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02民初2433号
原告：晏勇俊，男，1971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湖北博天通讯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住湖北省汉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茂垠，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东，男，1973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璨，湖北以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晏勇俊诉被告李东公司设立纠纷一案，原告晏勇俊诉至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被告李东在答辩期内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鄂江汉民二初字第01313号民事裁定，将案件移送本院审理。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作出(2014)鄂江岸民初字第00006号民事判决，被告李东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审理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故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重审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由审判员程建军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刘建梅、贵汉利参加的合议庭，于2017年7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晏勇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熊茂垠，被告李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晏勇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双方所签订的《合资协议》，判令被告李东返还投资款915309元及相应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0年4月28日计算至判决实际执行完毕之日）；2、李东赔偿渠道、品牌、客户资源损失200000元；3、本案的受理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我从事多年通讯器材及配件等批发、零售业务，在汉川注册成立“湖北博天通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博天公司)。为了扩大业务，在武汉挂靠武汉普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创公司）以其名义进行经营，拥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和人员，经过多年的努力，已建立成熟的品牌、渠道并拥有众多的客户群。李东原在武汉成立了武汉博大深蓝通讯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大深蓝公司），其为法定代表人。我与李东通过发展业务关系时认识。2010年初，李东认为与我合作可以达到资源整合、共同发展的目的。遂提出双方共同出资成立一家合资公司，对经营品牌、客户、渠道等资源进行整合，这样可以在市场竞争中获取更大的优势。我对李东所描绘的美好经营理念予以认同。2010年4月15日，我与李东签订了《合资协议》，约定由我出资2000000元（人民币，下同），李东出资3000000元，共同成立合资公司。并约定我所租的办公地点在到期后取消不再续约，人员及所代理的品牌由合资公司的操盘人决定调整，我的售后亦转由新的合资公司操作。协议签订后，确定合资公司暂定名为“武汉博大·普创公司”，操盘人及法定代表人为李东。根据所签协议，我以现金、应收款及存货共2000000元作投资款，李东于2010年4月28日向我出具了收条。需要说明的是，我的应收款均为良性。为了便于合资公司的高效运转，我还主动承担了部分收款的义务，足见我与李东的合资诚意及对合资公司的良好期望。同时，我还将既有代理品牌、渠道及客户等宝贵资源交由李东操盘。但所谓的合资的真实情况是，我将钱、物等共计2000000元投资款交给李东后，合资公司并没有成立，至于李东所承诺的3000000元也并没有到位。李东对我所派遣的人员，在我将资金及各项资源移交给李东后，即以各种名义将他们予以排挤出局。为了迷惑我，李东还不定期将毫无关联的“武汉博大深蓝通讯器材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发给我，并以其公司的名义任命我公司的人员为一个根本没有成立的“武汉博大·普创公司”的副总经理。李东通过种种欺诈行为，占有了我的资金、渠道及多年经营维护的客户资源并达到了将我排挤出局的目的，李东从中获取了持久的巨额利润而我并没有从中获取所谓合资公司的任何形式的分红或利息收益。在我感到受骗后，遂多次找到李东，要求其归还投资款并支付利息。李东偿还了其中的750000元投资款，但此后李东一直躲避我。且为了达到赖账目的，竟将其所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博大深蓝公司也一并注销。我认为，李东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我的利益，使我通过成立合资公司所期待的利益落空，投资款无法追回，各项损失巨大。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并将原诉请的投资款1250000元变更为915309元，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被告李东辩称，合资协议事实无异议，合资协议是晏勇俊入博大深蓝公司，而非投资成立新的公司；对解除合资协议的诉请无异议，但是应该实际核算原告的实际出资，公司应该退还的股价以及公司实际退还的股价事实，同时，原告应该为公司亏损按比例承担相应责任。被告负责经营活动，原告指派人员参与经营管理，经营活动对外以博大公司的名义展开，原告没有要求被告履行设立新公司的义务，双方的往来邮件及收条可以证明，至2013年8月原告要求解除协议，原告对公司日常经营都是认可的。晏勇俊的出资包含了1151262元的应收账款，系非货币出资。晏勇俊承诺上述款项作为向公司的投资，但并未将收款凭证交付博大公司，双方没有在协议里对上述非货币出资进行确认。由于市场恶化，公司经营不善，被告要求清算，原告不同意。被告一共向原告转款1000000元，均属向原告退还的价格，原告实际现金出资不到1000000元，被告退还的现金部分已经全部退还，被告并未持有应收账款，无法退还。晏勇俊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晏勇俊系湖北博天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类型为自然人独资。李东系博大深蓝公司的股东兼法定代表人，公司类型为自然人独资，公司于2012年6月26日注销。
2007年期间，晏勇俊以挂靠的方式与普创公司合作，对外以普创公司的名称开展业务。2008年期间，晏勇俊办理了个体工商户，字号为武汉普创通讯手机铺。武汉普创通讯手机铺在晏勇俊与李东合作前已办理了注销。
晏勇俊从事通讯器材及配件等批发、零售业务。李东在华中通讯广场从事手机业务。双方认识后，于2010年4月15日协商签订合资协议。合资协议由李东草拟，首部为“甲方武汉博大深蓝李东、叶黎明，乙方武汉普创晏勇俊”。双方约定，普创公司出资2000000元（现金+良性应收款+良性库存）注入博大深蓝公司，占有合资公司40%的股份；博大深蓝公司以3000000元净资产（现金+厂家预付+良性应收款+良性库存）与普创公司融合，占有合资公司60%的股份；新的合资公司采取博大深蓝、博大普创两块牌子操作产品和渠道；普创公司人员中有2人在新公司任职（财务部及业务部），其余人员由新公司操盘人判定去留。普创公司现代理品牌由公司操盘人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如有合适的资源原则上采取软着陆方式替换；关于合作的时间安排：⑴库存盘点，约定2010年4月30日双方人员共同盘点库存。⑵现金盘点，约定2010年4月30日双方人员共同盘点库存。⑶应收账款确认，约定从4月20日起双方人员共同参与，以4月30日的实际数据为准（为保证进度，建议在后期的经营中，如公司原始报表的数据有重大出入，则公司财务报表需做相应调整，同时相关股东应相应补交投资款或退还投资款）。⑷人员、渠道交接在2010年4月20日前开始。⑸双方股权关系在2010年5月1日起确立；其他⑴考虑到同一管理和成本因素，普创公司的原办公地点到期原则上不再续约。⑵普创公司原售后基金需要单独移交，转由新合资公司操作，如后期操作中因前期所销售商品发生重大质量事故导致机器返回从而带来的重大损失时，则需普创公司负责处理。⑶其他未定事宜协商解决；本协议一式三份，自双方股东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合资协议尾部，李东在甲方股东代表处签名；晏勇俊在乙方股东代表处签名。
协议签订后，晏勇俊指示范杰（系武汉普创通讯手机铺负责人）向李东指定的个人账户汇入部分款项。
2010年4月28日，李东向晏勇俊出具收条二份，分别记载“今收到武汉普创晏勇俊注入博大深蓝股金贰百万元整”“今收到武汉普创晏勇俊垫付八达货款股金贰拾万元整”。2000000元资金的组成分三部分，货币资金573338.38元、应收账款1151269.62元、存货275392元。
合作开始后，由李东作为操盘手找经销商销售手机。前期，账面资金持平，双方亦未分红。后因市场变化较快，经营状况每况愈下。2011年9月起，李东与晏勇俊协商清盘事宜。
2011年9月27日，李东向晏勇俊转款400000元；同年11月3日转款100000元，同年11月30日转款100000元；同年12月28日转款150000元。晏勇俊出具收条一份，记载“今收到武汉博大深蓝退还股金七十五万元整”。为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合作关系，晏勇俊在该收条上的落款时间为“2010年4月28日”。
2012年4月28日，晏勇俊又向李东出具《收条》二份，分别记载“收到博大货款转退还股金162393元”“收到博大应收款转退还股金372298元”。
2013年8月2日，晏勇俊向李东邮寄解除合资协议的函告，要求解除双方于2010年4月15日签订的合资协议。李东于2013年8月5日签收该函告。双方因退款一事协商未果而形成此诉，重审中，经本院释明，双方均表示不要求对公司进行审计。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并经庭审质证的身份证复印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合资协议、收条、任免通知、往来邮件、银行对账单、解除《合资协议》的函告及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佐证，本院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晏勇俊与李东签订的合资协议，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晏勇俊与李东在本案中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二、晏勇俊与李东之间的法律关系？三、晏勇俊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
晏勇俊与李东在本案中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适格？
本院认为，合资协议排头虽然是“甲方武汉博大深蓝李东、叶黎明，乙方武汉普创晏勇俊”，但在合资协议尾部签名的仅有晏勇俊和李东。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晏勇俊系普创公司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且普创公司出具说明“晏勇俊对外挂武汉普创公司名义所签合同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与武汉普创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合资协议中乙方应为晏勇俊个人；其次，李东在签订合资协议时，系博大深蓝公司的股东兼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为自然人独资，合资协议签订后，博大深蓝公司于2012年6月26日办理注销，因此，签订合资协议时，无论甲方是博大深蓝公司还是李东个人，在本案诉讼中，李东均为适格的诉讼主体；再次，合资协议甲方处虽列明有叶黎明，但叶黎明并未在该合资协议上签名，本案亦无证据证明叶黎明授权李东签名，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合资协议仅约束晏勇俊与李东；最后，普创公司、叶黎明与本案不存在利害关系，亦不具有追加为当事人的理由。综合上述分析，晏勇俊与李东在本案中的诉讼主体资格适格。
晏勇俊与李东之间的法律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签订合资协议的目的是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因双方没有签署公司章程的行为，也没有进一步着手实施实质性的公司筹办事务，双方之间的关系仍停留在设立公司的合作阶段，故双方之间的关系为公司设立法律关系，本案案由应认定为公司设立纠纷。
晏勇俊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
本院认为，晏勇俊以李东迟延履行债务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向李东发出解除通知。李东签收解除通知后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解除通知已发生效力。现晏勇俊诉请解除双方在2010年4月15日签订的合资协议，本院予以支持。协议解除后，李东理应向晏勇俊返还出资款。晏勇俊出资的2000000元由三部分组成，1、货币资金573338.38元，2、应收账款1151269.62元，3、存货275392元，另有垫付款200000元。李东向晏勇俊退还的出资也分三部分，1、现金750000元，2、货款162393元，3、应收款372298元。通过计算，晏勇俊出资的现金、货款及垫付款合计1048730.38元（573338.38元+275392元+200000元），李东已退还的现金、货款合计1284691元（750000元+162393元+372298元）。实际上，晏勇俊主张李东未退还的915309元是应收账款部分。晏勇俊以应收账款出资实质上是债权出资，虽然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禁止除身份之债以外的债权出资，但债权作为一种相对权，是由相对人做出一定给付行为才能实现的权利。在双方未对1151269.62元应收账款能否全额给付进行估价，亦未将应收款作为出资依法登记的情况下，如判令李东全额退还，有违公平原则。晏勇俊将未经估价、登记的应收款要求李东返还现金的诉请，因没有证据证明晏勇俊的债权已由李东收取，缺乏证据支持，故晏勇俊要求李东返还投资款915309元及相应利息并赔偿损失200000元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合资协议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根据履行情况，晏勇俊如有新的证据证明李东另有收取合资期间晏勇俊提供的应收款行为，可另行主张。据此，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晏勇俊与被告李东在2010年4月15日签订的合资协议；
二、驳回原告晏勇俊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7850元、邮寄费20元，合计17870元，由原告晏勇俊承担8935元，被告李东承担893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程建军
人民陪审员 刘建梅
人民陪审员 贵汉利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张 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