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40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青年出版社，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二条**号。
法定代表人续文利，社长。
委托代理人柳琳，北京市君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朱军，北京市君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师者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88号长银大厦6C12（住宅）。
法定代表人王宇，经理。
委托代理人付英鹏，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下简称青年出版社）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师者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师者之歌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3）东民初字第72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3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李丽担任审判长，法官卜晓飞、赵胤晨参加的合议庭，后变更为由法官孙田辉担任审判长，法官卓燕平、李晓波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5月19日、6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青年出版社的委托代理人柳琳、朱军，被上诉人师者之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付英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师者之歌公司在一审中起诉称：青年心理杂志社是青年出版社的下属单位。2010年3月22日，师者之歌公司与青年心理杂志社签订了《〈青年心理下半月刊〉合作协议》，协议约定，青年出版社授予师者之歌公司《青年心理下半月刊》的全国发行总代理权及广告总代理权，师者之歌公司预付青年出版社发行授权费和广告发行独家授权费，青年出版社还承诺将上述权利单独授予师者之歌公司等。合同签订后，师者之歌公司按约定履行了预付款义务，从2010年3月至今，陆续向青年出版社付款共计67.5万元，并一直在等待刊物的审批出版，青年出版社也承诺待刊物获准审批后将发行权和广告代理权交师者之歌公司行使，现双方签订的协议已到期，《青年心理下半月刊》至今没有获得审批出版，青年出版社也没有退还预付的款项。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共同经营《青年心理下半月刊》，《青年心理》杂志是青年出版社所有的刊物，创办下半月刊所需的申请和获得批准是青年出版社的合同义务。现青年出版社收取了师者之歌公司支付的预付款，但没有履行相应的义务，导致师者之歌公司签订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并给师者之歌公司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对此青年出版社应承担全部责任并退还全部预付款。故师者之歌公司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青年出版社返还合作预付款67.5万元；2.诉讼费由青年出版社承担。
青年出版社在一审中答辩称：对师者之歌公司与青年出版社双方就《青年心理下半月刊》杂志于2010年3月22日签订合作协议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师者之歌公司没有全国总发行的权限，违反了《出版管理条例》及《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青年心理杂志社也不是一个法人单位，只是青年出版社下面的机构，其公章只对内使用，无法对外签订合同；此外，合同的相关约定构成了刊号的承包、出租、出借，也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无效，双方应依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
关于该协议的履行情况，青年出版社辩称，其只收到了师者之歌公司于2010年3月25日支付的20万元，该笔费用是师者之歌公司先行承担的前期费用，全部用在了前期筹划、样刊设计、印刷和纸张费用等方面。后来由于样刊的设计风格和原来的不同，刊物的刊号没有审批下来，所以，双方于2010年年底便终止了合作。由于这20万元已经全部支出，故其不同意向师者之歌公司返还。
至于师者之歌公司主张的其余13笔付款，即戴×于2010年12月1日、2010年12月13日、2012年3月26日、2012年4月16日、2012年5月31日、2012年6月11日、2012年11月14日、2012年11月30日、2012年12月25日向青年心理杂志社编辑钱×支付的10笔款项共计13.5万元和2011年3月28日由北京科教创新书刊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教创新公司）向其支付的17万元以及2012年7月18日、2012年8月27日由神州学人（北京）文化传播中心（以下简称神州学人公司）向其支付的两笔共计17万元，都是为履行科教创新公司与其之间的合作协议，由科教创新公司及其员工戴×、以及科教创新公司委托的神州学人公司支付的。这些款项共计47.5万元，其与科教创新公司已经约定互不追究，故其不存在返还的问题。
综上，青年出版社不同意师者之歌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青年心理杂志社系青年出版社下属机构。2010年3月22日，师者之歌公司（乙方）与青年心理杂志社（甲方）就《青年心理下半月刊》的发行事宜签订《＜青年心理下半月刊＞合作协议》。协议约定：一、甲方授予乙方《青年心理下半月刊》全国发行总代理权及广告总代理权，具体条件为：1.乙方先行为甲方承担《青年心理下半月刊》的全部出版、印制费（包括但不限于向甲方支付《青年心理下半月刊》的稿费、版权交易费、印刷费、制版费、纸张费、广告页面制作费、合理的版权纠纷支出、广告发布者对第三方的责任赔偿）。2.《青年心理下半月刊》的发行费用由乙方承担。3.乙方向甲方支付广告发行独家授权费，具体金额及期限为：乙方在2010年3月28日前，向甲方支付2010年发行授权费人民币20万元整；在2011年3月28日前，向甲方支付2011年发行授权费人民币21万元；在2012年3月28日前，向甲方支付2012年发行授权费人民币22.26万元。4.乙方在满足本条1、2、3条的前提下，在授权期限内，《青年心理下半月刊》的广告收入归乙方。二、双方同意：1.甲方在本协议有效履行期内，不会将《青年心理下半月刊》的全国总发行权、广告总代理权授权任何第三方。2.甲方鼓励乙方可以向甲方推荐稿件、协助甲方联系作者，甲方将按照专业的谨慎的原则编辑、出版，但基于版权保护现状，仍难免会有版权责任的发生，乙方表示理解，并会按照本协议一、1.的约定承担责任。3.《青年心理下半月刊》的所有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乙方使用或利用《青年心理》杂志或青年心理杂志社名义举办的各种活动，或者签订的各种协议，须经甲方书面同意，并另行签订协议。乙方制作的有关《青年心理下半月刊》的所有宣传材料，均须事先由甲方审核，同意后方可发布。4.双方同意《青年心理下半月刊》杂志在中青印刷厂印刷，并另行签订三方协议。乙方同意在印制每一期《青年心理下半月刊》杂志前10日，将该期的全部印制款（包括但不限于印制费、制版费、纸张费、广告页面制作费等）打入青年出版社财务部，由青年出版社财务部转给中青印刷厂。5.乙方在每一期《青年心理下半月刊》杂志出版后10日内，向青年心理杂志社送交样刊30册。7.本协议的有效期自2010年4月1日始，至2013年3月31日止，有效期为三年。如乙方在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中严格履行各项条款，甲方应优先与乙方续签协议。
师者之歌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2011年4月29日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党组会议纪要，该纪要就《青年心理》的改刊方案载明，”《青年心理》杂志于近日向党组提出了拟将其改为《人民教师》的改刊方案。会议研究决定，原则同意《青年心理》杂志的改刊方向，要求尽快提出详细的、具体的改刊方案，再报党组审议。”
2011年10月11日，新闻出版总署做出批复，同意《青年心理》更名为《华夏教师》。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1年11月，青年出版社（甲方）与科教创新公司（乙方）签订了《〈华夏教师〉合作经营协议（草案）》，该协议约定：一、甲乙双方同意就《华夏教师》杂志的发行、广告、宣传活动等工作展开合作。具体事项如下：1.乙方代理《华夏教师》杂志发行工作。《华夏教师》原有发行数与乙方无关，其余按码洋50%与甲方结算。物流费用归甲方负责。2.在合作协议期内，甲方应对于乙方合规合法的经营活动大力支持，尽可能提供一切便利条件。......3.在与乙方的广告合作中，乙方在遵守国家相关法规的前提下，可参与《华夏教师》的广告经营。甲方终审乙方提供的广告内容，并提供相应广告版面。一般广告税后按3：7的比例分成（甲方占30%，乙方占70%），特殊广告则按5：5分成（双方各占50%）。乙方将在每期杂志付印前7个工作日内，将广告内容送达甲方。4.乙方协助甲方开展宣传、活动、培训等市场开拓工作。上述工作谁为主导者，谁将享受80%的税后收益，协助者则享受20%的收益。二、乙方在甲方的授权下，开展发行、广告、活动等经营项目。为工作便利起见，甲方可在杂志版权页上标注乙方代表名字，并在其职务前冠以”执行”字样，以便区别于甲方员工。......六、甲乙双方同意，合作期暂定为5年，即从2011年12月起至2016年12月止。
2013年5月2日，青年出版社（甲方）与科教创新公司（乙方）签订《解除合作协议》，该协议载明，”甲方双方曾于2011年11月14日签订合作协议。经过一年多的磨合，双方均认为因理念不合、操作方式差异等原因，合作已很难进行下去，现双方经协商终止合作，并达成如下协议。一、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乙双方于2011年11月14日签订的《〈华夏教师〉合作经营协议》解除，双方合作关系终止。二、乙方承诺，本协议生效后，乙方不得再以《华夏教师》名义从事编辑、发行、网络宣传等活动，否则将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因乙方在履行原协议期间所产生的善后事宜由乙方全盘负责，甲方予以协助。三、甲方承诺，本协议生效后，在乙方落实承诺的条件下，不再对乙方进行任何追究，立刻在网络上停止对乙方的任何声明。......”
一审法院再查明，师者之歌公司主张青年出版社返还的67.5万元预付款，共14笔。分别为2010年3月25日，由师者之歌公司支付青年出版社20万元；2010年12月1日、2010年12月13日、2012年3月26日、2012年4月16日、2012年5月31日、2012年6月11日、2012年11月14日、2012年11月30日、2012年12月25日由戴×向青年心理杂志社编辑钱×支付的10笔共计13.5万元；2011年3月28日，由科教创新公司向青年出版社支付的17万元；2012年7月18日、2012年8月27日由神州学人公司向青年出版社支付的两笔共计17万元。对此，戴×出具证明载明，其是师者之歌公司的会计，为了履行师者之歌公司与青年出版社签订的合同，师者之歌公司要求其向钱×个人工商银行账户和招商银行账户汇款合计13.5万元，此款系师者之歌公司款项。科教创新公司也于2013年7月9日出具证明，载明，”2011年3月28日，我公司向中国青年出版社汇款170000.00（人民币壹拾柒万元整），此款是我公司代北京师者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向中国青年出版社支付的合同款项。我公司与中国青年出版社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与此款无关。”神州学人公司于2013年7月12日亦出具证明，载明，”我公司于2012年7月18日向中国青年出版社汇款15万元，于2012年8月向中国青年出版社汇款2万元，共计17万元，此款是我公司代北京师者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向中国青年出版社支付的合同款。”后科教创新公司于2013年9月23日又出具1份《补充说明》，载明，”2013年7月9日，我司提供了一份《说明》，证明2011年3月28日我司向中国青年出版社汇出的17万元，是替北京师者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付款。我司与中国青年出版社也曾有过合同关系及经济往来，但我们的合同关系是在2011年11月以后，在此之前不可能给他们汇款，而且我司在与中国青年出版社履行合同中，是他们根据约定的比例向我司付款，我司不需要向他们付款，特别是发生17万元的大额付款不可能存在。以上说明情况属实，我司愿负法律责任。”
就戴×的证言，师者之歌公司提供了公证书。一审法院并向戴×本人核实了证言的真实性。经查，2013年4月1日前，戴×为师者之歌公司的股东。
青年出版社提出戴×系科教创新公司的员工，并称戴×作为科教创新公司派出的员工在《华夏教师》杂志办公地点工作，对此，青年出版社提供了戴×的收件签字记录，该记录显示，戴×曾领取了《华夏教师》杂志；对此戴×称，其并非科教创新公司员工，亦没有在青年出版社办公地点工作过，其作为师者之歌公司的员工经常被领导派去青年出版社催问项目的进展，并询问打给钱×的款项是否收到，因此就和收发室的工作人员熟悉，在去青年出版社的时候，收发室就让其拿了东西替他们带上去，具体什么东西已经记不清楚了。
针对科教创新公司及神州学人公司出具的证言，青年出版社称师者之歌公司和这两家公司系一套人马三个牌子，三个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故真实性不予认可。师者之歌公司称相关员工可能为多家公司工作，但三家公司分别为独立的法人。
青年出版社针对以上14笔付款提出，只有第1笔款项20万元系师者之歌公司为履行《青年心理下半月刊》合作协议而支付的费用，其余款项皆系为履行科教创新公司与其之间就《华夏教师》杂志于2011年11月签订的合作协议，而由科教创新公司及其员工戴×、以及科教创新公司委托的神州学人公司支付的。
关于《青年心理下半月刊》刊号未审批下来，师者之歌公司仍继续付款的问题，师者之歌公司称，一方面其为了履行合同的义务；另一方面其认为还有其他杂志可以合作，为了保持和青年出版社的合作关系，其一直持续付款。并且，除了合同约定的款项外，其应青年出版社的要求支付了其他费用，故其支付的款项多于合同约定的应付数额。
关于青年出版社与科教创新公司于2011年11月签订《〈华夏教师〉合作经营协议（草案）》，而科教创新公司于2011年3月28日便支付了17万元的问题，青年出版社辩称科教创新公司为了要与青年出版社合作，提前支付了相关款项。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
我国对出版物发行依法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出版物发行活动。根据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从事出版物总发行业务的单位，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经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而青年心理杂志社与师者之歌公司签订《＜青年心理下半月刊＞合作协议》，将该杂志全国发行总代理权授予不具有相应资质的师者之歌公司，故该协议违反了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本案中，青年出版社收取的师者之歌公司支付的款项应当予以返还。青年出版社辩称其收取的款项全部用在了前期筹划、样刊设计、印刷和纸张费用等方面，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法院不予采信。
针对师者之歌公司向青年出版社支付的款项的数额，青年出版社辩称除了第1笔之外的13笔皆系为履行科教创新公司与其之间就《华夏教师》杂志于2011年11月签订的合作协议，而由科教创新公司及其员工戴×、以及科教创新公司委托的神州学人公司支付的。一审法院认为，从其与科教创新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看，无法体现科教创新公司需向其支付任何款项，其称双方之间对此有口头约定，但又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故法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另外，该13笔款项中戴×付款的10笔，戴×作为师者之歌公司的员工已经证实系师者之歌公司支付的款项，青年出版社辩称戴×系科教创新公司员工，但其仅提供1份收件记录，无法证明其此项主张，对此法院亦不予采信。针对科教创新公司、神州学人公司支付的3笔款项，两个公司已经出具证明系替师者之歌公司付款，青年出版社辩称三者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故对其证明不予认可，但青年出版社认可收到该3笔款项，又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收取该3笔款项的依据，故法院对青年出版社该项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师者之歌公司基于《＜青年心理下半月刊＞合作协议》共向青年出版社支付14笔款项，合计67.5万元，青年出版社应当予以返还。
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中国青年出版社向北京师者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返还合作款六十七万五千元。如果中国青年出版社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青年出版社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
一、一审判决将未经质证的证人证言作为定案依据，明显违反法定程序，影响案件正常判决。
本案中，戴×、科教创新公司与神州学人公司均为师者之歌公司提供了相关证据，该三方的证据性质属于证人证言，但证人均未出庭作证。师者之歌公司仅提供了盖有科教创新公司和神州学人公司名称公章的书面证明，该证明的真实性无从得知。戴×的证人证言尽管进行了单方公证，也接受了法官的核实，但并未经过青年出版社的询问，因此，戴×的证人证言没有经过质证。上述三方证人证言严重影响到一审判决对事实的认定，从而影响到案件的判决结果。何况本案证人与师者之歌公司之间均有直接的关联关系，戴×曾为师者之歌公司的股东，科教创新公司与神州学人公司和师者之歌公司是一套人马三个牌子，经济利益存在关联，其证人证言的效力明显存疑。一审判决不仅未按要求让相关人员出庭，还将尚未经过质证的证人证言作为定案依据，从而作出错误的事实认定，影响到案件的正常判决。
二、一审判决将全部款项认定为是基于《＜青年心理下半月刊＞合作协议》而支付的没有事实依据，且明显违背常理，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
事实上，2010年年底，青年心理杂志社已经产生改刊意向。本案双方也达成一致同意终止《青年心理下半月刊》的合作。2011年4月29日，青年心理杂志社将改刊方案提交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党组会议讨论，该会议研究决定，原则同意《青年心理》杂志的改刊方向，师者之歌公司对改刊会议内容也明确知晓。2011年10月，新闻出版总署批复，同意《青年心理》更名为《华夏教师》，本案中2010年年底之后的相应款项都是《华夏教师》的合作授权预付款，只是刊名审批的过程比较繁杂，从最初形成更名意向、提交方案到审批完成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华夏教师》在2011年10月最终获得更名批复后，青年出版社与科教创新公司才就《华夏教师》合作签署了书面协议。本案除第1笔20万元外的其他款项均与《青年心理下半月刊》无关，系青年出版社就《华夏教师》的合作款项，就第1笔20万元，应由双方依据各自的过错进行承担。
综上，青年出版社认为一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影响案件正常判决，恳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查清案件事实后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由师者之歌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师者之歌公司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针对青年出版社的上诉理由答辩称：不同意青年出版社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青年出版社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在本院二审审理期间，青年出版社向本院提交其向神州学人公司开具17万元发票的记账凭证、专用发票记账联、中国工商银行进账单、开票登记表等证据，记账凭证载明”版权收入，华夏教师”，专用发票记账联载明”版权费”，开票登记表载明”华夏教师版权费”，欲证明神州学人公司支付17万元系履行《〈华夏教师〉合作经营协议（草案）》，与师者之歌公司无关。师者之歌公司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
神州学人公司副总经理仇×出庭作证称：科教创新公司与神州学人公司分别支付17万元均系代师者之歌公司履行《＜青年心理下半月刊＞合作协议》。青年出版社对该证人证言不予认可。仇×另称师者之歌公司与神州学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经为同一人，两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对收益进行分红。
本院另查明，青年出版社认可青年心理杂志社为其下属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师者之歌公司提供的《＜青年心理下半月刊＞合作协议》、付款明细（包括转账支票、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等）、《证明》、《补充说明》、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党组会议纪要》、股东会决议、《公证书》，青年出版社提供的新闻出版总署的批复、《〈华夏教师〉合作经营协议（草案）》、《解除合作协议》、收件记录、记账凭证、专用发票记账联、中国工商银行进账单、开票登记表、证人证言等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为：青年心理杂志社与师者之歌公司签订的《＜青年心理下半月刊＞合作协议》的效力问题；涉案67.5万元是否为师者之歌公司履行《＜青年心理下半月刊＞合作协议》而支付的款项以及青年出版社是否应予返还的问题。
首先，关于《＜青年心理下半月刊＞合作协议》的效力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订立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5条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本案中，青年心理杂志社与师者之歌公司在《＜青年心理下半月刊＞合作协议》中约定，青年心理杂志社授予师者之歌公司《青年心理下半月刊》全国发行总代理权及广告总代理权。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从事出版物总发行业务的单位，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经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因此，由于出版物的发行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我国对出版物发行业务的管理实行严格的审核许可制度，发行出版物应当经过许可，青年心理杂志社不得委托未经许可的单位发行出版物，现师者之歌公司未经发行许可，故双方基于青年心理杂志社授予师者之歌公司全国发行总代理权而签订的合同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青年出版社作为从事出版物总发行业务的单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师者之歌公司不具备出版物发行的资质，却让其下属机构青年心理杂志社将《青年心理下半月刊》的全国发行总代理权授予师者之歌公司，主观过错明显。师者之歌公司作为文化传媒公司，应该清楚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中涉及出版物发行的强制性规定，其明知不具备发行资质，却与青年心理杂志社签订协议，其在主观上亦存在过错。故本案中，《＜青年心理下半月刊＞合作协议》无效，双方因该协议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若一方因此受到损失，应由双方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
其次，涉案67.5万元是否为师者之歌公司履行《＜青年心理下半月刊＞合作协议》而支付的款项以及青年出版社是否应予返还的问题。涉案67.5万元根据付款主体不同可分为4笔款项：师者之歌公司向青年出版社支付的20万元；戴×向青年心理杂志社编辑钱×支付的13.5万元；科教创新公司向青年出版社支付的17万元；神州学人公司向青年出版社支付的17万元。
第一，关于师者之歌公司向青年出版社支付的20万元。青年出版社认可该20万元系师者之歌公司履行《＜青年心理下半月刊＞合作协议》支付的款项，主张按照双方的过错程度予以承担。对此，本院认为，该20万元系青年出版社因《＜青年心理下半月刊＞合作协议》而取得的财产，协议无效，该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应由双方根据各自过错程度承担相应责任的应为一方因协议无效而受到的损失，现青年出版社未举证证明其受到损失，故其要求师者之歌公司承担相应责任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第二，关于戴×向青年心理杂志社编辑钱×支付的13.5万元。师者之歌公司主张该13.5万元系戴×代其履行《＜青年心理下半月刊＞合作协议》向青年出版社支付的款项；青年出版社对此不予认可，主张该13.5万元系戴×代科教创新公司履行《〈华夏教师〉合作经营协议（草案）》而支付的款项。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故首先应由师者之歌公司对其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师者之歌公司提交戴×的证人证言，虽然戴×未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通过书面证言等方式作证，戴×向一审法院提交医院检查申请单，证明其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故戴×未出庭作证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此外，戴×曾接受一审法院的询问，并提交其对证言内容承担法律责任的公证书，综合上述情况，一审法院采信戴×的证人证言并无不当。故本院认为，师者之歌公司就13.5万元款项已完成其举证责任，青年出版社否认该事实，但未能举证证明，故应由青年出版社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法院认定戴×支付13.5万元系代师者之歌公司履行《＜青年心理下半月刊＞合作协议》并要求青年出版社予以返还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第三，关于科教创新公司向青年出版社支付的17万元。师者之歌公司主张该17万元系科教创新公司代其履行《＜青年心理下半月刊＞合作协议》向青年出版社支付的款项；青年出版社对此不予认可，主张该17万元系科教创新公司履行《〈华夏教师〉合作经营协议（草案）》而支付的款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二款规定，首先应由师者之歌公司对其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师者之歌公司提交由科教创新公司出具的证明。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有关单位和个人提出的证明文书，应当辨别真伪，审查确定其效力。现青年出版社对该证明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科教创新公司的相关人员未出庭说明情况，师者之歌公司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科教创新公司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故本院对科教创新公司出具的证明不予采信，师者之歌公司对该17万元款项的主张未能举证证明，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要求青年出版社返还该17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第四，关于神州学人公司向青年出版社支付的17万元。师者之歌公司主张该17万元系神州学人公司代其履行《＜青年心理下半月刊＞合作协议》向青年出版社支付的款项；青年出版社对此不予认可，主张该17万元系神州学人公司代科教创新公司履行《〈华夏教师〉合作经营协议（草案）》而支付的款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二款规定，首先应由师者之歌公司对其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师者之歌公司提交由神州学人公司出具的证明，二审期间由神州学人公司副总经理仇×出庭作证。对此，本院认为，根据证人仇×的陈述，神州学人公司与师者之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经为同一人，两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对收益进行分红，师者之歌公司对此亦予以认可，故两公司之间存有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师者之歌公司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根据青年出版社提交的证据，其曾向神州学人公司开具17万元的发票，发票记载款项性质为《华夏教师》版权费，故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定师者之歌公司对该17万元款项的主张未能举证证明，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要求青年出版社返还该17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认为，青年出版社与师者之歌公司签订的《＜青年心理下半月刊＞合作协议》无效，青年出版社因该协议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现师者之歌公司仅就其支付的20万元与戴×代其支付的13.5万元举证证明系其为履行《＜青年心理下半月刊＞合作协议》而支付的款项，故对其要求返还该33.5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师者之歌公司未能举证证明科教创新公司支付的17万元与神州学人公司支付的17万元系代其履行《＜青年心理下半月刊＞合作协议》而支付的款项，故对其要求返还该34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3）东民初字第7289号民事判决；
二、中国青年出版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北京师者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返还人民币三十三万五千元；
三、驳回北京师者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550元，由中国青年出版社负担5236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北京师者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5314元（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50元，由中国青年出版社负担5236元（已交纳），由北京师者之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5314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田辉
代理审判员 卓燕平
代理审判员 李晓波
二〇一四年六月四日
书 记 员 曹颖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