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3）一中刑初字第4767号
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被告单位北×，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法定代表人代××。
诉讼代表人黄××，男，42岁（1971年3月18日出生），研究生文化，北×副总裁。
辩护人张洪芹，北京市中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商×，男，45岁（1968年7月6日出生）。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12年8月29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赵志军，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王忠，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崔×，女，29岁（1984年6月30日出生）。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12年8月28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莫洁云，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李×甲，女，31岁（1982年2月7日出生）。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12年8月30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王卫东，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京一分检刑诉（2013）13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北×及被告人商×、崔×、李×甲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13年11月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张媛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诉讼代表人黄××及被告单位的辩护人张洪芹、被告人商×及其辩护人赵志军、王忠、被告人崔×及其辩护人莫洁云、被告人李×甲的辩护人王卫东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人李×甲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书指控：
被告单位北×于2011年4月至2011年10月期间，在进口思×品牌视频会议系统过程中，采取制作虚假报关发票、合同，低报价格等手段向北京海关进行申报，逃避海关监管，偷逃海关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偷逃应缴税款共计人民币170万余元。被告人商×在担任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期间，指使、纵容该公司工作人员低报产品价格，偷逃税款共计人民币170万余元。被告人崔×身为该公司商务物流部采购经理，参与偷逃税款共计人民币138万余元。被告人李×甲身为该公司商务物流部外贸专员，参与偷逃税款共计人民币170万余元。2011年7月，北×以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方式向国税、地税部门申报缴纳税费共计人民币30万余元。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本院移送了指控被告单位北×、被告人商×、崔×、李×甲犯走私普通货物罪的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认为被告单位北×及被告人商×、崔×、李×甲，无视国家法律，逃避海关监管，走私普通货物，偷逃应缴税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公诉人当庭更正指控北×偷逃应缴税款共计人民币169万余元、被告人商×参与偷逃税款169万余元、被告人李×甲参与偷逃税款169万余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提请本院依法惩处。
被告单位北×诉讼代表人黄祥侣对指控其公司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不持异议，但称由于公司管理上的疏漏给国家税收造成损失，并表示愿意接受相应的惩处。
被告单位的辩护人对北×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不持异议，但辩解称：1、公诉机关指控的北×偷逃服务费部分税款中，”服务费”的性质难以认定，不应将该部分钱款作为犯罪数额计算；2、海关核定报告中，将实际价格为0的摄像头价格认定为460美金，导致核定偷税数额有误；3、北×对由于报关公司将税号报错而致使北×少缴税款不明知，北×不应承担少缴该部分税款的法律责任。
被告人商×对其行为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不持异议，但辩称其对公司偷逃服务费及运保费应缴税款部分的情况均不明知。
被告人商×的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是：1、海关再次重新作出核定报告过程中，并未另行指派专业人员核定，程序违法，申请法庭重新核定；2、北×在购买思×公司摄像头过程中，该公司的相关人员并未告诉商×关于摄像头的价格，故商×主观上对此阶段低报摄像头价格并不明知；3、公诉机关指控的北×偷逃服务费部分税款中，”服务费”的性质难以认定，故不应将该部分钱款作为犯罪数额计算；4、海关核定报告中，将实际价格为0的摄像头价格认定为460美金，导致核定偷税数额有误；5、北×对由于报关公司将税号报错而致使北×少缴税款不明知，北×不应承担少缴该部分税款的法律责任；6、商×具有自首情节；7、北×已经主动将漏缴税款上交法院，弥补了国家损失。综上，希望法庭考虑到商×犯罪情节较轻，对商×免于刑事处罚。
被告人崔×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不持异议。
被告人崔×的辩护人对崔×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不持异议，但辩称基于服务费的性质存疑，应将该部分偷逃数额从崔×的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崔×系受单位指派从事具体工作，不应认定其为公司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崔×具有自首情节，且主观恶性小，希望法庭对崔×免于刑事处罚。
被告人李×甲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未提出异议，但希望法庭考虑到其只是按照上级领导指示及公司的工作惯例准备清关材料，且其并无此方面的专业知识，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李×甲的辩护人对李×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不持异议，但辩称：1、公诉机关指控的北×偷逃服务费部分税款中，”服务费”的性质难以认定，故不应将该部分钱款作为犯罪数额计算；2、海关核定报告中，将实际价格为0的摄像头价格认定为460美金，导致核定偷税数额有误；3、北×对由于报关公司将税号报错而致使北×少缴税款不明知，北×不应承担少缴该部分税款的法律责任；4、李×甲具有自首情节，综上，希望法庭对李×甲免于刑事处罚。
被告单位北×的诉讼代表人当庭出示了收据一份，拟证明被告单位在案发后积极缴纳应缴税款，弥补了给国家造成的损失。
被告单位的辩护人向法庭提交了《服务授权概述》、电子邮件打印件等，拟证明北×购买的服务费不应计入完税数额。
被告人商×的辩护人向法庭提交了商×的任职证明、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组织架构图，拟证明案发时，商×为北×上级公司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对北×下的商务部员工实施的走私行为不明知。
经审理查明：
被告单位北×（以下简称×××公司）于2011年4月至2011年10月期间，在进口思×品牌视频会议系统过程中，采取制作虚假报关发票、合同，低报价格等手段向北京海关进行申报，逃避海关监管，偷逃海关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偷逃应缴税款共计人民币169万余元。被告人商×在担任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期间，指使、纵容该公司工作人员低报产品价格，偷逃税款共计人民币86万余元。被告人崔×身为该公司商务物流部采购经理，参与偷逃税款共计人民币138万余元。被告人李×甲身为该公司商务物流部外贸专员，参与偷逃税款共计人民币169万余元。2011年7月，×××公司以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方式向国税、地税部门申报缴纳税费共计人民币30万余元。
2012年8月28日，被告人崔×被电话传唤到案；2012年8月29日商×被电话传唤到案；2012年8月30日，李×甲被电话传唤到案。
法庭审理期间，被告单位×××公司向我院缴纳人民币250万元，用于补缴应缴税款。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被告人商×的供述：2006年×××公司成立。后其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该公司全面工作。×××公司最初进口腾×视频会议设备时，摄像头与编解码器是一体的，按照整体进行申报。后来客户要求拆开，其公司也要求外商拆开，但还是一套设备，公司仍按整体向海关申报。2007年海关在现场查验时发现摄像头与编解码器是分离的，要求公司将摄像头单独申报，由于腾×公司列出的摄像头的单卖价格较高，考虑到产品竞争力等问题，后由其决定将所有摄像头均以美元460元的单价进行申报，该价格同单独购买腾×摄像头相比大概低50％。其不清楚进口思×设备未向海关申报服务费以及运保费的情况，只有梁×向其汇报过一次，说去地税和国税缴过税，其问梁×是否合法，梁×说问过银行，没什么问题。没人向其汇报过公司进口思×视频会议设备时未向海关申报运费和保险费事情。腾×公司向×××公司提供镜头分项价格之后，考虑到海关会质疑，可能要补税的问题，就仍然按照美元460元申报。崔×、李×甲等人通过修改发票的方式将外商提供发票中的镜头价格改成美元460元向海关申报。2010年，思×公司收购的腾×公司，×××公司购买的还是原腾×公司生产的视频会议系统，只是商标发生变化，相关购买流程也是按照思×操作系统完成。
2、被告人崔×的供述：其自2009年10月开始负责×××公司进口业务，主要是负责向腾×公司订货、联系货代公司、准备清关文件、产品入库以及向外商付汇等工作。2010年8月，李×甲在其指导下协助其完成上述工作。报关用的发票、箱单、合同和委托代理协议等单据由其准备好交给货代公司，报关发票不是外商提供的而是由其和公司其他人员制作的虚假发票，其将外商发票中所有摄像头的单价都改为460美金，并使报关发票总价与外商发票一致。腾×与思×合并后，外商发票中明确列明了镜头的单独价格，但是其对李×甲强调过不看外商发票中的镜头价格，所有镜头都按照460美元申报。外商提供的摄像头的单价应该在1000美金到2000美金之间。×××公司从思×购买视频会议设备没有向海关申报服务费，而是通过制作咨询服务合同向国税、地税部门缴税后去银行付汇，报关发票由其告知李×甲制作。其没有向商×直接汇报服务费瞒报情况，但向梁×汇报过。瞒报的服务费发票是李×甲制作，她问过其关于服务费问题，其让她报关发票总价和商业发票保持一致，服务费就不向海关申报了。另外，其代表×××公司要求华展××公司王×甲按照CIF价格报关，实际贸易方式是FOB。×××公司在思×系统中下订单时包括硬件设备相应部件的价格如摄像头、麦克风等以及相应服务费的价格都会显示出来，报关发票在其制作一两单后，由其交给李×甲制作并告诉他如何制作，其告诉李×甲摄像头报460美元、麦克风报50美元，电源适配器、小推车等也要单独申报，差额全部计入零关税的编解码器中申报，摄像头、麦克风的申报价格是商×定的。2011年4月至7月，其公司未将服务费计入申报价格，因为当时思×商业发票中没有服务费价格，其觉得服务费不好向海关解释，这样做也对公司有利，所以没报。最终公司决定针对这部分服务费制作虚假合同，向国税、地税部门缴税，然后付给思×公司。咨询服务合同是其做的，对方的落款是其公司自己制作的电子签名。之前服务费如果是随腾×视频会议设备一同购买，就会如实向海关申报，因为商业发票中包含了服务费，然后正常付汇；如果是后续升级的服务费，在没有实物进出口海关的情况下，公司就制作咨询服务费合同，去国税和地税部分缴税，然后付汇。不如实申报服务费原因是觉得海关会质疑申报总价和商业发票总额不一致，另一方面也是虚拟货物监管没那么严格，不申报也不一定发现。
3、被告人李×甲的供述：2010年10月起，其作为商务部崔×的助手协助她办理×××公司进口业务，自2011年4月开始，其正式接管清关工作，主要工作包括制作报关用发票、提交机电证、准备清关文件等。2011年7月，崔×辞职后，其和绳×一起负责公司进口业务。报关发票不是外商提供的而是由其制作的。2011年3月，崔×告诉其在制作报关发票时镜头都按照美元460元申报，并让其将镜头少报的差价加到编解码器的价款中去，实际镜头单价应该是1000多美金。摄像头的关税税率是35%，编解码器是0关税。由于思×公司提供的商业发票中不包括服务费，经其请示崔×后就没有将服务费向海关申报，后绳×提出该部分服务费向外商付汇特别麻烦，其咨询货代公司华展××公司，该公司答复应向海关申报服务费，后×××公司将服务费向海关申报。对于贸易方式，外商发票为FCA，华展××制作的报关发票模板为CIF，其经向崔×请示后按照CIF申报。2011年4至7月，服务费未计入申报价格，7月份后经咨询货代公司并取得梁×、崔×同意后将服务费计入成套设备价格中，订单中有相应服务费价格。
4、证人李×乙（原×××公司商务部经理）的证言证明：2005年×××公司进口腾×设备都是按照整套设备一起向海关申报，2007年海关要求×××公司将镜头单独申报，商×告诉其按照460美元一个向海关申报。2008年以后腾×公司向×××公司提供的产品价格体系表以及发票上有镜头的单价，有几百的、也有几千美金的，商×清楚外商提供的价格与申报价格的巨大差距。期间，×××公司向海关申报了产品服务费，申报的成交方式为EXW。2009年以后其工作由崔×接手。
5、证人梁×（×××公司商务部总监）的证言证明：×××公司的进口业务由绳×和李×甲负责，李×甲负责联系货代公司、制作并提供清关单据以及海关查验等事项，绳×负责向思×公司下订单等事项。绳×曾向其汇报过外商提供商业发票中不含服务费价格，因而×××公司部分进口业务未向海关申报服务费造成无法正常付汇，后财务部门将相关服务费向国税和地税部门缴纳后向外商付汇。运保费业务开始由崔×负责，后由李×甲负责，×××公司的实际贸易方式是FCA，即运保费由×××公司提供。
6、证人绳×（×××公司商务部员工）的证言证明：×××公司在思×系统下订单后就可以看到订单信息、商业发票信息以及箱单信息等，订单信息包括产品的硬件设备价格及相应服务费用，商业发票中不包括服务费。李×甲负责向海关申报及制作相关单据，李×甲曾说过为了保持申报总金额与外商提供商业发票一致，思×产品在向海关申报时没有申报相关服务费，后服务费通过制作咨询服务合同后由财务去国税、地税部门缴纳税款后付汇。后觉得该方式比较麻烦，其和李×甲建议将服务费加到产品硬件价格中一起向海关申报，梁×同意。后续思×产品就都向海关申报服务费。思×系统中还有一种形式发票，这份发票中包括商业发票中的产品硬件价格以及对应的服务费价格，×××公司向思×公司支付货款依据的就是该形式发票的价格。×××公司自合同号LANXUM-2011-017开始向海关申报设备的价格中不含服务费。从合同号LANXUM-2011-054开始，向海关申报的设备价格加入了服务费。
7、证人王×甲（华展××国际招标代理〈北京〉有限公司销售）的证言证明：2010年底通过与崔×洽谈，×××公司与华展××公司签订委托进口代理协议，由×××公司提交清关单据由华展××公司负责清关。华展××公司在报关中发现，思×公司提供的发票与×××公司提供的清关发票所体现的商品价格不一致后向×××公司提出质疑，×××表示按照×××提供的单据报关。×××公司实际的贸易方式是货交承运人FCA，即由×××公司承担运保费，但崔×提出以CIF申报，即×××公司不承担运保费。
8、证人许×（华展××国际招标代理〈北京〉有限公司客服主管）的证言证明：李×甲负责和华展××公司联系报关事宜，李×甲每次给其发邮件都会抄送给崔×一份，×××公司提供的思×公司的商业发票和箱单信息中成交方式为FCA。
9、证人王×乙（北京华展××国际招标代理〈北京〉有限公司客服服务专员）的证言证明：2011年4月，其开始负责×××公司的报关业务。其公司为×××公司报关所用的发票、合同、箱单和机电证都是由×××公司的李×甲负责提供，最初几票的发票是由其根据李×甲的要求制作并由李×甲确认后报关，此后使用×××公司制作的发票报关。关于设备价格，李×甲发邮件给其，让其将镜头价格按照美元460元一个进行申报，订单中镜头价格有些为1000多美元一个。×××公司进口思×设备的真实成交方式为FCA，但王×甲与其进行工作交接时让其在报关发票上写CIF成交方式，×××公司提供的订单信息中没有服务费内容。
10、×××公司思×产品立项采购和进口流程说明材料证明：该公司负责订货的外贸专员负责在思×系统中订货并取得思×的订货确认，货代公司提货后通知负责进口事务的外贸专员准备清关文件，该外贸专员按照货代公司要求备齐资料后提供给货代公司，资料包括报关用的发票。×××公司负责订货的外贸专员是崔×、绳×，负责进口事务的外贸专员是崔×、李×甲。
11、商×、崔×、李×甲的任职证明书证明：商×于2006年8月至2012年9月，任×××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崔×于2011年4月至2011年7月，任×××公司商务物流部采购经理，分管进口业务及国内采购业务；李×甲于2011年4月至2012年12月，任×××公司商务物流部外贸专员，分管进口业务。
12、思×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说明材料证明：腾×公司于2010年4月被思×公司收购，2011年1月开始腾×的网真视频产品可以通过思×的系统下单订购，×××公司使用思×下单系统首次订购腾×产品的时间约在2011年3月。
13、×××公司关于服务费缴费情况说明及财务明细证明：对于涉案报关单中的服务费，×××公司在2011年7月以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方式在国税和地税申报缴纳税费共计309795.31元的情况。
14、×××公司财务付款单证、对外付汇材料以及特许权使用费支付材料证明了该公司以特权使用费名义支付思×公司服务费的情况。
15、×××公司运保费材料证明了×××公司从思×公司进口腾×产品由×××公司实际承担运保费。
16、华展××公司代理费及其他费用结算单以及该公司提供的货物真实发票证明：×××公司进口思×产品由华展××公司负责清关，思×公司提供的发票与×××公司提供的清关发票所体现的商品价格不一致。
17、×××公司工作流程说明材料证明了该公司向思×公司购买货物的流程及将思×公司货物进口后，向海关报税清关的流程情况。
18、×××公司工商注册资料证明了该公司的基本情况。
19、北京海关核定证明书材料证明：北×走私普通货物案涉案货物共58票，累计偷逃进口环节税1698907.11元。
20、被告人商×、崔×、李×甲户籍证明、到案经过、取保候审手续证明：商×、崔×、李×甲的自然情况；2012年8月29日，侦查人员以了解该案情况为由，将商×电话传唤到案，并于当日对其取保候审的情况；2012年8月28日，侦查人员以了解该案情况为由，将崔×电话传唤到案，并于当日对其取保候审的情况；2012年8月30日，侦查人员以了解该案情况为由，将李×甲电话传唤到案，并于当日对其取保候审的情况。
21、收据证明了×××公司已向我院缴纳250万元，用于缴纳应缴税款。
对于被告人商×所提其对×××公司偷逃服务费及运保费应缴税款部分情况不明知的辩解，经查：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被告人商×、崔×、李×甲的供述证明，崔×、李×甲均未就×××公司偷逃服务费及运保费一事向商×请示，商×亦未听取过其公司工作人员向其汇报关于偷逃服务费、运保费一事，在案缺少证明商×主观明知×××公司偷逃服务费及运保费应缴税款的相关证据。故对商×所提上述辩解，本院予以采纳。
对于被告人商×的辩护人所提海关再次重新作出核定报告过程中，并未另行指派专业人员核定，程序违法，请求法庭重新核定的申请，经查：北京海关关税处在重新作出核定证明书过程中，已另行指派专业人员对×××公司走私普通货物一案涉及的偷逃税款数额进行核定，该核定程序合法，且核定证明书经法庭举证、质证，能够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故对辩护人的上述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对于被告人商×的辩护人向法庭提交的商×的任职证明、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组织架构图，拟证明案发时，商×为×××公司上级公司总裁，对×××公司的商务部员工实施走私行为不明知，及×××公司在购买思×公司摄像头过程中，该公司的相关人员并未告诉商×关于摄像头的价格，故商×主观上对2011年4月至10月间，×××公司低报摄像头价格并不明知的辩护意见，经查：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被告人商×的供述、证人李×乙的证言证明，2007年间，海关部门要求×××公司向海关如实申报×××公司从腾×公司进口的视频会议系统中摄像头价格，并缴纳相应的税款。×××公司同时从腾×公司单独进口价格高于460美元的腾×公司品牌的摄像头。后李×乙将此事向商×汇报，由商×决定将价格高于460美元的腾×公司品牌的摄像头和整套视频会议系统中的摄像头价格均以460美元向海关申报。×××公司以此方式向海关申报腾×、思×公司摄像头价格的行为延续至2011年10月。商×在明知以460美元向海关申报上述摄像头价格会造成国家海关税收损失的情况下，仍决定×××公司以此价格向海关申报，其具有偷逃进口关税的主观故意，应对×××公司以此方式偷逃进口关税的行为承担责任。故对辩护人所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辩护人所提的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被告单位×××公司辩护人所提交的《服务授权概述》、电子邮件打印件，拟证明×××公司购买的服务费不应计入完税数额；及被告人商×、崔×、李×甲的辩护人所提公诉机关指控的偷逃服务费应缴税款部分的服务费性质存疑，无法确定服务费部分是否应向海关缴税，且×××公司曾就该部分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故×××公司不具有偷逃该部分税款的主观故意的辩护意见，经查：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被告人商×、崔×、李×甲的供述、证人李×乙、梁×、绳×的证言、思×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说明材料证明，腾×公司于2010年4月被思×公司收购，2011年3月×××公司使用思×下单系统订购思×产品，且×××公司从思×公司购进的视频会议设备、服务费等产品与从原腾×公司进口的产品并无本质区别，仅为商标等方面的更换。2011年4月份前，×××公司从腾×公司进口的服务费始终向海关缴纳关税，即服务费部分系需缴纳关税的事实经×××公司、海关部门的双方确认。2011年4月份后，×××公司虽改由思×公司购进服务费，但该服务费的性质与原腾×公司阶段所进口服务费性质并无本质区别，该服务费应向海关缴纳关税，且该事实业经海关核税部门确定。×××公司明知从思×公司进口的服务费应向海关缴纳税款的情况下，却向地税、国税部门缴纳低额税款，后凭借完税证明将服务费支付给思×公司，最终造成国家税收损失，×××公司的上述行为符合走私普通货物罪的构成要件。故对辩护人所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辩护人所提的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被告单位×××公司的辩护人、被告人商×、李×甲的辩护人所提海关核定报告中，将×××公司实际价格为0的摄像头价格认定为460美金，导致核定偷税数额有误及×××公司对因报关公司将税号报错而致使×××公司少缴税款不明知，×××公司不应承担少缴该部分税款法律责任的辩护意见，经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令》第148号规定，对于进口货物价格不确定，却需要缴纳税款的产品，由海关了解情况并与纳税义务人进行价格磋商确定货物完税价格。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被告人商×的供述、证人李×乙的证言证明，×××公司所购买的价格为0的摄像头，仍需由×××公司与海关磋商后向海关缴纳关税，即该部分摄像头需向海关缴纳关税的事实应予确认。×××公司在偷逃摄像头关税的过程中，将同一品牌的摄像头价格统一虚报为460美元，海关部门按照有利于×××公司的原则将×××公司未向海关报税的价格为0的摄像头确定为460美元，并据此进行计税的方式合理。另查：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被告人崔×的供述、证人王×甲、许×、王×乙的证言证明，×××公司委托报关公司就×××公司进口产品进行清关工作，且在上述过程中，报关公司曾在×××公司的指示下，使用虚假报关材料进行报关，造成国家税收遭受损失。×××公司应对报关公司为×××公司所实施的所有偷逃关税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故对辩护人所提的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被告人崔×的辩护人所提崔×系受单位指派从事具体工作，不应认定为单位犯罪中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辩护意见，经查：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被告人崔×、李×甲的供述、崔×的任职证明书等证据证明，2011年4月至7月期间，崔×任×××公司商务物流部采购经理一职，且曾参与制作虚假报关材料和指使李×甲制作虚假报关材料活动，应认定其为单位犯罪中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故对辩护人所提的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单位北×，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告人商×作为被告单位北×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指使该公司工作人员偷逃应缴税款，系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崔×身为该公司的商务物流部采购经理、李×甲身为该公司商务物流部外贸专员，参与、实施偷逃税款活动，系单位犯罪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被告单位北×、被告人商×、崔×、李×甲犯走私普通货物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唯指控商×参与犯罪数额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北×、商×、崔×、李×甲偷逃税款数额巨大，依法均应惩处；鉴于被告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商×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崔×、李×甲在接到侦查机关电话传唤后，自动投案，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可认定被告单位北×及被告人商×、崔×、李×甲构成自首，且被告单位在案发后积极缴纳应缴税款，弥补了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故可对被告单位北×从轻处罚，对被告人商×、崔×、李×甲依法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故对商×、崔×、李×甲的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据此，根据被告单位北×、被告人商×、崔×、李×甲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三十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单位北×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
（罚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商×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三、被告人崔×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四、被告人李×甲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五、在案扣押的人民币二百五十万元中的人民币一百三十八万九千一百一十一元八角折抵税款，上缴国库，其余款项折抵北×罚金。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审 判 长 关 芳
代理审判员 王 鹏
代理审判员 鲍 艳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胡晓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