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京0105行初683号
原告北京茅二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3号院1号楼1206。
法定代表人董锐，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陈青振，北京市仁人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贾春伟，北京市仁人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朝阳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管庄7号。
法定代表人刘立新，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源，男，北京市朝阳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李璇，北京达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茅二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称原告）不服被告北京市朝阳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朝阳区食药局）食药监管行政处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朝阳区食药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陈青振、贾春伟，朝阳区食药局委托代理人李源、李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朝阳区食药局于2017年8月16日作出（京朝）食药监食罚[2017]2007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于2015年1月20日与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茂翔酒厂（以下简称茂翔酒厂）签订《委托生产协议》，生产老杜系列酱酒，经向怀仁市场监督管理局协查确认，茂翔酒厂因进厂公路损坏，不能正常生产，其委托贵州省仁怀市本味坊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味坊酒业公司）生产了两批次的老杜酿酒，分别为老杜酿酒B款300箱；老杜酿酒C款200箱。原告于2016年3月14日至2016年7月20日期间，销售老杜酿酒B款30箱，销售价格均为450元/箱，销售老杜酿酒C款30箱，以每箱600元的价格销售29箱，以每箱610元的价格销售1箱，销售上述两个批次的老杜酿酒的销售收入共计31510元。上述两个批次老杜酿酒的生产日期均标注在酒瓶盖上，年份均标注的为“22016”，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以下简称《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3.4的标准要求，上述两个批次老杜酿酒酒瓶的外包装均未标注生产日期，其中，老杜酿酒C款酒瓶外包装不易于开启不能清晰识别生产日期，不符合《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3.11的标准要求，上述两个批次老杜酿酒标签均未标明受委托单位本味坊酒业公司的名称和地址或者委托单位茂翔酒厂的地址及产地，不符合《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4.1.6.1.3的标准要求。综上，朝阳区食药局认定原告销售上述两个批次老杜酿酒的货值金额共计31510元，违法所得共计31510元。原告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九）项的规定。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对原告给予没收违法所得31510元并处货值金额7倍罚款220570元的处罚。
原告诉称，一、朝阳区食药局作出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涉案两个批次老杜酱酒的标签生产年份标注为“22016”、外包装盒未标注生产日期，未标注受托单位的名称和地址，均属于标签标示瑕疵，但该标签瑕疵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食用安全误导，属于《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应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两千元以下罚款。二、职业打假人王海、张彦涛等人此前与原告发生多起诉讼，均以败诉告终，朝阳区食药局作出本案行政处罚后，张彦涛等人或在河南提起诉讼，要求十倍货款的赔偿，或者申请要求再审改判，原告不得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维护自身权益。三、原告向茂翔酒厂了解，该厂并未委托本味坊酒业公司生产老杜酱酒，仅是借用该厂灌装车间进行灌装。综上，朝阳区食药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法院依法撤销朝阳区食药局于2017年8月16日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书》。
原告在指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朝阳区食药局辩称，2016年7月6日，2016年7月12日，朝阳区食药局接到多人举报，反映原告监制生产的老杜酱酒系列产品外包装标注的厂名厂址等内容与实际不符，以及老杜酱酒C款外包装标签上未标注生产日期，且该产品瓶盖上标注的生产日期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要求查处并奖励。2016年7月20日，朝阳区食药局予以立案。2016年8月13日，朝阳区食药局对原告的办公场所进行了现场检查，未发现被举报产品。经询问得知，原告曾销售过被举报产品，目前已停售。一、朝阳区食药局具有法定职权。根据《食品安全法》第六条，《食品药品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七条及《关于北京市区（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区（县）食品药品稽查大队、街道（乡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等机构编制事项的函》的规定，朝阳区食药局作为区县一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具有对本行政区域内食品安全进行监督管理，作出涉案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二、朝阳区食药局行政行为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三、朝阳区食药局作出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经营行为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九）项的规定，朝阳区食药局依据该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作出处罚决定。四、原告的起诉理由不成立。首先本案不属于《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标签瑕疵之情形。原告销售的涉案两个批次的老杜酱酒的生产日期均标注在酒瓶盖上，年份标注均为“22016”，而酒瓶外包装也均未标注生产日期，其中，老杜酱酒C款外包装盒采用一次性破坏设计，不经破坏无法打开，打开之后无法恢复原状，并非易于开启，无法清晰识别生产日期。因涉案产品未准确标识产品信息，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其次，被举报产品未按《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4.1.6.1.3标注委托加工产品的相关信息，也是明显违反强制性规定，同样影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且存在误导消费的可能性。再次，《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4.3标识内容豁免的范围仅限于免除标示保质期，而绝非生产日期，原告的推断没有法律依据。《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4.1.7.1明确规定，应清晰标示预包装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朝阳区食药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如下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证据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依据：
（一）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和履行程序的证据：
证据一、《举报登记表》及举报材料，证明2016年7月6日、2016年7月12日，朝阳区食药局收到多人提交的关于原告涉嫌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要求的食品的举报材料；
证据二、《立案审批表》，证明朝阳区食药局对涉案举报予以立案；
证据三、《现场检查笔录》及现场检查照片，证明朝阳区食药局于2016年8月13日对原告住所地进行现场检查的情况，在现场未发现被举报产品，原告公司经理高某认可销售过被举报产品，现已停止销售；
证据四、原告在行政程序中提交的证据材料，包括：原告《营业执照（副本）》、《食品流通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茂翔酒厂《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生产许可证（副本）》、《食品生产许可品种明细表》、《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副本）》、（2015）仁证字第018号《公证书》、《北京茅二酒业代理合同》4份、原告老杜系列酒B款和C款销售明细及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老杜酱酒C款《检验报告》2份、老杜酱酒ABC三款《检测报告》等相关材料；
证据五、朝阳区食药局分别于2016年9月20日、11月11日、2017年7月11日对原告委托代理人进行询问并制作的《询问调查笔录》及老杜酱酒照片数张；
证据六、朝阳区食药局向仁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送的四次（份）协助调查函，仁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应回函及相关材料；
证据三至证据六用以证明朝阳区食药局对举报事项进行调查的情况；
证据七、《（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及相关材料，证明因案情复杂，经批准延长办案期限；
证据八、（京朝）食药监食听告[2017]200314号《听证告知书》及《送达回执》，证明朝阳区食药局依法向原告送达听证告知书，告知其享有的权利；
证据九、《案件调查终结报告》，证明涉案举报已调查终结，朝阳区食药局认为原告存在经营未标注生产日期、未标注委托生产单位地址及产地或受委托生产单位的名称和地址的食品违法行为；
证据十、案件合议笔录，证明朝阳区食药局经合议程序认定本案举报违法事实成立；
证据十一、被诉《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执》，证明朝阳区食药局作出处罚决定，并向原告送达。
（二）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书》的法律依据：1、《食品安全法》（2015年修订）；2、《食品药品行政处罚程序规定》;3、《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朝阳区食药局以上述依据说明其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职权，执法程序和实体处理均符合上述法律、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朝阳区食药局提交的证据材料系在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前收集、调取的，调取手段合法，证据材料具有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能够证明朝阳区食药局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基本情况，但尚不足以证明该局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全部事实成立，因此不具有证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合法的证明力。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7月6日、7月12日，朝阳区食药局分别收到举报人王某、张某、张某某的举报材料，反映原告监制生产的老杜酱酒系列产品外包装标注的厂名、厂址等内容与实际不符，且标注的生产日期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等问题。
朝阳区食药局接到上述举报后予以立案，2016年8月13日朝阳区食药局赴原告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并制作《现场检查笔录》。检查情况为：未发现有投诉中的老杜酱酒产品，经询问原告负责人得知，该单位以前销售过被投诉的产品，但现已停止销售。调查程序中，朝阳区食药局先后收集了原告提交的《营业执照（副本）》、《食品流通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茂翔酒厂《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生产许可证（副本）》、《食品生产许可品种明细表》、《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副本）》、（2015）仁证字第018号《公证书》、《北京茅二酒业代理合同》4份、原告老杜系列酒B款、C款销售明细及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老杜酱酒C款《检验报告》2份、老杜酱酒ABC三款《检测报告》等相关材料。朝阳区食药局分别于2016年9月20日、11月11日、2017年7月11日对原告委托代理人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调查笔录》。2016年9月20日第一次询问时，原告委托代理人高某认可老杜酱酒C款白酒瓶盖上的生产日期由于机器故障标注成了“22016/03/02”，白酒外包装上没有标注生产日期，外包装不易于开启且不能透过外包装清晰识别生产日期。2016年11月11日第二次询问时，原告委托代理人高某陈述，原告已向茂翔酒厂进行了核实，确认是因茂翔酒厂进厂公路损坏车辆不能进出，故委托本味坊酒业公司包装生产了两个批次的老杜酱酒，确认其中包括老杜酱酒C款，另一批次需要回去核实。2017年7月11日第三次询问时，原告委托代理人王某陈述，老杜酱酒B款瓶盖上标注的生产日期是“22015/02/28”，酒瓶的外包装上没有标注生产日期，该外包装易于开启。
2016年7月20日，朝阳区食药局向仁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京朝食药建外协查字[2016]20010号《协助调查函》，请该局协助调查原告与茂翔酒厂是否有委托加工生产等合作关系，茂翔酒厂是否取得生产许可证等。仁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6年8月8日出具回函并附茂翔酒厂与本味坊酒业公司《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等材料。回函内容为，原告与茂翔酒厂是委托加工生产合作关系，茂翔酒厂系获证食品生产企业，老杜酱酒系列产品在其生产许可范围内，生产产地为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上坪村铁匠湾组，原告与本味坊酒业公司无委托加工生产合作关系，茂翔酒厂与本味坊酒业公司就老杜酱酒系列产品存在合作关系。2017年2月28日，朝阳区食药局向仁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京朝食药建外协查字[2017]200005号《协助调查函》，请该局协助调查茂翔酒厂委托本味坊酒业公司包装的两个批次的“老杜酱酒”系列产品的具体批次，外包装标签中是否标注了本味坊酒业公司的名称、地址以及外包装是否标注了产品生产日期等。仁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5月10日出具回函，回函内容为，茂翔酒厂委托本味坊酒业公司包装的两个批次的老杜酱酒系列产品，具体是老杜酱酒B款和C款，B款生产日期为2016年2月28日，C款生产日期为2016年3月2日，外包装未标注本味坊酒业公司相关信息。2017年5月18日，仁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京朝食药建外协查字[2017]200005号《协助调查函》再次出具回函，回函内容为，茂翔酒厂委托本味坊酒业公司包装的两个批次的老杜酱酒系列产品，具体是老杜酱酒B款和C款，其中B款老杜酱酒标注的生产日期在瓶盖上，C款老杜酱酒标注的生产日期在瓶盖和外箱上。2017年6月12日，朝阳区食药局向仁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京朝食药建外协查字[2017]200029号《协助调查函》，请该局协助调查老杜酱酒B款的外包装是否易于开启识别或透过外包装能清晰识别产品的生产日期等。仁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7月5日出具回函并附茂翔酒厂《情况说明》及相关照片等材料，回函内容为，老杜酱酒B款易于开启识别生产日期。2017年7月11日，朝阳区食药局向仁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京朝食药建外协查字[2017]200039号《协助调查函》，请该局协助调查茂翔酒厂委托本味坊酒业公司生产的老杜酱酒C款，除去已销售给原告的各30件外剩余的产品处理情况。仁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7月28日出具回函并附茂翔酒厂《情况说明》及相关照片等材料，回函内容为，茂翔酒厂已自主销毁剩余老杜酱酒C款。
因案情重大、复杂，到期未能办结，朝阳区食药局于2016年12月21日经审批程序延长办案期限30日。后因案情复杂，经延期仍不能作出处理决定，朝阳区食药局经局长办公会批准，于2017年2月7日延长办案期限60个工作日。此后，朝阳区食药局于2017年7月25日制作（京朝）食药监食听告[2017]200314号《听证告知书》并送达原告，告知其该单位销售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老杜酿酒B款和老杜酿酒C款各30箱，货值金额共计31510元，违法所得为31510元。其行为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一）、（三）、（八）、（九）项的规定。依据该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拟作出没收违法所得31510元，并处货值金额7倍至8倍罚款的处罚。该单位有权要求举行听证。原告未提出听证申请。朝阳区食药局履行了案件合议、案件调查终结程序后，于2017年8月16日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书》并向原告送达。原告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
另，朝阳区食药局自述举报人举报食品为“老杜系列酱酒B款和C款”，行政处罚程序皆围绕上述系列酱酒开展调查工作。被诉《处罚决定书》中表述的“老杜酿酒”B款和C款即为行政程序中调查的老杜酱酒B款和C款。
本院认为，依据《食品安全法》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朝阳区食药局是朝阳区范围内承担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本案违法行为发生地位于朝阳区，因此朝阳区食药局作为食品药品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具有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
涉案行政处罚涉及食品安全领域，被告作为食品安全的监管部门，一方面应积极履行监管职责，对违反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另一方面由于行政处罚系对被处罚主体的财产或人身实施的行政制裁，因此行政处罚应建立在证据确凿充分、违法事实成立的基础上。本案中，朝阳区食药局认定原告监制生产的“老杜酿酒”B款和C款外包装标签标示不符合《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的标准要求，依据《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九）项、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对原告作出被诉的行政处罚。通过对朝阳区食药局提交的证明案件事实证据进行综合审查，本院认为：
第一，朝阳区食药局在被诉《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被查处食品为“老杜酿酒”，在称谓上与调查程序中调查的食品系列称谓明显不一致。虽然该局在庭审中对这一情节作出说明，但不能否认该局在制作行政处罚文书时存在的明显疏漏；第二，朝阳区食药局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书》认定老杜酱酒B款和C款的生产日期均标注在酒瓶盖上，年份均标注为“22016”，不符合《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3.4的标准要求。作出上述事实认定的主要证据为朝阳区食药局对原告进行询问时制作的《询问调查笔录》和拍摄的被查处食品的照片。但原告在接受询问时认可老杜酱酒C款白酒瓶盖上的生产日期标注为“22016/03/02”；老杜酱酒B款瓶盖上标注的生产日期标注却陈述为“22015/02/28”；而朝阳区食药局调取的涉案老杜酱酒照片仅能显示酒瓶盖上年份标注为“22016”，照片的内容并不能证实酒的款号。显然上述证据不足以证实朝阳区食药局认定的事实成立；第三，朝阳区食药局认定老杜酱酒B款和C款酒瓶的外包装均未标注生产日期，老杜酱酒C款酒瓶外包装不易于开启不能清晰识别生产日期，不符合《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3.11的标准要求。对于该事实，朝阳区食药局并未自行根据食品实物样态进行判断，而是向仁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协查并根据其作出的（仁）市监管协复函[2017]43号《关于协查“老杜酱酒”相关问题的复函》进行事实认定。而仁怀市市场监管局的回函中表明老杜酱酒C款标注的生产日期在瓶盖和外箱上，显然该内容与朝阳区食药局认定的老杜酱酒C款酒瓶的外包装未标注生产日期的事实明显矛盾；第四，根据朝阳区食药局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依据的《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正确认定违法生产经营食品的数量是确定违法所得和罚款数额的基础，在前述事实证据不充分，不足以证明违法经营食品的准确数量的情况下，朝阳区食药局作出处罚决定认定的违法所得亦无事实依据。综上，朝阳区食药局作出处罚决定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综上，朝阳区食药局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书》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北京市朝阳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六日作出的（京朝）食药监食罚[2017]20075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北京市朝阳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军巍
审 判 员 唐伟伟
人民陪审员 陆 红
二〇一八年三月八日
书 记 员 李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