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终字第0636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正民，男，1930年4月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钢，北京市绅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王府井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南池子大街130号。
法定代表人魏庆麟，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袁宏姝，北京祥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正民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152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12月，刘正民起诉至原审法院称：1996年9月4日，我与北京王府井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王府井公司）签订《协议书》，就王府井公司拆除我位于北京市东城区×××63号房屋（以下简称涉诉拆迁房屋），并对我进行安置达成一致约定。此后，双方又于2006年12月18日签订另一份《协议书》，对上一份协议进行了补充约定。上述两份《协议书》中涉及的被拆迁房屋已于1996年被拆除。直到2014年1月，我被原审法院在另案纠纷中依法追加为被告时，才得知王府井公司在签订上述两份《协议书》时，我所有的房屋并不在王府井公司的拆迁范围内。但是，上述两份《协议书》均明确记载被拆迁房屋属拆迁范围，王府井公司也一直主张系合法征用拆迁。我认为，王府井公司在签订《协议书》时故意向我隐瞒真相，如我当时知道真相则根本不会同意王府井公司拆除房屋。因此，尽管王府井公司已经就被拆迁房屋向我支付了对价，但王府井公司没有拆迁许可证的拆迁行为并不能因此而认定为合法。由于王府井公司的欺诈行为，导致我在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况下签订了《协议书》，侵犯我的合法权益。故我诉至法院，请求依法撤销我与王府井公司于1996年9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以及于2006年12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
王府井公司辩称：不同意刘正民的诉讼请求。我公司确实没有刘正民所述的房屋拆迁地块的拆迁许可证，但是该地块的拆迁是由政府许可的，属于当时北京市东城区市政工程整体拆迁范围。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了王府井公司不具有拆迁许可证，且我公司向刘正民支付了相应的对价，根据人民法院已生效判决认定双方之间签订的《协议书》系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签订的合法有效协议。我公司不具备拆迁许可证并不构成法律上对《协议书》合同效力的否定，我公司不存在任何欺诈行为，在拆迁时亦未告知刘正民任何虚假情况，我公司的拆迁行为也不构成侵权。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刘正民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欺诈行为是指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故意告知对方虚假的情况，致使对方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的行为。本案中，根据人民法院已生效判决认定，双方之间签订的两份《协议书》系平等民事主体间进行的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并已实际履行完毕。故法院认定，上述协议系刘正民与王府井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王府井公司未取得拆迁许可证，但并不影响双方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现刘正民以王府井公司在不具有拆迁许可证的情况下与其签订《协议书》，对刘正民有欺诈行为并导致刘正民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为由，要求撤销两份《协议书》的诉讼请求，因刘正民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对刘正民的该项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5年4月判决：驳回刘正民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刘正民不服，上诉至本院称：王府井公司主张，系北京市东城区政府决定由其完成对涉诉房屋的拆迁工作没有证据支持，王府井公司是在没有拆迁许可证的情况下对我的房屋进行拆迁，即使王府井公司是受东城区政府指派完成拆迁，也不能成为其无证拆迁的正当依据；原审法院以拆迁许可证信息空白为由，认定我明知王府井公司没有拆迁许可证，属事实认定错误，王府井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已经告知我没有拆迁许可证；原审法院仅以双方签订协议和履行的事实认定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依据；生效判决不应作为原审法院的定案依据，该生效判决解决的是财产损害赔偿金额的问题，并非本案的协议效力问题。综上，王府井公司的行为构成欺诈，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我的诉讼请求。王府井公司同意原审判决并辩称：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不存在欺诈胁迫行为；我公司支付了合理对价；生效判决也已经确认协议有效；故不同意刘正民的上诉请求。
经审理查明：涉诉拆迁房屋原登记在刘正民和案外人刘×2、索×1、刘×3名下，其中刘正民和刘×2占三分之一份额，索×1、刘×3各占三分之一份额。索×1为案外人索×2、索×3、索×4、索×5之父。索×1之妻刘×1于1979年去世。
1993年6月10日，刘正民办理接受索×1将涉诉拆迁房屋三分之一份额赠予刘正民的公证。1994年2月18日，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为刘正民颁发了东字第22462号房产证，涉诉拆迁房屋产权全部归刘正民所有。
1996年9月4日，刘正民（天鹅时装店）作为乙方与北京市王府井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于2007年9月1日经工商核准变更名称为王府井公司）作为甲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依据北京市规划局（）第号许可证及东城区房地局东拆许字（）第号许可证，对东四西大街道路两侧进行市政工程建设并实施拆迁。乙方所属个体营业位于东四西大街63号属拆迁范围。”双方还对周转停业期间的补偿、刘正民腾房时间等问题进行了约定。《协议书》签订后，刘正民将涉诉拆迁房屋交付给王府井公司进行拆除。
2006年12月18日，王府井公司（甲方）与刘正民（乙方）签订另一份《协议书》，约定：甲方因建设的需要于1996年对朝内大街实施道路改造拆迁，乙方位于×××63号的经营场所属拆迁范围之内，经营面积100平方米（建筑面积），按拆迁法的有关规定甲方应为乙方安置回迁面积100平方米（建筑面积）并在周转期间为乙方发放停产停业补偿；现甲乙双方经过协商达成协议如下：乙方提出放弃回迁安置改用货币补偿；甲方同意按朝内大街放弃补偿标准每平方米1.1万元人民币共计折合人民币110万元；甲方自1999年到2005年尚欠乙方停产停业补偿人民币55万元；以上两项合计165万元。该《协议书》签订后，王府井公司按约向刘正民给付拆迁补偿款共计165万元。
2012年，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确认索×1与刘正民之间的赠与无效。后法院判决撤销刘正民的房屋所有权登记，涉诉拆迁房屋恢复到1991年的登记状态，即涉诉拆迁房屋所有权人变更为刘×3、刘正民、刘×2、索×1四人共有，刘正民为持证人。
2012年，索×2、索×4、索×3、索×5在原审法院以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起诉王府井公司和刘正民，原审法院以原告主体不适格裁定驳回索×2、索×4、索×3、索×5的起诉。后索×2、索×4、索×3、索×5向北京市东城区房屋管理局提起行政裁决，北京市东城区房屋管理局答复称：“经核实，我局以原王府井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为拆迁人核发的拆迁许可证，均不包含×××63号。其中，我局于1994年批准原王府井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实施朝内市政项目拆迁的东拆许字94第26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迁范围在朝内北小街到东四北大街区间路段内，也不包含×××63号。因此刘正民与原王府井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民事行为。四申请人及被申请人都不具备法定的裁决当事人身份。”据此，北京市东城区房屋管理局决定驳回索×2、索×4、索×3、索×5的裁决申请事项。
2013年10月，索×2、索×4、索×3、索×5在原审法院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起诉王府井公司和刘正民，以刘正民不是涉诉拆迁房屋的合法产权人、王府井公司不应该给刘正民补偿、王府井公司没有拆迁许可证、涉诉拆迁房屋所在的东四西大街不属于拆迁范围为由，要求王府井公司和刘正民共同赔偿经济损失3564000元，或提供同样地块同样面积的房屋。原审法院于2014年10月作出（2013）东民初字第13358号民事判决：刘正民给付索×2、索×4、索×3、索×5拆迁补偿款共计366700元；驳回索×2、索×4、索×3、索×5的其他诉讼请求。刘正民不服，上诉至本院，后申请撤回上诉。本院于2015年3月作出（2015）二中民终字第02331号民事裁定：准予刘正民撤回上诉。（2013）东民初字第13358号民事判决“本院认为”部分载明：刘正民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将索×1名下的房产份额过户到自己名下，致使涉诉拆迁房屋在拆迁时，共有人索×1未得到其应有的补偿，从而致使索×2、索×4、索×3、索×5作为索×1的合法继承人无法实现其继承财产的权利，刘正民的过错行为和索×2、索×4、索×3、索×5之间的损失存在因果关系，故刘正民应对索×2、索×4、索×3、索×5的损失进行补偿。在拆迁时，涉诉拆迁房屋登记在刘正民一人名下，王府井公司与刘正民签订《协议书》没有过错；虽然王府井公司没有拆迁许可证，但是王府井公司和刘正民是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并且给付了刘正民相应的补偿款，双方属于平等的民事主体间进行的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王府井公司的拆迁行为不构成侵权。索×2、索×4、索×3、索×5的损失应该由刘正民来赔偿。
原审审理中，刘正民提交原审法院于2014年1月20日出具的《追加被告通知书》，证明其系在索×2、索×4、索×3、索×5起诉王府井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被追加为被告后，方知道王府井公司不具备拆迁许可证的事实。
上述事实，有《协议书》、《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程序终结告知书》、（2013）东民初字第13358号民事判决书、（2015）二中民终字第02331号民事裁定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刘正民与王府井公司签订协议书的行为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设定权利义务的行为，如不存在可撤销或无效等其他阻却上述行为效力的情形，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具有法律约束力。
现刘正民以王府井公司存在欺诈为由要求撤销相应协议书，本院认为：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基于本案协议书中关于拆迁许可的信息为空白的事实，难以认定王府井公司存在故意隐瞒其未取得涉诉拆迁房屋拆迁许可证的行为，现刘正民亦无证据证明王府井公司曾告知刘正民其取得了涉诉拆迁房屋的拆迁许可证。故本院难以认定王府井公司在与刘正民签订协议书的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刘正民的相关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刘正民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刘正民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刘正民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于阳春
代理审判员 王艳芳
代理审判员 杜传金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杨 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