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甬象商初字第303号
原告：张耀良。
委托代理人：李信平，浙江李信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宗建，浙江正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象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法定代表人：谢语诚。
委托代理人：胡彩萍。
委托代理人：魏建新，浙江吴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耀良为与被告象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象山信用社）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于2013年5月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6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耀良及其委托代理人李信平、吴宗建，被告象山信用社的委托代理人魏建新到庭参加诉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象山信用社主张公安机关已立案受理原告张耀良被信用卡诈骗案，要求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查处，本院鉴此认为案件存在明显的犯罪嫌疑而裁定驳回原告张耀良的起诉。原告张耀良不服本院作出的民事裁定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因象山县公安局在案件上诉期间作出撤销原告张耀良被信用卡诈骗案的决定，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案件已无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必要，故对原告张耀良的上诉请求予以支持，撤销本院作出的民事裁定并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于2014年3月19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耀良及其委托代理人李信平，被告象山信用社的委托代理人胡彩萍、魏建新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本案经批准延长审限。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耀良起诉称：2012年2月，原告的会计吕晓阳声称象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下属爵溪信用社（以下简称爵溪信用社）有朱斌在拉存款，年利率为11.75%，存期一年，原告遂于2012年3月21日委托会计吕晓阳在爵溪信用社开立了个人存款账户并办理开通了卡号为62×××28的借记卡，并于2012年3月22日、3月23日分别转账划入该账户1000万元，共计2000万元。爵溪信用社要求存款一年，给予年利率为11.75%的利息。一年到期后，原告支取存款时却发现账户余额为零，同时发现两笔款项已在2012年存入的同时被他人从信用社柜面分两次被划走，原告当即向被告进行核查，被告的工作人员确认取款人凭身份证复印件将款项取走。存款一年期间，借记卡、原告的身份证原件一直由原告本人保管，借记卡的密码也未告知过他人，他人如何取得银行卡及密码原告不得而知。原告认为，被告作为接收存款的金融机构，有义务保护客户的存款不受其他组织或个人的侵害，而被告却在提款人没有提供原告本人身份证原件、借记卡和密码的情况下，仅凭提款人出示的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将款项划走，未尽到核实提款人身份及验证卡号密码的义务，划款程序严重违规，严重损害了原告的经济利益，理应赔偿原告的损失。现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所欠原告的存款本金2000万元，并支付自2013年3月24日起按年利率1.5%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
为证明上述诉称事实，原告张耀良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予以佐证：
（1）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丰收卡一张以及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告曾于2012年3月21日在被告处开通了卡号为62×××28的借记卡，与被告建立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以及该卡和原告的身份证原件一直由原告本人保管并未转借他人的事实；
（2）宁波市鄞州公安分局五乡派出所于2013年4月9日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原告身份证的唯一性的事实；
（3）2012年3月22日及3月23日的《浙江泰隆商业银行个人存款跨行通存通兑业务凭证》各一份以及2013年4月8日的《浙江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分户明细对账单》（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告于2012年3月22日、3月23日将2000万元存入被告处，2013年4月存款到期日原告取钱时因爵溪信用社违规划款，卡内的2000万元经被告工作人员告知原告已被他人冒用原告身份证复印件非法划走，被告对此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
（4）浙江泰隆商业银行（以下简称泰隆银行）二代居民身份证验证记录报表一份以及2000万元款项具体存入与被取走的《浙江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综合业务系统存款分户明细查询》一份，拟证明2012年3月23日上午11点28分1000万元款项存入被告处的当天，上午10点31分1000万元款项被他人划走，鉴于原告身份证原件的唯一性，故被告是在没有提供原告身份证原件的情况下即将2000万元款项非法划给他人，而原告也未向划款人提供过卡和密码的事实；
（5）《关于加强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开户管理的指导意见》一份，拟证明被告从开卡到取款过程均严重违规的事实；
（6）《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一份，其中规定金融机构办理的大额交易应当及时向反洗钱中心报告，拟证明被告在划款过程中没有尽到告知义务，没有注意保护储户的安全，也未向人民银行进行报备，因此被告的管理制度存在混乱的事实。
原告并申请本院向被告调取以下证据材料：
（7）2012年3月21日的《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商业银行）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没有吕晓阳代办的信息、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而由其代原告开立账户，说明被告操作不严谨、不严格，存在违规的事实；
（8）被告提供的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没有当时验证的信息，取款时可能来自开设时的信息，不能证明取款有身份证原件的事实，朱斌的身份资料系网上下载，并证明朱斌在取款时没有提供身份证原件，也没有朱斌的核查记录，原告的身份记录和朱斌的身份信息均未提供过，被告严重违反操作规范的事实。
原告同时申请本院向象山县公安局调取已经撤案的有关吕晓阳涉嫌盗窃案的案卷材料（包括原告当时的报案情况、公安机关已经查明的原告存款被朱斌违法盗划的事实以及公安机关对相关人员所做的全部笔录），拟证明被告违法、违规、违约导致原告2000万元巨额存款损失故而存在完全过错的事实。本院为此调取了吕晓阳的讯问笔录、原告的询问笔录、被告员工张文莉、向玲阳及贺坚红的询问笔录以及吕晓阳的短信记录。
被告象山信用社答辩称：（1）原、被告之间虽名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但本案的实质法律关系属于“以存款为表现形式的民间借贷”，原告在被告下属信用社存款的真实目的不是与信用社建立真实的储蓄存款关系，而是具有利用银行进行资金借贷获得高息的意图，是一种规避双方风险并将风险转嫁给银行的做法，此种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诚信诉讼原则”的违法行为不应予以保护。根据业已开庭审理的情况以及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情况，原告系经中介人吕晓阳介绍结识用资人朱斌，双方谈妥以年利率11.75%的高额利率实施民间借贷，因原告担心民间借贷的风险，故而三人商定现将资金存入被告下属信用社，再将原告的借记卡、密码和身份证等交由朱斌取款并使用，从而达到原告既实施民间借贷获取高息、又可在出现借贷风险时转嫁给信用社的双重目的，后因用资人朱斌在借款期间意外身亡导致无法到期还款，原告即以借记卡、密码和身份证均未遗失、存款系被他人非法窃取为由起诉要求被告兑付储蓄存款。作为本案的起因，原告所谓的“朱斌提出信用社在拉存款，要求存一年，给予年利率11.75%的存款利息”明显不符常理，首先，朱斌并非被告的工作人员，且原告又未至处于异地的被告处实地进行核实，没有理由相信是被告在拉存款；其次，原告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理应知晓我国银行的存款利率是法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对于银行存款利率上限的规定既是银行行为的规范，也是对金融秩序的规范，对与银行发生存款关系的交易相对人同样具有反射拘束力，原告也没有理由相信被告在高息揽存。原告委托吕晓阳在被告处开立存款账户、领取借记卡并设置密码，但在巨额款项存款期间，既不及时收回借记卡，又不修改密码，也从不查询存款余额，明显违反常理，上述行为恰是朱斌获取资金不可或缺的环节，因此原告对于存款被朱斌取走并使用应当知情且不违反其真实意思。（2）被告依法合规办理涉案储蓄存款的支取转账手续，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首先，原告对于自己的借记卡、密码和身份证未尽妥善保管责任，吕晓阳代原告开户并开通借记卡，必须同时代为设置密码且持有借记卡，而在存款期间原告一直未修改借记卡密码，另有原告于2012年3月22日、23日又委托吕晓阳（其中第二笔转账系吕晓阳的丈夫胡伟代办）从泰隆银行转账汇款2000万元，均可以证明原告的身份证原件、借记卡和密码均曾由吕晓阳实际控制。另外，取款人朱斌支取原告存款系通过浙江省农村信用社的核心业务系统完成，如不提供储户本人的借记卡和密码，该电脑系统无法办理取款业务，而借记卡密码具有“私密性和唯一知晓性”，只有存款人本人和其授权的人才能掌握，而据原告了解到吕晓阳涉嫌多次伙同朱斌“以高利相引诱，谎称银行拉存款，骗取他人资金”，对此，宁波市江东区公安分局和象山县公安局均曾立案侦查。现原告虽声称未丧失对借记卡、密码和身份证原件的占有，但与其自认的事实及其他确凿证据明显矛盾，且原告也未能举证证明被告的电脑主机系统存在安全问题，因此，原告对由此造成的损失应自担其责。其次，被告在办理取款转账业务时已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银行业金融机构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业务处理规定（试行）》的相关规定审查了原告的身份证原件。原告诉称的“信用社工作人员确认取款人凭身份证复印件将款项取走”与事实不符，且无证据可以证明。当原、被告双方对于“取款时出示的身份证究竟是原件还是复印件”分别举出相反证据，但原告提供的泰隆银行身份证验证记录等证据不足以否定被告提供的身份联网核查等证据，如果无法判断双方证据证明力大小时，则应当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由原告继续举证证明“取款人出示的是原告身份证的复印件”，否则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导致败诉的法律后果，而原告所举证据疑点重重，不仅均为间接证据且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难以形成法官的心证确信，原告资金的损失与被告行为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作为被告，根据监管机关的规定和银行业的操作惯例，已经穷尽了举证能力，既提供了转账凭条、身份核查日志，也让法院调取了被告办理取款业务时留存的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如再要求被告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不仅是对被告的不公平，也将造成今后银行业在办理此类业务时无所适从，既不利于保障和促进市场交易，亦难以体现司法裁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
为证明上述辩称事实，被告象山信用社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予以佐证：
（1）2012年3月22日及3月23日的《浙江泰隆商业银行个人存款跨行通存通兑业务凭证》（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原告的身份证在2012年3月22日、23日系由吕晓阳实际控制的事实；
（2）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科技信息处于2013年6月5日作出的《关于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核心业务系统安全问题的说明》一份，拟证明被告使用的核心业务系统是安全的，被告在办理取、存款的过程是合规的事实；
（3）2012年3月23日的《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象山县农村信用联社爵溪信用社转账凭条》两份及单笔核对结果、身份核查日志各一份，拟证明被告办理朱斌的取款业务是合法合规的事实；
（4）被告员工张文莉于2014年3月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被告张文莉对其在象山县公安局所作的表述不正确之处予以纠正以及具体的事实经过应以此陈述为准的事实；
（5）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办公室于2011年3月18日印发的《关于留存第二代身份证阅读器合成电子影像替代纸质身份证复印件的批复》（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中国人民银行允许被告用身份证合成电子影像替代纸质身份证复印件的事实。
经审理，原、被告对对方举证的质证意见以及本院的认证意见如下：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本案的实质属于“以存款为表现形式的民间借贷”。对原告提供的证据（2），被告认为对真实性无法确定，对关联性也有异议，根据居民身份证法，居民身份证是由县级以上的公安机关颁发，派出所根本无权颁发。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被告对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无法证明原告要证明的内容，这些业务不是由原告本人办理，而是由吕晓阳和胡伟办理，说明密码和借记卡都由他人掌握，同时一份业务凭证中没有客户签名。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被告对查询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无法证明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对于身份证验证记录，被告认为首先不能排除原告有两本身份证，退一步讲，即使只有一本身份证，也不能证明原告的身份证在宁波而非被告处，根据银行核查身份证的操作惯例，一般不留存身份证的隐形件，而是在复印件上盖上与原件核对无异章，且一张纸不可能同时打印两个人的复印件，另外，原告的出生时间是1968年04月28日，而原告起诉提供的原告的身份证的出生时间是1968年是4月28日，并不相符，至于时间间隔一个小时，10点31分朱斌在被告处取款，11点28分原告叫人在宁波存款，并不能说明身份证原件在原告处，原告称一个小时不可能从爵溪到鄞州，未免果断。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对原告提供的证据（6），被告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原告应该提供文号，且仅仅是法律法规，即使是真实的，其中也没有规定要事前报告还是事后报告，也没有规定如果没有报告是要行政处罚还是所办理的取款业务无效，因此该份规定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原告提供的证据（7），被告无异议。对原告提供的证据（8），被告认为在办理业务时核对了原告的身份证原件，说明被告在办理业务时是合规的。
对本院向公安机关调取的相关材料，原告质证后认为，对被告员工张文莉、向玲阳所述对原告的利益有损害的部分不予认可，但对两人所说的只能用身份证办卡和取款以及贺坚红的丈夫认识朱斌，也帮过他是拉存款的，原告本人没有来过银行均予以认可，被告员工的三个笔录可以证明朱斌代表银行拉存款、被告违规开卡、原告本人未亲自开卡以及朱斌把存款非法转走均属实；吕晓阳的说辞和原告一致，其没有将密码交给朱斌，也是到期问银行取款时才发现存款不见了，对于该些事实原告予以认可，对于其他事实不予认可，另有吕晓阳的笔录中也有谈及其“自己有一张卡要朱斌归还”；对于原告本人所作的陈述，原告均予以确认；至于吕晓阳的短信记录，系其个人隐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质证后认为，首先，对吕晓阳的讯问笔录中所述的“利息235万元，打给张月琴220万元，还有15万元在我这里”予以认可，对于2000万元存进被告处三日即有220万元的利息原告也予以承认，但是这笔利息不是被告所支付，因为被告拉来的存款时按照银行利率来支付利息，不可能在三日内即有如此高额的利息回报，显然是民间借贷中的高利贷，因此，原告在收取利息时就应当已经知道利息不是由被告支付而是民间借贷；其次，吕晓阳的短信记录中提到“你卡周末可以帮我带回吗？”，但是也没有说是谁的卡，而在其第三次讯问笔录中回答该笔存款系因朱斌在拉存款，原告主张2000万元系被告在拉存款，但原告又没有说和被告员工见面，显然和事实不符，如果是被告在拉存款，原告应该要和被告见面，除去以上两点，对其余陈述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另外，在对原告所作的笔录中，原告表明利息是打入其姐姐的账户，可见是原告和朱斌、吕晓阳商量好的，现在出了问题就将风险转嫁给被告；再次，对于被告员工贺坚红、张文莉的陈述予以认可，当时办卡的时候是原告本人的签名，应该是原告本人所为，否则是办不出卡的，之后也是拿了原告的身份证原件来办理业务，至于有无联网查询身份证原件以及是否读取成功的问题，其在公安机关的表述并不正确，有矛盾之处，刚开始去核实原告的身份信息时读取不成功，但在对朱斌的身份信息进行核对时系统又可以读取成功，说明该系统有时候是不能读取的，被告随后拿着原告的身份证原件再去综合系统进行查询并查询成功，因为制作笔录已经时隔一年，故而存在表述不清的情况，具体情况应以被告提供的张文莉之后出具的《情况说明》为准。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原告认为被告主张的身份证是由吕晓阳实际控制是被告的推定，并没有事实依据，且原告承认了吕晓阳及其丈夫胡伟已持有原告的身份证原件，印证了被告处使用的是假身份证而没有提供身份证，依据吕晓阳在公安处所作的笔录，其也没有提及原告来过象山，包括其取款的时候。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不能自证合规，与被告是否履行自己的义务没有关联性，取款只要卡号正确即可是被告的管理存在瑕疵。对被告提供的证据（3），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认为账应该已经记载到了凭证当中，记账凭证应该是装订成册的，被告没有提供2012年3月23日朱斌取款的申请单，两份凭证没有账号，事后也未经复核、经办人员的盖章，无法判断签名是朱斌本人所签，对于关联性也有异议，1000万元大额资金的转出必须要有申请人的申请，银行内容要有审批、签字，所以不能证明两份凭证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另外从凭条可以看出没有取款人、代理人的联系电话以及客户信息记载，同时没有看到朱斌的身份证，对被告提供的单笔核对结果有异议，先是2010年10月16日的传真件，再是与之不同的打印件，后又是不同的复印件，核对身份证复印件应加盖章，不排除被告假造证据的可能，不具备法律效力，同时，身份核查日志并非原件，系被告为了诉讼需要从电脑中伪造，没有代理人的身份信息，关联性也存疑。取款是由朱斌一人所为，被告所支取的信息中朱斌当时提供的仅仅是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没有对朱斌的身份信息进行核查，这是被告存在违规操作的行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4），原告认为不符合证据的形成，也不属于证人证言，因为张文莉是被告员工更是经办人，在本案中存在利害关系，因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告要求张文莉再制作一份说明，恰恰证明她并未对朱斌及原告的身份进行核实，其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所称的没有进行二代身份证核实是属实的，张文莉所作的说明至多是被告的一种陈述和辩解，不予认可。对被告提供的证据（5），原告认为该证据证明了被告的二代身份信息的核查操作流程和内容是一致的，其上应该有相关会计的经办人盖章并盖上本件与复印件核对无异章，恰可以说明被告没有做到核对身份信息的义务，至于被告提供的影像保存和对纸质资料进行保存没有任何冲突，被告履行保管资料的义务不能就此免除，不能说明被告没有保管责任，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本院认为，鉴于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5）、（7）、（8）以及证据（4）中的《浙江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综合业务系统存款分户明细查询》以及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5）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2）加盖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公安分局五乡派出所的印章，原告提供的证据（3）与被告提供的证据（1）相同，原告提供的证据（4）加盖泰隆银行的业务公章，且可与原告提供的证据（4）中的《浙江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综合业务系统存款分户明细查询》显示的存款情况相印证，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6），与对外公布的一致，本院予以认定。至于本院依据原告申请向象山县公安局调取已经撤案的有关吕晓阳涉嫌盗窃案的案卷材料，本院认为其中所涉笔录系象山县公安局对相关人员所作，故对其形成过程的合法性及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至于其中所述实际内容的真实性及其证明力，尚需结合本案双方提供的其他证据予以综合判定，而对于吕晓阳的短信记录，系通过技术手段予以获取，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2）加盖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科技信息处的印章，被告提供的证据（3），原告虽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并进一步提出可能涉嫌伪造，但鉴于原告并未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进行佐证，故本院对上述两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被告提供的证据（4）系被告员工更是当时业务经办人的陈述，鉴于其与本案存在较大的利害关系，且其陈述与公安机关对其所作的笔录有一定的出入，故对其所述实际内容的真实性及其证明力，本院亦需结合本案双方提供的其他证据予以综合判定。此外，另有原、被告双方在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之外对证明力方面包括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上各执的己见，本院认为系双方对于证据的不同解读，不影响证据本身所呈现出的事实，故本院在此不予一一赘述，将在争议焦点部分予以一并阐述。
本案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款项是否系原告与朱斌之间发生民间借贷关系所涉的借款；二、被告将款项交付给朱斌的具体操作过程是否合法、合规。
对于争议焦点一，原告认为其是从会计吕晓阳处得知朱斌代表被告在拉存款，可以得到年11.75%的高额利息回报故而在被告处开立了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办理了丰收卡并存入2000万元，原、被告双方之间缔结合法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之法律事实明确，原告从未与其并不认识的朱斌之间形成过借款关系；被告则认为本案虽名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但实质法律关系是原告与朱斌之间的“以存款为表现形式的民间借贷”，原告利用被告进行资金借贷以规避风险并将风险转嫁给被告，此种违法行为不应予以保护。本院认为，首先，证明原告与朱斌之间存在相应的民间借贷关系需要相应的证据载体进行支撑包括借款合同、借据等，但被告虽然提出如上抗辩意见，却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原告与朱斌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也无法证明涉案款项系原告利用被告的平台出借给朱斌；其次，即使原告与朱斌之间确实存在借贷合意，被告对于原告存入其所开立的账户存款的支取仍应合法、合规地履行审查义务，而并不能以双方存在借贷合意而得以豁免；因此，被告的抗辩意见既缺乏证据支持，亦与其应履行的义务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争议焦点二，原告认为朱斌提供的并非是原告的身份证原件而是复印件，被告未对朱斌提供的身份证进行核查而任由其将2000万元款项支取，故被告对于朱斌取款的具体操作并不合法、合规；而被告则认为其已经合法、合规履行了审查义务的前提下才让朱斌将存款支取，原告资金的损失与被告的行为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本院认为，依据原告提供的《浙江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综合业务系统存款分户明细查询》显示，两笔存款的时间为2012年3月22日13时13分的1000万元、2012年3月23日11时28分的1000万元，两笔取款的时间为2012年3月23日10时31分的1000万元、2012年3月23日14时24分的1000万元，对于两笔存款，原告提供了泰隆银行加盖业务公章的《二代居民身份证验证记录报表》予以佐证，退一步而言，即使原告没有提供泰隆银行的身份核对记录抑或两笔存款并没有真正使用原告的身份证原件，也无法当然推定朱斌取款时即持有原告的身份证原件，被告仍需举证证明朱斌取款时持有原告的身份证原件。而对于两笔取款，依据被告提供的身份核查日志，原告的身份证被比对的时间为2012年3月21日14时51分、2012年3月23日10时38分，没有2012年3月23日14时24分取款的1000万元款项的身份证比对情况，而依据业务经办人张文莉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对于后一笔取款原告的身份证应是没有读取成功，与身份核查日志可相印证，对于其之后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提及其是鉴于不能拒绝办理业务之由先办理业务而后将身份证原件再放在鉴别仪上继续核查并核查成功，与身份核查日志仅有两笔比对记录不符，故本院难以采信。至于原、被告所争议的用各自提供的比对记录来否认对方的比对记录的真实性并以此来进一步佐证对方办理业务时身份证的虚假情况，鉴于本院无法确认泰隆银行与被告的身份核查比对系统究系何者鉴别技术手段更为高超，在此情况下，如被告之抗辩意见，依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作为主张权利的原告应当举证证明2012年3月23日10时38分的身份核查情况与实际情况不符抑或是被告的身份核查比对系统存在较大的欠缺极易出现鱼目混珠之情况，现鉴于原告尚未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予以佐证，故对于朱斌于2012年3月23日10时31分取款的1000万元，本院认为被告应属履行了其审查义务，而对于另外取款的1000万元，本院则认为被告未尽其严格审查义务而存在过错。
综上原、被告的诉辩陈述，举证、质证和本院认证以及对争议焦点的阐述，本院认定本案的基本事实如下：
2012年2月，原告会计吕晓阳告知原告爵溪信用社有朱斌在拉存款，年利率为11.75%，存期一年，存入后先按11%支付利息，余下0.75%一年到期后和本金一起支付。2012年3月21日，被告爵溪信用社开立了以原告为户名的个人结算账户并办理开通了卡号为62×××28的丰收卡借记卡。2012年3月22日13时13分、2012年3月23日11时28分，原告分别通过吕晓阳及其丈夫胡伟向其丰收卡的账户各汇入1000万元，上述款项由朱斌于2012年3月23日10时31分、2012年3月23日14时24分分别支取1000万元，其中前一笔支取情况有被告进行身份核查的日志记载，后一笔没有。存款后大概五、六天，原告收到吕晓阳汇至其姐姐张月琴账户的利息220万元，另有余下0.75%的利息15万元据吕晓阳所述仍留在其账户中。一年之后，原告向被告支取存款时发现账户余额为零，并与被告多次沟通未果，原告因此向象山县公安局报案，象山县公安局对原告被信用卡诈骗案立案侦查，后于2013年11月26日以吕晓阳不应追究刑事责任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
本院认为：首先，原告将2000万元款项存入其在被告处开立的账户中，原、被告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即告成立。作为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而对于1000万元如此大额的现金支取，需要银行卡、密码以及身份证缺一不可，作为被告，理应同时验证这三者的真实性而不可偏废其一，只要其中之一真实性存疑，被告即存在审查不严的过错，其付款行为即难辞其咎，现据上阐述被告仅能提供一笔1000万元进行身份核查机读成功的依据，对于另一笔未经身份核查的1000万元存款的支取情况，本院认为被告难谓已尽严格审查义务并可据此免责，但原告因未妥善保管存款密码亦有相当过错，因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行为，故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对1000万元存款损失承担次要责任，被告承担主要责任，本院酌定原告承担20%责任，被告承担80%责任。
其次，对于被告应赔偿的存款金额，因原告在存款过程中曾收取远高于被告同期同类存款利率的高额利息220万元（另有15万元是仍留在吕晓阳的账户中，原告亦可向吕晓阳另行主张留在其账户中的15万元），基于原告双重获利有失公平原则，该部分高额利息235万元应当作为本息予以扣减，具体扣减如下：1000万元存期一年，按2012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同期存款年利率为3.5%，计息为35万元，原告取益的235万元扣除35万元利息计200万元，该200万元抵扣1000万元中的本金，故原告实际损失本金应是800万元。被告承担80%责任是640万元（800＊80%）。据此，被告应予赔偿原告640万元。
再次，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商业银行无故拖延、拒绝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或者违反本法规定发生对存款人造成损害的其他行为，对存款人或者其他客户造成财产损害的，应当承担支付迟延履行的利息以及其他民事责任。”至于计算标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对于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现原告主张以一年期存款到期后按照年利率1.5%计算的标准未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象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赔偿原告张耀良存款本金64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3年3月24日起按年利率1.5%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张耀良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案案件受理费141800元，由原告张耀良负担96424元，由被告象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负担4537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通知书七日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账号：37×××92，开户银行：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并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放弃上诉处理。
本判决生效后，如义务人拒不履行，权利人可在判决书确定的履行期间最后一日起两年内向本院或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审 判 长 翁 羽
审 判 员 陈 瑛
人民陪审员 陆传凤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代书 记员 张丹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