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民终892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统一企业有限公司深圳经营部。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劳动社区西乡大道宝源华丰总部经济大厦***********************************号。组织机构代码：708530357。负责人：侯荣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辉，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俊波，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统一企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南岗镇康南路***号。组织机构代码：618427305。法定代表人：侯荣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辉，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俊波，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光明家园农产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街道凤新公路东侧光明高科技农业产业园综合楼。组织机构代码：676675083。法定代表人：杨琼振，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闻魁，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平忠，男，该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深圳市公来发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街道碧眼社区白鸽场外特警后*栋201。组织机构代码：561526387。法定代表人：徐济莲，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公方来，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广州统一企业有限公司深圳经营部（以下简称统一深圳经营部）、广州统一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统一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光明家园农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家园公司）、原审第三人深圳市公来发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来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5）深宝法民二初字第22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统一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光明家园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统一公司与光明公司于2014年3月11日签署的《客户费用确认书》，是双方债权债务确认的最终依据，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签署该确认书后，光明公司以《知会函》及相关邮件为依据，要求统一公司承担397606.75元的货补款项没有法律依据。1、双方于2014年3月11日签署的《客户费用确认书》内容为：“截止到2013年12月31日（合同期满）前所有双方往来账务已经全部核对清楚，尚余费用人民币（大写）叁万伍仟叁佰肆拾捌元零捌分，我司将以货补方式支付”，同时特别强调“之后双方不再有遗留经济纠纷”。光明公司提供的《知会函》时间是签署《客户费用确认书》之前的2014年1月26日。《知会函》内容上仅涉及双方业务过程中的部分费用（且不论其是否真实），而2014年3月11日《客户费用确认书》是对双方往来业务和费用的最终结算，已涵盖双方业务过程中的全部费用。因此，除确认书约定内容之外，统一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没有义务再向光明公司支付其他费用。2、《客户费用确认书》约定：“本次核对无误、经双方确认后的确认书，将作为双方往来账务之法定凭证，自本确认书经双方盖章之日起，凡涉及2013年12月31日前往来费用，其余任何形式的债权凭证（包括但不限于合同、协议、发票、收据、字据、承诺支付费用的函件等）统一公司均不予以认可”。因此，在该确认书生效后，光明公司以《知会函》向统一公司主张债权违反约定。二、光明公司所主张的欠货补款请求，违反双方《传统经销商协议书》及相关附件的约定，统一公司没有义务就所涉费用承担责任。（一）一审法院在认定案件证据过程中忽视了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全案证据不能相互印证，且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光明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1、根据光明公司陈述，双方之间的交易往来由巫某、徐某负责与吴世礼进行电子邮件联系，则光明公司提交的证据应来自于统一公司员工在公司注册的工作邮箱而非私人邮箱，私人邮箱发件人身份亦未得到核实。且双方合同明确约定以《客户货款核账单》、《客户费用核账单》为确认双方债权债务的最终凭证，因此电子邮件没有证明力。2、《经销商费用分解》和《13年差异费用明细》为光明公司单方制作，没有旧货处理收货方签章和统一公司签章。3、用于佐证《13年差异费用明细》的送货单为光明公司单方制作，没有收货人签字，两项证据不能相互佐证。4、本案所涉是旧货处理的货补问题，《经销商费用分解》与《客户费用核账单》有关返利、赠补数据和本案无关。5、《知会函》为打印件，无原件可供核对，自称是张某的证人出庭未出示身份证，证人身份无法确认。（二）统一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员工张某、吴世礼无权代表统一公司就所涉旧货处理签章确认。根据双方签订的《传统经销商协议书》第三条第1-（11）约定：“乙方同意，除经甲方确认属于产品自身质量原因外，如果甲方产品滞销、出现过期产品、或面临过期的产品，甲方概不负责退换，由乙方自行解决。”在双方协议明确约定统一公司不负责退换产品的情况下，光明公司如需统一公司处理退换产品，涉及到合同重大变更，应当由双方协商对合同进行变更。双方签订的《传统经销商协议书》第十条第1点约定：“本协议执行过程中，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附件五《客户须知》第1条约定：“我司对外签订的协议、合同均须由营业所主任级（含）以上人员签章，并加盖公司合同章或公章后，我司方予以承认。”因此，依据合同的上述约定，光明公司应当清楚对于退换货的处理涉及合同重大变更，应经统一公司同意并加盖合同章或公章确认，未经统一公司同意并加盖合同章或公章，张某的个人签章无权代表统一公司，即使光明公司与张某之间存在退货行为，应视为其私下行为。退一步说，即使统一公司同意退换货，对于退换货的具体作业流程，应当按照《传统经销商协议书》附件中《业务（推广）人员办理客户借货审批表》（一）及《业务（推广）人员办理客户补货审批表》（二）的格式及格式下方作业流程的规定进行操作，未按该流程操作的，该作业流程第5点特别提示第（2）项规定：“除表一、表二外，其他任何白条及单据均被视为我司人员与您的私人行为，我司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货物的交接必须有相关签收这是商业活动的基本常识，光明公司用以证明其退换货的《知会函》和相关邮件，不仅没有按照合同的相关约定和流程进行，亦没有统一公司员工签收退货，不能表明光明公司与统一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之间实际履行了退换货行为。依据光明公司提供的巫某与吴世礼之间的通话录音显示，即使存在旧货退货行为，也是光明公司与张某私下进行，统一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事先既未同意，也不知情。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不当。被上诉人光明家园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公来发公司述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光明家园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统一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支付光明家园公司货款397606.75元以及从2014年1月27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2月，光明家园公司（协议乙方）与统一深圳经营部（协议甲方）签订《传统经销商协议书》，约定甲方许可乙方在深圳龙华观澜富士康地区作为传统经销商经销甲方统一饮料全系列产品，协议有效期为201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协议第三条第2款第（11）项约定，除经甲方确认属于产品自身质量原因外，如甲方产品滞销、出现过期产品、或面临过期的产品，甲方均不负责退换，由乙方自行解决。协议附件《客户须知》中约定，《客户货款核账单》、《客户费用核账单》为双方债权债务的最终凭证，与乙方相对应的甲方业务课长为张某，营业所主任为陈春庚。光明家园公司主张，在协议实际履行过程中，一直由统一深圳经营部员工吴世礼与光明家园公司员工巫某、徐某通过邮件往来进行账目结算。至2013年12月底，统一深圳经营部尚欠光明家园公司阿萨姆、鲜橙多旧货处理费以及其他累计差异费用共计397606.75元。光明家园公司提交《13年差异费用明细》及相对应的送货单、吴世礼发送给徐某的《经销商费用分解》邮件予以佐证，其中《13年差异费用明细》中对阿萨姆的说明为“该批产品为2012年11月的旧货，原规划退石岩仓库后转KA卖场1元销售；后因数量较大，转为富士康封闭通路销售，富士康因其他品牌产品出现过期销售而停止供货。为避免过期，口头报备省公司后分流到深东课各营业所的分销商处理，因离保质期只有2个多月时间，除新惠康是以10元出货外，其它分销商都是15元打单结款，合计产生差异费用87811.75元”；上述分流分销商的事实与送货单相对应。鲜橙多的说明为“1、此批货为2012年8-10月由观澜所、龙华所、民治所通过冠丰源共订11202箱，公司系统可查相关数据；2、至2013年5月仍有9600箱距产品到期时间不足三个月，写联络单（编号201305124710）申请采用退货方式由中转仓虚退实进方式（由2013年6月5日当天执行），由光明家园打款39元/箱订7000箱（公司系统数据），订至富士康销售，原已跟采购确认好销售1万箱，首单每店分配50箱，售价为2元，当时天气较为恶劣竞品处理事态发展预测不准等因素影响，后续无返单；后转部分至观澜所分销商销售，亦无销量。3、9月底光明家园搬仓库及工商部门检视，无奈之举请示省公司处理方式后默认先处理后续补回费用；4、产品数量大，铝罐报废成本高，报废残值被逼用于抵运费及报废人工费用，司机拉货留下电话及身份证号码车牌号为证，呈请明查”，该部分费用共计237744元，有拉货司机杨德伦签名的送货单相印证。其他累计差异费用包含A水处理费用、麦香奶茶处理费用、500奶茶出货差价、罐装出货差价、500茶果汁即期处理及搭赠合计72051元。光明家园公司提交吴世礼发送给巫某的《知会函》一份，内容为“截止2013年12月31日费用：应补未补余额159862.75+237744=397606.75元，备注含2013年全年合作产生费用。这笔397606.75元将会以货补方式补给公来发贸易有限公司。”《知会函》有张某印章，光明家园公司及公来发公司在《知会函》上盖章同意。《知会函》的金额与吴世礼发送给光明家园公司的《经销商费用分解》中搭赠、批发出货、来货差价、每月公司返利及赠补等明细结算后的金额一致。为佐证上述证据，光明家园公司提交巫某与吴世礼、杨德伦的电话录音。2015年5月7日，公来发公司出具《证明》，确认未收到统一深圳经营部应支付的货补费用，光明家园公司向统一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发送《商函》、《催收货款函》。统一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对光明家园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除《传统经销商协议书》外，均不予认可。统一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提交2013年1月至12月的《客户费用核账单》，显示统一深圳经营部业务员为吴世礼，客户为光明家园公司，内容为各陈列费用及返利5%明细。核账单有统一深圳经营部盖章，陈春庚印鉴及光明家园公司签章。2014年3月11日，统一公司向光明家园公司发送《客户费用确认书》，确认统一公司尚欠光明家园公司35348.08元，承诺以货补方式支付。在确认书中，统一公司称“自本确认书经双方盖章确认之日起，凡涉及2013年12月31日前往来费用，其余任何形式的债权凭证（包括但不限于合同、协议、发票、收据、字据、承诺支付费用的函件等），我司概不予认可”。确认书加盖统一公司及光明家园公司公章。确认书确认的金额与2013年12月《客户费用核账单》“本月新增”月返5%金额一致。而统一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提交的2013年1月-11月的《客户费用核账单》中每月返利金额与吴世礼发送给光明家园公司《经销商费用分解》中每月“赠补费用”（或称“折让及申补金额”、“返利及赠补”）金额相一致，该金额在《经销商费用分解》表中均已扣除，未包含在“应补未补的397606.75元”中。证人张某携统一公司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出庭，2003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其在统一公司担任深圳乳饮深东销售课传统销售课长。其陈述差价与旧货处理产生的费用是由统一公司补给经销商的，吴世礼是其下属，负责通过个人邮件与光明家园公司进行账目核对并制作年度汇总表。张某确认2013年统一深圳经营部尚欠光明家园公司差价及旧货处理费用397606.75元未付，2014年1月26日的《知会函》中加盖的印鉴确为公司统一制作的课长印鉴。一审二次开庭时，统一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确认张某曾为公司员工，但不确认出庭证人与公司离职的张某为同一人。证人巫某、徐某出庭，陈述在光明家园公司、统一深圳经营部合作期间，负责与统一深圳经营部员工吴世礼、张某进行联络，双方以邮件方式进行账目核对。一审法院认为，光明家园公司与统一深圳经营部确实存在买卖关系。光明家园公司提交的吴世礼往来邮件与证人巫某、徐某证言相印证，《经销商费用分解》与《13年差异费用明细》各项明细及核算金额相互印证，《13年差异费用明细》有送货单予以佐证，《经销商费用分解》中显示每月已扣除的返利及赠补金额与统一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提交的《客户费用核账单》每月返利金额相一致，《知会函》与证人张某的证言相印证；以上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足以说明，光明家园公司与统一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在协议的实际履行过程中就差价及旧货处理费用达成了与《传统经销商协议书》不一致的合意，即光明家园公司每月销售超出一定数额会获取统一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的月返利，月返利以《客户费用核账单》的形式予以确认，并在每月差异费用明细中予以扣除，实际履行过程中所产生的差价及旧货处理费用系由统一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承担。光明家园公司提交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统一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尚欠光明家园公司差价及旧货处理费用397606.75元未付；对统一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关于以《客户费用核账单》、《客户费用确认书》作为双方债权债务最终确认凭证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统一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承诺以货补方式支付给公来发公司，但并未履行，光明家园公司诉请自2014年1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收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四的规定，判决：统一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光明家园公司397606.7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397606.7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1月27日起计至清偿之日）。统一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74元由统一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承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所查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关于统一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应否向光明家园公司承担差价及旧货处理费用397606.75元的问题。首先，光明家园公司、统一深圳经营部于2012年12月签订《传统经销商协议书》，约定统一深圳经营部许可光明家园公司在深圳龙华观澜富士康地区作为传统经销商经销统一深圳经营部统一饮料全系列产品，双方确认与光明家园公司相对应的统一深圳经营部业务课长为张某。虽然《传统经销商协议书》约定统一深圳经营部产品滞销、出现过期产品或面临过期的产品，统一深圳经营部均不负责退换，由光明家园公司自行解决，并明确《客户货款核账单》、《客户费用核账单》为双方债权债务的最终凭证，但光明家园公司提交的其员工巫某、徐某与统一深圳经营部员工吴世礼的往来电子邮件、《经销商费用分解》、《13年差异费用明细》、《知会函》以及张某的证人证言已形成完整证据链，可以证明双方在实际履行《传统经销商协议书》过程中已对协议内容进行变更，即双方认可实际履行协议过程中所产生的差价及旧货处理费用由统一深圳经营部承担。其次，统一深圳经营部员工吴世礼于2014年2月9日向光明家园公司员工巫某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知会函》，载明截至2013年12月31日统一深圳经营部应补未补余额为397606.75元，并明确该笔费用将会以货补方式补给公来发公司。该《知会函》盖有张某印章。张某作为双方确认的与光明家园公司相对接的统一深圳经营部业务课长，其在《知会函》上的签章确认行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统一深圳经营部应对《知会函》确认金额承担付款义务。且《知会函》载明金额与吴世礼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光明家园公司的《经销商费用分解》的结算金额一致，一审期间张某亦已作为证人出庭对此予以认可。虽然统一公司于2014年3月11日向光明家园公司发送《客户费用确认书》，载明统一公司尚欠光明家园公司费用为35348.08元，涉及2013年12月31日前往来费用，其余任何形式的债权凭证（包括但不限于合同、协议、发票、收据、字据、承诺支付费用的函件等），统一公司概不予认可。光明家园公司在该《客户费用确认书》上予以盖章确认。但该《客户费用确认书》载明费用为双方通过《客户费用核账单》确认的返利费用，统一深圳经营部于2014年2月9日向光明家园公司发送的《知会函》确认的差价及旧货处理费用，统一深圳经营部应按约定以货补方式补给公来发公司，上述差价及旧货处理费用未包括在《客户费用确认书》中。公来发公司确认未收到统一深圳经营部应承担的货补，统一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通过货补方式补给公来发公司。故一审判决认定统一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应向光明家园公司承担差价及旧货处理费用397606.75元，并无不当。统一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以《传统经销商协议书》未有约定及双方已于2014年3月11日确认《客户费用确认书》为由，提出的其不应向光明家园公司支付差价及旧货处理费用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统一深圳经营部、统一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748元，由上诉人广州统一企业有限公司深圳经营部、广州统一企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程    炜审 判 员 王    勇代理审判员 雒  文  佳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李东静（兼）附录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