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04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海东。
委托代理人：余崇勇，男，汉族，1992年3月10日出生。（系余海东之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长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但光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志容。
以上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理俊，重庆国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海东与被上诉人杜长莲、但光娅、李志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8日作出（2013）津法民初字第05218号民事判决，上诉人余海东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余海东及其委托代理人余崇勇、杜长莲及其委托代理人张理俊、但光娅及其委托代理人张理俊、李志容的委托代理人张理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但华棋系杜长莲之夫、但光娅之父、李志容之子。2013年4月2日18时10分许，余海东驾驶渝C×××××号普通两轮摩托车，从贾嗣镇民福寺沿贾嗣乡村路往贾嗣镇坝子角方向行驶，行至坝子角路段时，由于未减速靠右行驶，虽采取紧急刹车，刹车痕迹达8米余，但因速度过快且占道，避让措施不当，仍向前与相对方向驶来的由但华棋驾驶的渝C×××××号两轮摩托车相撞，致渝C×××××号两轮摩托车侧翻，造成但华棋受伤后死亡、余海东受伤、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当时，但华棋与被告为该事故责任发生争执。稍后，为让一辆货车通过，被告之弟余海对被告的摩托车进行了移动。村干部到场后，叫双方到医院检查。但华棋随即被送往重庆市江津区贾嗣中心卫生院检查，后转入江津区中心医院经抢救治疗无效于2013年4月4日死亡。事发后，被告支付原告35000元。
2013年4月4日，重庆市道路交通事故技术鉴定中心江津鉴定所进行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并于4月22日作出鉴定报告。报告中“分析说明”称：“尸体检验见额部挫擦伤、青紫及皮下淤血形成，面部、下颌部挫擦伤形成，双侧眼眶淤血、呈熊猫眼特征；腹部、背部、双上肢及左下肢青紫及皮下淤血形成。病历证实但华棋于2013年4月2日因车祸伤致脑挫裂伤并脑内血肿、颅底骨折、额骨骨折，其诊断明确。其颅脑损伤符合致命伤特征。结合案情及现场勘查分析判断但华棋全身损伤符合交通损伤特征，并因颅脑损伤死亡”，检验意见为“但华棋系颅脑损伤死亡”。
2013年5月6日，重庆市道路交通事故技术鉴定中心江津鉴定所对渝C×××××号普通两轮摩托车和渝C×××××号两轮摩托车进行是否有接触检验。检查发现渝C×××××号普通两轮摩托车前保险杠左侧及挡风板上的撞击痕迹，其高度与渝C×××××号两轮摩托车前护泥板左侧及左前减震器的撞击痕迹高度基本相符。渝C×××××号两轮摩托车前护泥板左侧及相邻的左前减震器下段有撞痕。渝C×××××号普通两轮摩托车保险杠左侧附着的红色加层物质与渝C×××××号两轮普通两轮摩托车前挡泥板颜色相吻合，主要元素为碳、氧、锌、硫。检验意见：渝C×××××号普通两轮摩托车的左侧符合与渝C×××××号两轮摩托车的左侧相接触。
2013年7月4日，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对该交通事故作出渝公交认字【2013】第0009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余海东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但华棋不承担交通事故责任。
渝C×××××号普通两轮摩托车系余海东所有，渝C×××××号两轮摩托车所有人程彬，但华棋驾车时有与准驾车型所符的有效驾驶证。两车均未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但华棋系农村居民，生前居住于重庆市江津区。但华棋父亲但云祥于2012年10月去世，母亲李志容健在。李志容与但云祥生育子女5人，系长子但于川、次子但华勇、三女但华兰、四女但华琴、五子但华棋。
一审法院认为，余海东驾驶摩托车未减速靠右行驶，造成交通事故，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是造成交通事故的全部原因，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告辩解两车没有相撞，对交通事故认定有异议，不应承担事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依据现场勘查笔录、照片以及车辆检验报告、尸体检验报告、交通事故车辆痕迹检验意见书等，可以认定交通事故是由于被告未减速靠右行驶所致，两车在事故中也有接触。被告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鉴定结论等依据，对辩解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考虑到但华棋受伤后，对自己伤情估计不足，延误治疗，住院后次日又出院，未继续进行观察治疗，故对死亡后果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余海东驾驶的摩托车应当依法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因未投保而导致原告不能获得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的赔偿，该损失应由余海东承担，剩余部分由余海东与原告按比例承担。一审法院酌情确定原、被告对但华棋因交通事故死亡而产生的损失在交强险限额赔偿后按30％、70％的比例承担。
但华棋因交通事故受伤死亡，给原告产生的损失包括：1．医疗费。但华棋受伤进行抢救治疗，是医疗伤愈必须产生的，并提供了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费、住院费等共计4604.06元的票据。被告虽认为对该医疗费发生与交通事故无关联，但未提供相应证据反驳，故一审法院认定原告因治疗交通事故所受伤害，医疗费为4604.06元。2．丧葬费。按2012年重庆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计算，为22249元（44498元÷12个月×6个月）。3．死亡赔偿金。参照重庆市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383.27元，计算20年，即为147665.4元（7383.27元×20年）。被扶养人李志容系农村居民，按2012年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5018.64元计算，时间为7年，即7026元（5018.64元×7年÷5人）。4．误工费。关于原告请求处理交通事故人员的误工费问题，杜长莲、但光娅因但华棋受伤死亡而误工属实，对于原告误工费的计算，因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目前的固定收入，其主张5000元过高，一审法院酌情确定原告产生误工费为2000元。5．交通费。根据原告处理交通事故的次数、去江津护理但华棋以及治丧的实际，一审法院酌情确定原告产生交通费1000元。6．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因但华棋死亡，遭受较大程度的精神损害，一审法院综合被告的过错程度、当地居民平均生活水平等客观因素，酌定精神抚慰金为21000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十六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余海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直接赔偿杜长莲、但光娅、李志容因交通事故致但华棋受伤死亡而产生的产生医疗费4604.06元、丧葬费22249元、死亡赔偿金59146.94元、处理交通事故误工费2000元、交通费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1000元，合计110000元。二、余海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杜长莲、但光娅、李志容因交通事故致但华棋受伤死亡而产生的死亡赔偿金95544.46元的70％即66881.12元。扣除已赔偿35000元，尚需赔偿31881.12元。三、驳回杜长莲、但光娅、李志容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87元，由余海东负担551元，杜长莲、但光娅、李志容负担236元。
余海东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3）津法民初字第05218号民事判决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罔顾事实、主观臆断，交警部门并未作出上诉人超速或行车速度的结论，而一审判决却认定上诉人车速过快，无事实依据，本案客观事实是上诉人在弯道避让前方行人而借道，由于视野不好，两车过于靠近导致双方紧急刹车而各自翻车，并无碰撞。上诉人提交的江津夏坝派出所对现场证人的调查笔录可以证明两车并未相撞，但一审判决对此未做任何解释。江津区交巡警支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建立在渝公鉴（理化）【2013】139号理化检验报告书和渝公鉴（交痕）江津C字【2013】第6号车辆痕迹检验意见书基础上的，但该两份鉴定书本身存在程序违法和证明缺憾，故在此基础上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是有错误的。一审法院明知证人证言与鉴定结论有矛盾，却只采信对被上诉人有利的鉴定结论。本次事故发生后，交警接到报警到达现场，并未及时固定、搜集、勘查现场物证，而是在七天后才要求双方把摩托车送回，进行勘查、收集、提取痕迹送检，不能排除两车在送回之前被再次使用、与其他车辆发生接触，而在当地与两车同类型的车比比皆是，不能确定两车上的加层物质就是来自相对车上的，交警部门的行为已严重违反相关事故处理程序规定，故交警部门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由于两车并未相撞，故属于单车事故，事故是由于死者但华棋超速行驶、未及时减速所致，加之但华棋未戴头盔、自身延误治疗，应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责任，上诉人不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
杜长莲、但光娅、李志容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主张的事实和理由均不能成立，交警部门针对本次事故收集的证据和所作认定是合法有效的，一审法院依据事故认定书和鉴定结论所做出的判决结果是合情合理、有理有据的，至于死者但华棋就医延误的情况，一审法院已让其自担30%的责任。
本院二审查明：上诉人余海东在一审庭审中自述事故发生时，除其和死者但华棋外，并无其他人在场目击。江津区交巡警支队民警在2013年4月3日对刘××、粱×、何×等进行了调查询问以及2013年4月4日对杨××、2013年4月15日对石××进行了调查询问。其中刘××在接受调查时陈述自己在现场看见，余海东的车在左边道上、占了对方的道，但华棋应当是戴起头盔的，因为事故现场草丛上有一个头盔，是但华棋的。粱×在接受调查时陈述自己看见但华棋的车倒在其车行方向的公路右边，而余海东的车倒在公路中间，当时但华棋问余海东啷个在开车、开到哪里来了，余海东站在那里未说话。何×在接受调查时陈述自己看见但华棋的车倒在车行方向公路右边路基上，余海东的车倒在路中间横起的，但华棋的头盔落在路边的草丛中。杨××在接受调查时陈述，自己看见一辆车倒在公路边上，另一辆车在路中间立起的，自己当时听但华棋说是余海东占了他的道，民警在贾嗣卫生院询问但华棋和余海东时，双方都说是因为余海东占了道、才导致紧急刹车。石××在接受调查时陈述，自己在事发前几十秒曾经看见但华棋从自己干活的苗圃边骑车经过，还打了招呼，当时但华棋是戴起头盔的，车速在40公里／小时左右；自己在事故发生后第一个赶到事发现场的，现场是在弯道上，看见但华棋的车倒在车行方向公路边上，路边草丛还有一个头盔，刹车痕迹在车行方向公路右侧，而余海东的车倒在车行方向公路中间，刹车痕迹在其车行方向公路左侧，自己将但华棋扶起后，但华棋质问余海东怎么开车的、骑到左侧道上了、占了他的道。渝公鉴（交痕）江津C字【2013】第6号车辆痕迹检验意见书载明该项检验的受理时间为2013年4月6日。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在事发时车速问题，一审法院依据上诉人所驾驶的渝C×××××号车所遗留的刹车痕迹距离、推断上诉人当时车速较快符合客观实际，上诉人虽对此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反驳，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上诉人主张本次事故完全是因为死者但华棋自身过失所致，己方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的问题，因上诉人在上诉中自认事发时系借道行驶，而其他接受公安机关调查的证人依据在事故现场的听闻也陈述余海东当时存在占道行驶的行为，故两者俱能佐证公安机关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所作余海东在事发路段未减速靠右行驶的认定，本院对该认定予以采信，并据此可以判定但华棋所驾驶的渝C×××××号车侧翻以及但华棋受伤死亡的结果，与余海东当时占道行驶的行为存在直接关联，故上诉人的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有关上诉人主张但华棋超速行驶以及未戴头盔的问题，因与目击证人的证言相矛盾，缺乏任何事实依据，故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上诉人就渝公鉴（理化）【2013】139号理化检验报告书和渝公鉴（交痕）江津C字【2013】第6号交通事故车辆痕迹检验意见书提出的其形成过程中存在程序问题、不应采信的意见，由于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鉴定结论程序严重违法或者结论明显依据不足，故本院对其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至于上诉人主张两车并未相撞的问题，上诉人虽在一审中提供了若干证人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所作证言，但由于相关证人并未直接目击事故发生瞬间两者是否相撞的过程，而是依据在事故现场的听闻所作转述，故其证言性质应属于传来证据；而渝公鉴（理化）【2013】139号理化检验报告书和渝公鉴（交痕）江津C字【2013】第6号交通事故车辆痕迹检验意见书，作为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为查明相关事实而委托专业机构通过科学技术手段鉴定所得结论，以上检验报告书及检验意见书作为原始证据直接证实了渝C×××××号车与渝C×××××号车曾有接触，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二）、（三）项之规定，应当确认检验报告书及检验意见书的证明效力大于相关证人证言，故一审法院所作事实认定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
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交通管理部门在处理事故中依照职权所作出的公文书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在诉讼中具备较强的证明效力。而上诉人欲推翻该事故认定书，就应负有提供证据证明该事故认定书内容不真实或归责不恰当的证明责任。但上诉人一审中所举示的交警在处理事故过程中所作的调查笔录内容并不能证明死者在此次事故发生过程中有何过失，也不能否定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载明上诉人未靠右行驶、临危处置不当的事实以及所作出的责任判断依据，故其证明义务并未完成，本院对其相关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87元，由余海东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樊 群
审判员 苏致礼
审判员 胡 军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陈全伟