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侯民初字第2250号
原告北京市京顺达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
法定代表人高建兵，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
代表人苏东，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福建三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市京顺达物资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16日立案受理，该院经审查，认为保险合同约定的管辖地为“向被保险人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而被保险人的住所地在本院辖区，故依法将本案移送本院审理。本院于2014年7月29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陈伟力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北京市京顺达物资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与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北京市京顺达物资有限公司诉称：2009年7月30日，原告与福建戴姆勒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现已变更为福建奔驰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奔驰）签订了《福建戴姆勒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商品车物流运输合同》（以下简称运输合同）。运输合同约定：原告为福建奔驰提供运输商品车服务，福建奔驰支付原告运费，并为原告所承运的商品车在被告处投保运输保险，原告作为附加被保险人；运输合同期限为2009年8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
2009年8月26日，福建奔驰与被告签订了《福建戴姆勒汽车工业有限公司2009-2010年度商品车运输保险》（以下简称保险合同）。保险合同约定：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为福建奔驰，保险公司为被告，保险标的为福建奔驰生产的所有商品车及附件、钥匙；每一运输工具最高限额为800万元，保险金额为福建奔驰开具的商品车发票价；保险期限为2009年9月1日0：00时起至2010年12月31日24：00时止；商品车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全部损失，保险公司按照受损商品车的实际发票价作为保险金额计算赔偿金额；原告为附加被保险人。
2009年9月1日，福建奔驰聘请江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泰公司）为其保险经纪人，并委托江泰公司代为办理福建奔驰以下财产和雇员人身保险等事宜。福建奔驰授权江泰公司协助福建奔驰对有关保险业务检查及保险索赔等相关事项。
2010年5月20日12时20分许，原告车辆在承运福建奔驰商品车过程中，行驶至杭金衢高速公路衢州方向51公里＋700处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所载5台商品车损坏。
事故发生后，原告搜集保险理赔材料并转交江泰公司，江泰公司告知福建奔驰后直接向被告报案并按照实际发票价提出索赔。经被告、福建奔驰、江泰公司及原告多方协商，被告不同意按发票价1999499.94元赔付，被告仅同意先行赔付1708974.32元，余款增值税290525.62元再行协商。2010年10月26日，福建奔驰向被告出具赔款收益转让确认书，同意将保险赔偿款直接转入原告账户。
原告收到先行赔付款后，一直通过江泰公司向被告主张增值税部分290525.62元款项。但被告以损坏车辆未能达成销售为由拒绝理赔。福建奔驰就上述受损5台商品车于2010年5月出具发票，发票金额共计1999499.94元。原告认为保险合同已明确约定，全部损失以实际发票价作为赔偿金额，增值税款项应为保险赔偿范围内，被告应按照发票金额进行理赔。
2014年2月20日，福建奔驰为原告出具权益转让书，将增值税部分290525.62元保险索赔权益转让给原告，同意被告将该款项直接电汇给原告。
原告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财产损失290，525.62元。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辩称：
一、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根据《保险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2010年11月，被告作出赔付时已明确拒绝赔偿增值税部分，原告未再要求该项目的赔偿。即使被告在2010年11月作出赔付而导致诉讼时效中断，那么，诉讼时效也应从2010年11月起计算，即使再加上法定的30天核赔期，到原告起诉时，仍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
二、案涉5台车仅发生部分损失，原告以全损为由提出索赔没有依据。根据福建奔驰授权的浙江九华汽车有限公司作出的《估价单》，这5台车的修理估价分别为：一、发动机尾号001679车的金额为196，262.93元；二、发动机尾号001685车的金额为303，509.17元；三、发动机尾号001674车的金额为193，830.09元；四、发动机尾号001884车的金额为231，368.37元；五、发动机尾号000577车的金额为164，408.67元，大约合计110万元，这些车均没有达到全损程度。如果考虑到该公司的价格暴利因素，其维修价格将更低。之所以被告同意参照全损金额理赔，是因为福建奔驰施加压力和其垄断行为造成，福建奔驰不允许车辆进行修理出售，强行要求按照报废处理。因此，双方协商达成的按照发票中不包含增值税的金额赔付，将车辆报废处理，这并非被告的意愿，实为一种无奈的处理方式。但妥协并不代表被告对于车辆发生全损的认可。车辆是否发生全损，应以事实和法律规定为依据。由于这5台车未构成全损，故原告以保险合同中的约定“全部损失以实际发票价作为赔偿金额”，主张增值税款项应为保险赔偿范围没有依据，根本不能成立。
三、本案保险合同第六条有关保险金额约定为福建奔驰开具的商品车发票价并非发票金额，发票金额包括价（车辆单价）和税额两部分，被告认为发票价即指车辆单价。案涉车辆系运输过程中的非正常损失，该笔增值税是可以作为进项税加以抵扣的，故不产生增值税损失，其向被告主张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2008年国务院修订的《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应纳税额为当期销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第八条规定，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接受应税劳务支付或者负担的增值税额，为进项税额。第十条第（二）项规定，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及相关的应税劳务，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因此，根据该条例的规定，只有货物在“非正常损失”情况下才不得抵扣，否则都可以抵扣增值税。而所谓的“非正常损失”情况，《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条例第十条第（二）项所称非正常损失，是指因管理不善造成被盗、丢失、霉烂变质的损失。”故“非正常损失”的情形是列明的，且重点在于“因管理不善造成”。而本起事故发生的货物损失显然不属于“因管理不善造成”的“非正常损失”。因此，被答辩人所提及的增值税部分是可以抵扣的，不会产生该项的损失。原告作为物流公司其是在自愿的情况下将相关款项赔偿给福建奔驰，该行为不一定合法。
综上，被告认为原告的起诉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其以车辆全部损失为由主张按照发票金额赔偿，缺乏事实依据，并且其所称的增值税部分是可以抵扣的，不产生该项的损失。为此，被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09年7月30日，原告与福建戴姆勒汽车工业有限公司（现已变更为福建奔驰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奔驰）签订了《福建戴姆勒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商品车物流运输合同》。合同约定：原告为福建奔驰提供运输商品车服务，福建奔驰支付原告运费，并负责统一投保自身商品车的财产及货物运输保险，运输合同期限为2009年8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等等。
2009年8月26日，福建奔驰与被告签订了《福建戴姆勒汽车工业有限公司2009-2010年度商品车运输保险》。合同约定：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为福建奔驰，保险公司为被告，保险标的为福建奔驰生产的所有商品车及附件、钥匙，每一运输工具最高限额为800万元，保险金额为福建奔驰开具的商品车发票价，保险期限为2009年9月1日0：00时起至2010年12月31日24：00时止，商品车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全部损失，保险公司按照受损商品车的实际发票价作为保险金额计算赔偿金额，原告为附加被保险人之一等等。其中，该合同第19条特别约定，商品车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如为全部损失，按受损商品车的实际发票价作为保险金额计算赔偿金额。
2010年5月16日，福建奔驰将其生产的五辆商品车发往沈阳中升骏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由原告承运。2010年5月20日，单航宇驾驶吉A846**、吉A82**挂车（车上装有福建奔驰的五辆商品汽车）从福建驶往杭州，途经杭金衢高速公路杭州方向51米＋700米处时，因未确保安全的过错，致吉A846**、吉A82**挂车碰撞边护栏后翻车，事故造成吉A846**、吉A82**挂车车身损坏及车上装载的九辆商品车损坏（其中4辆为东南牌汽车）。单航宇负本事故全部责任。
事故发生之后，浙江九华汽车有限公司评估上述的五辆受损车辆总损失约110万元。
本次事故发生当月20日至22日，福建奔驰向沈阳中升骏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了合计金额为1999499.94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包含税额为290525.62元。
本次事故发生当月，原告向沈阳中升骏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支付了事故受损的五辆商品车车价款2150000元，买断了受损的五辆商品车。为此，沈阳中升骏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1年6月13日向原告出具了合计金额为2150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包含税额为365500元。
2010年9月21日，福建奔驰、被告及保险经纪人江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等三方就本案的相关问题如何处理进行协商，但三方未达成一致意见，三方确定于9月27日再次会面，商讨下一步工作。2010年9月27日，上述三方及原告等四方就本案的相关问题如何处理进行协商，由于在增值税赔偿等问题存在争议，各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各方同意抓紧协商沟通后快速结案。
2010年9月29日，保险经纪人江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发函被告，主张五辆受损的商品车290525.62元增值税部分属于保险合同赔偿范围。被告不接受该意见。
2010年10月9日，沈阳中升骏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致函被告，表示其授权福建奔驰处理受损五辆商品车的保险索赔事宜，赔偿款支付至福建奔驰指定的收款单位，其确认五辆受损车辆损失总金额为2150000元，原告已将五辆受损车辆买下，款项包括被告已确定的赔偿款1708974.32元，增值税部分290525.62元及其他150500.06元。
2010年10月9日，福建奔驰与原告对事故中损坏的五辆商品车的损失金额进行确认，双方确认损失金额为1708974.32（不含增值税部分290525.62元）。
2010年10月26日，福建奔驰向被告出具赔款权益转让确认书，要求将五辆损坏的车辆的赔偿款直接转入原告帐户。
2010年11月11日，原告向被告出具赔偿收据及权益转让书，同意接受被告先行支付赔偿款1708974.32元，对于增值税部分290525.62元待福建奔驰、原告及沈阳中升骏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三方进一步商谈后再行确定，并备注了对于增值税部分待原、被告进一步商谈后再行确定。
2010年11月16日，被告通过银行将1708974.32元赔偿支付原告账户。
2013年9月至次年3月，保险经纪人江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多次通过电子邮件，与被告协商处理有关本案增值税等相关问题。
2014年2月20日，福建奔驰向被告出具权益转让书，其在转让书中主张以1999499.94元作为事故最终索赔金额向被告提出，确认被告已赔偿1708974.32元，增值税部分290525.62元的保险索赔权益转让给原告，同意被告将该款项直接电汇给原告。
本院认为：福建奔驰与被告签订的《福建戴姆勒汽车工业有限公司2009-2010年度商品车运输保险》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为有效合同，依法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遵照履行。双方争议在于合同约定的发票价是否包含税额。受损的五辆汽车在事故之前已由福建奔驰销售给沈阳中升骏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买卖双方对此并无异议，福建奔驰为此向沈阳中升骏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了合计金额为1999499.94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无不当。由于合同并没有具体约定何谓发票价，而被告亦无举证证明发票价并无包含税额，在此情形下，本院认定福建奔驰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即为合同约定的发票价，其中包含税额为290525.62元。
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福建奔驰于2014年2月20日向被告出具权益转让书，明确了增值税部分290525.62元的保险索赔权益转让给原告，同意被告将该款项直接支付原告。原告因此依法获得对讼争款项的请求权。
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本次交通事故发生之后，由于各方对是否应赔偿增值税部分产生争议，各方于2010年9月协商时一致同意继续协商处理。由于各方仍未协商一致，原告在2010年11月11日向被告出具赔偿收据及权益转让书，表达了对于增值税部分待进一步商谈后再行确定意愿。2013年9月至次年3月，保险经纪人江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仍多次通过电子邮件与被告协商处理有关本案增值税等相关问题。以上表明，原告一方持续期待与被告协商解决讼争款项问题，未现实地于主观上明了自己权利被侵害事实的发生，鉴此，被告有关诉讼时效之抗辩不成立，本院认定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
综上，被告未依合同约定履行足额赔偿义务，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故原告之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据《》第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八十条第一款及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北京市京顺达物资有限公司损失290525.62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5657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结，依法减半收取，实收2828.5元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伟力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日
书记员 岳 云
附：
本案适用法律条文和申请执行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
（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
（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
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