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汉江中民二终字第00108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上海永奔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真南路****号。
法定代表人ＸＸ，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郎克研，上海国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花园路**弄*号楼*********室。
代表人常海阳。
委托代理人张忠秋。
委托代理人龚桂华，上海宸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联亮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仙桃市纺织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潘宇琪，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吴利芳，湖北龙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仙桃市天韵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仙桃市黄金大道（仙桃市沙嘴办事处农机大市场内）。
法定代表人李文方，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罗桃洲。
上诉人上海永奔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永奔公司）、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永安财保上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湖北联亮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联亮公司）、仙桃市天韵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仙桃天韵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法院（2013）鄂仙桃民二初字第022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魏天红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刘汝梁、任婕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12月17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上海永奔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郎克研，上诉人永安财保上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忠秋、龚桂华，被上诉人湖北联亮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利芳，被上诉人仙桃天韵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罗桃洲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3年7月6日，湖北联亮公司与仙桃天韵公司订立一份《货物承运合同》，约定湖北联亮公司将其生产的需要外运的货物在合同期内全部委托仙桃天韵公司承运，合同期限为一年（从2013年7月6日起至2014年7月6日止）。2013年9月15日，湖北联亮公司将价值1033132.24元的布匹（853卷、重25.6吨）委托仙桃天韵公司运送至上海龙在天仓库，并约定如货物毁损按照业务成交价的110%作出相应赔偿；仙桃天韵公司为该批货物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仙桃支公司（以下简称财保仙桃公司）购买了国内公路货物运输险，约定联运方式为国内公路，重量25.6吨，保险金额为120万元，每次事故的绝对免赔额为1000元或货物损失金额的10%（取高）。同日，仙桃天韵公司与上海永奔公司签订了《运输合同》，合同约定由上海永奔公司将该批货物运至目的地，承运车牌号为沪B×××××、沪E×××××（挂车），承运人为王安方，运输过程中货物发生灭失等不良后果，由上海永奔公司按照货物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该合同的托运单位一栏为湖北联亮公司，承运单位一栏为上海永奔公司，收货单位一栏为上海龙在天仓库，承运方一栏有王安方签名。同日晚，当王安方驾驶车牌号为沪B×××××、沪E×××××（挂车）的货车装载货物行至安徽省境内六武高速公路古碑出口处前200m处时，货车发生火灾，致使该车装载的货物全部烧毁。
原审另查明，车牌号为沪B×××××、沪E×××××（挂车）货车的所有人为上海永奔公司。上海永奔公司与永安财保上海公司签订了《国内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以下简称《保险协议》），被保险人为上海永奔公司及委托上海永奔公司运输的客户。每次赔偿限额为普通货物100万元／每一次运输工具，普通货物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5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取高），承保权限为：如果单次运输保额超过RMB100万元，被保险人应于货物起运前至少3天书面通知保险人，并经保险人书面同意，否则保险人不承担超额部分保险责任，协议有效期为2013年8月14日0时至2014年8月13日24时。
原审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主要为：一、王安方代表上海永奔公司与仙桃天韵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是否有效？二、仙桃天韵公司与上海永奔公司如何承担责任？三、永安财保上海公司在本案中是否承担保险责任？四、湖北联亮公司的损失如何确定？该院对上述争议焦点评判如下：
一、王安方代表上海永奔公司与仙桃天韵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是否有效？
该院认为：在庭审中上海永奔公司自认王安方为该公司雇员；在庭后，上海永奔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王安方不是该公司雇员，王安方与该公司是租赁关系，王安方租赁该公司车辆运输，王安方的运输行为是个人行为，与该公司无关。从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王安方在与仙桃天韵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上，承运单位一栏为上海永奔公司，王安方驾驶的车牌号为沪B×××××、沪E×××××（挂车）的货车登记车主是上海永奔公司，仙桃天韵公司是通过上海永奔公司在武汉的分支机构联系上王安方，并且双方曾有多次运输合同关系。基于上述事实，仙桃天韵公司均有理由相信王安方是代表上海永奔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并且仙桃天韵公司并不知晓王安方的行为是无权代理，对王安方驾驶车辆的行车证进行了形式审查，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仙桃天韵公司是善意且无过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依照上述规定，王安方代理上海永奔公司与仙桃天韵公司签订《运输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该代理行为有效，该《运输合同》对仙桃天韵公司及合同相对人上海永奔公司具有约束力。
二、仙桃天韵公司与上海永奔公司如何承担责任？
该院认为：湖北联亮公司与仙桃天韵公司订立《货物承运合同》后，仙桃天韵公司随即与上海永奔公司订立了就同一货物的《运输合同》。这两份合同约定的运送方式一致，均为公路运输；合同的目的一致，均是将该货物运送至上海龙在天仓库。在仙桃天韵公司与上海永奔公司订立的《运输合同》上的托运单位一栏为湖北联亮公司，可以明确上海永奔公司知晓该货物的实际托运方，上述特征均符合单式联运合同的特征。虽然湖北联亮公司与仙桃天韵公司订立的《货物承运合同》并没有明确约定运输方式为联运合同，但是双方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均认可这种运输方式，并约定俗成多次采用这种运输方式且均无异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依照上述规定，虽然仙桃天韵公司在与湖北联亮公司订立《货物承运合同》后并没有实际运输其中一段路程，这种方式不是典型的单式联运合同方式，但与单式联运合同最为类似，可以类推适用单式联运合同的法律规则。《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两个以上承运人以同一运输方式联运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应当对全程运输承担责任。损失发生在某一运输区段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和该区段的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依照上述规定，对湖北联亮公司的损失，由仙桃天韵公司与上海永奔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三、永安财保上海公司在本案中是否承担保险责任？
该院认为：本案中，上海永奔公司与永安财保上海公司签订了《保险协议》，该货物在上海永奔公司承运的路段毁损，按照《保险协议》的约定，永安财保上海公司应承担保险责任。
虽然运输合同与保险合同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但在本案中，保险合同是建立在《运输合同》的基础上，与《运输合同》紧密相关，并且该保险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规避在运输途中承运人因货物损毁造成的损失，亦是为了保证托运人在货物损毁后能够充分及时得到赔偿。为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节约诉讼资源，法院一并处理保险合同，并无不当。
四、湖北联亮公司的损失如何确定？
该院认为：在庭审中，湖北联亮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充分证明在运输途中毁损的布匹价值为1033132.24元，且各方当事人对湖北联亮公司在运输途中毁损货物的数量、价值均无异议，依法予以认定。对于违约金，湖北联亮公司与仙桃天韵公司订立合同时约定为10%，该约定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对湖北联亮公司要求仙桃天韵公司承担103000元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仙桃天韵公司与上海永奔公司订立合同时没有约定违约金，上海永奔公司不承担违约金责任。湖北联亮公司要求按照月利率5%支付利息，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湖北联亮公司与仙桃天韵公司订立的《货物承运合同》合法有效，仙桃天韵公司与上海永奔公司订立的《运输合同》合法有效，仙桃天韵公司及上海永奔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将货物安全及时地运输至目的地，并造成货物全部毁损，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上海永奔公司与永安财保上海公司签订的《保险协议》合法有效，永安财保上海公司应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湖北联亮公司因货物毁损所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由永安财保上海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赔偿，并扣减绝对免赔额后共计赔偿90万元；余下经济损失133132.24元，由仙桃天韵公司和上海永奔公司连带赔偿；另外，按照合同约定，仙桃天韵公司还应向湖北联亮公司支付违约金103000元。原审法院经合议庭评议，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三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永安财保上海公司赔偿湖北联亮公司90万元；二、仙桃天韵公司与上海永奔公司连带赔偿湖北联亮公司133132.24元；三、仙桃天韵公司向湖北联亮公司支付违约金103000元；四、驳回湖北联亮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应付款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028元，由仙桃天韵公司负担7514元，上海永奔公司负担7514元。
上海永奔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王安方非上海永奔公司员工，王安方与上海永奔公司之间为车辆租赁关系，王安方签订《运输合同》的行为为个人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湖北联亮公司与买方约定的货款结算方式为货物发运前10天开具不可撤销见付信用证，说明湖北联亮公司在发货前已收到付款，湖北联亮公司不存在损失就不能向第三方索赔；运货单上的货物数量换算为80131码，型号为CVC20＊16／120＊60，购销合同上的货物数量为78450码，型号为CVC21＊14／120＊56，买方为黄克伟，发票上的买方为LTAPPARELGROUPHKLIMITED，湖北联亮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相互矛盾；上海永奔公司网上查询，涉案的相同型号的纱卡报价为超过5000m的价格是8.5元／m，如按此计算，则湖北联亮公司的损失金额远低于100多万元。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假设上海永奔公司是《运输合同》的承运人，应有两个承运人才构成联运，本案中的仙桃天韵公司无运输行为，王安方与仙桃天韵公司之间不是联运而是运输转包，不应适用《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三条。三、原审程序错误。仙桃天韵公司就涉案货物与财保仙桃公司签订有保险合同，财保仙桃公司与永安财保上海公司的地位相同，而原审无视上海永奔公司及永安财保上海公司的利益，裁定准许湖北联亮公司撤回对财保仙桃公司的起诉不当。故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一、二项，改判仙桃天韵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上海永奔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湖北联亮公司、仙桃天韵公司承担。
永安财保上海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仙桃天韵公司与上海永奔公司未签订任何运输合同，仙桃天韵公司从未往上海永奔公司账户上汇运输费，上海永奔公司从未与仙桃天韵公司合作运输，故王安方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其与仙桃天韵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是无效合同；即使原审认定王安方构成表见代理，上海永奔公司与仙桃天韵公司之间应为实际转包运输关系，不符合单式联运合同特征，而按照违约之诉，永安财保上海公司不是合同相对人；湖北联亮公司依不可撤销信用证已取得货款，湖北联亮公司不具备原告资格；即使王安方构成表见代理，上海永奔公司未依《保险协议》履行每月上报承运的运输合同、数量、车次等约定的义务，永安财保上海公司拒绝赔偿上海永奔公司实际承运的货物损失；对超过100万元的货物上海永奔公司未依《保险协议》提前3日上报，保险事故发生后未向永安财保上海公司报案，造成永安财保上海公司无法核实具体货物损失；湖北联亮公司就其损失未提供中文版本、报关证，其提供的数量、品名等均不一致，导致货损金额不准确，且应在扣除17%的税，再减去10%的免赔额后确定赔偿金额；如认定王安方构成表见代理，认定形成单式联运关系，因仙桃天韵公司、上海永奔公司就涉案货物分别购买了保险，既然重复投保就应按比例赔付，原审准许湖北联亮公司撤回对财保仙桃公司的起诉错误。故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永安财保上海公司不予赔偿湖北联亮公司90万元；上诉费用由湖北联亮公司、仙桃天韵公司承担。
湖北联亮公司针对上海永奔公司、永安财保上海公司的上诉辩称，上海永奔公司与仙桃天韵公司之间的《运输合同》成立，王安方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上海永奔公司、永安财保上海公司在原审庭审时，未对货损数额提出异议，各方均对货损予以认可。
仙桃天韵公司针对上海永奔公司、永安财保上海公司的上诉辩称，仙桃天韵公司与上海永奔公司之间不是转包关系；货损有据可查；事故发生之后，上海永奔公司派人到现场指挥救援，事故发生20天后，上海永奔公司将其与永安财保上海公司之间的《保险协议》等材料邮寄仙桃天韵公司；上海永奔公司是实际承运人，与永安财保上海公司有保险合同，永安财保上海公司理应赔付涉案货物的损失。
永安财保上海公司针对上海永奔公司的上诉辩称，涉案《运输合同》不成立，假设表见代理成立，上海永奔公司直接到湖北联亮公司提货是一种转包后的运输行为，根据合同相对性，湖北联亮公司选择违约之诉，永安财保上海公司非适格的诉讼主体；湖北联亮公司应提供报关单来证实货物的价格。
上海永奔公司针对永安财保上海公司的上诉辩称，上海永奔公司与永安财保上海公司之间签订有《保险协议》，该协议第六条的申报条款并未明确上海永奔公司通过谁和通过哪种方式向永安财保上海公司申报，导致上海永奔公司无从申报，因此该条款不具备效力。只要是委托上海永奔公司运输的货物均是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保险协议》约定的赔偿限额是100万元，因此无论损失是否超过100万元，永安财保上海公司的赔付限额为100万元以内。
二审期间，永安财保上海公司、湖北联亮公司、仙桃天韵公司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上海永奔公司提交市场单价截图一份，该截图来源于阿里巴巴网站，以证明涉案货物的单价不是《购销合同》上的价格而是8.5元／m。对此，湖北联亮公司认为，该截图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的证据，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均有异议；仙桃天韵公司认为，涉案货物是染色布的成品，而该截图上的货物是未经加工的坯布，且时间不符，没有可比性；永安财保上海公司对该截图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予认可，认为坯布与成品布的价格差价在15%左右，依此可以推算出涉案货物的价格。
本院认为，上海永奔公司提交的证据系在本院开庭前从互联网上下载的吴江锦桥鲁棉纺织有限公司CVC纱卡坯布的直销价格，作为纺织品中的半成品的坯布与本案所涉布匹不属同一产品，也与涉案布匹价值的认定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除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湖北联亮公司与黄克伟签订的《购销合同》及货物明细上均载明布匹单价为1.86USD／码。仙桃天韵公司与上海永奔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上承运单位地址填写为“上海真南路4935号”。王安方使用上海永奔公司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从事货物运输业务。王安方签字的运货单上记载：产品名称CVC20＊16／120＊60，数量（米）3058.67、31775.4、5025.54、33412.18，重量25.6T等。上海永奔公司与永安财保上海公司签订的《保险协议》约定，保险标的为被保险人具有可保利益的全新之常规普通货物；运输工具为符合标准的营业性卡车，货车；投保形式为投保人／被保险人于每月5日前向保险人如实提交上月的运输明细表，内容包括货物的数量／重量、保额、航程、运输工具名称、发票／提单号、起运时间等，并在明细表上签章确认；权益转让条款约定货物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被保险人应先向保险人报案。
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情况，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王安方行为的认定，《运输合同》的性质，湖北联亮公司能否主张赔偿和货损的确定，以及永安财保上海公司的赔偿责任承担问题。
关于王安方行为的认定问题。首先，根据本案查明事实，上海永奔公司为车牌号为沪B×××××、沪E×××××（挂车）货车的所有人，仙桃天韵公司与由王安方代表上海永奔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上承运单位栏填写为“上海永奔公司”，承运单位地址填写为“上海真南路4935号”，原审据此认定仙桃天韵公司有理由相信王安方是代表上海永奔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并无不当；其次，无论单位还是个人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必须经过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许可，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方可经营，本案中，王安方本人并无经营许可证，而是使用上海永奔公司取得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进行运输，表明王安方是以上海永奔公司的名义从事货物运输业务；最后，即使如上海永奔公司所称其与王安方之间为车辆租赁关系，但因王安方租赁车辆后并非以王安方个人名义从事运输服务，而是以上海永奔公司名义从事货运业务，对外发生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上海永奔公司而非其个人。因此，仙桃天韵公司对王安方所持相关证件进行审查后，完全有理由相信王安方有权代表上海永奔公司与其签订《运输合同》；上海永奔公司、永安财保上海公司关于王安方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仙桃天韵公司与上海永奔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定性问题。在货物运输关系中，转托运输谓相继运输类型之一，是指由一个承运人与托运人订立运输合同，承担全部的运输，然后再将此运输的全部或一部，以自己的名义与其他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委托其他承运人承运。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中的托运人湖北联亮公司与承运人仙桃天韵公司签订《货物承运合同》后，仙桃天韵公司并未实际运输，而是与上海永奔公司签订《运输合同》，将承运的货物委托上海永奔公司运输，故仙桃天韵公司与上海永奔公司之间实际形成转托运输关系，双方所签订的《运输合同》在性质上属相继运输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只有与托运人签订运输合同的承运人才对托运人负运输合同上的全部责任，而其他承运人则不对托运人直接负责。但依照《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三条关于相继运输为“两个以上承运人以同一运输方式联运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应当对全程运输承担责任。损失发生在某一运输区段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和该区段的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相继运输所发生的特殊的运输合同关系，不仅缔约承运人仍然对全部运输负责，而且承担全部运输的实际承运人也要承担与缔约承运人同样的责任，换言之，实际承运人对托运人的责任不是基于运输合同，而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是一种法定责任。因此，上海永奔公司关于王安方与仙桃天韵公司之间非联运而是构成运输转包，不应适用《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三条以及永安财保上海公司关于构成实际转包运输关系，永安财保上海公司非适格诉讼主体的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湖北联亮公司能否主张赔偿以及货损的确定问题。首先，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关于“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上海永奔公司作为实际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因货车发生火灾致使湖北联亮公司托运的货物全部烧毁，给湖北联亮公司造成经济损失，仙桃天韵公司、上海永奔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上海永奔公司、永安财保上海公司基于湖北联亮公司的买方货款结算方式为不可撤销见付信用证，推定湖北联亮公司已收到货款的事实缺乏证据证实，且无他人向仙桃天韵公司、上海永奔公司、永安财保上海公司就涉案货物的损失主张赔偿，故上海永奔公司、永安财保上海公司关于湖北联亮公司无权向第三方索赔，不具备原告资格的主张不能成立。其次，从查明的事实来看，王安方签字的运货单上记载了货物的品种、数量、重量等信息，与财保仙桃公司签发的公路货物运输保险单上记载的重量、保险金额等和《购销合同》及货物明细上的单价等相互联系，能够证明湖北联亮公司托运的货物为布匹，布匹的价值为1033132.24元，而上海永奔公司提交的其他公司关于CVC纱卡坯布直销价格与涉案布匹明显缺乏关联性，不能作为认定涉案布匹价值的依据，并且在原审庭审时，仙桃天韵公司、上海永奔公司、永安财保上海公司对湖北联亮公司在运输途中毁损货物的数量73271.79m、价值1033132.24元均予认可。此外，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法律、行政法规对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和赔偿限额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该条之所以规定以交付时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而不是税后的价格来计算货物的赔偿额，目的在于使托运人获得等同于货物安全及时到达并按合同交付时所获得的利益。因此，原审认定湖北联亮公司在运输途中毁损的布匹价值为1033132.24元无不妥；上海永奔公司、永安财保上海公司对于涉案货物价值的异议以及要求在扣除17%的税后计算赔偿金额的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永安财保上海公司的赔偿责任承担问题。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六条第四款规定，“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与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且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保险”，本案中，仙桃天韵公司就涉案货物在财保仙桃公司投保国内公路货物运输险，被保险人为仙桃天韵公司；上海永奔公司就具有可保利益的全新之常规普通货物在永安财保上海公司投保国内货物运输保险，被保险人为上海永奔公司及委托上海永奔公司运输的客户，由此可见，两份保险合同的投保人、保险利益等均不同，不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上规定的重复保险。退而言之，倘若财保仙桃公司对湖北联亮公司／仙桃天韵公司理赔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关于“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规定，财保仙桃公司有权向上海永奔公司、永安财保上海公司追偿。实践中，当保险标的因发生保险事故而遭受损失时，如保险事故是由第三者的侵权或违约行为所致，被保险人既可选择向第三者提出赔偿请求，也可选择依据保险合同向保险人索赔，因此，湖北联亮公司撤回对财保仙桃公司的起诉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也未损害上海永奔公司、永安财保上海公司的利益，原审裁定予以准许于法有据。第二，上海永奔公司与永安财保上海公司签订的《保险协议》约定“投保人／被保险人于每月5日前向保险人如实提交上月的运输明细表”，该约定并不能限制投保人／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故只要货物装上上海永奔公司营业性卡车、货车，永安财保上海公司就应自动承担货物的风险责任；《保险协议》约定“如果单次运输保额超过RMB100万元，被保险人应于货物起运前至少3天书面通知保险人，并经保险人书面同意，否则保险人不承担超额部分保险责任”，原审因此而未判令永安财保上海公司对超额部分承担保险责任符合该约定；《保险协议》约定“货物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被保险人应先向保险人报案”，该约定的目的在于使保险人可以及时确定事故性质、发生原因以及损失程度，但当被保险人未向保险人报案，但有充足证据证实保险事故已发生，投保人／被保险人依法获得保险赔偿的法定权利不应受该约定影响，故永安财保上海公司仍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原审判决永安财保上海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扣减绝对免赔额后赔偿湖北联亮公司90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永安财保上海公司关于上海永奔公司未依《保险协议》履行约定的义务，永安财保上海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800元，由上诉人上海永奔物流有限公司负担3000元、上诉人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担128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魏天红
代理审判员 刘汝梁
代理审判员 任 婕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谢 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