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34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秀玲，女，1963年3月3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革，北京凯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于士贵，男，1937年7月1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淑云，女，1930年7月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淑珍，女，1935年3月2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淑霞，女，1946年12月1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淑清，女，1952年5月26日出生。
于淑珍、于淑霞、于淑清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其军，北京市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于淑珍、于淑霞、于淑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远沨,北京市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北京雪花电器集团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兴华大街（三段）1号。
法定代表人：董淳，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茏，男，该单位风险管理部主任。
上诉人于秀玲、上诉人于士贵因与被上诉人于淑云、于淑珍、于淑霞、于淑清及原审第三人北京雪花电器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雪花公司）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丰台法院）（2015）丰民初字第171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秀玲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支持于秀玲的全部原审诉讼请求。主要理由为：一、于淑秀交纳的购房款2000元仅表示其愿意参加房改，不能视为与单位达成买卖合同。于某自死亡便不再具有任何民事行为能力，于秀玲购房并非受托于于某。北京雪花公司表示201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并非出售给于某，而是出售给其家属，于秀玲和于淑珍等人均有权购买，于淑珍等人对于秀玲出资购买涉案房屋是明知的，他们既未出资也未对于秀玲购买房屋提出异议，于秀玲是涉案房屋的权利人。《房屋买卖合同》是于某死后由于秀玲与产权单位所签，合同上加盖于某的名章是产权单位决定的，此行为完全符合借名买房的要件。于秀玲所交房款中不包含任何政策优惠，于秀玲借于某名义买房的情况属实。二、我国继承法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但涉案房屋是于某承租公房，不属于于某的遗产。于某从于淑清处借得的2000元购房款系其个人债务，已由于秀玲偿还，于淑清不仅接受了还款，亦未提出任何异议。三、自于某死亡，涉案房屋一直由于秀玲居住使用至今，各种购房款项均由于秀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在原一审过程中，北京雪花公司也曾表示涉案房屋的权益归属于秀玲。四、于秀玲与于某之间确实没有办理法律上的收养手续，但于秀玲主张权利的依据不是继承关系，是否形成收养关系与借名买房无关。一审法院所称到街道、居委会、派出所的走访不仅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形式也不符合规定，无被谈话人基本信息和签字。五、北京雪花公司在本案中推卸责任。1、北京市塑料制品厂（以下简称北京塑料厂）经研究，并制作了会议纪要，由于秀玲以于某名义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签订了实际购房价。2、企业重组后，北京雪花公司继续按照实际购房价收取于秀玲的剩余购房款，办理房产证书，进行合同备案。现北京雪花公司表示涉案房屋系出售给于某的家属，属虚假陈述，没有文件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于士贵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支持于秀玲的全部原审诉讼请求。主要理由为：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北京塑料厂与于某未达成房屋买卖合意。2、《房屋买卖合同》系于某死亡后签订，于某不享有合同权利，该合同的签约人和实际购房人是于秀玲。更高的实际购房款价格亦能说明涉案房屋并非售与于某，而是售与于秀玲，全部购房款实际由于秀玲交纳。合同签订后，北京塑料厂就将涉案房屋交给于秀玲居住管理使用，并将产权证发给于秀玲。至2013年长达20年时间从未有任何人提出异议也未发生任何争议，证明于秀玲才是真正的产权人。3、根据房改政策，房改房属于政府定价，产权单位不能自行定价，更不能高于政府规定的最高价。根据北京塑料厂的房改方案，涉案房屋的价格应该是优惠价7970元。于秀玲以18078元购得涉案房屋未享受于某的任何优惠政策。合同的买方写成于某是因为北京塑料厂称为了办理房产证时方便。对北京塑料厂办理房产证时备案的房价款为9921元的合同，于秀玲并不知晓。北京塑料厂与家属于秀玲签约并收取于秀玲交纳的购房款，就是将房屋卖给了于秀玲，涉案房屋不是于某的遗产，于秀玲是涉案房屋的实际购买人和产权人。二、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一审法院将于秀玲实施的民事行为、民事权利和义务移植到已亡人于某的身上不仅违背客观事实，也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三、于秀玲是否是于某的养女不是本案的焦点，该情况并不影响于秀玲系《房屋买卖合同》实际购房人的客观事实，该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应由于秀玲承担。四、不认可一审法院走访街道、社区、派出所所形成的材料，不符合证据规定，没有证据效力。
于淑云经本院合法传唤未至，亦未发表答辩意见。
对于于秀玲和于士贵的上诉，于淑珍、于淑霞、于淑清共同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意见。于秀玲称其系于某养女，系借用于某名义买房，均不属实。涉案房屋系于某遗产，于某去世后，因于秀玲生活存在困难，故我们同意其使用涉案房屋，并用应付的房租交纳了涉案房屋的购房款。涉案房屋一直登记在于某名下，我们没有放弃过对涉案房屋的权利。
北京雪花公司述称，我公司经过多次重组、合并，有关本案的具体细节无法核实，我公司尊重法院裁判。
于秀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东三条5号楼4门201号房屋归于秀玲所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于某、于某1系夫妻，分别于1953年、1972年去世，二人共生育六个子女，即于淑云、于淑珍、于士贵、于某、于淑霞、于淑清。1993年2月，于某去世，终身未婚。于秀玲系于士贵之女。
北京塑料厂系于某原工作单位，1992年7月4日，于某与该单位签订《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并承租涉案房屋，后单位进行房改售房，于某于当年12月28日交纳购房款2000元。在于某去世后，由于秀玲经手，办理了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事宜。该《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时间为1993年7月13日，卖方为北京塑料厂，买方为于某，合同最后盖有买卖双方的签章。同时，1994年3月14日、1995年2月14日、1996年3月13日及1998年4月22日的四份收据显示，单位相关部门分别收到了“右安门于某”购房款5000元、5000元、6078元及维修基金623元，交款人均为于秀玲。1997年8月16日，涉案房屋所有权证下发，登记所有权人为于某。后北京市塑料制品厂与北京雪花公司合并，名称为北京雪花公司。
2013年10月，于秀玲诉至丰台法院，以系于某养女，对其进行了照顾，且交纳了购房款、维修基金等为由要求确认涉案房屋归其所有。于淑珍、于淑霞、于淑清对此不认可，表示于秀玲并非于某养女，且未对其照顾，涉案房屋应为于某个人财产，他们亦未放弃继承。于士贵认可于秀玲陈述。关于涉案房屋性质，北京塑料厂表示，该房屋原产权为单位，经福利分房由职工承租，后经房改房政策，由职工购买取得产权。但应以职工名义购买，不能给非单位职工，故办理在于某名下。丰台法院于2015年4月1日出具判决书，驳回了于秀玲的诉讼请求。同年7月1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该案尚存在一些需要核实的问题为由，发回重审。
重审中，一审法院前往于某去世前居住地所在的右安门街道办事处社区办、开阳里二社区及右安门派出所进行走访，街道办事处和社区的工作人员向一审法院反映于某为开阳里二社区的居民，根据当地于某的邻居反映，于某生前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听说过曾有养女或养子。右安门派出所社区片警为刚借调到此工作，对于某的情况不了解。于秀玲就于某与其系养母女关系，仍未能向一审法院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
一审中，一审法院多次向第三人北京雪花公司核实其作为产权人出售房屋的对象、收取于秀玲房款的行为意义及两份买卖合同价款不一致的原因。北京雪花公司表示因于某去世，所以北京塑料厂将房屋卖给于某的家属，可以是于秀玲，也可以是其他的家属，具体售房对象和收取房款的意义，因为时间已经过去20年，当时的经手人都已经不在，也找不到了，所以无法核实。不清楚为什么存在房价款数额不同的两个合同，单位合同原始资料已经没有了，兼并企业时，不是所有的资料都向我单位提交，单位没有找到任何相关资料。
诉讼过程中，于秀玲表示在北京塑料厂的会议中，曾明确确定了房屋出售给其，并制作了会议纪要，其申请一审法院调取1993年3月至7月的北京塑料厂党政会议纪要，一审法院前往北京雪花公司党群办公室了解相关情况，办公室主任朱大公向一审法院反映，北京塑料厂合并到其单位后，有归档的东西，主要是账目和技术档案等，党政会议纪要不知道是否送过来，时间间隔太久，当时都是手写的，没有要求进行归档，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该案于淑云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该案的争议焦点如下：首先，于秀玲是否为于某的养女。收养关系的确定应符合法律相关规定，该案于秀玲表示自幼被过继给于某，虽其父亲于士贵对此认可，但作为亲属的于淑珍、于淑霞、于淑清对此均不认可，而于秀玲未提交能够证明存在收养关系的相关证据，根据该院走访于某生前居住地的街道、社区和派出所，均没有人表示于某生前曾有过养女或办理过收养手续，于秀玲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不能向法院提交任何证据或提供任何线索显示其确系于某的养女，故该院不能确定于秀玲系于某之养女。其次，涉案房屋售房行为的法律意义，根据该案现调查了解的情况看，于某生前，单位已经开始房改政策，于某有购房意愿，并交纳了2000元的预付款，于某与北京塑料厂之间已经就出售涉案房屋达成了合议，如果不是于某意外去世，双方的买卖行为会继续正常履行，后因于某去世，单位考虑于某生前购房的情况及对单位所作贡献，将房屋卖予于某的家属，具体对象为谁，北京雪花公司无法确认与核实，但其两份售房合同的买受方均明确为于某，故该院认定系因单位售房对象仅限本单位职工，只有于某符合购房的身份，故合同及收款均以于某的名义进行。最后，于秀玲支付了房款，是否能直接享有房屋的物权。我国物权法以产权登记为准，支付房屋价款的行为并不能当然的享有房屋的物权，于秀玲购房时，于某已经去世，故即使说于秀玲“借用”于某的名义购房，但无法与实际产权人达成口头的或书面的协议，因此不符合借名买卖的情况，如北京塑料厂或北京雪花公司同意将房屋卖给于秀玲，并同意其享有房屋产权，应与于秀玲达成书面的协议，并在房产证下发后配合于秀玲办理产权过户手续，但截至该案审理终结前，均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原产权单位同意将房屋卖给于秀玲，综合该院前往北京雪花公司调查了解的情况，会议纪要无法找到，不能核实于秀玲所述内容，因此于秀玲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于秀玲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认定事实如下：于秀玲所持《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北京塑料厂将涉案房屋出售给于某房价款9921元整。实际价：18078（本院注：该实际价部分均为手写）；双方议定于某分三次付清房价款：首付款在1992年12月28日付2000元；剩余部分房款分别于93年94年95年三年内付清；由北京塑料厂到房地产交易管理所办理立契过户手续。
涉案房屋在北京市丰台区房屋管理局备案的《房屋买卖合同》的内容与前述合同内容基本一致，其上没有手写的实际价部分。
1994年3月24日，北京市经济委员会作出（94）京经调字第071号《关于雪花电器集团公司与北京市塑料制品厂合并请示的批复》，同意上述两企业合并，合并后名称为北京雪花电器集团公司，为经营上的需要，暂时保留北京市塑料制品厂名称。
二审中，北京雪花公司陈述，于某是我单位职工，因其对单位有贡献，故在其去世后，单位未收回涉案房屋，单位亦未指定将房屋卖给谁，应该是给于某全部家属的。
本院二审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证明信、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房屋买卖合同、收据、房屋所有权证、批复、调查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一、北京塑料厂于1992年进行房改售房，于某于同年12月28日即已交纳购房款2000元，故此时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意已经达成。现于秀玲认为其系涉案房屋的实际购买人，但未能提交北京塑料厂将其确定为购买人的证据，且北京雪花公司现表示单位亦未指定将涉案房屋卖给谁，应该是给于某全部家属的，故本院无法仅凭于秀玲的房款给付行为以及交纳房款的数额情况认定涉案房屋归其所有。二、于秀玲未举证证明其系于某之养女，故在于某去世后，其交纳房款的行为不能视为系其作为于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的行为。于秀玲亦未举证证明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于淑珍、于淑霞、于淑清等人放弃承继房屋买卖合同项下的权利。故于秀玲主张其为养女，且其他继承人均已放弃对涉案房屋的权利，无证据支持，本院无法采信。因此，其交纳房款的行为不构成对涉案房屋权利的承继。三、本案中无证据证明北京塑料厂已确定于秀玲系房屋买卖合同的买方，北京雪花公司亦表示单位未指定将涉案房屋卖给谁，应该是给于某全部家属的，且于秀玲未举证证明其与于某之间曾达成借名买房的合意，故于秀玲主张其系借名买房，无证据佐证，本院亦无法支持。综上，于秀玲、于士贵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于秀玲上诉部分的二审案件受理费7870元，由于秀玲负担3935元（已交纳）；于士贵上诉部分的二审案件受理费7870元，由于士贵负担3935（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姚 颖
审判员 李 珊
审判员 陈雨菡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日
书记员 马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