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聊商终字第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邱艳莲，女，汉族，聊城市开发区管委会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孔宁，山东普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聊城市振兴东路**号。
代表人：臧明霞，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徐宏义，男，汉族，该公司法务管理部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黄萍，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邱艳莲、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信泰保险公司）因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3）聊东商初字第9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邱艳莲的委托代理人孔宁，信泰保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徐宏义、黄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邱艳莲一审诉称：2011年5月份，经徐树增介绍，邱艳莲到信泰保险公司团体业务部经理韩纪胜办公室，了解团体分红保险的情况。经韩纪胜介绍后，邱艳莲投保20万元。到期后，邱艳莲收到了20万元的本金和分红。2011年11月份，韩纪胜称年底还有任务，让徐树增问邱艳莲是否还购买该分红保险，后邱艳莲又交纳保险费40万元。2012年1月份，又交保险费25万元。2012年2月份，40万元的保险到期，邱艳莲按照信泰保险公司的要求未领回保险本金，韩纪胜又给邱艳莲出具了一份2012年2月3日的保险费收据，保险费是40万元，并亲笔签名。保险到期后，信泰保险公司支付了10万元的保险本金，另有55万元未支付，也未支付分红。邱艳莲要求信泰保险公司履行保险合同，按照约定支付保险本金和分红，但信泰保险公司拒不支付。邱艳莲先后交纳保险费65万元。韩纪胜是信泰保险公司团体业务部经理，韩纪胜的行为是职务行为。邱艳莲与信泰保险公司虽未签订书面保险合同，但信泰保险公司出具了保险费暂收收据，并按约定支付过分红，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生效并实际履行。现保险合同已到期，信泰保险公司尚有55万元保险费及分红未支付给邱艳莲。请求判令信泰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费本金55万元，并按约定支付分红。
信泰保险公司一审答辩称：信泰保险公司未开办团体分红保险业务，也未与邱艳莲签订过任何形式的保险合同，邱艳莲要求信泰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费本金和分红的诉求，缺乏事实根据，应予以驳回。韩纪胜的行为既不属于职务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由其本人承担。邱艳莲不具备善意且无过失的要件，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根据有关法律规定，邱艳莲的损失不应由信泰保险公司承担，而应向韩纪胜追索。邱艳莲已从韩纪胜或徐树增处领取的所谓的分红，应当从其支付给韩纪胜的本金中抵扣。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1月和2月份，邱艳莲在信泰保险公司向该公司团体业务部经理韩纪胜交纳团体养老年金65万元，韩纪胜于2012年1月12日和2012年2月3日向邱艳莲出具加盖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专用章的保险费暂收收据两张，收款金额分别为25万元和40万元。该收据注明：1、本收据仅为保险费临时收款凭证，如本公司接受投保人的申请，将另行开具保险费发票。发票开具后本收据立即作废。如投保申请不被接受，则保险合同自始不成立，暂收保险费将无息及时退还投保人，同时本公司收回本暂收收据。2、本公司收到本暂收收据所列明的暂收保险费及相关投保资料并经审核后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方可成立，保险合同生效日期以保险单载明的日期为准等内容。
邱艳莲交付上述保险费后，收到由韩纪胜交付的分红18000元以及退回的保险本金10万元。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聊刑二初字第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韩纪胜冒用信泰保险公司名义，伪造公司收款收据、私刻公司部门印章，虚构“团体年金保险”业务并以高息为诱饵，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向社会非法集资，认定被告人韩纪胜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对韩纪胜集资诈骗所得款项，继续予以追缴。后韩纪胜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3年11月20日作出（2013）鲁刑二终字第109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截止目前，韩纪胜所得款项未予追回。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系韩纪胜通过冒用信泰保险公司的名义，伪造公司收款收据、私刻公司部门印章，虚构“团体年金保险”业务并以高息为诱饵的形式诈骗而订立。双方所订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所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无效。
韩纪胜集资诈骗的行为与本案所涉保险合同产生的民事赔偿，是分别适用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审理的两种不同法律关系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式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信泰保险公司应否对韩纪胜诈骗邱艳莲造成损失承担责任，应当根据信泰保险公司对韩纪胜的行为是否存在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邱艳莲损失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而认定。韩纪胜在案发时系信泰保险公司团体业务部负责人，且在公司所在地利用私刻的印章等与邱艳莲等人洽谈保险业务、收取保费并开具保险费暂收收据以及支付所谓的分红，足以使邱艳莲认为韩纪胜是在信泰保险公司履行职务行为。上述情形之所以能够发生，与信泰保险公司规章制度不健全、用人失察、对管理人员监管不力存有直接关系，故信泰保险公司在本案中具有明显过错，应依法对邱艳莲的损失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邱艳莲在交纳保费后，对韩纪胜出具的收据未进行必要的鉴别和核实，亦未及时要求信泰保险公司出具保单、签订书面的保险合同，未能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对本案合同无效也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邱艳莲交纳65万元保费后收取了18000元所谓的分红及退回的保险本金10万元，因此邱艳莲的实际损失应为532000元（650000－100000－18000）。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程度，原审认为，双方民事责任的比例以30％与70％为宜，故信泰保险公司承担的损失数额为372400元，邱艳莲自行承担的损失数额为159600元。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限信泰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邱艳莲损失372400元；二、驳回邱艳莲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邱艳莲承担2790元，信泰保险公司承担6510元。
邱艳莲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保险合同无效，适用法律错误。信泰保险公司是依法批准成立的保险公司，韩纪胜是信泰保险公司的团体业务部经理，负责该公司的团体险业务。韩纪胜向邱艳莲推销保险并办理相关保险手续的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邱艳莲在投保前，对信泰保险公司的办公场所及韩纪胜等进行了充分考察。韩纪胜在办公室向邱艳莲介绍了该团体分红保险，邱艳莲在其官网了解了该保险产品后，对信泰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深信不疑，后邱艳莲交纳了保险费，韩纪胜为邱艳莲办理了保险手续。在保险期间，韩纪胜代表信泰保险公司向邱艳莲进行了客户回访。邱艳莲向信泰保险公司投保并交纳保险费用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规定，邱艳莲与信泰保险公司建立了保险合同关系。二、即使保险合同无效，信泰保险公司也应当对邱艳莲交纳的全部保险费予以返还。原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邱艳莲承担30％的过错责任，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依据刑事判决书认定保险合同无效，但对于邱艳莲而言，邱艳莲是和信泰保险公司建立的保险合同关系，韩纪胜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是代表信泰保险公司为邱艳莲办理保险。无效的法律后果应当由信泰保险公司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的规定，邱艳莲交纳的全部保险费应当由信泰保险公司全部返还。2、即使按照过错承担赔偿责任，邱艳莲对于合同无效法律后果的产生无任何过错，应由信泰保险公司承担全部过错责任。3、在通常的保险投保中，投保人向保险公司投保，只要按照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的要求，交纳保险费，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向投保人出具保险手续，保险合同即合法生效。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出具盖有保险公司公章的单据，是履行职务行为，投保人当然认为其工作人员出具的所有保险手续都是真实合法的。韩纪胜是信泰保险公司的团体业务部经理，其为邱艳莲介绍保险产品并办理保险手续、出具保险费收据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代表信泰保险公司。邱艳莲投保是出于对信泰保险公司的信任，对于邱艳莲而言，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出具的保险费收据应当是信泰保险公司的合法手续。邱艳莲在投保时对信泰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提供的盖有公章的收据的真实性进行鉴别和核实，不是在投保中应尽的法定义务，也不是必要的义务，且邱艳莲在投保前已对信泰保险公司及韩纪胜的身份进行了必要的了解，尽到了审慎义务，收到保险费收据后，也向信泰保险公司的其他工作人员询问过，得到的答复是该收据是信泰保险公司的合法收据，因此，邱艳莲对于韩纪胜出具的收据尽到了充分的注意义务，无任何过错。4、即使韩纪胜出具的保险手续不完善，保险手续有瑕疵，对于邱艳莲而言，不完善的保险手续也是韩纪胜代表信泰保险公司出具的，在保险合同关系中，邱艳莲交纳保险费后，只能被动地接受保险公司的保险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规定，交纳保险费是邱艳莲的法定义务，而出具保险费收据及保险合同等，是信泰保险公司的法定义务。邱艳莲没有索要保险单、要求签订保险合同的法定义务。原审以“邱艳莲未及时要求信泰保险公司出具保单、签订书面保险合同”为由，认定邱艳莲对保险合同的无效存在过错，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信泰保险公司针对邱艳莲的上诉，答辩称：一、双方不存在保险合同关系。根据（2013）聊刑二初字第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案外人韩纪胜是以高息为诱饵，采取伪造保险公司收款收据，私刻公司印章的方式，骗取邱艳莲的财物。韩纪胜的行为已构成犯罪，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据此，可以证明邱艳莲所主张的保险合同并不存在，亦不存在合同成立并生效的情形。二、保险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是合同双方基于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返还给对方。韩纪胜基于虚假的保险合同从邱艳莲处骗取的财物，应返还给邱艳莲，故承担财物返还义务的主体是韩纪胜，而非信泰保险公司。三、邱艳莲在与韩纪胜形成所谓的保险关系过程中，是基于高息的诱惑，在未认真审查韩纪胜提交材料的情况下，将自己的钱物交给韩纪胜，其主观上存在重大过错，应自行承担过错责任。原审认定邱艳莲存在过错正确，但认定过错的程度不当，邱艳莲应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
信泰保险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一）原审认定邱艳莲与信泰保险公司之间保险合同已订立错误。双方从未形成订立保险合同的合意，信泰保险公司从未收到邱艳莲的投保申请和保费，也未作出同意承保的意思表示。信泰保险公司的团体年金保险产品针对的投保人是企事业单位，个人不能作为投保主体。邱艳莲与信泰保险公司之间不存在保险合同关系。（二）原审认定韩纪胜在“信泰保险公司所在地利用私刻的印章等与邱艳莲等人洽谈保险业务、收取保费并开具保险费暂收收据以及支付所谓的分红，足以使邱艳莲认为韩纪胜是在信泰保险公司履行职务行为”，缺乏事实根据。1、邱艳莲并未提交证据证明韩纪胜是在信泰保险公司所在地“洽谈保险业务、收取保费并开具保费暂收收据以及支付所谓分红的”。2、（2013）聊刑二初字第4号刑事判决认定，韩纪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信泰保险公司名义，以高息为诱饵骗取社会公众资金，其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韩纪胜冒用信泰保险公司名义、伪造收款收据、私刻部门印章，虚构“团体年金保险”业务，并许诺高息分红完全系其个人犯罪行为。3、邱艳莲并非“善意且无过失”。邱艳莲主要因贪图韩纪胜口头许诺的高息分红，且不仔细阅读韩纪胜交付的伪造材料，导致被骗。韩纪胜开具给邱艳莲的其个人伪造的“保险费暂收收据”上也明确注明“本收据仅为保险费临时收款凭证，如本公司接受投保人（邱艳莲）的投保申请，将另行开具保险费发票”“如投保申请不被接受，则保险合同自始不成立”“本公司收到本暂收收据所列明的暂收保险费及相关资料并经审核后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方可成立”。4、信泰保险公司对韩纪胜进行集资诈骗行为并不知情，也不存在过错，不存在足以使邱艳莲认为韩纪胜是在履行职务行为的事由。韩纪胜的行为非职务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表或表见职务行为。（三）原审以“信泰保险公司规章制度不健全、用人失察、对管理人员监管不力”为由，认定信泰保险公司具有明显过错，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没有事实根据。1、信泰保险公司作为依法设立的保险机构，建立了完善的规章制度和业务操作规程。2、在韩纪胜聘用问题上，信泰保险公司不存在“失察”。在聘用韩纪胜时，信泰保险公司未发现其有劣迹或违法犯罪前科，没有理由怀疑韩纪胜的人品，也不可能对韩纪胜的违法犯罪具有提前预知的判断力。3、信泰保险公司对员工的监管制度是健全的，韩纪胜犯罪案件的发生，并非因制度不健全而导致。4、韩纪胜的个人犯罪行为，与信泰保险公司的规章制度和用人机制不存在直接关系，信泰保险公司对于韩纪胜的诈骗行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信泰保险公司承担责任不当。1、韩纪胜采取的是冒用信泰保险公司名义、虚构保险业务、私刻公章、伪造收款收据等手段，其未使用信泰保险公司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空白合同书，也未与邱艳莲签订保险合同。对韩纪胜犯罪行为，信泰保险公司不存在过错，更不存在“明显过错”或“主要过错”。2、本案应适用该《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来确定信泰保险公司的责任问题。韩纪胜的违法犯罪行为完全符合该条所规定的情形，信泰保险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相应责任应由韩纪胜本人承担。（二）原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认定保险合同无效错误。邱艳莲与信泰保险公司之间不存在保险合同关系。保险合同不存在，即无关有效无效的问题。三、原审违反法定程序。韩纪胜个人犯罪造成的损失，邱艳莲应向韩纪胜追偿，原审应将韩纪胜追加为被告。原审中，信泰保险公司已申请追加韩纪胜为被告，但未准许。本案承担责任的主体应是韩纪胜，原审漏列当事人。四、邱艳莲提起本案诉讼违反法律规定，应裁定驳回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的规定，韩纪胜的行为是犯罪行为，韩纪胜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应由韩纪胜予以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在刑事案件作出判决的情况下，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不予受理。综上，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邱艳莲的诉讼请求。
邱艳莲针对信泰保险公司的上诉，答辩称：一、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保险费收据的经手人韩纪胜、武杰的身份已经相关裁判文书认定，且原审已认定韩纪胜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故邱艳莲与信泰保险公司之间形成了保险合同关系。1、信泰保险公司是依法批准成立的保险公司，原审已查明韩纪胜是其团体业务部经理，负责公司的团体险业务。韩纪胜向邱艳莲推销保险并办理相关保险手续的行为是履行职务的行为。邱艳莲在投保前，对信泰保险公司的办公场所及韩纪胜的身份等进行了充分考察。韩纪胜在办公室亲自向邱艳莲介绍涉案团体分红保险，邱艳莲在其官网了解该产品后，对信泰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深信不疑，然后交纳了保险费，韩纪胜及其员工武杰为邱艳莲办理了保险手续。在保险期间，韩纪胜代表信泰保险公司向邱艳莲进行客户回访。2、（2013）聊刑二初字第4号刑事判决书中被告人供述部分，可证明韩纪胜让徐树增帮其拉保险，韩纪胜的供述和徐树增的证言一致，即韩纪胜办理本案的业务就是为其所在的保险公司办理保险业务。邱艳莲交纳保险费，收到盖有信泰保险公司公章的保险费收据，对于邱艳莲而言，保险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邱艳莲已履行了保险合同投保人应当履行的全部义务，对信泰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提供的盖有公章的收据的真实性进行鉴别和核实，不是邱艳莲在投保中应尽的法定和必要义务。任何一个公民去保险公司的办公场所投保时，对于保险公司出具的保险手续，没有进行真伪鉴别的义务和责任，任何一家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从来不会提示投保人，察验保险手续是否真实。邱艳莲在投保前对信泰保险公司及韩纪胜的身份进行了必要的了解，也听韩纪胜介绍了保险产品，邱艳莲尽到了合理的审慎义务，有理由相信韩纪胜是在履行职务，为其办理合法的保险业务，邱艳莲没有过错，属于善意且无过失。韩纪胜所办理的业务，其法律后果应由信泰保险公司承担。二、邱艳莲与信泰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关系应为有效。1、信泰保险公司称韩纪胜采取的是冒用其公司的名义、虚构保险业务、私刻公章、伪造收款收据等手段之理由不能成立。韩纪胜在为邱艳莲办理业务时的身份是信泰保险公司的团险部经理，韩纪胜的行为代表信泰保险公司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不是冒用公司名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冒用公司名义，是指行为人所利用的公司是没有依法登记的公司，即不存在而编造的公司才是冒用，本案不符合该种情况。本案的保险业务是韩纪胜向邱艳莲作了介绍，且是在信泰保险公司的官网上公示的，至于所谓的私刻公章、伪造收款收据，除韩纪胜的供述，未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包括员工武杰都不知情，办理业务也是开具的该种收据，邱艳莲应当充分相信其真实性，故信泰保险公司应当对本案的保险合同承担法律责任。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与本案的案情不符，不应当适用。应适用该《规定》第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的规定，由信泰保险公司承担民事责任。3、原审不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认定合同无效，应当按照有效合同，由信泰保险公司承担法律责任。三、原审程序合法。本案保险合同的双方为邱艳莲和信泰保险公司，信泰保险公司作为合同当事人承担法律责任主体适格。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指的是普通主体在构成刑事犯罪的情况下对被害人造成财产损失的。而本案所涉及的犯罪人韩纪胜其身份是信泰保险公司的业务经理，其行为虽构成犯罪，但所实施的行为对邱艳莲而言是在办理正常的保险业务，其身份不是普通的个体犯罪。最高人民法院法（2013）229号批复，针对的是普通个体刑事犯罪而造成财产损失的情况。本案对邱艳莲而言是和信泰保险公司建立保险合同关系，办理保险业务，由韩纪胜经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韩纪胜以信泰保险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将取得的财物据为己有，韩纪胜的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但信泰保险公司对韩纪胜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综上，请求驳回信泰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信泰保险公司提交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案件责任追究制度、违规处罚制度、团险新契约管理手册和团体投保规则，拟证明信泰保险公司内部管理规范、制度健全。韩纪胜的犯罪与公司管理无关系，韩纪胜骗取邱艳莲等人资金，信泰保险公司无过错。
邱艳莲质证认为：该四份证据恰恰证明信泰保险公司未将管理制度落实到位，未按照管理制度的规定对员工进行管理，造成韩纪胜利用其身份进行的不符合规定的职务行为，信泰保险公司管理不严，监管不力，应对本案承担民事责任。
二审中，本院调取了公安机关在对韩纪胜案件侦查时，公安机关对邱艳莲的询问笔录，邱艳莲称：2011年5月，徐树增找到我说，信泰人寿有笔团险业务，到期（三个月一期）还本付息，每月按1.5％返还分红，比银行利息要高，问我愿意加入吗。徐树增说信泰人寿团险部负责人韩纪胜是他熟人，于是我和徐树增到信泰保险公司考察了一次，见到了韩纪胜，韩纪胜确实是团险部经理，并也告诉我他部门的这笔团险业务。感觉在哪里也是存钱，就加入了20万元。后续手续是徐树增帮我办的。付款我都是把钱给徐树增，徐树增再帮我去信泰人寿办手续。到期后徐树增拿旧单换新单。20万元到期后，连本加利都给了，利9000元。2011年11月，我又通过徐树增加入40万元，到期后给了18000元分红，40万本金续存了。2012年1月，又通过徐树增加入25万元。2012年4、5月份，我急用钱要求徐树增帮我退保，徐树增退我10万元本金，其余没退，建议我继续续存。打款都是通过徐树增。
二审中，邱艳莲称：以前购买过其他保险公司的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未购买过团体险。涉案保险费转入了徐树增的账户中，委托徐树增帮忙去信泰公司办的手续，分红和第一次返还保险本金是徐树增帮忙转给的。保险条款是让在信泰保险公司的网上看的，书面的当时没给，当时韩纪胜在办公室介绍保险的时候说这是团体险，是通过公司内部关系办的保险，只给收据，保险单给单位。在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购买的保险有保险单，但买的不是团体险，和在信泰保险公司买的不一样。
二审另查明：邱艳莲在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为，判令信泰保险公司继续履行合同，支付保险费本金及分红。后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信泰保险公司返还保险费本金及分红。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同一审法院查明。
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韩纪胜冒用信泰保险公司名义，伪造公司收款收据、私刻公司部门印章，虚构“团体年金保险”业务，骗取邱艳莲等人资金的事实，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书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法（2013）229号），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上述批复中，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的相对方，应理解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本案中，邱艳莲起诉的是信泰保险公司，并非是刑事案件的被告人韩纪胜，故信泰保险公司主张邱艳莲提起本案诉讼违反法律规定及应当追加韩纪胜为被告的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邱艳莲持有的暂收收据是韩纪胜冒用信泰公司公司的名义伪造的，并且其也未将所谓的保险费交予信泰保险公司，双方的保险合同关系不成立。邱艳莲认可曾在其他保险公司购买过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故其对投保的流程，和投保后保险公司应向其出具保单或合同的情况应有一定的了解。邱艳莲虽表示不了解团险业务，但其未要求信泰保险公司出具保单、签订书面的保险合同，或在其称的韩纪胜表示“这是团险，是通过公司内部关系办的保险，只给收据、保单给单位”，和将款项不交公司的情况下，未向信泰保险公司其他人员询问核实是否属实，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其存在过错。信泰保险公司虽提交相关管理制度，拟证明其内部管理规范、制度健全，但信泰保险公司并未将其管理制度落实到位，未及时发现韩纪胜的犯罪行为，导致韩纪胜犯罪行为的发生，且韩纪胜在刑事案件中亦称“自己是钻了公司管理的空子”，故信泰保险公司对韩纪胜犯罪行为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原审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确定双方的责任比例，属于自由裁量权的适用，并无不当。
综上，邱艳莲及信泰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因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而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依法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邱艳莲承担2790元，信泰保险公司承担651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家勇
审判员 闫 红
审判员 刘 颖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书记员 田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