德、第三人东渡居委会、禾丰公司于2017年3月31日签订《湖里区文明提升整治自行拆除协议书》，该协议约定由乙方（即黄连德方）拆除东渡路78号605室范围内的临时建构筑物，由甲方（即东渡居委会方）补助、奖励乙方拆除建构筑物及附属物人民币79，794元，并约定乙方无法自行安全拆除的，可交由甲方组织拆除。2017年4月13日，原告黄连德出具收款证明，该证明载明黄连德收到湖里区东渡居委会打来的湖里区文明提升整治自行拆除补助、奖励款79，794元。厦门市湖里区东渡路78号605室顶层天台围栏已于2017年3月底被实际拆除，拆除当日，被告相关工作人员在现场维持秩序。
另查明，原告诉请要求确认被告强制拆除案涉建筑物（含栏杆）一案，本院已作出（2017）闽0211行初147号行政裁定书，因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湖里行政执法局存在强制拆除厦门市东渡路78号七层建筑（含栏杆）之行为，其起诉缺乏事实根据，驳回原告之起诉。
以上事实有各方所提供的证据材料及本院庭审笔录、（2017）闽0211行初147号行政裁定书等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按照法律规定，行政赔偿应以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为前提。虽然本案原告就确认被告行政行为违法一案已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但经案件审理查明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存在强制拆除案涉建筑（含栏杆）之行为，已被本院驳回其起诉。在本案中，原告所提起的行政赔偿之请求无事实依据，依法应一并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黄连德、黄立英的行政赔偿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丁耀霜
审 判 员 蓝水凤
人民陪审员 李凯彦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二日
法官 助理 谢正琰
速 录 员 陈荣强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人民法院接到行政赔偿起诉状后，在七日内不能确定可否受理的，应当先予受理。审理中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
（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
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