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民终5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作明，男，1952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潜勇，浙江国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琴琴，女，1961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系王林夫之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国勤，女，1964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系王林夫之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国军，男，1967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系王林夫之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国耀，男，1970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系王林夫之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暨上述四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苗珍，女，1946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上虞区和丰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江扬路789号。
法定代表人：方建和，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方建和，男，1955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晓花，女，1956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
上诉人王作明因与被上诉人王国勤、王国耀、王国军、王琴琴、王苗珍及上虞市和丰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和丰公司）、方建和、魏晓花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6民撤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作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王作明全部诉请。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993年3月19日协议与1993年3月25日协议签订后，因王作明与王林夫对上虞市中亚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和丰公司的前身，以下简称中亚公司）提出的拆迁补偿条件不满，经各方协商同意上述二份协议作废。后经中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晓安要求，王作明同意王林夫代表房产产权人签订1993年4月3日协议。1.王林夫以代表身份签订1993年4月3日协议，协议第1、2、3三项的补偿应属王作明所有，第4、5二项的补偿属王林夫所有。该协议包含了王作明的房产，即使中亚公司已对王作明进行了拆迁安置，也没有理由将王作明房产的拆迁安置补偿给王林夫；2.1993年4月3日协议签订前，为了化解王作明对王林夫作为房产代表的担心，中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晓安要求王林夫在协议签订后配合王作明办理协议前三项内容的安置手续，并于1993年3月27日向王作明表态保障王作明的上述权益。（二）一审判决认定中亚公司已履行了安置补偿义务，缺乏事实依据。1993年3月19日协议与1993年4月3日协议均未涉及10万元安置补偿款，10万元款项的汇款时间在1994年，如该款系拆迁安置费，则存在中亚公司对同一地块二次安置补偿的情形。1994年3月2日、7月12日，中亚公司两次汇入上虞市联运公司的10万元款项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能视为中亚公司已履行了对王作明的安置补偿义务。（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王作明应得安置补偿房产被王林夫非法占有，应适用物权法第二百四十四条规定，王林夫应将取得的拆迁安置补偿返还王作明并赔偿损失。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案号存在立案登记错误。
王作明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2012）浙绍民终字第22号民事判决及相应的（2010）绍虞民初字第1056号民事判决；2.判决确认王作明对前案确认的原位于上虞市百官横街129号房产及土地享有拆迁安置补偿权益；3、依法分割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确定的拆迁补偿财产；4、判令各被告协助办理相应房产交付及过户手续；5、本案诉讼费由八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10）绍虞民初字第1056号民事判决查明，中亚公司因城市建设需要，在上虞市百官镇新建路开发综合楼项目，王林夫、王苗珍房屋所在位置属开发项目的拆迁范围。1993年3月25日中亚公司（甲方）与王林夫（富）（乙方）签订了一份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就王林夫(富)在的房屋（砖木结构平房四间和披屋一间）和附属物的拆迁，达成补偿、安置协议，其中（一）补偿：甲方拆除乙方砖木结构平屋4间，披屋1间，计建筑面积89.59元平方米，经房屋专业评估员评估，甲方补偿乙方人民币24089.30元；甲方补偿给乙方附属物费计人民币14653.85元；甲方付给乙方房屋拆建期间时安置补助费六个月，按每人每月25元，计人民币900元，临时过渡房由乙方自行解决；甲方付给乙方两次搬家补助费，按人均每次20元，计人民币240元；乙方在93年4月1日前自行拆除（旧料归乙方所有）,甲方奖励乙方奖金1443.85元，以上补偿费、补助费、奖励合计人民币肆万壹仟叁佰贰拾柒元。（二）安置：甲方将乙方的三间地基安置在百官镇四村茅家新村；双方另对付款方法及违约责任等作了约定，并签名盖章确认，其中乙方王林夫（富）系由其儿子王国军代签，这份拆迁协议书在上虞市建设土地环境保护局备案。1993年4月3日，中亚公司（甲方）又与王林夫（富）（乙方）以“王林富代表”的名义就征用位于上虞市百官横街129号砖木结构平房计面积194.97平方米以及园地538.73平方米（其中花园175平方米），双方协商就上述房地产拆迁补偿的相关权利义务达成协议并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约定：一、甲方补偿给乙方横街路综合楼南单元五、六层东面套房住宅各一套，每套建筑面积不少于105平方米；二、甲方补偿给乙方座落在新建路中的综合楼底层西面北侧商场营业房四间，建筑面积为103平方米；三、甲方补偿给乙方新建路综合楼北单元底层东面3.3米开间住宅一间，建筑面积33平方米；四、甲方补偿给乙方座落在南面套房各一套，每套建筑面积不少于105平方米；五、甲方负责为乙方征用好三间造房地基，乙方偿还给甲方征用地费五千元，该款在九三年五月底前付给甲方；六、甲方在综合楼和茅家新村住宅竣工后，即把补偿的房屋交付给乙方；七、房屋产权转移，住宅房在竣工后交付时即办理房产证给乙方，综合楼底层营业房竣工后，限于六个月内产权证交付给乙方；双方另就保证履约及乙方限期搬迁等作了约定。1993年5月31日王林夫按该协议第五条约定向中亚公司支付土地征用费用5000元，中亚公司出具收款凭单一份。之后中亚公司对相应房地产进行了开发，1994年12月中亚综合楼竣工，1996年8月19日该楼验收合格。王林夫、王苗珍则按双方在1993年4月3日签订的协议占有了座落在，但至今未能办理房屋房地产登记手续（即相应的土地证及房屋所有权证）；另座落在上虞市半的住宅房，即协议约定安置的三间地基，但至今亦未能办理相应的土地证及房屋所有权证；王林夫、王苗珍另在1995年至1997年使用过的四间营业房（新建路55、57、59、61号），1997年后该四间营业房一直关闭，未使用（产权也未登记在王林夫、王苗珍名下）。之后王林夫、王苗珍就中亚公司未交付部分的房地产即1993年4月3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所确定的第一条（即补偿横街路综合楼南单元五、六层，东面套房住宅各一套，每套建筑面积不少于105平方米）、第三条（即补偿新建路综合楼北单元底层东面3.3米开间住宅一间，建筑面积33平方米）所列房地产及第二条（即营业房四间，建筑面积103平方米）少交付6平方米的房地产等内容，要求中亚公司按1993年4月3日协议履行，以及中亚公司委托律师的答复公函、通知，双方对此一直交涉、争执，后王林夫向法院提起诉讼，又撤诉；因3501-28地块房屋所有权人王作明向王林夫及中亚公司提起诉讼的案件中，王林夫、王苗珍均未放弃其向中亚公司（包括变更后的和丰公司）主张上述房地产，要求和丰公司履行1993年4月3日协议所约定的内容，未果之后，王林夫又在2008年10月22日向上虞市人民法院起诉，经上虞市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2008）虞民一初字第2014号民事裁定，以王林夫代表主体不清为由，裁定驳回王林夫的起诉，故现王林夫、王苗珍向法院起诉，诉讼请求如前所述。另查明，中亚公司成立于1992年11月，系上虞市规划建设局下属集体企业，其法定代表人王晓（小）安因病去世后，由方建和于2000年5月担任中亚公司经理，2004年8月中亚公司进行企业转制，变更为和丰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方建和。同时查明，根据1993年4月3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所确定的第一条（即补偿横街路综合楼南单元五、六层，东首套房住宅各一套，每套建筑面积不少于105平方米）、第三条（即补偿新建路综合楼北单元底层东面3.3米开间住宅一间，建筑面积33平方米）的商品房已由中亚公司转让给他人；同时第二条即新建路营业房四间（新建路55、57、59、61号）在2008年6月由原来的中亚公司名下转至和丰公司名下，并在2008年7月由和丰公司转移至方建和及魏晓花名下（方建和与魏晓花系夫妻关系），四间营业房共计建筑面积96.35平方米。同时上虞市、57号、59号、61号四间营业房与魏晓花、方建和所有的上虞市百官街道江东路123-1/2/3号营业房以及方建和位于上虞市百官街道恒利新村西3区32幢503室住宅房、阁楼、1号车库由方建和、魏晓花作为抵押物担保一并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抵押贷款人民币2800000元，期限为2011年9月28日至2012年9月28日止，用于方建和向银行抵押贷款。另经王林夫、王苗珍申请，法院委托上虞市天马评估所对上虞市百官街道新建路5号501、605、101室的房产（根据协议相对应的房产位置）价值按现行市价进行了评估，该评估报告证实该三套房产的目前评估价格，其中上虞市百官街道新建路5号501室住宅房（105.44平方米）评估值为781000元、附房（4.07平方米）评估值为8000元；上虞市百官街道新建路5号605室住宅房（106.96平方米）评估值为698000元，附房（8.41平方米）评估值为17000元；上虞市百官街道新建路5号101室住宅房（111.61平方米）评估值为724000元（在此位置的房屋，按协议王林夫、王苗珍享有33平方米，应予以折价计算）。该院认为，本案讼争的焦点是1993年4月3日协议和1993年3月25日协议哪份是真实的，应按哪一份协议履行？根据现有的证据分析，二份协议均是真实的。1993年3月25日的协议，是王林夫与和丰公司的前身中亚公司签订，涉及的是王林夫的房产拆迁，但王林夫处落款签名是王国军（王林夫儿子），且王国军无授权委托书，王林夫亦予以否认，而王国军当时的身份是中亚公司的职工，该协议相对规范且在上虞市建设土地环境保护局备案，但该协议中除三间地基安置履行以外，其余履行情况（包括补偿款的支付等）无相关证据印证，同时三间地基的履行也符合1993年4月3日协议中相关条款的约定；1993年4月3日协议是中亚公司与“王林夫代表”所签订，对此产生第一个争议，即王林夫代表的含义，代表谁，被告认为代表王林夫家庭，王林夫、王苗珍则认为代表原父母所遗留下来财产的合法继承人(在4月3日协议签订前王林夫、王苗珍的父母均已过世)，不仅仅是王林夫，还有妹妹王苗珍，另一个兄弟王海乔已提供声明，放弃继承遗产，且王海乔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已过世，因此代表的含义是王林夫及王苗珍二人，此财产并非仅是王林夫家庭的，还有王苗珍的，从现有的证据及延续性的角度来看，王林夫、王苗珍父母去世后，遗产未经分割，故横街129号3501-27地块及菜园属于王林夫、王苗珍，因此1993年4月3日协议中“王林夫代表”应为代表王林夫及王苗珍。其次又产生第二个争议，即该拆迁位置有多少财产（房产），上虞市百官镇（街道）横街129号内原居住的是王林夫、王苗珍的父母及其子女，后因其中三间平房的房屋产权有争议，1986年经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给张荷花、王婉珍（系王林夫、王苗珍的婶婶和堂姐妹），之后张、王将此三间平房绝卖给王作明，且在1993年的拆迁过程中王作明的房屋亦已拆迁安置，同时王作明也因协议中“王林夫代表”的问题（1993年4月3日协议）提起诉讼，经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驳回王作明的起诉，否定了“王林夫代表”包括了王作明。从房管部门的房产分户平面图等材料来分析，横街129号3501-28地块属于王作明，129号3501-27地块属于王林夫等，此外里的菜园属于王林夫家庭使用，按王林夫、王苗珍陈述，在菜园的土地上建房（四间一披），与3501－27地块上的房屋（三间），总计七间一披，因当时不规范，也未办理相关证件，平面图上未显示（四间一披，该问题无法查清）。1993年4月3日协议存在的问题首先不规范，与正常的拆迁协议不同，无房产评估，价值不明确，临时安置补贴等等均无约定，主要内容是补偿、安置，王林夫、王苗珍也承认“这个都没有确定。当时谈好按照协议来确定，包括交房时间，其他由王林夫、王苗珍自行处理。拆迁时间是1993年，而上虞当时拆迁刚刚起步，应当来说拆迁是不规范，当时拆迁并非只有，而是附近所有邻居都是一并拆迁的”。其次未备案，由王林夫、王苗珍保存，事后才拿出来，导致争议。从履行情况来看，1993年3月25日的协议除三间地基安置履行与1993年4月3日协议一致外，其余实际未履行，被告亦无证据予以印证，而事实是1993年4月3日协议部分在履行，如王作明缴纳征地费5000元（三间地基费用），占有商品房二套（未办证），四间营业房（新建路55、57、59、61）使用过（1995年使用至1997年）等等，被告认为三间地基是被告履行1993年3月25日协议中安置方面的内容，不是履行1993年4月3日的协议，但缺乏证据印证，同时认为上虞市百官街道茅家新村的两套房屋及新建路的门面房（营业房）是王林夫、王苗珍自行抢占的，被告都没有正式交付过，而王林夫、王苗珍提出上述房屋的钥匙是中亚公司经理王晓（小）安交付的。对此，该院认为：首先对于上虞市百官街道3501－27地块及菜园归属王林夫、王苗珍没有争议，双方关键是对中菜园上是否建有四间一披房屋存在争议，因此针对存在的两份协议进行比较、分析，同时结合本案相关证据所认定的事实，王林夫、王苗珍的陈述更具有真实性、合理性。本案最关键的焦点是即按哪一份协议履行，综合如前所述的两份协议签订的具体过程以及两份协议条款的实际履行情况进行分析、判断，认定1993年4月3日签订的协议更具有合理性，故本案应按1993年4月3日协议履行。综上，王林夫、王苗珍以王林夫代表的名义与中亚公司签订的1993年4月3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未违反禁止性法律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依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地履行合同。关于诉讼时效，因王林夫、王苗珍一直提出要求并提起诉讼，且有些问题是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得知权利被侵害，故根据法律规定王林夫、王苗珍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中王林夫、王苗珍按协议履行了相关义务，但中亚公司未按约履行，显属违约，故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由于中亚公司于2004年进行企业转制，变更为现在的和丰公司，故原中亚公司的相关权利、义务应由和丰公司享有和承担，因此王林夫、王苗珍要求和丰公司协助王林夫、王苗珍办理座落在上虞市百官街道茅家新村4号楼304室及404室住宅房及座落在上虞市半的住宅房的房地产登记手续，即相应的土地证及房产证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根据协议的约定中亚公司应补偿王林夫、王苗珍四间营业房，但实际未过户到王林夫、王苗珍名下，且由和丰公司在2008年7月转移至方建和及魏晓花夫妇名下，虽和丰公司与方建和、魏晓花通过正常手续买卖、转让，但因购买方身份特殊，在明知该房产存有争议、尚待明确的情况下，仍予以购买，此行为侵犯了王林夫、王苗珍的合法权益，故对于三被告之间的买卖、转让行为，应属无效，魏晓花、方建和因该合同取得的房产，应当予以返还。本案王林夫、王苗珍曾要求撤销三被告之间的买卖、转让行为，后经释明，王林夫、王苗珍同意变更诉讼请求为依法确认和丰公司与方建和、魏晓花之间即座落在上虞市，57号，59号，61号四间营业房的买卖协议无效，并责令和丰公司及方建和、魏晓花将登记在其名下的房屋变更到王苗珍、王林夫名下。由于该四间营业房与魏晓花、方建和所有的上虞市百官街道江东路123-1/2/3号营业房以及方建和位于上虞市百官街道恒利新村西3区32幢503室住宅房、阁楼、1号车库由方建和、魏晓花作为抵押物担保一并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抵押贷款人民币2800000元，期限为2011年9月28日至2012年9月28日止，该抵押贷款合同合法有效，经法院释明后，王林夫、王苗珍坚持要求返还房产，考虑到该四间营业房存在且能够返还，同时为减少当事人讼累，故予以一并解决，上述四间营业房应由魏晓花、方建和返还和丰公司，并由和丰公司予以协助，将此四间营业房变更登记至王林夫、王苗珍名下，对此项诉讼请求，亦予以支持；关于王林夫、王苗珍要求的营业房少交付六平方米的请求，因该协议中相关条款除营业房的数量明确外，对营业房所在位置只是大致范围，且该协议众多条款对交付房屋的面积也是采用不确定的用语，故从该协议的本意出发，应以交付的四间营业房的实际面积为准，对此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王林夫、王苗珍要求和丰公司赔偿迟延交房而产生的损失84万元的请求，因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并非是被告迟延交付所致，而是由于存在二份拆迁协议，且内容不明确，存在较大争议而导致迟延，且王林夫、王苗珍在签订协议时，也因自己一方主体未明确注明，导致纠纷，且诉讼不断，双方均存在过错，同时王林夫、王苗珍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具体的损失情况，故对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由于根据协议所对应的相应房产即座落在上虞市百官街道新建路5号501室过户给何惠娟、605室过户给徐军，101室过户给陈金荣（33平方米），王苗珍、王林夫要求和丰公司按现行市场价的二倍对王苗珍、王林夫予以赔偿，并由方建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由于根据协议约定应由中亚公司补偿，而实际未予补偿王林夫、王苗珍，且上述房屋已由中亚公司通过合法手续过户给善意第三人，故应根据专门评估机构的评估，按现行市场价以现金的方式折价支付王林夫、王苗珍，但王林夫、王苗珍要求和丰公司按现行市场价的两倍赔偿，与法律规定不符，不予支持。关于王林夫、王苗珍要求方建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请求，因上述房产过户系公司行为，且王林夫、王苗珍亦无证据证实方建和在上述房产过户时，存在明知和恶意的行为，故对此亦不予支持，因此对此项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关于三被告的辩解意见，与该院认定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故不予采信。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和丰公司协助王林夫、王苗珍办理座落在上虞市百官街道茅家新村4号楼304室及404室住宅房及座落在上虞市半的住宅房的房地产登记手续，即相应的土地证及房产证，限被告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二、确认和丰公司与方建和、魏晓花就上虞市、57号、59号、61号营业房的买卖合同无效，魏晓花、方建和应将上虞市、57号、59号、61号营业房四间返还和丰公司，并由和丰公司协助王林夫、王苗珍，将此四间营业房变更登记至王林夫、王苗珍名下，限三被告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履行。三、和丰公司应按现行市场价（评估）赔偿王林夫、王苗珍不能交付房屋的经济损失计人民币1718067元，限被告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四、驳回王林夫、王苗珍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2200元，由王林夫、王苗珍负担2200元，和丰公司负担10000元；鉴定费3000元，由和丰公司负担。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绍民终字第22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该院二审认为：一、关于合同效力的认定问题。本案中，王林夫之子王国军虽曾于1993年3月25日代其父与中亚公司签订协议，但王国军并非户主，且其行为未得到王林夫、王苗珍的追认，故王国军签订协议的行为系无权代理。此后，王林夫于1993年4月3日与中亚公司签订协议，并按协议约定缴纳征地费，占有商品房二套及使用过四间营业房等，从其具体签约人员、签约过程及实际履行情况来评判，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且王林夫、王苗珍户内均无人反对，故应认定王林夫、王苗珍户与中亚公司之间签订的1993年4月3日协议合法有效，王林夫、王苗珍代表家庭提起诉讼，主体资格适格。和丰公司、方建和、魏晓花虽提出1993年4月3日协议存在虚增拆迁标的、提高拆迁标准的异议，但基于证据规则关于“当事人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和丰公司、方建和、魏晓花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推翻上诉人王林夫、王苗珍所主张的事实，同时也无证据表明中亚公司在签订协议时存在以合法手段达到非法目的的行为，因此和丰公司、方建和、魏晓花提出的上述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二、关于能否再予交付6.65平方米建筑面积的问题：1993年4月3日协议第二条约定营业房的间数为四间，故应以上述四间营业房的产权登记面积为准。对于王林夫、王苗珍提出55号房屋后半部分尚有6.65平方米建筑面积应予返还的上诉主张，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如因房屋建筑面积与协议约定内容不符产生争议，王林夫、王苗珍可另行主张权利。三、关于和丰公司、方建和应否承担两倍赔偿责任的问题：因本案所涉争议系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并非商品房买卖纠纷，故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即本案不适用两倍赔偿规则。据此，对王林夫、王苗珍要求和丰公司、方建和承担两倍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四、关于和丰公司应否承担迟延交房损失的问题：因本案当事人曾先后签订二份协议，且王林夫与案外人为房屋权属等问题多次诉讼，导致不能按期履行协议，故对王林夫、王苗珍提出要求和丰公司赔偿迟延交房损失的上诉请求不再支持。五、关于程序问题：和丰公司与方建和、魏晓花之间就新建路55号、57号、59号、61号营业房的买卖合同应认定无效，无需征求抵押权人意见，故对和丰公司、方建和、魏晓花提出追加抵押权人参加诉讼的上诉意见不予采纳。但该房产尚处于抵押期间，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条件尚不成就。鉴于王林夫、王苗珍于2011年10月18日在一审法院释明时明确表态：“我们坚决要房子，房子产权现在无法过户，我们是不会来责怪法院的，这是我们自愿的。我们可以等，只要法院给我们产权明确”。即王林夫、王苗珍主张的是上述房产的所有权，但由于无法对抗已登记的抵押权，变更登记手续需待条件成就时再行解决，在本案中尚不能直接确认所有权，故对王林夫、王苗珍要求责令和丰公司、方建和、魏晓花将登记在其名下的房屋变更到王林夫、王苗珍名下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此外，因转制引起的争议并不是本案审查范围，故和丰公司、方建和、魏晓花提出追加主管部门为当事人的上诉意见缺乏法律依据，亦不予采纳。六、关于诉讼时效问题：鉴于王林夫、王苗珍围绕拆迁安置补偿及相关事宜多年信访、诉讼，使诉讼时效中断，故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判令为尚处于抵押期间的房屋迳行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不当，予以纠正。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维持浙江省上虞市人民法院（2010）绍虞民初字第1056号民事判决第一、三、四项；二、变更浙江省上虞市人民法院（2010）虞民一初字第105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确认和丰公司与方建和、魏晓花就上虞市、57号、59号、61号营业房的买卖合同无效。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诉讼费用12200元，由王林夫、王苗珍负担2200元，和丰公司负担10000元；鉴定费3000元，由和丰公司负担。二审诉讼费用12200元，由王林夫、王苗珍负担2200元，和丰公司负担10000元。
本案一审查明的事实与原案一、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另查明，1994年3月2日、7月12日，经由中亚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晓安审批同意，中亚公司开具金额分别为人民币6万元及4万元的汇款审批单，该两份汇款审批单上显示汇入单位为上虞市联运公司（王作明拆迁户），开户银行账户为44×××21，注明的用途分别为政策性安置房返还款（属新建路综合楼地块拆迁户）以及新建路中亚综合楼地块拆迁安置费，合计十万元，原已支付6万元。1994年3月2日，7月12日，中亚公司根据上述两份汇款审批单，通过工商银行分别向上虞市联运公司汇入人民币6万元及4万元，汇款用途为拆迁安置费。该10万元拆迁安置补偿款汇入上虞市联运公司时，王作明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上虞市联运公司在中亚公司开发建设的中亚综合楼项目中并无被拆迁房产。2016年5月10日，上虞市和丰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绍兴市上虞区和丰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浙民一终字第5号民事裁定认定“王作明拥有上虞市百官横街129号房屋105.38平米所有权明确”，故其具有第三人撤销之诉主体资格。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争议焦点为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2010）绍虞民初字第1056号民事判决和绍兴中院（2012）浙绍民终字第22号民事判决有否侵犯王作明的合法权益。本案中，1993年3月19日，王作明与中亚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后，中亚公司即于1994年3月2日，7月12日，分两次向上虞市联运公司汇入人民币10万元，汇款用途为拆迁安置费。和丰公司（由中亚公司更名而来）表示王作明当时是上虞市联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两笔汇款实际支付给了王作明，用于履行与其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项下的合同义务。王作明虽以该10万元是中亚公司转入上虞市联运公司，其与上虞市联运公司系不同的法律主体，且汇款时间与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签订的时间相隔较长为由，否认该10万元是中亚公司向其支付的拆迁安置补偿费，但根据现有证据，上虞市联运公司并无房产及土地在中亚公司开发的中亚综合楼项目中被拆迁征收，而中亚公司在向上虞市联运公司汇款的审批单及银行转账支票中均明确汇款的用途为支付拆迁安置费，汇款审批单上显示的汇入单位为上虞市联运公司并备注了“王作明拆迁户”，这表明该10万元实际系中亚公司为履行与王作明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而所支付的款项，该笔款项的实际收款人为王作明。中亚公司虽没有严格按照双方于1993年3月19日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履行补偿安置的义务，但是按照当时上虞市商品房的市场价格，其向王作明支付10万元拆迁安置补偿款已经超出了中亚公司应负担的合同义务，因此王作明与中亚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王作明在中亚公司因开发中亚综合楼项目征收其105.38平方米房产所享有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已经不复存在。（2010）绍虞民初字第1056号民事判决以及（2012）浙绍民终字第22号民事判决依据1993年4月3日中亚公司与被告王林夫（代表）签订的《拆迁的补偿安置协议书》作出并未损害其民事权益。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作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200元，由原告王作明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1993年3月19日，中亚公司与王作明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居民)，约定中亚公司因城市建设需要，建造综合楼。经市建设土地环境保护局虞拆许字(93)第5号批准，王作明在上虞市百官镇的房屋和附属物属拆迁范围，中亚公司拆除王作明砖木结构平房三间，计建筑面积105.38平方米，将王作明住房安置在百官镇恒利小区茅家新村一楼中套住房贰套，新房价款与旧房全部补偿费、补助费、奖金相抵，王作明应找付中亚公司13857.30元。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符合该条规定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诉请成立的条件是，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案判决内容是否错误并侵犯了王作明的合法权益。
王作明主张原案判决将其所有房产的拆迁补偿权益确认给王林夫、王苗珍，损害了其合法权益，理由是1993年4月3日中亚公司与“王林富代表”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拆迁标的物包含了其所有的房产,该协议约定的第1、2、3三项的补偿应属其所有。虽然本院(2004)浙民一终字第5号民事裁定认定，“王作明拥有上虞市百官横街129号房屋105.38平方米所有权明确。中亚公司与王林夫之间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处分了王作明的房产”。但是，首先，王作明上诉提出“1993年3月19日协议与1993年3月25日协议签订后，因王作明与王林夫对中亚公司提出的拆迁补偿条件不满，经各方协商同意上述二份协议作废；在1993年4月3日协议签订前，为了化解王作明对王林夫作为房产代表的担心，中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晓安要求王林夫在协议签订后配合王作明办理协议前三项内容的安置手续，并于1993年3月27日向王作明表态保障王作明的上述权益。王林夫系以代表身份签订1993年4月3日协议，协议第1、2、3三项的补偿应属王作明所有，第4、5二项的补偿属王林夫所有”的上述主张，不仅缺乏相应的有效证据予以证明，而且与协议的相关内容及当事人的履行行为均不符，无法采信。其次，关于中亚公司于1994年3月2日、7月12日分两次汇入上虞市联运公司的拆迁安置费10万元，和丰公司与王苗珍方均主张，因王作明当时是上虞市联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两笔汇款10万元系中亚公司为履行与王作明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项下的补偿义务而支付给王作明的拆迁安置补偿费。王作明则认为，1993年3月19日协议并未履行，后由王林夫代表其与中亚公司签订了1993年4月3日协议；该10万元是中亚公司转入上虞市联运公司，系两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其与上虞市联运公司系不同的法律主体，且汇款时间与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签订的时间相隔较长，中亚公司未向其支付该10万元；汇款审批单填写的“王作明拆迁安置费”系中亚公司单方制作，证明力极低。本院认为，虽然中亚公司支付拆迁安置费10万元的履行行为与1993年3月19日协议约定的拆迁安置补偿内容完全不同，但根据现有证据，王苗珍方提供的中亚公司向上虞市联运公司汇款的审批单及银行转账支票，均载明汇款的用途为支付拆迁安置费，汇款审批单还载明系新建路综合楼地块拆迁安置费，汇入单位为上虞市联运公司并备注了“王作明拆迁户”，而王作明既不能举证证明上虞市联运公司当时有房产或土地在中亚公司开发的新建路综合楼项目中被征用拆迁，也未能举证证明上虞市联运公司与中亚公司有其他需要支付拆迁安置费的业务往来，对比双方的举证，结合王作明在2002年之前从未主张有关房屋拆迁补偿利益的情况分析，一审认定该10万元实系中亚公司为履行1993年3月19日协议而向王作明支付的拆迁安置款项，符合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因此，虽然中亚公司未按照1993年3月19日协议的约定向王作明履行补偿安置的义务，但在王作明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中亚公司支付10万元拆迁安置补偿款尚未达到其原应承担的合同义务的情况下，一审认定中亚公司与王作明签订的1993年3月19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王作明因中亚公司开发中亚综合楼项目征收其105.38平方米房产所享有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已经全部取得，并无不当。基于王作明就讼争105.38平方米房产的拆迁补偿权利已不再享有诉益的事实，即使1993年4月3日协议的拆迁标的物包含了王作明所有的该房产，存在虚增的情况，原案依据该协议约定作出判决，就王作明所有的105.38平方米房产判令和丰公司向王林夫、王苗珍作了重复的安置补偿，实质损害的也是和丰公司的权益，并不损害王作明的合法权益。
另，本案原案号为(2015）浙绍撤初字第1号，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4日裁定驳回起诉，本院二审后于2017年3月7日裁定撤销一审裁定，指令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立（2017）浙06民撤3号审理并作出一审判决，案号重立并无不当。
综上，原案判决有无不当，均不损害王作明的合法权益，故王作明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请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2200元，由上诉人王作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侯黎明
审判员 刘国华
审判员 谢静华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六日
书记员 来益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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