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泰民一终字第10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朝朝，居民。
委托代理人郭洪军，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闫婕，城镇居民。
委托代理人杨磊磊，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淑霞，城镇居民。
委托代理人尹义辉，新泰青云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杨朝朝、闫婕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新泰市人民法院（2012）新民初字第31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朝朝及其委托代理人郭洪军，上诉人闫婕的委托代理人杨磊磊，被上诉人李淑霞及其委托代理人尹义辉到庭参加诉讼。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二被告原系夫妻关系，于2011年9月9日协议离婚。2012年6月18日，原告诉来本院，要求二被告共同偿还借款200万元，原告提供了借条原件一份，借条内容载明：“借条今借李淑霞现金贰佰万元（￥2000000.00）借款人杨朝朝2010年6月29日”。被告杨朝朝对其出具借条的事无异议，但二被告对借条的证明效力提出了上述答辩意见，并同时认为，借条的形成时间不是在2010年6月29日，而是2011年6月、7月份，并申请对借条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被告单方向鉴定机构提供了签署日期是2010年6月1日、2011年4月26日两份比对材料，经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鉴定，原告提供的借条形成时间与被告提供的2011年4月26日对比材料是同期书写形成。原告对鉴定材料及借条的形成过程，质证意见为：原告在2010年6月29日向被告提供的借款，因被告未及时还款，所以，在2011年5月份，原告要求被告补写出具借条，日期签署在了原借款时间，原告同时提供了向被告催款的通讯记录。对于鉴定材料的证明效力，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鉴定材料由被告单方提供，未经原告确认，程序违法，两份对比材料的形成时间本身就是一个待证事实，鉴定机构基于一个待证事实得出的结论显然不具有客观性，且鉴定结论中载明的“同一时期”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所以，鉴定结论不具有客观真实性。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第一、原告与被告杨朝朝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第二、被告杨朝朝给原告出具借条是否真实意思表示；第三、被告闫婕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关于第一个问题，被告杨朝朝在庭审中陈述，与原告原先存在多次交易，借款频繁，借条是在其任信用社主任的办公室形成，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特别是一个从事金融工作的工作人员，应当对其出具借条的行为承担相关的民事责任，被告单方陈述是借款的中间人，但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推翻借条效力，显然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借条的形成时间和原因，原被告的陈述意见基本一致，借条是在被告办公室书写，鉴定材料鉴定的内容并未否认被告借款的事实，且鉴定结论依据的对比材料仅由被告单方提供，未经原告或有权机关对字迹的形成时间给予确认，属待证事实，鉴定机关依此作出的鉴定结论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和关联性，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问题，通过庭审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借条是在被告工作的办公室由被告杨朝朝亲自书写形成，现场只有原告与被告两人，并不存在被告受到胁迫的情形，故被告辩称出具借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理由，原审法院亦不予采信。关于第三个问题，被告提供的离婚协议书可以证实，二被告离婚的时间是2011年9月9日，而借款时间为2010年6月29日，借款发生于二被告离婚之前，依据婚姻法相关司法解释，属夫妻共同债务，应当由二被告共同偿还。综上，二被告应当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200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杨朝朝、闫婕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偿还原告李淑霞借款本金人民币20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800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被告负担。
上诉人杨朝朝、闫婕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1、一审判决上诉人闫婕偿还被上诉人借款本金200万元于法无据，属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闫婕和上诉人杨朝朝没有形成举债合意，更没有将该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在未合理排除借款的实际履行情况下，仅以上诉人杨朝朝出具的借条判决是错误的。3、一审判决对天津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得司法鉴定意见书不予采纳属于严重违法，从而导致了错误的判决。4、诉争借条确系上诉人杨朝朝受到被上诉人李淑霞威胁、胁迫所出具，一审判决未予查清确属错误，被上诉人实际将诉争借款出借给了赵某等人。5、上诉人杨朝朝系诉争借款的中间介绍人，经被上诉人多次催要，上诉人杨朝朝为案外人赵某等人偿还了部分借款。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审及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闫婕补充上诉意见，1、一审法院更换所有审判人员严重违反程序。2、一审法院在事实未查明的情况下，错误适用法律，认定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明显错误。3、一审法院查封冻结上诉人所有的工资明显不当。
被上诉人李淑霞针对上诉人杨朝朝、闫婕的上诉理由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在一审中上诉人对该借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而辩称被上诉人没有实际履行该观点与事实不符。在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了相应的证据证实其已履行了现金的交付义务。通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信息往来进一步确认本案所争议借款的真实性，在信息中上诉人对借款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还款的计划也非常明确。因此，本案上诉人应负偿还责任。一审法院程序合法，不存在违反程序的问题。关于上诉人闫婕在上诉状中称对该笔债务不知道，这一点与事实不符，在上诉人闫婕与被上诉人信息往来中能明确地看出上诉人闫婕对该笔债务是清楚的。因此，上诉人的该观点即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上诉人闫婕所主张的因法院的查封影响本案的公正审判。被上诉人认为法院的查封是依法履行了查封义务，与本案是否公正审理没有任何关系。法院查封上诉人闫婕的工资是有法律依据。在该笔债务发生时两上诉人之间是夫妻关系，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夫妻双方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在一审中起诉二被上诉人即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杨朝朝代提交证据一、闫宝生的银行卡历史交易明细，证明闫宝生于2012年1月15日应杨朝朝的要求，代其向李淑霞还款5万元。2012年1月22日还款4万元。证据二、李永的银行卡历史交易明细，证明李永于2012年4月21日应杨朝朝的要求，代其向李淑霞还款2万元。证据三、个人业务存款回单及电汇凭证13份，证明案外人赵某和案外人张某与李淑霞存在借贷关系、还款的情况，其中张某于2009年8月6日向李淑霞账户存款50万元、于2009年8月26日向李淑霞账户存款30万元、2011年2月1日赵某委托杨朝朝向李淑霞账户汇款20万元、2011年4月30日赵某向李淑霞账户还款1万元。2011年4月30日向李淑霞账户还款4.5万元、2010年11月04日通过吴洪莲向李淑霞账户还款10万元、2011年10月11日赵某向李淑霞账户还款2万元。2010年5月7日赵某向李淑霞账户还款25万元、2009年5月28日赵某向李淑霞账户还款4.5万元、2009年7月16日赵某向李淑霞账户还款14.7万元、2009年6月11日赵某向李淑霞账户还款50.9万元、2009年7月16日赵某向李淑霞配偶和西同账户还款8万元。2011年4月30日赵某向李淑霞账户还款4.5万元。赵某共计还款145.1万元。张某还款共计80万元。证明赵某、张某借被上诉人的钱是通过杨朝朝介绍借的被上诉人李淑霞的款，而后赵某、张某还款的情况。涉案的200万元借条是基于杨朝朝的介绍人身份在李淑霞催促、威胁杨朝朝的情况下被迫出具的。
被上诉人李淑霞质证称，对证据一对真实性有异议，没有加盖相应单位的公章，退一步讲即使是真实的，也仅仅证明上诉人所主张的时间、转账的金额不能证实是转给被上诉人。我方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对证据二的质证意见同证据一。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赵某和张某与被上诉人之间有多笔经济往来。对2011年2月1日赵某委托杨朝朝向李淑霞账户汇款20万元该笔汇款在2010年3月23日又汇给了上诉人杨朝朝16万元，汇款行是新泰市工行，是从被上诉人的卡中汇给的上诉人杨朝朝。因此，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不能证实自己的主张。上诉人所提交的13笔汇款凭证，其中除2011年2月1日汇款外，其他有部分汇款是在2009年，2010年11月4日吴洪莲的汇款、赵某、张某的汇款均与被上诉人有经济往来，相互之间发生的业务，与本案无任何关系，也没有任何的关联性。
上诉人杨朝朝申请证人赵某出庭作证，证人赵某证实，与杨朝朝是朋友，与李淑霞以前认识，因为她做承兑。与李淑霞之间存在借贷关系，2009年的5月份，4月份都借过，因为做煤炭生意，最早的借款是2009年的4月份，最晚借的时间是2010年。杨朝朝介绍借的李淑霞的钱，借了几百万，具体记不清了，因为没有对账还了大约一百三四十万元，现在欠李淑霞几十万元。不知道上诉人杨朝朝和与被上诉人李淑霞之间的账，只是通过杨朝朝介绍我向李淑霞借钱还贷款。上诉人杨朝朝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证人张某证实与杨朝朝是一般朋友关系，与李淑霞不认识，以前做生意，通过杨朝朝介绍向李淑霞借过80万元，后分两次偿还的。2009年6、7月份借的，2009年的8月6日还了50万元，8月26日还了30万元。从翟镇信用社打到李淑霞的账户，现在不欠李淑霞钱。上诉人杨朝朝申请证人肖某出庭，证人肖某证实与杨朝朝朋友关系，与李淑霞不认识，2010年6月28日阴历五月17日下午我们三个、有我、杨朝朝还有万某去单县，阴历5月18日晚上回到家的。上诉人杨朝朝申请证人万某出庭，证人万某证实与杨朝朝朋友关系，与李淑霞不认识，2010年阴历的5月17下午从放城接着杨朝朝晚上去的单县，第二天从单县回来的黑天了。
上诉人杨朝朝对证人证言质证称，证人证言是符合事实的，其中证人赵某和张某可以证明经过杨朝朝的介绍与李淑霞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能证明杨朝朝关于其所打借条200万元是基于其介绍赵某和张某向李淑霞借款作为中间人形成的，其中肖某和万京锋的证言可以证实2010阴历5月18日杨朝朝在单县出差，经查明2010年5月18日对应的公历的2010年的6月29日，也就是可以证明2010年的6月29日杨朝朝不可能出现在新泰市农业局，不可能与李淑霞产生200万元的借贷关系。
上诉人闫婕对证人证言质证称，我方认为证人证言恰恰证明所谓的200万元借条根本不存在真实的借贷之诉，更和我方的家庭生活没有任何关系。也证实了所谓的借贷我方闫婕根本对此一无所知。
被上诉人李淑霞对证人证言质证称，对张某和赵某的证人证言有异议，两当事人所陈述的事实与事实不符，其实际情况是二证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有经济往来，二证人所提交的汇款凭证仅仅是与被上诉人之间经济往来的需要，与本案200万元的借款没有任何关系。对肖某、万京锋的证人证言有异议，二证人证言是不真实的，在做证当中二人的回答没有任何的出入，两人的回答惊人的一致，从而恰恰看出证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有串通行为，况且证人肖某在证言中陈述93年二人是同事，以后就不再联系了。证人又陈述在2010年5月17日又和上诉人到了单县，因此，证人的回答前后矛盾。该两个证人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证实上诉人所提出的主张，因此，不排除证人与上诉人之间串通的行为，因此该二证人证言是不真实的，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上诉人闫婕有无新证据提交。
被上诉人李淑霞提交证据1、2009年7月26日被上诉人汇给证人张某现金499999元的汇款凭证一份，证实被上诉人与赵某与张某有经济往来。2、2009年9月5日给张某汇款60万元、2009年7月17日汇给张某40万元，从而证实被上诉人与张某之间有多笔经济往来。以上是本案发生后，被上诉人能够查到的经济往来，还有没有查到的，据被上诉人回忆经济往来还有很多，但是没有查到。3、2010年3月22日被上诉人汇给赵某现金20万元，同时提供2009.3.23日赵某在被上诉人处贴现承兑汇票一张，金额为15万元。2009年6月19日汇给赵某现金60万元，2009年7月26日汇给赵某100万元，2010年3月25日汇给赵某50万元，提供以上流水证实被上诉人与赵某张某具有多笔经济往来，证实上诉人提交的汇款凭证等证据与本案无关。4、提交被上诉人的取款凭条5份，2010年3月13日取款凭条、金额15万元，提交2010年3月29日取款凭条11万元，、2010年4月19日取款19万元、2010年4月29日取款凭条10万元、2010年4月17日取款凭条4万元，及提交交易明细三份，证实与从农信被上诉人与2010年5月20日取款15.5万元，5月18取款4.9万元、5月13日取款5万元，、5月6日取款6万元，4月20取款15万元，3月25日取款6.4万元，4月4日取款5万元，共计是58万元。从工行李淑霞的卡上取现，6月21日15万元，5月22取现10万元，5月13取现10万元，4月29日取现4.1万元，共计40万元。从农行被上诉人的丈夫和西同卡取款6月20日15万元，5月11日取款6.3万元，4月29取款10万元，4月16日取款11.2万元，合计42万元。以上款项均是为上诉人借款200万元准备的现金，从银行提取的现金。同时该三份流水记录能够证实被上诉人现金流量比较频繁，有一定的经济来源，有经济基础，能够借给上诉人现金200万元。从而证实上诉人借被上诉人200万元的现金的真实性。在2010年借款期间，被上诉人从事的煤炭经营生意，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平时因经营煤炭，现金的流量也非常大。
上诉人杨朝朝、闫婕质证称，对于2009年7月26日张某的存款回单和2010年3月22日赵某账户转账20万元真实性无异议，只能说明恰如上诉人所讲在上诉人介绍之下赵某和张某与李淑霞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双方往来的账目的借款还款的数额上诉人并不清楚。应当通过对账来最终确定。其他证据看不出相应的对方账户，无法证实被上诉人所讲的借贷关系，即使被上诉人所讲借贷关系属实，也与所谓的上诉人的借款无关。对银行承兑汇票是复印件，即使是真的，只能证明赵某与李淑霞之间存在正常的承兑汇票贴现的关系。对取款凭条合计54万元，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取款凭条是在2010年3月13日，离被上诉人所讲的2010年6月29日出具借款有三个半月的时间，不符合常理，且取款都较为零碎，也不符合借出200万元的一般生活常识。对于交易明细和流水详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从相关的证据看，被上诉人存在众多的业务支出，根本无法证明其所述取款记录是为准备200万元的借款，在众多的业务支出中很容易凑出200万元的数，甚至相关交易记录本身就是反复存取造成的。被上诉人和其丈夫从事经营，有相关的交易记录，并不为奇。但均不能证明是为出借200万元做准备，也不能其真实的经营实力。更不能证明款项的交付。
被上诉人李淑霞提交和上诉人的信息31份，其中上诉人发给被上诉人的是23份，对被上诉人发给上诉人的是八份，同时提交交话费单据三张。证实收件发件的电话是137××××8608是上诉人的手机号码，136××××1978的号码也是上诉人的是有上诉人闫婕使用，156××××0006也是上诉人的电话号码。通过该信息能够证实本案所争议的200万元的借款的真实性，及上诉人对该借款在偿还过程中的一些打算，特别是在2012年5月14日9：45分的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发的信息是“贷款下来给你100，卖厂能给200”，从此看出上诉人对该笔借款是认可的。2012年5月11日16：08分上诉人闫婕给被上诉分的信息是“李姐我刚才打好几个电话没接，问了问他们，说是陪检查的，我和领导下村了”2012年6月13日11：11分发的信息是“你别生气李姐我刚开完全，我刚了骂了他一顿，忙完手里的活我就去找他”，2012年6月27日8：43分内容是家里人这几天都帮着要账，这两天再给你联系，能证实上诉人闫婕对本案借款200万元的事实也是清楚的。
上诉人杨朝朝、闫婕质证称，三个电话号码都是杨朝朝的，很多短信都是说的票据贴现的业务及其他的借贷关系。2012年3月26日、6点26分可以佐证所谓的欠款是赵某的欠款，2012年3月27日、4月17日都表明是赵某他们借的钱，2012年5月14日贷款下来给你100、明显是说的赵某他们，因为上诉人杨朝朝并没有办理贷款，也没有厂企业，2012年6月18日所有的这些证据都只能证明是案外人赵某他们与被上诉人存在借贷关系，上诉人只是中介人。2012年4月2日这个证据是上诉人曾经借过被上诉人16万元，要还款的短信说明。被上诉人在今天之间的庭审中，已经确认了有16万元的借款事实，我方已还款11万元。只是剩余5万元未还。对136××××1978的四条短信的意见是不能证实是由闫婕使用。四条短信的内容与本案所谓的200万元借款没有任何关系，更不可能证实我方闫婕对举债的知情和合意。
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无证据证实借条是在胁迫情况下出具的，其未曾向公安机关报过案，也未行使过撤销权。出具借条时就只有上诉人杨朝朝和被上诉人李淑霞两人。上诉人主张的原审程序违法，经查实原审在第二次开庭时宣布了合议庭组成人员，各方均未提出异议和申请回避。上诉人闫婕无证据证实债权人李淑霞和债务人杨朝朝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无证据证实双方夫妻约定实际分别财产制，且债权事先知道。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审法院依据被上诉人杨朝朝在庭审中陈述与被上诉人存在多次交易，借款频繁，借条是在其任信用社主任的办公室形成，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特别是一个从事金融工作的工作人员，应当对其出具借条的行为承担相关的民事责任，上诉人单方陈述是借款的中间人，但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推翻借条效力，显然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二审通过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信息往来进一步确认本案所争议借款的真实性，本院对被上诉人的主张予以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杨朝朝、闫婕离婚的时间是2011年9月9日，而借款时间为2010年6月29日，借款发生于两上诉人离婚之前，依据婚姻法相关司法解释，属夫妻共同债务，应当由两上诉人共同偿还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依据借条是在上诉人工作的办公室由上诉人杨朝朝亲自书写形成，现场只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两人，并不存在上诉人受到胁迫的情形，故上诉人辩称出具借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理由，原审法院亦不予采信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认定鉴定结论依据的对比材料仅由上诉人单方提供，未经被上诉人或有权机关对字迹的形成时间给予确认，属待证事实，鉴定机关依此作出的鉴定结论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和关联性，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杨朝朝、闫婕的上诉主张均无有效证据证实，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案外人如有证据证实有其他经济纠纷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上诉人杨朝朝、闫婕的上诉请求不具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判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杨朝朝、闫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宗光
审 判 员 吕学东
代理审判员 陈 新
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张焕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