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陕01民终53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军，1958年3月9日，陕西煤炭建设公司退休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232号信托大厦。
法定代表人刘建武，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谢媛媛，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傅瑜，陕西法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高军因与被上诉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15）新民初字第043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军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14年11月13日，双方就金融业务签订了《融资融券业务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客户编号为：32022484。合同约定，甲方（高军）在乙方（西部证券）单笔融资融券债务的最长期限不超过六个月，同时约定，甲方应在单笔融资、融券负债到期日足额偿还所负债务。合同签订后，高军依约履行了全部义务并未发生任何违约违规行为。但在2015年7月8日，西部正确却未能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擅自了结合约提前收回债权。根据合同第三十四条、三十五条的约定，高军认为，西部证券的行为严重违背了双方订立的合同之约定，已经构成违约，并给高军造成较大经济损失。现高军要求西部证券赔偿高军经济损失人民币594067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11月13日，高军作为甲方与乙方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融资融券业务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卖出信用证券账户中融资买入尚未了结合约的证券所得价款，应当先偿还甲方融资欠款。合同签订的当天，高军在“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上签名，该风险提示书采用加粗加大的字体提醒：投资者在本风险提示书上签字，表明投资者已详细阅读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合同》及《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提示书》的全部内容，已清楚认识融资融券交易的全部风险，并自愿承担由此可能导致的一切风险和损失。2015年7月8日高军通过网上委托的方式卖出证券代码为600851的海欣股份139000股，价格7.26元/股，所得资金1005080.99元，除0.1元回到高军资金账户，其余资金被用来偿还融资欠款。当时，高军信用账户中仅有海欣股份一种证券，总共持有量为186200股。
原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高军（甲方）与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乙方）之间签订的《融资融券业务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该合同约定甲方卖出信用证券账户中融资买入尚未了结合约的证券所得价款，应当先偿还甲方融资欠款，并且当时高军信用账户中仅有海欣股份一种证券，故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融资融券业务操作，将高军在融资融券信用账户中卖出股票所得资金直接用于偿还高军融资欠款，并没有违反双方合同约定及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此外，高军诉讼请求的计算依据是其买入和卖出时的股价差额，但是买入和卖出的时机均是高军自己选择，相关的交易也由其本人自行操作，而且股票买卖交易本身存在一定的风险性，西部证券也已将相关的风险进行了告知，所以高军的损失和西部证券之间无任何因果关系。故高军要求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高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741元，由高军承担。
宣判后，高军不服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存在明显错误和遗漏。1、对诉讼标的的认定缺失，原审中高军就西部证券擅自了结合约、提前收回债权的违约事实向法庭提交了多份书证，并进行了具体论辩。当时，高军总共持有海欣股份（600851）186200股，其中，限制卖出的证券47200股（当天买入）担保品证券78029股；融资买入的合约三笔，共计60971股。高军指控西部证券违约的事实就是擅自了结这三笔合约，赔偿金额计算依据的也是该合约。但判决书却对这一关键事实只字未提。2、对高军所卖出的证券的性质认定错误。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及双方签订的合同均对“卖出信用账户中融资买入的尚未了结合约的证券所得价款，应当先偿还甲方融资欠款”做了内容准确的规定和约定，但判决书却认定西部证券“将高军在融资融券信用账户中卖出股票所得资金直接用于偿还高军的融资欠款，并没有违反双方合同约定及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混淆了“股票”与“融资买入的尚未了结合约的证券”之间的本质区别，是对事实的错误认定。3、对交易的程序的认定错误，判决书认定“买入和卖出的时机均是高军自己选择，相关交易也是其本人自行操作，…所以，高军的损失和西部证券之间无任何因果关系。”与事实不符。由于交易所采用的是会员制，及股民无权直接向交易所下单，必须由具有会员资格的证券公司委托代理，证券公司接受股民的委托申请并审慎尽责的审查后，由证券公司向交易所下达交易指令，这种委托代理关系早在股民申请开户时就已通过签订《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书》建立起来，而且，双方签订的《融资融券业务合同》第八十四条明确约定“本合同未约定的有关证券委托交易事宜，适用甲乙双方签订的《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书》。4、对高军诉讼请求的计算依据认定错误，判决书称“高军诉讼请求的计算依据是其买入和卖出时的股价差额….”与事实不符，高军主张的计算依据是被其了解的合约的开仓价与平仓价的差额。二、西部证券没有全面履行风险告知义务。判决书称“….股票买卖交易本身存在一定的风险性，西部证券也将相关的风险进行了告知”缺乏事实依据，高军从未收到此类风险任何形式的告知。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且有遗漏，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西部证券赔偿高军经济损失594076元；诉讼费用由西部证券承担。
西部证券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没有错误和遗漏。1、本案不存在针对任何具体证券及其买卖而产生的争议纠纷，高军认为西部证券应承担责任的唯一理由是西部证券“擅自了结合约、提前收回债权”，而非因为具体证券本身的归属或者其买卖发生争议纠纷，因此，本案争议事实也就不涉及具体证券及其买卖。2、高军认为原审判决混淆了“股票”与“融资买入的尚未了结合约的证券”之间的本质区别，是对事实的错误认定，这一说法不能成立，因为本案中高军依据《融资融券业务合同》融资买入的合约证券就是股票，而不是别的什么，按照双方签订的《融资融券业务合同》的约定，高军卖出“融资买入的尚未了结合约的证券”应当先偿还西部证券的融资欠款，原审判决并无错误。3、本案中，高军向西部证券融资后买进什么股票、卖出什么股票，以及何时买进、何时卖出，整个交易程序全由高军自行操作，这是本案基础实施，由此产生的盈利或者损失也都归高军享有或承担，这既是本案的交易模式，也是全行业的交易模式，原审判决并无错误。4、高军认为其诉请的计算依据是“开仓价与平仓价的差额”而不是原审判决描述的“买入和卖出时的股价差额”不能成立，在证券实务中，“买入价”和“卖出价”与“开仓价”和“平仓价”就是一个意思，原审判决表述正确。二、西部证券向高军充分揭示了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本案《融资融券业务投资者教育记录》及《信用交易业务投资者教育知识手册》显示，从高军申请融资融券业务开始，西部证券就对高军进行了风险提示和风险教育，双方签署的《融资融券业务合同》的第一页就是“融资融券交易风险揭示书”，西部证券已经充分履行了风险揭示义务。综上所述，原审正确，应予维持。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高军提交了关于融资合约期限的约定和高军委托指令的内容以及持有证券数量、属性，合约证券开仓平仓情况及损失计算依据等；西部证券进行“柜台委托”实施“卖券还款”的电子程序流水记录；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以及违约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相关资料；关于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关系的约定及证券交易指令运行流程；“担保品”与“担保物”的区别及“担保品卖出”的定义；融资融券交易全部交易指令及网上交易系统操作指令分布、指令发出的程序。西部证券二审未提交新证据。
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西部证券将高军在融资融券信用账户中卖出股票所得资金直接用于偿还高军融资欠款，是否违反双方合同约定及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二、高军主张的经济损失能否得到支持。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高军（甲方）与西部证券（乙方）之间签订的《融资融券业务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该合同约定甲方卖出信用证券账户中融资买入尚未了结合约的证券所得价款，应当先偿还甲方融资欠款，故西部证券执行融资融券业务操作，将高军在融资融券信用账户中卖出股票所得资金直接用于偿还高军融资欠款，并没有违反双方合同约定及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股票买卖交易本身存在一定的风险性，西部证券也已将相关的风险进行了告知，且证券买入和卖出的时机均是高军自己选择，相关的交易也由其本人自行操作，所以高军的损失和西部证券之间无任何因果关系。故高军要求西部证券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741元，由上诉人高军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向红
审 判 员 呼延静
代理审判员 魏 哲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李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