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民终75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恒信通便民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夕照寺街2号2幢三层3004。
法定代表人：丁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冬根，北京市国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峰，男，1980年12月6日出生。
原审被告：北京恒信通便民服务有限公司牡丹园第一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地铁十号线牡丹园站C口非机动车停车场管理用房内。
负责人：丁辉，经理。
上诉人北京恒信通便民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信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峰、原审被告北京恒信通便民服务有限公司牡丹园第一分公司（以下简称恒信通牡丹园一分公司）保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8民初53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张辉担任审判长，法官邵普、刘慧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恒信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峰在一审中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峰承担。
其主要上诉事实和理由是：
一、一审判决事实不清。
第一、一审法院认定恒信通公司和刘峰为本案的主体有误，恒信通公司和刘峰都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一审中刘峰起诉的主体不当，不应该以恒信通公司和恒信通牡丹园一分公司作为被告。首先，地铁十号线牡丹园站旁边的停车场所有权人并非恒信通公司，而是北京京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投公司）；其次，恒信通公司与刘峰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恒信通公司已经将地铁十号线牡丹园站旁边的停车场管理权委托给管理人员负责，由管理人员向车辆停放者收取管理费，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刘峰是与管理员形成直接法律关系，与恒信通公司不存在直接法律关系，因此一审起诉对象不妥。
一审中，刘峰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被盗车辆登记的权利人是北京畅新华家居装饰中心（以下简称畅新华公司），刘峰自称是为了上牌子，而且刘峰提供了一份“证明”，证明被盗车辆属于刘峰个人财产。该证据性质属于证人证言，并非书证，依据证据规则，证人需出庭接受质询查证后，法庭才能采信，但本案一审法院并未让证人出庭接受质询，剥夺了恒信通公司的质证权利。该证据属于无效证据，一审法院不能据以认定被盗车辆属于刘峰，刘峰不具备起诉主体资格。
第二、刘峰未将车辆采取安全措施，也应承担一定的失窃责任。刘峰将车辆放在停车场，给停车场包月交费。刘峰称，被盗车辆有GPS定位，手机可以检测车辆情况，被盗当天，刘峰并未及时与车场联系，核实车辆情况，若及时与车场联系，车场管理员可以采取措施防止被盗。刘峰存取车辆时间大多在夜间，给车辆监管带来极大困难，管理员不可能一天24小时盯着刘峰的这辆车。刘峰过于自信认为存放停车场是完全安全的行为，失窃那天车辆异常并未及时与管理员联系，导致了犯罪嫌疑人轻易得手。这与刘峰本身的疏忽有一定的关系，理应承担一定的失窃责任。
第三、被盗车辆已经购买了一段时间了，车辆存在残损问题，不能按照车辆原值计算损失。被盗车辆购买时间是2015年8月26日，当时购买的金额是15000元。至车辆失窃时，车辆存在残损，没有经过公安机关残值核损，也没有经过任何鉴定程序，不应该按照车辆购买时的价格来计算损失。
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
第一、双方无法形成保管法律关系，恒信通公司不应承担保管责任，被盗车辆失窃地点是地铁十号线牡丹园站旁边的停车场，该停车场系公共停车场，属于地铁的附属设施，该停车场仅仅是为了方便乘客停放车辆，并非用于营利的，属于公益设施。地铁旁的停车场属于开放的停车场，并不具备保管条件，连像样的围栏都没有，也不允许管理员加高围栏，盗贼可以轻易进入停车场。因此，乘客将车辆停放在地铁口的停车场，仅仅是乘客占用公益停车场地，管理员收取少量的报酬，仅仅是管理的对价，双方之间并不能形成保管法律责任。第二、被盗车辆的丢失是由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导致的。被盗车辆失窃后，管理人员也当天报了警，警察也已经出警，目前犯罪嫌疑人还未抓获。由于犯罪嫌疑人的盗窃行为导致车辆的损失，应该由犯罪嫌疑人承担所有责任。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根据先刑事后民事的处理规则，也应该在公安机关案件终结后，提起相应民事诉讼。
总之，一审法院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都存在问题，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刘峰针对恒信通公司的上诉理由答辩称：刘峰每月在停车场交钱，双方之间形成保管合同法律关系。车是新买的，刚一个月。同意一审判决。
恒信通牡丹园一分公司没有发表意见。
刘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恒信通公司与恒信通牡丹园一分公司支付刘峰摩托车损失27000元；2、恒信通公司与恒信通牡丹园一分公司承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牡丹园地铁站C口非机动车停车场由恒信通公司经营，恒信通公司委托管理人员看管该停车场。该停车场为非封闭式停车场，管理员24小时在停车场内，每晚11时至次日早上，管理员会开启停车场报警器。存车人在该停车场存车需要交纳保管费。
2015年8月25日晚，刘峰与停车场管理员约定，刘峰将×××号贝纳利牌BJ300GS普通二轮摩托车一辆存放在前述停车场固定位置，每月保管费为90元。此后刘峰每日将该摩托车存放在该停车场，并已交纳保管费90元。2015年9月24日下午2时，刘峰将该摩托车存放在该停车场，2015年9月25日凌晨5时，刘峰通过手机中安装的定位软件得知摩托车已不在该停车场，随即到该停车场查看，发现摩托车丢失，遂报警。
2015年9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花园路派出所出具证明，载明：“刘峰于2015年9月25日7时10分许到我所报称：2015年9月25日5时左右，刘峰发现其停放在牡丹园地铁站C口停车场的钱江黄龙300摩托车被盗，后来我所报案。”
另查，×××号贝纳利牌BJ300GS普通二轮摩托车于2015年8月26日取得所有权证，登记的所有人为畅新华公司。2015年10月8日，畅新华公司出具一份证明，其内容记载：“（以）我中心名义登记的×××摩托车系刘峰（身份证号：×××）出资购买，属于刘峰的个人财产。该车辆丢失的赔偿款归刘峰个人。特此证明。”
审理中，停车场管理人员认可2015年9月25日凌晨停车场报警器报警。就涉案摩托车的费用，刘峰提交了北京明睿杰智科贸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25日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北京迅腾远达摩托车配件商行于2016年2月10日出具的证明、招商银行信用卡对账单、中国银行交易明细单。发票载明：购买方为畅新华公司（组织机构代码XXXXXXXX），价税合计金额为15000元，车辆类型为两轮摩托车，厂牌型号为贝纳利牌BJ300GS，合格证号为MA46815B8011144。证明载明：“兹证明我处2015年8月25日销售的贝纳利牌BJ300GS两轮摩托车，车架号（车辆识别号）×××，发动机号58508615，车辆销售价格为27000元。刘峰刷卡27000元用于购车，办理车牌登记时由于车辆购置税费的原因，购买人要求我处开具发票金额为15000元，并将购车发票名称开为畅新华公司。特此证明。”招商银行信用卡对账单记载，2015年8月25日刘峰向北京明睿杰智科贸有限公司支付1万元。中国银行交易明细单记载，2015年8月25日刘峰通过POS机消费15000元，但无交易对手信息。恒信通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刘峰提交的证明、机动车登记证书、发票、对账单、交易明细单，恒信通牡丹园一分公司与恒信通公司提交的王××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以及该院开庭笔录。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和第三百六十七条，保管人和寄存人就保管标的物的内容意思表示一致，并且保管物交付至保管人之时，保管合同成立。本案中，牡丹园地铁站C口非机动车停车场由恒信通公司经营，恒信通公司委托管理人员看管该停车场。刘峰于2015年9月24日经停车场管理人员同意将涉案摩托车存放入该停车场，即刘峰与恒信通公司双方就保管摩托车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并已将保管物交付至保管人，双方形成保管合同关系。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恒信通公司主张其不是停车场的所有权人，但保管合同的保管一方系为寄存人保管保管物的一方，并不是保管场所的所有权人。所以恒信通公司关于其主体不适格的答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保管合同的寄存一方系将保管物交付给保管人的一方，不一定是保管物的所有权人。本案摩托车登记的所有权人是畅新华公司，根据畅新华公司出具的证明，刘峰系涉案摩托车的合法使用人。刘峰将涉案摩托车交由恒信通公司保管，是该保管合同的寄存人。恒信通公司关于刘峰主体不适格的答辩意见，该院不予采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七十四条，在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管理人员24小时在停车场，在停车场有夜间报警装置，且管理人员认可25日凌晨报警装置报警的情况下，刘峰的摩托车被盗，属于恒信通公司委派的管理人员的看管不善。刘峰要求恒信通公司赔偿摩托车损失，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
恒信通牡丹园一分公司是恒信通公司的分公司，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恒信通公司承担。刘峰要求恒信通牡丹园一分公司赔偿损失，缺乏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就赔偿的数额，刘峰主张摩托车购买价格为27000元，但其提供的发票显示摩托车购买价格为15000元，其提供的证明由北京迅腾远达摩托车配件商行出具，与发票记载的销售单位不一致，其提供的招商银行信用卡对账单显示的交易金额与其主张的金额不符，其提供的中国银行交易明细单无法体现交易对手信息，故该院对其主张的27000元不予采信，以发票金额为依据认定摩托车价格。
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第三百六十七条、第三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恒信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峰损失一万五千元；二、驳回刘峰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结合一审卷宗的证据材料及开庭笔录，经二审审理，对一审判决所查明的本案事实予以确认。
上述事实，并有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五条和第三百六十七条的规定，保管人和寄存人就保管标的物的内容意思表示一致，并且保管物交付至保管人之时，保管合同成立。据此，法律及相关法规并未规定保管方必须为保管场所的所有权人。本案中，牡丹园地铁站C口非机动车停车场由恒信通公司经营，恒信通公司委托管理人员看管该停车场。刘峰于2015年9月24日经停车场管理人员同意将涉案摩托车存放入该停车场，故刘峰与恒信通公司双方就保管摩托车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并已将保管物交付至保管人，双方形成保管合同关系。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恒信通公司关于其不是停车场的所有权人，其主体不适格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此外，刘峰将涉案摩托车交由恒信通公司保管，是该保管合同的寄存人。根据本案摩托车登记的所有权人畅新华公司出具的证明，刘峰系涉案摩托车的合法使用人。故恒信通公司关于刘峰主体不适格的上诉意见亦不能成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七十四条规定，在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刘峰给停车场包月缴费，管理人员24小时在停车场，在停车场有夜间报警装置，且管理人员认可25日凌晨报警装置有报警的情况，后刘峰发现摩托车被盗。因此，刘峰交存的摩托车被盗属于恒信通公司委派的管理人员看管不善，刘峰要求恒信通公司赔偿摩托车损失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赔偿数额，根据恒信通公司认可及一审查明事实，刘峰使用的摩托车系2016年8月25日购买，在9月24日丢失。因此，恒信通公司提出车辆存在残损问题、不能按照车辆原值计算损失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恒信通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四百七十六元，由北京恒信通便民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辉
审判员 邵普
审判员 刘慧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五日
书记员 万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