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10民终6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建娥，女，1983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献云，男，1976年9月2日出生，系上诉人郑建娥之夫，住浙江省永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绍文，湖北斯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首市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石首市笔架山办事处东方大道。法定代表人：郑康珍，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覃世方，湖北博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胡永进，男，1963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覃世方，湖北博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建娥因与被上诉人石首市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公司）及原审第三人胡永进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石首市人民法院（2016）鄂1081民初8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2日立案后，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郑建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献云、刘绍文，被上诉人石首市中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原审第三人胡永进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覃世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建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法院裁定将本案由简易程序审理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时，相关裁定未在法定的简易程序审限内作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首先，被上诉人中诚公司只有国际华城一个项目，中诚公司和第三人胡永进并没有提供中诚公司还有其他的项目的证据，上诉人依据《合伙投资协议书》享有国际华城项目6%股权，实际就是享有中诚公司6%股权；其次，胡永进享有国际华城项目18%股权，实际也是享有中诚公司18%股权，这与中诚公司章程、工商登记的记载一致；再其次，胡永进享有18%股权是原始取得，上诉人与胡永进签订《合伙投资协议书》是名为合伙投资，实为股权受让，上诉人取得6%股权是继受取得。综上，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已经依法向中诚公司出资，且上诉人与胡永进签订《合伙投资协议书》不属于公司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行为的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胡永进签订的《合伙投资协议书》得到中诚公司盖章认可，且过半数股东同意上诉人成为中诚公司显名股东，上诉人要求股权显名的相关诉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依法应当得到支持。中诚公司辩称：上诉人郑建娥与胡永进签订《合伙投资协议书》在中诚公司成立之后，中诚公司的注册资金中没有郑建娥的出资，郑建娥不是中诚公司的隐名股东；《合伙投资协议书》中没有胡永进向郑建娥转让中诚公司6%股权的约定，因此，郑建娥也不是中诚公司股权的受让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郑建娥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胡永进述称意见与中诚公司答辩意见一致。郑建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郑建娥为中诚公司的股东，享有6%的股权，即人民币120万元（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依法将郑建娥记载于中诚公司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等文件上；本案的诉讼费由中诚公司和胡永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中诚公司于2009年11月12日经石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中诚公司记载于公司章程并经工商登记的股东有：郑康珍、林超华、胡永进（即第三人）、王贤锦、金远、郑金寿，持股比例分别为：25%、22%、18%、15%、10%、10%。2009年12月18日，原告郑建娥与胡永进签订《合伙投资协议书》，并加盖中诚公司公章。《合伙投资协议书》约定，胡永进出资1560万元，郑建娥出资780万元，以胡永进的名义投资中诚公司开发的石首国际华城项目，占该项目18%的份额；双方按投资比例享有权益和履行义务。2009年11月16日、12月18日、2010年10月8日、11月2日、11月11日，郑建娥通过其丈夫夏献云的银行账户先后转入胡永进银行账户60万元、360万元、90万元、90万元、180万元，共计780万元。2015年9月20日，胡永进与夏献云签订《投资说明》，并加盖有中诚公司公章，其上载明郑建娥出资780万元，占石首国际华城项目6%的份额，该份额记于胡永进名下。2016年6月18日，中诚公司四名股东林超华、王贤锦、金远、郑金寿分别给郑建娥出具《同意股东书》，同意将郑建娥6%的股权记载于中诚公司股东名册和章程中，并到登记机关办理登记。同日，中诚公司出具的《证明》，载明胡永进占公司18%的股权，其中郑建娥为胡永进实际出资780万元，享有胡永进名下6%的股权。一审法院归纳案件争议焦点为：一、夏献云是否应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二、郑建娥要求确认股东资格并显名是否符合条件。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虽然胡永进名下占中诚公司国际华城项目6%的投资份额属于郑建娥与夏献云夫妻共有，但涉案《合伙投资协议书》由郑建娥与胡永进签订，郑建娥系合同当事人，且夏献云已明确表示将6%的投资份额全部归于郑建娥名下，由郑建娥主张权利，故夏献云不是必须参加本案诉讼的当事人。关于争议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郑建娥与胡永进签订的《合伙投资协议书》中约定郑建娥向胡永进交付的780万元系郑建娥对中诚公司开发的国际华城项目的出资，郑建娥向胡永进交付上述款项时，中诚公司已经注册成立，上述款项并非是郑建娥对中诚公司注册资本的出资，仅是对国际华城项目的投资。胡永进与郑建娥在《合伙投资协议书》中也没有转让中诚公司股权的意思表示，不能证明郑建娥受让取得了中诚公司的股权，故郑建娥并非中诚公司隐名股东。对郑建娥要求将其记载于中诚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郑建娥的诉讼请求。受理费15600元由原告郑建娥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郑建娥针对其上诉请求提交一份落款时间为2017年7月24日，署名制作人“林超华”，并加盖有中诚公司公章的《证明》，拟证明：中诚公司只经营了国际华城一个项目，没有经营其他项目；胡永进享有中诚公司18%股权，其中包含郑建娥的6%股权；郑建娥占有国际华城项目6%股权，实际是享有中诚公司6%股权。中诚公司和胡永进则以上述《证明》署名的制作人未出庭为由，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郑建娥在上诉状中明确表述，其主张享有的中诚公司6%股权是从胡永进处受让取得，但无论是郑建娥与胡永进签订的《合伙投资协议书》还是郑建娥的丈夫夏献云与胡永进签订的《投资说明》中均没有胡永进向郑建娥转让中诚公司股权的意思表示，只有郑建娥以胡永进的名义对中诚公司开发的国际华城项目进行投资的约定。对公司的出资和对公司项目的投资并非同一概念。本案中，中诚公司设立至今即使仅开发了国际华城一个房地产项目，也不能排除其后续开发其他的房地产项目的可能性。因此，胡永进以外的他人所作出的郑建娥以胡永进名义对中诚公司国际华城项目的出资份额就是胡永进向郑建娥转让中诚公司股权的份额的表述或证明均是无效的。故本院对郑建娥二审提交的上述《证明》不予采信。同理，郑建娥一审诉讼中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6月18日，加盖有中诚公司公章，主要内容为胡永进占公司18%的股权，其中郑建娥为胡永进实际出资780万元，享有胡永进名下6%的股权的《证明》亦不应采信，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不当。本院对一审法院依据该证据所认定的相关案件事实不予认定。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案件事实与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郑建娥关于其从原审第三人胡永进处受让取得被上诉人中诚公司6%股权份额的上诉理由因无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不能成立。上诉人关于一审法院裁定将案件由简易程序审理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时，相关裁定未在法定的简易程序审限内作出，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虽然成立，但该程序违法情形并非法律规定的二审应当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严重程序违法情形。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主要案件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上诉人郑建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杜坚松审判员  杨诗新审判员  范昌文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七日书记员  王昌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