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27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金森，男，1947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中北立交桥水星阁**号。现办公地：杭州市文晖路269号。
法定代表人：王德润，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范建军，男，1964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绍贤，男，1944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章云昌，男，1961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系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邵蕙菁，浙江劳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金森为与被上诉人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运公司）、范建军、徐绍贤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5）杭下商初字第026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一）1999年10月10日，杭政[1999]17号文件规定：企业改制时，按1983年前参加工作的在册职工的30%，以人均15000元的标准，在国有净资产中提取安置富余职工补偿费；1983年前参加工作的职工，改制时已离岗退养企业所承担的费用，在提留的国有资产中列支，上述开支超过提留国有资产部分，由企业自行解决，国有资产如有剩余，留给企业无偿使用。2000年1月17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又出台了《关于贯彻杭政[1999]17号文件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杭政办[2000]3号）。2000年8月9日，杭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等七部门联合制定了《关于市属国有企业改制时职工工龄置换等有关问题的意见》。（二）根据上述文件精神要求，2000年12月27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杭州长运集团公司改制方案的批复》（杭政发[2000]283号），同意将杭州长运集团公司改制为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改制后，企业名称为杭州长运集团有限公司。2001年1月12日，杭州长运集团公司第八届四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同意按《公司法》要求从杭州长运集团公司分离改制组建杭州长运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通过公司改制方案和职工置换认购持股方案；同意徐建国等556名职工的831万元工龄置换金和获得股份不实现现金配股；等等。在《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内部职工认购持股方案》中载明：本次置换和认购范围为国有资产经营终止结算日（2001年3月31日）在册并列入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整体改制范围内的职工，本方案经职代会审议后，职工与改制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可根据本方案的规定置换和认购；未能与改制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改制时仍与原企业有劳动关系的，工龄置换后，其置换认购和工龄置换额的处置办法在尊重本人意愿的前提下协商确定。2001年4月29日，杭州市交通局、杭州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审批作出《关于杭州长运集团公司主体企业改制为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杭交复[2001]23号、杭国资[2001]147号），同意提留资产45829369元由“提留1983年前富余职工安置补偿费7470000元（1657人×30%×15000元/人）”、“提取1983年前职工工龄置换金24595529元（1657人×14843元/人）”等各项提留资产构成。该批复明确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出资2564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53.08%，其中以职工工龄置换资产折股及获得股份出资25550682元，以货币资金出资989318元。2001年5月18日，杭州长运集团公司向杭州市交通局请示，由于杭交复[2001]23号、杭国资[2001]147号文中有两处数据有误，要求将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出资情况调整为“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出资26540000元，占注册资本的53.08%，其中以职工工龄置换资产折股及获得股份出资25549755元，以货币资金出资990245元”。杭州市交通局于2001年5月21日批准上述请示。2001年5月18日，杭州长运集团公司变更登记企业名称为杭州长运集团有限公司。2001年5月22日，杭州长运集团有限公司等出资设立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三）张金森于1968年3月参加工作，后进入长运公司下属分公司工作。杭州长运集团公司改制时，《杭州长运集团公司（主体企业）提取职工工龄置换资产清册》载明，张金森工龄置换额为18646元。2001年6月19日，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与张金森签订《离岗退养协议书》，双方根据上级有关规定和企业改制方案，结合乙方在企业改制前已经办理离岗退养的实际，经协商一致约定：甲方保证乙方在离岗退养期间，给予享受乙方在企业改制前享受的退养待遇到法定退休年龄止，并由甲方按规定缴纳各项社会统筹金和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由乙方承担），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由甲方给予办理退休手续；乙方按规定取得的工龄置换款，乙方同意由甲方专款用于支付乙方的退养生活费、医疗费和各项社会统筹费用及住房公积金等，甲方为乙方支付的各项费用大于或小于乙方工龄置换款的，均由甲方统一调剂，不足部分由甲方解决；等等。（四）后吴啟群、周守样、张金森等部分退养人员就2001年企业改制时提留的工龄置换款处置问题向上级有关部门信访。2005年10月27日，杭州市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就其信访内容答复如下：长运公司的改制方案是按照市政府有关改制政策执行的，并经过市有关部门论证通过；长运公司职工股权的设置方案经长运公司职代会通过，程序是合法的。2006年5月29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对上述信访事项复查后，答复：杭州市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作出的《信访事项答复》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对吴启群等同志要求持有改制后企业股权的信访要求不予支持。2006年8月1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核小组讨论研究后，就上述信访事项作出浙政信复核（2006）30号《关于吴启群等群众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答复如下：一、杭州长运集团公司于2001年5月完成企业改制，是根据杭州市人民政府有关改制文件精神和政策，经杭州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批准后实施的，符合当时杭州市改制政策要求。杭州长运集团公司《内部职工认购持股方案》中，认购持股对象明确的，其操作程序也是规范的，因此，应尊重当时的客观实际和具体办法。二、关于职工持股协会的上报人数问题，也是根据杭州市有关改制政策要求，按在国有净资产中核定提留工龄置换款等的人数填报的，这与按照杭州长运集团公司《内部职工认购持股方案》规定的实际持股并无矛盾。三、你们提出的信访事项，根据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杭州市《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杭信查【2006】3号答复意见并无不妥，应予维持。本复核意见为最终信访事项处理终结意见。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针对张金森要求确认其享有职工工龄置换个人股资产折价出资的股权，以及系长运公司工会职工持股会的持股会员之一，并要求通过清算以确定其股份、分红和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其实质为张金森是否取得了改制后企业的股东身份。根据相关改制文件精神和政策，以及长运公司改制时的内部职工认购持股方案，工龄置换后，置换认购和工龄置换额的处置办法在尊重本人意愿的前提下，由改制企业与本人协商确定。张金森据此选择了继续享受退养待遇，与长运公司签订了《离岗退养协议书》，明确约定其按规定取得的工龄置换款，同意由公司专款用于支付其退养生活费、医疗费和各项社会统筹费用及住房公积金等。后该《离岗退养协议书》已实际履行，其工龄置换款并未作为改制后公司出资认购股份，由此，不能认定其已取得长运公司改制后的股东身份。虽然包括张金森在内的部分退养人员对工龄置换款处置问题提出异议，但经三级信访部门答复、复查及复核，认定长运公司企业改制符合当时杭州市改制政策要求，内部职工认购持股对象明确，操作程序规范。综上所述，张金森的第一项诉请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针对张金森要求长运公司确认提留的1983年前富余职工安置补偿费7470000元是用于包含张金森在内的职工退养待遇等各项费用的诉讼请求，庭审中，双方均不否认职工退养待遇中已实际用到该笔费用，故并无确认之必要，且与张金森主张的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不予支持。针对张金森要求长运公司承担其维权经费及维权过程中的精神伤害赔偿费用的诉讼请求，鉴于其在本案中的相关主张不能成立，该项请求缺乏依据，亦不予支持。此外，张金森在庭审中已明确对范建军、徐绍贤并无具体的请求，系考虑案件调查需要将其列为被告。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金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66元，由张金森负担。
张金森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依据2011年1月27日法释（2011）3号，为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结合审判实践，就人民法院审理公司设立、出资、股权确认等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作出如下规定：“第一条，为设立公司而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份并履行公司设立职责的人，应当认定为公司的发起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现提供三份新证据：一份是市工商局2013年2月21日提供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编号2432934，注册号330101001004118，公司名称“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全册。一份“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花名册”部分和说明。第三份证据是“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9）浙行受终字第58号”。这三份证据足以证明长运公司提供的l、2、3、4份证据违反公司法实施诈骗退养工人股份并进行抢夺瓜分的事实并要追究违法责任。市工商局提供的“申请书”的内容是对出资人的身份及出资额进行确认和认定，是保护出资人利益的原始记载，其内容具有排他性。凡是从市工商局“申请书”中提供的证据都是有法律效力的，是市工商局核准登记、注册，并有盖公章的。从“申请书”中的“杭州长运运输集团公司主体企业改制方案”和“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章程”中确认和认定，张金森用工龄置换送股的方式出资额为18646元是股东。具体事实如下：1、“杭州长运运输集团公司主体企业改制方案”中（“申请书”P29页），七、出资人和出资方式股东2：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以置换经评估，确认的国有净资产出资（工龄置换送股2389.9755万元，1984年1月1日后参加工作的业务骨干获得股份165万元）出资额为2554.9775万元，以货币方式出资，出资额为99.0245万元，共计出资2654万元，合占注册资本的53.08％。这一段说明我们1983年底前参加工作的在册职工按工龄长短具体量化到个人的工龄置换额是出资人，出资方式为全部工龄置换送股。也就是“杭州长运集团公司一九八三年底前参加工作职工名册”或“杭州长运集团公司（主体企业）职工工龄置换（资产）清册”中凡有姓名、工龄置换额的职工全部工龄置换送股（重申不用认购，不用配股，也就是市交通局、市国资局批文中的“（21页）工龄置换资产折股，及获得股份出资），张金森在前一册中620号工龄置换额18646，后一册中1279号工龄置换额18646元，是总股本5000万也是工龄置换送股2389.9755万元中18646元的出资人，出资方式为工龄置换送股的方式。”这是国有企业杭州长运集团公司在改制时对1983年底前参加工作的在册职工均应进行工龄置换（见“申请书”120页，“关于企业改制职工工龄置换相关情况的说明”）并拥有股份的一个承诺，其落款盖章为“杭州长运集团公司”，也是对工龄置换的职工拥有出资人身份的确认和认定。这二份名册都是通过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得来的，并有公司、市交通局存档的核准批准的盖章和说明，是有法定效力的。2、“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章程”（见“申请书”）第六章股东的出资方式和出资额。（第64页）股东2，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以置换经评估确认的国有净资产出资（工龄置换送股2389.9755万元，1984年1月1日后参加工作的业务骨干获得股份165万元）出资额为2554.9755万元：以货币方式出资，出资额为99.0245万元，共计出资2654万元，合占注册资本的53.08％。这一段说明在2001年5月22日市工商行政局注册登记生效后（公司章程第十条，本章程经全体股东讨论通过，在公司注册后生效），工龄置换送股的所有83年底前参加工作的在册职工注册登记后成为有限公司股东，股东的出资额为张金森工龄置换送股出资额为18646元（见“杭州长运集团公司一九八三年底前参加工作职工名册”第30页——620张金森18646工龄置换额，和“杭州长运集团公司（主体企业）职工工龄置换（资产）清册”中序号1279号张金森工龄置换额（元）18646元。这二份册上都盖上公章并有日期签署，这是公司章程中对张金森在改制后的新公司“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中用工龄置换送股的方式出资，出资额为18646元成为股东身份的确认和认定。落款盖章为“杭州长运集团有限公司”和“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二、长运公司证据违法，理由如下：1、长运公司证据1：该决议及其决议内容违法，无法定效力，应予撤销。（1）“杭州长运集团公司第八届四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是长运公司从杭州档案馆获取的，不是杭州市工商局提供的，没有注册、登记部门的公章，没有法定效力。这份没有法庭质证的“决议”，法院不能采信（可看当时的视频）。事实上，市工商局提供给我们的“申请书”中是没有这份文件的。（2）该决议中2：同意组建杭州长运有限公司职工持股协会并将职工（会员）置换认购的全部股份（资产）委托给杭州长运有限公司职工持股协会（名称以登记为准）管理，该资产仅限于投入到改制后组建的有限公司。明明在“改制方案”和“公司章程”中确认和认定的工龄置换送股篡改成置换认购股份连工龄二字都不写了，这就是违法。（3）“杭州长运集团公司组建有限公司改制方案”“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内部职工认购持股方案”等于2001年1月经职工代表大会民主审议通过。这二个方案在工商局提供的“申请书”中是没有的，前一个方案是什么内容无从知晓，没有就是违法，没有法定效力，对后一个方案进一步篡改成内部职工认购持股方案，置换都不要了，是赤裸裸的抢夺。一月决议有限公司还没成立，那怕五月决议也是违反“公司法”二十二条。（4）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内部职工认购持股方案，是一份伪证，“申请书”中没有最后落款盖章的都没有，是违法且没有法定效力，并要追究责任的。2、长运公司证据2，“内部职工认购持股方案”本身就违法，内容更加违法，无法定效力，应予撤销，理由如下:（1）“内部职工认购持股方案”在工商局提供的“申请书”中是没有的，是长运公司单方面提供的，连长运公司的公章都没有，没有时间也没有署名，是伪证无疑。该“方案”十一条，本方案以报上级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为准，一个从2001年一直报批到2016年都没批准的方案，竟被下城法院拿来作为证据使用了，还不让我们在法庭上质证。所以这个“内部职工认购持股方案”是违法的，并要追究作伪证的责任，原审法院和长运公司一样要追究责任，可查看庭审视频有无质证就可以了。（2）上级政府有关部门为什么不批准，因为要牵涉到修改“申请书”中“改制方案”和“公司章程”中的工龄置换送股这一重要条款。因为“认购持股方案”要签劳动合同才有股份，才是股东，修改了后并要在工商局进行股权变更登记，主体企业504人873万多股份要减少到4千多万，但主体企业5000万注册资金又不愿减少，这873万多股份成了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瓜分的盘中餐，这是赤裸裸的抢劫犯罪。（3）主体企业退养的504人，合计873.4956万元（见徐绍贤提供的504人退养名单和总额）工龄置换送股在2001年5月22日在市工商局登记注册后已成注册资金了，已经进入职工持股会股本了。因此我们是长运公司的出资人，也成了持股会员。但因为不签劳动合同而不是持股会会员，不是出资人，所持有的股份和注册资金也被长运公司剥夺了，而“公司法”中并没有关于出资人不签劳动合同就被剥夺股东资格的规定，“职工持股会花名册”中一号陈小幸（他在北京工作），二号洪其虎（在市交通局公务员）等等也没有与长运公司签劳动合同。这份花名册长运公司代理人章云昌认定为真的，可以调取当时庭审视频证实。（4）这份“认购持股方案”虽然是1月份职代会通过的，但何时上报上级有关部门批准，最后连个日期都没有，更加证明该“方案”为伪证，因为长运公司书证为1月方案，而二级政府信访部门却说是5月方案。（5）“申请书”中“改制方案”和“公司章程”中没有一条职工持股会股份要“认购”的，只有工龄置换送股（不是认购，也不是配股，凡进行工龄置换的工人人人持股）而真正要“认购”的是44名公司股东法人，他们只有现金出资99.0246万元，涉嫌低价转让和无偿转让。3、长运公司证据3，“离岗退养协议书”表象看用我们退养职工的股份，工商登记的注册资金发生活费和其他费用，其实质是诈骗犯罪并已成功的犯罪铁证，没有庭审质证，无法定效力，应予撤销，其理由如下：（1）“离岗退养协议书”在“申请书”中是没有的，请长运公司证明“工龄置换款”可以发生活费的改制政策和法律支持，否则就是无法定效力应予撤销，这份“离岗退养协议书”庭审时没有进行质证，不能作为证据。（2）这份“持股会花名册”不是“长运集团公司”和“长运有限公司”上报市交通局核准审批存档的“申请书21页工龄置换资产折股及获得股份出资”的花名册。长运公司的“持股会花名册”上没有市交通局的公章，因而是没有法定效力，是长运公司瓜分退养工人股份的铁的证据，是一份伪名册。（3）有限公司是2001年5月22日注册登记设立的，我们退养职工的工龄置换送股额也就在这一天成了注册资金，我们个人的股份，“申请书”中“改制方案”和“公司章程”所确认和认定的，并成了持股会会员。2001年6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那里还有工龄置换款？公司章程第10条规定公司登记注册后生效，那么长运公司44名自然人中的工龄置换送股是何时注册登记成为股东和注册资金的。（4）对工龄置换额的用途，无论是改制政策和“申请书”中“公司章程”，“改制方案”，“验资报告”，“政府批文”、“验资事项说明”、“改制企业资产处置表”等等都没有“工龄置换款可以发生活费和其他费用”。请长运公司拿出“工龄置换款”可以发生活费用和支付其他费用的政策和法律依据和其他依据，否则就是诈骗犯罪中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实施诈骗。符合法释（2011）3号第十二条中（五）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发生活费）。（5）更重要的是在签订“离岗退养协议书”统一盖章为2001年6月19日。在没有修改公司章程，也没有去工商局进行股权变更登记，更没有股权转让者和股权受让者之间受让合同，而后长运公司对我们504名退养职工873.4965万元进行瓜分。证据是“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花名册”中“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股级花名册”共5页76名合计持股554万元，而他们的工龄置换额只有114.5958万元，其余438.5776万元说是现金出资。而再根据“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84年后股级花名册”中二页共25名，合计持股124.5万元，其奖励股份为14.85万元，其余109.65万元为现金出资。83年前和84年后股级人员共101名，共现金出资548.2276万元，这101名股级持股的现金出资548.2276万元就是我们退养职工的，这就是瓜分我们股份的证据，这份“离岗退养协议书”就是诈骗犯罪的铁证。（6）我们504名离岗退养职工因签订“离岗退养协议书”总共有873.4956万股份发生活费和其他支出，长运公司应该在2001年6月19日后去市工商局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并在6月19日前修改公司章程，那怕101名股级人员分了548.2276万元，职工持股会2654万元减去548.2276万元还剩2105.7724万元。而依据“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持股东额汇总表中”中“尚有377.4954万元没有分完。我们504名退养职工并未和101名股级人员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他们获得的548.2276万元股份是向谁认购的?否则就是违法和无效的，应予向长运公司追偿退还，并赔偿损失，当然责任在公司。这101名股级人员的现金出资，到底有没有出，出了后这现金到那里去了，而据我们了解他们都没有现金出资，而把我们退养人员工龄置换送股的股份给瓜分了。（7）职工持股会会员的持股额只能是83年前参加工作的在册职工以工龄长短具体量化到每个工人的工龄置换额。工龄置换额就是持股额。见“职工持股会花名册”第一页第二号洪其虎，（因洪其虎早就离开长运，在市交通局任职，公务员），工龄置换额20901元，持股额20901，是一致的，绝没有出现101个股级人员持股5-8万持股东额。而且现金出资违反了政府批文中的“工龄置换折股及获得股份出资”和“公司章程”，“改制方案”中工龄置换送股的原则。（8）依据市工商局2010年提的2009年职工持股会占出资比例与2001年一样依旧是53.08％，我们的股份仍在没有发生活和其他支出。依据“职工持股会汇总表”中被他们瓜分548.2276万股还剩377.4954万元，加上沈关根9名16.71110万元“尚可配股394.2064万元”，请问每年的巨额分红到哪里去了？现在扩股后已近1千6百万。（9）原审法院在庭审时，明明多次听到长运公司确认“张金森、周守样二人是用富裕职工安置补偿费发生活费，不足部分用工龄置换款”（可调看当时的视频录音），而张金森2003年就退休根本用不完富余职工安置补偿费，而原审判决26页却写成“双方均不否认职工退养待遇中已实际用到该笔费用，故无确认之必要”，明明可以改变整个判决的关键之词，确认之词，却听而不闻。（10）证据48是长运公司瓜分我们股权的铁证（参见当时的视频和录音），判决书中20页“按规定，张金森曾享有成为持股协会会员，成为股东的权利，但由于其选择退养，选择用工龄置换款发放退养期间生活费，从而放弃其入股的权利”。对证据48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证明了张金森、周守样并非长运公司股东。我希望二审法院在庭审时真实记录并用文字固定，当事人双方签字认可，省得后来说不清楚。（11）“离岗退养协议书”也是长运公司侵吞国有资产“富余职工安置补偿费747万元”的犯罪证据。（12）我们要求法院撤销这份违法无效的，涉嫌诈骗证据的“离岗退养协议书”而且要追究以诈骗为目的刑事责任，并加重处罚和赔偿。综上所述，长运公司提供的三个证据“职代会通过的决议”，“内部职工认购持股方案”，“离岗退养协议书”就是为了达到瓜分退养职工所持有的“工龄置换送股和工龄置换资产折股及获得股份”出资股份的目的，不惜践踏政策、法律，使尽坑、蒙、拐、骗各种手段，抢夺退养职工股份并进行赤裸裸的瓜分，走上违法犯罪的诈骗之路。4、长运公司证据4：省市政府信访回复:（1）省市政府的信访回复是没有法定效力的。（2）我们向国务院国资委反映的是“杭交资公司【2005】会议纪要”要市政府来回复，而市政府却叫我们的投诉对象市交资公司来作一级信访回复。市交资公司的信访回复明显违反信访条例。（3）“杭信查【2006】3号”明明是2001年1月12日出台的违法无效的“认购持股方案”却被认定为2001年5月方案。长运公司有5月22日后出台的方案吗？要不要修改公司章程？要不要在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市经信委备案？要不要在工商局进行股权变更登记？这不是信访局在骗人，在为长运公司圆场救急吗？市信访局对国资委的信件反映我们的问题不是调查核实监管，而是和长运公司狼狈为奸，同流合污，帮忙造假由长运公司牵着鼻子走，这是典型的乱作为，极大的失职渎职，也为企业的腐败合法化诈骗合法化提供信访支持。（4）对于市政府二、三项回复我已在前面予以批驳，兹不赘述。“省、市政府信访复查，复核意见书”均来源于（2006）97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退养人员信访问题的专题会议纪要”，因该“纪要”确定张金森工龄置换未入股，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产生了直接影响，要求撤消该“纪要”，而市中院和省高院一致认为该“纪要”是行政机关内部形成的文件，不是对外发布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直接的实际影响。（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09）浙行受终字第58号）而终审不受理。长运公司的6个证据都是在2001年5月22日后的行为，与本案无关，就是因为这几个违法证据，张金森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判令长运公司限期履行公司章程第十条规定向张金森进行自公司注册登记生效之日起的股权清算（包括历次分红、扩股和红利再投资的清算）；依法履行张金森等在册退养职工在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继续拥有原企业享有退养待遇费用在杭州长运集团公司主体企业改制方案和《关于杭州长运集团公司主体企业改制为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杭交复[2001]23号、杭国资[2001]147号）中提留资产第（4）项提留83年前富余职工安置补偿费747万元（1657人×30%×15000元/人）中列支的合法权利；判令长运公司承担张金森的维权经费，并承担维权过程中对张金森造成的精神伤害赔偿；本案诉讼费由长运公司、范建军、徐绍贤承担。
长运公司、范建军、徐绍贤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张金森既不是长运公司的原始股东，更不具备股东资格。张金森原（即改制前）系杭州长运集团公司下属单位修理厂的职工，依据2000年4月21日公司职代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减员分流实施办法》，张金森经个人申请成为企业内部退养人员。2001年5月18日经杭州市体改委、市经委等部门批准，杭州长运集团公司改制更名为杭州长运集团有限公司。而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是2001年5月28日经杭州市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并由杭州市工商局新登记设立的法人企业。根据长运公司新设立公司职代会通过的《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内部职工认购持股方案》第三条规定“职工与改制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可根据本方案的规定置换和认购”。该方案规定说明，要成为长运公司企业内部股东，必须是与改制后新设立的公司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职工，而张金森在企业改制后未与改制后新设立的企业签订过劳动合同，也未实际提供过劳动，因此，张金森既不是长运公司职工持股协会的股东，更不具备股东资格。根据《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内部职工认购持股方案》规定，张金森在工龄置换后，其置换认购和工龄置换额的处置办法在尊重本人意愿的前提下，由长运公司与张金森协商确定。经过协商，张金森选择享受退养待遇并且双方签订了《离岗退养协议书》，在该协议中双方已达成了一致意见：“乙方按规定取得的工龄置换款，乙方同意由甲方专款用于支付乙方的退养生活费、医疗费和各项社会统筹费用及住房公积金等，甲方为乙方支付的各项费用大于或小于乙方工龄置换款的，均由甲方统一调剂，不足部分由甲方解决”（见书证）。由此可见，张金森对工龄置换款的处置是清楚的，其工龄置换款并没有转变为股份更是清楚的，而且长运公司已经按该《离岗退养协议书》履行了义务。因此，张金森不能按双方约定享受了退养待遇后又主张享受在岗职工待遇。二、长运公司改制前企业制定的改制方案合法。长运公司改制前根据市政府及企业实际情况，在市交通局等有关部门的帮助指导下制定的《企业改制方案》、《内部职工认购持股方案》及《公司减员分流实施办法》，广泛征求职工意见，并经职代会审议通过，经市政府有关部门反复论证和批准后予以实施。在实施改制的整个过程都是公开透明，按规范程序操作的，符合当时杭州市出台的企业改制有关政策的。三、张金森所诉股权问题已经三级信访终结。2005年10月杭州市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在认为张金森重复信访的情况下再次作出答复；张金森对杭州市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答复不服向杭州市人民政府要求信访复查；杭州市人民政府针对张金森提出的股权问题进行复查后提出了复查意见；张金森对市政府的复查意见不服，又向上级行政机关提出了复核，2006年8月1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在经省信访事项复核小组讨论研究后作出了复核意见：认为“按当时的改制政策与长运集团公司的规定，认购对象明确，操作程序规范，各级答复意见并无不妥。”至此，张金森所诉的股权问题已经三级信访终结。四、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均已经过法庭质证。原审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对于张金森提交的48份证据，长运公司提交的6组证据及范建军提交的3份证据均已经过庭审质证，并无张金森上诉书中所述之行为。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张金森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原判。
二审期间，张金森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工商行政管理局设立登记申请书（全册），用于证明：认购持股方案及职代会决议在里面都是没有的。2、张金森出具的说明1份，用于佐证原审提交第48份证据。3、李金龙等人出具的证人证言，用于证实张金森和王德润的通话记录，即2013年我们起诉杭州市交通局履行法定职责。过了两个月，我们提出请王德润协商，我们可以撤诉的。后来谈了三次谈不好，2005年我们去杭州市国资委信访，反映我们的股份被瓜分了400多万元，当时王德润明确提出是分了500多万元。4、裁定书一份，用于证明：省高院的信访答复。长运公司、范建军、徐绍贤发表质证意见认为：证据1不是新证据，若是工商局的登记材料，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反而能够证明张金森不是公司股东。证据2也不是新证据，同样证明张金森、周守样并不是长运公司的股东。证据3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基本格式，所谓证人均是参加旁听的人员，和张金森、周守样是相同的情况，且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张金森、周守样是长运公司股东的事实。证据4和本案无关，反而能证明了信访已经终结。本院对该些证据认证为：证据1系长运公司的设立登记材料、章程及相关改制文件，其中虽然没有包括认购持股方案及职代会决议，但该事实与两份文件本身的真实性不具有必然关联。证据2、3在性质上属于当事人的陈述和证人证言，但当事人与证人均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故本院对其中有相关证据佐证部分内容予以采信。证据4与本案实体处理缺乏关联性，故本院不予认证。
长运公司、范建军、徐绍贤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张金森的工龄置换款是否转为改制企业职工持股会出资的组成部分，即张金森是否具有长运公司的股东资格。根据张金森与长运公司签订的《离岗退养协议书》，张金森同意将其按规定取得的工龄置换款由长运公司专款用于支付其退养生活费、医疗费和各项社会统筹费用及住房公积金等，而并未以工龄置换入股。该方案符合长运公司内部职工认购持股方案中关于“未能与改制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改制时仍与原企业有劳动关系的，工龄置换后，其置换认购和工龄置换额的处置办法在尊重本人意愿的前提下，应由改制企业与本人协商确定”的原则。故基于双方当事人的有效约定，张金森的工龄置换款已作其他用途，并未转为改制企业职工持股会出资的一部分，故其主张为长运公司股东及其他诉讼请求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6元，由张金森负担。张金森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袁 正 茂
审 判 员 夏 明 贵
代理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林 叶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