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7民终2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贵阳金羚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贵阳市云岩区。
法定代表人：陈力，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刘治国，北京市大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羚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门市江海区。
法定代表人：BEPPYFUMAGALLI，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健斌，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碧琪。
上诉人贵阳金羚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阳金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金羚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2015）江海法民二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1月1日，贵阳金羚公司、金羚电器公司签订《贵州省区域总代理销售协议》，协议约定：金羚电器公司确认贵阳金羚公司为金羚牌洗衣机在贵州总代理商，代理期限为2010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金羚电器公司给予贵阳金羚公司销售任务为2010年度6000台，销售额（不含税，下同）400万元，自2011年（含当年）开始以后四年按每年在前一年的销售额基础上增长15%作为销售任务。当贵阳金羚公司每年销售任务完成率在85%以下时，金羚电器公司有权取消贵阳金羚公司的区域代理权。
2010年7月10日，贵阳金羚公司法人代表陈力向金羚电器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贵阳金羚公司2010年7月至12月份将完成销售额477万元（含税），其中，7月为45万元、8月为60万元、9月为95万元、10月为95万元、11月为77万元、12月105万元，以一个季度为考核点，如完成不了承诺指标，本人自动取消代理权，金羚电器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2010年7月至12月，贵阳金羚公司实际完成销售额为3593193.19元，其中，7月为20.94万元、8月为42.58万元、9月为27.22万元、10月为65.89万元、11月为70.61万元、12月103.97万元，两个季度均没有达到承诺的销售指标。之后金羚电器公司一直向贵阳金羚公司供货。
2011年11月22日至2014年9月29日期间，金羚电器公司除贵阳金羚公司外先后向贵阳日日顺贸易有限公司、贵州卡迪金羚工贸有限公司、贵州新贵鑫贸易有限公司、贵州观山湖飞鸿家电经营部出售金羚牌洗衣机。
2013年11月21日，金羚电器公司向贵阳金羚公司发出《关于缩减贵阳金羚工贸有限公司代理商区域的函》，因贵阳金羚公司2013年1月至10月销售额仅完成全年销售额的61%，将贵阳金羚公司代理区域调整为：除遵义市、铜仁市、黔南州、黔东南州外的其他地区。2013年11月26日，金羚电器公司授权贵州卡迪金羚工贸有限公司在遵义市、铜仁市、黔南州、黔东南州外的地区销售金羚电器公司金羚洗衣机，授权时间为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后贵阳金羚公司主张金羚电器公司在其代理期间内违约增加了其他代理商，致使其可得利益受到损失，双方协调未果，故诉至法院。
另查明：根据贵阳金羚公司向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国家税务局申报的资料显示，贵阳金羚公司2010年期间净利润为11012.95元；2011年1至10月期间净利润为98401.32元；2011年11至12月期间净利润为-54821.36元，2012年期间净利润为30372.49元；2013年期间净利润为20742.77元，推算出2013年1至11月净利润为19014.21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涉及贵阳金羚公司、金羚电器公司之间委托合同关系，贵阳金羚公司、金羚电器公司双方于2010年1月1目签订的《贵州省区域总代理销售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
根据协议，贵阳金羚公司为金羚电器公司在贵州省的区域总代理商，且约定贵阳金羚公司在代理期间需完成金羚电器公司指定的销售任务，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故协议中金羚电器公司确认贵阳金羚公司总代理商地位应具有排他性。金羚电器公司应当将其在约定区域内销售的产品全部交由贵阳金羚公司销售。但根据贵阳金羚公司2011年上半年时间的销售实际情况，金羚电器公司为确保公司产品在该区域的销售，要求贵阳金羚公司承诺下半年的销售金额，贵阳金羚公司由其法定代表人作出承诺，如完成不了承诺的477万元销售指标，自动取消代理权，金羚电器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由于贵阳金羚公司没有完成承诺的销售指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二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生效”的规定，因此，应视为贵阳金羚公司的总代理权从2012年1月1日起单方自动取消，金羚电器公司也有权据此终止金羚电器公司的总代理权。但金羚电器公司同样为确保公司产品在该区域的销售没有及时提出终止金羚电器公司的总代理权，继续供货给贵阳金羚公司。同时又陆续发展其他销售商，以自己的行为取消贵阳金羚公司总代理权，但没有以明示的方式告知贵阳金羚公司，直至2013年11月21日金羚电器公司向贵阳金羚公司发出《关于缩减贵阳金羚工贸有限公司代理商区域的函》为止，因此，应认定截止2013年11月21日金羚电器公司认可贵阳金羚公司仍具有总代理权。金羚电器公司的上述行为使贵阳金羚公司本可以通过总代理权在2011年11月至2013年11月21日获得的销售利润减少，而该利益是贵阳金羚公司应当可以预见的，故金羚电器公司应当赔偿贵阳金羚公司的可得利益损失。但贵阳金羚公司主张净利润计算方式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应以贵阳金羚公司向税务部门申报的数据为依据。根据贵阳金羚公司申报的数据，2010年1月至2011年11月，贵阳金羚公司月平均利润为4973.38元［（11012.95元＋98401.32元）／22个月］。计算出贵阳金羚公司在2011年11月至2013年11月21日应获得的净利润为119361.12元（4973.38元＊24个月）。而实际贵阳金羚公司在此期间经营亏损，故金羚电器公司应赔偿贵阳金羚公司2011年11月至2013年11月21日期间的可得利益损失119361.12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金羚电器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可得利益损失119361.12元给贵阳金羚公司。二、驳回贵阳金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62776元，由贵阳金羚公司负担61747.06元，由金羚电器公司负担1028.9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上诉人贵阳金羚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一审判决错误认定贵阳金羚公司正常销售月平均净利润数据。一审判决笼统的以税务部门认定的企业整体利润率认定贵阳金羚公司销售金羚洗衣机的月平均净利润为4973.38元的错误的。税务部门的纳税资料针对的是企业整体的财务状况；而本案争议的内容仅仅是针对金羚洗衣机单项销售的情况；而且，因繁杂的税收政策等因素，税务部门的征税数据并不能准确反映企业具体销售情况。尤其在有更直接的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当对进销数据进行最为精准的认定和计算，贵阳金羚公司正常销售月平均净利润为213741.82元：（销售金额20111273.34元-进货金额14403389.25元-税收及成本1005563.65元）÷22个月（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10月）=213741.82元／月。
二、一审判决错误认定贵阳金羚公司未完成销售业绩。贵阳金羚公司已经按照约定完成了销售业绩，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了四份供货合同、三份产品提货单和两份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用以证明贵阳金羚公司总体销售业绩达到了合同约定的标准。而一审判决不顾事实及证据，仅仅根据金羚电器公司提供的不完整的片面的证据作出判断，认定贵阳金羚公司未完成销售业绩。
三、一审判决错误将金羚电器公司违约期间由38个月错误认定为24个月。第一条约定：“……当乙方年销售任务完成率在85%以下时，甲方有权取消乙方的区域代理权。”贵阳金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力出具，承诺在2010年7月至12月期间，完成销售额477万，如无法完成承诺的指标，陈力本人自动取消代理权。《承诺书》中的“自动放弃代理权”和《贵州省区域总代理销售协议》中的“取消乙方的区域代理权”，均是赋予金羚电器公司一定条件下的合同解除权，而不是单方变更合同内容的权利（根据契约原理，为守信方利，法律可赋予其有条件合同解除权，但不可给任何一方单方合同内容变更权，否则将允许对另一方无限损害之可能）。金羚电器公司自始没有提出解除合同，而且始终向贵阳金羚公司持续供货。金羚电器公司发出《关于缩减贵阳金羚工贸有限公司代理商区域的函》提出对贵阳金羚公司代理区域进行变更也一直没有得到贵阳金羚公司的同意。随后金羚电器公司擅自增加了五家代理商，系明显违约。其发出《关于缩减贵阳金羚工贸有限公司代理商区域的函》不能改变违约事实。可见，一审判决认定自2013年11月21日金羚电器公司向贵阳金羚公司发出《关于缩减贵阳金羚工贸有限公司代理商区域的函》时起，贵阳金羚公司即被取消总代理权，并据此认定金羚电器公司违约期间是2011年11月至2013年11月21日共计24个月是错误的。正确的违约期间应为其擅自委托第三方代理商之2011年11月至合同届满之2014年12月31日共计38个月。遂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贵阳金羚公司可得利益损失7282264.35元；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金羚电器公司负担。
上诉人贵阳金羚公司在二审审理期间补充如下意见：一、一审法院漏判因金羚电器公司违约给贵阳金羚公司造成的实际直接经济损失836545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3条第一款的规定，贵阳金羚公司的损失应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而一审法院仅对间接损失（预期利益）进行了判决，却漏判了直接损失。一审判决认定金羚电器公司的违约期间为2011年11月至2013年11月，共计25个月（一审认定期间正确，但少计算一个月）。一审判决认定合同履约无争议期间为2013年12月至2014年12月，共计13个月（一审认定期间正确，但少计算了一个月）。因此，贵阳金羚公司在违约期间多支出的销售费用，即为贵阳金羚公司的直接经济损失。
直接经济损失=（违约期间实际支出的月平均销售费用-
履约无争议期间支出的月平均销售费用）×违约期间（25个月）=836545元，具体计算以一审判决认定税务部门数据为依据，计算过程如下：
A、违约期间月平均销售费用为：36835.36元／月；即：（2011年全年销售费用680009.86元÷12个月×2个月＋2012年全年12个月销售费用426727.92元＋2013年全年销售费用415441.27元÷12个月×11个月）÷25个月=36835.36元／月。
B、履约无争议期间月平均销售费用为：3391.56元／月；即：（2013年全年销售费用415441.27元÷12个月×1个月＋2014年全年销售费用9470.19元）÷13个月=3391.56元／月。
因此，直接经济损失=（A–B）×违约期间25个月=836545元。
二、（补充原上诉状事实与理由第一项）：1、因税务部门净利润数据仅反应贵阳金羚公司申报的部分票据金额，故一审判决仅依据税务部门的净利润数据作为认定贵阳金羚公司的利益损失，其认定结果不全面、不真实、不公正。2、依据一审期间贵阳金羚公司提交的全部票据，及一审法院认定的正常销售期间（2010年1月至2011年10月）和违约期间（2011年11月至2013年11月），以正常销售期间月平均销售所得为标准，计算出贵阳金羚公司违约期间预期销售应得，减去违约期间实际销售所得，再扣除税费及实际销售费用，即为贵阳金羚公司的预期可得利益，应为2703850.52元。
计算过程如下：
A、违约期间预期销售应得为：6486231.57元；即，正常销售月平均所得［（销售金额20111273.03-进货金额14403389.25）÷22个月（2010年1月至2011年10月）］×违约期间25个月（2011年11月至2013年11月）=6486231.57元；
B、违约期间（2011年11月至2013年11月）实际销售所得为：1428523.68元；即，销售金额13409446.52-进货金额11980922.84=1428523.68元。
C、因金羚电器公司违约造成贵阳金羚公司在违约期间销售应得而未得金额为：5057707.89元；即，C=A-B=5057707.89元。
因此，贵阳金羚公司在违约期间的可得预期利益为：2703850.52元；即，C-C×30%（税费）-违约期间直接损失836545元=2703850.52元。故，贵阳金羚的全部利益损失应为直接损失加上间接损失，共计3540395.52元。
三、一审判决诸多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争议的金额数据证据，有实际开具的全部发票和向税务部门申报部分发票两种情况，但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时却均采用对贵阳金羚公司不利的证据作为判案依据。一审判决书第8页第六行采纳金羚电器公司证据二（即金羚电器公司向贵阳金羚公司开具的销售发票金额），作为认定贵阳金羚公司2010年7月至12月未完成销售指标的证据。但在判决书第10页第11行，一审判决在认定贵阳金羚公司利益损失时，又不采纳贵阳金羚公司提交同为金羚电器公司向其出具的发票，而是采用税务部门的数据金额。2、一审判决认定贵阳金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力的承诺书，视为贵阳金羚公司单方取消代理权的承诺是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双方总代理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2010年不考核贵阳金羚公司的销售任务，且金羚电器公司给予贵阳金羚公司的年销售任务不作为硬性任务，故金羚电器公司要求陈力出具承诺书的内容，严重背离贵阳金羚公司与金羚电器公司签订协议的实质内容，陈力的被动承诺不应视为贵阳金羚公司的单方承诺，一审判决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62条的规定，而本案不是附条件的法律行为，故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认定贵阳金羚公司总代理权从2012年1月1日起单方自动取消错误。遂请求：依法裁定本案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改判金羚电器公司违约赔偿贵阳金羚公司利益损失3540395.52元。
被上诉人金羚电器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贵阳金羚公司未完成销售业绩，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在一审中，金羚电器公司将贵阳金羚公司在2010年7月至12月的销售发票作为证据，证明贵阳金羚公司在承诺期间内的销售额未能完成《承诺书》中的承诺指标；而贵阳金羚公司则提供了其自身制作的销售业绩统计表，并提交了供货合同、金羚电器有限公司产品提货单、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证明“2010年原告销售业绩统计表中其他商家是原告（即贵阳金羚公司）下属销售商，他们与原告直接发生业务往来。原告的销售业绩即应包含这些商家的业绩”。对比双方在一审中提交的以上证据，金羚电器公司证明其主张所依据的销售发票，是固定和反应销售情况的基本会计资料，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能够证明贵阳金羚公司在承诺期间内的销售额未能满足《承诺书》中的承诺指标；而贵阳金羚公司提交的销售业绩统计表属于其自行制作的表格，主观性太强，且其提交的订货合同、提货单及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亦因证据与证明对象之间存在断链而无法证明其销售业绩应“包含这些商家的业绩”。
二、一审判决认定贵阳金羚公司销售金羚洗衣机的月平均净利润为4973.38元，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1、按照常理，在一家销售多种产品的企业中，企业整体利润是其所销售的多种产品各自的利润的总和，换言之，若贵阳金羚公司销售的其他产品也有盈利，则其销售金羚洗衣机的利润肯定比其企业整体利润要低。亦即，原审法院根据贵阳金羚公司向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国家税务局申报的纳税资料而对其在2011年11月至2013年11月21日期间的应获净利润为119361.12元（4973.38元＊24个月）的推算，相比于贵阳金羚公司销售金羚洗衣机的实际利润，只高不低。2、贵阳金羚公司的纳税报表是经国家税务机关审核认证的公文书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之规定，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且在一审庭审中贵阳金羚公司当庭认可其纳税报表的真实性，因而，各项金额的计算应以纳税报表为准。3、贵阳金羚公司主张的其正常销售月平均净利润的计算方法存在明显问题。其三，贵阳金羚公司主张的利润率明显与家电业的利润率不符。按照贵阳金羚公司的计算方法，其折合利润率达23.38%，正如金羚电器公司在一审中所提到的，即使“以经营状况良好的上市公司苏宁云商（利润率为5.2%）及国美电器（利润率为3.01%）的同期净利润率作为对照”，贵阳金羚公司主张的净利润率亦明显过高，不符合常理。
三、一审判决将贵阳金羚公司违约期间认定为24个月，具有其逻辑自洽性。1、根据2010年，贵阳金羚公司与金羚电器公司订立《贵州省区域总代理销售协议》和2010年7月10日，贵阳金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力向金羚电器公司出具承诺函的内容，贵阳金羚公司的总代理权自2011年1月1日起单方自动取消，金羚电器公司亦于2011年1月1日基于贵阳金羚公司的前述承诺获得了终止贵阳金羚公司总代理权的法律权利。金羚电器公司获得了终止贵阳金羚公司总代理权的法律权利后，于2011年11月起，通过行为的方式行使其享有的终止贵阳金羚公司总代理权的法律权利，但并未取消贵阳金羚公司的代理权，而是继续向贵阳金羚公司供货。2013年11月21日，因贵阳金羚公司未依照代理销售协议的约定完成其销售指标，且为了消除贵阳金羚公司对其仍享有总代理权的误解，金羚电器公司向贵阳金羚公司送达了《关于缩减贵阳金羚工贸有限公司代理商区域的函》，明确告知其仅在贵州省内除遵义市、铜仁市、黔南州、黔东南州外的其他地区享有代理权。基于以上事实，根据2010年1月1日（贵阳金羚公司代理期限起点时间）、2011年1月1日（贵阳金羚公司总代理权自动取消的时间及金羚电器公司获得终止贵阳金羚公司总代理权之权利的时间）、2011年11月（金羚电器公司以增加代理商之行为终止贵阳金羚公司总代理权的时间）、2013年11月21日（金羚电器公司向贵阳金羚公司明确告知其代理权已被缩减的时间）及2014年12月31日（贵阳金羚公司代理期限终止时间）五个时间节点将贵阳金羚公司的代理期限划分为四个区间，并认为金羚电器公司在2011年11月“以自己的行为取消原告贵阳金羚总代理权，但没有以明示的方式告知原告贵阳金羚”，此种取消行为无效，只有在2013年11月21日以发函的方式明示告知贵阳金羚公司时，金羚电器公司享有的取消贵阳金羚公司总代理权的权利方属正当行使并同时发生效力。基于此，原审法院将2011年11月至2013年11月21日间的这段时间认定为金羚电器公司的违约期间，即24个月。2、贵阳金羚公司在其上诉状中犯了两处逻辑错误。其一，贵阳金羚公司将金羚电器公司行使其享有的取消贵阳金羚公司总代理权的权利错误地理解为金羚电器公司“单方变更合同内容”。贵阳金羚公司的逻辑错误体现在：金羚电器公司解除代理销售协议的法律后果与金羚电器公司缩减贵阳金羚公司代理权的法律后果相比，前者明显重于后者——若代理销售协议被解除，则贵阳金羚公司不但丧失区域总代理权，连代理权也将一并丧失。金羚电器公司的此种权利行使方式，根本不是单方变更合同，不但没有贵阳金羚公司声称的“对另一方无限损害之可能”，反而使贵阳金羚公司在未能完成销售指标的情况下仍然享有代理权，对贵阳金羚公司而言，属纯获益之利好事实。其二，贵阳金羚公司错误地认为，金羚电器公司以发函的方式对贵阳金羚公司代理区域进行变更，需要“得到贵阳金羚公司的同意”方能生效。贵阳金羚公司这一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其将金羚电器公司依约行使取消贵阳金羚公司总代理权的权利的行为扭曲为双方法律行为。事实上，如前所述，金羚电器公司依约取消贵阳金羚公司总代理权，以发函告知的方式，将其总代理权调整为非排他性的代理权，不属于“单方变更合同内容”，而是权利的行使，性属单方法律行为，依金羚电器公司之单方意思表示即可发生法律效力。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维持原判。
针对贵阳金羚公司的补充上诉意见，金羚电器公司答辩称：1、贵阳金羚公司无权在二审期间变更上诉的请求。因为贵阳金羚公司在一审时并没有提出直接经济损失的诉请，其在二审期间也不能提出该诉请。2、针对其补充二的利益损失，这个利益损失贵阳金羚公司的计算方法以及计算最终得出的金额跟贵阳金羚公司在一审期间可得利益损失的计算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审期间贵阳金羚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判令可得利益损失7282264元，这损失是金羚电器公司的违约导致贵阳金羚公司本应获得的利润；而二审提出的计算方式是以违约期间逾期销售应得减去实际销售所得再乘以30%的税费再减去违约期间直接损失得出。
经二审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属合同纠纷。贵阳金羚公司与金羚电器公司签订《贵州省区域总代理销售协议》，约定贵阳金羚公司作为金羚电器公司在贵州销售金羚牌洗衣机的区域总代理商，并非是金羚电器公司委托贵阳金羚公司销售其货物，双方之间不符合委托合同的特征。原审判决定性为委托合同纠纷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金羚电器公司应当赔偿贵阳金羚公司的损失是否包括直接经济损失；2、金羚电器公司应当赔偿贵阳金羚公司的可得利益损失是多少。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贵阳金羚公司在起诉状中明确其诉讼请求是判令金羚电器公司赔偿其可得利益损失7282264.35元，且在一审审理期间并未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故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原审法院未对直接经济损失部分作出处理是正确的。贵阳金羚公司关于原审法院漏判了直接经济损失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贵阳金羚公司二审的上诉请求是支持其可得利益损失7282264.35元；二审审理期间，其补充意见中变更上诉请求为支持其利益损失3540395.52元，其中包含直接经济损失836545元和可得利益损失2703850.52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一款“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的规定，贵阳金羚公司在二审审理期间提出的金羚电器公司应支付其直接经济损失的请求属于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在双方调解不成的情况下，贵阳金羚公司可另行起诉。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贵州省区域总代理销售协议》约定，金羚电器公司确认贵阳金羚公司为金羚牌洗衣机在贵州的区域总代理商，代理期限为2010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2013年11月21日，金羚电器公司向贵阳金羚公司发出《关于缩减贵阳金羚工贸有限公司代理商区域的函》，将贵阳金羚公司代理区域调整为：除遵义市、铜仁市、黔南州、黔东南州外的其他地区。则贵阳金羚公司作为贵州省区域总代理权的期限实际是从2010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1月21日止。金羚电器公司自2011年11月22日至2014年9月29日期间，先后向除贵阳金羚公司外的贵阳日日顺贸易有限公司、贵州卡迪金羚工贸有限公司、贵州新贵鑫贸易有限公司、贵州观山湖飞鸿家电经营部出售金羚牌洗衣机。根据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及诚实信用原则，在商事交易习惯中，区域总代理通常指在该区域中具有排他性的地位。而金羚电器公司在上述授权贵阳金羚公司作为总代理的时间段内，又授权其他公司出售金羚牌洗衣机属违约行为。故自2011年11月22日至2013年11月21日共25个月，金羚电器公司授权贵阳金羚公司以外的公司销售金羚牌洗衣机构成违约。因此，贵阳金羚公司关于金羚电器公司的违约期间为2011年11月至2014年12月共38个月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中，贵阳金羚公司的预期可得利益损失是指在金羚电器公司尚未明确取消其总代理的情况下，又另行授权其他公司代理其产品，而给贵阳金羚公司造成的其在签订合同时应当预见的以其作为总代理的销售额的损失。但贵阳金羚公司提交的证据七即销售统计表是其单方制作的表格，金羚电器公司对此也不予认可；贵阳金羚公司提交的证据八中的增值税发票也只是部分，同时，贵阳金羚公司并无送货单据等经双方确认的原始凭证予以佐证。故贵阳金羚公司提交的证据无法作为计算预期可得利益的依据。另一方面，金羚电器公司申请原审法院向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国家税务局调取贵阳金羚公司相关的利润表、资产负债表、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等数据，并认可上述数据。因纳税主体在办理纳税申报时应当如实填报相关材料，而且在原审法院依据此数据作出对金羚电器公司不利的判决后，金羚电器公司也并未提起上诉。尽管原审法院认定金羚电器公司的违约期间漏算了一个月，鉴于金羚电器公司未对本案提起上诉，故本院对原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予以维持。贵阳金羚公司关于原审法院计算依据错误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贵阳金羚公司的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按原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34168.28元，由贵阳金羚工贸有限公司负担（贵阳金羚工贸有限公司多预交的28607.72元本院予以退回）。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海
审 判 员 刘邦中
代理审判员 刘 蕊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陈月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