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7）云26行赔初5号
原告张胜生，男，1957年4月8日出生，壮族，云南省丘北县人，住云南省文山州丘北县。
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626015214810G。
住所地，丘北县锦屏镇政通路*号。
法定代表人：杨波，县长。
委托代理人：王国武，丘北县林业局副局长，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王艳华，晨羿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原告张胜生诉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于2017年5月1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当日受理后于2017年5月22日向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送达了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和举证通知书。在规定时限内，被告以该案“多年来多次诉争、裁决，相关证据较多，需要一定的时间收集证据”为由向本院提出延期举证申请，本院审查同意被告延期举证后，被告于2017年6月20日向本院提交了答辩状和证据材料。本院在法定期限内将被告提效的答辩状及证据材料送达原告。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陈古洪担任审判长并主审，由审判员何建兵、王要师参加评议，于2017年9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胜生、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行政机关负责人程建宏、委托代理人王艳华、王国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先张胜生诉称：原告张胜生诉称，原告与张占良是同村人，1984年政府实行自留山承包责任制，本人的自留山与张占良的责任山同在浪刚山的同一面坡，我的自留山范围:填在《丘北土地管理证》上为:浪刚面积6亩，四至界限为:东至大沟、西至松林、南至大路、北至张胜超自留山。1997年12月19日，响应政府“抚贫绿色工程，扶贫贷款造林”的号召，原告在自己的自留山浪刚种上桐果、杉木、板栗等经济林木，不曾想张占良目无法纪，不顾历史事实，非法侵占我的自留山浪刚山片，因此造成纠纷。
2006年国家有政策，重填林权证，国家山林要有补偿费，张占良在2006年的一天，请了15人侵占我的承包自留山浪刚，砍倒188棵板栗树，我无奈，只能向村干部反映，张成信是村小组长，又是张占良的侄子，他置之不理，没有办法，又向村委会主任何继雄举报，主任说下面的解决不成才到我们。后又报林业站也不来，一直拖了几个月后，张占良又拿火烧完了，到2007年林业站又来重新勾图填证，林业站和村干部知道浪刚片有纠纷，就留到最后一天，我对林业站长朱永祥说，被张占良砍光烧光了，只剩下12棵，朱站长骂(张占良妻)你们这样砍也不合，你们再闹纠纷，一个也填不成。后来我与张占良家的纠纷张，张占良又喊平寨乡林改工作队朱永祥和村民委主任何继雄要求组织双方及村小组干部何绍武、张成信、张廷良到现场浪刚林地调解，张占良横蛮无理非要我的杉木一半，调解未果，之后我又到平寨乡人民政府要求解决，当事时任乡长张兴龙不闻不问，置之不理，直到调走。后来，我平均每年五六次步行到离家××平寨乡人民政府和林业站请求解决。
到2008年林业站又拿林权证来发，自己看到自己的林权证浪刚的自留山没有填证，又去干部家看，张占良家的林权证己经填证了，填上52.7亩，我又去丘北林业局查档案，才知道朱永祥和张占良陷害，我又去找丘北林业局，局领导回答说解决不好，办不成。我又去到丘北县人民政府和林业局请求，请多少次才来一次，也解决不成，只能找法院，自己又不会写诉讼，只能找律师事务所去问，交了律师事务所费3000多元，个人律师费要10000元，起诉到丘北县人民法院行政庭和民庭，也解决不成。
从村级到乡、县级都请示过，费用总计26800元。事情解决不了，只能写请求书给林业公安部门，要求卖杉树，林业公安部门领导也回答说办不成。到2011年，我又到州人民政府请求，州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领导说同意受理此事。回到家第五天，通知书送到了，等两个星期还没有什么动静，又转上去问复议办公室领导，复议办公室领导拿给一张条子，将丘北县人民政府复议答复书给我。
到2012年我又上诉到文山州中级法院，州法院直接到板江下寨浪刚林地解决，把所种植的林地解决给我。后来我又去求县政府和县林业局都说填不成证。我的自留山种的桐果300棵，但张成信和张占良在2006年12月26日的一天到我家里强行说解决不好，你不能去捡桐果了。6、7年时间政府也没有来解决好，我也有6、7年时间不敢去修理和捡桐果了，杂草长得深了，野火一来，烧了整片桐果林，桐果一片全部损失了，我的300棵桐果颗粒无收，我的桐果树平常年景可产4000斤，按每斤单价1，5元计算，每年可收入6000元，8年共收入48000元，全毁于大火中。板栗树200棵，贷款528元，化肥、工费总计11000元，是张占良破坏损失完。我浪刚自留山一片只是桐果，板栗两样，我就总计损失59528元。
从2006年6月至2012年7月间，向村、乡、县请求解决纠纷的车费、食宿费、误工费26800元，律师费13000元，总计39800元，向州上请求解决的车费、食宿费、误工费等费用12600元，6年间向乡、县、州级政府请求解决纠纷的费用共计52400元。桐果、板栗，求乡、县、州上访费用损失总计111658元。
我为浪刚自留山的纠纷问题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1.1658万元。这都要是由于政府不负责，不及时解决所导致的，我的损失是政府造成的恶果，政府应该赔偿我的一切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第一请求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丘北县人民政府赔偿我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1.1658万元。第二请求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丘北县人民政府给原告填林权证。
原告张胜生就其赔偿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均为复印件）：
1号证据是1984年丘北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原告张胜生《承包合同书》，证明其座落在狼刚片区自留山有6亩。
2号证据是1997年12月19日丘北平寨子乡林业站与原告张胜生签订的《丘北扶贫攻坚绿色工程贷款造林承包合同书》，证明原告种植板栗。
3号证据云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信访局《转送来访事项告知单》，证明原告上访后，批转文山州政府办理。
4号证据丘北平寨乡林业站2003年4月3日追收造林贷款通知，证明国家给原告扶贫代款528元。
5号证据林地权属勘查登记卡，证明原告未在上面签字盖章。
6号证据林权登记申请表，证明林业站陷害原告本人。
7号证据文山州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证明文山州政府受理了原告要求复议的事项。
8号证据丘北（2009）丘民初字第3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政府未解决问题才诉至法院。
9号证据丘北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其本人付出了很多精力和时间才拿到此证据。
10号证据是律师事务所发票，证明原告请律师共花3000元。
11号证据丘北县法院（2011）丘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原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丘北县法院也未解决问题。
12号证据《和解协议书》，证明其本人花费很多钱，人民法院才解决问题。
13号证据丘北森林公安局关于张占良非法砍伐张胜生林木一案调查情况答复函，证明原告本人遭受损失向森林公安反映。
14号丘北县法院（2015）丘民初字130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民事、刑事都解决不了原告的损失。
15号证据文山州中级法院案件受理通知书，证明县上未解决问题，原告上诉至文山州中级法院。
16号证据丘北县法院（2016）云2626行初13号行政裁定书，证明丘北县法院仍未解决原告的损失问题。
17号证据丘北县法院（2016）云2626行赔初1号行政裁定书，证明同上。
18号证据丘北信访局《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证明原告写申请要求政府解决，政府也未解决。
19号证据是原告向丘北县政府提交的行政赔偿申请书，证明原告已向被告申请赔偿。
20号证据丘北县人民法院（2016）云2626行赔初2号行政裁定书，证明原告向县法院多次要求解决其损失均未得到解决。
21号证据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26行赔终2号行政裁定书，证明原告上诉至文山州中级法院要求解决问题。
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辩称：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明确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鉴于被答辩人并未先向答辩人请求赔偿，请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
二、被答辩人多年来诉争、裁决之概况。1、对被答辩人的诉争情况，经答辩人多方收集，查阅历史资料及走访2007年参加板江村民委林改的相关人员获悉，1984年在开展“两山到户”工作期间，板江下寨村小组将地名浪岗(又名烂岗)的一部分林地划给被答辩人作为自留地管理使用，面积6亩，其西面相邻的另一部分林地划给张占良作为自留山管理使用。1997年被答辩人在浪岗山种植杉木、油桐、板栗。当年，张占良就己口头告知被答辩人，其已越界种植林木到张占良的自留山范围内，但其却认为所种植面积并未超出本户的自留山范围，为此两户发生争执。至2007年林改工作启动后，板江村民委林改工作小组针对该起林地权属纠纷，多次召集张胜生、张占良到实地调查了解、协商，但最终未达成协认，调解未果，故答辩人未对该地块予以确权发证。2、2008年初至2010年底，被答辩人多次到平寨乡人民政府、平寨乡林业站、平寨乡板江村民委反映，要求调解该林地纠纷。2008年被答辩人以与张占良士地承包经营纠纷一案诉至丘北县人民法院，该院于2008年12月1日立案审理，2009年1月8日以(2009)丘民初字第3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其诉讼请求。
2011年4月15日被答辩人“请求文山州人民政府撒销2008年颁发给平寨乡板江村民委下寨村小组张云川、张云贵所持有林权证”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1年5月25日，丘北县人民政府以丘政行复被申答字[2011]1号《丘北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答复书》予以答复:张胜生请求辙销张云川、张云贵(张占良之子)的《林权证》“丘府林证字(2008)第2606001683号”，经调查核实，张胜生与张占良争议地块不在该林权证宗地号0078范围内，且张胜生在2007年林改期间，实地勘界时已确认界线，并签字按手印，而争议地块并未发放林权证。答辩人所颁发的丘府林证字(2008)第2606001683号《林权证》合法有效，请求州人民政府复议维持。文山州人民政府复议后，以文政行复决(2011)第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予以维持。后被答辩人以颁发林权证侵权纠纷一案提起行政诉讼，丘北县人民法院以(2011)丘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予以维持，被答辩人提起上诉后，文山州中级法院于2012年2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并于2012年2月8日，组织丘北林业局、平寨乡林业站、张胜生、张云川(张占良之子)和张成信(李彦委托人)到争议地块进行案外协调，指认双方界限。当天，双方达成协认，签订《和解协议书》:1、对双方争议的山林地界予以划定;2、一审判决不再执行;3、张胜生自愿撒回上诉;4、以上协议双方签字有效。并由丘北林业局扶术员现场填写《林地权属勘查登记卡》、《林权登记申请表》，接界相关权利人确认界限后签字按手印。被答辩人提出撒诉申请，文山州中级法院以(2012)文中行终字第4号《行政裁定书》准予其撒诉。2015年，被答辩人诉张占良、丘北县人民政府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丘北县人民法院以(2015)丘民初字第130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其诉请，其上诉后又予以撒诉。
三、答辩人未为被答辩人颁发林权证的原因。
2012年2月8日，张胜生与张云川(张占良之子)达成调解协议。由于张胜生林地西面与张云川、李绍光林地相邻，南面接李绍光林地，其界限已跨入2007年林改时张云川、李绍光勘界的林地范围，只有把张云川、李绍光林权证收回作林权内容信息变更，才能办理被答辩人的林权证。调解当天，丘北林业局工作人员现场将张云川持有的《林权证》“丘府林证字(2008)第2606001683号”收回到丘北林权管理服务中心，作宗地号0078范围图、面积等林权相关内容信息的修改;同时告知被答辩人联系李绍光(又名李彦，当时在外务工)将其《林权证》“丘府林证字(2008)第2606001689号”交至丘北林权管理服务中心，作宗地号0090范围图、面积等林权内容信息的变更。然而，时至今日，被答辩人未能完成，以致答辩人未能为其颁发《林权证》。由此可见:答辩人的行为并无不当，更未违法。
综上所述，纵观被答辩人多年来诉争、裁决之情况，其反复诉讼、撒诉之行为，实属滥诉，为此，答辩人投入大量人、财、物力予以应诉。答辩人的行为并无不当，更未违法，被答辩人的诉请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请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依法予以驳回。
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就其辩解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均为复印件）为：
第一组证据，原告张胜生的承包合同书、林权证。证明原告承包山林及林权登记情况。
第二组证据，1、丘北县人民法院（2009）丘民初字第35号民事判决书；2、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答复书、行政复议决定书；3、行政起诉状、行政裁定书；4民事起诉状及民事判决书。证明：1、原告诉张占良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丘北县人民法院以（2009）丘民初字第3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其诉讼请求。2、原告请求撤销被告2008年颁发给张云川的《林权证》，文山州人民政府以文政行复决（2011）第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颁发给张云川的2606001683号《林权证》。3、原告因颁发林权证侵权纠纷一案，不服丘北县人民法院（2011）丘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书，上诉后又予以撤诉，文山州中级法院以（2012）文中行终字第4号《行政裁定书》准予撤诉。4、原告诉张占良、丘北县人民政府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丘北县人民法院以（2015）丘民初字第130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其诉请，其上诉后以予撤诉。
第三组证据，1、丘北森林公安局调查笔录及答复函。2、丘北林业局调查报告。证明：1、丘北森林公安局调查及答复情况。2、丘北林业局对原告信访件的调查所获情况。
经庭庭审质证，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对原告张胜生提交的1号、2号证据三性无异议，认为证据只能证明是土地种植，对种什么无法证明，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对3号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对5号证据认为与本案无关，是平寨乡林业站发放林业贷款通知，与国家赔偿无关；对6号证据认为该证据是林改时为张云川办理林权证的申请书，与本案无关；对7号证据的三性无异议，本案已经历了民事、行政诉讼，现要求赔偿已超过诉讼时效；对8号证据认为原告的诉请在2009年没有得到丘北县法院支持，在本案中不能作为支持原告诉请的证据使用；对9号证据恰好证明了被告行使行政职权得当，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与申请行政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对10号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找律师是自愿行为，不应由政府埋单；对11号、12号证据合法性有效予以认可，属于原告方处分自己权利的行为，证明一审驳回原告诉请，上诉后二审法院组织双方调解并达成协议后原告撤诉；对13号证据三性无异议；对14号证据三性无异议，此证据恰好证明了法院以没有事实依据、没有证据证明，丘北县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对15号证据的三性无异议，提起诉讼是原告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对16号、17号证据三性无异议，认为原告提起诉讼应该符合起诉条件，丘北县法院作出驳回起诉并无不当；对18号证据三性无异议，根据国家赔偿法规定，诉请时效是2年，诉讼时效应当从达成协议，其裁定准许撤回上诉之日起计算，2016年10月24日向丘北信访局提起信访超过了诉讼时效；19号证据是2016年10月24日原告才提起行政赔偿申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对20号、21号证据三性无异议，该两份证据恰好说明了对原告的诉请是按法律规定来进行处理。
原告张胜生对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认为本人只有承包合同书，对承包合同书无意见，但是本人没有林权证，林权证是他们陷害本人的，证上的浪岗那边本人没有；对第二组证据认为这些证据法院都没有解决本人的问题，本人不予认可；对第三组证据认为调查情况都是本人不在场做的，都是去问本人的老婆，我不知道。
经庭庭审质证，本院认为，原告张胜生提交的1号、7号、8号、10号、11号、12号、13号、14号、15号、16号、17号、18号、19号、20号、21号证据均客观真实，符合证据的法定要求，本院予以采信。2号、3号、4号、5号、6号、9号证据与本案无关。
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提交的三组证据客观真实，符合证据法定要求，能证明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所主张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根据上述有效证据认定本案事实如下：1984年8月“两山到户”工作期间，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将位于狼刚（又名烂岗）的6亩林地划给原告张胜生作为自留山管理使用，并登记在丘北县××板江乡板江下寨农业合作社张胜生编号11号承包合同书中。2007年国家实施林权制度改革，因与其相邻的张占良林地发生纠纷，板江村民委林改工作小组针对该起林地纠纷，多次召集张胜生、张占良实地调查了解、协商，但最终未达成协议，调解未果，故被告未对该地块予以确权发证。
2008年12月原告张胜生认为张占良侵犯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向丘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丘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张胜生主张的事实无充分证据证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业法》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第一百二十五的规定，于2009年1月8日以（2009）丘民初字第35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张胜生诉讼请求。
2011年4月15日，原告张胜生向文山州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请求州政府撤销丘北县人民政府2008年颁发给平寨乡板江村民委下寨子村小组张云川（张占良之子）、张云贵所持有的林权证。文山州人民政府受理并告知丘北县人民政府后，丘北县人民政府安排由县林业局牵头、县政府法制办、县林改办、平寨乡政府配合共同对此事进行调查处理。丘北县人民政府经过调查后于2011年5月25日作出了丘政行复被申答字（2011）1号行政复议答复书上报文山州人民政府，认为申请人张胜生申请撤销丘北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张云川、张云贵林权证无事实依据。文山州人民政府经过复议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维持了丘北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张云川的2606001683号《林权证》。
2011年7月7日，原告张胜生再次向丘北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撤销丘北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张云川的2606001683号《林权证》。丘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丘北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张云川的2606001683号《林权证》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维持了丘北县人民政府的颁证行为。原告张胜生不服上诉至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中，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到实地组织案外协调，促成了张胜生与张云川达成如下和解协议：1、对双方争议的山林地界以丘北林业局工作人员用GPS仪器测量确定的控制点为界，南北相邻面界限以GPS坐标0439510、2672349、0439446、2672322为控制点，东西相邻面以GPS从标0439446、0439453、0439462、2672322、2672292、2672269、0439481、2672228为控制点，双方争议的界限按上述坐标控制点执行;2、一审判决不再执行;3、张胜生自愿撒回上诉;4、以上协议双方签字有效。并由丘北林业局技术员现场填写《林地权属勘查登记卡》、《林权登记申请表》，接界相关权利人确认界限后签字按手印。被答辩人提出撒诉申请，文山州中级法院以(2012)文中行终字第4号《行政裁定书》准予其撒诉。
2016年6月至8月，原告张胜生先后向云南省信访局、文山州信访局、云南省林业厅、文山州林业局反映张占良非法砍伐其林木，要求调查处理。为此，丘北森林公安局经调查后于2015年8月13日以丘森公函（2015）5号向原告张胜生作出了《关于张占良非法砍伐张胜生林木一案调查情况的答复函》。
2015年12月8日，原告张胜生向丘北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张占良和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其8年间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共计13.1658万元。丘北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张占良和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对其有损害行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于2016年5月9日以（2015）丘民初字第1302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张胜生的诉讼请求。
2016年10月17日，原告张胜生又再次向丘北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丘北县人民政府赔偿其多年来的经济损失11.1658万元经济损失。丘北县人民法院审理以行政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为由，于2016年10月18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之规定，以（2016）云2626行赔初1号裁定不以受理。原告张胜生又于2016年10月24日向丘北县人民政府申请赔偿各种经济损失11.1658万元，丘北县人民政府审查后于2016年11月24日答复不予受理。2016年11月22日，原告张胜生又向丘北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要求法院判决丘北县人民政府赔偿其经济损失11.1658万元，丘北县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为丘北县人民政府，应由中级法院管辖，并于2016年11月28日以（2016）云2626行赔初2号裁定不予立案。原告张胜生上诉至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请求由丘北县人民法院管辖。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一审法院裁定不予立案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三第一款第（十五）项之规定，于2016年12月13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5月17日，原告张胜生再次向文山州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1.1658万元。
另查明，丘北县人民政府未为原告张胜生办理林权证的原因是由于张胜生林地西面与张云川、李绍光林地相邻，其界限已跨入2007年林改时张云川、李绍光勘界的林地范围，只有把张云川、李绍光林权证收回作林权内容信息变更，才能办理被答辩人的林权证。2012年2月8日，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组织调解当天，丘北林业局工作人员已现场将张云川持有的《林权证》“丘府林证字(2008)第2606001683号”收回，并告知原告张胜生联系李绍光（当时在外务工)将其《林权证》“丘府林证字(2008)第2606001689号”交至丘北林权管理服务中心。而原告张胜生一直未联系李绍光交《林权证》，也未向丘北林业局申请核发林权证，致使丘北林业局未能为原告颁发《林权证》。
庭审辩论中，本案当事人围绕本案争议焦点：1、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的行为是否合法得当？2、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原告的损失是否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原告请求赔偿数额和计算标准是否合法？3、原告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进行辩论。原告张胜生认为：土地是政府管理的，政府不解决问题，给本人造成了损失，要求法院解决问题。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认为：本案是国家赔偿案，1、丘北县人民政府已经证明了原告与政府、张占良的争议在2009年己经由丘北县法院作出驳回的判决。丘北县政府还组织调解，但是一直没有解决。原告随后又提起几次民事、行政诉讼。被告对于原告的申请都一一给予调查和答复。我方在张占良一案中，也不存在不当行为，对于丘北县人民政府颁证给张占良的行为予以维持。被告没有给原告造成任何损害，也不存在不当的履职行为。县政府没有对争议部分颁证，是以因为达成协议后，林业局工作人员称当场收回了林权证。要颁证必须是有争议的所有人把林权证收回后，政府做变更登记，但是张胜生一直没有提交。错不在政府。2、原告对自己的主张有举证责任，但是原告只有贷款通知和律师收费。贷款通知是一个催收收据，律师费是原告的自愿行为，不属于赔偿范围。其他的，被告都没有看见原告的合法有效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损失。赔偿的项目、数额都没有证据支撑。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3、在中院组织调解的时候，原告是知道自己损失的，2012年到现在己经远远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请。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的规定，原告张胜生认为自己的损失是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不作为造成的，其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赔偿损失，主体适格。原告张胜生为解决纠纷自2007年以来多次上访、诉讼，并一直持续到2016年10月，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原告张胜生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其提出被告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张胜生在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之前，已于2016年10月24日向丘北县人民政府提出赔偿请求，被告关于原告并未先向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请求赔偿的理由与事实不附。原告张胜生与张占良关于狠刚（烂岗）的林地使用权争议，在本院的协调下，已经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职能部门丘北林业局、平寨乡林业站现场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并于2012年2月6日达成了《和解协议》，对双方争议的界限进行了明确划定。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职能部门未为原告张胜生办理林权证的原因是由于张胜生林地西面与张云川（张占良之子）、李绍光林地相邻，按照上述《和解协议》划定的界限，其界限已跨入2007年林改时张云川、李绍光勘界的林地范围，只有把张云川、李绍光林权证收回作林权内容信息变更，才能办理原告的林权证。2012年2月8日组织双方调解当天，丘北林业局工作人员已现场将张云川持有的《林权证》收回，并告知原告张胜生联系李绍光（当时在外务工)将其持有的《林权证》交至丘北林权管理服务中心作林权内容信息变更，而原告张胜生一直未联系李绍光上交《林权证》，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已经向林业主管部门提出重新核发林权证的申请，致使丘北林业局至今还未能为原告张胜生颁发《林权证》，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所属职能部门已经协调解决了原告与张占良之间的林地使用权纠纷，其行为并无不当，也不存在不作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的规定，第一，产生国家赔偿责任的行为应当是行政机关履行职务的违法行为，且该行为应当按照法律程序被确认违法；第二，所请求赔偿的事项必须属于国家法定的赔偿范围。原告张胜生与张占良发生林地使用权争议要求政府解决和要求政府为其核发林权证，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所属职能部门对此依法调查核实处理，其主体适格，程序合法，处理得当，丘北县人民政府的行为并未被确任违法。原告张胜生主张被告侵权损害要求赔偿，但原告张胜生向本院所举的证据均不能证明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的行为存在履行职务的违法行为，也不能证明被告的行为对原告产生直接损害的事实，其所要求赔偿的损失主要是原告张胜生所种林木被毁损失以及为解决纠纷而合理支出的各种车费、食宿费、误工费、上访费、律师费，其要求赔偿的事项不属于国家法定赔偿范围，故原告张胜生请求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赔偿其各种经济损失11.1658万元的主张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张胜生请求赔偿事项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其要求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赔偿损失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胜生的赔偿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陈古洪
审判员 何建兵
审判员 王要师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六日
书记员 马 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